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幸福的获得
二、幸福的生活
三、幸福的秘诀
四、幸福的条件
五、人的不幸
六、英雄的不幸
一、幸福的获得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幸福的人，这是一件较为轻松的事情。从我与友人们的闲聊或其著作中，我同他们得出同样的结论：在现代社会中，幸福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却发现，内省、到国外旅行以及和我的花匠聊天等过程中，往往会将这一感觉驱赶得无影无踪。在前面我已论述了我的那些文学界朋友的不幸福之处，在这里我想回顾一下，在我的生命旅途中，我所遇到的那些幸福的人群。
虽说有中间的层次，但幸福大体可分成两类。我说的这两类，也可以被称作现实的和幻想的，或肉体的和精神的，或情感的和理智的。当然，名称的选择要视被证明的论点而定。而眼下，我却不想证明什么论点，只想进行描述。
也许区别这两类幸福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一类幸福是对所有人都敞开胸怀，而另一类幸福则对能读会写的人表示亲切。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认识一个掘井的人。他好幸福！这个人身材高得出奇，肌肉发达，他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当他在1885年得到一张国会选票时，他才有生以来头一回知道存在着国会这么一个机构。他的幸福并不是源自知识，也不是基于对自然法则、物种完善、公共设施公有权、19世纪40年代基督教新教派之一的安息日会认为的“最后胜利”，或知识分子认为人生享受所必不可少的所有信条，而是基于身躯的活力、足够的体力和对石块这类并非难以逾越的障碍的征服。
我那位花匠的幸福则是同一类的，他长年和野兔作战，他说起那些小动物，就像伦敦警察厅提及的不安定分子一样：把它们描绘成行事诡秘、心怀叵测、凶恶残忍，只有同样伶俐狡猾的对手才能和它们较量。犹如那些聚集在神话传说中瓦尔哈拉大厅里的英雄们，他们每天都在追杀着一头能暮死朝生的野猪，我的花匠也能逐杀其死敌，而并不担忧第二天那死敌会死而复生。那花匠虽说已七十好几了，可他整天不歇手脚。为了干活，他还得走上八公里的山路，但欢乐之泉是享用不尽的，那源头恰恰来自“那些兔崽子们”。
你会说，像我们这样知书达礼的人，享受不到这类单纯的快乐，如果我们对兔子这般弱小的动物发起战争，我们能体验到什么快乐呢？照我看来，这一说法实在肤浅。一只兔子要比黄热病杆菌大得多，然而，一个拥有知识的人却会从与后者的搏斗中获得乐趣。就情感内容而言，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得到的快乐，与我的花匠所体验到的是完全相同的，教育所造成的差异仅仅在于产生这种种快乐的活动形式不同而已。
成功的快乐需要一些困难相伴随，使成功最初看来是没有把握的，但最终大多成功了。这或许就是为何不过高评价自己的能力，便是幸福之源的一大原因。低估自身者常常为成功而感到意外，而高估自身者则往往对失败感到惊讶。前者的意外令其欢畅，后者的惊讶使之忧伤。因而明智的做法是既不无端地自负，也不自卑得连进取心都没有。
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现今最幸福的人是科学家。其杰出者感情纯洁，他们从工作中获得极大的满足，这样他们也能从饮食，甚至从婚姻中获得快乐。艺术家们和文学家们将其婚姻生活中的愁眉苦脸看作是礼仪上的必要，而科学家则往往能尽享这古老的天伦之乐，其原因在于：他们智力的较高部分完全被其工作所占用，主人不许这部分智力涉足它们并不擅长的领域。
在现代世界上，科学是进步和力量的标志，因而其重要性既不为科学家，也不为普通人所怀疑，所以，在工作中，科学家是幸福的。由于较为纯洁的情感容易得到满足，科学家便不需要情感那么复杂。复杂的情感犹如河水中的泡沫，平缓流动的河水遇上障碍便产生了泡沫。只要生机勃勃的水流没有受阻，那么它便不会掀起小小的浪花，粗心的人则会对其蕴藏的力量视而不见。
科学家的生活具备了幸福的一切条件：他有一项能充分展示其能力的空间，他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对自己，而且对大众都是非同小可的。在这方面，他比艺术家要幸运得多。当大众不理解一幅画或一首诗时，他们便说这幅画如何糟糕，或这首诗如何蹩脚；但是当他们不理解相对论时，他们便说自己受的教育有欠缺。结果便是：爱因斯坦受万人敬仰，而丹青能手却在阁楼中饥肠辘辘。爱因斯坦是幸福的，而画家们却是不幸福的。
以一贯的我行我素来抗衡大众的怀疑态度，在这种生活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幸福的，除非他们能把自己关在一个排外的小圈子里，忘却外面冰冷的世界。而科学家则不需要小圈子，因为除了同事，大家都器重他。相反，艺术家则处于要么选择被人瞧不起，要么选择生活在似粗鄙者的痛苦不堪的境遇之中。如果这位艺术家具有一流的才华，那么他必定会招致非此即彼的厄运：若他施展了自己的才华，便会有前者的结局；若他藏而不露，便会有后者的下场。当然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的，也有过这样的时代，优秀的艺术家们，甚至在他们年纪轻轻时，便为人们所尊重。
16世纪意大利教皇朱利阿斯二世虽说可能亏待了米开朗琪罗，但他从不认为米开朗琪罗不会作画。现代百万富翁，他可以给江郎才尽的老艺术家抛掷万贯钱财，但他绝不会认为，艺术家们所从事的活动，与他的一样重要。也许这些情况与下述的事实有点关联，即一般而言，艺术家比科学家要不幸福些。
我以为必须承认的是，在西方国家，绝大多数富有才气的年轻人，往往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使其出众的才华得以充分展现的工作而感到不幸福。而在东方国家，情形便两样了。眼下，世界其他地方的青年大概总不如苏联的知识青年们那么幸福。苏联的青年们有一个崭新的世界要去建立，与之相应的，他们有热烈的信仰。老朽们或被处死了，或被饿死了，或被放逐了，或被清除了。这样，他们便不能迫使青年们要么作恶多端，要么无所事事，二者必居其一，就像在所有的西方国家里那样。
对有教养的西方人来说，年轻的苏联人的信仰或许是无情的，可对这心存信仰人又能提出什么异议呢？他们的确在创建一个新世界，一个符合其意愿的新世界，这世界一旦建成，它几乎毫无疑问将使普通的苏联人比起革命前来要幸福得多。它或许不是有文化的西方知识分子所乐于居住的世界，但那些有文化的西方知识分子并不非得去那里生活。因而，从任一实际角度来判断，年轻苏联人的信仰是有道理的，除了基于理论的种种批评之外，对这一信仰所进行的谴责，说它惨无人道，实在没有任何理由。
在印度、中国和日本，外部的政治因素侵扰了年轻的知识分子的幸福，但不存在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内部障碍。对青年人来说，存在着具有重大意义的活动，而且只要这些活动取得成功，那么青年人便会感到幸福。他们觉得自己在国家的民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有着日夜追求的目标——虽说困难重重，但终究会实现。
而西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表现出来的玩世不恭，是安逸和软弱相结合的产物。软弱使人感到一切忙碌都是不值得的，安逸则使这一痛苦的感受变得可以容忍。在整个东方，大学生期望能对大众舆论有更多的影响，但在现代西方，他们却不能做到这一点。不过，东方大学生发财赚大钱的机会比西方大学生要少得多。正因为既不软弱又不安逸，他才成为一个改革家或革命者，而不是一个玩世不恭者。改革家或革命者的幸福来源于大众事业，即使在将要被处死的关头，他或许比那些安逸的玩世不恭者享有更多的真正的幸福。
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他来我校做客，并打算回去在反动势力的区域内建立一所同样的学校，他想结果将会是脑袋落地，然而他讲这些时却是那般恬静与幸福，我只能暗自羡慕之。
尽管如此，我又不想说唯有这些非凡的幸福才是可能的。事实上这些幸福只降临于少数人身上，因为这些人具有一般大众所缺乏的某种能力和广博的兴趣，并不是只有著名的科学家才能从工作中获得乐趣，也不是只有大政治家才能从鼓吹其事业中得到欢愉。工作的乐趣对每一个具备特殊技能的人都是敞开的，只要他能在运用其技能的过程中得到满足，而并不要求获得满堂的喝彩。
我曾经认识一位少年时双腿残废的男子，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他却是那么的宁静、幸福。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幸福，是因为他写了一部长达五卷、有关玫瑰花枯萎病的专著。在我眼里，他是这方面的一流专家。我无缘结识一大批研究贝壳的学者，然而从认识他们的人那里，我知道研究贝壳给那些乐此不疲的人带来了快乐。
我认识一位世界上最优秀的排字工，他是所有那些伏身于字体创新者的楷模。但是那些有声望的人对他的真挚敬重所给予他的快乐，还不及他运用技巧时的快乐感觉更真实——这一快乐与优秀的舞蹈家从跳舞之中获得的快乐大致相当。我也认识其他一些排字能手，他们能排数学字体、宗教手稿、楔形文字，或任何冷僻和困难的文稿，我并没有探究这些人的私生活是否幸福，但在工作时间里，他们从那富于建设性的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人们通常会说，在我们这个工业时代，技术性工作所提供给手艺人的快乐天地比过去要小。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不错，现在的技术工人所做的工作，迥然不同于那些吸引着中世纪行会的活动。但在工业经济中，技术工人仍然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地位，还有那些制造科学仪器和精密机械的那些设计师、飞机制造师、司机，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几乎可让技能得以无限发展的行业。
根据我以往的观察，在相对落后的地区，工人和农民并不像汽车或火车司机一样幸福。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的农民，时而犁地，时而播种，时而收获，其劳动形式的确多种多样，但他得看老天爷的脸色，而且他深知这一依赖性。而制造现代机械的人则意识到人的力量，他感到人类是自然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隶。但那份工作对大多数仅仅看管机器的人来说是非常乏味的，他们机械地重复着某一操作，很少有变化。但是工作越乏味，它就越有可能让机器来操作。机器生产的最终目的在于建成这样一种体制：机器做一切令人生厌的活儿，而人类从事变化且具有创造性的工作。
在这样的世界上，比起农业产生后的任一时代，工作将变得不再令人厌烦，不再令人感到压抑。在开始从事农业的时候，人类便决定屈从于单调、枯燥的生活，以减少挨饿的风险。当人们依靠狩猎能获得食物的时候，工作便是一种乐趣，人们不难从富人们仍以这些祖先们的职业为乐的现象中找到例证。
然而一旦农业站稳了脚跟，人类便进入了平庸颓废、痛苦悲惨和疯狂愚蠢的漫长时期，直到今天，他们才得以在机器的帮助下解放自身。感伤主义者当然可以大谈什么与泥土的亲密关系，哈代笔下世故农民的老辣的智慧，等等，但是每个乡下青年人的愿望之一，便是要逃脱忍受风雨旱涝的奴役和漆黑冬夜寂寞的境地，到城里找活干，工厂和电影院里的气氛是实在的，有人情味的。友谊与合作是一般人幸福的基本成分，人们能更充分地在工业而不是农业劳动中得到它们。
对某一事业的信仰是大多数人的幸福源泉，这里不仅仅指受压迫国家中的革命者、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等，而且也包括其他层次的信仰。我所知道的一些人，他们相信英格兰人是十个失传部落的后裔，他们几乎总是幸福的，而那些相信英格兰人只是埃弗雷姆和《旧约全书》中的故事，是马纳塞部落的人，也同样是幸福的。
但是，我可不想让读者对此产生信仰，因为我不会去鼓吹任何对于我来说是虚假信仰的幸福。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不会怂恿读者去相信，人应该仅仅依靠癖好生活，不过要找一件并不是异想天开的事情也是容易的，而对此事真正感兴趣的人们，则在闲暇时有了一份美差，它足以排解人生如梦的感觉。
与伏身平凡事业相近的是沉溺于某一爱好。在活着的、最杰出的数学家中，有一位将其时间平均分给数学研究和邮票收集。照我看来，当这位数学家在前者毫无进展时，后者便给他带来了安慰。当然集邮不仅仅能排除因难以证明数学理论中的命题而产生的苦恼，而且邮票也不是能被收集的唯一物品。
试想，古老的瓷器、鼻烟盒、罗马硬币、箭镞以及石器所展现的境界，该让人多么的欣喜若狂、心驰神往！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却对这些纯朴的欢乐不屑一顾。我们在小时候体验过它们，但后来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却认为它们与成人格格不入，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任何对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快乐都应得到珍视。
就我而言，我“收集”河流：我为顺伏尔加河而下和逆扬子江而上感到欣喜万分，又为从没见过亚马孙河和南美洲北部的奥里诺科河而百叹遗憾。这些情感可谓单纯之极，然而我并不为它们感到羞怯惭愧。让我们再看一下棒球迷们的激昂欢乐吧，他们以热情而又贪婪的眼光看着手中的报纸。我认识一位美国一流的文学家，其作品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十分忧郁。然而和他第一次会面就产生了不同印象。我记得当时电台恰好在报道一场棒球赛的结局，这位文学家忘了自我，忘了文学，忘了我们世俗生活的一切烦恼，他欣喜得狂叫起来，因为他所钟爱的球队获得了胜利。从那以后，我便能读着他的作品而不为书中人物的不幸感到压抑了。
不过，一时的狂热和业余的爱好，在多数情况下不是幸福之源，它们只不过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暂时忘却难以面对的痛苦的手段。比起其他的，根本的幸福更有赖于对人和物的友善关怀。
对人的友善关怀为柔情的一种形式，但不是那种贪婪的、占有的和非得到回报的形式，后者往往是不幸福的祸根。能得到幸福的那一种形式，是喜好观察人群，并从其独特的个性中获得乐趣，他希望使那些与自己有接触的人能表现其兴趣，并得到乐趣，而不是想去左右别人，或得到别人的狂热敬慕。
如果一个人以这种态度对待他人，那么他便是幸福之源，同时他又是别人友爱的对象。他与别人的关系，无论密切还是疏远，都会满足他的兴趣和感情。他不会由于别人的忘恩负义而满脸不欢，因为他将很少得到这种回报，并且即使有，他也不会在意。
在另一个人身上，相同的特性会使那个人怒发冲冠、暴跳如雷，而在他身上，则成为乐趣的来源。别人苦苦奋斗所不能取得的成就，对他而言则是举手之劳，不费吹灰之力。他幸福，因而他将是个愉快的同伴，而这又给他的幸福增添了许多。
但这一切必须是真切的，它绝不能产生于自我牺牲的想法，这一想法源自责任感。在工作中，责任感是有效的，但在人际关系中，它却是糟糕的，人们希望彼此喜欢，而不想让别人忍耐、顺从地去忍受。自然而然、不费工夫地喜欢很多人，也许是个人幸福最旺盛的源泉。
我在上一段也提到对物友善的关怀。这说法也许有点牵强，人们或许会说，对物是不可能感到友善的。尽管如此，在地质学家对石块或考古学家对废墟所具有的兴趣中，存在着与友爱相似的东西。对于敌对的而不是友善的事物，人们不可能感兴趣。一个人因为厌恶蜘蛛，想住到它们较少光顾的地方，所以他也许会收集有关蜘蛛习性的资料。但这一兴趣绝不会产生地质学家得自于石块的那种欢乐。对无生命的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兴趣，虽然不如对待同胞的友爱态度在日常幸福的成分中那么有价值，但是它仍然具有重要性。
世界广阔无垠，而我们自身的力量却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所有的幸福都局限于自身的情形之内，那么不向生活索要更多的东西就是很困难的，而贪求的结果，一定会使你连应得的一份都落空。一个人若能凭借一些真正的兴趣，如16世纪的宗教曲、伦特会议或是星辰史等，而忘却其烦恼的话，那么当他漫步回来进入一个无关个人的世界时，定会发现自己觅得了平和与宁静，使他能用最好的方法去对付他的烦恼，同时也得到了真正的幸福。
幸福的秘诀在于：使你的兴趣尽可能地广泛，使你对你所感兴趣的人和物做出的反应尽量倾向于友善，而不是敌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幸福的人，这是一件较为轻松的事情。从我与友人们的闲聊或其著作中，我同他们得出同样的结论：在现代社会中，幸福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却发现，内省、到国外旅行以及和我的花匠聊天等过程中，往往会将这一观点驱赶得无影无踪。在前面我已论述了我的那些文学界朋友的不幸福之处，在这里我想回顾一下，在我的生命途中，我所遇到的那些幸福的人。
虽说有中间的层次，但幸福大体可分成两类。我说的这两类，也可以被称作现实的和幻想的，或肉体的和精神的，或情感的和理智的。当然，名称的选择要视被证明的论点而定。而眼下，我却不想证明什么论点，我只想进行描述。
也许区别这两类幸福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一类幸福是对所有人都敞开胸怀，而另一类幸福则对能读会写的人表示亲切。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认识一个掘井的人。他好幸福！这个人身材高得出奇，肌肉发达，他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当他在1885年得到一张国会选票时，他才有生以来头一回知道存在着国会这么一个机构。他的幸福并不是源自知识，也不是基于对自然法则、物种完善、公共设施公有权、19世纪40年代基督教新教派之一的安息日会认为的“最后胜利”，或知识分子认为人生享受所必不可少的所有信条，而是基于身躯的活力、足够的体力和对石块这类并非难以逾越的障碍的征服。
幸福的秘诀在于：使你的兴趣尽可能地广泛，使你对你所感兴趣的人和物做出的反应尽量倾向于友善，而不是敌视。
二、幸福的生活
显然，幸福的获得部分靠外界环境，部分靠自己。在本节里，我们探讨靠自己的那部分，而且我们发现，在与自己相关的范围里，幸福的窍门是十分简单明了的。
很多人以为，如果没有一种多少带有宗教成分的信仰，那么幸福是不可能的。也有一些人以为，他们不幸福，是因为他们的忧伤有着错综复杂和高度理智的根源。我可不相信这些是幸福或者不幸福的真正根源，我想它们仅仅是现象而已。一个不快乐的人通常会拥有不快乐的信仰，而一个快乐的人会拥有快乐的信仰，两者都将其幸福或不幸归之于各自的信仰，而真正的因果关系却截然相反。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某些东西是不可或缺的，但这些东西也很简单：衣食住行、健康、爱情、满意的工作和来自同伴的尊敬。对某些人来说，为人父母也是很必需的。在通过努力获得它们，而他依旧感到不幸福时，那他必有某种心理上的失调。如果这种失调非常严重，他就应该去精神病医生那儿治疗，但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他把事情安排恰当，那么病人自己也可以医好这种失调。
只要外界环境不是绝对多灾多难，一个人应该能够获得幸福，他的热情和兴趣向外而不是向内发展。因此在教育和适应世界方面，我们都应极力避免自私自利的情欲，尽量获得那些能阻遏我们专注自身的情爱和兴趣的思想。
大多数人在监狱里是不会感到幸福的，这是人的天性，而被我们锁闭在自身内的情欲则构成的一所最糟糕的监狱内。在这类情欲中，最常见的有：恐惧、妒忌、犯罪感、自怜和自我欣赏。在这些情感中，我们的欲望都集中在我们自己身上，对外界没有真正的兴趣，总是担心它在某方面会伤害我们或不能满足我们。
人们极不愿意承认事实，急切地想躲进暖和的谎言的长袍里，主要原因不外乎恐惧。然而荆棘撕破了长袍，寒冷的风从裂缝里长驱直入，这时已习惯于温暖舒适的人，比一个饱经风霜、结实硬朗的人，要遭受更多的苦楚。况且，那些自欺者也往往心里知道自己在骗自己，他们整天畏怯疑惧，生怕某件不利的事情迫使自己沮丧地面对现实。
自私自利的情欲的最大缺陷之一，在于很少使生活丰富多彩。一个只爱自己的人，当然不能因其情爱的杂乱而受到指责，但到最后他必然会感到烦闷不堪，因为他热爱的对象永远没有变化。一个因犯罪感而痛苦的人，是受着一种特殊的自恋之苦。在这茫茫宇宙中，他感到最重要的莫过于自己的品性高洁。传统宗教的最严重的谬误，在于鼓励了这一特殊的自我专注。
一个幸福的人，以客观的态度安身立命，他具有浪漫炽热的爱和丰富广泛的兴趣，凭借着这些爱和兴趣，使他成为别人的爱和兴趣的对象，他获得了幸福。能成为爱的领受者，这自然是幸福的，然而索要爱的人并非就是得到爱的人。广义地说，得到爱的人是给予爱的人。不过，倘若像为了利息而放贷那样，一个人在层层盘剥之后才给予他人爱，这是没用的，因为有算计的爱不是真诚的，领受者也不会感到它是真诚的。
那么一个被囚禁于自身内的不幸福者又能做些什么呢？只要他总牵挂自己不幸福的原因，他就依然是自私自利的，且无法跳出这一恶性的圈子。如果他要跳出来，他就得借助真实的兴趣，而不是指望那些被当作药物一般接受的做作的兴趣。
虽然这么做的确有困难，但他毕竟还能做不少。如果他能正确地断定其问题之所在，那么他首先可以使自己明白，他没有理由感到罪孽深重，然后依照我们讨论的方法，把合理的信念植于无意识之中，同时做些多少是中立的活动。如果他成功地清除了犯罪感，那么真正客观的兴趣大概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要是他的问题源于自怜，那么他首先可以让自己明白，在他周围并没有什么天大的不幸，然后再用上述的方法去解决这一问题。要是他的问题源于恐惧，那么让他做一些有助于培养勇气的练习。
自古以来，沙场上的英勇大胆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且男孩和男青年的训练，大部分是用于培养那种视打仗如儿戏的性格。然而道德的勇气和智慧的胆略却不曾引起同样的重视，不过它们也有自己的培养方法。
每天你至少承认一个令你痛苦的事实。你得学会去如此感受，即便你在品德上、才智上远不如你的朋友，人生依旧值得体验。这种练习，几年后最终能使你面对现实而不畏惧，并因此将你从大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在极大程度上，幸福的生活犹如善良的生活。职业道德家们太偏重自我克制，因此他们把重点放在了错误的地方。有意识的自我克制，使一个人变得专注于自己，并清楚地知道他所做的牺牲，结果在当前的目的上，它往往失败，在最后的目标上，它几乎总是落空。人们所需要的不是自我克制，而是那种向外的兴趣，后者能产生自发的、不经雕饰的行为，而相同的行为，在一个专注于追求自身德行的人那儿，唯有依靠有意识的自我克制才能做到。
行为的效果可有天壤之别，这取决于行为者当时的心理状态。如果你看见一个孩子行将溺死，如果你凭着援救的冲动直接去救他，那么待你从水中冒出来时，你的道德并没有受到半点儿损害。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你对自己说：“去援救一个无助的人是德行的一部分，而我想做一个有德行的人，所以我必须救这个孩子。”那么事后的你比起先前的你，将变得更为败坏。在这个极端的例子里能够适用的东西，同样适用于许多其他较不明显的事情。
所有的不幸福都基于某种分裂或缺乏一致：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缺少协作和配合，因而造成了自我的分裂。自我和社会的联结要靠客观兴趣和爱的力量，由于没有这种力量，又造成了自我和社会缺乏一致。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遭受这种分离的痛苦，他的人格既不分裂来对抗自己，也不分裂来抵御世界。
这样的人，觉得自己是宇宙的公民，尽情地享受着世界所给予的五光十色和舒畅快乐，不会因为想到死亡而苦恼万分、心神不定，因为他感到自己不会真的与后者分离。唯有在这种与生命之流如此深刻的、本能的结合中，人们才能找到无与伦比的欢乐。
三、幸福的秘诀
在这里我想就我认为似乎是幸福者最普遍、最显著的标记——热情，花点笔墨。
理解热情含义的最好方法，也许是观察人们坐下来吃饭时的各种不同的行为。对有些人来说，吃饭是件惹人厌烦的事，哪怕是美味佳肴，他们都会觉得索然乏味。他们吃过山珍海味，或许餐餐如此，他们从不知道挨饿的滋味，而把吃饭仅仅看作是天天都要重复的刻板之事，由社会风俗所规定。
如同别的一切事情一样，吃饭令他们感到厌倦，然而抱怨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没有别的事情比它少让他们厌倦些。接下来便是病人，他们吃饭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因为医生告诉他们，为了恢复体力，进补一些营养物是必要的。还有美食家们，进餐前，他们满怀厚望，结果发现没有一道菜烧得是合格的。还有饕餮之徒，他们饿鬼般地扑向食物，狼吞虎咽，结果长得太胖，爱打呼噜。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进餐前食欲极佳，对眼前的食物很满意，吃饱之后便让嘴巴休息。
面对人生宴席所奉献的珍品，人们会有上述种种相似的态度，幸福的人对应于最后一种进餐者。热情与生活的关系，就好比是饥饿与食物之间的关系。厌烦吃饭者与拜伦式的不幸福的牺牲品相当；有任务观的病人对应于苦行者；饕餮之徒与骄奢淫逸者呼应；而美食家则对应于爱挑剔者，后者将生活的一半乐趣指责为缺乏美感。
奇怪的是，大概除了饕餮之徒外，所有这些类型的人都鄙视具有良好胃口的人，认为自己是优越的。因为饥饿而享用食物，或者因为生活绚丽多彩、乐趣无穷而去热爱生活，这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庸俗的。他们站在幻灭的顶峰，而对他们认为是头脑简单的人横竖瞧不起，我个人并不赞同这一观点。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不管形式如何，对我来说都是有益无害的。不错，某种情形会使得这种解脱不可避免地发生，但是，一旦发生了，就得尽早地摆脱，而不应视其为智慧的更高形式。
倘若某个人喜欢草莓，而另一个不喜欢，那么后者优越在什么地方呢？这里不存在草莓是否好坏的抽象和非个人的证明，爱吃的人说它们味道好极了，不爱吃的人则说它们味同嚼蜡。然而，爱吃草莓的人比另一个人多了一种快乐，就这点而言，前者的生活充满了更多的乐趣，他更完美地适应了另一个人也得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在这一小小的例子中是确凿的东西，在更为重大的事件中也同样是确凿的。爱欣赏足球赛的人，就在该方面胜过不爱欣赏足球赛的人，而喜好读书的人，则远胜于厌恶书本的人，比起看足球赛来，阅读给予的快乐要多得多。
一个人的兴趣越广，他拥有快乐的机会就越多，而受命运摆布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因为如果他失去了某一种兴趣，他便可转而依赖于另一种兴趣。生命短暂，人们不可能对事事都感兴趣，不过对尽可能多的事物感兴趣却是一桩好事。我们都容易染上内省者的弊病，世界向他显现出千姿百态的景象，但他却扭转脑袋，专注于内心的空虚，我们可不要以为内省者的忧郁有什么了不起。
以前有两台制造香肠的机器，它们结构精美，专用来将猪肉制成鲜美无比的香肠。其中一台机器对猪肉保持着不衰的热情，并生产出无数的香肠；另一台则说：“猪肉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自己的工作比任何一块猪肉都要有趣和神奇得多。”它拒绝了猪肉的光临，开始研究自己的内部。而一旦猪肉被剥夺，它的内部便停止了运转，它越是研究，这内部对它来说似乎越发的空虚和愚蠢，所有这些进行过美妙转换的部件竟纹丝不动了。它真不明白，这部机器究竟能做些什么。这第二台制肠机就像是失去热情的人，而第一台则好比保持着热情的人。
心灵是一架奇特的机器，它能以最令人惊讶的方式将给予它的材料结合起来，但是没有了来自外部世界的材料，它便是软弱无力的。心灵与制肠机不同的是，它必须自己为自己获取材料，因为事件只有通过我们对它们所发生的兴趣才能成为经验，倘若它们不能激发我们的兴趣，我们便不会去利用它们。因此，一个注意力向内的人觉得一切都不值得他去注意，一个注意力向外的人，在他偶然审视他的灵魂的瞬间，就会发现那些极其丰富、有趣的各类成分被解析和重新组成美妙或有教益的模式。
热情的形式数不胜数。人们也许记得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爵士在小说中所塑造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一次他碰巧看到路上有顶帽子，就捡了起来，对它打量了一番后说，帽子的主人因为酗酒而毁了自己的前程，他的妻子也不像以前那样迷恋他了。如此普通的物品便能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对这样的人来说，生活将永远不可能是无聊的。在乡村野外的散步途中，有很多不同的东西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某个人或许会对禽鸟感兴趣，另一个则关心草木，还有人留心地质，更有人注意农事，等等。如果你感兴趣，那么其中任何一项都是有趣的，其他的也一样。
一个人，只要对其中的一种东西感兴趣，就比不感兴趣的人更好地适应了这个世界。
同样，对待同胞，不同的人态度的差异何止天壤之别！在一次长途火车旅程中，一个人会对与其同车的旅客视而不见，而另一个则会对他们进行归纳，分析他们的性格，并对他们的境况做出相当准确的猜测，甚至他也许会弄清其中几个人的最隐秘的历史。人们在弄清别人所表现出来的差异，也相同地反映在人们对别人的感觉之中。有些人总觉得几乎每个人都让自己受不了，而有些人则会很迅速、很容易地对那些与自己接触的人产生友好的感情，除非有某些明确的原因才会有别的感情。再以旅行为例，有些人行踪遍及好多国家，他们总是去最好的旅馆，吃的食物与他们在家时吃的完全一样，约见那些他们在家里见到的相同的富翁们，谈的话题也与他们在自家餐桌上谈的雷同，这些人回家后只为结束了昂贵旅行的烦恼而感到如释重负。而另外一些人，不管他们去哪儿，都会发现那些特别的事物，并结识当地的典型人物，观察任何有历史或社会意义的东西，品尝当地的食物，学习当地的风俗和语言，回程时携带着丰富的新材料，给予自己无限的遐想。
在所有这些不同的情形中，一个对生活具有热情的人要胜过没有热情的人，对于前者，即便是不愉快的经历，它们也不被认为是一无是处的。我为见过一群中国人和一处西西里村子而感到快乐，我不能说当时的心情是极为愉快的。
爱冒险的人喜欢船只失事、兵变、地震、大火灾和所有诸如此类的不愉快经历，只要它们不危害其健康。以地震为例，他们对自己说：“地震原来如此！”由于这桩新鲜事增加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因而这使他们感到愉快。要说这些人不受命运的摆布可并不正确，因为如果他们失去了健康，很可能在此时他们也会失去热情的，但这也并不一定都是如此。我曾认识一些人，他们长年累月受尽折磨，但直到临死前最后一刻，他们仍保持着热情。
有些疾患能摧毁人的热情，有些则不然。我不知道生物化学家现在能否区分这两类疾患，也许当生物化学取得了更大的进展后，我们都会有机会服用确保我们对一切感兴趣的叶片。不过在此之前，我们不得不依赖对生活的常识性观察，来判断哪些因素使得一部分人对一切都感兴趣，而使另一部分人对一切都不感兴趣。
热情有时是一般化的，有时是专门化的，可能非常专注于某一方面的。读者也许还记得这位出现在19世纪英国作家、旅游家鲍洛的《拉文格罗》一书中的人物，他失去了钟爱的妻子，曾一度感到生活万般无聊。但他是个茶叶商，为了忍受生活的不幸，他毫无外援地自学并阅读经他手中而过的茶叶箱上的中文说明，结果，这给他带来了新的生活乐趣，也开始饥不择食地研究一切与中国相关的东西。
我曾认识一些人，他们专心致志，竭力搜寻一切有关罗马帝国时期的一个密传宗教——诺斯替教左道邪说的东西，又有一些人的主要乐趣是整理、校对16—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的手稿和其著作的早期版本。
要事先知道一个人将会对什么感兴趣是绝不可能的，不过大多数人能对这件事或那件事怀有强烈的兴趣，一旦这种兴趣被激发，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从沉闷、单调中解放出来。然而，比起对生活的一般热情来，非常专门的兴趣，作为幸福的源泉令人感到不够满意，因为后者很难填补一个人所有的岁月，并且总存在这样一种危险：或许在某一天他全部知晓那已成为其爱好的某一特殊事物，而这又使他感到索然无味。
我们所有不同的爱好和愿望必须适合生活的总框架，如果它们要成为幸福的源泉，它们就得与健康相一致，与我们所爱者的情感相一致，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心相一致。有些强烈的爱好几乎可使人无限度地沉溺于其中而导致逾越界线，有些则不然。以一个爱下棋的人为例，如果他是个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单身汉，那么他不必对这一强烈的爱好有什么限制。如果他有妻儿，又无自立的能力，那么他必得对此多加限制。即使嗜酒狂和饕餮之徒没有社会的束缚，若从注重自身的利益出发，也是不明智的，因为他们的嗜好与健康相冲突，片刻之欢留下的会是无尽的痛楚。
任何强烈爱好，如果不让它们成为痛苦的根源，就必须让它们处于由某些特定的东西所构成的框架之内，这些特定之物健康，对自身才能有总的把握，有支付必需品的足够收入，以及最根本的社会义务，如对待妻儿。一个人如果为下棋而牺牲上述种种特定之物，他在根本上便和嗜酒狂一样糟糕。我们对这样的棋迷没有严加谴责的唯一原因是，这样的人并不多见，且只有才能非凡的人才可能钟情如此高等的智力娱乐。希腊节制的准则实际上可运用于这些事情上，一个白天干活时便想到晚上的棋盘的棋迷是幸运的，但是一个为了整天弈棋而丢下工作的棋迷就丧失了节制的美德。
据记载，在托尔斯泰年轻的灵魂未得再生的时候，他因其沙场上的英勇表现而被授予陆军十字勋章。然而到颁发奖章的那一天，他却沉溺于一盘棋竟决意不去出席授奖仪式。在这件事上，我们很难说托尔斯泰有什么过错，因为对他来说，他是否赢得了陆军勋章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不过要是小人物这么做了，那或许就成了一件傻事。
作为对前面提出的准则的限定，那就应该承认，有些行为被看得如此高尚，以至于为它们牺牲所有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一个为国捐躯者，如果撇下妻儿，一文不名，他是不会受到指责的。人们也不会指责因期望某项重大科学发现或发明埋头于实验而使全家困苦不堪的人——条件是他最后获得了成功。不过，如果他从没有在他期望的发现或发明中得到成功的话，大家会说他是个怪人。这看上去有失公允，因为在这一事业中，没有人能事先知道其成功与否。在基督纪元的最初千年内，一个追求圣徒一般生活而抛下其家庭的人备受人们的赞誉。在今天，人们认为他该给家里准备点什么。
我想，在饕餮之徒和胃纳健全者之间总存在某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差异。一个充分发展了毕生欲望的人，往往具有某种长年累月的苦恼，他时刻在寻求躲避无法摆脱的忧惧。这在嗜酒狂的情形中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喝酒是为了遗忘，如果他们的生活中不存在忧惧，那么他们不会以为烂醉如泥比神志清醒更令人惬意。正如一位传说中的中国人所言：“要么滴酒不沾，要么一醉方休。”这正是所有过度和单一的强烈爱好的典型。
在这样的爱好中，追求的不是乐趣，而是忘却。然而以酒鬼方式获得的忘却，迥然不同于发挥合乎需要的才能所取得的忘却。鲍洛那位自学中文的主人公，也是为了忍受丧妻的悲痛而去寻求忘却，不过采取的是一项毫无害处的活动，不仅如此，这项活动还丰富了他的智慧和见识。除了这样的躲避方式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不值得提倡的。
真正的热情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除非它已让种种不幸给扼杀了。小孩子对他们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对他们来说，世界充满了新奇。他们总忙于对知识的热烈追求，当然这种知识与学者们的相差甚远，前者来自孩子们对引起他们注意的事物的熟悉过程。只要身健体壮，小孩子即使长大了，也会保持其热情。
一只待在陌生房间里的猫是不会躺下休息的，除非它嗅遍了每个墙角，而没有闻到一丁点儿耗子味。一个从未受到重大挫折的人，将保持对外部世界的天生兴趣，只要他保持这一兴趣，他就会发现生活是快乐的，除非其自由受到了不适当的限制。
在文明社会中，热情的丧失大多是因为自由受到了限制，而这类限制在生活中是不可少的。原始人感到饿了，他便去打野味，这自然是听命于直接的行动。一个每天早上按时上班的人，在根本上也受同样行动的驱使，即为了生存的需要。不过在后者的情形中，这一行动不是直接的，也不是即时产生作用的，它是间接地通过抽象词语、信念和意愿发生作用的。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他并不感到饥饿，因为他刚刚吃了早点，他仅仅知道饥饿会再度降临，而工作就是解救未来饥饿的手段。
行动是毫无规律的，而文明社会中的习惯则是有规律的。在原始人中间，甚至集体的活动都是自发的和冲动的。当部落要去打仗时，钟鼓便振奋军威，激起斗志，群情高昂，激励着男女老少从事必要的活动。而现代事业则不能这么处理。
在生活中，文明人每时每刻都受累于那些对冲动的约束。如果一个人碰巧感到欣喜，他可不能在街上又唱又跳的；如果正感到悲哀，他也不能坐在台阶上流泪哭泣，妨碍行人交通。年轻时，他的自由在学校遭到限制；成年时，他的自由又在工作时间内受到束缚。所有这些都使得热情更难以维持，因为不断的约束会产生疲乏和厌倦。尽管如此，一旦对自发的行动不加约束，一个文明的社会便不复存在，因为自发的行动仅仅造成最简单的社会合作，而不能产生复杂的合作。
为了逾越这些抑止热情的障碍，一个人需要健壮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或者，如果幸运的话，有一项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从统计数字来看，在以往的一百年中，所有文明国家的健康状况都得到了改善，但人的体力却较难评判。不过我怀疑，现在健康者的体力是否与先前的一样强劲。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不打算在这里就此追本溯源。然而这一问题也有个人的和心理的一面，我们已作了探讨。
有些人不顾文明生活的种种障碍而保持其热情，而其他许多人，只有当他们从耗费了大量精力的内心冲突中解脱出来时，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比起必要的工作来，热情要求更多的精力，这反过来又要求心理机器的平稳运转。
在女子方面，虽说现今比以往要好些，但在很大程度上，女子的热情由于受不正确的价值观的影响而大大减退了。女子对男子颇感兴趣，或在大庭广众活泼有余，都会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女子学着不对男子产生兴趣，而且往往对一切不感兴趣，或许除了行为端正以外。
传授这一对生活采取消极和回避的态度，无疑是在灌输某种对热情有害无益的东西，无疑是在鼓励某种对自身的专注——这是极讲体面的女子的特征，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尤为如此。她们对普通人感兴趣的体育漠不关心；对政治不闻不问；对男子，她们持一本正经的冷淡态度；对女人，她们暗中抱敌视态度。她们深信，其他女人绝没有她们那么体面和规矩。她们炫耀说，她们独善其身。换言之，她们对同胞的冷漠在自己眼里倒成了一种美德。当然，人们不能为此而指责她们，因为她们也仅仅是在接受道德说教。然而，作为压抑制度的值得怜悯的牺牲品，她们却没能认识到这种制度的罪恶。
对这样的女子来说，胸襟狭窄是美德，慷慨大方倒成了罪恶。在她们自己的社交圈内，她们尽可能地扼杀欢乐；在政治方面，她们迷恋压制性的法规。幸好这类人渐渐地少了起来，但是她们较那些生活于思想解放的圈子里的人士所料想的仍要多得多。如果有人怀疑这一说法，我则建议他去几幢供出租的房屋那里找个住处，并在找房的过程中，留心一下那些女房东。于是他便会发现，那些女人具有一种女性美德意识，这一意识从根本上包含了对生活热情的摧残。他还会发现，由此造成的结果便是心胸狭窄和扭曲。
合理的男子美德和女子美德之间不存在差别，或至少没有传统所说的那种差别。热情是幸福与健康的秘诀，对男人来说是这样，对女人也同样如此。
四、幸福的条件
中庸之道是一种乏味的学说，我记得当我还年轻时曾对此拒不接受，并对此轻蔑和愤慨，因为那时候我崇拜英雄式的极端。不过，真理并非总是有趣的，有许多东西得到人们的信仰，就是因为它们有趣，事实上很少有其他的依据能为此佐证。中庸之道便是恰当的例子。它或许是一种乏味的学说，但在许多方面却是真理。之所以必须保持中庸之道，与维持努力和舍弃之间的平衡有关，这两种主张都有极端的拥护者，持舍弃说的是圣徒和神秘主义者，持努力说的是效率专家和强壮的基督徒。这两个对立的学派各有部分真理，但不是全部的。在这里，我将力图找出一种平衡，还是先从努力这方面入手吧。
除极个别情况外，幸福不像成熟的果子那样，仅仅靠着机遇便会掉进你的嘴里。因为这世界充满了这么多可避免和不可避免的厄运，这么多疾病和心理症结，这么多斗争、贫穷和仇恨，所以想成为幸福者，就必须找到一些方法来对付众多的不幸。在极少数情况下，那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一个性情和善的男子，继承了一大笔财产，身体健康，爱好简单，他便可以优哉游哉，舒适惬意，全然不知人们乱哄哄在忙些什么。一个生来好逸恶劳的美人，如果她碰巧嫁了一个富有的丈夫而无须她操劳，而且如果婚后她不怕衣带渐紧，那么她一样可以享受懒福，只要她在养儿育女方面也有福气。但这种情形实在不多见。大多数人是不富裕的，很多人生性也并不随和，很多人有着不安的情绪，使他们不能忍受宁静而有节律的令人厌恶的生活。而健康的福气又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得稳的，婚姻更不是幸福的必然源泉。
幸福必须是一种追求，而不是天神的恩赐，在追求中，内部和外部的努力都具有很大的作用。内部努力可能包含了必要的舍弃。因此，我们目前只谈论外部的努力。
当一个人得为生计工作时，需要努力是显而易见的，不需要强调。印度的托钵僧的确不必努力便可生存，他只要捧出他的盂钵来接受信徒的施舍，然而在西方国家，当局并不赞同这种求生之道。而且，西方的气候也不像热而干燥的地方那么令人愉快。无论如何，在冬天，几乎没有人懒到宁可去外面游荡，而不愿意在有暖气的房间里工作。因此，在西方，单是舍弃并不是一条通向幸福的道路。
在西方国家，仅仅温饱的生活不足以带来幸福，因为他们还需要有成功的感觉。在某些职业中，如科学研究，那些并无丰厚收入的人可能获得这一感觉，但在大多数职业中，收入则变作成功的尺度。在这方面，我们触及了这一题目，即在大多数情况下，舍弃是合乎需要的，因为在这竞争的世界上，只有少数人才可能取得耀眼的成功。
依照不同的情形，努力在婚姻中既可以是必要的，又可以是不必要的。如果某一性别的人处于少数，像英国的男子和澳大利亚的女子，那么这一性别的人一般无须努力，便可以像他们希望的那样与别人缔结良缘。然而，如果某一性别的人处于多数，那么情形正相反。
凡是研究过妇女杂志上广告的人，就不难发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在女子占多数的地方，倘若她们想要结婚，那么她们就得花费较多的力气和心思。在男子占多数的地方，他们往往采用更利索的方法，如使用手枪。这很自然，因为大多数男子最经常地处于文明的边缘。如果有一场瘟疫只让男子逃脱而使他们在英国成为多数，我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办，他们也许又得恢复往日殷勤而又豪侠的风度。
为成功地培育孩子而做出的努力和花费的精力，大概没人会否认。
那些信奉舍弃和被误称为“精神至上”的生命观的国家，其婴儿死亡率就很高。不依靠世俗的职业，就不可能获得这些东西：药物、卫生、无菌操作、适当的食物等，它们需要有对付物质环境的力量与智慧。凡把物质视作幻象的人，对灰尘也有同样的看法，而结果却导致了孩子的死亡。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只要一个人的欲望不曾泯灭，那么他将以某种权力作为正常和合法的目标。而这种被期待的权力内容依一个人的主导热情而定：有的人想要控制别人行为的权力；有的人想要控制别人情感的权力；有的人想要控制别人思想的权力；有的人希望改变物质环境；有的人想通过掌握知识来获得权力的感觉。每一件大众工作都包含了对某种权力的欲望，除非它仅仅以营私舞弊来发财为目的。
一个因目睹了人类的悲惨而纯粹为他人感到悲痛的人，会渴望能减轻人类的痛苦。对权力完全冷漠的人，只能是那些对同胞毫无感情的人。因此对权力的某种形式的欲望，作为某些人的部分配备可给予承认，原因在于这些人能创建一个良好的社会。而且只要不曾遭到破坏，权力欲的每一种形式都包含了相关的努力形式。
这在西方人的思想中，或许是老调重弹了。然而西方国家的不少人士在与所谓的“东方智慧”眉来眼去，暗地里偷情，这当口东方却在抛弃它。对上述那些人来说，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成问题，倘若果真是这样，那么老调是值得重弹的了。
不过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舍弃也具有它的作用，而且其重要性不亚于努力。虽说聪明的人不愿意在可以战胜的厄运面前偃旗息鼓，但他也不愿意在不可避免的灾难上徒费时间和情感，而且即使这些灾难本身是可以克服的，但要克服它们会消耗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致妨碍他追求更为重大的目标，那么他也宁愿屈服。许多人为了一点不遂心的小事便会烦躁不安或者大发雷霆，这样便虚掷了许多有用的精力。即便在追求真正重要目标的过程中，也不应该让感情陷得太深，以致可能出现的失败的想法将长久地威胁心灵的宁静。基督教训导人们顺从上帝的意志，使那些不接受这一说教的人，在其活动中也应贯穿某种信仰。
在实际工作中，效率与我们倾注于这件工作的感情并不相称。说实在的，感情有时倒是效率的绊脚石。适宜的态度是：尽心尽力，而将结局留给命运。舍弃有两种：一种源于绝望；一种源于不可征服的希望。前者是不好的，后者是好的。一个遭受了彻底失败而对重大成就失去了希望的人，可能学会绝望的舍弃，如果他真的学会了，他便会抛弃所有的重要活动。他可能相信宗教词句或苦思冥想才是人类真正目标这一邪说，以掩饰他的绝望。然而不管他使用何种伪装来隐匿他内心的失败，归根结底他是无用的和不幸福的。
而将舍弃建立在不可征服的希望之上的人，则做得完全不一样。不可征服的希望一定是非常庞大而非个人的。不管我个人的活动是什么，我可能败于死亡或某些疾患；我可能被对手击败；我可能发觉自己走上了一条愚蠢的、不可能成功的道路。在成百上千种情形下，纯属个人希望的破灭将是无法避免的，然而如果个人的目标只是人类的伟大希望的一部分时，那么个人希望的破灭就不会是彻底的失败。
一个期待有伟大发现的科学家可能会失败，或因头部被击而不得不放弃工作，但如果他由衷地渴望科学的进步，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贡献，那么他便不会像一个纯粹为了自己的研究那样的研究者一样感到绝望。那些为极迫切的改革而奔波的人，可能会发觉他的一切奋斗都被战争挤到了一边，并且可能被迫认识到他为之工作的事业不可能在他生前有所成就。然而他不必为此而绝望，只要他关切着人类的前途，而不仅仅惦记着自己能否参与。
上面所说的舍弃都是最难的。另外还有一些舍弃，做起来比较容易。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只是次要的目标受到了阻碍，而人生的大目标依旧展示了成功的前景。例如，一个从事重要工作的人，倘若因婚姻不美满而心神不定，那么他就是不能在该舍弃处舍弃。倘若他的工作真是让他神魂颠倒，那么他就应该将这类偶遇的麻烦当作潮湿的空气一样，谁要是对这等麻烦小题大做，那真是愚不可及。
焦虑、烦躁、恼怒，都派不上用场。那些强烈地感到这些情绪的人，或许会说他们无法克服这类情绪，而我也不知道，除了我们在前文说及的那一根本的舍弃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克服它们的。集中精力于实现伟大的、非个人的希望，不仅能使一个人承受个人工作的失败，婚姻生活的不幸，而且也使他在耽误了火车或将雨伞掉在污泥中时做到不焦不躁。如果他生性暴躁，那么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疗法。
一个摆脱烦恼奴役的人，将发觉生活远比他一直生气的时候愉快。熟人们的怪癖，原先委实让他感到厌恶，现在只觉得有趣。当某人第347次讲述火地岛上那位主教的轶事时，他以留神次数的记录来自娱，而不想以自己对故事一无所获去转移对方的话题。在他赶早班火车的匆忙间，鞋带断了，他适可而止地咕哝了一下，之后他想到在遥远的宇宙史中这件微末之事毕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重要性。他求婚时为一个令人厌烦的邻居的来访所打断，这时他会想到所有的人都可能遇上这一不幸。
依靠奇特的比喻和怪异的类比，人们可以无限地从小小的不幸中找到安慰。就我想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幅图画，一旦有什么东西像是要来糟蹋这幅画时，主人便会恼怒起来。最佳疗法是不要只有一幅，而要有整个画廊，遇到什么情形便挑选什么图画。倘若画面中有一些是可笑的，那再妙不过了。
将自己看成是悲剧中高尚的英雄是不明智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应该永远把自己当作喜剧中的小丑，那更令人作呕生厌。审时度势地选择适宜的角色需要一点机智乖巧。当然，如果你能忘却自身而不扮演任何角色，那实在令人钦佩和羡慕。不过，倘若扮演角色已成了第二天性，那么你应想到你是在演出全部的节目，所以要避免单调。
许多积极而又活跃的人认为一丁点儿舍弃、一丝幽默，便会损耗他们工作的精力，摧毁他们获得成功的决心。照我看来，他们想错了。凡值得做的工作，就是那些不以工作的重要性或一蹴而就来蒙骗自己的人也可以胜任。而那些只有靠了自欺才能工作的人，最好在开始前先学习如何接受真理，过后再继续其事业，因为靠骗人的鬼话来支撑的需要，或早或迟会使他们的工作变得不是有益，而是有害。与其做有害之事，不如什么也不干。
世上有益的工作，一半是用来对付有害的工作的。花少许时间用于学会鉴别事实，这不是浪费时间，这可让日后所做的工作便不大可能是有害的。而那些需要自我的一贯膨胀来刺激其精力的人，他们做的工作就不一样了。
某种舍弃包含了当事人直面自己真相的意愿，这种舍弃，虽然最初令人痛苦，但最终给予你一种保护，使你免遭自欺者常有的失望和幻灭。没有什么比你天天都竭力去相信某些事情，而它们却天天变得更不可信那样，更令人疲倦，久而久之更是令人恼怒。舍弃这种努力，是获得牢固而又持久幸福的必要条件。
五、人的不幸
动物只要不患病，吃得饱，便是幸福快乐的了。人呢，本来也应该这样，但在现代世界上却并非如此，至少有许多人是不幸福的。如果你不幸福，或许你就会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并不例外。如果你是幸福的，那么请自问一下，你的朋友中又有几个是幸福的？
在你对自己的朋友作了回顾之后，你可以让自己学习观察人的情绪的艺术，使自己更善于感受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们的各种情绪。
八、九世纪时，英国诗人、版画家布莱克说：
我见过的一张张脸上，
显出斑斑懦弱，点点哀怨。
尽管不幸的形式各种各样，但是你不难发现处处都会遇到它。现在我们假定你在最典型、最摩登的大都市纽约城里，上班时间你站在一条繁忙的大街上，或是周末站在通衢大道上，或是晚上去出席一场舞会，你把自我从心灵里完全排除，让周围陌生人的个性一一进入你的眼底。你会发现，这些不同的群体都有各自的烦恼。在赶着上班的人流里，你会看到焦虑不安、精神过度集中、消化不良、那种除了生存斗争对一切缺乏兴趣的态度、游戏娱乐兴致殆尽，以及对人类同伴的冷漠无情。
这种种不幸的根源，部分在于社会制度，部分在于个人的心理素质。当然，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为促进人的幸福而在社会制度方面需要进行的改革，我以前已有著述。在本书中我不打算就战争、经济剥削、棍棒恐吓教育的废除等问题展开讨论。
我们的文明时代极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去寻找一种没有战争的制度。但是，人类是如此的不幸，以至于互相残杀比起持久地享受生活的阳光，反倒显得不那么可怕，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制度也是难以实现的。如果说机器生产是为了增进那些最为需要的人们的利益，防止永久性的贫困是必要的，那么连富人们都是痛苦不幸的，使所有的人变富又有什么意义呢？棍棒恐吓教育是不好的，但是如果那些人自己就是这类热情的奴隶的话，他们是不可能施予其他形式的教育的。
以上这些思考使我们想到这一与个人有关的问题：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在此时此地，怎样来获得个人幸福呢？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将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这样一类人身上，他们没有经受过来自外部的巨大痛苦。我假定他有足够的收入解决温饱和住宿问题，身体健康问题，能够从事各项普通的活动。我不考虑这样一类巨大的灾难，如儿辈尽亡或当众受辱等。这类事件是值得讨论的，而且它们的确也很重要，但是同我下面要说的事情比较起来，它们属于另外一种类型。我是想提出一种对文明国家里绝大多数人遭受的日常不幸进行医治的处方，这种不幸由于没有明显的外部原因，看起来几乎无法加以回避，因而使人更不堪忍受。
我认为，这种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世界的错误看法、错误的伦理观、错误的生活习惯所引起的，结果导致了对那些可能获得的事物的天然热情和追求欲望的丧失，而这些事物，正是人和动物的一切幸福、快乐最终所依赖的。这些事物的获得本在个人能力范围之内，我因而提出这样一些转变方法，只要我们有一般的好运道，便能通过这些转变得到幸福。
对我所要提倡的哲学的介绍，或许最好从我的简要自传开始。
我生来并不幸福。我小时候，最喜欢听的圣歌是：“对尘世觉得厌倦，我肩头重负罪孽。”我5岁时，曾这么想过，要是我活到17岁，那我到现在才忍受了我全部生命的1/4，我觉得在我面前的漫长厌倦、无聊的生涯简直让人难以忍受。到了青春期，我痛恨生活，一直在自尽的边缘徘徊，而我之所以最终没有自尽，只是因为想多学些数学。
现在，相反地，我热爱生活。几乎可以这么说，随着岁月一年年地流逝，我对生活更加热爱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发现了什么是我最想得到的东西，而且逐渐得到了其中的一大部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成功地摒弃了某些原先向往的目标，因为，实际上我不可能得到它们。但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于消除了对自我的过分专注。
像受过清教徒教育的人一样，我也有过这么一种习惯，反省自己的罪过、愚行和缺点。我在自己眼中是一个可怜的怪人。后来，渐渐地，我学会了对自己及自己的不足之处不加关心，我把自己的注意力日益集中到外部事物上去，如世界大事、种学科知识、我所喜爱的人等。
的确，对外界事物的种种兴趣，也有可能带来各自的痛苦：这世界可能会投入战争；某些方面的知识可能再也难以获得；朋友可能会离我而去。但是，这些痛苦不会像那些由于对自我的厌恶而产生的痛苦那样——毁灭生活的本质方面。而每种对外界的兴趣都会激起某种活动，只要这一兴趣依旧存在，这种活动便能完全防止人的厌倦和无聊意识的产生。对自我的兴趣则相反，它不会激起进取性的活动。这可能会促使一个人去记日记，进行心理分析，或者是去当个僧侣。但是，僧侣只有在修道院的生活常规使他忘却了自己，找回灵魂以后，才会得到幸福。他由宗教而得到的幸福，其实从清道夫这一行业中也可以得到，只要他一直坚守在这一岗位上。对那些自我专注过于严重，用其他方法治疗均无效果的人来说，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是对客观知识的追求。
自我专注有多种形式。其中最普通的有罪人、自恋者和夸大狂三种形式。
在我说到“罪人”时，我并不是指犯了罪的人。根据对这一词语的不同解释，既可认为人人都犯罪，也可说谁都没有犯罪。我指的是这样一种人，其精神专注在犯罪意识中。他始终在责难着自己，如果他信教的话，就会把这解释为上帝的旨意。他对自己应该成为怎样的人有一定的想法和要求，而这与他所了解的实际的自我总是相矛盾的。如果他在有意识思维里早就抛弃了他在母亲膝下时学得的那些道德准则，那么犯罪意识或许埋藏于他的潜意识深处，只有在喝醉酒时或睡眠中才浮现出来。但是，这足以使一切事物失去其吸引力了。实际上，他依然接受了在婴儿期学得的所有禁律。
骂人是邪恶的，饮酒是邪恶的，做生意精明是邪恶的，尤其，性是邪恶的。当然，他并没有禁止自己去享受这些快乐。但是，这一切在他的思想中都受到了毒化，他感到自己由此而堕落了。他全身心去追求的一种快乐是受到母亲的亲切抚爱，他在儿童时代的这一经历至今依然记忆犹新。这种快乐如今再也享受不到了，他便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既然他总是要犯罪的，干脆深陷到罪恶中去吧。
在他谈恋爱时，他在寻求着母性的温柔，但是又不能接受这种温柔，因为母亲形象的存在，使他对任何与自己有性关系的女人不可能产生尊重。于是在失望中，他变得冷酷了。然而，后悔自己的冷酷，又重新开始了一轮想象中的犯罪和真诚的悔恨意识交替的过程。
这就是许多表面上死硬的放荡者的心理。使他们走上歧途的，是对难以企及的目标（母亲或母亲替代者）的忠诚献身，以及童年时代受到的可笑的伦理准则的灌输教诲。对这些母性“贞洁”的牺牲者来说，走向幸福的第一步是摆脱早期信仰和情爱观的统治。
自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习惯的犯罪意识的反面：它包括对自我的羡慕和希望被人羡慕的习惯。当然，某种程度的自恋是正常的，也不必为之哀叹，只是在发展过头时，才成了一种邪恶。
有许多女人，尤其是富裕阶层的女人，她们身上爱的能力已经完全干涸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么一种强烈的愿望，即所有的男人都应该爱自己。当这种女人确信某一个男人爱她时，她便觉得他对自己不再有用了。男人方面也有这种情况，不过数量要少一些。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危险的私通》中的主角凡尔芒，由于诱奸被杀死。这是法国18世纪作家比埃尔·肖戴乐·德拉克洛写的书信体小说中的主人公。
当虚荣达到这种程度时，就不可能对其他任何人产生真正的兴趣，因此也不可能从爱情中得到真正的满足，而在其他方面的兴趣则会更快地低落下去。例如，一个自恋者为人们对大画家们的崇敬所激励，可能会去当一个美术专业学生。但是，对他来说，绘画不过是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绘画技巧从未使他真正产生兴趣，除了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以外，他看不到任何别的主题。其结果是失败与失望，而不是期望中的获得人们的奉承与赞扬。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那些小说家身上，在他们的小说总是把自己作为理想的英雄。任何劳动的真正的成功，有赖于对这一劳动的对象真正的兴趣。那些成功的政治家们的最终悲剧就在于，他们以前对社区活动和主张措施等的兴趣，逐渐为自恋情绪所替代。
一个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是不值得称赞的，人们不会这样去对待他。因此，如果一个人对这个世界唯一所关心的是这个世界应该对他表示敬慕，那么他是不大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即使他达到目标，他也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幸福，因为人的本能从来都不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对自己加以人为限制的自恋者，恰如一个为犯罪意识所压抑的人一样。原始人可能会为自己是个优秀猎手而自豪，但是他也喜爱狩猎活动本身。
虚荣心在过了某一极点后，就会因为其本身而毁掉参加任何活动的乐趣，因而必然导致倦怠和厌烦。其根源便是自信心的缺乏，疗法则在于培养自尊。但是，这只有通过在所感兴趣的活动中的成功中才能达到。
夸大狂与自恋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希望自己有权势威严而不是可爱媚人，企求为人所畏惧而不是为其所爱。许多疯子和历史上的多数伟人均属这一类型。
权力欲同虚荣心一样，是正常人性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是可以被接受的；只有在它极度膨胀，或是与不真实的现实感连在一起时，才变得令人可叹。这时候，它就会使一个人不幸福，或是显得愚笨，甚至两者兼而有之。
自以为头上戴着皇冠的疯子，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幸福的，但这种幸福是任何精神健全的人都不会去嫉妒的。公元前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心理上与疯子属同一类型。他生前征服了当时欧洲人已知世界的绝大部分，死时才33岁，只是他具有实现疯子的梦想的才能。但是，他却未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这一梦想随着他战绩的扩大而无限膨胀。当他知道自己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时，他便自命为上帝。
他是个幸福的人吗？他的嗜酒如命、他的狂躁脾气、他对女人的冷漠无情、他的封神称帝，都表明他并不幸福。
为了扶植人性中的某一部分而以牺牲其他部分为代价，或是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为了个人自我的伟大高贵而创造出来的，那是不可能得到最终的满足的。
一般来说，夸大狂，无论是精神错乱的还是较为健全的，多为过分的羞辱受屈所致。拿破仑在求学时代曾为自卑感所折磨。他的同学大都是贵族子弟，而他出身贫穷，靠奖学金才得以维持学业。在他后来允许那些流亡者归来时，他看见自己以前的同学向他屈膝低首，于是感到得意和满足，真是福乐至极！这又导致他想去征服沙皇以得到同样的满足，而这种“满足”却把他送上了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
既然没有人是全能的，一个完全为权力欲所制约的人迟早会碰到那些难以逾越的障碍。要拒绝接受这样一种认识，只有在意识层次强行注入某种形式的精神错乱。当一个人的权力足够大时，他还可以把向他指出这一点的人监禁起来或处以死刑。因此，政治意识和心理分析意识中的压抑是相关联的。当心理分析上的压抑以任何形式出现时，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
在适当范围内掌有一定的权力可能会增进幸福，但是如果把它作为生活的唯一目的，那么，它就会给外部世界或人的内心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很显然，不幸福的心理因素多种多样，但是它们都有某些共同点。典型的不幸福的人，由于在青年时期被剥夺了某些正常的满足，于是就把这种满足看得比其他方面的满足更为重要，一生只朝着这一方面孜孜追求，他仅仅对成功给予更多的、不恰当的重视，而不是对那些与此相关的活动给予重视。
今天，另外一种现象发展得很普遍——一个人可能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了，于是他不寻求任何形式的满足，只求消遣娱乐、默默无闻。他便成了“快活”的爱好者。这就是说，他减少自己的活力以使生活容易忍受。例如，酗酒就是一种暂时的自杀，它所带来的快乐只是消极的，不过是不幸的短暂中止而已。
自恋者和夸大狂相信幸福是能够得到的，尽管他们可能采取错误的手段去攫取它。但是寻求精神麻醉的人，无论以哪种方式，他都已失去了希望，只求默默无闻。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服他的第一点就是——幸福是值得去争取的。不幸的人，同失眠的人一样，总是对此表示自豪。或许这种自豪同丢了尾巴的狐狸的态度一样。如果是这样，治疗的方法是向他们指出怎样去长出一条新的尾巴来。
我想，很少有人在看到了通向幸福的道路后，再去存心选择不幸之路的。我不否认这类人的存在，但是肯定为数不多，不会形成气候。因此我假定，诸位读者是愿意幸福而不愿不幸福的。我是否能帮助读者实现这一愿望，不能肯定，但至少我的努力是不会有害处的。
六、英雄的不幸
同历史上许多时代一样，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贤士，他们看穿了以前时代的轰轰烈烈的场面，认为再也没有什么值得为之生活下去了。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不幸福的，但是他们对自己的不幸福引以为荣，他们将这归之于宇宙本质，认为这是开明人士唯一可取的理性态度。他们对自己不幸的自豪、夸耀，使得较少世故的人对其真诚表示怀疑，他们以为对痛苦持欣赏态度的人实际上并不痛苦。这种看法过于简单了些。无疑，这些受难者在他们的优越感和洞察力方面得到了某些补偿，但是这不足以弥补纯朴快活的丧失。
我个人认为，人不快乐是没有什么理性、优越感可言的。贤士只要情势允许，是会感到快乐的，当他发现对宇宙的思考过了某一极限而变得痛苦时，他就会转而考虑其他的问题。这就是我在本节中试图证明的。我想奉劝诸位读者，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理智绝不会禁止人们去获得幸福。不仅如此，我还相信，那些颇为真诚地把自己的悲哀归于宇宙的观点的人是本末倒置了。
事实是，他们之所以不幸福，是因为出于某些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的原因，而这种不幸福便导致他们去思考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里那些令人不甚愉快的方面。
对当代美国人来说，我准备讨论的观点，是20世纪中期美国作家、编辑、教师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先生在他写的《现代性情》一书中提出来的；对我们的祖父一辈而言，则是拜伦的观点；对所有时代的人来说，则是《传道书》作者提出的观点。
克鲁奇先生说：“我们的事业是必将失败的事业，在宇宙世界中没有我们的位置，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并不因为成为人而感到遗憾。我们宁愿作为人死去，而不愿像动物那样活着。”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著名诗人拜伦这样写道：
当早日思想的光芒在情感的隐隐腐朽中渐渐衰落，这世界给予的快乐没有一个能像它带走的一般快活。
《传道书》的作者这样说道：
我羡慕那些已经死了的人，他们比活着的人幸福多了。
但是，那未出生，未曾看见过这世上所发生的不公正的事的人，比上述两种人都幸运。
这三位悲观主义者在回顾了生活的乐趣、快活后，都得出了忧伤、抑郁的结论。克鲁奇先生生活在纽约城最高层的知识分子圈里；拜伦畅游过赫勒斯滂，古称达达尼尔海峡，有过许多风流韵事；而《传道书》的作者追求的快乐更是多种多样，他饮酒作乐，欣赏音乐；他建造水池，拥有男仆女佣，甚至仆人都在他家里传宗接代。即使在以上种种情况下，他的智慧依然没有丧失。然而他把这一切，甚至智慧，都看作一片空虚。
我决心辨明智慧和愚昧、知识和狂妄，但是，我发现这也是风。
智慧越多，烦恼越深；学问越博，忧虑越重。
连他的智慧似乎都使他恼怒，他想摆脱它，却未能成功。
我自言自语：“来吧！试一试享乐！来享享福！”
可是，这也是空虚。
但智慧仍与他同在。
我心想：“愚蠢人的遭遇也是我的遭遇，我尽管聪明又有什么益处呢？”我的答案是：“没有，一切都是空虚！”
因此，人生对我没有意义；太阳底下所做的一切事只是使我烦恼。
一切都是空虚，都是风。
对文人来说幸运的是，人们不再读很久以前写下的那些东西了，因为要是他们读了，便会得出结论：不管有人曾发过什么议论，新的书籍的撰述必是空虚。如果我们能表明，《传道书》的教义并不仅仅为贤士所独有，我们就不必为以后出现的表达同样情绪的词句而自扰了。在进行这方面的讨论时，我们必须分清楚情绪与理智的表现方式之间的差别。是没有必要同情绪展开争辩的，它会随着某一幸运的事件，或是我们身体状况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它不可能通过争辩而转变。
我自己曾经历过这样的情绪，即感到一切都是空虚，我对这种情绪的摆脱并不是通过任何哲学的手段，而是由某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需要促成的。
如果你的孩子病了，你会觉得不高兴，但是你不会感到一切都是空虚，你会觉得孩子的身体复原是件当然要去关心的事，根本不必去考虑人生是否有最终价值这种问题。一个富人可能会，而且常常觉得一切都是空虚的，不过要是他正巧丢了钱，他便会担心下一顿饭就不再空虚了。这种情感是由于自然需要的过分容易满足而产生的。
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对一定量的生存斗争较为适应，而在占有巨大的财富、不需付出任何努力便可满足他的一切奇思妙想时，单是生活中这一努力的缺乏就使他失去了幸福的一个基本因素。一个很容易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人，他便会这样认为：欲望的实现并没有带来幸福。如果他具有哲学思辨的气质，他便会得出结论：既然具有了自己所要的一切的人并不幸福，那么人生必是可怜不幸的。他忘记了缺乏我们所需要的某些东西，正是幸福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
关于情绪，我们就谈这些。不过，在《传道书》中，也有理性的探讨——
江河流入大海，
海却不满不溢。
太阳底下一件新事都没有。
前人、往事无人追念。
太阳底下，
由劳碌得来的一切对我也都没有意义。
因我不能把一切留给后人。
如果我们把上面这些见解用现代哲学家的风格来表述的话，那就很可能是这样的：人永远在辛勤劳作，物质永远在运动之中，然而没有什么会永远驻留不去，尽管后来的新事物同逝去的旧事物没有什么差异。
一个人死去，他的后嗣收获他的劳动果实；河流奔向大海，但是河水却不允许待在海洋里。如此周而复始，在无尽期、无目的的循环中，人类和世间万物生生死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进步发展，没有永远的成就。如果河流有智慧，就会待在原地止步。撰写《传道书》的所罗门——其实此书并非所罗门所写，这样做只是为了行文方便——如果有智慧，就不会去种下果树，让他的儿子来坐享其成了。
但是，如果在另一种情绪下，这一切看上去就完全不同了。天底下没有新事物出现？那怎么解释摩天大厦、航天飞机和政治家们的广播演说？所罗门何曾知道这一切？如果他可以通过无线电收听到希巴皇后从她的领地回去时对臣民们的讲话，那对处在毫无价值的树木池塘间的他不啻是一个安慰？要是他有一个新闻剪报机构向他报告报纸是如何报道他的建筑的富丽堂皇、后宫的舒适安逸、那些同他争论的圣哲们的困窘狼狈相，他还会说太阳底下一件新事都没有吗？
当然这些事物可能不会完全治愈他的悲观情绪，但是他至少会采用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实际上，克鲁奇先生对我们的时代的抱怨之一便是：天底下的新事物太多了。如果没有新事物是同样令人讨厌的话，那很难说两者都成了使人绝望的真正原因。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江河奔向大海，但是大海却不满不溢，江河来到它们发源的地方，在那里它们又回来了。以此作为悲观论的根据，于是，便假定这种旅行是不愉快的了。人们夏天来到疗养胜地，然后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这并不证明夏天到疗养胜地是无益处的。如果河水有感情的话，它们或许就会像雪莱诗中的云一样，欣赏这有冒险性的循环旅行。
至于说到把财物遗给后嗣的痛苦，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从继承人的角度看，这显然不是什么大的损失、灾难。认为一切事物都带有悲观的原因也不尽然。如果继之而起的是更坏的事物，那倒还是一个原因，但是如果随之而来的是更美好的事物，那就应该是乐观的理由了。
那么，正如所罗门所认为的，继承的事物同原来的一模一样时，我们又该怎么认识它呢？这不是使整个过程失去意义了吗？当然不是，除非循环的各个阶段本身就是令人痛苦的。
只注视着未来，认为今天的全部意义在于其将产生的结果，这是一种有害的习惯。没有局部的价值，也就无所谓整体的价值。生活不应被视为这样一种情景剧：剧中的男女主人公经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不幸后，最终以圆满结局作为补偿。我活着，有我的生活，儿子继承了我，他有他的生活，他的儿子又继承了他。这一切又有什么悲剧可言？相反，要是我长生不死，那么生活的欢乐最终必定会失去吸引力。代代相继，生活将永葆青春活力。
我在生命之火前烘烤着双手。
火焰低落熄灭，于是我准备离去。
这种态度同对死亡的义愤态度一样是很符合理性的。因此，情绪如要由理智决定的话，那么快乐和绝望都是有相当理由的。
《传道书》是悲剧性的，克鲁奇先生的《现代性情》则带哀怨色彩。
克鲁奇先生之所以悲伤，根本上是因为中世纪以及稍后一些时代所肯定的事物准则都崩溃了。他说道：“当今这一不幸的时代为冥冥世界鬼魂困扰作祟，尚未认识熟悉自己的世界，其面临的困境，犹如一个青少年遇到的困境一样，他们要是脱离了少年时代经历的神话世界，就不知道如何引导自己走向何方。”
这一情况对一部分知识分子来说是完全适用的，这些人接受过文化教育，但是对现代世界却一无所知，他们在整个青年时代受到的教育是把信仰建立于情感之上，因而不能摆脱婴儿期的寻求安全保护的欲望，这种欲望是科学世界难以满足的。克鲁奇先生同大多数文人一样，为这种思想所困惑，即科学未实现它的诺言。
当然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诺言是什么，不过他似乎这么认为：六十年前如达尔文、赫胥黎一辈人所期望于科学的，却至今未实现。
我认为这完全是偏见，是这些不希望自己的专长被人认为无价值的作家、牧师们生造出来的。现在的世界上确有许多悲观主义者。当许多人的收入减少时，总会有许多悲观主义者。克鲁奇先生是美国人，而美国人的收入总的说来由于战争而增加了，但是在整个欧洲大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了不安定感，知识阶级遭受很大苦难。这样一种社会原因对一个时代的情绪的影响，比较其理论对世界本质的影响来，要远远大得多。很少有几个时代比13世纪更令人绝望了，尽管克鲁奇先生如此惋惜的信仰在那时几乎为所有的人所坚信，除了皇帝们和少数几个意大利大贵族外。
因此13世纪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改革家罗杰?培根说：“我们这一时代比起任何一个时代，更多的罪恶统治着世界，而罪恶与智慧是绝不相容的。我们来看看这世界的种种境况，认真考虑一下吧：我们到处发现腐败堕落，首先是在上的人君……淫荡纵欲使整个宫廷名誉扫地，饕餮暴食位居其首……如果这仅仅为在上者所犯，那在下者又如何？看看那些高级教士吧：他们在怎样追求金钱，对灵魂的拯救则不屑一顾……我们来想想宗教的戒规：我所说的一切，绝无反顾。看看他们堕落得又有多深，一个个都从自己的位子上跌落下来。（修道士的）新戒规从其最初的尊严里已大大受到腐蚀。整个牧师阶层追求的是荣耀、淫荡和贪婪：无论牧师在哪里聚首，比方说在巴黎和牛津，他们之间的争斗、吵闹和其他罪恶等丑闻便会传遍世俗社会……只要能满足自己的欲望，谁都不在乎自己干下的一切，不顾其手段如何阴险狡诈。”
在谈到远古时代的异教圣贤时，培根写道：“他们的生活比起我们来，无论是在讲究文明礼仪方面还是对世俗社会的轻视上，不知要胜过多少。他们欢欣明畅，富庶荣耀。这一切我们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古罗马雄辩家、悲剧作家、哲学家、政治家塞内加，古罗马政治家、律师、作家图里，公元前2世纪初伊斯兰哲学家、医学家阿维森纳，1世纪末阿拉伯哲学家阿尔法拉比乌斯和其他人的著述中都可读到。正因如此，他们得到了智慧的秘密，找到了所有的知识。”
培根说出了和他同时代的文人学士的看法，他们当中无一人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表示喜欢的。我丝毫不认为这种悲观论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原因。原因就在于战争、贫困和暴行。
克鲁奇先生最为感伤的章节之一是谈爱的问题。事情似乎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爱情评价很高，而我们具有现代复杂意识的人则已看穿了它。
“对怀疑心理更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爱情起着某些他们已经丧失了的、唯上帝才具有的功能。面对爱情，许多人，甚至那些最为顽固的人，一时间也变得神秘莫测了。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着某种事物，这种事物唤醒了他们头脑中的虔诚意识，这种意识不为其他一切所有，而且他们感到，甚至在他们生命本质的深处，应奉献上不容置疑的忠诚。对他们来说，爱情就像上帝一样，要求做出一切牺牲；另一方面，它又同上帝一样，通过赋予生活以一种还未得到解析的意义来奖赏信仰者。我们已经更习惯于一个没有上帝的宇宙，但是，我们还不习惯一个没有爱情的世界，而只有当我们习惯于此时，我们才会理解无神论究竟意味着什么。”
奇怪的是，我们时代的年轻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看法，同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看法，差异竟是如此之大。
我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世纪英国诗人罗伯特?布朗宁的思想了。当然，我不能不承认，在他的爱情观里有些迂腐气味。
感谢上帝，他的卑微的芸芸众生。
自夸灵魂有两面，一面对着世界，
一面显示给他心爱的女人。
这即是说，对待整个世界的唯一态度便是奋斗。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是残酷的，布朗宁会这么回答。我们则会说，因为这世界不会按你对自己的评价来接受你。一对夫妇可能会结成一个如布朗宁夫妻那样的互相爱慕的家庭，有一个人在你身旁，无论你的劳动值得称赞与否，她总是给予夸奖，这总是令人高兴的。在布朗宁张口痛责暮茨杰拉德竟没有胆量对布朗宁夫人所做的长诗《奥罗拉?利》表示称赞时，无疑认为自己才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我不认为双方的批评官能的完全丧失是值得称赞的。这与恐惧心理，以及希望在面对批评时寻找庇护的欲望是紧密相关的。许多老单身汉学会从自家人那里获得同样的满足。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深信，绝大多数的性活动是邪恶的，于是不得不把那些夸张形容词贴在他们所认可的那种爱上。那时候的性饥渴比现在厉害得多，这就像苦行僧一直做的那样，无疑更使人们去夸大性活动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混乱的时期，许多人抛弃旧的道德准则，却还没有获得新的准则。这就给他们带来了各种苦恼，由于在无意识中，他们一般仍然信奉旧的准则，所以当麻烦、苦恼冒出来时，便产生了绝望、悔恨和愤世嫉俗的心理。我想发生以上情况的人是不会太多的，但是他们属于我们时代最无禁忌的那群人。我想，我们要是把今天以及维多利亚时代富有的年轻人作一比较，就会发现，比起60年前来，今天的青年在爱情上享有更多的幸福，对爱情价值也有更为真诚的信仰。
使某些人走上愤世嫉俗这一道路的原因是，旧的理想对潜意识的压抑统治，以及理性的伦理道德的缺乏，而今天的人正是据此来调节他们的行为的。解决的办法不在于对过去的哀悼、怀念，而在于采取更为勇敢的态度接受现代的世界观，有决心从各个阴暗角落里铲除早为人所摈弃的迷信思想。
要简略说明人为什么重视爱情是不容易的，不过我还是愿意尝试一下。爱情之所以受到重视，首先在于它本身是快乐的源泉。
啊爱情！他们太错怪你了，
说什么你的甜蜜便是痛苦。
当你结出丰硕的果实，
还有什么比它更为甜蜜？
这几句诗的佚名作者并不是在给无神论寻找什么答案，或是在寻求解开宇宙的钥匙，他不过是在自我欣赏。首先，爱情不仅是快乐的源泉，而且爱情的丧失是痛苦的源泉。其次，爱情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促成了一切最大的快乐，诸如对音乐、高山、日出以及皓月当空的大海的欣赏。一个从未和自己所爱的女子一起欣赏过美好事物的人，便不能充分体会出这些事物所具有的神奇魅力。再者，爱能够打破自我的坚壳，因为它是一种生物上的合作，在实现对方的本能目标时，需要双方的情绪参与。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有过各种形式的独处哲学，有的极为崇高，有的则较为卑下。禁欲主义者和早期基督徒相信，一个人只需通过自己的意志，换言之，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便可实现人生的最高理想；还有人把权力当作生活的目标；另有一些人把个人享乐看作生活的目的。所有这些独处哲学都认为，每个人自己便可达到善的境界，而不一定需要或大或小的群体社会的努力。
我认为，这些观点不仅在道德理论上，而且在人的本能的积极表现方面，都是错误的。人是有赖于合作而得以生存的，而且大自然赋予了人本能器官，人的合作所需要的友谊精神由此才能产生。爱情是导致人的合作精神的首要的也是最普遍的形式，任何经历过种种爱情体验的人是不会满足于这种哲学的，即认为不需所爱的人的合作便可达到最高的理想境界。在这一方面，父母情感甚至要更强烈些，但是父母情感至多不过是父母之间的爱情结晶。
我不认为最高形式的爱是很普遍的，但是我确信，在爱的最高形式中所体现的价值一定还未被人知晓，而其自身的价值还未被怀疑论触及，尽管那些怀疑论者并无此能力，但他们却把这种无能归于怀疑主义。
真正的爱是永恒的火，
在心灵里永远燃烧，
从不倦怠，从不熄灭，从不冷却，
从不对自己感觉厌恶烦恼。
下面我来谈谈克鲁奇先生关于悲剧的看法。他认为，挪威戏剧家、诗人易卜生的《群鬼》比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要逊色得多，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再强的表现力、再伟大的语言天赋也不能把易卜生变成莎士比亚。后者用以写出他的作品的原材料——他的人类尊严观，对人类热情重要性的意识和对人生的广阔丰富的想象力——这一切是易卜生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的。这期间的几个世纪里，神祇、人类和自然都不知怎么就缩小了。这不是因为现代艺术的现实主义信条引导我们去寻求平庸的人们，而是因为人生的平庸被某种程序运转加到了我们身上，正是这同一程序运转导致了艺术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根据这一理论，我们的想象力得以证实。”
毫无疑问，描写王公贵族及其哀愁的旧式悲剧和我们的时代是不相适应的，在我们试图以同样的方式来描写无名之辈的悲哀时，其效果是不一样的。然而，其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对生活的看法的倒退落后，正相反，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不再把某些人看作地球上的伟人，只有他们拥有悲剧激情，而所有其他人则不得不辛苦劳动，以产生出少数人的伟大崇高来。
莎士比亚在《朱利阿斯?恺撒》第二章中写道：
乞丐死了的时候，天上不会有彗星出现。
君王们的凋殒才会上感天象。
在莎士比亚时代，这种观点即便不完全为人所信，至少也表达了一种实际上很普遍的、深为莎士比亚本人所接受的看法。因此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诗人辛纳的死是喜剧的，而罗马的将军、皇帝恺撒，刺死独裁者恺撒密谋集团领袖布鲁图和另一个刺死恺撒的密谋集团领袖卡修斯的死，则是悲剧的。
对我们来说，一个人的死已失去了普遍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民主观念，这种民主观念不仅体现于外部形式，更深入我们的信念之中。因此，今日的大悲剧主要是与社会，而不是与人密切相关的。
我试以20世纪初德国戏剧家恩斯特?托勒的剧本《大众与人》为例，我并不认为它同历史上最辉煌时期产生的最优秀的作品一样好，但是我坚信它是经得起比较的，它是崇高的、深邃的，又是实际的。它关注的是英雄行为，如亚里士多德说过的：“用怜悯和恐怖净化读者心灵。”像这种现代悲剧的例子还很少见，因为旧的技巧、旧的传统必须被抛弃，而又不能用平庸的事物去替代。要写悲剧，人必须有悲剧的情感。要具有悲剧的情感，一个人就必须意识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仅用自己的心灵，还要用自己的生命和热情去体验。
克鲁奇先生在他的书中几次谈到绝望，人们不禁为他对荒凉世界的英雄式的接受所感动。但是，他的荒凉世界是基于这一事实，即他和大多数文人还没有学会面对新的刺激来感知旧的情绪。这种刺激是存在的，但并不在文人圈子里。文人小圈子与社会生活没有重要的接触联系，而人的感情要有这样一种严肃性和深度，要使悲剧情感和真正的幸福形成的话，这种联系是必不可少的。
对所有那些有才能的年轻人，以及那些迷惘惶惑、感到无所事事的人，我的劝告是：“放弃写作的企图，相反地，尽量别去写什么。走到大千世界中去吧，去做一个海盗，当婆罗洲的国王，到苏维埃俄国去做劳工吧，去寻找这样一种生活，让基本的身体需要的满足占据你的全副精力吧。”我不是向一切人，而只是向那些患有克鲁奇先生诊断的疾病的人推荐这一方法。我相信，经过几年这样的生活，这些人就会发现，尽管他怎样遏制自己，却再也不能阻止自己不去写作了，在这个时候，他就不会觉得自己的写作毫无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