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化的人类社会
二、未来的社会
三、核战争的危害
四、现代与未来
五、中国的未来
一、进化的人类社会
在这里我们要探讨社会主义在进化的国度里，像英、德、美各国，有什么最后成功的希望。在这些国度里除政治以外，凡社会主义的成功应有的一切情形都已经存在：工人都受教育，也习惯于工业的程序；大规模的生产和应用的一切工厂，都已经存在；勤劳的习惯在资本主义的严厉制度之下已经养成了。不但如此，只因为这些国家有天然的利益，他们才进化得早。矿产的财富、地理上的位置、天气的温度和人民的性格，都于他们有利。而那些未发达的国家，也因都没有这些利益。他们的出产方法既然是更有效力，他们平均每人所有的财富，比俄国人或中国人原本所有的多得多，所以他们若遭遇组织上的紊乱和国内的战争时，能担负较大的损失，而不至陷于完全饥饿的地步。国际间的困难除外，这些国家里无论哪一国，若要于明天采取社会主义，都能办到。但是在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顺利，固然能产生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技术上的便利，同时也使人切实要求社会主义的心减少了。自称社会主义的人固然增加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些人们的信仰减少速度，比人数增加的速度要快得多。
在一个近代工业的国家里，制定政策的人和实际上组织政府的人就是那些大资本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封建的遗风还有些势力，但是像克虏伯和巴林那等人，对于政策上所有的势力，比全体的贵族合并起来大得多。在大不列颠和合众国，资本家对于政府的权力很显著，这是不需赘述的。不过，在这两个国家中都有某种限制，与工会有重要关系的问题，如工资、劳动时间一类的，在英国不能常常依照资本家的意思解决。在美国，民众的愤慨能引起对日的宣战，不顾摩根（财阀）诸氏的意志，但是在资本家权力之下这种例外很少。因为，这种例外只能发生于能引起普遍注意的事体所酿成的公论，而不是报馆所“钦定”的。这种问题将来或者因为教育进步而增加，或者因为宣传的手段更灵敏而减少。
自然有一件事能丧失政府的威信，就是战争失败。这个原因在俄国、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都引起了革命。所以战争的失败，能使为资本家的利益而存在的政府被推翻，而以社会主义政府来代替。这种情形曾经发生于德国，但是未实现社会主义，只因为领袖们的不忠诚，在俄国，我们也没有看到充分的理由。若没有别的情形，其寻常党员也必定被推选为别的领袖。德国共产党确实愿意实行社会主义，但是失败了。因为大多数的人民都反对，不是因为少数的领袖们爱惜权柄，放弃主义。自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凡开化国的政府都有共同的政策，就是无论哪一国，若采取共产主义，就使该国的人民饥饿而死直至资本主义恢复为止，一面又放纵最惨无人道的军人去强奸、焚烧、杀戮和劫掠，直到他们都做厌了。我们若审查罗马尼亚人，在匈牙利于攻陷此拉昆所做的事情，就知道德国人不敢尝试不算稀奇了。若俄国人能供给德国人食物和武力的保护，德国人的步骤就必定大不相同了。
若真要在英国施行社会主义，除非先从根本上对商务政策进行改革，而方才所提的理由也都有效才行。现在就能采取几种办法，毫无疑问，若付代价，现在就能把铁路矿山收归国有。若能避免和资本家发生剧烈冲突，也能审慎地渐进举办工业自治，但是，这些办法都不过是预备的。若要实行社会主义，或早或晚，必须得无代价地没收私有资本。资本家既然都看到这点，他们就不定到什么地方就止步，宁肯作战，也不愿退让。这种战争，或者是变相的非资本党政府压迫工人，即资本党背叛工党政府。无论属什么形式，依美国现在的态度看，如到必要时，必定辅助资本党实行干涉，不用放一枪。不过禁止棉花、小麦出口，美国和加拿大就能迫使我们屈服。所以在现在的情形之下，即便是内政，我们也不能采取任何经济政策，因为我们美国“主人翁”会不喜欢的。这是我们战败德国和封锁俄国所必须付出的一部分代价，因为这两点，若没有失败，我们就不用专靠美国了。
若大不列颠要恢复从前的独立，并且能抵抗美国巨富的意志，那就必须恢复德国和俄国的繁荣，减少欧洲各国间相互的仇视，在匈牙利和南俄寻求食品的新产区，并且筹设一切方法，创立欧洲合众国。这显然是工党的正当政策，因为资本主义在美国，目前比在其他什么地方都强盛。法国自然是这种政策的大阻碍，因为，法国要恢复它在拿破仑时代在欧洲所居的地位。但是这种政策的成功，在经济上有很大的难度。或者，法国感受这些困难之后，并接受相当金钱的赔偿，或许能放弃奴役欧洲的野心。除非能使法国醒悟过来，否则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无论情愿与否，只得和美国合作。依它现在的态度而论，无论何时，大公司的领袖们认为必要，它就强迫我们加入攻击社会主义的神圣战争。在这种情形之下，工党政策的正当与否影响战争的性质，但是不幸工党不掌权。
德国的事实已经证明，英国的情形不久也将证明：社会主义在战败和穷困的国家，容易占优势。但是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在富强的国家开始，并且最后以和缓的变相实施于英国。俄国虽然战败，仍有一部分实力和魄力，使这种假设有可能性，然而绝少实现性。但是欧洲其余各国，大战之后，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依靠美国，若布尔什维克失败，或放弃社会主义，欧洲其余各国，唯有谄媚美国或者自行组织密切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联盟。这两种办法，若采取后者，政客们必须有点政治家的素质，而在平民方面，得有些忘却宿仇的情况。若这些情形都不存在，欧洲必定逐渐地受到美国经济的侵略。其侵略到极点必定使差不多全体的人民崇信社会主义。但是我们若仍旧依靠美国糊口，全体人民崇信社会主义，也不能使资本主义失败得更快。美国操纵世界，并且必定继续操纵世界，直至俄国繁荣和欧洲统一为止。
人类的将来，专靠美国的最近半世纪的行为。若美国在资本主义式的帝国主义的途径上平稳地进行，必定逐渐加重压迫其余的国家。新世界的财富和旧世界的穷困成为时时增宽的沟壑。被压迫的各国都越发痛恨美国。到最后，由社会主义的指导，必然引起遍及世界的背叛，同时废除对美国的一切债务。在这种竞争之中，英国将来加入美国方面，或欧洲亚洲方面，现在决难臆断。单看美国要取得英国的友谊或贸易，英国无论加入哪一方面，战争必定很长久、很猛烈，到战事终止的时候，欧洲的文化，一概破坏无存了。至于美洲自身，必定疲惫，以至于穷困。并且于境内发现在他处所打倒的资本主义那样，其结果未必不会美洲境内发生阶级战争，以致工业主义灭亡，全球的人民因饥饿、疾病死亡一半，并且最后恢复到更简单的生活。美国人返归红种人的生活数世纪，或者正在曼哈顿岛用弓箭游猎野兽的时候，又被哥伦布第二次探险找出来了。后来进化的程序必然重新开始，演进到同样无谓的极峰，也遭遇同样悲惨的衰败。
美国资本主义无阻碍地进行经济侵略的途径，这就是世界的前途观。工业有统一世界的趋向，半世纪的顺利经营能使美国在各大洲上都为主人翁。美国的势力，非用联合的力量不能抵抗，所以因美国的压迫而惹起的战争必定是世界普及性的。不但有资本主义或无产阶级的人民，也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家。自从大战以来，美国已经完全资本主义化，而英国已由头等降至二等。法国为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因为它的储蓄少，它出口的商品大部分为富人的奢侈品。共产主义必定锐减香槟酒和花边的进口，如此，法国的贫富都受到影响。德国自从欧战以来，已为无产阶级国家，俄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是。马克思的阶级战争如果实现，大概属于资本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战争会变多，而为每个资本主义者和无产阶级主义者彼此战争会变少。资本主义国和无产阶级主义国彼此宣战并不伤害国家主义者的本性，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里有最好的推行机会。所以，我们预料将来有这种世界大战爆发的严重危险。
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之中都有些人念及普遍的阶级战争并不畏惧。他们自信本方必能战胜，后来工业主义必能平稳地进行，为工人谋出幸福，为懒人生出财富，都是依照本人的爱好而推断的。欧战的榜样还在眼前，就有人想，像长久的极猛烈的战争，有时能完成数个交战集团的欲望，这个想法很是奇怪。欧战的结局对什么人有利呢？克虏伯么？德皇么？俄皇么？英首相么？葛雷（英外相）么？威尔逊总统么？这些人之中哪一个从战争上达到了他们参战本来的目标呢？为打倒军国主义，使世界永立民主政治主义而参战的那些青年人都怎么样呢？战争有自己的原动力，与发起战争的那些人们的志愿完全没关系。为主义的目标而发起战争和用火柴燃着一吨炸药，盼望着火之后烘烤面食一样的荒谬。其实人们不一定像他们所想的那些高尚主义的战争那样的愚笨。他们对于自己所提议的高尚的目标往往不过是些面具，用来遮蔽他们的痛恨和嗜杀的心。在平时虽然与禽兽无异的人，到战时竟能发表许多高尚的情感，就是这个缘故。
凡关于最近的战争都是正确的，遇有普遍的阶级战争必定加倍的正确。因为后者更长久、更凶猛、更广泛。这种战争的结局必不能促成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实现，因为这两种主义都是工业主义的变相，也都以开化的、社会的存在为前提。我们可以假定开战后不久，一切最重要的工厂，必被奸人炸毁，或被飞机用炸弹炸坏；凡有重要工程的城镇或乡村的人民，必被毒气熏毙；海上的航路完全不通；到最后，非乡民都因战争、饥荒或瘟疫毙命了。生存的人们必定是些退化的乡民，太蠢笨或少受教育，不能明了战争的意义，并且从生产方面看，也无关紧要，不受敌人的注意。热心者用这些人民建设新纪元，必定以为是很劣的材料，那时，世界必再等一千年才能重新听见他们的主义了。
所以若是我们讨论工业文化的前途，必然承受普遍的阶级战争是死亡的结局，而不是进入新世界的大门。我们必须自问除这种大祸以外，美国是否有社会主义化的希望，至少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的斗争中是否能守中立，这个问题是严重的，因为若把俄国牵入美国资本主义的轨道要躲避文化完全衰败的希望很小，除非能动摇美国人对于资本主义的信仰。
在美国，生产事业的组织已经是科学式的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的工业产品，都是由大公司用专利的方法制造，技术化程度很高，也差不多完全免除竞争所牵涉的亏损。其实列宁所称为的国家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已经存在了。因为国家，实际上，就是大规模的企业。
以为这个话题过大，先来看看立法机关吧。美孚公司有个家资数百万的大富翁要离婚，就到佛罗里达州居住，通过一条容易离婚的法律，他离了婚，又把法律废了。俄皇有那样的大权，不能做到这样的精妙，因为教堂必定反对。但是在美国，这样的案件很多。再讨论行政机关吧。遇有工人的争端，厂主雇佣私召的军队和罢工工人交战，也用装甲车去炸毁罢工工人的妻子所居住的乡村，这都成为习惯了。正式的军队也不能不遵行工业领袖的命令。现据政府当局正面调查的报告，有某某执行官要求某项判决，就调用美国军队包围法庭，并列炮于其前，要迫令法官通过符合纯粹美国主义的判决。至于司法机关，巨商所能利用的方法早已丑名远播了。舆论是报馆制造的，差不多常常偏袒资本家，因为资本家操纵报馆。所以美国的真正政府现时是那些有势力的家资数百万的富翁所组织的寡头政治，他们操纵极有实力的和统一的生产制度，堪称资本主义国家。它与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有两点：一是贵族性的；二是主管的人图谋私利，而不以谋求社会公益为前提。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所拟创设的制度不同的地方只在这两点。
这个制度现时也使人有些不满意，但程度不像欧洲的制度那样重。广泛地说，美国的每个阶级，比较英国相同的阶级对于本人的地位都更觉满意。这种普遍的满意，有什么继续的希望呢？
美国人知足的重要原因自然是本国工商业兴盛。美国的工资，比英国的高。其兴盛的重要原因，有下列几项：
（1）天然资源极为丰富，地方无人满为患的局面；
（2）资本家的魄力和能干；
（3）没有守旧的遗风；
（4）多数成年人移居美国，入境就能做工，不需儿童时期抚养和教育的花费。
这一切兴盛的根源，经过多年后，都会减小。天然的富源必定有一部分用尽，土地上的人民必定更稠密。资本家越来越多是继承财富的人，而不是自己创业的人。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就必定不能像从前那样有魄力和有本领。人民居住得久了，保守的遗风就必定发生。移民已经有了限制，无论如何，土著的人民渐渐增加，移民所占的比例必定继续减少。为这一切的缘故，美国现在所有的一切利益，一部分必定是暂时的。
虽然如此，美国人平均每人所有的财富，许多年之内，必定比欧洲的无论哪一国都多。别的国都因欧战陷于穷困，唯独美国据有资本，只这一样便能使美国人平均的财富最多。所以除非美国被牵入长久的和不利的战争，数十年内大约没有普遍的不满意。
虽然出现种种的情形，社会主义还有逐渐传播的理由。美国有梦想的人到现在之所以赞成资本主义制度最重要的缘故，就是每人都有上升的机会。寒微出身的巨富是那样的多，所以凡有魄力和有知识的人都有致富的希望。梦想和知识是宣传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所以宣传社会主义所需用的人才，如能在现行的制度下谋发展，宣传就不能成功了。但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制度的结果，是使劳动队伍里的机会每年减少。机会既然减少，和大公司领袖们有同等脑力而没有同等机会的人，必群起而评议资本制度，并且越发承认在不比他们高超的人们手里集中巨富和大权，是不公平的。这种人日久必定使平常工人有相同的感觉。
社会主义在美国于经营上、技术上的组织并不需要改革。作为原来能干的大公司领袖的资本家的子或孙的时候，支取巨款，为游闲挥霍之用，公司里的工作，须由行政人员办理。这些人就必定藐视怠惰的资本家，到那个时期，实行社会主义不过是等于把行政人员改为公仆。这种办法，很难看出来哪一等雇员能有什么合理的反对。现时社会主义这个字眼使他们恐惧，因为他们仿佛是看见了无政府的暗杀和赤色掠夺的话剧，又想有大帮匪徒侵入他们的住宅，强行公妻制度，又恐怕终身吃面包。但是人类的蠢笨，虽然本来极大，这种荒谬的理论却不至于永远的相信。不用正式的驳斥就丧失恐怖力，像地狱的火似的。将来或早或晚，理性和利益联合起来，必能战胜纯粹想象的妖怪。
社会主义的思想在美国的传播，大概和自由思想在欧洲传播的情形一样。各处官方的宣传都反对自由思想，在英语通行的国家也是如此。到现在，在英国、美国差不多一切教育都利用宗教宣传。明目张胆主张自由思想的人在教育界里不能得到什么位置，只能在牛津、剑桥等最先进的学校里谋取奖学金。虽然在那些特殊的地方，不信宗教也是个大阻碍。一切奖励都拒绝给自认为有自由思想之人。梅列地斯未葬在西敏寺教堂是因为他有一次主张离婚。从上到下，都使用所能想到的各种势力，以诱惑自由思想之人隐藏意见。幼年人只能由伪善者教育，因为若准其和忠实者接触，恐怕受传染，从前欧洲大陆各处都有同样更严重的压迫和摧残。
虽然如此，在法国、德国、俄国，基督教已被正式废弃。在英国，基督教实际上限于牧师和处女。在美国，现代的宗教，比较30年前，大见萧瑟。自由思想的传播，就证明官方的宣传和理性、常识对峙，终究没有抵抗的能力。所宣传的事渐渐不可凭信，虽然人们不明白废弃，但不再受它的感化。大概除此之外，没有人相信因为亚当吃了个苹果，未受洗礼的儿童就下地狱。相信永远刑罚的人很少，这少数人之中也没有人能指出，某某人应当受罚，或者犹大、伽利略除外。信仰宗教平常在行为上很少能体现出来，这与信仰民主政体和法兰克诸王的效果一样。
牧师们斥责在礼拜天游戏，人们不过以为他们是无意识，然而在信仰全盛的时代，同样的申斥必定使上下老幼匍匐跪行到祭司那里求饶赦。这一切的改变，都是因为理性战胜权威、明显的真理战胜个人的私利。
信仰社会主义，或至少不信资本主义也要用同样的方法，如幼年时的讨论，阅读书报和厌弃掌权者的欺诈和伪善等，通过个人和个人之间进行互相传播。现在已有的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以这种方法造成的。凡精神健全的人所不能接受的信仰若要维持下去，这种方法自属必要的，但是要传播与理性常识相符合的理论，不需用这种方法，各种理论本来是勤学好问的人士所乐闻的，所以就能自己传播，和自由思想的途径一样。资本主义的荒谬和不公平那样的显著，本题一经除去无谓之点，社会党就不能利用无理性的辩词，或使用邪术的伎俩。要把数十年的工作，挤在数月之内，和数世代的工作挤在数年之内，因此就不能使用理性的缓进程序。但是这种速成的工作是不稳当的。若社会主义要切实地成功，必须以理服人，而不可利用无意识的轻信心，因为糊涂人无论在哪里都容易坠入奸人的骗术。
社会主义者，都太操之过急。由于操之过急才产生阶级斗争，共产党专政和普通政权都主张用武力而不用理论，我并不是夸大其词，必须用武力，是毋庸疑惑的。从前教皇夺权，未尝不是用武力，但是武力很有限，因为劝导的功夫已经预先充分做了。到最后，从资本家那里夺去资本，必须用些武力。但是凡能从社会主义获得益处的人都能了解这个道理，与此相同，没有人能期望大公司的领袖们能容纳社会主义者的判断。但是，到了那个时候，用理论方法劝导已经不起作用，大公司的领袖们必定已经懦弱，驱逐他们所需用的力量，比较警察惩罚窃贼不能再多。社会主义者的手段应当专注于这个结局，而不可用武力造成流血，和不能稳操胜券的阶级斗争。
美国为世界的领袖资本家，最需用这种合理的方法宣传社会主义。但是如要成功，社会的阶级必须重新支配，与从前讲演时所用的等级当然不同。唯有下级工人在现在的社会主义之中能看出于自己有利。只招徕这种工人还是不足，还需有技术职工，因为在新制度初行正在危急的时候，他们的破坏行为（俄国已经有过）能重伤机器，不堪应用。无论哪一国，占一大部分的地方农民也必须招徕。还要招徕大部分的高等职业阶级和知识阶级。恐怕他们做不利的宣传和阻挠，必须有绝大的后援才不恐惧破坏资本，破坏工业，饥饿、强暴和解除幻象。要完成这件事，必须清晰表明要以理性为号召，而不用武力，并且非等到资本家的少数叛徒反抗用民治主义的方式所颁布的法律之前都不用武力。以理性为号召，若要在大多数民众之中能成功，社会主义者之间，迄今所盛行的阶级观念必须放弃，并且要说明社会主义是于社会有利益而不只于下级工人有利益。若采取阶级观念，就产生争斗、压迫和愤恨，并且对其他阶级无意义。但是，如果像我所深信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能竭力保全个人的自由，不需长久的和猛烈的战争就能实现。在工业进化的社会里，能增进人的幸福吗？必定有个说明的方法，除有遗传成见的少数不计外，余下的人必能折服。正是这种方法，也唯有用这种方法，才能使社会主义盛行于美国。
二、未来的社会
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恐惧心理所占的位置要大于希望。他们心中想得更多的是生怕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拿走，而对于他们生活中以及他们所接触的其他人的生活中所创造出来的，相比之下，就想得少了。
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
有些人的生活，对自己、对朋友和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有益的。这些人得到希望的鼓舞和欢乐的帮助。他们知道世间可能发生的事，以及如何使这些事成为现实。在私人关系上，他们不是唯恐失去人们的爱戴和尊敬，而是全心全意地爱戴和尊敬别人，相信不必乞求，报答自然会到来。在工作中，他们不是常常去妒忌竞争者，而是关心那些要做的实事。在政治上，他们不为维护本国家、本阶级的不公正的特权而浪费时间和精力，他们的目标是为世界增添幸福、减少残酷，使与敌对团体的战争日益减少，使不受压制、能自己成长的人日益增加。
生活中有了这种精神，就会有一种根本的快乐。这种生活方式是值得提倡的。那些找到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就会从恐惧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因为他们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是不受来自外部的强制力量的压制的。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排除困难、赶走怯懦而拿出勇气、擦亮眼睛，以这样的方式生活，那么就不必从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去着手革新世界了，所有那些在改革中必须做的事情，都会通过个人道德的革新而毫无阻碍地得到实现。如果想推翻恐惧的统治，对普通人来说，仅仅教他们鼓起勇气，对灾难持冷漠态度是不够的。消除恐惧的根源是很必要的，这样才能使不成功的人从烦恼的感觉步入一种美好的生活，并减少可能加在那些不善于自卫者头上的伤害。
当我们去思考生活中的邪恶时，可以大致地将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物质的性质，如死亡、痛苦以及使田地难以生产出粮食就属于此类，这一类我们叫它“物质的邪恶”；第二类属于受难者性格上的缺点或是他们自然的嗜好，如愚昧无知、缺乏意志以及暴烈的脾气，这一类我们可以叫它“性格的邪恶”；第三类属于个人或集团压制其他集团的权力，这不仅指那种明显的残暴专制，凡是那些用武力或者用精神上的影响去干涉别人的自由发展都属于此类，这一类可以叫作“权力的邪恶”。一种社会制度就可以根据这三种情形去判断它的好坏。
以上三种邪恶没有严格的界限。单纯的物质的邪恶是有限度的，但我们绝不能认为已经达到了这个限度。我们不可能战胜死亡，只可以不断地通过科学使生命得到延续，并使绝大多数人能够长寿；我们不可能完全解除痛苦，只可以无限地减少痛苦，并使所有人能够健康快乐地生活；我们不可能不劳动而使大地结出丰硕的果实，只可以不断地减少劳动量并且改善劳动条件。性格的邪恶常常是物质的邪恶的一种病态结果，更常常是权力的邪恶的结果。权力的邪恶，随着那些掌握权力的人的性格的邪恶以及无权力的人的物质的邪恶所产生的恐惧而愈加强烈。由于这些理由，三种邪恶是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的。相对应地说，我们也可以将灾祸分为：一种是由物质的原因产生的；一种是由我们的性格缺点产生的；一种是由我们受他人支配的原因产生的。
与这些邪恶争斗的主要方法是：对于物质的邪恶，用科学；对于性格的邪恶，用教育和一个没有干预支配的所有行动力的自由的发泄；对于权力的邪恶，则通过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使一个人干涉他人事务的程度降至最低限度。我们先从三种邪恶中的最后一种进行讨论，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所特别希望得到改善的。他们对贫富不均的抗议主要是对因财富而产生的邪恶所持的见解为基础的。这一点柯尔先生做了很好的阐述。
我想问的是，什么是当今社会中我们应着手铲除的最根本的邪恶？
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可能的问答，并且我确信不少怀着好意的人会做出错误的回答。因为他们答的是“贫穷”而不是“奴役”。每天他们看到的是巨富和赤贫、高红利和低工钱这些可耻的对比，他们痛心地意识到无论私人还是公共的慈善事业调节贫富使之平均都是无效的，他们会毫不迟疑地答道，他们支持铲除贫穷。
在这个问题上，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和他们是一样的。
贫穷只不过是症状，奴役才是病根。束缚与放纵达到极端，贫富不免也会随之达到极端。多数人并不是因贫穷而被奴役，而是因为被奴役而贫穷。但是社会主义却都常常过于注意穷人物质上的贫穷，而没有意识到这种困苦是基于制度上的原因。
我认为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怀疑当前制度中的权力的邪恶远远大于它所必需的，也并不怀疑这种邪恶可以通过一种适当的社会主义形式得以大大削减。少数幸运的人如今确实能依靠租金或利息自由地生活，如果在另外一种制度下，他们就很难得到更多的自由。但是绝大多数人，不仅仅是很穷困的人，还有各种雇佣工人，甚至从事专门职业的阶级，都是为赚钱谋生而做奴隶的。他们被迫拼命干活，几乎没有娱乐或从事其他消遣的时间。所以那些中年以后退了休的人，会感到索然无趣。因为他们不知如何打发时间，而以前曾有过的工作以外的兴趣又都不复存在了。但这些人已算是非常幸运的了，因为大多数人都不得不工作到年老体衰，而且一直处于贫困的恐惧之中，稍微富裕点的则担心无法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或是生病时得不到必要的治疗；至于那些更穷的，则时刻受到饥饿的威胁。
但是，这些邪恶大部分是可以完全消除的。如果人类中有教养的人只为寻找增长自己的幸福，而不再给他人以痛苦；如果他们能够从事全世界共享的建设性改革事业，而不再去破坏性地阻碍其他国家或阶级的进步事业，那么现在世界的整个制度就会在一代人手中完全改变。
从自由的观点来看，什么样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呢？我们应努力朝什么方向发展呢？如果暂时抛开所有其他方面，单从这一点来看，最好的制度应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所提倡的：消灭私有制，废除一切国家，建设“无政府”社会。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差不多，但如果采用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要原理会更易实行，因为不论什么论点都可引起争论，所以我暂且不加议论，只说看起来哪种工作的组织是最好的。
义务教育应推行到16岁，或者更长些，之后是否要继续受教育，应由学生自由选择。如果愿意的话，尽可以自由地继续接受教育，至少到21岁。当学业完成后，不应有人是被迫去工作的，而对那些不愿工作的人应得到一份微薄的生活费，并且完全听其自由。但是也许社会上应有一种强有力的赞成工作的舆论，这样，不工作而闲暇的人就会很少了。使闲暇的人在经济上过得去有一个很大的好处，这就是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意向使工作不再是令人厌烦的事。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大部分工作都是令人厌烦的，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问题就不能说得到了解决。我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人不工作这是不合乎事理的。事实上现在那些每年收入100镑的人，十个中至少有九个是宁愿从事有报酬的工作来增加收入的。
现在再来谈谈那些不喜欢闲散的大多数人。我认为一方面利用科学的帮助，一方面解除国内和国际上大量徒劳的困扰，假定每人每天工作4个小时，就可使全社会的人生活得很舒服了。那些有经验的雇主，极力表明他们雇佣的工人每天工作6小时竟能等同于8小时的工作量，在一个技术教育程度比现在更高的社会中，这种趋势会更加显著。人们不像现在这样，仅学会一种职业，或是一种职业中的一小部分，而是要学好几种。这样，他们就可随着气候和需要的变更随时改行。至于各种工业内部的事情，将由他们自己管理，甚至各个分厂对于只与厂内工人有关的所有问题，都将自己解决，不再由资本家管理，而是由选举出来的代表管理。不同的生产机构间的关系将由行会会议来决定，而关于社会中某一地区居民的事件，则仍由国会来决定。至于所有国会和行会议会之间的各种争端，将由这两个机构选派人数相等的代表，组成的新机构来调节。
关于报酬，不会像现在这样只根据工作实际要求的和已经完成的来支付，将来凡是愿意工作的人都能得到报酬。这种制度在一些薪水较高的工作中已经采用，如果一个人占有某一职位，那么即使他碰巧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也可以继续保留他的职位，失业和丧失生活来源的恐惧不会再发生。所有愿意工作的人是否应得到相等的报酬，或是高超的技艺是否应得到高额的报酬，则由各行会自由决定。如果一个歌唱家得到的报酬比不上舞台上变换布景的人，那么这位歌唱家也会选择变换布景的职业，直至这种报酬制度改变为止。如果出现这种情形，那么更高的报酬看来是很必要的。但是这种制度如果由行会自由投票决定，会更容易被人接受。
无论怎样尽力使工作适合人意，据推测，总有一些职业是人们所不愿从事的。但人们可以被这些工资较高、工作时间较短的工作所吸引，而不是被穷困所驱使。于是社会就会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动力缩小这些特殊职业不合人意的地方。
在我们现在所能想象得到的任何社会中，仍需要货币，或是和货币类似的东西。无政府主义者自由平均分配全部劳动产品的方法，并不能消除对一些交换价值的标准的需要，因为人们的嗜好各不相同。到了分配奢侈品的时候，年老的太太们就不愿意用她们应得的一份换取雪茄，青年男子也不会满足只得到哈巴狗。这就很需要搞清多少支雪茄等价于一条哈巴狗。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像现在一样，付给他一定的款项，并按照需要规定各种相关物品的价格，使之得以调节。但如果用现金支付，那么人们就可以将它储存起来，到一定时候，就成了资本家。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最好发行一种通用证券，只在某一时期内有效，比如从证券开始发行时算起，以一年为有效期。这样就能使人们只为节假日攒钱，而不能无期限地储存。
将来的社会允许把日常用品和所有容易生产的、足以满足需要的用品，自由地分配给需要这些用品的人，而在数量上不加限制的设想，已经有了许多评说。至于这个设想是否应被采用，我认为这完全是技术上的问题。事实上，按这个设想生产必需品，能不浪费有用的劳动力吗？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认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一设想，迟早可以适用，到那时，这个设想也就自然地被我们采用了。
无论已婚还是未婚的妇女，她们操持家务，也将得到报酬，就像她们在工厂中工作一样。这样就可保证做妻子的在经济上完全独立，这是其他平民所难以达到的，因为我们不应要求那些怀抱婴儿的母亲在外面参加工作。
孩子们的费用将不再由父母承担，他们也和成年人一样，能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必需品，他们还会享受免费教育。有才能的学生，将不像现在这样为了奖学金而竞争，也不会在幼年时期就为一种竞争的精神所鼓舞，或是被迫用脑过度，以致后半生精神疲惫、体质虚弱。教育将远比现在多样化，而且更加注意适合不同类型的人。对于初学的学生，应给予更多的鼓励，少给他们灌输那一套国家所崇仰的信条和知识上的惯例。我看原来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无非是帮助国家维持现状。对于绝大多数孩子来说，或许更适合走出教室，到乡村去接受更多的教育。一种具有自由精神的技术教育，对于启发他们精神上的活动远比书本上的有用，因为他们认为书本上的知识除用来应付考试外，毫无用处。真正有用的教育是符合孩子们自己的本能兴趣的，这种教育给予孩子们的知识正是他们所探求的，而不是一种枯燥无味、与孩子们的自然兴趣毫不相干的知识。
政府和法律将仍然存在，但两者的权力都将减小到最低限度。有的行为仍会被禁止，例如谋杀。但是刑法中关于财产问题那部分几乎将全部废除，而现在那些引起谋杀的种种动机有许多都将不再出现。那些仍旧犯罪的人将不再被当作罪人遭到谴责和蔑视，而将被视为不幸的人。人们把他们送入一种类似精神病院的地方，直到大家承认他们不再是一种危险为止。随着教育的进步、自由的发展、资本的消除，犯罪行为将减至极少。针对不同的犯人，我们都应实施不同的治疗方法，我们就可以认为一个人的初次犯罪也就是他的最后一次犯罪。当然这不包括神经不健全的人和低能儿的。对他们来说，长期的不乏好意的拘留也许是必要的。
政府可以看作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社会或其所承认的各种决议，另一部分是对那些反对以上决议的人的强制。乌托邦对于第一部分是不反对的。在一个普通的文明国家中，第二部分也可以完全不表现出来。当一个新的法律正在讨论时，那些持反对态度的人待这项法律通过以后，一般也会服从它。因为在一个安定的、有秩序的社会里，对抗法律多半是不起作用的。政府使用武力的情况可能仍将存在，这正是为了使大家服从，但无须用武力解决。如果像乌托邦所希望的那样，政府不再使用武力，那么大多数人仍能联合起来，并用武力来对付少数人。军队或警察的武力与政府的武力唯一不同之处，就是他们的武力是有特殊作用的，而不是常设的和专业性的。这样做的原因将是因为担心少数训练有素的人篡夺国家权力，并建立一个旧式的专制政治国家而每个人都必须学会如何战斗。这样看来，无政府主义者的目的似乎不能通过他们所倡导的方法得以实现。
如果我说得没有错，那么为了阻止国内外人事中出现的暴力，只有依赖一种能够宣布武力的种种用途，并显然能压服各种武力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也有限制，当自己有不法行为时，就无力宣布武力的作用。当对手的武力是拥护自由、抵抗暴力并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时，他们也无力压服这种武力。这样的权力如果存在于一个地区之内，就是所谓国家。但在国际事务中，这种权力还尚待创造。创造这种权力，困难是巨大的。但要把社会从周期性的且一次比一次危害性更大的战争中拯救出来，就必须克服这些困难。这次战争结束后，是否能形成国际联盟，并且能够履行这种任务还不能预言。但无论如何，在我们的乌托邦出现之前，一些阻止战争的方法是必须确定下来的。一旦人们相信世界已不复存在战争的危机时，所有困难也就都解决了。对于各个国家解散海陆军队，将会遇到很大阻碍，代替军队的将是一种小型的国际武装，用来抵御未开化的民族。到了那个时候，和平就将真正到来了！
引导人们的思想离开使用武力这一过程，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而加速前进，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不能是那种使官吏有极大权力的国家社会主义。现在资本支配其他人命运的权力远远大于任何人应有的权力，他们的朋友在国内有权力，他们在经济上的权势就是在政治上的权势的样本。在一个男女都享有经济自由的世界里，将没有这样命令的习惯，因为，也不会有对专制的偏爱，比现在普遍存在的一种更加柔和的性情将逐渐产生。人类是由环境形成的，而不是生下来就定了性。现在的经济制度对人类性情上的恶劣影响，以及对公有制的期望所产生的极好影响，就属于提倡改革最有力的理由。
当多数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他们真正的幸福就在于以下两点：他们的工作和人际关系。在我们已做了描绘的世界中，工作是自由的，而不是过度的，工作中充满了公共事业的乐趣，而且这种事业进步都很快，即使是地位最低的单位，也有创造的快乐。至于人际关系方面的利益是与工作上的利益不分上下的。唯一有价值的人际关系，是以彼此间的自由为基础的，没有统治，也没有屈服，除了爱情，也没有相互间的约束。当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已经完结，也就没有经济上或习俗上的需要去保护外表的形式。商业主义造成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它毒害着男女之间的关系。卖淫的坏处是普遍承认的，这种坏处虽大，但经济上的情形对婚姻的影响却更厉害。在婚姻上常有一种买卖的暗示，为了获得一位女子，男人就向她保证使她享有某种程度的物质上的安逸。婚姻除了更难逃脱外，几乎常常和卖淫行为没有区别，所有这些邪恶的整个基础就是经济。经济原因使婚姻成了一桩买卖或契约，在这种婚姻中爱情完全居于次要地位，没有了爱情，也就不能认为是自由的。婚姻应是彼此之间本能的一种自由的自然结合，它充满幸福，而又不掺杂着类似敬畏的感情。双方彼此应当互相尊重，即便是稍微干涉自由的事，也完全不可能发生，并使一方反对另一方意愿的强迫性的共同生活成为不可想象的极为可怕的事。这种婚姻不是由主持订婚的律师想到的，也不是牧师所念及的。现在大多数男女所设想的婚姻是不存在自由精神的，现在的法律对于任意干涉自由的意志给予一个良好机会，男女因喜欢断绝彼此的自由，而使各人都失去自己一部分的自由，且私有制的环境使婚姻更不容易产生一种美好的理想。
当经济上奴役的邪恶命运对我们的本能不再产生影响时，人际关系也就不像现在这样。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将只靠感情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感情，这种结合就被看作没有保护的价值。因为爱情是自由的，所以在男女双方的私生活中，将不再存在能引起喜好专横的机会和刺激，而所有在爱情中具有创造性的东西都有自由的机会。凡是尊重被爱者心灵中的事，将不像现在这样如此少见。今天，许多男人爱他们的妻子和爱羊肉没有两样，只当作吞咽和吃掉的某种东西。在双方互相尊重的爱情中，所具有的快乐完全不同于专制性的爱情中的任何快乐。这种快乐不仅使人们的本能得到满足，而且使人们的精神也得到满足，这种本能和精神的共同满足，是发扬男女之间最好行为的生活所必需的。
在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世界里，生活中的欢乐比现在日常生活中单调的悲剧要多得多。按照目前情况来看，大多数人在度过了幼年时期后，就服从于一种预先策划好的生活，这样就失去了无忧无虑的快乐，而仅有一种在一定时间内的严肃的快乐。“变成小孩一样”这句箴言，在很多方面对大家来说是有益的，和它相似的还有一句“不要去想明天的事”。但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中，这些箴言都是不易遵守的。科学家们常常到了老年，还保留几分像小孩子一样的天真单纯，由于他们致力于抽象思维而超脱了世俗，而且由于他们的工作得到世人的尊重，所以也不会因不谙世故而受人欺凌。这种人就已成功地拥有了所有人都应具有的生活。但就当前情况来看，经济上的竞争使他们这种生活方式为大多数人所不能得到的。最后，关于物质的邪恶对我们所设想的世界的影响将说明什么呢？是否疾病将比现在少？是否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将比现在多？或是将来的人口将超过生活必需品的限度，如马尔萨斯反驳葛德文的乐观主义所说的一样？
如果我们已经假定的其他条件能够实现，那么将来的疾病比现在少似乎是一定的。人们将不再密集于穷街陋巷之中，孩子们将拥有许多的新鲜空气和野外运动，工作的时间将只以适合健康为标准，不再像现在这样累得筋疲力尽。
说到科学的进步，几乎全部依靠新社会中智力自由的程度如何而定。如果所有科学都由国家组织和管理，将很快变成呆滞和僵死的东西。科学将不能取得根本上的进步，因为等不到这种进步实现，人们就怀疑它并不能补偿公家因它所耗费的款项。科学上的权力将掌握在老年人手里，特别是那些在科学上享有盛名的人手里，他们对那些年轻人中不去奉承他们而同意他们原理的人是抱着敌视态度的。在一种官僚主义的国家中，恐怕科学会很快停止进步并得到一种类似中世纪的对于权力的“尊敬”。但在一种较自由的制度下，能使各团体随意任用多少科学家，而且对于那些愿意研究一种完全未被承认的新学问的人，在同意给予“流浪人的工钱”的这种制度下，就很有理由认为科学的发达一定是空前的。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我相信对于我们制度中物质上的可能，一定不存在其他任何障碍。
关于生产那些物质生活中的一般消费品所必需的工作时间的长短问题，一半属于技术方面，一半属于组织方面。我们可以假定将来不再有那种没有任何效益的劳动，如制造武器、筹划国防、散布广告、为富人制造奢侈品，或是任何由我们的竞争制度带来的其他无用的事情。如果每个工业体系对于他们的新发明或他们引进的新方法享有全部或部分的专利特权，那么对于技术上的进步，大家一定大力加以鼓励。发现者和发明家的生活，也一定是非常愉快的。就现在情况而论，处于这种生活中的人很少为经济动机所驱使，而多半是由于对工作的兴趣和对荣誉的期望。这样的动机将来会比现在更广泛地起作用，因为被经济制约的人更加稀少了。并且在一个世界中，如果人的本能不像现在这样被横加干涉，生活充满了更多的乐趣，人们的兴趣和生机也因此更加旺盛。那么毫无疑问，他们的才思将更加敏捷，而且更加富于创造性。
现在还剩下一个人口问题，自从马尔萨斯所处的时代以来，这个问题就成为那些认为一个较好的世界不可能存在的人的最后的庇护理由。但这个问题和100年前是大不相同了。文明国家的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而且很显然，无论采取何种经济制度，这种趋势都会继续下去。若再将战争的影响考虑进去，那么西欧国家人口似乎不会比目前多多少，而美国人口的增加似乎仅仅因为移民的关系。热带地区的黑人人口将继续增长，但这对于温带地区的白人居民似乎并不构成严重的威胁。当然，还有黄种人的灾祸，但是在人口问题成为重大问题之前，亚洲各民族的人口出生率也很可能会下降。如果不是这样，还有其他手段用来对付这个问题。无论如何，将这件事看作我们希望的严重障碍，未免缺乏事实根据。我的结论是：对于人口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得到准确的预测，但认为人口的可能增长是社会主义的严重障碍，是找不到任何正当的理由的。
我们的讨论已经使大家相信，由特别教义构成的社会和无政府共产主义关于土地和资本公有制对于现今世界所遭受的邪恶，对于创造仁人志士所希望实现的社会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步骤。但是，这种步骤即便必要，仅单靠社会主义是绝不行的。社会主义有许多形式，那种国家是雇主，所有工作的人从国家那里领取工资的社会主义，存在着专制和阻碍进步的危险。这种危险甚至可能比现在的社会制度还要坏。反之，无政府主义虽然避免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危险，但是也有它自己的危险和困难，因此，即使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中它也很可能难以实现，也难以维持长久。不过，这种主义仍是我们希望极力趋近的理想，而且希望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完全实现它。工团主义也有许多与无政府主义相同的缺点，因此也同样是不稳固的，因为它一旦建立，就会立刻觉得中央政府还是必要的。
我们所拥护的制度，是一种社会主义形式的制度，它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程度或许要比正式行会人员所完全认可的更大。政治家们一般忽略的事情正是无政府主义所最重视的。假如社会主义一旦实现，人们重视并自愿从事非经济的事业，社会主义的有益之处才会得到证实。
在我们所必须追求的世界上，创造精神是有生命力的。生活是一种充满快乐和希望的冒险的活动，这种活动是基于建设的愿望，而非保持自己的所有财产或是获取他人的财产的欲望。在这样的社会里，情感必然有自由的活动余地，爱情不再含有专制的本能。在将残暴和妒忌驱走、铲除之后，幸福地生活和去创造那种生活，将本能地得到自由的发展。这样的社会是可能实现的，只等着人类愿意去创造它。
与此同时，我们所生存的世界还有其他目的，但它将焚毁消亡于自己热烈的欲火中。而从它的死灰里，必将诞生出一个充满希望的、阳光明媚的新的年轻的世界。
三、核战争的危害
原子弹的发明使人类面对极端严重的问题必须亟待解决，即如何在大难临头之前而非在遥远的将来，求得以削减大战之道。下次战争如在两三年之内发生，因他国尚无原子弹，胜券当稳操于美国及其同盟之手。将来如无战事，则苏联及其他大小各国，则具有制造原子弹的机会与时间。
须知原子弹势必迅速变为比投诸日本者成本较廉，威力更大，尚可附带喷射物消灭附近地区一切生命，投掷稍有不慎，世上所有生命都将尽灭。
目前唯一可以永远制止战争的方法，是建立国际政府，独揽军权。我所主张的国际政府，不似此前温文儒雅的国际联盟，也不同于现有外强中干的联合国，而为真正有权处理国际事务者。欲保持世界各国的和平，必须独操世界绝无仅有的原子弹及其制造厂，又必须独操世界绝无仅有的陆海空军，以及任何足以使其成为不可抵抗者。所属原子弹陆海空部队，必须由各国人混合组织，使其中任何单位无从产生国家思想，任何个人都受严格训练，向此国际政府效忠。
此外，在理论上，尚有一法足以维持地中海和平。现在的美国如果好战或实行帝国主义，极可能强迫各国裁军并建立遍及世界的独霸军权，只因美国目前不愿如此，如再过数年，美国即不复再有此机会了。
将来，如世界战争，虽甚残酷，当归于美。当然西半球文化不至陷于毁灭，而且世界政府，势必在美国霸权之下，应运而生。但将来如无大战发生，使苏联获得充分原子弹之供给，则世界和平大局便由美苏平分秋色。在此将战而不战时，国际政府的建立，将有赖于苏美双方的同意，不能只靠强权。只有美国不用强权，而在英国及其他强国支持之下创设国际政府，先从南北美、英国、北欧以及法、比、荷、西诸国入手，制定国际政策，欢迎赞成者参加，并竭力劝说苏联共襄盛举。如此国际政府，也可按步组成。
可惜现在强有力者的意见，却趋于歧途，彼辈均以罗致组织柔弱国际机构为满足，而不以放弃苏联创设坚强国际机构为职志。为公之计，使联合国不至于徒有其名，必须再经奋斗改革现有宪章的时弊。现存联合国仅能制止芬兰攻击苏联，无法制止苏联攻击芬兰。实际上，目前无能力防阻任何强国发动侵略战争，其唯一所能制止战争，只有本来不致发生的战争而已。目前的联合国机构要想达到任何确实目的，至少必须改革三件事：
（1）强国的否决权予以废止，使多数的表决有权解决当前问题；
（2）各强国所派充联合国的军队，务必增至任何强国不能抵抗的程度；
（3）此军队务必混合编制，使各军队消灭国家观念或国家联合。
只有以上均已办到，联合国才能成为化除世界大战的工具。
以上所述，似乎过于理想。由于政治家、外交家多在苟且偷安中长成，希望做些不劳而获的假把戏，而不肯从战胜困难中求得确实有效的方法。甚至将假把戏伪装得极似真实，使人见之信而不疑。
至于科学家等原属政治的门外汉，如今，忽然肩负起不知如何负担的政治责任，又由彼等的发明，已经足为至善，也足为万恶的权力，交付一般不知如何应付剧变的凡夫。政治非常复杂，对于科学的了解虽未必有裨于政治了解，但是科学家等如果明了政治问题之复杂，绝非鲁莽的方法所能解决，则彼等也能用了解科学的智慧，来了解政治了。
世界虽有三强五强之称，实则只有美苏两强有绝对优势，其他强国不过左袒右袒或中立于二者之间而已。我想其他强国，包括英国在内，都因本国为原子弹而发生的种种缺陷，群趋于委曲求全之途，此并非智慧不如人，实因本国主权已敷于美苏两强。因此建立国际政权问题，实际上只是美苏两国所要解决的问题而已。
至于说服美国，因美国言论自由，当取完全不同途径。美国国事不尽如人意，其过不在被责之政府，而在政府必须让步的全国舆论。所以欲说服美国，必须发动大规模教育民众的行动，才能见成效。美国国民都厌恨欧亚发生蠢事，强迫彼等卷入战争旋涡。依其情绪而言，多系孤立主义者，虽有真凭实据摆在面前证明孤立毫无好处，犹在梦想大西洋仍如华盛顿时代，可为不能飞渡保障安全的天堑。要解决这种困难，必须使美国执政者、国会议员以及全国公民全都明了数年后美国即须面临的原子弹，并且相当屈辱，势难避免。闻者势将反驳，以为美国今后必然拥有比任何一国较多的原子弹，他国应当自知进攻美国，为愚不可及之举。此种观点的错误，必使彼等明了，美国所以两度卷入大战旋涡，都因不愿卷入而被卷入。在1914年与1939年间，美国如果提前宣布取消中立，德国将不至敢为戎首。美国人民必须明白：相同惨剧，势将重演。无论中苏或英苏发生战争，均必牵连美国。原子战争，为祸至烈，暗中袭击，无法提防。此外还须禁止原子弹使用。以上种种，应用口头语言及文字由绝无其他作用而专为全民谋利益者，向全国各地普遍说明。
最有和平希望的政策，并非纯粹的和平主义。极端和平主义者，固可主张只需接受苏联要求，必可永保和平，但此系绥靖政策，在大战以前，曾经英法政府多方运用而获得惨痛结果。我当时也以和平理由加以维护，至今深觉非是，悔之莫及。此种政策，简直鼓励被绥靖者使其愈求愈苛，直至所求无可容忍，世界和平不能由示弱及迁就所获得。
英美政府理应竭诚与苏和谐，使其深信英美所为，旨在建立健全国际合作，且能以和平为目的，而绝不肯为和平付任何代价。至计划相当成熟，应交联合国公之于世，获得最大可能的支持。苏联如果乐从此议，固属最妙；否则，必须加以压力。与其拖延时日，迟早必有战争，不如及早运用不得已的压力，消祸于未然。但此种压力，必须于各种和平方法均经使用又均归失败，方可实施。我相信实施之后，苏联会让步而合作。
总之，这是人类空前严重的问题，如不迅速解决，战争即将毁灭人类及其文化。只有在南极探险，及在中国西藏喇嘛寺研经者的残余生命，或可保留。存者为数无几，自难重建高度文明的社会，如果人类在一两千年之间还不能超越现代愚蠢阶段，我们可以设想，他们必然不断重演现在自相残杀的惨剧。假使世界上尚有值得保全者，我们必须群起共谋解决问题。至于如何解决，实已明如观火。所难在于如何说服人类，为自己的生存而让步！
四、现代与未来
普通学者大都称颂希腊的文学与艺术，不过在这些方面，还有其他的古代国家，如中国不见得比希腊差。希腊的特长，还要算逻辑中的演绎法和几何学。有些希腊学者，如阿基米德，沟通了理想与实践，推论与实验，与现代的科学方法一样。苏格拉底以前的学者，如恩培多克勒，是当时极合乎科学方法的。我们常常称赞亚里士多德搜集的事实最多，特别是关于动物方面，但是他的“动物史”，与他手下人听讲的动物故事，有许多不符合的地方，他还没有觉得准确地观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柏拉图所努力的，完全是在伦理与玄学，而不在实验方面。此后，这种趋势更盛，而把阿基米德丢开了。柏拉图的思想，近于贵族，而鄙视劳力，恐怕他对于现代的实验方法，是文人所不屑的。因这种种原因，古代实验的科学方法未能进步，反而渐次遗忘。
但是几何的发展，没有上述这种阻碍。直到1829年罗巴雪夫斯基的时候，几何所有的前提，并未发生任何疑难。一切新知识，都可用演绎法推测出来。因此，当时对于前提本身并不注意，而只注意到推测方面。希腊哲学和中古神学都为这种观点所蒙蔽。这种观点对于特殊的事实，只当作三段论大前提的引证，而对于此事实的本身毫不注意。苏格拉底是一个必死的人，并非根据柏拉图记载苏格拉底死时的事实，而是根据“凡人必死”这个大前提。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世界又重见天日了：事实的本身即有价值，并非只为大前提的引证而已。那时有许多人反对独裁的知识系统，比如，蒙旦不光不理会那些公律，反而提出许多例外，以推翻它们。不过无政府状态的学术界，也不能持久，因此就建立了一种新的知识训练方法。这就是科学方法，创建于伽利略。
科学方法的要素，在于考察特殊的事实，而发明新的公律。科学方法是希腊的演绎法与文艺复兴两方法综合而构成的，这方法的基础是特殊的事实，不过这些事实是为归纳原理而用的。原理归纳出之后，再用希腊的演绎法推测新的特殊事实。这方法极大可能成功，为什么呢？因为这方法和中古时代纯粹的演绎法一样，并非不可更改的。这一点可由休谟证实出来。休谟以后的哲学，都是反驳休谟的理论，而休谟自己，也是一个极善于反驳别人理论的，他反驳得极精微，不易看出他的错处。以后的科学家，继续不断地奏着凯旋曲，不顾休谟的理论。但是最近13年来，许多大科学家，因为机械进步的神速，于是又抱着怀疑主义，与从前的休谟差不多。爱丁登解释相对论的时候，以为大部分科学的公律，不过是人类的习俗而已。还有几个研究原子构造的专家以为物质世界并无所谓因果律。有许多哲学家也有同样的见解。尉特真斯登说：“迷信乃是信仰因果律。”
这种怀疑主义，是现代科学的中心问题，暂时还只影响几个主要的科学家，将来恐怕影响全体的科学家。这或许是因为现代的科学家沉于冥想与思维的缘故。不过现代的科学，已逐渐变为一种生活与行为的方法，以生活的胜利代替旧的、专努力于学识的观念。如果怀疑主义的出发点是理想，那么，将来的趋势一定是实用主义愈占胜利。将来世界各国都有这种趋势，不过暂时以美国最为明显。战后的德国，普遍地都表现着悲观昏迷，而美国获得了科学地应用的极大成功，把理论的科学变为实用的科学，可说是以美国为先例。因此，凡关心世界的未来的，不可不对美国加以研究。在我个人看来，20世纪对于研究哲学和心理学成绩最好的要算美国。这并不是因为美国人的智力比别国好，而是因为他们摆脱了欧洲那种中古的传统思想。
工业哲学主要的信仰，是人类的命运在自己掌握中，而不受自然或先天的压迫。从前的人类，极畏惧天时，因为他们不能战胜天时。虔诚的农人和渔夫，莫不如此。海岸居民的宗教信仰，与他们船只的大小，恰好形成反比例，这差不多是一个定律。不过偶然像泰坦尼克那样大的船也还是沉没了，因此当时即或是极大的船，也还是多少有点儿宗教信仰。现代没有这种情形了，因为现代航海日益安稳。
人类自最初有思考的时候，即为恐怖所笼罩。他们用半理智半迷信的方法，躲避这种种危险。古代农民遇着饥馑的时候，就以活人献给谷神为祭。后来科学的农业发达，才把这种迷信打破。古代消弭水灾，都是拜河神。有许多灾害，都以为是鬼神作祟，可以用祭礼治解。以为瘟疫是鬼神作怪，至今还有这种迷信，如今日的印度。对战争的恐惧，现今已有加以理智的分析，而这班人还不免幻想。普通人以为战争的原因，还和哥尔利治的观念差不多。
克布拉从远处听见祖先的声音，预告着将来的战争。
对于暗杀的恐惧，是以刑法来处置的。而刑法的起源，还是带着迷信，根据于流血为污的观念。至今我们对于暗杀所引起的反感，与其他无迷信根源的犯罪如冒名者不同。司法中赏善罚恶的原理，因其从前有惧怕犯人的迷信，以至现今不能收到最大的效力，而制止一般人犯罪。
现代享受文化的人民，很少觉得科学对于他们眼光的影响最大。希腊罗马在最盛时代固然没有什么可恐惧，而且他们的希望和今人不同。试将柏拉图的“共和国”与现代威尔士的“乌托邦”两相比较，柏拉图的希望是促进人类的道德与智慧，而不像威尔士以战胜自然为理想生活的要素。这恐怕是经济的原因，因为自由国民即有奴隶替他服务就不觉得减少人工的紧要。此外，还有许多学术上的原因。如几何学的发达，使他们相信真理是可由推论与臆想而得到的。关于自然界的假设，必须与伦理和美学相吻合。他们以为宇宙必须美丽而易于想象。天上的星宿，是以圆圈或花圈道的轨道而移动。古代学术的色彩减少之后，就有少数的学者成为权威。一般人专做注释的工作，而不做独创的工作。因此，虽然有几个少数的希腊人有科学的眼光，但是普通受教育的人对于世界并无科学的研究。
阿拉伯的文化便不同了。他们对于科学的好奇心，比较后期的希腊人要大些，不过他们对于科学大都带着迷信的色彩。炼金术中所谓的金丹，以求长生不老，荒废了许多实验的工夫，而没有作正当的科学考察。至于当时的欧洲，一方面着重伦理问题，如苏格拉底的希腊哲学；一方面崇尚权威，而普通学者的程度降低。这样，中古时代的科学，除了受阿拉伯影响的培根之外，毫无成绩。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文艺复兴时代，科学对于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无所贡献。
文艺复兴原是一种文学的运动，其结果并非完全脱离了权威的羁绊，不过是由亚里士多德之崇拜移到柏拉图罢了。当时学者发现了古人彼此也有意见不同的地方，于是他们自己不得不加以研究，再定夺随从何人的意见。意大利的哥白尼发现了古时希腊学者也有地球绕日的理论。若是他没有发现这一点，恐怕他还不敢宣布自己的理论，因为他自己还找不出科学的根据。
直到19世纪，科学才被视为一种改良实际生活的学术，其方法不在道德或政治的改革，而在战胜自然。此种观念的改变，是由于工业革命及各种发明，如汽船、火车、电报之类。以科学为工业工具的观念，现代是极普通了。现代人类都希望能够解除历代以来的许多恐怖，如瘟疫、饥荒、飓风、水灾，甚至战争等。
科学的成功，可以除去上述种种恐怖。固然，科学不能完全除去死亡的恐怖，不过科学延长了人的寿命，而将来这种延长是无限的。现代的城市对于自然的恐怖是很少了，不过有时像日本东京的地震使我们觉得还没有完全制伏自然。我们再看远些，科学也告诉我们地球不是永远可以居住的，将来太阳的热度减少的时候，或许我们会移往金星上去，不过这总还在百万年之后。但是这种种猜想，对于城市中每早去上工的工人，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他的世界是很安全的，虽则也有一些琐碎的麻烦事，如工头发怒的时候。这样，从前的宗教，就变为现代的政治，因为现代的一切恐怖，都在政治方面。科学一方面固然减少了人类对于自然的恐怖，但一方面也增加了人类彼此间的恐怖。起初被视为渎慢上天的避电针，消除了人类对于雷电的恐怖，但人类同时也发明了许多破坏的能力，与从前的自然一样危险。一方面科学使社会机体化了，使反抗者不易为乱，而一方面如若社会纷乱，其祸害就比古代的社会大多了。因此，美国人民对于群众及邻人的恐怖，比较其他任何国家都大些。以全体而论，人类是脱离了自然的羁绊；但以个人而论，人类彼此互相牵制，比较科学未发达以前，反而更增加了。
科学对于这种恐怖也有方法对付吗？我想是有的。现代的科学，还在努力于物质环境的改善。从前的环境被看作是固定的，只能任其自然或加以沉思，而现代的环境，就任人类指挥了。但是我们对于人类的天性，还是看为固定的东西。我们可以改变环境，但我们不能改变各人的性情使彼此融合。这原因不外乎研究人性的科学还不如自然科学发达。不过这种情形，已逐渐改变。100年之内，恐怕我们约束孩童的性情，正如我们约束自然界一样。这样，我们就可免除人类彼此间的恐怖，正如我们已免除了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恐怖一样。不过人类得了这种约束能力之后怎样去应用它，是很难预知的。这种能力对于我们遗传的价值一定有剧烈的影响，但是我们相信这是一种好的影响。我们也不必过于忧虑，好像汉姆列德所说的：“世事本无所谓好坏，不过是我们的心理作用而已。”
凡是某社会各分子的思想是好的，就是好社会。合乎科学方法的教育家，将来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
工业政策的哲学，推翻了中古及近代把知识看为固定的观念，而根据机械创立知识工具论。知识工具论，不主张为真理而求知识。一切知识都是动作，约束环境而使之实用，能实用而后可称为知识。这种知识论的定义大概是如此：“我们认识某物，而能随意改变它，才可称为知识。”这种知识论，无天堂的幻想，也无至善的追求。
知识及价值观念，已深注于现代美国人的心目中，因此他们很难了解留恋旧文化的欧洲人。欧洲各国，除俄国之外，彼此没有什么大的差异，而与美国综合相比，则都有不同。这种差异，值得考查一下，因为如若我们根据旧文化的欧洲来推测机械文明，是易于犯错的。
我们读《神曲》的最末一篇，可以看出这一点。依据这篇所讲的，人类最大的幸福是沉思与仁爱。这篇所表彰的沉思与仁爱，已达到最高点，但都是“静”的，因为一切即已完美，不需再来奋斗。密尔顿对于天空的看法也是如此：
在那里，辉煌的琴弹奏着，
天使们高声吹着号管；
还有成千的天军，
鼓弹着不朽的金弦琴。
不过密尔顿没有提到这些琴和号管可以日渐改良而且可以用机器来吹奏。倘若如此，天使们就可以避免许多麻烦，可以用他们的时间在“金城”里建筑更高大的宫殿。
现代欧洲的艺术家或学者，不能把人生看作天堂，而对于死后的来生，也很怀疑。无论他是艺术家、科学家，讲爱情的或冒险的，只要他易于动情，一定有时可以感觉达到极点的狂喜。寻求知识也好像追求美感一样，当某人发现了一种新理论的时候，也必正如初恋时一样的喜不自胜。
不过这类人好像古代遗留下来的野鬼，并非与时代相吻合。大凡出类拔萃的人，不是进步者便是时代落伍者。如但丁的功绩，不过是把以往的思想集其大成，而他对于将来的改进除传播意大利文字之外，完全未曾提及。假如古代学者复生于今世，他们对于现代文化持什么态度，猜想起来一定是很有味的。我想阿基米德看了现代文化一定表示无限的欢乐。他会赶忙参观各工厂、天文台、制造厂；他会拿着全书一页页地翻着细读；他会惊叹无线电与飞机的神奇；他看了现代的武器，一定是称赞不已；不过他不懂得何以不拿这些武器去消灭野蛮的民族。在几年之内，他就会精通我们的科学与数学，但是他所看到的我们的政治，却是不解之谜。
亚里士多德呢，恐怕他会把一半时间花在牛津大学的演讲厅里，一半时间花在动物园里。在动物园里，他就会盘问看守者那些动物有些什么习惯，而且他会提议怎样医治象的不眠症。在牛津大学演厅里，他所讲演的玄学，一定会引起许多人的钦羡，不过他会稀奇何以这些人对于动物不发生兴趣。他会与探险家和政治家交游，对于人类学极有兴趣。他讨厌现代的机械文明，憎恶民治主义。他不愿意去地道，除非他和他的朋友有一辆专车。
柏拉图来了，会与荣格做朋友。他对于现代文化的态度，完全和荣格一样。
培根来了，会请他做《大英百科全书》的总编辑，但不久就会辞退他，因他借着百科全书来宣传自己的思想。他会惊叹博物馆、卡片目录、机器。他赞美工业，认为相对论及量子论过于玄妙，于实际无益。他与当代名人郊游。如果他发了财，就觉得这世界确实是很好的。
牛顿看了他所研究的理论现今这样通行，一定要后悔。他情愿关起门在三一学院里研究，憎恶摩托车、自行车，他想数学题目的时候，就有这些东西打扰他。他不喜欢机械，他觉得现代的美国不如安尼皇后时适宜于哲学家。他看了现代用的纸币，也必觉得很惊奇，因为他原是铸钱局的局长。
我对于古代名人的这种猜想，恐怕把他们的大名都弄小了。不过有许多大人物的判断力，都为许多小事所影响。我觉得这一点很紧要。因此，我们批评现代文化的时候，应当特别小心。凡欲以极客观的态度考查现代文化与19世纪以前的文化的区别，我以为应当留意以下几点。
第一，现代交通便利的突增。从最初用马为工具直到发明火车之前，运输的速度，大概都是差不多的。罗马帝国时的邮运和狄更斯时马车的速度差不多。火车可说是一个大改革，而不久就增到最高的速度。飞机又是一个新的大改革。航行呢，虽说从前在地理上增加了一些知识，但是直到汽船发明之后，才提高了速度。
第二，消息传递速度的增加。这种进步可分为三期：电报、电话、无线电。无线电的速度，和光一样快，从理想上看来，是不能再超过的了。关于这方面，我们差不多可说是进步到完美的地步了。
第三，机械的发明，代替手工业，以此促进人类物质的享受。
第四，公共卫生的改良，特别是20世纪开端以来。
第五，战术的进步，这是一小点，我也不必再加以发挥。
科学影响于学术上的进步，较物质的进步稍为迟缓些，不过也是19世纪才开始的。大概而论，科学一方面可说提高了人类的能力，一方面也减少了人类的自夸。中古时代，大家都以地球为宇宙的中心，人类为万物之灵。哥白尼发现了地球为无数小行星之一之后，上面这种论调，就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打击。第二个打击是进化论，但是有许多保守者还反对这种进化论。第三个打击现在才开始不久，就是行为派和生物化学家对于心理的分析。有一个生物化学家说，神秘主义是因为血液含碱质过多而发生的。这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不过我想对于神秘的感觉不久总有一种奇怪的解说出来的。物理、生物、心理，都渐次由迷信的学说而变为科学。这种变迁，对于人类的自夸，都予以沉重打击。不过科学的胜利，提高了人类的能力，而人类也情愿忍受上述的种种打击。有许多人虽说在理论上反对科学，而实际上还是拜倒在科学势力之下。
科学的理论发展到现在，也改变了性质。牛顿的“科学原理”，以前大都视为金科玉律，但是现代的科学家并不以为自己研究的结果是不可更改的。大凡现代的科学理论，不必是最后的真理，而发明这新理论的科学家，也不自以为是最后的真理。现代对于真理的观念，并非永远的、固定的、确切的、真实的。因此，现代最新最好的科学理论，于实际上极有用处，而于理论上并不能使人十分满意。物理学越是进步，自然界越是解释不清楚。希腊时所谓原子，是一个很小的圆球，和普通物质一样，不过形体极小罢了。但是现代物理学家所谓原子，乃是一个小小的中心点射出许多光芒，而这中心点究竟是什么，却很茫然。所谓“从某中心点射出许多光芒”，我们仔细想来，也没有什么确实的意义。科学的趋势，是日渐成为管理自然的技艺，而不是解释自然的理论。想了解自然的迷梦，已渐次为科学所打破。从前并非如此，这是近二十五年来物理学进步所促成的结果。这种趋势，更坚定了知识工具论的哲学。
相对论所发生的影响也是如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比牛顿的地心吸力更好，也算是特殊天才的创造，然而他所发生的影响完全不同。牛顿发现地心吸力的时候，当时英国人和法国人都觉得他们已揭破宇宙的秘密了。当时上流妇女都热心研究牛顿的科学原理，而一般哲学家也乐于加以注释说明，使她们易于了解。但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使大家觉得他们的知识反而因此减少了。物理学的进步，在某方面固然可以引导我们的经验，然而对于自然界而言，只能给予我们一种抽象的形式的知识。现代所谓地球循着轨道环绕太阳，并非如我们实际所想象的那样真切，这都不过是数学里的名词而已。牛顿的理论，使大家觉得很得意，而爱因斯坦就不然，虽则他的理论也很伟大。有些“自然律”，是人人皆熟悉的；而有些自然律，不过好像统计上的号码而已。这句话或许不对，不过无论如何，从前那种自以为有把握的思想，现在是没有了。最后，我们要讨论科学对于社会产生什么影响，而这些影响又引起了人类对将来有什么希望或恐怖。
科学文明有一个很不幸的影响，就是抹杀个人价值及独立精神。现代的大企业，都是集合群众为基础。工业时代社会干涉个人的自由，比较商业及农业时代都严重些。机械虽使人群克服了自然，然而个人因群众而埋没了。在美国，合群的本能比英国较为发达，而对个人在政治上社会上的自由，也不大尊重，恐怕这也是各种原因之一。不过我想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美国的种族过于复杂，大家不得不联合起来。科学文明虽然抹杀了个人自由，但是战胜自然是一种很大的幸福，即使牺牲大一点，也很值得。我想待将来人类惯于这种制度而加以纠正的时候，干涉个人的自由就要少多了。
群众的万能和个人的单弱，是科学发展的结果。这种结果，对于宗教道德美感的价值，都发生许多影响。罗马帝国时的平民，都以为个人的灵魂有永远的价值，以此来安慰自己，因为当时的平民在政治上并无地位，于是不得不在来生补偿这种缺憾。在现代机械发达的时代，因民主与科学的发达，一般人民就可从其他方面寻找补偿的机会。如现代的国家主义，个人可以与群众联合起来共同合作。不过这种补偿，个人对于全体必须有所贡献，否则会被大家轻视。过去世界最盛行的抒情诗，大都是皇宫和贵族的出品。黑暗时代之后，腓特烈二世又极力提倡。当时皇帝的恋爱故事，大家都很注意，而皇上自己，也极尊重此事。皇上既是如此，于是朝臣皆仿效。这样恋爱就成为一种风气。不过在现今机械时代，把这种情绪过分地张扬是不可能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科学的社会是否巩固呢？在这种社会里是否含有腐化的成分，而最终崩溃呢？希腊创立了一种很好的生活，但是不能长久；其中有一部分传入罗马帝国，其后又传入天主教会，但原有的成分就极其稀薄了。现代生活的科学色彩极浓厚，但是否也如昨日的希腊，渐次消失呢？这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第一，是现代科学内部有矛盾。科学方法的基础是事实，凡无事实为凭证的，皆不承认。但是实际上，科学也有许多武断的地方，如神学一样，这是怀特海在《科学与现代世界》里曾经指出的。各种科学都建筑在归纳法上，而归纳法又建筑在桑达亚郡所谓“信仰”上。归纳法证据与有神论的证据一样多，但是没有一个能使人绝对信仰的。如果科学家故意对于理论的健全置之不问，科学或许仍旧进步如常，但是他们恐怕会丧失那种无畏的探讨精神，而造成一班正宗派的辩护者。如若他们只注重知识之工具论，而将理论方面，另作为一种学理的研究，那么，发现新理论的热忱就会消失了。我并不是说工具论是假的，不过我觉得这种论调不足以鼓舞学者做思想的功夫。埃及的祭司发现了日、月蚀是按期出现的，不过他们这种发现是因迷信而督促他们记录下来的。迷信或许是发现所必需的，不过科学家完全科学化的时候，恐怕科学的进步也要停止了。若果如此，他们就会仍归于迷信，而回到黑暗时代。不过我以上所说的种种，都是一种理想的推测罢了。
第二，科学文明还有一个更坏的结果，影响人口的——并非影响人口之“量”的方面，而是“质”的方面。大概现代的聪明人，平均看来，传种很少，而所传的种，总不足以保持其固有的“质”。如果没有新的原动力鼓励他们传播，恐怕后代的聪明人日渐稀少，而不足以维持固有的高尚文化。将来这种新的原动力，比较无论什么政治能力都必须要大些。英美为民治的崇拜所阻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就反对生物学。凡天主教势力范围之内的国家，都以人数的增多视为紧要。法国的经济制度，是根据拿破仑的宪法，要想施行什么优生的计划是绝对不可能的。德国要算最好的，然而机会也很少。同时，在最近200年内，后代的人日益愚笨。这确实是一种可忧的现象。
我们晓得罗马奥古斯丁时代的人比后一代的要聪明些，而罗马衰微，实因知识衰微的缘故。这种衰微，将重现于现代么？如果生物学有现代自然及机械科学一样发达，或许不至实现。若果如此，优生学就可从积极或消极方面来改良每代人的智力，而不像现代这样日渐衰落。不幸生物学所研究的对象，与人生的关系过于密切，而且情绪道德宗教等阻止其进行。如果优生学实行起来，必有许多地方与人类的天性相冲突，从而使其难受。我们现在对于机械文明，就有许多讨厌的地方，如果实行优生政策，就必更加讨厌，于是大家都觉得这种优生政策还是不值得一试。
有一点是很明显的：现代西方的科学文明不能站着不动。我们必须有更进步的科学，否则我们无能力容纳科学，因而必致崩溃。若果崩溃，世界将渐次复归于蒙昧无知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之下，旧的机械或许还能存留一时，如六七世纪时罗马的水道，但时日久远之后，那些数十层的洋房，都会渐次倾颓，好像犹嘎旦印第安人的荒墟一样。
在本文之内，我并没有忽视机械文明的缺点，不过我觉得机械文明的优点比缺点要多。我可以举出两点为例：贫困的减少及公共卫生的改良。仅这两点，就增加了人类无穷的幸福，而这两方面将来的进步，还未可限量。
补救现代文明畸形的发展，不在乎拆毁科学，而在乎充实其内容。心理学、生理学、遗传学等，将来都可以有许多贡献。不过它们有所贡献的时候，应当特别注意一点：我们只需利用机械，不可崇拜机械。心理学不可专门去研究怎样减少工人的疲劳，以增加工业的出品。研究刺激品的时候，不可专想到这刺激品在星期一早上会减少工人的工作效能。优生学家也不必专门研究人类将来是否适宜于在工厂工作。机器是为人而造的，人不是为机器而生的。工作的目的，是在乎多给予人类空闲的时间以娱乐。如若没有做到这一步，工作就失去意义了。将来我们研究人类到了像研究自然界一样精密的时候，也希望不要忘了我们最紧要的目标，还是人类的快乐。同时，我们也希望那些初次迷恋于机械文明的国家，赶快把它们的“蜜月”度过去。因此，我盼望西方各国能够及早建设一种适合于人性的、巩固的、真实的科技文明。同时我也相信现代已有这种趋势。
五、中国的未来
写给中国人看的文字，似乎应注重他们自己所能做的事，而不宜注重外国人应该怎样帮助他们获得外国提倡的那种行为，那是不中用的而且也是不应有的。因为一则易流于寄生的习性，再则别人毕竟是靠不住的。“匪今斯今，振古如斯。”世界上不自私自利的国家，恐怕很难找。中国是能以自己的力量自救的国家，我相信中国所有的爱国志士，个个都很希望中国能慢慢地自己奋发起来。
假使我是一个中国人，当我自问应该如何救国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应当有两个方针：一个是保守，一个是改进。因此，一方面应该保存那些从中国古代文化遗留下来的精粹，并且是西方所没有的精粹；另一方面，也需尽量采用和传播西方从科学上得来的知识和技能，以辅助中国文化的不足。要想调和这两个方针，本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关于中国的各种问题，我所要提出的主张，就是尽量使这两个方针不发生冲突。
关于中国人的第一种优点，我以为是用活动的目的去判断活动，而不只是以活动所费力气的多少去判断行为的习惯。我们居住在西方的人，常常都朝着这方面想：以为力气这东西，它自身就是好的。我们很赞美动乱和战争，但是简直不能做任何有理性地享受一点安适的闲暇。我们的文化，越来越趋向于丑恶、粗陋和堕落，所以它将有自己毁灭自己的可能。如若不然，除非有些企图实现一些理想的事，能够来代替那些无目的的碰运气才好。在中国的古代，已经对优美高尚的理想有了一种尊敬，就是现今的中国人对于行为的决断，也要预先有一个动机，然后才肯开始行动。这一种优点就是中国的美学和中国人爱好和平的来源，并且也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能够明确一致的原因。
不幸沉思这种美德，在实际做事上，有相伴而来的迟缓和懈怠的毛病。假如中国还能实行闭关主义，那倒不要紧，但是处在许多更加有力的国家支配之下，不和他人发生关系的独立，是万万不可能的了。中国受外人的管束，无论是武力的也好，经济的也好，或仅是精神方面的也好，总是很倒霉的事。要想避免这一层，只有革新的中国人努力奋斗才能办到。但是，对于一切的先决条件，必须要保证国家的独立。没有独立，什么都说不上，自然更别谈建设“新中国”了。
假如中国的独立保持了，那么，中国人应该自己依次完成下列四项重大的工作：
（1）公德和群力的增长；
（2）好政府和稳固政府的建设；
（3）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的扩充；
（4）用中国的资本和技能去开发中国实业上的财富。
现在让我们一个个地依次讲下去：
（1）中国积习相沿的道德是私德。它的根基在家庭，不在社会。社会上的种种罪过，例如贿赂、勒索与玩忽职守，等等，一般人都视为无足轻重，不甚介意。但从事实上讲，在现今这个世界上，不讲公德的害处比不孝要多得多。依我来看，介绍一种较高于现在所流行的诚实和勤于公务的标准到政界去，到一切公共机关去，是那些受过新式大学教育的人所特有的职责。倘若腐败的官僚存在一日，富有资财的外国人，就一日可以利用金钱来引诱他们去出卖国家的利益。同时军阀们的横行和扰乱，也不能阻止他们不继续下去了。所以要改造中国，还需要一大批诚实的人、光明磊落的人、能专心而且肯卖力的人去从事于政治和行政。在这一批人里，应该以留学生作为他们的中心。
（2）只要那些有团体精神和维新思想的人，要想肃清中国全国的纷争和扰乱，就可以成功；要想建设良好而且有条不紊的政府，也可以成功。政府不稳固坚强，什么事情都不能办。如果一个国家在政治上软弱无能，对外则外侮不能抵御，对内则军阀们横征暴敛的行为也不会停止，那么，以中国人的经营去发展事业上的财富，也是不可能的。假如公立的教育经费无着落，那么所谓扩充教育也不能达到目的。总而言之，良好稳固的政府是绝对重要和必须的。就是那些与政治关系初看似乎很远的事，没有这样的政府，也是不行的。
我以为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中国稳固的政府，必须建设在联省自治上。各省的自治范围可以让它很广。关于这件事情，我认为1912年的宪法起草委员铸成了一个错误。差不多和美国相仿的宪章，比较单一制的约法，大概成功的机会大得多。现在要紧的事儿是必须得找出一种为大多数舆论所能拥护的政体，并且加以宣传。这种政体是什么，据我看来，恐怕一定是联省自治了。
（3）除非是有教育上的进展陪伴着，否则任何国家的进步都不牢固、不结实。要想中国真能达到稳固坚强的境地，有两件必需的事情，而这两件事都是非靠教育不可的，那就是民主政治和工业制度。民主政治之所以必要，一则因为它自身就是好的；再则还是避免少数又蠢又倔强、居于领袖地位者的唯一方法。工业制度本身虽然不好——因为在它的自身，我把它当作祸患看待，但是对于维持中国的独立，是绝对的需要。不过在中国人有自己经营实业的可能之前，必定要有一批受过特别训练的专家和精巧的工匠。我有时这样想：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多是太偏于理论方面的研究。举个例子来说明：研究经济学的人虽然不少，但学习怎样实际经营大规模的实业的人，则寥寥无几。其实说起来，研究怎样实际地经营实业，对于中国的用处较之于只学理论的经济学或许还多得多！偏重理论的情形，也可以从请到中国的外国教员中看出。两相比较，实业家总是比讲空理论的人少。当我在北京演讲哲学的时候常是很难过地觉得我所给的知识，远不如一位矿业工程师或者一个精于钢铁工业的人所能给的有价值和有益处。这样的实业家，依我的意见是应该多多地请到中国来教导那些能实地去应用知识的人。
要想中国成为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普及初等教育，是万不可少的。但要实现普及的初等教育，必须有两件现在还没有办到的事情：一是充足的税收；一是教师适当的供给。赋税的收入，在稳固的政府成立以后，可以源源而来，但绝不能在那样的政府未成立以前，就能实现普及的初等教育。储养师资的师范学校虽已开办，但是还需要增加。其增加的程度，应该以能供给每一个乡村一位适宜的教员为标准。也许如此大规模地增办师范学校，也要在民主立宪政府成立以后才能做到。
（4）实业的财政收入，特别是铁道和矿山，是维持中国独立的命脉、全局的要点。中国是富有矿产的国家，外国的企业者，久已垂涎三尺，想来开发它了。只要矿权和路权一旦落在外国人的手里，就一天没有法律的保障来维护中国真正的自由。倘若实业的资源能够完全存留不用，那么，工业制度在中国还不必急于采用，但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关于经营实业这方面，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中国人自己开发；二是外国人来“越俎代庖”。我极希望中国人能够自己经营，不顾及外人来“染指”。因为中国的文化，是我素以爱慕和钦羡的。假如经济大权掌握在西方人的手里，不管是属于私人也好，或是属于国家也罢，中国的文化势必不免为西方所代替。我们西方的文化，已经受了工业制度的改变，故实业一经发达起来，中国文化将起相似的变化，是自然而然的道理。我虽然热爱中华，但并不盼望中国完全没有改变。中国此时颇有大大的根本改革的需要。不过我希望此处所谓改革顺着中国前进的轨道，顾及中国的历史，从中国的过去走出来，而不应该先是以西方的思想和行为去做不分青红皂白的代替。我相信，以一种聪明审慎的态度去采纳西方的知识，中国一定能够走进一个光明伟大的新时代，并且还能够解决许多本文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在那些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中，或者对于我们的一个根本问题，如工业制度如何才可以使它成为人类的仆役，如何才可以使它不至像现在成为残酷的魔王，也许都会有相应的解决。
中国蕴藏的能量非常大，所以无须大量的军备，也无须极端的爱国主义去抵抗外人的侵略，就可以成功了。但是，这两件事稍微来一点，予以相当的提倡，却是必要的，不成问题。本来这是一种祸患，不过这种祸患的责任应该由西方的国家和由它们所教出的大弟子——日本来负。我希望中国不要过多地提倡国家主义，只要足够自卫，就可以了，切不可过多。从中国人的品性上看，达到这样的结果，我想是不会使我失望的。他们一定不至于会成为人类的灾祸。但是，在达到自卫的过程中，假如中国被逼迫去除知识以外的东西，什么都要模仿西方人，那我就悲伤叹息了！因为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我相信，一定是高于我们西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