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总是幻想美好的生活，还不如与现实和谐共处；幻想的东西绝不会那么安全，那么美好，那么有成效。拒绝放弃腐朽的幻想是对思想的腐蚀。人们当然会有某种信仰；而且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去信奉某种东西；但要有理智地去信奉，要信奉那些肯定的事、可能的事、值得期望的事，同时还应认识到错误的事就是错误的。
威廉·詹姆斯在童年时就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生活中接触的人都很有修养，曾经四处游历，还接受了来自多个国家的教师的教育。他父亲是一位低调的饱学之士。早期的美国曾经出现过一些像他父亲那样的人，他们是思想独立的神秘主义者，是隔绝于商业活动之外的隐士，是基督教教派中持异端的教徒。他们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充分尊重子女的自由天性，并且坚信每个人都应当独立自主，在社会公共生活方面更是如此。因此威廉·詹姆斯受的是一种富于刺激却有点脱离常规的教育：他读书时绝不会不求甚解，他进行探索和判断的方式也不是那些名校所教的保险方法。因此他对于庸俗观点和沉闷的官僚作风极其厌恶。他有绘画的天赋，更确切地说是有艺术家的气质，但是却痴迷地关注大自然诡异的秘密以及人类的苦难，因此他选择医学作为职业。可是他并没有当医生，反而去教授生理学，并逐渐转向心理学和哲学。
年轻时，他相继在巴黎、波恩、维也纳和日内瓦求学，因此通晓多国语言；有时他会不自觉地使用外语词汇，而且发音十分地道；有时候从他衬衫色彩明亮的条纹或颜色鲜艳的领带上还能看出放荡不羁的痕迹。在艺术或医学方面他一直保持了专业水平和一种不经意的轻松心态，但是他却从未在研究玄学时有过这种心情。我猜测，他曾经由衷地仰慕一些老师，但是教哲学的老师除外，他也从未打算效仿哪位哲学家。当然威廉·詹姆斯的外表并不像位艺术家，因为英国的艺术家经常衣着光鲜、矫揉造作、无病呻吟。他本人身材不高，气宇轩昂，充满活力，留着胡子，极具阳刚之气。尽管他口才出众，也曾经希望自己的谈吐风格能够高雅有力，但是他最终还是偏爱自然随意的风格，并且保持了下来；他宁肯说话粗俗，也不愿意故作正经。那些粗俗的、质朴的、形象的词汇，只要生动活泼，他都会吸收并且使用；因此他的讲话比他的文章更生动。他相信即兴的灵感，即使在思考问题时他也喜欢即兴的想法；因此他备课并不注意细枝末节。他常说首先要透彻地了解你所研究的问题，剩下的就靠运气了。在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的不安全感，那是谦虚和浪漫混杂在一起的感觉：无论如何我们总会或多或少地犯些错误，但是我们却可以做到胸怀坦荡。不同时期的思想应当互相尊重，而不要试图建立过于僵化的统一模式。即使你严格地修正自己的思想，又怎么能确定那种修正不会是更糟糕的错误呢？我们所有的观念本来就都是自由和平等的，它们都是上帝的孩子，如果它们不一致的话，那是上帝的问题，而不是它们自身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詹姆斯的思想是相当始终如一的，就连爱默生也是如此（他的这种不负责任的始终如一更加极端。灵感有其自身的限制，有时这些限制会非常刻板。但是詹姆斯既不会循规蹈矩，也不会顽固坚持；他会转换到新的论题上，他不会妄自尊大或者墨守成规；他会放弃原来的观点，有时那些观点其实非常精彩；他会谦虚地从其他眼光不如自己的人那里寻求启示。
他在哲学领域里所研究的问题不一而足，因此读者很容易被他的著作中的某一部分吸引，从而忽略了其他内容，或许因为那些内容本身更有价值。我认为事实上他的声望并非来自他最杰出的成就，而是得益于三本似乎不很重要的著作：《相信的决心》、《实用主义》和《宗教经验种种》。然而在我看来他最伟大的成就是《心理学原理》一书。在这本书里他纵览了自己手边的课题，采用了一种对他而言非常系统的方式来进行研究。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篇平凡无奇的论文，但是他竭力唤起思想活力的神来之笔使这部作品显得不同凡响。这是一部想象力很丰富的书；他构想的主题是广义上人类直接经验的变化，读者也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才能真正读懂。这是一个带有文学色彩的课题，就像是自传或者心理小说，只能用充满诗意的方式对待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莎士比亚是比洛克或康德更优秀的心理学家。然而这种富于想象的天赋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它在探寻科学真理方面也很有用，甚至在摆脱偏见和伪科学时也极为重要。威廉·詹姆斯灵动的想象力与思想活力突破了很多错误的传统观念。他认为我们的经验既不是由各种独立感觉拼凑而成的，也不是相互对立的能力的表现，例如理智与热情或者主观感觉与客观实物；它是一种思想过程的流动，像梦一样，梦中所有的部分与个体都是模糊的、变化的，而整个梦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合成与散开。它在人们身后逐渐消散，就像是船的尾迹，然后它又逐渐进入未来，仿佛船桨划破水面。对于这位胸怀坦荡、亲身经历这场探索之旅的心理学家来说，过去只是一份充满疑问的报告，而未来则完全无法确定；世间一切事物只有在人们经历它们时才会显示出其存在的状态。
威廉·詹姆斯
威廉·詹姆斯（1842—1910），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哲学运动和功能主义心理学运动的领袖人物。在哲学方面的著作有《一个多元的宇宙》、《哲学中的一些问题》、《真理的涵义》等，心理学方面的著作有《心理学原理》。
奥古斯特·孔德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他把心理学看成一种科学，桑塔亚那认为这是不准确的，而威廉·詹姆斯却未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与此同时，把心理学视为一种科学的观点有可能把它限制在人类自然发展过程的范畴里，或者局限于行为研究，奥古斯特·孔德就是这样认为的，詹姆斯的一些学生也这样认为，虽然他们比孔德清醒但却更幼稚。然而，目前从总体上看，心理学并不是一种科学，而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集合了对思想活动的文字性描述和对物质生活的科学性描述，其目的是研究二者的关系，这种关系则是人性的核心。
詹姆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他探讨哲学的方式跟人类最早探讨它的方式一样，心中并没有明确的哲学观点，而是从不同方面接触各种各样的假说。他承认他的研究起始于常识的假设，即存在一个物质世界，生活在其中的动物都能够意识到它的存在并能思考它。他在自己的理论中适当地扩展了这种观点，他习惯于把思维视作完整的变化中的感觉，因此他认为情感是纯粹的生理感觉。如果沿着这种思路继续下去，他将不得不承认自然是机械的而思维是有意识的，然而这种结论却是他最不愿意接受的。因此他更倾向于相信思维与物质具有独立的力量并且能够相互促进，物质通过运动产生作用，而思想则通过意图产生作用。这种引人注目的、具有两重性的描述因果关系的方法是合乎常识的，如果这种方法被明确定义的话还有可能受到拥护；但是詹姆斯不自觉地被其方法中的一个微妙的暗示转移了注意力。这个暗示就是经验或思想活动组成的不仅是一系列重要的事实，而且是唯一的重要事实；其余一切事物，即使是他的心理学所设定的那个物质世界，也不过是一个按照感觉经历的顺序建立起来的语言或幻想的符号而已。因此，尽管在名义上任何关于心理变化的假设都是允许的，然而事实却是这个问题已经被预先决定好了。那些假设也是心理学变化的一部分，除了心理变化的其他部分之外，它们可能没有任何别的研究客体。因此，那种能够被他描述得非常生动的变化本身就是最基本的存在。在波浪之上颠簸的意识，也就是冒险航行的意识才是活生生的事实；剩下的则是刻板的猜测。一个人的天赋在哪里，他的信仰就会在哪里；在这位诗人看来表象是唯一的实在。
这种过去总被他忽略的观点在他最近的作品里成为某种正式的说法，他在这些作品中勾勒出所谓的绝对经验主义。经验这个词像是一枚霰弹枪的子弹，会突然分裂出了成百上千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不再考虑它的背景、发现或发展；为了从根本上分析它，我们必须抽象出它的直接对象并将它简化为纯粹的数据。很明显（结局已经得到了证实）以这种方式理解经验，它作为个人冒险或对命运冲击的反应时的浪漫意义将会丧失。“经验”将变成一场由绝对存在演出的场面恢宏的舞蹈，绝对存在按照一般规律孤立地出现并毁灭或者偶然出现并且毁灭。没有哪种精神力量能够收集这种经验，也没有哪种物质力量能对它产生影响；但是出现在任何人面前的直接对象都是宇宙奇观的一部分，它们与其余部分共同发展，即使没有人见过直接对象的所有部分，情况仍然如此。那么经验就完全不像莎士比亚所记叙的或詹姆斯曾在其心理学中所描述的那样。如果人能完整地经历经验的发展过程（幸运的是这种事是行不通的），经验将成为一场永无止境的噩梦。每一个动态的基本成分，每一种变化中的关系，每一种偶然出现的情况都会成为它的一部分。如果这种宇宙体系的科学价值能被计算出来的话，我完全不会否认它；在我看来物理学和数学比用语言描述的心理学更能深入地接近世界的根本；但是人类经验是用文字描述的心理感受；我们只有通过抑制表面因素甚至把一些表面因素实体化，在其自身抽象的、假设的层面上扩展这些因素才能接近物理和数学的本质。由于记忆和文学对经验的反复展示，它仍然比科学更接近我们：它是梦幻的、富于激情的、出人意料的、意味深长的。
威廉·詹姆斯像
很明显詹姆斯最了解和信任这种个人经验，虽然它能在文学和谈话中表达出来，可是无论多深奥的宇宙体系都不能表现它。我不禁在想如果他知道绝对经验主义的发展状况，应该会惊讶于这种逻辑结构的形成过程。他一生都在研究的主要问题和他的目标在那种大环境里将会失去它们的意义。例如，真理的实用性绝不会在只有纯数据的环境中里表现出来；信奉不可知论的浪漫学者意识到自己的脾性并且设想出一个环境（其中的准确结构永远无法被人所了解），然后他便确信对经验而言真理只不过是对符号的恰当使用——这也确实是文学的真相。但是一旦我们把任何宇宙体系当作实在的真理，即使帮助我们准备接受并不存在的经验的符号很便利，其价值也不能被称为真理，因为它显然只是一种必要的模糊。因此人死后能否再生的问题也毫无价值。对于绝对经验主义来说，个人就像其他自然现象一样，仅仅是某些词语的集成或综合体；在他有规律的生命之钟停摆之后，某些思想的遗迹会再次出现，这并不荒谬。一个精密的世界很像音乐会有重复和换调，还有一点颤音，你可以把它视作一个人，在浩瀚的乐章中时隐时现。这种观点从唯灵论的角度来看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它并不符合唯灵论者的想象。他们的全部兴趣不在于经验，而在于对经验的解释，他们将经验交给了另一个世界不平静的灵魂；但是另一个世界和灵魂都是绝对经验主义所厌恶的概念。
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想误解威廉·詹姆斯，我们就要牢记在他看来绝对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仅仅是一些方法；即使他曾经提出过原理，那也是属于不可知论的。而且正因为他是一位不可知论者（他直觉地认为信仰和观念即使有超越其本身的目标，也不可能确定是否达到了该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似乎非常赞成轻信。他本人却完全不会轻信；他非常清楚对人或思想的信任很有可能靠不住。正是因此他对别人给予自己的信任抱着既尊敬又同情的态度。毫无疑问他们是错的，但是我们又凭什么这样说呢？他本人已经准备好去面对事物的神秘莫测，去面对时间所孕育出的任何事物；但是直到最后一场戏落幕为止（有可能最后一幕永远不会到来！），他都希望那些心智缺损、精神扭曲的人不要受到嘲笑；也许他们最终会成为这出戏的英雄。那些脆弱的心灵残缺之人在那些厚颜无耻的、头脑清醒的、善于伪装的人中间迷失了自己，可是又有谁能断定上帝的力量不会感化他们呢？然而我们不应该认为詹姆斯教条地提出了这些忏悔的、浪漫的观点。在他心中，不可知论、医学和神经学从未完全失去踪影。他希望新启示或许会来自于卑贱者和软弱者，这希望与早期基督教徒的希望是迥然不同的。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他们试验自己信仰的权利；他并不期望这种信仰会揭示绝对真相，因为其他人可能要被迫认可它。如果有人声称这种信仰就是绝对真相，而且似乎有机会强制推广，那么詹姆斯将会是第一个反对他的人；当然其理由不会是正统信仰不可能是正确的观点，而是他深信它令人生敬畏、值得怀疑。不，人类各种信仰跟权威和道义是否一致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所有的信仰都是在发挥其信仰功能时被人们所体验到的存在；这些信仰而非其目的才是我们必须尊敬的真正事实。除了一时的幻觉之外，我们不可能得到更有把握的认识或者到达一个更深刻的层次。因此詹姆斯在为个人宗教信仰辩解时并无安全感、并无快乐而言。他并不真正地信仰宗教；他只是相信信仰的权利：信仰宗教并不是什么错误。
这种潜在的不可知论揭示了他的著名作品中内容松散的原因，在那些作品中故事和寓意似乎并没有形成一体。表面上它们是心理观察的论著；但是其中的意图和劝诫似乎倾向于分解真理的概念，提倡盲目信仰，鼓励迷信。一位不相信不可知论的心理学家会尽可能地指出他描述的信念和经验是幻觉的例子还是难能可贵的感性认识，抑或在某种程度上是二者兼而有之。但是詹姆斯没有盲从先辈或名家的见解，他依次倾听每位证人的证词，我们只是偶尔会觉得他受到了其中某些人的雄辩和激情的影响——这一点为他的作品平添了浪漫的色彩。这种方式谦虚、宽和并且公正；但是如果詹姆斯打算描绘（我认为他这样做了）人类信仰的戏剧性事件，包括信仰的危机和胜利，这种方式就显得难以胜任了。剧作家在作品中会毫不犹豫地作出假设，并且让观众看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明智谁愚蠢；否则他们的作品会在戏剧性和科学性上都显得软弱无力。人物的幻想或激情与他们的真实状况和命运的对比，产生了生活的悲剧和喜剧，虽然他们起初并不了解自己的命运，但是作者和读者都很清楚。如果胆小怯弱和审慎的公正使我们拒绝接受这种评判的态度，就会得出无法解释的结论。例如一位航海家相信自己的“经验”（这跟人们信仰宗教的情况一样，经验代表他的想象和技术），坚持认为大地是球形的；因为他曾经环绕它航行。也就是说，似乎他不断向西航行，并且似乎再次回到了家乡。但是他怎么知道现在的家乡就是原来的那个家乡呢？或者说他怎么知道他对于家乡过去的印象和现在的印象来自于同一个或者任何一个有形体呢？他怎么会知道空间是平稳的、三维的，就像那些令人怀疑的欧几里德学派的人常说的那样？反之如果我受人尊敬的姑姑相信自己在花园里的经验，这种经验历史更长也更明确，她坚持认为大地是平的，并且认为大地是圆形的理论（它只不过是一种理论）比起自己对大地是平的看法更缺乏检验也更没有用，此外还认为这种理论是迂腐的、唯理智主义的，是脱离实际的产物，是一向强加于人类头上的蛮横的教条，那么根据詹姆斯的原则我们似乎应当同意我姑姑的看法。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据詹姆斯真正的原则，我们既不必赞同我姑姑，也不必赞同那位航海家。绝对经验主义就是绝对不可知论，它把我们从蒙昧的选择中解放了出来。当我们意识到两种情况都有人体验过时，大地就既是平的又是圆的，那么争吵就变得毫无意义了。真正的事实不是感知和理论在某个客体上的结合，而是理论和感知本身。此外，我们可以顺便注意到当经验主义不再把经验作为发现外部事物的方法来评价时，就会放弃它长久以来重感觉轻想象的偏见，因为想象与思想和感觉一样都是直接经验，因此就绝对经验主义而言它们同样是实在的事实因素。
哲学家洛克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经验主义之父”。人的思维本是一张白纸，不存在天赋的理性或知识。洛克认为，人通过感觉而形成经验，通过经验而形成知识，从而填充了白纸。威廉·詹姆斯和洛克一样是一个经验主义者，而且是一个绝对经验主义者。
在《宗教经验种种》一书中，我们看到相同的辩解意图贯穿于对大部分宗教弊端的生动描述中（就像詹姆斯承认的那样）。书中很少记叙正常的宗教经验。对人类而言，宗教经验存在于对真理的朴素信仰和宗教传统所带来的益处。但是对詹姆斯来说过于符合常规和理性的事物似乎不是经验或者宗教；他认为只有神秘主义者所具有并诠释的突降的幻想和感觉才是经验和宗教的特性。他表面上作出的对它们的价值的解释多少带有一些悲伤的同情；但是在感情上却想支持它们。那些在美国自然而然出现的宗教信仰——歇斯底里的，迷信的或是发药行医式的——都受到上层精英人物的鄙夷。你也许会去探究它们，就像去探访贫民窟一样，但是你对他们始终有怀疑与厌恶。威廉·詹姆斯发现一些他认识的人故作高贵，这促使他卷起袖子，准备行动——不是要大打出手，而是要做一次示范性的彻底的手术。他会小心地解剖分析现在正被讨论的经验，展示它们多么有生气，尽管他不可能作出比其他医生更多的保证，担保患者一定能经受得住手术。病人最终死亡的手术也许在技术上是成功的，病人虽死可他的病却已被治愈；把宗教信仰描述成疯狂行为的做法也是如此，这种描述首先说明它有多真实、多热烈，因此即使它消亡了，却至少获得了人们的理解。
我从未在威廉·詹姆斯身上发现一点对于这些含糊信条的焦虑或热情。即使对他一直热心保卫的东西，比如自由意志，他的看法也很暧昧；在这样的事情上他连那些自己认为可取的东西也不予解释。但是他希望能扶弱抗强，他最为痛恨的就是权力机构的不作为。对他来说哲学有点像波兰宪法：只要有一票反对，那就什么都不能通过。对判决的关切几乎成了他视为己任的义务。我想如果他被迫承认某项重要的问题得到了最终解决，那么他会感到十分沮丧。因为他仍然希望对立面会提出异议，就像是当技术纯熟的刽子手即将处决可怜的罪犯时，一位意料之外的证人十万火急地骑马赶到，并且证实他是清白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通过经验可以得出结论，但是经验主义却决不会提出结论。
讨论“人的能力”的论文记录了一些生理学的惊人发现，仿佛在暗示我们的精神和肉体的潜能是无限的，或者可以通过神灵的恩惠将之无限地扩大。然而我敢肯定詹姆斯不会接受这种推测。他会在压力下把神秘主义的触角收进科学的外壳中；但是他不会像自然主义者那样本能地认为奇迹与自然是一体的，而我们只是根据习惯它们的不同程度来区分它们。细胞核（我们可能会诗意地称之为灵魂）无疑存在于我们体内，我们的身体和思想都由它产生、受它控制，就像政府组建、控制军队一样。既然自然在很小的范围里也能包容万物，那么细胞核中很有可能存储着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有时可以被开发出来，或者像电火花一样，可以导致原先就大量存在的能量的释放。但是这种中央权力的绝对专制以及它将艰难困苦强加到臣民头上的高招并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好处。也许，正如民主政府一样，当灵魂仅仅负责聚集和调整来自感觉的刺激时，它才处于最佳状态。人的精神有时是一个暴君，昏庸无为、挥霍无度、骄奢淫逸。有时它又是狂热激动的。当它寻求并获得了肉体的全力支持时，就像征服者和巫师获得了功绩，问题是作出这样异常之举的冲动是否并无必要，这种举动是否毫无意义。又有谁希望成为神秘主义者呢？詹姆斯天生就不属于宗教，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人，他不喜欢那些假装神圣的先验主义者、空想家和苦行者；他讨厌狭隘的思想。但是他又急忙更正这种坦率的冲动，以免有失公平，而且强迫自己克服这种反感。当超自然现象在平凡的物质世界是具有疗伤和拯救的功能时，这么做会变得容易一些；奇迹通过医学重建了其在远古时的地位，超自然现象与奇迹都被人性化了。即使詹姆斯没有获得这种统一，他也与奇迹建造者们达成了一致，促使他这么做的是他宽厚仁慈的品格，还有他那追寻气味的猎人的直觉，因为他相信即将会有所发现。此外，作为青年的导师的哲学家，他更关心引导人们有一个正确的开始而不是给他们一个正确的结论。詹姆斯同意教育家激励学生的传统；只要能坦诚地去做，他就会把心理学应用于对人们心智的开导；他那些关于习惯、意志、信仰的讲话以及那篇关于人的潜能的文章，都精致优雅、激动人心，简直就像是对年轻的基督徒战士的布道。他对道德方面要比对科学方面更有信心。他似乎确信某些思想和希望（开明的新教教徒都熟悉这些思想与希望）是每个人生活中真正的朋友。自愿维护这些信念的全部论据都有赖于思想和希望是有益的这个前提，如果他自己或者常听他讲演的那些人曾经怀疑过这个前提，这个假定的前提就会很难立得住脚。因为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难以逃避犯错误的风险，一定会屈从于一些人类本性上的或病态的偏见，那么我们至少应该错得优雅、错得损失最小，比如我们可以坚持那些能让我们过上自认为很好的生活的偏见。但是什么是好生活呢？威廉·詹姆斯、他周围的人以及任何地方的所有现代哲学家对什么是好生活有明确的概念吗？我认为谁都没有。他们熟悉人的善良品质，并且热爱这种品质；他们对于品格和正确的行为有自己的标准；但是如果涉及到哪些东西能使人类的生活幸福、美好、愉快，总的来说值得拥有，那么他们的见解就非常狭隘、鄙陋了。他们已经忘记了希腊人的经验，或者从来不知道那种经验。
因此，这种论点和与之类似的帕斯卡赞同天主教正统观念的论点有着相同的缺陷。帕斯卡说你必须强迫自己信仰它，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了而且做得正确，你就赢得了天堂，而如果你错了，也不会有任何损失。新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教徒会对这样的看法说些什么呢？帕斯卡的那些可能性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真正的可能性；这种赌注（因为有人向你提供了很高的赔率，你便为不可能发生的事下赌注）是一种对明智和愚蠢作出真正选择的拙劣模仿。在这种心态下，人们不会赢得什么天堂，而且即使有天堂，哲学家也会蔑视它。于是，威廉·詹姆斯让我们为永垂不朽或取得成功的力量打赌，因为如果我们赢了，我们就可以庆幸自己真正的本能，而如果我们错了也不会损失什么；因为除非你只在发现自己正确时才会有满足感，否则来自正确的自尊显然毫无意义。抑或这种论点指的是那些信仰（不论正确与否）会让这个世界的生活更加美好，但这只能是画饼充饥。与其总是幻想美好的生活，还不如与现实和谐共处；幻想的东西绝不会那么安全，那么美好，那么有成效。拒绝放弃腐朽的幻想是对思想的腐蚀。人们当然会有某种信仰；而且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去信奉某种东西；但要有理智地去信奉，要信奉那些肯定的事、可能的事、值得期望的事，同时还应认识到错误的事就是错误的。
像往常一样，在这个问题上，詹姆斯在其混乱的道德建议背后有一项真正的心理方面的事实和一种丰富的本能。这心理方面的事实就是人的信仰受到其意志和欲望的影响；我认为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地认为信仰本质上是冲动和准备行动的表现。因为我们的行动是会逐渐适应客观事物的，而我们的冲动是会逐渐适应可能或必须的行动的，所以我们的想法只是肤浅地开始靠近现实并且获得真正的（即使仍是象征性的）意义。我们不需要决心去相信什么东西；我们只需要决心去研究那些不可避免地会相信的客体。但是詹姆斯想得更多的是我们对所希望的事的信仰，而不是我们对发现的事的信仰。这种信仰一点也不清晰，在人类生活中也没有必要。然而，詹姆斯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或者说比大多数美国人更深切地感到了未来的召唤，并且坚信未来可以比过去更加美好，与过去彻底不同。斯维登堡[1]对待熟悉的神灵很宽容，受斯维登堡的影响，詹姆斯对宗教也比较温柔，但是他并不重视宗教信仰所描绘的天堂或千禧年的情景。必须保留的是由宗教信仰提供的道德拯救者、宗教的开放空间和奇迹的无限可能。如果我们由于担心受骗而退缩（可能这也是天性会让我们做的事），那么相信这些持久不变的真理会比不相信它们更容易受骗吗？对信仰本身进行改良也是需要信仰的，其他的改革也是如此。
在某些情况下，相信成功可以激励我们取得成功，同时这种信仰也就通过自身的作用变得合理了。这是詹姆斯在最坏的情况下的一种典型看法——好与坏总是并存的。在这里，心理观察又一次被用来激励自己和其他人；但是观察到的事实并没有被理解，而且道德对它的扭曲（虽然这种道德值得怀疑）几乎使事实变成了假象。为什么能跳过排水沟的信心会帮助你跳过它呢？因为事实迹象表明你可以跳过它：你的腿够长，并且那条沟是两码宽而不是二十码宽。对这些事实迅速而正确的评价给了你信心，或者至少使你的信心变得合理、果敢、有预见性；否则你就是一个傻瓜，会掉到沟里、变成落汤鸡。除非有自知之明，否则自负是可鄙且致命的。詹姆斯在他状态最好时声称，如果你惊慌失措，你肯定就失败了，因为惊慌失措是心理失调的征兆；正如詹姆斯在他最明智时所说的那样：你曾经恐惧过，因为你颤抖过。如果你的身体对面临的机会都反应无误，你就不需要担心什么，就像如果你没有喝醉酒就不会走路不稳、视物模糊一样。恐惧是对紧张和混乱的感受，而自信是准备就绪的感受；它们并不是毫无理由存在的、空洞的感觉，恐惧的恶魔和勇气的天使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专横地进入你的身体，对它进行彻底改造。直到哲学家严肃地对待这种比喻为止，这个幼稚的神话单纯地作为一种比喻存在了很久。在这种情况里道德忠告也是同样有根据的。正确的不是对权力的设想，而是对它的掌握：有清醒的头脑，明了权力的来源；而不是盲目乐观，希望从浩瀚苍穹中召唤出精灵。苏格拉底说过勇气并非美德，除非这种勇气能表现为智慧。既有勇气行动又有勇气相信不是最可靠的事吗？但是要坚忍不拔、有勇有谋，才能坚持科学的深谋远虑，就像苏格拉底对勇气或者詹姆斯对情感的态度一样；人们很容易堕入陈规之中，在自然哲学中搜寻奇迹和道德说教，毫无哲学依据地在道德范畴里、在煞有道理地表达偏爱时手舞足蹈。
威廉·詹姆斯具有自由主义的热情。他属于左派，在西班牙语中左派属于心脏这边，而右派属于肝脏那边；无论如何他的哲学有鲜如血液的生命活力，没有苦如胆汁的怨恨。他是仍为社会和宗教暴虐的阴影感到不安的老一代美国人之一。甚至过去的辉煌也令他烦恼，清教徒的感觉告诉他那辉煌已经被玷污了。那被玷污后的东西变得残酷而轻浮，压制了更美好的东西的出现。但是我们要问那些更好的东西可能是什么？革命的政治家可以说，“除了官职之外，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我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但哲学家绝不可以这样说。厌恶和恐惧暗示出这偏好的本源和公认的好坏的标准；但哲学家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好坏解释清楚。自由不是艺术，但它应该有助于某些自然艺术的创造。然后会是一面吃喝一面猜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如果人类心中深藏着某种不变的想知道朝哪儿努力的需求，哲学家不就应当发现并说明这种需求是什么吗？
从某种角度来看，詹姆斯根本不是一个哲学家。他有一次对我说：“如果我们不能把哲学都忘光的话，它会变成多么可恶的祸根呀！”换句话说，虽然哲学对许多人来说是生活的安慰和避难所，如果没有了哲学，生活就不会满足，但是詹姆斯却不这样认为。因此不要期望他会创建一门如大厦一样精心构建的哲学，从此一劳永逸地过日子。在他看来，哲学更像是一座迷宫，自己只是凑巧游荡其中，一直在寻找出口。他关注、思索、怀疑遇到的所有理论，内心总有一种想漠视它们的冲动。他一生都在与各种哲学理论为伴，就像孩子一直生活在成人中间；离开这些冷漠的巨人和他们的禁律苛求以及令人生厌的讲话，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或者一只自由的动物，该是多大的解脱啊！当然詹姆斯认为理论就像成年人一样，也是有用的；但是理论本身是一种障碍，实际上它天生就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有机会，你不妨挑战其中的一两个；也许那挑战将会打破某种魔咒，从而改变奇异的景色，并且简化生活。你创建或使用的理论就像是一个讲给自己听的故事或者自己玩的游戏，这时它是一个温暖的、竭力自我辩解的东西；但是当创建或期望之火熄灭后，理论就变成了幻影，像一个幽灵或别人的思想。对所有其他人来说，甚至对幽灵来说，詹姆斯都是谦恭的化身；他对绝大部分理论都很宽容；即使对那些侵犯他的陌生人也是如此。他衷心地承认别人有可能是正确的，而且每个人都有持不同意见的权利。然而当事关理解问题的真正含义时，无论涉及的是理论还是个人，他的直觉就胜过了耐心；他会在想象中画一幅惟妙惟肖的漫画并标明这就是某某人。这漫画常常不是过分赞美就是有所歪曲，詹姆斯倒是很想做到目光准确、评判公道，但有时却会被这种愿望欺骗；他太爱冲动以至于难以做到正确地赞同某人或某观点；他太主观、太浪漫，所以难以公正地判断。爱是极具穿透力的，但是它只能洞悉可能，却不能看透事实。在洞悉某些观点的逻辑性和准确的内涵时詹姆斯有些力不从心。他喜欢对问题逐一考虑，而非把它们两两放在一起。他是个神秘主义者，一个热爱生活的神秘主义者。我们可以把他与罗素和沃尔特·惠特曼相提并论；他表现出一种温柔大度的敏感，他嫌恶矫揉造作，他钟情于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模糊却执著地相信命运，反对任何自称科学或哲学的一成不变的知识传统。
罗素
勃兰特·罗素（1872—1970），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桑塔亚那把威廉·詹姆斯和罗素相提并论，因为二人都是“热爱生活的神秘主义者”。
预言者的声誉往往在国门之外；直到詹姆斯的声望从欧洲传回美洲，他的学生和朋友才意识到他是如此的杰出。大家都喜欢他，欣赏他宽容憨厚的品质和才华横溢的妙语。他在一群文人雅士中总是显得有点谦卑，并没有伟人的架子。人们嘲笑他那些偏执的观点和毫不掩饰的缺陷。当然，一位尽责的教授不应不懂装懂，但是人们往往认为一位尊贵的教授应该是无所不知的。美国苛刻的神学家和外表光鲜的理想主义者都纷纷摇头。他们自言自语道，一个不负责任的医生能搞出什么正确的哲学呢？何况他甚至没有大学文凭，只是个会活体解剖青蛙的粗鲁的庸医。另一方面，一本正经的人们并不完全相信一个思想缺乏条理的教师——无知的人甚至要求博学的人有一套现成的理论，以备不时之需；人们也不能接受一位私下研究催眠术的人，那人虽然时常在媒体中出现，可是讲的话、写的文章却不像有多大学问。甚至虽然他的学生们都无一例外地喜欢他的为人，但是也对他思想的深刻程度有所怀疑——他竟然那么随和；在讲课暂时中断然后又要继续进行时（他说过生活就是一系列的事情的断断续续），他会拍拍自己的前额，问坐在第一排的学生：“我刚才讲什么来着？”也许在他教学生涯起初的几年里，他感觉有一点无所适从，就像一位军人受命不得不在葬礼上祷告时的感觉一样。他对自己的话的理解可能要比学究气的人深刻得多；然而要是有人替他讲出那些话，他可能会更加自在。他喜欢打开窗户，向外眺望一会儿。我想他听到下课铃时会觉得很高兴，因为在明天到来之前，他又能处于自然轻松的状态了。但是在课堂上，他有时会突发灵感，用手支着头，滔滔不绝地说出金玉之言，那些话生动有趣，发自内心，充满了对善恶的认识。有时他的话中会突然出现一些幽默的独特说法，它会坦白地承认自己的疑惑或天生的偏好，会信手拈来一些真知灼见。在他的课堂上激进主义有时会渗入一切人类哲学基础，有时也会闪现出充满朴素智慧和惆怅虔诚的思想，那可是人类曾经有过的最真实、最勇敢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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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维登堡（1688—1772），瑞典科学家与神学家，从研究自然科学转向神学，其通灵幻象和对《圣经》的神秘解释成为新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础，著有《天国的奥秘》、《新耶路撒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