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就像错误，是动物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这在一个拥挤混乱的世界里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世界中一种自然的倾向有可能会妨碍另一种倾向，而所有的倾向都可能遇上行不通的情况。只要生命在延续，这种困难就会反复出现，每种生物的活力越大、性格越完善，越会努力消除或击败感觉到的邪恶。
与此同时哲学权威的光环也落在在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头上。年轻的乔赛亚·罗伊斯是加利福尼亚人，他从德国归来时便以智慧超群著称。即使你不知道他已经发现上帝存在的最新证据，仅仅看到他就会觉得他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头很大，对于他那瘦小的身体来说似乎显得过于沉重，那奇特的粗重眉毛和浓密的红头发似乎压迫着脸的下部。威廉·詹姆斯曾评价说：“罗伊斯的前额的确不怎么好看。”他有点像善良的丑八怪或老小孩，在奇异的面具下隐藏着一种超自然的敏锐洞察力。给他一点暗示，甚至不给暗示，他都能对任何话题旁征博引地发表见解，让人从中找不到一点纰漏。他熟知课本和百科全书中的知识；如果他的话让你感到迷惑，除了因为博学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认为一切事物都和一些未知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他拐弯抹角地分析事情，在离题很远的地方开始，可能会用美国式的前言先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到了关键之处，他会立刻收敛，并用哲学的深奥术语把那关键之处重新掩盖起来。他思想的闸门一旦开启，就会妙语泉涌，有条理地演讲起来，根据需要或时机可以讲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他的声音粗哑刺耳。你会感到这台超负荷的标准的学术机器，在职责或习惯的召唤下咯吱作响，他不想住口也没想到让别人停下来休息。然而这个正在讲演的灵魂背后有一个活泼的灵魂仿佛在监视并嘲笑这个过程。有时他那细小的双目中闪烁出欢乐的光芒，固执的嘴角会流露出羞涩的笑容。整个论证中有一种似乎矛盾的、讽刺的、不确定的东西会时而窜跃出来，像浪端的白色浪花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四处迸溅。
哈佛校长埃利奥特
化学家埃利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自1869年到1909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任职40年，把哈佛大学建设成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大学，使一些老学院获得了新的活力。尽管如此，哈佛的哲学教育在桑塔亚那看来仍是不让人乐观的。
他的研究方式是首先搜集并消化科学或“魔鬼”的观点。显然他在品味难题时会获得一种诡秘的快乐；对他来说不论是《圣经》批评、生存斗争，还是最新的德国的性失常理论，都不是什么可畏的论题；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软弱的、美丽的或虚幻的事物都应拿到“磨房”里经受一番研磨！他似乎在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大帝而是第欧根尼斯，那该多么令人高兴啊，如果我不需要为一个理论辩护，那么我会多么轻松地告诉你真理啊。但是当怀疑论者在大地上四处游荡，预言家就会登上讲坛眺望真理。他会证实虽然有令人恐惧的事和矛盾，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它们，宇宙才是绝对完美的。在他那冷嘲热讽的灵魂背后却有着另外一个虔诚英勇的灵魂。罗伊斯是卡尔文传统的继承者：他认为虔诚存在于相信上帝的旨意和公正，同时强调个人的堕落和上帝导致灾难的神圣是最令人恐惧的真相。因此他在自己的主要作品中致力于展示这样一种思想，即所有生活都属于一种神圣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一切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所有的邪恶都会被宽恕。
罗伊斯在证明崇高的事物（比如上帝的存在）时，有自己的特点，他的前提是有悲哀与困难存在，也就是有错误存在。他告诉我们虽然事实并非是不可置疑的，虽然纯粹的神秘主义者和感觉主义者否认错误，但是错误是存在的，常识也承认这一点。罗伊斯继续说道，但是如果错误存在，它一定会和某个真理发生分歧；真理的存在（根据唯心主义原理，只有人知道的事物才是存在的）暗示着有人知道这个真理；但是要彻底地了解真理并且对所有可能的错误进行纠正，就需要无所不知，我们已经证明了全知的头脑和包罗万象的思想的存在；这几乎等同于上帝的存在。
罗伊斯的真诚和激情的雄辩弥补了他论证的弱点和论据的不足。因为他辩论时的辩证、无畏以及喜欢诙谐的深入浅出，所以被看作是一位杰出的逻辑学家；他热爱象棋、音乐和数学；但是所有这些与逻辑有关的兴趣的表现都只是他心灵的屏障，他的内心其实一片混沌。他的推理既不是纯粹的逻辑也不是纯粹的观察；那推理总是隐藏着激情或怨恨，其结论往往是预先想好的。比如，没有哪个不带偏见的思想家，更不用说纯粹的逻辑学家，会想到使用错误的存在来证明真理的存在。错误像生物界的偶然现象，可能在某一天就会消亡，比如人类终有灭绝的那一天；然而真理或事实的存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永不消亡的，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每件事本身都会揭示它所代表的命题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除非有人已经发现或设想了许多真理，否则没有人能把一件事臆断为错误或者怀疑它的存在；除非真理一定真实，否则任何事物都不会是真正的错误。罗伊斯当然承认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想要坚持和证明的核心；但这并不需要证明，也无需坚称。需要证明的是别的事，是在哲学上没那么重要但更加浪漫有趣的事，也就是真理在我们头顶盘旋将要降落到我们心里；罗伊斯有意把这点与真理的存在相混淆，以便把它引入逻辑论证的范围。他痛苦地怀疑自己可能身陷错误的罗网，并竭力想要逃脱。在他看来，错误绝不是正常而且无害的有限事件；它和有限都是罪恶。当你首先就假定或认定道德区别和道德经验是世界的实质而不只是小事时，你就会认为它是邪恶问题的一部分，是一个严重的迫切的问题。逻辑学家所需要的就是真理的存在，而真理的存在并不能在这种较量中帮他拯救自己；他敏锐地感到并常说真理就像星辰总是在嘲笑我们。只有拥有真理才能帮助他，然而这很难办到。他渴望相信自己所有的困难和疑问在某天某处会得到解决；即使不是自己想通的，他也希望那解决者将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己的知音。世界上不应只有冷漠的或者拟人化的冷漠真理，还应有完备的关于真理的知识，像阳光那样突破错误的阴云大放光芒。他论证中的勇气是完全不合逻辑的；那勇气像是宗教经验的忏悔，其中对错误痛苦的认识导致了顽固的幻想，即相信真理最终会被发现。
哲理的真理指的是关于万物的总的真理；当然，有趣的是如果能对这个结论举出任何似乎有理的证据，我们将注定变得无所不知，或者已经莫名其妙地无所不知了。然而所有的宗教人士并不这样认为。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有许多事情还是不知道比较好；他卓越的神性就是愉快地忽略人类的错误和存在；柏拉图和印度人更伟大的神性在于他们更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忽略。我们的宗教把全知归功于作为心灵寻觅者和行为判决者的上帝，因为全知具有道德功能而非逻辑功能；上帝的全知使我们不能隐藏罪恶，而美德会得到应有的赞赏；并不是由于罪恶或美德确实存在上帝才必须全知的。无神论者承认这些事实，但是他们满足于无人注意这些罪恶和美德或许还会对此感到欣慰。在这个问题上罗伊斯再一次浪漫地含糊其辞，严格的逻辑学家是不会容忍这种含糊其辞的。对真理的认识是一种传承性的心理学财富，这种认识竟然成了已知真理的替代品，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极大的思想混乱。诚实的观念追求的是真理本身，是处于实际关系中的事实，而不是另一种观念或认识的状况；如果你梦想温暖的同情和公众的证实并且把你的财富储存在了某种认识的例证中，而不是天堂里，那么时间和怀疑就可能会毁灭这些例证。年轻的罗伊斯在试图证明真理的存在时荒谬地将其视为可疑的，这就为实用主义树立了一个坏典型；他试图给真理加上心理学的内容，把它变为可疑的知识例证，不明智地剥夺了真理所有的权威和高贵。将真理拟人化就不太关心真理本身，而是更关注化身为人类的真理可能给我们的观念带来的证明和同情。这样做就是树立另一个为我们辩护的思想家，而这另一个思想家即是扩大后的我们自己；而没有考虑到这第二位思想家会像我们一样闭口不谈自己的看法，也盼着别人对真理发表看法。
尽管罗伊斯用许多方式重新发现和重复回答了关于邪恶的古老问题，他也只能给出一个古老的回答，因为这是他整个理论的核心。他说，从根本上看，善即是与恶的斗争和取得的胜利；因此如果恶不存在，善也不会存在。我认为这个回答不会让他高枕无忧；他会情不自禁地感到不是所有的善都符合英勇善战的描述，也不是所有的恶都会进行有力的反击或者被打败；然而对邪恶问题最貌似有理的解决办法却是将之束之高阁，不去解决，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的；因为如果问题真的被解决了，寻找解决办法的斗争和必定有个解决办法的信念也就将终止了；然而或许这种信念和斗争本身即是至善的。因此我们大家都会接受的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永远找不到任何办法”。
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说明真理的存在与所有的问题最终都得到解决之间的区别。肯定存在一条关于邪恶的真理，在这里它不是一条未知的真理；然而它并不能解决将不屈不挠的罗伊斯送上拷问台的那个“问题”。如果弟弟问为什么他没有比哥哥生得早，这个问题或许能代表他感情的清晰状态；但是这个问题没法回答，因为这是一个幼稚的问题。因此世上为什么会有邪恶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悖谬的，是根据错误的假设提出的。对于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来说邪恶的存在提出了一项任务，而不是一个问题。邪恶就像错误，是动物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这在一个拥挤混乱的世界里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世界中一种自然的倾向有可能会妨碍另一种倾向，而所有的倾向都可能遇上行不通的情况。只要生命在延续，这种困难就会反复出现，每种生物的活力越大、性格越完善，越会努力消除或击败感觉到的邪恶。当事态紧急，而他又无能为力时，他就会大声呼喊寻求神灵的帮助；（如果他没有首先死去）他很快会得到帮助，环境会有所改变，从而使他的处境变得可以忍受。积极的宗教对事物抱着一种自然主义的观点。它与科学自然主义的分歧仅在于它接受直觉的主宰或在决定某些问题时接受上天的启示，比如永生或奇迹之类的问题。它只是奋起战胜邪恶，而并不探寻邪恶为什么存在。有什么能比耶和华的神性更容易理解吗？生活在自然世界的巨人本应该勇敢面对对手、敌人和叛逆的孩子。有什么能比物体的惯性，或纯粹的机会，或是某个相反的目的更容易理解吗？它们肯定会摧毁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柏拉图式的不切实际的思想。道德的任务对于希腊人和犹太人来说是一样的：利用近便的一切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去竭力征服自然，让其为人类所用；当面对无法避免的邪恶时，要能够心如铁石、冷酷无情，同时对一切可能来自于天堂的善良影响敞开心扉。积极的宗教从不与强词夺理的乐观纠缠不清。它从不认为最终的审判和胜利会为已被消灭的邪恶辩护。威廉·詹姆斯曾生动地讲道，如果在世界末日所有生灵都在大声欢呼、感谢上帝，一只蟑螂的爱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那么宇宙的和谐就会被打破；他从真理和头脑冷静的哲学家的角度认为和谐会被打破，但是激动的圣人可能不这样认为。詹姆斯考虑的主要是现在和未来，但是这种谨慎的宽厚也可以用于过去。消除邪恶并不是要消除邪恶曾经存在过的事实。即使有一只充满悔恨的手把流出的眼泪擦干了，泪水也还是痛苦的。即使轻轻拍打一个孩子的后背安慰他，再给他吃一个蜜饯，也不能消除他受过的委屈。如果我们期望用各种截然不同的愚蠢和冷酷的乐趣，或用极大的解脱带来的感情麻木来建立天堂，情况还会更糟。这种天堂是一个谎言，就像是卡尔文和黑格尔带有讽刺意味的天堂。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存在的任何邪恶都一定会破坏整个乐观主义。
然而哲学家一直都有一条获得满足的皇家大道。他们最看重的最纯粹的快乐就是理解之乐。就像剧作家和小说家了解的那样，如果知识分子除了聪明以外，还具有粗俗与讽刺的秉性，或者有贬低他自己所不具备的别人的优点的欲望，那么事实上他更加愿意而且更适合了解邪恶。有时，哲学家起初是一个道德家，在成为一个虔诚的自然主义者后，尽管摆脱了一切卑劣，也不愿再做一个道德家；即使事物像一条巨大的瀑布奔流而下，他也会觉得没有必要苛刻地把它们分为正确的和错误的。他甚至可能会走得更远。在宇宙面前充满敬畏和谦虚，他可能会无意识地把对宇宙的理解和崇敬转变为另一种认识，即邪恶的存在并不邪恶，宇宙的秩序绝对是必要的与完美的，所以单是提及邪恶这个词也是盲目的、渎神的。
这种观点和其他被称为泛神论的观点一样，经常被伪装成天赐灵感，时而有人宣传；但是像斯宾诺莎那样理智地考虑它时，其含义就相当于：善与恶的亲缘关系就是事物与受它们影响的生物的关系。事物本身不可能不是好的就是坏的（整个复杂的宇宙更是如此但是从宇宙养育与娱乐生命的角度来说，它给人的印象总是好的。如果我们把智力定义为认清事物本来面目的能力，那么很明显只要哲学家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宇宙对他而言就是纯粹的好东西；宇宙万物都会任他表达孤傲的激情。因此智慧劝我们要当哲学家，要尽可能以纯知识的角度关注生活，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被知识带上和平的道路。宇宙的本质不会因此就被证明是好的（虽然在知识方面极为自负的哲学家有时会不由自主地这样说），但是它会变得对我们有益，会使我们幸福自由地生活在其中。因为人的头脑已经适应了那些像美丽或习惯等可以被理解的事物，所以会感到那不过是社会中的寻常现象。
这是一个古老的、睿智的、难以推翻的观点。我认为如果罗伊斯能一直坚持它，就会避免妄想出来的邪恶之谜伤害他虔诚信仰中最健康的部分，那将是来自真理的愉悦，还带有一点对人类幻想的幽默和嘲笑。他身上有温顺服从的一面；就像小孩子喜欢看事物运作一样，他喜欢看一排排事实讽刺地列队前进，不管我们对这种爱好作何评价。他认为这是上帝的力量。他起初着迷于斯宾诺莎，后来又专注于数学逻辑。他一生对“绝对”的忠诚和那种古老的观点是相通的。
然而那种世界观很复杂，他用先验主义的知识理论置换了其中的一半内容。这种理论把包括宇宙在内的所有客体都视为思想家根据自己的意愿确定的词语，其意愿则有那思想家固有的思维定式。为了让自己的思维应和某个具体客体，他必须先主动地选择并创造出一个；否则不论他的观念构成了怎样的情景，只要没对准其知识范围的某一个具体对象，那观念就谈不上正确还是错误。当我们不想谈论外部世界时，它是什么样子都与我们的论述无关。比方说，如果真正的罗伊斯不是我思想（或者说内心）的产物，我也就不可能对他有错误的看法。在先验主义者看来，我们的判断对这种最初关联的需要把所有可能的客体都带入了隐秘的思想中，因此他有两个头脑，一个搜寻事实另一个则已经拥有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保管甚至创造它们。
当这种关于知识的新哲学被采纳后，泛神论起初似乎失去了基础。不再有可以顶礼膜拜的外部宇宙；在作出巨大的牺牲后，我们在无尽的世界里已经找不到一个小小的角落可供我们建起一个安全的窝。我们曾经屈尊以就的知识失去了它的崇高地位；它不再被称为认识事物本来面目的能力。它变成了像威廉·詹姆斯这样的理智主义心理批评家通过它所推出的东西，即人类对抽象、解释、信念和推理的嗜好，这种嗜好把虚构的东西和真理放在了为生活服务的位置上。因此，它和热情、音乐、美学品位处于同样的地位，它是一种精神的复杂产物，也许有助于研究一些与其有先天联系的其他心理现象，但是它并没有实在的意义和令人满意的卓越之处，也没有确证或认知功能。因此这种知识不能理解任何事情：它是幻想世界中一种闹哄哄的劳动机器，莫名其妙地帮助我们生活下去。
起初，先验主义给浪漫主义者带来的好处是使知识分子名声扫地，是抛开了外在现实或真理的沉重负担。虽然起初解脱的感觉（例如对于费希特的学说）是极为畅快的，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获得的自由是虚幻的：令人厌恶的“绝对”已经移植到了自我之中。你是自己全能的主人；但是你对待自己的态度就像以前你对待卡尔文或斯宾诺莎的神的态度一样，都是阴暗、敌对、毫不宽容的。因为这个虚幻世界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你内心的杰作，你其实比自己意识到的更精明、更邪恶。和从前相比，你感到大自然的双臂、你自己乖戾性格的罗网把你束缚得更紧，让你喘不过气来，而这就决定了你的命运。罗伊斯从不会在谬论和严酷的事实面前退缩；他过去常说当一只老鼠被猫折磨撕碎后，它潜意识中的愿望就实现了，因为它下意识地选择了在一个有猫的世界中当一只老鼠。所以老鼠在心底非常愿意被猫威胁、捉住并且吃掉。表面上罗伊斯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对迷信和文明的宗教毫不留情；但是我们又发现他其实内心里相信所有迷信的原始准则：尊敬任何会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东西。他曾对自己说过从上帝就是魔鬼这种观点来看（日常经验和黑格尔的逻辑证明它基本正确），崇拜魔鬼就是真正的宗教。
然而，他的思想也在反对这种学说。青年时受到的深刻影响令他支持道德意义——支持斯多葛学派和康德的观点，认为美德是唯一美好的东西。但是如果按照他们的方式把美德视为意志的英勇高尚的态度（在世界中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例子），那么整个生命轮回怎么也会是美好的呢？尽管泛神论和乐观主义把道德主义抱在怀中，不满意这个邪恶世界的道德主义怎么会容忍和接受泛神论和乐观主义呢？根据有独创性的甚至是耸人听闻的观点，我们应该热情地拥抱美德，而美德就是（罗伊斯常说）紧紧扼住邪恶的咽喉；所以世界是美好的，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被遏止的好世界，只要我们能成功地遏制它，它越是更应该受到遏制，它就越是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是这件赫拉克勒斯式的循环往复的壮举不可能一次完成，从此一劳永逸；赫拉克勒斯所付出不会是十二次而是无限的辛劳，因为他的美德就是不断付出辛苦，如果他停下休息，或被接纳进入奥林匹斯山，他就丢弃了美德——这唯一美好的东西。世界的邪恶不是我们可以放弃美德的理由；相反我们深入美德之中并且经历了它的各个阶段；美德是严厉的但并非吹毛求疵。它需要无尽的辛劳、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冲动和激情。因此道德主义和为邪恶的辩解能够取得一致并融入对悲剧经历的歌颂中。
这种观点是黑格尔生活哲学的主题，罗伊斯欣赏并接纳了它。黑格尔和其支持者们似乎喜欢想象自己进入了一场悲剧。但是是否因为古希腊人的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都是伟大的悲剧诗人，生活如果不像他们寓言所描述的那样，就会变得可鄙呢？悲剧英雄的生活并不美好；它是被误导的，不必要的，荒谬的。但那正是浪漫主义哲学常谴责我们之处；我们必须大步前进、大声咆哮。我们必须支持那些自诩为英雄却污蔑对手为邪恶的个人和国家，支持他们偏激的狂热；但是这种狂热是一种德国式的故作姿态，能在短时间从一个目标转移到另一个目标，因为重要的不是达到表象的目标（黑格尔轻蔑地称其为理想），而是我们要一贯地甚至越来越顽强地在一个光辉的邪恶世界中艰难地生存下去，并且总在试图改造它，却又得过且过地认定永远不可能成功。我的意思是在我们不会成功地使改革变得不重要或生活变得更幸福；但是我们的某些具体改革当然也许会事倍功半，这就种下了新的、更加邪恶的种子，我们也就有必要使美德之剑保持锋利。事实上，我们，或者说我们身上的“绝对”是无往不胜的；于是表演会一直继续下去，而表演本身才是重要的。
黑格尔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19世纪末年，在美国和英国，一流的学院哲学家大多都是黑格尔派，包括乔赛亚·罗伊斯，他十分欣赏并接纳了黑格尔生活哲学中的某些主题。
罗伊斯原本应该仅在这种清教徒式的和德国式的直觉知识范畴内游刃有余；在他看来一种更纯粹的存在会逃避道德的经验。虽然他在加利福尼亚出生，却不习惯那里的阳光，也从未品尝过和平的滋味。他具有勇于奋斗的精神。他那羞怯的天性使他显得格外温柔，但是他认为爱和忠诚是神圣的执著，本来就不应该受到理性的束缚；他从舍不得扔掉破旧的布娃娃并不喜新厌旧的小孩身上看到了这种感情的本质。他遵循哲学的正统的传统，坚持追究事物起止的缘由，可结果却无法理解任何事物的起源和结果。他注视事件的动态仿佛那些事件是神秘的音乐，他不去分析原因和可能的结果，反而试图猜测其动机。他分析评价时事时非常老练、精明。只不过忽略了什么才是最好的这个简单问题。作为回报，他成了一大批诚恳而忧虑的人的先知，那些人抛弃了教条的宗教，当他们觉得生活内容似乎毫无价值时，仍然希望生活得有意义；罗伊斯让他们相信紧张的毫无乐趣的生存状态并非是自己命运多舛或冥顽不灵的结果，而是所有的好人和天使的命运。罗伊斯自己以及周围的人们一直过着一种需要探索的、有压力的、不够好的生活；他发现善恶交织的命运总在暗中捉弄我们。他所处的年代和国家里，生活的一切是由变化、准备、匆忙、物质收获构成的；没有一种财富是可以长期保有、能满足需要的；在任何地方，特别是社会历史背景中，完全没有悠闲、简单、安全或和谐。这个世界充斥着阴谋和只是实用的或仅够亡羊补牢的美德。像战争和强迫劳动这样最恶劣的阴谋不但预示着邪恶、造成巨大的破坏，而且会取代可能出现的善良。连像勇气和勤劳这样最不可或缺的美德也会被取代。但是在罗伊斯的世界中这些似乎是唯一可敬的东西，他把它们当作所有阴谋和美德的典型代表，这可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然而，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确实没有什么具体的事物是完全善良或邪恶的；而且只要我们粗陋的阴谋和美德产生的结果利大于弊，我们就对它们加以颂扬，比如称之为无私、爱国或者信仰；而且本能地实践它们还可以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标志。但是对这种不自然的阴谋和不纯净的美德的绝对热爱本身就是邪恶的；它可能是野蛮的、空洞的或盲信的。它误解了一些细节——用美德的标准来衡量，某种习惯或情感可能在某些方面是好的，或者在某种情况下并没有那么坏。但是善与恶就像光和影，都是非物质的；所有的事物、事件、人物和约定俗成的道德本身其实毫无价值，除非它们的本质幸运地相遇时，无形的和谐（思想是其表现形式）有时凑近了它们，才会给它们平添上一些幸福或美好的色彩。这种无形的和谐可能会越来越完美；人类、社会或宇宙本质中妨碍完美的困难是实际的困难而不是逻辑上的困难。对原始美德的崇拜是最黑暗的保守主义；它关闭了天堂之门，使“存在”屈从于永恒的愚昧和罪恶。道德主义本身就是迷信。其抽象形式是道德的，甚至过于道德了；它敬仰传统的良知，那或许是一种病态的良知。道德的浪漫形式是原始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它固执地渴望行动，它为了自己的利益强调大量的经验和好坏兼容的生活方式。
罗伊斯有时会勉强承认有一些纯粹美好的东西，比如音乐或数学；但是不纯粹的合乎道德的善更好，因此不能去除。然而如果这种让步是认真的，就会破坏他的整个道德哲学。浪漫主义者一定会坚持只有痛苦的才是高尚的，只有可怕的才是光明的。一旦当人们发现并爱上完美的东西，对混乱和矛盾价值的喜爱很快就会显得荒谬。抛弃那些抬高了世界悲剧价值的深重罪恶和苦难不是更好的事吗？但是如果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在把它们完全消灭之前就停下来呢？野蛮的悲剧作者曾认为激烈的情绪有助于使观众保持清醒，但是现在我们应该一想到那样的狂热就不寒而栗；同时，无数和谐之音曾被浪漫主义的喧嚣所掩盖，现在我们的耳朵应该变得对它们很敏感了。浪漫主义者认为自己依靠迷惘和痛苦生活，然而事实上痛苦和迷惘是他死亡的前兆，只有他的某些才能达成的那点和谐使他得以维持生命。亚里士多德教导我们，纯粹的和谐就是最热情的生活。宇宙可能会奏响幸福永恒的乐章，至少上帝有可能感到喜悦。
然而罗伊斯有时不是从这个方面放弃黑格尔的道德标准，他是从道德教条主义和绝对真诚的角度这样做的。他天性善良，有坚定的责任心以及民主的、美国式的服务精神。他不会仿效黑格尔或尼采，装腔作势地采纳一种道德偏见。对那些冷酷的专业哲学家来说，任何角色都可以接受，那角色的权力越大越好；但是善良的罗伊斯就像一个敏感的业余哲学家，不论坏人的角色在戏里有多重要、多抢眼，他都会拒绝扮演。因为对自己洞察力的妄自菲薄，或者因为顺从角色的要求而暂时忘记了坚持己见，他会在角色中迷失自己，并且认为只扮演道德高尚的角色才是非常重要的。他自相矛盾地保留了犹太人对上帝的忠诚，实质上是相信上帝只维护众多斗士中的一个，而那个人有时并不是胜利者；他不能容忍幸运的无耻之徒，而对这样的无耻之徒，德国人、卡莱尔以及勃朗宁却常予以夸赞。他生命中最后一项值得称道的行动，就是发表著名的对德国潜水艇击沉卢西塔尼亚号豪华客轮的公开谴责，这一行动也表明了他坚持正义的立场。正统的黑格尔信徒可能会说这件事清楚地表明，如果仅仅从有限的道德角度上看，邪恶可以催生更高尚的善良，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反其道而行之的是德国人的骄横和美国人的骄横，他们这种德行形成于战争胜利的具体好处，或者也许形成于更幸运的战败的益处。纯粹的道德观干扰了世界发展的高尚概念的说法难道不是最缺乏哲理、最武断的说法吗？“世界精神”为了通过自我憎恨、自我斗争和自我征服获得自我意识，不是被迫分裂为德国精神和美国精神了吗？当然美国就应当愤怒，而德国则应当残忍。这种看法想看到双方像斗鸡一样争斗不休，因为这就是它培养它们的目的。就像黑格尔在描述希腊悲剧时指出的那样，反面角色和正面角色一样都自认为是对的；他们不过是较低级文化层次上的正面角色。美国和英国仍停留在个人主义阶段；德国已经升上了更高级的组织阶段。也许注定会有这样一场战争，通过德国表面上的战败，把美国和英国提升到德国的水平。当然确实是如此，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罗伊斯不知为什么没进行深刻的思考，一定是毕生的习惯使他随口说出了这些看法。苏格拉底的魔鬼会在他耳边低语，让他不要说、不要说；如果这样的事没发生就好了。杀死成千的旅客不是凑巧的行为，它是对外发动战争的必要的前奏。但它也是应该受到众人共同诅咒的罪行。如果将一块石磨挂在黑格尔的脖子上（而非那些小喽啰的身上）并将他沉入海底，那才是对他（或别的应对此事负责的人）的更好的惩罚。在地球这块多战争的地方，罗伊斯愿意接受痛苦，但是拒绝耻辱。战场上的另一方是邪恶的化身。
卢西塔尼亚号沉没的瞬间
1915年5月12日，英国卢西塔尼亚号客轮被击沉，至少有124名美国人丧生，威尔逊总统为此向德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乔赛亚·罗伊斯虽然对德国哲学痴迷不已，但也对德国这一行为进行了公开谴责。
当他遇到罪孽时，他的逻辑总会出现简单的偏差，他认为罪孽是令人恐惧的现实。他的良心扰乱了其理论中泛神论的平静；更严重的是（因为他完全清楚这种矛盾）这给他艰苦的生活增加了深重的懊悔不安。他认为错误事物的存在是正常的，可是又认为不争取改正它们同样确实是错误的，这样怎么可能保持平静呢？他有一次指出科学和宗教之间没有冲突，真正的冲突存在于宗教和道德之间。在他的思想中信仰和科学可能真的没有冲突，因为他的信仰起源于接受所有事实和科学的可能，以便认真地正视它们。但是他所理解的宗教与道德之间却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因为道德会偏袒某一方，认为一种动机和一种结果比另一种更好，而在他看来宗教为了满足上帝的意志而为一切事物的存在感到欣喜，其中甚至包括邪恶。当然美德的作用也包括在内；它和邪恶一样在整个世界的格局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虽然道德的努力是必须的，可道德的审判却是荒谬的。我觉得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持这种见解的人的思想是分裂的，虽然他像年轻的巨人一样和这些最深奥的问题拼命搏斗，但是他没有取胜。我是指他未能理解事物本质的任何一种可能，只是认真、高尚、可怜地纠缠于比自己强大的矛盾传统中。在人数众多的哲学家队伍中，他成了一位英勇的烈士。
在对待形而上学方面的问题上和他对待道德一样，罗伊斯始终不辞辛苦地论证着同样的一些观点，然而它们始终都不清晰；他的唯心论不能理清那些观点所涵盖事实的自然复杂性。他的思想上有一种极大的困惑；一些清晰的原理和最终的可能也掺在其中，一会儿表现出这一面，一会儿又表现出另一面，就像是湍急的水流中漂浮的碎木片一样；但是力量最强大的却是水面下的暗流，它的流动很难追踪。他从黑格尔那里借用了一种创建哲学体系的方法，当然其中也有他自己的思想，但是那种方法却无意阐明哲学体系中的具体问题。他没有想过去纠正哲学观点中缺乏条理的地方，只是把那观点作为一种可能性保存下来，等待事实使我们能够决定它正确与否。然而他坚持那些无条理的东西，仿佛那就是这种观点的核心，迫不得已时才完全转变观点，因此尽管他好像在思考、批评每一种观点，只保留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不论最初选择的观点多么不恰当，可争论总是在同样的方向上持续着），但却从来没有达到公允；那些观点没有得到阐明，仍然自相矛盾，可还是并无根据地被接受或拒绝了。因此就出现了一种令人困惑的错误观点，即哲学产生于哲学本身，而不是人类面对事物思考出来的。继而又试图通过诡辩说明所有的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还令人不安地认为每件事既是对的又是错的，仿佛世界上没有可以被阐明的大量绝对可靠的理论体系。
例如他有一个最令人迷惑的主要论点，即所有思想都是一种核心思想的组成部分。根据思想这个词的含义，我们很容易使这种观点变得清晰且正确，或清晰但错误，或清晰但可疑（因为触及了未知因素），或彻底的荒唐可笑。很明显所有思想都是一种经历变化或经历体系的组成部分，正像所有物体都是一种物体系统的组成部分一样。此外，如果思想等同于它的思考对象，并且当人们在思考同一件事时他们就被称为“属于同一种思想”，那么许多想法肯定会有相同的地方，它们会在不同程度上与一种全知的思想相同，这种思想能理解它们各自的经历。如果统一的思想指的是类型的统一，这个问题就会变得难以确定；我们的信息和可能的猜测不能确切地告诉我们存在着多少种经验，或者它们的发展（当它们发展时）在多大程度上遵循同样的原则。我们需要考虑动物、其他星球和无限深邃的时间。即使对于人类有限的若干种想象力来说，德国唯心论所提供的范畴也显然太狭隘了。最后，当这种思想指的是某种具体的思想（比如美国的存在消失了或被否定了）可以成为另一种（坚持认为美国存在）思想的一部分时，这种思想就变得荒唐可笑了。但是这种对待事物的方法（我们可以把观察到的任何东西添加到复杂的人性中）会忽略掉那种能激怒罗伊斯并且使他的读者感到迷惑的问题。他希望所有思想都一致，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符合逻辑和道德的要求，而他又总是觉得这种一致是不可能符合道德和逻辑的。
纯粹的先验主义是罗伊斯的技术方法，在这方面完全没有问题出现。先验主义是一种态度或观点，而非理论体系。凡是思维可以效劳之处，先验主义的“绝对”就会做“绝对”的思考。想法可以彼此独立的观点被排除，因为空间、时间和数字都属于受思想安排的想象世界而不是属于思考的功能；个人是想象构建出的虚幻的东西，就跟物质性的客体是想象构建出的东西一样。道德存在的压力无论落在何处都是一样的，思想家彼此之间的自我和关系是无限的；也不存在单独的无限自我，因为根据这条原则，“绝对”不是一种存在，不是心理上的怪物，而是一种身份或职责；自我的核心是一项任务。因此真正的思考从来不是“绝对”的一部分，而是“绝对”本身。思想家，不论有限还是无限，就是存在的人或大量的情感；它们都只是梦里才有的东西。任何等待承认的存在体系、任何真理或事实都与先验主义的观点相矛盾，使它变得愚蠢可笑。无所不包的思想即是我认为的自己的思想，是正在发挥作用的思想，哲学不可能超出这种认识。
然而虽然罗伊斯经常从这条原理出发进行推理，却总是超越这种认识，或总是忘记这种原则。他不禁相信有构造力的幻想不但冒充个人和思想，而且存在于它们之中。比如“绝对”一定不止是抽象的主题或是先验主义的自我（虽然它也是自我），而是一种综合的普遍思想，是亚里士多德的上帝和基督教神学。作为一个真诚的人和威廉·詹姆斯的朋友，罗伊斯很容易成为一个社会存在主义者；我指的是不承认有许多平行的人类思想，它们彼此有短暂的存在关系，并且互相影响，而绝不是相互取代也不是相互包含。有限经验不仅是无限经验的一个部分；它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性的整体。我并不是眼望着自己的上帝，我是寻找上帝的自己。然而这种态度是与先验主义原则根本矛盾的；它即便没把哲学变成对文学心理学的沉溺，也是把哲学变成了对科学的简单推测。那么知识就只是确信能通过一些物质的影响或亲密关系的暗示，越过共生的分歧，猜测我们周围事物的存在和本质。这种自然主义所暗示的轻信和结局都和罗伊斯所怀疑的神秘的直觉相矛盾，让他感到不快。有什么折中的办法吗？
剧院里的观众和戏剧中的事件、人物是一种先验主义的关系。表演可能在今天举行，持续一小时，而故事可以把我们带到某个英雄时代或某个不曾存在的时代，而且在虚构的时间中跨越数天甚至数年。正是这样，永恒的没有在人们之间散播开的先验主义的思考，就可能审视无限的时间，排演无数角色的感情和思想。不论思想是多么虚伪、多么理想化，毕竟它还是需要对象的；如果没有思考对象，就不可能思考。这个由现象组成的必不可少的世界比客观实在更加有趣；现象的特点和分类使纯思考的单调功能多样化、具体化。如果区分具体观点和具体思想的东西只是其主题，而不是它们所处的时代和地点，那么它们可能就会被径直引入一个先验主义的体系。先验主义的思想就像个纯粹的诗人，不深入世俗生活，只生活在其作品中，生活在故事的人物和时代里。罗伊斯始终坚定地持有这种可以称为绝对唯心主义的观点，并且愿意把它放入自己的理论中。但是他又竭力想把它同社会现实主义融合到一起，可这两种观点却是根本矛盾的。在绝对唯心主义看来，具体思想和整个时间过程只是想法；它们接受思考和审视，不会自己思考或消失。因此真正的唯心主义者可以口若悬河地谈论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思想。对他们来说这和个人思想的真实与否是一致的；在个人范围内，他们可以寻找贯穿并超越个人的统一，因此这个人和其他人相同的那部分就形成了和他一样存在的个体的特点；这是一个主题编成的网，不是存在的集合。这就是唯心主义的实质和精华，也就是说知识不是对世界的认识，而是世界本身，相互交织的会说话的个体才是唯一的存在的个人。你可以叫他们人，因为“人”意味着面具；但是你不能称他们为心灵的化身。他们是历史之网上的结。他们是所处环境的语言，他们唯一的灵魂是他们所具有的对我而言的意识。
然而罗伊斯在谈论这些的同时，却希望不要谈论它，他那上下两卷厚厚的著作《世界与个人》把主题藏在晦涩之中。在把书写完时他意识到了这点，就极具个性地又写了长达一百页印刷更精美的“补充论文”，以说明要点。他说，让我们想象有一幅十分详尽的英国地图铺在英国的大地上。这幅地图是英国的一部分，它复制出英国的所有特征，同时这也就是它自己的特征；因此地图可以缩小无数倍后成为小地图，就像一面镜子里映出的另一面镜子。用同样的办法，我们也可以成为较大个人中的较小个人，而且和较大的个人一样真实完整。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吗？如果我们接受这种例证，就仍然只有一个个体存在，那就是有形的英国，所有的地图都是它唯一表面的一部分；但英国绝不可能和地图相同，因为它受到海水的冲刷和邻国的包围，它也不会像拼接的地图一样被英国的其他部分包围起来。相反，如果我们把拼接的地图的各部分都延长，让每块地图的地位都相等，那么就看不出英国了，只会有英国凌乱的地图。只会有不包括自己的绝对思想，“绝对”是作为整体的一系列事物，它与组成自己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相同。当它们是地图时，它就是相关联的一个系列，它们是思想时，它就是真理；如果“绝对”从一开始就只被当作真理，在它之下个人的存在就不会有任何困难。此外，推断的目的是为整体和有限组成部分的相同实在辩护，如果所有的个人都绝对相像，那么他们的相同之处不就使这种推断的整个目的落空了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度过无限的时间，获得和别人完全相同的经历，这种无意义的重复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贪得无厌的世界活一次难道还不够吗？为什么不承认唯我论并且坚持先验主义方法呢？是因为良心和判断力强吗？但是再多的地图都是没有用的，英国就是她自己，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无数补充的论文。
罗伊斯有时觉得自己所搞的不是哲学而是别的东西。他曾经写过一本小说，但是结果却令他失望。也许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复杂、重复、盲目、没完没了的操练都不是写作或思考所需要的优点，但是在音乐中它们可能逐渐升华为真正的卓越，更何况他很有耐心，记忆力很强，而且喜爱技术装置。但是他毕竟不是音乐家（他没有艺术细胞），他更像高尚的常受到神秘启示的中世纪农民，僧侣们本该收他为徒，让他在清灯下研究佛经；或者他也许更像邓斯·司各脱的信徒，决不放过一个错误，缺少轻盈的心灵去鄙视复杂的诡辩，一心想亲自找出诡辩的秘密，并且凭借自己内心的光明前行。他是一个中世纪式的学院派人物，试图发现并解决难题，在系统著作中颂扬上帝，像珊瑚虫或蜘蛛那样不懈地工作，最终建立出架构，这种架构以其朴实、复杂、丰富的风格俘获并感动人心，这张架构之网十分巨大，其中充满了神秘和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