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民族深爱着教会的完整秩序和传统，以及祈祷书、惯例（典礼）、建筑风格、高雅的风度、良朋好友、与王权的关系以及装饰它（丰富多彩）的历史，因为这一切也为这个民族的气质增光添彩。
面对这些古老的城堡和教堂，如置身于八百年历史的敦堤教堂古塔前。我时常说：“这些城堡和教堂的缔造者比它们的参观者更优秀。”这些建筑表明了这个岛上的人们潜藏的一种巨大的情感力量。正如玄武岩是熄灭了的千年火山的杰作一样。英格兰曾感受过欧洲基督教躁动的热情，就像一团神秘的火，在野蛮与文明之间划上了一道深深的界线。宗教热情的力量结束了殉葬，抑制了欲望，鼓舞了十字军，激发了对暴君的反抗，唤起了自尊，同时也限制了农奴制和奴隶制。他们建立了自由，创建了宗教建筑。
现在，没有人能清楚地解释他们与国教之间存在的关系。他们认为自己对国教并无义务，国教也远离他们之外而存在。他们相信真理、勤劳和节俭，但这是基于现实的物质基础，而不是因为信奉了国教。显而易见，英国人的生活并不是源于亚大纳西信经，或国教教规或与上帝的灵交。它既关乎宗教，也系于婚姻。这正如一位年轻人匆忙成了婚，到后来，他才领悟了人生的哲理。这时，如果有人问他：“你怎么看待婚姻制度？真正的两性关系是怎样的？”他可能回答：“如果这些问题容许讨论，我是有话可说的；但现在我已有了妻室儿女，这些问题毫无意义。”“崇拜”在一个民族尚未开化的野蛮时代就产生了。然后国家在建造神坛、缴纳什一税、委任牧师和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经费。从那以后，民富国强，文明进步，人才辈出，成了世界强国。如果有人郑重地问：我们为什么要与命运之神抗争，行如此众多荒谬之事呢？那么我们最好能从虔诚时代开采和雕刻的一大堆石头里找到一些线索或痕迹，这总胜于那些力所不及的既荒唐又危险的尝试。
面对这些古老的城堡和教堂，如置身于八百年历史的敦堤教堂古塔前。我时常说：“这些城堡和教堂的缔造者比它们的参观者更优秀。”这些建筑表明了这个岛上的人们潜藏的一种巨大的情感力量。正如玄武岩是熄灭了的千年火山的杰作一样。英格兰曾感受过欧洲基督教躁动的热情，就像一团神秘的火，在野蛮与文明之间划上了一道深深的界线。宗教热情的力量结束了殉葬，抑制了欲望，鼓舞了十字军，激发了对暴君的反抗，唤起了自尊，同时也限制了农奴制和奴隶制。他们建立了自由，创建了宗教建筑——约克、纽斯泰德寺、西敏寺、喷泉修道院、Ripon、贝弗莱和敦堤教堂——这些建筑的建造方法和关键技术现已无从考证。对宗教的热情还促使英语《圣经》、祈祷书、僧侣史、理查德·戴维兹的编年史[1]的形成。牧师把拉丁文的《圣经》翻译过来，并把古圣徒言行录中的神圣内容译成了本土化的英国式美德。这是白种人的某种乐观向上或富有进取心的一面。人类经过漫长的昏睡，一醒来便精神百倍。北方野蛮民族的暴力行径激怒了依靠爱而存在的基督教世界，并促使他们强大起来。威尔弗雷德，一个对泥土情有独钟的主教，解放了250个农奴。牧师使劳碌的农奴在安息日和教会节日里得到了一点喘息。“哪个领主强迫农夫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地干活，他的财产将被全部没收。”牧师出生平民，因此深切同情自己的阶级。在欧洲，教会就是一个调停者、督察者或一种民主原则，拉蒂默尔（Latimer）、威克利夫（Wicliffe）、阿伦德尔（Arudel）、科布汉姆（Cobham）、安东尼·帕森斯（Antony Parsons）、哈里·范内（Sir Harry Vane）、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佩恩（Penn）、班扬（Bunyan）等人不仅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圣徒，而且还是民主人士。建立在勤劳、虔诚的人们之上的正统教会（天主教），在1400年（15世纪）就很快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并把国家和民众、国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传统紧密地糅合在一起。在很长的时期里，把天堂和人间的一切事物协调一致。它按照飨宴和斋戒的周期，给一年中的每一天、每个城镇、集市、陆地和标石都命了名，并且跟历书合为一体，没有教会的许可，法院不能开庭，土地不能耕种，马匹不能钉掌。所有城镇的行为准则，或店铺或农场都由教会来设定。因此它的势力在农耕地区得到扩展。把土地分配给教区就是坚持教会对每一世俗特权的许可。教士的等级分离——富人当高级教士，穷人当助理教士，加上保障牧师接受一流的教育，使他们成为“那个年代连接与世隔绝的农民和智力进步的纽带”。
坎特伯雷大教堂
坎特伯雷大教堂是英国国教的首长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正式座堂，同时也是英国最古老的教堂之一。其建筑法式结合了法国与英国早期的哥特式建筑法，是欧洲同类建筑中罕见的。
西敏寺大教堂
又称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著名的新教教堂，它是伦敦乃至英国历史的缩影。
很多方面证明英国教会教化了它的国民，在饮食、医疗、教育等方面给予国民以抚慰和完善。它有殉道者和忏悔者的特征，它有最神圣的典籍，最神圣的殿堂，有非宗教特性的（一种具有世俗优点的）仪式，没有一样是粗糙不堪或可以赎买的东西。
在教会缓慢的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极大地影响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影响了民族情感和意志的形成。精雕彩绘的小教堂——它的整个外观生机盎然，富于形象和象征——使之成为人们眼中的一本典籍和《圣经》。
后来，当天资聪颖的撒克逊民族把自己的语言固定为本土语而使用时，教会就成了人们的导师，教堂就是大学。在约克郡大教堂里，在新的大主教登位的那一天，我听到晚祷礼时唱诗班的朗读和合唱，听到了远古时代雷蓓卡（Rebecca）和艾萨克（Isaac）谈婚论嫁的优美牧歌，1848年1月13日在约克郡大教堂里给刚看过《泰晤士报》或刚参加过酒会的十分庄重的英国听众详尽地朗读这些，使他们耳目一新，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是新与旧的有益结合。崇敬《圣经》是文明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使世界历史得以承继。在英国，人们每天要读一章《创世纪》和一篇《泰晤士报》里的重要文论。
约克郡大教堂内景
约克郡大教堂（York Minster），又称圣彼得大教堂，是欧洲现存最大的中世纪时期的教堂，也是世界上设计和建筑艺术最精湛的教堂之一。
礼拜的另一部分也是很重要的。由卡米奇博士（Dr.Camidge）用风琴演奏的韩德尔谱写的加冕赞歌《主佑吾王》有着非常神圣的效力。大教堂的建造和音乐的谱写相得益彰，并暗示着教会充当着一种政治的工具。每个英国人从幼儿开始就习惯了每天对女王、王室和议会祈祷。这种伴随他一生的祝祷词不可能对他的思想不产生影响。
大学也是教会体系的一部分，它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培养牧师。因此千百年来，牧师一直就是这个国家的学者。
基督教会学院
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创立于1525年，是牛津大学最大的学院，最令其引以为傲的是从这里产生了16位英国首相。爱默生写道：“大学也是教会体系的一部分，它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培养牧师。因此千百年来，牧师一直就是这个国家的学者。”
这个民族深爱着教会的完整秩序和传统，以及祈祷书、惯例（典礼）、建筑风格、高雅的风度、良朋好友、与王权的关系以及装饰它（丰富多彩）的历史，因为这一切也为这个民族的气质增光添彩。当受到有理想人们青睐的时候，从它与治安、政治和金钱等各项利益的不解关系中，这个坚定的英国民族得到了教会的热情支持。
神圣教堂的建造不容坏人沾手，也远离那些无神论者。他们至少也是社会上的品行高尚且满怀热情之士。教堂里都是些最博学、最勤劳或最忠诚的人士，是许多“即使赤身裸体（坦诚相见），也不会背叛神灵的执事和主教”[2]。他们的建筑将和他们的信仰永存。激情与平和是历史的两道轨迹，或者我们可以说：大量的圣徒给人类带来了崇高的精神境界，正如在十一、十二、十三世纪里，以及再后来十六和十七世纪，伟人和天才层出不穷，比比皆是。
然而威克利夫、科布汉姆、阿伦德尔、贝克特们的时代，拉蒂默尔、莫尔、克兰姆们的时代，泰勒、劳顿、赫伯特们的时代，舍洛克和巴特勒们的时代等一去不复返了。观念的革命润物细无声，这些伟人们不可能再重返于世，或者在他们过去的圣坛上找到一席之地。曾经占据教会的思想已经悄然远去，其他活动一片生机。来到圣殿的他们发现傻瓜们和祷告者们正穿着旧外套装腔作势嘟嘟哝哝。
英国的宗教信仰是良好教养的一部分[3]。当你在这块大陆上看见一个衣冠楚楚的英国人走进他们使节的小教堂，把脸藏在刷得光溜的帽子下进行祷告时，你不禁会感到他那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虔诚的绅士风度。他非但不用去理解那些祷词的深刻含义，反而相信自己的言行举止都近乎宽宏大量，再来向上帝祷告已经是屈尊俯就了。一个大公爵在上议院的一次庆功会上说，他认为全能的上帝还没有被他们很好地利用，在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功之后，接受命令要表示感谢那是他们的慷慨之举了。教堂是贵族的乐土，而不是穷人的天堂。而劳工是没有教堂的。最近，绅士们在下议院证实说，他们一生中从未在教堂里看见过衣衫褴缕的穷人。
对宗教的迟钝和对英语的敏捷体现了智慧与愚昧集于一身。他们的信仰只是一种引证，教堂则是一种玩偶，对他们的任何检验都会随着恐怖的尖叫声而中断。如果你期望你的伙伴们去嘲笑平民百姓（对宗教）的狂热，往往会失望，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平民百姓[4]。
也许与19世纪的基督教徒毫无二致，英国人崇尚实干却不重权。他们对思想的评价也只是从经济效益出发。威灵顿（Wellington）之所以看重一个圣徒，仅仅是因为他可以当一名随军牧师而已。“凭借着令人钦佩的品行和广博的见识，布里斯科尔先生（Briscoll）赢得了士兵和政府官员创立的卫理公会的尊重。”他们认为一个哲学家与一个手持灌肠剂或药水的药剂师并无天壤之别，灵感对于哲学家而言不过是某种吹管或一种更精致的辅助机械。
我怀疑在英国人的大脑里有一道阀门，这个阀门在快乐滋长之时会自动关闭，就像工程师关掉蒸汽一样。这个国度里最明智和最广博的人所具备的思考能力也莫过于大教主和国家财政大臣，他们能言善辩，条分缕析，才华横溢。但是话题一旦涉及英国教会，这些在自由贸易或地质学上兴致勃勃的人，就立刻关闭他们的阀门，面无表情。随后，你就无异于对牛弹琴了。
大学教育既要教给学生知识又要传播民族精神。与其说是为了培养一个圣徒或一个心理学家，还不如说是培养有教养的英国人。大学教育成就了大主教，造就了哲学家。国教教会比其他教会有更多的奥秘教义，对此我不甚明了。但人们通常认为国教教会就是贵族教会。他们说，在这里如果你和一个牧师交谈，你肯定会发现他出身高贵，有教养，而且气度不凡。他理解并赞赏你的思想或计划。但如果有第二个牧师走进来，这种理解和赞赏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两个牧师在一起时是不会再接受你的思想的，并且每当思想付诸行动时，牧师都会坚定不移地站在教会的那一边。
英国国教教堂以其外表的典雅和悦目以及神职人员的雄雅风度而著称。它布道的信条是“By taste are ye saved（大众因情趣而获重生）”。它把古老的建筑再加修葺，在音乐和建筑上，不惜重金购买奥古斯塔斯·普金（Augustus Pugin）的著作[5]和建筑文献。英国国教教堂因便利的设施和宜人的景色而美名远播。它不是一座普通的执法教堂，也不是宗教法庭的教堂，更不是一座无事生非的教堂；它教养有加，对所有惯常事件视而不见。如果你不干涉它，它也不会干涉你。但在本能上它对所有政治变革、文学发展或社交艺术进步都充满着敌意。教会不是伦敦大学的创建者，也不是技工学院、私立学校和其他旨在传播知识的任何学校的创办者，牛津大学的柏拉图主义者就像托马斯·泰勒（Thomas Taylor）一样，被视为异教徒而饱受其苦[6]。
圣保罗教堂
伦敦圣保罗教堂是1675—1710年建造的英国国教的中心教堂，以其壮观的圆形屋顶而闻名，被誉为古典主义建筑的纪念碑。教堂内还有撒克逊国王、威灵顿将军等名人的坟墓和纪念碑。
英国人信仰的是《旧约》教义，《新约》不是他们的信仰。他们既不是先验主义者也不是基督教徒。他们不朝拜苏格拉底，更不用说为女王祷告了。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且直话直说：“祝她身体健康，四季发财，长命百岁。”从理查德·戴维兹（Richard of Devizes）的编年史中的理查德王追溯到塞缪尔·罗密利（Samuel Romilly）爵士和画家海多（Haydo）日记本中的某些记录，人们会发现英国历史上这鲜为人知的犹太式祷告。“当我第一次坐上自己的马车携妻外出时，”佩皮斯（Pepys）虔诚地写道，“确实让我内心欣喜不已。感谢上帝，祈求他保佑我，直到永远。”犹太人入籍法案（1753）遭到了王国内四面八方的反对，他们从伦敦开始游行请愿，并以“极端玷辱了基督教，极端伤害了王国里大多数人利益和王国的商业贸易，特别是伦敦的商业贸易”为由，拒绝接受这项法案。
但是他们不可能通过议会的法案冻结人性。“天旋地转，永不停息”，而艺术、战争、新的发现和新的观念层出不穷。新时代有新的希望、新的敌人、新的贸易和新的仁爱。用新的眼光去阅读《圣经》[7]。唠叨不休的法国政治、轰鸣的汽笛以及磨坊里的嗡嗡声和移民们上船时的喧闹声已成为古老的传奇淡出人们的记忆。因此，当你来到现代礼拜会上朗读祈祷书的时候，这种不合时宜的场景荒谬绝伦，让人如置身于古老习俗的化装舞会。
从没有一位化学家因致力于将宗教明朗化而扬名于世。宗教是与生俱来的，就像皮肤和其他的重要身体器官一样。宗教每天都有一次新的声明。先知和信徒们知道这一点，新教徒则通过援引他们必须遵循的经文，来驳斥国教。先知和圣徒们只能被他们的同类所理解，这是一门宗教阐释另一门宗教的前提要求。政治家知道，正如纤维蛋白和乳糜的供应一样，宗教元素永远存在。但这只是属于宗教的自然结构，正如所想，宗教元素组建了这样的教会。聪明的议会议员愿意把钱花在寺院、学校、图书馆和大学等方面，但不会让神职人员发财致富。只要他能放弃当选神父，他还会做得更好。就像贵格会教徒一样，他反对将神父等级化，并尽可能创造机会，尽施才华。然而，当祭师、主教或教区长的财富逐渐增长的时候，需要有人为他们保管，这些人将为财富的出路指明方向而不是使它变成一团迷雾。当然，有钱人会自行其是，他们会使出浑身解数把那些没有钱的人赶出宗教并开除出教会，不受偏袒的阶级肯定都是信教的——无奈之中，他们会投向其他教堂。
助理牧师的薪金很低，而高级教士的报酬又过高。这种弊病涉及到教会里的豪门子弟和其他不称职的人们，因为这些人感兴趣的是消费。因此，主教实际上是一个穿着白色法衣的商人。透过他的洋纱外衣，我能看见他那商人外衣上的亮晶晶的纽扣。只要有一笔像达勒姆那样的财富就可成为犯罪的导火索。在下议院举行的一次有关爱尔兰人民选举权的演讲中，布鲁汉姆（Brougham）说道：“上议院里的可敬的主教们被召集到上帝面前并庄重地接受一年4000镑的俸禄时，在那一瞬间他们一定是被圣灵所感动，心无旁骛地接受圣职和管理。他们怎么会表达自己对假誓罪应有的憎恶呢？”这种人会宣誓比海关的誓约更为有害。主教是由大教堂里的教务长和受俸牧师选举产生。女王下发给这些绅士们一份选举许可，但也发给他们被选举人的名单。他们走进教堂，先唱圣歌，再进行祷告，恳请圣灵帮助他们做出选择。当然，祈祷之后发现圣灵的指示和女王的推荐始终一致。
但是你必须为这种一致付出代价。只要你遵奉国教教会，一切都将相安无事。可是在其他方面都很诚实的你，当了解到在某地还有着和你一样诚实的人从不跪拜伪神，当你有一天与他相遇，你会和他同道而行。并且，这种违心的屈从已经得到了惩罚。因为如果你相信一则谎言，就得接受它带来的一切。英国人接受这种经过粉饰的国教，结果它使人目光愚钝、体质羸弱、嗓音嘶哑、理性衰竭。
所以英国教会在德国批评家的破坏下，除了传统，其他一切荡然无存。于是又合乎逻辑地倒退到了罗马天主教时代。但它却只是狂热之徒赖以生存的一大因素：因为在受教育阶层的人看来，大致而言这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并且这些人与教会完全疏远起来[8]。
大自然肯定会补偿他们的。教徒们从英国教会里被赶了出来并分化成许多派别，这些派别很快名声大振，并对国教产生制约。大自然也有它更精明的回报。英国人憎恶一切事物的变化，尤其是宗教事物的变化，他们抱残守缺，虚伪不堪。英国人——我希望只局限于英国人，可是它玷污了两大半球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虚假是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法国人把勤劳给予了他们。在我们的书籍和报纸上，有什么能像斯文人对上帝的膜拜一样令人作呕呢？大众报刊对伪善不折不扣的报道令人发指。当代宗教只是一座戏剧里的西奈山，连雷声也是假的，只是道具师的杰作而已。盲信和虚伪使讽刺油然而生。《笨拙》（Punch）周刊找到了一种取之不竭的素材。狄更斯写了许多有关埃克塞特府第式（Exeter-Hall）人性的小说，萨克雷揭露了无情的上流社会的生活。大自然通过下层人们的异教信仰对它自己进行了及时的报复。沙夫次伯里爵士（Lord Shaftesbury）把穷小偷们召集起来并向他们念经布道，小偷却嗤之为“扯蛋”；乔治·博罗[9]（Geroge Borrow）号召吉普赛人听他关于希伯来人在埃及的演说，并用吉普赛语向他们宣读使徒信经。“在我快要读完时，”他说，“我看了看四周，发现人们神态反常。他们都用恐怖的眼神看着我。除了恐怖地斜睨外，没有一个人向我致意。彬彬有礼的匹帕（Pepa），和善的奇卡洛娜（Chicharona），还有科斯达弥（Cosdami）一家，都眯着眼。那个吉普赛小伙子的眯眼最难看。”
牧师与妻子幽会
该图为《十日谈》的插图。讲述的是一位牧师让丈夫去祷告，自己却与其妻子幽会。
这时的教堂是令人同情的。她除了领地一无所有。如果一个主教遇到一个才华横溢的绅士，并从他眼睛里读到了不可思议，他除了和他把酒干完别无良策。虚假的地位导致神职人员满口假话、背信弃义、买卖圣职、品德低贱。还有，当教阶制度害怕科学和教育，害怕虔诚，畏惧传统和神学时，神职人员除了脱离那已经是名存实亡的教会外，别无选择。
但是英国的宗教，——是国教吗？不。它是各异教派别吗？也不是。这些异教派别只是一些个人不服从国教的产物。它们之于英国国教就如计程车之于四轮马车，虽然相对便宜、方便，但实际上是一回事。宗教到底在哪里呢？首先请告诉我，电流、情感、思想或姿态存在于何处吧。他们既不暂居也无处逗留。伦敦博物馆和伦敦塔是用砂浆砌合建造而成的，因此你就知道在那里能找到砂浆，并使它固定下来，正如英国人通常对待他们的事物一样。但电不是这样的，它是稍纵即逝的、一闪而过的、动态的，它是一个旅行者，一个陌生人，一个新奇或一个秘密，它使他们困惑不已，使人们心神不宁。然而，如果宗教是扬善惩恶的工具，并且一视同仁，那么这种神圣的秘密已经从阿尔弗雷德（Alfred）时代一直流传到罗密利（Romilly）时代，从克拉克森（Clarkson）时代，流传到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时代，而且存在于千百万默默无闻的大众心中。
* * *
[1] 修道士理查德·戴维兹（Richard of Devizes），专门为巴勒斯坦的狮心王理查（Richard Caeur de Lion）作生平记录的当代修道僧编年史家。博恩（Bohn）的《十字军编年史》（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中有所提及。
[2] 摘自福勒的《英国杰出人物》。
[3] 爱默生写道：“对一些教条，他们非常反感，比如说，变态或心灵的迁移。英国人讨厌它，因为它往往使我们迷失了自我。”也许出于这种恐惧感，一个人也许会变成法国人或西班牙人。爱默生提到的那个瑞典科学家斯维登堡就觉得英国人让人感觉到遥不可及。
[4] 根据英国记事：“他们相信四件事，那就是：莎士比亚的天才，商业贸易，煤矿和蒸汽机。”“现在的英国国教仿佛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玩具娃娃，在那里做礼拜的老太太好像在给这个娃娃穿上衣服，然后逗着玩一样。”
[5] 奥古斯塔斯·普金（Augustus Pugin），法裔英国人，是一个出色的建筑设计师。1821年他发表了《英国歌德式古建筑的典范》（Specimens of Gothic Architecture selected from various ancient Edifices in England），后来又出版了一些重要的建筑类注本。
[6] 托马斯·泰勒（1758—1835），一名卓越的学者，柏拉图的追随者，也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倡导者。德国的历史学家尼布尔（Niebuhr）在《信笺》（Letters）中提起过他：“仅仅受到柏拉图的哲学神秘主义的影响，他就变成了正统的多神论者和古希腊神秘的大众宗教的阐释者。”在他翻译的《克拉泰鲁斯》（Cratylus）里，泰勒把基督教称作是“一种最荒谬无理的不敬行为”。
[7] 爱默生把19世纪英国人的进步思想对民族保守主义的胜利列举如下：
1780年 匹特先生在议会上说：“没有议会的改革，任何有名望的人也别奢望当上英国大臣。”
1826年 天主教的解放
1832年 改革法案
1834年 西印度的解放
不信国教者法案
议会中的一位论派教徒与贵格会教徒
免除糖税
宣告共和国的建立
1846年 废除谷物法
废除航海法
[8] 约翰·斯特林才华横溢，品行高尚，在他的青年时期，他曾经担任过助理神父，但是不久发现，国教的清规戒律成了他上进心的严重障碍。他与爱默生有过类似的经历，因此在书信往来之间，他们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1841年，斯特林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一百多年前，眼光敏锐的英国作家就指出了《圣经》中的关键性和历史性问题真是了不起。从那以后，整个欧洲大陆的人们开始更多地了解伏尔泰。然而在英国，除少许的隐士以外，有关他们的许多事实和书籍却全然不为人所知！但是我们头脑中那些垂死的圣经教条思想也亟待摒弃，不让它们靠近或出现在我们身边。最可恨的是牛津和剑桥僧侣学院里那些可怜的、无可救药的书呆子。”——摘自《爱默生与斯特林书信集》
[9] 乔治·博罗，英国人，为了研究吉普赛人而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游历。著有《辛卡利——西班牙吉普赛人纪实》（The Zincali），《莱文格罗》（Lavengro）（一部分为自传）和《罗曼·罗依》（The Romany Rye）。他曾被聘为“大英圣经公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