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天涯海角，不管白天黑夜，一个深度调查就会把所有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将镜头聚焦于一切违法行为，使公众变得比国际暗探更为可怕。因为所有的情况都预先告知给公众，让敌人无隙可乘。英国由此得以摆脱那些曾使政府毁于一旦的痼疾。
他们喜欢它语气中透露的民族性和自信心。它想他们之所想，说他们之想说，并展示了他们理想的日常生活画面。当我看见他们在读报纸上的各种栏目时，我似乎感到他们更像英国人。《泰晤士报》有一种民族的勇气，这种勇气不是轻率的或任性的，而是关切的和坚定的。不论权势或财富，它都无坚不摧。
在美国，报刊的力量是众所周知的，它与我们的政治制度相一致。在英国，它跟封建体制相对立，是反对遮遮掩掩的君主政治的得力助手。著名的萨默斯勋爵（Lord Somers）[1]曾说：“并不知道他那时代制定和通过的法律制度，因为当时大众报刊没有引起他对法律的关注。”无论天涯海角，不管白天黑夜，一个深度调查就会把所有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将镜头聚焦于一切违法行为，使公众变得比国际暗探更为可怕。因为所有的情况都预先告知给公众，让敌人无隙可乘。英国由此得以摆脱那些曾使政府毁于一旦的痼疾。当然，这种调查是可怕的。所有传统的特权、一切安逸的垄断，都会让人看清它们的日子屈指可数。人们熟知变革的原因，并且齐心协力排除一切障碍。“阁下喜欢读报时的安逸，”曼斯菲尔德（Lord Mansfield）对诺森伯兰郡公爵（Duke of Northumberland）说，“你我或许都看不到，但记住我的话，这位年轻人（艾尔登）（Lord Eldon）也许看得到，或许再晚一点，这些报纸肯定会用它们的笔夺掉诺森伯兰公爵的头衔和财产，从国王手中夺走这个王国。”英国人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关切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各种报纸的监督正是其动力，正如在美国一样。
英国不乏果敢、聪明、知书识礼之人，他们文笔辛辣，敢于针砭时弊、抨击世人。无论评价如何，它的确是在英国报刊以外很难找到的一种技巧。通过言传身教，英国人操起这个行当，就像写诗、骑马和拳击一样娴熟。成千上万聪明的普雷德（Pmed）、费里里（Frere）、弗鲁德（Froude）、胡德（Hood）、胡克（Hook）、马金（Maginn）、穆勒（Mill）和麦考利（Macaulay）等，他们为报刊杂志作诗写文章，如同在议会或讲坛上做演讲、或射箭骑马一样习以为常。这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们身体粗壮、思想活跃、受过牛津的教育，举止得体，只可惜没有天才的灵气。结果导致全国报业兴盛、政治狂热、报刊杂志大肆试行以及报刊从业人员的高薪。
英国泰晤士报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第一主流大报，被誉为“英国社会的忠实记录者”。诞生于1785年元旦，它是最先将新闻视角延伸至英国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媒体，在政界和金融界内享有很高的声誉。
这种才华尤以《泰晤士报》表现得最为显著。在英国，它是最让人感知、畏惧和佩服的力量。早上你在报上看到的东西，晚上所有人都在议论它。它耳听八方，报道最新、最全、最可信的消息。年复一年的努力，一次接一次的成功，才使得它获得现在的权威。我曾问过一位该报的老投稿人，该报从前是否优于现在？他说：“不，现在才是它的鼎盛期。”以该报完善的印刷组织机构和全球化的通信报道网络为后盾，《泰晤士报》展示了英国人目标坚定、智力超群、诚实守信的高贵品质。它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和辉煌成就。在1820年，《泰晤士报》支持女王卡洛琳（Queen Caroline），反对国王；它又支持贫民救济法制度，几乎全部靠它才得以通过；当布鲁厄姆（Lord Brougham）掌权时，它决意反对，并最终将他拉下王座；它又对爱尔兰宣战，并战而胜之；它支持联盟，反对谷物法，当柯布敦（Cobden）感到绝望时，却宣布他取得胜利；它谴责、诽谤1848年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遏制了英国人给予的任何声援，一直到最后，成立了20万人的别动队监视宪章运动派，并使他们在4月10日出尽洋相；它又最先宣布支持新的法兰西帝国，加速了法兰西同盟军的建立和解散[2]；它以统领一切的语调讨论每一地方性的、文学性的以及社会性的问题；它大胆及时地揭露各种威胁商业界的欺诈行为。与此同时，它凭借其印刷设备的不断完善，击败竞争对手并将它们赶出出版行业。《泰晤士报》发行的惟一不足，就是它的印刷速度不够快，而每份日报只新鲜适时几个小时。它可以将其他所有报刊置于死地，除了公然抨击它的对手。因为总的来说，许多报刊是靠在主流位置上对其他报刊进行攻击而生存的。
已故的瓦尔特先生（Walter）曾是《泰晤士报》的印刷商，他渐渐地把一切印刷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据说，有一次他要求占用一点点版面而遭拒绝，他说：“好吧，先生，随你的便，你可以把《泰晤士报》从这办公室拿走。下周一早晨我就会出版《新泰晤士报》。”尽管业主们都抱怨他的印刷费用太高，但发觉自己已完全被他牵制，只能依了他。
有一天，我和一位朋友穿过出版广场上的一个别致的花园，来到了《泰晤士报》办公大楼。一路上我们小心翼翼，我们似乎走进了一间火药坊。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位和善的老太太。我们递上名片后，她把我们带到了莫里斯先生的会客厅。莫里斯先生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他告诉我们的那些数据，现在看来已相当过时，可是我清楚地记得他说当时的日印刷量是35000份，1848年3月1日的印刷量最高为54000份。自从2月份以来，日发行量增加8000份。当时旧印刷机每小时只能印出5000份或6000份报纸，他们正在安装一台每小时印刷12000份的新机器。主人把我们托付给一位谦恭的助理，由他带我们去参观访问企业的其他情况。我估摸他们雇用了120个员工。我记得我们还参观了他们的记者室，那是他们编写速记小文的地方；他没有带我们去参观编辑室，尽管我非常好奇。
《泰晤士报》的工作人员人人都很能干。老瓦特（Walter）、斯特林（Sterling）、培根、巴尼斯（Barnes）、阿尔仕格（Alsiger）、霍勒斯·忒斯（Horace Twiss）、约翰·奥克森福德（John Oxenford）、摩斯利（Mosely）先生和贝利（Bailey）先生等在《泰晤士报》上开设了特别专栏，为其提高声誉，增添光彩。但《泰晤士报》从不缺头号笔杆来临危受命。它的一些秘密消息令人费解，使人们回想起富歇（Fouche）警察的故事：这位警察的通天本领使人们相信，皇后约瑟芬（Josephine）一定是被他收买了。《泰晤士报》在国外城市都派有商务和政治记者驻扎，这使它的快讯比政府的新闻报道还要快。人们对自己仆人飞黄腾达的轶闻趣事，和印度议会官员的升迁一样司空见惯。有人跟我讲了它的一名记者的灵巧做法：在一次活动中，这个记者发现地方法官禁止报道，于是他把双手揣进外衣口袋里，一只手拿笔，另一只手拿便笺，照旧做他的工作。
报纸印刷机
1814年，高宝公司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报纸印刷机，用于印刷《泰晤士报》。
改版后的《泰晤士报》
如今的《泰晤士报》经过改版，比英国另一家著名报纸《卫报》小了一半，此举激起了西方传媒业的强烈反响，评论认为，在大报与小报的版式之争中，小报更占有优势。
《泰晤士报》的影响力是欧洲公认的一种政治力量，当然，这一点没有人比它的出品人更清楚了。它的文章的语气往往是大陆法庭官方机构的评论理由，有时也是外交辞令的根据。“《泰晤士报》会怎么说呢？”在巴黎、柏林、维也纳、哥本哈根以及在尼波尔已成为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它的准确果敢、圆满收场展示了英国人的综合技巧。这份日报是许多人的劳动结晶，据说这些人主要是刚走出大学校园或可能在伦敦事务所学法律的年轻人，他们用儒雅和典故来装帧各个专栏，他们的抨击激情奔放。然而这种坚定目标使人相信：这把报业之火是由老一辈策划者点燃和维护的，这正如掌握了准确信息的人，他们只提供事实的根据和应该达到的目标，利用他们年轻人的干劲和善辩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理由。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都因这种分工而收获颇丰。在两个能力相当的人中，不写东西而只关注公众事态发展过程的那个人，应该有着更高的评判智慧。然而各部分协调一致，所有的文章看似源自一个人的意志。《泰晤士报》从不出尔反尔，从不以编辑缺席或执笔人的轻率为借口，而拆自己的台。它说话坦率大胆、坚持己见。它的稿件采自于一大群知识渊博、技能娴熟的投稿者，然后由更博学、更熟练的人来审稿、校对和整理。这方面的秘诀是无人知晓的。没有哪位作者因在报纸上署名而受到伤害。一切好文章，不论出自谁手，都是以社论的形式刊登出来。就这样，文章是谁写的并不重要，办好报刊就是一切。《泰晤士报》，就这样令人称赞也令人敬畏。
英国人喜欢《泰晤士报》，因为它信息全面。《泰晤士报》的一篇事实报告犹如从《英国会议议事录》上的引证一样可靠。另外，他们还喜欢《泰晤士报》的独特性。当拿起报纸的时候，他们根本就猜不出报纸会说些什么。但总而言之，他们喜欢它语气中透露的民族性和自信心。它想他们之所想，说他们之想说，并展示了他们理想的日常生活画面。当我看见他们在读报纸上的各种栏目时，我似乎感到他们更像英国人。《泰晤士报》有一种民族的勇气，这种勇气不是轻率的或任性的，而是关切的和坚定的。不论权势或财富，它都无坚不摧。它抨击一个公爵犹如警察出警一样神速，且态度之傲慢更让人气愤至极。它曾找过英国海军部的麻烦，主教的职位更难保全。曾经有一个主教因为贪婪而倒霉，一个因为盲从而受挫，另一个因为献媚而出洋相。有时它给女王陛下提个醒，有时它的建议也被女王采纳。《泰晤士报》中有些广告栏，也有一种坦诚的姿态，常用来向外国人宣传英国的好处。在1847年我来到伦敦的那一天，我见到一则通告：悬赏50英镑，捉拿一位诈骗犯，这个人原先还是一位绅士，后来又当了国会议员，有名有姓，有爵位，报上都写得清清楚楚。
从未见过比这份《泰晤士报》更傲慢的语气。首次撰写社论的牛津人或剑桥人的片言只语都以为我们在坐下来给《泰晤士报》撰写特别报道之前得先征服世界。甚至有人认为全世界都可能在《泰晤士报》面前跪拜乞讨一顿早餐。当然这种傲慢是故意作出的。假如它仅仅是“猜测猜测”或“敢于忏悔”，或者是“擅自预言”的话，那又有何关呢？事实上不，它就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
《泰晤士报》的道德规范和爱国精神是具有代表性的，但绝非是理想化的。它所讲的道理只是统治阶级的道理而绝非多数人的道理。它的编辑们非常明白在抽象领域里保护俄国，或奥地利，或英国人民的既定权利。但他们只是向正在执政的当权阶级发出呼吁，并本能地找到永远左右政局的实权所在。他们与统治阶级意气相投，为统治阶级说话，掌握事态变化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每次群众性事件，宪章运动的每次决议，教会的每次争端，工人的每次罢工，他们都了如指掌。年复一年，他们密切注视着每场自由运动发起者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关注他们，是为了辱骂他们，阻碍他们——直到尘埃落定，基业已经建立，政权已被控制，一切已成定局——他们又俨然像一位君主，大喊一声，拼杀进来，使他们曾声援过和抛弃过的双方都大吃一惊，从而以胜利告终。当然，追崇者们视《泰晤士报》为一笔财富，虽然不可直接获取，但可凭以赢得事业上的飞黄腾达。
《笨拙》周刊和《伦敦时报》一样，都是英国良知的表现，它是同一种意识的喜剧版。周报中的许多讽刺漫画可以与最好的小册子相媲美，人们对公共事件所持的各种态度，报上一目了然。周报的速写通常是由能手所作，有些人确实有创作天才，笔调十足的英国味，博得社会各个阶层的喜爱。它表现出英国式的机智和幽默，与幽默大师杰罗尔德（Jerrold）、狄更斯、萨克雷、胡德等一样，展示了人性和自由的发展方向，这是19世纪的一大特征。
读报已成为现代人的习惯
《泰晤士报》像所有的重要机构那样，为英国的发展指点迷津。它是英国国力强大无比的活标志。对于那些敢于揭露事实真相，不喜欢阿谀奉承或隐瞒公众疾苦的人来说，《泰晤士报》是一个极大的荣耀。有勇气才有平安。我希望能再说一句，这份报纸在引导公众的情绪朝向正义时，应该得到它相应的行使权力。据说在议会或其他地方，英国的新闻界都有很高的发言权——但这全是假的，根本就没有。它只是具有一种帝国的腔调，一种强大的独立王国的腔调。但由于还有其他的帝国与它并存，它的腔调变成了官方或是法定的代言。《泰晤士报》具有统治阶级的一切局限性，并且它希望永远不会成为少数派。只要它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表明正义，并从人性的根本点出发而冲锋陷阵，那么它的撰稿人就不会有那么多达官显贵，而天才才是它真诚的、战无不胜的盟友。它也许要常常承受各种可怕力量的联合攻击，但是没有任何报刊会毁于明智和果敢的，它将成为英国变革的天然领袖。它曾引以为荣的职责将得到更好的发扬光大。这些职责就是充当全欧洲的代言人、成为反抗暴君的流亡者和爱国志士的辩护人。《泰晤士报》应该拥有许多有义之士梦寐以求的，如国际权威，它最少的胜利都将为英国展开全民受益的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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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夫瑟姆的约翰·拜伦·萨默斯（John Baron Somers of Evesham），著名的律师和辉格党政治家，为威廉和玛丽时期的英格兰大法官。
[2] 《论英国文明》的演讲片断：……英格兰从来不支持欧洲大陆的自由事业，她只支持她的贸易事业。她不支持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Schleswig-Holstein）的自由，只支持丹麦国王。她不支持匈牙利人的自由，只支持奥地利人。人们一致认为，赫赫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帕默斯顿大人（Lord Palmerston）所支持的应该是路易斯·拿破仑（Louis Napoleon）的夺权篡位。这个时期的英格兰是自由的，但是英格兰的力量只为贵族所有，这些贵族决不会为自由而战，除非英国受到了外敌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