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英国国王时常在一艘军舰的舰舱里接见外国大使以示他的威严。我认为大西洋舰船的白色航道正是这个海洋民族通向他们王宫的生财之道。
当邮轮快靠岸时，那种显而易见的英国人的气息就扑面而来了。英国人的伤感、英国人的爱与恐惧、英国的历史和社会形态，重新出现在每个人的脑海之中。
我的第二次英国之旅源于兰开郡和约克郡一些技工学院之邀。这些独立的学院各自在组建上都与我们的“新英格兰学会”相似。但在1847年，它们合并为一个“联合学院”，覆盖了二三十个城镇，目前延伸到中部各郡，向北扩展到了苏格兰。这次邀请条件优越，要我去所有的学院作一次系列巡回讲座。这次邀请是靠曼彻斯特的几位好友促成的，他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保证尽全力给予帮助和支持。果然他们没有食言，报酬不低于当时英国同类服务的市场价，无论怎样，支付各种旅行开支已是绰绰有余。而且这个建议还给了我一次难得的机会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腹地看一看，我的一些知识界的朋友们都在那里安居乐业，每个城镇都有朋友在等候着我呢。
实际上我并不是很乐意去的，因我不善旅行，我觉得长途旅行并非是消磨时光的有效途径。但他们一再邀请，我又正好空闲，盛情难却，再加上我当时正被一些紧张的研究搞得精疲力竭，想换换新鲜空气，改变一下环境，能趁此机会使自己重新振作起来，于是有人建议我去英国。当然至少还有大海那令人敬畏的魅力和有益于身体健康的作用，于是我登上了“华盛顿·欧文”号邮轮，于1847年10月5日星期二从波士顿启程。
直到星期五中午，我们才航行了134海里，一个身手敏捷的印第安人都能游得比这远，但船长对我们能如期到达坚信不移。我们的船缓缓地航行，水面上漂浮着木板、原木和浪渣，这些都是随着缅因州（Maine）和新不伦瑞克州（New Brunswick）的洪流漂入大海的。
我们的船4天才走了原来一天的航程。终于，在周日晚上暴风雨来了，狂风呼啸，我们的船乘西北风飞速前进，这风把每根缆绳绷得紧紧的，风帆也全部张满。我们的船像一条大鱼，夜以继日地在海上穿梭。船在颠簸中飞速前进，驶过清澈的海面，越过一个个的海平线。邮轮穿过塞布尔角（Cape Sable）来到班克斯岛。陆地上的飞鸟又被抛在后面，我们看见海鸥、鹱、海鸭和海燕在四周嬉戏、潜水和盘旋，却不见渔民。我们的船驶过班克斯岛，追上了5艘帆船，它们上午还遥遥地在我们的东边，可日落时分它们已被远远地抛在身后，撂在黄昏的西边天际。——尽管人们说海上舰船尾追类似于马拉松，但我们仍然拼命地向前飞驰。从波士顿到利物浦最短的海程是2850海里，只有轮船才能走这条航线，可以减少150海里的航程。而帆船至少要走3000海里，且大多情况下航线还会更长。我们的好舵手把高高的轻帆和上上下下的翼帆一起挂到最后，一路上航向精准、径直前行，不失一厘。保持警戒是航行的规则，为了航海利益，也为了船上的生命安全，必须警戒再警戒。似乎从一艘轮船造好以后，船长上船后，连睡觉都一直是和衣而睡。“海上航行有诸多利益可图，”萨迪（Saadi）说，“但就是缺乏安全保障。”在我们匆匆驶过这些海域时，要说遭遇各种各样的危险的话，几乎每天都遭遇了几百海里的危险，其中不乏暴风雨、碰撞、海啸、海盗、严寒和雷电的突袭。危险随着时间的延续而递增，但轮船行驶的速度是安全的，航行中只有12天是危险的。
我们搭乘的这艘邮轮的注册吨位是750吨，加上所承载的货物大概总共有1500吨。从甲板到顶端，主桅大约有115英尺，从船头到船尾甲板也有155英尺。这艘船是有灵性的，每个人都这么想，每句话都是这么说：——她好像游在水上的鸭子，鼻子探在水中，两眼直视前方的港口，稳持方向，表现绝佳。这奇妙的“团队精神”（espritdu corps），使大家不分你我，只要是力之所及，齐心协力加以保护，使我们个个都成了为她保驾护航的战士。
在大家的赞扬声中，这艘灵性的邮轮一周之内航行了1467海里。现在黑夜已经降临，她似乎听见了被她抛在身后的那艘友船的声音。那是一艘今天凌晨两点离开波士顿的船，她调速航进，在阴凉的南风中正以每小时十一海里半的速度飞驰。海上荧光在她的尾波中闪闪发光，四周海面，哪里有波浪滚动，哪里就荧光四射。我借助这光亮，看到怀表上的时间为九点四十五分。在赤道附近，借助这种微光可看清蝇头小字。我用一只提桶吊上来一些磷虫，大副对它们的形状进行了描述：恰似卡罗来纳州的土豆。
我发现海上生活是一种逐渐养成的习惯，就像人们对西红柿和橄榄果的嗜好养成一样。这种类似囚禁的生活，沉闷、颠簸、喧嚣和怪味刺鼻，令人很难忍受。房间的地板有时会倾斜二三十度，我每天清晨醒来，总以为有人把我的床翘起来了。我们每天被大海无礼冒犯，搞得心神不宁，要么被堆挤到房间一角，搅得满地翻滚，要么被船底的污水、臭气、烹调的油烟闷得透不过气来。大家都忍无可忍。直到最后，我们终于对这些不适习以为常了，但对大海的敬畏却久久挥之不去。海洋是桀骜不驯的，充满了无穷的力量。看，在整个海面上到处漂浮着那些蛋壳状的东西，和我们的船一样，上面的人们时而惊恐万分，时而装腔作势自命不凡。因为海洋有时巨浪腾空，有时平静如镜。难道这个深邃的怪圈真是一座永恒的坟墓？在我们的墓园，我们挖好一个大坑，可这贪婪的海水却敞开一海里宽的口子和陷坑，一口就能吞掉一个舰队。对地质学家来说，海洋是惟一的一片天空；陆地在永恒地流动和变化，时而像一块鼓起的肿瘤，时而在一片陷坑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数百年的观测发现它在不断地倾斜、隆起和塌陷。海洋却维持它古老的水平状态。如果说海洋的咆哮正使我们的传统归于沉寂，那么说人类的历史还刚刚开始也就不足为奇了。据科学家观测，海洋每一个世纪才上升一英寸，可是在陆地上，从东到西，它将一步步地、不知不觉地埋葬人类所有的城镇、建筑、尸骨以及人类的文明。如果海洋的魔力如此巨大而长久，那么它随时都会对人类造成危害。对于这一点，似乎陆上居民不像水手这么心存恐惧。就像船长和大副所说的那样，海上生活的这种不安和危险，其可怕程度不亚于我们去欧洲所需的昂贵费用。但所幸的是总会有奇迹出现，其实每个健康的人都可成为一名水手。在我们航行的第二天，一个只穿着一件衬衣的小男孩跑了出来。原来，当船停靠在港口时，他偷偷地藏进面包橱里。他当时身无分文，却想去英国。水手们给他穿上格恩西毛绒衫，并在他的腰带上扣上一把刀，他跟在水手们身后敏捷地攀爬。“他特别热爱这种工作，如果船长肯收留他，他立即就打算再坐这艘船回来。”大副说这就是所有水手的历史，他们十有八九都是些离家出走的孩子；他们对海洋都腻烦透了，但自尊迫使他们继续干下去。水手的一生是冒险的一生。他们经常受人侮辱，待遇不公。大副的情况稍微好些，但即便是船长也不见得会好到哪里去，每月100英镑算是不错的待遇了。如果他们能够心满意足地当水手，或者他们不是多次下决心不再出海的话，我也许会更敬重他们的。
当然，对那些一心一意想当水手的人来说，海上的诸多不便和种种恐惧就算不了什么。海水的脾性、寒带的冰冻、冰山、水雷可以把城里人的傲气击得粉碎。每个高尚的行为都为它自己创造机会。一位好水手必将兼具伟大的思想和博大的胸怀。海洋只会向优秀的博物学家敞开其无穷的奥秘。
每次旅行时可以利用这段闲暇时光随意地学点什么，而不至于老是沉湎于那些坏天气、坏伙伴和酒馆作乐之事以打发时光，这真是个好习惯。在家读诵那些古典作品时只感到昏昏欲睡，可要是在一家乡间酒馆或是一艘商船上读起来就别有滋味。我记得，许多年前过得最愉快、最有价值的时光是在船上看书的日子。当然我也知道在船上看书最不便之处就是船舱里的光线不足。
船上只有一间普通的图书室：那里，巴兹尔·霍尔（Basil Hall）、大仲马（Dumas）、狄更生（Dickens）、布尔沃（Bulwer）、巴尔扎克（Balzac）和桑（Sand）都成了我们的海神。旅客们职业有别、才气各异；我们相互交流自己的经历和平生所学。海上闲暇方便，闲谈最为热闹。有时，你长期以来久思不得其解的事情突然间真相大白，让你欣喜若狂，久久不能忘怀。但是，即使一帆风顺，海上航行也是对一个人最严厉的考验，这种考验之严峻程度连大学考试也相形见绌。在海上的日子简直就是度日如年——这些枯燥乏味、无聊至极的日子在我们的身边呼啸而过；但这些日子并不多——按照船长统计只有15天，我估摸着有16天。从我们驶离浅水区那刻开始算起，我们的速度非常快——船长用红笔在航海图上勾划着他的航线，以此来激励后来的航海者，或博得他们的羡慕。
据说英国国王时常在一艘军舰的舰舱里接见外国大使以示他的威严。我认为大西洋舰船的白色航道正是这个海洋民族通向他们王宫的生财之道。数百年来他们宣称自己为海上的霸主，强迫其他民族的船只交纳航税和下帆。直到荷兰人和其他后起的舰队发出挑衅，英国人才放弃对这一水域和其过往船只的特权。英国人说：“我们争夺的似乎只是一点点海洋，而不是它的地理位置或水域下的海床。海洋是以英王陛下的帝国为界的。”
当邮轮快靠岸时，那种显而易见的英国人的气息就扑面而来了。英国人的伤感、英国人的爱与恐惧、英国的历史和社会形态，重新出现在每个人的脑海之中。昨天，旅客们还在观察船舷边飞溅的浪花来测算邮轮的速度，可今天我们却以经过金塞尔（Kinsale）、科克（Cork）、沃特福德（Waterford）和阿德摩尔（Ardmore）来判断。那儿有伸展着的爱尔兰绿色海岸，就像太平洋沿岸某个富饶的海滨一样。我们能看到这里的城镇、塔楼、教堂和庄稼，但却看不见她在八百年的历史中所蒙受的灾难。
布莱顿皇家楼
布莱顿皇家楼是一座具有印度式外观、东方式室内的行宫，可能是欧洲最具异国风情也最奢华的皇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