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多拉分手的时候，她还在继续办那个学校，一直到二次大战开始以后，不过在1934年之后校址已不在泰利格拉弗宅那里了。约翰和凯特成了受大法官监护的未成年者，他们被送到达廷顿学校去读书，在那里他们非常快活。
我在昂代过了一个夏天，另一个夏天我有一段时间住在马拉加附近杰拉尔德·布雷南家，此前我对布雷南家的人都不认识，但我觉得他们很有趣，很讨人喜欢。我真没想到甘默尔·布雷南最后成了一位学问渊博、兴趣广泛、满腹各种稀奇不凡的知识的学者和一位动人心弦而精于韵律的诗人。我们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有时她到我们这儿来做客——一位徐娘半老、依然秀美可爱的人。
1932年的夏天，我是在卡那封郡沃尔地方度过的，后来我把在那里的住处给了多拉。待在那儿的时候，我写了《教育和社会秩序》一书。从此以后，办学的经济负担不复存在，我再也不必为糊口而忙于写作了。既然没有当好一个父亲，我感到要写几本可能有重要意义的书的野心又复活了。
1931年在美国作旅行讲学期间，我与出版商W.W.诺顿签订稿约，撰写后来在1934年以《自由与组织，1814—1914》为题发表的一本书。这本书是与帕特里夏·斯彭斯合著的，一般知道的她的名字是彼得·斯彭斯，开始我们是在皇门（约翰和凯特失望地发现那儿既无皇，也无门）的一层楼房里写作，后来则搬到北威尔士的丢得来特堡，那时是波特迈梁旅馆的一幢附属建筑。对这件工作我非常高兴，我感到在波特迈梁的生活是愉快的。这家旅馆为我的朋友建筑师克拉夫·威廉斯-埃利斯及其妻子作家阿玛贝尔所有，他们是一对快活的伴侣。
当《自由与组织》一书竣稿时，我决定返回泰利格拉弗宅，告诉多拉她必须住到别处去。我的理由是财务方面的。我每年有为泰利格拉弗宅付400英镑房租的法律义务，这笔款项是应付给我哥哥的第二个妻子离婚后的赡养费。我还得付给多拉离婚后的赡养费以及约翰和凯特的全部生活费用。这段时间我的收入锐减。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萧条使得人们买书少多了，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已不再写通俗读物，也部分地因为我在1931年拒绝在赫斯特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巨宅中逗留所致。我在赫斯特报系的报纸上写星期论文每年带给我1000英镑的收益，但是在我拒绝在赫宅小住之后，我的稿酬就减了一半，而且很快又通知我，不要我再写论文了。泰利格拉弗宅很大，只有经过两条私人车道才能抵达，而每条车道都有一哩长。我想把它卖掉，但是学校还在那里时是无法将它在市场上出售的。唯一的希望是住到那儿去，以使其吸引可能的买主。
在已不再办学的泰利格拉弗宅又住下来之后，我去加那利群岛度假。在返回途中，我发现自己虽然神志正常，却极缺乏创造的冲动，不知道要做什么。大约有两个月光景，纯粹为了使自己身心放松一下，我致力于研究在一立方形平面上做27条直线的问题。但是这并不会使我感到轻快，因为那是完全无益的，而且在以1932年为其终结的那几年成功的岁月中，我住在首都一直节俭度日。我决定写一本关于日益增长的战争威胁的书。我将此书名为：《用什么方法去争取和平?》并在书中坚持我在一次大战期间采取的和平主义立场。诚然，我提出了一个例外，我认为一旦建立了一个世界政府，那么用武力对付反叛者以维护这个政府的做法则是可取的，但是对于人们担心不久即将爆发的战争，我则竭力激励人们采取出于良心的抗拒态度。
然而，这种态度却不自觉地变成了虚伪。过去我能以勉强默认的态度看德意志皇帝的德国建立霸权地位的可能性，我认为，尽管这会是一个祸害，但不会是像一场世界大战那样大的祸害。然而希特勒的德国却是另一回事。我感到纳粹坏透了——残忍，偏执而又愚蠢。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理智上，他们都令我厌恶。我虽然仍坚持我的和平主义信念，但是要信守它愈来愈困难了。1940年当英国遭到侵略的威胁时，我认识到，整个一次大战期间，我从未认真地想过彻底败北的可能。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不堪忍受的，最终我自觉而明确地决定，我必须支持在二次大战中为赢得胜利所必需的一切，不论要取得这个胜利有多么困难，也不论其结局有多么痛苦。
这是我把1901年“改宗”时形成的许多信念逐渐抛弃的最后一步。我从来不是不抵抗主义的完全的信徒；我一向承认警察和刑法之必要，即使在一次大战时期，我也曾公开主张，有些战争是正当的。但是对于不抵抗（或更正确地说是非暴力抵抗）的方法，我允许其使用的范围超过了后来经历所能容许的限度。它的确有一个重要的范围，例如甘地在印度用不抵抗的方法反对英国取得了胜利。但是这有赖于用这种方法所反对的对手们具有一定的品德。当印度人在铁路上卧轨，向当局挑战，待其将他们碾死在车轮下时，英国人看到这样残忍的做法是不能容许的。然而纳粹在类似的情况下则会肆无忌惮地这样干。托尔斯泰以巨大的说服力量进行宣传的学说，即认为握有权力的人如果面对的是不抵抗主义，在道德上就会得到重生，这在1933年以后的德国显然是不正确的。只有在握有权力的人不是极度残忍的情况下，托尔斯泰的说法才是对的，而纳粹的残忍是没有限度的。
不过，个人的经历与世界的状况一样促成我信念的改变。在我办的那个学校里，我发现如果要使弱者不受欺压，非常明确而有力地使用权威是必要的。类似将别帽子的饰针放在汤里害人的一些事例，是不能留待一个好的环境去慢慢管教的，因为对此必须立即采取强制的行动。在第二次婚姻中，我曾尽力保持对我妻子的自由的尊重，我认为这是我的信念要求我做的。然而，我发现，我的宽恕能力和可称之为基督教的爱的东西并不等于我由此而提出的那些要求，而且坚持进行一种没有希望的努力还会给我造成很大的伤害，同时对别人也得不到预期的好处。任何他人本来都可能事先告诉我这一点，但是理论把我弄迷糊了。
我不想夸大其词。我的观点从1932年到1940年逐渐发生的变化并不是一场革命；那只是一种量的变化和重点的转移。我从未绝对坚持不抵抗主义的信条，我现在也不绝对否弃它。但是，在反对一次大战和支持二次大战之间的实际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致把实际存在的很大程度上理论的连贯一致性掩盖了。
尽管我在理性上很有信心，在感情上却不无犹豫。过去我的全身心都卷入了反对一次大战的活动，而对二次大战我却是以一个分裂的自我去支持的。自1940年以后，我再也没有恢复我在1914—1918年间曾经有过的那种观点和情感的统一。我认为，在容许自己具有那种统一时，我就是让自己抱有一种并非科学理智所能为之辩护的信念。凡是在科学理智能给我以向导的地方就遵循科学理智，对于我似乎永远有着最具道德律令般的制约力，我一直遵循着这条律令，即使在它使我失掉了自己曾视为深刻的洞见的时候，也是如此。
有一年半光景，我是和彼得·斯彭斯（有一段时间我爱上了她）一起度过的，我和她整理《安伯利文集》注186，那是我父母短暂一生的记录。在这部作品中有某种脱离现实的东西。我的父母不曾遇到过我们现代的问题；他们对自己的激进主义颇为自信，在他们的一生中，世界正沿着在他们看来是好的方向变动着。尽管他们反对贵族特权，但是这种特权依然原封未动，而他们虽然是不自觉地，却亦受益于这种特权。他们生活在一个舒适、宽敞、充满希望的世界里，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完全可以赞许他们的。这使人有一种宁静之感，而且为他们树立起一块纪念碑注187，也就了却了我作为人子的一份孝心。但是我不敢夸口说这部作品确实是重要的。我有过一段缺乏创造力、不出作品的时期，但那已过去了，是转向某种不那么渺茫的事物上去的时候了。
我的下一部作品是《权力：一个新的社会分析》。在该书中，我主张，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自由也应有其地位，不过这个地位必须重新加以界定，而不能用自由主义的词汇来定义。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学说。该书的主题在我看来是重要的，而且我希望它会比以前引起更大的注意。该书意在驳斥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不是在某个细微之点上，而是在他们共有的根本假设上，予以驳斥。我主张，社会理论的基本概念应当是权利，而不是财富，社会正义应当在于实际最大可能的权力平等。因此，只有国家是民主的，而且即使在国家民主的条件下也只有在找到制约官员权力的方法时，土地和资本的国家所有制才是一种进步。伯纳姆在其《管理的革命》中采纳了我的部分论点并将其通俗化了，但在其他方面我这本书却是很失败的。不过，我仍然认为，我在该书中不能不说的那些话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人们要避免极权主义的罪恶，尤其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极权主义的罪恶。
1936年，我与彼得·斯彭斯结婚，1937年我最小的孩子康拉德出生。这是一个很大的快乐。在他出生后几个月，我终于顺利地卖掉了泰利格拉弗住宅。几年来一直没有人肯出价买下它，而现在突然来了两个买主，一个是一位波兰王子，另一个是一位英国商人。由于他们的竞争，我在一昼夜间竟使他们的出价提升到1000英镑。最后是那个英国商人获胜，我则摆脱了一直使我面临破产威胁的噩梦般的重负，因为只要我没有把这个宅子卖掉，我就得为之花费大笔的金钱，而剩下的钱就所余无几了。
由于经济的困境，我摆脱掉泰利格拉弗住宅固然值得高兴，但是离开它还是令人痛苦的。我喜欢那儿的丘陵、草原和森林，我喜欢可以在那儿登高四顾、极目远眺的塔楼居室。我了解这个地方已经40余年，而且在我哥哥在世时我一直注视着它逐渐地建筑起来。它代表着我的生活的连续性，除了工作之外，这种连续性在我的生活中远比我本来希望有的要少得多。当我把它卖掉时，我可以像那个药房老板一样说：“我的贫穷而不是我的意愿使我同意。”此后我在很长时间里居无定所，甚至觉得我不会有一个固定的住处了。我对此深感惋惜。
写完《权力》一书之后，我发觉自己的思想又转向理论哲学了。1918年我在狱中时，对于同意义有关的问题发生了兴趣，对这个问题我在早年是完全忽略了的。我在《心的分析》和大约同时写的一些论文中对这些问题有所论及，但是还有很多东西要谈。我对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一般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赞同的，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在某些要点上却陷入了谬误，这会使他们背离经验论而导向经院哲学。他们似乎倾向于把语言看作一个独立自在的领域而无需与非语言的事件有任何关系。我既被邀去牛津开一门包括若干讲的课，就选了“语词与事实”作为这门课的题目。这些讲稿就是1940年以《意义与真理的探求》为书名发表的那本书的初稿。
我们在牛津附近的基德陵顿买了一所房子，在那住了大约一年时间，但是只有一位牛津妇女来访问过。我们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后来在剑桥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这方面，我发现这些古老的学府是很独特的。
书 信
致莫里斯·阿莫斯
亲爱的莫里斯：
去年10月接读惠书，迄未作复。因为我当时正在美国旅行讲学，除每日工作外，无暇他顾。我本想给你回信，但是既然其时已过，所以就拖下来了。
我喜欢琼斯注188的书。看到物理学家们如何转向可怜的老贝克莱主教，是很有趣的。你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老师是怎么教我们的吗?他说唯心主义诚然很时髦，但是贝克莱主教式的唯心主义却是很荒谬的；然而现在它是唯一存在下来的唯心主义形式。我不知道如何驳斥它，虽然从我的气质来说是不同情它的。当然，无论如何它应当是一种唯我论。在哈佛，我与时任主任的怀特海一起讲过这门课，我说我觉得，他的书中我无法理解而如果我是一个唯我论者才不得不相信的那些部分不大可能是我写的。不过我始终没能找到说明那些部分非出自我手的任何真实证据。
我对你书中关于英国宪法所说的一切极感兴趣，对你在进入国会之前已经写了所需50000字文稿中的46000字，尤感快慰。国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有点无足轻重的机构。在19世纪直至格拉斯通进行国会改革之前，历届首相在国会遭到失败就辞职退位；现在首相们则以解散国会来威胁它。如果首相是直接选举的，由其选组政府，并且必须在5年之后或在本党舆论上有人领头反对他时才寻求重新选举，那么宪法是不会有多大改变的。
我认为你对工党所讲的话是完全正确的。我不喜欢他们，但是一个英国人必须有一个党，正如他必须有一条裤子一样，而且我觉得他们是三党之中最少令人厌恶的。我之反对保守党，是出于我的性格，而我之反对自由党，则因为不喜欢劳合·乔治。我并不认为，一个人参加了一个党，就必须禁用自己的理性。我知道我的裤子本来可以比现在更好，不过我觉得它们不可能比什么都好。
不错，我从未听到过霍尔兹沃思的《英国法律史》，事实上除了梅特兰的一两本书外，我从未读过任何关于法律的著作。
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在此间一直百事羁身，但望秋后有机会去伦敦，很想那时去看你。
对桑格的死我极感悲痛。
对你永远怀有深情的
伯特兰·罗素
1930年6月16日
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注189的来往书信
亲爱的罗素：
我访问贵校时，把我唯一的一顶礼帽忘在您的接待室了。我不知道在那以后它是否有幸戴在我衷心认为比我更好的英国仅有的智慧头脑之上；或者它是否已被利用来进行物理学、工艺学、戏剧艺术或史前象征文字方面的尚不成熟的实验研究；或者它是否已自然地逸出接待室而消失了。
如果这些事件，或更确切地称之为假设，无一适用或者说无一发生，那么可否麻烦您用一褐色的纸包或者以别种隐蔽的运输方法将它寄来伦敦，并写一明信片告诉我到何处去领取?非常抱歉，我的漫不经心（那是高才大智的一个特征）使您遭受了随此事而来的种种不便。
我的确希望某个时候很快会见到您。
您的诚挚的
B.马林诺夫斯基
1930年11月13日
伦敦经济学院
亲爱的马林诺夫斯基：
我的秘书在会客室里发现了一顶礼帽，我猜想是您的，的确一看见它我就想到了您。
下星期一（17日）我要到经济学院学生会做一次演讲，除非我的智力像您那样好而记忆像您那样坏，我是不会忘了把您的帽子交给经济学院的门房，要求他立即送给您的。
我也希望我们很快在什么时候会面。前些天我结识了布里富特注190，他那咄咄逼人的气势令人吃惊。
您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30年11月15日
与G.E.穆尔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罗素：
去年6月三一学院评议会给了维特根斯坦一笔资助金，使他得以进行其数学基础的研究。现在的问题是为他再争取一笔资助；评议会要求对他上次获取资助后的工作提出专家的评审报告，然后再做决定。他们委托我请你为他们写这个报告。我担心这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维特根斯坦写了很多东西，但是他说如果你要理解它们的话，他非得同你当面谈话向你解释不可。我想他会很高兴有一个这样的机会，不过这无疑会占用你很多的时间。但我还是非常希望你乐于这样做；因为除了学院评议会给他一笔资助，似乎没有别的办法能保证使他得到足够的收入以继续他的工作；我担心如果他们不能从这个方面的专家取得对维特根斯坦的工作表示赞许的报告，他们给这笔资助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而你当然是写这个报告的最合适的人选。他们当然会为这个报告付给报酬的。
你没有必要到这里来见维特根斯坦。他会安排在对你最方便的时间和地点去见你。
你的兄弟般的
G.E.穆尔
1930年3月9日
剑桥 切斯特顿路86号
亲爱的穆尔：
我看不出我怎么能拒绝读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并写一份关于它的报告。既然这涉及同他的争论，你说得对，那就需要做很多工作。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比在争论中同他发生龃龉更令人劳心伤神了。
显然最好的办法是让我先仔细读一读他的手稿，然后再见他。你能否把他写的东西早些给我?如果可能的话，我想4月5日以前在这里见他，因为那一天我要去康沃尔过复活节，我不希望在那里的时候做任何工作，因为去年夏末以来我一直忙个不停。我不知道必需有多长时间去同他争论。4月5日以前我可以拿出3天的时间，比如说，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但要我匀出更多的时间则是困难的。你觉得这样够吗?
你的兄弟般的
伯特兰·罗素
1930年3月11日
彼得斯菲尔德 哈廷
比根山学校
亲爱的罗素：
维特根斯坦说，他没有写出什么值得让你一阅的东西，他已经写的一切目前还太杂乱。很抱歉，上次给你写信时我并没有弄清这一点。他只是希望有机会把他已经取得的成果解释给你，以便你有可能向评议会报告你是否认为它们是重要的，纵然你觉得它们是错的，从而使他应被赋予按同一思路继续工作下去的机会；我希望有这样一种报告对评议会来说就足够了。我觉得为了搞这样一份报告，3天的时间尽够了，而且你不必要跟他进行很多争论。他现在正写信问你，他可否星期六在哈廷或伦敦（如果你会在那儿的话）见到你，以便与你商定做出安排。我想他4月5日将在奥地利了。
你的兄弟般的
G.E.穆尔
1930年3月13日
剑桥 切斯特顿路86号
亲爱的穆尔：
维特根斯坦周末在我这儿，我们有充分的时间进行长谈。
请告诉我向评议会提交报告的最后日期，因为我此刻的印象还相当模糊，维特根斯坦打算到奥地利以后把他的工作写一个提纲，这样我要写出一份恰当的报告，就容易得多了。如果不能等到下个月左右，我将尽力根据我们的谈话写出一份报告，但我希望不是非这样做不可。他打算在5月学期开始之前带着他的提纲再到康沃尔见我。
你的兄弟般的
伯特兰·罗素
1930年3月17日
亲爱的穆尔：
维特根斯坦第二次来访，但仅持续了36小时，而这点儿时间要他将其所做的一切提供我一个提纲，是绝对不够的。他留给我大量的打印稿，一待我读过，我就要把它们转给利特尔伍德。遗憾的是，我病了，因而不可能像原先预期的那样很快把它们读完。不过，我想，在同他谈话过程中，我对他的要旨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了解。他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使用“空间”和“语法”这些词，它们或多或少是互相联系着的。他认为，如果说“这是红的”是有意义的。那么说“这是响亮的”就不可能是有意义的。有一个颜色的“空间”，还有一个声音的“空间”。这些“空间”显然是在康德意义上被先天给予的，或许不能确切地这样说，但至少无大差别。语法的错误来自“空间”的混淆。然后他对无限性谈了很多，它总是有变成布劳沃所说的那种东西的危险，而且每当这种危险变得明显时就必须断然予以消除。他的理论确实是重要的而且确实是极有创见的。它们是否正确，我不知道；我真诚地希望它们不是正确的，因为它们把数学和逻辑几乎弄得难以置信地深奥难解。我们可以把他所用的“空间”一词定义为某一种类的各种可能性的一个完全的集合。如果你能说“这是蓝的”，那么就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即所有其他的颜色，你可以有意义地加以言说。
我十分确信，应当给维特根斯坦一个继续进行他的研究工作的机会。请你告诉我这封信能否满足评议会的要求。我提出的理由是：我眼下有如此多的事情要做，以至要完全通读维特根斯坦的稿子几乎是我力所难及的。不过，我将继续读它，如果你认为那实在必要的话。
你的兄弟般的
伯特兰·罗素
1930年5月5日
亲爱的罗素：
我认为，你给我的信，就现在的样子来说，作为向评议会的报告是不大行的；但我并不认为你有什么必要再费多少时间去读维特根斯坦的提纲。我认为，重要的是你要写一份正式的报告（他们也许要把它收藏在报告书卷中），不一定比你那封信长，但是要把你信中含蓄未发的一些意思很清楚明白地陈述出来。我认为，你的报告只需很清楚地说明，由于看到维特根斯坦自去夏以来所做的工作，亦即部分地通过阅读他的提纲，部分地通过他口头的解释，你在多大程度上已可对其做出评价；而且你要强调说明，你对其工作的重要性的看法以及认为确实应给维特根斯坦以继续其工作的机会的意见，是基于你对他的这一新的工作本身的性质所已得到的了解，而不是仅仅根据你以前对维特根斯坦的认识。你知道，评议会已经晓得你对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一般是非常推崇的，他们需要的是你对此一新的工作的重要性的看法，而不是根据维特根斯坦做的任何工作大概都是重要的这样一个假设而表示的意见。我认为，你应尽力非常简要地说明它的性质以及其创造性和重要性之所在。
写这样一个报告，怕是一件烦人的事情；不过我希望这不会费你太多的时间；我觉得重要的是它应该做。
你的兄弟般的
G.E.穆尔
1930年5月7日
剑桥 切斯特顿路86号
亲爱的穆尔：
我刚刚把维特根斯坦的打印稿和一份正式的报告寄给利特尔伍德了，他会把这份报告交给评议会的。这个报告里说的就是我给你的信里说的那些东西，不过是用评议会能够理解的庄重的语言讲的。随信附上报告的复写件一份。
我觉得只有在我健康状况良好的情况下，我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而此刻我的健康是不佳的。
你的兄弟般的
伯特兰·罗素
1930年5月8日
彼得斯菲尔德，哈廷
比根山学校
我给三一学院评议会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工作的报告
由于身体不适，我未能如原来打算的那样详尽仔细地研究维特根斯坦近期的工作。我用了5天时间同他讨论，他对他的思想做了解释，并留给我一大堆打印稿，即《哲学评论》（Philosophische Bemerkungen），我已读了大约三分之一。这部打印稿完全是一些粗略的札记，如无他的谈话之助，是很难理解的。然而，实际上，我认为下述几点至少是他自《逻辑哲学论》之后提出的部分的新观点。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如有任何发生的事情，则亦有其他某些事情，这些事情可以说就事实的那个特殊领域而论本来是会发生的。例如，假定墙上有一块斑是蓝色的；但它本来可以是红色的或绿色的或别的什么颜色的等等。即使说它是其中任何一种颜色都说错了，但那也不是无意义的。反之，说它是响亮的，或尖声的，或用其他只适用于声音的形容词来说它，则会是无意义的谈话。因此在任何事实中都有一有关的某类可能性的集合。维特根斯坦把这样一个可能性的集合称为一个“空间”。因此，有一个颜色的“空间”，还有一个声音的“空间”。颜色之间有各种不同的关系，这就构成了那个“空间”的几何学。在一个意义上说，这一切都是独立于经验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我们通过它知道什么是“绿色的”那类经验，而不是通过它知道墙上的某块斑点是绿色的那类经验。维特根斯坦所谓“语法”一词是包括在语言上与这些各种“空间”的存在相应的东西。凡是有指谓某个“空间”的一个领域的词出现的地方，都可以代之以指谓那个“空间”的另一领域的词而不会产生无意义的话，但是不可能被代之以一个指谓属于任何其他“空间”的任何领域的词而不产生坏的语法，即无意义的话。
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涉及对数学的解释。他认为，说数学是逻辑或者说是由重言式组成的，是错误的。他用相当多的篇幅讨论“无限性”，并把无限性和可能性的概念联系起来，而可能性的概念则是他在与其各种“空间”的联系中发展出来的。他相信有他所谓的“无限可能性”，但不相信有现实的“无穷类”或“无穷系列”。他关于无限性所说的一切有某种与布劳沃说过的东西类似的倾向，这显然违背了他的意愿。我想这种类似也许并不像初看时显得那样密切。对数学归纳法他也有很多讨论。
维特根斯坦的这部新作所包含的一些理论是新颖的、极有创见的，而且无疑是重要的。它们是不是正确，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喜爱简单性的逻辑学家，我本来愿意认为它们不是正确的，但是从我已读过的东西来看，我深信他应当有一个机会把它们完成，因为当其完成时，将不难判明它们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
伯特兰·罗素
1930年5月8日
彼得斯菲尔德 哈廷
比根山学校
致出版商W.W.诺顿
亲爱的诺顿：
谢谢您1月14日的来信……
关于《科学的意义》一书，我有一提要，已经写了万字左右。我恐怕写不出来您所提议的那种结论。我不相信科学本身是幸福的一个足够的源泉，我也不认为我自己的科学观曾经大大有助于我自己的幸福，我是把自己的幸福归之于每日两次定规不变地排便清污的。在我看来，科学本身是中立的，也就是说，它能增长人的力量，无论是为善还是为恶的力量。如果科学要带给人幸福，那么，除了科学，还必须加上对生活目的的评价。无论如何，我不想讨论个人的幸福，我要讨论的只是科学适于导致其产生的那类社会。我怕您会感到失望。我已不再是科学的热心鼓吹者，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且无疑是由于身体渐衰，我开始愈来愈把好的生活看作一种保持平衡和谐的状态，而深怕过度强调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因素。这永远是上了年岁的人的看法，因而必然有一种生理的原因，但你即使知道了这一点，你也无法逃脱自己的生理机能。
对你们大西洋那边人们对《赢得幸福》一书的想法，我并不感到多么惊讶。使我大感惊讶的是，英国一班自鸣高雅之士竟对它有很好的评价。我想，不幸的人总是以其不幸而自豪，因为不喜欢人家对他说，他们的不幸并没有什么崇高的东西。一个人因为缺少活动而心情忧郁，弄得肝胃不舒，他总是认为使他陷入悲伤的是上帝的过错，或者是布尔什维克的威胁，或者是诸如此类的某种堂而皇之的原因。你如果对人们说幸福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你会惹怒他们的。
祝好!
您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31年1月27日
亲爱的诺顿：
谢谢您2月9日的来信。我的取得幸福的方法是那些遭到轻视的哲学家们中间的一位，即约翰·洛克，发现的。您在他论教育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详细的阐述。这是他对人类幸福的最重要的贡献；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对人类幸福则只有较小的贡献。
寄上［《科学世界观》一书的］提要，请勿以为它包含了我实际将论及的全部领域。诚然，教育必须被包括在社会技术之列，但我曾认为它是广告活动的一个分支。至于行为主义，我把它列在巴甫洛夫名下。巴甫洛夫做了华生为自己大肆宣扬的工作。
我目前已写了36000字，但在竣稿之后，直至5月底，我将仍把它留在我这里，以便进行修改，并在脚注里加上一些严酷的评论。
我已写出论“科学与宗教”一章，那显然是无神论的观点。对此您是否反对?当然，这可能使整个事情发生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转折，而且可能使它成为一本更好的作品。我们可以检查一下科学家们如爱丁顿、琼斯及其同道提出的种种论证，指出它们是如何的不充分，并得出一个结论，即我们的信仰幸而不需要依赖它们，因为它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圣经的基石上的。如果您喜欢此书具有文学的形式，我就准备按这个意思重写这一章。现在此书写得很坦率，很真诚，而且充满了道德的严肃认真。
如果您没有来信要求把我的手稿早些寄去，那么我计划在6月的第二周寄给您，或者把它交给安斯塔德，如果他还在英国的话。早些寄去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只要它还在我手上，我总可以再做一些修改。
我很高兴见到安斯塔德。
您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31年2月17日
亲爱的诺顿：
您当已知道我哥哥在马赛突然去世了。我从他那里继承了一个头衔，但没有继承一文钱，因为他已经破产了。头衔对于我是一大麻烦，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无论如何，我不想在有关我的学术工作方面使用这个头衔。就我所知，只有一个办法能摆脱掉它，那就是犯叛国罪，而这会把我推上塔山注191砍头的。这个办法我也许觉得有点极端，但是我相信可以信赖您不会在广告宣传上使用我的头衔。
您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31年3月11日
致朗哈姆·布朗先生
亲爱的朗哈姆·布朗先生：
爱因斯坦声明，和平主义者的义务是拒绝任何一类的兵役，对此我衷心深表赞同，而且我非常高兴，我们时代领袖群伦、最富才智的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竟会以如此明白而毫不妥协的语言宣明自己的态度。
就我而言，我虽很想望，但并不预期会有大批的人采取在战时拒绝参军的立场，我也不认为有百分之二的人拒服兵役就足以阻止战争发生。我认为，下一次战争会比迄今仍被称为“大”战的那次战争注192更凶残可怕，而且我认为各国政府会毫不犹豫地杀害仅占人口百分之二的和平主义者。更有效的反战形式将是军需工人的罢工。但是，总的说来，我对国际协定比对个别和平主义者的行动抱的期望更大。因此，关于和平主义者的义务，我虽赞同爱因斯坦的意见，但是我对政治的和个人的这两种因素的重要性分别给以略有不同的强调。
有一点我与他和其他许多和平主义者也许有原则的分歧。如果有一个国际的权威机构并且拥有唯一合法的武装力量，我就准备甚至以武器装备去支持它。
您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31年3月21日
致斯泰因巴赫博士
亲爱的斯泰因巴赫博士：
关于英语，我恐怕没有什么很有用的话可说。我注意到，美国的文学家往往像学一种死语言那样学英语，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想到，书面语只能是口头语的记录。拿我来说，我之乐于读一些优秀作家的作品，是因为它们具有优美和谐的韵律，也是要丰富一下自己的词汇，但我不曾想过要为学语法去读它们。
1931年，我会按照时下有教养的人们的说话习惯来界定正确的英语，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对说和写加以区别。我们一旦容许这种区别潜入，很快就会处于中国文学家的那种状况。我认识一位中国学者，他激烈主张用所谓通俗语言（白话文）代替古典语言（文言文）。我问他这个运动是否取得很大的进展，他回答说，有些时候大有进展，有些时候没有进展。他说：“例如，在13世纪曾有巨大的进展。”我不懂中文，但我推想，古典的中文（文言文）相当于拉丁文，而白话文则相当于乔叟注193作品的文字。我不希望这类事情也发生在说英语的人身上。
您的真诚的
伯特兰·罗素
1931年5月19日
此信和下面一封信的情况就是如此。
与威尔·杜兰特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罗素伯爵：
您能否忙中抽暇，跟我一起玩一玩哲学的游戏?
我打算在我的下一本书里对付一个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是绝大多数人）似乎总准备提出而又绝不可能给出回答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这个问题迄今一直主要是由理论家们讨论的，从伊克纳顿和老子到柏格森和斯本格勒。其结果是一种理智的自杀：思想由于其自身的发展似乎已摧毁了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知识的增长和传播曾经是众多改革家和理想家所祈求的目标，但是看来带给这些热心家们的却是一种幻灭感，而且这种幻灭感也传染给了其他许多人，几乎摧毁了我们人类的精神。
天文学家告诉我们，人事在宇宙的物换星移中不过是一瞬；地质学家告诉我们，人类文明是两纪冰川时代之间的不稳定的间歇期；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一切生命都是战争，都是个体、群体、民族、联盟和物种之间的生存竞争；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进步”乃是一个虚妄的错觉，它的荣耀总以衰败而告终；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意志和自我是传统和环境的无力的工具，一度正气凛然的灵魂不过是大脑的一种短暂的炽热状态。工业革命毁灭了家园，避孕剂的发明正在毁灭家庭、旧的道德、也许整个民族（由于有才智者不育后代）。爱情被分析为一种生理的过重负担，结婚则变成了较之杂交略高一筹的暂时的生理上的方便行为。民主已堕落到只有米洛注194那个时代的罗马才见过的腐败；我们年轻时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梦想消失了，因为我们日复一日地看到的是人们无穷无尽的贪婪，每一样新发明都使强者愈强而弱者愈弱；每一种新的机械都使人失去工作而大大增加战争的恐怖。上帝曾经是我们短促人生的安慰者，是我们在孤危愁苦中的逋逃薮，他显然已从舞台上消失了：任何望远镜、任何显微镜都发现不了他。从哲学的总体视角看，生命变成了人类这种渺小的虫豸在地球上生生不已的繁衍，一种可能很快就被治愈的全球性的湿疹；在生命中除了失败和死亡，没有任何确实的东西——生命似乎是一场永不醒来的长眠。
我们不得不做出这个结论，即：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错误就是发现了真理。这个发现除了使我们摆脱了曾给我们以慰藉的那些幻觉和曾经保护过我们的那些束缚之外，并没有给我们以自由；它没有使我们感到快乐，因为真理并不美，不值得我们如此热烈地追求。我们现在再来看它，就会奇怪自己何以如此急急忙忙地去寻找它。因为它似乎已将我们生存的一切理由都拿走了，我们只是为了暂时的快乐和对明天的微茫的希望而活着。
这就是科学和哲学带领我们走上的险隘小路。我曾多年喜爱哲学，现在则从哲学转向了生活本身，我要请您这位曾经生活过而且思考过的人帮助我来理解。那些生活过的人的意见也许不同于那些仅仅思考过的人的意见。请抽出一点时间告诉我，生活对于您有什么意义，宗教给予您什么帮助（如果有任何帮助的话），使您能活下来的东西是什么，您的灵感和精力的源泉是什么，您辛苦工作的目的或动力是什么；您到哪儿去寻找安慰和幸福，您最珍爱的东西放在何处。如果您是觉得不得不给我写信的话，那您就写得短些，如果可能的话，则请得闲时来信而且请写封长信；因为您的每一个字对我都是宝贵的。
真诚的
威尔·杜兰特
1931年6月8日
纽约州，格雷特索科
北大道44号
本人著有《哲学的故事》、《过渡》、《哲学的宅第》、《哲学与社会问题》等书。
以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任教；曾获博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古典文学博士学位（锡拉丘兹大学）。
又及：此信的抄件分别寄给了胡佛总统注195，马萨里克总统注196；拉姆齐·麦克唐纳阁下，劳合·乔治阁下，温斯顿·丘吉尔阁下，菲利普·斯诺登阁下；阿里斯蒂德·布赖恩德先生；本尼托·墨索里尼先生，G.马尔科尼先生，G.达努齐奥先生；居里夫人，玛丽·加登女士，简·亚当斯女士；英奇院长；约瑟夫·斯大林先生，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先生，列昂·托洛茨基先生，M.K.甘地先生，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先生，伊格纳切·帕德雷夫斯基先生，理查德·斯特劳斯先生，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先生，格哈特·豪普特曼先生，托马斯·曼先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先生，萧伯纳先生，H.G.威尔斯先生，约翰·高尔斯华绥先生，托马斯·爱迪生先生，亨利·福特先生，尤金·奥尼尔先生。
我写此信的宗旨是纯哲学的。不过，我希望人们不会反对我引用即将出版的拙著《论生活的意义》中提出的一些答案，其中有一章试图对在世的最杰出的男女人士的生活态度做一说明。
亲爱的杜兰特先生：
我很遗憾地说，此时此刻我是如此之忙，以致相信生活没有任何意义，既然如此，我就不知道如何能明智地回答您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们能否判断真理的发现会有什么结果，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真理。
您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31年6月20日
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伯特兰·罗素：
久欲给您写信，非为他故，只是想表示本人对您深表敬佩。您在尊著中研究逻辑的、哲学的和人类的问题上所具有的明晰性、准确性和毫无偏颇，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所无与伦比的。
我一直不愿意对您说这个话，因为您自己很了解这一点，您也了解客观的事实，无须他人的认可。不过，今天有一位没有什么名气的记者来找我，却使我无拘无束地谈了这个想法。我这里说的是一个国际记者协会，许多杰出人士都为它撰稿，它的任务是教育各国的公众，使之达到国际间的相互了解。方法是在各国的报纸上系统地发表政治家和记者们就有关问题撰写的文章。
这位记者J.雷维斯博士为推动此事近期将去英国。我认为，如果您能同他做短时间的交谈，使他能向您通报此事，那是很重要的。我不敢轻易麻烦您，但是我相信这件事的确值得您重视。
谨致深深的敬意
您的
A.爱因斯坦
1931年10月14日
波茨坦市卡普特，
瓦尔德街7/8
又及：您无须作复。
（此信原为德文，由奥托·内森译成英文）
亲爱的爱因斯坦：
久欲邀您来访，但是此前一直没有适当的住处可安排您的到来。现在这个障碍已经去掉了，我非常希望您能来度一个周末。下星期六（12日）或19日于我均可；19日以后我将去斯堪的纳维亚和奥地利待六周，因此，12日和19日您若都不能来，那就只好等到3月的下半月了。我简直想象不出有比您的来访带给我更大的快乐了，无论在物理学界，还是在人类事务方面，我都有很多问题想听听您的意见，较之我现在所知道的更为明确的意见。
您的非常诚挚的
伯特罗·罗素
1935年1月7日
彼得斯菲尔德，哈廷
泰利格拉弗宅
与昂利·巴比塞注197的来往书信
亲爱的和杰出的同行：
请允许我向包括您在内的人们发出个人的呼吁，我恳请您能支持这个呼吁。您的名字是那个由伟大崇高的人物组成的联盟中备受崇敬者之一，他们挺身而出制止法西斯主义的野蛮侵略并与之进行斗争。
我是自发地写这份呼吁书的，并非受命于任何政治组织或其他组织的指示。我只听从内心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的呼声。灾难不是无可挽救的；我们有“一些要做的事”；在法西斯主义已然坐大成为一股可怕的势力之前，我们首先和主要能够做的就是要树立一种道义的力量，动员公众的真正的自觉心，发出遍及各处的明确的谴责。
我应当补充说明一点，关于这个呼吁书的全文内容，我曾与罗曼·罗兰交换过意见，他完全赞成我的想法。他同我一样认为，只有组织起来并坚持不懈地去遏制那种可怕的事态，才有可能把自由的文化人集合起来，让那些开明而富有声望的人士发出抗议。
最后，我认为有必要告诉您，我非常迫切地想创办一份国际性的评论杂志《世界》，旨在在现实国际事务中传播伟大的人道原则，为反对反动观点和反动宣传而斗争。如果像您这样的一些杰出人物有意于此，那么这个刊物就会变成一个在理智、艺术、道德和社会方面的重要论坛。它将是传达我们委员会注198的意见的工具，并将使其高昂的抗议得到具体表达。
如果您可考虑作为《世界》杂志的一位可能的合作者，我将非常感激。
如果您能就呼吁书一事赐我一信，我也将非常感谢。如有必要，我可将其全文或摘要发表。
谨致诚挚的崇高的敬意。
昂利·巴比塞
1927年2月10日
阿尔卑斯滨海省
特乌勒，米拉马，维吉利亚注199
亲爱的罗素：
汤姆·穆尼委员会想利用美国政府变更之际求得汤姆·穆尼事件的解决，关于这个问题还会有新的揭露。委员会已决定将我这里所附的一封信寄给罗斯福总统，这封信虽然是用正式的极尊敬的语言写的，不过态度很坚决，看来我们有可能使汤姆·穆尼和比林斯遭受可耻虐待一案得到一个终结了。
恳请您在致罗斯福的这封信上签名，并立即寄还我。
谨致友爱之情。
昂利·巴比塞
1932年12月12日
（瓦塞）桑利斯，奥蒙
西尔维
另寄上汤姆·穆尼委员会所编小册子一本。注200
亲爱的巴比塞：
我随时乐于去做在我看来可能有助于穆尼的任何事情，但是对您寄来的这封信稿，我却有点踌躇不定。
您当然会记得，在克伦斯基时代，俄国政府曾就此问题向威尔逊总统发出呼吁，因此他要许多著名的法律权威调查这个案件，而这些权威的报告是有利于穆尼的。然而，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却指责总统无权干涉州政府的审判工作。
我认为将此案诉诸当选而尚未就职的总统，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他会以缺乏合法的权力为借口加以推托。无论如何，在他就任总统（我想是在3月4日）之前呈上此信是不会有什么用处的。而且此时此刻美国的舆论不论对贵国还是我国毫无疑问都不会有特别友好的感情，我不知道在人们情绪冷静下来之前我们的干预是否有益。
您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32年12月16日
伦敦西南7区
皇门47号
此信表明我并不总是性急鲁莽的。
迈克尔·卡罗伊伯爵的来信
我亲爱的罗素：
感谢您写了一封非常漂亮的信为拉科西注201辩护。审判还在进行，但现在已判决有日了。如果他不被判死刑，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您的干预。不过在这个案子上他恐怕会被终身监禁。当然，即使这样，我们也要竭力营救他——也许我们能够从苏联政府方面拿出某种东西来作为交换条件将他释放。
上次见面时，您邀我去同您一起度过一个周末。如果不给您添麻烦的话，我想去拜望您，但不是这个星期天，而是对您方便的任何其他时间。
有很多事要同您面议——请赐告何时造访为好。
我的新址是伦敦中西1区吉尔福德70号白厅旅馆，我的电话号码是5512。
您的非常诚挚的
M.卡罗伊
《西班牙迷宫》及其他作品的作者杰拉尔德·布雷南的来信
亲爱的伯蒂：
我知道我非得说些蠢话才能引来你一封信。我这封信是在深夜写的。那会儿一个人的思绪和恐惧正使他陷入迷惘，而随后又为之懊悔。翌日我是在读一篇关于孟福尔注202出征的故事进行忏悔来度过的。
对革命者们的毁灭欲表示同情是很容易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困难在于承认他们似乎是在干什么好事。我的确不喜欢他们的是他们那些尚空谈的思想和他们那种不宽容的精神。共产主义的宗教观念是他们获得成功的原因（它使他们相信时间亦即上帝是站在他们一边的），这种宗教观念最后也许会引向一种穆罕默德式的兄弟会信念而停滞不前。我认为，基督教各民族之富有活力和斗志旺盛乃来自其关于罪的教义，尤其是原罪说，以及为了赎罪（或为了金钱）而必须进行的那种斗争。但是按奥古斯丁的摩尼教来说，我们本来应该是更驯顺而更少兴味的一群。我反对共产主义的宗教，因为我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只是一种行政管理上的事情。任何依附于它的宗教观念都会把人弄得元气丧失殆尽，当然，除非像罗马人对待奥古斯都崇拜或者像中国人对待儒教那样，把这些宗教观念看得很轻。但是那当然不可能是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既然一个人到头来总得接受或拒绝这些东西，那么当我看见共产主义正在取胜时，我将支持它——而且我将永远支持它反对法西斯主义。
此间每天都带来人民阵线解体的消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全都龃龉不和。混乱状态有增无已，而且我认为最有可能的结局是独裁专制。我倾向于认为对这个国家来说最好的情况是由左翼温和派（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的现政府）执政（比如说）10年。我明白，只有把目前无法灌溉的广大土地变成可灌溉的，才可能解决农业失业问题。已经开始建筑一些水坝，但是还需要建更多的水坝，而把它们建起来非有15年时间不可。政府的计划是控制投资并监督其用之于水坝，以新灌溉的土地为抵押来偿还贷方。
现在天气是美好的，生活每时每刻都是愉快的。除了健康和气候——那是大自然的健康——就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了。如果您在此间租一所房子并且带些书来，那该多好啊。如果在西班牙一切都是变化不定的，——那么欧洲其他地方又会怎样呢?
向你和彼得注203致以我们的爱。
你永远的朋友
杰拉尔德·布雷南
1935年6月1日
马拉加省丘里安纳
英国舆论似乎惊人地好战。我赞成解除制裁和缔结一个地中海公约，这对墨索里尼会是一种抑制。但是如果他侵占一个希腊岛屿，我们则必须准备作战。
在英国，总是低估了奥地利不走向纳粹的重要性。《泰晤士报》拒不注意中欧。英国人对柏林—维也纳—威尼斯之外的一切都傲然自负。我想你跟我的看法是一样的。
杰拉尔德·布雷南夫人的来信
我亲爱的伯蒂：
在那些实在可怕的日子里，我非常想念你——在那些日子你离你的孩子们越来越远，210把他们留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对于你一定是可怕的。这就是你在一场噩梦中才会梦到的那种事情，——但这却是你在其中仍然醒着的那些现代噩梦之一。
我与你共患难，我现在是而且将永远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有些时候他们似乎是“在没有和平之际高喊和平和平”。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呀。
我看到《权力：一个新的社会分析》一书极受好评，而且是最畅销的一本书。我非常高兴。我希望很快能读到它。
有一位从荷兰来的无政府主义者（AIT注204的书记）同我们在一起。他是一个很风趣而且极有才智的人，在西班牙与C.N.T.注205有密切交往。
他是您的一位热烈的崇拜者。他说他最近为一部百科全书写了一篇论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他在末尾所列参考书目包括了“罗素的全部作品”，因为，他说，虽然这些作品实际上并非无政府主义的，但是它们具有老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那种倾向”。
我很高兴——因为不论无政府党实际如何，我确信“那种倾向”是正确的。有一天我们到萨弗纳克森林去。秋天树叶开始飘落，但是天气仍明朗而和煦。我为你和彼得、约翰、凯特祝福。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再到那儿去。
我希望你和彼得在远离家园的这些日子里尽可能过得快活。
对你们致以我们的爱。
你的永远的朋友
甘默尔
1938年11月
马尔伯勒，奥尔德本
贝尔宫
我亲爱的伯蒂：
很高兴得到你的来信，而且我想你不久将回家来，我又会看到你了。
是的，我们一定要更时常见面。我们一定要到萨弗纳克森林去旅行野餐——在基德陵顿和奥尔德本之间找一个可爱的地方会合在一起。杰拉尔德和我到夏天将骑自行车，所以我们可在随便什么地方相会。
我深信美国现在是很难待的。我担心你和彼得在许多方面都会感到难以忍受——你们被领着到处游山玩水，尽管人家原属好意，但是最后会弄得你们精疲力竭，兴味索然。
朗曼·格林出版公司将在暮春时节出版我的书。我很高兴，因为我觉得它是一本有点用处的书。它是对内心斗争的一幅痛苦的描绘。我把它题名为《死亡的彼岸王国》，取自T.S.艾略特的诗句：“在死亡的彼岸王国中那也是这样的吗?”
杰拉尔德和我都以极大的兴趣和赞美之情读了《权力：一个新的社会分析》一书。它的影响很大，这不仅从各种评论可见，而且从下面这个事实也可得知，即我碰见的几乎每位才智之士都在某个方面恰好提到它。
我能理解你多么渴望回到英国。我非常高兴你很快将回家来。
对你全家致以深深的爱。
你的
甘默尔
1938—1939年冬
马尔伯勒，奥尔德本
贝尔宫
我很高兴得知我的名字的真正来源——但我不能确定对于它之接近骆驼一词注206我会有什么感觉。
伯纳德·贝伦森夫人的来信
我亲爱的伯蒂：
本周星期四或星期五，或下周某个时候，我可否驾车去探望你和你的妻子?
我病得很重，这场病的一个结果是使我明白了在我的生活中什么东西是珍贵的，而你就是最珍贵的事物之一。在没有再见到你并为许多事情向你致谢之前，我不想死。
深爱你的
玛丽·贝伦森
1936年7月28日
哈斯勒梅尔，弗赖迪山
穆德宅
致莱昂·菲茨帕特里克
亲爱的莱昂：
正当我们要到你那儿去的时候，我病了，患了肠机能紊乱，为时很短，但弄得我什么也干不了，令人大感沮丧。我们期望在1月底去看你。
既然艾丽丝注207要同你待在一起，你能否代我向她说几句友好的话。我现在之更急切希望你说几句话，是因为贝伦森夫人对艾丽丝说了许多苛刻的话，对此我都漠然听之，不置一词；而且我敢说她会跑出去说那些话是我说的。不想使她们彼此不和，所以你无须提到贝伦森夫人；但是如果艾丽丝以为我说了她的坏话或者以为我对她有恶感，我会感到难过的。
你的
B.R.
1936年12月21日
彼得斯菲尔德，哈廷
泰利格拉弗宅
莱昂·菲茨帕特里克的来信
亲爱的伯蒂：
好的。我将尽力照你说的去做。但是向艾丽丝讲到你可不是件容易事。她总喜欢以为自己对你什么都了解。说到底，她还是极其关注你，但是她表面上总是冷冰冰的，尽管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我希望她仍然多多关心你。人是奇怪的。如果没有一点幽默感，人会变得枯燥乏味，令人生厌。我觉得，能把自己看作一个有点滑稽的角色，乃是最高的美德。
我要问一下（?）［一个难读的词］艾丽丝和格雷斯·沃辛顿以及威尔斯在他们之后什么时候去——那恐怕将在2月份，除非我能在这些访问间隙来。但是我总得去睡觉了——唉，主啊，英国人是多么难以通融，而美国人（?）［一个难读的词］又是多么冷漠无情。此间的这些人都是苏格兰人和乌尔斯特注208人。他们是远更灵活型的人种。
我模糊地觉得你的哲学著作中有一个不小的缺点。我的确希望你在去世以前能把它去掉——我认为那是重要的!——那毕竟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不要让自己的作品成为粗制滥造的东西。比尔·亚当斯（此间学院院长之子）曾在一个地方听过你讲物理学，他说你的头脑是英国最清晰的——（在人们的头脑几乎全都昏昏然而竟以此为荣的一个国度里，这难道是一个极大的赞美吗?）
问候罗素夫人——祝她安好——随后再给她信——
莱昂
1936年12月28日
牛津，万灵学院
院长寓所
上信作者莱昂·菲茨帕特里克是艾丽丝的密友，后来也是我的好友。因为她有一头黑黑的长发，所以得了一个绰号，人称“狮子”注209。她的父亲是贝尔法斯特的一位商人，嗜酒，破产后死掉了。她身无分文来到英格兰，受雇于亨利·萨默塞特夫人，在萨莫斯堂（圣潘克拉斯）从事慈善工作。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1894年6月10日，当时我陪艾丽丝去参加一次斋戒祈祷仪式。我们对向在深海作业的渔民传道一事发生争论，我对此事做了贬斥的评论。之后不久，她代表圣潘克拉斯教区（相当于现在的市镇参议会）追随萧伯纳。她住在贫民窟的一个楼梯间里，当我处理我在剑桥的家具时，有些东西我送给了她。
那时，经过艾丽丝的介绍，她认识了一个名叫博比·菲利莫尔的青年，他曾向艾丽丝求爱，但被拒绝了。他在克赖斯特切奇市，是菲利莫尔勋爵的儿子，菲利莫尔勋爵是自由党的上议院司法议员，也是格拉斯通先生的亲密朋友。我想博比是受了洛根的影响，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和诗人。他是萧伯纳的《康蒂妲》中那个诗人的原型。他决心要娶莱昂，不过他没有重犯他在追求艾丽丝时所犯的鲁莽急躁的毛病。于是他首先使自己被选为圣潘克拉斯的教区代表，并小心翼翼地准备接近莱昂。艾丽丝和我结婚后不久，当我们住在柏林时，我收到莱昂的一封信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她该不该接受他。我立即作复，列举12条理由反对。但是从邮局回来我却又收到她的来信，说她答应他了。
第二年春天，我和艾丽丝跟她的姐姐一起住在费索尔的时候，莱昂和博比在北非度完蜜月归来途中曾来看望我们。这时我才第一次明白了她何以接受了他。原来她坚决拒绝他之后，他犯了心脏病，一些名医认为如果她坚持拒绝他，他会死掉的。他父亲向她恳求，也是徒然。最后，由于菲利莫尔勋爵的至为感人的请求，格拉斯通先生虽已80高龄，而且双目几近失明，竟亲自爬上她的贫民窟楼梯间，苦苦劝她不要扮演芭芭拉·艾伦的角色。她实在受不了这个，于是接受了她的那位害相思病的追求者。
到此为止，一切都还不错——一个愉快的科菲图阿国王的故事注210。但是度过蜜月之后，她在费索尔却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艾丽丝和我立即注意到，她已变得极其愤世嫉俗，而且她的谈话也非常之低级庸俗。于是我们自然逼问她究竟是什么原因产生了这样的变化。她告诉我们，她和博比一结了婚，他就对她说他欺骗了那些医生，他根本没有什么心脏病注211，而且还说他虽然决定要娶她，但是他并不爱她，而且永远不爱她。我相信他们这场婚姻是很不圆满的。
博比的父亲拥有拉德莱特庄园，那在当时是一处风景如画的村庄；他在拉德莱特和埃尔斯特里之间还有一座颇为华丽的乡村住宅。他把这所住宅给了博比，由博比随意经营。这位诗人兼社会主义者乐得退居幕后，由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为之代理，此人着手发展拉德莱特，盖了一大批廉价、低劣、肮脏的郊区住宅，因而发了大财。几年以后，他真的病了。他的妻子诚心诚意地侍候了他大约3年光景，把他送了终。他死后，她对我说她愿嫁给任何一个会经常生病的人，因为她已变得如此习惯于看护病人，如果没有病人要她照料，她简直不知道如何打发她的日子。
不过，她并没有再结婚。她匿名发表了一部作品，相当成功，署名“一个无名的信徒”。她曾与马辛汉有过一段不成功的情缘。她对灵学研究极有兴趣。作为一个富孀，她把很大一部分收入资助了工党。在她的晚年我没有再见到她，因为她要求人家认真地对待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的东西，如情感的宗教性，超常的视力，爱尔兰人的高超的洞见，等等。但是因为这些而未能与她见面，我感到后悔，并曾试图去看望她，既不和她争论也不无诚心。
致W.V.蒯因
亲爱的蒯因博士：
收到你的书［《逻辑斯蒂系统》］时正值我因过度劳累不得不休一长假之际，因此我只是现在才刚刚读完它。
我认为你做了一件极好的工作；很久以来我没有像读你的书这样感到极大的精神愉悦了。
我想到两个问题，望暇时给以回答。我把它们另纸写出。
在读你的书时，我突然想起，在我的工作中，我总是受到一些无关紧要的哲学上的考虑的影响。例如，摹状词理论。我感兴趣的是“司各脱是《韦伏里》的作者”，而不仅仅是PM注212中的摹状函项。如果你查阅一下迈农的作品，你就会看到我想要避免的那类谬误；对本体论证明也可以这样说。
再说记法（主要是怀特海的）：我们在第三和第四部分必须提出一些关联词。对于我们R｜S来说，你的αβ不适用于3个或3个以上的关系，也不适用于我们需要的各种形式（诸如R｜｜S的形式）。
至于你是否真的如你所想的那样完全避免了可还原性公理引起的困难，我感到担心——虽然我还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我的疑虑。我想看一看用你的方法如何直接明白地处理归纳和戴德金的连续性。
对于类在你的系统中的地位，我有点困惑。它们是作为初始观念出现的，但是α与（ϕx）的联系似乎有点含糊不清。你是否认为，如果α=（ϕx），则命题αx就等同于ϕx呢?如果你要说一切命题都是序列，你就一定这样认为。然而，“我给了我的儿子6便士”与“我的儿子是我给其6便士的人之一”似显然不是相同的。
又，你是否认为一个无穷类可不用一个界定函项加以定义?有必要将无穷类包括进来是我强调函项之与PM中的类相对立的理由之一。
希望你对这些问题有很好的回答。
无论如何，我对你所做的工作极为赞赏，你的工作对使我经常感到不安的许多问题做了改进。
你的非常真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35年6月6日
彼得斯菲尔德，哈廷
泰利格拉弗宅
致G.E.穆尔
我非常渴望回到纯哲学的工作，尤其想对我在《经验论的限度》一文中的一些观点做进一步的发挥，并且研究一下语言与事实的关系，我觉得卡尔纳普对这种关系的看法是很不恰当的。但是我现在的处境不好，按照法律我每年必须付给别人800到900英镑，而每年只有300英镑的额外收入。因此，除非能找到某个大学的职务，我是无法搞哲学工作的。不知剑桥有无可能?如有可能，我当非常高兴，因为我想回来搞哲学的愿望非常强烈。
你的
伯特兰·罗素
1937年2月8日
彼得斯菲尔德，哈廷
泰利格拉弗宅亲爱的穆尔：
谢谢你的来信，它表明情况正如我料想的那样。我想，此刻也许不值得进行此事，因为成功的机会看来很小，况且他处或有别的可能。非常感谢你乐于为我做推荐，如果在其他方面谋事亦无成，我会再写信给你的。眼下我想最好不要做什么。
莱弗修姆研究基金会是6月份结束的；在那之前我本来不知道。无论如何，它们仅持续了两年。
你的
伯特兰·罗素
1937年2月18日
彼得斯菲尔德，哈廷
泰利格拉弗宅
德斯蒙德·麦卡锡的来信
亲爱的伯蒂：
你认为我的评论很可能激起公众的兴趣，这就使我安心了，因为那就是我尽力想做的事情。我并没有把它写好，因为写得太匆忙，无暇做仔细的修改润色，不过我认为它会使人们相信，《安伯利文集》是非常有趣的。我去参加三一学院院庆了，星期天晚上在大餐厅参加宴会。我发现我那篇评论在那里已起了作用。
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让G.M.扬格在《观察家》上写了一篇评论此书的文章。他想在S.T.注213上写一篇书评，我赶紧把书从他手里抢过来，要他把评论送给加文。
我想你不会期望此书畅销，但是我认为它会有相当可观的销量，而且会继续卖下去。
得悉你已卖掉了泰利格拉弗宅，我很关切，并愿闻其详。我担心卖价不是很好，否则你本会以更兴奋的心情写信给我的。这次卖房子并不意味着你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已经过去，是吗?你记得叔本华因为把一个妇人推下楼梯而不得不付给她终身养老金，给自己造成了多大的麻烦吗?而且叔本华只有一条他喂养的卷毛狗（名叫布茨），而你从未把一个女人推下楼梯。你记得叔本华在许多年后在日记中得意洋洋地写下的那句话吗：Obit anus,abit onus注214?我希望很快能收到你两张明信片，把这句话写在上面。
极端重要的是，你要有暇把你的书写出来，阐明语法和哲学的关系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你真的能够每年靠500英镑勉强维持到你写那些明信片之前吗?赞赏你的人们会提出这个疑问，你是否反对接受赞助?如果我像你一样有望写出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我就不会拒绝赞助。
岁月易逝，来日无多。我不是说我们俩谁一定快要死了，但是死确是慢慢临近了；注意力日渐衰退和松懈，在死亡趋近时，这种能力使人觉得就好似那将死者的智慧。
不久前我见到萧伯纳，他谈到他最近的作品，这些作品显示了他全部的惊人的才能——只是缺少吸引力。我曾经情不自禁想说（不过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和善的）“难道你不担心泄露那个绝大的秘密——对此你不再介意吗?”我是由于看到正在威胁我的东西而猜到那个秘密的性质的。但是对于你和我，它仍然只是一个威胁——特别是你仍然要当心，因为你的感觉能力总是比我强的。况且，岁月易逝。我们（我所谓我们亦指我们谁都不认识的人们）是你应当加以哲学思考的一切，你要在你的写作能力开始不知不觉地被吞进老年这个人生大患的囚笼之前把你的书写出来。
我和穆尔待在一起，我们很快活——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们这些白胡子老头们在玩。他让我读了韦斯顿注215论定义的一篇文章，但是我读后不得要领。那是一篇维特根斯坦观点的文章。我想谈谈我自己，也让穆尔谈谈他自己，但是我们并不十分关心把离开记忆的快乐崖岸时的那种不快之感忘却。但是无论如何下一次我还要这样做（我说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下次到伦敦时请给我个信，并来便餐，早餐、午餐、晚餐，随时皆可。你可下榻敝处，德莫特是一位船上的医生，他的房间空着。5月份我把莱斯利·斯蒂芬讲座的课讲完以后会去拜访你。代我向“彼得”表示深挚的最好的祝愿，愿她的分娩幸福快乐。
你的永远的朋友
德斯蒙德
1937年3月16日
伦敦西南3区
惠灵顿广场2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