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9月，我从中国归来，我的生活随之进入了一个较少戏剧性的时期，有了一个新的情感中心。从青少年时期到完成《数学原理》，我专心致志从事的基本工作一直是理智方面的。我想要理解而且使他人也能理解；我也希望树立一座可使我为人们所铭记的纪念碑，而我因此可以觉得自己没有白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我从中国归来，社会问题占据了我的情感的中心：战争和苏俄一样给我一种悲剧的感觉，我希望人类能学会以某种较少痛苦的方式生活。我力图发现人类智慧的某种秘密，并令人信服地公之于世，以赢得人们的倾听和赞同。但是这种热情渐渐冷下来了，这种希望越来越渺茫了；关于人应该如何生活，我的观点没有改变，但是我已不再以巨大的倡导的热情和出征必胜的期望来坚持这些看法了。
1894年夏的一天我在听取了医生诊断之后同艾丽丝到里士满草地散步，从那时以来我一直努力压抑自己想要孩子的愿望。然而，这种愿望却越来越强烈，直至变得几乎难以容受了。1921年11月，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我才有一种被压抑的情感得到大解放之感，在之后的十年中我主要的目标就是做好父亲。就我的体验来说，父子亲情是很复杂的。首先，它包含一种纯然动物的爱感，和在看着雏仔那可爱的情态时感到的快乐。其次，有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感，这为连怀疑论都难以置疑的那些日常活动规定了一个目的。再次，这里还有一种自私的成分，那是很危险的，即希望自己的孩子们在他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在他因死亡或衰老不复能奋力而为时他们会继续他的工作，而且无论如何希望他们能让他臻于生物学上长生不死之境，使自己的生命成为整个宇宙之流的一部分，而不是绝不注入未来的一滩死水。这一切都是我亲身体验了的，而且有好几年使我的生活充满了幸福与安静。
第一件事是要找个地方住。我打算租一层公寓房子，但是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道德上，我都是不受欢迎的人，所以房东们都不肯收我这个房客。于是我在切尔西买了一所终身保有而可自由处置的房子（西德尼街31号），我的两个大孩子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不过对孩子们来说，常年住在伦敦似乎并不好，因此1922年春我又在康沃尔郡波特库诺（距地端岬约4英里）买了一所房子。之后直到1927年，我们每年差不多各有半年的时间分住在伦敦和康沃尔两处。1927年以后，我们就没有住在伦敦，也很少到康沃尔了。
在我的记忆中，康沃尔海滨之美与守望着两个健康快活的孩子时的那种狂喜的心情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而孩子们正在体会着大海、岩石、太阳和暴风雨的欢乐。我跟他们在一起度过的时间远超过大多数父亲可能花费的时间。每年在康沃尔度过的半年时光，我们有固定而悠闲的生活常规。早上，妻子和我工作时，孩子由一个保姆看护，后来由一个家庭女教师照管。午饭后，我们都到离我们住宅信步可及的一处海滩上去。孩子们赤着身子玩耍，兴致勃勃地或游泳，或爬攀，或堆起一些沙堡，我们当然也参加这些活动。我们回到家已非常饿了，大吃一顿晚茶点；然后孩子们被安顿去睡，大人们则去忙他们自己的工作。在我的记忆中（那当然是靠不住的），4月以后天气总是晴朗和煦的。但4月里春风料峭犹寒。记得4月的一天，凯特当时是两岁三个半月，我听见她在自言自语，并把她说的话写了下来：
北风吹过北极。
雏菊花落在草地上。
风吹落风铃草
北风吹向在南边的风。
她不知道有人在听她说话，她当然也不知道“北极”是什么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然会对教育发生兴趣。我在《社会改造原理》中对教育问题已略有论及，但现在这个问题则占据了我很大一部分思考。我写了一本书，题为《论教育，尤其是幼儿教育》，1926年出版，获得畅销。现在看来，就其心理学而言，此书是有点过分乐观主义的，至于它的价值，我觉得没有什么要否弃的，虽然我现在认为，我所提出的对很小的孩子进行教育的那些方法是过于严格了。
切勿以为从1921年秋到1927年秋这6年的时光整个是一首很长的夏日田园诗。身为人父就不得不去设法挣钱。购置两处住宅差不多已耗尽了我尚有的全部存款。我从中国归来时，还没有显然可行的挣钱之道，开头我很有些忧虑。无论什么零敲碎打为报刊杂志撰稿的营生我都接受，当我的儿子约翰出生时，我写了一篇文章，讲中国人放烟火的娱乐，尽管在当时情况下专心去谈这么一个疏远的题目是很不容易的。1922年我出版了一本讲中国的书，1923年与我的妻子多拉合著一本书《工业文明的前景》，但是这两本书都没有得到很多钱。《原子A.B.C.》（1923）和《相对论A.B.C.》（1925）这两本小书和另外两本小书《伊卡罗斯注151或科学的未来》（1924）和《我相信什么》（1925）的销路则好些。1924年我赴美旅行演讲，挣了一大笔钱。但是直至1926年发表论教育一书之前我始终是相当拮据的。在那之后，到1933年，特别是发表了《婚姻与道德》（1929）和《赢得幸福》（1930），我在经济上才变得富足了。我在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是通俗性的，而且是为了挣钱才写的，不过我也写了几本比较专门的著作。1925年《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出了一个新版，我做了许多补充；1927年我出版了《物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心的分析》的姊妹篇，后者是我在狱中着手写而于1921年出版的。1922和1923年我也在国会中担任切尔西选区的候选人，多拉则在1924年为候选人。
1927年，多拉和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对此我们要共同负责），要建立一所属于我们自己的学校，以使我们的孩子能受到我们认为最好的教育。我们认为（也许是错的），孩子们需要有一群其他的孩子做伴，因此再也不应该满足于离开别的孩子来孤立地培养自己的孩子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有任何现成的学校在我们看来是差强人意的。我们需要把如下两个方面异乎寻常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讨厌假道学和宗教说教，讨厌传统学校中视若当然的对自由的众多限制；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赞同大多数“现代”教育家们的意见，认为学院式的教育是不重要的，或者宣扬完全废除纪律。因此，我们努力招收了20名左右与约翰和凯特年龄相仿的孩子，意在整个在学期间照管培育这同一些孩子。
为了办学校，我租用了我哥哥的房子，即泰利格拉弗宅，地处南部丘陵，介乎奇切斯特与彼得斯菲尔德之间。其所以得有此名注152，乃因乔治三世时代此宅系一信号站，是一连串这样的信号站之一，朴茨茅斯和伦敦之间的电报即通过这些信号站传发。特拉法加尔的消息大概就是由此传到伦敦的。
这座房子原来很小，但我哥哥逐步将它增建了。他对这个地方情有独钟，在他名之曰《我的生活和冒险》的自传中对它做了详细的描写。房子很难看而且有点怪里怪气的，但是所处位置极佳。东、西、南三面视野辽阔，满眼风光；从一个方向上，你可以穿越萨塞克斯旷野而望见利斯山丘，从另一个方向上，则可以望见怀特岛和开进南安普敦的班轮。这里有一座塔楼，四面都是大窗子。我把它辟为书房，我从未见过比这景致更美的书房。
与这所住宅相映成趣的是230英亩荒凉的丘陵，那儿有些地方长着石南类和蕨类野生植物，但大部分地带是原始森林——高大华美的山毛榉和日久年深、形态特异的紫杉。森林里到处是各种各样野生的生物，包括鹿在内。距离最近的房屋是大约一英里外的几处分散的农场。往东去50英里，你可以沿着人行小径穿过那没有遮拦的光秃秃的丘陵地。
我哥哥喜欢这个地方是不奇怪的。但是他考虑不周，花掉了他的每个铜板。我付给他以比他从任何别人可能得到的高得多的租金，而他迫于穷苦不得不接受我提出的这个租价。但是他不情愿出租的，从那以后他一直都抱怨我占用了他的这块乐园。
然而，这所住宅对于他一定也会唤起一些很不愉快的联想。最初他购置这处房产，是为了把它作为能够与莫里斯小姐快活往来的一个不惹人注意的隐居所，他在好些年里希望娶她，如果他能够摆脱掉他的第一个妻子的话。但是，他对莫里斯小姐的情爱又被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个妻子的莫利夺走了，就是因为莫利这个女人，他被他的上议院议员同僚们控以重婚罪而饱尝牢狱之苦。由于莫利，他与第一个妻子离了婚。他跑到里诺注153去办了离婚，随即又在里诺与莫利结婚。他回到英国，才知道英国法律认为他娶莫利犯了重婚罪，因为英国法律虽然承认在里诺结婚是有效的，但不承认在里诺办离婚的有效性。他的第二个妻子很胖，常穿绿色的灯芯绒灯笼裤；在泰利格拉弗宅，当她弯下身子侍弄花坛时，望着她那背影，你会觉得奇怪，我哥哥竟会认为值得为她吃那许多苦头。
像莫里斯一样，莫利和我哥哥在一起的日子也结束了，他又爱上了伊丽莎白。他想跟莫利离婚，莫利要求每年付她400英镑的生活费作为代价；在他死后，这笔钱就必须由我来付了。她大约在90岁上才去世。
接着，伊丽莎白也离他而去，而且写了一本不可容忍地刻毒诋毁他的小说，名曰《维拉》。在小说里，维拉已死；她曾经是他的妻子，据说他由于失去她而悲恸欲绝。她是从泰利格拉弗宅塔楼的窗子上掉下来摔死的。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读者渐渐地明白了，她的死原非偶然，而是由我哥哥的残酷无情造成的自杀。这件事使得我对孩子们谆谆告诫：“切勿跟一个小说家结婚。”
在这所能唤起我们很多回忆的房子里，我们建立了学校。在学校管理方面，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这是我们本来应该预料到的。首先是资金问题。我们一定会遭到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一点已变得很明显了。要避免这个结果，我们只能扩大学校和降低伙食，但是除非改变学校的性质从而向那些遵从习俗的父母们求援，我们是不可能把学校扩大的。幸而这时我从出书和赴美旅行讲学挣了很多钱。我总共做过四次旅行讲学——1924年（前已提到），1927年，1929年和1931年。1927年那一次是在学校的第一个学期，所以在学校初建时我没有起什么作用。第二个学期，多拉赴美旅行讲学。因此，在头两个学期中间，我们一直只有一人负责管理学校。当我不在美国时，我又必须写书去挣必需的钱。因此我根本不可能把全部时间都用于办学。
第二个困难是：尽管我们经常非常仔细地把我们的教育原理解释给全体教员听，但是他们有些人却不能按这些原理去做，除非我们有一人在场。
第三个困难，也许是最严重的困难，是我们招收了过多的难以管教的儿童。对这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本应特别注意，但是在学校肇造伊始，我们却乐于接受几乎任何儿童。最愿意尝试一下我们的新教育方法的正是其儿女难以管教的那些家长。一般地说，管教之难都是父母之过，他们不明智的做法造成的不良后果，每值假日就会重新冒将出来。不管是什么原因，许多孩子是残忍而好破坏的。让孩子们毫无管束地任性而为，就是建立一种恐怖的统治，在这种统治下，强者使弱者惊骇战栗，陷入悲惨可怜的境地。一所学校像一个世界，只有政府治理才能阻止野蛮的暴力。于是当孩子们在课下时，我发现自己不得不接连不断地加以监督，以制止他们残酷伤人的行为。我们把他们分成三组：大班、中班和小班。中班有一个孩子老是虐待小班的孩子，因此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回答是：“大班的打我，所以我就打小班的；这是公平的。”他确实认为那是公平的。
有时候，他们的确暴露出一些恶意的动机。学生中有兄妹俩，他们有一个极爱感情用事的母亲，她教导他们彼此要表示有一种特别的深情厚爱。有一天，主管午餐的老师发现已经煮好就要舀出的汤里有一小节别针。经过查问，原来是那个据说对人特有感情的妹妹放在汤里的。我们问她：“你不知道如果你把它吞下去可能扎死你吗?”她回答说：“哦，我知道，但是我不喝汤。”进一步查询完全弄清楚了，她本来是想害她哥哥的。又有一次，人家给一个孩子一对寻常少见的兔子，另外两个孩子企图把它们烧死，结果他们酿成了一场大火，把几亩地都烧黑了，要不是风向改变，可能这所住宅就付之一炬了。
对我们个人和我们的两个孩子来说，还有一些特别烦恼之处。别的男孩子自然会认为，我们的儿子是受到过分偏爱的，然而我们为了对他或他的妹妹无所偏爱，除了假日之外，我们不得不与他们保持一个违反常情的距离。反过来，他们又忍受亲情被分隔之苦。他们要么不得不悄悄地溜走，要么必须在父母面前装作没有亲子关系的样子。在我们同约翰和凯特的关系中曾经有过的那种完满的幸福就这样被破坏了，彼此之间变得尴尬而局促不安。我认为，只要父母和孩子在同一个学校里，就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形。
反省一下，我觉得在我们办学的原理中有些东西是错误的。年幼的孩子们在一个群体里如无一定的秩序和守则加以约束，他们是不可能快乐幸福的。放任他们自己嬉戏玩乐，他们会厌烦，转而去闹恶作剧或搞破坏。在他们自由活动的时间，永远要有一个成年人给他们提示某种使他们喜欢的游戏或娱乐活动，并且激起他们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而这是很难期望幼儿们会具有的。
另一件做错的事是夸口说我们的学校有比事实存在的更大的自由。在涉及健康和清洁卫生的地方是很少有自由可谈的。孩子们必须洗澡，必须刷牙，必须准时就寝。诚然，我们从未宣称在这些问题上应当有自由，但是那些愚蠢的人们，特别是一味追求轰动效应的记者们，竟说或者相信我们鼓吹完全取消一切限制和强制。大些的孩子，当你告诉他要刷牙时，有时他会嘲笑地说：“还把这叫作自由学校呢!”有些孩子听到他们的父母谈论在这个学校里可望得到的自由，就想试验一下，看看他们可以淘气到什么地步而不被制止。我们既然只能禁止一些明显有害的事情，对孩子们搞的这类试验倒往往感到很难应付。
1929年，我出版了《婚姻与道德》，这本书是我患百日咳病愈后口述而成的。（由于年龄的缘故注154，一直到已传染给学校里大部分的孩子，我的病才得到确诊。）1940年我在纽约遭人攻击，主要是这本书为他们提供了材料。在此书中，我发挥了一个观点，在大多数的婚姻中，不能期望有完全的忠实，但是不论双方各有什么风流韵事，夫妻仍然应当是好朋友。不过，我并不认为，即使一个妻子生了一个或几个孩子，而丈夫非其生父，继续维持这种婚姻还是有好处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离婚是可取的。我不知道我现在对婚姻问题有什么想法。每一种有关婚姻的一般理论似乎都会受到无法克服的诘难。也许容易离婚的制度比任何其他制度更少引起不幸，但是我再也不会对婚姻问题抱一种独断的态度了。
次年，即1930年，我出版了《赢得幸福》一书，此书是给人们一种常识性的忠告：一个个人能够做些什么（不同于通过改变社会的经济的制度所能做的事情）来克服不幸的气质方面的原因。此书得到三个不同层次的读者的不同的评价。那些单纯朴实的读者（我的书就是为他们而写的）很喜欢这本书，结果使它大为畅销。反之，自命高雅之士则认为它是一本不值一顾的粗制滥造的作品，一本逃避现实的书，为下面这个逃避现实的借口张目，即认为在政治之外也有有用的事情须做须说。但是在另外一个层次的读者，即专业的精神病学家那里，此书却赢得很高的赞誉。我不知道哪种评价是正确的；我所知道的只是：此书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写的，那时我很需要自我克制，很需要总结我从痛苦经历中学来的东西，如果我要保住某种持久不愉的幸福的话。
此后几年是我极不愉快的一个时期，我在那时写的一些东西，比我现在以苍白的回忆所写的任何东西，都更能精确地描画出我的心境。
那时我通常每周为赫斯特报业写一篇文章。1931年的圣诞节，我是在大西洋上度过的，当时我正在从美国讲完学归国途中。于是我就选了“海上度圣诞”作为那一周的文章的题目。下面就是我写的那篇文章：
海上度圣诞
这是我平生第二次在大西洋上过圣诞节。第一次这样的经历是35年前的事了，将我今日之所感与记忆中昔日的感觉相对照，我深深地意识到老冉冉其将至矣。
35年前，我刚结婚不久，还没有生儿育女，非常快活，初尝成功的喜悦。在我看来，家庭是一种限制自由的外在力量：对我来说，世界是个人冒险的世界。我要思考我自己的思想，寻找我自己的朋友，选择我自己的家，我不顾传统，不敬尊长，除了我自己的趣味爱好，我不注重任何东西。我觉得自己非常坚强，可以独立不依，无须他人扶持。
现在我已认识到我那时还不懂得的东西，即这种人生态度有赖于一种过度充沛的生命力。我那时觉得在海上过圣诞节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乐趣，而且很欣赏船员们把它布置得具有浓郁的节日气氛。船剧烈地波动起伏，随着每一起伏，船舱床位下的全部行李箱笼从所有船舱这头到那头一齐上下颠动，轰隆作响，声如巨雷。声响越大，越是令我开心大笑：一切都饶有兴味。
人们说，时间使人变得老练成熟。我不相信这个说法。时间使人变得畏惧，畏惧使人调和随顺，而既已调和随顺，他就要极力表现得令人觉得很老成的样子。伴随着畏惧而来的是对于情爱、对于某种人情温暖的需要，以远离这个冰冷宇宙的寒气。我说的畏惧，不是仅指或主要指个人的畏惧，对于死亡或衰老或贫困或任何诸如此类纯属尘世的不幸的畏惧。我想的是一种更其玄学的畏惧。我想的是通过人生遭受的主要祸害的经验而进入灵魂的畏惧：朋友的背信弃义，我们所爱的人的死亡，对潜藏于普通人性中的冷酷之发现。
自从上次在大西洋上度圣诞以来的35年间，对这些主要祸害的经验改变了我对人生的不自觉的态度的性质。独立不依的精神作为一种道德的追求还是可能的，但是作为一种冒险经历则不再具有兴味了。我需要有我的孩子们做伴，需要家庭生活的温暖，需要历史连续性和一个伟大民族的全体成员的支持。这些都是非常普通的人类的欢乐，大多数中年人在圣诞节所享受的欢乐，就这些欢乐而言，没有任何东西把哲学家和其他人区别开来；反之，它们的极其普通的性质使它们能更有效地减轻人的阴郁的孤独感。
因而一度是一种快意的奇遇的海上圣诞节已经变成了一种痛苦的经历。它似乎象征着那个决心独立不依、坚持己见而不人云亦云的人的孑然孤立。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忧郁的心情。
但是从另一方面，也有某种东西值得一说。家庭的欢乐，像一切温柔和洽的欢乐一样，会慢慢销蚀人的意志，毁掉人的勇气。传统圣诞节的那种家庭的温暖气氛是美好的，但是那南风、那从海上冉冉升起的朝阳，和那水天一色的地平线，也是美好的。这些事物之美并不因人的愚蠢和邪恶而减损，而且始终不渝地赋予中年人特有的犹豫不定的理想主义以力量。
1931年12月25日
正如当一个人想漠视不幸的深刻原因时自然会做的那样，我也为忧郁的心情找到了一些非个人的客观原因!我在本世纪初年曾饱尝个人的悲苦，但是那时我有一种多少有点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它使我能够看到超乎人类的宇宙之美。当人的世界似乎缺乏慰藉时，数学和群星安慰了我。但是我在哲学上的变化已剥夺了我这样的慰藉。唯我论使我感到压抑，尤其是在研究了像爱丁顿那样的对物理学的解释之后。我们以往认为是自然规律的东西看来只是一些语言的约定，而物理学实际上无涉于一个外间的世界。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对此很相信，而是说它变成了一个萦绕我心头的梦魇，愈来愈甚地侵扰着我的想象。一个浓雾之夜，在所有其他人都已入睡后，我坐在泰利格拉弗宅的塔楼上，在一种悲观主义的沉思中表述了这种心情：
现代物理学
午夜，我独自在塔楼上，回忆着白日所见的森林和草原，大海与苍穹。此刻，当我透过南北东西四面窗子注视时，我看到的只是那反映在或隐匿在大雾弥漫的可怕昏暗中的我自己。这有什么关系呢?明朝旭日东升又会还我以外间世界的美，就如我从睡梦中醒来一样。
但是降临于我的精神的黑夜则没有那么短促，而且入睡之后就没有醒来的希望。以前，在我看来，人生的残酷、卑鄙、黯然愁苦的情绪，有如乐曲中某种不和谐的杂音，放进光辉灿烂的星空和壮阔行进的地质年代来看，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宇宙必将归于普遍的死寂，那会怎样呢?它还是那么平静自然，宏伟壮丽。但是现在这一切已凝缩成我自己反映在灵魂之窗上的影像，透过这些灵魂之窗，我向外凝视着虚无的黑夜。星云的旋转，星辰的生灭，都不过是把我自己的感觉，也许还有其他并不比我好多少的人的感觉，联系一起的一种寻常工作中的方便的虚构。从来没有一种地牢像现代的影子物理学囚禁我们的地牢那样构造得如此黑暗和狭窄，因为每一个囚犯都相信在牢墙之外有一个自由的世界，然而现在这座监狱却成了至大无外的整个宇宙。外面是黑暗，当我死去时，内心也将是黑暗。无论何处都没有光辉，没有广大无垠的空间；有的只是转瞬即逝的平凡琐事，随后即一切皆无。
为什么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为什么还有死呢?
1931年5月和6月，我向我那时的秘书佩格·亚当斯（他此前曾做过一个印度王公及其夫人的秘书）口述了一份简短的自传，那构成了我在本书中写到1921年的自传的基础。在这篇传略的末尾有一个跋，可以看到，我在那里并不承认有私人的不幸，而只承认有政治的和形而上学的理想的破灭。我把它附在下面，不是因为它表达了我现在的看法，而是因为它能使人们看到，我在适应一个变动着的世界和一种清醒的哲学上所经受的巨大的困难。
跋
自从访华归来，我个人的生活一直是快乐和平静的。至少我从我的孩子们那里得到了我曾预期的那么多发乎天性的赏心乐事，而且主要是因为他们而调节了我的生活。但是，我的个人生活虽然使我感到满足，我的非关个人情感的观点却变得愈来愈阴郁，我觉得愈来愈难以相信，我先前抱有的那些希望会在任何可预见的将来得到实现。由于关心我的儿女的教育和为他们挣些钱，我曾努力从我的思想中把那些袭我心田的非关个人的失望之情排斥出去。从青年时期以来，我一直相信有两个东西是重要的：仁爱和清晰的思维。起初，这二者多少还是有别的；当我感到胜利的喜悦时，我最信赖清晰的思维，而处于相反的心情时，则最信赖仁爱。逐渐地，这二者在我的情感上就愈来愈融合在一起了。我发现，很多模糊不清的思想乃是残酷无情的一个借口，很多残酷行为乃是由迷信的信仰所引起的。战争让我清清楚楚地认识到人性的残酷，但是我希望战争过去以后会有一个对残酷人性的反动。俄国使我感到，不能希望从对现存政府的反叛中促进世界的仁爱，也许对儿童是例外。传统教育方法中包含的对待儿童的残酷行为是惊人的，而且对于提出较温和的教育制度的人的那种极端的憎恶也使我大吃一惊。
作为一个爱国者，英国的衰落使我沮丧，它的衰落目前还只是局部的，但不久恐将陷入远更全面的衰落。英国以往400年的历史就在我的血脉中，我本来希望把过去备受尊重的公益精神的传统传给我的儿子。在我能预见的未来世界中，这个传统将不复有其存在的余地，他若能苟全性命于世，就是他的造化了。一种大难临头、在劫难逃之感，使得在英国才有其用武之地的一切活动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如果在整个世界上文明还能残存下去，我预见那将是美国或者俄国称霸世界，而无论霸权谁属，都会建立这样一种制度的统治，在这种制度下，一种严密牢固的组织使个人完全隶属于国家，以致再也不可能产生卓尔不群的杰出个人了。
哲学的情况如何呢?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都付之于数学原理的研究，希望找到某种确实无疑的知识。尽管写出了三大卷的著作注155，但是整个这种努力在我的内心里却是以怀疑和困惑而告终的。至于形而上学，当我受穆尔的影响，最初抛弃德国唯心主义的信仰时，我体验到相信可感世界的实在性的快乐。主要由于物理学的影响，这种快乐却一点一点地逐渐消失了，我被推向了一种与贝克莱哲学并无二致的立场，不过没有他的上帝和他那英国国教会的安然自得的情绪。
当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我觉得那是致力于不可能达到的理想的徒劳无益的一生。在战后的世界中，我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达到的理想来取代我已感到不可能达到的理想。就我所关注的事物而言，世界在我看来正迈入一个黑暗的时期。当罗马灭亡时，圣奥古斯丁（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布尔什维克）还能以一个新的希望来安慰自己，而我对自己时代的看法则与之不同，更类似于查士丁尼时代注156那些不幸的异教徒哲学家们的观点，吉本注157描写他们在波斯寻求避难，但是他们在那里所看到的一切使他们如此厌恶，所以他们又返回雅典，尽管这里的基督教徒出于宗教偏见又禁止他们从事教学。就连他们在某个方面也比我更为幸运，因为他们毕竟有一种坚持不渝的理智的信念。对于柏拉图之伟大，他们决无怀疑。至于我，则在最现代的思想中发现有一种销毁伟大思想体系（甚至是晚近的体系）的腐蚀剂，而且我不相信，今天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所做的建设性努力有任何东西能对付得了对他们的毁灭性批判所具有的效力。
由于习惯的力量，我还继续从事我的种种活动，而且有他人相伴，我就忘却了潜伏在我的日常事务和欢乐之下的那种绝望感。但是当我孤独自处和闲来无事时，我就无法对自己掩盖这个事实：我的生活已没有任何目的，我不知道有任何新的目的，可为之献出我的余生。我发现自己陷入了孤独的迷茫大雾中，这既是情感的迷雾，也是形而上学的迷雾，我找不到走出这迷雾的任何出路。
［1931年6月11日］
书 信
约瑟夫·康拉德的来信
我亲爱的罗素：
你的书注158寄到时，我们恰好外出几天。按照礼节，也许我应当立即告知你我已收到此书。但是我乐得先读了它再给你写信。不巧，恰好有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落到我头上，两周来耗费了我全部精力。直到这一切烦恼和不安都过去了，我才有心思打开你的书，并且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来读它。
我一向很喜欢中国人，即使是那些在干塔滨一家私宅的院子里想要杀我（和其他一些人）的中国人，即使是那些在曼谷一个晚上偷光我的钱的家伙（但人数并不多），不过这些家伙在暹罗突然销声匿迹之前，却把我的衣服给刷净叠好，以便我早晨起身后穿用。我也从各种各样的中国人那里得到许多恩惠。这再加上在一个旅馆的阳台上同曾国藩大人的秘书的夜谈和对一首诗（《不文明的中国佬》）的粗浅研究，就是我对中国人的全部了解。但是，在读了你对中国问题的极有意思的看法后，我对中国的未来却抱有一种悲观的观点。
看不到你的论断之为真理的人，只能是那根本不想去看的人。尤其在你与美国分子打交道时，他们就往人们的心里吹冷气。对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来说，那诚然是一种厄运。对你的书我更有深切的感触，因为你认为唯一的一线希望是国际社会主义的到来，这是我无法把握其确定意义的一种事情。我从未在任何人的著作或谈话中，发现有任何令人信服的东西足以暂且抑止我对支配这个人类居住的世界的命运所抱有的根深蒂固的悲观意识。那毕竟只是一种理论体系，不甚艰深而亦不甚可信的体系。作为一种纯粹的幻想，它不具有很高的水平，而且与一个饿汉的梦想异常相似，他梦见自己去参加有许多头戴三角帽的侍者守护的豪华盛宴而大饱口福。不过我知道你不会希望我去相信任何理论体系的。对中国人和我们其他人，唯一的救世良方是改变人心，但是纵观以往2000年的历史，并无充分的理由期望这种改变，即使人已开始奋飞有所作为——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提高”，但并未做出任何巨大的改变。人不是像鹰那样高飞远举，而是像甲虫那样瞎飞乱撞。你一定注意过甲虫的飞动是多么难看、可笑和蠢笨。
你论中国人的性格的一章是人们本会期望于你的那样一种非凡的成就。它可能并不完满，但我不晓得。照现在的情况看，就其轻快的笔触和深刻的洞见而言，我觉得它是完美无缺的。我不难对它表示认同，因为我确实相信温厚纯朴近乎蒙昧未开的状态，相信同情与完全的残酷并存，相信在最明显的腐化堕落之下有着本性未泯的正直无邪。关于这最后一点，我提出下面的看法供你思考，即我们不应该赋予那种性格的特点以太大的重要性，——这恰恰因为它并不是一种性格的特点!无论如何，它在中国人那里正如在其他种族的人类那里一样，不是一种性格的特点。我认为，中国人的腐败是基于制度的：纯粹是由于支付薪金的办法。当然，那是非常危险的。在这方面，劝告臣僚诚实奉公的皇帝敕令对政府大员们不起作用。但是，中国人本质上是遵命守法的动物，在所有其他领域，应当说他们的特点是严谨诚实的。
你提出的另外一个建议甚至比使中国美国化的前景更令我恐惧，而且激起我对中国人的同情。那就是你提出的建立某种精选组成的委员会，由经过严格训练的团体做出决定，等等等等（第244页）。如果一种被公开宣布了而有机会为民众所了解的宪法是不可信赖的，那么我们又怎能信赖一种自封的而且或许是秘密的团体（它本质上必是超乎法律之上的）去臧否个人或组织呢?不能想象你会是盲从陈规旧俗的奴隶或自欺欺人的牺牲品，因此我是在毫无自信的心情下来反对你所设计的方案的，这种方案由于事情的趋势（par la force des choses）和开始的方式只能变成一帮高傲自大的头头们的一种最危险的联合。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道义、美德和无私精神足以使任何这样的委员会不构成对一切道德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独立的最大危险。这样的委员会会变成最卑鄙恶劣的控告、密谋和争风吃醋的中心。面对着这样一个委员会的统治及其权力手段之道德败坏，任何思想自由、任何内心和平、任何天才、任何美德、任何力图超乎卑躬屈膝的庸众之上的个性都是没有保障的。因为我推想你是打算使它具有权力而且有使用这种权力的力量——否则它就会变成没有实质性的东西，仿佛是由天使（在一根针尖上可坐成千上万个）组成的了。但是我不会信赖这样一种团体，即使它是由天使组成的。……不仅此也!我亲爱的朋友，即使你罗素自己经过40天的沉思和斋戒之后亲自动手去挑选它的成员，我（用救世军的方式对你说）也不会信赖这种团体。说了这些之后，我也就很可以回到我通常的平静了；因为我实在想不出任何更强烈的方式来表达对这样一种拯救中国的计策的厌恶和不信任了。
在今晨的《泰晤士报》上，我看到（我是昨天开始写这封信的）一篇评论你的《中国问题》的文章，我希望你在面对我的猛烈批评时，这篇文章会使你感到安慰而能以自持。我说这话是极认真的；但是我觉得，鉴于我年迈体弱，你绝无必要去国离乡或要求警察保护。听到我的身体因为剧烈的咳嗽病已成残疾而且我的雄心壮志已被一种无法解释的沮丧情绪弄得无可挽回地颓靡下去，你无疑会很高兴。我这个不敬神明之徒就是这样被折磨着，而我也深切地体会到那类“超乎理解”的事物!……但是我不会请你考虑我的抑郁心情。精神失常就是这样子的。
你的——就其温和而言是真正基督徒式的——短笺刚刚收到。我很赞赏你宽恕罪人的大度，你的友好的热情使我感到温暖。但是我反对你轻信新闻报刊上的东西。我不知道我须呆在城里参加排演。我不知道是哪家无聊小报下的这道指令。事实是我上星期三才赶来仅仅待了4小时零20分钟；本周的某一天我也许还得去剧院造访一次（这整个的事情有如一场荒唐的梦）。我的教父（mon Compère），你不能怀疑我确实想看看这个孩子注159，他的出世才给我们之间带来这种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不愿意在城里过夜。实际上我怕在城里过夜。这不是说笑话。事实上我也不想公开地讲这个。我是把它作为一件伤心的事情向你吐露的。不过——这不可能持久；不久我将在一个约好的日子专诚一行去看望你们大家。在此期间，我将倾注我对他（指罗素的儿子康拉德）的爱，——特殊而独有的爱。请按照礼貌向你的妻子转达我的敬意，而且如我的真诚感情所要求的那样最热情地向我极尊敬的教母（ma très honorée Commère）致意。请继续对我这个竟敢签上自己名字的渺小而不足道的人加以宽恕。
永远是你的
约瑟夫·康拉德
1922年10月23日
肯特郡毕晓普斯伯恩
奥斯瓦尔兹
Wm.F.菲尔波特的来信
亲爱的先生：
现将您寄来供我阅读的一些文献资料寄回。
有一篇文章说“为什么爱思考的人们都投工党的票”。
爱思考的人根本没投工党的票，只有那些鼠目寸光的人才投工党的票。
从照片来看，您似乎离开摇篮不久，稚气犹存，因此我想你回家吃奶去才是聪明的。切尔西的选民需要一个富有经验的人来代表他们。听从我的劝告，把政治让给年长而成熟老练的人吧。如果你记不得1870年的普法战争或1876—1877年的俄土战争，那么你就还没有长大到足以做一个政治家。
我既能记得这些战争，也能记得1866年的战争，那一年打了撒多瓦之战注160。
那时英国不乏富有经验之士代表它们。
我担心我们再也不会有像德比勋爵（机智善辩的鲁珀特注161）和迷糊大人那样的人物来领导我们了。
您的恭顺的
Wm.F.菲尔波特
1922年11月14日
伦敦西南区 切尔西
在1922年11月15日国会大选时致切尔西选区选民书
亲爱的先生们，女士们：
应工党切尔西执委会之请，我作为即将到来的大选的工党候选人来同你们见面。很多年来，我一直是独立工党的一员，我完全赞同10月26日公布的工党纲领。
自从停战以来一直在执政的这届政府，在过去四年里没有为恢复欧洲的正常生活做任何事情。我们的贸易由于丧失了顾客而大受损失。我们的国家在过去两年里遭受到的失业和贫困之苦是前所未有的，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要想恢复某种程度的繁荣，首先必须做的就是要有一个明智而坚定的外交政策，能导致东欧和中欧复兴并避免像几乎使我们陷入一场对土（耳其）战争那样无知而欠考虑的冒险。工党是唯一有其明智而合理的外交政策的党，是唯一可能把英国从比以往所遭受的更大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党。这新一届政府，按照它自己的支持者们的说法，其政策在任何点上都与前一届政府毫无二致。国人已逐渐认识到这届联合政府之无能，它的支持者大部分希望它自诩是一家大为不同的商号来消释选民的愤怒。这是一种陈旧的手法，有点太陈旧了，以致在今天已行之无效了。已认识到需要有新政策的人士一定会支持新的人物，而不是贴上新标签的同一些旧人。
我们需要厉行节约，但是不能损害最不幸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尤其不能损害教育和儿童保育事业，民族的未来即系于此。在伊拉克、恰纳克和其他地方浪费的钱财是完全无用的，在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设法削减经费。
我强烈支持征收财产税和实行矿山、铁路国有化，使工人在这些产业中有很大的管理权。我希望看到其他产业总有一天也采取同样的管理办法。
住房问题是一个必须尽早加以讨论的问题。可以通过征收地价税来缓和一下住房的情况，地价税可阻止土地所有者抢占空地待价而沽。如果公共团体都能雇用建筑行会以排除资本家的利润，那么事情是大有可为的。借助这些方法或任何证明可行的方法，就一定能提供住房，满足人们紧迫的需要。
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对策是必须通过恢复欧洲大陆的正常状态以改善我们的贸易。在此期间，那些并非由于自身的过错而失掉工作的人要忍受贫困之苦，这是不公正的；因此，目前我赞成继续发放失业津贴。
我支持消除男女在法律上的一切不平等。特别是我主张每个成年公民，无论男女，都应享有选举权。
自从停战以来，由于处理不当，我国和世界正面临着可怕的危险。工党有一个对付这些危险的清楚而明智的政策。我强烈反对鼓动暴力革命的主张，我相信只有通过宪法规定的方法才能使事态有所好转。但是我从某些政党那里看不到有任何改进的希望，他们主张继续奉行曾把欧洲带到毁灭边缘的糊涂的复仇政策。对于全世界，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对于我国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工党的胜利都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这些理由，我呼吁你们来投工党的票。
伯特兰·罗素
萧伯纳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
如果事情由我掌握的话，我会很高兴地表示赞成的；但是，你可以想象，我有那么多应接不暇的邀约聘请，以至我不得不让工党（就我来说是通过费边社）来决定我要上哪儿去。因此你最好马上致函费边社（伦敦中西一区，威斯敏斯特，托西尔街25号）要求我去做一次演讲。
不过，我必须提醒你，虽然我讲演时，大厅里常常座无虚席，会议表面上看是很成功的，然而那些赶来给我鼓掌的人到了选举那天却很可能去投对手的票或者根本不投票。上次大选时，我曾在13个热烈喜人的会上讲话，但是我支持的候选人无一当选。
你的忠实的
G.萧伯纳
［1922年］
伦敦中西2区
亚达菲 特伦斯特10号
又及：正如你会看到的，这是一封供传阅的信，我之所以寄给你，只是因为它说明了当前情况。我在本月2日、3日和10日已确有邀约，除此之外，什么都还定不下来。
现在劝你不要把自己的钱浪费在切尔西恐怕太晚了，在那个地方，任何进步人士都不会有丝毫机会当选的。在迪尔克时代，进步人士是激进派；但是卡多根勋爵依照时俗改造了激进派，把所有的激进派分子都驱赶过桥到巴特西注162去（竞选）了。按理说可以赢得的席位竟没有给你得到，令人感到气愤。我自己是不会花一个铜板在那上面的，纵然我能够为400名左右的工党候选人筹集资金（他们每人会向我至少要5英镑）。
与让·尼科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罗素先生：
很高兴我们就要来了。能见到您，我们两人都感到很快乐。承您盛情相邀，真是太好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没给您写信，因为我没做出什么好的东西来，因而感到有点惭愧。
尊著《战时的正义》将逐期载于《冶炼报》（La Forge），以后并拟出一单行本。我想，我本应该做得更好些。
我没有做什么工作，只是学一点物理学。我用了大量的时间在思考外间世界的问题，但未得出确实明确的结论。我曾渴望给这个问题的研究一个崭新的面貌，也是徒劳。
我们将于9月初来拉尔沃思。想到我们能有一些时间同您在一起，就觉得兴奋不已。
您的非常诚挚的
让·尼科
［1919年］6月15日
法国
亲爱的罗素先生：
我未能见到罗曼·罗兰，他目前不在巴黎。我将写信给他，并将您的信一起寄给他。
我们不去罗马尼亚。我明天要去卡奥尔，泰蕾兹正待在那儿。现在可望在18个月内去巴西。当然我将不再相信这些事情的任何一个；但是我们将学到很多地理学。
我肯定准备写一篇关于外间世界的论文。圣诞节时将写出一部分来，因为我相信在卡奥尔是做不了什么事的。
我们希望得知您已返回剑桥。
您知道，能再见到您我们两人都是多么高兴。
您的
让·尼科
1919年9月28日
巴黎14区
加藏路53号
亲爱的罗素先生：
寄上筹码几何学，因为您说您喜欢它。它将发表于《形而上学和道德评论》，但是我忍不住现在就寄给您，作为我们谈话的延续。我希望您通篇审阅一下，但请不必非回信谈论它不可。我知道您非常之忙。
您能顺便来访，真是太好了。当我得知您要来时，就好像一个梦想变成了现实。跟您共处的那一天一直是我的一大快乐。
您的非常诚挚的
让
［1920年］4月20日
卡奥尔，波特兰卡路1号
我的手稿不必寄回。
亲爱的罗素先生：
您知道一家日本报纸报道了您的死讯吗?我给北京大学发电报问讯，回答是“病已康复”——但是我们可被吓得提心吊胆啊。我们希望您现在身体又很好了。
我将在2月或3月份拿一些钱离开现职，至少到明年10月以前不去谋事。我的确希望见到您。
挚爱您的
让·尼科
1921年9月22日
日内瓦，普雷涅
索内村
亲爱的尼科：
我已将你提出的问题转交怀特海了，因为我已忘记了他的理论，而且从来没有把它彻底弄懂。我一得到他的回答就会告诉你的。你的书已接近完成，我是很高兴的。书完成时请让我一阅。——我知道关于我去世的报道——那是一件极其讨厌的事情。英国和美国的报纸也登了。我现在实际上身体挺好，不过我曾非常接近死亡却没有走向疯狂——我患的是肺炎。我神志昏迷了3个星期，对这段时间我记不起任何东西，只记得梦见一些黑人在沙漠里唱歌，还梦见我想我必须向他们发表演说的一些学术团体。后来医生告诉我说：“当你生病时你的举止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每当你清醒过来时，你都开一个玩笑。”从来没有比这更令我高兴的称赞了。
多拉和我现已结婚，但是我们还是像先前那样幸福。我们一起向你们问好。在你离开日内瓦时能见到你将是令人愉快的。我们将到伦敦去。
深爱你的
伯特兰·罗素
1921年10月2日
伦敦西南11区，巴特西
威尔士亲王路，奥弗斯特
兰德公寓大楼70号
亲爱的尼科：
8个月来我一直想给你写信，但是不晓得怎么的竟没有写。凯恩斯有没有给你回信?他现在忙于政治和赚钱，我不知道他是否思考概率问题。他已变成巨富，把《国民报》弄到手了。他是自由党，不是工党。
《数学原理》将再版，我在写一个新的绪论，去掉了可还原性公理，并假定命题函项永远是真值函项，函项的函项只有通过函项的值才出现而且永远是外延的。我不知道这些假设是否正确，但是把它们的结果弄清楚是值得的。
你对随信附上的这个计划有何想法?我已着手去征集论文。我问过他们是否接受法国人的文章，他们说可以，如果是用德文或英文写的注163。你能给他们写一篇文章寄给我么?我要尽我所能地支援他们。写吧。
我们一切顺遂。多拉预计在圣诞节前后生第二个孩子，遗憾的是，我在新年期间必须去美国讲学3个月。
世界局势越来越糟。不能生活在50年前真是不幸。现在上帝又在跟东京交手了。迄今为止，他都战胜了人类的战争贩子，但是战争贩子们不久就会跟他势均力敌了。
永远是你的
伯特兰·罗素
1923年9月13日
伦敦西南3区
西德尼街31号
维也纳学派创始人莫里茨·石里克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先生：
衷心感谢您亲切的来信。得到您肯定的答复，令我喜出望外。既然您同意作为我们的编委之一来帮助我们，我相信我们的杂志是有保证的。您目前不能赐寄大作一篇而且在最近几个月内也难望从您在英美的朋友中征得稿件，这当然很遗憾的，但是我们一定耐心等待，乐于一直等到您有较多时间可以动笔的时候。我确信我们的计划以后会进行得很好。知道我们有您的支持，您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将与我们杂志的精神成为一体，这就已经具有重大的影响了。
谢谢您提出的其他一些建议。我认为尼科先生的稿子是极应欢迎的，我们的编委绝不会有人反对采用法国人的文章，但是很遗憾，出版商（他当然是在商言商）已经申明，他目前不可能印刷任何法文的东西，但是我希望他不会反对发表法国作者用德文或英文写的文章。
我已写信给莱辛巴赫，谈到您提及华沙的波兰逻辑学家的事；我想同他们联系在政治上不会有什么困难。我认为我们一定要注意创刊号上不可发表过多的讨论数理逻辑或以符号形式写作的论文，以免吓跑了许多读者，我们应让他们逐渐地习惯于这种新形式。
我已要莱辛巴赫把他的一些主要论文的抽印件寄给您；希望在此信到达之前您已收到它们。
本来想向您请教几个哲学问题，但我目前忙极了。我们的“国际大学课程讲座”本周开始，有来自许多国家的讲师和学生。如果明年有类似的机会您愿意到维也纳来，那就太好了。
再次表示感谢。
您永远非常诚挚的
M.石里克
1923年9月9日
维也纳大学哲学研究所
让·尼科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先生：
我很希望把我的书《可感世界的几何学》献给您。这本书写得不是很好，但我仍希望其中有些地方可能有点价值。像这个样子，您能接受我将它献给您吗?我已拟好献词如下：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导师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尊敬的伯特兰·罗素
以表我深切的感恩之情注164
像这样写可以吗?此书是我的主要论著。另一论著是《归纳的逻辑问题》，是对凯恩斯的一个批评。我认为我在那里证明了，两个事例仅在数值上不同（或者说在被认为不重要的方面是不同的），确可算作不是单单一个东西；我还证明了凯恩斯的变异限度并没有起他以为它能起的作用。这两本书都将在三周左右的时间付印（不过要到冬季在巴黎大学讨论会之后才能出版）。
我曾将我的手稿寄给凯恩斯，提议将他的答复与此书一起付印。但是他说他太忙，正倾全力于其他事情；而且他恐怕根本就没有认真地对待我——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我确信我提出的一些批驳是很值得他考虑的。
在身体方面，我对健康不佳的状况已经习惯了，不过这种状况还是容许有适度的生活活动的，而且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好转。
祝您全家兴旺，向您们问好。
让·尼科
1923年9月17日
日内瓦，珀蒂萨空内
库德里耶路
亲爱的罗素先生：
今晨刚寄走给您的信就接到了您的信。
我愿为这份新办的评论杂志注165写一篇文章。但是我刚刚寄给《形而上学和道德评论》一篇文章（论逻辑上的真值关系和意义关系），手头上连一篇半成品也没有。我曾考虑给我的书写一后续，讨论视景的宇宙，在其中对象处于（统一的）运动中，狭义相对论对它适用，一切都尽可能的简单。我将阐明观察者（更像一个天使而不像人）会观察到的东西及其可感世界的秩序。使我对这类事物发生兴趣的是这种看法的新颖性——把世界看作某种全新的东西。但这很可能是很幼稚的看法，在您看过这本书并告诉我它值得一读之前，我不打算把这种看法再讲下去。
既然您将再版《数学原理》，那么我愿提醒您，我已借助其他3个初始命题（重言式，加法律，三段式命题）证明了置换律和联合律，我只是将它们的某些字母的次序做了改动。我是在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学士学位论文）里提出这个证明的。我完全忘记是怎么做的了，但是我想我也许还能把那篇论文给您找出来，如果您想要将您的5个初始命题归约为那3个初始命题（注意其中一个命题只有一个字母，一个命题有两个字母，一个命题有三个字母）。
凯恩斯回答了我寄给您的那封信。他的回答使我相信我提出的两点批评都是对的；所以我继续写我的小书。很遗憾，他对归纳理论不再做更多的工作。
你儿子拿着石块的样子的确招人喜欢。他的容貌非常好。
向您问好。
永远是您的
让·尼科
1923年9月19日
日内瓦，珀蒂萨空内
库德里耶路
与泰蕾兹·尼科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罗素先生：
让患病不久已于上星期六去世。注166
我想在他还在这个家里、停在我身边的时候，就写信给您。在这所房子里，他做过那么多的工作，那么盼望恢复健康，——在这里我们一直是非常幸福的。
您很了解他是爱戴您的——对他来说，您是一位多么出类拔萃的人啊——您也了解他是一个生性愉快而品格高尚的人。他的死真是令人心痛欲裂啊。
多拉近况如何，请赐告。
谨致深挚的问候。
泰蕾兹·尼科
［1924年］2月18日
亲爱的罗素先生：
请原谅我没有早日致函感谢您撰写序言（或绪论，我们将采用您认为最好的标题）。我知道您是为了让而写的，所以我难以表达我对您的感激之情。
一俟略有闲暇，我就把它译出来。种种要做的事情纷至沓来，简直应接不暇。
当然，您的序言正是我们所能要求的一切而犹有过之。我的意思是说它写得很漂亮——我怎能提出任何修改呢。我记得去年冬天我写信给让，说他是我所知道的人中最美好的典型。（我不记得是怎么回事了——我们不时地有类似这样的热情迸发）而他立即回答我说：“Moi le plus beau type d'humanity que je connais c'est Russell.”（对我来说，我所知道的人中最美好的典型是罗素。）
再致最深切的谢意。
您的非常诚挚的
泰蕾兹·尼科
1924年7月22日
日内瓦
亲爱的罗素勋爵：
请允许我过了这么多年又来求助于您。我一直有一个心愿，想再版让·尼科的论文，而且我知道，在今天他的思想也还未被人们忘记。最近我有机会遇到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让·伊波利特先生，他热情地建议我首先再版《归纳的逻辑问题》，他一直完好地保留着一本作为纪念，而且向青年哲学家们推荐阅读此书。
向我做同样建议的人中，我还可提到苏黎世的贡塞特教授、加斯东·巴什拉尔先生、让·拉克鲁瓦，等等。有一天，我竟偶然发现在1959年出版的一个教本上有一章节标题为“尼科公理”。
再版本将在巴黎由法兰西大学出版社出版，它确信有广泛的销路。
我想请问您，您认为这个再版是否适当，您是否愿意在M.拉朗德的前言之外也写几句话。有谁比您更能使这个已然迟到的纪念加重分量和提高地位呢?
亲爱的罗素勋爵，请接受我的深深的钦佩和尊敬之情。
泰蕾兹·尼科
1960年10月19日
日内瓦 蒂雷路12号
此信所写的您的地址是我偶然在一份杂志上发现的，我对这个地址没有把握，所以我把信挂号寄出。注167
亲爱的泰蕾兹·尼科：
谢谢你10月19日的来信。得到你的消息，我非常高兴。我完全赞同你的意见，为尼科论归纳的著作出一新版是一件很值得做的好事，我认为这部著作很重要，但一直未得到人们充分的认识。我很愿意对拉朗德先生的前言略作补充。我认为你应与罗伊·哈罗德爵士（牛津，基督堂）联系，多时以来他一直关心为尼科的著作推出一个比好久以前的翻译更好的英译本。
得悉令郎不幸早逝，我非常难过。
如果你什么时候来英国，能见到你当是一大快事。
你的非常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60年11月1日
普拉斯·彭林
萧伯纳致弗兰克·罗素的信
我亲爱的罗素注168：
前些天我饶有兴趣地通读了你那本值得称赞的不做自辩的辩护书。从你的“再见”（Au Revoir）我推想你会有下一本书为其续编。
我就是完全按照令尊的计划被培育出来的——或者说让我自己成长起来的。我想象不出有比按照那种方式启蒙的孩子的处境更糟糕的了，而当他已经在心灵和性格上获得一种成熟的自由思想的习惯时，又会被置于彭布罗克邸园式的监护之下。你说你脾气坏；但是你既没有烧房毁屋，也没有谋杀你的罗洛叔叔，这个事实乃是一个永恒的证据，说明你并非如此。
毫无疑问，温彻斯特救了罗洛和他的圣坛。你对这个学校的描写是我读过的有关这些大的儿童寄养所之一的唯一真正客观的叙述。
永远的朋友
G.萧伯纳
1923年4月11日
萨默塞特，迈因黑德
大都会旅馆
摘自芝加哥《团结报》的文章，1924年6月19日
伯特兰·罗素已返回英国，一位外国人在我国历来进行的给人印象最深的一次旅行到此告一终结。罗素教授演讲所到之处，都受到广大听众如痴如狂的热烈欢迎，人们兴致盎然、满怀敬意地倾听他的讲话，情景至为感人。大部分的演讲会是收费的，票价往往与戏票相当，但是这似乎并不影响人们踊跃参加。大群大群的男女听众挤满了他所在的礼堂，争相向他们如此崇敬的这位卓越人物表示敬意。从这个角度来看，伯特兰·罗素的访问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是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则是一件失败和丢脸的事!广大民众对这位著名的英国人能知道些什么呢?他飘洋过海带给我们美国人的又是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我们的新闻报刊对他的来访可以说彻底保持沉默。只有在罗素先生与哈佛校长洛厄尔发生争论而有机会造成喧嚣轰动时，他的名字或他说的话才以多少明显的位置出现在我们报刊杂志上。那些专发有关外国百万富翁、演员、歌手、职业拳击手和军人的专栏文章，喜欢对从女人到天气的任何琐闻逸事评头品足、说三道四的杂志对这位今日最卓越的欧洲人之一几乎没有任何报道。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我们从新闻报刊再转向大学院校看看吧!这就是罗素先生：现代最杰出最著名的数理哲学家——长期任英国剑桥大学荣誉研究员——许多学术论文和论著的作者，这些著作是其领域中公认为有权威性的作品——他至少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但充其量只是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但是究竟有多少美国大学院校正式邀请他去讲学呢?有多少大学院校授予他名誉学位呢?就我们所知，史密斯学院是唯一正式接受他为一名讲师的院校，虽然我们知道他也出现在哈佛大学学生俱乐部。说实在的，罗素教授是被忽视了。比这更能测量美国学术生活之无知、怯懦和伪善的尺度，我们还没有见过!
T.S.艾略特的来信
亲爱的伯蒂：
收到来信很高兴。知道你喜欢《荒原》特别是其第5部分，我非常高兴。我认为第5部分不仅是最好的一部分，而且是证明全诗之正当合理的唯一的部分。你喜欢它，这对我很重要。
我必须告诉你，18个月以前，即在这部诗作发表以前，维维恩曾要我把手稿寄给你一阅，因为她相信你是唯一能够看出点什么问题来的人。但是我们觉得你也许宁愿与我们没有任何牵连：然而说我们要与你断绝往来，则是无稽之谈。
今春维维恩害了一场大病，差一点要了命，——也许奥托兰跟你说过。因此她一直待在乡下，还未回来。眼下同你一起去吃正餐有点困难。可否我星期六来同你吃茶点呢?我非常想见到你——我曾经想过多少次啊。
你永远的朋友
T.S.E.
1923年10月15日
伦敦西北1区
克拉伦斯门广场9号
亲爱的伯蒂：
如果你还在伦敦，我很想去见你。
我的时间和地点都很受限制，不过在得到你的回话以前先不必谈这些。
我希望你能说一些话，这些话是只有你才能说的。但是如果你现在对我们夫妇俩谁都不关心了，那么索性就写一张纸条说：“我不想见你”或者说“我不想见你们任何一个”——这样我就明白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将告诉你，结果一切都如你10年前所预料的那样。你是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
你的
T.S.E.
［1925年］4月21日
伦敦西北1区
克拉伦斯门广场9号
我亲爱的伯蒂：
收到你的信，实在非常感谢。正如你所说，在我能见到你以前要你提出一些建议是很难的。例如，我不知道自从我们接触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在你看来，在多大程度上是重要的。当然，你的建议我觉得本来是多年以前就应该做的。从那时以来她注169的健康严重地恶化了。她唯一可选择的道路就是离群索居——如果她能够这样生活的话。跟我生活在一起使她遭受如此多的伤害，这个事实也没有促使我做出任何决断。我需要有一位了解她的人给我以帮助——我发现她总是令人困惑难解、真假莫辨。我觉得她就像一个6岁儿童，有一颗极端聪慧而早熟的心灵。她写东西（故事，等等）极漂亮，而且很新颖。我永远逃不脱她那富有说服力的（甚至是强制性的）雄辩天赋的魅力诱惑。
好啦，伯蒂，多多感谢——我觉得很悲观失望。希望在秋天能见到你。
你永远的朋友
T.S.E.
［1925年］5月7日
伦敦中东1区，撒维斯宿舍17号
《尺度》编辑部
我兄弗兰克的来信
亲爱的伯蒂：
我星期五同阿加莎姑姑吃午餐，她对你甚至产生了更大的隔阂。她一开始就唉声叹气谈起艾丽丝注170，说艾丽丝仍然多么爱你，而且当年如何使你下决心要娶她。她使我大为光火，我最后提醒她，那时连她也完全赞同的彭布罗克邸园的观点注171是认为你是不谙世事的青年，被一个工于心计的女人追求。这种看法并不比别的看法更正确。然后她进而谈节制生育问题，嗤笑多拉，这更加激怒了我，我禁不住对她说，我认为一个73岁的老太婆没有资格为25岁的年轻妇女定规立法。于是她向我郑重宣告：她也年轻过，她也曾经是25岁，不过很遗憾我没有勇气对她说“你从未年轻过!”你可以推想，我被迫对她回击（我一般是不这样做的）一定使她怒不可遏。然后她又试图挑拨你和伊丽莎白的关系，说你曾经非常爱伊丽莎白而且经常去看她注172。她真是一只邪恶的老母猫。
为了把她的臭味从我的嘴里清洗掉，我一回到家就朗诵（或无论如何也通读一遍）以前从未看过的三本书：《代达勒斯》（Daedalus）、《伊卡罗斯》（Icarus）和《希帕蒂亚》（Hypatia）。霍尔丹的“试管母亲”使我战栗：我更喜欢音乐厅唱歌的方式!我喜欢我在多拉的书中读到的东西，打算更仔细地重温一遍。
请告诉多拉，我一点也不急于到费边社人们那里去，因为那会把我挤得流出眼泪来，而那只是为了去给她撑腰，因此我希望她不要让任何别人来给我添麻烦。多拉说你胖了，我开初以为这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但是它给了我一个小小的希望，即你不再是一个哲学家了，可再仔细一看，才明白你是“在写论教育的著作”。
多萝西·林奇说，她将于8月初下来看你，我说我开车送她来，不过我想这也就意味着要运载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她提出的时间是8月份法定假日刚过之后的某一天，这个时间对我是合适的，如果你那时想见我的话。今年我将去大不列颠协会工作，因为它就在南安普敦，非常方便，不过你听到这个消息，无疑会感到惊讶的。
诅咒那个尖酸刻薄的老处女注173!
深爱你的
［弗兰克］罗素
1925年6月8日
伦敦西2区
克利夫兰广场50号
亲爱的伯蒂：
谢谢你有趣的来信。我倒正要给你写信呢，因为我一直在读你那本令人愉快的书《我相信什么》。嗬!你已经把它压缩了，可仍然成功地说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有意要使现时那些正人君子们窘态毕露，大感烦恼。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所以打算弄到6本，分送到我认为它会受到赏识的地方去。我很喜欢你那个有说服力的证明，即主教们比起那乐于以人为牺牲献祭的阿兹特克人注174要野蛮残忍得多。不过我不想送一本给我那位温顺的主教，因为尽管我对他保有感情，但是理智不是他的优点。
我将写信给多萝西，并把你的意见转告她。
深爱你的
［弗兰克］罗素
1925年6月15日
伦敦西2区
克利夫兰广场50号
格特鲁德·比斯利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先生：
3月份您走后不久，我为拙著找到了一家出版商，巴黎的一家半私营的出版公司。几周前，送来了一些清样。在牢房里待了一夜后，我昨天早晨才在弓街注175见到了治安官。
6月19日下午，苏格兰场的一个官员来见我，随身带着一捆我的书的清样，他把它说成是“极端庸俗下流的”。他说我被指控通过邮局寄发违禁品，必须去见治安官。他检查了我的护照，发现我没有办理入境登记。于是我被逮捕了，被押送到弓街去办理护照登记，在那里拘留过夜。外侨事务官员指控我未办理护照登记，我向治安官承认这个过失，但对自己的疏忽做了解释。苏格兰场探员指控我通过邮局寄发庸俗下流作品，要求治安官予以处罚（我相信他这样说了）并安排将我驱逐出境。所谓处罚，我料想是指处以很重的罚金或者被判监禁。
我现在交了10英镑被保释出来。此案要在6月27日11点左右开审。我明天会确切得知那个时间。
尤尔先生认为他能找到一位接受此案的律师。我明天到美国领事馆去，并且要同这里认识我的其他一些人谈一谈。明天也许见得到埃利斯博士。
很高兴您能有以教我。
您的诚挚的
格特鲁德·比斯利
1925年6月21日
伦敦中西1区
沃伯恩广场8号
格雷沙姆旅馆
比斯利小姐是美国得克萨斯的一位教师，写了一本自传。那是一本真实的作品，而真实倒是不合法的。
致著名数学家马克斯·纽曼
亲爱的纽曼：
多谢你寄给我《心》（Mind）杂志所载论及我的尊作的抽印件。我以很大的兴趣读了它，但又有点失望。你很明白地认为，我下面的论断，即对于物理的世界，除了它的结构之外，我们毫无所知，或者是错误的，或者是无价值的。我为自己一直没注意到这一点而感到有点惭愧。
当然，如你所指出的，我们在说物理世界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结构时对物理世界所做的唯一有效的断言是对其基数的断言。（顺便说一下，这并不是一个如表面看来那样微不足道的断言，如果所涉及的基数是有限的话，而这不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不是我要强调的一点。）当我读你的文章时，我很清楚地看到，我原本并未想要说我事实上的确说了的话，即对物理世界，除了它的结构之外，我们毫无所知。我总是假定与知觉世界的时空连续性，也就是说，我假定在知觉物和非知觉物之间可能有一种共时性，我甚至假定我们可能通过有限多的步骤从一个事件过渡到与之同时共在的另一个事件，从宇宙的一端过渡到另一端。我认为共时性是一种可能存在于知觉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其本身也是可知觉的。
我尚无时间仔细考虑，除结构之外只承认共时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使我免受你的批评，也尚未考虑它在多大程度上会减弱我的形而上学之貌似有理性。我确已认识到的是，知觉物和非知觉物的时空连续性在我的思想中具有如此公理自明的性质，以致我竟没有注意到我的上述那种论断看来已否定了它。
我此刻实在太忙，无暇对这个问题做彻底的思考，但是如果你有时间赐告你对这个问题是否有一些不仅仅是消极的想法，我当非常感激，因为从你的文章中还看不出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从同你的谈话中我得到的印象是，你赞同现象主义，但是我不大知道你在多大程度上是明确地这样赞同的。
你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28年4月24日
致哈罗德·拉斯基
我亲爱的拉斯基：
我这个学期恐怕不大可能到苏格拉底学会去演讲，虽然我极乐意去。但事实是我太忙了，脑子里没有任何值得跑去一说的思想，就像埃迪夫人对我的一个朋友说的，她太忙了，又无分身之术。
边沁提倡和谐的婚姻，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事实上我们差不多都能推出这个结论。我偶然从被用作书签的一个旧信封上发现，在我出生时，我父亲正在读边沁的《行为动机表》。显然这就使我被按照边沁主义的方式“培养起来”，而在我看来他永远是一个最通情达理的人。但是作为一个校长，我渐渐地趋向于更激进的教育计划，如同柏拉图提出的那样一些方案。如果有一个国际政府的话，我会认真地支持彻底消灭家庭，但是照目前情况看，我担心这会使人们具有更强烈的爱国情绪。
你永远的朋友
伯特兰·罗素
1928年5月12日
致加德纳·杰克逊先生
亲爱的杰克逊先生：
很抱歉，我不能在8月23日你们开会时到美国，况且我在那之后不久就会在那儿了。您要尽一切努力使人们牢记萨科和万泽蒂注176，我认为您做得很对。我认为，对一切没有偏见的人来说，很显然没有证据证明给他们定罪是正当的，在我的心里毫不怀疑他们是完全无辜的。我不能不得出这个结论：他们是因为自己的政治见解而被判罪的，那些本应更了解实情的人之所以对所谓罪证发表误导人们的看法，是因为他们认为抱有这种政治见解的人就没有权利活着。这种看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把一种被认为随着文明国家的成长已不复适用的迫害形式从神学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来了。这种情况发生在匈牙利或立陶宛，人们不会感到很惊讶，但是发生在美国则必然成为所有尊重见解自由的人们所严重关切的事情。
您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29年5月28日
又及：我希望您根据上面的信弄成一件向你们会议致贺的信函；如果您觉得不合适，请告诉我，我另作他谋。
与C.L.艾肯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罗素先生：
我正准备一篇作为自由撰稿人写的文章，题目是关于那些缠着作家们不放的寄生虫似的讨厌鬼：热衷于求人签名和拍照留念者，各色各样无头脑无思想者，他们都期望自由评论、诗歌、演说、讲学、费劲的营生，并且通常对文学界的内行、专家施加影响。（我想您也许把我归入此类中人，但我希望您能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您能否惠寄一纸，谈谈您的怨愤不平之事，文字长短、写作体裁当然悉听尊便。
您的非常真诚的
克拉里斯·洛伦茨·艾肯
1930年3月2日
麻省，剑桥
普林普顿街8号
亲爱的艾肯先生：
和其他作家一样，我也很受那样一些人骚扰之苦，他们认为一个作者就应该为他们效劳。除了缠着我要为其签名者外，我还收到大量的来信，写信的人希望我把《名人录》上关乎我的那个条目给他们复写一份，或者问我关于我已在出版物上充分讨论过的问题有什么看法。
我收到印度教徒的许多信，恳求我采纳某种形式的神秘主义；我收到美国青年的许多信，问我宠爱的界限应当划在哪儿；我收到波兰人的许多信，强烈要求我承认，即使所有其他的民族主义都可能是坏的，波兰的民族主义也完全是崇高的。
我收到一些工程师的信，他们无法理解爱因斯坦；我收到一些牧师的信，他们认为我不可能理解《创世记》；我收到一些丈夫的信，他们的妻子把他们遗弃了——他们说重要的不在这儿，而在于妻子们将家具随身携之而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文明有教养的男人应当怎么办?
我收到一些犹太人的信，说所罗门不是一夫多妻论者；我收到一些天主教徒的信，说托尔克马达不是一个迫害狂。我还收到一些信（我怀疑它们的真实性）企图让我鼓吹人工流产，我也收到一些年轻母亲的信，征询我对人工喂养婴儿的意见。
很遗憾，我的通信者讨论的问题，我此刻大多记不得了，但是我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可作为一种实例。
你的非常真诚的
伯特兰·罗素
1930年3月19日
致布鲁克斯小姐注177
亲爱的布鲁克斯小姐：
我不能肯定您所说美国的问题比中国的问题更大是否正确。很可能美国在下一两个世纪将变得更为重要，但是在那之后则很可能轮到中国了。我认为美国非常令人担心。在你们国家人和人的关系方面有某种难以置信的不正常的东西。在我们学校里有不少美国孩子，对他们母亲的天生无能我大为吃惊。亲情之泉似已干涸。我推想整个西方文明将走上这同样的路，我预料所有我们西方的民族都将灭绝，只有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可能是例外。或者国家可以着手培育必要的公民，把他们教育成如同断绝家庭联系的土耳其苏丹禁卫军那样的人。读一读约翰·B.华生注178论母亲的作品吧。我过去总觉得他发疯了；现在我只觉得他是一个美国人；那就是说，他所了解的母亲乃是美国人的母亲。这种身体上的冷漠疏远带来的结果是，孩子是充满了对世界的仇恨而成长起来的，而且急欲使自己作为一名罪犯而出人头地，像利奥博德和洛布那样。
您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30年5月5日
下面是我为她的书所写的序的一部分：
由于西方国家的侵略，在许多方面比我们自己更有文明教养、具有更高道德水平的中国人有必要制定一种较之来自儒家学说者更有军事效力的政策。旧中国的社会生活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孙中山正确地认识到，中国要想成功地抵抗军事列强的攻击，就必须以国家代替家庭，用爱国主义代替孝道——总之，中国人必须做出选择：作为圣徒而死，还是作为罪人而生。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他们选择了后者。
假使民族主义的（蒋介石的）政府能够成功，那么其结果必然是为诸多残酷的军政府又增加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除了在毁灭文明这一点上，它在任何事情上都堪与那些军政府相匹敌而无逊色，那些政府准备为之协力合作的唯一使命就是毁灭文明。一切的才智，一切的英雄行为，一切的殉难，以及1911年以来中国历史令人痛苦的理想幻灭，将只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为罪恶创造一种新的力量，为世界和平树立一个新的障碍。日本的历史本应使西方有所警惕。但是西方文明及其全部智慧在运作上却像雪崩似地盲目蜂拥而来，其发展会达到怎样一个可怕的结局，我不敢推测。
在《这是你继承的遗产：布鲁克斯家族纽约州希芒县一支的历史》（美国纽约，沃特金斯·格伦，世纪出版社1963年版，第167页）一书中布鲁克斯小姐写道：“伯特兰·罗素的序（去掉对作者的那些赞誉之词）对当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做了概括的说明……。1931年12月1日晨，我在俄亥俄州阿克伦市五月花旅馆的会客室里记录了这篇序，当时罗素先生在地板上来回踱步，吸着他的烟斗。然后他在记录稿上签名，我们就到火车站去了；他依约去做另一次讲学，我则回了奥柏林。”
致H.G.威尔斯
我亲爱的H.G.：
多谢你赐寄尊著《公开的阴谋》。我以最完全的同情阅读了它，虽然我对我表示完全赞同的东西并无所知。我非常欣赏你的普罗文德岛寓言。我想，我不如你那么乐观，这也许是因为我在战争期间与大多数人类相对立，因而养成了一种迷茫不知所措的感觉习惯。
例如，你谈到要使人们参与这个公开的阴谋，但是我却认为，恐怕不会有任何人参加，除了爱因斯坦之外——我承认这是一个并非不重要的例外。要在我国栖身须有爵士身份，在法国驻足须成为研究院院士（membres de l'institut），如此等等。即使在青年人中间，我相信支持你的也微乎其微。朱利安·赫胥黎不会乐意轻易放弃对主教职位的考虑；霍尔丹不会放弃可从下一次战争获取的乐趣。
读了你关于学校和一般教育所讲的话，我很感兴趣，还有你提倡“某种有益于儿童的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宗派主义”以及“将其家庭加以组合和建立其自己的学校”。正是因为感到这种必要性，我们才创立了比肯山学校，而且我日益相信，具有我们这种思想的人们不应使他们的孩子受到蒙昧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在儿童的早年时期，那时的这些影响可能在他们未来的成年生活中不自觉地发生作用。
这就给我提出了一个我略感犹豫去探讨的问题，但在读你的书之前，我就已决定写信向你谈这个问题。这个学校一年要花掉我约2000英镑，也就是说几近我的全部收入。我并不认为这是由于我管理不善；事实上我所听说的一切实验学校都有经费高昂的问题。我的收入是不稳定的，因为它有赖于美国读者的兴趣，而美国人之变化无常是出了名的，因此我无法确定能否把这个学校继续办下去。为了办下去，我每年需要约1000英镑的捐款。不知你是否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去争取这笔资助，无论直接募集还是撰文呼吁均可，你的呼吁对进步的美国人可能有影响的。你愿否考虑此事，如蒙赐告，无任感激。当然你会明白，由多拉和我执笔的一份呼吁书，较之出于一位义无偏私的作家之笔者，其效力大不相若，尤其是像你这样一位作家的手笔。
我深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我们的教育宗旨，那就是：目的在于培养主动精神而不是减弱它。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愚蠢多半是由于恐惧而导致精神压抑的结果。我们同自己的孩子相处的经验使我更加坚信这个观点。他们对科学的兴趣既满怀热情又具有很强的理解力，他们想了解其周围世界的欲望大大超过了那些好奇心遭到禁锢而被教育出来的孩子。我们所做的当然只是一个小范围内的实验，但是我的确很有信心地期望它将得到非常重要的结果。你会晓得，几乎所有其他的教育改革家都不甚强调智育。例如，A.S.尼尔在许多方面是一位令人钦佩的人物，但是他却给孩子们完全的自由，以致使他们得不到必要的训练，而在他们本来可能注意更有价值的事物的时候经常跑去看电影。在这个方面缺乏激发儿童兴趣的机会，我认为在儿童智力兴趣的开发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注意到你书中讲娱乐的地方，我非常坚决地赞成你的意见。
希望你回英国时来我们学校访问，看看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你的非常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28年5月24日
与A.S.尼尔，一位进行教育改革的校长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罗素先生：
我感到惊讶的是，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工作的两个人竟得出基本相同的结论。您的书和我的书是互相补充的。我们唯一的区别可能来自我们各自的复杂背景。我注意到您很少或没有谈到手工在教育上的问题。手工一向是我的爱好，您那儿的孩子向您提问星星月亮的问题，我的学生们问的则是刀具、螺纹之类。另外我可能比您在教育上赋予情感以更大的重要性。
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您的书，与您的观点几无二致。但是您用以克服孩子们对大海的畏惧心理的方法，我却有全然不同的看法。一个性格内向的孩子的反应可能是想：“爹爹要淹死我。”这又与我的复杂背景有关……因为我主要是研究神经官能症的。
我对童年早期缺乏直接的知识，因为我迄今尚未结婚，不过，您对童年早期提出的一些意见，我认为是很精辟的。您对于性教育和手淫问题的看法好极了，而且您又是以一种并不使人感到惊惧和伤害的方式提出来的。（我就没有这个本事!）
我不像您那样对蒙台梭利注179抱有热情。我不可能赞同由一位坚决的教会女士按照严格的道德宗旨建立起来的教育体系。在我看来，她提倡的遵守秩序是对原罪的一个有力的驳斥。此外我看不出遵守秩序有任何价值。我的工作场所经常是凌乱无序的，但是我的手工则不然。我的学生在进入青春期前后才注意遵守秩序。你会看到你的那些孩子们在5岁的年龄是不需要蒙台梭里的一套设备的。为什么不用这套设备去搞出火车来呢?我跟马卡罗尼夫人在几年前对此做过争论，她是蒙台梭利的主要助手。使我们的观点发生扭曲的不就是我们对学习的那种令人畏怯的态度吗?火车毕竟是一个实在物，而一个拼插构架则纯粹是模拟物。我从不利用模拟的设备。我的学校的设备就是书、工具、试管、罗盘。蒙台梭利想要命令儿童。我不是这样。
顺便再回过来谈恐海症，我这里有两个男孩从未下过水。我的侄子9岁（就是我在书中讲到的那个拆毁钟表的孩子），另一个性格内向的孩子11岁，总是心有恐惧的样子。我告诫其他的孩子不要提到海，切勿嘲笑他们俩，切勿试图劝说他们去洗海水浴。如果他们根据自己内心的愿望不去洗海水浴，……那也没有多大关系。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老家乡村的老多维特今年89岁了，他一生就从未洗过海水浴。
您会有兴趣知道霍默·莱恩关于按时间表给婴儿喂奶的理论。他过去总是主张当婴儿想要吃奶时就给他喂奶。他认为，婴儿吃奶有两个方面的因素：愉快和营养。按时间表喂奶的孩子集两个因素于一身，吸奶一开始，愉快的因素就匆匆而逝，在一种极度的快感中得到了满足。但是营养的因素则未得到满足，莱恩认为，许多营养不良的例子都是由于儿童在营养的欲望得到满足之前就停止吸奶了。
在我看来，您的书最有趣之处在于，它是一位懂得历史和科学的人写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部学术性的（这是一个讨厌的字眼）著作。我对历史和科学都是无知的，我认为我自己所得出的那些结论部分地是来自一种盲目的直观。再说一遍，我们会得出同样的教育哲学，真是太妙了。那是今日唯一可能的哲学，但是在批判从伊顿公学到伦敦郡议会学校方面，我们不可能指望有太多的作为。我们唯一的希望是个别的父母。
我的主要困难就是家长，因为我的学生是愚昧无知和野蛮粗鲁的父母的产儿。我很担心，有一二位家长，对我的书深感厌恶，可能把他们的孩子接走。那可是一个悲剧。
好了，多谢您赐书的盛意。这是我读过而未加以咒骂的唯一一本论教育的书。所有其他论教育的书都是在谈教育的掩饰下进行的道德说教。
不过我给您提个醒……您的儿子总有一天会有机会要求参加樱草会注180！即使是千万分之一的机会，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即人性还没有适应任何的因果系统；而且永远也不会适应。
如果您乘车去您在康沃尔的住宅，请顺便来访，到我们这里看看。
您的非常真诚的
A.S.尼尔
1926年3月23日
多塞特，莱姆里吉斯
萨默希尔
亲爱的罗素：
您有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劳工部要禁止我雇用一个法国人来教法语。我要雇的这个人现在正跟我在一起，经过仔细的考察，他确是对付我那一群难管教的小家伙们的首选人物。其他学校都是由本国教师教各种语言的……我当然要问这个讨厌的劳工部究竟为什么要对我的教育方法发号施令呢?我给劳工部上了一个文，对这个法国人做了充分的介绍，说明我为什么必须要他，然而那班蠢货却答复说：“贵校不能以我们行之有效的教学法培育英国臣民，本部表示不满。”
您有没有个政治要人那样的朋友愿意或能够查明控制劳工部的那些该死的傻瓜?我是决不受人控制的。
好啦，如果可能就请帮帮我吧。我认识乔治·兰斯伯里，但是我不大愿意同他联系，因为他在自己的部里就有够多的事要做了。
您的
A.S.尼尔
1930年12月18日
萨福克，莱斯顿
萨默希尔学校
亲爱的尼尔：
您所说的事情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已写信给查尔斯·特里维廉和邦德菲尔德小姐，随信附上我给他们的信的复写件。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犯了个错误，在您的申请书上提到了精神分析。从霍默·莱恩的事情你当然知道警察认为精神分析纯粹是掩盖犯罪活动的一种幌子。您向劳工部能够提出的唯一的理由是：法国人比英国人更容易通晓法语。劳工部愈查问你们的教育方法，就会愈想限制您。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谁都不许做任何好事，除非玩花招，搞欺骗。
您的永远的朋友
伯特兰·罗素
1930年12月26日
致查尔斯·特里威廉
亲爱的特里威廉：
您大概知道萨默希尔学校（萨福克，莱斯顿）的A.S.尼尔，他在教育界非常有名，从一名普通的中小学教师成为当代最具独创性、最有成就的教育改革家之一。他写信给我，谈到劳工部拒不准许他继续雇用法国人教法语。他目前有一个法国教师，他希望此人继续任教，但是劳工部已正式通知他说，英国人说法语像法国人一样好，现在的那位法国教师不得留任。
我想您会同意我的看法，这样的事情是不可容忍的。我知道教育上许多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归你们部管，而是由警察来决定的，关于是否需要由一个外国人来担任一个教育方面的职务问题要听警察的意见。如果据以实施这种外侨条例的原则在15世纪的意大利就被应用了的话，那么西方世界就绝不会获得希腊文的知识，也不可能出现文艺复兴。
尽管事情不属贵部，但是我相信您说句话会使劳工部改变他们的决定的。A.S.尼尔是一位享誉国际的人物，我不想看到他可能使英国的官僚习气成为整个文明世界的笑柄。如果您能设法纠正此事，那就大大地为我解忧祛烦了。
您的非常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30年12月20日
又及：我也给邦德菲尔德小姐写信谈了这个问题。
与A.S.尼尔的来往书信
亲爱的罗素：
好哇!这个办法很好。不论结果如何都请接受我的谢意。我没有向他们提到精神分析。我是按照通常的形式申请的，他们写信问我采取一些什么步骤“去寻找一位法语教师，他是英国人还是已在我国定居的外侨”。于是我告诉他们，我需要一个法国人，但不是随便一个讨厌的法国佬都可以……我办的这个学校是一所心理学校，每个教师不仅必须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必须在管教神经质的儿童上也是专家。
除了揭露您所谓官僚习气之外，我猜想当特里威廉的私立学校委员会发表其报告时，会有一场争斗。您和我将不得不拼命地战斗，反对几个呆头呆脑混日子的督察员，他们询问为何汤米不会阅读。现在到我这儿来的任何督察员肯定会受到科林（6岁）下面这样友好的话语的欢迎：“你他妈该死的是谁啊?”因此我们必须战斗，不使白厅注181进入我们学校。
发生什么情况，我会告诉您的。
多谢了。
您的
A.S.尼尔
1930年12月22日
萨福克，莱斯顿
萨默希尔学校
关于您和我再次会面和交换意见的时间。
亲爱的罗素：
您做了一件大好事。［劳工部］的信是一封低级下流的信，不过我猜想写信的那个家伙大概正处于一种低级下流的地位。在我听起来，那封信倒像是一篇很好的散文体的仇恨颂。
我已同意他的条件……觉得就像同时在他眼睛上掴了这家伙一拳。这是我头一次亲身领教了官僚政治，我似乎忘记了是在跟一个机构打交道。
多谢您爽快的帮助。我下次同您联系可能是在私立学校委员会开始活动起来的时候。他们将请来教育界所有可敬的老牌庸人作为专家见证人（巴德利及其一伙），要不是像您这样的一些当前走红的人物进行斗争，我们这些教育界好走极端的布尔什注182分子是会被置之不理的。因此我们将不得不忍受那些顽固分子们提倡的烦琐的规则。我们难道不能组织一个称作“分析派”的异端教师的联盟吗?
您的深怀感激的
A.S.尼尔
1930年12月31日 莱斯顿
亲爱的尼尔：
谢谢您的来信和您提供的有关您的法国教师的情况。您接受了劳工部的条件，我感到遗憾，因为他们正急于摆脱，我认为他们本来有可能无条件地批准您的申请的。
如果我向邦德菲尔德小姐表示了贬低她的官员的看法，又向特里威廉表示了对邦德菲尔德小姐同样不恭的看法，我想您不会介意吧。劳工部很有可能使您现在这位教师的聘用时间仍然悬而未定。我要出去短期度假，因此我现在是向我的秘书口授这些信件的，她在获悉您的意见后才会把它们寄出。因此请您写一短简给她（O.哈林顿夫人）而不是给我，说明您是否愿意把这些信寄出去。
7.1938年的伯特兰·罗素
有伤风化的椅子 ［出自1940年4月2日《纽约邮报》
8.帕特里夏·斯彭斯（后来成了罗素夫人） 您的永远的朋
伯特兰·罗素
1931年1月5日
下面两封信是尼尔同意我寄出的。
致邦德菲尔德小姐
亲爱的邦德菲尔德小姐：
多谢您过问A.S.尼尔先生的法国教师一事。不知您是否知道，贵部虽同意他现在的这个教师可留任一年，却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在一年期满后不得再要求留任。
我相信您从未管理过一个学校，但是假如您管理过，您就会知道，一年换一个教师，必将大大地增加成功办学的困难。如果贵部坚持教师要每年一换，那么我们那许多公立学校的校长们对你们会怎么说呢?尼尔先生正在进行一项教育实验，凡是关注现代教育的人都认为这个实验是很重要的，然而政府的所作所为却只是要使一个很有希望的实验尝试成为不可能，这似乎是令人遗憾的。我毫不怀疑，在这一点上您会同意我的看法，是您的下属没有执行您对此事的意图。
多有打扰，深以为歉。
始终是您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31年1月12日
致查尔斯·特里维廉
亲爱的查尔斯：
非常感谢你为尼尔的学校的法国教师一事尽了很多力。劳工部已准许他待一年，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尼尔不得再要求延长任期。我想你会同意我的看法，这是一个异乎寻常地设置的条件。尼尔已接受这个条件，因为他不得不向不可抗拒的力量（force majeure）屈服，但这没有任何可令人理解的理由。凡是曾经办过学的人都知道，连续不断地换教师是不能容许的。如果劳工部迫使哈罗公学注183的校长每年换一次教师，他会怎样想呢?
尼尔正在进行一项实验，凡是关注教育的人都认为这项实验是极其重要的，而白厅则尽其所能地要使它失败。我自己并不觉得对尼尔的事业负有什么义务，但我看不出正在从事重要工作的有才智的人们有任何理由应当驯服地听凭那些无知的爱管闲事的人的支配，例如劳工部的官员看来就是这号人物。我确信在这一点上你我的看法是一致的。
您的非常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31年1月12日
与A.S.尼尔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尼尔：
正如您从附函所看到的，从劳工部是什么都得不到的。
我给劳工部写了一封回信，但我没有寄出，兹随信附上。如果您认为它有助于您的事情，您可以把它寄出；但是请记住邦德菲尔德小姐是一位独身者。
您的永远的朋友
伯特兰·罗素
1931年1月27日
附罗素给劳工部的复信
亲爱的先生：
多谢您1月26日的来函。我很理解贵部的这条规定：不管工作效率如何，要尽可能限于雇用英国人。然而，我认为贵部并未充分广泛地应用这条规定。我知道有许多英国男子娶了外国女子为妻，而许多有潜力的英国已婚妇女是失业的。在这种情况下，难道用一年时间就足以把一个英国妇女训练得可以代替现有的外国妇女吗?
您的忠实的
伯特兰·罗素
1931年1月27日
亲爱的罗素：
不，他们给人的答复言不及义。政府部门的主要目的很可能是保全官员们的面子。如果我的人以后要继续待下去，我可以使点手段让他在学校里投入一笔现金，从而留下来作为一名劳动的雇主继续教书。不管怎么说，你实际上做了很多的事情。多谢了。我想下一次我要投托利党的票了!
今天我收到诺曼·麦克芒恩的遗孀的来信。她似乎一贫如洗，要我给她一个女舍监的工作。我不可能给她这个工作，而且我想您也不可能。我曾建议她向达廷顿堡注184的百万富翁朋友们求援。我总是把贫苦人转送到他们那儿去，……但我始终对他们的豪富感到憎恶。当埃尔姆赫斯特需要一幢新房时，他就开张支票给希尔斯……唉，希尔斯!而我即使是买一间小瓦房也很不舍得拿出这笔钱来。开拓者都是失败者。我已渐渐厌倦去收拾孩子们的父母造成的糟乱状态。目前我这里有一个6岁的男孩，他每天有6次拉屎弄脏了裤子……他的宝贝妈妈竟采取逼他吃屎的办法来“治”他的毛病。我没有受到任何感激……经过几年的辛劳，我把这个男孩的毛病治好了，于是她妈妈把他送到一个“适宜的”学校去了。这还远远不够……还有官方的冷漠态度或潜在的敌意，还有孩子家长的嫉妒……唯一的欣慰是在孩子们中间。总有一天我将抛开这一切，到萨尔茨堡附近去开一家优雅宜人的旅馆。
您会猜出我今天早晨颇不愉快。我想再见见您，聊聊天。今天我的心情（Stimmung）如此，部分是由于又有一笔不小的债务的消息……上午总共150英镑。都是那些我曾为其排忧解难的家长们欠下的。
您的
A.S.尼尔
1931年1月28日
萨福克，莱斯顿
萨默希尔学校
我不知道玛格丽特·邦德菲尔德对我关于手淫的观点有什么看法!
亲爱的尼尔：
我为您深深的厌倦情绪感到难过。就办学来说，这是我通常怀有的心情。孩子家长们总共欠我约500英镑，这个钱肯定永远拿不回来了。我怀疑您能把一个旅馆经营得更好。您会发现有一些身无分文的未婚先孕的女子要您照管，不仅要照管她们，而且要照管她们的孩子，为了保护他们自然生命的平安。您会发现这并不比办一所现代学校更能赚钱。除了居心不良或生性残忍之人，任何人都不可能为谋生计而不管拿什么东西去做交易。
埃尔姆赫斯特是很可悲的。无论如何，我总认为，一个人与金钱结了不解之缘，就不能不为其生计而工作，眼下我这里没有舍监的空位，因为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令人十分满意的人手。
有时我曾尝试以温和的方式向那些自认为相信现代教育的人们争取一点资助，但是我发现我遇到的最大障碍，据透露乃是下面这个事实，即我没有绝对坚持教职员须有严格的性道德。我发现，甚至自以为很开明的人们也认为，只有性欲枯萎的人才能起一种增进身心健康的道德的影响。
你讲的拉屎在裤子里的那个男孩的故事是很可怕的。我还没有过这么糟糕的事例要去对付的。
我也很想再见到您。也许我们可在某个时候在伦敦会面。……
您的
伯特兰·罗素
1931年1月31日
萧伯纳夫人的来信
亲爱的伯特兰·罗素：
承您惠寄您讲课的手稿并慨允暂存我处，我深为感激您的盛意并颇感荣幸。您讲得太精彩了。我已阅读一过，如您所允，我暂留下它，待另觅时间安心地仔细地再读它一遍。
您知道我是您的一个谦恭而拳拳服膺的仰慕者。在我身上有一种很强烈的神秘倾向，但是在公开场合它并不显现出来。我觉得您的作品是我看到的最好的匡时济世的良药和镇定剂!
衷心向贤伉俪问好。祝你们的学校蒸蒸日上。
您的深怀感激的
C.F.萧
1928年10月28日
赫特福德郡韦林
阿约特 圣劳伦斯
致C.P.桑格
我亲爱的查利：
得悉你病得很重，深为难过。望你很快会有好转。只要医生允许，我随时可去探望你。凯特注185做手术今天已经一年了，当时你对她那么亲切关怀，我还记得凯特多么喜欢你来看她。亲爱的查利，我想我从未向你表示过我对你的深厚感情，但是我想你会知道的。
我三天前抵家，感到这里万事如意。孩子们在健康成长，待在家里真是令人愉快。在加利福尼亚那样一些地方，你总觉得是托身于非常遥远的异国他乡。我曾去盐湖城，摩门教教徒企图使我皈依该教门下，但是当我发现他们不许吸烟不许喝茶时，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适合于我的宗教。
最热切地祝愿你速速康复。
深爱你的
伯特兰·罗素
1931年12月23日
彼得斯菲尔德，哈廷
泰利格拉弗宅
卢瑟福勋爵的来信
亲爱的伯特兰·罗素：
我正在读您的《赢得幸福》一书，极有兴趣而且得益匪浅。我要感谢您对有关幸福的诸因素所做的最令人兴奋而且我认为很有价值的分析。我不完全赞同的地方主要是您对羡慕和嫉妒等因素的论述。我同意您的看法，即使在科学家的那种单纯的原本幸福的生活中，人们自然有时也曾碰到过有这种缺点的例子，不过，我或者是异常幸运，或者是感觉过于迟钝，竟未在我大多数朋友中注意到有这种缺点。我知道有许多人，他们无论在农村或者在实验室都过着一种纯朴的生活，在我看来，他们很显然地都没有这种缺点。我很赞成您的看法，这种缺点在那些阶级意识过强的人们身上最为显眼。上面这些议论不是要提出批评，而只是对我自己在这些方面的观察所做的个人的说明。 惊悉令兄溘然长逝，我与他虽相知甚浅，但对您丧亲之痛谨表慰唁。无论如何，我希望您今后在上院能热心关注，参与辩论。
您的诚挚的
卢瑟福德
1931年3月9日
剑桥 王后路
纽纳姆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