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哪一方面，牛津大学都是最古老和权威的象征。
牛津大学本身是一个小贵族群，人数多、威望高，这足以使它跻身于名门望族之列；在那里，声誉和晋升都是为了学业，为了获得所有文明民族的一致敬重。
英国的大学中，剑桥大学堪称翘楚。今天，因越来越多的著名学者毕业于这所大学，使得它似乎比牛津大学更具声誉。遗憾的是，我只有一天的时间逗留于此，因此只参观了国王学院教堂和各个学院美丽的草坪和花园，也只拜访了几位教授。
然而我应牛津大学的多次邀请，于1848年3月的最后一天抵达那里，在那里我有幸结识了生物学教授多布尼和一位皇家神学教授，还结识了一位受人仰慕的朋友——他是奥列尔学院的一位研究员[1]。在奥列尔学院，我是朋友们的贵宾，就住在学院附近，受到学院的盛情款待。
一些新结识的朋友们带我参观了他们的修道院、牛津大学图书馆、兰道夫美术馆、默顿大厅等等。一路上，我遇到了几位正直高尚的年轻人，其中有几位乐意为心灵的平静而做出牺牲的——当然这只是一个话题，对此我无可置评。虽然我认为英国人举止稳重、文雅，但他们的关爱与社交的方式立即使我想起了剑桥人的习惯。学校食堂特别精致，装有橡木壁板和天花板，墙上挂着元老们的画像，桌上的金银餐具闪闪发亮。一位青年走到首席桌旁边，口中念念有词，诵读古老的饭前感恩祷告。我想这是世代相传的习俗，数年来都在这里朗诵“Benedictus，benedicat；bendicitur，benedicatur”[2]。
这些年轻人每晚9点要被关在房子里，而且宿舍门卫必须把允许9点以后进来的学生的名单公布出来。可见，这是英国习俗或善良天性的一个少见的佐证。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1200个年轻人中，不乏很勇敢的贵族，但从未发生过决斗。
牛津大学的学生餐厅
即便是在英国这样的国度，牛津大学也古老而保守。它的创建，可以追溯到阿尔弗雷德时期，甚至亚瑟王时期，因为据说，德鲁伊德教[3]的费利尔特曾在这里办过一个神学院。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期，据称当时牛津大学有3万学生，并修建了19座最高贵的建筑。乔叟认为它坚固无比，它在英国历史上享誉盛名，不仅是各学派的交流中心，而且也是英国和欧洲学术界联系的纽带。1497年，伊拉斯谟[4]欣然来到这里。阿尔贝利库斯·真蒂利斯也在1580年接受了这所大学的任教聘请。锡拉德王子艾尔伯特·阿拉斯基，一位波兰贵族，在他访问英国时曾对伊丽莎白女王的智慧推崇备致，并于1583年在基督堂餐厅得到了观看舞台剧演出的款待。艾萨克·卡索邦也应詹姆斯一世的邀请，于1613年7月从法国的亨利利卡特勒来到基督学院讲学。我参观过阿什莫利博物馆，见到了伊莱亚斯·阿什莫尔于1682年赠送的12辆珍品马车。这里的确就是安东尼·伍德和奥布里笔下竞技和英雄的奥林匹亚，每寸土地都金光闪闪。伍德的《牛津大学雅典》或《牛津作家二百年记》与珀切斯的《朝觐者》和《英国议会议事录》一样，都是全英民族的典范之作，生动地描述了英国人的言行举止和优良美德。无论哪一个方面，牛津大学都是古老和权威的象征，在对待现代革新方面，它也趋于封闭保守[5]。罗德大主教的法令依旧是这里的治校之本。默顿图书馆的书籍仍被链条拴在墙上。以至于1660年8月27日，约翰·弥尔顿的《为英国人声辩》和《偶像破坏者》被付之一炬。我参观了校园或大学的方庭，就是在这里英国宗教会议于1683年当众焚烧了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6]。真不知这个学术堡垒是否听说过《美国独立宣言》。在这里，是否还是托勒密[7]天文学的天下，而没有哥白尼新说的立锥之地呢？
有多少学子，就有多少捐助人。每一位贵族，也可以说几乎每一位富有的学生，在离开学院时都要留下一件金银餐具，这是司空见惯的事。这些价值不一的赠品，从一所学堂到一笔研究基金、从一座图书馆到一幅画或一把汤勺，一百年来从不间断，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我的朋友J博士给我讲述了这样一桩轶事：托马斯·劳伦斯爵士在伦敦收藏有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8]的手稿，这件无价之宝以7000英镑转让给了牛津大学，尽管牛津大学已接受了这份报价，但主管此事的委员会只筹集到了3000英镑，他们四处募集，还拜访了埃尔登勋爵。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埃尔登勋爵写下了3000英镑的支票，而不是100英镑。当他们告诉埃尔登勋爵只剩下1000英镑应该很容易筹集时，埃尔登勋爵说：“大可不必，你们可能已经倾尽所有了，剩下的还是由我来付。”他拿回那张3000英镑的支票，又开出一张4000英镑的支票。这件珍藏品，我在1848年4月时见到过。
牛津大学俯瞰
牛津大学始创于1167年，是英语国家中最古老的大学。爱默生将其比喻为“希腊文化工厂”。
在牛津大学的波德利图书馆，班迪尼尔博士给我展示了公元896年柏拉图著作的手抄本，这是克拉克博士从埃及带回来的；还展示了一部同世纪的维吉尔著作的手抄本和在门茨印刷的第一本《圣经》（我相信是1450年），其他还有一本一模一样的复印本，但后面大概有20页残缺。但是有一天，班迪尼尔博士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大约花了4000金路易[9]买了一间房子，里面塞满书籍和手稿——包括纸片和残编——他让领事把它封锁起来。后来他检查屋里的东西时，他发现了门茨版《圣经》所缺少的末尾20页完好无损，并把它们和其他东西一起带回了牛津大学，并把这20页与那本残缺不全的《圣经》归集成册。这也许是天意，他对文献资料的虔诚，致使这部残缺之书破镜重圆。这里最古老的建筑，比克拉克博士从埃及带回的破碎手稿还要晚二百年。在波德利图书馆里，从来没有点过蜡烛或生过火。它的书目是牛津大学每个图书馆书案上书目的标准。每个学院都是在这个目录下用红笔画出本学院图书馆所珍藏图书的书名——也就是说，牛津大学的波德利图书馆库藏了所有的书籍。这座库藏丰富的图书馆在去年即1847年，就在购买书籍上花费了1668英镑。
讲究逻辑的英国人培养一位学者恰如培训一位工程师。牛津大学是一座希腊文化工厂，恰如威尔顿是一座毛毯加工厂和谢菲尔德是一座钢铁制造厂。他们了解马匹的功用，更知晓导师的益处，并从二者中吸取精华。读书人平时学习勤奋刻苦、饮食定时定量，到考试前两天不再学习，只是闲逛、骑马或跑步以求在学院考核时精神饱满。一般情况，获取硕士学位需住校七年；而实际上，一直以来是住校三年、走读四年，那“三年”大概也只有21个月[10]。
休维尔教授说：“牛津一般学院的全年学费大概是十六几尼。”[11]这种说法似乎合情合理，但也许只会欺骗那些不知内情的读者；事实上，学生上学主要依靠私人讲授，而私人讲授的费用估计一年在50—70英镑之间，也就是说三年半总共要花1000美元。而在剑桥大学，一年花750美元就算是比较节省的，所以1500美元也算不上太奢侈[12]。
过忧桥
剑桥大学的“过忧桥”，桥的一头是宿舍另外一头是教室，剑桥的高材生就在这两点之间穿梭。
这里的学生和住校人员的总数，权威机构的威严，奖学金的额度，这里的历史和建筑，以及全英国对此地此事所表现出的同情之心，证实了这里的大学生寒窗苦读是值得的。而这种情况在美国是很难见到的。在美国，在商业和政治的对比下，一年级的新生就对这种学院的实际意义将信将疑。牛津大学本身是一个小贵族群，人数多、威望高，这足以使它跻身于名门望族之列；在那里，声誉和晋升都是为了学业，为了获得所有文明民族的一致敬重。
当然，这些贵族会修缮自身的缺失、填充空缺的位置，如人数少了就由学生来填补。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大概有540余种，每年平均200英镑，并由学校承担食宿。如果一个美国青年酷爱学习，但又为经济所困，他可以在这些艺术殿堂里享用一处住所、一张桌子、活动的场所和图书馆；只要他保证过单身生活，他每年还可以从学院那里拿到1000美元，还可去跳舞娱乐。然而尽管这些年轻人享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别人出钱供他们读书，但他们却不堪忍受那些为数不多的限制，他们中许多人随时准备放弃奖学金。他们把一位正被扶进宿舍的瘫痪老头指给我看，他们一想到自己将当一名研究员了却一生就不寒而栗。牛津大学的学生大约只有1200—1300名，他们拿奖学金的机会特别多，所以他们当中很少构成竞争。据估计，19所学院每年的收入高达15万英镑。
这种操练的效果就是使牛津的学子们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精通数学，深谙英国评论的稳健和品味。不管曾经或将要获得什么奖赏，通常一个伊顿公学的班长用拉丁文长短文，可以把校园指南写成六音步诗；同样，一位古典文学专业的高年级生可以准确无误地引经据典，精通所有人文科学，并且言辞中肯。无论对莫德林学院学生或布雷森诺斯学院学生的评价是否得当，希腊的学识就漂曳在伊西斯河和剑河上，弥漫在整个空气之中；整条河流水位涨高，正是这种灵感的源泉消除了所有的杂草。正如弥尔顿所想，英国天生继承了这种文化。这种文化陶冶了古代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与希腊思想的接近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深度。英国人思想丰富，他只要克制急躁的情绪，他那充实的心灵和新的严肃的情趣就会促使他去写、去说。英国作家不敢小视在其周围的这群伟大而缄默的希腊学家——他们言辞精练、笔端锋利，是他们形成了英国新闻业的风格和特性。人们也学会了言语的精确与理解、工作的逻辑、步调与速度。他们刨根问底，吃苦耐劳而且雷厉风行。天生的良好素质，造就了这些善于消化的学习工厂、掷铁饼者和硬骨头，他们的工作能力与我们的相比就如蒸汽锤和音乐盒一样——科克氏、曼斯菲尔德氏、塞尔登氏和本特利氏，一流的智慧、一流的骑手、一流的骏马，我们可想而知：这些世界级的大师们，他们把精练的处世能力与卓越的文化传统结合得天衣无缝。
从伊顿、哈罗、拉格比和威斯敏斯特培养出来的人，普遍感到欣慰的是他们有着高尚而雄健的校风。在运动场上，勇敢赢得追捧，卑鄙受到蔑视，阳刚之气和慷慨之风获得激励。这些不成文的荣誉规则净化了所有人的心灵，对豪门纨绔子弟和白手起家的孩子们都是一视同仁，并竭尽所能地把他们培养成绅士。
大学里，人们又极力主张要培养出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他们被英国推崇为民族生命的精华。德国的胡伯尔在向国人描述英国绅士时，曾率真地说道：“我们德国没有这种人。一位绅士必须具备自己的政治个性、拥有独立而公众的立场，或至少要拥有采取这种立场的权利；他本人，或者他的家族，必须具备中等的财富；同时还须身手敏捷、强壮有力。这是坐在办公室里的文职书生难于达到的。英国绅士的种族特性呈现出一种其他种族难以匹敌的雄健活力和体格。这种血统不可能产生于其他民族。在英国，它也在衰落。大学是时尚的风向标。大学里的人都卓尔不群，我们只要瞥上一眼编年录就知道：最完美的结交对象莫过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名册上的那些人。”[13]
这些学院是为上层阶级，而不是为平民百姓所设置的。实用的东西都被推翻了。公立学校的定义是：“一所拒绝一切平凡品质的学校。”[14]
众所周知，它的奖学金被滥用了。尽管牛津大学的财富相当于好几个欧洲小国的积累，但它取消了应当“对所有聚集该地的人都开放的”的学术讲座；浪费了本应该发给“最具潜力但又贫苦交加的”青年学生的生活费，以至于殉情现象十分严重。许多教授职位或研究职位都成了安乐窝，也有可能大学将知道怎样消除对议会质询的恐惧。毫无疑问，他们的学识已落后于时代——但牛津具有自己的优势，在这里我找到了民族忠贞和纯粹精神的证据——这就是他们所珍视、拥有和传承的知识。无论是通过课堂学习还是无师自修、是通过陈腐的教导还是面向奖励和奖学金的考试，根据英国人的观念，概念上教育算是完成了。我查阅了1848年全年的卢斯比研究奖金、赫特福德研究奖金、爱尔兰教长研究奖金和大学研究奖金等各种各样奖学金和研究基金的考试试卷（试卷是一位希腊文教授惠赐给我），卷面答案是许多竞争者的得意之作。但我相信对于耶鲁大学或哈佛大学的学士学位考生来说，这些题目未免难度太大。总之，这证实他们在某些特定的领域里有着更为深入的研究，并且学校传授了它应该传授的知识。牛津大学每年要培养出20—30位杰出英才和400位受到良好教育的人。
良好的饮食和艰苦的练习确保了古老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特定力量。纨绔子弟喜好打斗，但关键时候也会表现英勇。看着这些年轻人，我相信我已发现他们活力充沛、气色甚佳、习性良好，胜过在美国大学中的同龄人[15]。不可否认，学子们的活力与出众，是增强体质或卫生保健的结果。如果养成一种更勇敢的习性，每天进行不折不挠的健身运动，或多步行5英里，或减少进食，或每日骑马飞奔20英里，或进行溜冰、划船比赛，美国学生也会同样精力充沛、欢欣鼓舞。如果我不是发现他们在阅读和写作方面都胜过我们的话，我会欣然地认同这些容易学到的优点。
英国人在基础教育和大学训练上倾其所有，这致使那些最优秀的作家能够系统地涉猎知识，探究每个知识的始末；而对于那些小册子作者或新闻记者而言，读书只是一种附属的需要，仅仅是为了派系争论而撰稿。所以他们往往浅尝辄止或一叶障目。查理一世说，他就像一位典型的绅士那样充分理解英国法律。
所以英国人都会去翻阅各种书籍。但那些库藏在图书馆千万间图书室里的丰富书籍并不是这个国家的每一位年轻人都唾手可得。学者为什么能比普通人学得多或学得好，是因为他只要一听说某本书，他就会立即查阅得到；而一个普通人年复一年地查找或拜读的都是一些低劣的书籍，他们找不到更好的书籍来充实自己。
牛津大学图书馆内景
英国人都会去翻阅各种书籍，但那些库藏在图书馆千万间图书室里的丰富书籍并不是这个国家的每一位年轻人都唾手可得的。
所以，有教养的人在一起就会相互促进，达到一种高水准。与博学和聪慧的学者经常接触，就教会你如何甄选艺术。
当然大学里天才也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就像教会和修道院迫害年轻有为的圣徒一样，因为天才们往往不循常规，喜欢别具一格地去观察和求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大学读书，因为即便他是个天才，也得恰逢其时。大学肯定具有追溯力，思想的强风不仅给所有高楼上的风向标指明了方向，也吹走了一切陈词滥调。牛津大学就像是一座图书馆，而教授们就是这所图书馆的管理员。去抱怨教授不赏识欧几里得和亚里士多德追崇者们的新观点，或抱怨他们不像原创作家一样写出作品去填充其空白的书架，其荒诞正如抱怨一个看门人没有像克尔希或金布恩德司令官那样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冲锋陷阵。
对学院吹毛求疵并非难事。如果我们愿意等待，大学必定有其自身的演变。那儿同样有天才，但他并不会听从下议会某个成员会的召唤。天才是珍稀的、危险的、反叛的而又神秘莫测的。英国是一片五方杂处、神奇咋舌之地，如果你认定这儿的大学已是强弩之末，一种富有诗意的感化力从牛津大学的中心[16]涌出，借此来塑造城市的概念，构建如鸟巢般简易的房子，还艺术以真实，给人类以魅力，犹如道德呼吁一样形成一道城市景观。除这种有助于复原的天才外，这个时代英国最好的传统诗歌都出自于剑桥大学的两名毕业生[17]。
* * *
[1] 指的是诗人、《普鲁塔克》（Plutarch）的译者亚瑟·休弗·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爱默生曾记录：“他们对我关怀备至……而且，他们向我敞开心胸。他们许多人都非常热心、忠诚和亲切。他们中的有些人极有天赋，而另一些人则为道义准备做出伟大的牺牲。年纪轻轻、品德高尚的克拉夫，我一见就喜欢。……我真的喜欢上了这些牛津的僧侣们。”
[2] “让受到祝福的人也祝福他人，让正享福的人继续享福。”——译者注
[3] Druids，指古代高卢、不列颠和爱尔兰等地凯尔特人中的祭司、巫师、占卜者。——译者注
[4] 伊拉斯谟这样表达了在牛津的惊喜：“在牛津我发现有很多深造和学习的机会，我一点也不想去意大利了，虽然原来曾经梦寐以求。在牛津，听我的朋友科勒特讲学就如同听到柏拉图本人讲学一样。有谁不知格罗西恩满腹经纶？有谁比利纳克尔（Linacre）的判断更敏锐，更深刻，更精练呢？造物主又在什么时候曾创造过比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更文雅、更可爱、更令人快乐的人呢？”（摘自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
[5] 《汤姆·勃朗在牛津》（Tom Brown at Oxford）是已故的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的著作，对一直以来牛津大学各学院死气沉沉、敷衍了事的课堂教学以及懒散的生活作了翔实的描绘。
[6] 《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Leviathan，or the Matter，form 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Ecclesiastical and Civil），此书涵盖了霍布斯（Hobbes）完整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
[7] 托勒密，古希腊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译者注
[8] 拉斐尔（Santi Raphael，1483—1520），意大利画家、建筑家。米开朗基罗（Michel Angelo，1475—1564），意大利雕刻家、画家、建筑家、诗人。——译者注
[9] 金路易（louis d’ors），旧时法国金币，值20法郎。——译者注
[10] 摘自胡伯（Huber）的《英国大学史》第二卷第304页。——作者原注
[11] 几尼（guineas），英国的旧金币，值一镑一先令。——译者注
[12] 参见查尔斯·阿斯托尔·布里斯狄德（Charles Astor Bristed）《五年英国求学记》（Five Years in an English University），纽约，1852。——作者原注
[13] 摘自胡伯尔的《美国大学史》。——作者原注
[14] 出自布里斯狄德的《五年英国求学记》（Five Years in an English University）（1852）。——作者原注
[15] 爱默生后来写道：“在美国，我仍然对英国人超常的精力感到震惊，好像英国人都是参天的高大栎树，而美国人只不过是娇嫩的秧苗。”
[16] “来自牛津之心的诗歌影响”，这里明显是指亚瑟·休弗·克拉夫，即爱默生在牛津朋友的房东，4年后他在美国时的客人。
[17] 华兹华斯，可能还有拜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