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篇——柔术的一种哲学研究——是从《东方之外》（Out of the East）选出来的，那本书是作者关于日本的第二本书，在熊本写成，那时他自一八九一年十一月至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在那里的第五高等学校当教员。
“我现在正在写着一篇论文——一篇关于‘柔术’的哲学的论文，是应许在十二月里就要为波士盾（Boston）人写好的。关于抵抗外国势力的反动，和这反动将来的可能性，你能给我一些你自己的思想否？当然我需要着（西方人以为）悲观的意见，——就是说，那反动是属于这民族最深刻的本性而将永久不会消失的。我确信这个意见。我不是说我能断定我的话。除了上帝之外，谁能断定什么呢？不过我以为我所相信的，总是最可能的意见。我尤其喜欢的，是一种可惊的可作为榜样的事实，——像一头狂蜂将在想像中飞啸的什么东西。只要我能够，所有的反动都应该归纳起来——道德的，教育的，宗教的，商业的。我不要请求你当你不大高兴时坐下来写些什么给我，不过希望你有工夫，而且高兴的时候，在纸上草草的为我写下一些观念。就是一句话，也许可以激动一个幻想的宇宙：至少我需要着一些指示。你是在神经的中枢里，我不过是在一个极小的神经梢上——如果可以这样说。”[录自一八九三年十月十三日小泉八云与张伯伦教授（Prof.Chamberlain）的一封信中。]
日本武士群
武士是日本十至十九世纪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一般指那些通晓武艺、以战斗为职业的军人，他们遵守武士道的精神，武士腰间经常佩戴着武士刀，以象征勇武。
老子像
老子的思想在公元七世纪时传入了日本，自然无为的宇宙观对日本人的思想信仰影响极大。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
——老子《道德经》
一
柔术练习馆
日本的柔术现在已经成为一项国际性的运动项目，其主要分支柔道更是奥运会项目之一。
在那国立专门学校的广场上，有一座房子，建筑方面和别的房子很不相同。除了上面装着平滑的玻璃窗不用纸窗以外，可以说它是纯粹的日本式建筑。其形长而阔，只有一层；里面只有一个大房间，高高的地板，厚厚的铺着一百条席子。它有一个日本名字，称为“瑞邦馆”（Zui-ho-kwan）。在它的入门处，有这几个中国字写在那一个小小的匾额之上，是一个天潢贵冑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的手笔。里面一无家具，除了挂在墙上的另外一个匾额和两张图画以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一个图画画着那著名的十七名勇少年，在内战时自愿为国尽忠的“白虎队”。另一个图画，则为那年高而为人所爱戴的，中国文学教授秋日胤永翁的肖像，在他少年时，是一个著名的战士，那时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军人和绅士，所需要的条件，比现在要难得多。匾额是胜海舟伯爵的手笔，写着“入神致用”四个中国字。
现代柔道比赛组图
柔道比赛中讲求的是力道使用的技巧。
可是在这个空空洞洞的地方，教些什么呢？原来是所谓柔术的那事情。那么什么是柔术呢？
在此，我必须先说明，我对于柔术什么都不知道。学习它的人，必须从小就开始。必须继续研究得很长久，然后，才能学得好。要成为一个专家，就需要七年工夫的不断练习，甚至要能预料得出一种非常经过的自然趋势。我不能说柔术的详细情形，不过对于它的主旨要提出几个大概的特点。
柔术是古时打仗不用兵器的武士道。对于完全没有学过的人看来，就好像是角力。倘使当柔术正在瑞邦馆里实习的时候，你进去看看，你就可以看见一群学生，对付着十或十二个敏捷的青年同伴，赤着足，裸露着四肢，在席子上互相扑击。那种死沉沉的静默，也许要使你觉得很奇异。不说一句话，没有一些当作玩意儿的神气，谁也不轻易笑一笑。绝对的冷静无感觉，是柔术学校的规则严严的要求的。可是大约就只有这种冷静无感觉，这种多人的无声，才能给你一个非常的印象吧。
一个西方专门角力的人，也许就要见得多些。他也许看得见那些青年都很注意的在发出他们的气力，而他们的把握、抱持和投掷，都是特别而厉害的。他也许不管是怎样的留心，要断定这全部的施展是危险的游戏，或者他就要劝说他们采取西方的“科学的”规则。
对战
从战斗中演化而来的柔术，能够很快地制住敌人。
然而实际方面，——不是那游戏——比一个西方角力家看见了而能想到的，还要危险许多呢。在那里的教师，看起来似乎是痩小的人，却能使一个平常的角力者，在两分钟之内一败涂地。柔术不是一种炫耀的技术；它也不是要将本事宣布于公众之前的练习；最正确的说来，它是一种自卫的技术，它是一种战争的技术。精于此道的人，一时之间，就能将一个未经训练的敌人，置之于完全无能之地。他用着若干可怖的手法，会突然的使人的肩胛脱骱，骨节分离，筋皮扭伤，或者骨头折断——使人看不出他一毫用力之所在来。他不单是一个运动家：他简直是一个精于解剖的学者。他也知道一触即杀死人的方法——就如用电。不过他立誓不将这种危险的知识轻易施用，除非是在差不多不能滥用的时候，依着传说，这样的本事，只传给那种有完全自知之明，而又道德纯洁无疵的人。
然而我要大家注意的事实，乃是柔术的专家，从来不倚赖自己的气力。他难得在最大的紧急中，才用他自己的气力。那么他用些什么呢？不过是他敌手的气力。敌人的气力就是得胜敌人的惟一方法。柔术的技艺，教你只须借着对手方面的气力，就能得胜；他的气力愈大，他就愈倒霉而你愈得法。我记得有一次，最著名的柔术教师中，有一个人（当时之五高校长嘉纳治五郎。数年之前，嘉纳曾将一篇讲到柔术历史的有趣文章。投给F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告诉我要教授一个真正强有力的学生，实在是极端困难的事情，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我想起来，那种学生当然是最好的了。我问他原故，他说：“因为他倚仗他巨大的筋肉之力，而用着它。”“柔术”这个名字实在是以“依顺而得胜”（to Conquer by yielding）的意思。
我怕我不能完全解释得出；我只能设想。不论是谁，都知道“还击”（Counter）这名词在拳术中的意义。我不能将它正确的比喻出来。因为那还击的拳术家，总是对于敌手的动力加以全力应付的；而柔术的专家，则很清楚的只从反面着手。在拳术的还击和柔术的依顺中，却仍归还有相像处，——就是那吃苦的，两方面都是那不能自己管束，而一味向前蛮冲的人。那么我可以宽泛的说，在柔术中每一扭、挫、挽、推，或曲折，都有些还击的意味；只有柔术专家对于这些动作是完全不反抗的。不，他只依顺它们。可是他所做成的，却远超出依顺它们之上。他用一种恶毒的手法帮助它们，它们就使那敌人甩脱他自己的肩胛，折断他自己的臂膊，或者在厉害的情形中，甚至折断他自己的颈项或背脊。
二
虽然以上的解释，很是模糊不清，但是你已可以见出，柔术的真正奇妙之处，并不是那些专家的最高的技巧，而是那全部技术所表现出来的东方思想。永不以力抗力，只将攻击之力加以导引和利用；制服敌人，完全用他自己的气力，——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努力，打倒他自己——西方人的脑筋，对于奇怪的教训，有些什么作用呢？的确没有什么！西方人的心思，是在直线上活动的；而东方人的，却在奇妙的曲线和圆线上。可是这是何等美丽的理智象征，打倒暴厉势力的手段呀！柔术远超乎防御科学之上：它是一种哲学的定则；它是一种伦理的定则（的确，我忘记了没有说，柔术的训练，大部分都是属于纯粹的道德的）；而最重要的，它是一种种族天性的表现，为那些梦想在东方扩张势力的列强所没有清楚觉得的。
横滨关内居留地
明治中期，西方侵略者在日本的居留地已小有规模，画面中央的建筑物就是基督教堂。
二十五年之前，——甚至还要近些，——外国人总要藉着种种理由，预言日本不单要采取西方的衣着，还要采取西方的风尚；不单我们的交通方法，还有我们的建筑要旨；不单我们的工业和应用科学，还有我们的形而上学和我们的理论。有些人真的相信，日本国就要公开给外国人殖民了；西方的资本，就要享受特权，帮助他们发展种种天产了；甚至还相信总要用天皇的敕令，布告全国，信从我们所说的基督教。可是这些相信，实在太不了解那种族的性格——它的较深的能力，它的远大的目光，它的独立的旧有精神了。没有人对于日本人从事柔术训练，加以一刻的设想：的确在那时候，西方还没有人听见过柔术。
可是那完全是柔术。日本根本着法国和德国的最好经验，采行了一种军制，结果伊就能招集一个二十五万人的有训练的军队，有猛烈的炮队辅助着。他们创造了一个强有力的海军，有几条世上最好的巡洋舰；——将伊的海军制度，依照着最好的英国式和法国式。在法国式的指导之下，伊给自己造了好些兵船厂，制造或购买许多船只，将伊的出产，运到高丽、中国、马尼剌、墨西哥、印度和太平洋的热带各地去。伊为着军事和商业的需要，建筑了近乎二千里的铁道。又藉着美国和英国的帮助，伊建设了最便宜，或者也是最灵通的邮电两务。伊筑了不少卓越的灯塔，据说伊的海岸，在两半球比起来，是最光明的；伊使一种信号的服务，实行起来，不会比美国的有什么不及之处。伊又从美国得到了一种电话制度，和最好的电灯方法，伊将德国法国和美国的最好成果，加以详细研究，形成了伊的公立学校制度，不过另有规条，使它能和伊自己的创制完全调和。伊照着法国的模范，建设了警察制度，不过伊使它能和伊自己特殊的社会要求有绝对的一致。起先伊为了伊的矿，伊的工厂，伊的军械厂，伊的铁道，运入了许多机器，又雇佣了许多外国专家，现在伊却正在开除着伊所有的教师。不过伊所已经做的，和现在做的，盈纸累幅也提不尽许多。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工业，我们的应用科学，我们的经济、财政，和法律的种种经验，所表现出来的最好之点，伊都选择了，采取了，伊只在各方面将最好的效益加以利用而将伊的所得，一例修正，使之适合着自己的需要。
现在在这种种事情中，伊的采取，完全不是为了什么仿效的缘故，在另一方面，伊却只证实了，取用着那些能够帮助伊发展势力的事情。伊已经使伊自己，能够实施所有的外国专门教育；而在伊自己的手握中，则用峻严的立法，将伊所有的天产，都牢牢的保守住了。可是伊“没有”采取西方的衣着，西方的生活习惯，西方的建筑，或西方的宗教；因为这些事物中不论那一种，尤其是宗教，传入了只能减少而不能加增伊的力量。不管伊的铁道线，和汽船线，伊的电报和电话，伊的邮务和伊的转运公司，伊的钢炮和火枪，伊的大学校和专门学校，伊今日还保留着一千年前的东方色彩。伊已经能够自己保留，也能够尽量的利用敌人的力量。伊已经是，现在还是，给那理智上自卫的最可敬崇而又难得的制度，所保卫着，——就是一种令人惊愕的全国柔术。
长崎的大浦居留地
1888年下半年，在外国人居留地里，路边开始出现了电线杆，还有两行新种下的绿化树，有旗帜飘扬的地方是英国领事馆。
三
我的前面，放着一本三十年前的手册。里面有许多照片，是日本试行外国衣着，和种种外国制度时所摄的。都是武士或诸侯的照片；有许多都有历史的价值，因为可以见出外国的吸引力，对于本国的习俗在最初的时候有些什么影响。
武人阶级，很自然的成了那新吸引力的随从者；他们似乎曾作过几次奇异的试验，想要将西方和东方的衣着，加以调和。有一打以上的照片，表示着仆从如云的诸侯，——都穿着他们自己制定的特殊服式。他们有外国式和外国材料的外衣背心和裤子；可是在外衣之下，那长的绸带，依旧是束着的，不过是为了可以插刀剑。（因为武士们在文字意义上说来，并不是“悬挂刀剑者”（Traineurs de Sabre)；他们那些巨大而又精致的武器完全不是为了悬挂在身旁而造的——而且从好几方面看来，若要按西方人一般的方式带着，那就太长了。）缝衣的布是大呢；但是武士不肯放弃他的“纹饰”，他用尽方法，将它作为一种徽章，在他奇异的服装上采用它。有一个人穿着两襟用白绸做的衣服；他的家族徽章，在那绸衣上，或染或绣，有六处可以看得出来，——每襟有两个纹饰。所有的男子，或者说差不多所有的男子，都挂着欧洲的表，上面有漂亮的饰物；其中有一个人很奇异的看着他的时针，也许他有这个东西还不久罢。大家都穿着西方的鞋子，——两边有弹力的鞋子。不过似乎还没有人已采用那极端讨厌的欧洲帽子，——可恼后来便利底风行一时了。他们仍旧戴着“阵笠”——一种坚木的头饰，涂着红色和金色。在他们奇怪的衣着之上，就只有这“阵笠”和绸带是可以满意的部份。裤子和外衣都着得很不好看；鞋子是在那里发作着慢慢的痛苦；种种的穿着，在在显出了形容不出的荒伧褴褛，瑟缩不自由来。他们非但觉得不舒服，他们也很知道不好看。不伦不类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他们既难看而且也痛苦。那时的外国人，还能说日本人在那时的穿着方面是永远有兴味的么？
另外的照片，显出了外国吸引力格外奇异的结果来。有许多不愿意采取西方式的武士们，却都喜欢用最厚而且最贵的英国大呢，作成了“羽织”（外套）和裙子，——那斤两既是很重，而又没有弹力，绝对的不合作这种用场。你也可以见得，所有的折痕，没有烫过，一会儿便容易平复了。
将这些像片一一翻过，看到了少数的守旧派，并不发着趋新的狂热，只始终维持着他们本有的武士装束，在审美方面，真正令人满意。这里骑士穿着的“长裙”——和锦绣灿烂的战袍“神衫”——和“”（旧式礼服之一种）——和罩甲衫——和全身的甲冑。这里也有各种各式的冠冕——奇怪而动人的头饰，古时高级的亲王和武士，遇着国家大典时才戴的——用轻而黑的材料做成，和蛛网一般的奇怪织品。在这里面，有着那尊严、美丽，或者战争的神威。
年轻的武士
穿着传统的服式，束在腰间的绸带，一般是为了可以插刀剑。
可是所有的东西，都为这手册中末了一张像片所掩没了，——那是一个漂亮的少年，带着一头目光瞵瞵的苍鹰——是穿着封建战国时代的完全华服的“松平丰前守”。一手执着军中统将所用，上有缨穗的令箭，一手放在美妙的剑柄之上。他的头盔是一个发光的奇物；胸前和肩头的铜甲，是那在西方各博物院中著名的甲胄匠所制成的。甲上的绳索，都是金色，一件厚缎的战袍——遍绣着金色的波光和龙影——由他那穿着甲胄的腰间飘垂到足背，就好像一件火焰袍。这并非梦境；——这是事实！——我向这个中世纪生活中如火如荼的真正人物看得呆了！他在他的坚钢和柔丝和黄金中，怎样发着烨烨的神光，好似那五色缤纷的甲虫呀！——不过是一头战争的甲虫，头角峥嵘，风云叱咤，并非卖弄着什么珠光宝气，错彩镂金！
日本铠甲
画面上的两人身着的是武士大将级的铠甲头盔，非常华丽，不过奇怪的是右边的人光着脚。
华丽的武士服
武士身上所穿的战袍锦绣灿烂，五彩缤纷，更近似一件无与伦比的艺术品。
四
日本少女
和服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穿起来非常大方舒适。
自从“松平丰前守”所穿的封建服装，典丽矞皇，以至变法时代所穿的不伦不类，多么大的一个堕落呀！的确，本土衣服，和对于本土衣服的兴味，从此都似乎要消灭无余了。甚至朝廷之上，也暂时的采取了巴黎服式，致疑于日本全国就要换服的，只是少数的外国人。这也是事实，在重要的城市中那曾在欧州画报中显出过，令人都相信，美丽的日本都变成遍是毛毵毵的绒布，烟囱的帽子，和燕尾的服式所充满，对于西方风尚的狂热，于是乎开始了。可是在今日的京都里，一千个路人中，你才难得看见一个着西装的人，除了那穿制服的兵士，和警察之外。从前的狂热，确实代表着一种民族试验；那试验的结果并没有如西方人的期望。日本已采取了好几种的西方制服，（日本的步兵采用皮鞋，似乎是伊在这方面最严重的错误。那些少年人完全的脚，穿惯草鞋，从来不知道我们所说的鸡眼等事的，都为这种不自然的桎梏所困苦着。不过在长途进行的时候，他们可以穿着草鞋；说不定这样的桎梏终有变更之一日罢。穿了草鞋，即使是一个日本的童子，也便能一天走上三十里，差不多不觉得倦乏。）加以卓越的修正，以为伊的陆军、海军和警察之用，只因为这样的服式对于这些应用是再好没有的。外国的官服，也已为日本官家所采用，可是只有在里面用近代写字桌和坐椅的西方建筑的住屋里，当他们还在办公的时候，才穿着它们。（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人，曾对我一个朋友说过：“实在我们很不喜欢西方的衣着。我们暂时的采用它，不过像几种畜类在一定的时季变换一定的颜色，——以为保护之用罢了。”）在家庭之间，那么甚至是陆军大将、海军大将、审判官、警视监，都着的本国服。最后只有初级小学里的教员和学生要穿着制服。因为那种教育的训练，一部份是军事的。然而这种曾经很严厉的拘束，也已相当的解放了；在许多学校里，只有在上操时和什么仪式的集会时，方有拘束之必要。所有九洲学校里，除了师范学校之外，学生们都可以自由穿着他们自己的衣服、草屦和大草帽，只要是不在整队游行时。可是下课之后，则不论教员学生，就都舒舒服服的穿着他们本来的衣服和白绉纱的带子。
总而言之，日本已经很好的恢复伊的本国服了；希望伊再不会丢弃它。并不单为它很适宜于家常的穿着；或者也为了它是最庄严，最舒服，而且世上最合卫生的。的确，本国的风尚，在明治时代已是比从前各时代变更了；这大概是因为武人阶级的革除。在形式方面，变更得还少；在颜色方面，那就大了。爱美的性格，仍然在他们穿着丝绸或羊毛织物的衣服，喜欢有美丽的颜色和新鲜的花样这事上显示出来。不过颜色比上一代所穿着的要黯淡些：——全国种种不同的服式，连儿童和少女的漂亮衣裳也在内，都比封建时代要严肃得多。所有古时辉煌灿烂，炫人眼目的衣着，从此消灭了；现在你只能在戏馆里，或在印着日本古典戏剧的美丽的画中，它们是保着已往的，你还可以看见它们。
五
真的，要放弃本国服，也许就要改变本国的所有生活习惯。西服对于一个日本的内地，完全不适合；也许要使穿着的人，在蹲坐或跪坐时，感觉到极端的痛苦或困难。西服的采用，因此就必定要引起西方家庭的采用；家庭中就必定要有休息的椅子，饮食的桌子，取暖的手炉或壁炉，（本国服的温暖，实在用不着这些西方的舒适器），地板上的毯子，窗子上的玻璃——总而言之，就必定要有他们素来没有而生活得很好的种种奢侈品。在日本人的家庭中，并没有什么家具（按着欧洲人所谓家具的意思），——没有床榻、桌子，或椅子。也许有一顶小的书橱，或者可说“书箱”，也许时常有两个大抽屉，藏在壁橱里，用帘子掩着；可是这些东西，完全不像什么西方的家具。通例，在一个日本人的房间里，你看不见什么别的，只有一个点火抽烟所用的青铜或白磁的小火钵；一个按着时季的跪的席或垫子；再加壁角里的一张画或一个花瓶。数千年来，日本人的生活，都是在地板上过的。软如蒲团，净无纤尘的地板，立刻之间可以作为卧榻餐桌，次数最多的是作为写字台；虽然也有着尺把高的，小小写字台。这种生活习惯，既如此经济，自然谁也不会相信他们，要有被人放弃之一日，尤其是人口增加，而生活竞争继续扩张的时候。这也应该记得的，一个程度很高的文明民族，——就像日本人没有受到西方人侵略之前，——尽量随从着祖先的习惯，而超出了仅仅仿效的精神，在从前是没有的。谁想象日本人不过是仿效的民族那就想象他们是野蛮的人了。事实上，他们完全是不仿效的；他们只是同化与适应，按着天性的程度而同化与适应。
读信的少女
日本人房间陈设简单，吃饭睡觉等日常生活动都是在地板上进行的。
仔细研究起来，防火建筑材料的西方经验，将来在日本城市建筑变化中，终必要得结果，那是可信的。东京有几处地方已经有了砖屋的街道了。不过这些砖屋里面都是古式的铺席的；住客们遵从着他们祖先的家庭习惯。将来用砖或石的建筑，不见得是西方建设的仿效；发展着新的而又别有风味的纯粹东方色彩，乃是差不多一定的事。
商业街
日本人喜爱木建筑，街道两边的房子几乎都是用木头和席子搭建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容易发生火灾。
谁相信日本人对于西方的事物都是盲目的崇拜的，谁到了他们开放的口岸，就会觉得的确比了内地各种事物中，纯粹的日本式要较少些（除了古董以外）：较少的日本建筑；较少的本地衣服礼让和风俗，较少本地宗教和神庙。可是实际方面却完全相反了。外国式的住宅，通例只限于外国人的居留地，只为外国人所应用。出于例外的，不过是防火的邮务局、税关，和一些酿酒厂与棉纱厂。日本式的建筑非但在这些通商口岸都很精美的显示着：它甚至比在任何内地的城市里，还格外的显示得好。那些房屋当然是增高了，加阔了，扩大了；但它们甚至比别处还格外的保留着东方色彩。在神户，在大阪，在长崎，在横滨，所有完全日本式的事物（除了道德的性格）都好像在有意的看轻着外国的吸引力。谁曾在很高的屋顶或晒台上，看过神户的全景的，或者他就会看得见我所说的最好的例证，——一个在十九世纪的日本海口的高度、古怪，与神妙，有那斜坡上矗峙着白色建筑物的蓝灰色的海，和各种形容不出，奇形怪状，建筑山墙和楼厢的杉木世界。在神圣之城西京的郊外，也没有地方能使你证明它比通商口岸格外有那本国的宗教仪节：那口岸地方，庙宇重重，神道教和佛教的景色和征象，多至不可能数，除了日光和古都奈良与嵯峨（Saikyo）以外。任何内地城市都是比不上的。不能你将通商口岸的种种特性加以研究，你便愈能觉得那民族的天性，将永远不会脱离了柔术的规条，自动的向西方吸引力顺服的。
神户远景
神户是日本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但是依然保持着浓厚的东方色彩。
六
长崎神社前的木牌坊
长崎是一个多文化杂糅的城市，但是当地的神社也很出名，秋天在这里还会举行日本三大祭之一的“长崎君地”大祭。
以为日本不久就要向世人宣布采取基督教的说法，并不是何等没有理由的，正和从前别种预期的说法差不多。可是事情似乎还不止没有理由，因为给这样大希望作根据的前例，从没有发生过。东方民族已经信仰基督教的，一个也没有。甚至百列颠的统治之下，那天主教在印度的努力宣传，也终归于停滞。在中国，教会已有数世纪的根据，基督教这名字还是被人深恶痛绝，——不是没有原故的，因为借着西方宗教的名义而作侵略之举的，并不是在少数。和我们近一些的东方民族，我们要使他们信从的努力，也没有什么大进展。对于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摩尔人或任何回教民族，要他们信从，简直是绝望的；要使犹太人信从的布道会，结果只好令人一笑。不过就是将东方民族存而不论，我们实在也没有传教的成绩可以夸张。在近代历史中，基督教国家，对于能够有希望维持自己存在的民族，从来还没有力量能够勉强他们信从基督的教义过。在那少数野蛮民族，或已就消灭的毛里人（Maori）中，宣教事业得到了一些名义上（所谓名义上，便是因为要达到宣教事业的真正目的是不可能的。这事的全部问题，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曾有简单的几句话说：“的确，处处有那神学上的特殊偏见，和若干特殊的教义，埋没了许多社会学上的问题。谁将一种信条当为绝对真实，因此将其余许多和他自己不同的信条便认为绝对虚伪的，他决不会想到那信条的价值是相对的。每种宗教制度，在它普通的性格上，只是它所存身的社会中自然的一部份，这样的观念，在他则完全不懂，要当作大逆不道的话。他想他那经典的神学对于不论什么地方，不论什么时候，都是好的。他一些也不疑心，将他在一群野蛮人中传播起来，它便会为他们恰恰的懂得，便会为他们恰恰的宝贵，它将来一定能使他们得到他自己所经验过的结果。他这样的自以为是，一些也不注意一种民族的不能接受较高等的宗教，正和它不能接受较高等的政治一样；更不注意有了这种宗教，正和有了这种政治一样，就要发生一种堕落，立刻仍要将它降低到只在名义上和他的前辈不同的地位。换言之，他在神学上特殊的偏见，使他对于社会学上重要的真理都茫然无所知了。）的成功，也不过证明上面的话；除非我们承认拿破仑罪恶的宣言，说宣教士是可以有极大的政治利用的，否则我们要想断定国外宣教事业的全部工作，不是枉费极大的气力，光阴，和金钱，而一无所得的，这简直不是容易的事。
在这十九世纪最后的十数年中，各方面看来，那理由格外的明白了。所谓宗教这事，决不是单指着那些讲说超自然的经典；它是一个民族全部的伦理经验的综合，在许多方面，也是那民族较好些的法律上最初的基础，更是那民族社会进化的纪录和结果。因此它完全是民族生命的一部份，不能在任何的自然情况中，由一个完全陌生民族的伦理和道德经验来自由替代的，——那就是说，不能为一个完全陌生的宗教所替代。一个社会情况很健康的民族，决不肯自动舍弃那和它的伦理生活非常调和的信仰的。一个民族，也许要改变它教条的形式，它也许甚至要接受别种信仰；可是要它自动的放弃它所有的旧信仰，即使那旧信仰已失了它那伦理上，或社会上的用场，也是不可能的。中国接受佛教时，伊没有放弃伊那诸圣先贤所遗留下来的道德信条，和伊那最初的祖先崇拜；日本接受佛教时，伊也没有排斥“神道”。古欧洲的宗教历史上，同样的例证，不胜枚举。只有最宽大的宗教，才能为完全陌生的民族自动的所接受；而且这样的接受，也不过他们已有宗教的一种增添，决不是他们已有宗教的一个替代。因此就有了古时佛教宣传事业的大成功。佛教只是一种吸收而非排挤的力量；它将种种陌生的信仰并入了它的大组织中，然后给了它们新解释。可是回教和基督教，——西方的基督教——便不如是，他们是完全不宽大的宗教，不肯并入什么而只排挤任何别的宗教。要介绍基督教，尤其是介绍到东方的国家里去，非但必须破坏本地的信仰，还要破坏本地的社会制度才成功。而历史的教训则说，这种完全的大破坏，只有用武力才得实现，而在高等复杂的社会中，更只有用那最残暴的武力。因此从前基督教宣传上重要的工具，武力，现在还仍旧是我们宣教事业背后的武力。我们只不过将金钱之力和恐吓，来代替了比较显明些的锋刃；有时为了商业上的理由，得了我们基督教职业的证明，竟至实践了恐吓。例如，我们藉着用战争得来的条约，竭力将宣教士派到中国去；我们自己应许用炮船帮助他们，要是他们被杀了，就为他们的生命要求巨额的偿金。所以中国必须按时偿付着血染的金钱，每年渐渐的格外知道我们所说的基督教，有些什么价值。伊漠生（Emerson）曾说过，有些人总不会想到真理，总要等真理之光照到了事实，这句话，最近经若干对于基督教侵略中国的不道德；加以反对的抗议，明白的注明了，——这些抗议，在发见纯粹的商业利益，将为宣教的扰乱所反击之前，是谁也没有人肯听从的。
京都清水寺
清水寺是日本的国宝建筑之一，相传是由唐僧在日本的第一个弟子慈恩大师所建，是京都最古老的寺院。
日本僧侣
佛教是日本两大宗教之一，僧侣的服饰与中国僧人相似。
鹿儿岛
位于日本最南端的鹿儿岛，是最早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地方。
不过虽然已有上述的种种情形，相信日本在名义上仍有改教之可能，有一时却也有过很好的理由的。谁都不会忘记，自从日本政府，不得不因政治的需要，用力将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耶稣会教会，加以根本铲除以后，所谓基督教这个名称，早就变成一个深恶痛绝的名词了。（宣教事业的开山老祖是萨维尔（St.Francis Xeavier）他于一五四九年八月十五日到了九州的鹿儿岛。在若干地方中，仍旧有伴天连（Bateren）这一个名词遗留着，当作“凶恶术士”的代名词，它的来源，乃是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神父”（Padre）这个名词变化而成的，这是奇事之一。还有一种特殊的竹帘——人在他后面看得见室外走过的人而自己却不致为别人所见的，——仍旧称为Kirishitan是由“基督徒”（Christian）这名词变成，这是奇事之二，也值得我们提起的。格立非斯（Griffis）解释十六世纪耶稣会（Jesuit）教会较大的成功，一部分是因为这种天主教的外表，和佛教的外表，有些相同之处。这种精巧的判断已为萨滔（Ernest Satow）的研究所证实，（看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二卷第二部）他曾发表若干文件的真本证明山口之主所允许给外国宣教士的，乃是说他们可以“宣传佛的戒律，”——这新宗教，起初大家都当它为较高等的佛教的。可是谁读过耶稣会从日本写来的古信，或者甚至读过沙勒伐（Charlevoix）所汇集的材料的，就必定会承认那宣教事业的成功，还不能就完全这样的解释。这使我们看到了一种心理学上极奇妙的现象，或者竟是在宗教史中再不会发现的现象，和赫刻（Hecker）当为流行的奇异情绪相似（看赫刻所著之《中世纪的流行性》Epidemics of the Middle Ages）。古耶稣会中人，比现代任何宣教机关，格外能懂得日本人较深的情绪性格；他们用非常敏锐的眼光，来研究着那民族生活的各种根性，知道了怎样运用那些根性的方法。他们所以失败的地方，我们现在的布道者，再也不要希望能成功。可是就是在耶稣会传教事业最发达的时代，信教的人，也不过六十万人罢了。）可是自从那时以后，世界已改变了；预备在日本竞争着宣教的基督教宗派，总在三十以上。在这大宗的教派，代表着各种正和邪的教派之中，日本总可以选定一种合胃口的基督教了！而且国家的种种情形，对于传入什么西方宗教，的确已好不少。全部的社会组织已经彻底的崩溃；佛教也已经站立不定，还正在那打击之下宛转着，神道教显出了不能抵抗的形势；大军阀已经消灭；统治的制度已经变更，各省区都已为战争所摇动；数世纪来，堂帘甚高的天皇，已在惊奇的百姓面前出现；新思想的大潮流，恐吓着要扫灭一切风俗，破坏一切信仰；而基督教的宣传，也已经重新为法律所容许了。这样还不算。政府在重行改造社会的种种大努力中，已切实的考量过基督教这问题。——正和研究外国的教育，军事，和海军各种制度的那样精细而公允。有一个委员会，专门报告着外国因基督教影响，而减少犯罪的事实。结果则证实了十七世纪开普耳（K·mpfer）对于日本伦理的公平判语：“他们对于他们的诸神发着极大的尊敬，用种种方法崇拜着诸神。我想我可以确定说，在德性的实现上，在生活的纯洁上，和外表的虔诚上，他们远远超出了基督徒。”
日本的基督教堂
十六世纪中期基督教的传教士就进入了日本，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在日本已经有了一席之地。
简单说来，外国宗教，除了不适合东方社会的情形以外，就是在西方，也不能有什么显著的伦理影响，远不及佛教在东方所有的成绩，这是一般的公论。的确，在柔术的大精神中，为了是一个家长制度的社会，那社会是建于互助的宗旨之上，而又根据着男子必将离别父母与妻子同处的教训的，施舍要比给与来得多些。（最近有一个法国的批评家说，在日本的公共慈善机关，为数很少，可见这民族是欠缺人道主义的！现在须知事实却是不然，旧时日本互惠的教训，已足使那些机关归于不必需了。另外一个事实，乃是西方这样的机会这样许多，而在我们自己的文明上所显出来的，不人道要比慈善格外的彰明较著呢。）
用天皇的敕令，来使日本成为基督教化的希望，已是过去了；因着社会的改造不论要用什么方法，使基督教成为国教的机会逐渐少起来了。宣教士们，虽然他们也干涉他们职业以外的事情，也许还能存留下去若干时；可是他们再也做不成什么道德上的好事了，那时候，他们将为利用他们的人所利用着。一八九四年中，在日本的宣教士，属改正教的有八百人，罗马天主教的九十二人，希腊天主教的三人；所有外国宣教士在日本每年的费用，至少必定有一百万元，——也许还要多些。这样大费用的结果，乃是信从改正教各宗派的大约有五万人，信从天主教的，人数也差不多；此外未信教的，则尚有三千九百九十万人。习俗上，和一般存心不良的人，是不许人对于宣教的报告加以攻讦的；但是我管不到这些，我必须说出我公平的意见，上面的数目，我看不是可靠的。关于罗马天主教会值得我们注意的，乃是他们自己说，比他们的竞争者，事半功倍；还有，连他们的敌人也承认，他们的工作非常稳固，——那工作合理之至，是从儿童开始的。可是教会的报告，终不无可疑；在日本人的最下等阶级中，有不少人，为了能得到特别的帮助或工作，才都预备信教；贫苦的儿童为了要学习些外国言语，得些教育，才假意的作了基督徒；时常有许多少年人，信了若干时期的基督教，公然的又回到了他们古神之前；每次水旱饥馑，火灾地震，宣教士作了许多用外国捐来，赈济的慈善事情，便忽然有许多的人信从了基督教，凡此种种，谁要是看见了，听见了，知道了，谁就自然的不单要疑到那些信教者的忠实性，并且要疑到那些方法的道德性了。在日本一年一百万元的费用，已是经过一百年了，当然总有些极大的影响，虽然，那影响的性质不足尊重，总还是应该注意到的；而本国的宗教，在自卫的教育方面和经济方面，都有弱点，又引起了别人的侵略。幸而现在政府将在佛教的教育事业上，给以援助，已不是一种徒然的希望了。在另一方面，基督教教会不久就要决定将伊那最富有的事情，变成互益的大会社这也至少总有些可能的。
基督教会
在西方宗教最早进入日本时，传教士们甚至希望通过天皇下令来使基督教成为国教。
招待外国人的料理店
1878年，日本废除了许多限制外国人的规定，于是这种适宜日本人和外国人的料理店就产生了。
七
设想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不久就能将伊的内地，公开给外国实业界的企业的这种念头，正和设想日本不久就要成为基督教国家的迷梦一样的不尽不实。国家的情形，从前是那样，现在还是那样，始终对于外国式的拓殖，深闭而固拒。政府自己，从来没有想采用过什么守旧政策，而且曾有好几次，要想改订条约，使日本成为西方资本大投资的新场所。然而事实却证明了，国家的进行，并不单是政府的策略所能管束的。乃是另外某种不大会错误的事情——民族的天性，——所指导的。
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曾于一八六七年，发表了下列的判语：“讲到一个社会，已达到它那种形式的最高点，平均之势不能再为维持，转瞬就要崩溃分散的最好的说明，可以看看日本。将他的百姓集合拢来的组织，好久已来，差不多保守着常态，没有受到外来的新鲜影响。可是等到和欧洲文明撞击了——一部分是武力的侵略，一部分是商业的冲动，一部分是思想的吸引力，——这组织，就开始破裂了。现在正有一种政治的分裂在进行着。或者政治的改组就要接着来了；不过即使改组成功了，这种因外来的活动而产生的变化，也只是一种趋向分裂的变化，——是一种由结合行动往破碎行动去的变化。”（《第一种原理》（First Principles）第二版，一百七十八节。）
斯宾塞（Spencer）所说的政治改组，非但很快的接着就来，更似乎比了意想所能及的为尤甚，只要这种变换形体的进行不受着严重的和突然的干涉。然而它究竟要否被条约修改所干涉，却成了一个很可怀疑的问题。一方面，有些日本政治家很努力的活动着要将所有应许外国人内地杂居的阻碍都除去，一方面，另有许多人，却以为这种杂居，将使纷扰未定的社会组织，再产生新的分裂出来。前者辨护的话是说，将现存条约修改了，国家的收入便可以大大的增加，而外国要往来的人数也不见得会多的。可是守旧的思想家，都以为内地公开给外国人的真正危险，并不是数目增加的危险；就在这一点上，那民族的天性是对他们表同情的。他们只在不定的道上意想着那祸害，但这是在触及真理的道上的。
真理另一边，美国人是应该熟习的，——西方的一边。西方人已经知道，在不论何种良好的状况之下，他总不能和东方人的生活竞争来较量；他完全承认，在澳洲和美国，用法律反对亚细亚移民而保护他自己的事实。他还用许多不合理的“道德的理由”虐待着中国或日本的移民。惟一的真正理由，可以归纳成这一句话：“东方人能收缩西方人的生活。”现在在日本，这问题的另一面，却归纳成了这一句话：“在某种适宜的情况之下，西方人能放纵东方人（那当然是日本人。我不相信在任何情况之下，西方人竟能放纵中国人的生活，——并不是为了数目上的不相称。就是日本人也承认他们自己无力和中国人竞争；因此反对国内公开的最重要的言论中，有一句话就是中国移民的危险。）的生活。”一种情况是温和的天气；另一种，而且是更重要的，就是西方人于竞争的全权之外，还有侵略的武力。究竟他要不要用这武力，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乃是他能不能用这武力。回答的话是在正面的，对于他将来扩张势力时也许要用的种种政策，——不问是实业的、经济的、政治的，或者三种混而为一的，——若然要加以讨论，不过是徒废光阴罢了。他终究总能找得操纵，如果不是排斥，本地民族的方法和手段；接连着用资本笼断天产，提倡本地人能力所不及的生活程度来压倒反对方面，打倒竞争者，这些事情，也够我们知道了。在别的地方，各个弱小民族，都在盎格罗撒克逊的统治之下已经消灭了，或者正在消灭着。在像日本这样贫苦的国家里，谁能决得定，一味允许外资的投入，不会发生国家的危险呢？当然日本不会畏惧任何西方的强国单独的来压伏伊：伊能在自己的土地之上，反抗着任何外来的民族，保全伊自己。伊也不会遇着列强联合侵略的危险；西方各国的互相嫉妒，以致谁也不敢作获得领土的单独侵略。可是伊却要很合理的恐惧着，为了过早的内地杂居，伊也说不定要使伊自己陷入夏威夷的恶运——就是伊的土地将为外国人所有，伊的政治将为外国人的势力所左右，伊的独立将成为仅仅的名义，而伊那老大帝国将终究要变成四通八达的实业共和国。
甲胄英姿
三位日本武士身着传统的甲冑铠盔，武士阶层在日本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对武力的崇拜过度也带来了侵略的野心。
日法贸易条约签字仪式
明治维新以后，吸收西方技术和特长的举措促使日本迸发出在其他非西方国家未曾出现的发展浪潮，经济上取得巨大飞跃。这幅十九世纪的雕版画描绘了日本和法国贸易条约的签字仪式。
这些都是相反的两党，在和中国宣战之前热烈讨论的思想。同时，政府已遇着许多困难的交涉。在排外的反动运动中，将国家开放似乎是最危险的事情；可是要修改条约，而又不将国家开放，却也似乎是不可能。这很清楚，西方列强向日本的步步压逼，是仍旧要继续下去的，除非用了外交，或者武力，将它们恶意的联合破坏了。青木周藏老辣的手腕，和英国所订的新约，就遇到了这种双方须要兼顾的难关。按着这条约，国家是开放了；但是英国人，不能所有土地。他们甚至只能照着日本的法律，租得土地，期限则以出租者的死亡为止。不准他们沿海作买卖，——连从前条约上的海口也不许；所有别种的买卖则抽税很重。外国人的租界都还给日本；英国侨民也遵从日本的司法，实际上，为了这个条约，英国什么权利都丧失了，而日本则都得到了。这些条约的宣布，竟使英国商人都目定口呆起来，他们都说，他们被母国所卖了，——在法律上缚定了手足投入了东方人的禁锢中。有些人又说不要等到条约的实行，还是早些离开日本罢。的确，日本可以为伊的外交而庆祝。国家果然是开放了；可是情形却这样，不单防止了外国资本的投入，甚至还逐去了现存的外国资本。倘使日本能从别的列强得到同样的结果，伊的所得，将远超出从前不利于伊的条约所失的。青木周藏条约，的确在外交中，显出了柔术上最高的可能功绩。
可是在不论那个新约实行之前，谁也不能预言，究竟会发生些什么事情。究竟日本会藉着柔术，得到各种最后的结果，这仍旧还不能确定，虽然在历史上能显出这样英勇和才智，来对付种种大问题的，还没有别的民族。在还没有年老的人的记忆中，日本已将伊的军力发展到欧洲强国的地步；在实业方面，伊正在很快的，成为欧洲在东方市场中的竞争者；教育方面，伊已走上了进步之途，所建设的学校制度，比了任何西方国家，总是消费少而成功的也不见得相差。每年因不平等条约所受的损失，大水地震所给的祸害，国内政局的不安定，外国教徒的尽力破坏国民精神，人民的非常贫苦，在伊都算不得什么，伊已得到了这样的成功。
八
美国舰队登陆图
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七艘军舰进入日本江户湾。谁曾想这个小小的岛国在短短几十年之间奋发图强，一跃而成为东方强国。
倘使日本不能在荣耀的道上得到盼望，那么伊的不幸，决不是为了缺少民族精神的原故。伊的民族精神，在现世竟没有谁能比得上的，那程度的高深，使“爱国”这一个陈腐的名词完全再没有力量可以代表。虽然心理学家也许要说，在日本人中是没有各人的个性的，然而以全民族而论，日本人所有的个性，比了我们自己的，要坚强许多，那是决然无疑的。的确我们可以疑惑，西方文明究竟有没有培植个人的性质，已到国民感情破坏之途否。
在本分这个名称上，全民众不过是一条心。不论那一个学生，你问他这个，他便会对你说：“每一个日本人对于天皇的本分，乃是帮助着使我国强盛，帮助着防御和保全我国的独立。”大家都知道危险。大家都在道德上，体格上受训练，来应付这危险。每一个公立学校都使它的学生先经过一个军事教育的预备班；每一个镇市，都有它的青年集团（bataillons scoloires）。便是年龄太轻还不能受正式操练的儿童，也天天教他们合唱古时的忠义之歌和近代的战歌。新的爱国歌，时时有人编出来，由政府审定了发到各学校，和各军队里去。在我所教的学校里，听到四百个学生在唱这种歌，真是一个好经验。在这些时候，那些青年都穿了制服，列成了军队的行伍，指挥者喊到“踏足走”的口令，所有的脚都开始踏步，好似一阵阵的鼓声。然后那领袖者先唱一节歌，学生们都用奋发的精神复唱一遍，在每节的末一音上都用特殊的重音，使那喉舌激动的结果，就像一阵铳声的砰訇。这是一种最东方，而且也是最动人的唱法；你能够在每一个字眼里，听得出那老日本的雄心在打动着。不过更动人的，还是军人那样的唱。就在我写这数行文字的时候，我听见了熊本古堡中，八千个军人在那里唱着晚歌，好似一阵殷雷，混和着数百支悠长沉郁的号筒呼声。（这是在一八九二年写的。）政府对于提倡忠君爱国的古道，从来没有放松过。为了这个原故，最近发起了好些节期；至于旧的节期仍每年庆祝着，热情则有加无减。时常在天皇的诞辰，全国不论那个学校或公共场所，都要向天皇的相片，行庄严的敬礼，并唱着相当的歌，举行着相当的仪式。（向天皇御容敬礼的仪式，不过是朝见仪式的重演一遍。一鞠躬；向前三步；一深鞠躬；再向前三步；再一深鞠躬。在离开御容时，退步行，照旧鞠躬三次。）
偶然有几个学生，受了宣教士的煽动，只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不肯作这种郑重感激的贡献，他们就要为同学们看不起，——有时甚至要使他们觉得在学校里简直存身不住。这样一来，宣教士便给本国的教会报纸写着基督徒在日本受逼害的故事说，“为了不肯敬拜皇帝的偶像！”（这是实在的原文）这样的事情，固然不是常有的，而其结果，不过表示那些外国传道者所用的方法，无非在破坏他们宣教事业的真目的罢了。
他们狂妄的攻击，不单及于本土的精神，本土的宗教，本土的伦理、规条，还及于本土的衣着和风俗，所以最近日本基督徒自己为了民族的感情，有些非常的举动，大概也不可以说是无故了。有些人公然的说，他们希望不要什么外国的传道者，他们要创造一个新而特殊的基督教，完全是日本式的，完全是合着民族精神的。另有些人的主张更是激烈，——要求现在所有（为了适合法律，或者避免法律）用日本名字保管着的教会学校，教堂，和其馀各种财产，都须名副其实的属于日本基督徒，作为他们动机纯正的证明。在若干情形中，教会学校，已有不得不听从本国人指导的趋势了。
礼仪
日本人很重视礼仪，在日常家庭生活中也常见这种跪拜仪式。
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参看Glimpses of Unfamiliar Japan）曾说到日本国民以全副热忱，作着教育的努力，以达到政府的目的。在国民的援助上所显出来的热心和自制，比起来也并没有缺少一些。天皇自己就作了一个榜样，将他私产的一大部分捐出来，作为购买战舰之用，因此下了一个敕令，所有政府的官吏的薪金，都须捐出十分之一来，作为同样的用场，大家依从，毫无怨言。每个陆军和海军军官，每一个教授或教员，和差不多所有的文官，（邮差和普通警察都不在内。不过一个警察的月薪大约只有六元，邮差还要少许多。）都每月因海军的防御事项而输将。部长、贵族或者议员，比了与最卑微的邮务生，一视同仁，没有什么额外的免除。这些由着敕令的捐输继续至六年之久，此外还有全国许多富足的地主、商人和银行家，又自动的作了盛大的贡献。因为日本要保全自己，伊就不能不迅速的发奋的图强；外来的压逼，使伊刻不及待起来了。伊的种种努力，似乎是不可信的，而努力的成功，却不是不可见的。不过反对伊的也不少，伊也许要——蹉跌。伊要蹉跌否？那就很难预言了。但是将来的不幸，总不能作为伊那民族精神衰退的结果。这样的发生，也只可算政治错误的结果，——急于自信的结果。
日本“最上”号巡洋舰下水试航
1942年，日本接连取得胜利，他们舰队的绝对优势在战争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九
问题还没有解决呢，在这些吸收同化，和反动中，旧道德的命运究将如何呢？我想到了一个答案，一部分是我最近和一个大学生谈话时所得到的暗示。现在我从记忆中将这话写出来，当然不是字字相同的，不过却有那代表新时代思想的兴趣——诸神消灭的佐证：——
“先生，当你初到这国里来时，对于日本人有些什么意见？请你十分公开的和我谈。”
“是说目前的少年日本人吗？”
“不是。”
老爷进城
老爷出门，家臣和随员们也会守在一旁等待他上轿。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那些仍旧跟随着古俗维持着礼教的人，——像那从前的汉文教授，快乐的老人，仍旧代表着古时武士精神的人吗？”
“是的。A先生是一个理想的武士。我就是指着像他那样的人说的。”
“我想他们都是良善的，高贵的。我看起来，他们正好像他们自己的诸神。”
“你现在还对他们想得这样好么？”
“是的。我愈看见新时代的日本人，我便愈尊敬旧时代的日本人。”
“我们也尊敬他们的。但，你既是外国人，你也必须要看到他们的缺点。”
“什么缺点？”
“对于西方真实智识的缺点。”
“但是用另一种文明标准的要件，在组织方面完全不同的要件，来判断某种文明的人民，那是不公平的。照我看来，一个人愈加能够完善代表他自己的文明，我们便必须愈加当他是一个国民，一个绅士。用他们自己的标准，在道德上很高尚的标准，来判断他们，我看那些旧日本人，都是差不多完善的人。”
日本书生
书生拎着一个小包袱和一把油纸伞就可以出门了，不过头上的帽子却是穷人才戴的。
“在那种事上。”
“在仁爱上，在礼貌上，在侠义上，在自制上，在自己牺牲的力量上，在孝心上，在单纯的信仰上，和在那知足的力量上。”
“但是这些品质，在西方的生活奋斗中也足够得到切实的成功么？”
“不是恰正的，但是其中有些也是有用的。”
“要在西方生活中得到切实成功所真正需要的性质却就是旧日本人所缺少的性质——岂不是么？”
“我想是这样。”
“我们的旧社会，牺牲了个人，培植着你所尊敬的不自私，礼貌，和仁爱那些性质。可是西方社会却用无限制的竞争，——在思想力和活动力上的竞争，——来培植着个人。”
“我想那是对的。”
“但是日本要在列国之间站得牢脚，伊就必须要采取西方工业的和商业的方法。伊的将来，全仗着伊那实业的发展；可是倘使我们还跟随着我们的古道德古仪节，那就没有什么发展了。”
“为什么？”
“不能和西方竞争简直就是灭亡；可是要和西方竞争，我们就必须跟随着西方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却都是对旧道德绝对相反的。”
“或者如此。”
“我想这是决然无疑的。在一个极大的范围中，要作什么事业，总不可因为想到了妨害别人的事业，自己便情愿不得利，而有所迟疑。在另一方面，既然在竞争上，不论何处，都没有束缚的，那么谁为了一点妇人之仁而迟疑着不肯竞争的，就必定要失败。奋斗的定律，便是那强者和活动者得以战胜，弱者和笨者，和庸碌者便要失败。可是我们的旧道德，对于这种竞争是认为罪恶的。”
“那是对的。”
“因此，先生，不管旧道德是怎样的良善，我们跟随了它，就不能得到什么大的实业进步，甚至也不能保全我们民族的独立了。我们必须放弃我们的过去。我们必须用法律来替代道德。”
“但是这不是一个好的替代呢。”
“它在西方已是一个好的替代了，倘然我们能看看英国的物质伟大和伊的力量而加以判断。在日本，我们必须要学习理智的道德，来替代情绪的道德。对于法律上，在道德方面，有理智的智识，那就是有道德的智识。”
“对于你，对于那些研究宇宙定律的人，或者如此。可是对于那些普通人呢？”“他们将要跟随着旧宗教；他们将要继续的信托他们的诸神。可是他们的生活也许就要格外困难起来罢。他们在古代是愉快的。”
前面的论文是在两年之前写的。为了政治的变化和新约的签订，使我不得不重新改写过；现在，一方面有许多证明，都在我的手中经过，一方面对中国战争的种种事情，也加添了另外若干材料。在一八九三年谁也不能预言的事情，在一八九五年世人都以惊奇和称羡的眼光承认它们了。日本在伊的柔术中得胜了。伊的自治力切实的恢复了，伊在许多文明国中间的地位似乎也确定了；伊永远脱离西方的乳哺怀抱了。凡是伊的艺术，伊的德性，所不能为伊得到的，伊已藉着新式的科学的侵略力和破坏力第一次的施展，都一一的如愿以偿了。
说日本秘密的预备战事，已好久了，又说伊对于战事的种种设辞，都是靠不住的，这些话，并不在少数。我却相信伊那军事准备的目的，除了我前文中说的以外，并没有别的。日本要恢复伊的独立，伊努力的培植伊的武力已是二十五年了。不过在那个时期中，人民对于外国势力一阵一阵的反抗，——每一阵总比前一阵激烈，——都使政府知道，全国都在了解武力之必要，都在愈趋愈烈的反对着各条约。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四年的反抗力，在下议院中形成了严重的问题，以至解散议会乃为必不可免的需要。可是不论如何的解散议会，总不过将那问题拖延着，而不得解决。直等后来新约告成了，对中国宣战了，那问题才换了趋向。只有联合起来的西方，用那残酷的实业压逼和政治压逼来反对日本，才确实造成了这次的战争，——这战争是最小抵抗力的扩大表示，——那不是很清楚的么？可喜那种扩大表示居然有了效果。日本已证明伊自己，能够反抗着世界，自主起来。伊并没有和西方断绝实业上关系的念头，除非那关系太深了；可是伊既已藉着武力立了国，所以伊受西方影响——不论直接的或间接的，——的日子，已是确实的过去了，这是差不多可以断定的事。排外的反动，在种种事情的自然秩序中，格外还要发生，——不必定是暴烈或无理的，只是民族个性的充分确定。看到千百年来习惯专制政体的人民，居然也能作立宪政体的试验，结果虽然还是可疑，可知国家要有些变更，甚至是政治的形式，也不是不可能的。不过派克斯爵士（Sir Harry Parkes）预言日本将变成“一个南美洲共和国”的话，对于这个神妙不测的民族的将来，却还不能算是定论。
明治天皇像
明治天皇（1852—1912）身着西式军装，眉宇间透露出坚毅果断的神情。他在位的四十四年，是日本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通过倒幕维新，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日本逐步实现了富国强兵，同时也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东京—横滨铁路通车图
明治天皇采取“速节冗费，多建铁路”的政策，大力发展日本的铁路建设。
这是真的，战争还没有过去；——不过日本最后的胜利似乎是确然的——即使中国的革命终有令人惊恐的机会之一日。世人都已在那里急切的问着，将来究竟要怎样？或者这在列国中最和平而又最守旧的大国，处于日本人与西方的两重压逼之下，在自卫上，终于不得已会确实的学会了我们的战争技术。这样以后，或者中国在武力上顿然很靠得住的一鸣惊人起来，和造成新日本的情形差不多，将伊的腕力伸向南方和西方去。至于可能的最后结果，我们可看披亚生博士（Dr.Pearson）最近的一本书《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
这是应该记得的，原来柔术这种技术是中国发明的。西方更因该看清中国——中国是日本的老师，——伊那永不变动的数百兆人民，已若干次被屈于外族，结果只像一丛芦苇，掠着了几阵微风。的确，说不定总有一天和日本一般，逼不得已，也只好用柔术来保护伊自己的完全。可是那种巨大柔术的最后，也许便成了全世界最严重的结果。中国终要向那些侵略，勒索，剥削复仇罢，殖民政策的西方，对付弱小民族，实在太会用这些手段了。
有些思想家，总合了那两大殖民国家——法国与英国，思想家不会误会的，——的经验，已经预料过地球上决不会给西方民族完全占据去。世界的将来，还是属于东方的。有许多久住东方的人，也都有这样的信念，他们已会看到那奇异人类的内心，在思想上，和我们绝对不同之处，——已会了解它那生活潮流的最深处和力量之所在，——已会明白它那不可思议的同化量，已会辨别它那对于南北极之间，不论何种环境都有自适的能力。据那些观察者的判断，若说一个民族，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竟有消灭之一日，则我们自己文明的将来，现在也就可想而知了。
或者，果然诚如披亚生博士最近的话，西方扩张和侵略的长期历史，现在正向它的终页接近着了。或者我们的文明，传遍了全地球，不过使许多民族，格外愿意研究我们的破坏技术和实业竞争，不来帮助我们，反来抗拒我们罢了。世界已是这样了，我们还不能不叫大半的世界屈服于我们之下，——所需要的力量是那样的大。或者我们竟欲罢不能起来，因为我们所创造的社会机能，正和故事中的恶鬼一般，在我们不能维持他的时候，便恐吓着要吞灭我们。
中日甲午战争
这幅日本插图描绘了中日甲午战争时（1894—1895）的一幕，着重表现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在战斗中占据压倒优势的强大力量。
日俄海战
本图描绘了1904年日本舰队正在中国的旅顺港外与俄国军队作战的情景。1904—1905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最终以俄国人的惨败而告终，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这也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的欲望。
胜海舟像
胜海舟是日本幕府时代到明治维新时期的重要人物，他提出的“亚洲主义”思想对日本后来的军国主义扩张起着关键作用。
我们这样的文明，真是一件奇怪的创造品，——从痛苦逐渐加深的地狱中，逐渐的高大起来；看来它既奇妙，而又非常可怪。它在社会的地震中，立刻都要成为粉碎，这样的情形，早已是那些处于火山边的人的恶梦。为了它的道德基础，它不能始终作一种社会组织维持下去，这样的断定，乃是东方智慧的教训。
在人类还没有将他的活剧在这个行星上顽尽之前，它（我们的文明）的种种劳力，还不能就此湮没无闻，它已经复活了已往；——它已经复兴了古人的语言；——它已经从大自然那里劫取了许多无价的秘密；——它已经解剖了各个日球，克复了空间与时间；——它已经勉强看不见的成功了看得见的；——它已经在“大无穷”的面幕以外，将所有的面幕都撕去了；——它已经建设了千百种知识的系统；——它已经将近代人的头脑扩张到中古人头脑的容量以外；它已经开发了人类个性的最高贵形式，虽然它也开发了最可恶的形式；——它已经发展了人类所知道最精细的同情心和最高尚的情绪，虽然它也发展了别个时代所不能有的种种自私与痛苦。在理智上，它已经长大到各星球的高度以外去了。无论如何，它将来的关系，比了古时希腊文明的关系还要重大得多，那是不能不相信的。
可是它每年只将一种机体的组织愈复杂，则它的变化而入于覆亡便也愈快，这样的定律，加以显明就是。力量愈增加在里面时常会发出对于每一个震动或创伤，——对于每一个变化的外力，——愈深切，愈清楚，愈精细而又繁复的感觉。世上任何遥远处水旱或饥荒的结果，供给货物的极小中心地的破坏，一个矿区的消乏，任何交通脉络的暂时小小停止，对于不论那一个实业的神经，加以轻轻压逼，都能够产生分崩离解，将痛苦的打击，输入那巨大结构的各部分去。那结构藉着里面相关的变化，来抗拒外面的压力，那样可惊的容量，也许就要有内部性格变化到完全不同的危险。的确的，我们的文明是在将个人逐渐的尽量发展着。可是这岂非现在将他发展着，就很像了人造的热和有色的光和化学的滋养料要在玻璃之下发展起一株植物么？这岂非要紧要将千万人，牵入那不能支持的特殊地位，——使少数人享受着无限的奢移，使多数人遭遇着钢铁和蒸汽的残暴奴役么？对于这些疑点，已经有答案了，社会的改变将要供给着反抗灾祸，恢复损失的方法。至少总有一个时期，社会改造总会作些奇事出来的，这并不单是一种希望而已。不过关于我们将来的最后问题，似乎还没有什么可以想到的社会变化，能充分的解决它，——便是一种绝对完全的共产主义成立了，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些较高等民族的命运似乎都赖着他们在大自然掌握中的真正价值。对于“我们不是较高等的民族么？”这个问句，我们可以用力的回答说“是的”；可是非这样的肯定，却还不能回答那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我们是生存的最适者么？”
生存的条件在什么地方？是在对于不论什么环境或每一种环境，都能自适的容量中；是在对付意外之事的临时能力中，是在应付和战胜天然势力的固有强力中。的确不在使我们对于自己发明的人为环境，或对于自己制造的规则势力，所有的一些适应能力中，——不过只在生活的简单强力中，现在，就在这简单的生活强力上，我们这些所谓较高等的民族，正是远大不及那些远东民族。虽然西方的体力和脑力超出了东方人，他们却只能浪费着这种完全不同的优点，以为支持。因为东方人已证明他吃一些米饭，便能研究而又学会我们的科学结果，并且就藉着那简单的食物，便能学习了去制造去利用我们那最繁杂的种种发明。可是西方人呢，要是没有二十个东方人的生活费用给他，他就连活都活不下去。在我们的高等性质中，便有我们在命运上软弱的秘密潜伏着。我们体质的机器，在种族竞争，人口压逼，可以预料得到的，那个将来的时代中，为了要去运用的，所付的燃料代价，实在太贵了。
逆风雨前行
少女撑着伞在风雨之中艰难前行。
在人类出现之前，也许在以后，有许多巨大奇妙的动物种族，现在已是消灭了，也都住在这个行星上的。他们的消灭，并非由于种种天然仇敌的攻击；有许多似乎都不过为了他们身体上极大的消耗，那时地球的赠品，不得已的少了起来，他们就只好奄然以尽。情形是相同的，西方民族将要灭亡了，——为了他们生活上的耗费。他们一朝达到了他们的顶点，或者就要不再存留在这个世界上了，——为更适于生存的人民挤去了。
正如我们对于弱小民族仅仅的“放纵他们的生活”——将他们幸福所需的各种东西，差不多不必用什么自知的努力垄断了，吸收了，——他们都消灭了，到了最后，我们也要被那些能够“收缩我们的生活”，将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也垄断的民族，大自然援助的民族，所消灭了。这些民族，当然要接受我们智慧的衣钵，采用我们格外有用的发明，继续我们最好的实业，——或者竟能使我们科学中和艺术中最有价值去维持的事物，垂之永久。可是他们对于我们的消亡，不见得会有什么懊恼罢，正和我们看了那凶猛兽（Dinotherium）或鱼龙（Ichthyosaurus）的不再留存，漠不关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