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莎士比亚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撒克逊人的细致和东方人的豪爽的完美结合。尽管近两个世纪的作家们也有所体现，但都望尘莫及。我发现不仅是那些不可望其项背的大师，还有那个时代的所有作品都充满了一种雄健的力量和自由奔放的气势。
在英语民族里存在着一种拯救的力量，它可以起死回生。就在这个民族里一直存在着少数智识过人的思想家。他们能够欣赏知识分子的出众才华，能够把握历史趋势的征兆。尽管这种建设性的才智看似弱小或肤浅，但批评的格调比较高昂，使人联想起无形的上帝的降临。
一种根深蒂固、坚不可摧的常识，已嵌入英国人的骨髓里达千年之久了，正如刚刚学会看书认字的水手和士兵思考的那股狂劲。英国人没有奇思妙想，绝不会出其不意地讲出一句含沙射影的句子或连珠妙语来，雅典人和意大利人的格言警句，到了英国不久后就变成一则寓言。但他们的语调铿锵、言辞精准直接；贵族的语言也同样适合平民百姓。这种朴实无华的、真实平淡的表达风格不仅出现在他们早期的作品中，也出现在最近的著作里。就像一位荷兰画家不惜用锅碗瓢盆来展示居家之美一样，它把泥土的芬芳、牛羊的气息带进了民歌民谣。他们在诗歌里追求上帝赋予他们的幸福，自然界里的一草一木都逃不过他们的视线。诗人从一个个迸发的想象的事物中巧妙地找回自我。英国的诗神对农舍、对乡间小路、对集镇都无比的眷恋。用斯戴尔夫人的话说：“他们要逼我走上云霄，我却穿着木屐踩在泥潭里。”因为英国人具有着精确的感知力，能抓住事物的要害，并且十拿九稳，屡试不爽。他们喜欢斧头、铁镐、船桨、枪炮以及蒸汽管，他们制造出自己使用的工具。他们是唯物者，讲究节俭又看重财物[1]，对待英国人必须真诚而实际：你得给他真的松饼而不是一个松饼的许诺；给他安全便捷的热排骨，而不是给他印刻在花纹纸上丰盛的法国菜单。倘若他是一个有学问的诗人或哲学家，他会把坚实的真理和灵敏的机械同时揉进他的思想。他忠于事实。他不会迷惘，也不会去捕风捉影，但他的意识里存在着一个执着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象征。他喜欢但丁，是因为但丁用毫不动摇的执着把一种心灵的意象展示在众人面前，就像绘制在盾牌上的纹徽。而拜伦（Byron）“喜欢用一些千奇百怪的东西来激活他的灵智”。英国人的讲话风格，直截了当，感染力强，被人尊崇为《圣经》文本。它表现在《阿尔弗雷德（Alfred）编年史》上，表现在《撒克逊编年史》上，还表现在《北方英雄传奇》里。拉蒂默尔（Latimer）的朴实无华，霍布斯（Hobbes）的“高尚粗俗语言”，以及多恩、班扬、弥尔顿、泰勒（Taylor）、伊夫林（Evelyn）、佩皮斯（Pepys）、胡克（Hooker）、科顿（Cotton）和一些翻译家们也是用这种语言风格写作的。斯威夫特（Swift）的语言最为逼真和实在，他笔下的人物似乎就是专门为警察虚构的。笛福（Defoe）下笔万无一失，一字不改。休迪布拉斯（Hudibras）有着同样敏锐的心智——在感觉和理智上都同样逼真。
乔叟
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3—1400），英国诗歌之父，主要作品是《坎特伯雷故事集》，是历史上第一个用英语进行创作的人。
《坎特伯雷故事集》提要
《坎特伯雷故事集》“对坎特伯雷朝圣者们的生动描写满足了人们的感官需求”。
这种现象在诗歌里并不少见。乔叟（Chaucer）对坎特伯雷朝圣者们的生动描写满足了人们的感官需求。莎士比亚、斯宾塞和弥尔顿在他们的创作巅峰期也都充分领悟了他们民族的执着和严谨精神。这种精神上的唯物论展示了英国天才卓越的人生价值，并在以上这些作家以及赫伯特（Herbert）、亨利（Henry）、莫尔（More）、多恩（Donne）和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等人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撒克逊式的唯物论和偏执劲，渗透到了思维领域，造就了像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这样的天才。当它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腾云驾雾也如履平地。即使在唯物论的最高境界里，诗歌只是普通常识的感应，犹如生铁是高热下发出的白光。
在他们的言论里，体现了两种品质的结合。用撒克逊的词汇作为框架或骨骼，用罗马词汇来点缀以求典雅和华美，但任何一个句子都不能全用罗马词汇，否则软弱无力，这是遣词造句的一条潜规则。儿童和劳工们讲的是地道的撒克逊语。在大学校园和议会里使用的是纯拉丁语。混杂是英伦三岛的一大秘密。在他们的方言里，阳刚之气来自于撒克逊语，而阴柔之美来自于拉丁语，每句话语中都混合使用。一个沉迷于罗马圆唇音的出色作家，必须会用英语的单音节去润色、提炼他的文句[2]。
当哥特民族来到欧洲大陆时，他们发现这里闪现的都是希伯莱和希腊天才的日光和月明。深藏在他们大脑深处的神经细胞，敏锐地感知到了这双重的光芒。面对着源于基督和艺术双重因素的景象，就像在神灵的孵化下，他们的灵智变得丰富起来。英国人天资聪颖，普通常识能使他们捕捉到惊奇和灵感。两个世纪以来，英国一直是哲学的、宗教的和诗的国度。精神财富似乎广袤无际，记忆能力瀚若天河，研究的热情与坚韧，思想结构的胆识与灵巧，他们的迷恋、梦想和纵横驰骋的想象，以及对新事物的进取与试探和一般情况下对权力的运用自如，凡此种种，就像“盖伊·沃里克（Guy of Warwick）”的传奇技艺一样令人瞠目结舌。在莎士比亚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撒克逊人的细致和东方人的豪爽的完美结合。尽管近两个世纪的作家们也有所体现，但都望尘莫及。我发现不仅是那些不可望其项背的大师，还有那个时代的所有作品都充满了一种雄健的力量和自由奔放的气势。
即便二三流的作家，也拥有简洁、粗犷的活力，把事情描绘得惟妙惟肖。我认为这都是英国人的共同风格，这在他们引用的遗嘱、信件、公文里以及谚语和各式各样的言谈中都可以发现。更诚恳、更浑厚的表达方式正可以说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野蛮个性还没完全泯灭。他们思维敏捷，讲起话来犹如电光火石。我可以摘引17世纪的词句，其锋利程度是19世纪不能攀比的。他们的诗人凭借简单的精神力量就可以同我们的诗人所累积的科学知识相抗衡。乡绅们喝着一种称之为“十月”的奶酒或饮料，而诗人们似乎受到启发，知道了怎样在他们的秋诗里提炼岁月的精华。像大自然一样，为了激发更多的诗句，有时在一些完整的阿斯帕齐碰（Aspasia）和克娄巴特拉（Cleopatra）式的美中留下一些缺陷，正如希腊艺人的花瓶或石柱，或者太长，或者太柔，或者凸起，或者凹陷，种种斑点却使它们映得更美。同样，在字里行间巧妙运用一些简陋或粗俗的字句，会使诗词更引人入胜、更丰富多彩，也说明这些诗人敏锐而充满活力。
人们都认为那是个良好的教养与伟大的思想铸就的时代，像本·琼生（Ben Jonson）的作品那样，那个时代的假面舞会和诗歌都充满着无畏的英雄气概，因而深得大家青睐。人们乐意接受莎士比亚正说明了思想的伟大进步，这是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事实。接受他，是因为莎士比亚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蔑视他，是因为莎士比亚没有为这个时代歌功颂德。一个民族越伟大，相形之下它的伟人就显得越渺小[3]，当时，我们尚未拥有现代化工具，没有词典、没有语法书籍，也没有索引，人们学习希腊语和拉丁文靠聆听教授的演讲、靠自己的钻研，这种学习方式需要超强的记忆和各种能力的运用。当时的学者，坎登（Camden）、厄谢尔（Usher）、塞尔登（Selden）、米德（Mede）、加泰克（Gataker）、胡克（Hooker）、泰勒（Taylor）、伯顿（Burton）、本特利（Bentley）和布里安·沃尔顿（Brian Walton），都牢固地掌握了这种工程技术和方式方法[4]。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W.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戏剧家、诗人。爱默生如是写道：在莎士比亚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撒克逊人的细致和东方人的豪爽的完美结合。
柏拉图的影响也感染了英国的天才们。他们喜欢类推，喜欢认知事物间的相似之处，把握事物统一的发展路径。差异性与同一性之争，自古以来，争论不休。英国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诗人自然是一派，世俗常人是另一派。但在英国有许多柏拉图的门徒是例外的，如莫尔（More）、胡克（Hooker）、培根（Bacon）、悉德尼（Sidney）、布鲁克（Lord Brooke）、赫伯特（Herbert）、布朗（Browne）、多恩（Donne）、斯宾塞（Spenser）、查普曼（Chapman）、弥尔顿（Milton）、克拉肖（Crashaw）、诺里斯（Norris）、库德沃斯（Cudworth）、伯克莱（Berkeley）和杰里米·泰勒（Jeremy Taylor）等。
培根有着英国人的双重性。我认为，他所掌握的几百年来对实用科学的观察资料和他的实验经验都是毫无价值的。富兰克林（Frankin）、瓦特（Watt）、达尔顿（Dalton）、戴维（Davy），或者任何一个具有实验天赋的人所给的一点暗示，都抵得上他一辈子搞的雕虫小技。但他有先知的灵验，开创了英国理想主义的先河[5]。理想主义所到之处，诗歌、健康和进步相伴而生。但人们既不知道它源于何地，也不知它流向何方。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弄清楚，它将取代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东西。它似乎就是一个种类问题或化学结构问题——关键在于，统一意识和寻觅相似的本能控制到了何等程度。因为无论你如何思维，它总是超越了自己熟悉的那一小类，与更大的种类趋于一致。由此产生了诗歌和一切积极的行动。
在思想结构方面，培根（Bacon）是一个类比推论者、理想主义者或柏拉图主义者（按照我们的普遍说法，我们是用最好的范例命名的）。或诋毁类比推论，或未经尝试就要事实明证，这些人没有一点诗才，也创造不出新颖、美丽的东西来。像培根和柏拉图主义者的成长一样，洛克无疑是腐朽和单调的集大成者。柏拉图主义是诗歌的发展趋势，而所谓的科学是消极的、有害的。千真万确，斯宾塞、彭斯、拜伦和华兹华斯都将成为柏拉图主义者，而那些愚钝之辈将成为洛克主义者。于是政治和商业将从知识阶层中吸收那些富有才干但缺乏天赋的人才，因为这些人不具反抗意识。
一生善于思考的培根，在他的思想体系里，首先强调的是普遍性，或者说是基本哲学。他所接纳的并没有局限于哲学的任何一个特殊部分范畴的有益评论和思想原理，而是范围更广，层次更高[6]。他坚持这一本质要素——从来不曾忘记，谁若忽视它，他决不宽恕。他坚信完美的发现是不会在平地上产生的，除非你站在更高层次的科学平台上。“有人认为哲学和普适性是无用的学问，其实他根本不知道，哲学帮助和指导着各行各业。这些基础知识都在被孤立地进行研究，我认为这就是知识进步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培根引用了各式各样有关概要和普通法则的稀奇案例或有脚注说明的学科，来解释自己的学说。他抱怨道：“他发现这方面的研究是很不够的，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在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时常摇摆不定。因为他们没有抓住事物的根本。这是毁灭和冒犯大多数水性的干火。”对此，柏拉图也有同感。他说：“凡是伟大的艺术都依赖于对自然法则细致深入的研究。因为伟大的思想和对任何事物的准确把握似乎就源于此。作为一个伟大的天才，伯里克利（Pericles）具备了这种才能。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也是这样一位奇才，伯里克利与他一见如故，并拜他为师，吸取了他纯才智上的卓越思辨力，并尽可能地把它融入到思辨艺术之中。”[7]
弗兰西斯·培根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他有着双重人格，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是善与恶，真与伪、美与丑的混合体，这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一些推论总在世间传播，或许开启了一个思想王国，或许就像哥白尼学说和牛顿的物理学说那样成为人间真理，而对于它们的创造者，我们知之甚少。在英国，这些推论通常可以追溯到莎士比亚、培根、弥尔顿或胡克（Hooker），甚至可以追溯到凡·海尔蒙特（Van Helmont）[8]和伯麦（Behmen），这些人都是柏拉图和希腊先哲思想的嫡传。培根的一句话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人首先必须顺从自然，然后才能征服自然。”他的诗论是“物欲相谐”。琐罗亚斯德（Zoroastrian）的诗歌定义，虽然神秘，但很确切，“模糊特性的清晰画面”。斯宾塞的信条是“灵魂是身体造就的形式”。伯克莱（Berkley）说事物的存在与否是不可知的[9]。撒弥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博士是从自然界的空间里为一神论找到了依据。哈林顿（Harrington）却认为权力必须建立在领地基础上，这是一条需要加以解释的规则。斯维登堡（Swedenbory）说——人制造了自己的天堂和地狱，同时又由自己来广泛应用。黑格尔的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理想和人类潜意识之间此消彼长的斗争史。席勒（Schelling）的本体论哲学用一句话说就是“所有的差异实际上就是量的差别”。因此，万有引力定律、开普勒（Kepler）的三大协调法则，甚至道尔顿（Dalton）的定比定律的发现都是头脑的机灵反应，他们成了超越经验主义说教的极好根据。我列举的这些推论，一些是新近才提出来的，只是为了表明有这么一类人，他们不是个别人物，而是一个知识阶层或知识圈，他们是统统称之为伊丽莎白时代作家和读者们的精神家园和精神食粮（根据文学史，伊丽莎白时代始于1575年，止于1625年）。然而，这一时期似乎太短，还来不及验证本·约翰逊（Ben Jonson）对培根的评价：——“他的时代、他的观点催生了一个民族引以为荣的或指引科学研究的所有智者。”
这种人才济济的时代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那些卓越成就后来人难以超越。这正如在我们从枯竭的土地里发现了大树残枝，从而领略到古人欣欣向荣的耕作影像一样，可以推测出一个历史上人才辈出、闻名遐迩的民族的衰竭时代。英国才子的结局也是如此。翱翔的翅膀被折断了，随之而来的是精神的猥琐和理论的肤浅。对观念的意义并不深究的洛克（Locke）成了哲学的样板，他的“理解”成了英国所有民族知识分子的思维准则。他的同胞放弃了他们曾经闲庭信步的神圣诗坛，丢弃了他们曾经深爱过的科学研究，精神的力量逐渐湮没。后世的英国人梦想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才华，梦想着按一般规律把人分成自然类别的能力。这一规则是如此深邃，它能从极少的甚至是一个对象身上推断而出，而其精确度与从芸芸众生身上推断出来的不差毫厘。莎士比亚在所有伟大的精神能量上，都是出类拔萃的。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德国人总结说，英国人不可能读懂德国人的思想[10]。但德国人的科学却领会了英国人的科学精神。大量的事实表明英国人缩头缩脑，能力匮乏，正如一位平庸的将军，只会靠百万大军和千里防线来鼓舞士气、指挥作战。
英国人的概括能力也衰减了。“他们看不到事物的普遍性，或者说，他们只会从‘基本哲学’的喷泉边盛满一桶水仅供自己使用，却不去探究这泉水的源头。”说这句话的培根，在他的同胞中，或至少在那些散文作家中，是唯一一个具备了这一才能的人。引导人们从莎士比亚巅峰时期走下台阶的是弥尔顿，这种能力的体现，在他的诗中已是凤毛麟角了，在他的散文中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人能拥有它。伯克（Burke）热衷于对一般原理的概括，但他的概括过于简单，思想没有深度，范围也极为有限。休姆（Hume）的抽象既肤浅又不明智，他只是靠其敏锐的观察力博得了声望[11]。他认为，无论在物理上还是在思想上，任何因果都是没有联系的。因和果这一术语是被我们随意地或无根据地当作事物之间的联系，而根本不是把它们作为表示原因的连接词来用。约翰逊博士文章的主要价值在于意境，除此之外，抽象毫无价值可言。
弥尔顿的《失乐园》
《雾都孤儿》插图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英国小说家，《雾都孤儿》是其早期作品。马克思称赞他为“杰出的小说家”。他凭自己对风俗语言和市井生活的超常领悟，描写了一幅伦敦城区的生活画面。
哈勒姆先生（Hallam）是一位才华横溢、文质彬彬的学者，他写出了三百多年的欧洲文学史——每本书里他都尝试作出一个评价，这表明他的抱负不凡。然而他的视野没有达到理想的标准：所有的评判都是从伦敦开始，这必然导致所有的新酒都装进了旧瓶。在他的书中，文学创作的广泛要素遭到了坚决的否定，柏拉图及其学派遭到了抵制。哈勒姆一贯彬彬有礼，但同情心不足。他写作时思想坚定，胸怀宽阔，然而意识不到存在于神秘主义者身上的深层价值，这种价值是力量的源泉、是革命的火种，价值远远超过那个时代声名显赫的正统作家，但对此哈勒姆不是视而不见，就是一笔带过。他认为对于执着于观念的人，道不同不相与谋，他们是不被人所理解的理想主义者。哈勒姆博学、诚实、嗜书如命，赢得了人们的尊重。然而他恃才傲物，他自认为能领会莎士比亚伟大之处的非他莫属，他对弥尔顿的欣赏胜过约翰逊。但在哈勒姆身上，或在更坚定的知识巨匠麦金托什身上，人们仍然能够发现英国知识分子的某些共性，这就是他们头脑聪明，阅历丰富，以创作为生，而且又是怀旧的。当一种全新的庞大的思想观念从那旧思想的古老外套破壳而出，呈现在他们眼前时，他们怎能明辨并为之欢呼呢？
当时的散文，小说和诗歌都有着类似的地域局限性。狄更斯凭他对风俗语言和市井生活的超常领悟，以哀婉动人、嬉笑调侃之笔，怀着爱国之情和宽大胸怀，描写了一幅伦敦城区的生活画面[12]。像霍加斯（Hogarth）一样，他是一个展示英国人生活百态的画师，其色调和风格具有趋时性和地方性，目标也极为有限。布尔沃（Bulwer）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作家，偶尔也会露出生花之笔，他把智力当成俗物来推崇，并以此来唤起学生心中的现实理想。这使他久负盛名。他的传奇正投合了这些低级趣味的喜好[13]。这些令当时的小说家们感到绝望。萨克雷（Thackeray）发现上帝并不允许在他的宇宙里有弱者的存在——最多也只是同情——但这并非明智之举：我们必须放弃理想，接受伦敦的现实[14]。
才华横溢的麦考利（Macaulay）表达了当时英国统治阶级的基调，他直言不讳地认为：所谓的“好”就意味着衣食无忧和养尊处优；现代哲学的荣耀就在于它对“成果”的说明，在于经济领域的发明创造；它的优势在于规避理想，规避道德。他认为这是培根哲学的突出优点，它超越了旧柏拉图主义，把智能从“万事皆公”和“万物皆善”的理论束缚中解脱出来，这好比为一残疾人做了一把更好的轮椅和冲了一杯更可口的酒乳——说这话不是冷嘲热讽，而是发自内心——而且，他称之为“真实利益”的好处，实则是一种世俗利益，也就是独一无二的好处。天文学的最大长处就是提高了航海技术，它能使水果运输船把柠檬和葡萄酒运到伦敦商贩的手中。英国千年的文明教化和宗教信仰以道德的沦丧和知识分子的衰减而告终，这一结果很有意思。批评家用英国崇尚实用的假话掩饰了他的怀疑主义。信服理性、唤起良知，这是浪漫主义的借口。高雅的艺术殿堂轰然落地，除了当作一种奢侈品外，美已不再存在。顺便说一句，毫无疑问，如果培根大人正是批评家所说的物欲主义者，他肯定不会赢得堪称一代宗师的声望。正因为他富有想象、闲情逸致，远离英国现代尘嚣，沉思冥想，自得其乐，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哲学大师。大卫·布鲁斯特（David Brewster）[15]只关注培根的显赫地位，却没发现牛顿受益于他，所以他认为推崇培根是个错误。培根享此殊荣不是靠他所创立的功业，也不是靠他对牛顿等人产生的熏陶，而是凭他特有的严谨和善变。这种情形在后来的胡克（Hooke）[16]、波义尔（Boyle）和哈雷（Halley）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
柯勒律治，天资聪颖，求知如饥似渴，他四处拜读圣哲先贤，他的评论在那个时代独树一帜。有人曾指责英国再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养育出天才的智者，而柯勒律治是一个例外。他命运多舛，心存高远却实施失当，一生中竟连一部代表作都未能完成——这似乎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17]。即便在他的身上，传统的英国人特性强于一个哲学家的性格，自然而然他也难免落入俗套。正如柏克力图要把英国理想化一样，柯勒律治把永恒的理念与英国国教的哥特式教规教义协调一致，结果反而使自己“变得心胸狭窄”。但对于一个沉默寡言、大多通过个人的演说偶尔发表一些评论的少数派柯勒律治，人们会这样说：在英国，只有最杰出的思想家才在德国和美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当婆罗门（the Brahmins）不能再阅读和理解婆罗门的哲学时，那就是一个民族衰落的确切征兆。
紧跟着腐败和窒息之后的是各种写实主义。为卡莱尔（Carlyle）[18]所不齿的繁琐和伪善却迫使他为命运女神说起教来。与这种腐败相对照，任何制约与清廉都是求之不得的，哪怕是熊熊烈火，也是美丽绝伦的。在他看来，格斗士和他们格斗的“理由”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惟一值得欣慰的是他们正一起迅速地走向深渊。当他在创作中找不到慰藉时，他便想象通过对神圣的死亡法则之美的赞颂来对此进行报复。精神结构的需要迫使所有的思想分成几大范畴。在那里，人们稍使计谋就把复仇女神们变得和蔼可亲，或建起祭坛来应对神灵，在这场意志与命运实力悬殊的较量中，个人的豪侠主义或者英勇行为必然妥协退让，最终成为装扮荣誉的祭品。
维尔金森（Wilkinson）编辑过《斯维登堡》（Swedenbory），评注过《傅立叶》（Fourier），还是哈内曼（Hahnemann）的支持者，他用普遍关系原理给玄学和生理学注入了本质的活力。而这一原理堪与古代无敌骑士武器的神圣职责相媲美。维尔金森的思维深沉，犹如大西洋海底涌动的暗流，如果没有将它置于显赫的中心地位，人们是不会理解它的。假如他的思维不受传统偏见的禁锢，那么他的思考范围还会更广一些。这也就是说：当一位大师对自己的信仰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心时，他会始终把自己的研究行为置于同一重要的地位。
想要给英国人思想的局限性找到一些例外是十分容易的，为其独特的风格举出有力的例证则更易如反掌。如果我们跳出地域和观念的束缚，走进一个大众文化或知识阶层的中间，那么就会有无穷无尽的高雅、快乐、睿智、机敏和博学。一些标志英国人特性的应景手段也时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许多美学作品不是老生常谈，就是粗制滥造。他们的文学声誉是因那些极有说服力的人推崇而至，而这些人趋赶时尚、不断地变换职业，步入文坛纯属偶然。因此，你就明白，如今为什么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要学地质学了？这与许多议员或神职人员的造就如出一辙。
英国人对实用技能的偏爱影响了他们的民族心理。他们人人都才高八斗，在他们的歌词里到处充溢着对五大技能的赞美[19]。他们的缪斯女神的声音像轻微的汽笛声，诗歌创作也只是用来粉饰他们的君主政体，决不会像清晨啼晓的小鸟，在即将到来的快乐世界里忘记了自己的过去。他们理想主义、固守成见，刚愎自用，认为自己可以长命百岁，可以靠记忆终老——假如你对他们说出这些，他们也会视之为赞美，并欣然接受。
书店里除了政治、旅游、统计、制图、工程以及结构机械呆板的所谓哲学或文学之类的书以外，什么也没有。好像灵感已经枯竭，希望已到终止，什么信仰、欢歌、智慧、类推，都已不复存在。学府、学者和文坛都笼罩着这种死气沉沉的气氛。我像站在一块寸草不生的大理石地板上。他们在浅层次上耗尽了种种才华，或者不妨说他们是在潜意识里生存和行为。他们在文学、哲学和科学上的权威已丧失殆尽。一个优秀的英国人把3/4的思想封存起来，只使用其余的1/4。他知识渊博，心智健全，劳动能力强且推理正确，但是缺乏像阿基米得（Archimedes）那样对思维法则的忠实，缺乏像欧拉（Euler）和开普勒（kepler）那样遵循经验而不是领导思维的信条，缺乏像胡克、弥尔顿和哈林顿那样对现代英国思想界批判的政治理论的执着。
恐怕在他们的自然科学领域也存在同样的缺陷，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怎样使它令人反感，怎样使其丧失原有的魅力——尽管怨声载道，但这种抱怨声更多的是指向其他人而不是英国物理学家。博物学家的眼光必须像大自然一样广阔，对所见所闻不仅要反应敏捷还要有创造性思维和情感。但英国的科学把人性拒之门外，缺乏那种考验天才的联想。科学因缺乏诗意而成为伪科学。爬行动物或软体动物是在某个系统和某种关联之下存在的，英国科学却把它们孤立开来加以研究，而诗人把它看作是造物主造物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所以在英国，大家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为何。当然也有很多例外。如约翰·亨特（John Hunter），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以及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也是。欧文把德国的共源论引进到英国，并以自己的贡献为英国科学添砖加瓦，有时他还将先辈的预言添加到英国式思维的持续动力之中。但总的来说，英国的自然科学与他们的道德精神完全背离，就像转让财产的法律文书一样，缺乏想象，保守呆板。它跟德国的天才形成鲜明的对照，德国人是半个希腊人，他们喜欢类推，高瞻远瞩，热情奔放，胸怀全欧洲。
英国的科学界没有希望，没有美好的前景给学生以鼓舞，没有丝毫把握能确保进行中的实验达到预期的结果，而只是像加利福尼亚州雇来的矿工那样东挖挖、西掘掘，到处碰运气[20]。狭窄的视野规约了英国人的感知。他们满足于陈规陋习，借哲学和宗教之名加以冷嘲热讽；他们目光短浅，追逐政治上的蝇头小利；他们崇尚实用，唯利是图。种种迹象，暴露了他们生活和精神的衰退。当他们践踏别的民族，企图在欧洲和亚洲再造伦敦和伦敦人时，他们又惧怕别人的思想观念、诗歌和宗教——这些是他们心中无法驱除的幽灵；他们试图用英国的绒衣和松紧鞋来同化“圣灵”，但他们又担心由此会潜伏一种将颠覆他们制度的力量而令他们坐卧不安。艺术家们说“他们被自然解雇了”；学者变成世间俗人。他们用戏谑和轻浮回避严肃的话题；他们不是笑得你搭不上话，就是转换话题。“事实是，”他们酒后断言，“事实上，有关自由之类的东西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实用和安逸的苛刻要求压制着他们，使他们丧失了最后一点成为豪侠和诗人的才智。没有诗人敢在诗的韵律里歌咏美，没有神父敢于提及有悖于英国人尊崇的那个上帝。英伦岛变成了一座咆哮的火山，一座由命运、实利、关税、清规戒律以及充裕的市场和低廉的价格构成的火山。
我们缺乏崇高的目标，又缺乏对知识的执着和对自然的臣服，想象力受到了压制，感官和理智都异常亢奋。我们有了人工雕琢却丢了自然本性；有了大众消费却失了艺术享受；不论是谁，只要能在人类和客观事物之间设置更多的障碍，他就可能被授予“杰出发明家”的称号[21]。
诗歌堕落了，沦为一种装潢。蒲柏（Pope）及其门徒写的诗只配做霜饼。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洋洋洒洒写了些什么呢？不过是一则押韵的苏格兰旅行指南。这个伯明翰人的特点在他们印刷的诗库里处处再现。我们到底要翻阅多少卷格律讲究的诗篇，才能感到充实、受到启迪和焕然一新！我们渴望一种神奇，渴望一种工厂和作坊创造不出的美——不可言喻的美，渴望乔叟和查普曼所洞悉的那种神秘的美。这些诗歌大抵是肤浅的、枯燥的，偶尔能读到华兹华斯的严肃认真，拜伦的热情激昂，坦尼森的矫揉造作。英国有的是指点迷津、抚慰人生的经典名句，它们如今依旧光芒四射、作用非凡。但能为这些作出重大贡献的诗人却屈指可数。在当代诗人中能找到我的盛餐吗？现在英国诗歌的伟大成果又在哪里呢？英国人忽视了这一事实，诗歌是精神的体现，不具备此，什么生动的描写、丰富的想象依旧从根本上落入俗套，不可能跳出散文的框架。因此，那些严肃的古诗人，像希腊艺术家一样，注重的是创作的构思而不是它的完美。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引出诗歌的圣泉，让更多的诗迸发而出。如果诗歌里存在这种信条，激起我们追求目标，那么我们也会更加沉着认真、更加坚定不移，更加需要诗歌。
华兹华斯的天才是这一时期的一个例外。他没有盛气凌人的派头，他体任自然而性格孤僻。兰多说：“他写作毋须干戈相助。”他的诗是这个追名逐利、野心勃勃时代里的健康心声。令人遗憾的是他的性情不够柔和、韵律不够和谐，至于其他方面，则无人可与媲美[22]。
华兹华斯之所缺，正是坦尼森之所有。坦尼森听力敏锐，精通音律。从他笔端流露的色彩，犹如黎明时地平线上的万道霞光，尽管闪烁不定，但我们依然能够把握其主要形态。凭借所有的精妙诗篇，最终打动了民众的心田——这是良知和general power的明证。他立志，要当英国人民的诗人，就得拥有伦敦那样博大的胸怀，这种胸怀不是依葫芦画瓢，而要有自己的特色。然而他缺乏一个高瞻远瞩的主题，不能将奥秘展示在民众面前。他满足于按照自己的模样来描摹英国人，事实上他可以做得更好。诗歌有三六九等，我们必须感谢每一位优秀的天才。但动听的旋律，只是诗歌成功的第一步。他们中最优秀诗人的最佳表现也只展示了总体的风格低调和缺乏创意，只是偶尔拨响了绝妙的琴弦。
热烈奔放的感情是诗的精髓，而他们没有。“让我们靠在一起，手持玫瑰，举杯酣饮，打破这该死的天顶，建立新的窗体。”说这句话的不是牛津人而是伊斯兰教徒Hafiz。牛津人是不会欣赏自然之歌的。他们对智力活动的显著疗效不予重视，对真理的关切却不存二心。
根据相对论原理，我在不列颠寻找着一种不可遏制的东方文化热。他们过着养尊处优的时髦生活，繁琐杂碎，迷恋物质享受，憎恶思考，这种痼疾，除非用东方的博大精深来医治，别无他法。这种境况使英国人惊惶失措，东方文化的渐入如一种所向披靡的力量，使得英国人振聋发聩，目眩神离。当发现一个像华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英国人被印度作品中宏伟的思维风格所吸引，并不理会国人的偏见，拿出《薄伽梵歌》的译本以飨同胞，见到这种情况我并不感到惊讶。“我这个没文化的粗人，如果我可以冒昧对批评的范围加以界定，在评估这一作品的价值时，我就会把欧洲古代或现代文学的所有清规戒律排除在外，把在我们的模式中已成为思想和行为准则的情感和礼仪排除在外，同样也要把我们的宗教信条和道德责任排除在外。”[23]然后他提倡纵情欣赏“与我们的情趣迥异的天马行空的幻想和我们习惯上觉得难以达到的崇高篇章”。
与此同时，我知道在英语民族里存在着一种拯救的力量，它可以起死回生。换句话说，就在这个民族里一直存在着少数智识过人的思想家。他们能够欣赏知识分子的出众才华，能够把握历史趋势的征兆。尽管这种建设性的才智看似弱小或肤浅，但批评的格调比较高昂，使人联想起无形的上帝的降临。我们常说在英国有两大民族，但并不是“平民”和“贵族”，也不是诺曼底民族和撒克逊民族，更不是凯尔特民族和哥特民族。罗伯特·欧文并没有夸大环境的力量，这两个民族一直在相互融合。但这两种观念，或两种思维方式——理智派和实用派——总是互相平衡，彼此影响的：一方屈指可数，另一方不计其数；一方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并善于求证，另一方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并依才牟利。这两个民族，一个是天才，一个是畜力，尽管前者寥寥无几，后者成千上万，但两者长期的矛盾和融合造就了英国政府的权力。
* * *
[1] 爱默生在回国后的一次演讲中说：“当某个事情已发生且不可改变时，英国人总是怯怯地站在一边，想办法如何有效去处理这件事情；他不是想办法去弄个明白，而只是觉得好玩或以此做做样子，让人觉得他是尽力而为就行了。他只重视办事的能力。他仰慕才华，但缺乏思想。‘英国人只满足命运，而不追求天堂。’”
[2] 尽管爱默生崇尚古典著作，特别注重措辞以便在行文和构思中能最准确地表达他的思想，可他追求的却是朴素的撒克逊词语，让他的听众清楚地了解他的观点。在他早期出版的许多诗歌中，他注重的是诗的气势，而忽略了诗的节奏。如此宽厚的性格才会让人天天快乐。
他到后来才有节奏感。他的风格是明显的撒克逊风格。如果他的孩子放学回家后说“Commence”（开始），他马上制止他们，要他们说“begin”（开始）。
[3] 在《烦扰》（Chevy—Chase）中有关珀西之死的述说，又一次使人想起了英国国王的悼词：
——我坚信在我的王国之内，
还有五百个一样英勇的珀西。
[4] 威廉·坎登（1551—1623），著有《伊丽莎白王朝年鉴》。詹姆士·厄谢尔（1580—1656）是爱尔兰高级教士，也是《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的纪年》（Annales Veteris et Novi Testamenti）的作者。约翰·塞尔登（1584—1664），“英国最伟大的学术权威”，因他的《漫谈录》（Table-Talk）而闻名。约瑟夫·米德（1586—1628）是一个神学家，他在《启示录的钥匙》（Clavis Apocaliptica）一书中尝试着诠释《启示录》（Book of Revelation）。托马斯·加泰克（1574—1654）是个神学家，他把罗马皇帝马可·奥里利乌斯（Marcus Aurelius）的一些手稿编撰成册，写了些文章，宣扬禁欲。理查德·胡克（1553—1600）是《教会政体》（Ecclesiastical Polity）的作者。杰里米·泰勒（1613—1667）是查尔斯一世的教堂牧师，他写了《预言自由》（Liberty of Prophesying）、《伟大的典范》（Great Exemplar），特别是《圣洁的生死》（Holy Living and Holy Dying）等书。爱默生在《问题》（The Problem）一文中称他：“年轻人中的精英或典范，泰勒，圣人中的莎士比亚。”罗伯特·伯顿（1576—1640）写了《忧郁的剖析》（Anatomy of Melancholy），这也是惟一一本令约翰逊博士兴奋不已的书，并且拜伦也认为此书中的各种引用和经典逸事最令人激动和最具启发意义。理查德·本特利（1662—1742）是剑桥大学的校长，他以古典著作的研究和评论而闻名。布里安·沃尔顿（1600—1661）用9种语言编写了《多语圣经》（Polyglot Bible），是一位东方学学者。
[5] 在1838—1839年间的记事中，爱默生写道：“培根探求真理的惯用方法是，物质世界不存在的东西在精神世界也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并不像真理那样长存于我们的思想之中，但什么也不能取代它们。”
[6] 爱默生认为，现代玄学派作家在徒劳地等待有人来解决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关系，为此他难以容忍。即使自己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他仍希望能为这一伟大的哲学主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早在1835年，针对这一结局，他在记事中这样写道：“第一，哲学意味着思想的原始法则，它是科学本身，但又区别于他的外表。哲学是这些法则的一把标尺，哲学的阐释唤起了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感，而‘伟人’就是相信这些道德情感的人。他们很像天文学中的圆圈，不管怎么画，都包含了整个宇宙。”多年以来，爱默生一直在为完成他的作品而努力，期望有一天能被邀到哈佛大学讲学，但当机会终于来到，可以让他最终完满完成这部作品时，他却因体力不支而不能前往。著作中的许多内容已经体现在其他的讲座中，卡伯特先生把这些零碎的讲稿收集起来装订成册，并在首页取名为《知识的自然历史》。——参阅卡伯特的《爱默生回忆录》
[7] 摘自《菲德洛斯》（Phaedrus）。
[8] 简·巴普提斯塔·凡·海尔蒙特（Jan Baptista Van Helmont，1577—1644）是著名的佛兰芒人（Flemish），内科医师、实验员和作家。他的作品有《欧特斯》（Ortus）、《发展中的内科学》（Progressus Medicine）、《外伤的催眠疗法》（The Magnetic Cue of Wounds）、《人类心中的上帝》（The Image of God in Man）等。
[9] 1841年在写给富勒（Fuller）女士的信中，爱默生先生提及了“在童年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贝克莱的哲学暗示后的喜悦，从那以后再也没失去……每一截残根和每一块泥土后面我都能够看见其存在的理由，我的一些奇思妙想能使每一辆破旧马车、每一木柴以及一块石头摇摆并跳起舞来；是的，如果给我一个恰当的位置，康科德的管理成员和高高在上者自己看上去也会开始站立不稳、缥缈不定”。——摘自卡博特（Cabot）的《爱默生回忆录》
[10] 斯特林（Sterling）在1841年写给爱默生的一封信上说道，早在20年前的英国人来说，“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还让人神秘莫测，捉摸不定的时候，德国文学却为之火热，比我们现在对中国文学的热情并不差多少”。爱默生在给他这次和后一次的来信回信时说：“看到你对英国文学现状的描述，我感到非常欣慰，也加深了我对英国文学的印象……但是我认为在英国，知识界看重的是德国的近代文化而不是英国文化。在我看来，文学大师柯勒律治在德国的影响远远胜于英国。”
[11] 卡伯特的《爱默生的回忆录》说明，爱默生20岁时读过休谟（Hume）——他称之为“苏格兰的哥利亚”的作品。他曾对休谟的精神物质说产生过极大的怀疑并极力反对。
[12] 爱默生曾与狄更斯和卡莱尔在约翰·福斯特先生的家里用餐。他对狄更斯的作品没有兴趣，他曾读过他前期的一两部作品。1837年他在记事中写道：——
“对于一个天才作家来说，也许只需两三件事情，或两三个对象，不论是大是小，已是绰绰有余。繁冗的作品里人也多事也杂。匹克威克（Pickwick）这个货色（我已看透了这个家伙，而且再也不想读下去）让我们明白：对于一个普通的作家来说，一篇散文就如同一个客厅，一家商店，城里人喝的香槟，或是商贩吃的一顿美餐；而对于一个有兴致的大手笔艺术家来说，这些都是构建他们富丽堂皇的艺术殿堂的上好的材料和领导艺术革命的鼎力之作。”
两年后，他在记事本上如此写道：“由于学士们对《雾都孤儿》有口皆碑地称赞，我也拜读了这部大作。作者对人物的着装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从衣着的描写、形象的刻画、人物的步态，到身体的缺陷，从家具的摆设，到屋里屋外的所有设施，无不细致入微。但是他的注意力只停留在事物的表象，对于人物的性格，却缺乏深入的了解。作者不惜滥用诉苦、肉刑、谋杀或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忏悔行为等舞台技巧，以期产生道德的震撼力量，这根本就于事无补。书中令人恐惧而难忘的只不过是警察局和疯人的狂舞等一些一闪而过的片断。他和库柏、霍桑一样毫无戏剧天赋可言。当人物的对话开始时，生命僵化得如一根木头，或一块磐石。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没有一点诗意，其他的章节哪怕有这么一点点，那也是一边读一边就消失殆尽了。”
[13] 在1842年的记事中看到他提起布尔沃（Bulwer）时是这么说的：“我们看《詹诺尼》（Zanoni）这本书时是不能动怒的。在所有的牧师中要数这些写小说的家伙们最奢华了。该书有的只是花招和骗局。日常生活中不足挂齿的小事胡乱地凑在一起就成了丰功伟绩，真让我们哭笑不得。没有新意，缺乏活力，没有吸引力。它只不过是像糖果店的简单加工而已，而不是给新的麦子精心催芽。如此这样，一发不可收拾。……但是，《詹诺尼》让我们真的很讨厌。它的作者也不可能得到我们的尊重，因为他老是匆匆地表达自己偏袒的观点，他努力为之注入活力的主人公也只是一个玩偶而已，而这种活力也不是源自于他符合逻辑的思想源泉。它只不过是代表伦敦的一种政治力量，一种表现为强盗拿着手枪进行抢劫和谋杀的神圣权力。”
[14] 爱默生在英格兰第一次见到了萨克雷，后来可能又在波士顿与他重逢。他只读过萨克雷的一部作品，然而留给爱默生的印象是内心的阵阵痛苦。1850年他在记事中如此写道：“萨克雷《名利场》的名字就很哀婉，而且书中人物的名字也是如此。一个生活在1850年的时髦伦敦人承认，穷困潦倒的老清教徒班扬（Bunyan）对1650年的伦敦的认识竟如此准确。人们认为现在的萨克雷是个怀疑主义者，即使千真万确，现实中他一定生活在对那些幻想的臣服和忠顺之中。书中也表达了作者似乎别具一格的文学思想，类似于弗劳德（Froude）《复仇的女神》中的表白：‘经济的衰退随之而来的就是道德的败坏。’道富（State Street）认为一个人生活富足的时候做一些体面的事情是不难的，但在贫困潦倒的时候，谁也不敢指望他不会做坏事的。”
[15] 大卫·布鲁斯特，艾萨克·牛顿的传记作家。布鲁斯特本身是一名非常成功的光学研究者，也是一名有名的作家。
[16] 罗伯特·胡克（1635—1763），是一位有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曾与牛顿在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这一问题上发生过争执。罗伯特·波义尔（1626—1691），物理研究员，一名博学的作家，人们有时称他为“基督教哲学家”。艾德蒙德·哈雷（1656—1742），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牛顿的朋友，他曾出资出版了牛顿的《原理》（Principia）一书。
[17] 柯勒律治死于爱默生拜访他后的第二年。卡莱尔在写信告诉他的朋友柯勒律治的死讯时说：“才华如此横溢，而生命却如此短暂！”
[18] 爱默生对卡莱尔的爱戴之情与他自己对时代的绝望态度和那一代人的无望前途有一定关系的。卡莱尔在当年写给爱默生的信中，一方面对爱默生寄给他的每一本不同寻常的作品大加赞赏，另一方面不断地给他灌输他自己的思想理念——沉默：平静地坐下来，然后少说话，多做事。幸好爱默生不仅把他当成朋友，更是把他当成天才而听从了他的金玉良言。他在英国记事中写道：“一个健谈者也会诋毁健谈者；一个作家竟然反对写作；成果累累，而糟粕全无，责骂之声不绝于耳，充耳不闻自怡然。此事岂不怪哉！”
《英国人的特性》出版不久爱默生就给卡莱尔写信说：“我常常对自己说，20多年以前，心事重重、沉默寡言的我结交了这位高瞻远瞩、朴实无华、严肃认真、为世人尊敬和爱戴的朋友。岁月流逝，但我依然如故。我依旧为他的天才般的智慧而自豪；依旧理解和热爱他天才的思想及其局限性，尽管我从未提及任何人。他简直就是一个神，对我们这个时代多么重要啊，就有如喧闹的乐队总是需要一个高音女歌手来映衬才完美一样。独唱者表达的是歌曲的主题，而整个乐队主要起到衬托和附和的作用。谢天谢地，我还没有把他列入‘英国人的精神倾向’这一章，尽管这一章仍然还在酝酿之中。”
[19] 在一篇叫“盎格鲁—撒克逊”演讲的片断中，爱默生说英国人缺乏原创的美感：英国人一定可以与罗马人、土耳其人相提并论。他们为权力而生，但缺乏艺术的魅力。他们连一个简单的水壶都不会设计，不善建筑、绘画、雕塑或舞蹈。英国也没有音乐，从来还没有诞生过一个一流的作曲家，只是一味地接受意大利或德国的那些已经成名的乐曲，并乐此不疲。他们从不尝试创作原曲并加以欣赏，认为那只不过是小把戏而已；只要开心，他们愿意破费。但是他们深信他们已经得到了某种教训，——一幅绘画的别致，或一种建筑风格的独特，对他们来说，都是战场上不可逾越的防线；所有的英国人都会一致认为意大利的名师大家就像权威版的《圣经》一样名副其实……“英格兰从来没有人创造过或能够认识艺术；在他们的眼里，艺术只不过是一件能够买来的商品罢了。”幽默、朴实无华、诚实可靠的霍加斯、威尔基（Wilkie）、兰西尔（Landseer）才是英国真正的民族艺术家。在雕塑方面还从未出现过一个有独创能力的天才大师。弗拉克斯曼（Flaxman）的雕塑就是英国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总体来说，艺术家们都表现了对艺术创作的不懈追求，具有高超的创作能力和创作技巧。虽然作品在创作手法上极其完美，但还是缺乏宏大的气势。
[20] 爱默生在记事中写道：“人们有宽广的知识面，但在他们的思维中没有上升的领域。像德国人一样，一个美国人有许多思考的平台。但是如果是一个英国人，只有在悉心照料下才能登上这些平台。”
[21] 这件事发生在威廉·莫里斯时代以前。威廉·莫里斯不仅让人们认识到他们那些高档家具对他们的危害之处，而且给他们展示了一些漂亮实用的家具。他还说，如果一家人要想把他们的房子打扮得漂亮点，惟一的、最可行的方法是搬到房子前的大街上去做，让2/3的过往行人感到满意。
[22] 爱默生在1868年记事中如此写道：“华兹华斯是一条汉子，算得上那个时代最有男子气概的诗人。他的诗是他思想和情感的真实记录，是他真情实感的再现。他有很娴熟的技巧，能将这些真情实感巧妙地转化为简单的有时是最欢快的诗句。在各种形式的诗歌创作中，丁尼生的天赋是举世无双的。他是一个勇敢且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诗歌的韵律和诗体的变化上远远胜过华兹华斯，但要是论男子汉气概，他却远远不如华兹华斯。丁尼生创作的目的在于转化，而华兹华斯的创作目的在于对思想的崇高性的尊重。”
[23] 参看查尔斯·威尔金斯（Sir Charles Wilkins）翻译的《巴哥维德吉它》（Bhagavad Gt）（1785）的前言。——作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