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乘一艘名为波尔托（portos）的法国船从马赛前往中国。我们刚刚离开伦敦之前获悉，由于船上发现有传染病，要推迟3个礼拜才能开船。不过，我们觉得不能再重复一遍向亲友告别的种种麻烦事，所以我们到巴黎去，在那里消磨这3个礼拜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写完了关于俄国的著作，几经犹豫之后，我决定把它发表。当然，说布尔什维克的任何坏话都是使反动派大感快意的事，而且我的朋友大都认为，除非你所想的东西对布尔什维克有利，你就不应当把你对俄国的想法说出来。然而，我对一次大战期间爱国派们类似的议论就置之不理，而且在我看来，保持缄默归根到底并没有什么好处。由于我和多拉的关系，这个问题对于我自然要复杂得多。一个炎夏的夜晚，在她睡下以后，我起来坐在阳台上，凝视着群星，沉思默想。我力图不带偏颇的党派感情来看这个问题，并且想象自己是在同仙后星座晤谈。我觉得，把我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看法发表出来比秘而不宣似乎与群星更为和谐融洽。于是我继续工作，在去马赛的前夕写完了这本书。
不过，我们在巴黎的大部分时间是消耗在更琐碎的事情上的，购买适合过红海时穿的水手羊毛套衫以及未正式结婚所需要的其他妆奁之类的东西。在巴黎待了几天之后，我们之间曾经存在的一切隔阂都烟消云散了，我们变得很快乐，无忧无虑。不过，在船上也有过不融洽的时刻。由于我不喜欢俄国而甚为多拉所轻蔑，这使我的感情很容易波动。我向她表示说，我们一道出来是犯了一个错误，最好的出路是跳海。不过，这种心情大半是天气炎热所致，很快就过去了。
这次航行持续了五六个礼拜，因而你不能不熟悉自己的旅伴们。法国旅客大多是官员。他们比英国旅客高贵得多，后者是一些橡胶种植园主和商人。有几排座位隔在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我们只得充当他们的中间人。有一次英国人要我谈一谈苏俄。考虑到他们是怎样一类人，我只讲有利于苏俄政府的事情，因而几乎发生一场骚动，当我们抵达上海时，我们的英国旅伴给北京英国驻华总领事馆发了一张电报，强烈要求禁止我们登岸。我们想到在西贡我们对头中的头头触了什么霉头，就感到一种自我安慰。在西贡有一只大象，它的饲养人向游客卖香蕉，游客把香蕉喂给大象。我们每人都喂它一只香蕉，它向我们做一个非常优美的鞠躬，但是我们的那个对头拒绝喂它香蕉，因此大象把脏水全部喷到他洁白的衣服上，这也是它的饲养人教它做的。也许我们对此事幸灾乐祸使他不大喜欢我们了。
当我们抵达上海时，最初无人来迎接我们。我从一开始就隐约有点怀疑，这个邀请也许实际上是开一个玩笑，为了证明这个邀请是真诚的，我曾要中国人在我出发前预先付我旅费。我想大概不会有人花125英镑开一个玩笑，但是到了上海无人来接却又使我们担心起来。我开始想也许不得不夹起尾巴悄悄地溜回家去。然而，后来弄清楚了，原来是我们的朋友把船到达的时间搞错了。他们很快就到船上来，带我们去一家中国旅馆，在那里我度过了三天我有生以来所经历的最尴尬难堪的日子。首先是难以解释多拉的身份。他们有一种印象，好像她是我的妻子，当我们说并非如此时，他们怕我因为他们先前的误会而感到烦恼。我对他们说，我希望他们把她作为我的妻子对待，他们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声明。整个在华期间，我们接触过的每个中国人对她都极其谦恭有礼，盛情相待，实际上就把她当作我的妻子。尽管我们总是坚持要称她为“布莱克小姐”，他们还是对她优礼有加。
在上海时，我们是在同不计其数的人的会见中度过的，会见的除了中国人，还有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朝鲜人。一般地说，来访问我们的各色人等彼此间并无密切联系；例如，日本的基督徒和由于搞爆炸而流亡国外的朝鲜基督徒之间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联系。（在朝鲜，那时的一个基督徒实际上就是一个扔炸弹者的同义词。）因此我们在旅馆大厅中必须把我们的客人安排在不同的桌上，整天价从这张桌子到那张桌子来回奔跑应酬。我们还得出席一个盛大的宴会，好几位中国人以极漂亮的英国的方式在餐后致词，不乏这种场合应有的诙谐。这是我们第一次对中国人有亲身的感受，他们的英语之流畅娴熟、妙趣横生，使我们有点吃惊。此前我一直不晓得，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孙中山曾邀我去晚餐，但是令我永远感到遗憾的是，他邀约的日期恰在我离沪之后，因而我不得不婉拒了。之后不久，他去广东发动了后来征服了整个中国的国民运动，由于我未能去广东，所以我始终未得见他。
我们的中国朋友带我们去杭州两天，游览了西湖。头一天我们乘船环湖而游，第二天则是坐在靠背椅上被抬着游览的。西湖美不胜收，那是一种富有古老文明的美，甚至超过意大利的美。从杭州我们去了南京，又从南京乘船去汉口。如果说在伏尔加河上的那些日子是可怕的，那么在长江上的这些天则是极其愉快的。从汉口我们去了长沙，在那里正在举行一个教育会议。他们希望我们在那里待一周并且每天做一次讲演，但是我们俩都已精疲力竭了，渴望有个休息的机会，因此我们急欲到达北京。于是我们拒绝在当地停留超过24小时，尽管湖南省长本人也极尽其婉然相劝之能事，包括可以为我们开一列专车直抵武昌。
不过，为了尽可能博得湖南人的谅解，在24小时之内我讲了四次课，做了两次晚饭后讲话，和一次午饭后讲话。长沙这个地方没有现代化的旅馆，承当地传教士们的好意，伸出援手留我们住宿，但是他们说明，多拉必须和一群女传教士住在一起，我则和另一群男传教士同住。因此我们觉得最好谢绝他们的邀请，住到一家中国旅馆去。这番经历并不全是令人愉快的。臭虫大军整晚上在床上爬来爬去。
湖南督军注118举行了一次豪华盛大的宴会，在这个宴会上我第一次遇见了杜威，他待人亲切宽厚，后来当我生病时，他对我和多拉格外关切相助。人们告诉我，当他来医院探望我时，听见我说“我们必须制订一个争取和平的计划”，深受感动，当时我正在昏迷中除此语外都是热昏的胡话。在那次督军的宴会上有宾客百人左右。我们先在一个大厅里聚会，然后移至另一大厅入席宴饮，其美味珍馐，豪奢无比，令人难以想象。席间督军表示歉意说，便筵俭约，不成敬意，说他想我们乐于看到的正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受到如何盛大的接待。令人极为懊恼的是，我竟想不出什么词来回敬他，不过我希望翻译把我的缺乏机智给弥补了。我们离开长沙时正值月蚀，我们看见人们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燃起篝火，敲着铜锣，以便把天狗吓跑。从长沙我们乘车直往北京，在那里我十天来才第一次洗了一个澡。
我们在北京的头几个月是一段完完全全快乐的时光。我和多拉有过的一切争论和分歧都被彻底忘却了。我们的中国朋友们都很讨人喜欢。工作饶有兴味，北京本身又难以相信地那样美。
我们雇用了一个男仆、一个男厨师和一个黄包车夫。这个男仆会说一点英语，就是通过他才使别人能了解我们。这个办法比在英国更有效。我们是在住进我们的住所之前一些时候雇来这个厨师的，我们告诉他，我们需要他做的第一顿饭是几天之后的晚餐。果然，到时候晚餐已经准备好了。那个男仆什么都知道。有一天我们需要一些零钱，我们在一张旧桌子里藏了我们以为有一元的零钱，我们向男仆说明其放在哪儿，要他去取来。他冷静地回答说：“不，太太，他说错了。”我们有时也雇用一个做针线活的女工。我们在冬天雇她来，夏天就不需要她来做活了。我们看到她冬天时很胖，随着天气渐渐变暖，她也渐渐变得很瘦，渐渐地以轻盈漂亮的夏装换掉了厚实笨重的冬衣，这使我们觉得非常有趣。我们的住房要配备家具，那是从极好的旧家具店里购置的，在北京有很多这样的家具店。我们的中国朋友不能理解我们何以偏爱中国的老古董而不喜欢从伯明翰进口的现代家具。我们有一位正式的翻译，他被派来照顾我们。他的英语非常好，他特别以能够用英语讲双关俏皮话而感到骄傲。他的名字是赵先生注119（Mr.Chao），我曾给他看过我写的一篇题为《现在混乱的原因》（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的文章，他说：“啊，我想，现在赵氏的来源就是先前的赵氏。”（the causes of present Chaos are the previous Chaos）注120在我们旅行的过程中我成了他的一个亲密朋友。他和一个中国姑娘订了婚，而我还曾帮助他排除了妨碍其婚姻的某些阻难。我现在还不时地有他的消息，他们夫妇有一两次曾到英国来看我。
我讲课很忙，而且还有一个高年级大学生的讨论班。除了一人（他是满清皇帝的侄子）例外，他们全都是布尔什维克派。他们常一个一个地悄悄溜到莫斯科去。他们是可爱的青年，很机敏又很有才智，渴望了解世界，摆脱中国传统的束缚。他们大都在幼时就与旧式女子订了婚，可否破除这个婚约而去娶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女子这个伦理问题使他们感到烦恼。在中国新旧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家庭的羁绊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年轻人所不能忍受的。多拉常去女子师范学校，那是培养未来教师的地方。她们会向她提出有关婚姻、自由恋爱、避孕等各种问题，她极其坦率地回答了她们的问题。在欧洲类似的学校里是不可能提出这类问题来讨论的。尽管中国青年的思想是自由的，传统的行为习惯对他们仍有很大的支配力。我们时不常地举行宴会，邀请我的讨论班的男青年和女子师范的姑娘们来参加。起初这些姑娘们会躲在一间她们认为不会有男人闯进来的屋子里，我们不得不把她们拉出来，鼓励她们与男子交往。必须说明的是，一旦开了头，就无须再加推动了。
我在那里讲课的国立北京大学是一所非常出色的学府。校长和副校长都是热心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人物。副校长是我所认识的最真诚的唯心主义者之一。本来用以付教师薪水的钱经常被督军们挪用，因此，他们教书主要是出于兴趣爱好而不是为了挣钱。这里的学生应该得到他们的教授要教给他们的东西。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准备为祖国做出无限的牺牲。周围的气氛缊着大觉醒的希望。在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沉睡后，中国正开始发觉现代的世界，在这时，与政府的职责相随而来的贪婪和妥协的弊病还没有降临改革者们身上。英国人讥讽这些改革者，说中国总是中国。他们要我相信，听那些浅薄轻浮的年轻人高谈阔论是无聊的；然而，不过几年的工夫，那些浅薄轻浮的年轻人却征服了中国，把英国人最心爱的许多特权给剥夺了。
自从共产党人在中国掌握权力以来，英国的对华政策比美国更开明一点，但是在此之前情形则恰好相反。1926年，在3个不同的场合，英国军队曾向手无寸铁的一群中国学生开枪，打死打伤多人。我曾撰文强烈谴责这些暴行，先在英国发表，随后在中国各地广泛刊载。一位在华布道的美国传教士和我有通信联系，此后不久曾来英国，告诉我，在中国人们是如此愤怒，以致所有在华的英国人都有生命的危险。他甚至说——虽然我觉得这不大可信——亏了我，在华的英国人才保住性命，因为我曾使怒不可遏的中国人得出一个结论：并非所有的英国人都是坏蛋。无论如何，我不仅招致了在华英国人的敌视，而且被英国政府视若仇雠。
在中国的白人对很多事情是无知的，这些事情对中国人来说乃是一种常识。有一次花旗银行给我一些由法兰西银行开的支票，我发现中国商人不肯接受它们。花旗银行颇感惊异，给了另外一些支票。3个月之后，出乎所有在华其他白人银行的意料，法兰西银行倒闭了。
就我可能加以判断而言，英国人在东方与周围环境是完全隔阂的。他打马球，去俱乐部。他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得自18世纪传教士们的作品，他以对其本国智慧的同样的轻蔑看待东方的智慧。很遗憾，虽然有我们政治上的洞察力，他却忽视了下面这个事实，即在东方，智慧是受到尊敬的，因此东方有文明教养的激进派对被英国的激进派所置之不顾的事情也有一种影响。麦克唐纳穿着短裤到温莎去，而中国的改革派对他们的皇帝则没有表示过如此的敬意，尽管我们的君主制与中国的君主制相比还很短暂。
至于在中国人们应当怎样做，我的看法已写在《中国问题》一书中了，这里不再重复。
中国虽然处于动乱之中，但是同欧洲相比，在我们看来，它还是一个充满了哲学的宁静的国家。我们可每周一次收到从欧洲寄来的邮件，从那里来的信和报纸似乎向我们喷出一股疯狂的热气，就像炉门突然打开喷出一股灼热的气流一样。由于我们不能不在星期天工作，我们就经常把星期一作为休假日，并时常到天坛去做竟日之游，它是我有幸看到的最美的建筑了。我们会无言默坐，沐浴着冬日的阳光，沉湎在和平静谧之中，然后离开那儿回来准备以镇定和平静的心情面对我们自己那个混乱的欧洲大陆的疯狂和苦痛。另外一些时候，我们常到北京的城墙上去散步。我很清楚地记得，一天傍晚，在落日余晖中开始散步，一直走到一轮满月冉冉东升。
中国人有（或者说曾有）一种幽默感，我觉得很投合我的脾性。也许共产主义已经扼杀了它，但是当我在中国时，他们常常使我想起了中国古书里的人物。有一天，天气很热，有两个胖胖的中年商人邀我乘汽车下乡去看一座非常有名而已半就圮毁的塔。到那儿以后，我沿着阶梯盘旋而上，原以为他们会跟着上来，但是到了塔顶我才发现他们还在下面地上。我问他们为何不上来，他们异常严肃地回答说：
“我们曾考虑上去，而且讨论了是否应当这样做。双方都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由，但是最后有一点使我们做出了决定。这座塔随时可能倒塌，我们觉得，万一它真的倒了，最好有当时在场的目击者能够证明哲学家是怎样死的。”
他们真正的意思是说天气太热，他们又胖，所以爬不上去。
许多中国人的幽默搞得很微妙，越是别人弄不明白，越是逗趣。我要离开北京时，一位中国朋友赠我一段很长的古典作品中的文字，是手刻在一块极小的板面上的，字迹细微难辨；他又将这段文字用优美的书法写出送给我。我问他这段话说的是什么，他回答说：“等您到了家的时候去问翟理斯教授吧。”我听从他的意见这样做了，才知道那是一段“巫师的卜辞”，在这段卜辞中，巫师只是劝向他求卜的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位中国朋友是拿我打趣，因为我总是拒绝对中国人当前的政治难题给他们提出建议。
北京冬天的气候很冷。几乎老是刮着凛冽的北风，挟来一股发自蒙古山脉的寒流。我得了支气管炎，但是没有注意它。病情似乎已经好转了，有一天，应几位中国朋友之邀，我们从北京乘汽车走了大约两个小时到一个有温泉的地方。旅馆供应上好的茶，有人说吃茶太多不明智，那会使你在筵席上失掉胃口的。我反对这样明智的考虑，理由是上帝最后审判那一天会做出判决的。我说的不错，因为这是我又能吃一顿饱饭之前三个月说的。饮茶之后我突然开始打颤，大约打颤一小时的光景，我们决定最好马上返回北京。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的汽车轮胎被扎破了，而在修补轮胎的当儿，发动机冷却了。这时我已近乎神智昏迷了，几位中国仆役和多拉把汽车推到一个山坡上，在下行时发动机才渐渐开始启动了。就因为这一耽搁，北京的城门在我们到达时已经关闭了，打了一个钟头的电话，城门才给我们开了。当我们终于回到家时，我实在病得很厉害了。还未来得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已经陷入昏迷。我被送进一家德国医院，多拉白天护理我，在北京的唯一一位英国职业护士晚间护理我。有两周时间，医生们每天晚上都以为等不到天亮我就会死了。这段时间的事情我什么都不记得了，除了一些梦。当我从昏迷中醒过来时，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认识那位护士。多拉告诉我，我病得很厉害，差一点死了，我却回答说：“那多有趣呀”，但是我的身体太虚弱了，不到5分钟就把这忘记了，她不得不向我再说一遍。我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尽管在我脱离昏迷之后一个月左右，他们不断地对我说我本来随时可能死去，但是我决不相信。他们找来的那位护士工作相当出色，第一次大战期间她是塞尔维亚一家医院的护士长。整个医院被德国人占领了，护士们都被移往保加利亚。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她和保加利亚王后变得如何亲密。她是一个有很深宗教信仰的人，当我病情开始好转时，她告诉我她曾认真考虑过让我死掉是不是她的职责。幸而她的职业训练比她的道德感要强得多。
整个康复期间，我都是极端快乐的，尽管我还很弱而且身体很不舒服。多拉全心全意地照料我，她的真心诚意使我忘记了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在我康复的初期，多拉发现她怀孕了，这对我们两人都是莫大幸福的一个来源。自从我和艾丽丝在里士满草地一起散步以来，想要孩子的愿望在我心中愈来愈强烈，以至它最后变成了一种令我意醉神迷的热望。当我发现我不仅要自己活下去而且要有一个孩子时，我对自己身体恢复的情况变得完全不在意了，尽管在康复期间陆陆续续小病未断。我的病主要是双肺炎，另外还有心脏病、肾脏病、痢疾和静脉炎。然而，无论什么病都没有妨碍我感到异常的快活，而且虽然医生对我病的预后不抱乐观，但是在我复原以后却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躺在床上想到自己不会死了，那真是出人意表的乐事。直到此前，我总以为自己根本上是悲观主义的，活着没有多大的价值。我发现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全错误的，人生对于我是无限之甜蜜可爱的。北京雨少，但是在我休养康复期间，却下了几场大雨，从窗子透进来湿润的泥土的芳香，我过去常想如果再也闻不到这种香味，那该多不开心啊。对于阳光和风声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就在我的窗外有几株刺槐，在我刚刚恢复到有力气来赏玩它们时，它们正好鲜花盛开。从那以后我才知道了，在心底里，我是乐意活着的。大多数人无疑总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我过去却不知道。
人们告诉我，中国人说他们要把我葬在西子湖畔，并且修一座祠堂来纪念我。这并没有成为事实，我感到有点遗憾，因为那样我本会变成一个神，对一个无神论者来说，那倒颇为风雅。
在北京，那时有一个苏俄的外交使团，使团人员对我非常友好。他们有北京最好的香槟，慷慨地供给我饮用，因为对肺炎患者来说，香槟显然是最适宜的饮料。他们先是常常带着多拉，后来则带着多拉和我，驱车到北京邻近地区游览。这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情，但也有点令人担惊受怕，因为他们开车也像搞革命一样胆大包天。
我能活下来也许应该感谢在北京的洛克菲勒机构，它提供了一种能杀肺炎球菌的血清。在这一点上我尤其要感谢他们，因为我在此前后，在政治上都是强烈反对他们的，而他们也是以与我的护士所感到的同样的恐惧来看待我的。
日本记者不断地打扰多拉，在她要护理我的时候来访问她。最后她草草敷衍了他们一下，于是他们就叫日本报纸说我死了。这个消息从日本传到美国，又从美国传到英国，和我离婚的消息登在同一天的英国报纸上。幸而，法院并不相信这个消息，否则离婚一事又会被延搁了。不过这个消息却使我得到阅读我的讣告的乐趣，这是我一直想望但并不期待它会实现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份传道会的报纸登了仅只一句的讣告：“对罗素先生之死请原谅传教士们闻讯之下松了一口气。”当他们发现我竟未作古时，恐怕一定会发出另一种叹息吧。我死了的消息曾使我在英国的一些朋友感到悲痛。直到我哥哥拍电报来问我是否还活着之前，我们在北京对此事毫无所知。我哥哥在电报中同时也说他觉得我不大会死在北京。
康复期间，我最苦闷难耐的一段日子是患静脉炎而必得一动不动地仰卧在床上的6个星期。为了多拉分娩，我们急于要回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能否做得到却似乎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不感到焦急不安，当医生们说别无他法只有等待时，我们就更是焦躁了。但是，困难总算及时解决了，7月10日我们终于离开了北京，虽然我当时还很虚弱，只能拄着手杖蹒跚而行。
我从中国回国不久，英国政府决定处理庚子赔款的问题。义和团被打败以后订立的和约规定，中国政府应向所有受其伤害的欧洲列强付一笔年金。美国人非常聪明，决定放弃这笔赔款。中国在英国的朋友们敦促英国也照此办理，但徒劳无功。最后决定，中国人不是支付罚款，而是付出一笔对中英双方都有利的款项。究竟应以什么形式支付这笔款项则留给一个委员会去解决，这个委员会须有两名中方成员。当时麦克唐纳是首相，他邀请洛斯·迪金森和我为委员会的英方成员，并且同意我们推荐的丁文江和胡适为中方成员。之后不久麦克唐纳政府倒台了，随后上台的保守党政府通知迪金森和我不再聘请我们担任这个委员会的职务，而且他们也不接受丁文江和胡适为中方成员，理由是我们不了解中国。中国政府答复说它要求我推荐的这两位中国人为中方成员，而不愿以任何他人代之。为取得同中国人的友好关系所做的这次非常微弱的努力就此结束了。在工党执政与中国友好的时期所取得的唯一一件成果是山东将为英国海军提供高尔夫球场，而且不再向中国商界开放。
在我患病之前，我曾答应离华后去日本旅行讲学。我不得不把这个计划缩短为讲演一次并减少对各类人士的访问。我们在日本过了忙乱的12天，那些天远不是愉快的，虽然很有趣。与中国人不同，日本人原来缺乏高尚礼貌教养，要避免他们的无端打扰是不可能的。由于我仍然很虚弱，我们急欲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劳累，但结果应付记者却成了一件难事。我们的船抵达第一个港口时，尽管我们的行踪尽力保密，还是有大约30名记者已经候在那里，不过他们只能通过警察获悉我们的行动。由于日本报纸曾拒绝更正报道我死的消息，多拉给每家报纸一张用打字机打的字条，说因我已死，恕不接受采访。他们拉着嗓子从牙缝里说一声：“嘿!信雨奇（很有趣）!”注121
我们先到神户拜访《日本纪事》主编罗伯特·扬。船逼近码头时，我们看见有大队人群打着旗沿道而来，船上有识得日文的人大为惊讶，发现一些旗上表明是来欢迎我的。随后才知道这原来是在码头上举行一次大罢工，因为除了对外国贵宾表示敬意，警方是不容许人们成群列队的，所以这就成了他们举行示威游行的唯一办法。示威者们由一位叫香川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者领导，他领我去参加几个示威集会，我在一个集会上讲了话。罗伯特·扬是一位讨人喜欢的人，他是上世纪80年代离开英国的，因此没有染上后来的思想堕落。在他的书房里有一幅很大的布拉德洛（Bradlaugh）的画，他对布拉德洛由衷地崇拜。我认为，他办的报纸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报纸，最初是他从做排字工人的工资节省下来10英镑做资本办起来的。他带我去奈良，那是一个十分优美的地方，古老日本的流风余韵至今犹存。之后我们落到了一份名曰《改造》（Kaizo）的新式杂志的编辑们手中，他们领我们游览了京都和东京，他们总是有意地把我们来游的时间透露给记者，因此我们被他们的闪光灯无休止地跟踪追击，甚至我们已经睡下了，他们还要来拍照。在这两个地方他们都邀请了一大批教授来拜访我们。在这两个地方对我们的款待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同时有警察特务紧紧尾随在我们后面。在旅馆里，紧邻我们住室的那个房间总会有一帮子警察带一台打字机占住。侍者们对我们敬若皇亲贵戚，总是鞠躬如仪地倒退出房间。我们想说：“这个侍者真讨厌”，而马上就听到警察的打字机在咔嗒咔嗒地打字了。在教授们为我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每当我与任何一位教授畅谈之际，就会有人打开闪光灯来拍照，结果谈话自然被打断了。
日本人对待妇女的态度有点粗鲁。在京都我和多拉两人的蚊帐上都有洞，所以我们半个晚上都被蚊子咬得不能入睡。到了早上我向他们诉苦。第二天晚上我的蚊帐给修补了，但是多拉的蚊帐却依然如故。第二天我又向他们抱怨时，他们竟说：“但是我们不晓得那对妇女有什么要紧的。”一次，我们与当时也在日本旅游的历史学家艾琳·鲍尔同乘一列郊区车，车上已座无虚席，但是有一位日本人很友好，站起来让座位给我。我让多拉坐了。另一位日本人于是又把他的座位让给我。我又让艾琳·鲍尔坐了。这时那个日本人对我这种缺乏男子汉气概的行为非常厌恶，几乎要使浑耍蛮了。
我们见过的日本人中，只有一个人我们的确是喜欢的，她就是伊藤小姐。她年轻而且美丽，与一位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生活在一起，而且同他有了一个儿子。多拉对她说：“你不害怕政府当局会做出什么不利于你的事来吗?”她把手在咽喉处横切一下说：“我知道他们早晚会这样干的。”后来在发生地震时，警察到她和那个无政府主义者住的房子找到了他们两人和他们的一个小侄子（警察以为是他们的儿子），说他们是警察局通缉的人物。到了警察局，他们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被警察勒死了。这些警察炫耀说他们并没有很为难那个小孩，因为在去警察局的路上他们已设法和他交了朋友。这些警察成了民族英雄，在校儿童都要作文赞美他们。
我们冒着酷暑经过10小时的旅程从京都到横滨。到那里时已夜幕降临，我们受到一连串镁光灯爆响的欢迎，每一响都把多拉吓一大跳，更让我担心我们走岔了地方。我心中不由得升起一团无名怒火，自从我想勒死菲茨杰拉德以后，这是我唯一一次发这么大火。我追那些拿着闪光灯的小子们，但是走路还一瘸一拐地，我怎么也捉不住他们，这倒万幸，因为否则我一定会犯杀人罪的。一位很有胆量的摄影师成功地拍下了一张我两眼闪着怒火的照片。若是没有这张照片，我想不到自己看上去会是如此这般完全发疯了的样子。这张照片是把我介绍给东京的引言。此时此刻我所感到的愤怒之情，与举行反英暴动的英属印度人注122或被一群叛乱的有色人种包围的白人所必然感到的那种怒气正自相同。于是我体会到，要保护自己家人不受异族的伤害，也许是人可能具有的最野性最激烈的感情。我在日本经历的最后一件事，是一份日本爱国派杂志发表了一篇假冒我的对日本民族的告别辞，鼓动他们具有更强烈的沙文主义精神。我从未向这家杂志或任何其他报刊寄过这个告别辞或任何其他告别辞。
我们从横滨出发取道加拿大太平洋航线回国，无政府主义者小杉和伊藤小姐来送行。在亚细亚皇后号轮船上我们感到周围气氛骤变。多拉怀有身孕的情况尚非一般人能看得出来的，但是我们注意到船上的医生以其职业的目光瞧着多拉，而且我们得知他已把他的观察转告其他乘客了。因此，几乎无人要同我们谈话，虽然人人都亟欲给我们拍照。唯一愿同我们谈话的人是小提琴家米沙·埃尔曼及其随行人员。因为船上其他那些人都想跟他谈谈，所以对他总是跟我们在一起颇为着恼。经过一场多事的旅行之后，我们在8月底抵达利物浦。那天正下大雨，而人们此前都在抱怨天旱不雨，因此我们觉得我们确实到家了。多拉的母亲站在码头上，一边是来欢迎我们，一边是对多拉羞于启齿的事情给她以明智的忠告。9月27日，我们结婚了，成功地匆匆通过了王室讼监的监督，虽然这需要我在查林克罗斯广场注123讲台上以万能上帝的名义宣誓，多拉是我已与之正式交合的女人。11月16日，我的儿子约翰出生，从此刻起，在许多年中，我的儿女是我生活的主要兴趣所在。
书 信
袁琼生注124的来信
亲爱的先生：
我们非常高兴，您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哲学家来华抵达本埠，来救治中国学生的历史性的思想病。自从1919年以来，学生界似乎是中国未来的最大希望；因为他们已经准备迎接中国社会的一个革命的时代。在那一年，约翰·杜威博士极其成功地影响了中国的知识阶层。
但是我胆敢代表大多数中国学生向您说几句话：
杜威博士在这里虽然是成功的，但是我们大多数学生并不满意他的保守的学说。因为我们大多希望得到关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的知识；一句话，我们亟欲求得关于社会革命哲学的知识。我们是克鲁泡特金的信徒，我们的目的是在中国建立一个无政府的社会。我们希望您，先生，能提供我们基于无政府主义的彻底社会哲学的基本原理。再者，我们希望您来纠正杜威博士这位美国哲学家的学说。我们希望您在中国具有与在英国不同的绝对自由。因此我们希望您在这里能取得比杜威博士更大的成功。
我本人是国立北京大学旧日的学生，在上海曾多次见到您，头一回是在东方大旅店首次开会欢迎您的那个晚上。
您常常引用的老子那句箴言的开头一语应当改一下，“Creation without Possession”注125较先前的翻译更好些；这个翻译更符合您所说的：“the creative impulse and the possessive impulse”（创造的冲动和占有的冲动）。尊意以为然否?
您的兄弟般的同志
袁琼生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共产
主义者联盟书记）
1920年（11?）10月6日
中国 上海
霞飞路渔阳里6号
湖南教育总会的来信
先生尊鉴：
敬启者，敝省教育制度方值初创，近年内战频仍，迭经纷扰，亟待贤智学者，有以教我、助我。
先生道德文章，名高望重，为我国人所最景仰推重。我湘人尤切望亲聆先生之教言，为我指南。
日前本会尝命在沪代表李石曾先生邀请先生莅湘来访，蒙先生慨允，不胜感激。本会拟于10月25日举行盛会，敬待先生赐教。兹派昆朝书先生代表我全体同仁专诚迎接先生，请早日光临。
湖南教育总会 敬上
（印章）
1920年10月11日 长沙
致《国民报》注126
以下记述写于扬子江上。
自从我们乘船抵达中国以来，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段最奇妙而有趣的时光，迄今我们完全是在多少有些欧化的中国学生和记者中间度过的。我讲演已不计其数，——讲爱因斯坦，讲教育和社会问题。学生们有惊人的求知欲。你一讲开了头，他们的眼中就流露出饿虎扑食般的神情。他们对我处处敬重有加，使我深感不安。我到上海的第二天，他们盛宴招待我们，把我当作孔子第二来欢迎。那天上海的所有中国报纸都登了我的照片。布莱克小姐和我都不能不到数不清的学校、教师会、各类大会上去演说。这是一个有着鲜明对照的国家。上海大部分是颇为欧化的，更几乎是美式的；街道的名字、布告和广告都是英文的（和中文的）。高楼大厦都是大公司、官厅、银行之所在；一切都显得十分富丽堂皇。但是那些僻街小巷则仍然完全是中国式的。上海是一座面积与格拉斯哥相当的大城市。欧洲人看上去几乎都是凶恶而讨厌的。中国一家主要报纸请我们到一座现代化的建筑去吃午餐，这幢楼房建于1917年，拥有最新式的设备（除了整行铸排机外，这种机器还不能用于中国的方块字）。报纸编辑部在楼房顶层招待我们一顿中国饭菜，有米酿美酒，菜肴多得不可胜计，我们也得用筷子吃。酒足饭饱之后，他们说他们的同仁中有一位酷爱中国古乐，愿为我们弹奏一曲。于是他用一把七弦琴给我们弹了乐曲，这把琴是他按照古代的样式用从一座古庙里取来的上2000年的黑檀木自制的。这种乐器像吉他一样是用指弹奏的，但不是抱在手上，而是平放在桌子上。他们要我相信他弹奏的乐曲是4000年前的古乐，不过我想那是夸大其词。但无论如何，那是极优美、极高雅的音乐，对一个欧洲人来说，比新近时兴的音乐（我听过很多）更舒适悦耳。曲终席散，他们又开始纷纷为报纸奔忙了。
我们的中国朋友把我们从上海带到杭州，在西湖畔住了三个晚上。西湖据说是中国风景最美的地方。这里真是度假的好地方。西湖并不大，约有格拉斯米尔湖注127那样大小，四周为树木丛茂的群山所环绕，山间有数不尽的塔和庙宇。千百年来多少诗人和帝王都来修饰她，把西湖装点得愈加美丽。（在中国古代，诗人之多有如现代欧洲之金融家。）我们在山上玩了一天，那是坐在轿子上进行的一次12小时的远征。次日我们去参观湖中岛上的乡间别墅、庙宇，等等。
中国的宗教很奇妙地充满了欢乐。当你进了一座庙宇，他们就给你送上一支烟和一杯清香可口的茶。然后带你去参观。人们以为是禁欲苦行的佛教在这里却是挺逍遥快活的。这些潜心修行的圣徒们都大腹便便的，人们把他们描绘成享尽人生乐趣的人。似乎没有人真正相信宗教，连这些僧人自己也不相信。但我们还是看到有许多新建的富丽华美的庙宇。
乡间别墅主人同样好客，带你参观，茶水招待。这些别墅正如中国绘画中那样，有许多亭榭阁轩，游人可在此驻足小憩，别墅中除了一些最宽敞的房间里有一件难看的欧式小家具外，其他摆设都是为了美观而非舒适实用而制作的。
我们在西湖看到的最幽雅宜人的所在是一处昔日士人隐居的庐舍，约800年前筑于湖上。在旧日的中国，士人的生活确乎是愉快的。
中国给人一种印象，如果没有欧洲人的影响，它会达到欧洲未经工业革命或法国革命而从18世纪发展至今的地步。中国人似乎是理性的快乐主义者，很懂得如何获取幸福，通过极力培养其艺术感而臻于美妙的幸福，而其有别于欧洲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宁愿享受欢乐，而不去追逐权力。各个阶层的人都笑颜常开，即使地位最低下的人们也是如此。
中国人无法念我的名字，也无法用汉字把它写出来。他们叫我“Luo-Su”（罗素），这是他们能找到的最接近我的名字的翻译了。这个译名他们既可以发音念出来，也可以用汉字印出来。
我们从杭州回到上海，然后乘火车去南京，那是一座近乎荒芜的城市。环城城墙有23英里长，但是围在墙内的大部分地盘却是乡村。这座城是在太平军起义时被毁坏的，1911年的革命又有损坏。但是这里是一个活跃的教育中心，极想知道关于爱因斯坦和布尔什维克的消息。
我们从南京沿长江溯流而上，经过3天的旅程到了汉口，一路上饱览了长江两岸的旖旎风光。——之后又乘火车由汉口去长沙。长沙是湖南省会，一个大型的教育会议正在那里举行。在长沙大约有300名欧洲人，但是此地欧化的程度并不高。长沙城很像一座中世纪的市镇，街道很狭窄，每所房子都像一家商店，屋外挂着欢快的标志，除了轿子和少数黄包车，没有其他可用的交通工具。欧洲人在这里开设了几座工厂，几家银行，几处传道会和一所医院——这是用西方的方法伤害而又修复人的灵与肉的全套装备。湖南省长是中国各省省长中德高望重的一位，昨天晚上设盛宴招待我们。杜威教授和夫人也出席了这次宴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省长不会讲任何欧洲语言，所以我虽然就坐在他身边，却只能通过一位翻译互相致意。但是我对他有一个很好的印象；他的确热切希望促进教育，这似乎是中国最迫切的需要。不发展教育，很难了解如何才能建立更好的政府。应当说，一个坏的政府在中国造成的祸害似乎不像在一个欧洲国家中那样大，不过这也许是我的一个肤浅的印象，须待时间的校正。
现在我正前往北京，可望于10月31日到达。
伯特兰·罗素
1920年10月28日
山本的来信
亲爱的先生：
近日多承先生厚爱，衷心感激，惠赐《布尔什维克俄国之展望》一稿顷已寄达，并此致谢。
尊作论“爱国主义”一文译载于我们《改造》杂志的新年号，现已售书。日本青年满怀激情地阅读此文，为之热血沸腾。此文到处成为绅士、学生和工人相聚而谈的中心，您的思想对他们的吸引力真是太大了。
唯一令人遗憾的是，政府要求我们尽可能删掉文中涉及日本的文字，我们不得不舍弃了您的某些宝贵意见。我们相信，您对我们的处境会给以宽厚的同情，对我们之遵从政府的要求予以谅解。
不过，今后无论以原文还是以译文发表您的文章，我们都将依我们的原则行事，决不听命于人。我们这里广大青年对您的仰慕是异乎寻常的。
您的主义与我们是一致的，因此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愿同您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国家仍然束缚于3000年来顽固不变的因袭的罗网中，所以不可能实行改革，这使我们深感痛惜。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前进。您发表的作品已经成了激励有作为的日本青年稳步前进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过去的30余年中，日本在物理学和医学上都有长足进步，但是在独创的发明方面我们究竟有多大的进展，却是一个问题。不过我们相信，在纯科学方面，我们的进展绝不落后于美国。只是我们大多数国人仍然受制于等级观念和其他落后思想，这是我们深以为耻的。日本的军阀和阁阀们一直渴望把日本引上向外侵略的道路，因而只能招致民族的反感。目前日本思想界受一股好斗的潜流的支配。如果我们的国家因此而被视为一个侵略成性的民族，我们将感到非常痛心。
我国政府中有一半的官员和近百分之八十的军人都陷入了侵略的迷梦，这是实情。但是，近来人们已颇有所醒悟。
我们对我国的青年抱有信心，他们已开始觉醒，因此他们会沿着文明的道路前进而不使世界失望。我们希望您撰文以鼓励我国青年努力进步。
请转致我们对布莱克小姐的问候。
山本实彦 敬上
1920年12月25日
日本 东京
〔撒谎骗人是国际性的恶行，此处亦然。〕注128
致奥托兰·莫雷尔
前几天我和多拉去参加中国学生在这里举行的一次中餐宴会。他们以18世纪法国的风格发表了一些充满灵敏机智的演说，他们的英语之熟练使我非常惊讶。英国驻华代办说，人们曾要他谈谈中国政治——他说迫切的问题是大选、经济和限制军备——他谈了很长时间，只讲在有关英国的政治演说中都会讲到然而对于中国却无关紧要的东西——当他讲完坐下来时，对任何问题都没有表态，只是暗示（而不曾说出）中国的问题比我们英国的问题还糟。中国人常常让我想起奥斯卡·王尔德，他在第一次受审时认为才智能使人渡过任何难关，但发现自己落在一架绝不关心人的价值的巨大机器的掌握之中。日前我读到关于一位中国将军的消息，他的军队勇敢地抵抗了一次日本人的袭击，因此日本人硬要他向日本领事道歉。他回答道，因为没有适于在如此庄严的场合穿着的华贵制服，因此不克趋前拜谒他至为尊敬的这位人物，对此深感遗憾。然而日本人坚持他们的要求，这位中国将军就在同一天拜访了其他各国的领事，因而他之拜访日本领事就似乎只是一次礼节性的访问。于是全日本掀起了一阵狂嚎怒吼，认为他侮辱了整个大和民族。
我想在世界上做些什么事情来帮助中国人，但是并不容易。他们有如一个由艺术家组成的民族，有他们的一切优点和缺点。你想象一下如果格特勒注129和［奥古斯图斯］约翰注130和利顿注131着手治理大英帝国，那么你对两千年来中国是怎样治理的就会有所了解了。利顿很像一个旧式的中国人，而完全不像一个现代西方型的人物。
就此住笔。致以全部的爱。
你的B.
［1921年］
我兄弗兰克的来信
亲爱的伯蒂：
我急忙向其做出保证的那家银行正威胁要把我的财产拍卖掉，因此你回来时我可能会变成流落街头的贫民了。对于我这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诱人的前景，但是我敢说这会使伊丽莎白感到莫大的快乐。
我一直没有再见到行止无定的小林奇，尽管她待在伦敦的时间像在格顿学院一样多。我不明白一个大学教师在学期中间会有这么多自由活动的时间。
你知道我们那位讨人嫌的格特鲁德婶婶在欣德海德开了一家潘奇钵旅店吗?我很想到那儿去过一个周末，但是她也许会把我拒之门外。我上次看见阿加莎姑姑时，她对格特鲁德婶婶开旅店一事极反感，她说这个可恶的女人跑遍了欣德海德，讲一些最耸人听闻的事情（我们可以猜到是些什么事）使人们对她产生恶感。我想，当我们回顾一下彭布罗克邸园的气氛时，想到阿加莎姑姑在她的老年竟成为出乖露丑的对象注132，真堪发一笑。她当然觉得，会有这样的事，一定是这个世界出了大毛病。她对格特鲁德恶言相讥，很开心，很舒服，下次我再见到她时，引逗她一下，让她开心见肠地说。
我恐怕没有更多的消息告诉你了。我一门心思在考虑破产是个什么样子，如何和在何处过上一年一无所有的日子。这是一个新问题，一切解决办法我都不喜欢。
深爱你的
［弗兰克］罗素
1921年1月27日
奇切斯特
泰利格拉弗宅
罗伯特·扬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先生：
您的著作对我常有很大的助益，因此当我得知您将在此间出面时，我冒昧给您寄上一份《纪事》，希望您时时能从中发现一点有趣的东西。请勿寄来订费；如果这份报纸对您有些用处，我就非常高兴了。
一年前我在英国时曾希望有机会与您晤谈，弗朗西斯·赫斯特试图安排这次会见，但是发现您其时已离开伦敦了。您是否想在返英前来日本访问?如有来意，我希望有机会同您会面，对您的来访如有我可尽力之处，请不吝赐告。
我将欣然拜读您论布尔什维主义的新著。您既著此书，大概会注意到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的一个评论。您也许有兴趣知道，我能够记得令尊的愿望在宫廷遭挫的情况，因此我一直饶有兴趣地追踪着您的事业成就。
您的真诚的
罗伯特·扬
1921年1月18日
日本 神户
三之宫 第91号信箱
《日本纪事》
亲爱的罗素先生：
去年8月接到您从亚细亚皇后号轮船上写给我的信，已经很长时间了，本应早日敬覆，但因编辑部人手很少，我老是忙无暇时，而信件往来又累积成堆。
我刚刚获悉罗素夫人生一子嗣，我并非拘于虚礼向您致贺，而是因为它带给我们很大的快乐，并且得知罗素夫人并未因在日本的经历而受到伤害，更令人极感欣慰。我已将您寄给我的信发表了，我想这种抗议是有好处的。很少有人有勇气抗议这种性质的恶行，人们都担心批评会使更坏的遭遇落到自己头上。
华盛顿会议注133真是一出滑稽戏。会议伊始，我就怀疑那些发动了战争的人的和平热情是真诚的。也许毛病出在他们头脑上，而不是出在他们的心灵中。政治家们似乎不明白，只要继续实行老的政策，我们就会得到同样的结果，把军备限制到他们在战争期间已然达到的水平，就会在承受沉重负担和面临战争爆发危险方面把我们置于比1914年时更坏的境地。日本愠怒地接受了美国提出的裁军比例，但是支持法国拥有更多潜艇的要求。法国正暴露出是比过去的德国对欧洲更大的危险。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被出卖了。英日同盟被废除了，代替它的是一个四国协议注134，对于中国来说危险还要更大。对中国的拯救竟赖乎各列强之争权夺利、钩心斗角，这是很不幸的。几个列强联合起来，对中国的压力将会增加。但是我不知道，一旦这个条约的全部含义被弄明白了，它会不会得到议会的赞同。
我注意到，您非常之忙，但我希望您能使人们动脑子思考问题。不过，他们恐怕是走上邪路的扭曲了的一代人。有些时候我感到绝望。我的生活由之开始的一切理想似乎都毁灭了。但是，我想人一过花甲之年，青春的活力也就消逝了。
顺便说一下，我曾建议康韦纪念委员会（Conway Memorial Committee）邀请您发表年度讲演。如果他们请您，望您慨然接受。蒙丘尔·康韦是一位杰出的人物，总是准备去维护被压迫者和捍卫自由言论。当布拉德洛和贝赞特夫人因为出版《哲学的果实》而被起诉时，他支持了他们，正如当富特因为发表《自由思想家》而被控告时，他站在他一边一样，虽然就个人来说他是反对他们那种宣传方式的。
我在刚刚写给罗素夫人的一封信中讲了一些日本的消息，故此处不再重复。我希望您能定期收到《日本每周纪事》，以使您能关注此间世界的消息。我们一直是寄到乔治·艾伦和昂温出版公司转交给您的。现在我已有了您在切尔西的地址，以后将直接寄到这里。若干年来，我们的周报行销世界各地，发行量一直在稳步增加。但是从今年元旦开始，日本邮局已将境外邮资提高一倍，这样订一份周报仅邮资一项一年就要花6日元，我担心报纸的销路会因此受到影响。
得悉您已完全康复，非常高兴。罗素夫人说，仅在日本见过您一面的人大概会认不出您来了。您的访问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快乐。多年来我一直很赞赏您的著作，您在即使最顽强的人似乎都摇摆不定的时候对公众事务采取的坚定立场使我深受鼓舞。因此与您结识对我极为重要，我期待着您的友谊。
编辑部同仁同致问候
您的真诚的
罗伯特·扬
1922年1月2日
日本 神户
三之宫 第91号信箱
C.P.桑格的来信
我亲爱的伯蒂：
非常感谢你写信来而且讲了这么些令人愉快的事情。直到有谣传说你死了我才真正知道我是多么深深地爱你。我不相信这个谣言，我连想都没想过我会再也见不到你了；但当中国大使馆已经查明这个谣言非真时，才使人感到如释重负。现在你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了，是不是?
政治局势像往常一样可恶：几百万人失业，士兵扎营公园，但是昨天德尔比跑马大赛这个盛大节日才是任何人表面上唯一关注的事情。
爱因斯坦在王家学院讲学10天，但是我没弄到一张入场券。我读过爱因斯坦的几篇论文，其思想之清晰给我以极深刻的印象。
我们在希福尔兹度过了愉快的圣灵降临周。托维注135也在那儿，没完没了地唠叨。他弹奏了贝多芬的奏鸣曲和巴赫的曲子，所以我还是很快活的。
附上给布莱克小姐的信一封——我怕写得或有不当，但是给一位从未见过的人写信真是不易。我希望你同她一起的这番阅历和她对你的衷心热诚的护理将成为你们二人共同生活的永恒的基础。
多拉注136附笔问候
兄弟般深爱你的
C.P.桑格
1921年6月2日
伦敦中西2区 林肯律师学院
新广场5号
约瑟夫·康拉德的来信
我亲爱的罗素：
欣悉尊夫人虽经乔迁注137的辛劳纷扰而仍安然无恙。请转致我们对她的问候，她时时在我们念中。
至于您本人，我在阅读您这本书注138的几天中间在心灵上一直与您在一起，这本书就是一处极具魅力、美轮美奂、令人目眩神迷的寓所。人会觉得，一切门窗户闼（我尽力用比喻来写）全都豁然大开。很难想象有比这更令人心旷神怡的精神宅第了!我为您在《心的分析》第212页末尾谈到的那些哲学家感到遗憾，他们（像我们其他人一样）不能兼得语言和事实二者。注139无论在对事实的识见还是在语词方面都缺乏精确性。我有一个看法，觉得我们在一切事情上都只能达到差不多的地步（à-peu-près），科学上要进行称量、测度的任何欲望都永远去不掉这个差不多。
很可能我并没有理解您的这本书，但是我力图理解它的这份努力就是一次愉快的经验。我想，您作为一个哲学家已经是功德圆满了，无须从我这个普通人这里期待更多的东西。
我不相信查理一世是被处死的（见《心的分析》第245—246页及下页），但是我这里没有留下足够的文件来说明何以如此。也许下一次我会提供给您。因为我的确想在适当的最早的时候到您那饶有中国装饰风格的居处去拜见您。
永远爱慕您的
J.康拉德
1921年11月2日
肯特郡毕晓普斯伯恩
奥斯瓦尔兹
我亲爱的罗素：
杰西必已转达我们对这位已经开始同您待在一起（而且您很快就会发现他将接管家族）的“稍稍陌生的人物”的祝贺和欢迎。是啊!为人父是一桩重大的人生经验，对此我们至少可以说，那是非常值得拥有的一种经验，——即使仅仅为了它给予你的那种与所有人同生共处的深沉的感觉。它也许是唯一的这样一种经验，其普遍性并不使其成为一种平平无奇的东西，恰恰因此而使其带有一种庄严性。我对你们父子二人都怀有深挚的爱，对那个还不会说话、不会思维的初生儿，也对您这位深有影响和权威向人们论说心之本性的人物。因为你们相互的关系会含有发自把你们连结在一起的真正的爱和忠诚的深沉的契机。
在一切难以置信的事物中，这一点，即有一天会有一个以我的姓名命名的罗素家的人注140，一定是最妙不可言的。即使根据我的星象算命，也不可能泄此天机，因为我的确相信，在我出生时一切可见的命星都不会以那种特异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不过，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那是宇宙的奇迹），我只能说我深深地被感动了（这是无法表达的），我本来会在这样一个时候以那样一种方式显现在您的心中的。
请代我吻尊夫人的手，告诉她我以男子汉默默而不知所措的方式（然而并非完全不可解的）分享她的喜悦。自从您们来这里作令人愉快的访问以后，她深为我们所喜爱，而且我要承认我们有一种非常乐观的感觉。她已证明我们这种感觉是对的，想到她如今在家中是同两个男子注141在一起，真是莫大的快乐。她不久就会忙得不可开交了。我只有希望，约翰·康拉德注142生而具有宽容仁爱的禀性，将始终如一宽厚地爱敬父母。我想我不可能表示比这更好的祝愿了。
谨向你们三人致以亲切的问候
永远是您的
约瑟夫·康拉德
1921年11月18日
肯特郡毕晓普斯伯恩
奥斯瓦尔兹
又及：您把我跟您所讨厌的某个朋友注143连在一起，我感到非常生气，那个人显然本来就不该让他进入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我希望您能理解，我对于查理一世之死的问题所持的态度不是幻想的而是哲学的，等以后您更能仔细听取我的推理时，我将尽力把它讲清楚。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料想此时此刻跟您认真地谈是毫无用处的。
艾琳·鲍尔的来信
亲爱的伯蒂：
寄上张伯伦教授著《创造一种新宗教》一书，供查阅，但望用后还我为盼。
非常高兴，您和多拉星期三能来午餐并会见怀斯博士，请告多拉，最好在下午1点半钟光临。我也请了B.K.马丁，一位极有才智的青年，目前在马格达林学院教历史，去年获学士学位。三天前他写信给我说：“如果您能把我介绍给罗素，我将感激不尽。我宁可不见任何其他在世（或过世）的人，但要见见罗素。”我觉得，鉴于您这种已使柏拉图、凯撒、克娄帕特拉注144、笛卡尔、妮秾·德·朗克洛注145和拿破仑一世的英灵都为之黯然失色的卓越地位，你会乐于赏脸见他一面的!况且他人极聪明，是一个挺不错的小青年。
你的永久的朋友
艾琳·鲍尔
［1921年12月］星期六
伦敦西南1区
伊伯里大街184号
前几天我应邀同韦布夫妇一起吃晚饭，但是我认为我不会再去了，因为他们的美味佳肴几乎使我们把中餐与日餐比较而言的优胜之处都给忘却了!
克劳德·罗素的来信
亲爱的伯蒂：
我刚刚读了你的《中国问题》，非常高兴。我在中国待过几年。凡尔赛和约（第131条）对中国恢复供应天文仪器设备，这是事实，但是我有个印象，这条协议一直没有执行。果如此，则你恐怕不能把它列入这个和约为世界争得的“最重要的利益”。也许你会向你在中国的朋友提及士瓦本或奥尔登堡注146的占领，以保证上一条款的实施。不过，我必须为凡尔赛和约说句公道话，你这样做是不大公平的。你忽略了第246条，这一条规定：“德国将把穆克瓦瓦苏丹的头骨移交英王陛下的政府。……”
我认为（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第24页（顶端）上“动物的”（animal）应为“周年的”（annual）。我确信天坛从来不是向上帝祈福献祭的地方。注147
深爱你的堂兄
克劳德·罗素
1923年9月23日
亚的斯亚贝巴
英国公使馆
J.拉姆齐·麦克唐纳的来信
我亲爱的罗素：
若干时候以来，英王政府一直在考虑分配和管理英国分得的中国庚子赔款的最佳方法，决定将其用于对英中两国互利的目的。
为了使上述政策获得最佳结果，兹决定任命一个委员会为英王政府的顾问；我向您提议，希望您能供职这个委员会，相信您的经验对此事会有极大助益，而此事将对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有关条文大致如下：
“考虑到英王政府已决定将庚子赔款英国今后应得之款用于对英中两国互利的目的。
“为了调查研究这些款项应予分配的不同对象和保证此资金得到良好管理的最佳方法，为了听取证词并提出似为可取的建议。”
为求实效，委员会将尽可能保持短小精干，尤其在行动伊始。但是，为处理一些特殊的问题而另外专门委派一些人员，当然是可能的，如果后来这样做势在必行的话。下面几点兹已达成，为委员会组成之基本成分：
主席：菲利莫尔勋爵
外交部：约翰·乔丹爵士和S.P.沃特洛先生
海外贸易部：威廉·克拉克爵士
下院：H.A.L.费希尔先生（首都警察署）
财政界：查尔斯·阿迪斯爵士
教育界：洛斯·迪金森先生和伯特兰·罗素阁下
妇女界：阿德莱德·安德森女士
中国方面：一位适宜的中国人
不言而喻，上述名单是暂定的，而且当属秘密。
附上一份有关庚子赔款现状和目前已向国会提出的立法的简短备忘录。我相信您会乐于接受这项我认为有莫大重要性的工作。
您的非常真诚的
J.拉姆齐·麦克唐纳
1924年5月31日
伦敦西南1区 外交部
又在一张纸片上的注明说：
“希望委员会完全由对中国及其事务具有广博知识的人士组成。”
罗素起草的“关于庚子赔款的备忘录”
委员会提出的庚子赔款议案规定，庚子赔款未付的部分将用于对英中两国互利的目的。这并非说这种目的必须是教育方面的。根据所有了解中国（不仅作为资本主义剥削的一块领地）的人士的看法，极为重要的是应当采纳一条修正案，明确规定这笔款项应以中国教育为唯一目的来使用。以下几点为支持这条修正案的主要理由：
（1）这是对中国最有益的花销。
（2）任何其他做法都不会对有影响的中国舆论产生好的效果。
（3）只有赢得中国人的善意，英国的利益（这是必须加以考虑的）才能得到保证。
（4）任何其他做法都会与美国的行动形成对照而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美国很久以前就已将其分得的庚子赔款的未付部分用于中国教育了。
（5）所有主张其他做法的论点都有一个不良的动机，即企图通过政府的行动获取私利。
基于上述理由，切望工党的国会议员采取行动在尚不太晚的时候取得这个必要的修正案。
目前形式的中国赔款议案规定，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将用于对英中两国互利的“教育或其他方面的目的”。
沃尔特·德·弗雷斯爵士在委员会内建议，应将“教育或其他方面的”一语代之以“与教育有联系的”说法。
非常希望下院将此修正案提交审议阶段。某些势力出于绝不能得到工党同情的一些理由反对这个修正案。政府认为有必要取得这些势力的谅解，但是坚持将被任命的委员会可自行做出仅仅利于教育的决定。不过，委员会是由国会任命的，每两年要有三分之一的成员退下来；因此难以保证委员会在将来不为那些私人势力所左右。
现有形式的议案为腐败舞弊提供了机会，不能指望使中国舆论感到满意，而且会使英国显得不如美国和日本那样开明，因而完全达不到它所标榜的宗旨。工党至少应竭力防止滥用公款以图肥己营私的可能性。在议案的第一条款中“目的”一词之前插入“与教育有联系的”几个字就会保证这一点。
伯特兰·罗素
赵元任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
下面是罗家伦给我的信的节译（罗和傅斯年是胡适的两位高足，目前都在柏林）。
“从来自中国的消息获悉，吴佩孚劝中国政府将钱用于筑铁路。《晨邮报》（Morning Post）上说（四周以前）英国政府电告中国政府派一个代表团去。果如此，那是很严重的。已致函伦敦中国学生俱乐部向朱打听。如果传闻属实，就请蔡注148以他的声望去耍一下威风，力求取消此举。我们已写信给朱以影响他的看法，另一方面则请你写信给罗素以影响英国外交部，如果别无可能的话，请他推荐蔡为中国代表。北京教育界已经感到惊恐。他们已致电英国政府，另电蔡，请他去伦敦……”
昨晚接到朱的来信云：
“我的确赞同（?）提名（?）丁先生注149。我很同意您的意见，丁是担任此职的最合适的人选，但近来我听说北京（外交部?）属意C.H.王博士，他现不在欧洲。我不知道后者会不会接受这个任命……待罗素先生返回伦敦城时，我将同他详谈这个问题。”
我认识王（他是国民党大名鼎鼎的人物C.T.王注150的弟弟）。C.H.王是一位高尚文雅的人，近来经商，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看重个人的吸引力和品德，而不必介意他在为谋取一件工作而进行的这种本属粗鲁的争斗中是否合格。
我的妻子正在200米外的家中等着我呢，我的面条要凉了，我那一小盅酒正在温着。
一千次请原谅我匆匆未及复阅此信。
您的永远的朋友
赵元任
1924年8月22日 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