一、第一次心理分析
二、联想试验
三、病人的故事
四、精神病患者的内心世界
五、心理医生的自我剖析
六、人的潜意识
七、宗教与宗教情操
八、医生与病人之间
九、灵魂与信仰
十、潜意识中的过去与未来
十一、和潜意识的第一步接触
十二、“阴邪面”的具体化
十三、对潜意识的恐惧
十四、分析的演变
十五、面对非理性
我在布尔格斯力担任了九年的实习医生。当时的兴趣和研究重心完全放在一个主题上：“到底精神病患者内在变化的机制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一无所知，我的同事当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兴趣去了解。大半任教精神病这门学科的教师根本就不在乎病人想说的话，他们只关心如何诊断，如何描述病症以及收集统计资料。在当时权威的临床观点看来，病人的性情人格及其个别性完全不重要。相反地，你会发现医生手里所握有的关于某个病人的资料，只是一连串又臭又长的诊断数据和一大堆症状的细节描述。病人一经诊断，立刻就像是被贴上标签，盖上印章似的，之后就算了事。精神病患者的内在世界从来就不曾受过重视。
就这点而言，弗洛伊德的研究对我的意义显得格外重大，特别是他在歇斯底里症以及梦的解析这两方面所做的基础性研究。他的许多观念引导我在作个别病例研究时进行更深刻的调查和了解。虽然他本身是个神经学专家，却将心理学引入精神病理学。至今我仍依稀记得当时非常吸引我的一个病例。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因“抑郁症”住进医院。院方对她所进行的不外乎是调阅过去的病历资料，做各种测验、生理检查，诸如此类，检验的结果是“精神分裂症”。诊断书上同时预测，她复原的可能性不大。
这个女病人正好在我们部门。刚开始时，我不敢对诊疗结果做任何怀疑。我当时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根本不敢鲁莽地做出其他诊断，可是，一直觉得这个病例很奇怪。根据我的看法，她只不过是普通的沮丧，根本不是精神分裂症。于是我决定用自己的方法来进行治疗。我当时正致力于联合诊疗的研究，所以就对这个女病人做了一个实验。借着这一方法，我发现了她的过去，这是原来诊断所忽略的一点。我直接从她的潜意识里得到了所有想要资料，通过这些资料，揭开了一个隐秘的故事。这个女病人结婚之前曾经结识了一个富家子弟。当时许多住在附近的年轻女孩都对他倾心不已，由于她天生丽质，因此她笃定这个金龟婿非她莫属。不过，后来她觉得这个富家子弟对她没有太大兴趣，所以她就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
婚后五年，有一天，她的旧识女友来，两人叙及过去种种。女友突然告诉她：“你知道吗？当你结婚的消息传出时，那个××先生真像听到晴天霹雳般大吃一惊呢！”当然××先生正是她所暗恋的那个富家子弟。听完这句话，她陷入极大的沮丧。就在两个星期之后，另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由于住在乡间，当地水源卫生条件并不理想，他们的饮用水来自山泉，而洗涤则使用河里受过污染的水。有一天，她为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洗澡，发觉她的女儿拿起洗澡用的海绵塞进嘴里猛吸，可是她竟没有阻止。不但如此，她还拿来一杯不干净的水给儿子喝。当然，这些举动也可能是她潜意识或者半意识里所表现出来的，因为她当时的内心已经被初期的阴霾笼罩住了。过了没多久，她的女儿因感染伤寒而夭折。这个孩子一直是她最钟爱的。就在那个时候，她沮丧的情绪也达到明显的阶段，于是被送进疗养院。
通过进行联合诊疗试验，我得到了许多有关这个秘密的细节，而且也了解她何以成为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女凶手。很明显，这正是她沮丧的原因。基本上，她的病并非所谓的精神分裂症，而是一种由心理因素引起的不安。
那么接下来，应该如何着手对她进行治疗呢？当时，她一直在服用镇静剂以克服失眠症，而且她曾经几次自杀未遂。除此之外，并未接受任何其他治疗，就生理状况而言，她健康如常。
至此，我面临一个问题：是否应该坦白地向她说明一切，并采取治疗的行动？我从来没有处理过任何类似病例的经验，何况又必须顾及身为一个医生的职责。良心不断地拷问着我，而我必须单独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向同事们征求意见，他们很可能会这么警告我：“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你千万别把这种事情告诉她，否则她会疯掉的。”但是我却认为事情也很可能有一百八十度转机。一般来说，在心理学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法则存在。一个问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而且一切都取决于潜意识因素的介入与否。当然我也清楚自己所冒的风险：万一病人情况恶化，我也脱不了干系。
然而，最后我还是决定孤注一掷。我将诊断结果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这个病人，其中的过程和困难真是可想而知。要断然控诉一个人为谋杀凶手并不是一件平常事，而要你的病人静心听完这个消息并且接受这个事实，则更是一件悲哀的事。但是结果却出人意料，在两个星期之后，她的病况有了好转，而且从那之后，她再也没有进过疗养院。
后来我一直对这件事保持缄默，连对我的同事也没有提起。这其中包含了许多其他因素，担心他们讨论此事会引起法律问题。当然不会有任何证据对我的病人不利，但是这种讨论很可能给她带来不幸的后果。命运对她的惩罚已经够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她应该重新生活并且为过去赎罪补偿。当她从过去的负罪感中解脱出来以后，就永远不需要再去背负了。失去一个孩子对她已是太重的打击，沮丧的过程以及那些监禁在疗养院的日子，使她已经付出偿还的代价了。
一、第一次心理分析
在许多精神病例中，病人总是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个从来没有开口提及过的故事。对我来讲，真正的治疗必须从彻底了解病人最隐私的这个故事开始。这是病人本身的秘密，也是他的致命伤。如果能了解到这个秘密，就能掌握治疗的关键。医生的职责正是去挖掘这个秘密。在许多病例中，只是探索病人在意识范围内的资料是远远不够的。有的时候联合诊疗很可能指引一条化解之路，同样，梦的解析以及长期耐心地和病人的直接接触也都可能另开生机。在诊疗过程中，问题仍在病人身上，而非单在症状上，我们必须提出任何对其全部人格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1905年，我担任苏黎世大学精神病学讲师，同年，也成为当地“精神病诊所”的主治医生，任职约有四年之久。在1909年我因为全心致力于个人的研究工作而不得不辞去这个职务，直到1913年才结束学校的教职。我所教授的课程除了心理病理学之外，还包括弗洛伊德的基本心理分析，同时，还有心理学的原始主义。在第一学期的课程里，我大半讨论的主题是催眠以及珍妮特和弗卢努瓦的主要学说，之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才上场。
在有关催眠的课堂上，我通常会将病人引介给学生，并且对病人的个人背景资料作一番详细的调查。其中一个病例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有一天，一个显然具有强烈宗教倾向的中年妇女在女仆的陪伴下拄着拐杖出现在我的诊室。她五十八岁左右，左脚罹患麻痹症达十七年之久。我让她坐在一张很舒适的椅子上，然后请她将一切告知我。她开始一五一十地叙述整个生病的经过以及所受的痛苦。最后，我打断她：“好了，现在没有时间再多说了，马上要将你催眠。”
当我说完这几个字，她竟然立即闭上双眼进入了非常深的睡眠状态，而我根本还没对她进行任何催眠。对于这一点，我百思不得其解，但并没有去探究其中原因。之后，她滔滔不绝地叙述一切，甚至还透露了好几个奇怪的梦。但一直到多年之后我才了解这几个梦正代表着她潜意识的内在经验。当时我把她的病情认定为一种精神错乱。而现场的情况似乎越来越难控制，尤其是面对在场观察的二十个学生。
半个小时之后，我想使她从催眠状态中清醒过来，但她却似乎拒绝合作。我开始紧张起来，以为自己很可能在无意中误入了一个潜伏的精神状态里，最后花了约十分钟才把她弄醒。在整个过程中，我不敢让学生察觉出我的紧张。待她醒过来，我发现她一脸的迷茫。我告诉她：“我是医生，你没有什么大碍了！”结果她竟然大叫，“我好了”，接着把拐杖丢掉，在我们面前一步步走起路来。我非常尴尬，红着脸告诉学生：“你们瞧，这就是催眠的功劳！”可是坦白地说，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奇迹是怎么发生的。
也就是因为这几次相关的经历使我放弃了催眠法。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那个女病人果真痊愈了，而且神采奕奕地离开。我要求她继续保持联系，认为最迟二十四小时，她的病可能再度发作。我一再怀疑，但她的病已不再复发，我只能接受她已经完全康复的事实。
在事发之后第二年的暑期，在我第一次授课时，她又出现了。这一次她对我埋怨说，最近她的背常常疼痛，很自然的，这是问是否和我的讲课有关，也许她事先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授课消息。我向她询问这个病痛发作的原因和时间，但她却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和解释。最后，我猜想——她背疼一定是从在报纸上看到我授课的消息那一刻开始发作的。我确定了这个假设，但是对于那一次奇迹似的康复却仍然不解。我再次将她催眠——也就是说她又立即进入了昏睡状态——然后，她的背就不再疼痛了。之后，我让她在我讲课结束时留下来以便了解更多有关她的过去，结果发现她有个精神衰弱的儿子就住在我们医院里。对这件事我全然不知情。因为她用的是第二任丈夫的姓，而孩子却是她和前夫所生。这是她唯一的孩子，当然，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不幸的是，孩子年纪轻轻的就患了精神病。而在当时，我是个年轻的医生，对她来讲，代表的正是她对儿子所寄望的成功。那种强烈成为一个成功者的母亲的渴望终于落在我身上。最后，她收我为义子，而且到处宣扬我治愈她病痛的奇迹。
事实上，让我在当地医生中有了名气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女士。自从她将事情宣扬开了之后，我私下收了许多病人。而我的心理治疗，竟然是由一个把我认成她儿子的女人开始的。当然，后来我将这件事分析给她听，她接受了这个事实，而且她的病也没再复发过。
这就是我第一次治疗的经验——应该说，第一次心理分析。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和这位女士的交谈内容，她是个非常有智慧的女人。对于我慎重地处理她的病情以及在其中对她们母子所表现的关怀，她表示非常感激，认为这对她真的是帮助很大。
刚开始收病人的时候，我仍然采用催眠法，但过了不久，就完全放弃了，因为使用催眠只是在黑暗中摸索。你永远都不知道病人病况的改善和疗效会持续多久，而且在这种没有把握的不确定的情形下，我也常感到良心不安，也不喜欢单独决定病人应该怎么做。我真正关心的是如何从病人最自然的发展里获取更多的资料。因此，我必须更小心地分析他们的梦，以及潜意识所表现出来的行为。
二、联 想 试 验
1904—1905年，我在精神病诊所成立了一个心理病理学实验室。我找来好几个学生一起做心理反应（也就是联想）的研究。和我合作的同事有法兰兹和李克林，鲁克实范克当时正在写他那篇有关心理反应实验的博士论文。我则发表了一个报告，《论从心理学角度对事实的确定》。同事当中，另外还有几位美国学者，包括弗得烈、派得森、查理士和瑞克雪，他们在美国杂志上发表论文。也就是这个实验计划使我后来受到克拉克大学的邀请，专门前往作客座演讲。弗洛伊德同时也受邀，我们两人同时获颁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由于“联想试验”以及“肤电反应”这两项试验奠定了我在美国的声望，很快有许多病人从美国来找我。有一个美国同事介绍了一个病人，他随身带来的病历上写着“酒毒性神经衰弱”，诊断栏里则写着“康复无望”。我的同事同时还向他推荐了另一位住在柏林的治疗官能症的权威医生，原来他担心我的治疗可能不会有太大效果。
于是，我见到了这个病人。和他一席谈话之后，我发现他患的只是普通官能症，并给他做了联想试验。终于，我了解了他的症结所在——可怕的恋母情结。他来自一个富裕而显赫的家庭，有一位贤惠的妻子，就物质生活而言，没有一丝一毫的忧虑，唯一的问题就是酗酒。而酗酒只是他拼命麻醉自己忘掉所受压力的一种尝试。显然，这招不太管用。
他的母亲拥有一家非常大的公司，他在其中担任一个重要职务。尽管他才华横溢，却难以摆脱母亲带给他的压力，而且他也着实抛不下这个令人羡慕的职位，因此只好听任母亲摆布，任其干涉他的工作。每当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他只得靠酒精来发泄情绪。
在经过很短的一段治疗之后，他戒掉了酗酒的习惯。不过我告诉他：“如果你回到美国，面临原来的情形，我无法保证你不再发作。”他并不相信我所说的话，然后兴高采烈地回到美国。
再度处于母亲的影响之下，他的毛病又犯了。不久，他的母亲到瑞士，并且主动要求和我见面。她是个相当精明干练的女人，而且果然是个地道的“权欲迷”。我终于了解到他必须承受的一切，以及为什么他根本没有反抗的力量。甚至在身材的比较上，瘦小的他都不是他母亲的对手。因此当场我就决定进行强制性的治疗。我瞒着他将一份医生证明交给他母亲，证明书上说他因酗酒过度无法胜任目前的职务，甚至建议他母亲免除他的职位。他母亲欣然地接受了建议，而他则对我火冒三丈。
在这儿，我所采取的做法是不会被一般人所接受的。对很多人而言，我根本就是个不道德的医生。但是为了病人着想，我不得不出此下策。
他后来的发展怎么样？离开母亲之后，他的个性终于得以彰显，后来事业大有所成——也许正因为我对他采取的激将法。他的妻子非常感激我，因为她的丈夫不仅克服了酗酒的毛病，并且在个人的事业上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然而多年来我一直对他抱着一丝歉疚，因为那张瞒着他所开出来的医生证明。但我知道那是唯一使他解脱的方法。而事实上，一旦他挣脱了这些束缚，他的官能症毛病自然就不治而愈了。
从事这项工作多年，我一直惊讶于人们对于潜意识犯罪的内在反应。毕竟，那个年轻女士一开始并未意识到她自己扼杀了亲生孩子个性的事实。然而，她却陷入极度的罪恶感之中。我曾经处理过一个难忘的类似病例。有一位女士来到我的办公室，她不愿意透露姓名，说只准备向我讨教一次。很明显，她来自上流社会而且自己曾经当过医生，而她带来的却是一份告解自白。大约二十年前，她说自己出于忌妒和占有欲，曾经谋杀了她最好的朋友，目的是要嫁给这个好友的丈夫。当时她以为只要事情不败露，她就永远不会不安。因为要得到这个男人，唯一的法子就是除掉她的好友，而且她当时完全没有考虑到道德上的问题。
而结果呢？她的确如愿以偿地嫁给了这个男人，但不幸的是，他在婚后不久就英年早逝。接着，发生了许多事情。她的女儿不仅早婚而且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最后，她终于和女儿完全失去联系。
这位女士非常热衷于骑马。她拥有数匹心爱的好马。有一天，她发觉这些马突然在她的驾驭之下变得暴躁不安，甚至猛烈地将她摔了下来。最后，她只好放弃骑马。她也曾拥有一条非常俊美的狼狗，可是，好景不长，这只狗却突然中风。至此，她深感自己受够了良心的谴责，非得找个人告解。于是，她才找上我。她曾谋杀了别人，同时也谋杀了自己。任何犯下了如此罪孽的人也等于毁了自己。如果一个人犯了罪被逮到，他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如果没有被人发觉，也仍旧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这位女士就是个好例子。事情终究会有结果——毕竟举头三尺有神明。
犯罪的结果终于使她陷入极度的孤独中，甚至连心爱的宠物都遗弃了她。为了摆脱孤独，她只有这样告解才能重新找回人性，这个人必须是医生，而不是职业性接受告解的人。对于后者，她还必须考虑对方的道德或法律上的顾虑。她已经被心爱的女儿和宠物所遗弃，更默默地承受了良心的谴责，终于，再也忍不下去了。
后来一直查不到她的真实情况，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她所说的一切是真实的。有的时候我会问自己，她后来怎么样了？毕竟来找我告解，并不是她生命之旅的结束。也许她被迫自杀了，我无法想象她怎样在那样的孤独当中活下去。
三、病人的故事
临床诊断能帮助医生形成一个确切的方案，但对病人却没有什么帮助。最重要的仍是病人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同时显示了病人的背景及其所受的痛苦。也只有在这点上，医生才能开始实施治疗。有一个病例极为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这个病例发生在一个女子监狱的老犯人身上。她大约七十五岁，已经卧床不起长达四十年之久。她早在五十年前就来到这所监狱了，但没有人记得当初她是如何入狱的，因为和她同时来的人早就不在人世了。只有一个在这儿工作了近三十五年的护士长还记得一些有关她的事情。这个老太太已不能说话，而且只能吃流质或半流质的食物。她用手指吃饭，任由碎渣从嘴里掉出来，有的时候要花上两个钟头的时间才能喝完一杯牛奶。而不吃东西时，她会用双手和双臂做出奇怪的、规律性的动作。我不明白那些动作有什么含义。我能够了解精神病给人所带来的摧残程度，但却无法对她的行为作任何解释。在我讲授临床课的时候，常常把她作为早发性痴呆症的一种紧张症状的代表。这对我却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仍旧无法通过这些去了解她所做出的动作的含义。
对这个病例的深刻印象，正好说明我那个时期对精神病的态度。在我做助理医生时，对精神病理学所代表的意义根本不了解。每当我的领导或是同事表现出十足的信心时，我就觉得很不自在，认为他们好像在黑暗中茫然地摸索一样，而做我们这一行最主要的工作应该是去了解病患的内在世界。然而，我却从事着一门自己都找不到出路的行业。
有一天夜里，我正走过监房，结果看到那个老妇人又在重复着那些神秘动作，于是再度自问：“为什么她非这么做不可呢？”我禁不住跑去问那位老护士长，是否她从一开始就是这种情形。“不错！”她告诉我，“不过我的前任同事跟我说，她过去常常用腿夹着鞋子。”接着我又调阅了她所有的资料，这才发现里面有一页记载着她的确有模仿鞋匠动作的习惯。在过去，鞋匠总是习惯于把鞋子夹在双腿膝盖之间，然后用针穿线缝制皮面，就像这样的动作！后来在这个老妇人去世的时候，在她的丧礼上我见到了她的弟弟。“你可知道你姐姐为什么不正常吗？”我问他。他说她本来深爱着一个鞋匠，结果不知为什么对方对她没有那种意思。后来，姐姐在被拒绝之后就疯掉了。她之所以有这样的动作，完全是一种对旧日情人的一往情深，甚至到死都念念不忘。这个病例使我第一次对精神病人的心理背景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我第一次了解到精神分裂者的语言原来并不是全然没有意义的。
1908年我曾经在苏黎世发表了一篇论及一个名叫S.芭贝特的病人的病例的演讲。这名病人在苏黎世旧市区的几条又脏又乱的街道长大，那是个极其穷困的险恶环境。她的父亲是个酒鬼，她的姐姐是个妓女。到了三十九岁那年，她得了一种偏执性的早发性痴呆症。当我看到她时，她已经在精神病院里待了快二十年了。她一直是医学院学生研究的示范对象，在她身上能看到最典型的精神分裂病征和极不可思议的精神分裂过程。芭贝特是完全的精神错乱而且常常会说一些没有意义的“疯语”。我曾经花费了好大心力，企图去了解那些深奥的语言。比如说，她会冒出一句：“我是萝若莱！”她总是在医生们研究她的话，并说“我不了解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说那句话。有时，她会悲叹道：“我乃苏格拉底的代表！”这句话根据我的猜测可能是说：“正如苏格拉底一样，我也遭受了不白之冤。”有时候她也会莫名其妙地说：“我是无可替代的超级大师”，“我是玉米饼里的葡萄干”，“我是德国与瑞士最甜的奶油”，“那不勒斯和我必须供应这个世界足够的针”。这一切都是她对自卑感所做的弥补。
芭贝特以及其他相似的病例，使我深信许多被认为没有意义的话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不止一次地发觉，甚至在这样的病人里，我们也可以找到一种所谓“正常”的人格。而它偶尔也会通过声音或是梦来表现出有意义的语言。当生理疾病陆续产生时，它甚至会由幕后移至幕前，而且使病人看起来几乎完全正常。
有一次，我就碰上了一个精神分裂的病人，这个妇人很明显地拥有这样的“正常”人格。她的病已经是没有治愈的希望了，毕竟每个医生都会有这种救不了的病人。她说她可以听到整个身体发出的声音，而且有一个从胸膛里出来的是“上帝的声音”。“我们一定要好好地信任这个声音”，我这么告诉她，同时也对自己的勇气感到吃惊。结果这个声音常常说出合理的意见。通过这个声音的帮助，我和病人关系处得非常融洽。有一次，“声音”说话了：“让他考考你的《圣经》常识吧！”于是她找了一本相当老旧的《圣经》。每一次我去看她时，我都必须指定一段章节让她读，然后下一次我就得考她。这种方式每隔两周进行一次，从不间断地持续了七年。刚开始，我对于扮演这个角色感到很不自在，不过，后来终于了解到这其中所包含的意义。事实上，通过这个方法，她的注意力不断保持警觉，如此一来，她就不至于陷入更深的分裂状态中。结果，六年之后，那些原本无所不在的声音只存在于她的左半身了，她的右半身已经不受其束缚了，而且并没有因此使她左半身的压力增大，情况依旧和以往一样。由此看来，我们可以说她的病好了一半。这是在当初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任何人都无法想象那些背诵经文的练习竟然会达到治愈的效果。
通过对病人的研究，我了解到偏执狂的想法和幻觉包含了一种根本的意识。一个精神病人的背后，可能蕴含了一种人格，一段故事，一些希望和欲念。如果疏于了解这一切，那么过错便在我们。突然之间，我才明白一个人的普通心理是隐藏于其精神状态中的，而且，就在这儿，我们面对的仍旧是一些人性的冲突。也许病人表现出来的是迟钝、冷淡，或是全然痴呆，但在他的内在世界里，却有更多更有意义的反应在进行着。我们终究将面对人性中最本真的一面。
四、精神病患者的内心世界
待在诊所的那段时间里，每当处理精神分裂症的病例之时，我都必须特别慎重，否则就很容易掉入构想的陷阱里。精神分裂症在当时被视为一种无法治愈的病，所以如果有人病况有了改善，那只表示他患的根本不是精神分裂症。
1908年弗洛伊德到苏黎世来看我，我曾把芭贝特的病例实地示范给他看过。后来，他告诉我：“荣格，你知道吗？你在这个病人身上所取得的发现的确相当有趣。可是，老天爷，你怎么可能受得了花这么多时间来面对这个异乎常人的丑女人？”我想当时我的脸色一定不太好看，毕竟从未这么想过。就某方面而言，我一直视芭贝特为和蔼的老人，因为她常常会有一些可爱的幻想，也会说出一些很有趣的话来。而且，不管怎么说，即使在不正常的状态里，仍然有一种人性从荒谬的言行中显露出来。事实上就治疗效果本身而论，芭贝特的情况一直也没有什么转变，毕竟她已经病得太久了。但是我的确在其他的病例上发现这种恳切的倾听对病人所产生的治疗效果。
单就表面观察，精神病患者所呈现出来的是他们悲剧性的一面，我们极少有机会看到隐藏在他们内心的另一面。特别是在我遇到了一个有紧张症倾向的年轻女病人之后，更感觉外在常常是不真实的。这个病人只有18岁，来自一个颇有教养的家庭。不幸的是，在她15岁那年，曾经被自己的哥哥诱奸，之后又被另一学校的同学强暴，于是从16岁那年起，她开始完全封闭自己，拒绝和任何人沟通。后来，和她唯一有情感上的交流的竟然是一只她从别人家硬抢过来的凶狗。到了17岁，她变得更奇怪了，家人只得将她送到精神病院里待了一年半。她会“听到”一些“声音”，也常拒绝吃饭，而且保持全然的沉默。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处于一种非常典型的紧张症状态中。
过了几个星期之后，我渐渐地诱导她开口说话。克服了许多的抗拒之后，她终于告诉我，说她其实一直住在月球上。这个月球似乎是可居住的，而且一开始只能看见男人。这些人立刻把她带到一个只有妇孺居住的地方。因为在月球某一处的高山上住着一个吸血鬼，专门绑架杀害妇孺，所以，月球人正面临绝种的危机。
我的病人决心为月球人尽一份心力，她计划除掉这个吸血鬼。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准备，她终于看到这个怪物像只大黑鸟似的向她靠近。她将一把锋利的刀预先藏在衣袍里，等待吸血鬼的到来。突然之间，它就立在她眼前。这个怪物身上有好几对翅膀，它的脸和身子都完全隐藏在翅膀之后，因此，除了羽毛，什么也看不见。在惊讶之余，她极好奇地想一睹怪物的庐山真面目，于是手握着刀，逐步前进。突然，怪物的翅膀全部张开，出现在她眼前的竟是一个绝世美男子。他用力将她抱住，使她动弹不得，无法挥刀。而且，她也如中邪般地为这个吸血鬼的外表所震慑。结果，他带着她一起飞离了地面。
在她向我透露这个异象之后，她又能再度自由地开口说话了，但同时，也表现出内在的抗拒，就好像我阻止她回到月球似的，让她无法再脱离地球。她说这个世界并不完美，而月球上的生活却有着非常丰富的意义。过了不久，她又饱受紧张症之苦。我又只得将她送回疗养院。有一段时间，她疯得相当严重。
两个月后她离开了疗养院，我又再次得以接近她，和她沟通。她渐渐意识到地球上的生活是她无法逃脱的。她奋力地挣扎，但无济于事，我们必须再次把她送回疗养院。我告诉她：“这一切都是枉然的，你再也无法回去了。”她默默地以一种冷漠的表情接受了命运给她的安排。
过了一段时间，她在一个疗养院里找到了一份工作。院里有一个助理医生好像热烈地追求过她，结果她用左轮枪给了他一枪。幸好，他只受了点儿轻伤。而事实却证明她竟然身上带着一把枪到处跑，还曾经亮过这把上了膛的枪。在我为她进行最后一次治疗时，她终于把枪交给我。当我惊讶地问她为什么身上要带枪，她说：“如果你没有把我治好，我早就给你一枪了。”
枪击事件烟消云散后，她回到故乡，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而且，亦不曾再发过病。
通过对这些幻象的解析，我们得到了什么？这个女孩因为受到亲人的侮辱，而觉得再无颜面对世人。但是，她却在幻想的世界里超脱了一切束缚。她早已被提升至一个神话的国度里。毕竟近亲相奸实为王室贵族的特权，而这样的结果就是一种对外在的隔绝——这也是一种精神病。于是，她超越现世而与现实失去了沟通。她投入了一个宇宙的空间，并且在其中遇到了那个有翅膀的怪物。事实上，在后来为她治病期间，她曾将这个怪物影射在我身上，使我的生命一度受到她的威胁，因为我曾劝她重新再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当她把月球的幻象告诉我时，她也终于背弃了这个魔鬼，并将自己托付给活生生的人类。也正是因为这样，她才得以回到现实，以至结婚生子。
在那些经验之后，我开始以一种不同的眼光来面对这些精神病患者，因为我终于得以洞晓其内在世界的丰富性和重要性。
五、心理医生的自我剖析
经常有人向我请教心理治疗和分析的方法，而我却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每一个病例都有不同的治疗方式。每当一个医生告诉我，他绝对不采取某一种方式时，我会对他的治疗效果产生怀疑。我们也早就听说过病人会对医生有抗拒心理。事实上，心理治疗和分析的复杂性正如同人类个体的复杂性一般。我尽量对每一个病人采用个别治疗，因为毕竟每一个问题都有其独特的解决之道，对于一般通用的法则，我们应采取保留的态度。一个心理学上的真理只有在能接受反驳的条件下才是存在的，很可能某一个认为绝对不可能的解决方法，却正是另一个医生寻求的答案。
当然，身为医生就必须熟悉所谓的“方法”，但是应该避免落入某一种特定的公式化的处理方式中。一般来讲，医生也绝不该迷信理论上的假设。这些假设很可能只在今天有效，到明天就派不上用场了。在我的分析里，理论性的假设是不重要的。我常常会因为动机而变得没有系统。对我而言，处理个别病例的方法需要通过对病人做个别的了解，也需要对每一个病人使用一种特殊的不同的语言。比如，我在处理某一个病例时，可能用的是阿德勒的语言，而对另一个病例，很可能采用的是弗洛伊德的语言。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将每个病人视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心理分析是一个需要两个伙伴对话的过程，也就是分析者和病人要面对面，相视而坐。医生有话要说，病人也是一样。
既然心理治疗的本质不在于方法的应用，那么仅依靠精神病学的研究是不够的。在拥有了一个事实后——除非能真正了解潜伏性精神病患者的象征世界，否则，我就无法为他们治疗。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开始研究神学。
面对知识水准较高、智慧水平也较高型的病人，精神病医生单单有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除了理论性的假设之外，还必须了解一点——病人致病的原因究竟何在，否则，他只会引起不必要的抗拒。
毕竟，重要的并不是我们能否去验证一个理论，而是病人能否抓住他作为一个人的本质和意义，而这是不可能和集体意识的观念割裂开来的。因此，单有医学训练也是不够的，毕竟人类心灵世界的范围要比一个医生诊室的有限空间大得太多太多了。
人类心理很明显要比生理复杂而且更加难以接近、捉摸，因此，心理活动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世界的问题，所以，精神病医生必须面对的是整个世界。
从现今情势观之，我们可以深切地了解到威胁人类的祸患并不是来自大自然，而是来自人类本身，来自集体或个体的心理状态。
心理治疗专家不仅需要了解病人，同样，也必须了解自己。由于这个理由，心理医生对自我的分析便构成了一项不可缺少的条件，我们称为训练分析。不错，对病人的治疗始于医生，但唯有当这个医生有能力面对和处理他自己的问题时，才能教导帮助病人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在进行训练分析的过程中，医生必须学习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并且以严肃的态度来面对自己。如果他做不到，那么他的病人也就无法学习。因此，训练分析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一套观念。接受精神分析者，必须了解到这是有关自己切身的问题，这个训练分析是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不是一个只靠机械性背诵和记忆就可以得来的方法。凡是没有体会到这层训练意义的医生，就一定会为以后的失败付出代价。
在任何一个完全的分析里，病人及医生两人都同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虽然有所谓的“次心理治疗”，在许多情况下，医生只有先投入，才能治好病人。当遇到有严重危险的情况时，一个医生是投入其中，还是以权威自居，都会对病人造成很大的影响。在人命关天或是在面临抉择的关键时刻，所谓的建议都无济于事，倒是医生本人需要经受许多考验。
治疗者必须时刻警醒自己，并且注意自己对病人的态度，因为我们并不单凭意识在表达自己，同时，也应该自问：面对相同的情况时，我们的潜意识又会作何种反应？所以，必须要观察自己的梦，同时集中心力研究分析自己，正如同对待病人一样。否则，全部的治疗很可能会脱轨。我在下面举一个实例。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病人，她有一百个理由引起我的兴趣。刚开始时，我对她作的分析进行得都非常顺利，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发觉对她的梦所做的分析方向不再正确，也发现我们的对话越来越肤浅，缺乏内容。因此，我决定和这个病人坦诚地谈一谈，毕竟她也感觉到逐渐浮现的问题。就在我打算和她谈话的前一晚，我做了一个梦。
在一个午后的阳光下，我走在一个山谷里的公路上。在我的右手边，可望见一斜坡，在坡顶立着一座城堡，在堡塔的顶楼坐着一个女人。我必须要后退仰身抬头才能清楚地看见她。突然我的颈部痉挛了一下，便从梦里醒了过来。但即使在梦中，我都能认出那个女人正是我的女病人。
这个梦使我立即得到一个解答：如果在梦中我必须“仰首”望她，那么在现实中很可能我一直都是低头俯视她。毕竟，梦是意识层次里某种精神的弥补。我将这个梦以及解析都告诉给我的病人，结果我们的治疗情况立即有了改进，原本停滞的瓶颈也最终得以突破。
身为一个医生，必须不断地自问：究竟病人带来的信息是什么？他对我的意义又是什么？如果他对于我没有一丝意义，那么我根本不必去探索什么。医生本身也必须投入才能使他的治疗在病人身上生效。听人说“只有受过伤的医生才能去医治别人”，万一医生将自己的真性情隐藏起来，那么他的病人的治疗效果就会受到影响。我一向非常重视我的病人，也许是因为我也和他们一样遭遇过许多问题。有时，对医生本身的病痛而言，病人本身就是一剂良药。正因为如此，医生也常常遇到很棘手的困难。
六、人的潜意识
人类利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想要传达的意义。这些语言不仅充满象征意义，而且往往也运用一些并非精密的符号或意象来表示，有些是缩写成一串字首。诸如UN（联合国）、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ESCO（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还有些则是熟悉的商标、专利药品、标记或徽章的名字，等等。虽然这些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但通过共同的用法或约定俗成，就会产生一个可辨识的意义，这种东西就不再是象征意义，而是符号，用来表示它们代表的特定事物。
我们所谓的象征是个名词、名字，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熟悉的某个景象，可是在其传统和表面的意义下，还含有特殊的内涵。这意味着象征含有模糊而未知的东西，而且隐而不见。举例来说，许多克利特岛的纪念碑上留下一些用双手斧刻下的图案。这古迹我们都知道，但并不了解它所象征的意义。我们在一些古老的礼拜堂里发现鹰、狮子和公牛的图案，却不知道这些动物是四福音书作者的象征，它与埃及太阳神赫拉斯和他四个儿子的神话故事类似。此外，还有轮子和十字架等，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东西，但在某种情况下，却有象征的意义。
因此，当一个字或一个意象所隐含的东西超过显而易见和直接的意义时，就可以称其具有象征性，而且它有个广泛的“潜意识”层面，谁也没办法替代这层面下正确的定义，也没办法作充分的说明。在沉思和探讨象征时，思想会使用一些超出理性范围之外的观念。车轮可能令我们想到“神性”的太阳的概念，但这时理性一定会认为这想法不恰当——人类没有办法界定“神性”的存在。当我们称某物为“神性”的时候，只是赋予某物一个名字，也许是基于某个信条，但绝非基于确实的证据。
因为有无数事物超出人类理解的范围，所以不断使用象征性名词来代表我们没办法给出的定义，或者是不能理解的概念。这是所有宗教运用象征的语言或意象的一大原因。但这种有意识地使用象征，只是心理学事实中的一个重要层面，人类也会下意识地或自然地去制造象征——以梦的形式。
这一点不易理解，但如果想知道有关人类思想产生作用的方法，就非得了解这点不可。人类从未曾完全地认知任何事，或者完全地了解任何事，只要你细思片刻就会相信我所言不虚。人能看、听、触、尝，但无论看得多远，听得多清楚，触摸什么，尝到什么，完全要因他的感官特性而定，这就限制了他对周围世界的认识。用科学仪器，固然可以弥补部分感官的缺憾，比如他可以用望远镜延伸视线，或用电子助听器加强听力，但即使最精致的仪器，也只能把远处或微细的东西收入到眼底，或令微弱的声音较为清晰可闻。无论他使用什么仪器，就某种程度而言，他只能达到确实性的边缘，至于凌驾其上的境地，则非意识的知识所能超越的了。
此外，我们的实际知觉还有潜意识界。事实上，当我们的感官对真实的现象、景物、声音起作用时，它们会从现实领域里被转送到精神领域。而在精神领域，它们变成心灵事件，而其最终性质并不可知。因此，每一个经验包含数目不定的不可知因素。每个具体的物象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大都是不可知的，因为我们无法知道“物自身”的本质。
这样说来，一定有某些事我们并没有有意识地注意到。换句话说，这些事已发生过，但它们被潜意识吸引，留在识阈下，我们一点儿也没察觉而已。我们只有在直观的刹那或一连串的苦思中，才会逐渐注意这类事，而且最后知道它们一定已经发生过——也许开始会忽视它们对情绪和维持生命的重要性，但事后会从潜意识中涌出，并成为一种回想。
举例来说，它可能以梦的形式出现。一般而言，任何事件的潜意识层面都会在梦中向我们显现。当然，显现出来的并非理性的思考，而是象征的意象。从历史来看，是先有梦的研究，心理学家才能探究意识心灵事件的潜意识层面。
根据上述的证明，有些心理学家推论人有潜意识心灵的存在——虽然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否认它的存在。他们天真地反驳这种推论蕴含有两个“本体”的存在，或者在同一个体内有两种性格，但这正说明那推理的蕴含一点儿也没错，而且这是现代人所讨厌的，因为有许多人为这种人格分裂所苦。但它绝不是病理的症状，而是一个寻常的事实，这可以从任何时间和任何场合观察出来。人格分裂并不单是精神变态——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这状态是一般潜在的症状，是全人类难以逃避的共同悲剧。
人类发展意识的过程既缓慢又煞费苦心，要达到文明的境地，非得历经成年累月不可。从发明文字到今天科学发达的社会，这种进化距离真善美还很远，因为人类精神的大部分领域仍然笼罩在黑暗之中，而我们所谓的“心灵”与意识和它的内容截然不同。
不论谁否认潜意识的存在，其实都是在默默地承认我们现在的心灵知识是完整的。很明显，这种说法的错误，就像认为人类完全知道有关自然宇宙中我们该知道的事一样。我们的心灵是自然的一部分，它的谜层出不穷，永远也没有办法完全解开。因此我们不能界定心灵或自然，而只能叙述我们认为它们本来是怎样的，并且尽可能说明它们如何产生作用。撇开医学所积累的研究论据不谈，我们还有强而有力的逻辑根据，反对像“没有潜意识”这类的说法。怀有这种想法的人，只不过代表了世世代代的“厌新创”——害怕新的和未知的东西而已。
这里有几个历史上的理由，反对人类心灵的不可知部分的观念。意识是最新的自然获得物，但仍然在“试验”阶段中。意识很脆弱，被一些特殊的危险胁迫，而且很容易受到伤害。正如人类学家所指出的，在未开化的人间最普遍发生的精神错乱，就是所谓的“丧失灵魂”——其意义和名字一样清楚，是一种显著的意识崩溃。
在这类人中，他们的意识与我们的发展阶段不同，他们认为灵魂（或心灵）并非是个单位。许多未开化的人推论人有一个不亚于他自身的“丛林灵魂”，这灵魂化身在野生动物或树木上，借着这种关系，人类个体有种心灵同一性。这是著名的法国民族学家鲁臣所谓的“神秘参与”。他后来在恶评的压力下不再用此名词，不过我们认为批评他的人不对，其实，“神秘参与”是个众所周知的心理事实，相应个体与某人或某物也许有这种潜意识的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在未开化的人中有许多变化形式。如果丛林灵魂是动物，这只动物就被认为是该人的兄弟。举例来说，如果有个人的兄弟是鳄鱼，那他在鳄鱼经常出没的河流中游泳，也不会受到伤害。
当然，如果一个人得了神经衰弱症，就应该接受分析治疗。但如果他自己觉得正常，那就没有任何理由这么做。然而，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曾经和一些所谓的正常人有过很惊人的经历。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完全“正常”的实习学生。他是我的一个同事极力推荐来的，也曾是同事的助手，后来就接管了重要的工作。他拥有一个正常的工作，一个正常的老婆，几个正常的孩子，住在一个正常小镇上的正常房子里，有正常的收入，也许还有正常的饮食习惯。他想成为一个分析家。我告诉他说：“你知道当一个分析家的意义何在吗？就在于你必须先学习了解自我。你自己是治病的工具。但如果你本身有问题，病人如何能接受你的治疗？如果你对自己都没有信心，如何能使他们对你有信心？你必须是真材实料，否则，老天爷，你将会误导你的病人啊！总之，首先，你必须接受自我分析。”
他告诉我说“当然不成问题”，然而他又立即说道，“可是我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说呀”！我早就知道会这么回答。“好吧，那么我来检查分析你的梦吧！”“可我从来不做梦呀！”“很快你就会做的”，我回答。任何人都可能在晚上做梦，可是他就是记不起任何梦境来。这个情形持续了约两周之久。我开始对整件事感到不太放心。
终于，他做了一个记忆深刻的梦。我要把这个梦描述出来，因为这让实际的心理学在解析梦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梦见他在搭乘火车旅行。结果，火车在某个城里停留了两个钟头。因为他不曾来过此地，所以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就下火车朝城里逛去。在那里，他发现了一座中古世纪的建筑，也许就是什么市政府所在吧，于是他走了进去。穿梭在长廊之间，他看到了许多富丽堂皇的房间，镶挂着古画和壁毯，到处都是古董宝物。突然间，他发现太阳已经落山，天都黑了。“我必须立刻回到火车站去”，他心想。但同时他却发现自己迷路了，而且根本找不到出口。在仓皇中，他才发现在这栋建筑里，连个人影都没看到。他开始感到不安，于是加快脚步，希望能遇到个什么人。他终于走到一扇大门前，而且知道这就是出口了，他松了口气，推开了大门，却发现他又闯进了一个巨大的房间，里面既黑暗又空荡，连对面的墙都看不到。在极度的震惊和恐惧中，他跑向这间空荡的大房间的对面，希望对面就有另一个出口。结果在房间中央的地板上，他看到了一个白色的东西。他慢慢地靠近，却发现地上有一个约两岁大的白痴儿，就坐在一个尿壶上，而且弄得满身都是排泄物。就在此刻，他从梦中惊叫而醒。
我了解了一切想要知道的答案——这里就是一个潜伏的精神状态。我得说当我把他从梦中解脱出来时，连我自己都是一身汗，因为必须要把这个梦重新以一种相当无害的面貌呈现在他面前，甚至将其中的危险细节都要搪塞过去。
这个梦的大意是这样的：他旅行的目的地是苏黎世，然而，他只在那儿停留了很短一段时间。那个坐在地上的孩子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小孩子会有这样笨拙的行为表现，其实并不让人意外。他弄得满身污秽也许是因为对有颜色、有异味的排泄物觉得有趣。对于从小在城市的环境里长大，而且家教严厉的孩子来讲，这种行为很可能使他感到羞愧。
但这个做梦者，也就是这个医生，并不是个小孩，而是个成人。因此，梦里的那个孩子便成为一个嘲讽式的象征。当他把这个梦告诉我之后，我了解到原来他的一切所谓的“正常”都只不过是一种补偿。我曾及时把他抓住，因为潜伏的精神病状态很可能在千钧一发之际突显出来。我必须制止这种情形的发生。最后，通过他的另一个梦，巧妙地找到一个借口，结束了整个分析训练。我们都很高兴能停止这项训练。我并没有将诊断结果告诉他，不过他大概也了解到自己正濒临恐慌的情形——曾又梦见自己被一个危险的疯子追逐，后来，他立刻就回家了。从那次起，他不曾再搅动其潜意识。他原本所谓的“正常”表现了一个不愿接受发展的个性，终于在面临潜意识时崩溃瓦解了。正因为这些潜伏性的精神状态常是不容易分辨的，所以心理治疗医生视其为可怕的敌人。
那么，接着来谈所谓的“不相关分析”。我很赞成由医学人士来研究和从事心理治疗。不过，面对潜伏性精神病患，这些非专业人员可能产生错误而危险的判断。因此，我较赞同由非专业人士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来担任分析工作，一旦他发现没有把握了，就应该向其指导者咨询。有时，甚至对专业医生而言，分辨以及治疗潜伏性精神分裂者都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么，对非专业人员就更别谈了。根据经验，我发现找到拥有数年经验，以及本身接受过分析的非专业分析者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何况，从事心理治疗的医生并不多。
当病人对医生产生一种情感转移或是彼此开始认同时，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时很可能会形成一种超自然的心理感应现象。我就常遇到这种情况。使我印象深刻的例子是一个罹患心理沮丧的病人。他在病愈之后，回家结了婚。但是我对他的妻子没有什么好感。第一次看见她，就觉得不自在。我的病人对我非常感激，但是他的妻子却因为我对她先生的影响之大，而视我为眼中钉。我发现不是真正爱自己丈夫的妻子，常常会因忌妒而破坏丈夫和其朋友间的情谊，希望丈夫能完全属于她，因为她自己并不属于他，忌妒的根本在于缺乏真爱。
这个妻子对丈夫的态度使他承受了过多的压力，于是在婚后一年，他又再度陷入沮丧。因为我早预料到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所以让他在病发之后立刻与我联系。但他却没有来找我，主要还是由于妻子对他的嘲弄。从此，我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与此同时，我于B地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那天半夜回到下榻的旅馆和几位同事谈了一会儿，之后就上床睡觉了。可是我一直辗转难眠，直到大约两点钟——很可能才刚刚入睡，就突然惊醒过来，觉得好像有人来过我的房间，甚至印象中好像门曾被人急切地打开过。我立刻开了灯，可是连个影子也没有。也许有人走错门了，我心里想。打开门看看走廊，却是一片死寂。奇怪，明明感觉有人进过我的房间啊！我企图回想究竟是怎么回事，结果，有一种遭到一记闷棍的疼痛感觉，就好像有人在我的额头上揍了一拳，又在我的头盖骨上敲了一棒。第二天我接到一份电报——我的那个病人已经自杀身亡。他是举枪自尽的。后来我又听说，子弹正是穿过他的头盖骨。
这是一次同步现象的真实经验，潜意识里这种现象和这次事件中的“死亡”这种原型事态有着一定的关系。通过时间和空间上的对应，很可能我感应到了在现实里另一个空间内所发生的情况。集体潜意识的现象对许多人而言是很普遍的——这就是古人所谓“对众生悲悯”的来由。在这次经验当中，我的潜意识对那个病人的情形有一种了解。事实上，那天晚上，我一直觉得紧张不安，而这种情绪对我而言是极其少见的。
七、宗教与宗教情操
我从来不强迫病人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让病人对事物产生自己的观感。在我的治疗下，异教徒永远是异教徒，基督徒永远是基督徒，犹太人也绝不会改宗换教，我相信每个人的信仰早已被命运安排好了。
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个失去信仰的犹太女子。事情始于自己所做的一个梦，梦里出现了一个未曾谋面的女人，这个年轻的女病人把她的病况对我说了个大概。可是就在她诉说的同时，我心里却想：“我一点儿也不了解她，根本就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突然间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她一定有某种恋父情结。
第二天下午4点钟，我和一个新的病人有约，而来的果然是一个很年轻的犹太女子，她长得非常漂亮而且聪颖过人。她的父亲是个极其富有的银行家。事实上，早已经有另一个医生在为她进行心理治疗了。可是这个医生后来却央求她不要再去看病。原来他爱上了这名女病人，如果她再出现，他知道自己的婚姻一定会保不住。
这个犹太女子多年来一直为焦虑性精神官能症所苦。很自然的，有了上述的那次经历，她的病症更加严重了。我用记忆回想的方法来为她治疗，可是却得不到任何收获。她是个相当西化的犹太女子。刚开始的时候，我总抓不住她的症结所在。突然间我想到了那个梦。“老天啊！原来这就是我梦里的那个女孩！”当然，我无法在她身上探究出一丝恋父情结的征兆，于是，我就像我一贯处理这种情况的方法一样，向她问及有关她的祖父的事。她闭上双眼，沉默了好一会儿，我立即意识到原来这正是关键所在。结果，她告诉我说她的祖父一直是个教会牧师，而且隶属于一个犹太教派。“你是指虔敬派吗？”她说：“是的。”我继续追问：“如果他是个牧师，难道他还是个虔敬派领袖不成？”“不错。”她答道，“人们说他是个圣人，而且拥有异于常人的透视力。不过，我相信没有这回事，那只是无稽之谈。”
这次谈话，终于让我找到了她神经衰弱的历史背景。我这么跟她解释：“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你可能无法接受的事实，你的祖父是一个虔敬派领袖，而你的父亲却是个犹太教的叛徒。他背弃了信仰而且背叛了上帝。你之所以受神经衰弱之苦正是由你潜意识里对上帝的畏惧所造成的。”对她而言，这些话有如晴天霹雳一般。
当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家里开了一个欢迎会，而且看见这个女孩也在场。她走到我面前，开口问道：“你有没有带雨伞啊？外面雨下得好大哟！”结果，我真的找了把伞，而且，你们猜怎么样？我竟是跪在地上，像朝贡女神似的将伞献给她。
把这个梦告诉她的一个星期之后，她的神经衰弱现象就消失了。这个梦告诉我，她并不是一个肤浅的小女孩，在她凡人的外表下包藏着的是圣人的本质。她没有什么神性的概念，所以本质里最基本的精神特质根本没有发挥的机会，而她的意识层次里的活动却完全导向物质享受和男女关系，原因是除了这些，她一无所知，过的完全是一种无意义的生活。但事实上，她是上帝之子，并且背负了完成它神圣旨意的命运。我必须唤醒她内在的神性和宗教本质，因为她属于一个绝对要求精神层次活动的族类。也只有如此，她才能找回生命的真谛，并且永远摆脱神经衰弱的折磨。
在这个病例里，我并没有采取任何一个“方法”，只是感受到神性的存在。由于我的解释，她终于得以病愈。在这个过程里，“方法”的存在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上帝的畏惧。
我的大部分病人并不是信徒，而是那些失去信仰的人。这些来找我的人都是迷途的羔羊。但是甚至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信徒仍有机会在他所属的教会里过所谓的“象征”性的生活。宗教里有诸多的活动，如弥撒、受洗，等等。然而，要经验这样的象征，信徒首先必须要有积极的参与感。但遗憾的是，大半信徒都缺乏这样的热忱。在神经衰弱的病人里缺乏这种热忱的人更多。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必须观察病人的潜意识，是否会自发性地产生一种取代这种热忱的东西。但接着问题也来了，到底一个拥有象征性的梦和幻象的人，是否能够了解这些梦和幻象意义？还有，他们是否能够为自己承担一切后果？我曾在《集体潜意识的原型》一书里提到一个神学家的病例。他经常反复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一处斜坡上，从那儿他可以望见一片满是浓密林子的低洼山谷。在梦中，他知道那片林子里有一个湖，同时也知道冥冥之中好像有什么东西总是在阻止他前往那个湖。就在他即将到达的时候，气氛变得神秘而诡谲。突然，有一阵风掠过湖面，卷起一片涟漪。就在此刻，他惊叫一声，从梦中醒来。
刚开始，这个梦显得极不可思议。不过，身为神学家，他应该记得《圣经》里的《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毕士大池正是在一阵风掠过后，产生治病的奇迹。由于天使降临触摸池水，使得毕士大池具有神奇的医疗功能。这阵轻风正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里所提到的来自圣灵的风，因此，这个神学家产生极度的恐惧。而这个梦所暗示的正是人所敬畏的全能上帝的存在。这位神学家不愿意将梦里的水池与毕士大池作联想。他认为这种事只可能存在于《圣经》里，或顶多出现在主日崇拜时牧师讲道的主题里，而和心理学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偶尔谈论圣灵是无伤大雅的，但这绝不是一个可以论以经验的现象。
我了解这个神学家应该克服恐惧和慌乱，但是绝对不能强迫病人这么做，除非他们愿意认清一切启示的本质并且接受后果。我并不同意这种轻率的假设——认为病人是被平常的反抗、排斥所蒙蔽了。抗拒，尤其是顽固的抗拒，对医生其实更有好处，因为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些很容易忽略掉的危险问题，某种治疗方式也许不是每个病人都可以接受的，但某种手术万一产生禁止征候，便可能使病人一刀丧命。
每当我们必须赤裸地面对一些内在的经验或是本质时，大多数人的反应就是惊慌地逃避，而那个神学家就是个好例子。我当然了解身为一个神学家，他可能比一般人更难面对这其中的许多问题。一般而言，神学家与宗教的关系更密切，他们所受到的教会和教条的束缚也就更大。对许多人来说，内在经验和精神层次的探索都是相当陌生的，他们更难以接受所谓这种经验里可能存在心灵活动的说法。如果这些经验能有某种超自然或至少某种“历史”的背景，那么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以心灵面对这个问题，病人通常持一种怀疑而且深刻的鄙视态度。
八、医生与病人之间
在现代心理治疗里，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医生或是心理治疗师应该“顺着”病人的情绪，这一点我并不全然赞同。有时候，医生必须扮演仲裁的角色。
有一次，一个上流社会的贵族女士来找我。对待凡是她属下的人，她都有赏其耳光的习惯，甚至为她治病的医生也不能幸免。她一直受强制性神经过敏的折磨，而且在一个疗养院里也待过一段时间。当然，院里的主治医生也毫不例外地蒙其“恩待”。毕竟，在她眼里，这个主治医生不过是个高级侍从罢了。她可是花钱来的，不是吗？这个医生把她送到另一家医院，结果历史再度重演。既然她也不是真疯，却又摆明需要别人的纵容，那个倒霉的医生就只好再把她送到我这儿来。
她是个相当庄重而且显眼的女人，6米高的身材，可以想象她的一巴掌力量该有多大。她来了之后，我们谈得很愉快。然后，我说了她一些不太中听的话。她暴跳如雷，站起身来，就打算赏我一耳光。结果，我也不甘示弱地跳起来，对她说：“可以，你是女人，你先打，反正女士优先，可是，你打完了，轮到我回你一巴掌了。”我还真的不是在吓唬她。她坐回椅子上，像泄了气的球似的说：“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对我说话。”就从那一刻起，我的治疗开始生效。
这个女病人所需要的正是一种阳刚的男性反应。在这个病例里，如果一味顺从她就完全错了。之所以有这种强迫性官能症，是因为她无法对自己产生道德上的束缚。
几年前，我曾经将所有治疗的结果做了个统计。现在已经记不得确切的数字了。不过，根据保守的估计，有三分之一的病人能够完全治愈，三分之一有明显的进步，另外三分之一却没有太大的效果。而其中这些病情没有进展的病例却最难以评价，因为要在长久的时间之后，病人才能了解和认识到本身存在的许多问题，而也只有在多年之后，我的治疗才能收效。不少老病人写信给我：“一直到十年之后，我才真正明白你当初为什么要那样治我。”
当然也遇到过反效果的病例，但其中也会有人在后来给我做肯定的反馈。这也就是对一个治疗的成功与否下结论实在不容易的原因。
在行医的过程中，一个医生也可能会遇到一些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这些人，无论好坏，可能从来不曾引起大众的注意，他们可能具有某种特质，但仍然命中注定要经历前所未有的事件和灾难。有时候，他们拥有异于常人的能力，甚至能使人为他们牺牲生命，但这些异能很可能深植于非常奇怪而且不讨人喜欢的心灵性格里，使得我们无法判断这是一种天生的禀赋，还是一种不完全的发生。当然，在这些人的心灵土壤上，也会开出奇异而稀有的花朵，这是我们永远无法在这个社会上找到的，毕竟在心理治疗中，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必须是一致而密切的，甚至密切到医生都不能漠视人类苦难之深广的地步。这种一致的关系存在于两种对立的心灵现象对辩证性的接触所做的长久比较和相互了解中。如果这种相互关系不起冲突，那么这个心理治疗的过程就会缓慢下来，不产生任何改变。除非医生和病人彼此都成为对方的负担，否则没有任何解决之道。在这个时代里所谓的神经病患，也许在另一个时空里就不会产生这种自我分裂的情况。如果他们曾经活在那个时代和环境里——当人类仍然可以借着神性和他们的祖先联结在一起，他们就可以经历一种真实而不是虚幻的本质，而不至于产生这种自我分裂的状况。
这些在时代里的（精神分裂）病患只不过是不必要的受害者。一旦他们的自我和潜意识之间的鸿沟不复存在，他们的病症就会逐渐消失，而那些深刻地体验到这种分裂情况的医生，也就能够更多地了解潜意识的心灵过程，并且不至于像心理学家一样误陷于自我意识膨胀的危险里。一个医生若无法从其经验中了解到原型的神秘性，那么他就不能免于受到负面的影响。既然他拥有的只是知性的观点而非从经验里获得的标准，那么他就会产生高估或是低估的倾向。当医生企图以知性来主宰一切时，也就是所有毁灭性精神错乱的开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要在实际经验里，使医生和病人之间产生一个安全的距离，并且以一个极为安全、虚假，但只有二度空间概念的世界来代替心灵的现象。在这个世界里真正的生活是由所谓清楚的理念在做掩饰，在这里，经验不再存在于本质里，相反，只有空泛的名字来代替真实的世界。没有人需要对“任何一个概念”负责——这就是为什么概念论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它保证不受经验的挑衅。但是精神并不存在于概念里，而是存在于行为和事实里。
因此，在我的经验里，除了习惯性说谎之外，最麻烦而且最无情的病人，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最叫我捉摸不透，他们养成所谓的“间隔心理”，任何问题都能由不受情绪控制的思维能力来解决，但知识分子在情绪得不到发泄的情况下，仍然要饱受焦虑之苦。
通过和病人的接触，看到他们在我面前所呈现出来的浩瀚的精神现象，犹如意象符号的恒流，我学到的不仅是丰富的知识，而且是一种对自我更深切的洞察力。我所学到的绝非来自于错误和失败。我的病人大半是女性，而且常常拥有格外惊人的自觉素养、理解能力及智慧水平。也正是通过她们，我才得以在心理治疗方面不断摸索出新的路子来。
许多病人后来成为我名副其实的弟子，他们将我的信念带到世界各地去，这些人当中有的早已和我成为忘年交。
我的病人使我能够更近地去接近这个赤裸裸的人类生命之本质，因此，我才能够从其中吸取更多的精粹。和许多属于不同心理学层次的人接触，胜过和名人的片段交谈，那些最有意义和最精彩难忘的对话，来自我生命中的许多不知名者。
九、灵魂与信仰
在某些部落里，有人推测一个人有几个灵魂，这种信仰表示某些未开化的人的感觉，他们分别由几个不同的单元组成。这意味着个体的心灵没被好好地整合。反过来说，在未受抑制的情绪的突袭下，心灵很容易被吓得变成碎片。
人类学家做过许多研究，对这种情形已较为熟悉，上述事例并非与我们的高水准文化生活毫不相干，虽然看来应当如此。我们也会变得分裂，并失去我们的同一性，既会被情绪所支配，也会被情绪所改变，或是弄得毫无理智，且无法回忆有关自己或别人的重要事情。因此别人会奇怪：“你被什么鬼迷了心窍？”我们谈及能“控制自己”的问题，自我控制是个难以实在但却值得注意的美德。也许你认为能够自我控制，然而你的朋友仍能很轻易地把一些你不自知的事说出来。
毫无疑问，即使在我们称为高水准的文化生活里，人类意识仍没有达到一个合理的高度，而且仍旧是那么脆弱且易于分裂。这种隔离人类部分精神的包容力是有价值的，它可以令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在某件事上集中精神，排除任何干扰我们注意力的事情。但有意识地决定要分裂和暂时压制个人心灵的部分——这种情形只是自然地发生，不为人所知或同意，它与违背个人的意愿之间有所区别，前者是一种文化的成就，后者则是未开化人的“丧失灵魂”，这甚至还会引起神经衰弱。
因此，在今天，我们要统一意识仍旧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意识太容易被分裂了。控制情绪的能力是人人都渴望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十分不妥，因为这样会剥夺富于变化、多彩多姿和充满温情的社交活动。
因为这与本节所述相违，我们必须回顾梦——那些浅薄、不可捉摸、靠不住、模糊以及不确实的幻想的重要性。要说明我的观点，我想先叙述梦在过去几年的发展，以及为什么我下定论说梦是研究人类象征最常用和最方便的资料。
弗洛伊德是这方面的先驱，是他最先尝试以经验为主探究意识的潜意识背景。他推论梦绝非偶然现象，而是与有意识的思考息息相关的。这个推论一点儿也不独断，它以著名的精神科学者的结论为基础。他们都认为精神病的症状与一些有意识的经验有关，这些经验甚至被认为是有意识心灵分裂的范围，它在其他时间和在不同的情况下能被意识到。
20世纪初期，弗洛伊德和贝德两人都承认精神病的症状——歇斯底里、特定的痛苦以及变态行为——其实都有象征意味。这些症状都是潜意识的心灵表现自己的方法，就像潜意识可能在梦中出现一样，两者都有相同的象征性。举例来说，一个病人碰到无法忍受的情形也许会痉挛，每当他想吞东西时，他“不能吞下”。在心理受到同样压制的情形下，另一个病人可能会气喘，“他在家里无法呼吸空气”。第三个病患吃东西时就吐，他“不能消化”。我可以列举许多这类例子，不过这类身体反应只是个形式，潜意识在烦扰我们的时候以此形式表现出来，通常在我们的梦中找到表现的形式。
任何心理学家在听过几个人描述自己的梦后，都知道梦的象征比精神病症状变化更大，它们通常包含如诗如画的逼真的幻想。但如果分析家碰上这种梦的材料而采用弗洛伊德独创的技巧——“自由联想”，就会发现梦可以被归纳成几个确定的基本模式。这种技巧在心理分析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有助于弗洛伊德利用梦作为起点，从而探查出病人潜意识的问题。
弗洛伊德做了个既简单但不失洞察力的观察，鼓励做梦者要不停地谈论他自己的梦的意象，以便刺激他自己心灵的思考，这样做梦者就会露出原形，把烦闷或疾病的潜意识背景透露出来。他的观念也许看来非理性且不对题，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愈来愈容易了解他千方百计想逃避的是什么，他正在压制什么不愉快的思想和经历。无论怎样努力隐瞒，他说的每件事都直指其心理状态的核心。医生从病人生活的背面了解许多事情，因此，当他解释病人产生不安意识符号的暗示时，他所说的应该与事实相距不远。他最后发现的更能证实他的推测。至今，谁都不能对弗洛伊德的压制理论加以否定，但也无法回答梦象征形成的明确原因。
弗洛伊德赋予梦一种特有的重要性，作为“自由联想”过程的起点。但过了一段日子，我开始感到这一理论是一种误导，并不适宜应用在睡眠中潜意识所产生的丰富幻想。当某个同事把他有一次在俄国搭长途火车的经历告诉我时，我才开始感到有疑问。虽然他不认识俄文，甚至不能辨读古代斯拉夫语的字母，但他发现自己在思索火车告示牌陌生的文字，并陷入幻想时，联想到了这些陌生文字的各种意义。
一个接一个的观念，令他发现这种“自由联想”搅动了许多旧时的记忆。而且他发现其中还有一些埋藏很久的不如意的很想忘掉的事件重又重现，令他很不舒服。其实，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情结”——可以经常引起心理纷扰的被压制情绪的主题。
这段插曲令我了解到一个事实：不一定要用梦作“自由联想”过程的起点才可以发现病人的情结，这说明谁都可以从周围的一点直接进入核心。你可从古代斯拉夫字母开始，也可以从水晶球、祈祷或现代画开始，甚至可以从闲谈开始。在这方面，梦实在比不上任何其他可以实行的起点有用。不过，梦有其特殊的意义，即梦经常由情绪波动和内容所含的习惯性情结引起。那就是为什么自由联想可引导任何梦进入重大的秘密思考中。
无论如何，就这一点而论，我认为梦本身有些特殊而意义重大的机能。通常，梦有个表达明确、目的明显的结构，表示一个基本的观念或意图——虽然一般来讲，后者并非可以直接了解到。因此，我开始考虑我们是不是该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梦的实际形式和内容上，而非容许“自由联想”来引导我们通过一连串观念到达易于由其他方法得到的情结。
这个新看法在我的心理学发展上是个转折点。这意味着我逐渐放弃了与梦的主题相去甚远的联想。我与其集中精神在联想上，还不如专注在梦本身上，相信后者会表达一些潜意识竭力想说出的特殊意义。
我对梦的态度的改变，致使方法也随之改变，我的新技巧可以顾及一个梦各色各样的层面。有思想说出来的故事都有个开端、发展和结局，但是梦可不一样，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重要性都不同，要了解梦，非得从每个层面来探究不可——就像你手中拿着一件不明物体，要翻来覆去，细心把玩，直到对它的外形完全熟悉为止。
我现在说了不少话，表示我越来越反对采用弗洛伊德早期运用的“自由联想”。我希望要尽可能地接近梦的本身，排除所有不相干的观念，以及可能引起的联想。这样可以令人了解病人的情结。不过我心目中有个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不仅仅希望发现引起精神纷扰的原因，还要找到和联想方法相同的许多其他方法。举例来说，心理学家可以利用文字联想来取得他所需要的暗示，但要知道梦和了解个体整个人格的心灵生命历程，那就得承认他的梦和梦的象征意象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例如，几乎人人都知道性行为可以象征许多不同的意象，通过联想过程，每个意象都导致个体对性交的观念，以及得到任何个体对自身的性态度的特殊情结的观念。但我们发现这种情结可以用对一组难懂的俄文字母胡思乱想来代替，因此我得到一个推论，梦能包含一些与性暗示不同的信息，它之所以这样是有确定的理由的。以下的例子是最好的说明。
一个人也许会梦到插钥匙在锁孔里，挥动一根粗重的棍子，或用一根棒槌打破一扇门。这其中每个动作都可视作性的比喻。但事实上，他的潜意识为了本身的目的而选择这些特别意象中的一种——也许钥匙、棍子或棒槌也含有重大的意义。真正的任务是去了解他为什么梦到钥匙而不梦到棍子，梦到棍子而不梦到棒槌。这样有时甚至会使我们发现呈现出来的意象根本与性行为无关，而只是些不同的心理学观点而已。
从上述的理论，我推论只有在梦中出现清晰可见的质料，才可以用来解释梦。梦本身有限制，它特定的形式告诉我们什么质料属于梦的形式，什么质料与梦的形式无关。当“自由联想”以一种歪曲的线诱惑人远离那些质料时，我使用的方法便是旁敲侧击，主要的对象就是梦的图画。我在梦的图画四周巡回婉转打听，尽管做梦者企图突破梦的图画。在我的专业工作中，时常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两句话：“回到你的梦中。那个梦说什么？”
举例来说，有个病人梦到过一个爱喝酒、衣衫褴褛和粗野的女人。在梦中，这女人看来是他妻子，虽然在实际生活里，他妻子与梦中的女人迥然不同。因此，从表面来看，这个梦极不真实。我的病人立刻反对梦中的女人是他妻子，并且说这个梦是荒诞不经的。如果我一开始就让他进行联想，他必然会竭力回避任何对他的梦不愉快的暗示。在这种情形下，他会以他一些主要的情结来结束——也许那情结与他妻子没什么关系——我们因而无法得知这个特别的梦的特定意义。
那么，在这类显然不真实的过程中，他的潜意识到底竭力要表达什么呢？很明显，它表达一个堕落女性的观念，她与该做梦者的生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因为投射在他妻子身上的意象是那么不合理且虚假，所以我在找出这不快的意象代表什么东西之前，必须向别的地方看看。
远在中世纪之前，就有心理学家以腺的结构为理由，证明人类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的元素。有人说“每个男人里面都有个女人”，我称这种存在于每个男性身上的女性元素为阴性特质。这种“女性的”元素本来对环境，特别对女人有着某种较劣等的关系。这元素不仅隐瞒自己，而且隐瞒别人。换句话说，虽然某个体可见的人格也许看来相当正常，但他也许隐瞒别人——甚至隐瞒自己——这可叹的局面都是“内在的女人”造成的。
那就是这个特别病人的事例——他的女性面不好。他的梦对他说：“你在某方面的行为表现得像个堕落的女人。”因此给予他一个警告。
要了解做梦者为什么易于忽视，甚至否认梦的信息并不难，因为意识天生地排斥任何潜意识和未明确的事。我已指出在未开化的人中，存在着人类学家所谓的“厌新主义”。未开化的人用野兽的反应来对付困难而又麻烦的事，“文明”人对新观念的反应和未开化的人差不多，他们建立心理屏障，以保护自己在面对新事物时免受惊吓。许多哲学界、科学界，甚至文学界的先驱，都成为他们同时代人天生保守主义的牺牲品。心理学是最新兴的学科，因为它企图讨论和处理潜意识的作用，它已不可避免地碰到了一种极端的厌新主义。
十、潜意识中的过去与未来
至此，我已描绘出几个有关讨论梦的问题的原则，因为当我们想研究人类产生象征的能力时，梦确实是最基本和最易获得的材料。讨论梦最基本的两点是：第一，须把梦当作一个事实，除了有意义之外，我们不该先作假设；第二，梦是潜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
人很少以恰当的方式去讨论这些原则。不管谁认为潜意识有多粗浅低俗，他必须承认潜意识值得研究，因为它至少与虫同等，很受昆虫学家的注意。如果某些对梦根本没有经验和知识的人认为梦只不过是些无意义而混乱的存在，他可以随意那样去说；但如果有人假设梦是些正常事件，那么他就必须考虑梦不仅是有原因的——它们的存在有一个合理的原因，而且是有目的的，或者是兼具原因和目的的。
现在看看有意识和潜意识心灵的内容结合方法。例如，你突然发现自己记不起你接着想说什么话，但几分钟前，你还记得清清楚楚。或者也许你正想介绍朋友时，名字却在你正要开口的那一刹那溜掉了，你说你记不起来。其实，那个思想已变成潜意识，或至少暂时与意识分开。我们在感官上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如果听一段极轻微的曲调，声音听来似在固定的时间停止，然后再重新开始。这种变动是由于个人的注意力固定地增加或减少，并非曲调有任何变化。
当某物从我们的意识中退去时，它其实是继续存在的，就像一辆汽车在转角失去踪影，消失在空气中一样，它只是不在视线之内而已，我们日后也许会再看到那辆车子，到时就会想起暂时从意识中消失的念头。
因此，潜意识的部分包含许多一时隐藏着的念头、印象和概念，除非彻底消退，否则会继续影响我们有意象的精神。举例来说，有个人“精神恍惚”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打算拿些东西。他停下脚步，忘了自己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事，一脸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双手在桌上的东西中乱抓，好像梦游似的——他忘掉了本来的目的，但还是下意识地受到本来目的的指引。然后他觉察到自己想拿些什么东西，他的潜意识唤起了他的记忆。
如果观察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行为，就能了解他所做的许多事不像潜意识或盲目的，但如果你问他，便会发现他自己的行为若不是潜意识的，就是和脑子所想的不一样。他在听，但一句话也没有听进耳朵去；他在看，但和瞎子一样；他知道，但一无所得。此类的例子实在太普通了，以至专家很快就明白精神潜意识的内容好像是有意识似的，在这些情况下，你对那些思考、言谈、行动等，绝不敢确定其是否有意识。
这类行为导致许多医生被一些歇斯底里的病人所吐露的谎话所骗。这种类型的人会给我们制造更多的虚伪，但“谎话”对他们而言，不是个恰当的字眼。其实，他们的精神状态之所以引起不确定而易变的行为，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意识被潜意识所干扰，甚至他们的皮肤感觉可以显现同样知觉的波动。有时候，患歇斯底里的人也许感到有针刺他的手臂，有时也许会全无感觉，如果他的注意力可以集中在某一点的话，他整个身体就会完全麻痹，引起这种意识暂时丧失直到紧张感松弛为止。那感官认知会立刻恢复原状，不过在整个时间里，他对所发生的事都毫无意识。
当医生对这种病人施催眠术时，他才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个过程。要证明病人知道每个细节并不难。手臂的刺痛或在意识模糊时所做的观察，可使他准确记起到底有没有麻痹或“忘掉”。
我记得有个女人被送到医院时已完全不省人事，当她第二天苏醒过来时，她知道自己是谁，但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或为什么住进医院，甚至连日子也不清楚。可是在我把她催眠之后，她告诉我她的病因，如何来到医院，谁许可她入院。她甚至能说出入院的时间，因为她在进口大堂看见一个钟表。所有这些细节都可以证实，在催眠之下，她的记忆就像有意识的人一样清晰。
当我们讨论这种问题时，通常要依靠临床观察的证据。因为这个原因，许多批评家推论，潜意识和所有微妙的现象，完全属于精神病理学的范围。他们认为任何潜意识表达的神经症或精神病都与正常精神状态无关。但神经症的现象，却绝非完全由疾病所致。事实上，它们不过是经过病理学夸张的正常事件。神经症的现象之所以被夸张，仅仅是因为它们比正常状态更明显。歇斯底里的症状可以在所有正常人身上看出来，但初期往往很轻微，根本不易察觉出来。
举例来说，遗忘是一种正常过程，某些意识因此丧失特殊的能力，因为人的注意力已转移了。当兴趣转移到别处时，那些他以前所关心的事会留在阴暗中，就好像探照灯射在一个新区域，令其他区域陷在黑暗之中。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意识每次只能完全清楚地保持几个意象不变。
但遗忘的观念并没有停止存在，这些观念固然不能任意再生，但它们以潜在意识的状态出现——正好在记忆之上——因此它们随时会自然地再次冒出来，甚至已完全忘记了好几年的事，往往也会浮现出来。
在这里所说的事情，都是我们有意识地听过或看过以后才会忘掉的，但我们在看、听、嗅和尝东西的时候，并没注意到我们会忘记，究其原因，要不是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就是我们的感官受到的刺激太轻微，以致无法留下有意识的印象。不过，潜意识已把一切记录下来，这种潜在感官认知在日常生活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因而在不知不觉的情形下，它能影响我们对人和事的反应和处理的态度。
有关这个问题，我发现有个特别有启发性的例子，这是一位教授提供给我的。有一天他和几个学生在乡间散步，并且沉浸在严肃的交谈中。突然，他注意到自己的思绪被一股来自童年早期的意想不到的记忆之流打断。他说不出这次分神的原因，因为他和学生所说的话，似乎与这些记忆毫无关系。回头细想，他发现自己在走过一片农场时，这些第一次出现的童年回忆立即涌现心头。他向学生建议，他们应该回到他产生幻想的地方去。一抵达那里，他注意到鹅的气味，马上领悟到，触发他记忆之流的就是这股气味。
童年时代，他住在一个养了许多鹅的农场，鹅的独特气味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一个永久不会忘记的印象。当他散步经过那片农场时，下意识地注意到那些气味，这种潜意识的知觉唤回他久已忘怀的童年记忆。那知觉是潜意识的，虽然注意力无处不到、无处不在，但刺激却不强迫让注意力转移，且直接抵达意识那里，不过知觉仍可唤起“已被忘怀”的记忆。
这种“线索”或“引端”的效果，不仅可以解释神经症病状的肇端，还可以说明在情景、气味或声音当中，可令人记起以往情形的良性记忆。举例来说，有个女士本来在办公室忙着工作，看来既健康又快乐，但过了一会儿，突然间感到头晕眼花，而且还有别的地方不舒服。原来无意之中，她听到远处传来轮船的汽笛声，这令她潜意识里记起与爱人痛苦的离别。她已尽己所能忘掉这段伤心往事。
且不说正常的遗忘，弗洛伊德曾描述过几个涉及“忘怀”不愉快记忆的例子——那是每个人都急于忘怀的记忆。正如尼采所说，当骄傲过于强烈时，记忆就消退。因此，在失去的记忆中，我们遇到不少因记忆有讨厌和矛盾的性质，而作下意识地遗忘的情况，心理学者称这些为“压制的”满足。
例如，有个秘书忌妒她老板的伙伴，她习惯性地忘记请那个人去开会，虽然那名字清清楚楚地记在她的人名单上。但如果就这点向她提出疑问，她干脆说她“忘掉了”，她坚决不承认——甚至不面对自己——忘掉的真正原因。
许多人错误地高估意志的重要性，认为如果没有决定或意图，他们的心灵就空空如也，但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小心地区别有企图和无企图的心灵内容，前者源自自我性格，后者则源自一个与自我不统一的根源，这是自我的“另一面”。就是这“另一面”，使得那秘书忘记邀请老板的伙伴。
之所以会忘记我们注意到或经历过的事情，原因实在很多，但他们有许多方法可以记起来。最有趣的例子是“潜在记忆”或“隐藏记忆”。某个作家可能正在按预先想好的计划写作，而且为故事的伏笔煞费苦心，但他突然要改变初衷，改变故事的内容，或许他有个新构想，或一个不同的意象，或一个全新的陪衬情节。如果你问他是什么促使他这样，他可能无法告诉你。他也许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改变，虽然他现在所使用的材料全新，而且以前从未发现过。不过，有时他所写的东西和其他作家的作品有很多显著的相似点——他相信自己从来没看过那作家的作品。
本人在尼采的大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发现了一个绝佳的例子，作者几乎是逐字地复写一个在1686年的航海日志中报道过的意外事件。
某个机会，在一本大概于1835年出版的书中，我读到这位水手的故事。当我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也发现类似的段落时，不禁对这种独特的文体大感惊讶，因为那与尼采一向的句法大异其趣。我肯定尼采一定读过这本旧书，虽然他没有作注解。我写过信给他仍旧在世的妹妹，她确定她和哥哥在他十一岁时读过那本书。从文风来看，如果我认为尼采有任何观念采自那本故事书，实在难以令人信服，我倒相信五十年后，那本书的观念不知不觉地溜进了他的意识心灵里。
在这类例子中，虽然未被察觉，但那确实是种回忆。许多同类的事也许会发生在音乐家身上，孩提时代听过的美妙曲调或流行音乐，突然在他成年期所做的交响曲乐章中出现。观念或意象从潜意识中退回到意识心灵中。
目前所说的潜意识，只不过是人类心灵复杂部分的性质和机能的概说，但这已指出潜在的材料可以自然地产生梦的象征。这种潜在材料包括所有的动因、冲动、企图，所有的知觉和直觉，所有理性或非理性的思考、结论、归纳、演绎和前提，以及种种感情的变化。任何一类或所有这些都可作为一时的、部分的或不变的潜意识形式。
这类材料大部分都会变成潜意识，因为，说起来，意识心灵没有空间容纳潜意识。有些人的思想失去感情的力量而变成潜在的，因为它们看来变得无趣味或不相干，就是因为有些理由使我们希望将它们推出视域之外。
其实，这样说来，为了使意识心灵有更多空间容纳新的印象和观念，“遗忘”可说是很正常和必要的了。如果没有遗忘这回事，我们经历过的每件事会留在意识阈上，我们的心灵就会变得无法想象的杂乱。今天，这种现象广为大众所认知，以至于对心理学稍有认识的人，都认为上述的说法是毫无疑问的。
但就是因意识的内容能在潜意识里消失，从没被意识过的新内容才能从中兴起。举例来说，有人可以微微感到某些东西正要闯入意识里——“某些东西悬而未决”或者“感到可疑”。这种发现，证明潜意识并不仅是过去的贮藏所，而且也充满未来心灵情况和观念的幼芽，这引领我们更进一步地接近心理学。有关这点，争论性的讨论很多，但事实上，很久以前有意识的记忆、全新的思想和有创意的观念也能从潜意识中呈现它们自己——这些思想和观念从未被意识过。它们像朵莲花，从心灵幽暗深邃处生长出来，形成潜在心灵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这点，有时一些令人左右为难的事会被最出乎意料的新方法解决掉。许多艺术家、哲学家，甚至科学家，都能从突然呈现在潜意识中的灵感中得到最佳的想象——拥有达到或者取得这种质料的能力。能够有效地把它运用在哲学、文学、音乐或科学发明上的人，就是一般所谓的天才。
我们可以在科学史中发现这个事实的证明。例如，法国数学家庞加莱和化学家卡伦对源自潜意识的意外图形的“启示”有重大的科学发现。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所谓的“神秘性”经验，亦涉及类似的意外启示，他立即从中看到“所有科学的秩序”。英国作家罗拔史提芬逊花了数年时间，找寻一个能适合“人类双重本质的强烈感觉”的故事，突然间，《化身博士》这本书的情节在他的梦中显示出来。
我只想指出，人类心灵所产生的这类新质料的包容力，在我们讨论梦的象征时，会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在专业的工作里，一次又一次地发现，梦包含的意象和观念，大概不能只以记忆的字眼来阐明，它们的表现从没达到意识阈的新思想。
十一、和潜意识的第一步接触
许多人年轻时具有逐渐觉醒的心态，因而个体慢慢地开始了解世界和他自己。童年时代是情绪波动得最剧烈的阶段，小孩最初的梦经常以象征的形式来表示其心灵的基本结构，显示它以后如何塑造有关个体的命运。举例来说，我曾对一班学生说及一个26岁的少妇因为经常被忧虑所扰而自杀。在她小时候，梦到自己躺在床上时，“严寒妖精”进入她的房间，捏住她的胃，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被自己的手捏住。这个梦并没有吓到她，她只记得做过这种梦，但事实上，她对自己遇到严寒的化身——冻结的生命——并没有什么情感反应，不过这可是个凶兆。后来就是一只冰冷而无情的手结束了她的生命。从这个梦可以推断那做梦者悲剧性的未来，因为命运在她童年时代的心灵中就已预演出来。
有时并非由梦显示出，而是一些印象十分深刻而难以忘怀的实际事件，这就像预言一样，以象征的形式预料未来。大家都晓得，小孩经常忘记一些成人看来似乎印象深刻的事件，反而能清楚地记住谁也不太注意的偶发事件或故事。当我们调查这些童年时代的记忆时，往往发现它描述了小孩心灵组织的基本问题。
当小孩到了上学年龄时，建立自我和适应外在世界的阶段就会开始。一般而言，这阶段会带来不少痛苦的冲击。在那个时期，有些小孩开始感到与别人不一样，这种独特的感觉会带来某种感伤，那是许多小孩孤寂的部分原因。世界的不完美，以及个人内在和外在的邪恶，都会变成有意识的问题，小孩必须努力以紧迫的（但还不明白的）内在刺激和需求应付外在的世界。
如果意识的发展在其正常的展开中受到阻碍，小孩往往会从外在和内在的困难中退隐至内在的“城堡”。而当这种情形发生时，他们的梦和潜意识材料的象征图形通常显示出一种不寻常的圆形、四边形，及“原子”的意象。这与先前提到的心灵中心有关，从这个人格的重要中心，生出整个意识构造的发展。自然地，当个体的心灵生活受到威吓时，中心的意象就以特别显著的形式出现。从这个重要的中心，自我意识的整个组织得到引导，很明显，自我成为一个副本，或是原始中心组织的相对物。
在早期阶段，有许多小孩渴望去找寻一些人生意义，可以帮助他们应付他们自己内在和外在的混乱。不过，有些小孩依然下意识地被遗传的“物力论”和本能的原型模式所牵引。这些年轻人并不关心较深一层的人生意义，因为他们遭遇到的爱情、自然、运动和工作都已令他们感到满意，他们当然就会比较肤浅，往往顺潮流而活，与他们那些喜欢内省的朋友相比没有那么多摩擦和不安。如果我站在汽车或火车上，并不向外看，那就只有在停车、开车和突然转弯时，才知道我在前进。
实际的个性化过程——意识与个人的内在中心或“自己”达成协议——一般而言，以人格受损和伴随的痛苦开始。这最初的震惊相当于一种“呼唤”，虽然它并非常常被视为这样。而反过来说，自我感到意愿或欲望受阻，而且通常把妨碍投射到一些外在的事物上，即自我责难上帝、经济情况、老板、婚姻伴侣，或任何要阻碍他为之负责的东西。
或许每件事外表上都没什么问题，但骨子里，如果一个人为极端无聊和厌烦所苦，就会感到每件事似乎都百般无聊和空虚。许多神话和神仙故事借叙述一个患病或衰老的皇帝，象征地描述这个个性化过程最初的阶段。其他熟悉的故事模式包括一对王族夫妇无法生育；或是一只怪物偷走所有女人、小孩、马匹、国家的财富；或是一只魔鬼保护皇帝出征的军队和船只；或是邪恶迫近大地，洪水、干旱、霜雪肆虐整个国家。因此，这似乎恰像“内在的朋友”起先像个捕猎者一样在他的陷阱中抓到无助而不断挣扎的自我。
在一些神话中，我们发现可以治疗皇帝或其国家不幸的魔法或护身符往往是些非常奇特的东西。在某个故事中，皇帝可能需要“一只白色的鸟”，或“一尾在鳃中有金戒指的鱼”恢复健康；在另一个故事中，国王希望得到“生命之水”或魔鬼头上的“三根金头发”，或“女人的金辫子”。不论是什么东西，能够驱魔避邪的，总是十分奇特，而且还很难找到。
这与个体生活中最初的危机一模一样，我们寻找一些不可能找到或一无所知的东西。这时，所有出自善意而理智的劝导全然无用——劝导我们负责、休假，不要太卖力工作（或卖力工作），多和人（或少和人）接触，或养成某种习惯，真是一点儿帮助也没有，充其量只有很少的帮助。看来只有一件事能发挥作用，那就是在没有偏见和纯然天真下，直接转向逼近的黑暗，竭力找出它的目的是什么，它又想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
通常来讲，黑暗所隐藏的目的非常奇特、异常和出人意料，以至我们要通过梦和从潜意识涌出的幻想，才可能发现它是什么。如果我们在没有轻率假设或情绪抗拒时集中注意力到潜意识上，就会冲进一条有帮助的象征意念之流中，但并非时常这样。有时它首先让我们体验我们做错了什么和意识的态度又有哪些不对之处，然后必须忍受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痛苦，我们才可以开始这个过程。
十二、“阴邪面”的具体化
不论潜意识开始是以积极，还是以消极的形式出现，经过一段时间后，通常需要借助潜意识的因素，以更好的方式去重新承认意识的态度，故要接受潜意识的“批评”。通过梦，我们会变得熟悉个人自己人格的层面，而为了诸多不同的理由，我们会不太予以理会。这就是所谓的“最好的实现”。
影子并非潜意识人格的全体，它代表着自然未知的，或只知道一点的属性和质料——有一部分属于个人范围，可以被意识到。从某些方面来说，影子同时可以包含从个体的生活外在资源中产生的集体要素。
当个体企图了解他的影子时，他开始注意（经常愧于）那些他自己否认而别人却能清楚地看到的性格和冲动——诸如自我吹嘘、精神散漫和漫不经心；不切实际的幻想、腹稿和计划；粗心和懦弱；过度贪爱金钱和占有欲——简单来说，他以前已知道所有这些小瑕疵，却安慰自己说：“没关系，没人会注意的，反正别人也是这样的。”
当你的朋友因你犯错而指责你时，如果你感到气得不得了，而且控制不了的话，那你一定会发现你没有意识到的部分影子。当有人因为你影子的错而作“不好听”的批评时，你自然会不高兴，但如果你自己的梦——你个人的内在判断——责备你，你还能说什么？那是自我被逮到的时候，结果通常是尴尬的静默。之后，痛苦而长时间的自我教育开始，我们可以说，这项工作在心理上和海克勒斯工作类似。
也许你记得这位不幸的英雄的第一件差事就是要在一天之内把数十年来堆积的牛的粪便清扫干净——这项差事太过艰巨，以至一般人只要想到就沮丧不已。
影子不仅包含省略，还经常在冲动和不慎的行为中暴露出来，在人没来得及思考之前，邪恶的意见就会冒出来策划阴谋，造成错误的决定，因而他所面对的后果绝非他的原意。此外，影子暴露在集体中的程度，远大于意识的作用。举例来说，当一个人独处时，他感到没什么，一旦“别人”隐秘地做事时，他就寻思自己有没有加入，是不是被认为是傻瓜，因此他就会屈服于并非真正属于他的刺激。在与同性接触时，尤为明显。虽然我们看到在个人身上异性的影子，但往往不会因此而生气，反而会很容易地原谅它。
因此，在神话和梦中，影子以做梦者相同性别的人物出现。以下的梦，便可作为例子。做梦者是一个48岁的男人，他竭力想自食其力、努力工作，但律己甚严、压制快乐与自发性，根本与其本性相违。
我在城里有幢房子，而且住在那里，但我还不清楚屋内的部分布局，因此到处走走。在地下室发现几个房间，除此之外，就一无所知了。当我看见几扇门没上锁，而且有些根本没有锁时，就感觉很不安，而且隔壁有些工人在工作，他们都可以偷偷溜进来……
再上到一楼时，经过一个后院，发现几扇通向街道和其他屋子的门。当我想仔细看这些门时，有个男人大笑着向我走来，并说我们是小学时的故友。当他告诉我他的生活时我也记起一些事，我紧随他向着门外走去，与他在街上漫步。
空气中有一种奇怪的明暗对比。当我们经过一条宽阔的圆形街道，来到一个草坪时，突然有三匹马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它们是些美丽而强壮的动物，虽然看起来狂野，但都被梳理得整洁，不过这三匹马上没有骑者。
奇怪的通道、房间，以及地下室未锁上的门，处处使人想起古埃及地下世界的描述，它一方面显示在潜意识的影子里面，而另一方面又显示超自然和相异的元素如何能闯入。可以说，那地下室是做梦者心灵的基层。在那奇怪建筑物的后园，却突然出现一个同窗故友。很明显，这个人把做梦者本人其他层面具体化——这是指他儿提时代的生活，不过他已忘记和失去了。一个人孩童时期的性格会突然消失，这是不足为怪的，而且我们也不清楚它们去了哪里，怎样去的。做梦者失去的性格回来了，而且想再交朋友，这意象大概代表做梦者忽视了享受生活，和他外向的影子里面的包容力。
但很快就知道做梦者在遇到这位似乎无害的老朋友之前为什么会“不安”了。而当他和朋友在街上漫步时，有几匹马逃脱，做梦者以为它们大概是从军中逃出来的。其实，那几匹没有骑者的马表示直觉的本能可以脱离意识的控制。由于这位老朋友、马匹，做梦者以前所有欠缺和极为需要的积极力量都重新出现了。
当人遇到他自己的“另一面”时，这个问题会经常发生。影子往往包含意识所需要的价值，但这存在的形式，很难令我们把它们整合到生活中。该梦中的通道和大屋同时暗示做梦者还不知道自己的心灵状况，而且还不能充实它们。这个梦的形象是内向人的典型代表。在外向人的例子中，他比较偏向外在的对象和外在生活，因此影子是不一样的。
有个性情活泼的年轻人，他做事每次都一帆风顺，但同时，他的梦却暗示他应该放弃一件私人创造的工作，以下是他做的一个梦。
有个男人躺在卧榻上，把被子拉到自己的脸上。他是个无恶不作的法国人。一个官员陪我下楼，我知道有个攻击我的阴谋正在进行：那法国人会找机会杀死我。当我们接近门口时，他真的偷偷地跟着我们，不过我已提高警觉。一个高大而肥胖的男人靠在我旁边的墙上，看来是生病了。
我赶快找准机会一刀刺向那官员的心房。“他只发现点湿气。”——这话好像一个注解。我现在安全了，因为发号施令的人死了，那法国人不会再攻击我（大概那官员和那肥胖的人是同一个人，后者无意中代替了前者）。
那亡命之徒代表做梦者的另一面——内向，这一面已达到完全穷困的境况。他躺在卧榻上，而且将被子遮住脸，因为他希望独处。另一方面，官员和那肥胖的人把做梦者成功的外在责任和活动具体化。肥胖的人突然生病，与做梦者生过几次病有关，因为他放纵自己，而过猛地用在外在生活里。但这人的脉搏里没有血——只有湿气，这意味着做梦者这些外在野心的活动并没有真实的生命和情感，只是无血色的机械结构。因此如果那肥胖的男人被杀，也没有真正的损失。梦的结尾，那法国人感到很满意，很明显，他代表积极影子的意象，只因为做梦者的意识态度与他不一致，这种意象才变得消极而危险。
这个梦向我们暗示，影子可以包含许多不同的元素——举例来说，潜意识的野心和内向性格。此外，该做梦者对那法国人的联想是，他们知道如何处理这类事件，因此那两个影子的意象代表两种众所周知的本能：力量与性。力量的本能暂时以双重形式出现，同时充当官员和成功的人。而那官员或公仆是具体化集体适应，反之，那成功的人表示野心，但两者都供给力量的本能。当做梦者成功地阻止这内在力的危险时，那法国人突然不再怀有敌意，换句话说，同样危险的性本能这一层面也被降服。
很明显，影子问题在所有政治冲突中扮演一个极重要的角色。如果做过这个梦的人不曾觉察这个有关影子的问题，就很容易把那个法国人当作“危险的”外在生命，或把那官员和成功的人当作“贪婪的人”。如果人们以别人为标准来观察他们自己潜意识的趋势，这就称为“主观的客观化”，即投射作用。政治骚动都充满这种主观的客观化。各种主观的客观化会妨碍我们同胞的观点，破坏其客观性，因而也破坏一切人类关系的可能性。把我们的影子作主观的客观化还有个不利点，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影子认为是危险的人或贪婪者，那我们的部分人格仍然会停留在对立面上，结果将不断地背着自己做出支持另一面的事，因此我们会在不知不觉间帮助了别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了解主观的客观化，而且在无忧无惧和不怀敌意之下讨论事情，并理智地和他人相处，就会有相互了解的机会——至少会休战。
影子到底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主要由我们自己决定。正如梦中陌生的房屋和那法国亡命之徒，两者显示影子总是个反对者。其实，他完全与人类一模一样，我们和他相处时，有时要忍让，有时要抗拒，有时要给予爱——要根据情况所需而定。只有当影子被忽略或被误解时，才会变得怀有敌意。
个体有时感到被强逼保存他个性较糟的一面，压制较好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中，影子在梦里以积极的意象出现。但对于那些保存他自然的情绪和情感的人，影子也许以冷静而消极的知识分子姿态出现，这就代表了有害的判断，和曾予以阻止的消极思想。因此，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影子的作用都代表自我的对立面，而且把那些我们和别人不一样的个性具体化。如果利用洞察力，把影子整合在意识的人格里，这会容易得多。但不幸的是，这种企图往往并没产生作用，因为人的影子里多少含有一种热情的本能，连理智也无法战胜它。偶尔，外来的痛苦经验也许有帮助。换句话说，要出过丑之后，才会停止影子的本能和冲动。有时，英雄式的决定也许会止住它们，但需要内在的“伟大的人”（自我）帮助个体实行，这种超人力量往往会有实现的可能。
事实上，影子包含压倒难以抵抗的冲动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本能应该被压制。有时，影子很有力量，因为“自己”的刺激指向同一目标，但我们并不知道它是“自己”或是内在压力后面的影子。在潜意识中，我们的处境就像月光照耀下的景色一样不幸，全部内容朦胧不清，而且和另一部分又混淆在一起，以至于我们无法准确地知道有什么东西在那里，或某物从何时开始和结束。
当我称潜意识人格某一面为影子时，我实际是在说一种相当明确的因素，但有时，一些自我不知道的事，与影子混合在一起，甚至包括最高价值和最大的力量。如果影子意象包含有价值而生动的力量，它们应该被同化在实际的经验中，而不该受到压制。这要依自我放弃其骄傲、死板，以及保存某些黑暗而定，但实际也许并非如此。这需要一种像英雄征服激情一样的牺牲。
当我们遇到《古兰经》内描述得颇详尽的影子时，就产生伦理的问题。在这个故事中，摩西在沙漠遇到基达——“上帝的第一个天使”，他们一起流浪，基达表示他害怕摩西不能目睹他的行为。但如果摩西受不了他的言行，那么他就会离开。
不久，基达弄沉一些穷村民的渔船，然后，在摩西眼前杀死一个英俊的年轻人，最后还修复不信者之城塌下的墙。摩西禁不住愤怒起来，因此基达要离开他。不过，在分手之前，他解释他所作所为的原因：他把船弄沉，实际是想替船主保存它，因为海盗要来偷船，事后渔夫可以把船修好；那英俊的年轻人正打算犯罪，而杀死他是为了不令他受人尊敬的双亲名誉扫地；至于修复那堵墙，是为了从废墟中拯救两个虔诚的人，因为他们的财物被埋在下面。基于道德而大感愤慨的摩西现在了解到，自己的判断太仓促了，虽然基达的行径似乎坏透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摩西想象的那样。
面对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假设基达是虔诚而守法的摩西的非法、善变、邪恶的影子。但事情并非如此，何况基达是上帝神秘创造行动的人格化。我没有引用一个梦来说明这个微妙的问题，实在一点也不意外。我之所以要从《古兰经》中选出这个有名的故事，因为它概括一生的经验，这不可能在个体的梦中表达得如此清楚。
当黑暗的意象在我们的梦中出现，似乎期待什么事的时候，我们无法肯定它们到底是我们影子部分的人格化，还是“自己”，或者同时是两者的人格化。要预测我们的黑暗伙伴究竟是象征一个我们应该克服的缺点，还是象征一个我们应该接受的有意义的生活，这确实是我们在个性化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此外，梦象征通常又如此微妙和复杂，以至我们无法肯定它们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接受因怀疑道德而引起的不安——不要下最后的决定或诺言，继续观察那些梦。这和“灰姑娘”的处境相仿，她继母丢了一大堆好坏掺杂的豆到她跟前，要她把它们分类。虽然看来很无助，但“灰姑娘”开始耐心地分豆。突然间，许多鸽子（或蚂蚁）来帮助她。这些生物象征有帮助，强烈的潜意识冲动个体自己可感觉出来，而且可以指引给我们一条出路。
虽然那就在我们心底某处，但一般而言，我们不知道该往何处去，该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称“我”为小丑，而且心神不宁，当然无法感受到内在的需要了。
有时，所有企图了解潜意识的线索都会前功尽弃，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鼓起勇气去做那些似乎正确的事，但如果潜意识的暗示突然指出另一个方向，就可以由此改变航道。
自我需要力量和内在的明晰性，以对由“伟大的人”秘密产生的指示做出决定。也许“自己”希望自我作一个自由选择，或者也许“自己”依靠人类的意识和决定，以帮助自身变得明了而清楚。当它成为如此困难的道德问题时，谁也无法确实地判断别人的行为。
这些心理学的新发现使我们的集体道德观有些改变，因为它们强迫我们应以一种更个人、更巧妙的方法来判断所有人类的行动。潜意识的发现，是当今一项影响最广的发现，不过说实在的，体认潜意识的实体，包含了诚实的自我反省，以及改变对什么事都无动于衷的生活态度。慎重地对待潜意识和因潜意识引起的问题，需要很大的勇气。许多人太过怠惰，以至于连他们能意识的行为的道德面也不作深入思考，毫无疑问，他们也就更懒得去考虑潜意识怎样影响他们了。
十三、对潜意识的恐惧
亨利第一个梦中所遇到的问题暴露出许多其他方面的事情，比如在男性的主动和女性的被动之间游移不定的问题，或是倾向隐藏在理性后面的禁欲主义。他害怕这个世界，但又被它所吸引。从根本上，他害怕婚姻的责任，而这就要求他与一个女人形成一种责任的关系。对某些将要成年的人来说，这种正反感情并存是很普通的。虽然亨利的年龄已不小，但内心成熟显然不适合于年龄。这个问题在内向的人身上最容易看到，因为他害怕实体和外在生活。
亨利所重述的第四个梦，对他的心理境况也有很好的说明。
我总觉得做过无数次这个梦。在军中服役时的长途赛跑中，我独自一个人走在路上，从来没抵达过终点。我会是最后一名吗？我对整个路程都了如指掌，出发点是个小树林，地上覆满了枯干的树叶，那一带的斜坡徐徐地延伸至一条如诗如画的小河，令人流连忘返。而更远的地方，有条尘埃满布的乡间马路，它通向靠近苏黎克湖上游的小村庄汉巴提安。在那里有一条两岸都是杨柳的小河，与布京的一幅画——画中有个如梦的女性人物依水而行——相似。天色已晚，我在村间问路，有人告诉我，要走七个小时，经过小路，才可以抵达那条马路。我振作起精神，再继续赶路。
不过，这个梦的结果不一样。在那两旁都是杨柳的小河后面，我走进树林，发现一只正在逃跑的母鹿。看到这个景象，我感到十分惬意。那只母鹿在左边出现，我现在转到右边。在这里我看到三只怪物：半只猪、半只狗、一只一条腿的袋鼠。它们的脸部皆无显著特征，只有双垂下的狗耳朵。也许它们是扮戏装的人。我在儿时，有一次在马戏团穿戏服扮演驴子。
很明显，梦的一开始就像亨利的第一个梦。一个如梦的女性意象再次出现，而梦的背景被联想到一幅由布景画的画——《秋天的沉思》，而梦中较前部分提到的干叶则强调秋天般的心境。这个梦也带着罗曼蒂克的气氛。很显然，这幅他相当熟悉的内在风景画代表亨利的忧郁。他再次在一群人当中，但这次是和军中同僚做长途赛跑。
这整个情势可视作普通人命运的说明。亨利自己说：“它是生活的象征。”但做梦者并不想适应它，他继续独自前行。他的思想：“我从没抵达过终点”——表明他有强烈的劣等感觉，而且相信自己也无法赢得“长途赛跑第一”。
他跑向汉巴提安，这个地名令他想起脱离家庭的秘密计划。但因为这种脱离并没有发生，他开始失去方向感而必须问路。
做梦者的精神意识，多少得到梦的补偿。亨利意识里的罗曼蒂克、处女般的理想意象如此奇怪，亨利的直觉世界被一些女性象征化。那树林是潜意识领域的象征，是个黑暗的只有动物栖居的地方。起先冒出一只母鹿——害羞、脆弱、女人天真气质的象征——不过只是昙花一现，然后亨利看见三只外表奇怪、令人厌恶的混合动物，它们似乎是代表无差别的本能——一种他本能的混乱部分。它们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完全没有面孔，因此没有任何意识的闪现。
在人的心目中，猪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肮脏的性欲；狗也许代表忠诚，但也代表杂交，因为它会随意选择伴侣；不过，袋鼠则往往象征母性、温和与不离不弃。
所有这些动物只呈现基本的特征。在炼金术中，“基本的质料”往往以这种怪物似的、无根据的生物作代表——混合的动物形式。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它们大概象征原始的总体潜意识，然后通过这些潜意识，可以产生个体自我，而且可以向着成熟逐步发展。
就亨利企图令它们看来无害这件事而言，可以证明他确实害怕那些怪物。他要自己相信它们只是些化过装、穿戏服的人，就像他本人在孩提时代的化装一样。他内心忧虑是很自然的。当一个人在他内心的“自己”发现这种非人类的怪物原来只是他潜意识中某种特定的象征时，谁都会有许多害怕的理由。
以下的梦也显示了亨利害怕潜意识的深奥。
我在一艘航行中的船上当侍者，虽然海上风平浪静，但却风帆大张。我的工作是握紧一条系在桅杆上的绳索。很奇怪，栏杆是用一道石板裱的墙，完全在水和帆船的边缘。我背对水面握紧那条绳索（并不是桅杆）。
在这个梦中，亨利处在心理边缘的情况中。那栏杆是堵保护他却妨碍他视线的墙，他被禁止看到水面（说不定在水面发现一些未知的力量），所有这些意象显示他既疑心重重，又满怀戒惧。
那些害怕与自己的内心世界沟通的人（就像亨利一样），就好像他本身的女性元素害怕他是个真的女人一般。在某个时期，他被她迷住，但在另一个时期，他又竭力想要逃避她，在既迷惑又恐惧的情形下，他必须逃走，以免成为她的“牺牲品”。他并不敢带着动物似的性欲去接近心爱的伴侣，因此，只好理想化。
由于他这种典型的恋母情结的原因，亨利很难把感情和性欲给同一个女人。他那些梦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很想从这个困境中挣脱出来。在某个梦中，他是个“有秘密任务的僧侣”，而在另一个梦中，他的本能诱使他去妓院。
我和一个喜欢寻花问柳的军中同僚在一起，发现自己在一个无名城市的某条黑暗街道的一幢房子前等候，入口只准女人通过。因此，在大堂里，我的朋友戴上嘉年华会用的女人面具上到楼去。我大概也是照着他的方法去做的，但我记得不大清楚。
这个梦所提出的东西可能会满足亨利的好奇心——但这只是一种欺骗，男人没勇气进去的地方显然就是妓院，但如果他放弃他的男子气概，说不定能洞察这严禁的世界——被他的意识心灵所禁止。不过，该梦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否决定进去。亨利仍没克服他的冲动。
上述的梦在我看来似乎透露亨利有同性恋的倾向，他好像感到女性的“面具”能让他引起男人的注意。以下的梦就可以支持这个假设。
我发现自己回到五六岁的时候，我那时的玩伴告诉我，他如何和那个公司的董事搞猥亵的事。我的朋友把右手放在那个男人的阳具上，以令阳具保持温暖，同时也温暖他自己的手。那董事是我父亲的挚友，我颇崇拜他有广泛而又富于变幻的兴趣，但我们笑他是个“青春不老的人”。
在那个年龄段的小孩，同性恋游戏是相当普通的，亨利的梦仍旧出现这种事情暗示这带有一些罪恶的感情，因而强烈地压抑着。这种感情和他深深地害怕与女人形成永久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另一个梦和此梦的关联，可以证明这个冲突。
我去参加一对不明身份的夫妇的婚礼。在某一天早上，那一小部分客人从婚宴回来——新婚夫妇、男傧相、女傧相。他们进入一个大庭院，而我就在那等他们。看来那对新婚夫妇和男女傧相已发生过争吵。他们最后找到了一个方法解决，就是两男和两女分别离开。
亨利解释说：“你看，那里就像吉罗都描述的两性战争。”然后又补充说：“我记得这个梦中庭院是在巴伐利亚的皇宫，这地方由于最近作为穷人的临时收容所，因此其外观被破坏。当我目睹了同僚的婚礼时，我自问不知他婚姻会不会长久，因为我觉得他的新娘并不怎么顺眼。”
渴求回归被动和内心中，害怕婚姻不成功，梦中两性的分开——所有这些都是隐藏于亨利意识中，成为疑虑的明显症候。
十四、分析的演变
由于最初的怀疑和抵抗，亨利开始对自己心灵内在事件产生兴趣。他显然被他那些梦打动了。它们似乎正以有意义的方式补偿他有意识的生活，使他在正反感情并存、游移不定以及在喜欢被动等事上有明确而难得的洞察力。
一段时间以后，亨利做了更多充满阳光的梦，表示他已逐渐“上道”。在开始接受分析后的两个月，他说出这个梦。
在离我家不远的码头上——旁边是湖——有人把上次大战沉没的火车头和车厢吊上来。首先弄上来的是一个像火车蒸汽炉的大圆筒，然后是一节巨大、生锈的火车车厢。整个梦呈现出一种可怕但还有点儿罗曼蒂克气氛的景象。被发现的东西用轨道和钢缆送到附近的火车站，然后湖底变成一片绿色的草地。
在这个梦中，我们可以看到亨利显著的内在进步。火车头（大概象征力量和动力）曾“沉没”，即压制在潜意识里，但现在在大白天出现。和它们一起出现的是车厢，里面有许多种可以转运的珍贵货物（心灵的特质）。
现在这些“对象”再次成为亨利意识生命中有益的东西，他开始了解到自己可以发挥主体的力量。黑暗的湖底变成一片草地，是强调他积极行动的可能性。
有时，亨利在通往成熟的“孤独旅程中”，也从女性方面获得了帮助，在他的第二十四个梦中，遇到了一个“驼背的女孩”。
我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少女一起上学，她很瘦小，但长得很漂亮，可惜由于驼背而影响了她的外貌。许多人也进入了教室，但后来却被分散到不同的教室里上音乐课。我和那女孩坐在一张正方形小桌子前，她私下教我唱歌，我对她有种怜悯的冲动，于是吻了她的嘴。不过，我意识到这种举动对未婚妻不忠——即使也许值得原谅。
唱歌是最直接表达情感的方法，可是，亨利害怕表露自己的感情，他只是以理想化的青春期形式来理解。不过，在这个梦中，有人在一张正方形桌子前教他唱歌（表达感情）。这张四角相等的桌子代表“四重”的意念，通常是完美的象征。因此，唱歌和正方形桌子之间的关系，似乎指出亨利必须在完成心灵的完整前整合他的感情。其实，歌声打动了他，因此他吻了那女孩的嘴。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他已“娶了”她（否则他不会感到“不忠”），他已学会和“内在的女人”打交道。
另一个梦证明这个驼背的小女孩在亨利的内心世界发展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我在一所不知名的男子学校里。上课时，我私下强迫自己逃课，不知道为了什么，躲在房间一个正方形的柜子后面，向着走廊的门半掩着，我害怕被人发现。有一个成年人走过，但没有看到我，但一个驼背的小女孩走进来，一眼就看见了我，并把我从隐藏的地方拉出来。
不仅是同一个女孩出现在两个梦中，而且发生的地点也一样。在每个情境中，亨利必须学习一些帮助他发展的东西。看起来，当他在没人注意和被动时，很喜欢以知识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这种残疾小女孩的意象出现在许多神话故事里。在这些故事中，驼背的丑人通常都隐藏着很大的美（内在美），当“合适的男人”用魔咒，往往是一个吻解救那女孩时，隐藏的美就会显露出来。在亨利的梦中，那女孩大概是其灵魂的象征，它要从令它丑陋的“符咒”中解放出来。
当那驼背的女孩竭力用歌声，以及把他从黑暗的隐蔽处拉出来这两种方法提醒亨利的感情时，表明她是个有帮助的引导者。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亨利可以而且必须暂时属于他未婚妻和那驼背的小女孩（第一个代表实际、外在的女人，第二个是内在心灵的具体化）。
十五、面对非理性
亨利其后的行为很清楚地显示那个梦（其实是他的梦和《易经》那本书令他面对自己内在的深刻和非理性的力量）对他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从那时起，他渴望聆听自己与潜意识沟通的过程，而分析进行得愈来愈顺利，直到那些曾恐吓和分裂他内心世界的紧张冒出来。不过，他勇敢地坚持自己一定会得到一个满意的结论的。
自那神谕的梦过了仅仅两星期后（但在它被讨论和解释之前），亨利做了另一个梦，在梦中，他再一次面对令人困扰的非理性问题。
我独自在房间内，有一些令人讨厌的黑甲虫从洞里爬出来，散布在我的制图桌上，我竭力用魔术赶它们回洞去。这个方法相当奏效，但有四五只甲虫却不受影响，它们离开制图桌，在房间内飞来飞去。我不想再进一步向它们施法，因为它们已不再骚扰我。我在它们隐藏之处生火，一个高高的圆柱体火焰升起，我害怕房间会着火，但这种恐惧却毫无理由。
这一次，亨利对解释梦境已有相当的技巧，因此他想自己分析他的梦。
他说：“甲虫是我黑暗的特质，它们被分析唤醒，现在表现出来。不过有个危险，它们也许会布满我的专业工作（以制图桌作象征），可是我不敢用手去毁灭那些甲虫。这些甲虫令我想到一种黑圣甲虫，于是我使用‘魔法’。换句话说，在它们隐藏之处生火，意为我要求和一些神圣的东西合同。当火柱向上直冒时，我不禁联想到‘约柜之火’。”
要更深入探讨该梦的象征，我们首先必须注意这些甲虫是黑色的，那是黑暗、消沉和死亡的颜色。在梦中，亨利是“独自一人”在房里——这情况会导致内向和相当的忧郁。在神话当中，圣甲虫通常是金色的，在埃及，它们是象征太阳的神圣动物，但如果它们是黑色的，那它们就象征太阳的对立面——一些可怕的东西。因此，亨利想以魔法对抗甲虫的直觉是颇正确的。
虽然四五只甲虫仍然活着，但甲虫数目的减少足可使亨利摆脱恐惧和憎恶。他竭力用火去毁灭它们繁殖的地方，这是个积极行动，因为火象征变化和再生。
亨利在他清醒的日子里，似乎充满了进取精神，但很明显，他还不晓得利用这种精神以得到正确的效果。因此，我想到了另一个梦，它对他的问题有更清楚的说明。那个梦以象征语言出现，表明亨利害怕和一个女人扯上责任的关系，他想从感情生活中撤退。
有个老人行将就木，他被亲戚围着，我也是其中一个。愈来愈多的人聚在这大房间内，每个人都通过精确的介绍而各具特征。当时有40个人在场。那老人一边呻吟，一边喃喃说及“无生命的生活”。他的女儿——想令他更容易地表达忏悔——问他在什么意义下才能了解“无生命”，它是人文的还是伦理的。但那老人却没有回答。他女儿派我到邻室，用扑克牌算命的方式来寻找答案。翻到“9”就会发现答案——根据那张牌的颜色。
我很希望在一开始就翻到9，但最早只是翻到大王和小王，我很失望。随后我什么也没翻到，只是些纸片，它们根本不属于这个游戏。最后，我发现已没有扑克牌了，只有些信封和其他纸张。我和同时在场的妹妹一起寻找那些扑克牌，终于在一本笔记本下找到一张，这是9——黑桃9。这对我而言似乎只意味一件事——这是个伦理的约束，阻止那老人“过他的生活”。
这个梦最重要的信息是提醒亨利，如果他无法“过他的生活”，将会面临什么事情。那“老人”大概是代表垂危的“支配原则”——这一原则支配着亨利的意识，但他并不知道它的本质。40个人出席象征亨利心灵特征的整体（40是整体的数目，是数字4的崇高形式）。那垂危的老人是亨利的男性人格濒临最后变化的暗示。
那女儿问及导致死亡的原因，这是个无可避免且最重要的问题，这似乎暗示了那老人的“道德”阻止他过自然表达情感和本能的生活。不过这垂危的人沉默不语，因此他女儿（调停女性原则的具体化）变得主动。
她派亨利从算命扑克牌上寻找答案——答案就在翻到第一张9的颜色上。这件事要在一个未被使用且隔开的房间里进行（意味着这件事与亨利的意识态度相去甚远）。
最早只翻到大王和小王（也许是他早期崇拜财富和权力的集体意象）时，他感到很失望。当翻完那些扑克牌时，他的失望变得更强烈，因为这表明内在世界的象征已耗尽，只有些没有意象的“纸张”剩下来，因此那些在梦中的意象来源便开始枯竭。此时亨利要接受女性面的帮助（这次以他妹妹作代表），以找到最后一张牌。和她一起，终于找到一张黑桃9。这张牌的颜色指出该梦中“无生命的生活”一词的意义。实在很有意思，那张牌藏在一本教科书或笔记本下面——这大概代表亨利对自己专业的兴趣索然无味。
几世纪以来，“9”一直是个“魔法的数字”。根据传统的数字象征，它在三重升华中，代表完成三位一体的完美形式。在不同的年代和文化里，“9”这一数字与其他无穷的意义有关，黑桃9的颜色是死亡和无生命的颜色。而且，“黑桃”的意象也令人很容易想起树叶的形状，因此它的“黑”强调不论它以前是绿色的，还是有生机和自然的，但现在已枯死。此外，“黑桃”这字源自意大利的“spade”，意思是“剑”或者“矛”，这种武器往往象征着智力作用的掺入和“切除”。
因此，该梦明显地显示，实际上是“道德的束缚”（而非“文化的束缚”）不容许那老人“过自己的生活”。在亨利的例子中，这些“束缚”大概是他害怕完全向生活屈服，害怕负起对女人的责任所引起，因而逐渐对他母亲“不忠心”。该梦宣布“无生命的生活”是一种能令人死亡的疾病。
亨利再不能轻视这个梦的信息。他知道人需要一些超越理性的东西，作为在纠缠不清的生活中有帮助的罗盘，因此当象征从心灵的隐秘处浮现之时，实在有必要寻求潜意识力量的指导。通过这种认识，他分析的宗旨部分才能达到。他现在知道他终于被从不受拘束的生活的天堂中赶出来，以致永远无法回归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