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我们卖掉了在基德陵顿的房子。只有我们立刻将房子腾空，买主才肯买它，这样8月份我们就剩下两个礼拜的时间好去想方设法了。我们雇了一辆搬运车，这段时光就是在彭布罗克郡海滨度过的。我们一行人有彼得和我，约翰、凯特和康拉德，还有我们的一条大狗谢里。实际上整个这段时间里都大雨如注，我们全都被浇得浑身湿透。这大概是我能记得的一段最令人难受的时光。彼得必须为大家准备饭食，而这是她不喜欢做的事情。最后，约翰和凯特回了达汀顿，彼得、康拉德和我则乘船去了美国。
在芝加哥，我有一个大讨论班，我在那里继续讲在牛津讲的那门课，即“语词与事实”。但是，人们告诉我，如果我用单音节的词做这门课的名称，美国人会不重视我的课，于是我把课名改成了“口腔的和躯体的运动习惯之相互关系”之类的名称。用了这个名称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个讨论班很令人满意。这是一个极其愉快的讨论班。卡尔纳普和查尔斯·莫利斯注216常来参加，在这个班上我有三个很有才能的学生——达尔基、卡普兰和科皮洛威什。我们常常反反复复地进行细致的论证，对若干争论的要点做到了使大家互相满意的真正的澄清。除了这个讨论班，我在芝加哥的日子过得并不愉快。这是一座污浊的城市，天气很恶劣。赫钦斯校长曾主编《百部佳作丛书》，而且力图将新托马斯主义强加给哲学系，因此他自然不大喜欢我，当我的聘期将满时，我想他是很高兴看到我离开的。
我去了洛杉矶，任加州大学教授。离开依然在严冬掌握中的芝加哥的阴冷可怖，来到春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令人愉快极了。我们是3月底抵达加州的，直到9月份以前我没有教学任务。这段间歇的开头一段时间，我用于一次旅行讲学，我记得清楚的只有两件事。一件事是我去讲过学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教授们都对休伊·朗有好感，因为他提高了教授的工资。另外一件记得的事更令人感到快慰：在一带纯粹乡村地区，我被携上沿密西西比河修筑的大堤之巅。讲学，长途旅行，加上天气炎热，弄得我疲惫极了。我仰卧在草地上，静观着波澜壮阔的大河，半是迷茫地凝视着流水和天穹。有10多分钟光景，我体验到一种我很少享有的平和宁静之感，而只是面对着逝者如斯的河水在思索着。
1939年夏，约翰和凯特趁暑假期间来探望我们。他们到达后几天，战争就爆发了，要把他们送回英国已不可能了。我必须马上安排他们继续上学。约翰时年17岁，我把他送进加州大学读书，但凯特只有15岁，入大学尚不够年龄。我向一些朋友打听在洛杉矶有哪所学校教学水平最高，他们一致推荐了一所学校，于是我把她送到那里去上学了。但是我发现那个学校教的课程只有一门是她没有学过的，那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品德课。因此，尽管她年纪还小，我也不得不把她送去上大学了。1939—1940年这全年时间约翰和凯特就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1939年冬季几个月里，我们在圣巴巴拉租了一栋房子，那里是一个非常令人喜爱的地方。不幸的是，我的背受了伤，一个月里只能平直仰卧，受着几乎难以忍受的坐骨神经痛的折磨。结果，我不得不推迟准备讲稿，而在下一个学年总要加倍工作，而且总觉得我的讲课有所欠缺。
这里的学术气氛远不如芝加哥那样令人愉快；这里的人不是很有才能，而这位校长，我对他深感厌恶，我认为是有充分根据的。如果有一个讲师擅自发表过分自由的言论，那么该讲师就被看作工作得很糟糕而被解除教职。当系里开会时，这位校长常会穿着长筒靴君临现场，而且对任何动议都予以否决，如果他恰好不喜欢它的话。他的皱眉蹙额使人人为之战栗，这使我想起希特勒统治下德国国民议会举行会议的情景。
临近1939—1940这个学年的年末，我被邀为纽约市立学院教授。此事似已确定，于是我给加州大学校长写信辞掉在那里的职务。在他收到我的辞职信后半小时，我得知纽约方面的任职并未确定，就去拜访这位校长，要撤回我的辞呈，但是他对我说那太晚了。那些正经的基督徒纳税人一直反对给我这样一个不信神者付薪水，而这位校长是很高兴使我离开的。
纽约市立学院是纽约市政府主管的一所院校。到这个学院来的人实际上全是天主教徒或犹太教徒；但是令前者感到愤怒的是，所有的奖学金实际上都给了后者。纽约市政府事实上是梵蒂冈的附庸，然而该学院的教授们力图保持一点学术自由的样子。他们之推荐我，无疑是为此目的。有一个英国圣公会主教激愤地抗议聘请我，一些神父则训诫警察（他们实际上也都是爱尔兰天主教徒），说我要为当地的罪犯负责。有一个妇人的女儿在这个学院的某系科读书，我从未与此系科有过联系，这个妇人被诱唆对我提出控告，说我到这个学院来会危及她女儿的节操。这个诉讼不是控告我，而是控告纽约市政当局。注217我力图使自己成为这场讼案的一方，但是人家告诉我说此事与我无关。尽管市政当局名义上是被告，但是它之希望败诉正如那位太太之渴欲胜诉一样急切。原告律师宣称我的著作是“挑逗性的，淫秽的，色情的，刺激性欲的，色情狂的，发人春心的，傲慢无礼的，心胸狭窄的，虚伪的，丧尽道德心的”。这个讼案被交付一个爱尔兰人审判，此人最后判定我败诉并加以辱骂。我想要上诉，但是纽约市政当局拒绝上诉。对我进行指控的某些东西纯系奇谈怪论。譬如，我被认为邪恶不道德的，就因为我说过小孩子不应该由于犯手淫而受到惩罚。
这是美国人组织的一场典型的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我进行的迫害注218，在整个美国，我变成了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不祥之物。我本来被请来做访问讲学的，但是我只得到在这场以莫须有罪名对我进行的迫害之前所定的一个聘约。那位与我定约的犹太教教士毁了约，不过我不能责怪他。如果我要去讲学的话，主管教学大楼的人也会拒绝我们借用教室的，如果我在任何地方公开出现的话，我很可能被一伙天主教的暴徒在警方的完全赞同下对我施以非刑。没有一家报纸杂志肯发表我写的东西，我突然被剥夺了一切谋生的手段。从法律上来说，我既然不可能从英国弄到钱，这就使我陷入非常困难的处境，尤其是我有三个孩子生活皆仰仗于我。许多思想开明的教授表示了抗议，但是他们全都以为我既然是一位伯爵，就一定有祖上的遗产，生活条件一定很好。只有一个人做了一点实事，那就是巴恩斯博士，他是Argyrol（弱蛋白银消毒剂）的发明者，并在费城附近创建了巴恩斯基金会。他给了我五年的聘约，在他的基金会讲哲学。这就解除了我极大的忧虑。直至接到他这个聘约之前，我看不到摆脱困境的任何出路。我不可能从英国弄到钱；返回英国是不可能的；我当然不希望我的三个孩子回到正遭受纳粹猛烈空袭的国土去，即使我能够给他们弄到一笔旅费，而那肯定也不可能维持长久的生计。看来似乎不得不让约翰和凯特离开大学，靠友人的好心相助尽可能节俭地过日子了。是巴恩斯博士把我从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凄凉前景中拯救出来了。
1940年夏，一方面是尽人皆知的令我惊惧的可怕遭遇，另一方面我也有个人的欢乐，这二者形成了异常鲜明的对照。我们是在内华达山区塔霍湖附近的落叶湖度过暑期的，这里是我有幸知道的最优美宜人的胜地之一。这个湖海拔6000多呎，一年四季大半时间整个这一带地方都被深雪覆盖，不适于居住。但是在夏季有三个月的光景，持续有阳光普照，天气温暖，而通常又不热得难受，山间草原开满了美艳无比的野花，空中飘溢着松木的芳香。我们在松树间搭了一座小木屋，靠近湖畔。康拉德和他的保姆睡在屋里，我们其余的人在房内则无栖身之处，各自在房门边就卧。从荒村到瀑布、湖泊和山顶有无数的小路，我们可以冒雪潜入并不太冷的深水之中。我有一间小棚子似的极小的工作室，就是在这间斗室之中我写完了《意义与真理的探求》。在这里我常常热得赤膊上阵，写作此书。但是这样的热倒很适合我，我从不觉得在这里热得无法工作。
在这一切生活乐趣中，我们日复一日地等待着英国是否已被入侵、伦敦是否还存在的消息。有一天早晨，那个邮差（一个好开玩笑、有点残忍的幽默感的家伙）大声嚷嚷：“听到新闻了吗?整个伦敦已经毁掉了，连一座房子都没留下来!”我们不知道能否相信他的话。在此地山野间长途的漫步和经常在许多湖中洗浴使我们能够熬过这段时光，而近9月份时，看来英国已经不会被入侵了。
在内华达山区我看到了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无等级之分的社会群体。实际上这里所有的房子都住着大学教授，必要的工作都是大学生们做的。例如，给我们带来一应食品杂货的那个青年就是一冬天都上我的课的一个学生。也有许多学生纯粹是来度假的，在这里过假期花费很便宜，因为一切都很原始，很简单。美国人远比欧洲人更懂得如何妥善安排游客。湖畔附近虽有很多屋舍，但是在湖中乘舟却望不见一屋一舍，因为它们全都掩映在松树丛中了，而且这些屋舍本身就是用松木搭建的，很舒适宜人。我们住的那所房子的一角是用一棵活的正在生长的树做的；我无法想象当这棵树长得太大的时候，这所房子会是怎样的。
1940年秋，我到哈佛为威廉·詹姆士讲座开课。这是在纽约那场麻烦之前就约定了的。也许哈佛为此聘约感到遗憾，但是，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很有礼貌地没有向我流露出这种情绪。
我和巴恩斯博士的交谊始于1941年新年之际。我们在离费城约30哩处租了一所农舍，那是大约有两百年之久的一所令人非常愉悦的房子，坐落在起伏不平的乡野之间，此处与英格兰多塞特郡内陆地带不无相似之处。这里有一座果园，有一个很好的旧日的谷仓和三棵桃树，这些桃树结了大量的桃子，其味道之鲜美，是我从未尝过的。这里有倾斜而下伸向河流的牧场和令人赏心悦目的林地。我们离保利（以科西嘉的爱国者的名字命名）有10哩，那里是费城市郊车的终点。我经常从那里乘车去巴恩斯基金会。我在基金会的一座陈列现代法国绘画的美术馆里讲课，这些绘画大多是裸体画，这似乎与学术性的哲学有点不大协调。
巴恩斯博士是一位很怪的人物。他有一条他十分钟爱的狗，有一位深爱他的妻子。他喜欢对黑人施以恩惠，把他们作为平等的人相待，因为他深知他们与他并不平等。由于发明了蛋白银消毒剂，他发了一大笔财；当其鼎盛之际，他把消毒剂全部卖光，把他的钱全都投资购买公债。之后他成了一位艺术鉴赏家。他拥有一座非常漂亮的现代法国绘画美术馆，并且利用这个画廊来讲授美学原理。他需要人们经常的恭维而且喜好争吵。在接受他聘我讲学的提议之前，人们就告诫我，说他过不了多久，对人就厌倦了，因此我强要他订一个为期五年的合同。1942年12月28日，我收到他一封信，通知我聘约从元月一日终止。于是我的生活又一次从宽裕陷入困窘。诚然，我手里有跟他订的那份合同，我所咨询的律师也使我相信，我毫无疑问能够通过法庭取得充分的赔偿。但是要获得合法的赔偿，需要时间，尤其在美国，而我在这段时间里却必须维持生活。科尔比西耶在一本讲美国的书里谈到有关巴恩斯品行的一个典型的故事。科尔比西耶在讲学途中想要参观一下巴恩斯的画廊。他写信给巴恩斯请其允许过访，而这是巴恩斯一向极其吝于应允的。巴恩斯博士回答他说，他可以在某个星期六的早晨来参观，但不能在任何其他时间。科尔比西耶又给他写信，说他的讲学聘约使他不可能在那个时间去，能否有其他适当的时间。巴恩斯博士写了一封极端粗暴无礼的回信，说就只有那个时间，否则就别来。科尔比西耶也回了一封长信发表在他的书上。他说他不反对争吵，但是他愿意同在艺术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人争吵，而他和巴恩斯博士都喜欢现代的作品，却不能彼此一致，似乎是一个遗憾。巴恩斯博士从未拆看这封信，而是在信封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呸”字注219，把它退回去了。
当我这个讼案开庭时，巴恩斯博士指责我没有为讲学做足够的工作，而且讲得很肤浅，敷衍了事。就当时已经讲过的讲稿而言，它们包括了我的《西方哲学史》一书的前三分之二的部分，我把这部分手稿提交给法官，虽然我并不设想他会读它。巴恩斯博士指责我对待他称之为皮特尔高拉斯和恩皮多克勒斯注220的两个人态度不好。我注意到法官对他发出警告，而我则胜诉了。当然，巴恩斯博士像通常那样提出上诉，实际上直到我回到英国以后才得到那笔补偿金。那时他将一份印好的有关我的罪过的文件寄给三一学院院长和每一位董事，告诫他们不要做把我请回剑桥的蠢事。我从未看过这份文件，但我毫不怀疑它是一份颇具可读性的文件。
9.康拉德·罗素
10.伯特兰·罗素在里士满他自己的家里［照片由吉坎德拉·阿里亚提供］ 1943年头几个月我苦于手上缺钱，不过并不像我曾担心的那样严重。我们把我们的漂亮农舍转租出去，到一个原为一对黑人夫妇准备的小房子去住，这对夫妇原来预期会被农舍居民雇用的。这个小房子有三间屋，三座火炉，每个炉子过个把钟头就得加煤添火。一座炉子用以取暖，一座用来烧饭菜，一座烧热水。当炉火灭掉时，要用几个钟头的劳作才能把它们重新生起火来。康拉德已能听懂彼得和我彼此说的每句话，我们有烦心的事情要讨论，让他为此担心对他没有好处。但是这个时候纽约市立学院的麻烦已经开始被人们淡忘了，我已能在纽约和其他地方获得一些临时的讲学聘约。首先打破了禁令的是布林·莫尔学院的韦斯教授，他邀请我到那里去讲一门课。这需要不小的勇气。有一回，我穷得只能买一张去纽约的单程车票，然后用我的讲课费买返程的车票。我的《西方哲学史》已接近完成，我写信给我的美国出版商W.W.诺顿，问他鉴于我在经济上的困难状况可否预付稿费。他回信说，出于他对约翰和凯特的喜爱，也作为对一位老朋友的善意，他愿预付500美元的稿费。我认为从别的出版社可能获取更多的预付金，于是同西蒙和舒斯特接洽，我个人同他们并不相识。他们当即同意马上付我2000美元，6个月之后再付1000美元。此时约翰在哈佛读书，凯特在拉德克利夫学院读书。我一直担心因为缺钱我也许不得不让他们辍学，但是多谢西蒙和舒斯特的慨然相助，这种担心已属多余了。这个时期，我也从一些私人朋友处借款，得到他们的帮助，我有幸不久就有能力奉还了这些借款。
《西方哲学史》一书之开始写作乃出于偶然，结果却成为我此后多年一个主要的财源。当我着手这项工作之始，我没有想到它会获得我的其他著作从未有过的成功，有一段时间，它甚至被列入美国畅销书榜而大出风头。当我还未讲完古代哲学部分时，巴恩斯已经通知我他不再需要我了，于是我的课停止了。但是我发现这个工作异常有趣，尤其是我事先知道得最少的那些部分，即中世纪早期哲学和基督诞生前夕的犹太哲学，因此我继续工作，直至写完这部概述哲学史的著作。我要感谢布林·莫尔学院允许我利用它的图书馆，我发现那是一座极好的图书馆，尤其是我在那里可以看到查尔斯牧师的极有价值的著作，他翻译出版了写于公元前不久的犹太人著作，这些著作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他自己的教义。
我很高兴写这一部哲学史，因为我总相信应该以恢弘的规模写历史。例如，我一向认为，吉本注221所述的题材是不可能以一本或几本小书充分加以处理的。我认为我的《西方哲学史》开头的部分是一种文化史，但是在后面诸篇章，由于科学变得很重要，要把历史都纳入这个框架，就比较困难了。我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我不能确信是成功的。有时我受到一些评论者的指责，说我写的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对我随意选择要写的事件所做的带有偏见的叙述。但是，我认为，一个人没有任何偏见是不可能写出饶有兴味的历史的——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人，我认为他夸口自己不存偏见只能是空口说白话。况且一本著作像任何其他工作一样，应由其所持的观点结合成一整体。一本由若干不同作者的论文集成的著作较之一人独立完成的作品之所以较少兴味，就是这个缘故。因为我不承认有不存偏见的人，我认为，写一部大部头的历史，最好的做法是承认一个人的偏见，而允许不满意的读者们去寻找另外的作者去表达一种相反的偏见。至于哪种偏见更接近真理则必须留给后人去评断。对历史写作的这个观点使我更喜欢我的《西方哲学史》而不是《西方的智慧》，后者是从前者摘取来的，但是经过提炼和调整，——尽管我很喜欢《西方的智慧》中的那些插图。
我们在美国的最后时日是在普林斯顿度过的，在那里我们有一所湖滨小屋。在普林斯顿期间，我熟悉了爱因斯坦。我惯常每周一次到他的住处去，同他、哥德尔及泡利注222进行讨论。这些讨论在某些方面是令人失望的，因为他们三个人虽然都是犹太人和流亡者，而且都具有世界一家的情怀，但是我发现他们都带有德国人的形而上学倾向，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却始终没有得到作为我们进行争论的共同前提。哥德尔结果变成了一个道地的柏拉图主义者，明确认为有一个永恒的“不”字写在天上，道德高尚的逻辑学家也许有望在来世遇见它。
普林斯顿的社交界极其愉快，总之比我在美国碰到的任何其他社会圈子都更令人开心快意。这时约翰已返回英国，入英国海军，并被安排去学日语。凯特在拉德克利夫学院生活足以自给，她的功课学得极好，而且找到一点教学工作。因此，除了难以弄到一笔去英国的旅费之外，已经没有什么使我们要继续滞留在美国了。然而，这个困难却似乎是长时间难以克服的。我到华盛顿去申辩，说必须允许我去履行在上院的职责，我力图使当局相信，我要这样做的愿望是极其强烈的。最后，我发现了一个使英国大使馆信服的论据。我对他们说：“你们会承认这是一场反法西斯的战争。”他们说：“是的”；“而且”，我继续说：“你们会承认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在使议会屈从于行政。”他们说“是的”，不过略带一点犹豫。我继续说道：“现在，你们代表行政，我代表议会，如果你们使我不能履行我的议员职能，哪怕比必要的时间多一天，你们就是法西斯主义者。”在大家哄堂大笑中，我的航行许可证当场被批准了。然而，仍有一个奇妙的困难。我妻和我获得A类优先权，但我们的儿子康拉德却只得一个B类优先权，因为他还不具有议员的职责。我们当然希望年方七岁的康拉德跟他的母亲同行，而这就要求她同意自己被划入B类。迄今为止，还没有过一个人接受一种低于自己应得类别的例子，这使大使馆所有的官员都深感困惑，过了几个月他们才理解了我妻的这种做法。无论如何，我们返英国的日期终于定下来了，首先是彼得和康拉德的行期，我的行期则大约两周之后才定下来。我们在1944年5月起航返英。
书 信
致查尔斯·桑格的妻子
我亲爱的多拉：
谢谢你的来信，几经周折，它终于送到了我这里。
我完全赞成你对新近的战争叫嚣的看法。当危机过去时我曾大为高兴，但不料它很快又要来了。在美国这里，十分之九的人都认为，我们应当去打仗，而美国人则应当仍然保持中立，我对这种意见感到恼怒。奇怪的是，在英国，那些在1919年曾反对捷克斯洛伐克不正当地扩充领土的人，到了1938年竟成了最急于要保卫他们的人。这些人总是忘记，努力武装保卫捷克人，就会使他们遭到德国人的侵略，对于捷克人来说，这比他们目前所遭受的苦难要坏得多。
我已经忘记了1914年在船上遇到埃迪·马什的事，但是你的信使我想起来了。那时每个人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作出反应。
奥托兰之死对于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查利、克朗普顿和奥托兰是我在同辈人中仅有的几位真正亲密的朋友，而现在他们全都故去了。我们则一天天地迈进一个愈来愈可怕的世界。
不过，就私人来说，我的情况还是愉快的。约翰和凯特是我全部的期望之所在，小毛头康拉德（现在19个月大）则是最令人满意的。美国是一个很有趣而又坚固的国度，而英国则恐怕正在摇摇欲坠了。达夫尼注223在比利时一定度过了一段饶有兴趣的时光吧。
我将于5月初到家，希望很快就在那里见到你。祝一切都好。
你的永远的朋友
伯特兰·罗素
1938年11月5日
于芝加哥杰克逊公园游戏场“快乐园”
致W.V.蒯因
亲爱的蒯因博士：
我很赞同你对塔尔斯基的评价；在我看来，在他那一代逻辑学家中，没有任何别的人（除了你自己）能与之相匹敌。
因此，我若能促使此间学校当局为他提供一份工作，我的确是非常高兴的。我应当为逻辑学、为这里的大学、为他也为我自己，感到高兴。但是查询的结果告诉我，这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他们认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逻辑学家在这里都已达到饱和了。我甚至向他们示意，如果我退职可为他腾出位置的话，我可以考虑这样做；但是，看来即使我这样做，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结果。
我推想你在东部哈佛、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校也已试过了。普林斯顿该是显然可求的地方。你随处可以引述我的话作为对你关于塔尔斯基能力的看法的赞同。
你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39年10月16日
于加州洛杉矶洛林大街212号
一位匿名者致罗素
伯特兰·罗素：
你是否想过，当你为新闻报纸拍摄那些伪善地装扮成一个“钟爱妻儿的人”的照片时，你是在愚弄谁呢?难道你那病态的头脑已经到了如此老朽昏庸的地步，以至于片刻之间竟以为你会使任何人深受感动吗?你这个可悲的老蠢货!
即使你的已被公认的堕落也不可能使你在装腔作势拍这些照片并力图以你不幸儿女的天真无知为掩饰的卑鄙行为稍有逊色。你真丢人啊!我们国家的每个正派的男人和女人对你这个卑鄙行为的憎恶尤甚于对你其他一些败行，那些败行毕竟确确实实是得自你那个堕落的家族谱系。至于你对我们这个国家的教会和政府方面提出疑问和表示忧虑——我们国家的事跟你有何相干?不论什么时候你之不喜欢美国人的举止行为，都要溯源于你的故土英格兰（如果你能追溯一下的话!）和你的那个说话结结巴巴的国王（他是英国堕落王族的一个杰出的样本）及其出身酒吧女招待和司膳总管的祖先。
或者，我确曾听有人说你被逐出了那个自由堕落的国家，因为你的堕落更胜过那个王族。嗬!
你的
拼扑-黑特儿注224
1940年3月4日
于纽约纽瓦克
又及：我注意到你在提到一位美国法官时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家伙”。如果你是一位如此卓越的智叟明公，那你为什么在垂暮之年还要寻觅新职呢?你是不是已经使加利福尼亚的乡村充满了浓烈的臭气而令人无法忍受了呢?
阿尔道斯·赫胥黎注225致罗素
亲爱的伯蒂：
同情恐怕不会带给你很多好处；但是我觉得我必须告诉你，在纽约围绕着你的名字掀起一股丑恶的叫嚣时，我对你和彼得感到多么深切的同情。
你的永远的朋友
阿尔道斯·赫
1940年3月19日
于加利福尼亚卡尔弗城米高梅电影院
纽约市立学院学生会新闻声明
编辑先生：
伯特兰·罗素被市立学院聘任教职一事在新闻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各种组织和个人纷纷发表意见。我们不想介入对罗素教授的道德和宗教观点的争论；我们认为他有权利抱有他个人的观点。
罗素教授已被聘任职市立学院，讲授数学和逻辑。他享有国际盛誉，极有资格教授这两门课。他一直在加州大学讲学，并且在1941年2月来市立学院之前已被哈佛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我们学生会和全院教师认为，罗素教授加盟我院，只会提高我们学院的学术声誉和在全国的地位。
当公立学校教师或我们市立学院讲师受到聘任时，没有人曾对他们有关宇宙本性的信仰提出疑议，不论他们是天主教徒、基督新教徒、犹太教徒，还是无神论者或古希腊万神殿的朝拜者。美国学校教育制度是建立在如下这个原则上的，即宗教与世俗教育无关，从理论上说，教师的宗教信仰与他们的工作无关。宗教团体可自由布道说教，为什么教师就不可以呢?
高等教育委员会拒不屈服于对它施加的压力而坚持对罗素教授的聘任，这既会解救市立学院免遭一次学术上的打击，也是在最高意义上尽其对社会的责任。
我们想用米德校长的话再次强调一下：罗素教授被聘到市立学院，是来教数学和逻辑的，而不是来讲他的道德观和宗教观的。
市立学院很久以来一直遭到来自各种方面的攻击，他们力图改变或摧毁我们自由的高等教育；对伯特兰·罗素的攻击不过是这种意向的又一表现而已。
市立学院学生会执行委员会
1940年3月9日
致纽约市立学院学生会秘书伯纳德·戈尔茨
亲爱的戈尔茨先生：
在这场战斗中能得到学生会的支持，我感到非常高兴。老约克市是基督教在那里成为国家宗教的第一个地方，也就是在那里，康斯坦丁披上红衣主教的大红袍。也许新约克市（New York，即纽约）将是享有这种荣誉的最后一个地方。
你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40年3月22日
致纽约市立学院的学生威廉·斯沃斯基
亲爱的斯沃斯基先生：
多谢你的来信和附寄的《校园》。我的确很高兴，学生们并不认同曼宁主教对我的看法；如果他们赞同他的看法，那么青年人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失望了。高等教育委员会做出对我有利的决定，这令人感到安慰，但是我不知道这场战斗是否已经结束。我怕一旦去市立学院任教，你们大家会失望地发现我是一个很温和、并不讨人嫌、全无棱角锋芒的人。
谨致谢意。
伯特兰·罗素
1940年3月22日
加利福尼亚洛杉矶洛林大街212号
M.F.阿什利-蒙塔古致罗素
亲爱的罗素教授：
我受惠于您者如此之多，以致我觉得对于您的著作在我自己思想发展上所起的作用，我是永远也不可能做出充分的报答的。由于在英国错误教育“制度”下面遭到的那份压抑，自1930年以后，我逐渐地消除了对素不相识的人讲话时感到的通常所说的那种“天生的腼腆”。在您生涯中这个颇为艰难的时期，我要使您重新抱有自信。实际上是罗素夫人的一番话（如《纽约时报》所报道的）促使我写这封信的。您的朋友在这里有千千万，而且正如您长久以来已明显看到的，这里确实是世界上最有人情味而且从根本上说是最宽松的国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一切希望、一切理由相信，单独一个法官做出的判决终究会得到他值得得到的正确的评价，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你去市立学院任教的任命能坚持下来的原因。当您这样的处境被大肆张扬开来的时候，我注意到，实际上人们总是有公正的判断。只有在狭隘私见的荫庇下，不义才会得计，而且可能大行其道。我曾不止一次地身受这种私见的暴政之苦，不过您的情况是远不相同的。我们有许多人，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保卫学术和思想自由的一些学会的成员，都要为您的这个事件奋争，必要的话将一直战到最后。我可以一种其程度达于确实性的概率预言，尽管圣厄奴尔福斯的那些狗们高声狂吠，人们共同遵循的准则终将取胜。
我完全能想象您的信袋里一定装满了信件，所以您无须告我您已收到此信。您的幽默感会照看您自己的，别的事就留给我们好了。
衷心祝愿您。
您的永远诚挚的
M.F.阿什利-蒙塔古
解剖学副教授
1940年3月31日
寄自费城哈恩曼医学院和医院
莱辛巴赫等人致工业民主联盟成员哈里·W.莱德勒
亲爱的莱德勒先生：
在下面署名的几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哲学系教师冒昧地回答您写给克里德小姐的调查函。我们全都听过罗素先生在本校的讲课或者参加过他主持的讨论班，因而对他在这里的教学特点和内容具有第一手知识。我们认为，他是我们迄今所认识的最能激发学生兴趣的老师，他对学生的思想影响是惊人的。他教学的总的效果是加深了学生对真理的思考，因为他既能启发学生追求真理的愿望，又能引导学生更严格地对真理进行检验。罗素先生的道德品质对学生也有异乎寻常的影响。凡是知道罗素的人都不可能不来赞美他的光明磊落，他的始终如一和真正谦恭有礼的举止，和他对人们、对人类的真诚的爱。
我们可以补充一句：在本校从未有过对罗素教学的任何批评。本系在推荐聘任罗素先生时，就知道会有一些校外的人对校方的这一举措予以批评。但是无论如何从未有人根据罗素先生在这里的工作提出反对意见。在邀请罗素先生来参加我们的教学工作时，我们这样做是基于下面这种信念，即这位教师有权利对政治、道德及其他社会问题抱有他个人的见解，在这样的问题上持非正统的观点并不能成为把一个人逐出公共生活的理由。
您可以您认为适当的任何方式使用这封信。
您的诚挚的
汉斯·莱辛巴赫
伊莎贝尔·P.克里德
J.W.罗布森
休·米勒（代系主任）
1940年4月11日
与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威廉·欧内斯特·霍金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罗素：
我曾以如下电文回答了你4月14日来函的部分内容：“纽约聘任事不可能有异议。”
至于你同样要求给以答复的来函的另一部分——即你在信中表示“希望哈佛不要太在意”的那一部分——，我想最好等到我能够告诉你某种确实信息的时候。
附上星期天的《波士顿先驱报》剪报一份，上载我校管理机构（“校长和董事”，一般称为“校务委员会”）于星期六晚发表的一份声明，支持对你的聘任。我也要把引起这份声明的那类攻击提示给你一点线索。星期一的《绯红报》专栏文章会告诉你更多的内幕情况。
请将我所说的这些话当作纯粹个人的意见。正如你已注意到的，本系个别成员已经有所行动；但是系方迄未表态，我只是讲自己的看法。
我若谎说我们大学未被这个局势所扰，那是可笑的。哈佛不是如印第安纳、密歇根等处的大学那样，主要从立法机构的拨款取得资助，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是一所“州立大学”。但是它是一个州的事业机构，对于州政府，有某些订进法律的特殊规定，因此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政治干预，依照法律是可能的。波士顿市立法事务官托马斯·多尔甘已答应受理的这个诉讼在州法律上有某种根据，虽然校方准备去应诉。此外还有一些法律上的可能情况，但是那对一所已经成为某些社会人士厌恶对象的学校来说会是很严重的。
至于这个讼案本身，校方不打算根据“言论自由”或“教学自由”予以辩驳（因为这会使校方显得是在维护你有权利在哈佛讲授你的性道德观的要求，这样一个要求肯定不在我们工作安排的考虑之内，而且在法律上大概也是站不住脚的）。校方坚持的理由只是我们聘任人员独立自主不受外界干预。如果我们能够说明，我们曾经而且正在以对于我们法定义务的一种应有的责任感行使这种独立性，那么坚持上述理由就是一个可以进行抗辩的立场。这个方针可以说明在本校的声明中为什么着重讲你授课的范围，讲你所教的仅限于高年级学生；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这个限度。
（校方声明中提到的你的讲课数是根据遗赠基金会的说法，那里载明“不少于6讲”，实际上，有10讲或12讲之多，讲课数的这个差异，我想部分的原因是有些课改成两年计划了。）
我们大家对于发生这场喧嚣叫嚷都感到非常遗憾，因为这对于你是一场灾难，而且使我们都认为是隐藏在幕后的东西大显威风，对这种东西我们是绝不感兴趣的。就我自己来说，我同样感到遗憾的是，你正在把这个问题弄成一个在纽约那个环境里言论自由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败诉了，你就败了；而即使你胜诉了，你也是败了。而且那些大学也要败了，因为在公众心目中已有的那个印象会更加深了，即那些大学坚持认为一切假说都是同等水平的，没有哪个是荒谬的，也没有哪个是不道德的，它们全都是一批与普通人的看法毫无共同点的孤傲乖僻的知识分子用以进行争论的玩偶。一切假说是否都处于同等水平或者能否避免使用由于厚此薄彼而引起反感的形容词，我个人和普通人一起对此表示怀疑。
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至今对此问题没有公开讲过什么话。人们有保持沉默的自由，我一直在追求这种伟大而被遗忘的权利，这种权利在我们国家是很难坚持的。如果我要说话的话，那么大体上与4月20日《纽约时报》社论第一节的话是一致的，你无疑已看过那篇社论，它的一句口头禅是：“判断的错误是所有有关的主要人员造成的”。
你的讲课题目大纲收到了，我看很好，多谢了。待系里详阅以后，我再写信给你。
你的诚挚的
欧内斯特·霍金
1940年4月30日
马萨诸塞，坎布里奇
昆西街16号
亲爱的霍金：
谢谢你的来信。它使我希望能体面地再签约受聘詹姆士讲座，但是我不知道我如何能这样做而不使自己被指责为怯懦和背弃全体教师的利益。
我几乎也希望校务委员会并未重新确定对我的聘任，因为如你所说和从你寄来的报纸引文所看到的，反对的人在法律上有相当的根据。按照我的看法，最好现在就把我解雇，给以经济补偿，而不要使我在长时间的忧虑和苦恼之后既被剥夺了聘任职务，又失掉了补偿。
我没有企求过受聘任职，我并非如此喜欢扮演殉道者的角色，以至要连续而不停歇地为一个对别人远比对自己更利害相关的事业去受苦受难。美国大学的独立性是他们的事，不是我的事。
看来有人对我和纽约高等教育委员会关于我在那里的聘任一事采取的方针给你做了误导。当我被雇去讲逻辑或语义学的时候，我从未梦想去要求一种讲性伦理学的权利；同样地，一个被雇去教伦理学的人也不会有任何权利去讲逻辑。我要求两点：一、对学术职务的聘任应当由有能力判断一个人在学术上的资格的人员做出；二、在专业工作时间之外，教师应当有表达其见解的自由，不论那可能是什么见解。市立学院和高等教育委员会只是根据上述第一个论点提出他们的辩护。因为他们的辩护跟你说的哈佛所考虑的辩护是一样的。
言论自由的原则是别人提出来的，我看是正确的。我觉得哈佛像纽约高等教育委员会一样恐怕不可能抑止群众基于这个原则而爆发的激动情绪；虽然在这两个讼案中官方对聘任我一事的辩护显然是建立在正式设立的学术团体应有其独立性和自行决定其聘任事宜的权利这个原则之上的。
现在我要求，将哈佛大学因为聘任我而被起诉的任何法律程序都通知我，而且承认我为此讼案的一方。在纽约那个案子里没有这样做，因为操纵其辩护的校务委员会法律顾问反对。我不能忍受第二次在法庭上被诽谤和谴责而没有对诬告进行反驳的机会；由于缺乏了解，任何别的人都不可能充分地反驳这种诬告而为我辩护。
我希望哈佛正式地将诉讼进展的情况惠予通知，而不要让我只是从不准确的新闻报道中获悉对我至关重要的事情。
你若将此信给校务委员会一阅，我当非常高兴。
你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40年5月6日
加州，洛杉矶
洛林大街212号
致《哈佛绯红报》编者
亲爱的先生：
4月29日贵报提及近来有关我受聘纽约市立学院的诉讼案，请允许我略述鄙见。
贵报说：“言论自由将不是辩论的中心之点，因为在起诉纽约市立学院这个案子中，学院一方以罗素应被允许在讲台上宣讲其道德观点这个主张为理由为其聘任罗素提出的辩护是不成功的。”
事实上，纽约市立学院和高等教育委员会并不是为言论自由辩护。他们的辩护是基于学术自由的原则，那只是指正式设立的学术机构有其独立性，有自行做出聘任的权利。照你们报上的标题看，这恰恰是哈佛校务委员会所考虑提出的辩护。无论高等教育委员会还是纽约市立学院哲学系，任何时候都不曾主张我“应被允许在讲台上宣讲我的道德观点”。相反地，他们反复强调陈述的是：我的道德观点与我被聘讲授的课程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即使我被允许在课堂上讲我的道德观点，我自己的良心也不会容许我这样做，因为那与作为我职业要教的课程毫不相干，而且我认为不应当利用课堂作为拿任何题目进行宣扬的机会。
言论自由的原则并不是纽约高等教育委员会作为他们的法律辩护提出来的，而是由遍及美国的成千上万人提出来的，他们觉得这个原则与这场争论有明显的联系，即：美国宪法保障人人有表达其无论什么见解的权利。这种权利当然要受到一个人所承担的契约关系的限制，契约要求他把一部分时间用于他的职业工作而不是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如果一个售货员、一个邮差、一个裁缝、一个数学教员恰好都对一个与其工作无关的问题有某种见解，不论那是什么见解，他们都不应该把他们被雇来从事销售、送信、裁剪衣服或教授数学的时间用来夸夸其谈这个与其工作无关的问题。但是他们都应被允许在业余时间可以自由发表他们的见解而无须担心受到处罚，都应被允许在他们并非从事其本职工作的时候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随其意愿去思考、讲话和行动。
这就是言论自由的原则。人们对此似乎毫无所知。因此如果有人要对此有进一步的了解，我请他去看美国宪法及其缔造者们的著作。
你的忠实的
伯特兰·罗素
1940年5月6日
加州洛杉矶
洛林大街212号
致《新政治家报》编者金斯利·马丁
亲爱的金斯利·马丁：
感谢你对我在纽约被聘一事所写的善意的短评。我们仍然希望上诉，但是纽约市长和市立学院校务委员会董事出于对天主教选民的尊重，正尽力加以阻止。对今秋我被聘在哈佛担任詹姆士讲座一事相信也会有同样的争吵。
实际上我对人们表示的友好支持深为感激，但是在这个国家里，正派的人们是极端软弱无力而且常常是非常天真的。这场争吵有利于唤起人们注意不大知名的人经常碰到的那类事情。
来自欧洲的消息令人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我们大家但愿没有离开它那么遥远，尽管我们即使在家也没有什么用处。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已觉得我不可能再做一个和平主义者了；但是我一直感到犹豫而没有这样说，因为这涉及我们担负的责任。如果我还年轻足以亲自去作战，我会这样做的，但是要劝别人也这样做就比较困难了。无论如何，我现在认为我应当宣布我已改变了想法，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机会在《新政治家报》上提一下你曾听我说过这种意思的话，我当非常高兴。
你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40年5月13日
加州，洛杉矶
洛林大街212号
约翰·杜威致霍金教授
亲爱的霍金：
我看到你给罗素的信的一份副本，我禁不住要说，其中一部分使我深感不安——尤其是那又出诸你的笔下。
当然，我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从哈佛的观点去讲话或者对涉及哈佛行政事务的问题提出意见。但是我确信一点：哈佛大学方面的任何软弱畏缩都会增强教会的和其他的反动力量；大概是因为目前如此普遍的恐慌和不稳定状态所致，这些反动力量已经增长得太快了。我认为指出下面一点没有什么不适当的，即：纽约市政参议会在干预市立学院的事务之后紧接着做出一个决定，要求解散现任高等教育委员会，任命一个新的委员会——现任的委员会主要是拉瓜迪亚注226委托的，而且深具自由主义的态度，他们最初就是因为这种态度才被任命的，尽管这位市长近来胆小得令人吃惊。坦慕尼协会注227和基督教会现在已得不到他们以往得到过而且还想要的那些教育上的高位要职。在我看来（无须证明），最初对罗素聘任一事的攻击，乃至麦吉罕的判决的那些说法，都不是孤立的事件。纽约布鲁克林区反动的天主教报纸《简报》公开表示希望现在走的这一步棋会成为在大纽约消灭所有市立院校（现有四所）的运动的开端。照我的看法，对这个老牌极权主义的组织采取“姑息”政策并不比对那些新的组织加以姑息更好。任何软弱畏缩都将导致新的攻击。关于哈佛方面的境况就说这么多吧，从你的观点看，我说的这些也许是无关紧要的。
你的信里使我深感不安的还不是上面提到的那一段毫无道理的话，而是你声称对罗素提出言论自由问题感到遗憾。首先，他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麦吉罕的判决（我不能不怀疑你曾否看过这份极端荒谬的文件），之后又有其他一些人提出，最初是在纽约的一些院校，但是很快有全国各地的许多人参加进来了，他们明白消极地袖手旁观而不提出这个问题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就法律方面而言，这个问题已经而且还将根据与你在哈佛讼案中提出的基本相同的理由展开争辩。但是教育的问题要更宽泛，更宽泛得多。纽约大学校长蔡斯在写给《纽约时报》的一封很有勇气的信中已经陈述了这个问题。这封信最后使得该报发表了第一篇社评，虽然勉强而且措辞粗鲁，但是毕竟赞同此案应当提出上诉。如果人们因为对政治、经济、社会或道德问题表示了不符合习俗的非正统或甚至是不明智的意见（但谁人应当是有智无智的评判者呢?），把这些意见发表在面向广大公众的出版物上，就要被拒之于美国大学门外，那么我衷心乐意结束我的教学生涯。在任何院校中总会有一些豢养的学痞；总有一些生性胆怯而以教书为一种保险职业的人。如果在外界集团势力的压力下，在没有学院教师抗议的情况下，校董们被容许限定各院系只能聘用这两类教师，前景确实是阴暗的。如果我把话讲得激烈了，那是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深有所感。对于罗素一家陷入的极其不愉快的处境我非常难过，但是看到有众多普通的人们为此而感到痛苦，看到罗素的案子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竟至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和抗议，我又不能不感到欣慰。如果你读了麦吉罕的判决，我认为你会像我们其他一些人那样觉得，任何一个有自尊的人都不会做任何漠然承认那些无耻编造的说法为真实的事情——类如《纽约时报》社论建议人们去做的事情。这些无耻的说法如果不是以编造者们的地位为其庇护，肯定是犯诽谤罪的。但是除了这些，我对罗素勇于接受这场挑战而对教学机构和教育界同行所做的贡献表示感激——因此我要擅自将此信的一份副本寄给罗素。
你的非常诚挚的
约翰·杜威
1940年5月16日
纽约 西89街1号
杜威将上信寄给罗素时附言如下
亲爱的罗素先生：
寄上我给霍金信的复件一份，阅后自明，无需解释。——我知道您非常之忙，因而不必作答。
您的诚挚而心怀感激的
约翰·杜威
怀特海致罗素
亲爱的伯蒂：
伊夫琳和我不能不趁此时刻对你说，在纽约聘任一事上我们对你深表同情。当然，你知道，我们的意见遭到诸多方面的断然反对。这封短信只是在你遭到个人烦恼时表示我们的爱和同情——
致以我们最好的祝愿。
你的永远的朋友
艾尔弗雷德·怀特海
1940年4月26日
马萨诸塞，坎布里奇，
坎布里奇街1737号
关于我为纽约市立学院聘任一事的争论在1940年并未结束。
下面两封信是在《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一书出版之际发表在1957年11月23日和26日的《泰晤士报》上的。
沃伦致《泰晤士报》的编者
先生：
罗素勋爵在一封致《泰晤士报》的信（刊于10月15日）中抱怨说，1940年纽约市新教圣公会会友和天主教徒们使他未能在法庭上拒绝他们的所谓“诽谤”。
当年法庭向他明白宣布的关于所争议的其教授职位问题的判决的官方记录清楚地表明，他的律师曾代他提出一份被法庭接受了的辩护状。他后来要重审此案的请求被法庭以下述理由予以驳回，即他丝毫没有表明有可能提出可改变法院判决的任何新的证据，而这个判决是两个上诉法庭一致同意的。
他本来也可能采取行动，为了法庭所做的那些说明而诽谤什么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情况既然如此，像罗素勋爵那样，硬说新教圣公会会友和天主教徒们阻止了他在法庭上拒绝主要是根据他自己的著作而被提出的指控，难道是公正的吗?
您的真诚的
舒伊勒·N.沃伦
巴思，达灵顿街10号
罗素致《泰晤士报》编者
先生：
贵报11月23日发表了舒伊勒·N.沃伦先生的一封信，这封信表明他对事实完全无知。我将逐条回答他的问题。
首先关于“诽谤”的问题。我当时曾公开写信：“在法庭上对我的行为做出与事实截然相反的说明时，我觉得我不能不斥责他们在说谎。我从未在英国举办过裸体营。无论我妻子还是我自己从未以裸体示众。我从不喜欢读色情的诗篇。这些说法都是蓄意制造的谎言，那些毫无事实根据制造这些谎言的人对此一定心知肚明。有机会在庄严的誓言下否定这些谎言，我将感到非常高兴。”但是法庭却以我不是这个诉讼案件的一方为由而拒绝给我这个机会。说我犯过上述这些恶行的指控（这是由原告律师当庭提出的）并非如沃伦先生所断言的那样是根据我的著作，而是根据那些顽固分子们的病态的想象提出来的。
我无法理解沃伦先生所谓我的律师曾代我提出一份辩护书的说法。从未听说有任何代表我的律师。我也无法理解他所说的两个上诉法庭都赞同法院对我的判决，因为纽约市拒绝上诉，虽然人们曾敦促它这样做。只有对当时围绕着这个案件的那种歇斯底里的气氛显然无知的人才会真正推想我本来会采取诽谤的行动。原告律师在法庭上把我描写为“好色，荒淫，贪求肉欲，纵欲无度，色情狂，刺激性欲，傲慢无礼，心地狭窄，虚伪，丧失了道德品质”，竟能为人们广泛地接受，这就足以说明当时的气氛了。
您的真诚的
罗素
梅里奥尼斯，彭赖恩丢德莱特
普拉斯·彭林
与舒伊勒·N.沃伦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罗素勋爵：
我是就你发表在11月26日《泰晤士报》上的那封信致函给你的。这封信涉及关于你被聘为纽约市立学院哲学教授的那场争论及随后的诉讼案，你反对我在11月23日《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封信中的说法。
随信附上最高法院两份判决书的影印件，以供参考，一份是解除对你的聘任，一份是驳回你要求重审此案的申请。并附上查尔斯·H.塔特尔先生来信的复印件，他那时和现在一直是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委员。
既然你不承认有任何代表你的律师，也不承认他曾代你提出上诉，那么附上的两份判决书则证实了我的说法是正确的。在《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一书的附录中，爱德华滋教授提到奥斯蒙德·弗伦克尔先生曾是你的辩护律师，并提到他为你向上诉法院和上级法院提出上诉而没有成功。
你的非常真诚的
舒伊勒·N.沃伦
1958年1月10日
巴思，达灵顿街10号
亲爱的沃伦先生：
你1月10日的信和附寄的影印件并未证明你对1940年我的纽约案件的看法是正确的。你提到的上诉并非对此案的实质内容提出上诉，而是关于我是否应被允许作为此案的一方出庭的问题。你对整个这件事情的特殊性不甚了解。被告方面希望结束此案——这是当时众所周知的——因而不愿看到麦吉罕的判决由于上诉而被推翻。所谓我知晓此案的诉讼程序，在某种狭义的法律意义上，这也许还说得过去，但是我当时是在洛杉矶忙于工作不能脱身，关于在纽约发生的事情的消息都是通过平寄邮件送来的，而诉讼程序进行得如此匆促，当我真正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时，一切都已过去了。事实终归是：我未被允许作为这场讼案的一方，我未能提出上诉，在我知道他们对我说了什么之后我没有任何机会出庭作证。你提到的弗伦克尔先生是公民自由协会委派的而不是我聘请的，而且他是听命于他们的。
你的真诚的
罗素
1958年1月13日
普拉斯·彭林
菲利普·P.维纳教授致《纽约时报》编者
《纽约时报》编者：
我代表我自己和我的许多同事对贵报《话题》栏编辑对罗素案件意欲旧事重提、荒谬炒作的那种不公正的态度和卑劣的作风表示痛心。众所周知，知识界从道德上谴责麦吉罕法官破坏世界最伟大哲学家之一的名誉，并谴责法庭不允许罗素涉足此案。由于这位伟大人物已年近90高龄，而且还在为维护人类而斗争（虽然我们有些人并不赞成他的单方面裁军的政策注228），我们认为你们的专栏作家应向他和文明世界道歉。
哲学系主任和教授
菲利普·P.维纳
1961年10月4日
纽约市立学院哲学系
维纳致罗素
亲爱的罗素教授：
在P.E.A.注229有幸听到您的适时的讲演又在宾州铁路终点站得与您叙谈之后，我对我的同事们说，我们确实被夺走了一位伟大的教师，他本来会给我们的学生带来如此之多的光明和仁爱，以致使那些黑暗腐败的恶人们在这位严重威胁着他们利益的人物面前会感到恐惧而发抖。约翰·杜威正就麦吉罕判决书涉及您论教育的著作对它作一分析。这是杜威为将由巴恩斯出版的一本书写的文章。我们系曾提出与此书编者合作，但是我们还没有得到霍勒斯·卡伦的回音，他似乎是此书的主编。
赫斯特报系的报纸把您被纽约市立学院聘任一事与对被州立法委员会（负责调查市立学院教师的颠覆性政治活动）点名的共产党人的聘任联系在一起，是为了攻击高等教育委员会，从而提议改组它，将其置于更反动的控制之下。在昨天的《纽约时报》上您也许注意到了，福德姆大学校长甘农建议调查市立学院的“颠覆性的哲学活动”!
我看到您准备在未来四年致力于哲学史的计划很感兴趣。我一向认为您的论莱布尼茨的著作就重要性而言仅次于尊作《数学的原理》和《数学原理》。如果您从原始资料即使仅仅对几位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霍布斯、休谟、康德和黑格尔，加以类似的分析和批判的研究，那么您就会为批判的哲学史做出只有一位拥有现代分析手段又对古典文献具有亲知的哲学家才能作出的贡献。这是在对类如自由观念（自由主要是作为一种观念而存在的）那样的普遍观念的研究上把分析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会具有重大的哲学的意义。
我很想有机会同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整个这个课题与我办《思想史杂志》的主旨和活动有密切的联系。我可能在1940年12月28日到费城参加美国哲学协会的座谈会，届时我会打电话给您，看您当晚或翌日（12月29日，星期天）是否有暇。
您的诚挚的
菲利普·P.维纳
1940年12月8日
纽约市，康文特大街289号
又及：如果我能确知您何时有暇谈哲学史问题，洛夫乔伊教授可能乐意一道来看望您。
与罗伯特·特里威廉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鲍勃：
一年前收到你的信，我一直想给你写回信，但是我觉得自己像上帝在考虑创造世界时那样，选择此时进行创造并不比选择别的时刻有更多的理由。不过我没有像他那样等待了那么久。
我在这里已被聘为加州大学哲学教授。约翰和凯特出来度暑假，待到战争爆发，所以他们只好在这里上大学了。约翰酷爱拉丁文作品，尤其是卢克莱修的；很遗憾，你的《卢克莱修》和我的其他书籍都存在牛津了。（我本来打算去年春天返回英国的。）
多谢你列表指出印刷错误。
我不知道你对这场战争有何感受。我仍坚持做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想象希特勒和斯大林会取胜，这是我难以忍受的。
克利福德·艾伦之死，一定使你感到极大的悲痛。不知道他最后是什么观点。
美国人都说“你在此时在这里一定很高兴”，但是除了为孩子们着想，我们并无这种高兴之感。
我们夫妇向你和贝西致深挚的问候。有暇请来信——收到老友的信是一种安慰。
永远深爱你的
伯特兰·罗素
1939年12月22日
美国加州 洛杉矶 洛林大街212号
亲爱的伯蒂：
非常高兴，前几天收到你的来信而且得知你和彼得以及孩子们（我想他们现在恐怕已不再是小孩子了）一切都好。我们这里也很好——无论如何目前是这样。贝西仍很快活，虽然她的眼睛并无好转。现在是我在晚上把书读给她听，而不是她给我读了。
我们很高兴孩子们待在美国，虽然我希望他们不要永久居住在那里。目前看来事情毫无希望。我已为约翰寄去一本我的《卢克莱修》，对他或许有所帮助。并寄上我的诗集和剧作，作为圣诞礼物。当然，我并不希望你把它们从头到尾通读一过。实际上，如果你觉得一定要读它们，我建议你从末尾开始，倒着读回去（不是一行一行地倒着读，而是从后面的诗读起，一首一首地倒着向前读），直至精疲力竭。
我想我不会再写很多的诗。如果我要写的话，那也许是惠特曼式的东西，我是指在形式上，或者毋宁说某种无定型的东西；虽然没有人比W.W.注230当其灵感来时对形式更具有敏锐的感觉了，他像大多数诗人一样灵感飞扬，或者比他们更富有灵感。我完全回到了旧日剑桥读书时代对他的喜爱，对他的诗和散文的喜爱。在我看来，他的《典型岁月》（尤其是关于内战的部分）是我所知道的最感人的作品之一。我一直在读另一本美国的作品，我指的是《愤怒的葡萄》注231，这本书在加利福尼亚大概不会流行。此书对移民待遇的描写也许是不公正和夸大了的，这我无法判定；但是我觉得它是一部伟大的史诗般的作品。威尼弗雷德·霍尔特比的《南行记》现在正被人们广泛阅读，我觉得这差不多也算是一部伟著，虽则还略有不足。
我将出版贺拉斯的《书札》和蒙田两篇论文的翻译文集，年内我会寄给你，除非剑桥大学出版社遭到轰炸，不过那似乎不大可能。我还有一本散文集也准备付梓，不过今年恐难做到了。我还没想出一个书名——它是一本“文章杂集”，但是所有的同义词（杂烩集，杂拌集，等等）听起来都不够庄重，而书中有些题材却是极其严肃的。贝西不让我把它题名为《枯枝集》，因为她说那表示此书只配被烧掉。
我想，贝西很快就要给你写信，我希望以后不要又过了一年才得到你的回音。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斯特奇·穆尔夫妇一直在我们这里。8月份，G.E.穆尔到我们这儿做过一次愉快的访问。他正在牛津讲学，听众甚多。弗兰西斯·劳埃德说，很多教师都去听了。他们或者觉得有趣，或者有受到冲击之感。她似乎从他的讲学得到很多东西。还有一个意大利小伙子，一个活泼的男孩子，住在我家，他是L.德·博西斯的外甥，我教他读拉丁文和希腊文。他刚刚获得牛津的彭布罗克奖学金。我现在才明白了，我本应当是一个校长。
贝西和我向你们夫妇深致问候。
永远深爱你的
鲍勃
1940年2月11日
多尔京，霍姆伯里·圣玛丽
希福兹
亲爱的鲍勃：
非常感谢你赠的几卷精美的作品，它们已安全寄到，我很高兴得到这些书。
此时此刻，除了战争，很难考虑别的事情。待你收到此信时，目前这个战役的结局大概已经定了。我还记得当马恩战役处于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我待在希福兹的情景，那时我让你走了两英里的路去弄一份星期天的报纸。如果那场战争是德皇取胜，也许会更好一些，因为希特勒要坏得多。我觉得这一次我不能做和平主义者了，我要把人类文明的未来同我们的胜利联系起来考虑。我认为，自从公元5世纪以来，即自从先前日耳曼人使世界陷入野蛮状态的那个时代以来，还没有发生过如此重大的事件。
你大概已经知道，我在美国要被赶出教学，因为天主教徒们不喜欢我的观点。直至目前这个战役开始之前，我对教学极有兴趣（这意味着有遭受穷困愁苦的严重危险）——现在我觉得对此不堪回首。
不错，我读过《愤怒的葡萄》，认为它是一本很好的书。移民工人的问题是书中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对此人们有很强烈的反感。
约翰和凯特已安排在此间大学就读，康拉德（只有3岁）在健康成长而且很聪明。我们都非常想家，希望一弄到足够的钱就返回英国。
代向贝西问好，告诉她我将非常高兴有她的来信。约翰特别感谢你寄给他《卢克莱修》一书。
深爱你的
伯特兰·罗素
1940年5月19日
美国加州洛杉矶，洛林大街212号
我亲爱的伯蒂：
我们很高兴从你的来信得知你和你们一家的情况。在邮差就要来取走信件之前，我匆草这封短信。柏拉图的确是一个喜剧的诗人。他显然也写了一些不十分严肃的伪哲学的对话，然而却得到人们过于认真的对待。有些学者说有两个柏拉图；但是学者们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的。
我将寄你一本翻译莱奥帕迪注232的小书。若不是你要我把他的《鹰爪豆》的一个段落翻译出来，我是绝不会动手去翻译他的，所以你可以把自己看作这本小书的“唯一促成者”。
贝西保养得很好，只是眼睛失明愈来愈甚了。我仍在尽力工作，近来又译了些蒙田的作品，但未能写诗。向你和你们全家致深切的问候。
你的永远的朋友
鲍勃
1941年5月3日 希福兹
我亲爱的鲍勃：
很高兴收到尊译莱奥帕迪作品集，我认为译得非常好。想到我对其出版也有一份功劳，我也很高兴。
给你写信之后不久，我得到柏拉图为喜剧诗人的提示。直到这时以前我是完全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柏拉图的。
乔治注233新居高位注234，其感觉如何?我只是在1914年8月4日同他见过一面。过去在巴特勒学院的那些日子，有一次我待在学院院长的住宅里，在安娜女王的床上睡着了。那张床如今还在那儿吗?
你怎么会搞起蒙田来了?难道你不喜欢弗洛里奥注235?我很高兴发现通常归之于纽曼的“仁慈地带来光亮”一语实际上是公元前3世纪的克利安西斯注236所写。《新约》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完全来自斯多噶哲学。
附有给贝西的信一封。希望她的视力不要再坏下去。
你的永远的朋友
伯特兰·罗素
1941年8月20日
宾夕法尼亚，马尔维恩一马路
小达切特田庄
我亲爱的伯蒂：
又得到你的来信，感到极大的快乐。贝西无疑会给你写信，也许已经写了。她现在身体很好，除了眼疾之外。我现在晚上给她读内文森的回忆录，此书写得不坏。我们读威拉·凯瑟注237的一本小说，我们都喜欢它。我近来没有写很多的诗，但是我很快会把我近期所写的诗和几首旧作印作一卷寄给你，因为我所有的诗集都在朗曼出版公司大火中付之一炬。这些诗作中有两三首准哲学诗，也许桑塔亚那哲学的味道太重，不会得到你的赞许。我近来在读他的《论精神的王国》，此书虽然偶尔有点冗长之处，但是它比大多数的哲学更使我喜欢——不过话说回来，我毕竟不是哲学家。我希望我能理解你最近的著作，但是那对我来说是太难了。虽然我喜欢你的小的论文集子（这些论文我以前大都知道），而且觉得你所说的我大都赞同。
谈到蒙田，我不知道你是否将弗洛里奥的译文与法文原著对照过；如果没有，我想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认为值得重译蒙田的作品，——不过我只是重译我最喜欢的那些随笔或部分随笔。我也在写我自己的散文，随笔和话旧；我还想写一写几位逝去的朋友，如唐纳德·托维，克利福德·艾伦，戈尔迪·迪金森和罗杰·弗莱等人注238。因此你明白我还不可能写你；但是我也许会写到活着的朋友们，如果他们不早早过世的话。乔治注239原不想做院长，但是他不愿担任主教教职的想法却被丘吉尔置之不理，现在他当院长已经很开心了。院长住宅由于年久失修，破敝不堪，现已修缮一新，装饰完善，颇为宜人。我睡在初级评审员的房间里。安娜女王的床仍在，不过我想床上的华盖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在那里逗留游览，度过了三天愉快的时光。乔治在有人相伴时很快活，但当他孤独自处时则常常陷入阴郁的心情。他觉得他为之忧心焦虑的这个世界已经完了。我自己不大有这样的感觉，至少不常有这种感觉。他写了一本论英国社会的书，而把战争和政治等等一概撇开不谈。就我所看到的，这本书还是很好的。我想它很快就要出版了。他的儿子汉弗莱写了一本论歌德的书，当它出版时会是非常之好的（我并不是说“出版”才使它成为好书，虽然那或许也真是如此）。弗洛拉·罗素和她的妹妹上周来访，她们蛮有感情地谈到你，弗洛拉说你曾给她写过信，使她感到非常高兴。她变得更老了，而且身有残疾。6月份以后我没有见过德斯蒙德·麦卡锡，但是希望他很快会来看我们。他也愈见老了，今春又得了重病，然而他还是如以往那样可爱有趣。我们非常喜爱罗杰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生》。
好啦，你务必过不久就再给我们信，那么我们也会写信给你。我希望你们夫妇身体安好，希望你们像亚美利加一样康健太平。G.E.穆尔似乎非常喜欢美国和美国人。我很高兴他今冬将待在那里。我希望孩子们*都好。我想他们现在都长大，不再是孩子了。向你们致深挚的问候。
深爱你的
R.C.特里威廉
1941年10月2日
多尔京，霍姆伯利·圣玛丽
希福兹
*康拉德还是婴儿，算不上儿童，但我也祝他健康。
我亲爱的鲍勃：
半年来我一直打算给你和贝西写信，但是因为忙得一无暇时，所以只好搁置，未曾动笔。你的诗集竟毁于朗曼大火，太令人痛心了。而我的书却完好无损，这使我格外高兴。我很喜欢收到你的诗，——如果你没有接到对你的感谢的话，那是因为被敌军行动所阻断了。
我未曾读过桑塔亚那的《论精神王国》，因为此书出版时我刚刚写完了评论他的文章。我很高兴地发现他喜欢我对他的评论。这个国家的哲学家们缺乏我所喜欢的某种东西，而且我得到的结论是：他们所缺乏的乃是柏拉图。（不是你那个喜剧诗人朋友的柏拉图。）我无法摆脱对与行动对立的沉思的热爱。
你是否知道，泰勒斯和耶利米注240在某个时候同在埃及，也许就在同一座城里?我建议你创作一篇他们之间的对话。
我写信给乔治，问问战后我的儿子可否进三一学院读书，如果可以，他会上哪个年级；乔治写来一封非常客气的回信，表示他已经有很多很多麻烦事要办。约翰现在哈佛，他将获许返回英国参军之前在那里修完他的课程（2月份结束）。很长时间里这是一个疑问，当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我们高兴极了。他大概将在3月份回到英国。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为了消遣，他读了拉丁文和希腊文。我正在奋力撰写从泰勒斯直至现今的哲学史。244当斯各脱·厄里根纳同法兰西国王面对面坐着用晚餐时，国王问道：“把一个苏格兰人和一个酒鬼区别开来的是什么?”注241这位哲学家回答道：“只有这张餐桌。”我曾与8位首相共进晚餐，但从未碰到这样的机会。
再见，祝好。
深爱你的
伯特兰·罗素
1942年7月9日
宾夕法尼亚，马尔维恩一马路
小达切特田庄
我亲爱的伯蒂：
久未作复，甚歉。你最后几封信是去年7月写给我们的。我住了近两个月的医院，因为在灯火管制下海德公园角黑洞洞地，当我勇敢斜穿那里时，被撞倒受伤。情况本来可能还要更严重，不过现在在家里养了一个月，我已能像平常一样走路了，只是很容易疲倦。你过去只被自行车撞过，我却是被一辆军用汽车撞倒的。一辆军用卡车本来应当是更为可敬的，然而也许更不可爱。
特德·劳埃德今天要来吃茶点的，但是得了流感，所以只有玛格丽特和约翰来了。注242我估计你知道特德将去东方。他似乎并不在意返回美国。我们希望下周日见到他，那时我们会从他那里得知你们的情况。我很高兴你正在写一部可说是哲学和哲学家历史的东西。没有谁能比你把它写得更好。你无疑将追溯耶利米对泰勒斯宇宙论的影响。不错，写一篇他们之间的对话或许很值得一做；但是目前我对耶利米和他那本小书几乎毫无所知。顺便说一下，如果你需要一本真正第一流的论希腊原子论的著作，你应该看一看西里尔·贝利的《希腊原子论者》（克拉伦登出版社，1922年）。不过我想你是知道它的。我觉得他真正理解伊壁鸠鲁，而我们的朋友本注243却从未弄懂伊壁鸠鲁。我认为贝利对留基波、德谟克利特等的研究也是非常好的。
我已经将近两年没有写过一首诗了；散文写得也不多；但年内我将出版一本随笔和对话录，届时我会寄给你的，如果我能给你弄到一本的话。近来我在精神上全力以赴去做的事情是一场有点从容舒畅的“mountaineering”（爬山运动）注244，我是指翻译蒙田的作品，——不是全部，而是较不枯燥的部分。有的地方他可能真是很好的。例如，我刚刚翻译的他这句有名的话：“当一个人把一切都说完了，却让他因为他说的这些话而受煎熬之苦，那就是赋予他的思想以额外崇高的价值”。
如果你能弄到一部韦利翻译的《西游记》，你应该读一下。这是15世纪中国人写的关于佛教、道教和一般人性的一个神话故事，一部拉伯雷式的、阿里斯托芬式的、圣经故事式的、伏尔泰式的杰作。这个译本于去夏出版（艾伦和昂温出版公司）。
约翰注245路经此地时，希望有机会见到他。我们仍在订阅《曼彻斯特卫报》，所以看到了你和彼得的信，我们很赞同你们的意见。
我们希望你能来这里同我们一起过圣诞节。也许是明年的圣诞节吧?——但是我怕不会那么快。
有一本赫斯克特·皮尔逊写的很有趣的萧伯纳传，不过大半是萧自己写的。然而在我尚未读完此书之前对萧已经有点厌倦了。雷蒙德·莫蒂默的小品文并不坏（《水道邮船》）。对《安伯利文集》有一篇很好的评论；不过我想你已经看到了。正好到吃晚饭的时候了，所以我必须停笔。
贝西和我祝你们好。
深爱你的
鲍勃
1942［1943］年1月3日
多尔京，霍姆伯利·圣玛丽，
希福兹
德斯蒙德今秋曾病得很重，但是现在似已康复。
罗素与吉尔伯特·默里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吉尔伯特：
谢谢你的来信。C.A.注246瞪着眼睛说瞎话。这个发言是反对增加军备的，而认为保守党上院议员反对扩军则是胡说。
西班牙已经远离和平主义。我自己也感到主张和平主义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了解西班牙，了解战斗在那里进行的大多数地方和西班牙人民，而且我对西班牙问题有一种可能是最强烈的感触，所以我就越是觉得和平主义是困难的。我当然不会觉得对捷克斯洛伐克持和平主义更为困难。当1914年德国人侵入法国和比利时之际，我仍坚持做一个和平主义者，如果他们现在再一次侵略，我看不出我为什么不应当还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我们那时采取的战争政策带来的结果并不那么美妙，竟会使我希望把这种政策再采取一次。
你觉得“他们应当被制止”。我却觉得，如果我们真的动手去制止他们，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会变成同他们完全一样，而世界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又，如果我们去打他们，我们早晚会制造出一个比希特勒还坏得多的家伙，正如希特勒比当年的德皇更坏一样。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我都看不出对人类有任何希望。
您的永远的朋友
伯特兰·罗素
1937年3月3日
剑桥，唐宁学院，西宅
我亲爱的伯蒂：
有人给《家庭大学丛书》写信说，应当出一本讲清晰思维的书。有关逻辑理论的书很多，但是除了格雷厄姆·沃拉斯的书外，还没有一本有关清晰思维的实际方法的著作。我觉得这样一本书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作者；例如，我认为沃拉斯的书是极有启发性、极有助益的；我想如果你有意写点东西，会很受欢迎的，而且无论如何会具有真正的价值。它可以有点类似亚里士多德的《辩谬篇》，对人类思维陷入谬误的各种途径加以讨论，不过我认为它可以是某种更具建设性的作品。我不知道这个想法能否令你动心。
前些天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你的《权力：一个新的社会分析》，而且有几个问题想同你讨论一下。
请代向你所在的那所大学致以问候。有一回我在纽约，参加一个化装宴会，人们都扮作大名鼎鼎的罪犯去赴宴。有一个人化装成捕兽者，直到晚会结束的时候他都没有被认出来，他自称他就是发现了芝加哥的那个人。
你的永远的朋友
吉尔伯特·默里
1939年1月5日
牛津，博尔山，耶茨库姆
我亲爱的吉尔伯特：
谢谢你1月5日的来信。我认为一本讲如何清晰地进行思维的书可能很有用处，但我觉得我不能写。首先是一些外在的理由，因为我有几本书都订了合同，正急着要写呢，而且那将耗去我几年的时间。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因为我对于我如何思维或别人应该如何思维连一点模糊的想法都没有。就我所知，这个过程是一种有如胃肠消化作用一样的本能的和不自觉的过程。我的心里装满我能找到的任何有关的知识，于是就等待着。幸好，到了一个时候，这个作品完成了，但同时我的心思又已用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把这种东西写成一本书是不行的。
我不知道在《权力》一书中有些什么问题你想要讨论。我希望书中提及希腊人之处没有全错。
这个大学就哲学而论，大约是我所遇到过的最好的学校。在哲学系有两个截然对立的学派，一个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历史的传统的学派，另一个是极端现代的学派。我觉得它们对学生的影响是正当的。哲学史教授们的博学是惊人的，尤其在中世纪哲学方面。
我在这里只待到3月底，但是从思想方面来说，我非常喜爱这个地方。
你的永远的朋友
伯特兰·罗素
1939年1月15日
芝加哥大学
我亲爱的吉尔伯特：
现在在美国要为学术界的德国难民做很多事情是困难的注247。美国的大学一直很慷慨大方，但是此刻已经人员饱和了。我把雅可布斯塔尔的事情向莱辛巴赫讲了，他是这里的一位教授，在道德方面和思想方面，我都很赞赏他。他很了解雅可布斯塔尔的工作，这我倒不了解。随信附上这里大学当局的正式答复。我必须将下面的步骤留给别人去做，因为我现在连自己也难保无虞。从德国已侵占挪威来看，我推想雅可布斯塔尔此刻很可能已在集中营里了。
是的，我也希望我们能够见面，像以往那样畅快地交谈。我觉得在这场战争中我不可能再坚持和平主义的立场了。我不十分确知公开声明改变主张会遭致什么对立的反应，虽然可能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一个英国人在美国只能免开尊口，因为他所说的任何话都会被看作是宣传。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你会发现我和你没有1914年时那样大的分歧，虽然我仍认为我那时是对的，因为现在这场战争就是《凡尔赛和约》的后果，而《凡尔赛和约》则是道德愤慨的结果。
在战时相距如此遥远，令人痛苦；我之滞留此间只是因为最迫不得已的经济上的需要。使我感到安慰的是三个孩子都在这里，但是老大已18岁了，我不知道他多快就要去服兵役了。我们都有着几乎无法忍受的思乡之苦，而且我渴念着老朋友们。我很高兴你仍然是我的老朋友。
代我问候玛丽，纵然她不需要我的问候。请再来信，谈谈你对这整个可怕局势的感想。
你的永远的朋友
伯特兰·罗素
1940年4月21日
洛杉矶，洛林大街212号
我亲爱的伯蒂：
非常高兴接到你的来信，虽然它使我深感忧虑。我本来以为对你作为一个教师进行的显然不公正的攻击，会产生一种有利于你的强烈而有益的反应；在《民族报》（美国）上关于此事有一篇很好的文章。我仍希望这会使你的朋友们采取更积极的态度。
我想你并没有考虑即将回国。若是你孤身一人在外，要回来是很容易的，但是孩子都在你身边，情况就不同了。我认为我们这个国家确实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虽然普通百姓很难意识到这个事实；生活一切照常，除了增加税款之外，感觉不到有任何特殊的战时的困苦，只是报上天天有空战的消息，而且普遍的印象是我们全都在玩打仗的游戏。我倾向于认为英国人性格的真正优点之一是：我们不像拉丁民族和闪米特人那样在事犹未发之前就早早地惊恐激动起来，而是在被危险打乱之前一直等待着它的来临。我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缺乏想象力吧。
使我关注的是事态的这样一个进展，即：假定说这场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延及全世界的一场内战，或一场宗教战争或者如人们现在所谓的意识形态的战争，那么很长时间我们都不甚清楚对立的双方究竟是什么。例如，有人说它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另有人说它是基督教反对不敬神的邪恶罪行的战争。但是现在就思想观念而言，它显然是英美及其一些支持者反对各式各样的独裁政权的战争，亦即自由主义反对专制暴政的战争。我发现前些天贝尼斯也讲了同样的话；他担心这场战争会发展成他所谓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一场虚妄之争。他现在认为这已经成为主要的趋势。
如有用我之处，请即函告。
你的永远的朋友
吉尔伯特·默里
1940年7月29日
亲爱的吉尔伯特：
非常感谢你7月29日的来信。我个人经济问题已由一位（18世纪式的）富有的赞助者给解决了，他给我一份工作不多而待遇丰厚的教学职务。我还不能返回英国，不仅是因为我的孩子们，而且因为我在那里无以维持生计。在这样的时候流亡在外无论如何是无限痛苦的。此时，我们是在一处像蒂罗尔注248最好的地带一样极美的地方度暑期，而且我写完了一本大书，《意义与真理的探求》——这是休谟和现代逻辑的结合。有时我想，一个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黑暗时代降临之前尽可能地去抢救文明。我觉得我们仿佛生活在公元5世纪。
我很同意你所说的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当俄国转而反对我们的时候，这个斗争就变得很明白了。上一次同沙皇的联盟注249使这个争端模糊了。
美国的同情愈来愈偏重于我们一边。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安然度过这个月，我们就会取得胜利。但是我对于战争将留给我们一个怎样的世界不抱乐观。
你的永远的朋友
伯特兰·罗素
1940年9月6日
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哈佛大学
我亲爱的吉尔伯特：
10月23日惠函收到，极感高兴。现在我定居在优美农村中一座有200年之久的乡间小住宅，这在此间世界就算很古老的了。我在这里做我愉快的工作。如果世界和平了，我会非常快乐。
至于未来，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取胜，我们就会彻底胜利。我不信纳粹会逃过这一劫而残存下去。美国会主宰世界，而且大概不会像1919年那样悄然退出；美国不会厌战，而且会坚信在他们这里存在的高度的民主。因此我很乐观。日本的军国主义制度很有希望垮台，而且我不相信中国永远是军阀统治的国家。我认为，俄国将成为最难对付的国家，特别是如果它最后站到我们一边的话。我绝不怀疑，苏维埃政府甚至比希特勒政权还坏，如果它继续存在下去，那将是一场灾难。除非世界只有一个空军，再加有一个它所必需的某种程度上是国际性的政府，否则就不可能有永久的和平。裁军虽好，但不能保证和平。
这里人们的意见随经度而有不同。在东部，人们热烈支持英国；在商店里，当人们从我们的口音知道我们是英国人时，对我们特别亲切友好。在加州，人们是反日的，但并不亲英；在中西部，人们还有点反英。但是到处的舆论都在迅速地变成这样一个信念：我们一定不会被打败。
没有这样一个信念是很可怕的。我很赞赏罗莎琳德（默里之女），也很羡慕她。
我要开一门四年的课程，讲哲学史及其与文化和社会状况的关系，从泰勒斯到杜威。因为我不能读希腊文，这是有点硬着头皮干，不过无论如何我颇得其乐。我将哲学史分为三个周期：希腊时期、天主教时期、新教时期。每个时期一个荒谬的教条的逐渐衰落都导致无政府状态，从而造成独裁专制。我喜欢从希腊的衰落生长出天主教，又从马基雅维利的观点生长出路德。
我记得你曾将索福克勒斯注250描写为“杀母罪和高昂情绪的一种结合”（后来你又否定了）。我还记得，当我恳求你承认“听啊，听那云雀在鸣叫”这个句子的优美时，你却说它应当赶紧“开始吠叫”。我不同意你对莎士比亚的看法，我对索福克勒斯不十分了解，提不出一个看法。此刻，我对阿那克西曼德注251满怀钦佩之情，对毕达哥拉斯则感到惊异，他将爱因斯坦与埃迪注252集于一身。我不赞成柏拉图，因为除了“统治一切吧，大不列颠”和“英国近卫军”之外的一切音乐他都要禁止。再者，他还发明了《泰晤士报》社论的那种佩克斯尼夫注253式的伪善的风格。
望再写信来。再见。
你的永远的朋友
伯特兰·罗素
1941年1月18日
美国宾州，马尔维恩一马路
小达切特田庄（永久通讯处）
亲爱的吉尔伯特：
非常感谢你4月23日的来信，我已平安收到。我虚心承认我有四重错误。我同意你在信中所说的一切，特别是你对“基督教传统”的看法；我一直觉得保守主义对我具有吸引力。不过有几个重要之点要注意。首先，这种传统在美国主要是由天主教会代表的，可是这里的天主教会并不具有在历史上与之联系的那种文化。（关于这一点，桑塔亚那所写的很令人信服。）天主教会在宗教改革中失去很多东西，当法兰西知识界转向自由思想时，它失去得更多；它今日已不复有昔日的荣耀。一般地说，一个保守的组织，一旦遭到抨击，就不再是一个健全良好的组织了。
我应当把温和形式的社会主义看作基督教传统的一个自然的发展。但是马克思应当归入尼采一派，是一个鼓吹分裂的使徒，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者中间占了上风。
浪漫主义运动是罪恶的根源之一；还可上溯到路德和亨利八世。
我看不到在不久的将来有很大的希望。首先必须有一个世界国家（a World-State），然后有一个奥古斯都时代注254，然后这个世界国家慢慢地不带戏剧性地归于消亡。在一段时间里，黄色人种可能给希腊罗马传统注入活力；最后，可能从黑人那里产生出某种新的东西。（我倒认为圣奥古斯丁就是一个黑人。）
我认为，基督教中一切好的东西都来自柏拉图或斯多噶派。犹太人的贡献是造成一个坏的历史；罗马人的贡献是教会统治和教会法。我喜欢英格兰教会，因为它是最纯粹的柏拉图主义形式的基督教。天主教太罗马化了，清教太犹太化了。
生活在这里，又有我的工作，如果没有战争，会是非常愉快的。这里的乡村很像英格兰内陆的多塞特郡；我们的住宅是一处200年的老宅子，是一个威尔士人建筑的。我的工作很有兴味，工作量也不大。但是一切似乎都是不实在的。周围激荡着凶恶的气氛，人人似乎早晚都注定要变成凶暴。除了去实际进行我没有机会参加的反抗希特勒的斗争，很难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是值得做的。有一些英国朋友将返回英国，我们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将去参与被认为是重要的某种事情。我力图相信保持文明是值得的，但那似乎还很微弱。我全心全意地敬佩英国人的抵抗，但是因为不能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而感到遗憾。
再见。请再来信。
你的永远的朋友
伯特兰·罗素
1941年6月18日
宾夕法尼亚，马尔维恩一马路
小达切特田庄
我亲爱的吉尔伯特：
你的信放在我桌子上已经很久了，但是因为一直忙得不可开交，故未早日作复。你的信谈到物理学和哲学。我认为物理学取得的结果支持了贝克莱；不过每个哲学家对这个问题有其自己的看法。你还谈到战后的重建。我认为日本闯进来使事情发生了变化。英美的仁爱的帝国主义是行不通的：必须承认“亚洲人的亚洲”。唯一的问题是印度和中国将获得自由还是在日本统治之下。如果它们获得自由，它们就会倾向也是亚洲国家的俄罗斯。不会有文化的统一，我怀疑俄国和美国在建立某种形式的国际政府的问题上能达成协议，或者即使名义上建立了一个国际政府，我怀疑它是否会具有任何实在性。我对战后的世界比日本人崛起之前的世界更不怀有希望。
我的文化史（或者说“从亚当到希特勒的罪孽史”）概述已经写到查理曼注255时代。我发现公元400—800年这段时期非常重要，而人们对它知道得太少了。那时人们自觉的思想微不足道，但是他们的盲目行动却建立了今日英国仍赖以生活的一些社会公共机构，例如牛津和大主教。那个时代有许多孤独的人——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多，他在雅典受教育，力图把希腊文教给盎格鲁-撒克逊人；英格兰人圣博尼费斯和爱尔兰人圣维吉尔在日耳曼森林的荒野中争论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世界；苏格兰人约翰注256身体虽生在9世纪，思想却留在5世纪，甚至4世纪。中央集权的罗马帝国的毁灭毕竟是件好事。也许我们需要400年的时间才能从无政府状态中恢复过来。在一个集权的世界里，几乎没有人被认为是重要的。
在美国正进行着非常有趣的斗争。政府不得不对资本家加以控制，而资本家转过来力图控制工会。这里比英国那里远更害怕“计划经济”，这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且据说要导致法西斯主义；然而战争的需要迫使实行计划经济。在华盛顿人人都明白，战后将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实行计划经济，然而资本家们却希望那时会回到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也许那时会有很多的困难。这里还有很多更为根本的变化正在进行中，这是值得研究的。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回家了。
祝一切好。
你的永远的朋友
伯特兰·罗素
1942年3月23日
宾夕法尼亚，马尔维恩一马路
小达切特田庄
我亲爱的吉尔伯特：
3月13日来信今晨刚刚收到，谢谢。也谢谢你前些时候来信谈到巴恩斯。他是一个喜欢争吵的人；我猜不透有任何理由，他突然撕毁了他和我订的合同。最后，我大概会从他那儿得到损失赔偿；但是法律程序的拖拉耽搁现在像莎士比亚时代一样严重。必须着手做的种种事情使我要在这里待到10月末；然后（若一切顺利的话）我将返回英国——彼得和康拉德亦同行，如果遭到潜水艇袭击的危险不是太大的话。我们再也无法忍受远离故土了。在英国我将必须觅得某种谋生的办法。我很乐于去搞政府宣传，因为我对这次战争的看法是很正统的。我希望能找到一条路子，使我对美国的知识可以致用；我发现英国人在力图迎合美国舆论时很容易出错。但是我愿接受能勉强维持三口人生计的任何正当的工作。
现在使我感到烦恼的，不是日益增长的狂热，而是日益增长的民主。你是否读过阿威洛依注257的传记?他受到君主们的保护，却遭到狂热迷信的群氓的憎恨。最后，群氓胜利了。自由思想从来都是贵族统治集团的特权。同样只有贵族妇女才有发展智力的特权。听说玛丽必须自己做家务，我很难过。我的彼得全部时间就是消耗在家务上了，煮饭和照料康拉德；她几乎从来没有时间读点书。18和19世纪是人类正常的野蛮状态的一个短促的中断；现在世界已经回到它的常态。对于我们这些自以为是民主派而事实上是贵族政治娇惯的产儿的人来说，这是很不愉快的。
得悉露西·西尔科克斯注258的情况，我很难过；如果你看到她，请代我致以问候和同情。
我们要回家的理由是我们不愿意把康拉德送到一个美国学校去读书。不仅因为这里的教学很糟，而且强烈的民族主义很可能在他的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一种有害的家庭和学校之间的冲突。我们认为，潜水艇、炸弹和营养不良倒是一种比较小的危险了。不过这一切也还没有定下来。
今夏我将写完哲学史这部大书——你不会喜欢它的，因为我没有赞美亚里士多德。
我儿约翰目前在英国受海军训练。凯特仍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学习。她希望战后参加类似教友会教徒救济工作那样的事情——她专攻德语，不可能［对德国］有官方要求的那种仇恨感。
代我问候玛丽——能与你们重逢将是一种真正的快乐——老朋友愈来愈少了。
你的永远的朋友
伯特兰·罗素
1943年4月9日
宾夕法尼亚，马尔维恩一马路
小达切特田庄
乔赛亚·韦奇伍德上校，即后来的巴拉斯顿的韦奇伍德勋爵之弟拉尔夫·韦奇伍德致罗素
亲爱的罗素：
乔斯已平安回国，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我说他看到了你，而把你给他的信寄给我以为佐证。这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在剑桥的日子——我觉得这是我现在很适于做的一件事，因为我已经过了65岁大关，而我一向相信这是我积极生命的终点。这应当是人一生中真正的好时光，这时一个人的良心已得到满足，工作也完成了，他可以重温旧日的乐趣，也还可以寻来旧日的友朋。再说，我一直在读你最近的一本文集，只是这个就使我要写信给你，告诉你我读这些文章感到多么喜悦。好些文章是我新读到的，但是我不能确定我最喜欢的是新的还是老的文章——我只是相信当我把它们一起阅读时，那是最开心的了。
愿再见到你并认识你的妻子。你是否可能再回英国?我想无论如何不要等到战后才回来。在那个令人高兴的（令人渴望的）事件到来之前，我不会去美国。我们有许多朋友已然过世了，——有些人则简直变得太反动了!G.E.穆尔是唯一守常不变的一个，我估计你在美国已见到他了。他看来也可能在那里待到战争结束，但这却是剑桥的一大损失。上个月有一个晚上我在院长住宅同新任三一学院院长在一起——似乎并不像听说的那样可怕。他其实是一个可爱的人，不过你跟他谈话一定要避开诸如瘟疫之类的话题。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谈论了以往的时光，谛听着夜莺的歌唱——因此没有发生什么不快的事情。德斯蒙德·麦卡锡，我过去时不时见到他，但是战争时期使所有这类社会交往都终结了——人人都各干各的，各有烦恼。有暇请来信，谈谈你自己的情况。见到乔斯时我要问问他拜访你的全部情况，他的信对访美的整个情况有点预示不祥地保持沉默。我担心惠勒那段经历对他刺激很大。
再见，祝好。
你的兄弟般的
拉尔夫·韦奇伍德
1941年7月29日
斯塔福德郡，
斯通，阿斯顿住宅
罗素致桥梁专家伊利·卡伯特森
亲爱的卡伯特森：
经过反复的思考，对于建立国际政府问题以及你提出的方案，我已形成大致明确的意见。
关于建立国际政府问题，我认为无疑是目前世界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凡是在我看来能够使绝大多数的武装力量站到维护国际法一边的方案，我都准备予以支持；某些方案可能比别的方案更令我满意，但是我会支持无论哪一种有较大可能被采纳的方案。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要由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或他的继任者）来决定；或者也许没有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会受其本国舆论的很大影响，但是也会受其阁僚的影响。他们大概肯定要对他们所采纳的任何方案加以修改。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的任务是倡导国际政府的原则，而不是这个那个具体的方案。为了使事情得以付诸实践，具体的方案是极有用的，但是我不愿陷入有关此一方案和彼一方案的争论。
你一定知道，你非常有说服力，我曾经想过我可能公开同你站在一起，但是，很遗憾，经过深入思考，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与你的分歧之点是极其重要的，以致我不能与你站在一起。最重要的分歧如下：
（1）你提出的由主要国家组成地区性联邦的计划有一些困难。你在拉丁联邦中将法国与意大利置于同等地位；南美诸国会耻于承认在地位上低于美国；德国不应被放在诸条顿小国之上，这些小国比德国要文明得多，而且远更乐于组成一个世界性联邦。
（2）我不能赞成你关于印度的建议。我多年来一直主张印度自由，我不可能在刚好有了实现这个自由的良机时放弃这个主张。
（3）我不赞同你提出的将军事力量的限额“永久”固定下来或者即使固定50年；我认为以25年为限是明智的。不过，这还只是我提出的下面这个更大的反对理由的一部分，即：我认为你并没有为军事力量限额提供一种能进行合法变动的充分的机制，然而要使暴力对人们失去吸引力，这一点却是绝对必要的。
你也许会说，你的方案中我所不赞成的几点倒是可能使它更易于被采纳。我不这样想。在我看来，任何切实可行的计划，其核心在于英美合作，有了英美合作，许多小国很快就会像卫星一样围绕它而联合起来。我们可以希望中国和得到复兴的法国也这样参加进来。因此首先，我希望这是一个排除前敌对国而且对俄国大概也要敬而远之的联邦。至于前敌对国，对意大利，人们不会有争议，它不是一个很强烈的法西斯国家。我认为，日本将崩溃瓦解，需要由占领军维持秩序；在占领军的支配下，可能引入一种新的文明。德国无疑将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但是我认为，其变化亦不出20年之内。至于俄国，我们必须等着瞧。
我要说的要点是：我认为我们不可能有了一纸和平条约就万事具备了。真正协同一致的各大国最好有一个核心，然后逐渐发展，而其先决条件永远是：在和平时期，这个核心具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并且具有能保持这种优势于多长时间的手段。
如前所说，我赞成任何建立国际政府（不是像希特勒的［轴心国同盟那样的］国际政府）的计划，如果你的计划被采纳了，我会非常高兴，虽然比较起来我还是觉得我在《美国信报》上概述的那个方案更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会非常高兴去仔细考察你的任何一篇作品，旨在从你的观点提出一些批评。也许有一些细节可以修改得更好些。你的方案一旦公开发表，无论何时我若有机会谈或写有关国际政府问题，我都会说这个方案极有价值。但是你不能为了使我公开出面而给我以任何报偿，因为我觉得这意味着太多地牺牲了思想的独立性。
对此我深感遗憾，这是因为一方面我觉得同你合作的前景极有吸引力，另一方面这个合作却将减少我独自提倡国际政府的机会。由于这些原因，对于是否同你站在一边，我曾颇感焦虑，而且我曾认为我能这样做；但是我这人不善于使自己的见解听从任何他人，如果力图这样做，我认为那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
上述这些尤其适用于我可能在哥伦比亚教师培训学院做的一次讲演，我过去曾写到过这个学院。
如果我在此信所言有伤及我们个人关系之处，我的确感到非常抱歉。我们之间的交谈曾经给我以很大的思想的激励，我希望我提出的一些不同意见对你或许是有用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们之间有一种真正的友谊。
你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42年1月12日
我的妻子要我代她问候你。
《大地》及其他作品的作者赛珍珠致罗素
我亲爱的罗素：
上星期天，您的态度给我以如此深的印象，以致我曾想是否不该给您写信。
后来林语堂在星期三谈到你发表在《太平洋邮报》上的那封信，他认为那封信的确写得非常好。我自己还没有看到它（我要设法弄一份来），但是他给我讲的已足以使我觉得我确实必须给您写信。
很长时间以来（事实上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因为许多美国人心中对英国的反感而深感不安，我知道那肯定是为印度局势而发的。我相信我几年前在印度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我亲自感觉到如果战争爆发会有什么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而且即在那时战争就已很明显地将要来临了。
如果我对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您也许会问我何以要参与有关印度问题的讨论。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尽管我很爱英国，但是作为一个美国人，首先我觉得我有责任去做我所能做的一切，看看可否不要设法使印度全力卷入战争，其次，因为我知道我们必须以某种有力的方式再向中国人保证，我们绝不是按同一旧的思路考虑问题的。由于这后一个理由，我欣然接受英国人对美国在驻英武装力量中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所采取的卓越立场。
现在我认为，人们在印度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下面的问题不再是讨论在那里谁对谁错，而是我们大家一起来筹划一下，如何应付未来的灾难。我希望您读一读（如果您还未读过的话）埃德加·斯诺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题为“我们必须首先打日本吗?”的文章。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大家必须一起来考虑。
美国人和英国人之间龃龉不合绝不能允许继续下去了。我不认为我们会越过印度，特别是在远东战场我们的人员伤亡愈来愈严重的时候，而印度既然又不会被动员起来帮助我们。我既怕那些专事反英的人士，又怕那些由于未能使印度全心全意投入战争而怀有敌意的人们。我甚至更怕那些当看到失掉印度会使我们付出多大代价而变得愤怒的人们。
我认为，美国人并不特别亲印度（即使说有点亲印），我知道我就不是。但是在普通美国人中间确乎对在印度发生的那类事情有点真心感到厌恶，尽管我们对本国的有色人种也采取同样恶劣的态度。当然，我们充满了矛盾，但是在印度也是如此。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状况呢?
我想有一件事应当不太难做到。假定丘吉尔不可能下台，那么，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另一类型的英国人，而且在许多这类英国人中同他会见，听他讲话，那会有很大的帮助。您知道，自由派英国人士的意见一直遭到极其苛刻的审查。在美国这里我们也一直不允许听到英国那边持不同政见的声音；在我们这儿的英国官方人士及其一切宣传未做任何事情来弥合普通人之间的裂痕。
我们这些懂得人类平等之必要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一道能做些什么来宣明我们的思想和目的的一致呢?
对我们来说，为了这个同一种类的世界，互相援助和团结一致的时候已经到来。我们不能屈服于彼此的过错和傲慢，但是我们能够同声谴责它们，能够一起确定一条更好的前进路线，从而在我们的敌人和我们的犹疑不定的盟友面前到处重申我们两国人民在根本上是团结一致的。
您的非常诚挚的
赛珍珠
1942年12月23日
宾夕法尼亚，珀尔卡西三马路
我那时对印度问题的看法是：必须说服英国政府与印度重开谈判。然而，在丘吉尔还在执政之际，很难看出有什么办法能做到这一点。同时，也要说服印度领导人结束不合作运动注259，在谈判中进行合作。后面这一点也许可以通过尼赫鲁做得到。印度应当摆脱一切外国的统治，无论是英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统治，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与西德尼·韦布夫人的往来书信
我亲爱的伯特兰：
从国会议员W.J.布朗写的《我接触美国》这本出色的书中，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不仅渴望打赢这场战争，而且想要在战后重建这个世界。得悉你已决定留在美国而且鼓励你的儿子在那里而不是回英国谋职，我们对此也极为关注。如果你不是不列颠王国的一名上院议员，你的儿子也不是像他的曾祖父那样一位可能成为大政治家的人物，那么我会认为你的决定是聪明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们爷俩统统返回英国，因为你是我们议会民主制政府的一分子或一小份啊。我也想到那些也是英国上院议员的教师们，就社会职业而言，他们在美国处于某种微不足道的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会引起那些势利小人的注意而得罪劳工运动。但当然我也许说错了。
我欣然告诉你，西德尼身体很好，也很愉快。不过由于1938年那次中风，他已不能再参加社会活动了。我还在为发表著作而继续不断地写，写，写。但是我老了，感到累了，又有种种病痛的折磨，从双腿水肿到夜间失眠。
寄上我们最近的一个小册子，它在英国颇为畅销，纽约朗曼出版公司亦将印行此书。你也许不赞同此书的观点，但是我想你会感兴趣的，而且萧伯纳写的序也很风趣。像我们一样，萧伯纳夫妇也很老了，萧还在继续写作，但夏洛特是一个久治不愈的大病号，过得很不快活。萧正在写一本书，名为《政治家之诀窍》。这本书他已写了几个月了，如果不是因为纸张短缺，他本来还要继续写一部长而又长的大作。
不论你是否待在美国，我确实希望你和你那两名聪明的后生到英国来访，而我们则因见到你和你的妻子而深感快慰。请代我向她问候，我不知道她是否喜欢美国。
深爱你的朋友
贝阿特丽斯·韦布
（西德尼·韦布夫人）
1942年12月17日
汉茨，利富克
帕斯菲尔德角
又及：我想你不认识我们的外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吧。——但他代表着正在英国兴起的一个新的思潮，要把基督教信仰与……［有漏字］结合起来——这也许会引起你的兴趣。他离开内阁到印度去了!
我亲爱的贝阿特丽斯：
非常感谢你12月17日的来信。很高兴有了你和西德尼的消息并得知他身体安好。听说你为“病痛”所苦，我很难过。我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很快也要到这个年龄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使W.J.布朗以为我打算在美国定居。我在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最初我是要来待8个月的，后来因工作受阻。后来战争打起来了，我觉得对康拉德（现已5岁）来说最好待在这儿。但是所有这些理由都将近终结了。
约翰（安伯利）已在哈佛读完书，日内即将返回英国，如果可能，去进海军，否则就去陆军。我女儿凯特在拉德克利夫；她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她的希望是战后去参加欧洲大陆的救济工作。我因为有若干聘约要暂且留在这儿，但我会很快就回国，彼得和康拉德则在这儿待到战争结束。
印度拒绝克利普斯的建议，我深感失望。此间人们对印度不了解，但是舆论却很强烈。我一直在通过演讲和撰文力图克服在印度问题上的反英情绪，在一些地区这种情绪非常强烈。
多谢你寄来你的极有趣的论俄国的小册子。不论你是否喜欢它的制度，你不能不大大地赞佩俄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的成就。
待我返回英国时，我确实希望再见到你。彼得问候你并感谢你的来信。
深爱你的
伯特兰·罗素
1943年1月31日
小达切特田庄
怀特海夫妇致罗素
亲爱的伯蒂：
我们从三一学院评议会会议录上刚刚看到你被重新选为研究员和讲师。会议录还着重指出，你是全票当选的。致以我们最热烈的祝贺。这本来就是应当如此的。
你的永远的朋友
艾尔弗雷德和伊芙琳·怀特海
1944年1月3日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坎布里奇街1737号
注1 他的表兄弟是A.V.希尔，一位卓越的医学家，他住在我隔壁的楼梯间。
注2 爱德华·格雷爵士（1862—1933），1905—1916年任英国外交大臣，奉行亲法反德和联合俄国的政策，一次大战爆发后，促使内阁对德宣战。——译注
注3 指不久后发生的一次大战。——译注
注4 指在1899—1902年英国人与布尔人（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的战争中支持布尔人。——译注
注5 我曾将此想法对T.S.艾略特谈过，他写入了长诗《荒原》（The Waste Land）。
注6 Seville，西班牙西南部的城市。——译注
注7 High table，英国大学饭厅中专为院长、导师和主要宾客所设的餐桌。——译注
注8 此处应指在英国的德国侨民。——译注
注9 不过，有时人们以为我们中的一个影响了另一个却是毫无根据的。
注10 Auschwitz（奥什维茨）， 是波兰地（奥斯维辛）的德语形式。奥斯维辛是纳粹建立的第一个设有杀人毒气室的集中营。——译注
注11 蒂尔皮茨（1849—1930），德国海军上将，曾任帝国海军大臣，主张向外侵略扩张。——译注
注12 参见我给奥托兰的信中谈及劳伦斯的地方。
注13 阿斯奎斯（1852—1928），曾任英国自由党内阁首相（1908—1916）。——译注
注14 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领袖，一次大战期间组织联合内阁，任首相（1916—1922）。——译注
注15 即后来的赫特伍德·艾伦勋爵。
注16 战争初期我写给奥托兰夫人，反映我那时心境的一些信。
注17 齐伯林（1838—1917）为一德国军官，他研制的硬式飞艇被称为齐伯林飞艇。——译注
注18 Cat and Fiddle是以猫和小提琴为标志和牌号的小旅店。——译注
注19 亦见我给奥托兰夫人的信。
注20 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1913—1921），1917年领导美国参加一次大战，1919年出席巴黎和会，倡议建立国际联盟。——译注
注21 指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克伦斯基是二月革命后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总理。——译注
注22 拉姆齐·麦克唐纳（1866—1937），费边社成员，英国工党领袖（1911—1914），曾三度出任英国首相（1924；1929—1931；1931—1935）。——译注
注23 道义条款（conscience clause），指法律规定允许人们根据宗教或道德的准则拒做某种事情的条款。——译注
注24 见我关于我与国防部科克里尔将军会见的声明。
注25 阿瑟·韦利（1889—1966），英国汉学家，译作有《中国诗集》，另有《敦煌民歌及故事集》、《中国画研究引论》等著作。——译注
注26 现收入《中国诗集》（Chinese Poems），伦敦，Allen George & Unwin Ltd.。
注27 这是白居易的一首七言绝句，原题“红鹦鹉”下注有“商山路逢”，说明是过商山的路上遇到安南进贡的红鹦鹉而写的。——译注
注28 李维诺夫（1876—1951），苏俄外交家，20世纪30年代曾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二战期间曾任苏驻美大使。——译注
注29 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的领袖。——译注
注30 当指1783年后任英国首相的小皮特〔Pitt,William （the Younger）〕，曾组织反法联盟，进行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译注
注31 Dizzy,19世纪英国小说家迪斯雷利（Disraeli,Benjamin）的绰号。——译注
注32 原文为法文。——译注
注33 原文为法文。——译注
注34 阿喀琉斯（或Achilles），荷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英雄人物。——译注
注35 原文为法文。——译注
注36 腓利二世（1527—1598），西班牙国王（1556—1598），反对宗教改革，迫害异端，是出名的专制君主。——译注
注37 西德尼·韦布（1859—1947），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重要人物，经济学家和社会史学家。——译注
注38 后来我承认，我的感情不仅出于嫉妒，而且出于一种合作破裂和在这些年中常常以多种方式发生的圣殿被亵渎的感觉，这在我觉得我们之间具有的如此深切的关系上是常见的情形。
注39 Quaker,基督教教派之一，强烈反对暴力与战争。——译注
注40 这一点和下面所说的一番话不再是正确的（1967）。
注41 Antinomian，亦译唯信仰论者，原指认为基督徒只需信仰上帝而不必遵守摩西诫律的一种主张，罗素在这里用以指一般否弃道德规范的观点。——译注
注42 托尔克马达（1420—1498），西班牙多明我派教士，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第一任总裁判官。在任期间以火刑处死所谓异端分子约2000人。——译注
注43 这段话是1931年写的。
注44 此信的中心部分对一般读者来说太专门了，故从略。
注45 我曾写信给他，祝贺他在战争爆发后即辞去政府的职务。
注46 F.C.S.席勒（1864—1937），英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著有《人本主义》（1903）、《人本主义研究》等。——译注
注47 萧伯纳（1856—1950），英国剧作家，费边社会主义者，20世纪30年代初曾来华访问。——译注
注48 基钦纳（1850—1916），一次大战时任英国陆军大臣。——译注
注49 法利赛人是古代犹太教派的一支，主张拘于教义和传统礼义，后被用为伪善者的代名词。——译注
注50 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著名作家，著有寓言小说《格列佛游记》。——译注
注51 桑兹小姐是一个很有教养的新英格兰人。她是一个画家，亨利·詹姆士和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的朋友。
注52 “伊丽莎白”，我哥哥的第三个妻子。
注53 我给她讲了约瑟芬的狗咬了拿破仑的故事。皇帝忍受过的事情，她也可以。［约瑟芬的狗是在他们大婚之夜、在一个小岛上咬拿破仑的。］
注54 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作品赞美大英帝国的扩张侵略。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注55 这些讲演后来集成《社会改造原理》一书。
注56 给奥托兰看病的一位瑞士医生。
注57 我很快就摆脱了这种心情。
注58 我寓所的打杂女工。她说我是“一个很怪异的绅士”。某次，来了一个煤气厂工人，原来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她说“他的谈吐就像一个绅士”。她设想只有“绅士”是社会主义者。
艾略特夫人病了，需要休假。艾略特起初不能离开伦敦，所以我先陪艾略特夫人去托基，几天后艾略特来替换我。
注59 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在剑桥做大学生时我就认识他。战争一开始他就应征入伍，丧失了一条腿，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
注60 即后来的西德尼爵士。他是伊丽莎白的侄子，在外交部供职。我们在剑桥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注61 拉丁文：作者在此。此信标题为《泰晤士报》所加。
注62 使德国政府不满的不是我的言论，而是我参加了社会主义者的会议。
注63 我上诉了，又再次被定罪。
注64 中世纪法国经院哲学家，唯名论者。——译注
注65 著名哲学家。
注66 康福德是三一学院的研究员和关于古代哲学的著名作者。他的妻子是诗人弗朗西丝·康福德。他的儿子死于西班牙内战。我非常喜欢他们夫妇。
注67 穆尔曾任教于爱丁堡，后被请回剑桥。
注68 载于1916年7月29日《国民报》。
注69 1921年我真的读到自己的讣告（指当时报界误传罗素病死在中国的消息——译注）。此处指我被赶出三一学院。
注70 罗杰·凯斯门特爵士（Sir Roger Casement）最初因为抗议在刚果的暴行而知名，他是一个爱尔兰的反叛者，支持德国人，被捕后经审判被处决。
注71 詹姆斯·沃德（1843—1925），英国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罗素在剑桥读书时的指导教师。——译注
注72 这个声明并未发表。
注73 H.G.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科幻小说《时间机器》、《星际战争》和历史著作《世界史纲》。——译注
注74 意大利语：“沉入这大海，我是多么愉快。”——译注
注75 桑格的女儿。
注76 越南北部一地区的旧称。——译注
注77 a cat may look at a king，谚语，意指小人物也有其权利。——译注
注78 罗兰夫人（1754—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核心人物罗兰之妻，雅各宾专政时期被处死。——译注
注79 阿波利纳里斯·西都尼乌斯（约430—480），高卢诗人及主教。——译注
注80 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译注
注81 埃斯科里亚尔，马德里西南的一处大理石建筑群，包括宫殿、修道院、教堂、陵墓、学院和图书馆，建于1584年菲利普二世时代。——译注
注82 摩尔人，非洲西北部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8世纪后进入西班牙，统治达数世纪之久。——译注
注83 W.E.格拉斯通（1809—1898），英国自由党领袖，曾多次出任英国首相。——译注
注84 戈登（1833—1885），英国军官，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他是火烧圆明园的指挥者，后曾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曾任英国在苏丹殖民地的总督，在喀土穆战役中被苏丹起义军击毙。——译注
注85 Pontius Pilate,公元26—36年任罗马帝国朱迪亚（犹太）行省总督，主持对耶稣的审判，最后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译注
注86 林德尔小姐在反兵役联谊会工作，主要关注有关被投入监狱的和平主义者的待遇的详细状况。
注87 罗素的论文，发表于《独立评论》（1903年12月）。——译注
注88 萨松（1886—1967），英国诗人，以反战作品著称。——译注
注89 即后来的爱德华爵士。他是我大学时代的密友，但是他成了一位文职官员，成了丘吉尔的一个崇拜者，而且后来成了一个地位很高的托利党人。
注90 Rupert Brooke （1887—1915），英国诗人，费边社成员。——译注
注91 即Ottoline （奥托兰）。——译注
注92 《埃瑞璜》（Erewhon）是英国作家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的乌托邦游记小说，出版于1872年。续集《重访埃瑞璜》发表于1901年。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对英国社会做了辛辣的嘲讽。——译注
注93 指埃里克·坎贝尔·格迪斯爵士。——译注
注94 罗素这里讲的是吕望（姜太公）钓于渭滨，遇周文王而得重用的故事。但文王（死后追谥的庙号）不曾做皇帝，吕望在西周初年官至太师，也不是宰相。——译注
注95 阿诺德·贝内特（1867—1931），英国小说家，著有《五镇的安娜》、《老妇人的故事》、《克莱辛格》、《隐居》等作品。——译注
注96 Eddington,Arther Stanley （1882—1944）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物理学家。——译注
注97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浪漫派诗人，具有神秘主义的倾向。——译注
注98 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经济学家，主张征收单一地价税，取消土地捐税。——译注
注99 毛边书要读者自己裁开书页。——译注
注100 帕特里克·坎贝尔夫人（1865—1940），英国女演员，曾扮演莎士比亚、易卜生、萧伯纳戏剧中的主要角色。——译注
注101 克莱夫·贝尔（1881—1964），英国文艺批评家。——译注
注102 奥地利西部的一个城市。——译注
注103 Majorca,亦作Mallorca,西班牙东部巴利阿群岛中最大的岛。——译注
注104 指1921年4月15日（星期五）英国铁路工会和运输工会取消了原定与矿工联合举行的罢工，破坏了英国工联中这三大工会的“三家同盟”，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被称为“黑色星期五”。——译注
注105 俄语“同志”一词。——译注
注106 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著有《互助论》等。——译注
注107 Reval即塔林（Tallinn），爱沙尼亚的首都。——译注
注108 指克利福德·艾伦。
注109 R.F.A.霍恩雷（1880— ），英国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著有《现代形而上学研究》、《物质、生命、心灵和上帝》等。——译注
注110 指爱迪生·W.穆尔。——译注
注111 指查尔斯·W.艾略特。——译注
注112 意大利语，即俘虏。——译注
注113 此信附言所谈具有专门性质，故此处从略。其内容可见于维特根斯坦《1914—1916笔记》（牛津Basil Blackwell 1961年出版）第129—130页。
注114 威廉·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rd），《自然哲学年鉴》主编，1921年《逻辑哲学论》由我撰写导言最初发表于该刊。
注115 即《逻辑哲学论》的拉丁文书名：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译注
注116 华生（1879—1958），美国心理学家，行为主义心理学创始人。——译注
注117 此文现印于《逻辑哲学论》的开头。（按即罗素所写的引言——译注）
注118 该省的军事长官。
注119 即赵元任，当时是北京清华学堂（后来的清华大学）的数学、物理教师，被讲学会邀请给罗素当翻译。——译注
注120 赵元任的“赵”英译为Chao，与英文的“混乱”（chaos）一词形似（并非谐音），罗素意在以此与赵元任逗趣。——译注
注121 这些日本人的英语发音极糟，把very funny说成veree funnee。——译注
注122 指1857—1858年印度本地士兵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暴动。——译注
注123 查林克罗斯是伦敦中心河滨大街西面的繁华广场。——译注
注124 此袁琼生名为音译。——译注
注126 此信发表于1921年1月8日《国民报》上。
注127 格拉斯米尔在英国坎布里亚郡。——译注
注128 这是罗素对这个日本佬的信的批语。——译注
注129 马克·格特勒。——译注
注130 约翰·奥古斯图斯（1878—1961），英国油画家、版画家。——译注
注131 利顿·斯特雷奇（1880—1932），英国传记作家。——译注
注132 她和她的汽车司机疑有亲密关系。贝德福德公爵给了她一辆轿车，她总是提心吊胆，从不敢开，但是她把司机留下来了。
注133 一次大战后于1921年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亦称太平洋会议，有美、英、法、意、日、葡、比、荷、中九国参加，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亚太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一次会议。——译注
注134 指华盛顿会议期间（1921年12月13日）美英法日四国签订的条约，规定各缔约国在太平洋岛屿属地与领地的权利。——译注
注135 Tovey,音乐评论家。
注136 多拉·桑格，C.P.桑格的妻子。——译注
注137 我们从中国回来以后搬了在伦敦的住处。
注138 指《心的分析》一书。
注139 罗素在《心的分析》第10讲的结尾谈到很多哲学家“对事实具有相对直接的识见却常常不能将他们的识见述诸语词，而另一些哲学家则“拥有语词却往往失掉对事实的识见”。——译注
注140 罗素的儿子名康拉德，是以约瑟夫·康拉德的姓为名。——译注
注141 指罗素和他刚出生的儿子。——译注
注142 即罗素的长子。——译注
注143 此人不同意尤利乌斯·凯撒死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就是尤利乌斯·凯撒。”
注144 克娄帕特拉（公元前69—30），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历史上著名的风流艳后。——译注
注145 妮秾·德·朗克洛（1620—1705），法国名妓，她在巴黎建立的沙龙为当时法国各界名流经常出入清议之所。——译注
注146 士瓦本为德国西南部一个前公爵领地，奥尔登堡为德国西北部城市。——译注
注147 罗素在《中国问题》（1922年）第24页开头两行说，天坛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中国皇帝在这里用“动物牺牲”（animal sacrifice）祭天（牲祭）。——译注
注148 当指蔡元培。——译注
注149 指丁文江。——译注
注150 指王正廷。——译注
注151 Icarus,希腊神话中能工巧匠Daedalus之子，与其父同被克利特王Minos囚禁，Daedalus为自己和儿子制造飞翼，以蜡粘于两肩，幸得飞离克里利岛，但Icarus因飞离太阳太近，蜡融化，坠海而死。——译注
注152 泰利格拉弗原文为Telegraph，意即电报、电信。——译注
注153 里诺，美国内华达州西部城市，因在此容易办理离婚而著名。——译注
注154 一般认为百日咳是小儿病，大人不大会得的。——译注
注155 此指罗素与怀特海合著的三大卷《数学原理》。——译注
注156 查士丁尼（483—565），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皇帝（527—565在位）。——译注
注157 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译注
注158 《中国问题》。
注159 指罗素的儿子康拉德。——译注
注160 撒多瓦之战发生于1866年，是普奥七周战争的最后一役，结果普鲁士取胜。——译注
注161 “机智善辩的鲁珀特”一语取自19世纪英国诗人利顿的诗句：“坦诚，自负，鲁莽——机智善辩的鲁珀特”，意指托利党首相德比勋爵。鲁珀特亲王是英国内战时期王党的领袖。——译注
注162 巴特西（Battersea）和切尔西（Chelsea）都是伦敦的市镇，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译注
注163 这里是指为石里克办的刊物撰写文章，详见下面石里克给罗素的信。——译注
注164 原文为法文。——译注
注165 指石里克筹办的那个刊物。——译注
注166 此信以下为法文所写。——译注
注167 此信原为法文。——译注
注168 此信写给我哥哥，是谈论他的《我的生活和冒险》（1923年出版）一书的。
注169 指他的第一个妻子。
注170 罗素的第一个妻子。——译注
注171 彭布罗克邸园是罗素青少年时期同祖父母住在一起时的住宅，彭布罗克邸园的观点即指罗素家族的看法。——译注
注172 这当然纯系假话。
注173 指此信开头谈到的阿加莎姑姑。——译注
注174 墨西哥印第安人。——译注
注175 Bow Street,或译博街，位于伦敦市中心，为警察法庭所在地。——译注
注176 萨科和万泽蒂，是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工人，1921年被诬控杀人抢劫，1927年被判死刑。当时曾引起世界各地的抗议。——译注
注177 后来成为尊敬的雷切尔·格利森·布鲁克斯女教长，我在1931年曾为她的一本尚未发表的关于中国的书写过一篇序。
注178 华生（1879—1958），美国心理学家，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译注
注179 蒙台梭利（1870—1952），意大利女教育家，1907年创办“儿童之家”，提出蒙台梭利教育法，强调使儿童的潜能得到自由发展。——译注
注180 1883年由伦道夫·丘吉尔（温斯顿·丘吉尔之父）创立的一个保守党的政治协会，以宣传托利式（保守派的）民主为宗旨。——译注
注181 Whitehall,伦敦的一条街名，为英国政府机关所在地，因而人们常以“白厅”代指英国政府。——译注
注182 Bolshie是Bolshevik（布尔什维克）的谑称，在英国常用来指有反叛精神、拒不与官方合作的左翼人士。——译注
注183 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是英国九大公立学校之一，校址在伦敦西北的市镇哈罗。——译注
注184 Dartington Hall，由埃尔姆赫斯特夫妇在1926年创立的一个理想的经济与文化社区，位于英国德文郡托特内斯附近，社区内既有农商企业，又有男女同校的寄宿学校，孩子们可自订规则，没有强制的课程和游戏，学习不计分数，没有惩罚，不做宗教仪式，等等。——译注
注185 凯特即罗素的女儿凯瑟琳。——译注
注186 《安伯利文集》是罗素的父母安伯利子爵夫妇作品的结集。——译注
注187 罗素指其为父母出版文集。——译注
注188 詹姆斯·琼斯（1877—1946），英国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在哲学上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认为宇宙是精神的，是由上帝的思想构成的。其哲学著作有《神秘的宇宙》、《物理学与哲学》等。——译注
注189 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波兰裔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译注
注190 布里富特是来自新西兰的一位普通医师，竟大胆涉足社会学。1931年我为他的著作《罪与性》写过一篇绪言。
注191 Tower Hill,即Tower of London（伦敦塔），原为一古堡，曾充作关押、处决叛国要犯的监牢。——译注
注192 指一次大战。——译注
注193 乔叟（1340—1400），英国诗人，是近代英国文学语言的开创者。著有《坎特伯雷故事集》。——译注
注194 米洛（?—公元前48），罗马政治家。——译注
注195 H.C.Hoover（1874—1964），美国第31任总统（1929—1933）。——译注
注196 Masaryk,Thomas（1850—1937），捷克哲学家，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18—1935）。——译注
注197 昂利·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法国共产党员，著有《光明》、《炮火》等小说。——译注
注198 此处委员会或许指下一封信中所说的汤姆·穆尼委员会。——译注
注199 原信用法文书写。——译注
注200 原信用法文书写。——译注
注201 马加斯·拉科西是一个匈牙利共产党人，在被长期判刑获释后再度被捕。他的生命虽得救了，但又被关进监狱。1940年，俄国以1849年掳掠的匈牙利旗为交换条件营救了他。后来，拉科西成为匈牙利的代总理。
注202 西蒙·德·孟福尔可能是指教皇英诺森三世讨伐法国阿尔比派时的统军首领，在出征时阵亡，其生年约为1160—1218年。——译注
注203 指罗素的第三任妻子帕特里夏，下面信中提到的“彼得”均指此。——译注
注204 可能指国际工人协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译注
注205 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 Trabaja）。——译注
注206 布雷南夫人的名字甘默尔原文为Gamel与骆驼的英文原文camel很相近。——译注
注207 罗素的早已离异的第一个妻子。——译注
注208 Ulster,爱尔兰岛北部地区。——译注
注209 莱昂原文为lion，意为狮子。——译注
注210 科菲图阿（Cophetua）是一个传说的人物，一位极富有的非洲的国王，娶了一个贫家女子为妻。——译注
注211 然而，几年以后他却死于心脏病。
注212 《数学原理》。
注213 《星期日泰晤士报》。——译注
注214 拉丁文意为：老太婆死了，重负解除了。——译注
注215 约翰·韦斯顿（1904— ），英国普通语言哲学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注216 查尔斯·莫利斯（1901—?），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者，指号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译注
注217 关于这场讼案的报导可见于约翰·杜威和霍勒斯·M.卡伦所编《伯特兰·罗素事件》一书（维京出版社，1941年版）；也见于保罗·爱德华滋编《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一书的附录（艾伦和昂温出版公司，1957年版）。
注218 纽约县的户籍管理员公开声言应当把我“涂上漆，插上羽毛，赶出这个国家”。她的话典型地代表了一般民众对我的责骂。
注219 merde，法语，作名词用指粪便，作感叹词则有表示轻蔑的“呸!”的意思。——译注
注220 这是巴恩斯对毕达哥拉斯和恩培多克利两位希腊哲学家的名字的误读。——译注
注221 爱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译注
注222 沃尔夫冈·泡利（1900—1958），奥地利物理学家，由于发现泡利不相容原理而获诺贝尔奖。——译注
注223 桑格的女儿。
注224 Pimp-Hater,意为嫉恶如仇者。——译注
注225 英国著名博物学家和达尔文进化论学说倡导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之孙，1937年后移居美国，著有诗歌、小说等。——译注
注226 拉瓜迪亚（1882—1947），美国众议员，曾任纽约市长（1933—1945），致力于市政改革。——译注
注227 Tammany，纽约市一个民主党实力派的组织，以政治腐败而闻名。——译注
注228 我那时只是对英国主张单方面裁军。
注229 进步教育协会。
注230 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作品有《草叶集》等。——译注
注231 美国小说家斯坦贝克（1902—1968）的代表作品。——译注
注232 莱奥帕迪（1798—1837），意大利诗人、哲学家。——译注
注233 指乔治·麦考利·特里威廉。——译注
注234 他成了三一学院院长。
注235 约翰·弗洛里奥（1553—1625），英国词典编纂家，《蒙田文集》的英译者。——译注
注236 克利安西斯（331—232 B.C.），希腊斯多噶派哲学家。——译注
注237 威拉·凯瑟（1876—1947），美国女作家。——译注
注238 Donald Tovey,Clifford Allen,Goldie Dickinison,Roger Fry.
注239 乔治·特里威廉是罗伯特·特里威廉的兄弟。
注240 Jeremiah,公元前7—前6世纪希伯来的一位先知，《圣经·旧约》上有《耶利米书》一卷。——译注
注241 “What separates a Scot from a sot?”,斯各脱·厄里根纳是苏格兰人，故国王做此戏问。——译注
注242 特德的妻子玛格丽特·劳埃德是我的堂妹，我叔父罗洛的女儿，约翰是她的大儿子。
注243 A.W.Benn，古典文学学者。
注244 蒙田的名字Montaigne在法文中是山的意思，故特里维廉将翻译蒙田作品戏称为“爬山运动”。——译注
注245 指罗素的长子。——译注
注246 指克利福德·艾伦（Clifford Allen）。——译注
注247 默里曾要求我帮助一个名为雅可布斯塔尔的反纳粹的德国教授。
注248 Tyrol或Tirol，中南欧的一个地区，位于奥地利西部和意大利北部。——译注
注249 指一次大战时英、法与沙俄组成协约国集团。——译注
注250 索福克勒斯，古希腊悲剧作家。——译注
注251 阿那克西曼德，古希腊早期伊奥尼亚学派哲学家，主张万物的本原是“无限者”。——译注
注252 埃迪，玛丽·巴克（1821—1910），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创办人，并建立基督教科学教会。——译注
注253 佩克斯尼夫，狄更斯小说中的一个伪善人物。——译注
注254 奥古斯都时代，古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统治时期（公元前27年—公元后14年），是拉丁文学全盛时期。——译注
注255 查理曼大帝（742?—814），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译注
注256 即斯各脱·厄里根纳。——译注
注257 Averroes（1126—1198），12世纪阿拉伯哲学家伊本·鲁士德（Ibn-Rushd）的拉丁化名字。——译注
注258 一位著名的自由派女教师。
注259 指印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地倡导的对英国殖民政府进行“不合作主义”的非暴力反抗斗争。——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