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曾在剑桥大学读书，但我哥哥上的是牛津大学。我上剑桥大学是因为我对数学感兴趣。我第一次到剑桥是在1889年12月，那时我来参加入学奖学金考试。我住在新院的房间里，因为羞于问去厕所的路，所以在每天考试之前步行到车站去解手。从新院的大门，我看到它的后面，但是没敢进去，认为那可能是私人住宅。我受邀和院长一起吃饭，他是我父亲上学时哈罗公学的校长。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特里维廉兄弟：查尔斯和鲍勃。鲍勃穿着从查尔斯那儿借来的次好的礼服很有特色，席间他因有人提到一次外科手术而晕倒。如此令人生畏的社交场合使我惊恐，但在几个月之前，当我留下和格拉德斯通先生面对面谈话时则使我更加惊恐。他来住在彭布罗克邸园，没邀请任何人来见他。由于我是家中唯一的男性，女士们退去之后，他和我单独留在餐桌旁时，他只问了一句话：“他们给我的葡萄酒很好，但为什么他们非把它装在一只血红色的杯子里?”我无言以对，只希望地上有个缝儿让我钻进去。从那么以后，我再也没有感到过如此的惊恐。
在奖学金考试中，我极想答得出色，而神经总是有点紧张，反而影响了发挥。然而，我还是得到了小额奖学金，而这也给我带来巨大的快乐，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能和有才干的同龄人一比高低。
从1890年10月初到剑桥起，对我来说一切顺利。在学期的第一周，所有当时住校、后来成为我密友的同学都来拜访我。那时，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看我，但后来我才发现负责审批奖学金的怀特海，告诉大家注意桑格和我。桑格和我一样，也是新生，也读数学，也是小额奖学金获得者。他和我都在休厄尔院住。我们的导师韦布有一个习惯做法，即把他的手稿在同学中传阅，幸运的是我看完后该由我把这份手稿传给桑格。我以前没见过他，但我被他书架上的书吸引住了。我说：“我看见你有德雷帕写的《欧洲心智的发展》这本书。我认为这本书非常好。”他说：“你是我所遇到的头一个知道这本书的人!”从这话题开始谈下去，半小时后我们已是终生密友了。我们对着笔记看我们做了多少数学。在神学和形而上学问题上，我们的意见一致，而在政治上我们见解不同（那时他是保守党，尽管后来他属于工党）。他谈到萧伯纳，但那时我还不知道萧的大名。我们常常在一起做数学，他解题惊人地快，总是在我弄懂这个问题之前，他已经解了一半。我们俩在第四学年都主修道德科学，他读经济学我读哲学，我们同时拿到奖学金。他恐怕是曾有过的最善良的人之一，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的孩子们像我曾爱过他一样爱他。我从不知道还有什么人把深刻的才智和热烈的感情如此完美地集于一身。他成为英国大法官法庭的律师，并以他高度博学编辑出版了贾曼的《论遗嘱》而闻名于法律界。他常常感叹贾曼的亲属禁止他在前言中提到贾曼本人去世时却没有留下遗嘱。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他能用令人难以置信的多种语言来阅读，包括像马扎尔语注36和芬兰语这些难得碰到的小语种。在意大利，我常和他一起徒步旅游。碰到任何事他总是让我和旅店老板去交涉。但当我读意大利语时，我发现他意大利语的知识比我丰富得多。他1930年去世，令我感到巨大的悲痛。
第一学期我结识的另一些朋友主要来自怀特海的推荐。我后来得知，在奖学金考试中，还有一人得分比我高，但怀特海认为两人中我更有才干，因此他在考官会议前把分数烧掉，并介绍我优于其他考生。我最亲密的两个朋友是卢埃林·戴维斯兄弟：克朗普顿和西奥多。他们的父亲是柯克比·朗斯代尔教区牧师，他是金库版柏拉图的《理想国》注37的译者，也是一位卓越的学者和圣公会广教会的教徒。他的观点来自F．P．莫利斯。他的家有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其中克朗普顿和西奥多两人是最小的，据说，而我也相信，都靠奖学金读中学和大学，而没让做父亲的花钱。他们还都引人注目地漂亮，包括克朗普顿，他有着非常漂亮的蓝眼睛，有时闪着有趣的眼神，而有时他凝视的目光却又那么深沉严肃。西奥多在家最小，却是最富才华最受家庭宠爱的一个。我刚认识他们时，克朗普顿在学院里与西奥多合住，他们俩后来都如期成为研究员，但谁也没住校。后来，他们俩一起住在靠近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一间偏僻小房子里。他们都十分能干、高尚、热情，总的来说具有相同的理想和观点。在人生观上，西奥多比克朗普顿更实际一些，他成为一系列的英国保守党财政大臣的私人秘书，依次使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在一段时间里转向自由贸易，而政府的其他人并不希望他们这样考虑。他工作之勤奋令人难以置信，还总挤出时间给他所有朋友的孩子们分送礼物，而礼物又总是恰如其分。对他所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人，他都能激发起最深的感情。我从来不知道有哪位女性不想嫁给他，只有一位例外，而这位女士当然也正是他想娶的唯一女人。1905年春天，他34岁，他的尸体在柯克比·朗斯代尔附近的一个水池中被发现，很明显他在去车站的路上在那里浴水，据猜测，他一定在潜水时将头撞到了岩石上。克朗普顿爱他的弟弟胜于任何人，经受着几乎是难以承受的极度悲痛。西奥多死后的几周里我陪着他，很难找到什么话可说注38。他悲伤的样子使人极度痛苦。从那时起，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钟声就把我带回这悲痛而不眠的黑夜。这事后的星期天，我也在教堂，那天西奥多的父亲强忍悲痛，像平日一样布道，成功地避免了精神崩溃。克朗普顿也渐渐地恢复，但一直到结婚，他才完全复原。自那以后，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许多年我再没有见到他的影子。一直到我住在切尔西时，有一天晚上，我听到前门铃响，看到克朗普顿站在门前台阶上，他的样子就好像我们前几天刚刚见过面，像以往一样诱人，他还坚持要看看我已入睡的孩子们。我认为自从西奥多死后，我已变得和他的痛苦如此息息相关，以致很长时间他看到我还感到十分痛苦。
对克朗普顿，我最初的记忆是在学院弯曲的楼梯的最黑处，他什么话也没说，就突然背诵整首诗“老虎，老虎，燃烧的目光”，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布莱克，而这首诗令我如此感动。我觉得头晕目眩，不得不倚在墙上。几乎没有一天不想起和克朗普顿的一些事，有时说个笑话，有时扮个鬼脸，表示对吝啬和伪善的厌恶。更多的是他温暖、慷慨的感情。假使我在任何时候，被任何不诚实的想法所诱惑的话，一想到他会不赞同仍然会遏制住我。他集机智、激情、智慧、轻蔑、文雅、正直于一身，我从不知道还有什么人能和他相提并论。除此之外，在后来的年月里，他强烈、坚定不移的影响，给我和其他人，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一个稳定的依靠。
他自己的真诚往往是很特别的。他不随大流，无论是好还是坏。对于引起他的朋友们情绪激动的一切，他都表示轻蔑和好笑；嘲笑以至蔑视“为这样的社会”或“促进那样的世界联盟”。同时，他本人自始至终都是十字军：为爱尔兰反对英格兰，为小生意反对大生意的，为穷人反对富人，为自由反对垄断。而他最热心的事业就是给地价征税。
现在，亨利·乔治注39几乎完全是被人遗忘的预言家。但在1890年，当我刚结识克朗普顿时，他的学说，即所有地租应该付给国家而不是付给私人土地所有者，在对经济现状（status quo）不满的人士中，仍然是一个与社会主义学说积极竞争的对手。这时克朗普顿已经是亨利·乔治的一个狂热的追随者，正如所预期的那样，他强烈地厌恶社会主义学说，强烈信仰私有企业制度的自由原则。他并不憎恨由工业中赚钱的资本家，而把向别人的工业征收捐税的人视为魔鬼，因为这些人拥有他们需要的土地。我认为他没有问过自己，国家如果占有由土地私有制而得到的所有收入，它怎么能不变得无限强大。在他心中，如像亨利·乔治一样，改革只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完成，把被垄断的权力所勒住的能量释放出来。在1909年，他认为亨利·乔治的原则已被劳合·乔治注40执行，劳合·乔治著名的预算是他帮助编制完成的。
1914年到1918年的大战开始时，他是邮政总局的法律顾问，但是由于他热情支持妻子的见解，而她又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并作为爱尔兰新芬党成员被逮捕过，这使他的职位难以维持，他在几乎没得到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就被解职。尽管当时流行偏见，他还是几乎立刻加入科沃德-钱斯公司，作为该公司的合伙人，该公司是城市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1920年，正是他起草和平条约，建立爱尔兰自治政府。虽然这件事从未公之于众。他的无私使得他不可能获得任何传世的重大成就，因为他从未以他的工作去邀功，抢在别人前头，也不在乎公众的看法和荣誉。但是他的能力超群，尽管他令人难忘的并不是这一点。
使得克朗普顿同时如此受人钦佩又如此悦人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强烈的爱憎、异想天开的幽默以及岩石般的忠实。他是我曾结识过的对人类怀着巨大的爱，对极个别的人怀着藐视的恨的聪明绝顶的人之一。他绝不是某种意义下的圣人。当我们都还年轻的时候，一次我和他在乡下散步，我们误入了农夫田地的一角。农夫跑了过来，气红了脸朝我们喊。克朗普顿把手放在耳朵后，用极其和善的语调说：“请你再大声点好吗?我的耳朵有些聋。”那个原本要更大声发作的农夫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在他去世前不久，我听到他详尽又夸大地讲这个故事，把他扮演的角色说成是我，我不断地打断他说：“别信他的，那不是我，那都是克朗普顿。”直到最后，他才咯咯笑着说明真相。
他好穿非常破旧的衣服，到了他的一些朋友不得不劝戒他别这么穿的程度，这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当西澳大利亚企图通过诉讼程序退出澳大利亚联邦时，雇用了他的法律公司。已经决定这件案子要在国王的更衣室听证，有人从旁听到克朗普顿打电话给国王的内侍说：“我的裤子状况不佳近来引起我的注意，我知道这案件要在国王的更衣室听证。或许国王在那儿留一条旧裤子可能对我有用。”
他的厌恶之情极多而强烈，常常表现得使人捧腹大笑。有一次我和他与他父亲在一起时，一位主教也是一位客人——最温厚又最无恶意的那种类型的神职人员，人们自然会说，这种人连一只苍蝇都不会伤害。遗憾的是他的政治观点有点儿反动。最后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克朗普顿用像是对待同在一艘海盗船上的俘虏的态度，咆哮着说：“他看起来真是在绝望中不顾一切的角色!”
1905年岁末，自由党政府上台，霍尔丹勋爵，一个肥胖、安逸、让人宽心的人，被任命为国防大臣，克朗普顿十分严肃地说，之所以选他是因为当提出军队改革时，防止那些将军们中风。
汽车交通的专横烦扰他。他会穿过伦敦的街道而不予理睬。当汽车喇叭愤怒地叫着，他左顾右盼带着挑剔的、烦恼的神态说：“不要弄出那么大的噪声来!”尽管他梦游一般心不在焉地四处徘徊，把帽子戴在后脑勺上，开车人还是相信他一定是位重要人物，耐心地等他穿过马路。
他像兰姆或约翰逊博士一样热爱伦敦。一次，当他强烈抨击华兹华斯很少写白屈菜时，我问：你是否更喜欢他写的威斯敏斯特桥?“噢!是的，”他答道，“要是他以同样的尺度去写。”在他最后的那些年里，他和我们夫妇经常饭后一起在伦敦散步，如果克朗普顿没有抓住我们的胳膊，他就总是握着我们的手臂。我们经过圣·克里门·德恩斯的雷恩教堂时，他提醒我们抬头看他喜欢的景色之一，蓝色夜空中那隐约可见的尖顶。在散步时，他有时和我们遇到的人聊起来。我记得他同一个公园管理员认真地讨论，可能是关于地价问题。一开始公园管理员决心记住他的身份和官职，对克朗普顿彬彬有礼但不赞成他的做法：生人不应该随便和生人讲话，上流人士不应该这样平易地接近劳动者，没有人应该和有公务在身的官员交谈。但是很快，这种生硬的态度就缓和下来了。克朗普顿真正地平等待人，他同他的职员和仆人讲话，语气就像他通常同重要人物，例如同要他负责处理事务的印度王公讲话一样。他在爱尔兰只有两个房间的小屋中的态度，跟在名人云集的集会上没有什么两样。我还记得，当他听到我们的女仆和他的家来自同一地区时，他极其庄重地站起来向她鞠躬并同她握手，其彬彬有礼的态度令人难忘。
从气质上讲，他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他讨厌制度、组织与整齐划一。有一次，我和他在威斯敏斯特桥上散步，他指着十分拥挤的车流中一辆小小的驴车高兴地说，“那就是我喜欢的，各种各样的自由”。
另外一次，我和他在爱尔兰散步，到一个公共汽车站，我不假思索地奔向最大最舒服的汽车。而他的表情则十分震惊，抓住我的胳膊，急忙把我拉到一辆破旧的小型公共汽车上，并且严肃地向我解释，这是为了大胆反抗大联营公司。
他的见解总是有点儿难以捉摸，而且也不反对让他的偏见自由驰骋。他赞赏反叛精神，甚至大大超过他赞赏完全的理性。对于似乎需要精心策划的任何事情，他都表示厌恶。有一次我说，除非有胜利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不能说进行一场战争是合理的。这使他大为震惊。在他看来，几乎无望的、英雄式的反抗才是壮丽辉煌的。他有许多偏见的确与我的感情一致，因此我从来没有心情同他争论，实际上在任何情况下，争论也没有用。
从他的气质和意见来看，他自然会厌恶西德尼·韦布夫妇。当他们进行济贫法改革时，他就会说，因为其他所有人都反对他们立法的企图，最终就迫使他们去组织那些无助的贫民。这样他就会宣称，他们的组织的成果之一，就是他们雇一个装假腿的贫民在马铃薯上钻孔。
他多年来是我的律师——他从事的工作大都是从友谊出发，多少是无偿的。他的律师业务大都极为重要，涉及印度的王公，英联邦自治政府或者顶尖的大银行。在法律事务中，他表现得不屈不挠，直截了当，把技巧和耐心结合在一起。这最后一点真是令人吃惊，因为他的天性实在是所有人中最没有耐心的。通过这些方法，它们甚至于能激起对方的信赖，他获得了靠耍巧妙的花招永远都达不到的成果。我记得在法律咨询过程中，某人有一次提出并不是完全正当的方法，他脸上浮现出木然的表情。尽管他办事严肃认真，但他的心情大体上总是快乐的。干完一天累人而又责任重大的工作之后，他总会参加一次晚餐会，心情非常愉快，就好像喝了不少杯香槟一样，而且会让所有人大笑。后来他正是在一次晚餐会上因心力衰竭而突然去世，可能他事先已经知道有发生这种情况的危险，不过他从来没告诉过别人。后来，他的朋友记起，有些微小的迹象表明，他并不指望长寿，但是这还不足以在尊重他的朋友们中引起强烈的焦虑不安。
他晚年花费大量闲暇时间去写一部哲学书，他常把这本书自谦地称为他的馅饼，这是影射易卜生一出戏剧中的一个老人，这位老人只有一种天才就是做馅饼，而且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在去世之前做一个真正好的馅饼。克朗普顿年轻时除了希腊诗歌之外，哲学是他心智上主要的兴趣所在。我刚认识他时，我们花很多时间辩论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由于在整个中年时期，他繁忙的职业生涯使他完全陷入实际事务当中，但到最后，他还是能够花一些时间进行纯粹的理论思考，他充满衷心喜悦地回到这上面来。这本书接近完成时，正像许多人有时弄丢他们最珍贵的东西一样，他把手稿丢在了火车上，后来再也没有找到。必定有人捡到了它，希望由此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他曾提到过他遗失了手稿，只是遗憾而简单地谈到这项损失，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从少数现存的笔记出发，重新开始写，接着他就改变了话题。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我们很少见到他，虽然我们见面时，他还和过去一样愉快和热情。他把所余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试图完成他遗失的著作，但是这个馅饼永远也没能完成。
我剑桥时代的另一位朋友是哲学家麦克塔格特，他比我还害羞。有一天我听见有人敲我的门，声音非常小，我喊道“请进”，可是没有动静，我又大点声喊“请进”。房门打开了，我看见麦克塔格特站在门口地垫上。那时他已经是联盟的主席，将要成为研究员。由于他的形而上学方面的名声使我对他怀着某种敬畏。但是他太害羞以致不敢进来，而我也太害羞，没有让他进来。我不记得这种局面持续了几分钟，不管怎样最终他还是进了我的屋。后来我就经常去他那里吃早餐，他那里的早餐以缺乏食物而出名，事实上，谁要是去过一次，以后再去时，每次都会自己带上一枚蛋。麦克塔格特是位黑格尔主义者，当时他还很年轻，而且十分热情。他对我们这一代在精神上有很大的影响，虽然现在回想起来，那并不是一种很好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我也有两三年是黑格尔主义者，我还精确地记得在我大学四年级某一时刻我成为黑格尔主义者。我跑出去买了一听烟丝，带着它穿过三一巷，突然我把那听烟丝抛向空中，大喊：“天哪!——本体论的论证是靠得住的。”虽然1898年之后，我不再接受麦克塔格特的哲学，我仍然喜欢他，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一次他叫我不要再去看他，因为他不能容忍我的意见。后来他还变本加厉，在解除我的讲师资格中起着带头的作用。
另外两位我在剑桥早年认识的朋友是洛斯·迪金森和罗杰·弗莱，从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友谊。迪金森由于他性格温和、有感伤情调而惹人喜爱。当他是研究员而我还是大学生时，我渐渐感到由于我有时唐突地讲出令人不快的真理或我所认为的真理而有可能伤害他。世界的情势如果使我极其痛苦的话，只使他感到难过。我很怕由于太强烈的现实主义而增加他的不快。但是现实主义一词可能并不十分恰当。我的真正意思是，现实主义是一个人描述事情的实践活动，他感到这种事情几乎不能忍受，他用如此令人反感的方式描述以致引起其他人来分担狂怒。有一次他告诉我，我很像柯台利亚注41，但不能说他像李尔王。
我一到剑桥，尽管我很害羞，社会交往上我还是十分活跃，在这方面，我在家里受的教育并没有形成任何阻碍。在同辈社会的影响下，我逐渐变得不那么清高。一开始我发现我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说，被人反驳时也不感到强烈恐惧或者可笑，就好像我讲过的话十分合理一样，这个发现使我激动不已。长期以来，我想在大学某些地方一定有一些真正聪明的人我还没有碰到，要是见到这些人，我一定能马上认出他们比我智力更优秀，可是二年级时，我发现我已经认识了大学中所有最聪明的人了。这使我觉得有些失望，同时也使我自信心越来越增强。可是，三年级时，我遇到G．E．穆尔，当时他是一年级学生，其后几年，他满足了我对天才理想的期望。那时候穆尔漂亮，身材颀长，脸上充满灵气，就像斯宾诺莎那样深切热情的心智。他具有一种高雅的纯洁的性格。我从来没有成功地让他说谎，只有一次例外。这回我耍了个花招，我问他：“穆尔，你是不是总讲真话?”他回答说：“不。”我想这是他说过的唯一一次谎话。他的家人都住在达里奇，他的父亲是位退休的医生，有一次我去看他们，他的母亲戴着一枚大瓷胸针，上面有古罗马圆形剧场图案。他有许多兄弟姐妹，其中最有趣的是诗人斯特奇·穆尔。在智力的世界里，穆尔是无所畏惧、富于冒险精神的，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就像一个孩子。四年级时，我曾花好几天同他一起在诺福克河岸散步。有一次我们偶然碰到一个又高又壮的家伙，他同我们谈起佩特罗尼乌斯注42，对他的下流事，谈得津津有味。他的古怪我觉得挺逗，多少有点鼓励他继续说下去。穆尔却一直保持沉默，到他离开之后，才说“这人真可怕。”我相信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因听粗俗低级的故事或谈话而感到丝毫的快乐。穆尔同我一样，受到麦克塔格特的影响，在短时期内是黑格尔主义者。但是他比我从那里逃逸要快得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谈话，才使我摆脱了康德和黑格尔。尽管他比我小两岁，他极大地影响我的哲学观点。穆尔的所有朋友一个最喜欢的乐事就是看着他点燃烟斗。他总是划着了火柴然后开始辩论，说呀说直到火柴烧着他的手指，然后他又划另一根火柴，如此下去，直到一盒火柴都划光了。这对他的健康无疑是有好处的，因为划火柴的时候，他就不吸烟了。
下面该特里维廉三兄弟了。我们大家都认为老大查尔斯是最没有能力的。老二鲍勃是我特别亲密的朋友，他成为一个富有学究气但没有什么感染力的诗人，可是他年轻时，常讲出幽默的话，出人意料。有一次，我们在湖边举行一次读书会，埃迪·马什睡过了头，穿着睡衣跑来看看早餐是否准备好了。他的面容冷峻，表情流露出痛苦，于是鲍勃给他取个外号“冷幽灵”，长期以来这外号就跟上他了。乔治·特里维廉比鲍勃要年轻得多，但我后来渐渐同他很熟识了，他和查尔斯都是了不起的步行能手。有一次我和乔治在德文郡漫步，我要他答应一天只走25英里，他一直到最后一天都信守诺言，然后他就离开我说他还要再散一会儿步。还有一次，我独自散步，晚上到了蜥蜴旅馆，问他们是否能给我一张床休息。他们问：“你是不是特里维廉先生?”我说：“不是，你们是否在等他?”他们说：“是啊!他的太太早已在这里了。”这事真让我吃惊，因为那天是他们结婚大喜的日子。我看见她没精打采一个人待着，他把她丢在特鲁洛，说他一整天不能不散步一小会儿。他到夜里十点钟才来，以创纪录的时间走完40英里，累得筋疲力尽。可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蜜月的颇为奇特的开端。1914年8月4日，我和他一起散步到斯特兰德吵了起来，其后一直到1944年我回到三一学院之前，我只见到过他一次，而到1944年，他已经是学院院长了。当他还是大学生时，他有一次向我说明，说特里维廉家从来不犯婚姻上的错误。他说“他们一直等到30岁，然后娶一位又有头脑又有钱的女孩。”尽管偶尔要吃苦头，但我从来不打算遵照这条规则办事。
我想，鲍勃·特里维廉是我认识的最嗜书的人。凡是写在书上的，他都觉得有趣，而凡是实际生活的事则漠不关心。他像他全家人一样，对于世界上所有伟大战役的战略和战术，具有缜密的知识，只要这些战略和战术写在著名的历史书上。我曾在马恩河战役注43的危急关头同他在一起，那天是星期天，我们走了两英里才买到一份报纸。他认为那场战斗没什么意思，不值得注意，因为只是登在报纸上的战役是平常的。有一次我设计了一个测验，向许多人提问，为的是看看受问者是不是一位悲观主义者。这问题是“假如你掌握着毁灭世界的权力，你会那么干吗?”我当着他夫人和孩子的面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回答道：“什么?毁灭我的图书室?——决不!”他总是发现新诗人，并高声朗诵他们的诗作，不过一开始他总是贬低地说：“这不是他最好的诗。”有一次他向我提到一位新诗人，说想为我朗诵几首他的诗，我说：“好，可是你要给我朗诵他最好的诗。”这把他完全难住了，于是他把那本书丢在了一边。
剑桥的教师们对我享受剑桥生活没什么好处，院长简直就是萨克雷《势利小人》一书中的人物。他讲话总是这样开场：“刚好30年前的今天……”或者“你能凑巧记得皮特先生注44在100年前的今天正在干什么?”接着他就会讲述一些非常烦冗的历史典故来证明历史书上提到的一些政治家是多么伟大和善良。他的书翰风格可从他给我的来信看出来，这是我获得数学优等考试一等第七名后他写给我的：
我亲爱的B．罗素：
我无法形容这次伟大的胜利使我们感到多么高兴。正好33年前，我在哈罗公学把拉丁文作文第五年级奖放在令尊手中，今天，我向他的公子和他自己的母亲祝贺数学上的突出成就，而这成就将在学院得到高度评价。
我们知道你的数学才能，可我们也知道你并没有全力以赴地钻研数学，而是把大部分心思用在其他可能更为重大的科目上。假如这严重降低你的数学成绩，我当然会为此感到遗憾。但是我很理解，它还是得到了充分的补偿。
现在我们对你只有愉快的祝贺，你将平静地面对通往科学优等生考试和研究员资格竞争，而不必担心你以前的数学成绩不佳。
我十分高兴给罗素夫人和斯坦利夫人写上几行，这对他们两位将是愉快的一天。
相信我是你
最真诚的
H．蒙塔古·巴特勒
（三一学院院长）
1893年6月13日于剑桥
三一学院院长寓所
我记得有一次去院长寓所用早餐，那天正好是他妻妹的生日。他在祝愿她健康长寿之后接着说，“亲爱的，现在你已经活得同伯罗奔尼撒战争注45一样长了。”她根本不知道那场战争持续多久，很怕太长了以致超出她的期望。他的太太采用基督教科学派疗法（Christian Science），居然延长他的寿命，超过本来期望的达20年之多。这是由于她并不同情他的疾病。一旦他生病，她就给院评议会会议带话说，院长躺在床上不愿意起来。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副院长奥尔德斯·赖特和资深研究员乔伊·普赖尔在没有基督科学派疗法的帮助下，也延长了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我记得我还是大学生时，看着他们三个人光着头站在大门口接待腓特烈皇后注46，他们已非常年迈了。可是15年之后，他们也不显得更老。奥尔德斯·赖特总像一根枪管通条那样站得笔直，出门总是戴上一顶高礼帽，甚至有一次清晨三点失火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的高礼帽也端正地戴在头上。他念的拉丁文带有英语口音，而院长则采用大陆读音。当他们轮流祈祷，尤其是当副院长发音急促不清，而院长又装腔作势念出声来时，乐子可就大了。我当大学生时，把这些人只看作取笑的对象，而我成为研究员并参加学院会议时，开始发现他们是一股十足的恶势力。有一个学院副院长，是位教士，强奸过他的小女儿，还因感染梅毒导致瘫痪而不得不去职。院长在学院会议上反而大谈什么像我们那些不按时到教堂做礼拜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位名人的布道是多么卓越。在学院中仅次于这三位的重要人物是资深门房，他带有皇家气派，以致大学生们猜测他是后来的爱德华七世注47的私生子。在我当上研究员之后，评议委员会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连续开了五天会，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弄清楚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原来他们忙于证实一个痛苦的事实，这就是这位资深门房同五个大学杂役有不正常的关系，尽管按照他们的法规，他们所有的人“既不年轻，也不漂亮”（nec juvenis，nec pulchra）。
作为大学生，我相信那些指导教师是大学中完全不需要的一部分，我没有从讲课中得到什么好处。我发誓，如果有朝一日我成为该课的讲师，我也不能设想讲课有什么用，我信守这个誓言。
进入剑桥大学之前我已经对哲学感兴趣，但是除了穆勒的著作以外，我读得很少。我最渴望的是为数学为真的假设找到一些理由来。穆勒在《逻辑》中论及数学时，已经因它多有缺陷而打动了我。18岁时我读了穆勒。我的数学导师从来没有告诉我任何理由去假设微积分不是一大套谬误，因此我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一个是哲学问题，一个是数学问题。数学问题在欧洲大陆大体上已经得到解决，虽然在英国几乎不知道大陆的工作。只有在我离开剑桥，开始出国生活之后，我才发现那些我本应在三年大学期间就获得的知识。不过哲学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英国，我认识哈罗德·乔基姆，他在莫顿学院教哲学，是F．H．布莱德雷的朋友，乔基姆的妹妹是罗洛叔叔的太太，我总是偶尔在网球集会以及诸如此类的场合见到他。应我请求，他给我开了一个我应该阅读的长长的哲学书单，虽然我在攻读数学时也开始着手读书了，而一旦有空儿，我就以极大的热情攻读哲学。大学四年级时，我阅读大多数大哲学家的著作以及大量数学哲学的书。詹姆斯·沃德总是给我这方面的新书，每一次归还这些书时，我都说这些都是非常坏的书，我还记得他失望的神情以及他为了满足我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在我成为研究员之后，我从他那里得到两本小书，这两本书他都没读过，也不认为它们有任何价值。其中一本是格奥尔格·康托尔的《集合论》注48，另一本是弗雷格的《概念演算》，这两本书最终给我需要的要点。但是弗雷格的书，我只是在许多年之后，才弄清其中的意义。实际上，一直到我自己独立发现其中大部分内容之后，我才真正理解它。
这时，我已不像刚到剑桥时那么害羞、那么学究气了。我记得住进学校几个月之前，去和我的导师商讨房子的事。我在前厅恭候时，翻了翻大学生报纸《格兰大》（Granta）。当时是五月赛舟周，我在报纸上读到，在这周内，人们的思想不能集中于工作，这真使我震惊。上大学四年级时，我变得快乐而轻浮。在阅读泛神论之后，我向朋友们宣布我就是上帝。他们在我两边摆上蜡烛，进行模仿膜拜的仪式。哲学总体上对我来说似乎乐趣无穷，我享受着这个伟大哲学家提供想象的、以奇妙方式构想的世界。
我在剑桥期间，最愉快的事就是和一个团体有联系，它的成员称之为“协会”，而局外人假如知道的话，称之为“使徒们”。这是一个小的讨论社团，每星期六晚上聚会。它的成员平均每年级有一两人，这个协会从1820年就已存在，从那时起，它的成员都是剑桥各方面的智力精英，它以秘密的方式活动，为的是使那些在选举成员时被考虑的人可能根本觉察不到这事。正是因为协会的存在，我很快认识了那些最值得认识的人。由于怀特海是协会成员，而且让年轻成员根据我和桑格两人奖学金论文对我俩进行调查。在任何时间，所有成员彼此都是好朋友，这很少有例外。讨论中有一个原则就是没有禁忌，没有限制，没有什么东西被认为是骇人听闻，对于思辨的绝对自由没有任何阻碍。我们讨论所有事情的态度当然会带有某种不成熟性，但是其中具有的超脱和兴趣在我以后的生活中却是难得再有的。讨论会一般在凌晨一点结束，然后我就会同一两个其他成员在内维尔院的回廊中来来回回走上几小时。我们把我们自己看得很重，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具有心智上的诚实的美德。无疑我们在心智方面的成就比世上通常的成就更大，而且我倾向认为剑桥最好的头脑在这方面极其著名。在第二学年中间我被选为会员，事先我根本不知道这样一个社团存在，即使其中的成员我全都早已熟识。
1892年年初，我被选入“协会”，下面的祝贺信有些句子需要解释，它们是协会用来同德国形而上学开玩笑的。协会被设想为实在世界，其他事物都是“表象”，不是协会成员的人被称为“现象”，因为形而上学家认为空间和时间不是实在的，因此认为协会的成员不受空间和时间的约束。
由印度、孟加拉邦副总督
第二等印度之星高级勋爵士
查尔斯·埃里奥特爵士阁下转交
亲爱的罗素：
从今晨收到的信中得知你加入了我们团体——太好了!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如果不能在今天下午邮件发送之前说几句话来表示我的喜悦，以及此刻我不在剑桥，不能与你热烈握手相庆，那是多么遗憾。你当然会得到你自己的印象，但对我来说，它确实是真正的新生活，也是显示出剑桥真正是什么的一个启示。
是该发信的时候了，恐怕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我的经验。西奥多会告诉你我的情况。我很遗憾地听说你身体还不太好，快些好吧，不要让韦布注49害了你。
原谅匆匆写就这几行话语。让那些荒唐的鬼话，什么空间和时间都见鬼去吧!居然说什么空间和时间，卑鄙地假装正在把我们分开。然而我们知道它们与联结我们的真实存在无关。70我从过去一开始就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
热爱你的，兄弟般的
克朗普顿Ll．D．（卢埃林·戴维斯）
1892年3月9日 星期三
我实在没有时间给桑格写一封像样的信，你能否把信中装的潦草的信转交给他?
有时间一定给我写信。
亲爱的罗素：
诚挚祝贺2月份的令人高兴的消息——在使徒的事情上完全无法用空间和时间的束缚来说明——它刚刚由印度转到我这里。
我高兴到极点。我希望你已经听说我们的兄弟怀特海的敏锐目光了，他从你和桑格的入学奖学金论文就看出你们的使徒本性，而且让我们注意你们。
我真希望我能找个星期六晚上或其他什么日子回去，同西奥多讨论基督教是爱的宗教的问题，这本是我不该谈的问题。我不明白人性化的上帝和真正的爱，这两个观点怎么能够协调到一起。
胚胎注50的情况如何?我听说小特里维廉（鲍勃）很有希望，还有国王学院的格林。
我还有数不清的信要发，希望明年一月中旬能见到你。
你的兄弟般的
（签名）埃利斯·麦克塔格特
1902年5月17日于新西兰
塔拉纳基，新普利茅斯
我们加入协会以后不久，协会有些事情起了相当大的变化。
比我年幼十岁左右的那一代人的调子主要是由利顿·斯特雷奇和凯恩斯定的。这十年带来的精神气候的变化之大令人吃惊。我们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而他们是爱德华时代的人。我们相信通过政治和自由讨论而导致有序的进步，而我们之中比较自信的人可能希望成为群众的领袖，而我们没有人想脱离群众。可是凯恩斯和利顿并不打算同平庸之辈保持任何亲近关系，他们更愿意在幽静所在和良好的情绪中过着一种退隐的生活，把善看成由一帮精英热情的相互仰慕所构成。这种学说他们说来源于G．E．穆尔，这十分不公平，他们都承认是穆尔的学生。凯恩斯在他的回忆录《早期信仰》中，谈到他们对穆尔学说的仰慕，穆尔给予道德应有的分量，通过他的有机整体学说避开善由一系列孤立的热情片刻所构成的思想。可是那些自认为是他的学生的人，却无视他的学说这个方面，而把他的伦理学降低为一本正经的女子学校带有感情色彩的图景。
凯恩斯从这种气氛逃脱到伟大世界中，而斯特雷奇从来没有跳出来。不过凯恩斯的逃脱并不完全，他周游世界，给各地带去主教出巡（in partibus）的感觉，真正的救世主在别处，在剑桥大学的信徒当中。当他关心政治和经济时，他把他的灵魂丢在家里。这就是在他大多数著作中，有一种生硬的、闪烁着非人的特性的原因。只有一个大的例外，那就是《和平的经济后果》，对此我一会儿还要再说几句。
我是通过他父亲认识凯恩斯的，而认识利顿·斯特雷奇是通过他母亲。我年轻时，凯恩斯的父亲在剑桥教老式的形式逻辑，我不知道逻辑的新发展使他的教学究竟有多少改变。他是一位真诚的非国教徒，把道德放在第一位而把逻辑放在第二位。他儿子心中多少保留一点非国教徒精神，但是往往被掩盖了，这是因为他认识到由事实和论证可能推出一些使大多数人震惊的结论。而他性格中智力上的高傲使他觉得使墨守成规者惊愕（epater les bourgeois）也不坏。在他《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这种品性暂时搁置在一旁。他深信，凡尔赛和约招致灾祸，在他心中燃起最真诚的道德家的热忱，使他忘记耍小聪明——不过却没有使他停止耍小聪明。
我没有就他的经济和政治著作同他交流过，但我相当关注他的《概率理论》，其中许多部分我同他详细讨论过，这本书大约1914年完成，但是长期被放在一边，拖延出版注51。
他总是有工作过度的倾向，实际上正是工作过度要了他的命。1904年，我曾单独住在一片沼泽地里的一间小茅屋中，其处无路可通。他写信给我，问我是否可以到我这里度周末。我给他肯定的回答，于是他来了。他到了还不到5分钟，剑桥大学的副校长带了一大堆大学事务跟来了。每一餐都有人不期而至，星期日早餐就多了6位，到星期一早晨，我们已经有26位不请自来的客人，恐怕凯恩斯走时比他来时还累。1914年8月2日，星期日，我碰到他，他正急速穿过三一学院的大庭院，我问他急什么，他说“他想找他妻弟借摩托车到伦敦去”，我说“那你为什么不乘火车去”，他回答“因为来不及了”。我不知道他究竟去办什么事，但是几天之内，银行利率由制造恐慌的人已经抬高到的10％，降到了5％，这就是他的所作所为。
我的经济学知识不够，以致对凯恩斯的理论无法发表专家的意见，但是就我至今所能判断的是，对我来说，近年来英国免于遭到大规模失业之苦可能归功于凯恩斯。我还可以再进一步说，如果他的理论被全世界的财政当局所采纳，那么大萧条可能就不会发生。在美国仍有许多人认为，大萧条是上帝所为。我想凯恩斯已经证明，大萧条的发生并非神意。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上议院，那时他刚从美国谈判一笔借款回来，并且做权威报告，向贵族院的议员介绍此事。他们事先大都抱怀疑态度，可是听完报告后，就几乎没人怀疑了，除了比弗布鲁克勋爵和我的两个表兄弟之外，而他们以居于少数为荣。考虑到他飞越大西洋刚刚着陆，他必定付出很大的努力，这对他来说可能是太大了。
凯恩斯的智能据我所知是最敏锐和最清楚的。同他辩论的时候，我感到我好像故意冒生命危险，总感觉自己有点儿像傻瓜一样。有时我倾向于感觉如此聪明过人往往与思想深度不相容，但是我并不认为这种感觉的确是对的。
利顿·斯特雷奇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一开始我是通过他母亲认识他的，我和她都是争取妇女投票权的委员会成员。几个月后，她邀请我去吃饭，她的丈夫理查德·斯特雷奇是一位从印度退休的军官，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是当时的热门话题。第一次同他们家一起吃饭实在有点让人烦心，他们儿女成群几乎数不胜数，而且从我这个没有经验的眼光看来，除了极表面上的区别，有男有女之外，他们长得都一模一样。我到时，这家人还没有到齐，然后才每隔20分钟一个接一个地到来（后来我发现其中包括利顿）。我必须仔细地环顾四周，以求确定哪位是刚到的，还是原先就来了，只不过换了他或她的位子。到晚上，我真怀疑我的神志是否还清楚，但是后来好心的朋友告诉我，事情进行得很顺利。
斯特雷奇夫人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女性，非常希望她至少有几个孩子出人头地。她有令人羡慕的文字感受力，经常向她的孩子们大声诵读扫斯的布道文，不是传播其内容（她是位自由思想者），而是给他们一种英语写作的节律感。利顿身体柔弱，以致没有被送到普通的学校去读书，她认为他很聪明，让他在很专注的气氛中被培养成为一位作家。在我看来，他的作品在当时十分有趣，令人欢快。《维多利亚名人传》出版之前，我曾听他读过这本书，后来我在监狱里又自己读，不禁大笑出声，结果引来监狱官到我的牢房，告诉我不应忘记监狱是服刑的地方。
利顿总是显得古怪，而且越来越厉害。当他留起胡子时，他说他长了疹子，不想让朋友们看到，结果胡子一直长到老长。他打扮得十分奇特。我认识一位农民的妻子，她出租住房。她告诉我，利顿到她那里问她是否让他进去，她说：“先生，起先我想他是个流浪汉，然后我再看一眼，看出他是位绅士，只不过非常古怪。”他经常用一种尖声讲话，这有时与他所讲的内容形成滑稽的反差。有一次我同他谈话，他先是说这事不应该是文学的目标，接着又说那事不应该是文学的目标。最后我问：“利顿，那么文学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他用一个字回答我：“激情”（Passion）。然而，他喜欢在人类事务中表现出一种贵族老爷的态度。我听到某个人声称“年轻人总好思考人生”，当时他在场就反驳道“我不相信人们会去思考人生，因为人生中什么也没有。”可能正是这种态度，使他不能成为一位伟大人物。
他的风格炫耀辞藻、过于浮夸，在最坏的情况下，我觉得有时同麦考莱的作品颇为相像。他对历史的真实性不感兴趣，而总是使得光和影的反差更加刺眼，使得名人的愚蠢和恶毒更加昭彰。这些指责颇严厉，但我对他的指责是完全认真的。
正是在协会当中，我开始觉察到穆尔的卓越，我还记得他宣读一篇论文，是这么开始的：“一开始存在物质，然后物质产生魔鬼，而后魔鬼产生上帝。”论文的结尾如是：首先上帝死去。然后魔鬼死去，最后留下物质正如开初一样。他宣读这篇论文的时候，他还是位大一学生，而且是卢克莱修的热情追随者。
星期日，我们的习惯总是很晚吃早餐，然后散步一整天，直到晚上用餐。这样我逐步熟悉剑桥十英里之内的所有道路和小径，还有许多远远超过十英里的道路，也是这么认识的。大体上，我在剑桥感到愉快，比较平静。但是每逢月圆之夜，我总是处于一种暂时性精神错乱的状态，在乡村附近飞快穿来穿去，当然这是由于性欲作怪，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
在我那时之后，协会在某方面有了变化。原来在乔治·特里维廉和利顿·斯特雷奇两位会员之间长期进行着不相上下的争斗，最终利顿获得完全的胜利。从他那时起，会员之间的同性恋关系一度司空见惯，可是我们那时候却并不知晓。
剑桥对我的一生十分重要，它使我结识许多朋友，给我思想交流的经验，而其真正的学院教育对我毫不重要。关于数学教育我已经谈过。我在大学学的哲学，后来我认为大部分是错的。以后我花费许多年逐步去掉我在大学时养成的思想习惯。我在剑桥得到的唯一具有真正价值的思想习惯是智力上的真诚。这种美德不仅在我的朋友中，而且也在我的老师中肯定存在。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位老师在他的学生指出他的错误时而怀恨在心。我只记得在许多情况下，学生都表现得非常出色。有一次上流体静力学课程时，有位年轻人打断讲课说，“你是否忽略了作用在盖子上的离心力?”这位讲师一下子目瞪口呆，然后说，“我这么讲这个例子已经有20年了，可是你是对的”。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我发现甚至在剑桥，智力的真诚也有它的局限性，这对我是一大打击。而在那之前，我感到只有剑桥是地球上唯一的我可以看成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