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原理》完成了，我感到有些清闲，不知该做点什么。这种感觉使人觉得愉快但又有点令人迷惑，就像出狱一样。那时，由于对自由党人和上议院之间围绕着预算和议会法的斗争非常感兴趣，我感到自己有从政的趋向。我向自由党总部申请了一个选区，并被推荐到贝德福德去。我被接受并给自由党人协会做了一次演讲，反应热烈。然而，讲演之前，我被带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在那里我受到一次常规的盘问，我记得大致意思如下：
问：你是英国国教徒吗?
答：不是，我受的教育不信奉国教。
问：现在仍然如此?
答：不，我并非一直如此。
问：我们可否认为你是位不可知论者?
答：是的，这正是你们必须理解的。
问：你是否还愿意偶尔到教堂去?
答：不，我不会的。
问：你妻子愿意偶尔去教堂吗?
答：不，她不会。
问：你是不可知论者这事是否会传出去?
答：是的，这也许会传出去。
根据这些回答，他们不选我而选凯拉韦先生为他们的候选人。凯拉韦后来成为邮政大臣，在大战中持有正确意见。他们必定感觉到他们幸好没有选错了人。
我也庆幸我未被选上。正当贝德福德审慎考虑时，我收到了三一学院数学原理课讲师的聘书，对我来说，它比政治更有吸引力。但如果贝德福德接受我的话，我或许就会辞掉剑桥的工作。1910年秋季学期开始时，我在剑桥定居下来。202我和艾丽丝在布里奇街有公寓，而我在尼维尔巷工区还有几个房间，我变得非常喜欢这些房间。它们是我1894年离开剑桥后，第一个完全由我自己独享的地方。我们卖掉了我们在巴格利林地的房子，看来生活将步入一个新的轨道。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在1910年1月的选举中，当时我还住在巴格利林地，我想我应该尽我所能支持自由党人，但我不想支持我所住的选区的候选人，因为他们已经破坏了一些我认为重要的誓约。因此我决定支持河对岸的邻近选区的候选人。这位候选人是菲利普·莫雷尔，他和我的妻兄洛根是牛津大学同学。洛根曾热情地喜欢他。菲利普·莫雷尔已同奥托兰·卡文迪什·本廷克女士结了婚，她是波特兰公爵的妹妹。我们都还是孩子时，我对她就稍有了解，因为她有一个叫斯科特夫人的姨妈，注152住在哈姆·康芒。关于斯科特夫人的房子，我清楚地记得两件事，可是都与奥托兰无关。其中一件是在一次儿童聚会上，我第一次尝到冰激凌。我还当那是普通的布丁，就吃了一大匙，吓得我大哭起来，使大人们惊慌失措，不知出了什么事。另一次经历更令人不快，在她家门口下车时，我跌倒在石子铺的路上，伤到了我的小便，从那以后，我不得不每日两次坐热水浴并用海绵轻轻敷拭，而在此之前人家一直告诉我不要去注意它。这使我很莫名其妙。菲利普刚和奥托兰订婚时，洛根妒火中烧，很不友好地取笑她。然而后来，他们又言归于好。过去我总是不时去看她和菲利普，但我从来对他评价不高。而由于我清教徒的偏见，她过分地使用香水和脂粉，也使我不快。克朗普顿·戴维斯最早修正我对她的看法，因为她为他的地价组织的工作得到了他的赞赏。
在1910年1月的选举期间，我大多数晚上忙于在会上发表演说支持菲利普·莫雷尔，而大多数白天则用于游说替他拉票。记得有一次我在伊弗莱向一位退休上校拉选票时，他冲进大厅里大叫：“你以为我会投那个无赖的票?滚回去!不然我就放狗咬你!”我几乎跑遍了牛津到卡弗舍姆之间的每一个村镇。在竞选的过程中，我有许多机会进一步了解奥托兰。我发现她对所有的人都极为和善，对于公众事务极为认真。但是菲利普，却和邻近选区的所有自由党议员一样，失掉了他的席位。后来在伯恩利提供给他一个新选区，他从1910年12月直到“吊死德皇”的选举注153为止，一直是那里的议员。结果是在一段时间里，我不常看到莫雷尔夫妇。然而，1911年3月，我收到邀请，去巴黎做三次演讲。一次在索邦，两次在其他地方。赴法旅行在伦敦过夜最方便，我要莫雷尔夫妇将我安排在贝德福德广场44号的房子里。奥托兰有着相当惊人但非常优雅的品味，她的房子非常漂亮。在艾丽丝看来，其中存在着贵格会教徒的禁欲主义与其兄的唯美主义之间的冲突。她认为，在个人生活比较公开的场合，遵循最好的艺术标准是对的。如在客厅或讲台上的穿着。但是在她的本能中，在只关系到她自己的地方，贵格会教徒的朴素无华便占了主导地位。例如，她总是穿着法兰绒的睡衣。我总是喜欢美的事物，但我又没有能力为自己提供。奥托兰房间的气氛给了我自第一次结婚以来一直渴望的某些东西。我一进她的房间，就感觉脱离了外部世界的烦扰而得到了安宁。当我3月19日去巴黎途中到达那里时，没料到菲利普必须去伯恩利，留下我和奥托兰两人在一起促膝谈心（tête-à-tête）。晚饭时，我们谈到伯恩利，谈到政治以及政府的罪恶。晚饭后，谈话逐渐变得亲密。我羞怯地逐步接近她，使我吃惊的是她没有回避。在这之前，我从没有想到，奥托兰会允许我和她发生关系。但是随着夜色渐浓，想和她做爱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最终这种欲望被克服了，而我惊奇地发现我深深地爱着她，而且她也爱我。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和艾丽丝以外的任何女人发生过完整的关系。由于一些外界的和偶然的原因，那晚我和奥托兰没有完全交融，但是我们都同意尽快地成为情人。我的感情强烈得无以复加，简直不考虑一切后果。我要离开艾丽丝，也让奥托兰离开菲利普。至于菲利普会怎样想、怎样感觉我根本不在乎。即使我知道他会杀了我们俩（如怀特海夫人肯定地告诉我他会这样做），为了一晚的欢娱，我也情愿付出这个代价。9年来强烈的自我克制已到尽头，此时我也不想再克制下去了。然而，这一个晚上不是安排将来计划的时候。我们初次接吻时已经很晚了，其后虽然到凌晨4点我们都没去睡觉，谈话还是断断续续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得去巴黎，在那儿我必须用法语对富有批评精神的听众讲演。很难将我的思绪集中于我必须要做的事，我猜想我的讲演肯定很糟。我生活在梦中，而周围的一切好像都不真实。奥托兰要到斯塔德兰（当时是个很小的地方）去，我们安排好我去那儿和她一起待三天。去之前，我和艾丽丝一起在费恩赫斯特过周末。那个周末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牙医。牙医告诉我，他认为我得了癌，并向我推荐了一名专家，然而，这位专家早已外出度复活节假期去了，三周内根本见不到他。接着我告诉了艾丽丝关于奥托兰的事。她勃然大怒，说她坚持提出离婚，并把奥托兰的名字端出来。奥托兰为了她的孩子，也由于对菲利普极为真诚的感情，不愿意和她的丈夫离婚。因此，我必须顾全她的名声。我告诉艾丽丝，无论什么时候她愿意，都可以办离婚，但是一定不准将奥托兰的名字扯进来，而她坚持扯进奥托兰的名字。当时，我平静但坚决地告诉她，她会发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她这样做，我就自杀而使她不能得逞。她也看出我说到做到，对此她变得怒不可遏。几个小时的风暴之后，我为她准备荣誉学位考试的外甥女卡琳·科斯特洛讲解洛克的哲学。后来我骑自行车离开，我的第一次婚姻到此终结。我再也没有见到艾丽丝，直到1950年，我们才像友好的老相识一样见面注154。
从这里我直奔斯塔德兰，我仍然相信我已得了癌症。在斯沃尼兹奇，我雇了一辆老式马车，马慢得叫人难以置信，它悠闲地上坡下坡，我简直要受不了了。但是最终，我看到奥托兰坐在路边的松树林里。我下了车，让马车夫驮着我的行李继续走。在斯塔德兰度过的三天三夜，在我的记忆里，是我觉得生活本来就应该那样的少数片刻，而我过去几乎从未有过。当然，我没有告诉奥托兰，我有理由担心我得了癌症，但是这种可能得癌症的念头，好像是从毁灭之神口中夺取快乐的感觉，而且通过增加其强度从而大大提高了我的幸福感。当牙医告诉我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祝贺神终究在幸福似乎在望时抓住了我。我想在我内心某些隐秘之处，我相信有一位神，它的快乐就在于巧妙地折磨人。但是在斯塔德兰的三天，我感觉到这位恶意的神毕竟没有完全成功。当我最后终于见到那位专家时，结果是根本没有癌症那回事。
奥托兰身材高挑，有一张瘦长的马脸，一头美丽的秀发，颜色不同寻常，多少有点儿像橘子酱的颜色，但更深一些，善意的女士们以为是染的，实际上不是。她有着非常柔美的、响亮的嗓音，不屈不挠的勇气和钢铁般的意志。她很害羞，而起初，我们彼此都很害羞，但我们相爱甚深，而那种逐渐消失的羞怯，正是一种平添的快乐。我们彼此真诚而不落俗套，都是传统的贵族，但我们在现在的环境中刻意不表现出这样。我们都憎恨残酷、特权阶层的傲慢以及贵族的狭隘心胸。但是我们在自己选择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里却都有些与众不同，他们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我们，缺乏了解，因为我们与他们不同。我们共有着由这种现状导致的一切复杂的感情。我们之间有一种与她生命同在的深切同情。尽管我们在1916年终止了情人关系，我们仍然一直是亲密的朋友。
奥托兰对我有很大影响，而她的影响几乎全是有益的。当我的举止像个学究或者道学先生，或在谈话时表现得独断专行时，她就嘲笑我。她逐渐纠正了我的信念，我因可怕的邪恶而亢奋，而这种邪恶只能以坚韧的自制才能加以管束。她使我不像以前那么自我中心，那么自以为是。她有极强的幽默感，我渐渐意识到不自觉地引起这种嘲讽的危险。她使我过去那种清教徒式的生活大大减少，使我不再像过去那样吹毛求疵。当然，在多年单独生活之后，仅仅幸福的爱情本身就使一切事情都更为顺利。许多男人都怕受到女人的影响，但就我的经验而言，这实在是一种愚蠢的恐惧。男人需要女人，女人需要男人，精神上的需要绝不下于肉体上的需要。至于我，我从我曾爱过的女人身上受益良多，假如没有她们，我就会心胸狭窄得多。
斯塔德兰相会之后，各种困难开始引出麻烦。艾丽丝仍然怒气冲冲，洛根完全和她一样狂怒。怀特海夫妇这时表现得极为友善，最终说服他们抛掉离婚非得把奥托兰扯进来的念头，于是艾丽丝认定在那种情形下离婚就不值当了。我曾希望奥托兰离开菲利普，但我很快就懂得这是办不到的。同时，洛根找到菲利普，强迫他接受条件，而菲利普转过来就强加给奥托兰。这些条件带有繁重的法律义务，严重干扰了我们爱情的欢乐。其中最坏的是我们不能在一起过夜。我也怒不可遏，同菲利普、洛根和艾丽丝一样大发雷霆。奥托兰觉得所有这些非常难堪，它产生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很难再享受初欢之乐。我逐渐觉察到奥托兰生活的完整性，觉察到她的丈夫和孩子，她拥有的一切对于她的重要性。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比她更重要的了。这种不平等使我变得妒忌和苛求。然而，一开始单是我们相互热情的强度就足以克服所有这些障碍。她在奇尔特恩的佩帕德有一所小房子，供她在7月度夏。我住在离佩帕德六英里的伊普斯，每天骑自行车往返，快中午才到，到午夜离开。那年夏天格外地热，有时阴凉处的气温都到华氏97度注155。我们总是在山毛榉林子里吃午饭，然后回家饮晚茶。那个月我非常幸福，虽然奥托兰的健康状况不好。最后她不得不去马林巴德，后来我去陪她，不过我住在另一家旅馆里。秋天她回到伦敦，我在靠近大英博物馆的伯里街找到一处单元房子，这样她可以来看我。当时我一直在剑桥上课，我总是早上赶回来，准时5点半赶回去上课。她总是忍受着可怕的头疼，从而使我们的约会扫兴。在这种情况下，我本应该更加温存体贴，但我做得很不够。尽管如此，我们整个冬天只有过一次认真的争执，起因是我责怪她太宗教气。可是我逐渐心烦意乱，因为我觉得她关心我不像我关心她那么多。这种感情也有完全消失的时候，我觉得我常常把她实际上健康不佳当成是对我的冷淡，但情形肯定也不总是这样。当时我正患牙龈脓溢症，使我呼吸气味难闻，虽然我没有觉察，但她并不愿意提起这事。只是在我发现了这病并把它治愈后，她才告诉我这对她有多大影响。
1913年年底我到罗马去看她，但是菲利普也在那儿，这使得这次拜访十分不愉快。我同一位德国女士交朋友，她是我夏天在加尔达湖认识的。夏天，我和桑格花一个月时间从因斯布鲁克翻越阿尔卑斯山，到达圣·维吉利奥峰，在那儿碰上一群朋友，其中有圣·费利克斯学校校长西尔科克斯小姐、梅利安·斯塔韦尔及其门生，她的名字我已记不得了。我们看到一位年轻妇女独自坐在桌旁，就议论她已婚还是独身。我说她是离婚的。为了证实这点，我就去结识她并且发现我猜得完全正确。她的丈夫是位心理分析专家，显然由于职业上的规矩使他不能和妻子相处融洽。结果在我认识她时，她已经离婚了。但是一旦面子上大家满意时，他们又复婚了，后来还一直过得很美满。她年轻漂亮，有两个小孩子。那时候我压倒一切的热望是想要孩子，甚至看到大街上玩耍的小孩我几乎都忍不住内心的痛苦。我和这位女士交上朋友，我们到乡间远足，我希望同她做爱，但是我觉得我首先应该向她讲明奥托兰的事。在我谈奥托兰之前，她原是默许的，但是说了以后她又不愿意了。然而，她决定的那天，本来可以不必顾忌她的反对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虽然其后几年间，我还能听到她的消息。
1913年对我来说一个重要事件是我同约瑟夫·康拉德的友谊，由于我们都是奥托兰的朋友而相识。我欣赏他的小说已有好多年，但是没人介绍我还不敢贸然谋求结识他。我怀着焦虑的期待到他在肯特郡阿什福德附近的寓所去。我第一个印象令人惊异，他讲英语带有浓重的外国口音，他的外表，没有什么使人联想到大海。他从头到脚都是有贵族气派的波兰绅士。他对大海的感受，他对英格兰的感受都带着一种罗曼蒂克的爱——这是一种远距离的爱，足以使这种浪漫爱情不受任何玷污。从他年幼时开始，他已经热爱大海，他告诉他父母他想献身航海事业，父母鼓励他加入奥地利海军。可是他想去冒险，想去热带海洋和黑暗森林所包围的奇异的河流，而奥地利海军根本无法满足他的这种心愿。当他想去英国商船上找工作时，他的家人都吓坏了，可是他的决心毫不动摇。
谁都能从他的书中看出，他是位十分古板的道德家，在政治上绝不同情革命者。我和他在许多问题上意见完全相左，但是在某些极其根本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却惊人地相同。
我同约瑟夫·康拉德的关系与过去我和任何人的关系都不一样。我很少去看他，而且长年如此。表面上看，我们几乎形同陌路，但是我们对人类生活和人类命运却有某种相同的观点。正是它从一开始成为维系我们关系的强有力的纽带。原谅我引用他给我的信中的一句话，这封信是我们相识不久后写的，本来我觉得出于谦逊我不应该引用，但是正因为它准确表达出我对他的感觉，我还是引出来。他表达的也是我有同感的这句话，用他的话说，就是“一种深深仰慕之情，即使你再也见不到我，或者明天就忘掉我的存在，这种对你的仰慕之情（usque ad finem）也将永远不变。”
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我最欣赏的一部题为《黑暗的心》的可怕故事。他讲的是一位相当软弱的理想主义者被热带森林的恐怖和在野蛮人中的孤寂感所逼疯。我想这个故事最完整地表达出他的人生哲学。虽然我不知道他是否会接受这种形象，我感到，他认为文明开化的、道德上可以容忍的人类生活好像是在刚刚冷却的熔岩薄壳上危险地行走一样，它随时都会裂开，使人还没警觉到就掉进火焰的深渊。他极为清醒地意识到，人们极易染上各种各样情绪激昂的疯狂行为。正是这点使他深信纪律约束的重要性。我们或许可以说，他的观点正好是卢梭观点的反题：“人生而戴着枷锁，但是他能变得自由。”我相信康拉德会说，人变得自由不是来自放纵他的冲动，不是来自随意和不加控制，而是通过克制任性的冲动来达到重要的目的。
他对政治制度并不怎么感兴趣，虽然他具有强烈的政治情感。对英国的热爱和对俄国的憎恶，这两者都在《特务》中表现出来。在《在西方眼里》一书中，他强有力地表达出无论对沙俄还是对俄国革命的憎恨，他对俄国的厌恶在波兰是一种传统的情感，不过他走得更远，到了连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都不承认的地步。有一次他对我说：“屠格涅夫是他唯一喜爱的俄国小说家。”
除了热爱英国和憎恨俄国之外，他并不怎么关心政治，使他感兴趣的是个人的心灵面对着大自然的冷漠和常常面对人的敌意，受制于导致毁灭的好或坏的激情的内心斗争。孤独的悲剧占有他的思想和感情的大部分。他最有代表性的故事之一是《台风》，故事中的船长是个头脑单纯的人，以坚定不移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决心，带领他的船渡过难关。风暴过后，他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妻子，诉说经过。在谈到他自己所起的作用时，他写得十分简单，他只不过履行了自己船长的职责，就像任何人都会期待他的那样。但是读者通过他的叙述，都会觉察到他所做的一切，他的胆识和他的坚毅。这封信在寄出之前，被他的服务员偷看过，但是却没有被另外任何人看过，因为他的妻子觉得信内容乏味，没看就把它丢在一边。
孤独感和对陌生事物的恐惧，这二者似乎占据了康拉德大部分想象力。《群岛的弃儿》和《黑暗的心脏》一样，都是有关对陌生事物的恐惧，而《埃米·福斯特》这个极为动人的故事则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故事讲述一位南斯拉夫农民在去美国途中，成为海难的唯一幸存者。他漂流到肯特郡的一个村子。村子里所有人都怕他，虐待他，只有埃米·福斯特除外。她是一个头脑简单，长相平常的姑娘，在他挨饿时给他送面包来，最后还嫁给他。但是他发烧时又恢复讲母语时，她也不禁产生一种对他的陌生的恐惧感，抱起他们的小孩，离开了他。他在孤独无助中死去。我有时想，身处英国人中的康拉德感受到多少像这个人一样的孤寂，并且用多么坚强的意志加以抑制。
康拉德的观点远不是现代的。现代世界有两种哲学，其一来源于卢梭，把纪律约束看成是不必要的而丢在一边；另一种在极权主义政权中有最充分的表现，它把纪律约束看成主要是从外界强加的。康拉德信奉较老的传统，认为纪律约束应该来自内部。他鄙视无纪律约束，但也憎恨只是外界强加的纪律约束。
在所有这些方面，我自己的观点同他一致。就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们谈话越来越亲密，我们似乎从表面上一层层深入，直到渐渐达到中心火焰。我得到的经验与我以前认识的其他人都不同，我们互相注视，半惊半醉地共同进入这样一个状态。这种情绪就像热烈爱情一样强烈，同时包容一切。离开时昏昏然，很难塌下心来干日常工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我没有再见到康拉德，直到1921年我从中国回来。那年，我长子诞生，我想让康拉德当他的教父，但尽可能不要正式的仪式。我写信给康拉德说：“我希望得到你的允许，给我儿子取名约翰·康拉德。我的父亲叫约翰，祖父也叫约翰，曾祖父也叫约翰。我觉得叫康拉德这名字有好处。”他接受了我的建议，而且照惯例送我儿子一只杯子。
我很少见到他，因为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我住在康沃尔，而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但是我收到他一些有趣的信，特别是一封谈及我论中国问题的书。他写道：“我一直喜欢中国人，甚至在尖竹汶（Chantabun）的一所私宅的院子里想谋杀我的那几个人（还有其他一些人），甚至那个某晚在曼谷偷走我所有钱的家伙（当然我不特别喜欢）。不过他还先把我的衣服刷干净，折叠平整，好让我早上穿出去，才消失在暹罗的茫茫人海之中。我从各式各样中国人那里得到过许多帮助，这些再加上有一天晚上在一家旅馆的游廊同曾大人的秘书谈话，还有泛泛地研究一首诗‘不信上帝的中国佬’，是我所知道的中国人的全部。不过在读过你关于中国问题的特别有趣的见解之后，我对他们国家的未来，有一种极为悲观的看法。”他接着说我对中国未来的看法“使人寒透了心”，进一步他说，因为我把希望寄托在国际社会主义之上——“这种事情我不能赋予任何确切的含义，在任何人的著作或谈话中找到足以使我信服，能和我的根深蒂固的统治这个人类世界的宿命论观念相抗衡的东西”。他接着说，虽然人已能飞上天空，“可是他不是像鹰那样飞，而是像甲虫那样飞，你一定注意到，甲虫飞得有多丑、多蠢、多可笑”。在这些悲观论调中，我感到他显示出的智慧。比起我对中国美好未来多少人为的希望更为深刻。必须承认，迄今的事态发展证明他是对的。
这封信是我和他最后的联系，我没有再见到他，和他交谈。有一次我看到他在街对面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十分认真地交谈。他们正好站在我祖母旧居的门外，这房子在她去世之后成为艺术俱乐部。看来他们正在严肃地交谈，我不想打扰他，就走开了。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注156，我真后悔当时我没更大胆一些。现在这所房子也不在了，让希特勒炸毁了。我觉得，康拉德正渐渐被人遗忘，但是，他的强烈而热情的高贵与尊严在我的记忆中，就像从井底看到的星星一样闪烁。我希望我能使他的光芒也照耀他人，就像照耀我一样。
1914年春天，我应邀在波士顿做洛厄尔讲座讲演，同时在哈佛大学担任短期哲学教授。我宣布我的洛厄尔讲座的讲题，但却想不出讲些什么。我坐在穆勒福德“木槌与楔子”旅馆的大堂考虑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认识有什么可讲的，因为不久之后，我对此要做一系列演讲。1914年元旦，我从罗马回到剑桥，想着该是我准备好讲演的时候了。我安排请一位速记打字员第二天过来。尽管她来了以后，我向她讲什么一点谱都没有，可当她一进房间，我的思想豁然开朗，从这时起就有条不紊地口授下去，一直到全部工作完成。我向她口授的内容后来作为一本书出版，书名是《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哲学上应用科学方法的一个领域》。
3月7日我乘“毛里塔尼亚”轮船起程。休·贝尔爵士也在船上。整个航程中他的太太都在找他，要不就是看见他和漂亮女孩在一起。自从“卢西塔尼亚”号豪华客轮被击沉之后，每次我碰到他，他都坚持说他所乘的船就是卢西塔尼亚号。
我直接从纽约到波士顿，在火车上我的两位邻座谈论乔治·特里威廉，使我感到好像在家一样。在哈佛，我见到所有的教授。现在，我骄傲地宣称，我极其强烈地厌恶洛厄尔教授，因为他后来帮助谋杀萨柯和万塞蒂。当时我没有理由讨厌他，但是后来他显示出作为社会大救星的品质这种感情就强烈起来。每位介绍给我的哈佛大学教授都向我说出这一段话：“罗素博士，如你无疑已经觉察到的，我们哲学系最近蒙受三大损失，我们失去了我们最受尊敬的同事，威廉·詹姆斯教授，他的逝世令人悲痛；桑塔亚那教授出于对他来说充分的理由，已经定居欧洲；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的是，罗伊斯教授已经得了中风，但幸运的是，他还在我们中间。”这些话说得缓慢、严肃而且夸大其词。到这时，我觉得我应该说点什么应付一下。当下一次我被介绍给一位教授时，我以最快的速度说出这段话。不过这招并不管用，教授回答我：“是的，罗素博士，正如你刚才谈到的，我们哲学系……”于是这段话一直讲到它不可变更的最后一个词。我不知道这种事是由于教授的关系，还是美国人都是这样，不过我认为可能是前者。我还注意到另外一个有关哈佛大学教授的事实：当我同他们聚餐时，他们总会告诉我回家的路怎么走，虽然我事前在没有他们的帮助下已经不得不自己找到他们的家门。哈佛的文化水准有限，美术教授斯科菲尔德居然认为阿尔弗莱德·诺伊斯是位非常杰出的诗人。
可另一方面，哈佛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哈佛大学的哲学系，在上面提到的三大损失之前，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哲学中心之一。1896年我曾在哈佛同威廉·詹姆斯在一起，我也非常赞赏罗伊斯把数理逻辑引入哲学课程的决定。桑塔亚那和我哥哥是好朋友，我从1893年起就认识他。我非常敬佩他，但同样我们之间也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这三位的传统依然强大，拉尔夫·巴顿·佩里尽力取代他们的地位，他受到所谓“新实在论”的极大影响。他娶了贝伦森的妹妹，可是他还是显示出某种新英格兰的道德风尚。这使得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智能上完全垮掉了。有一次他在我房间里，见到他以前从未听说过的鲁珀特·布鲁克注157。鲁珀特刚从南洋群岛回英国路过这里，大谈特谈该地区由于停止吃人的风俗而导致男子气概的衰微。佩里教授感到不解，难道吃人习俗不是一种罪恶吗?我绝不怀疑，当鲁珀特死去时，佩里教授一定参加把他神化。我认为他并不能认识到，他在我房间里认识的轻浮的年轻人，就是为国捐躯的金发之神。
不过，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哈佛的学生令人赞赏。我教一个研究生班，12个人，通常每周一次同我一起用茶。其中之一是T．S．艾略特注158，他后来写了一首诗“阿波林耐克斯先生”，谈到这事，当时我还不知道艾略特写诗。我想他那时已经写了《一位夫人的肖像》和《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不过他可能觉得这事不该提起。他极端沉默，只有一次讲了一句打动我的话。我当时赞美赫拉克利特，他评论道“是的，他总使我想起维永注159”，我想他这话讲得太好了，以致我还希望他讲点别的。使我感兴趣的另一位学生叫迪莫斯，他是希腊人，他的父亲受传教士影响改宗，成为福音派牧师。迪莫斯在小亚细亚长大，当上当地一个小图书馆馆员。他读遍该馆所有藏书后，感到小亚细亚再也不能提供给他什么了，因此开始存钱，直到他买得起到波士顿的统舱船票。到了波士顿，一开始在餐馆做侍者，后来进入哈佛。他很用功，具有相当的能力，自然而然，他最后当上教授。他的智能并没有摆脱掉通常的局限性。1917年，他向我解释，虽然他能看透其他交战国所陈述的参战理由，而且明显看出他们的论点都是骗人的鬼话，可希腊的情形就不同，它参战完全是出于真正道义上的考虑。
哈佛一学期的讲课结束之后，我又在其他几所大学做了个别讲演，其中我到过安·阿伯，校长非常自豪地指给我看校园的新建筑，尤其是图书馆。图书馆似乎有世界上最科学的卡片索引，而且集中供热方法也特别时髦。当他给我解释所有这些时，我们站在大厅的中央，其中摆着漂亮的书桌。我问道：“有人来这里读过书吗?”他似乎很惊讶，然后说道：“当然，那里不是有人正在读书吗?”我们走过去，发现那人正在看小说。
我从安·阿伯去芝加哥，在芝加哥，我同一位妇产科专家及其家人住在一起。他写过一本妇科病学的书，卷首彩色插图画的是子宫，他把这本书送给我，我感到有点尴尬，最后把它送给我一位医学界朋友。在神学方面，他是位自由思想者，在道德方面，却是一个古板的清教徒。他显然具有极强的性欲，他的脸显出由于强烈自制而毁损的痕迹。他的太太是位漂亮的老妇人，在她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相当精明，但对于较年轻的一代来说让人讨厌。他们有四女一子，儿子在大战后不久去世，我从未见过。一个女儿到牛津大学跟吉尔伯特·默里学希腊文。当我住在巴格利林地时，她曾经带着她在布林·莫尔学院的英国文学老师的介绍信来见我和艾丽丝。我只在牛津见过她几次，可是我觉得她非常可爱，很想更多地了解她。当我要去芝加哥时，她写信给我，并邀请我住在她父母家。她到车站接我，我立刻感到同她在一起比在美国见到的其他任何人都更自在。我发现她写的诗相当好，她对文学的感受力十分突出，非同寻常。我在她父母家住了两夜，第二夜我和她在一起，她的三个姐妹给我们站岗，一旦她的父亲或母亲走近就报警。她非常可爱，但在平常意义下不是很漂亮，但却热情有诗意，而且不可思议。她的青年时代孤独而且不快乐，似乎我可以给予她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约定她尽可能到英国来，我们可以公开地生活在一起，要是以后我离婚手续办妥，也许就结婚。其后我回到英国，在船上我写信给奥托兰，告诉她所发生的事。我的信正好和她写给我的信错开，她希望我们以后的关系保持是柏拉图式的。我的消息和我在美国已经治好牙槽脓溢症使她改变了主意。奥托兰要是愿意，仍然可以做我非常可爱的情人，想离开她似乎完全不可能。可是过去很长一段，她和我很难达到最佳境界。6月我回到英国，发现她在伦敦。每周二我们一起到伯纳姆林区过一天，这些探险的最后一天恰值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这时奥托兰处于巅峰状态。这期间，芝加哥的女孩劝诱她还蒙在鼓里的父亲带她到欧洲来。他们8月3日起航。当她到达时，我除了战争之外什么也不想，因为我已下定决心公开反战。我不希望由于私人的丑闻使我的处境复杂化，因为这就会使我所可能讲的任何话变得无足轻重。这样一来我感到我无法实现我们以前的计划。她留在英国，我和她不时地发生关系。但是战争的震撼扼杀了我对她的热情，我伤透了她的心。最后她患上一种罕见的病，一开始瘫痪麻痹，然后使她精神失常。她精神失常时，我告诉她父亲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我最后见到她是在1924年，那时瘫痪已经使她不能行走，但是发病中间她还有清醒的时候。不过我同她谈话时，我还能感到在意识中潜藏着黑暗的疯狂的思想。我明白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头脑清醒的时候了。她精神失常之前，她具有罕见的杰出头脑和不同寻常的可爱性格。要是没有大战的干扰，我们在芝加哥制订的计划会给我们两个人带来极大的幸福。现在我仍然感到这个悲剧所带来的悲哀。
书 信
亲爱的罗素：
现在才感谢你寄赠《哲学文集》实在太晚了，但是你很快就可以看到，我对这些文章极感兴趣的明确无误的证据。因为我正在精心地为“粉刷的坟冢”注160——我们对哥伦比亚《哲学杂志》等等的称呼——写三篇评论文章。你别指望我完全同意你的所有见解，不过，无论你会对我的意见怎么看，我总是觉得你的见解，还有穆尔的，有助于我应该欢迎的那种哲学的重建。我们太习惯不喜欢千篇一律，而不喜欢或许是比明确地喜爱更深一层的显示出我们真实的本性，因为喜爱可能是环境产生的结果，而不喜欢只是它们产生的逆反心理。
我本来希望6月去剑桥，但现在安排我去加州，我还从未去过加州，这使我感到既高兴又遗憾。不过人的一生中能到西部走一趟似乎不错，特别是当我希望不久把脸果断地转向相反方向的时候。
再一次非常感谢你寄给我的那本书。
你的真诚的
G．桑塔亚那
1911年1月15日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
殖民俱乐部
亲爱的伯蒂：
我已经收到艾丽丝的信。我不禁要说，我是多么地悲伤，为你也为她——我知道你一定很痛苦——从你的脸上就可以看出。
我可以这样说吗?为了善良和禁欲，你总是同我在一起——我将总是想到你——在做着这件确实困难的事——直到你告诉我不要这样为止。
琼·E．哈里森
（1911年6月）
剑桥纽石姆学院
不必回这封信，原谅我写了它。过去的几天你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不想见人，但你无论何时来，我都会高兴。
我亲爱的伯蒂：
得到你的消息，我和莫利都感到非常遗憾。我们仅仅知道你所说的那一点儿。最初的热爱已经过去，而你们都感觉对方难以相处，但我们希望还不至于到最后分手的地步。修养好的人一旦他们同意求同存异，总能设法共处一室，我希望为了你们俩的安乐，也为了你们的朋友们，仍然可以这样维持下去。不过这当然只有你们自己才能决断。
同时，我们只能对这种重新调整造成的困扰以及开始似乎看好的结合的破裂感到难过，破裂的婚姻总是一场悲剧。
永远爱你的罗素注161
1911年6月6日
奇切斯特电报屋
我亲爱的吉尔伯特：
非常感谢你善意的来信。如你所知，这个决定注162不是突然的或轻率的，现在虽然痛苦些，但我感到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双方无疑都会更快乐些。
我的确比以往更少见到你——我真希望不是这样。但是事务和工作似乎越来越使我忙得透不过气来。我住在牛津期间，除非离开，几乎无法摆脱工作。我想这可能是中年的本质，但我并不觉得我的情感由此变少了——只不过外表看来像受苦而已。
请代我向玛丽致意。
永远是你的
伯特兰·罗素
1911年6月11日于
剑桥三一学院
我亲爱的伯蒂：
我刚刚接到一封电报，告诉我卡琳已通过她的优等荣誉考试。我禁不住要写信，表示我对你的感激之情。因为你对她通过考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最诚挚地感谢你。我不禁希望能诱导她在同样性质的工作中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她看起来有能力将它做好，这或许能“使她成材”。所以我请求你继续把这个孩子挂在心上，同时建议她去做你认为值得她去做的任何事情。
对于你和艾丽丝已经做出的决定，我不说什么，只是向你致意并对由此肯定遭遇的痛苦表示同情。同时请你相信B．B．和我对你永远不变的友情和祝福。
永远爱你的
玛丽·贝伦森
1911年6月17日于
（佛罗伦萨）塞蒂纳诺
塔蒂
（摘自吉尔伯特·默里关于《哲学问题》的来信）
威廉斯先生和诺盖特先生注163愿意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满足罗素先生的愿望，但是在理解他的观点上有些困难。例如，像那个小蠼螋，如果罗素先生怀疑它在他房间里出现而感到不便的话，用一小时2先令雇一个捕鼠人（也惯于捉蠼螋）来寻捕并察明，所备工钱总数不超过10先令（10s．）。这个小虫子如果捕获的话，将被视为罗素先生的财物，但是无论捉住与否，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成为解除罗素先生与威廉斯和诺盖特先生的合同的理由。罗素先生进而抱怨他不认识中国皇帝，这没有任何理由被威廉斯先生和诺盖特先生认为是他们的失察和疏忽。罗素先生本应在签约前规定采用的先决条件。至于罗素先生关于他的早餐的记忆和他一而再地警觉怕他下一顿饭中毒，威廉斯先生和诺盖特先生对于罗素先生的难堪处境表示最深的同情。但要指出的是，这次抗议不应向他们提出，而应向三一学院的厨师长提出。同时，他们相信，套用罗素先生自己的话说，提醒他并没有超出他们的职责之外。这句话就是：一位哲学家不应总是把他的心智集中在这类事情上。他们进而谈到，他们的资深编辑十分感激罗素先生直率地承认，一个秃头的人无论如何还是一个人，而他的下一句话在同事之间引起了一些小麻烦。三位编辑都有着相当不错的外表，至少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就外貌而言，能称得上是明显地“平常”。或许罗素先生指的是派瑞斯先生注164?但是，如果指的是他，我们就完全不明白那位诗人指的是谁了?我们几乎要冒昧地提出删除所有这些人物论述，这些论述只让某一个人高兴时，却几乎总是把痛苦带给别人。
1911年8月10日
伦敦 科文特花园广场
亨瑞达大街14号
《家庭大学丛书》社
亲爱的罗素：
我将我能找到的弗雷格寄给我的、我论述其著作的札记全部寄给你。
哈代注165告诉我，你把“亡妻的姐妹法案”译成逻辑符号系统，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能否寄给我收入“B—R—先生的哲学”?注166哈代还告诉我，你用一套无限复杂的伪命题，证明上帝的存在注167。能否也寄给我?
你的永远的
菲利普·儒尔丹
1911年8月26日
马丁莱路淘气小旅馆
格奥尔格·康托尔，下列信件提到的主人公，在我看来，是19世纪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所提到的与彭加勒的论战仍然如火如荼（1949年），尽管最初的两位主角早已谢世了。读过下面的信后，人们不无惊讶地得知，他一生中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精神病院度过的。但他神志清楚时，仍潜心创造无穷数理论。
他给我一本关于培根—莎士比亚问题注168的书，封面上写着：“我知道你的座右铭是‘康德还是康托尔’，而把康德描写成‘对数学的了解少得可怜的彼岸诡辩的门外汉’。”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亲爱的罗素先生：
我今天偶然碰到哈雷大学数学教授格奥尔格·康托尔。他在英国居留期间主要的愿望是同你会面并谈论你的著作。当他谈起剑桥大学，知道我多少认识你时，他真是高兴得不得了——不过，你得原谅我自吹还认识一位英国Mathematiker注169而且我还得答应他尽力设法，看他能否见到你。他预计星期二访问剑桥，星期四访问牛津，眼下住在南肯辛顿内温广场62号，为期一周。
见到他真是一大乐事，虽然我同他谈了近4个小时，简直把我累垮了。要是你愿意见他的话，你会和我有同感。他就像雾中号角一样大谈数学——对我!——以及他的培根理论。注170
你能否写几句给他或给我（我的地址是萨塞克斯郡丹希尔，伍德盖特），康托尔是位枢密顾问官（Geheimrath），还有诸如此类的头衔。我可以把他全部家族史讲给你听。
你的忠实的、带诸多歉意的
马杰里·I．科比特·阿什比
1911年9月16日
伦敦西南维多利亚街75号
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尊敬的伯特兰·罗素阁下
先生，亲爱的同行：
经玛格丽特·科比特·阿什比夫人介绍，我寄上这封信。现在我同我的女儿玛丽，住在这里一周左右，可能于9月24日星期日离开，当天可能去巴黎待一周左右，或者回家。如果你愿意同我们结伴去巴黎，那将会使我非常高兴。到巴黎我们或许会一起会见彭加勒先生，那将是一曲令人快乐的“三重奏”。
关于我本人，你或许已经知道，在许多科学问题上，同时也在许多文学问题上，我是一个大异端，这里只举两个例子：在培根-莎士比亚问题上，我是培根论者。另外，我是老康德的不共戴天的死敌。在我看来，他给哲学，甚至给人类造成很多危害和祸端，你很容易在他以后直到今天的哲学家如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赫尔巴特、叔本华、哈特曼、尼采等等人身上，通过德国形而上学最邪恶的发展历程看出这一点。我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如意大利人、英国人和法国人这些有理性的、尊贵的民族，会跟着另一边的诡辩的门外汉，又是如此拙劣的数学家走。
而现在使彭加勒先生十分迷恋的，正是像康德这样可憎的木乃伊，即使他还没让康德弄得晕头转向。因此，我完全能够理解，彭加勒先生为什么反对我。彭加勒先生反对我，使我感到自己受到尊重，虽然我肯定他在心里从来不尊重我。他要是指望我为自己辩护而答复他，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我想他大概比我小10岁左右，但是我已经学会万事耐心等待，现在我已经清楚地预见到，在这场争论中，我不会是屈服者。我让他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我感觉没人逼我非卷入这场战斗，有人会推动他去做，我可得去做更伟大、更重要的事情。至于你和我之间的小小分歧，我肯定只要一次口头交谈之后就会烟消云散。
我今天打算去拜访麦克马洪少校。
我希望近日在剑桥或伦敦见到你，先生。
你的忠实的
格奥尔格·康托尔
1911年9月19日
伦敦，南肯辛顿
内温广场62号
星期四到星期五，我们将应邀去康斯坦斯·波特夫人家做客，她是我在伦敦的一位老朋友，与我常有书信来往。她现住在福克斯通克利夫顿新月街15号。
我已经看出并将告诉你康德及其后继者站在似乎非常稳固的成功、荣耀、尊崇、受人膜拜的基础上的真正原因。这原因就是，德国新教在它发展成“自由主义”的过程中，自身需要一个基础，好把类似基督教的信仰，建立在它的上面。于是各种流派的新教神学家便选中康德或者他的某个继承人作为他们的“阿特拉斯”注171，他们相互支持、相互依存，而且必定会一起垮台!
我从来没有伤害过彭加勒先生，正相反，我在我的《一般集合论基础》中，非常尊重他。
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尊敬的伯特兰·罗素
亲爱的先生：
我刚写完我给你的第一封信就收到你的电报。要是我能有空而不用依赖两位年轻的德国女士，我女儿玛丽和我在柏林的外甥女弗劳林·爱丽丝·古特曼小姐的自由意志，今天我就会到伊普斯登·沃灵福特去见你。因此我可能不能来见你了。
你的忠实的
格奥尔格·康托尔
1911年9月19日
伦敦
这第二封信刚写好，就收到在家的爱妻发来的电报：
“埃里希病重——即刻返回哈雷”。
亲爱的先生，你看命运在捉弄我，我提到的两位女士刚刚出发去参观威斯敏斯特教堂。
埃里希是我唯一的儿子，我离开时他还十分健康。他32岁，是布列茨劳（西里西亚）一家外国人开的大医院的一科的医生。
我希望最坏的事不会发生。
他3个月前结婚，我们促成这门婚事。新娘是萨克逊王国萨克逊的小城诺森的皮革匠的女儿，是个非常可爱、善良而聪明的小女孩。
我在哈利的地址是：亨德尔路19号，我们今晚动身，我希望1912年8月下半月来此参加国际会议。注172
我刚写好我旅居圣安德鲁斯的短文，我打算寄给《评论之评论》的编者。
我不能按原计划去拜访麦克马洪少校，在我的第一封信中你会见到。
在圣安德鲁斯，我非常高兴地见到我的好朋友，剑桥的霍布森先生，他正要去米兰（Mailand）参加菲利克斯·克莱因先生主持的一次会议。克莱因是德国所有数学家的大元帅。我父母都没有德国血统，父亲是丹麦人，生于哥本哈根；母亲出身于奥匈帝国。先生，你必须知道，我不是地地道道的德国人，因为我1845年3月3日生于俄国首都圣彼得堡，1856年才随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到德国，那时我刚11岁。我们先住在威斯巴登，后来定居缅因河畔法兰克福，其后我到达姆施塔特待了4年，后来在苏黎世、柏林和哥廷根学习。1869年复活节，我来到萨尔河畔的哈雷任“无薪讲师”，至今我在这里已经待了42年多了。
亲爱的先生：
我最后给你写的是一个好消息，我刚收到我妻子的第二封电报：“埃里希好转”。可是你明白，我们还是得今晚返家。
我亲爱的伯特兰：
你那天来访未能晤面真是万分抱歉，我觉得我不能让你的拜访无声无息地过去。
如果我要你设身处地替我想的话，就不会生我的气。假如你和艾丽丝生活在绝对幸福、完全同志之谊（comradship，原文如此注173）中，而你逐渐觉察到西德尼已与我断绝关系，我正“生活在黑暗的绝望状态中”，难道你们俩不会对西德尼感到恼火吗?
对你们分手的原因我一无所知——我所知道的只是艾丽丝要我们继续做你的朋友，而那也是我们自己的本意。我一直非常仰慕你非常伟大的才智，虽然我有时对你的个性力量存有怀疑，但我总是感觉到它特有的魅力。
所以不要认为我已收回了我的友谊，无论在任何时候，无论能否得到你的完全信任，如果我能对你有用，让我知道并来找我。现在我已十分坦率地表达了我内心所想的，如果你想来的话，就到我们这里来吧。来谈谈不涉及你和艾丽丝的烦恼的世事。
我们在远东和印度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不管在日本，还是在印度的印度教徒中，对于人类意义和人类命运，都存在着美妙的、全新的看法。我们完全不能欣赏中国，并且发觉我们并不同情印度的穆斯林。
现在我们重新埋头于英国问题当中，但关于我们旅行的回忆是一种不间断的提神剂。你为什么不去度一次长假，让思想来一个彻底的改变?
你永远的朋友
比阿特丽丝·韦布
1912年10月11日于
威斯敏斯特堤岸格罗夫
纳路41号
亲爱的罗素先生：
感谢你的来信，我会请西尔博士到剑桥拜访你，届时你就有机会认识他了。
我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你在上一期《希伯特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宗教的实质》的文章，它使我想起了《奥义书》中的如下一段诗句：
“语言和思想在记忆中遇到障碍，
只有知道婆罗门（无限）之乐者，摆脱一切恐惧。”
通过知识你不能理解他，而当你生活在无限的生活之中，并不束缚于有限的自我时，你就感悟到超出所有苦乐和我们自身生活的快乐，于是你便能摆脱一切恐惧。
这种快乐本身就是对婆罗门明确的认知，它不是权威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教条，只有冲破狭小自我的桎梏，使我们的意志和爱获得解放，我们才能达到对于无限的完全领悟。
你的真诚的
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
1912年10月13日
伦敦南肯辛顿
艾尔弗雷德广场37号
亲爱的戈尔迪：
接到你的亲笔信真是高兴，而且你信中我能辨认的部分使我非常感兴趣（事实上，我最终都辨认不出来的很少）。我饶有兴趣地得知，印度对你来说太宗教味了，宗教与生计——迷信与肚皮——听起来并不吸引人。我期望你会发现中国有趣得多——文明得多，更认识到其难以捉摸的价值——至少如果你能与受过教育的人接触的话。
我没有更多的新闻可以奉告，我想你已经知道保守党已经降低了食品税，而且还在采取一般的保护措施。还有德国人正在接受16∶10的海军比率，由此公众社会颇欢欣鼓舞。剑桥这里一切如故，又有一大股废弃希腊文的煽动在兴起，每个人都在重复着他们说过的老话。所有这些似乎并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我的朋友维特根斯坦被选入了“协会”，但他认为是浪费时间，于是他仿效亨利·约翰·罗比注174而被“逐出教门”了。我认为他做得很对，尽管我曾试图劝阻他。他是自穆尔以来，我所见到的最具有使徒性格和最有才能的人。
我的论文没有进展，在过去的整个夏天，我一直努力想找回我以前写作时的那种心情，均归徒劳，但英国的冬季无论如何对我现在放弃的那种写作是更没希望的。我一直进行物质哲学的研究，我似乎在其中看到了某些重要的开端。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的全部问题都包含其中。明年春天，我要去哈佛讲学3个月，我不能肯定那里的人非常好，但去那里肯定很有趣。桑塔亚那已经出了本新书《学说之风》，大多是讲柏格森和我。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大致地翻了翻，这本书有他通常的水平。卡琳前几天向亚里士多德学会宣读了一篇赞美柏格森的论文——穆尔和我猛烈地攻击她，但她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弗兰克·达尔文就要和梅特兰夫人结婚了，我想你大概已有所闻。——我能想到的新闻就这些了——看起来都是无足轻重的琐事。我们在剑桥的这些人彼此都遵循着一种毫无疑问的假定过下去，这假定就是我们所做的都是重要的，但我经常怀疑这是否确实。我想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斯科特注175和他的同伴们在大风雪中死去在我看来不容置疑——而他对此的记录却非常简单。而智力，除了在白热化程度时，却是容易琐碎的。
我觉得人好像只有在临死时才能发现自己本应该为什么而活着，但明白时已经太晚了，因为一生已经浪费掉了。任何深情与勇敢的生命本身似乎都是好的，但对任何人类可达到的目标倾注这么多的热情，人们总觉得有些受骗上当的感觉。于是一个人的生命泉源中就逐渐带有反讽的味道。你在东方找到“大秘密”了吗?我怀疑。那儿什么也没有——甚至连个谜也没有，只有科学和清醒的白天，以及白天的事务——其余的只是昏暗中的幻影。不过我知道，当夏季来临时，我的想法会不同。
我希望我能与你在一起，或是你与我在一起。替我向鲍勃注176致意。
你的忠诚的
B．罗素
1915年2月13日
三一学院
我亲爱的伯蒂：
《弥尔顿文集》终于、终于装订完毕，我把它们寄到你三一学院的地址。半个世纪前的这一年，我也在三一学院，也就在这同一年，也就是同样长时间以前，我第一次见到你母亲，那时还是凯特·斯坦利小姐。因此拖了这么久，才奉上我小小的献礼，我一点也不遗憾。
这里很快将关闭，我也不再出书了——我寄给你我的“天鹅之歌”注177了吗?我忘记了。但是在我关门之前，我会在1914年，这些信的周年时把它们印出来，那将是个完满的结局。
你下次进城时请告诉我，我好去看你。
永远爱你的
T．J．科布登-桑德森
1913年4月
鸽子书局
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尊敬的B．A．W．罗素
尊敬的同事：
我的儿子诺伯特·维纳本周将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为《施罗德的关系代数与怀特海和罗素的关系代数的比较研究》。他本来希望明年第二学期能来此地享有成为您学生的荣幸，但由于他已经得到了一项游学奖学金，他必须整年都待在欧洲，所以他希望下学年前半期能在三一学院跟您学习。他本想给您函告此事，但由于他年少——只有18岁，加上他对逗留欧洲期间应该知道的重要的事情没有经验，便由我替他写这封信并向您求教。
诺伯特14岁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这不是由于过早发展或不寻常的早熟，而主要是由于我对他悉心的家教，避免了无用的浪费的结果。我对我所有的孩子都这样做。他身体强壮（体重170磅），品行和智力发展完全均衡，没有显现出与早熟联系在一起的迹象。我向您提起所有这些是想使您了解，您打交道的不是一个特殊的或怪异的孩子，而是一个他的精力没有被误导的正常学生。除了广泛的文理科正统教育包括希腊文、拉丁文及现代语言之外，他还学过完整的科学方面的课程。在数学方面他学过微积分、微分方程、伽罗华方程理论以及近世代数学的一些分支（师从亨廷顿教授）。在哲学方面，他在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跟随罗伊斯、佩里、帕尔默、明思特贝格、施密特、霍尔特等教授学习过。注178他完全偏好现代逻辑，他希望他在欧洲停留的这一两年间，能够从在这方面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那里获益。
如果他在9月或10月初到达剑桥，能否跟您学习或接受您的指导？他要怎样做才能享有这种特权?我面前有一本1908年的剑桥大学学生手册，但从手册上，我得不到任何为想要获得这种特殊指导或咨询的研究生制订的条款，我也找不到任何有关住宿情况的条款。他能否获准住在三一学院，还是要在城里赁屋居住?这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如有可能，他很希望尽可能以他很少的津贴维持生活。您的任何这方面的信息，能使他在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里一切顺利，都将使我不胜感激。
明年您来我们美国坎布里奇的哲学系讲学时，我将亲自当面对您给予我儿子的关照表示谢意。
您的忠诚的
利奥·维纳
哈佛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教授
1913年6月15日
马萨诸塞州 坎布里奇
斯帕克斯街29号
亲爱的先生：
为什么在这有风而又变幻无常的天气中骑自行车来呢？合理的解决办法是买张车票（上午11点从伦敦市中心查令十字路发车，我想）到汉姆街（等几分钟换去阿什福德的车），在那儿，我儿子开着老爷车等你，在一点半之前把你接到家。然后5点48分有一班合适的火车从阿什福德来，7点过几分就回到城里了。
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来补偿你旅途劳顿之苦，你的到来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这是肯定的。所以你可以把这次远征看作“善事”。我建议你星期三来，因为就我所知，议会还没有做出任何法案规定火车在这一天——我们新的世俗的星期天——停驶。
相信我是你的忠诚的
约瑟夫·康拉德
1913年9月4日
肯特郡 阿什福德附近
奥尔斯通 凯波尔屋
亲爱的罗素：
你的来信使我甚感欣慰。我觉得，我似乎一直只顾自己没完没了地说蠢话，而在我脑海深处，我相信，你会理解我不同寻常的滔滔不绝。平时，我不知同别人谈些什么，但是你的个性引我大谈起来。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不会被误解。
让我衷心地为你的到来带给我的快乐和你友善的来信表示感谢。
相信我是你的忠实的
约瑟夫·康拉德
1913年9月13日
阿什福德附近
奥尔斯通 凯波尔屋
我亲爱的罗素：
首先表达我们最热忱、美好的祝愿。
我很高兴在读你的论文之前先读了那本小书。如果说在读小书时我是一步一步地兴趣日浓，那么论文给予我的是在坚实土地上的快乐，一种清澈纯净的气氛中扩大了的视野。你意味深长的句子环环紧扣，好像要唤醒我灵魂深处一种新的能力，一种我甚至无法表达谢意的美妙经验——只能作为上帝赐予的礼物而默默接受。你将人生早期的想法整理得井井有条，并给模糊的心灵活动（mouvements d’ame）指明方向。而这些心灵活动如果不加引导，只会给令人疲惫的人生带来烦恼。对于《自由人的崇拜》的卓越篇章，回报给它的是一种深深的仰慕之情。即使你再也见不到我，或者明天就忘掉我的存在，这种仰慕也将永远不变，直至末日来临（usque ad finem）。
你的永远的
J．康拉德
1913年12月22日
阿什福德附近
奥尔斯通 凯波尔屋
又及：我昨天和今天都在读你的文章，从中得到太大的喜悦（我讲这些话时十分清醒）以致今天不能再多写了。
亲爱的罗素先生：
非常感谢你给我的来信。我希望短期的病痛和不适能痊愈。我确信我不说你也知道，我对你著作的仰慕不仅仅是在口头上。我在某些方面不同意你的观点（至少就我的理解而言），但我对它们的巨大价值没有丝毫怀疑，我满怀希望与期待，你会使它们越来越好，尽管我恐怕不能指望有更多的时间能欣赏和享受任何思考的快乐。
我想我懂得了你所说的你进行哲学化的方法。我想这是正确的方法，而它的成功也绝非幻想，尽管它们可能不一定是在严格字面的意义上如此。当一个人考虑眼前的学说时，或许会感到整个事情中缺少某些东西，而且（如其他地方发生的）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以及他需要的存在——假使他能发现的话。就我而言，我相信一个人或多或少总能发现它，而我也仍然必须相信，一个人永远不能完全发现他所要的。而且绝对没有一个哲学家，到头来也找不到他的真理，除非他的方法偏颇和片面——不过这些都没什么关系，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然而这只是个信念，我无法证明它。
我相信在我自己现有的著作中，我已经说明了这种偏颇——如果再没有别的了的话。恐怕我总是写得过于自信——或许因为不这样我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但我仍看不出这样做能造成多大伤害，或是冒着强加于任何有判断力的人身上的风险。
如果我的反对意见在某些方面能给你帮助，那么我就感到这些意见的存在或多或少是正确的——即使那些完全错误的意见——总能得到你对我的著作的真知灼见，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满足。
或许我能再加一句，我逐渐得到这个印象，我已越来越趋向于逃避到未知和不可知当中——我的方式我认为是对的，但我仍然不十分喜欢。
祝愿你的工作完全成功，并冒昧地向你表达我的希望：不要让自己过分紧张。
我是你的忠实的
P．H．布莱德雷
1914年1月31日
韦斯顿-萨坡-马雷
克莱蒙特 新月街3号
注1 这里的玛丽王后指罗素开始写自传时（1931）的英王乔治五世的王后（1867—1953），她父亲是泰克公爵，母亲是玛丽·阿德莱德公主。——译注
注2 萨科（1897—1927）和万塞蒂（1888—1927）为移民美国的意大利工人，无政府主义者。1920年5月因1919年年底一桩抢劫谋杀案被捕，被认定有罪，激起欧美等地广大群众持续6年的抗议，最后马萨诸塞州州长任命以哈佛大学校长为首的委员会审判，仍维持原来不公正判决，州长也拒绝赦免，最后两人于1927年8月23日被处决。——译注
注3 另参见J．B．S．霍尔丹《英国动物行为杂志》二卷一期，1954。
注4 罗素的祖父约翰·罗素（1792年8月18日—1878年5月28日），辉格党的领袖之一，1846年到1852年和1865年到1866年两度任首相。——译注
注5 帕默斯顿（1784—1865），英国政治家、三次任外交大臣，两次任首相。婚前有不少情人，同墨尔本勋爵的妹妹未婚先育，婚后恶习仍未改。——译注
注6 莱昂（Lyon）与狮子（lion）同音。——译注
注7 贝克特（1118—1170）为当时坎特伯雷大主教，1164年克莱仑登大法宣布时表示同意，次年即反悔，最终被亨利二世手下人所杀。——译注
注8 有一次祖父写信给父亲，谈到不要把哥哥的顽皮看得太认真。他实际的看法是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曾经是非常顽皮的孩子，但后来变好了。
注9 塔列朗（1754—1838），法国政治家，在法国大革命前，大革命中，执政府时期，拿破仑时代，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和七月革命之后几朝都身居要职，是著名的玩弄手腕的不倒翁。——译注
注10 迪尔克（1843—1906）为自由党议员，1882年到1885年任格拉德斯通内阁地方事务大臣，其间与一位律师夫人有染，1885年被曝光。——译注
注11 汤姆森（James Thomson，1700—1748），英国诗人，本书第一版误印为Thompson。——译注
注12 福禄贝尔（1782—1852），德国教育家，幼稚园的首创者。他的学前教育理论强调儿童自我活动和主动性原则，以游戏为基础，至今仍有巨大影响。——译注
注1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猛烈的空袭中完全被炸毁。
注14 第六诫为不可杀人，第七诫为不可奸淫。——译注
注15 《项狄传》为18世纪英国作家斯特恩（1713—1768）所著。全书无情节，写法怪诞，被认为是意识流派之先驱。——译注
注16 詹姆斯党人指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拥护詹姆斯二世及其后裔复辟的人。——译注
注17 博伊恩为爱尔兰河名。詹姆斯党人1689年从法国登陆爱尔兰，1690年在博伊恩战役中为英军击败。——译注
注18 小觊觎英王王位者指英王詹姆斯二世（1633—1701，1685—1688年在位）之孙查尔斯·爱德华（1720—1788）。——译注
注19 这是事实，见《奥尔德莱贵夫人们》，南希·米特福德著，1938年。
注20 应该说caught，而不是catched。——译注
注21 《悼念》是维多利亚时代最著名的诗人丁尼生（1809—1892）的长诗。由于他的好友、也是他妹妹的未婚夫哈勒姆（1811—1833）在维也纳去世，使他受到极大震动，从1834年开始创作，1850年发表，拥有大量读者。——译注
注22 这本子的一部分，收在本章附录47—55页。
注23 英语称避孕套为法式信封French letter。——译注
注24 英语以便以谢（Ebenezer）与阴jingpenis谐音，原意指先知撒母耳为纪念上帝帮助打破非利士人而立的石头。——译注
注25 现已推倒。
注26 我以前在2岁时曾遇见过罗伯特·布朗宁，他来彭布罗克邸园吃午饭。尽管所有的人都希望听到他带来的演员萨尔威尼讲话，他却不停地谈话。最后，我用尖声喊道：“我希望那个人不要讲话!”他才不说了。
注27 罗伯特·布朗宁于1889年12月12日去世。——译注
注28 这是一句双关语“What is mind?no matter；what is matter?never mind．”直译即“什么是心?非物；什么是物?非心。”——译注
注29 帕内尔（1846—1891），爱尔兰自治运动的领袖，受到格拉德斯通领导的自由党的支持。但由于这里提到的丑闻，即帕内尔同好友之妻有染，格拉德斯通断绝对他的支持，自治运动也由此分裂。——译注
注30 廷德尔（1820—1893），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译注
注31 罗素的“希腊语练习”共有22篇，日期由1888年3月3日至1889年。这里选了其中16篇（有些是选段）。全部22篇首次完整地发表在《罗素全集》第一卷（1983）中。——译者
注32 即英女王玛丽一世（1518—1558），1553—1558年在位，在位期间强行推行天主教，严厉镇压新教徒，故名。——译注
注33 以前的家庭教师。
注34 我哥哥住的地方。
注35 是雅可布·格林（1785—1863）于1822年发表的关于日耳曼语系辅音演变规律的法则。他和他弟弟威廉·格林（1786—1859）是著名《格林童话》的编者。——译注
注36 即匈牙利语。——译注
注37 通译《理想国》，希腊原名应为《国家（篇）》，共和国来自拉丁语的直译。——译注
注38 见我给露西·唐纳利的信，附录178页，又见克朗普顿·戴维斯的信附录195页。
注39 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社会改革家，所著《进步与贫困》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1881年，1883年，1888年多次去英国推动社会改良运动，对费边社的成立有重大影响。——译注
注40 大卫·劳合·乔治（1863—1945），自由党领袖之一，1916年到1922年任首相。1908年至1915年任财政大臣，率先实施社会福利政策。——译注
注41 莎翁名剧《李尔王》中李尔王善良的小女儿。——译注
注42 佩特罗尼乌斯（?—66），古罗马作家，荒淫的罗马皇帝尼禄的朋友，本人也是花花公子，著有欧洲第一部小说《萨蒂科孔》，只有少量残篇传世。——译注
注43 这里指第一次大战时第一次马恩河战役，是1914年9月上旬英法联军成功地阻止德军闪击巴黎的战斗。另一次马恩河战役是1918年7、8月间罗素在监狱服刑。——译注
注44 指小皮特（1759—1806），英国政治家，先属辉格党，后为托利党领袖，1783年到1801年间任首相。——译注
注45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希腊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同雅典的战争，从公元前431年开始，到公元前404年结束，历时27年。——译注
注46 腓特烈皇后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嫁给的腓特烈是德皇威廉一世之子，威廉二世之父，他在1888年只当了几个月的德皇就去世了。——译注
注47 爱德华七世（1841—1910）是当时英女王维多利亚的长子，60年代起作为威尔士亲王有时代其母出席各种社交场合，生活交往随便，1901年其母去世后即英王位。——译注
注48 《自传》中原文为Mannichfaltigkeitslehre，现在通常拼为Mannigfaltigkeitslehre，Mannigfaltig keit现通译为“流形”，康托尔用来表示一般点集，本书为其论文“论无穷线性点流形”（V）的单行本，全书名为《一般集合论基础》，1883年出版。——译注
注49 韦布，我的数学导师。——原注
注50 我们所要选出的人称为胚胎。
注51 《概率理论》于1921年出版。——译注
注52 德国作家冯·舍费尔（J．V．von Scheffel，1826—1886）于1855年出版的历史小说，主人公埃克哈德叔侄两人均为10世纪圣加仑修道院修士兼作家。——译注
注53 韦布夫妇于1892年结婚。——译注
注54 帕里斯为特洛伊王子。天后赫拉，智慧及战争女神雅典娜及爱与美女神阿弗洛狄特（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请他评判谁最美。帕里斯选中阿弗洛狄特，她帮助帕里斯拐走海伦，从而引发特洛伊战争。——译注
注55 麦克唐纳（1866—1937），工党领袖。1886年参加费边社。1900年工党（前身）成立时任书记，1924年工党首次组阁时任首相。1929年到1931年任第二届工党政府首相。——译注
注56 沃尔特·佩特（1839—1894），英国文艺批评家、散文作家。——译注
注57 波希米亚为捷克西部地区的名称。而其他地方的波希米亚则指自由的、中下层的文艺界以及他们的聚居区。——译注
注58 我在88页的附录中收入这些规则，其后收入我在剑桥大学时期收到的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一些书信的片断。
注59 伊丽莎白为奥斯汀小说《傲慢与偏见》中的女主角。——译注
注60 1894年9月2日在给艾丽丝的一封信中我写道：“我的乔琪姑姑（乔治尼亚·皮尔夫人，我祖母的继女）昨天非常善意，但是太好管闲事了（确实像大多数女人那样）。她说，即使在很早时候，只要谈到婚姻的一点想法，我的祖母总是非常激昂，百般挑剔和为之焦虑不安。”
注61 《灵中之灵》原题Epipsy chidion，是雪莱于1821年发表的悼诗。他是受意大利贵族小姐爱米利亚·维维安妮的遭遇所激发的灵感而写出的。诗中讴歌了生命与爱情融合的完美的境界。——译注
注62 乔纳森·斯特奇斯（Jonathan Sturges，1864—1911），美国作家。——译注
注63 F．W．H．迈尔斯（Frederic William Henry Myers，1843—1901），英国散文家、诗人和心理学研究者，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后来在剑桥任教。他热衷于心灵学研究，对于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有一定影响。——译注
注64 原为苦行者或忏悔者贴身穿的很扎的硬毛衬衣，现用来譬喻惩戒用的工具。——译注
注65 洛根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怀恶意的散布中伤之言的人。
注66 我不知道道学头是谁，甚至不知在洛根的想象之外他是否存在。
注67 这是靠近弗赖迪山的一幢小屋，由洛根已婚的姐姐科斯特罗夫人，后来是贝伦森夫人一家住着。
注68 这是一家高格调的大学生杂志，主要由奥斯瓦尔德·西克尔（一位画家的兄弟）创办，他是我的一位挚友。
注69 支持煤矿工人罢工。
注70 雪莱1816年发表的长诗。诗中主人公阿拉斯特是一位孤独、痛苦、蔑视社会的诗人，基本上反映雪莱自己的心路历程。——译注
注71 多么错误的一个判断！
注72 后来是朗兹夫人，她是布莱尔·贝洛克的妹妹。
注73 在维特伊尔，我和金塞拉家三姐妹度过一个周末，她们是皮尔索尔·史密斯家的朋友，在那儿我遇见画家孔多尔，他讲的唯一一句话就是：“如果一个人穷得要人家给他刮脸的肥皂，而不是放在茶里的奶油，岂不是怪事么?”也就是在那儿，我和乔纳森·斯特奇斯相识，他正与三姐妹中的一个恋爱。
注74 我发现自己被上面的信和一些同时写给其他人的信中的骄傲自满和沾沾自喜所震惊，我不知道艾丽丝是否忍受得了。
注75 莱昂·菲茨帕特里克，后来成为菲利莫尔夫人。
注76 我去剑桥过周末，但由于规定的这3个月的期限没有结束，我没有去看艾丽丝。
注77 罗伯特·布里奇斯（1844—1930），英国诗人，1844年以后隐居，专门写诗，以收入《短诗》（1890，1894）中的抒情诗闻名。——译注
注78 Handschule德文无此字，疑是Handschuh（手套）之误。——译注
注79 kleiden为德语动词，意为给（别人）穿衣，而sich kleiden则是反身代词，表示自己穿衣，而法文se mettre意思相同，但由原文（自己）安置引申而来。——译注
注80 贝多芬的唯一歌剧。——译注
注81 奥斯卡·布朗宁。
注82 从罗马，在那里，我曾陪伴过她。
注83 《野鸭》为易卜生的戏剧，1884年出版，1892年英译本发表，不久上演。——译注
注84 这里谈到的凯恩斯是凯恩斯勋爵的父亲。
注85 乔治·特里维廉，三一学院院长，功勋勋章获得者等等。
注86 玛吉·塔莉弗为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1819—1880）的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女主角。——译注
注87 梅厄和西奥多·戴维斯刚好同年。梅厄是他们那年最好的古典学者，西奥多其次。“逃走”是不再参加“协会”例行的会议，通常是在成员入会的第五年或第六年这样。
注88 斯塔维尔小姐已成为一名非常卓越的古典学者。
注89 因为她有可能在冬天去世。
注90 她的妹妹，夏洛蒂·波特尔夫人。
注91 阿尔伯特亲王是当时英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于1861年去世，爱丽丝公主是他们的女儿，于1878年去世。——译注
注92 我父亲的生日。
注93 伯克（1729—1797），英国辉格党政论家，主张议会政治、同情美国革命，但强烈反对法国大革命。——译注
注94 凯鲁比（Cherub）二级天使，以富有知识著称，常被描绘为带翼的胖乎乎的儿童面孔。——译注
注95 《克兰福特》为英国女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1853年出版的小说。书中主角是一对未婚姊妹，但一人胆小怕事，一个作威作福。——译注
注96 我们和邦特·阿莫斯同行，她是莫利斯·谢尔顿·阿莫斯的妹妹，见141页及其后。
注97 法国戏剧家（1791—1861）。——译注
注98 《海达·伽布勒》是易卜生最著名的社会剧之一。1890年出版。——译注
注99 《雏鹰》为法国剧作家罗斯丹（1868—1918）在1900年发表的剧作。剧中的雏鹰指拿破仑一世的儿子。——译注
注100 英国圣公会中的一派，在尊重教会权威、注重教义和宗教仪式等方面最为接近天主教。——译注
注101 这里的“你”原文为thou，通常只用在最亲近的人之间。——译注
注102 王尔德（1856—1900），19世纪末英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1895年5月因同性恋事件被判入狱两年，1897年5月出狱后立即去法国隐居直至去世。——译注
注103 sal volatile，碳酸铵溶于酒精和氨水的制剂，常含芳香油，用作嗅盐，使人苏醒。——译注
注104 原文为法语。——译注
注105 墨索里尼于1922年10月30日被国王任命为首相。——译注
注106 他娶埃迪丝·道格拉斯夫人，阿尔弗莱德勋爵的妹妹。
注107 罗洛的第二个妻子。
注108 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94），美国医生、散文家和诗人，作品以幽默机智著称。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1819—1891），美国诗人、文学评论家和外交家。——译注
注109 我的表兄哈罗德·罗素和他的妻子。
注110 我的祖母最近已经去世。
注111 贝德福德公爵。
注112 只投同一政党所有候选人票的选票。——译注
注113 杰伊·古尔德（1836—1892），美国大企业家、银行家，当时的铁路大王。——译注
注114 指罗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反战而入狱。——译注
注115 似应指Andrew Russell Forsyth（1858—1942）（原文做Forsythe），英国数学家1895—1910年间任剑桥大学教授。——译注
注116 指未经免罪的人，意即人性中固有的罪恶。——译注
注117 法绍达位于苏丹（1904年改名科多克）。法绍达事件为英、法争夺非洲殖民地的一次危机。英国由北向南扩展，法国由西向东扩展。两股军队于1898年相持于法绍达，因法国外长表示让步而没有使事态扩大，其后两国就划分势力范围达成协议。——译注
注118 巴雷斯（1862—1923）为法国作家。《失掉根基的人们》为其民族精魂三部曲小说的第一部，于1897年出版。——译注
注119 参见156页我给吉尔伯特·默里的信和他的复信以及后面几封关于《酒神》的信。
注120 布尔人是移民南非的荷兰人后裔，1899年同英国发生战争，史称布尔战争1902年战败。——译注
注121 见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著《一个宗教的反叛者》第8页。
注122 见附录中我给露西的信，163页起。
注123 格雷（1862—1933），自由党政治家，1892—1895年任外交副大臣，1905—1916年任外交大臣。——译注
注124 希腊神话中以肩顶天的神。——译注
注125 俄尔甫斯（Orphic）为希腊神话中阿波罗之子，喜弹琴，琴音美。兽类、木石均随之而舞，被认为音乐之鼻祖。——译注
注126 匹克威克（Pickwick）是狄更斯小说《匹克威克外传》（Pickwick Papers）的主人翁，以善良朴实著称。——译注
注127 《蛇鲨》是路易斯·卡罗尔的讽刺诗《猎捕蛇鲨》的略称，该诗于1876年出版，蛇鲨是他想象的怪物。——译注
注128 后来是莱因德尔勋爵。
注129 鲍尔弗（1848—1930）于1902年至1905年任英国首相，故有此言。——译注
注130 韦伯夫人在《我们的伙伴关系》一书第300页也描述了这次晚餐。
注131 题目是“论指示”。
注132 亨丁顿（E．V．Huntington，1874—1952）和维布伦（O．Veblen，1880—1960）是美国最早研究数学基础和公理方法的数学家。1933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立时，维布伦同爱因斯坦等都是首批（六位）教授。——译注
注133 后来全部成为废话。
注134 指但丁《神曲》的第三部分。——译注
注135 指酒。——译注
注136 萧伯纳的名剧，1903年出版，其中阐发一种“生命力”的哲学。——译注
注137 多拉（Dora）是我以前的瑞士籍家庭女教师布勒小姐。
注138 我姑姑的女伴。
注139 自由贸易事业。
注140 我从1949年起一直佩戴着这只表和表链。
注141 西奥多的昵称。——译注
注142 西奥多爱的那个女人，西奥多死后，克朗普顿想娶她。
注143 暗指加里波第在意大利统一战争中组织红衫军由西西里岛出发北上解放意大利领土，特别是1866年对奥作战解放威尼斯。——译注
注144 老亚当指人类始祖亚当，他未经免罪，因而带有人性中固有罪恶。——译注
注145 英国童谣中女主人公。——译注
注146 对乔治·特里维廉的《加里波第保卫罗马共和国》一书的书评。
注147 他们曾拒绝刊登这篇文章。
注148 罗素的哥哥法兰克·罗素。——译注
注149 原文为Athenaeun，直译为雅典学园，为剑桥大学学术性组织之一。——译注
注150 我想不出来为什么，我一直没看见乔治·特里维廉爵士在那里。
注151 乔治·O．特里维廉爵士（1838—1928），美国历史学家，他是罗素的朋友，特里维廉三兄弟的父亲。本书以前提到的乔治·特里维廉（1876—1962）全名为乔治·麦考莱·特里维廉也是历史学家。——译注
注152 伊丽莎白王太后的祖母。
注153 指1918年12月的议会选举，由于11月德国战败，各党候选人竞相以“吊死德皇”为号召。——译注
注154 艾里丝死于1951年1月21日。
注155 约合摄氏36度。——译注
注156 康拉德于1924年8月3日去世。——译注
注157 布鲁克（1887—1915），英国诗人，1913—1914年曾到美国以及夏威夷、塔希提和澳大利亚等地旅游，多有诗作。第一次大战爆发后参加海军，1915年4月23日在希腊斯基洛斯病死。——译注
注158 艾略特（1888—1965），对于现代文学最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之一。他生于美国，1915年以后定居英国。《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等诗首次于1917年结集出版。——译注
注159 维永（1431—1463？），法国诗人，狂放无行，曾因盗窃入狱，恶名远扬。同时他是头一位法国最著名的抒情诗人。——译注
注160 意为假道学。——译注
注161 伯特兰·罗素的哥哥弗兰克。——译注
注162 离开艾丽丝。
注163 家庭大学丛书发行人，吉尔伯特·默里是编辑之一。
注164 助理编辑。
注165 哈代（1877—1947），英国数学家，解析数论的开拓者。罗素反战活动的同情者。著有《罗素与三一学院》（1940），对罗素1944年由美返英再受聘于剑桥起重要作用。——译注
注166 我和儒尔丹谈话的幽默记要。
注167 非常遗憾的是，我已经忘记了这项证明，而且没有笔记，因此这项颇为重要的事情仍然拿不准。
注168 康托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积极参与莎士比亚究竟是谁的论战。康托尔热衷于证明莎士比亚就是培根。——译注
注169 德文，数学家。——译注
注170 他认为是培根写的莎士比亚的作品，基督是亚利马太人约瑟的私生子。
注171 希腊神话中以肩顶天的神。——译注
注172 1912年，在英国剑桥召开第五届国际数学家大会。——译注
注173 comradship拼错，应为comradeship。——译注
注174 亨利·约翰·罗比被选为“协会”成员，但他写信称他太忙无法出席会议，于是按惯例被逐出“教门”。从那以后，他的名字第一字母也不用大写。此后当新会员入选时，都要郑重宣读被逐出“教门”者的名单。
注175 指罗伯特·法尔康·斯科特（1868—1912），英国探险家，两次指挥南极探险。于1912年1月18日到达南极，比挪威探险家阿蒙森晚一个月。1912年3月与同伴4人死于归途暴风雪中。他的记录以《斯科特最后的探险》为题于1913年出版。——译注
注176 指特里维廉。
注177 指最后的著作。——译注
注178 虽然如此，他后来还是很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