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廉二世到希特勒（1890—1940）
也许需要几个世纪，才能使高尚的精神和高度的文化深入到我们同胞的心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长期以来他们始终是处于野蛮和愚昧状态之中。
——歌德
世界反对德国——德国廉价的工业——工人和士兵——法德备忘录——德国的运动员
欧洲的和平持续达40年之久。在这个大陆上，五大国并存，相互合作，时而为盟国，时而为对手，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剥夺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大国”这个词和人们讲到“第一流旅馆”一样，并没有严谨的含义。欧洲当时的“大国”也可以说包括第六个国家意大利在内。人人都知道，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不上是一个“大国”。甚至在地道的大国中，有两个国家，尽管它们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是否能真正称得上大国也殊属问题，这就是俄国和奥匈帝国。这两个君主政体的国家在同一朝代下已统治达数个世纪之久，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这两个国家已经衰微败落，俄国由于社会问题而分裂，奥匈帝国则因民族问题而分裂。因为在这个新世纪中，到处都提出两个一致的要求：给穷人，即大多数人以平等权利；给生活在外国统治下的少数民族以平等权利。
从1871年到1911年，和平遭到破坏，除了一半在亚洲的俄国和土耳其发生过战争外，在欧洲没有开过一枪。在文明古国的大陆上，既没有家破也无人亡。但是有两件事对欧洲各国国内形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世纪末，英国在南非打仗，运气不好，南非这样一个小农国家的人民第一次向世界显示，在一个没有交通通道的国家，能够坚持反抗强大的帝国主义。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旁观者都对看来一度起着压迫者作用的英国不满。不久以后，俄国在对日战争中被打败，信誉扫地。欧洲亲眼看到，美国和日本，世界这两大新的强国正在兴起，而且在本世纪初开始理解，今后的战争将再次演变成像17世纪那样的世界大战，而且规模要大得多。
大约在1910年，世界对欧洲的舆论已发生变化。英国由于主动将重大的特权让给战败的布尔人，其道义的威信得到恢复。俄国的威信也得到了恢复，这是由于它成立了第一个虚假的代议制民众政府，而且沙皇在战争爆发前还提出过真诚的和平倡议，这一点在他在位时一直对他很有利。与此同时，世界舆论从支持德国转而支持法国。
最主要的原因是害怕德国这一巨人的兴起。其二则是对德国人的高傲自大不满。看来，歌德对我们这一时代早已有了预感，他曾经写过下述一段话：
德国人的生活和感情出名的枯燥无味，阴郁寡欢，毫无机智。他们在私人关系中也感觉迟钝，特别是他们生性妒忌心重，行动鬼祟，这一切都使和德国人共同生活的人们深受其害……而现在这种极度的动乱不安，这种对成就和利润的追逐，这种对机遇的过高估计，更是使德国人坏上加坏。人们不得不愤然认为，德国人所有的这些精神上的恶习和弱点，只能掩盖一时，而不能永远根治。
在威廉二世统治下，皇帝本人已成了习惯的讲话语气，德国人在世界各国旅游时的那种神情，刺耳的喧笑声，尖刻的讲话声，挑衅性的玩笑，也许没有什么比这一切更能损害德国人的形象了。各国旅游者总是带着冷淡尊敬的心情参观柏林，而带着友好景仰的心情参观巴黎。在柏林，他们看到的是艰苦工作的人民，和纽约一样的忙忙碌碌和急功近利，而在巴黎，他们看到的则是生气勃勃富裕的人民。他们本能地感到长此以往，平静的局面难以维持。在德国，人口在增加，在法国，人口却在减少。在德国，一切井然有序，准时，而这两个优点法国都没有。在德国，人人服从，在法国无人服从。在德国，军队士气高涨，显然是在做好出击的准备，而在法国，军队人数不多，主要是为了防卫。德国的戏刚刚演到第二幕，而法国已进入了第四幕了。
有谁能拒绝尊重一个如此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个工业国家的人民呢？又有哪一个国家，除了美国以外，能和德国的卓越组织工作相媲美？当埃森的工业家访问曼彻斯特归来，或者波鸿的矿山老板视察威尔士归来，在他们精致的别墅品饮莱茵葡萄美酒促膝交谈时，他们会说，“我们都超过了他们。”在英国，一切事物，从机器，工厂，到办公室，似乎都是循规蹈矩，守旧落后，至于商业理论更是如此。当今天灵巧轻便的产品风行一时时，这些英国绅士刚刚开始计划停止生产结实耐用的产品。当“德国货”成为时髦名词，德国商人将贴上英国标签的德国货在大不列颠销售时，这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就好像今天日本货首先渗入生产同类产品而且质量要高得多的国家中去一样。
19世纪末，德国开始生产成本较低，就和日本在1930年左右的情况一样。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工人工资远比其他国家为低，组织形式更为有效，可以节约数以百万计的管理费用，同时还由于好战的传统和严格的训练，服从性已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1700年普鲁士国王用棍棒，将整个国家变成欧洲最优秀的军队，到了1900年左右，克虏伯工厂已不再使用这种棍棒了，但这些棍棒依然在后代身上起作用，一直没有追求自由的向往。那些在机床上生产炮弹，或者在微弱的灯光下一天10小时背驮煤块，用手推木轮车运输的人，仍然是那些从前当过三年兵，尝过各种拷打和惩罚滋味，而且从来也不反抗的人，他们充其量只是通过一位无权无势的代表，说几句控诉又迅速被人遗忘的话。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工人和平民一样喜欢当兵，而平民又和容克地主一样喜欢当兵。因为所有那些社会党人在五一节发誓要最后建立共和国的纲领，不仅得到大兵们的拥护，有时甚至得到国王和上校军官的拥护。德国工人从来也没有认真地期望过，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的共和国。尽管社会主义者并不喜欢威廉皇帝，他们却在巴黎宣称，如果一旦成立共和国，那么也要由这位大公爵出来当总统。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连当夜间看守人的资格都没有，却和永远也不能成为卫队军官的平民一样，一直怀念他们服兵役时期度过的岁月。当他们在一起喝啤酒时，最喜欢唱的是军队进行曲。他们怀念三年兵役期间愉快的往日。德国工人最喜欢唱的不是《国际歌》，而是重复地唱着：
年轻人再也不回家，
他们将战死疆场。
大多数德国人和德帝国前总理布吕宁一样，留恋旧日服兵役的日子。这位前总理在流亡时曾对本书作者说过，他一生最美好的日子是在军队中度过的。多少世纪以来，德国人习惯于服役和受苦受难，而当他们服役时又不怎么吃苦时，他们就会感到，这是再好不过了；而一旦要求他们独立行动，承担责任时，他们就会感到不自在。
德国工人甚至像传播革命思想一样，将他们在军队时学到的服从和秩序带到工厂和党内去。他们力求自己成为一个相当于军士的人，至少可以指挥十几个人，反过来自己又对上级唯命是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上组织性最强的政党。从数量上讲，它也是最强大的政党，拥有数百万个选民，而法国社会党仅有10万个选民。在法国，对自由的热爱在人民心灵中根深蒂固，这使他们倾向于无政府，他们难以容忍相互之间建立固定的联系，更谈不上一个有着固定议会和要求履行义务的政党了。在德国，对金字塔式的国家等级制的偏爱，破坏了所有对自由的热爱。法国工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内发起了两次革命，但他们却组织不起除了只有少数党员参加的群众大会。德国工人的选票在25年内从75万张增加到400万张，其中1/4的人组成一个庞大的政党，但是他们的革命却失败了。最后他们没有反抗就被解除了武装。
德国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是因为人们感到德国人的性格使世界面临危险。法国逐渐放弃复仇思想，部分原因是由于俾斯麦奉行和解政策的结果，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拿破仑采取暴力政策，使法国一个世纪以来已经筋疲力尽，大伤元气。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最后10年，法国的学校教科书婉转地赞扬1870年的战争。为失去省份而举行的哀悼仪式几乎在同时停止了。只有从阿尔萨斯省侨居出去的家庭，还在教育自己的子女不要忘却旧恨。当法国在1904年和英国缔结协约时，它们还没有想到要对付什么侵略战争。那些不同意这一看法，对形势作出不同分析的人误解了法国人的心理。从1870年到1917年几乎有半个世纪之久，德国的中小学校和大学一直在庆祝纪念色当的胜利，用以培育青年人获取新的胜利所需要的傲慢情绪。
只有内心没有安全感的人，才会一直记着凯旋胜利的日子。
德国体育运动员对运动的态度也有类似之处，他们并非出自内心的喜欢而从事体育活动，而是一般来说出于对比他们优秀运动员的妒忌，或者出于争取客观世界承认的愿望。当1912年德国最优秀的田径运动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被两个美国运动员挫败时，德国人将这一失败归咎于条件不平等。
一旦有人超过德国人，这种内心的不安全感就会促使德国人怀着愤恨的心情向世界挑战，在世界大战失败后，德国人内心的不安全感，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剧。在1928年德国人再度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德国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写道：这不仅仅是比赛和奖章的问题，而是“在过去的52个月来胜利地顶住了世界的压力”的德国，现在终于再度参加竞赛，“德国之鹰超过了一群狼”。在阿姆斯特丹，荷兰东道主抱怨德国人的举止像一群入侵者。当德国足球队败给乌拉圭时，他们立即指责埃及裁判员。
德国伯爵哈雷·凯斯莱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描绘过这种反映德国人性格的德国运动员的举止。凯斯莱尔在艾斯柯特受过拳击运动的训练，在他16岁时，和一个特别傲慢自负的德国小伙子进行拳击比赛，他勾手一拳击中这个小伙子的下颌，将他打倒在地。“当这个小伙子费劲地站起来后，还头昏目眩，我走到他面前和他握手。但是他却向我大为光火，然后转身而走。其他孩子都笑我是笨拙的骑士。”帝国总理布洛夫也叙述过类似的情节。当伟大的张伯伦之子，作为英国下院的年轻议员发表他的处女讲话时，张伯伦的死敌，自由党人格拉德斯通立即发言表示深为满意，他说，看来父亲的杰出品德，已经由儿子继承了。大约在这同一个时期，俾斯麦的儿子也在德国帝国议会上发表处女讲话，而尤金·里希特尔，类似上述英国的自由党人，俾斯麦的死敌，却走向讲坛，不断地诘问俾斯麦的儿子，企图使他陷入窘境。布洛夫亲王和凯斯莱尔伯爵都是德国贵族，他们指出，通过这一事例，他们认识到，德国人和英国人性格的区别。
士兵至高无上——权力更甚于金钱——种族论的前驱——“让魔鬼消灭所有的文化”——贝恩哈尔迪的哲学——施里芬学派
在世界大战之前的1/4世纪里，德国人民在三大运动中显示出他们的力量不断壮大。
工人们将他们的军事纪律带进了社会民主党内，缴纳党费，举行阅兵游行，唱歌，一切都严格按照规定办事。早在1912年，它就成为帝国议会最强大的政党，它的代表团拥有110个议席。这些所谓的“赤色分子”很自然地引起富人的仇恨和蔑视；但是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也都回避他们，因为当时不当赤色分子是一种时髦。甚至到了帝国最后的10年中，赤色分子的成就也不大。至于他们未能阻止世界大战，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在于国际的不团结。战前，他们投票反对扩军拨款或者反对建立新舰队，总是遭到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的一致反对。推行军国主义，对德国人而言是非常自然的；拒绝走这条路则是难以想象的。
几乎不知不觉开始蔓延的和平主义，在德国工人和农民的心灵中并无反应。甚至倍倍尔也曾经说过，如果德国反对俄国，他将扛起枪走上战场。他未能认识到，在这种结盟的体制下，俄德之战是不可能孤立发生的。他看到的只是血腥的沙皇和1905年圣彼得堡暴动时被击毙的群众。在他的心目中，更重要的是废黜沙皇而不是制止战争。当时普遍认为，在对俄战争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世界革命，倍倍尔确实也受到这种见解的影响。无论如何，这种话出自一个社会党领袖之口，对一向服从成性，又天生好战的数百万德国工人是很容易接受的。要想找碴儿打架，从来也不会找不到道义上的托词的。
工人终究首先是一个德国人，其次才是工人。因而，甚至在俾斯麦紧急法停止执行20年之后，德国工人的巨大政党还未能取得任何决定性的成就。它甚至不能改变普鲁士的羞辱性的三个阶级的特权。在拉萨尔时代，德国社会党人经历了一个美好春天的前兆，随着春天而来的却是迫害和流放。但从此也就没有夏天和秋天，更无硕果可言。
第二个运动是德国工业所以能得到迅速发展，应归功于德国人具有的服从意识和纪律观念，而不是德国工业领导人比其他国家的工业领导人更具有天才。他们自认为是半神半人，虽然他们没有互相称呼为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或武丹，没有采用天上战神的称号，而是用了“总经理”或是“工业界头子”之类的称呼。德国工人的献身精神和纪律性，他们之甘愿受剥削，是德国工业兴起的重要原因。而每一个德国人，其内心现在和过去始终深信枪炮比黄油更为重要，他们甚至认为，没有磨炼，没有服从，没有大声叱责就做不好工作；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认为小小的改革要比一场大革命好。一个具有这种性格的国家能培养出最优秀的军人，也能生产出最价廉物美的产品。
他们出于同样的责任心，能生产出最精密的显微镜、照相机和化工产品。从事这类精细的工作，需要的是同样的献身精神，要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即使油罐大火熊熊，也不会逃离工作岗位。通过一件件的事例，可以看出，他们想的并不是为了祖国，而是认为自己优越，习惯于遵守秩序。他们用以研磨出最精密镜头的双手，不仅能生产最现代化的武器，还能完美无缺地使用这些武器。服从，责任感，朴素的生活方式，这一切保证了德国人能迅速发展工业和进行战争。当埃及人出于宗教信仰渴望修建宏伟的大金字塔时，只有服从和精确度才能保证这一工程的完成。当具备了这一切条件再加上古代战争的本能，就会培养出最完善的现代化军队。具有这些特点的德国人，能生产出全世界难以媲美的蔡司双筒望远镜。也因为德国人具有这些特性，他们才能向波兰进军。
现在这个国家第一次获得了统一和成功。从中世纪以来，德国第一次作为一个强国雄踞欧洲的中部，他们似乎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德国人在他们的精力、天性和历史方面，和美国人有类似之处，所不同的在于，即使财富再不断地增加，也难以使他们满足。这个国家自古以来一直幻想主宰世界，现在这种幻想更加强了。如果德国人仅仅是为了金钱、舒适的住房、汽车和花园，他们只要在国内好好工作，就能不断地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幽默感和业余的爱好。但是，不论是新工业界头子还是老一辈将军或容克地主，都不具备这些特点。他们这些人一个个都是野心勃勃，渴望权力远远胜于追求金钱，甚至在今天，促使他们拼命的不是追求更多的财富和生活的享受。一个好战的民族从来不会在假日或周末闲情逸致地享受一番，相反，它希望剥夺别人这种享受。德国人认为，轻而易举而获得的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希望通过千辛万苦，征战攻取而获得的，才是有价值的。
在世界大战前的二十年中，德国不断扩军，建立强大的海军舰队，正是反映了这种强烈的霸占欲；它的整个计划在于攻击邻国，加以征服。他们臆造出德国被包围的神话，以煽动人民的情绪，正如所有的神话一样，只要反复宣传，人们就会相信它。这是第三个决定德国前途的运动。所谓“人民没有生存空间”，不对外扩张，德国就会窒息，并不是问题的所在。首先和比利时相比，明显的事实是它的人口密度等于德国的两倍。而比利时也只派了数千人到殖民地去，并且在它吞并刚果之前就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其次是所有过去德国老的殖民地，他们的赤字总额，大大高于他们为德国所带来的。英国拥有比任何国家还多的殖民地，并且有着将子女送到海外的悠久传统，尽管如此，国内的人口密度还是不断增加，而且比德国越来越富，不是越来越穷。
德国更善于作为征服者，而不是殖民者。他们需要为他们的梦想炮制一个理论，德国人民的领袖并不满足于像罗马人那样仅仅发出战争的叫嚣。他们将自己的枪炮披上一件华丽的外衣，只是露出枪口炮口。这一伪装就是“种族”和“文化”。
帝国国会议员、泛日耳曼联盟主席哈塞在1895年出版的一本名为《1950年的大德国和中欧》的书。在这本书中，他鼓吹俄德战争，并在德国取胜后，吞并巴尔干国家。所有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将从德国遣送到波兰和小俄罗斯。大德国包括荷兰、比利时、瑞士的讲德语的部分地区和奥地利—匈牙利。也就是说，将波兰、小俄罗斯、罗马尼亚和“扩大的塞尔维亚”均并入德国版图之内。它将拥有8600万人口，有1.31亿人经济上依赖于它。这本书出版于希特勒之前的50年。
有两个非德国人奠定了日耳曼人或条顿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这一理论：一个是重要的法国人高毕诺，（Gobineau，1816—1882，法国种族理论家。——译者注）另一个是浅薄的英国人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这两个神经质的人将他们的理想寄托在光彩照人，卓越的种族身上，他们自己缺少的正是这种品质。高毕诺宣称，尽管他仰慕瑞典，但他不能忍受瑞典酷寒的气候。张伯伦的准则完全建筑在种族和崇拜瓦格纳的基础之上，他在1900年左右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有两位读者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感谢信给这位作者，他们就是威廉二世和希特勒。张伯伦这个老人实际上承认希特勒在执行他的计划。我们无须就种族优越问题进行争论，世界对此早已有定论。至于对种族和门第发表了大量言论的尼采，我们在本书中已扼要摘引了他对德国人的看法。
德国还利用文化作为它形而上学的镇静剂。普鲁士国防部长在帝国议会中甚至还乞灵于这种文化。这个人就是法尔肯海恩将军，他在世界大战前说过下述一句话：“如果文化发展到我们的军人再也不能充满信心地进行战争时，那就让魔鬼消灭你们所有的文化吧！”但在其他方面文化却被常常用来作为一种展品，置于突出的地位。早在1900年，纳粹的前驱大日耳曼联盟就以文化相同为借口，在其纲领中公开要求“将荷兰、比利时、瑞士德语地区和奥地利并入德意志帝国中来。”
还有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将军支持这两位优生学理论家。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海因利希·冯·克莱斯特就把战争鼓吹为一种哲学，现在他继续通过他的追随者施加他的影响。他写道：“只有在人们感到厌倦和软弱的时候，才要求维护和平。”骑兵将军卡尔·冯·贝恩哈尔迪正是为了防止出现这一局面，才锻炼骑马疾驰和用语尖刻。1910年以来，他的书对受过教育的德国人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当这位普鲁士将军鼓吹战争的理论和实践时，甚至全世界都在倾听他。以他的身份而言，他的讲话可以被认为代表官方的立场；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出版者曾经一度是歌德的出版者，他赞誉这位将军具有文学的预感。除了文风较为流畅外，贝恩哈尔迪1917年撰写的《德国的未来》一书可以说整页整页地论述和希特勒后来写的内容非常类似。所不同的是，在当时没有人敢于公开嘲笑正义和文明。相反的，人们对正义和文明予以肯定并且利用它们作为掩护。
这位骑兵将军在这本书中说：“美国塔夫特总统实际上是建议在大国之间缔结仲裁的条约。我们必须挫败和不信任这种努力。我们必须肯定战争在道义上是合情合理的，这一点甚至对公众舆论也要阐明。战争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对其伟大意义必须做到家喻户晓，以使其与本身的价值相符合。简而言之，一个高贵的民族为了理想或为了自己生存而战，不能被视之为野蛮的，而是文化最高尚的表现。为此而战是人类崇高的行动。为了人类的理想，不能顾忌个人的粗暴，更不能意志薄弱。就斗争的形式而言，以骑士的气概，使用真枪实弹进行一场战争，要比那种在表面和平的掩盖下，企图利用金钱的力量或阴谋诡计挫败敌人，具有更为崇高的道德。只要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一个民族的精力才能保持旺盛。”
缔结全面的仲裁条约肯定对正在兴起的国家，例如对德国是特别有害的，由于这些国家还没有达到其政治和民族顶点，为了充分地完成肩负的文化使命，需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只有这样一个强国，能充分发挥人类最宝贵的才智。
当其他人也以德国人注定要独霸世界的名义，祈求康德和歌德的幽灵之后，这位骑兵将军骑在高大的军马上表达了要给德国人以世界统治权的真正理由。德国人口每年增长100万人，法国人口根本没有增加，因而德国人有权利“和法国彻底清算”。4500万不列颠人却统治着1500万异族白种人。世界上不列颠人要比德国人少，但是不列颠人以他们的残暴征服了1/5的世界。俄国人和波兰人的文化完全归功于德国人，因而应该置于德国的统治之下。为了避免种族混杂，德国人必须移居到波兰去。纯粹从法律形式上占有刚果的比利时，在文化上对刚果没有什么建树，因而“可以认为比利时在道义上早已失去占有刚果的权利。从崇高的人类法则来看，确实可以提出这一问题，比利时是否占有刚果太长了些”。由于人口过剩，德国从道义上讲，有权利要求将那些仍然受外国剥削的国家归为己有。
这不过是一个骑士气概国家的某些理想目的而已。从这位骑兵将军讲话的傲慢口气中，就可见一斑。他说，德国应该自愿地和英国结盟，条件是“英国对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任何扩张都应事前就予以赞成，与此同时，英国还要脱离协约国”。至于不履约的问题，这位骑在马上困难重重的将军早在30年前就企图越过这一障碍，他操着惯常的文雅口吻说，“如果能通过其他的手段使一个国家生存得更好，更有把握，那么没有一个国家会把自己的生存寄希望于条约义务的恩惠上”。
这些话均出自这位骑马的政治哲学家之口。
步兵将军们飞速地推行他们的“文化”计划。著名的施里芬，这个人被认为是第一流战略家，也许他的计划被错误地执行了，他要求总参谋部按照打过83次战役的七位将军的做法，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出击。他的这一计划如此的被认为具有权威性，以致二十年来从未修改过。
这份计划假设取道比利时或荷兰入侵，从而必然挑起英国的干预。虽然鲁登道夫1917年在一份秘密的备忘录中，明确表示对德国能否获胜持有异议，并且提及英国和比利时的军队都可能成为敌人，战争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反对英国，但是没有一个文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这一点今天已可以由共和国公布的文件得到证明，似乎事件早在几世纪前就策划好了。普鲁士军事学院坚持认为：“政治从不能给战争行动带来丝毫影响。”
从此，德国军人占优势的历史从普鲁士开始，在国家生活中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当时的皇帝、首相和总参谋部，对这样一个对德国人民有着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从来没有讨论过。布洛夫亲王对本书作者说，他就提出三种可供选择的出击计划，包括出兵比利时，但是他并无决策的权力。在当时，基本的作战计划被认为是“不可修改的”。因而，不是军人根据政治形势的发展而进军，而是政治家不得不根据出击计划调整政策。
按照施里芬和莫尔特克学派的主张，政府领导人在战争时只能完全依靠将军。对于诙谐的柏林人以及其他德国人来说，总参谋部大楼成为某种阿波罗神式的圣殿；而那些进出这个大楼的身穿宽红条镶边军裤的军人，则好像人人头上都有一圈圣人的光环。这种感情深深烙印在人民心上，更进一步增加了军人对平民的蔑视。每一个少尉感到自己是身着宽红条镶边军裤神甫手下的唱诗班儿童，因而有权对平民耀武扬威。在柯尼希广场上总参谋部红色大楼的对面是德国国会大厦，但从来都是前者蔑视后者，而不是后者蔑视前者。
在所有国家中，将军和政治家在战时总是对立的，回忆录中不乏这种记载。但是只有在德国，将军却认为自己远比政治家优越，是他们创造了历史的主题。直到今天，德国军人还怀着这种优越感，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是受到他们民族的宗教信仰所支持的。
因而，当1914年8月德国入侵比利时的时候，总参谋部受到欢呼，全国都表示支持这一行动。没有人挺身出来反对这次入侵，连最优秀的思想家都缄默不语，他们认为，既然总参谋部下令出击，就表明这一行动为取得战争的胜利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反应必然使德国在战时失去政治领导，而导致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这两个将军的专政。
残废的左臂——威廉的性格——威廉二世与希特勒——沙夫克里斯——德国的危机——退位？
威廉二世和路德、俾斯麦一样，在青年时代对自己的母亲充满着敌意，而责任也在于威廉的母亲。这位维多利亚女皇的女儿总是感到自己和普鲁士人格格不入，在她眼中这些普鲁士人都是野蛮人。她也渴望权力，曾经希望很快就能获得她公公的继承权。她在失望之余，却发现，她比自己的丈夫更能得到知识界的支持。
这个维多利亚英国女人的愿望是生一个体质强健的儿子，可是头胎生的儿子体格却不健全。这就使今后的发展前景更难预测。母亲的虚荣心和普鲁士人要求未来的国王首先是一个军人的思想偏见无形中结合在一起了。尽管这位王子的左臂太短，完全残废，可还要接受残酷的训练，他要和所有的其他军官一样，骑马和游泳，击剑和射击，而且要干得更出色。
这样的童年生活必然给他的性格带来两方面重大的影响。他痛恨母亲让他知道自己的弱点，于是就和俾斯麦一样，和母亲背道而驰；既然她是英国的自由派，他就要成为普鲁士的反动派。他的身体有生理缺陷，迫使他去做某些他所不能做的事情，这一点很重要。他简直是在当演员，一直在扮演着强健而又敏捷的军人。如当他参加奠基典礼时，他总用右臂尽力使劲抡锤，以遮掩他孱弱的左臂，如能给他以很好的知识教育，而不仅仅是军事训练，则由于他的缺陷以及他异常的聪敏，德国将会有一个浪漫主义者国君，而不是一个大声咆哮的战争元凶。由于担心被人看做是一弱者，驱使他一直保持昂首阔步，虚张声势的架势。在几乎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他一直面对世界高谈阔论，然而他那无休止的咆哮和所有磨刀霍霍的讲话，都只是装装门面而已。他最亲密的朋友证实，从性格上来看，威廉是个胆小羞怯的人。
威廉左臂瘫痪造成的悲剧，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世界的进程，却使这个统治者成为神经衰弱的君主，他的反应和感情使世界大受其影响。如将威廉和罗斯福相比就非常能说明问题。罗斯福的缺陷给他带来相反的影响，他在40岁没有受到瘫痪折磨之前，性格并不坚强。罗斯福，可以自由地接受教育，而威廉则不行，也许从这一点看，他可以获得原谅。他的父母本来应该开导他，身体缺陷并非耻辱，确实，对一个身体健康、头脑健全的人来说，某个方面的身体缺陷并不是重要的。
威廉由于身体原因而产生了自卑感，在他成为德国统治者的继承人后，又出现了另一种自卑感。德国连续有两个神经衰弱的人成为他们的领袖，他们被迫去仰慕这两个人，这一事实具有深刻的含义。
威廉在他一生中确实掩盖了自己的缺陷。通过无数的照片可以看出，这位出访频繁从不厌倦的国王，在上千次招待会上总是落落大方。在德国，从来也不允许神职人员、朝臣或是学校教员对国王说三道四，这一点和美国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美国，人们受到的教育是，尽管治理国家的领导人有先天的缺陷，也应该尊敬他。这位国王后来在回忆录中叙述过自己可怕的青年时代，直到本书作者提出这一看法之前，世界上没有人原谅过他。这件事正好反映了德国民族的不平衡的特性。德国人在世界上惯于采取的那种粗暴，大声喧哗和傲慢自负的举止，现在甚至在这个国家的头号人物身上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当威廉28岁时，由于父亲的暴卒，接管了这个由俾斯麦缔造的强国。他面临种种棘手问题，在任何意义上来说，他都是不成熟的。两年以前，他的父亲就写过：“鉴于我的儿子不成熟，又具有傲慢自负、自高自大的倾向，我不得不认为，在这个阶段让他接触外交政策问题，实属危险之事。”
威廉二世像
威廉二世皇帝于1888年成为德国第三代霍亨索伦王朝帝王。他左臂萎缩，无所事事，只会军国主义式叫嚣，把德国带进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德国战败，他被迫退位，到荷兰寻求庇护，并于82岁死在那里。
这位年轻的统治者行使权力的结果，驱使他那神经质的性格达到了极限，越过这个极限就是神志不清。他最亲密的顾问一再提醒他可能像他叔祖父一样失去理智，也许不得不宣布他不能胜任现在的工作。当威廉30岁、37岁和44岁时，他的大臣和臣属都考虑过要采取这一步骤，这些人后来公布的文件均提及这一点。不过，威廉显然是个天才人物，他善于灵机一动，以通情达理而取悦于人，而且善于在关键时刻甚至在一个时期内，把他英国母亲的智慧和他父亲的忍耐心结合起来，这一点吸引过许多人。
他的性格和希特勒有着十分相同之处，这两个人都不信任自己的伙伴，而总是自己奋起，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狂热地工作。两个人都是才华横溢的雄辩家和演员，因为缺少文化，喜欢讲排场，而个人倒有节俭的习惯。两个人在关于艺术问题的公开讲话中，都是一派胡言，而两个人又都认为自己被艺术家误解了。两个人都有神秘感，都喜爱祈求上帝的保佑。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人类的精华，自恃拥有伟人的知识，向人民许愿缔造光荣的时代。这两个人都同时既是庸才又是演员，他们既易于上当受骗，同时又是大吹大擂的专家。
这两个人的主要区别在于，威廉是稻草闪光的火焰，而希特勒则是干柴烈火。威廉因为他的世袭而受到宠幸，希特勒则苦于斗争。因而威廉易受友好感情的影响，而希特勒则是内心充满着仇恨的化身。威廉生长在权势财富之家，没有后顾之忧；而希特勒出身贫寒，始终担心会失去已经获得的巨大成就。早在1890年，威廉的一位密友对30岁的威廉作过下述一段描述，这段话也许很适合于希特勒：
这个人希望自己的一切行动都超过别人，从关心自己的地位到取得人们的爱戴。此外，还加上担心自己的安全和迅速膨胀的虚荣心。他抓住一切欢迎场面，最喜欢博得群众的掌声和欢呼。由于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幸的错觉），因而非常喜爱听恭维话。他走到哪里，都能赢得人心，只是不能停留太久。
希特勒这个人虽然一滴英国血也没有，却可以这样说，他继承了威廉的对英国又爱又恨的感情。这种感情支配着威廉的整个政策，成为世界大战的一个起因。
如果威廉没有被德国人的恭维奉承的话弄得飘飘然，如堕入五里雾中，他本可以具有更高一些水平。谄媚奉承之辈尾随他长达25年之久，直至他溃逃为止。这一类人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有，他们缺乏自信心。德国人这种性格上的缺陷，使德国统治者几个世纪以来一事无成。
从上层的容克地主和伯爵开始到下层的仆从，这些人包围着威廉，他们只是从制服的不同判断别人地位的高低。其他的国王也被拍马奉承之徒所包围。不过历史上也有少数人，如前面提到过的耶各布，曾经将1848年的真实情况告诉过国王。在路德以前的年代中，每个世纪都有一两个这样的人。但是新的德国人已被帝国弄得眼花缭乱，被金钱毒害，被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新的地位弄得昏头昏脑，这些人拥戴威廉达20年之久，如果他们有机会，他们也会推举威廉当选为总统的，30年以后，也是这类人出于同一思想，投票支持希特勒当权。
例如有一位伯爵卑微地请求国王允准他的母牛可以戴上和皇家牛群一样的颈铃。还有一位容克地主在狩猎之后用金字在一块花岗石上刻下这句话：“皇帝陛下在此地猎获一头白公，是为至尊无上的皇帝捕杀的第五头野禽。”还有些教士在皇帝本人在场的时候，响起教堂的钟声，颂扬他的美德。而那些大使们通过驻在国国王的嘴，塞进自己的难以置信的恭维皇帝的话。至于一些将军们则在举行皇家军事演习时，秘密的保留着数百名狙击枪手，在关键的时刻放出来，使皇帝领导的一支军队获胜。还有一个名为冯·马肯森的将军亲吻皇帝戴着手套的手，而且在陆军中推广这一做法。
数十年来，剪辑报纸的人只让皇帝知道赞扬他的国家的报道。皇帝对大使报告的边注和评语又被电告驻外大使，以便他们可以发回更合乎皇帝口味的报告。驻华盛顿大使施佩克·冯·斯台恩堡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将皇帝描绘成“世界最伟大的万能贤人，是一位在工业和科学，艺术和音乐各方面都具有同样水平的大师”。在市和镇的大厅的门前，市长与镇长们不着大衣，穿带有金黄穗子的全副礼服，颤颤发抖地欢迎他们身穿皮毛大衣的封建君王。因为皇帝通常骑在马上聆听大臣的祝词，这些大臣们一个个脖子冻得僵直。主管皇家资产的官员向皇帝报告，他的母牛每天产奶40夸脱，至于他们给这些母牛饮了多少奶，皇帝是从来也不过问的。而那些德国教授们，诸如施拉比、哈尔纳克、杜尔斐德、波德之流，在干此类蠢事的程度上，可以说达到了极点。这些教授们肃然起敬，洗耳恭听皇帝大言不惭地对他们主管的专业作出最愚蠢的判断。当时一位学界巨子道依森教授写过：“皇帝领导着我们从歌德到荷马和沙夫克里斯，（Sophocles，前496？—前406，希腊悲剧作家。——译者注）从康德到柏拉图”；而兰普莱西特，这位颇受赞扬的德国历史学家，直到1912年还在撰写专文恭维皇帝是“远古圣贤的再现，是一位有着强大意志的巨人，所有创造性艺术的大门对他始终是敞开的”。
在作战司令部里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战司令部里正与兴登堡（左）和鲁登道夫（右）商讨战事。
巡洋舰草图
1894年，威廉二世皇帝在一张空白电报纸上，绘制了这张巡洋舰的草图，尽管专业的海军设计师们一致认为这个设计是无法实现的。威廉皇帝坚持德国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以向英国在公海的制海权挑战。
威廉二世肖像
这幅威廉二世的肖像，完成于1890年，也就是这一年，俾斯麦辞职。画中的他极力表现出自己便是普鲁士武士国王的理想化身。一位法国将军嘲讽他说：“这不是一幅肖像，简直就是一个战争宣言。”
在这些教授中也有位令人难忘的例外，如马姆森教授，他就有一次当众顶撞皇帝。这位罗马史专家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说，他正在修复的一座古罗马城堡并无多大价值。还有一位男爵冯·莱维乔夫，在一次公开的晚餐会上驳斥了皇帝对他那个阶层的侮辱。
在一片对皇帝赞美合唱声中，有时也受到知识分子的干扰。奎德写了一部历史，富尔达写了部戏剧，嘲笑威廉。雕塑家高尔拒绝在皇帝的纪念碑上刻下飞鹰。少数社会党人的编辑有时也密闭门窗，谈论真实情况。不过，真正反对这种拜占庭式统治者的知识分子的斗士只有两个。一是《辛普里西斯姆斯》杂志（或意译为《简单化》）的诗人和艺术家，他们敢于讽刺这个政权；还有一位是麦克米伦·哈尔登，他有力地抨击这个政权，并且进行大规模的批评长达20年之久。他的作品可以和维也纳的卡尔·克劳斯相比，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德国人民只有一次显示出要起义反抗他们的皇帝。这是在1908年11月，10年后，皇帝背弃了德国人民。在一次军事演习时，威廉骑在马上向一位英国上校透露，他在布尔战争期间曾向他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皇提出过建议，按照皇帝的说法，这是一个战役计划，如果英国罗伯特伯爵采纳，英国本来会获胜的。这个谈话内容，不知怎的首相没有看到。皇帝用了令人难以容忍的措辞指责英国人，消息传到伦敦后，英国人对这种侮辱用沉默表示他们的愤怒。至于德国人，他们纷纷反对这次谈话内容。在报刊，在会议上，在每次谈话中，社会各个阶层都对皇帝这次毫无策略的谈话愤慨万分。即使没有战争，没有失败，没有紧急法或警察措施，德国人民也感到皇帝是在没完没了地说些浅薄的话在欺骗他们。
在这场危机中，威廉本来可以被迫退位的。他本人确也想到了这个可能性，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由于他儿子的反对。但是只有他的容克地主们对这件事十分认真。在帝国议会上，首相说了些半心半意的话，与其说他为自己的主子辩护，不如说他在指责自己的主子。在这次会议上，只有少数人发言，根本没有通过决议。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总是墨守成规，笃信法治和权威。两周以后，一切又被置于脑后。至于皇帝本人，正当报刊报道此事时，他和皇室的朋友一起寻欢作乐，以显示他对此事不屑一顾。和1848年一样，德国人对这种厚颜无耻的行径大吃一惊。可是他们后退了，他们容忍了这个人，这个政权，甚至还和同一个首相一起，继续治理这个国家，直到不可避免地爆发一场战争。
艺术的堕落
在威廉时期，德国科学界和工程界产生了许多真正伟大的人物，如伦琴、爱尔利希、爱因斯坦、普兰克、狄塞尔和齐伯林，而德国的文学和艺术却停滞不前。在美术和文学领域里，没有一个出众的思想家和富于创造力的人物能逃避时代的厄运。没有一个人成为德国知识界的领袖。今天，不仅学院派人物，甚至左派和现代艺术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曾取得破纪录的演出成就和达到最高销售额，例如霍普特曼和韦尔登布鲁赫这些人的姓名，早已被人们遗忘了。
迄至世界大战前，托尔斯泰、左拉、易卜生、边尔生、（Björnson，1832—1910，挪威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曾获1903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萧伯纳等人受到有思想的德国人的推崇。可是自己国内的人物，如马克斯·韦伯等极为卓越的教授以及少数新闻评论家却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在这个时期，即使连一本德国书也不出版，德国的革命依然可以来而复去。在最近20年内，即使德国书译成世界主要语言比以往要多，可是在德国以外，却没有对世界思想界产生任何有分量的影响。施本格勒《西方的衰落》一书例外，不过它产生的肯定是消极的影响。
1900年以后也产生了一些真正的诗人，特别是德美尔、里尔克和霍夫曼塔尔。不过在尼采以后，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对德国人的思想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这个人就是施台方·盖奥格。尽管读他书的人并不多，他却建立了一个小圈子，最初在纯美学界，后又逐渐扩充到各大学，甚至政府部门。盖奥格和从前的克洛卜施托克以及荷尔德林一样，献身于无形的德国，他和他们一样对德国人持怀疑的态度。他在近代德国历史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他的生涯由于遭到少有的公开侮辱而达到悲剧的高潮。在30年前过早地失去尼采的纳粹分子转而颂扬盖奥格为“优秀的人”，他们确实也想让盖奥格在这个新国家中担任一官半职。这位诗人本该接受这个位置，但他们的领袖像使他毛骨悚然，把他吓跑了。当纳粹分子继续和他纠缠不休时，这位从未外出旅行过的年迈而又身患疾病的诗人一夜之间逃离德国，就像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一样，旋即死于逃亡之中。在瑞士尽南端的莫拉尔图，用12块花岗石板堆砌了诗人之墓，周围饰以月桂树叶，它使人们想起还有很多坟墓，静静的安息着为了精神的统一而逃离德国政治的先知和诗人。然而施台方·盖奥格是为了避免受到纳粹青睐而逃离这个野蛮国家的第一个人。
不过，在某一个艺术领域，威廉的德国位居先列。在这个演员皇帝统治下，德国的戏剧取代法国而首屈一指。在世界音乐之城维也纳以它的歌剧见长于世的时候，柏林有两个人创造了新型的舞台艺术，其演出效果要远远超过德国的现代戏剧。一个是现实主义的勃拉姆斯，另一个是马克·莱因哈德。后者除了创作了许多杰出作品外，还向德国人介绍了新莎士比亚戏剧。它对舞台艺术的意义，不下于一百年前施莱格尔将莎士比亚戏剧译成德文出版。除了弗洛伊德和施特劳斯两个例外以外，莱因哈德的戏剧是半个世纪以来，德国能唯一征服世界的成果，是纯粹的民族成就。也许只有齐伯林的成就可以与之媲美，最后他的飞艇和其他的德国梦想一样，在空中焚毁。
此时不仅在德国，在其他国家，创造性的艺术也都暗淡无光，让位于音乐演奏的熟练技巧。德国人面对这种变化，仍然忠实于他们古老的使命，保持了首屈一指的音乐地位。德国的音乐指挥、歌唱家和独奏家名扬世界。而名声最大的则是理查德·施特劳斯，可以说，他掌握了当代最熟练的技巧，用他那魔术般的手指使瓦格纳的风格走向极端，因而喜爱音乐的青年纷纷脱离这种风格。德国新作曲家，特别是马勒尔和雷格尔都抛弃了瓦格纳。
“维利”和“尼基”——德国反对社会——俾斯麦最后的警告——不要联盟要海军——不要殖民化——英法联盟——恩格斯的预言
自从签订了所谓的“1867年协议”以后，生活在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皇朝下的7个民族受两个民族——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的统治。捷克人、小俄罗斯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奥匈帝国议会中均有自己的代表，可是在政府中任职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这个拥有5000万居民的多瑙河国家，直到世界大战以前实际上是处于二十多个容克地主家族统治之下，因为其政府一成不变的由贵族阶层的德匈成员组成。政府和军队一直在试图解决语言问题，而到头来这个皇朝也无能为力，解决不了。在瑞士这个小国家，能做到三种不同语言都受到尊重，而在维也纳就不可能，唯一的原因是弗朗茨·约瑟夫明确表示自己是德意志亲王。
年迈的皇帝固执己见，专横傲慢，心胸狭隘。当时有两条道路可由他挑选，任何一条都可以拯救奥地利，可是他一一加以拒绝。他或可以采取梅特涅的方式，恢复专制体制，这当然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但还合乎逻辑，暂时可以像俄国那样走下去。或者他可以将帝国变成由独立各邦组成的联邦国家，采取英国战前的方式，由英皇作为国家的元首。这是他的继承人弗朗茨—费尔丁南想象中的解决方案。
全世界早已预见到腐朽的奥匈帝国结局。可是德国却要和它结盟，用威廉二世的方式，用真诚感情结合一起的联盟。用当时流行的说法，这两个皇帝相互以尼伯龙根式的忠诚向对方保证，虽则尼伯龙根本人就破坏过誓约，并不忠诚。本书顺便提上一笔，对结盟不忠诚的不是德国，而是奥地利。1908年，奥地利突然吞并波希米亚，对抗它的盟国。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像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是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也是当时欧洲年龄最大的在位首脑。1914年他已经84岁，就在那年他向塞尔维亚宣战，随后发生世界大战。1916年，弗朗茨·约瑟夫去世，没能看到自己的王朝覆没。他的继承者卡尔一世无力维持帝国的统一，遂于1918年弃位，四年后在流放中死去。
舞会
20世纪初期，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维也纳出席的一次舞会。在他统治时期（1848—1916），奥地利帝国（1867年为奥匈帝国）遭受来自民族主义者的极度压力。
此外，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笃信帝国使命是上帝恩赐的威廉，坚持和沙皇维持良好的关系。特别在老沙皇死后由他神经衰弱的儿子尼古拉继位时，威廉仍然坚持这样做。后来由布尔什维克公布的两个皇帝之间十分可笑的通信中，两人互相用小名称对方为“维利”和“尼基”，虚弱的德国企图蒙蔽更为虚弱的俄国。当沙皇由于被日本打败而完全被吓倒时，“维利”却于1905年夏天秘密结盟而使“尼基”十分震动，此事旋即遭到沙皇大臣的谴责。
正当俾斯麦遭到罢黜时，德俄条约破裂，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从此，俄国倒向法国，和法国站在一起，正式参加世界大战，反对德国。因而这种对德国的“包围”，完全是皇帝本人咎由自取。在他争取意大利支持时，他很清楚，或者至少别人这么看，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旧恨未消，而要保持三国同盟，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由奥地利方面作出重大的牺牲。
在欧洲处于分裂之际，沙皇的朋友提出设立国际仲裁法庭的设想，德国人的反应和冯·贝恩哈尔迪将军一模一样，他们大声嘲笑说，只有一小撮没有影响的人妄想在1898年可以在海牙写下历史新的一页。难道要我们放下武器，在我们打仗的地方，对我们进行仲裁？品格高尚的男爵夫人冯·苏特纳尔，多年以来一直在德国为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可是她的见解现在却成了拙劣和虚伪讲话嘲笑的主题。当皇帝对这个设想批注了“无稽之谈”后，首相随即宣布，“对这一设想是否定的”。英国内阁首相在伦敦也遭到军事集团的反对。这个计划到处受到嘲笑，只是在柏林更为甚之。
在首次海牙和会上，德国几乎是独家反对国际仲裁法庭。可以说德国的国家道德观念，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形成，并且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体现了出来。布洛夫呈报给皇帝有关这次和会的报告，读起来就像犹地亚总督为镇压新兴的伽利略学说向罗马皇帝送呈的报告。至于威廉本人，则在这份报告上，用了几句直截了当的军人用语做了批注，结束了这个插曲：“我将依仗锋利的刀剑单独向上帝呼吁！至于和会的所有决议都是混账话！！”
一年以前，皇帝受到了最后的警告。俾斯麦几乎出于本人意料之外受到大家的欢迎。80岁的俾斯麦在耶拿广场上向人民发表了第一次讲话。在这座图林根森林小城中，发生过路德事件，后来又发生过歌德和席勒事件。1817年少数好斗的大学生也是在这里烧毁了假发辫子和俱乐部。而现在又是在这个地方，长期以来不受欢迎而在1892年被罢黜的首相，却第一次受到德国人民的尊敬。
皇帝没有屈服。他的小心眼，易变的性格，以及他对任何在这个国家比他更受到欢迎的人的妒忌，都驱使他制造一场戏剧性的假和解；但是这位老臣依然毫无干扰地不断地攻击这个政权。他担心自己亲手缔造的帝国会在这位漫不经心的后继人手中遭受厄运。俾斯麦作为一个引退了而受信任的奠基人，当他在报纸上看到，当今的皇帝用过去政府担保的投资从事投机活动时，他不禁为帝国的命运忧心忡忡。当皇帝最后知道这位讨厌的老人行将就木时，他于1897年再度拜访了俾斯麦。俾斯麦坐在群臣面前，连开场白也没有讲，就提高声音，对皇帝讲了他最后的一句话：“皇帝陛下，只要您将军官团掌握在自己手中，您确实什么都可以干。而您如果掌握不了军官团，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这一警告并非无的放矢，20年后军官团终于垮台。但皇帝当时对这番话置若罔闻。他从不和这位老人深谈，在整整八年内，他再也没有听取过俾斯麦的意见。他认为，他对什么事都了解。请看他是怎么答复这位老人的，他漫不经心开玩笑地说：“你知道雪茄烟和丈母娘的区别吗？”
俾斯麦预见到将来要发生的一切。这时，他已决定放弃帝国，就好像他已经丢失了这个帝国一样。他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就像上述引录的那段话一样记录在案，和皇帝的母亲一样，预言共和国的诞生。
威廉称海牙插曲（1899）是“小孩子梦中的愚蠢恶作剧”，他指的当然是沙皇。在这以后，军备竞赛开始了。欧洲有一半国家希望在陆军方面，英国则希望在海军方面和德国并驾齐驱。
直到这个时候，战争仍然是可以避免的。主要的大国应该有理由在巴尔干问题上达成某些协议。在法国，主战的政党力量很小，而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则是巨大的。两个支离破碎的东方帝国一想到战争都战栗不已。至于英国，它不能表明自己有半点战争意图。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据冯·贝恩哈尔迪和威廉关于战争的讲话，世界上除了德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企图对外扩张和谋求世界市场，不过德国已受过教训。当时世界上多数人认为，要想通过战争将其对手德国压下一头的是英国。而皇帝本人为英国的诽谤提供了根据。
一生交织着爱与恨的威廉二世，始终抑制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这种感情来自于对自己的半个英国血统的不满，来自对自己母亲的仇恨。仅凭这个原因，他也不会信任母亲的兄弟英王爱德华。还在他年幼时，当他知道这位年迈和善的老人是他的舅舅时，他就开始仇视他。因为这位英国绅士和商人从来也没有认真对待过他的这位大摇大摆高谈阔论的亲戚，这一点使威廉感情上受到创伤。这种个人之间的敌意也恶化了海军问题，从而决定了英国的对德政策。
张伯伦像
张伯伦（1869—1940），英国政治家，20世纪30年代绥靖政策的代表人物。
1937年5月28日，张伯伦出任首相。此时欧洲的安全已受到德意法西斯的威胁，张伯伦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作了一系列让步，想借此换取欧洲的和平。他所执行的政策被后人称为“绥靖政策”。1940年5月10日，德军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直接威胁英法安全。张伯伦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绥靖政策彻底破产。同日，张伯伦被迫下台，让位给丘吉尔联合政府。同年9月9日，张伯伦病逝。
1900年以前，英国有三次试图和德国结成联盟。约瑟夫·张伯伦，这位有着两个著名儿子的父亲，曾经争取实现俾斯麦的最后计划，建立英德天然的联盟。当柏林了解到张伯伦意图时，反应是典型的德国式的：“两次予以断然拒绝！”一个独身的，有着很大影响的地方议员，荷尔斯泰因人，小阴谋家和股票投机商插手私了此事。当然这个人不过是德国人性格的象征而已。当这次谈判获得双方民众充分支持，工业界和商业界几乎完全同意，工人也无保留意见顺利进行时，皇帝和首相却欺骗了他们的新伙伴。这个皇帝的专横政府，无须要求任何人同意就可以结盟的，干下了与其说本世纪不如说是洛可可时代的荒唐事。皇帝为祝贺考斯划船比赛发去一份极不策略的电报，导致了所有的谈判破裂。历时四年之久关于建立英德联盟计划的谈判，在很大程度上，最后由于一个不正常的怪癖而招致失败的厄运。
德国在扩建海军方面也采取了同样欺骗的手段。英国作为岛上帝国难以轻易放弃某种海上优势，因而它要求就修建海军一事和德国达成协议原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自从1897年来就担任要职的海军大臣，竭力鼓吹扩建海军。这位名为冯·梯尔皮兹的海军上将是个著名专家，水平很高，代表了德国性格的特殊变种，却是个说谎者。梯尔皮兹是冠冕堂皇玩弄花招的第一个德国军官，这种恶习到戈林时竟成为军人的美德。随着梯尔皮兹不断地玩弄手腕，“老成的水手”，布吕歇尔式的“先遣将军”，普通的德国军官——身穿补丁衣服的德国米歇尔，这种种朴素的形象消失了。梯尔皮兹欺骗了英国和德皇，还欺骗了布洛夫亲王。他提交了一份隐瞒了真正目的的计划。他的目的之一是不受阻碍地通过连他自己也认为是危险的区域，在那里修建大批军舰，消除英国的威胁。
皇帝曾在1908年写道，“1900年以后我们将能不受约束地和英国就海军建设问题达成协议”。德国大使伏尔夫·梅特涅公爵，这位高贵的新德国最敏锐的人之一，认为英国海军具有优势，和梯尔皮兹斗争达九年之久，但最终他屈服了。很多年以后，当他已经退休眼见威廉崩溃，在朋友面前还是不愿说皇帝的坏话，尽管皇帝后期对他很不好。在德国贵族中也不乏令人尊敬的例外。
当时建设德国海军的理由是谋求海外殖民地，这一点从未受到德国人民的欢迎。德国人擅长的是沿着军事防线行动，在非洲也是如此，和英国人不同之处是他们的军官总是先于商人到达殖民地。德国拥有殖民地30年历史的后果是，除一个例外外，花费不少而没有带来利润。本书作者在非洲所到之处，均不能证实后来人们所说的德国人对付黑人特别残酷的行径。德国人之不受欢迎，因为他们对待有色人种和对待自己手下的白人一样的粗暴和冷酷。普鲁士人从来不是天生的殖民者，少数适应性强的奥地利人比他们干得好多了。
巨大的邮船航线，大规模的德国移民，到达的不是德国殖民地而是外国。威廉二世的德国逐渐富裕起来不是因为有了殖民地，而是轻视殖民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相对繁荣和通过对瑞士和比利时的对比，驳斥了缺乏原料无法生存的说法。比利时拥有广阔的殖民地，并不比没有殖民地、原料和船只的瑞士更富有或更幸福。各大陆之间迅速的信息交流，现代世界商业和化工产品的发现，这一切使所有的国家可以摆脱对占有殖民地的依赖。今日的德国难道不是很好的证明吗？据说，德国在战争中攫取地盘是为了分享世界的财富，现在德国并没有分享多少财富，却能武装起来，而且在几个月内征服了半个欧洲大陆。仅这一事实就说明，必须要有直接的殖民地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整个殖民地时代确实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在激动人心的海军军备竞赛问题的谈判过程中，有关国家的文件是用“外祖母”和“亲爱的威廉”称呼开端的。皇帝内心深感沮丧，因为他不承认在这件事上他有感情用事之处。他好比一位多年来尽找自己妻子的岔子，事事神经过敏几乎将妻子逼疯了的丈夫，当他的妻子突然提出离婚要求，他竟感到吃惊，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一方。在这些文件上，威廉的旁注是：“撒谎”……“狗在撒谎！”“英国！”“叔叔！”“可爱的绅士”，“令人难以相信的厚颜无耻！”“虚伪！”“废话！”“胡言乱语！”“好啊！这帮英国恶棍！”威廉态度之直率由此可见。
结果是造成英法联盟。爱德华再也不担心像以前张伯伦那样在世界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他用了很多时间，在巴黎争取法国倾向于当时很不受欢迎的英国和他本人。这件事几乎成为一件笑料。尽管在几年以前，法国还因为英国沿着尼罗河占取殖民地而感到受骗上当，可是爱德华还是获得了成功。法国面对气势汹汹的德皇，感到1905年在丹吉尔丢了脸，因而接受命运的暗示，握住英国伸出来的手。但德国并没有被包围，它将自己置于这个范围之外。现在两个结盟的集团在欧洲互相对峙。它们之间的冲突必然导致战争。
谁都知道，一场世界大战在不远的未来将要爆发，然而只有少数人知道，它已近在咫尺。有一个人早在30年前就预见到未来的这场战争，他的看法是非常了不起的。此人就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在1888年就写下了下述一段话：对于德国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后证实有900万人死亡）。“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工商业和信贷的混乱，其结局是普遍的失业。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祖国的治国才略一起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见恩格斯《波克罕〈纪念1806年到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1页。——译者注）
对自由的服从——战争的罪责——一幕闹剧作为前奏曲——1917年7月——战争机器的力量——“让我们感激上帝”
然而，当这场战争在1914年爆发时，德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一样地感到意外。德国人民作为一个民族，并没有像25年以后那样期望准备好这场战争。所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惊慌失措，而是欢欣鼓舞地迎接这场战争。战争这一锻炼人的大学校一直在延续着，最初是300年，然后又是40年，年复一年的战争，使这个国家一直保持着武装准备。德国人，他们之中有数百万人，好像是专业的火力战斗力量，每个人夜间躺在床上，一听到第一次警钟声就迅速起床，到经过上百次实战演习指定的地方去。而其他国家人民则像义务救火队员一样，在一片混乱和惊慌中奔向各地。
海报
这是德国人为1917年的一场战役而发行战争债券所做的海报，画面是一名戴着德国雄鹰标志的骑士正把长矛刺向一个联盟的怪物。海报常用来为新兵鼓舞士气，或者为战争筹措款项，有时也用以扰乱敌军军心或者激起人们对敌人的仇恨。在被封锁了的德国，海报甚至用甜言蜜语来说服妇女们献出自己的美丽长发，送到工厂织成设备所需的传送带。
本书在另一篇章讨论过战争的罪责问题。有四个国家或者说五个国家的政府，有的出于私利，有的出于错误，都是有罪责的。如果没有注意到普鲁士的心理，其宣传教育和方法，那么从整个背景和宣战书来看，这场战争最大的罪责应由柏林和维也纳承担。但是所有这些陈述，都没有涉及德国人民应负什么罪责。这种罪责不是指那个蛮横无理的政府，它在作出决定时，没有和人民商量，甚至连帝国议会也没有通过。这场战争结束后，在凡尔赛和会上，根据已作出结论的证据，确定德国政府是有罪责的。
但是在国内深入一步追究这场世界大战的罪责，就会直接指向德国人民。德国人民多年来以默许的态度对待这场罪恶，现在要想说成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或无辜者，这是徒劳的。一个丈夫，其生活被他自己的妻子毁了，就应该捶胸自问：“我为什么娶了她，又为什么养活了她？”近百年历史和近十年来历史，都表明德国人民是有罪责的。在19世纪，德国周围有六个国家人民起来反对它们的政府，推翻了国王，设置了街垒，制定了宪法和设立了议会。他们为自己而战，牺牲了生命。只有德国人连指头都没有动一下，认为自己能治理自己而心满意足。他们接受了无能的亲王，蛮横无理的容克地主以及腐化堕落的公爵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奴隶制；如果有那么一次他们敢于起来反抗，那就用不了多久就会立即逃回到自己的老鼠洞内躲藏起来。为什么？而在战争中，他们又从来也没有被证实过他们是胆怯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他们总习惯于服从，这使他们不能为自由而斗争。他们对自己的上级总是顶礼膜拜，进而和宗教教义协调一致，这就使他们不会开枪射击他们的压迫者。德国人干革命也要等待从来也不会等得到的上级的指示。他们确实有过少数受欢迎的领袖，由于他们没有穿制服，群众就从不敢趋前进行辩论。他们起来战斗是出于服从而不是出于愤慨。在组织卓越的军队里，他们人人善战，但在非正规军里，他们的战斗力就很差，在革命运动中，就更谈不上战斗力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从来也没有能像西班牙人那样的气势，和拿破仑作战。
20世纪人情激愤，德国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依然像一群驯服的羊群，不受任何大事对国家产生的影响，听任牧羊人带着走下去。他们确实出于自愿在北德国会上（1807年通过，1871年批准）投票反对议会行使监督国家事务的权利，因而在决定战争或和平这些重大问题上放弃了自己的权利。现在他们的皇帝是一位90%的独裁者，有着宣战和结盟的权利，引导他们在最坏的条件下进行生与死的斗争。被选举出来的665名代表不得不服从。
数十年来，德国工人和外国工人亲如兄弟，发表不少讲话，通过无数决议，要求制止战争。现在行动的时刻到来了。在战争爆发前几天，国际劳工协会聚会布鲁塞尔决定进行总罢工，如果真正这么做了，是可以使战争机器瘫痪的。当然像这样的总罢工应该双方同时举行，至少是柏林和巴黎应同时举行。难道不就是要求皇帝打仗的容克地主，也许就是皇帝本人欺骗和监禁了德国工人吗？“他们只有一个意志，即朕的意志。现在颠覆活动可能猖狂起来，我命令你们枪杀你们的亲人，包括你们的父母和兄弟们，但愿此事不要发生！如果发生了，你们不要埋怨，而要执行我的命令！”1900年柏林市电车工人罢工后，皇帝打电报给首都卫戍司令官称：“我期望下一次至少猎获500个。”皇帝将他的臣民视同玩物，因而采用了打猎的用语。
当国家可以授权拒绝数十亿军事拨款时，社会民主党却一致支持这一提案。在国会就第二次军事拨款表决，只有一名为李卜克内西的投了反对票。就是这个人的父亲，在1870年7月在相仿的形势下，为对付法国通过类似的军事拨款案时也投了反对票。这是霍亨索伦家族和李卜克内西一家在德国历史上的再次相逢。
德国人像勇士一样热情地走上战场，因为他们被说服了，据说是德国遭到可怕的攻击。也正是这个国家，它的军歌使人们回忆起它的残酷，它的军营以及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月对一个厚颜无耻的少尉的颂扬。通过这件事，世界深深为德国这种依仗军刀、手枪和军服横行霸道的作风所震惊。
事情发生在阿尔萨斯一个军事小哨所查贝尔，有个20岁的容克地主少尉侮辱阿尔萨斯新兵，鼓励士兵殴打不守纪律的阿尔萨斯人。当这件事公之于众时，学生们开始拦住这个少尉，要和他算账，后来他不得不下令卫兵护送他进城。用武装警卫对付学生一事，使他成为嘲笑的目标。另外还有一个容克地主上校下令50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军营前设立纠察线，这一做法激怒了越来越多的镇民，他们聚集在军营前。这位上校向人群发表讲话并以流血相威胁。有两个人因大笑而被拘留，监禁在兵营的煤库内，准备次日审讯，其中一个人还是地方检察官。由于一些学生手脚敏捷，一溜了事，这个上校军人只能抓住一个跛脚的皮匠。这个皮匠竟被少尉用军刀砍头而死。
这一事件被传出后，人们心情激动。最高军事当局为了“教育人们尊重下层公众和揭露阿尔萨斯纪律松弛的民事当局”出面干预此事。这位容克上校得到训令公开嘉奖这位少尉，容克将军得到训令公开表彰这位上校，而国防部长又得到训令，公开表扬这位将军。这件事引起帝国议会群情激愤，导致历史上第一次对首相和国防部长提出不信任动议案，但是皇帝却立即表示他信任这两个军官，致使表决时未能通过。柏林警察局的容克地主头子在《十字架报》上认为这些军官的举止是他们的权限，是合法的，军事法庭随后宣判他们全部无罪。只有几个对少尉出钱鼓励一事评头论足的新兵受到了监禁。阿尔萨斯总督被免除公职。
这场闹剧只是前奏曲，随之而来是一场战争的悲剧。历史学家早已从中看到分裂的因素。查贝尔事件表明德国军官的精神完全脱离了时代和人民。这种精神必然使国家权力机构不能发挥作用。这种将军怎么能在战场上作战，怎么能期望怀有这种情绪的将军能在战壕中了解自己的士兵，又怎么能期待这些士兵理解他们的领导人？如果这种将军一旦掌握了政治权力，如果在战争危急时刻，整个国家受这些在查贝尔事件中宣判无罪的人领导，又会产生什么后果？而国防部长冯·法尔肯海恩正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而得到了皇帝特别的宠爱。如果没有查贝尔事件，冯·法尔肯海恩还不会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出任最高司令部的参谋总长。
但是德国的悲剧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人民和领导人之间的区别而告终结。这仅仅是开端，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冲突，随之而来的还有体现在皇帝身上的那种德国人的不安全感和自负。
斐迪南大公遇刺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是奥匈帝国的王位继承人，他在塞尔维亚被刺害。这一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孤立性事件，很快就演变成全球性的冲突。德皇以此来煽动他的盟国、他的大使及首相进行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神圣使命”。
威廉二世像
1900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作为1888—1918年时期的德国皇帝，推行侵略扩张的对外政策，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从1914年6月28日到7月28日，有一个月之久，德皇煽动他的盟国，他的大使以及他的首相进行战争。在无数的批注中，他下达的旨意，反映了他的情绪。奥地利皇太子遇刺一事引起他勃然大怒，他内心并不喜欢这个人，不过他利用这一事件，想实现自己的神圣使命。法国总统卡尔诺遭到暗杀时，他的反应并不带有感情，而企图谋刺国王乌贝托则引起他的暴怒。现在皇太子遇刺则深深地伤害了他，他写道：“要么现在就干，要么永远也别干！我们必须除掉塞尔维亚人！”
此时，他要表现出自己是强有力的人，也就是他一生中一直企图掩饰自己生理上缺陷的那种愿望。他知道，将军们认为他胆怯，而将皇太子看做是英雄，后者也只不过在闺房中逞逞英雄而已。另一个促成这次战争的因素，是威廉只能容忍软弱和忠诚的大臣，如贝司曼霍尔维格之流。在发生1914年7月重大事件时，如果不是由谨小慎微的贝司曼霍尔维格，心怀不满的伊斯伏尔斯基和可耻的伯爵贝尔希德霍尔德来处理，而是由以前曾掌过权，也还在世的布洛夫、维特和梯斯萨处理，世界大战或许可以避免，至少不会在那个时候，那种情况下爆发。
德国最先寻求战争，进而制造战争，而后指挥战争，最终在这场战争中败北。在这场战争爆发时，充分地暴露出这批贵族继承者昏庸无能。他们垄断了大使和内阁大臣的职位达三百年之久，在具有决定性的关键时刻，却不能像商人那样在谈判中运用自如。
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普塔勒斯伯爵收到从柏林发来的宣战书有两个版本，以对付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但是为了可靠起见，他将两个版本写在一张纸上，都交给了俄国大臣。在这同时，圣彼得堡奥地利使馆成员一直在等待随时可到的本国的宣战书。最后终于收到了密码电报。军官译出电文后，大使紧张地向心情激动的使馆成员宣读电文。而电文的内容却是“皇后陛下贝希托尔德女伯爵要求不要忘记长期订购的俄国巧克力，1914年8月1日发自维也纳”。这是在场亲眼目睹的人告诉本书作者的。
这一天，皇帝已在这场赌博中输了。他走得越远，他的神经质性格就越使他犹豫不决。作为演员，他鼓舞自己像英雄一样死在战场上。但可以肯定地说，他只是想像演员一样死在舞台上，而不是在实际生活中。因而，当塞尔维亚人几乎全部接受了维也纳的最后通牒时，皇帝感到宽慰，他写道：“这就消除了任何战争的理由！”但此时已为时晚矣！维也纳伯爵们已经进行了周密的筹划，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个计划。四十年来，每年举行的军事演习和动员只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而现在战争阴影已遍布欧洲，成为现实。甚至战争的另一方，圣彼得堡和巴黎也在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三天来，威廉徒劳地发出一次又一次的紧急电报，警告他的维也纳盟国和柏林的将军们。可是现在战争的机器比他更强大，他单独的行动再有力，也不能关上战争的大门，他已经失去掌握战争的钥匙。在这一时刻，他甚至害怕他会遭到皇太子集团的废黜。
当这一切过去以后，他和懦弱的人一样，将一切归罪于别人。他写道：“斯拉夫人的背信弃义，拉丁人的横蛮高傲，英国人的言而无信对这场战争都负有罪责，而真正的战争罪犯是英皇爱德华，即使他死了，也比我这个活着的人还有影响。”至于威廉，在人们看来，是德国军人的国王，实际上是他，铤而走险投入这场世界大战中去的。他站在皇宫的阳台上，带着悲剧的表情，向柏林市民大声地讲了几句话。而站在阳台下的人群，并没有唱起德国国歌，也没有唱起皇室的颂歌或旧军歌。他们唱的是一首古老的路德赞美词，一首更适合于战争结束时唱的歌。歌词的开端是：“让我们用心灵，双手和声音感激上帝！”两代人以前的1848年3月，叛乱的人群在皇宫前唱过：“耶稣，护送我的灵魂走向天国吧！”
军阀的厌战——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出现——两者的对比——相互配合——兴登堡的传说——德国的英雄
本书不准备论述这场世界大战的进程。在这场战争中，勇敢，守纪律，随时准备牺牲，这种种德国人的特性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德国人家园的破坏要比法国人的为轻，因为敌人实际上并未踏上他们的国土。然而从另一方面讲，他们固守碉堡，生活极其困苦，在战争的后期，德国饿殍遍地。在这两个国家中，每个家庭中都有死亡；然而两个国家人民的内心都感到道义上的安全感，因为他们都感到无端地受到了攻击。德国中产阶层和劳动阶级都不能抱怨在战争之初受到了欺骗。但是即使说德国人民因相信了政府的一小部分人，因而对战争的爆发须承担一定的责任的话，那么对这场战争的延续下去，他们是无罪的。在“国际”遭到破坏以后，工人已失去了争取和平的手段。当他们试图这样做时，发现他们已无能为力，成了乌合之众了。
当时只有个人，可以作为象征牺牲自己。卡尔·李卜克内西这样做了，受到了监禁。在战争爆发两年以后，他在柏林散发传单，呼吁大家，德国只有在保卫自己的时候，才应该起来战斗。政府宣称，它正是这样做的。1917年初，柏林20万工人罢工，只是在采取暴力手段和颁布军事法之后才迫使他们屈服。1917年底，俄国人，特别是托洛茨基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发出的呼声传遍了全世界，给德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1918年初，有150万奥地利和德国工人罢工。他们唯一的要求是谴责任何企图征服他国的行径，在这个准则的基础上，德国才有可能取得体面的和平。为了对付这些工人们，采取了种种残酷的惩罚手段，其中有一种严重地伤害了德国人心目中的战争光荣感。这就是凡是被认为是犯法的工人，就从工厂强迫遣送到战场上去。本来不去打仗要受到良心的谴责，是不光彩的，而现在却被认为只有犯法堕落的人，才走上战场。
谁是最大的军阀现在已经显而易见。在经历了异乎寻常狂暴的25年以后，他坐在宫内，心情烦闷，身着草绿色军装，这是他参加这场他应承担责任的战争的唯一标志。当全世界称他为第二个阿提拉（Attila，406？—453，于433？—453期间为匈奴王，以凶暴著称，被称为“上帝之鞭”或“天罚”。——译者注）时，他早已引退，面色苍白，离开了危险和决策的地方。这时敌对的双方军阀最关心的是相互宽容。他们商定彼此不轰炸对方的司令部。在战争爆发前夕，焦虑不安的德皇曾下令立即要将海军舰队从港口调离出去。后来并没有执行这一命令，德国海军舰队依然在港口内安然度过了四年。战时，德国人均得交出家中的铜器，而德皇的专列火车上却装有铜浴缸，德国人每个月分配的鸡蛋不多于两个，而德皇普通的午晚餐都得有三道菜。
德皇最后交出权力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害怕发生叛乱。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和名誉，他不久即在将军们的保护下自行引退，避免了臣民的攻击。于是国家的重担落在冯·兴登堡将军的肩上，他先被任命为陆军元帅，随后又被任命为帝国总司令。这是德国人决定命运的一件大事，它的后果是使德国人民遭受了有史以来两次最大的失败。兴登堡这个独裁者在上次世界大战中落得失败的下场，而后来又是他被纳粹召来出任总统。
在战争之初，当已经退休的兴登堡被召回时，他已是66岁年近古稀的将军了。他是容克地主，东普鲁士地主的儿子，任职军官已有数十年之久，而且他又是捕捉鲱鱼渔夫和掘墓人的后裔，因为他有一个祖父走错了一步，娶一家平民女儿为妻。由于这门亲事，使兴登堡有了一个曾经站立在波茨坦宫前肃立致敬的高大榴弹兵的外曾祖父。他的外曾祖母是宫廷洗衣妇，很可能洗过他曾祖母为出席宫廷舞会而穿的衣服。兴登堡的母亲深为她的祖先而自豪，1848年时她曾收藏和保护过国王的旗帜。她是在对人民怀有敌意的气氛下将兴登堡培养成人的。但是兴登堡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身高六英尺一寸，不提及这一点难以理解他日后的仕途。他的高大身材，并不是继承容克地主的血统，而是继承了他当榴弹兵祖先的血统。
兴登堡像
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元帅，魏玛共和国（1925—1934）第二任总统。其任期内，政治不稳定，经济萧条，1933年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使之上台掌权
鲁登道夫像
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普鲁士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军事政策与战略的主要负责人。战后成为反动政治运动的领袖，最终加入纳粹党。
1871年他在巴黎时为少尉，后来骑着马在国王的后面随着凯旋的队伍，穿过勃兰登堡大门。后来，他作为恪尽本职的军人，总是按规定逐级提升，从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现在要将这个人放在鲁登道夫将军的上面，因为鲁登道夫作为战略家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人们的眼光中，他又过于年轻。现在的做法好比是由一位年老的绅士出任协会的名誉主席，置于协会干具体事的执行秘书之上。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两个人受的教育虽然类似，但由于两个人的性格和青年时期的不同经历，使两人既有截然不同的一面，又有互相补充的一面。所有亲眼目睹的人谈论兴登堡时，总是谈论他的性格，而对鲁登道夫则是谈论他的精神。在谈论兴登堡时，没有人记得他在专业上或个人方面有什么独特的见解；而在谈及鲁登道夫时，没有人能认为他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善良个性。兴登堡给伙伴留下的印象是沉着，而鲁登道夫则富有能力，这是前者所不及的。富格斯对这两个人的评语是：“鲁登道夫是位将军，而兴登堡则是爱国者。”
他们的身材也成鲜明的对比。兴登堡粗犷朴实，像一座木雕像，生来就使人们尊重。鲁登道夫的个子则要小得多，看起来长得不够匀称，但并不纤弱。这两个人不像济金根和胡登，在身材方面有着极为鲜明的差别。兴登堡这个人到70岁依然健康，直到87岁也还是如此。他在整个一生中，睡觉、吃饭和行动等都非常有节奏，从不受工作的影响，在战时也是如此。而鲁登道夫在战争前夕因患病已筋疲力尽，面色苍白，双颊瘦削，这是浩繁的工作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他的身体从未通过体育活动或娱乐得到过恢复。鲁登道夫从来不知道休息，从来也没有满足过。
从来没有人看到兴登堡激动过，也没有看到鲁登道夫大笑过。鲁登道夫这个人可能由于是天生的怀疑主义者，他所有的感情，除了野心勃勃外都受到压抑；或者可能是宿命论者，他越来越陷于沉思，探讨人类的问题，只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鲁登道夫不相信任何事，他靠的只是运气。
而兴登堡这个人则一生都笃信上帝，忠诚于天降以重任的国王。他在下达军令时总是要祈求上帝的保佑，每当他做出重大决定时总是要加上一句：“愿上帝保佑我们！”
这两个人都出身于士官生，一个以他的品质和坚定不移，一个以他的能力和知识，通过不同的途径，成为著名的第二流人物。两个人都有忍耐的美德，有责任感，为人正直，有不为人收买的品德。但是要指挥1000万人，指导6500万人取得对世界的了解，获得有关欧洲的知识，这显然是总参谋部主管人力所不能及的事。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之外，还要求具备天才，这就是生下来就具备的品质——灵感、激情和想象力。作为一个老人，届此高龄，体力和性格的变化，已不会再有任何妒忌心了。而那位年轻人，也是很狡猾的，他先将荣誉让给别人，因为他的野心在于权力而不在于荣誉。确实，他后来声称，一切的荣誉都应属于他。
从来也没有一个总司令和参谋长之间能像他们两个人一样，完全在个人的基础上建立这种恰当形式的关系。
鲁登道夫处于优势地位并不意味他单独承担责任。兴登堡从来没有否认他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兴登堡承受鲁登道夫全部荣誉的同时，也忠实地承担了由于鲁登道夫的错误而造成的全部压力。兴登堡确实不想争权，但他被自己签署的命令弄得束手无策；如果有人将日后任何涉及德国命运的决定，归咎于鲁登道夫个人，这将意味着对兴登堡形象的丑化。
促使两位将军分道扬镳的故事，简直是传奇性的。其原因深植于德国人的性格，德国人总是赞誉一个人，而将属于别人的努力也归功于这一个人。没有这个传说，战争的进程也许会有所不同，结局也许会有所不同。这个带来危险后果的传说来自人民，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求一位想象中的领袖人物，因而必须回过头来谈谈人民。
形成这一传说的第一个起因是坦能堡的胜利。这是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的首次胜利，是为人民所理解的一种胜利。敌人被包围，他的军队被消灭，有十余万人被俘虏。每个人都在问，谁是胜者？
德国人首先获悉的是兴登堡是个巨人，和西格弗里德一样的强劲有力，同时又和孩子一样的温柔。他外表粗野，内心却很纤细。他的头像适合于浇制石膏像，目光安详，髭胡繁盛，一副雕刻出来的军人面部表情，对每个人都有极大的感染力；同时他体格魁梧，头发灰白和温情脉脉，又显示出他是德高望重强劲有力的贵族。而当德国人听说，他第一个被从立功名册上划掉姓名时，他们满心高兴。这既是误解同时又可以使人内心感到纯洁。此外“兴登堡”这个名字富有音乐旋律，他在坦能堡胜利后第一次签了这个姓名，没有用他的全名——冯·贝纳肯道尔夫。他的外形威风凛凛和沉着坚定，有着指挥作战司令官的风度，同时又有着慈父般的感染力，他具备了赢得德国人崇敬的所有特点。为了取悦于人民，他使尽了一切力量。“这场战争对我很适合，好像进行了一次温泉疗法”，当他说出这句话时，他完全赢得这个尚武民族的心。
所有这些长处，鲁登道夫都不具备。他既不高大，也不是贵族；他不老，不像和蔼可亲的父亲；也没有粗野的外表，内心也不纤细。和这一切正好相反，他阴险、易怒、野心勃勃，但是德国人尊敬他，认为他是一个需要的人，有如亲王需要有一个为王室传宗接代的配偶一样，是不可缺少的一个人。由于他不是最高司令官，他甚至在权威面前，公开回避德国人对他的崇敬。
有许多论述提及并且认为，这位新将军在坦能堡曾经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实际上他只不过参加了一场早已在进行的战役。至于这场战役的继续下去，鲁登道夫是要单独负责的。因而，鲁登道夫的助手，霍夫曼将军后来说，当他听到是兴登堡在坦能堡取得胜利时，他对当年西班牙将军汉尼巴在坎尼战胜了罗马人的这一说法再也不相信了。短短几个月内，在人们脑海中，兴登堡取代了皇帝。对皇帝的焦虑不安和讲话，人们已容忍了很长时间，现在至少出现了一个性情这样平和，语言极有分量的人，自然取得德国人的欢心。这一切在德国历史上都是新的，很难和俾斯麦相比。
这一传说形成于1914年秋，它对接踵而来的50年德国历史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它确实决定了这场战争和后来建立共和国的历史。自从兴登堡开始时在一次真正的战役中取得胜利以后，人民寄希望于他个人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即使在失败后，这种希望也没有消失。这一点和德国人的性格是一致的。德国人总是愿意把智慧才能转化成为感情，他们信任的不是一个人的天才，而是一个人的性格。他们赞赏的是崇高淳朴的理想。
德国人只是偶尔受另一种类型的人的迷惑，这就是威廉二世和希特勒这类善于做作的人。
残酷无情的潜艇战——在将军面前的代表——《水牛战略》
这两位将军统治德国为时两年之久。这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不是由国王，而是由一个容克地主和一个平民实行独裁。当兴登堡和鲁登道夫1916年取得军队统率权时，俾斯麦的宪法实际已停止执行。当时的局势和今天有些相似，只不过那时是由军人保护领袖，今天是由以政党为后盾。专政独裁的范围成倍地扩大。这两个将军强行制订了一份针对西方新的战争计划。他们百般干扰首相和内务大臣的工作，将拘留、新闻检查和宣传权转到各省军区司令部的手下。他们筹划整个帝国的经济工作，制订战争的意图，提出和平建议和颁布大赦令。除了战争计划之外，面对这些繁重众多的任务，这两个人缺少知识和经验。不像今日纳粹的领袖，他们没有七年的经验可以汲取。因而他们在司令部里掌握着同样的权力，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只是能力却相差太远。
德国和其他国家还有一个区别，即议会的作用。最初，德帝国议会这批听话的议会代表在通过数十亿战争拨款案之后均已回家，各政党也达成了休战协议。德国人民为它起了非常浪漫的名称：城堡内的和平（封建的和平），但是将军们并不认为是“和平”，仍然宣布德国处于“戒严状态”。伦敦、巴黎和罗马的议会都在开会，只有柏林和维也纳却处于闭会期间，有时为了批准某些新基金会等项目，召开过一些短小的会议。“在战争期间，政治家必须缄默不语”，这是德国军人和皇帝向所有宁愿为德国而死，而不愿为德国而思的德国人发出的一个精辟的口号。但是仍然有极少数人集合在一起，派代表团请愿，要求不要打仗。这几年来，意见的分歧，形成了独裁者、将军和容克地主为一方，左派政党代表为另一方，后者希望通过谈判取得和平。独裁者等反对，因为他们和重工业集团都希望彻底征服对手。
当他们再也不知道如何将这场战争进行下去时，就于1917年1月决定，采取潜艇战这一新形式，以便封锁英国。他们肆无忌惮地将它命名为“残酷无情的潜艇战”，由此可见它的真正的意图。了解美国的人早就提出警告，要防止美国参战，对此，一个容克地主在帝国议会上称：“美国人既不会游泳也不会飞，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此时，甚至首相也鼓起勇气对这一决定提出警告。在开战的第一天，皇帝授予首相以军事委员一职，以免身着便服出席帝国议会而窘迫不堪。这位刚刚表示过进行潜艇战是件致命危险的事的首相，当他身佩闪闪发光的勋章在总司令部出现时，一改原来的态度，表情坚决，小心地和副首相一起签署了进行潜艇战的文件。
1917年7月，帝国议会代表群情激愤，议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一份宣言，要求和敌国谈和。独裁者以及国王此时都回到柏林，劝说这些文职人员恢复理智。将军们两次会见了议员代表。如果其他国家出现这类危机，通常应该由将军参加内阁和议会的会议。这是一个历史时刻，将军应在代表大多数人民的议员面前，对他们的质询做出答复。
代表德国人民的这十几名议员在这场赌博的开端就已经输了。他们不是在帝国议会接见将军，而是由议员代表走访总参谋部，而且一次只见到两三个人，好像一家人去看牙医一样。军事独裁者对迅速实现和平问题只字不提，却大谈占有比利时和东西欧煤矿、矿产地和生产谷物的省份的必要性。
次日，皇帝第一次会见民主人士和社会党人的代表。在这以前，皇帝只在很远的距离，在一个群众场面上看过他们一眼。现在皇帝嘲笑这些应一个大臣邀请来会见他的代表们，狂妄地侈谈他正在准备对英国进行第二次背信弃义的战争，最后他表示：“凡是在禁卫军出现的地方，就不能有什么民主可言。”这一谈话精神，贯穿于这次代表两个世界会见的整个过程之中。没有一个人民代表敢于吭声。皇帝和容克地主大声嘲笑工人和市民。
1917年圣诞节前后，正在以不兼并领土为条件寻求和布尔什维克进行谈判实现和平时，由独裁者派去的将军却要求割让领土和居住有200万波兰人的“走廊”。谈判因而突然停止，双方再度出现敌意。后来以割让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为条件，实现了按照德国意旨的和平。此后不久，即1918年春，在布加勒斯特再次实现了按照德国意旨的和平，将罗马尼亚的石油、谷物和铁路交给德国人，为期99年，这个国家继续被占领五年。战后，人们将同样的条件强加在德国人民身上时，他们却称之为“这是受奴役的屈辱的和平”。与此同时，独裁者继续在前线贯彻福克斯所称的《水牛战略》，向拥有优势的敌人发动正面的攻击，因之又有50万德国人白白牺牲。到1918年8月，当兴登堡已经放弃了胜利的希望时，他仍然不接受进行果断的和谈，以避免战争造成的灾难的建议，而是继续将这场战争进行下去。独裁者对在战争最后三个月毫无必要死去的每一个德国人，都应该受到良心的责备。在总司令部召开具有决定性的会议上，他们不让大臣们知道，在这以前早已写出了秘密报告，指出这场战争已毫无获胜的希望。兴登堡甚至在讲话时，对底稿上有句听起来不那么英勇的词句略去不讲。独裁者蒙蔽政治领导人，不让他们了解真实情况，就像破产的企业有时窜改资产负债表一样。大臣们因不得不向“这些在战争中应运而生的将军们俯首乞求”，而放弃了他们的要求。
自上而下的民主——崩溃——皇帝的出逃——凡尔赛——法国的错误——奴役的条约
1918年9月底，鲁登道夫突然摊牌，抛出一份文件声明，要在24小时内停战。和所有其他文件一样，这份文件是由兴登堡签署的。这就是说，是他首先提出要求进行仓促的灾难性的停战。
《凡尔赛和约》的签订
威廉·奥彭爵士（1878—1931）创作的这幅名画，描绘了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赛宫镜厅签署和约时的情景。
此时一切均已丧失，而独裁者却认为依靠民主的保佑，可以保住自己。在德国人民被打败后，他们却受命今后自己治理自己；在他们的领导人再也不能将崩溃破产的真实情况隐瞒起来，需要有人出来清理这一破产的企业时，德国人民在19世纪曾经三次试图建立都未能成功的代议制政府，现在却得到了允准。这一绝望的形势，只向少数政党领导人作了通报，他们根据兴登堡的紧急指示，要在24小时内促成停战。代表们大吃一惊，不知所措。在场的人后来描绘这种情景时说，代表们顿时面色苍白，接着痛哭流涕。但是没有人出来反对承担和谈的责任。为什么这些在过去一两年中早就主张和谈的人，在这一场合下却失去了勇气呢？为什么他们不将这个球踢回去，要求皇帝、独裁者和容克地主阶级去缔结这个灾难性的和约呢？有指望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可是德国现在或许将来，也许永远不能成为一个人民的国家了！
1918年10月初，一切事情依然如旧。原来无辜的人心情沉重，默默地承担了战争的罪责，连反对的意见都不提。有十几个公民，过去在宣战或这场受到谴责的战争还在进行时并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现在却要求他们出来承担责任，就好比过去没有参加聚餐，现在却要掏腰包，付饭费。巴登亲王马克斯，这位精神不安虚弱的人，也是最后的一位伯爵被任命为首相。他拒绝仓促向威尔逊发出求和的电报。他向独裁者提出少许问题，获得的答复是一切均已解决。容克地主突然不见了，现在治理这个国家的是工人和市民，但他们的死期早已到来。皇帝宣称，“我将欣然和艾伯特先生一起合作”。“我并不反社会民主党，只不过这个党的名称需要改变。”巴登亲王马克斯，这位首相同时又成为民主派，也许只是暂时的民主派。他为新旧两个德国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尽他的可能为这两个德国撮合。
即使在这个时候，皇帝还没有签署新宪法。他逃避制定这样一部宪法是他的本性。外交大臣一再敦促皇帝签署，事后他描绘这幕情景写道：皇帝如何先是要求去吃饭，转过身来，向大门走去，听任宪法放在桌上未予签署。四年多来，容克地主和将军一直不让德国人民参政，却让他们流血牺牲，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三十年来，皇帝一直拒绝人民对政府行使的监督权，现在由于岌岌可危的形势而从他手中夺取走了。兴茨大臣写道：“桌上放着至高无上的诏令，日期为30日，我一直尾随着皇帝陛下走到大门前，反复告诉他，新政府能否成立取决他的签署。皇帝转过身来，跨步走向桌前，签署了这份诏令。”
德国就以这样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建立了民主。因为它是自上而下交出的民主，而不是通过斗争争取到的民主，因而它缺乏内在的力量，几年之后就分崩离析。
和威尔逊的停战谈判，是在10月份由双方交换照会之后仓促开始的。因而，歪曲历史的人可以告诉下一代人，正是这些民主派进行的这场输掉的战争，否则又为什么要他们出来收拾残局呢！
在这些宣传的影响下，有一小部分人民和军人起来叛乱，最早是基尔和威廉港的水兵，而后是慕尼黑、弗兰科尼亚，最后是柏林的社会党人。在维也纳，也发生了类似的运动，因为哈布斯堡皇朝也战败而分崩离析。没有人要求追查政府首脑的罪责。水兵的要求并没有使人们吃惊，而是得到人们的同情。
《凡尔赛和约》文本的最后一页
图为《凡尔赛和约》文本的最后一页，上有美国威尔逊总统率领的代表团代表的签名和盖章。
“只要给我们同样的食品和平等的报酬，这场战争早就获胜有期！”这句话反映了军人不满的主要原因。他们所要求的不过是不要给军官吃得过好。直到1918年底，普通士兵看到在某些餐桌上放的是印刷精美的菜单，这会使他们产生什么想法？一个老兵后来说，餐刀被用来当“暗中伤人”的武器，还有开酒瓶塞的刀，开罐头刀和碎冰器都派上了同样的用场。在最后的夏季战役中，老兵们确实已满腹怨气，偶尔也以“罢工破坏者”等骂人的话，欢迎年轻的补充兵员。几年以来，他们亲眼看到和听到一个又一个传说中的事。当他们衣衫褴褛回来时，在基地上生活舒适的军官却用“前线的猪猡”，这个骂人的字眼欢迎他们；在成千名预备军官中几乎没有人被允准晋升为参谋部较高级的军官。乳臭未干的少尉可以对每一个老的预备役军官大声叱责。只是由于这支军队接受了两个世纪以来的普鲁士纪律教育，否则他们在前线就会爆发一场革命。直到11月革命前，劳动阶级还没有要求建立共和国。
独裁者终于决心改弦易辙，不再反法，而是目标对准国内的反叛。只有民主派人士在关心停战，至于帝国议会，并没有夜以继日地开会，而且还在10月26日星期日自动休会一天。迟至11月8日，才和皇帝多次讨论了向柏林进军问题，行动的代号是“向祖国进军的行动计划”。
军官已人心涣散。这些军官家族们三十年来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特权，而现在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为皇帝而杀身成仁。皇帝想尽一切办法也是徒劳。在这以前，他罢黜了鲁登道夫。兴登堡告诉他，军队早已拒绝接受调遣。忠诚于皇帝的封臣知道，这位优柔寡断的主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寻求生路而已。这些封臣们依然留在皇帝身旁，沉闷迟钝，几乎是毫无生气。
当威尔逊的照会要求皇帝退位时，在柏林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新首相每天，后来每隔半小时就打电话给皇帝要求他退位。在11月9日这一天，当首相得到皇帝半心半意的要退位的保证时，皇帝在柏林宣布退位。威廉别无选择，因为工人领袖同意只有在皇帝退位的条件下才可以不流血而改朝换代。所谓不流血，是指德国人在这场失败的战争中已经死亡200万人后，不要再流血了。
在这最后的时刻，皇帝还抱着幻想，面对壁炉里还在燃烧的余烬，他仍像演戏一样，神气十足。但是正当他声言明天即将进军国内时，他却已经看到窗外白金色的专列火车，像匹强健有力的骏马，正在整装待发。他知道，他乘上这列火车将一去不复返。此时，他还对自己的儿子说，“决不退位”！而每个人都知道，次日他即将黯然离去。最后，他告诉那位越来越让他讨厌的副官说：“好吧，如果一定要我退位，那也要等到明天早晨。”于是，在专车上准备好六个人的午餐。
次日清晨，当他儿子起来时，父亲却已乘汽车悄然离去。在晨曦的时刻，威廉逃到了荷兰，在未获准避难前，不得不在边境上一幢用波纹铁皮搭的小候客室里等了六小时之久。
伍德罗·威尔逊及其签名
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对待《凡尔赛和约》，希望以十四点和平纲领为基础，寻找理想的解决方案，强调世界和平和人民的自主权利。
柏林革命的消息于午间传到圣彼得堡，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在餐桌上大声朗读来电。在座的绅士们放下刀叉，顿时脸色苍白，面面相觑。可是最为吃惊的却是在旁侍候的招待员，一个德国士兵。他本来应该感到，此时此刻他是唯一可以代表德国人民的人，他应该有所作为。他本来可以高呼“共和国万岁”！或者可以打碎一个碟子。在这一尴尬的处境中，他为了稳妥起见，只是脱下了自己的白手套（据一目睹者告诉本书的作者）。德国人民就是这样，继续以赤裸的双手为自己的主子服务。
欧洲不少国家在战败的困难时期建立了共和国。1871年，革命的法国，不得不为皇帝打败的战争付出代价。新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剥夺了被废黜的皇朝及其阶级的权力。直到这次世界大战前，被赶下台的家族始终放逐在国外。而在德国，却得到相反的做法，这不能推诿于签订一个不好的和约，而是德国人的性格造成的。
因为不论《凡尔赛和约》如何不好，但与一年以前德国强加在被它消灭的两个敌国俄国和罗马尼亚头上的和约相比，还是温和得多。而如果没有新兴的世界道义代表威尔逊的坚持，这个和约的内容可能更为温和。这个和约内容之多，可谓罄竹难书。简而言之，《凡尔赛和约》基本条款可归纳为下述几点：
德国将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法国；以前从波兰抢来的波森（即现在的波兰波兹南。——编者注）归还给波兰；西部一小角土地让给比利时；但泽成为自由市；梅梅尔（即现在的立陶宛克莱佩达。——编者注）属立陶宛所有；上西里西亚和石勒苏益格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归属。因而，德国所失去的只是原先是外国人居住的德国地区，现在将这些地区归还给原来的所有者。德国居民从6500万人中减少了700万人。莱茵河左岸和萨尔区被占领50年，萨尔区通过公民投票决定未来的归属。莱茵河以东30英里内的防御工事全部予以拆毁。和约规定交还大量的船只、牛群、煤和铁路设备。还规定赔偿战争损失，不过赔偿额尚待确定。此外，裁减军队，陆军缩减到10万人，海军1.5万人的水平，允许拥有小型舰只。德国交出它的殖民地，在国联监督下，由不同国家托管。
劳合·乔治及其签名
劳合·乔治（Lioyd George，1863—1945），1916—1922年任英国首相。对于《凡尔赛和约》，乔治虽然个人倾向比较和缓，但为了即将来临的选举，他还是认可了有关惩罚的条款。
几乎所有这一切均符合威尔逊提出的停战原则。此外还规定通过公民投票确定阿尔萨斯的归属；老年退休金不应纳入赔款项目内；德国的裁军应在全面裁军之后进行。
但是协约国最大的疏忽，是未在停战之后立即派出一艘满装食品的船拯救嗷嗷待毙的德国孩子们。丘吉尔和劳合·乔治均向本书作者保证说，他们最初确实想这样做的，“但是这个国家当时充满着对德国的仇恨”。当时如果做出这种姿态，是会赢得上百万德国人，特别是母亲们的心的。
如果人们将法国人在1919年打败德国和德国人1940年战胜法国人之后提出的要求相比，《凡尔赛和约》显然是非常有节制的，这是毋庸赘言的。
《凡尔赛和约》没有一个条款对德国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东部地区几乎是渺无人烟的地区。本书作者诞生于靠近那里的边境地区，经常有人打听那一地区是否已成为俄国人的波兰地区了。斯特拉斯堡既不是德国的，也不是法国的，而是阿尔萨斯人的。因为阿尔萨斯人既不喜欢法国统治的47年，也不喜欢德国人统治的20年。居洛林支配地位的是法国人，因而俾斯麦就根本没有想吞并它。阿尔萨斯和洛林本来可以建立小公国，而现在也只能建立小公国，类似的公国在欧洲大陆上目前有五六个。在德国人的心目中，莱茵河是他们的边境。莱茵河一直是德国的。
《凡尔赛和约》的错误在于只要求一方面裁军：德国裁军，而它的周围邻国依然是刀光剑影，对于这个剽悍的武士民族来说，是太过分了。德国的复仇运动根深蒂固。这是出于德国人的荣誉感，就和身上佩的刀剑一样，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光荣。现在德国人失去了刀剑，而其他国家却仍拥有刀剑。他们感到，他们的荣誉也随之而丧失了。
不过如果那时允许德国保留武装，保留所有的城市和省份，一寸土地也不丢失，那么不是在十五年之后而是早在五年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希特勒；因为德国人誓为失败而复仇的愿望，埋在内心的深处。
然而，1919年5月巴黎已经预料到这些条件会遭到拒绝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当时，德国人正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情况非常悲惨，共和国代表在魏玛举行了会议。难道因为他们是工人和平民，他们就不爱自己的祖国吗？当时又有谁敢说，这个阶级比哪个阶级更爱自己的祖国？确实，正像朗特超，一位高贵的伯爵所做的，拒绝巴黎的和平建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乔治·克雷孟梭及其签名
克雷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对于《凡尔赛和约》，克雷孟梭则尖刻地阐述说；“对万能的上帝来说，十条戒律已经足够了”，他想让德国变成永久的受限国。
因为德国人得到了多年来连想都不敢想的两位朋友的帮助，一位是威尔逊，另一位是列宁。前者带来了重新和解的原则、正义和国联。后者是德国敌人的敌人，准备尽速出动红军援助这个新兴的半社会主义魏玛共和国。如果魏玛确实热爱自己的祖国甚于其他，它就必然会和这个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国家结盟，将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以击败已经同样筋疲力尽的敌人。
但是对于共产主义的极端害怕；内部派别领导人之间的互相仇恨；还有怒火满腔的德国社会党人，他们不愿意看到俄国人通过革命而不是通过改良来解放自己；以及天主教中心对俄国无神论者的反感。感情、饥饿、财产、恩怨，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促使德国人不愿意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边，将这场战争进行下去，而宁愿接受条件苛刻的和平。于是，温和的左派接受了这一所谓的“屈辱的和约”，而唯一挑起这场战争的罪魁民族主义右派，却高傲地反对这一“和约”。
这一高傲的“不”字，使容克地主、工业巨头和日后出现的纳粹，得以继续保持他们的政治生命达十余年之久。
革命，而又秩序井然——他们仍然是臣民
经历过这次动乱几年以后，一位普鲁士亲王将他的房产家具拿出去拍卖。在拍卖品中有腓特烈大帝的一枝长笛。一群波茨坦军官决意要为霍亨索伦皇室保存下这一遗物，他们参加了这次拍卖，有位军官对普鲁士亲王说：“我们不能让这一宝物落入世俗之辈手中。我们应该像一个人一样，在我们伟大国王的长笛面前立正看齐。”
亲王冷眼横对他们答曰：“如果你们在11月9日，也能坚决地团结在国王的周围，这枝长笛何能落到今日第一件被拿出来拍卖的地步？！”
德国革命给历史带来了奇特的现象。一旦国王下台，军官、容克地主、仆从和宫廷人员都背信弃义，不再忠于国王，唯一还忠于国王的是平民、人民。他们依然毕恭毕敬地在亲王面前出现，并没有在最初的惊慌失措中逃走，他们带着窘迫的表情，恳求亲王们安然撤离。当身居波茨坦宫的皇太后在子孙的簇拥下，听到士兵在开枪，想到沙皇皇后是在何等恐怖的情景中遭到追捕时，一位使者走进宫来，肃立致敬，并以训练有素的军人腔调报告说：“陛下，您在我们保护之下。我们已采取防范一切的措施。敬候陛下谕旨！”
魏玛共和国的国旗
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退位，流亡荷兰。德国在魏玛城制定宪法，成立共和国，重新选择黑、红、金三色旗为国旗。
魏玛共和国战旗
魏玛共和国总统旗
22位德国国王和亲王，或者他们的皇亲国戚，加在一起估计有120人，没有一个德国士兵或工人从他们身上拿走任何一件东西。就是数为千计的宫廷官僚机构中的大大小小官员也没有一个人这样做。
这是历史上一次最奇特的革命。最后，只是因为更富有战斗性的李卜克内西20分钟前在皇宫中宣布成立红色共和国，谢德曼才在国会中宣布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那天中午，阳台上的一场斗争决定了德国的命运。艾伯特在听到宣布成立红色共和国后，“气得脸色发紫”，他对着自己的伙伴大声咆哮地喊叫道：“你不应该这样做！只有国民大会才能通过组织政府的决议！”
然后就发生了水兵兵变。他们在10月底拒绝执行军令，只是因为他们在军港中已经生活了三年，在兴登堡宣布战争结束后，却突然受命要奔赴远洋作战。至于水兵11月5日的要求内容也不过是释放被押的同伴，保证不在他们的军人证上记载不利的评语；官兵伙食平等；废除在非值勤时强迫性的敬礼；最后还有改变对军官称呼的方式，其中关于第三人称的问题，如“舰长下令……”只在报告开始时使用一次，随后只用“你”这一称呼，而不再称呼“舰长”。这些就是8万名水兵的要求，他们扣押了3000名军官，以及控制了所有的武器。
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秩序井然，以至于兴登堡也表示要支持这个委员会。几百名营养不良的水兵占领了柏林皇宫达数周之久，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群龙无首，而皇宫的地窖中，装满各种德国人四年来连味道都没尝到的食品。他们会不会猛扑上去，举办个宴会，大吃大喝一场呢？不，他们交由一个特别行政小组，荷枪放哨，装备有催泪弹，严实看守54个地窖房间的每个门户。他们按照每日配给量分给每个同志，而且都登记入账，一清二楚，留给张伯伦伯爵。后来，当他们在楼上窗口架起机枪时，还铺好旧报纸，保护精致的硬木家具。在皇宫被敌人轰炸后，他们将碎石乱砖在院中清理成三堆：一堆灰泥，一堆铁，一堆玻璃。
在德国遭到轰炸后，德国市民也被分成三堆：旧掌权者，新掌权者和激进分子。在这场暴动中，问题并不在于哪一派更勇敢一点，或是哪一派更胆怯一些。路障既不是用石块，也不是用车辆，而是由无数的教条堆砌起来的。他们手执的不是枪炮，而是言辞。他们缺少的是足以燃起一场革命的最关键的火花。只有在开枪射击反对激进分子的地方，才会出现这样的火花。由于两派反对一派，这是造成共和国垮台的最重要原因。
在这场斗争中，跨出的第一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德国的命运在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周内已露端倪。只要旧的压迫者还在胆战心惊，等待着有人出来炫耀权力或发表强硬的声明时，他们对新当权者还是尊重的；不过他们只是站在隐蔽的地方，竖直了耳朵却什么也听不见，然后他们从隐蔽处面带笑容地走出来，悄悄地走近他们的同志说：“当没有什么令人害怕时，我们就会失而复得！”
治理国家的天才——新国旗
这几年德国发生了什么事？或可能发生什么事？
多少世纪以来，这个国家的容克地主拥有一切合法的权力，其必然的结果是滋长的权力欲取代了对自由的热爱。德国工人革命受挫，并不是由于他们太富有民族感，而是他们太热切地要求自己处于“从属”的地位。
因而绝大部分沉着镇静的工人和四年前的所有德国人一样，被迫两线作战。把自己全部投入反对一边的激进的兄弟伙伴们，希望自己强大起来，能在清除激进分子以后转而对付旧执政者。但已为时过晚，良机已失！旧执政者此时又积蓄了力量。这就是德国的悲剧。
为了停战谈判的需要，老百姓解除了军人贵族的职务，防止他们卷土重来；现在缔结的和约实际上更加重了市民的负担。在这时出现了双重变化。统治这个新国家的资产阶级集团和保守的工人，在讲话和声明宣言中及其报刊和书籍上，经常指责敌人用武力将和平强加于德国人身上，却从来也不指责那些真正有罪的，多年以来一再拒绝合情合理和平建议的人。资产阶级集团和保守的工人后来习惯于这样来统治国家达数个世纪，他们非常狡猾，不指责敌人，却埋怨老百姓签署了和约。
鲁登道夫将责任归罪于停战，造成的道义和政治的后果是巨大的。
造成共和国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新政党缺乏治理国家的天才。在50年专政期间，最初是以俾斯麦的名义，而后是威廉，最后是鲁登道夫，政治才干从1848年以前代代相传，保证了无数的冲突得以缓解。容克地主没有学会治理国家的本事，他们只是统治这个国家，而作为真正的军人，他们知道如何补充兵员，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30或40个有效地管辖普鲁士达200年之久的家族，他们保护容克地主的统治，保证国库的财源供养这些容克地主们。他们时而派一位兄弟或堂兄弟在政府中任职。人们还记得热那亚或葡萄牙商人总是派遣自己的一个儿子随着帆船队远涉重洋带回财宝。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出卖这些财宝。只要在柏林有一位农业大臣就可妥善地照顾易北河或奥德河两岸数百家权势赫赫的容克地主。
现在出来协助党内数百万同志的新人按照教条行事，他们不做任何事使外界了解德国已经发生了变化，却千方百计对国内头面人物进行说服，让他们相信形势并不是那么坏。在反对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内激进派的持续斗争中，他们企图继承旧世界的传统；他们不想朝前看，只为自己的过去而骄傲，他们竭力不使委员会采取任何社会主义化的措施。
新统治者对实现自己的理想掉以轻心，使敌人得以轻易地复辟。人民被排除在外达30年之久，从未担任高级官员，因此在这场动乱中形成真空，只能留用旧文职官员加以弥补。一位枢密院官员坚持认为枢密院的工作具有特殊性，不能中断，更谈不上涉及工资的问题。其结果是没一个容克地主给平民让出自己薪俸优厚的职位。
旧执政者对这场急风骤雨先是大吃一惊，随后迅速紧密团结在一起，加强自己的力量。新执政者为了显示自己尊重言论自由，允许旧人物嘲笑刚刚在六周前选举出来的新政府。他们允准这个国家的公民首先公开诽谤新政府，而当总统向法院提出控告时，那位面部有着刀疤的审判官，竟然洋洋得意指责国家元首。
新政府虽然勇敢地决定采用黑、红、金黄色新国旗，但仍同意旧国旗继续作为海上船只用旗，新国旗只插在标志国籍的船首。这个新政府1920年被迫解散，1922年主要大臣被暗杀，即使受到了这样粗暴的干预，这个政府也未能采取措施，制裁那些挑起事端的旧臣。
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并不是因为新统治者个人突出的懦弱性格，而是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人顺从上级的训练，使他们成为唯唯诺诺的人。共和国的第一个总统，一生无可指责，忽然在50岁时，要学骑马，因为旧时欧洲国王都是骑在马上出现在人民面前的。其他的则突然要求学打猎。一位衣着入时的女流，夸耀她和一位伟大的劳工部长眉来眼去，私下幽会。他们不去驾驶新时代的拖拉机，耕耘自己的土地，而是拾起19世纪早已遭到人们唾弃的玫瑰花。
失望的归家者——“共和国应负责”——“老长官重返军队”
时间是如何波涛汹涌般的向前奔流不息啊！新的颜色，新的声音，虽尚模糊不清，但即使对那些漫不经心的报刊读者，也能感觉到一二了。
21位亲王放弃了德国的王位，同时失去了土地和权力。因为他们只想保住自己的财富。他们宁愿庄严的称号受侮辱性“和约”的玷污，而不愿为了饥饿的人民放弃财富。如果他们拿出自己的财富分给饥饿的人民，可能正是日后恢复权力的最好办法，可是他们不愿意。
上万名外国兵进入莱茵河沿岸。黑黝黝的摩洛哥士兵引起人们的反感，担心自己的金发女郎受到侮辱。西部邻国为了索取战争赔款再度入侵德国，人民群众群龙无首，他们身居亚平宁深谷沟壑之间，出于真正的仇恨在工厂地区开展游击战。
四年来，数百万人流血牺牲。现在又在大屠杀中将财富消耗殆尽。人们早已见不到黄金，看到的只是纸币，现在纸币也已褪色，一夜之间变成废纸。每个人都力图得到看来似乎还可以依赖的外国货币。
有位名人像昙花一现般出现在德国地平线上。他的名字叫施廷纳斯，这个雅利安人，善于杜撰爱国的口号，他的目光多少比起其他人看得远一些，他收集大量的纸币卖到边境外去。他向政府借钱，购买一切凡是他能买到的东西——船只、旅馆、铁路、剧院和矿山，然后再偿还这笔早已贬了值的债款。他就是这样从破产的人民手中搜括了大量的黄金，夺得了巨大的权力。他甚至在临死前，还骗取了一笔遗产税。
成千上万的青年士兵就像三百年以前那样被征入伍。他们向东进军到俄国边境的国家，一路上烧杀掠夺，无所不为，企图通过流血，将他们向往殖民的地方纳入自己的版图，而结局不过是失败而已。他们双手空空而归，纠集在一起，失望之极，直接迁怒于这个新的国家。存款折上的钱渐渐用完，保险政策早已失效，遗产荡然无存。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导致旧证券价格急剧下跌。新的灾难给许许多多善心的人带来苦难，而作为这个国家外来户的犹太人更是遭到打击，人们将这一切后果都归罪于犹太人。
当强加在德国人身上的战争赔款不能偿还时，宽肩膀的美国人出现在无数国际会议上，计算着德国人应偿还的数以十亿计的赔款，包括德国下一代人的住房也要作为赔款偿还。为了解决数百万人的饥饿问题，不停的召开各种会议，将金钱滥用于支付数十万张秘书旅馆住宿费的账单。这时自杀的人有增无已。
艾伯特肖像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德意志第一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即“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19—1925）。
尽管发生了这些事，新统治者仍然不知道他们能为人民群众采取什么措施。这些正直的民主派人士，和以前和迄今为止的德国统治者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太缺少想象力。人民群众经历了灰蒙蒙的战争岁月，现在他们需要的是彩色缤纷的生活，在经历了顺从的岁月之后，他们需要自己的理想。这些民主派人士和他们以后执政的独裁者一样，没有模仿莫斯科的做法，采用新的象征、新的称号和新的国歌，给人民群众带来新时代的生动景象，而是提出使人厌烦枯燥无味的纲领。两千字的基本纲领，没有一个新词或有声有色的语言。没有给工人以自信心，使他们感到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对市民而言，没有任何内容可以吸引他们。激进分子没有重新提倡胡登或恩格斯精神，而是选择了一个古罗马反抗者的名字——斯巴达克，这个名字对德国人并没有号召力。人民群众排斥了旧的象征，可是没有新的歌曲和新的旗帜，没有雄辩家和作家，也没有新的装饰和姿态可以取代之。但是一个国家没有向往难以无限的生存下去，一个国家没有理想，如何能生存？
旧统治者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相互呼应，开始向全国进军，大叫“共和国出卖了我们的荣誉”！与此同时，他们还将没有一个人能接受的德国是唯一战争罪犯的理论，篡改成德国对战争是无罪的理论。他们开始告诉人民，他们既没有发动这场战争，也没有在这场战争中被打败。无数的书籍和讲话都充斥了这种论调，而统治的胜利者并没有出来制止。如果德国人坚持自我欺骗，又有谁会出来反对这支打败的军队自称为“不可战胜的军队”呢？但是这样做，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后果，这就是通过十年来诸如此类的教育，足以使轻信的青年人相信，德国确实是无罪的，敌人是令人怨恨的，结果是复仇之心不断滋长。
使这些军官和容克地主得以复活的温床是帝国军队。难道他们采取过什么措施，防止这些人在新旗帜的军队中继续供职？只消玩弄个小小的花招，就可以使他们的名誉不受玷污，继续在他们仇视的旗帜下供职。在他们看来，这面旗帜是他们蔑视的革命和破坏皇权的象征。如果他们可以轻易地撤销对国王的效忠，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在思想上有保留的条件下，第二次宣誓效忠呢？后来，纳粹坚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有责任宣誓假效忠。
老军官回到军队受到欢迎。因为德国没有托洛茨基，老军官都回来了，一个新军官也没有增加。1913年，在普鲁士军官中有22%是贵族，而到了1921年，这个数字居然又回到21.3%。革命的结果只减少了0.7%的贵族。由于裁减军队，有数千名军官未能回到军队中去，这批人就由政府赡养。退休金没有减少，特权也没有减少。在1870年战争以后，还有一位军士提升为将军；而在世界大战和革命以后，竟没有一个军士提升到上尉以上的官阶。现在这些军官们和“无产阶级的首长们”一起去娱乐场所，合乎时宜地向他们表示尊敬，直到最后双方剑拔弩张大打出手，以至压倒他们。国防部长感到，遭到自己兄弟伙伴的敌视，却得到这批优秀军官的保护。
兴登堡的谎言带来的灾难——“背后遭到暗刺”
兴登堡在写他的回忆录，或者他已经写好了，将事实颠三倒四，弄得乱七八糟。在11月10日，他被迫签署停战协定的那一天，他写道，“然而战争绝没有结束”；在这紧急关头的六周内，没有一份文件指责自己的国家，可以肯定，德国人不能从这本回忆录中了解到当时的情况。这本书只提及政府如何地懦弱，而支持这个政府的又是精疲力竭的人民，好像战争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此。为了给读者制造一个深刻的印象，这本书的结尾强调“正像西格弗里德倒在邪恶的哈根长矛之下一样，我们虚弱的前线也崩溃了”。
成千个雄辩家不断地重复这句话，使千百万德国人心中铭记这句话。青年不得不相信这句话，因为此外也没有别的说法。勇士们也喜欢听这句话，用以宽恕自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支军队能逃脱覆灭的命运。没有上前线的市民们相信这句话，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而是认为在背后暗刺西格弗里德的那个“邪恶的哈根”就是社会党人。
制宪会议
1919年，在艾伯特领导下，制定了魏玛宪法。该宪法试图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重新统一起来。图片中的艾伯特在国家制宪议会上发表讲话。
兴登堡这部回忆录，对削弱共和国的恶劣影响很快就出现了。旧统治者找到借口掩饰自己的战争罪责。官方的学校教科书宣扬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是“背后遭到暗刺”，这种说法显然是出自兴登堡之口。
旧独裁者似乎又在蠢蠢欲动，企图东山再起。1919年11月，他们在一起聚会。这次聚会给德国的命运带来严重的后果。新的国会成立专门委员会，向两位将军质询，以调查造成这场战争的原委。这个委员会不是法庭，没有像军事法庭审判战败的将军，追究他们在战争中和战役中失败的责任。国会成立这个委员会只是调查历史事实，起到司法传讯的作用。
民族主义分子使用各种手段，包括派出专列火车，组织仪仗队，成立专管护送的代表团，指定两位帝国军官作为私人警卫官，以及帝国卫兵哨去迎接兴登堡，使这场对兴登堡的审查变成全国欢庆的日子。而这个已是72岁的容克地主心情又是怎样的呢？二十年来，他第一次不是向他的国王，而是要向另外一个人作出报告。他会不会挥舞强有力的双手，予以拒绝呢？不，他从口袋里掏出角质架的眼镜，手拿几张纸，像讲故事一样，开始从容不迫地朗读起来：“我们进入总司令部时，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怀着对祖国的热爱，我们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保卫德意志帝国，不使德国人民受到伤害，引导他们走向正义的和平。这就要求我们意志坚定，战胜敌人。这个坚强的意志取决于坚信我们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外交失败了。我们并不谋求战争，然而我们从事的是最伟大的……”
这位将军继续讲道，“我知道，有一件事是绝对肯定的，这就是国家不再支持我们了。我们始终担心，国家是否还会坚定地支持我们。而此时，在陆军和海军中开始了秘密的有计划的颠覆活动，这是和平时期这种活动的继续。英勇的军人起来反对革命分化瓦解的活动，而最妨碍军人行动的是革命同志的反抗斗争”。
现在兴登堡将军开始讲解，他为什么不顾美国而决定开展潜艇战，为什么他一定要停战，他非常狡猾地在共和国最内层核心，在帝国议会中，向全世界指责缔造这个共和国的最主要支持者的政党。
“德国军队遭到背后的暗算。从而使在各个阵线上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的德国，却在战争中得到了悲剧的下场。”
面对这种大吹大擂，可怜的主席不知所措，无言以对，即使现在，他也无法为目睹自己的儿子和兄弟战死的德国人民讲话。
当这位谦逊的公民问这两位将军，他们下午是否打算回来？他们答称，他们不能这么做。然后再也没有回来。
六年以后的1925年，兴登堡的姓名又魔术般的光彩耀目的出现在德国选民面前。由于艾伯特，这位最谦虚的平民，新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的逝世而有必要进行总统选举。德国人要选择一位新领导人，据说，这位领导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他必须是一个具有政治气质的人；他必须是一个共和派人。兴登堡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他不是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人，而且是一个拥护君主政体的分子。然而一半德国人却大声呼唤要选他，“还有更为重要的理由”！有什么重要的理由呢？外国人不禁发问。德国人叫道，兴登堡是坦能堡战役的胜利者！德国亲王都一个个的悄悄地溜走了，德国人现在再也没有崇敬的对象了。他们心情忧郁，渴望至少能在大街上向身着镶金边军装的将军致敬。因而右派分子联合阵线得以提出推选兴登堡为总统的奥妙理由：“兴登堡作出过巨大的牺牲，应该推选他为总统。我们认为，全力支持我们的兴登堡，是所有城乡德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推选兴登堡的理由，是典型的普鲁士理由，即老绅士的牺牲是应该获得嘉奖的。军人应该再次成为帝国的首脑。不过选举的结果，兴登堡只以微弱的多数获胜。
当兴登堡步入帝国议会大厦时，老容克地主看到的是他们青年时代就已痛恨的色彩。当这些容克地主还在襁褓之中时，他们的父辈就经历过这些黑红金国旗带来的革命恐怖。对每一个容克地主而言，黑红金色是他们内心仇视的共和国象征，而现在，他们却要宣誓效忠共和国的宪法。
兴登堡笔直地站着。德国人民的代表选举一个小工人作为议会的主席，现在又通过这位小工人之手，将誓词交给德国人自己选举出来的新总统。恰恰正好60年前，兴登堡宣誓效忠德国国王，请求救世主耶稣基督允准永远臣服国王。他以自己的方式，始终忠于自己的誓言，直到现在，他又站在议会中，宣读自己的第二次誓言。他看上去仍然很忠实坚定。他那深沉的低音在大厅中回荡：
“我向万能和无所不知的上帝发誓，我要为德国人民的幸福贡献我的一切；凡是对德国人民有利的，我要促进；凡是对德国人民不利的，我要避免；我将坚持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我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坚持正义高于一切。祈求上帝保佑我！”
据说，在他讲到最后几句话时声音已经颤抖了。
国联——凡尔赛铸成大错——德国的复仇——兴登堡压倒国王——国王得到了财产——兴登堡保持沉默
在凡尔赛，对德国人犯下了最严重罪行的是国联。德国人不得不期待希特勒出来解放他们，摆脱德国战败的局面。通过国际法废除封建制度的概念，也许根本不能强加在典型的德国人身上，更不能影响这种概念所必需的感情。总之，德国要比其他国家多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才能达到废除封建贵族割据的智力水平。在海牙会议上，也是由于德国人的反对，致使这种反抗情绪越来越高。这种战斗精神如果仅仅建立在渴望体力比赛的基础上，那么在体育竞赛中完全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如果这种战斗精神仅仅为了渴望统治，那么可以在阶级斗争之中，新兴企业互相竞争之中，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对抗中进行战斗。爱好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就是用这些方法来满足人们的权欲，并且在捍卫自己的独立时，以此得到鼓励。
但是德国人的情况不一样，长达数世纪以来，他们深受权威思想的影响。只有在掌握了权力，并能胜过反抗的情况下，这种发挥战斗精神的方法，才能为他们内心所接受。没有一个文化伟人能够取得权威的地位；他们每个人都是有争议的，充其量也只能承认他们是古怪的空想家。歌德和康德的学说缺少宣传的手段。甚至教会也只有在得到罗马教廷支持的情况下，才掌握权力。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路德曾代表手无寸铁的传教士，为了谋求国家和政府的支持，一度放弃原来的激烈反抗，同意授予政府全部权力，否认人民对政府有丝毫的监督权利。
服从和命令一旦上升为社会性的宗教，争取自由的意志就会让位于屈从，有些人对此美其名曰秩序，有些人却称其为走狗的准则。1525年、1848年和1918年，这三次德国革命的失败，其延续时间之短暂，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德国人自愿地放弃可以争取到的或应该争取的权利，这一弱点使德国人在世界上遭到孤立，使它成为世界上最理想最驯服听凭别人摆布的工具。如果某一天他们被命令成为共产主义者，德国人将照样那么准时，那么服从，那么出色地进行组织工作，继续在新的旗帜下生活下去。
而现在却要在法律、谈判、仲裁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一百五十年以来歌德、康德、赫尔德、席勒、贝多芬、叔本华等德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追求这个目标。但是由于德国人之间的致命的分裂，思想精神与国家政治之间的距离，这些思想始终未能付诸行动。如果说两千年来两三种不同形式的基督教，都不能使德国人放弃对武力的信仰，怎么能设想通过各国派出几个代表，通过开会及一些笔墨纸张，就能作出过去需要通过刀剑才能作出的决定，要求同样的德国人放弃异教徒的思想呢？怎么能使这个尚武的民族接受新秩序的观念，根据这个观念，这个民族的最高等级将被蔑视为警察的水平？
这个民族十分重视并以穿着军服为荣，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出现，都充分表明了他们的这种社会哲学心理。这样的一个民族，怎么会仅仅由于被强大的协约国军击败而脱下军服呢？德国人常常自负说：“下一回我们将战胜！”然后他们回家再次准备武装。由国联提出的裁军方案只要求单方面裁军，这是战胜国犯的一个错误。其原因众所周知，本书不拟重复。德国必须单独解除武装，这对他们来说是双倍的不能忍受，因为即使普遍裁军这种思想，他们也无法接受。威廉国王写道：“我视海牙决议为粪土”，这句话直截了当地道出了德国人的心里话，当然不包括少数思想家或空想家在内。
凡尔赛会议面临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人道的，实际可行的普遍裁军的道路；另一条是严峻的征服者的道路。如果新的国联成员国都同时裁军；英法消除分歧，互相信任；美国停止党派之争，实现第一条道路是可能的，因为总的来说，战胜国没有谋求统治世界的野心。
如果要走第二条道路，将德国式的和平强加在德国人身上，那么首先应该研究德国人的性格，这一点法国克雷孟梭总理最擅长此道。人们必须知道，德国习惯于服从，他们甚至对征服者的冷酷无情，严厉苛刻也感到钦佩。德国人具有神经质的性格，他们往往屈服于对手的威胁，而对对手采取的和解态度，却认为这是软弱和胆怯的表现。
于是就采取了一个中等强硬程度的和平方案，以和解的方式进行。那种认为如果采取温和的和平方式可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传奇式的说法，只能出于从来没有研究过德国人性格的人之口。紧跟在温和的和平之后，而没有全面裁军，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会提前10年爆发。白里安（Briand，1862—1932，法国政治家，曾获1926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知道这一点，他对本书作者的一个朋友说，他唯一的希望是为法国赢得30年时间。德国人无论如何都会要求武装和报仇的；只有全面裁军和一支国联军队相威胁才能制止德国人实现这个企图。事实正是，面对步步退却的敌人，德国人又开始信心十足起来。他们被禁止拥有的武装，对他们来说，具有神一般的吸引力。
德国被用法律禁止武装10年之后，武装在德国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普遍。每个政党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军队。在这样一个国家中，除了能出现一个新的独裁者之外，还会发生什么别的呢？
官方的帝国军队是各种军队中最小的一支。它们是由参加世界大战的德国将军中最有趣的一部分人建立的。冯·西克德将军就是这些例外的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军人中的一个。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在普鲁士军总参谋部，它的成员往往有时是半个数学家或半个诗人。这个军人也是一心为了复仇，但他认为这是两军之争，而不是两国之战。他甚至在理论上也主张建立一支小的军队，但在行动上却和哈姆雷特一样，难以下决心。1923年秋，他被推上摧毁正在兴起的纳粹暂时掌握一切权力的位置，但他退却了。后来实际上，是他自己同意让对他怀有敌意的兴登堡取而代之，大权旁落的。
可怜的德国青年，由于不允许服军役，便成群结队地涌向私人军队。由兴登堡亲自指挥的“钢盔队”要比诡称保卫共和国的“帝国旗帜队”更善于伪装，声称这支队伍是为了民族利益而战斗的。但是“钢盔队”也同样，是更强烈的依靠传统聚合在一起的，甚至共产党的“红色阵线”也表现得朝气十足。所有这些组织开始时都既不提战争，也不提胜利，而是强调“合法”。他们在“宪法范畴内”从事违反宪法的活动，以合法为幌子，用暴力扼杀共和国。这是典型的德国人极左和极右分子的目的。“帝国旗帜队”毕竟是合法产生的，它处在中间左顾右盼，感到很安全。每个人都仰慕墨索里尼，但没有人想到进军柏林，甚至当时已兴起的纳粹也没有想到这一点。
当这些军队打鼓吹号在全德国行进时，各种理论观点也相继出现在各种会议上。这些理论观点有一个共同的倾向性，即它们的破坏性。除了一些空洞的“新德国”这类词句外，没有任何实际作为，破坏性都不小。他们反马克思，反犹太，反法国，也反欧洲。除了少数秘密的知识分子外，都反对国联和重新和解的主张。与此同时，建立了虚假的谋求国际谅解的民主社团，其中有些人是愚弄法国人的骗子。希特勒发现这些人都可以加以利用，他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如何精心策划而已。
各党派的军队经常互相火拼，流血，他们的目标都对准总统府。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坐在里面，由容克地主，有钱的将军和反动士兵包围着，严严实实地锁在城堡里。只有他儿子和秘书掌握着开门的钥匙。这位国务秘书麦斯奈尔是德国人中最后一代最卑鄙的人，因而也是最有耐力的人，至于从道义上来说，唯一能与他匹敌的是巴本先生，这个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在美国犯过罪。多年来，正是这批人操纵着德意志共和国的领导人，为其献计谋策。由于兴登堡是泰坦巨人，他有能力摆脱皇帝的阴影，而那位头脑方方，身着文官制服的艾伯特，皇帝却能对他施加影响。兴登堡不过不得不沉默地站在过去皇帝站立和发号施令的地方，而德国人已将皇朝置于脑后。
在紧急关头，找不到一个容克地主出来保护他们的亲王，这段历史令人记忆犹新。这件事也从另一方面表明王朝的衰败。22个统治家族几周之内就烟消云散，在这22年中，没有一个儿子或孙子以他的天才和勇气或者英勇的功绩，使那些服从了他们1000年的德国人记得他们。既然只要有少数上百个坚决的贵族军官就可以在1918年秋季事件中拯救封建王朝，那么一个现代的勇敢的亲王，即使他只是一个雄辩家，因此也就可以把德国人心目中远未熄灭的封建王朝火星复燃起来。可是今天已为时晚矣，无论在德国再发生什么情况，王朝再也不能复辟。兴登堡已尽了他的一切努力，违背他的誓言，为了霍亨索伦王朝的利益，牺牲共和国。
早在他出使以前，关于皇帝百万家财的争吵就已严重地损害了王室思想。这件事以及皇帝将自己的回忆录出售给以前的敌人，以及他的第二次结婚，使皇帝再也不可能重返政坛。
德国皇室在六年时间内积欠了债务，又花了同样六年时间成为债权人。当1200万德国人现在通过公民表决要求没收皇室财产时，这位总统扪心自问，作为陆军元帅，他是否可以袖手旁观，因为宪法规定，禁止他干预。于是他设法写信给过去曾为他进行过竞选活动，现在还为德国皇帝斗争的一位容克地主老朋友。他希望告诉这位老朋友“我的个人看法，大意是我完全同意你所表示的遗憾。我整个一生都在为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服务，毋庸赘述，我认为这次公民投票极不公正，缺乏对传统的尊重，纯粹是忘恩负义”。
次日，在公共场所的招贴牌上这位共和国总统的私人信，兴登堡对他老朋友的泄密行为又能做什么呢？他只能让他的私人信贴在那里，公之于众。德国人了解了他们的最高领导对他们这一忘恩负义和过激行为的不满，他们似乎很高兴听到这位领导人的心声，现在他们终于在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上，稍稍迈出远远不够的几步。让我们的好国王尝尝悲惨困窘的滋味吧，他在11月那一天纯粹为了公正的和平牺牲了自己，抛弃他吧，正是这个人的祖先使我们德国成了伟大的国家！因此，尽管1400万人投票赞成没收国王的财产，公民投票还是失败了，在最后一次表决中，决定霍亨索伦王室除了在1919年获得的所有现款外，另外再给他们1.5亿英亩土地，无数的城堡和1500万金马克。共和国的斗士社会党人在国会公开投票时窘迫不堪，最后投了弃权票。
和每一个老人一样，兴登堡拥护缅怀过去更甚于关心未来，尤其是这是一个光荣的过去。当涉及国家的国旗和亲王们的未来时，他就予以干涉。但是涉及帝国未来的地位时，他就听任部长们作出决定。能寄希望于他认真地进行复仇的准备工作吗？对于一个具有能在大难中幸免垮台，经常向往退休这样一种性格的八旬老人，能期望他重整兵戈，再次走上战场吗？兴登堡宁愿接受他的部长们的和平政策，在他执政九年中，他很少过问外交事务，而却经常干预国内问题。
拉特瑙——施特莱斯曼
在这重建祖国的岁月里，忠于传统的德国知识分子，在所有重大的民族问题上，始终是忠实的民族主义者。为数不多的鼓吹欧洲福音的学者和作家在共和国时期的遭遇并不比国王统治时期为好。这次也一样，教授们在反对新的民主问题上，更甚于其他人。其中少数被要求去研究崩溃的责任问题，他们花了六年时间编辑了一本书，用文件证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是有罪的。此时，鲁登道夫是一个有懈可击的对象，而兴登堡已成为全国性人物，正当这本书付印时，兴登堡已成了帝国总统。怎么办？一位编辑找到了一个补救办法。迄今为止，只有委员会的半数发现鲁登道夫是有罪的。“既然兴登堡当选为总统了，事情就好办了，我想我们不妨将这部分删去。”于是进行了七年之久的调查工作，顿时付诸东流。世界战争的独裁者由于当选了总统，于是也就被认为无罪了。
拉特瑙像
瓦尔特·拉特墙（Walther Rathenau，1867—1922），德国政治家、工业家、哲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任建设部部长和外交部长，推动德国根据《凡尔赛和约》履行义务，开始赔款，并摆脱在外交上的孤立。
当时也确实有不少真正的德国男女英雄，他们与古典的悲剧中的英雄一样，为自由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为了自由而冒巨大的风险。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兰道义、艾斯奈尔，他们最后死在当时猖獗一时的纳粹的枪口下或被折磨致死。托勒尔在监狱中度过了五个年头，暗杀奥地利部长的弗利茨·阿德勒尔后来被宣判有罪，革命来到后获得释放，他的法庭辩护词是纳入德国历史的少有的赞扬自由的文件。少数贵族也维护了他们自己的声誉。在一些大学里，有一些具有欧洲头脑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既得不到教员，也得不到学生的信任。在这个寿命不长的共和国里，也有少数勇敢和明智的国家部长，拉特瑙和施特莱斯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可是他们的下场却是一个被杀，另一个被折磨而死。
瓦尔特·拉特瑙作为德国事务领导人只有威廉·冯·洪堡能与之相比。他们都为思想界名人，被召参加政府工作。拉特瑙深深了解德国人的性格，他绝不应该采取这一步。他应该知道，德国人不能也决不会容忍一个犹太人成为他们的国家领导人。汉堡——美国航线公司的领导人，国王的朋友巴林就是因此而拒绝同样的任命的。确实他对普鲁士的一片激情达到了狂热的程度。除了海涅和拉萨尔，他是第三个热爱德国的犹太人。他强调同时又竭力压制对自己身为犹太人的骄傲，这一切都不能阻止他希望犹太人和德国人完全合并的愿望。
施特莱斯曼及其代表团
1925年，施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率领德国代表团离开柏林，与欧洲其他国家政府代表签订《洛迦诺公约》。公约标志着德国正式恢复了其在欧洲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地位，公约体现了运用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的巨大成功。
的确，战争期间他与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一样参加了帝国军队，在战争初期，他就预见到在一场持久的冲突中德国原材料的缺乏，后来在国防部工作中他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几周以后，在玛奈战役后，他出于敏锐的经济头脑，看到和平的必要性，他将这个结论性的看法告诉了鲁登道夫。鲁登道夫对拉特瑙提出的潜艇战不可能有任何取胜机会的数据进行研究后，答称：“我的本能告诉我不能同意你提出的看法。”
1920年拉特瑙作为帝国特派员在一次会议上和战胜国达成了第一次谅解。当他担任外交部长时，在日内瓦会议上他为德意志帝国争取到了一个席位和发言权，得到了别的国家的承认，其他的代表惊讶地看到，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德国人。拉特瑙拒绝别人的敬畏，他促成了此时已被人们抛弃的德国和俄国的第一次结盟。几周以后，他被刚刚组成的纳粹党分子谋杀了。这个凶手的坟墓成了纳粹党徒朝圣的地方之一。他执政了五个月，洪堡只执政四个月。
德国知识分子这种突然进入政界的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拉特瑙是一位具有深刻见解的思想家，是当时最有文化修养的天才，他既有思想，也有实际能力。他为重新建设，为德国有能力同别国缔结同盟迈出了第一步。与此同时，战争仍在进行，他预见到并在好几本书中提出执行国家社会主义形式的“计划经济”。希特勒的党徒们暗杀了拉特瑙，但却按照拉特瑙的计划，建设他们的经济体制。
施特莱斯曼，与其说他是作家，不如说他是演说家，他比哲学家实际得多。他崇拜德国的心情比拉特瑙受到更严重的摧残。直到战争晚期，他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国派。他受到的震惊竟如此强烈，以致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自己的信念，从而他成了一小部分德国人，从崇尚武力到崇尚法治的自我改变的最好例子。他1925年在卢卡诺取得的成就，以及为争取再次建立世界信任而取得的成功，这些都是因为世界理解了他的象征性的使命而取得的重大胜利。正是这位施特莱斯曼在正式条文提出前五年，成功地说服了法国人自愿从莱茵地区撤军。他在对方找到了一位与自己有着同样良好意愿的人；而他与勃兰斯的对话，就像令人罕见的北方隆冬季节偶然出现数小时明媚的阳光。
贪婪的容克地主——丑闻的威胁——布吕宁——一帧镶着银框架的照片——纳粹的兴起——希特勒蛊惑人心的策略——共和国的消失——不光彩的结局
美国和其他国家提供的数万亿贷款给德国带来了一片兴旺景象。与此同时，人民以不信任的口气提到两位美国人道威斯和扬的名字，商人则对其轻视嘲笑。少数勇敢的德国人公开指出当时的形势已面临崩溃破产。世界经济的互相依赖，节省劳动力的新机器的问世，欧洲的动荡不安，以及德国商业界的不团结，这种种现象，在短短的几年内动摇了德国人历史留下来的道德基础。
世界大战以前，德国从任何方面说，都不是一个贪污腐化出名的国家。在法国，人们往往可以在文件中塞进一张支票，以博得官员的好感或在文件上盖个图章，这在老普鲁士是行不通的。法国的大报刊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而德国的大报刊却是无法腐蚀的。官员和法官以及学者沿袭俾斯麦的传统，既贫困又脱离群众；至于容克地主，则是利用王室给予他们的特权侵占国家的财产。
到了威廉二世时代，军官向富有的年轻女人求婚，工业界和军界互相勾结在一起，彼此获利，相互联姻。普鲁士王室开始腐败。历史上侵略成性的游牧民族恣意烧杀掠夺。对德国高级官员来说，他们过去可以在征服城堡后，将猎获的皮裘、绘画、地毯送回自己家中去，但在俾斯麦的战争年代却是不可能的。这种现象在世界大战中第一次发生了，并且迅速彼此仿效，今天这些军官在法国洗劫一空，而且十分精于此道。
新共和国的领导人是不容易腐蚀的，他们不能对德国中产阶级中盛行一时的投机之风负责。这是作为整体德国政府的表现，将德国人的基本道德扫除一空。德国公民怀着好奇的心情注视着德国政府在国家破产之际，使用借来的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修建富丽堂皇的邮政局、市政大厅和体育场，这一点连富裕的战胜国法国也难以做到，他们不假思索是否也应该加以模仿。德国人追求的从来不单纯是金钱，往往更多的在于爵位、权威和复仇，特别是希望得到世界的承认。甚至今天德国人仍对财富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希望，因此他们的思想远要比其他国家更具危险性。
容克地主始终是对金钱最为贪婪的阶级，因为他们生来除金钱外，什么利益都有了。兴登堡手下有位将军，为人朴素，出身贫困，曾经不得不过着和医务人员一样低水平的生活，甚至被迫与犹太人联姻。这样的一个人必然暗中羡慕他的富有的容克地主同事的城堡和庄园，特别是他们的打猎生活。现在他的朋友正在设计一个满足他的这种愿望的计划，可是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而采取的手段，却造成了世界历史性的后果。
易北河东岸的容克地主决心让这位在柏林忙忙碌碌的老将军回到故乡来，为他举行旨在将他出生时属于他家的东普鲁士垴爱丹克庄园重新赎买回来的募捐活动。他们一旦能在夏季将他请到家乡，他就会遇到作为一个庄园主通常会遇到的困难，而且也会面临其他容克地主所面临的麻烦，结果可能为贫困和负债累累的农户做些事。通过这个途径，打算用来援助和重新安置东普鲁士困难农户的所谓的“东方援助”政府基金，就可以在“防止波兰挺进”的幌子下被挪过来。大大填满容克地主的腰包。这个计划很成功。总统带着他童年时代的印象，以及通过和老朋友的谈话，认识到拨出数百万国家储备金支援容克地主庄园的必要性。
德国重工业家轻而易举地将给兴登堡的礼物付诸实施。只消在“每吨煤和铁”上涨价几分钱，就可以将这笔支出转嫁到德国消费者的身上。从人们自身来说，也肯定会高兴地将庄园送给这位上了年纪的元帅，即使这意味着他们要捐出少量的钱。但这些绅士们有理由不让太多的人知道这个秘密。这位年已八旬的老人看来不久就会死去，这不就意味着这座庄园要交给他的儿子吗？他的儿子根据新的法律，难道能不付非常高额的遗产税？为了免去这笔税款，避免从已经破产的德国人民身上榨取一笔钱可以在注册时将这座庄园直接列入他儿子的名下。于是就在元帅80寿辰赠送给他这座庄园的同时，这座庄园也就成了这位48岁少校的生日寿礼。这位领导了那场战争，现在又统治着帝国的领导人，为什么不能从因战争造成的分裂中捞取好处呢？
他有一位新总理，一位德高望重的正人君子。布吕宁可以说是德国领导人中最后一位最诚实的人。他以自己的贫困和正直而自豪，甚至做到不仅削减自己的工资，而且每当他私人出访时，总是乘坐出租汽车，免得浪费公家汽油。当他开始贯彻他的经济政策的第一天，他视察旧总理府，他询问一名工作人员，为什么公园里的喷泉整天开着，“根据总理阁下的指示，只有星期天才开放。”这位工作人员回答说。布吕宁于是下令完全关闭。
但是他下令关闭的还有议会；他采取紧急命令的手段，至少使受到兴登堡一手批准的共和国宪法实际上不发生作用。宪法上写明只有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的条款，现在成了任何时候都能行使的一般性规定。作为兴登堡的副手，布吕宁的目标是笃实的，但太不够民主了。他脸色苍白严峻，一天工作18个小时。这个不知疲倦的笃信天主教义的德国人，就像一个狂热的僧侣，一个萨伏拿若拉，在巴本式的风度翩翩的骑兵面前，在脸色红润的容克地主以及失望的愁容满面的左翼领导人面前，蹒跚地走向他们的队尾。他是继施特莱斯曼之后唯一给德国领导阶层带来热情、知识和能量的德国领导人，然而他也在不知不觉中准备追随希特勒。
希特勒与恩斯·罗姆
正当德国总统、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弥留之际，希特勒内阁制定了法律，把总统和总理的职位合二为一，希特勒这一最后巩固权力之举是在德国与奥地利长达两个月的政治杀戮结束时开始的，希特勒处置了他以前的同事、有权力野心的冲锋队领导人恩斯·罗姆。
因为他也具有大日耳曼人的弱点。布吕宁崇尚武力。至少战争向这个纤细不适于从事体育活动的男人，提供了在国家面前证明他是一个战士的机会，这是他长期以来希望得以实现的梦想。他在服役期间果然升至中尉。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陆军元帅高高在上，并不认识他。现在他以总理的身份对总统说话。难道比兴登堡年轻30岁的布吕宁，没有花了一生的时间学习现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经济等课题？但是连兴登堡自己都承认，他对这些课题一无所知。两人之间存在的差距是如此之大，这个差距要比一般的大臣与君主之间的差距大得多，因为它能让人深深地感觉到。因此在这位空洞的巨人面前他必须屈服。总理府玩弄阴谋的人，也同样希望把布吕宁控制在他们的手中。
当然，他们是在利用他。只有布吕宁能唤起人民重新选举兴登堡，容克地主对此早已没有兴趣。他在担任竞选工作时就知道这位老人将在当选后不久就背叛他。“人们可以看到兴登堡的不忠”，格劳埃纳将军当时说。布吕宁在伦敦和巴黎都为自己赢得了极佳的声誉。他在争取取消几乎全部剩余战争赔款的问题上取得了成功，他说服法国允许帝国国防军扩大为30万人。早在希特勒上台以前，施特莱斯曼和布吕宁就与法国就取消《凡尔赛和约》中的三个最重大的条件——莱茵地区的占领，赔款及裁军问题达成了协议。希特勒在他后来的一次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激烈的演说中，无疑像一个在拼命捶击稻草假人的小丑。
此时，布吕宁与希特勒也有接触。他提出，如果希特勒同意后退作为兴登堡的反对党议员，那么他将提供希特勒为期一年的总理任期。希特勒拒绝了。在布吕宁帮助兴登堡第二次当选后不久，兴登堡即以布吕宁没有拒绝布尔什维克在东易比河的计划为由，叫他卷铺盖。事实上布吕宁只不过为了农户的利益，从容克地主那儿撤回了“东方援助”的数百万马克。当兴登堡把一张镶银框架的照片送给他作为圣诞节的礼物，并通过国务秘书告诉布吕宁，希望他不要把它放在桌子上时，布吕宁拒绝这样做。这位中尉与仅仅是一个小伍长的希特勒一样，使兴登堡感到十分不安。
1930年选举的结果，希特勒纳粹党的席位突然从12个上升到107个，从此纳粹势力成了每届政府必须严肃对待的力量。宪法实际上已中止执行；一个年迈体衰的总统，成了容克地主和骑兵手中的工具。
德国呈现一片无政府主义状态。至少以刀子和匕首武装起来的四支军队在广场上狂呼乱叫，从这个城市窜到另一个城市，军乐铜鼓喧嚣大地。群众成伙成堆地簇拥着一支支军队，实际上谁也不知道究竟站在哪一边。因为党的名称、口号、计划早就失去了他们的意义；就像流行歌曲一样，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喊着这些口号，结果都弄不清谁是这些口号的提倡者。所有的游行集会和示威，庆祝和纪念，从“红色阵线”到希特勒，形式彼此一样，吹着进行曲。就像发生了战争，群众被卷入一场代表各自领导人利益的斗争，一旦战斗停止下来，群众会觉得这场斗争毫无意思。
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投奔希特勒的“冲锋队”；同时也有成千上万的“钢铁阵线”的成员投奔共产党，这一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现象。真正的敌对行动，只发生在被同一目标所激励的兄弟们之间，只不过他们穿着不同的军服，接受不同的领导人的指挥。这是1932年的形势，互相敌视却又是同志关系。这并不奇怪，因为本来就是同一阶级的人，现在分属四支队伍了，而这四支队伍都以工人为主体。每支队伍中都有失业者、冒险家、好斗分子，也有理想主义者和血气方刚的学生。无论在希特勒的旗帜下，还是“钢盔队”，共和国，以及共产党的旗帜下，都是这些德国年轻人，在天真的抗议和埋怨他们的父辈给他们带来的不幸生活和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战争。
共和国已经丧失了它的实质，因为它只不过在执行一个清算的过程，本身既无勇气，也无幻想；它在无声无息中产生，又在无声无息中结束。“红色阵线”在同自己的兄弟的斗争中耗尽了力量，它既没有产生自己的领袖，也没有提出根本的思想。在“钢盔队”组织里，年轻人一定将对老年军官所沉迷的生活方式产生反感。
希特勒对其他三派的成功并不在于他的纲领（这个纲领的一半几乎与社会主义者相同，另一半与他的对手的民族主义纲领相同），甚至也不在于他自己的特殊贡献——反犹；他的成功在于富有感染力的演讲，以及慷慨大方的许愿。他不是答应民众推迟与法国的可能发生的战争，或者提供人类新时代的黎明等誓言，而是向他们提出一个“立竿见影”的计划。他答应一旦掌握了政权，立即贯彻普遍劳动就业计划，第一批为50万，第二批为200万失业者解决工作问题。所有的听众都对此十分明白。下一步他答应通过新的方法在德国土地上创造出一年两亿的价值，关于这个问题他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将需要10亿投资；但是群众相信了他，就像在《浮士德》中他们相信了靡菲斯特答应给皇帝带来言过其实的祝福一样。当希特勒答应向他们提供每年40万套住房，将有100万人参加这些住房的建筑工作时，他们似乎好像已经生活在这些新房子里了。
他的纲领中还不断提出一些新的保证，如废除一切不劳而获的收入，托拉斯社会化，工人利润分成，废除地租，以及“每人都将得到一把铁锹，知识分子和其他财富拥有者都没有例外”。德国人不喜欢对自己的理想王国问其究竟，而只愿意歌颂它们。同其他民族比较，罗曼蒂克的德国人更易于为巫术所赢得。因而他们相信他们所愿意相信的，特别是那些在他们眼前戏剧化了的东西。
希特勒的策略就在于，对任何事情始终给予一些幻想的余地；这种瓦格纳式的手法，甚至俘虏了那些踌躇不前的人的感情。希特勒从来不引用数字，也不与人辩论，始终以描绘未来的蓝图引人入胜。这对已经听了十年老是关于他们及他们的子孙需要付出多少钱，只有数字没有其他内容的听众来说，是非常耳目一新的。无疑，希特勒唤醒了一个老是失败而从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民族的新希望。出于一个煽动者的本能，他把人民多年来对战争的不满情绪归罪于政府，向人民指出一个他们可以发泄复仇怒气的国内舞台，这个目的要在国外达到可要困难得多。战争的主要对象不是克雷孟梭，而是艾伯特。德国人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他们遭受到了一个充满敌意的联军的恶毒攻击；德国人没有失去战争，而是他们的背部遭到了国内颠覆分子的利刃。易于接受挑逗性影响的青年，肯定既能接受从外部复仇中吸取勇气，从内部复仇中增加仇恨的两种信条，一旦有人知道如何去吸引青年，青年必然很容易被领上错误道路。
大企业主也感受到这个吹鼓手的冲击，他们中的某些人还不得不为希特勒的表演付出代价。令人感到可笑的是，“工业巨头”竟然开始倾向社会主义理想了。他们只希望在那些大采矿业、造船业和银行开始被分化和由政府收购的过程中，他们能被温和的有收益的“社会主义化”，就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莱茵河的西格弗里德们听到了上帝降临的先声，他们本能地请来了瓦格纳专家来保护他们。钢铁大王们，不要认为他们是铁人，他们感到了他们据以生存的厂房的岩基正在被冲入洪流，与其一起被第二次洪峰一扫而光，不如抱着他们的帐篷一起跳上尚存的一块干土地上。
1932年春季，布吕宁被解职，标志着德国无政府主义的开始，法制政府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就停止了，虽然一直到1933年，它才正式解体和被抛弃。
人民和容克地主之间的，人们也可以说是巴本总统和社会党部长之间的激烈斗争开始时是场闹剧，在这场闹剧中表演者给历史投下了悲剧的阴影。因为演员仍然是可怜的普鲁士和它的民主主义的部长们。
为什么反动派成功地赢得了对普鲁士的控制？一边是疲倦厌烦，一边是生机勃勃；这边是民主主义者，那边是士兵；士兵每天早晨出操骑射，另一边却疲惫不堪地坐在报纸堆里。就这样，整个事情脱离了轨道。7月的一天，经巴本同意，颁布了一项总统命令，宣告罢免普鲁士部长。柏林警察局长在他戒备森严的要塞里打了几个电话，写了份抗议书，最后同意被捕，被带了出去。在他的回忆录里他逆来顺受地写道：“就这样我们等待着必将发生的事情。”他把中止他工作的命令送回去，直到这个文件的日期和签名均符合手续；他还向给他带来撤职消息的先生让了座。
就在这个警察局总部，1918年11月9日一个上尉折断了他的刺刀，因为帝国将军不准他出去反击暴乱分子，现在，1932年7月20日，军人和警官聚集在窗口高呼：“自由万岁！”他们要战斗，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允准这样做，因为他们的上级不希望看到公民流血。德国的军事领导重新获得了它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民主力量一开始就疲软无力，就像它悄然无声的生存过一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除了一部分不准备接受命令的人民群众，不顾他们的脸色苍白的领导人的阻止，仍然准备举行徒劳的暴乱外，民主力量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赞赏的东西。
这个不光彩的退出，使德意志共和国遭到了比任何一次在柏林巷战中失败更大的损失。1848年3月的那天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因为那天发生了战斗。十四年后悄然消失的一个结构，可能使人感到遗憾，但决不会出现颂扬的歌声，除非它突出的美丽。德意志共和国的先天不足，注定了它无力逃脱覆灭。如果它是在斗争，在牺牲，在激情中产生，它的结局就可能不一样了。
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悲剧因素是现实的，即当征服者在活力和想象力上无限的优越于被征服者时，他们是在根据一个属于过去时代的血和种族的思想进行建设。不受时代思想支持的权欲，不可能比不受权欲支持的思想更长久的进行统治。
希特勒——火炬游行——国会大厦失火
上了年纪的兴登堡仍然掌握着政权，但这个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了。站在他身边的不再是国防军人，而是一直被他贬称为“波希米亚小伍长”的公众领导人。容克地主和骑兵为了使希特勒就范，推举他为部长，他们深信自己的诡计会获得成功。他们认为使希特勒的地位合法化，可以把他排斥在真正的权力之外。巴本对希特勒的计划，就像一个希望借结婚来摆脱情妇纠缠的男人一样。巴本终于战胜了陆军元帅，于1932年8月派人去把这位党的领袖请来，授予他副总理的职务。
会见只进行了六分钟，双方均未入座。当希特勒把自己的地位比作墨索里尼时，这位老绅士就立即中断了会见。第二天巴本发表了一份侮辱性的公报，希特勒发誓要进行报复。
这个权力之争是由金钱和邪恶驱使的。在议会中，纳粹的席位已增加到230席，但容克地主、骑兵、将军，也就是说兴登堡和巴本一边的，并不想放弃自己的职位而有利于纳粹。1932年底，兴登堡的老朋友，一个长期以来阴谋集团中的主要人物——施莱歇尔被选为总理。此人极爱说话，这是他的一个致命弱点，为他日后的成功带来了极大影响。当时盛传国王将重新回来，兴登堡将被罢免，让希特勒统治普鲁士。
曾经长时期在财政上支持希特勒的工业界，由于害怕社会主义，突然疏远他了。希特勒失去了他可以依靠的做法，眼看自己的选票在减少。这年年底的一次选举中，共产党的票数增加了。议会中的情况也是如此，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掌握了有力的武器后，其他党派的勇气也增加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提供的关于“东方援助”的情况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兴登堡为了取悦悠闲而又骄傲自大的容克地主，不惜牺牲贫穷勤劳的东普鲁士农民，他们觉得现在可以给予这个统治重重的一击了。绝对不可能对容克地主友好的纳粹似乎是被算计的对象。证据将表明政府是如何帮助一部分容克地主从他们的赌博债务中解脱出来的。70%的钱溜进了容克地主的口袋，补贴了1.3万个容克地主家庭。这些事情甚至能激起一般德国人的愤慨。
1933年1月总统府的当务之急是消除这一危险。总统的儿子和朋友们向他清楚地表明，他的老朋友们可能要妥协了，确实，他可能会将自己暴露了。因为丑闻无疑会将总统自己的篡改遗产税的事情揭发出来。当这位老绅士强迫总理解散议会调查委员会而施莱歇尔拒绝这样做时，施莱歇尔被屈辱的解职了。兴登堡之流以及他们的朋友们的荣誉，只有通过暴力政变才得以保住。
与此同时，希特勒发现自己的处境很不妙。选票的减少和财源的枯竭，突然使他感到似乎悬在半空之中，没有了基地。把这个突然事件联结在一起的是，有如古滑稽剧中的恶棍，骑马爱好者冯·巴本先生。只有给予希特勒金钱和权力，丑闻才可以避免；但是为了克服兴登堡对希特勒的蔑视，只有捆住兴登堡的手脚。于是，企图报被兴登堡和施莱歇尔赶走之仇的巴本，感到这是一个机会，把关系兴登堡荣誉的“东方援助”文件偷偷摸摸地送到希特勒手中。与此同时，他对兴登堡的儿子说，希特勒准备在国会揭发这一事件。只有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才能使事件得以挽救。
在此期间，被罢免的施莱歇尔及其将军们决定在1月30日发动一次政变。计划宣布戒严，军队开上街，把兴登堡软禁在宫中，逮捕巴本和希特勒，实行军事独裁。但是施莱歇尔太爱说话了。事件泄露到伦敦，一家报纸又把它传到柏林。1月29日发生了两件事威胁着第二天的政变计划。令人胆战心惊的“东方援助”问题在国会委员会进行辩论了；军官政变被迫阻止。陆军元帅兴登堡除非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否则他就要失败。
1月30日中午，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一个他过去曾经拒绝过和正在失去权势的人。原来计划在下午进行的国会辩论被迫停止，那些文件也不见了。军官计划进行的暴动也无法进行了，因为整个首都处于兴奋之中。不久，施莱歇尔和他的妻子被希特勒的手下谋杀了。晚上举行火炬游行——这是希特勒拿手好戏的第一次出场。柏林令人惊异。希特勒站在俾斯麦的阳台上向唱着歌举着火炬行进的士兵致敬，兴登堡站在旁边的一个阳台上高兴地用手打着拍子。新老德国在柏林人的眼前统一了。
从这第一次火炬之夜开始，德国从此在全国经历着没完没了的这种游行，一边唱，一边叫，如醉如狂，就像洪水和大火席卷而来，连续几个星期数百万人停止工作，中了魔似的沉浸在狂欢和复仇之中。他们自以为权力又回到自己手中，自信的熊熊烈火使他们不顾一切，对昔日强大的回忆，又使他们凶残无比。终于，整个民族都幻想以为自己正要进入伊甸乐园之门，在门口他们转过身来再一次向那些他们认为要阻止德国民族进门的人猛扑，在疯狂的厮打中，没有人注意到，在他们面前的只是荒芜凄凉的寒冬。
柏林国会大厦大火
柏林的国会大厦在1933年2月27日的大火中遭毁。纳粹以此声称，有人企图以大火为信号开始共产党革命。一个精神失常的荷兰人和前共产党人——马里纳斯·鲁伯被控纵火。2月28日，希特勒敦促兴登堡总统宣布临时紧急状态，一直延续到1945年。对于国会大火的真正原因，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希特勒党卫军放的火，有人认为只是精神有问题的鲁伯失常举动，无论怎样，纳粹的确是利用了这个机会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人在起作用，他从那神秘的小屋里出来，用滔滔不绝的讲话，讲话，通过神通广大的宣传机器，把它扩大至成千上万倍，灌入正在企求新形式的人民的耳朵里。戈倍尔放纵全国沉浸在节日飘扬的旗海和万丈焰火中，放纵他们用恶毒的语言咒骂，发泄心中的怒气。他一再向人们叫喊，他们昨天已得到了解放，直到他们相信为止。在希特勒领导下获得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选举的胜利，只能更加激起纳粹分子置其他党派于不顾，由他们自己组成一个国家。他们已经插手国家的各个机构，现在就要利用他们已掌握的权力拼命地使其发挥作用，尽量地使别人的工作逊色。德国国会发出来的最明亮的光，是纳粹放的一把火。大多数由唯命是从的政党工作人员组成的国会把一切权力交给了内阁，而内阁只不过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传声筒。德国的国家权力从三个方面正式交给了八位部长，而真正的是交给了一个人。
希特勒的性格——雄心勃勃的下层人物——广播演说家——他带来了五彩缤纷——他对知识分子的仇恨——残酷和谎言——可恨的万能者
阿道夫·希特勒与德国历史上的皇帝有着很多重要的相似之处。他像巴巴洛萨一样残酷，像亨利六世一样惯于讹诈，像西格门（1368—1437）（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11—1437年在位。——译者注）一样善于撒谎，与文塞斯劳斯一样以迫害犹太人为乐。他在戏剧方面的才能，使人想起奥托三世，而在迷信方面毫不逊于查理六世。与曾驻都柏林的很多普鲁士皇帝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希特勒的性格，如，腓特烈一世的好大喜功，腓特烈·威廉一世的不学无术，以及腓特烈大帝的阳痿。他的艺术信念使人想起腓特烈·威廉四世，而他的不忠不义又使人想起霍亨索伦家族中的许多人。
希特勒像
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天才。他的想象力使他的狂热如虎添翼，得到了极大的成功。他的对群众或个人的思想影响，似乎来自无可怀疑的先知，而不是来自经验。这种力量使他坚持自己前进的道路，而不接受任何人的劝告。比如重新征服莱茵地区的决心，是出于他的梦想和狂热。他感觉到法国人不会前进，而且坚持自己的预感，因为那些缺乏想象力的将军们往往作出相反的判断。他的那些战役，没有一个是自己计划的，肯定让德国总参谋部那些人去发挥他们的才能，而那些大胆的政治性决策却肯定是绝对由他自己作出决定。在这方面，他具有比专家高超得多的天赋。
然而他工作中从不用说服，也很少说好话，一般来说，是用威胁，而且总是说假话。他似乎认为恐惧是大多数男人感情变化中的最强烈的感情，是不可抗拒的，因为他就是用力量来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在这方面他与俾斯麦是对立的。俾斯麦非常自信，以自己的英勇无畏压倒敌人。俾斯麦不需要绞尽脑汁，或向某人低头哈腰，他只要往人前一站，就能赢得别人的敬畏。希特勒能把令人吃惊只有空想家才能作出的速决，和需要深谋熟虑和等待多年才能等到正确时机的耐心结合起来。他的这些天赋，再加上他的随机应变，使他成了第一流的策略家。还有他能以古代舞台上变戏法的手法，使自己进入空想，把自己的使命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一批又一批群众被他征服，融中世纪和20世纪于其一身。对政治家来说，还没有这样的先例，能把自己的征服计划在自己能使之实现的前几年就通告世界，然后，果真或多或少地实现了一部分。
回过头来再说说他的性格，我们发现他的典型的德国人性格有三个特点：崇尚暴力、复仇和不安全感。这三个特点从未在他身上消失。日耳曼，种族，反民主，反犹太等都是短暂的，可以变化的。
一个人能那么自信，又能通过个人早期的经历，奠定其政治理论的基础，这在个人生涯中尚属少见。希特勒的教条完全来源于他个人遭受挫败的经历。由于他血缘不纯，遭到过最伟大的德国种族专家在法庭上验证，因此他迫害混血种族；由于属于他这一阶层的人，在奥地利遭到过虐待，因此他仇恨奥地利；由于他年轻时遭受过生活的煎熬，因此他仇恨富人；由于他在维也纳由犹太人资助的穷人区待过，因此他仇恨犹太人；由于他因缺少才华而被艺术院校拒绝录取过，因此他讨厌当时流行的绘画风格；由于他不适应法国人擅长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不喜欢法国人；由于他因妇女在场时感到不自然，因此他把妇女排斥在一切公众活动之外；由于他本人不学无术，因此他讨厌知识分子。
希特勒有这么多的仇恨，那么有没有他喜欢的人？俾斯麦，这个最大的仇恨者，最后爱上了树木、动物和他的妻子，与家庭生活在一起。六亲不认的希特勒既不喜欢自然，不喜欢美女，也不喜欢自由。他不同于其他独裁者，甚至连权力也不喜欢，不去励精图治，他只有制服欲。这不是一般的虚荣和简单的野心，而是对他一度羡慕和妒忌过的人的一种无法满足的报复心理，因为这些人拥有最大的财富、权力和安全的生活。
就这样，希特勒在我们的眼前演出了一场一个即使掌握了无上权力，然而内心仍然永不安宁的下层人物的悲剧。他的脸部表情表明了这些。一双永远保持警觉眼光的滴溜溜转的眼睛，不停地在寻找牺牲的对象。一撇装模作样的小胡须和一绺头发，这些都不过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强壮些。人们后来在希特勒的正式照片上加上威廉二世的小胡须，这两个神经质的人之相似，简直叫人吃惊。他不同于过去的独裁者们，甚至不同于墨索里尼，没有任何材料说他性格安定，他不是发脾气就是郁郁沉思。他总是在动，这种不安定的性格，使他成为地地道道的德国人。
然而恰恰就是这种病态的性格使他一步登天。他毫无国际知识，也不懂外国语言、文学、风俗习惯，单凭超人的视力就能这样坚定地预见法国的民主将衰落，英国倒还能坚持。早在上台前他就感到法国即将崩溃，因此心理上有十分正确的准备，直到1940年，经过全面的精心策划，发起对法国的进攻，整个计划天衣无缝，称得上是个杰作。然而也就是这个人，迟至1940年8月，他仍坚持反对进攻英国，不但不听取，而是抵制军人们的意见，这使他丧失了两个月宝贵的时间。也许是对拿破仑和威廉二世的记忆，使他坚信自己的预感，他将在英国问题上遭到失败。
这样的远见者，在别的时刻可能只是一批小丑，他们之所以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只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批适合于他们目的的人群。希特勒的第一个本能使他转向普鲁士。他感觉到别的地方的人民是不会接受像他这样的人物的，而且也感觉到只有这习惯于服从的古老民族有能量实现他的思想。这也说明，为什么希特勒的成功远远超过墨索里尼。
1935年纽伦堡法
1935年，纳粹士兵挂着标语牌，警告人们不要买犹太人的东西。1935年纽伦堡法禁止犹太人开业，禁止与犹太人通婚，社会上完全孤立犹太人。这是希特勒通往“最后解决”道路的第一步——纳粹企图消灭所有的犹太人。
德国人在对待这样的业余演员加罗曼蒂克的人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弱点。本书在前面描写了威廉二世最后一次与此类似的事件。由于内心不安，他经常感情突变，装腔作势，这在德国人眼里，却更加强了领袖的色彩，认为他更有生气或愤世嫉俗。因此，没有一个外国人，即使他德语说得很好，在听希特勒发表无线电演说时，能够理解希特勒掌握群众的本事。
然而希特勒恰恰简单的唯一的靠演说进入了政权。产生许多如此伟大作曲家和演员的德国人，却唯独没有第三种掌握听众的艺术——演讲。人们需要费很大的力气在德国人中发掘演说家。自从80年以前的拉萨尔以后，还没有产生过一个演说家。威廉二世时还没有无线电，也没有向人民发表演说的习惯。没有无线电，希特勒恐怕很难得到今天这样的地位。确实，新的科学技术对大家是机会均等的。但是必须考虑到，甚至拿破仑也可以比他的敌人更多地利用电报，也许他可以从莫斯科利用电报指挥在西班牙的战役。要征服德国人只有用想象力，绝不能靠逻辑的力量，因而这位第一次出现的非军人新领袖，靠他的无处不在的声音征服了德国人。其中一个最大的诀窍是上百万人听得见他而看不见他，因为他的顾问必然认为他的外观有损的形象，容易使人想起滑稽演员。
希特勒像
希特勒成功的一个决定因素，是他给德国人带回了他们痛苦怀念了14年的东西。他给这个尚武的民族带来了重新武装的希望，同时恢复了举旗列队行进的仪式。一句话，他似乎是腓特烈大帝与瓦格纳的综合，他具有救世主的作用。一整个时代没有幻想了，现在至少出现了一长串旗帜在德国人头上飘扬，人们可以听到铿锵的命令声，嘹亮的喇叭声，一座由上千块石级和上百个头衔组成的伟大的仿古金字塔由纳粹建立起来了，人们从这座金字塔上带下来袖徽，新帽子，特别是一双马靴，虽然实际上已无马可言。
这一切都是瓦格纳思想的再现，没完没了的列队行进，贯彻始终的旋律，少数人持续不断地重复主题，表示清白无辜和渴望复仇，头戴闪闪发光盔甲的骑士，以及诸子百官及时登场，誓死效忠或背信弃义，一种适合于小人物的既野蛮又神秘的英雄行为，希特勒以这种方式把军事等级转变为瓦格纳的作品。他以对德国人灵魂深切了解的细微感情，满足他们两方面的梦想，富于音乐的服从和充满感情的纪律。就这样，他的光芒照透了这个暗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德国人喜欢把大人物的胜利，同他们自己的利益结合起来。
足智多谋的靡菲斯特之流发明的宣传攻势，来势汹汹，锐不可当，这对德国人来说，完全是新的。他们还从没有被湮没在这样一大片精心准备好的言论、符号、庆典、徽帜的活动海洋之中，一切过去的机构，从枢密院的大臣官邸到滚木球俱乐部，几乎一个胜于一个。这个庞大的宣传机器，一会儿赞扬他们，一会儿对他们大声咆哮，在他们强壮的主人的怀抱中，他们感到安全可靠，就像某些妇女在梦中的感觉一样。经过了痛苦的14年，责任感终于离开了德国人，终于有人发号施令。希特勒给德国人带回来古老的服从的权利，而不是早在他以前，他们向全世界炫耀的，在别国领土上骑着马大声叱责，吹毛求疵的自信。希特勒只在小自由民身上看到一些自己的价值，无论富裕的中产阶级和阶级意识较强的工人都不怎么看得中他。
一个经历过压抑沉闷青年时期的病弱男人，只有在具有某种神经质的力量的情况下才能完成这样的工作，他能在某一段时间内精神亢奋，行动果断有力，而在另一段时间内又突然彻底瘫痪松弛。如果希特勒对自己的事业没有疯狂的信念，那么他从哪里去找这种突然迸发的力量呢？难道他在其他方面不也有很多不足吗？教育程度不高，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资历问题，而是相当重要的区别。他同布尔什维克是不同的，后者信崇知识，而他则敌视知识分子。1923年战败的贫穷的德国尚且出版3.2万册书籍，而1939年繁荣的纳粹德国，却只印刷了2万册书。
这就是为什么说，希特勒是德国历史上政治权力与思想精神背道而驰的最大事例。一千年来德国政治权力高高在上，脱离思想精神，虽然有时容忍它的发展，像印度人一样，留给它专门领域，在这些领域内它可以不受到干扰。希特勒是第一个以国家的名义镇压与反对思想精神的德国人。他把一百多个国王和亲王的反知识分子情绪转化为一种狂热的崇拜。
希特勒曾经说过，具有十足的“勇气当文盲”，在这个问题上他比最愚蠢的人还愚蠢。从来也没有一本文字如此平庸枯燥无味的书（指希特勒所写《我的奋斗》一书。——译者注）会出名，顺便说一声，它的质量在翻译过程中，显然给以大大提高了。这部七百多页的书，没有一个人物来自人民的生活，没有一个微笑来自农村、工厂、体育或历史，没有任何生动的内容。
很多有关一个国王的政治书籍或回忆录可能是由他人执笔的，但可以肯定《我的奋斗》出自这位自称的作者之手，至少它表明了它的文字与作者的语言一样。这些出现在成千上万篇社论中使人发腻的老生常谈和口号在他们喊叫和咆哮争吵时起过作用，但当它们出现在一部装订好了的书中，在人们阅读时就感到无法容忍了。这不是一块未经雕琢的钻石，在那儿粗暴地发泄强烈的感情，而是使人想起第三流地方小报的文章。希特勒的风格和肖像，足以使人把他永远排斥在拿破仑阶层之外。
但是不得不使人惊讶的是，希特勒在一般群众之外，也赢得了很多人的信仰。至于一些教授追随他的问题，这只是以讹传讹。几乎所有的作家，和德国从路德到康德的思想家一样，都有这个毛病，人云亦云。但是希特勒，一个文官，竟然能凌驾在军人之上，这是他最令人信服之处。
这不能仅仅用答应给他们工作、金钱和荣誉来解释。很可能是他的疯狂的信念征服了这些玩世不恭者，这些人与他们的先辈及这个阶级的人一样，在战争失败后，仍一心想过快乐生活。只有一点例外，即在德国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将军在战败后神经错乱或自杀的。希特勒在遭到挫败后，怀着刻骨仇恨，普鲁士的将军们却与他不同，他们虽然也很粗鲁生硬，但是他们不仇恨；一旦他们真的恨了，则恨的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他们的上级。现在这个满腔热情的歇斯底里的男人，在没有任何证明的情况下，宣布法国已经腐朽了，奥地利也行将末日。一个文官第一次为枪炮和坦克带来了热情和远见，带来了进军计划和动员方案。很明显，这一点大大震动了将军们。
与此同时，希特勒从不敢于承认他对权力和武力的崇敬。他内心的不安全感使他对自己的和平打算十分不满，认为只是因为背信弃义的英国人的欺骗，才使他不得不拿起刀剑。这里可以看出与文艺复兴，布尔乔亚，甚至尼采的骄傲的非道德性的关键不同。
他的热情驱使他行动十分残酷和说谎。他以自己的方式，坚定和信心十足的行事，杀害无辜，欺骗朋友，侵略没有防御能力的国家，主宰世界的思想原谅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的确，如果他高尚，宽宏大量，他就得认为自己软弱，承认自己的恐惧。热衷于破坏和对一切成功和健康美好事物的仇恨，这些始终是缺乏自信心人的特征。他对任何事情都敢于孤注一掷，如6月30日流血之夜的行动，以及重新占领莱茵地区计划等。但是他本人却在1923年11月慕尼黑政变之日，在简单的武器面前逃跑了。
对具有这样一种性格的人，医生和作家曾经为之作出过临床诊断，也确实包括病人本人，必须创造出一种可以保护他身体及灵魂，以及可以养精蓄锐，避免过多宣泄的私人生活。因歇斯底里导致的失明，使希特勒在战争期间大大恐怖了数日，一个海德堡的教授因报道了这件事而被革职。他病弱的身体需要休养生息，需要长时期的放松，就像一个演员，销声匿迹懒洋洋地度过整个暑假。因而希特勒不喜欢体育运动，不喜欢喝酒，没有业余爱好；关于女人，一次他真想遇到一个女子，希望再次不顾一切地试试他的男性能力，可是结果这个女子不是死了或者就是逃跑了，这就是他的侄女。一个既不会开车，也不会骑马；既不会游泳，也不会滑雪的男人，是不可能有妻子或孩子的。这样的男人却善于玩弄权术，就像某些特殊的艺术家，他的本能的对自己作出同样的抑制。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他的疯狂性出于对个人生活的不满和对别人幸福的妒忌，因而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政治生涯开始的动机是出于自我表现的欲望，这种例子在其他很多人身上也可找到。因而希特勒的成功是极其痛苦和付出很大代价的。这种巨大的成功只有德国人才能做到。
尼缪勒——希特勒即德国——大屠杀——光荣的雅利安人——全世界不信任德国——统治世界的美梦——小心，民主主义——欧洲合众国——假如希特勒被打倒——一支联邦军队
从来没有过一个独裁者，像这个第一个不正常的领袖遇到德国人民那样，在他们的手上遇到如此听话，如此顺从容易对付的群众。拿破仑遇到法国人民的强烈抵抗，墨索里尼的情况也是如此。本书前面所叙述和阐明的一切都证明了，突然得到违反他们本意的解放的德国人，是如何殷切的在这14年中等待一个领袖来把他们的命运掌握起来。少数不朽的神职人员，和平主义者，以及工会会员，他们曾因自己信念而遭到监禁或杀害，但总共加起来也不到德国人数的千分之一。
他们中最出名的是马丁·尼缪勒，他是德国这个时代的英雄，他的面庞使人想起出自丢勒手笔的绘画。他是一个西伐利亚人，一个部长的儿子，一个热情的水手，一个怀有深刻信念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光荣地担任德国潜水艇司令，战争的失败，使他深深地陷入内心斗争，因为他之相信德国就像相信上帝一样坚定。革命后，一个叔叔帮助他接管了一个农庄，他与这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农业工人的第一次紧密接触，使他深受感动。他得出结论，感到灵魂对他来说比耕作土地重要得多。他开始学习神学，接受希伯来教义，但同时仍热烈地支持德意志事业。他担任学生保卫团司令，参加卡普政变。他第一次在明斯特进行布道时已经30岁了，生活极端贫困，不得不从事铺铁轨等艰苦的体力劳动。他的讨伐精神，极端虔诚同时又非常罗曼蒂克和充满爱国主义精神，这种双重性格使他经常陷入很多内心斗争，直到希特勒要求所有的部长宣誓效忠，矛盾发展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尼缪勒和他的少数同事抗拒希特勒的命令。有人企图谋害他的生命，但也有支持他的群众集会和游行。迫害继续进行，最后终于被免职。尼缪勒被禁止布道，他就在家里进行。他被捕，备受折磨，争取保释后再次被捕，最后送到集中营。敌人提出，只要他答应停止宣传，可以获释，遭到他的拒绝。但是战争爆发后，据说，他自愿出来担任潜水艇的司令。
马丁·尼缪勒像
马丁·尼缪勒（Martin Niem ller，1892—1984），著名德国基督教反纳粹牧师，神学家。就是这样一个反纳粹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自愿担任潜水艇指挥官。路德维希说：“这充分暴露了德国人灵魂深处的双重性，以及这个国家命运悲剧的根源。他宣传反纳粹的理论，他坚决拒绝向另一个似乎是上帝的人宣誓效忠，但就是这个人，却愿意在这面意味着亵渎的可恨的旗帜下，潜入大海中去，用鱼雷去袭击德国的敌人。”
这个行动充分暴露了德国人灵魂深处的双重性，以及这个国家命运悲剧的根源。这个充满大无畏精神和自信的人，与路德一样，以生命来保卫他的信念，他宣传反对纳粹的理论，他坚决拒绝向另一个似乎是上帝的人宣誓效忠，但就是这个人，却愿意在这面意味着亵渎的可恨的旗帜下，潜入大海中去，用鱼雷去袭击德国的敌人。
深深怀念着祖国的游子对世界说，希特勒不能代表德国。但是难道不是所有的德国人一次又一次地选举他吗？当然其中一部分选民是出于对威胁的恐惧，但大多数人选他是出于自愿。德国人一面挨着极大的饥饿的痛苦，一面听着吹捧统治世界的奉承话。1941年9月德国人黄油肉类的配给进一步减少，征服的国家却越来越多。关于贫国和富国的理论也被发明者的行为运用到几乎荒谬的程度，究竟被侵略的丹麦、挪威、波兰拥有什么样的财富而德国是没有的呢？他们的行为使人想起一条狗占据了马槽，它自己不能消受那些谷草，却又狂吠着不让马去吃它们。德国人究竟在希特勒统治的八年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由于他准备和发动了战争，因而使上百万失业者得到了工作，这也是他继续进行战争的理由之一。他似乎也消除了德国各民族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仇恨，用一个十分完美的形式把帝国统一了起来，这是消灭了王室后的共和国从来没有做到过的。
希特勒在德国建立了一套秩序，这种秩序没有别的国家人民能忍受得了的，特别是意大利人，可能只有一部分俄国人能忍受。没有人能忍受自由的完全丧失，但是即使很多反对纳粹制度的国家，也将采取它的某些做法，就像它接受俄国的一些做法一样。
无疑，当时德国人的思想已趋向现代化，他们从技术的角度而不是金钱的角度想问题。他们向世界表明，没有黄金他们照样可以生活、战斗和征服，而没有工程师、银行家却无法生活下去。直到战争爆发前，贸易思想统治着旧民主国家，德国人就是以击败这种思想而取胜的。生产社会所需要的物资，而不是让个人获利——这个思想从莫斯科发展到柏林，而且正在从柏林扩向全世界，因为它适应时势。但在接受这个原则时不应丧失自由。
德国群众也没有因精神上受到的枷锁而悲哀。他们什么时候对处理国家大事的思想表示过关心或施加过一些影响呢？一个一千年来习惯于忍受上级对它施加任何命令的民族，是不会为自己的意志，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一旦在违反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获得了自由，那么在新的枷锁下这个民族也会很快退回到老路上去的。世界应该看到，作为整个民族来说，德国人没有要求进行改变的意愿。我们以为世界大战后会出现一个新的德国，我们错了，我们应该从这个第一个错误中避免第二个错误。
对犹太人的迫害，也证明了希特勒的背后有着德国老百姓的支持。当世界听到德国第一次大屠杀时，有很多迹象证明在很多地方受到了阻止。但是从1933年到1938年对犹太人迫害的加紧，从第一次的抵制和到向维也纳进军和11月大屠杀，这些发展都表明了与德国人的性格有关。绝不是仅仅只有冲锋队接受它的党的命令。富有的公民、国家教授，以及独立的体育运动员，都情绪亢奋参加了当时的夜间袭击。
为什么这些德国群众，而不只是政府和党派比别的国家更仇恨犹太人呢？热情的诗人阿恩深刻地写道：“德国喜欢受锁链的束缚，承受一个带着枷锁的苦力的灵魂的痛苦。”德国人是一个可悲的失败者，失败到不能承受别人成功的程度。俄国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只杀一些贫困的不知名的犹太人，但德国人却转而杀害一些富有而有天才的犹太人。不是犹太人的集居，他们陌生的脸孔和习俗使德国人不快，而是犹太银行家所获得的荣誉和影响，犹太人教授和艺术家所获的声誉，使他们大大的不快。
他们妒忌获得合法权利地位上升的德国犹太人。为什么这些人的剧院和报纸总是最好的？为什么总是他们发明了不起的医药用品？成为杰出的外科专家？采用最新的技术？出版最好的书？这些人所占的人口比例，大大地超过非犹太人所占的比例。
在历代积怨的基础上，纳粹又带来了新的东西：残暴力量的合法化，法定政府的结束，青年人可以随心所欲，以及诱发出来对谋杀、掠夺的渴望。希特勒执政初期，还有谁能为他提供更好的进攻目标呢？犹太人集中了作为牺牲品的一切条件，他们没有武装，他们富有，很容易给他们安上一切罪名。渴望谋杀和掠夺的人很快在他们身上进行实践。自从诸如社会主义分子提出国际目标转移民族情绪，德国中产阶级分子公开宣扬，说是犹太人首先发动战争，然后失去了战争，共和国政府14年来对此充耳不闻。共和国政府的部长6%是犹太人，三个人参加过革命。另一方面，得到诺贝尔奖金的德国人，其中20%是犹太德国人。所有这一切都被封锁了，就像另一事实，只占德国人口1%的德国犹太人，供献出10万人去当兵打仗，1.2万人死于战场。纳粹的最卑鄙的行为是将这些犹太人的名字从地方作战阵亡将士的名单中抹掉。但有些犹太人的行为也叫人看不起，如奥本海姆·冯·温伯格男爵，德国空军参谋长米尔希，作家阿垴尔特·勃朗南，以及制定所有贸易条约的汉斯·沃尔·塞蒙特，他们接受种族迫害者加给他们的“光荣的雅利安人”的称号，并且和这些迫害者称兄道友。希特勒把德国人从犹太人中分离出来只有对德国不利，但对德国人来说，可能是一种极大的满足。
被驱离默默尔港的犹太人
1939年3月，犹太人被从默默尔港赶出来，在德国的压力下，同月，立陶宛将默默尔港地区割让给了德国。
本书不想对希特勒的暴行详加阐述，但对有一段尚未被人报道过的情景将予以描述，这是两个后来设法逃离德国的目击者亲口告诉作者的。
巴黎一个年轻犹太人暗杀了德国驻巴黎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冯拉特先生，作为政治报复，德国人利用死者葬礼发动了一场新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关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1万名犹太犯人，被强迫立正数小时。193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冲锋队员扛着当天上午“死去”的人的棺材列队从这些犯人面前经过，后面跟着一大串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受害者，这些人在这天上午几乎已被打得半死不活，当他们在行进时跌倒在地，那些士兵就用脚把他们踢起来。突然他们中的一个受到严重摧残65岁的商人，作者年轻时认识他，仅在三天前被抓来，挣扎着爬起来，这是一个高个子的人，竭尽全力向他的弟兄们举起双臂，用希伯来语高声致以古老的犹太先辈的祝愿。
士兵们被这一突然行动惊住了，有几分钟全场鸦雀无声，似乎空气都凝结了。然后他们突然醒悟过来，把他拉出来，当场打死。为了他的家属，我不愿在此透露这个犹太人的名字，很可能已被列入德国烈士的名单，这份名单从胡斯开始，并将一直继续到未来。
尽管德国人在历史上长期遭受屈辱，但他们还从未受到过类似过去这九年对他们的最后解放所带来的严重损害。没有一个人被答应去工作，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这种要求都无法得到满足。全国成了一个大兵营，一个六岁的孩子也会被接受进来，加以训练，操练，生生死死，直到最后召开追悼会。几代人以来，8000万德国人的法律观念早已破坏殆尽。即使德国人最后失败，他们关于野蛮武力的信念也早已在几代人中得到了加强。他们毫不吸取第一次失败的教训，顽固地要求迅速回到他们过去的老路上去；因此，怎么可能寄希望于他们吸取第二次失败的教训呢？
嘲笑诚实的信念，轻视法律，推崇谋杀，摧残宗教圣贤，怀疑一切，反对一切，出卖自己亲密的朋友，为了避免种种嫌疑不认自己亲生的父亲，毁灭科学，奴役师长教授，培养邪恶野蛮势力，玩弄妇女，煽动对国家的狂热。所有这一切将贻害无穷，使其后代人无颜面对别的国家的同时代人。
德国人在全世界的声誉又损伤到了什么程度呢？这一次将没有一个德国人能说，他是被统治阶级胁迫的，因为今天几乎每个人都有朋友在党内。几乎整个国家都参与或拥护了这场浩劫。整个国家都接受了它的司法部长的格言“只要对德国有利的，都是正确的”。这句话概括了这场道义灾难的真谛。
阅读1939年9月1日当天报纸的英国人
英国人在看1939年9月1日当天的报纸，标题为《波兰遭到入侵，一些城市被炸》。1939年9月1日凌晨4时45分，德国不宣而战，揭开了德波战争的序幕，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世界能把这一切都忘掉了吗？一个经过了伦敦战役的孩子，长大后能向一个德国人伸出友谊之手吗？一个挪威人会再次邀请一个德国人到他家去做客吗？一个人他的母亲和无数同胞被德国飞机机枪扫射而死的荷兰人会再次与德国人做买卖吗？世界上难道还会有与德国人签订条约的国家吗？这些德国人曾经如此明显的以自己的利益为依据制定条约的合法性。那么人们为什么要相信从小就学习了这种新道德，因而肯定会遵循这种新道德的希特勒的接班人呢？
希特勒没有带给德国人幸福，但他们也没有要求他带给这种幸福。他们不要求自由，不要求财富，甚至不要求思想上的安宁与和谐。他们要求的是，古老的统治世界的梦想，在神秘的幻觉中寻找着的彻底雪耻，以及对一个他们一直像天真的孩子一样诅咒的世界的羡慕，一句话，因天生的不安全感而不断寻找和要求的公开承认，这一切希特勒给他们带来了，虽然为时不久。但难道他们有过任何领袖，在这方面比希特勒更好地满足过他们吗？
作为一个征服者，希特勒不能与他的前辈比较。在公元800年、1000年和1500年左右，查理曼·奥托大帝以及查理五世使德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一半是继承别人的，是从外部或间接合并过来的，它的强大的力量不是从内部涌现出来的，而且维持的时间也不长。希特勒的胜利进军最好与哥特人、蒙古人、诺尔曼人的猛攻冲击相比，野蛮侵袭古老的文明，一度制服了文明，但是它们只是席卷而过，没有留下多少痕迹。谁还记得他们领导人的名字？其中两三个也许还在一些歌曲中保留了一段时期。如果把他与拿破仑相比，这也是很荒谬的。拿破仑给他所占领的国家带去了新的思想。他给莱茵河沿岸地区及意大利带去的法律及社会秩序，在他被驱逐出这些地区后还长时期的发挥作用，因为这些东西是符合时代的及正义的。确实，在寻求欧洲统一问题上，他视自己和法国为领导力量，但这是以鼓吹容忍大革命为基础的，希特勒征服巴黎，则是以他的优秀种族论的教条为基础的，这是希特勒进行统治的依据。
这里就出现了问题，所有德国能为占领国带去的文化均已被纳粹所破坏或遭到镇压。德国学者和艺术家纷纷流亡出走，就是这个国家政治的一个象征。这次德国的知识分子先于德国的武力达到别的国家，而且被迫逃得越来越远。德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从德国逃至邻国，在这些国家被征服后，又远远逃至美国，只要迫害不停止，这个趋势就将一直继续下去，并一直得到移民没完没了的感恩戴德。从而世界上文化最灿烂的城市也将变得野蛮荒芜，普鲁士的铁蹄将踏上巴黎皇宫旧址。所有代表德国荣誉的人物将作为客人或难民被别的国家接收，而不是征服者。德国的知识分子比德国的坦克早七年进入凯旋门，而且受到大得多的欢迎。
但是希特勒的预感是正确的，旧民主主义已经没有生命了。法国至少将从它失败中学到很多教训。法国人面对一个处在大动乱边缘的世界，太掉以轻心，太玩世不恭。英国人直到1940年5月还不采取行动，以后行动了但也不彻底，它的贵族政府，它的银行以及城市都没有为国家作好充分准备。还有，经过几个月的英勇斗争后，再恢复旧的秩序和民主就叫人不能容忍了。
国家社会主义党正如它的名称所包含的，它的宗旨也有社会主义的一面。导致世界在过去20年中脱离纯资本主义的急剧变化，使所有的国家在战争经济中得到进一步改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德国，它的战时经济延续了九年之久。在法西斯国家迅速地使自己适应出现的动乱时，两个西方大国继续由富有阶级以老的制度实行统治。是这两个国家重新武装了德国，而不是打垮了它。不止一个法国工业家说过，劳特·洛特梅埃也宣称过：“是希特勒，而不是布鲁姆，是坚定的年轻的纳粹拯救了欧洲。”
然而，因害怕布尔什维克而促使英国和法国签订了《慕尼黑协议》时，他们的美梦也破灭了。巴黎、阿姆斯特丹和布达佩斯的推销商感到自己被迫进入一个越来越与莫斯科制度接近的制度。当德国和意大利的资本几乎全部被政府没收时，自由民主党人站在独裁者的国家社会主义一边。在任何情况下，正统的资本主义在欧洲都失败了。
他正在准备欧洲的统一，一个大家都在寻求的联邦形式的统一，而不是在一个主要种族领导下的统一，就像德国的一些优秀分子始终在寻求的，不经过希特勒的枪炮而“合并”奥地利。欧洲的统一和五六个君主的退位只能对欧洲有用。即使在拿破仑失败后，一百多个被消灭了的德国小公国没有一个东山再起的。很多预言家都得到了他没有想到过的结果。希特勒也将像哥伦布一样到达一个他从没想到过的大陆。希特勒占领欧洲的结果，很可能很快会出现一个欧洲的合众国，如果最终能把“卐”旗击倒，而代之以升起“自由的白色之旗”。
无论是形式还是日期都不能预言。但有一件事似乎是比较肯定的：被征服的人民不会像德国人那样长期屈服于枷锁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只能以革命而告终，就像俄国革命给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决定性的变化一样。但是为了和时代的精神一致，形式很可能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希特勒最终将发现一个自由的欧洲，而不是德国的欧洲。与种族主义的理论决然相反，在近年内即将发生的革命，将不是为了夺取几个省份或前线阵地，而是为更公平的财产再分配。历史将看到，这次战争的后果之一，将是每个公民要求更体面的生活，这将在所有的国家成为很强烈的呼声。它不会像拿破仑垮台后那样，很快出现一个“神圣同盟”，或者出现一个新的塔列朗（Talleyrand，1754—1838，法国政治家、外交家，曾任拿破仑的外交部长和外交大臣，精于权术，阴谋和善变。拿破仑垮台后，又作为法国代表，出席维也纳会议，参加“神圣同盟”。后为法国复辟王朝的外交大臣。——译者注）重新掌权。被征服的国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将是寻求比战前更多而决不是更少的自由。
德国人将是这些国家中的最后一个而不是第一个起来争取自由，这是他们的性格决定的。在没有一个受奴役的国家起来反抗之前；在穿制服的武装的德国工人与非武装的外国工人出现兄弟和解，并消除了不正常的奴役关系之前；在有可能出现一部分德国公民起来反抗，并通过国内战争推翻这个他们大部分人曾经从属的政权之前；德国人是不会轻易起来的。但即使希特勒部分地取胜了俄国人，那么他们给他带来的也只可能是谷物，而不是热情。德国人一向反对法国人，即使在世界大战中也从未反对过俄国人。一旦进入莫斯科，德国士兵将会看到，希特勒的很多方法是向莫斯科学来的；他们将很快和这些与自己一样有着极强纪律性的追随者们称兄道弟，甚至有可能变成共产主义者。
要打败现代的成吉思汗，必不可免的要取得美国的帮助，但不是靠入侵，而是只有通过欧洲的反抗。强大的封锁将是对领导人的一个考验，对德国普通人民来说，他们是经受得起长时期的艰苦的，他们可以过贫穷的生活。但是如果对其进行轰炸，这将对其造成灾难性的印象。根据德国人的性格，他们不会在苦难中锻炼得越顽强。德国人比较神经质，而在这过去的10年中，他们已经受到够大的精神负担了。
德国人作为军人，在武装起来，听从发号施令的情况下，可以保持他们的勇气，但是作为一个平民，成为看不见的敌人的进攻目标，没有上级的命令和领导，他们很容易屈服，他们在130年内还没有遭到别的国家的侵略。
也许只有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封锁，被征服的国家的反抗，和德国内部的炸弹袭击到达高潮时，将军们为了保护自己才可能起来赶走他们的“领袖”。这将对世界是一个极为危险的时刻，因为普鲁士的将军们并不比希特勒更值得人们信任。胜利者将十分小心提防“不可预测的犯人”，当他走出带刺的铁丝网，准备和你讲和的时候。
《凡尔赛和约》决定单独解除战败国德国一家武装的思想，表明了它对德国人的性格不十分了解。
对待这样一支高效率的人民，是无法剥夺它在经济竞争中的权利的，唯一能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办法是建立欧洲合众国，这在德国第二次打败后要比在第一次打败后建立起来容易得多。只有积极地实行欧洲国家全面裁军，才能保证解除德国武装，不发生报复的可能性。将组织一支欧洲联邦陆军和联邦海军，就像今天美国的国防力量直属华盛顿一样。那时德国将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样无力再次发动战争。
只有这样才能拔除德国人嘴里的毒牙，使他们的知识分子的伟大才赋在世界文化中得到正确的位置，不担心再发生世界祸端。
哲学家在海德堡——贝多芬
今天，一个深秋的黄昏，一位老人站在海德堡城堡的台阶上，眺望着山下的幽谷。在他身后是一片隆起的若隐若现的断垣残壁，它们是被法国占领者破坏的德国建筑物。三百年来，上面爬满了深绿色的常春藤，象征着德国的浪漫主义。这片标志着德法斗争历史的废墟，面对面地坐落在德国这一最漂亮的风景区。
这位像一切德国精英人物一样有着一副剑眉的哲学家兼音乐家的老人，现在正凝视着他脚下的一条河流，河水安详而又急促地向三孔老石桥流去。这是内卡河，它在这里形成一段虽然只有里把长的湍流，迫使河水经过狭窄的河道流经高山，然后急流直下，多么像德国的历史啊！在葡萄园的那一边，又是一片连绵的山坡。在内卡河左面的山头叫“王座山”；在右边的山坡上有一条“哲学家小道”；再一次从名称上把德国分成两半。
海德堡城堡
海德堡这个名字在1196年正式出现在历史文献中，当时，城市的规模已形成，是个小城邑。屈指算算，海德堡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在德国城市中，建城历史之久，可名列前茅。
在墙的那一边，这位哲学家看到了下面一座方形建筑物——德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自从第一批教师在那里对学生授课以来，它已经历了五百五十多年历史了。此后，上百名杰出的思想家、学者，在葡萄园的小屋里或城内的旧宅中埋首从事学术研究，一切为了人类智慧。远处，在那条狭窄的弯弯曲曲的街上，本生（R. W. Bunsen，1811—1899，德国化学家。——译者注）发现了星体的实质，终于找到了太阳光谱。与此同时，只不过再过去几条街，赫尔姆霍尔兹计算出声音和光线的波长，第一次用他的光学仪器，打开了迄未为人类知晓的生物眼睛的秘密。
现在，这位沉思着的老年圣者的目光，转移到了那边古老的紧紧挨在一起的建筑物，有些屋顶仍然可以看出是由彩色花砖砌的，那里想必是路德会见人文学者的地方，可以想象脸色苍白的米朗克松怀着对这位勇敢的修道士的崇敬的心情笔挺地站在那里。这位老年智者似乎自己也坐到了那里，歌德的影子出现在他的身旁。年轻的歌德在“狂飙运动”的影响下，对世界充满热爱与向往，他决定不了继续从事写作还是出去遨游世界，终于在这里作出了决定，第一次离开了祖国。而40年后，仍然在这里，歌德由年轻美丽的玛丽安娜陪着，自己似乎也年轻了，经常在这里采集核桃和写下有关这一段日子的不朽的诗篇。
往西远处，接近日落的地方，隐隐约约可以看出四座塔影。由于常年学习，双目仍然犀利的老人，甚至可以分辨出那里的两个白色圆顶。这是斯佩叶尔天主教堂，很多德国皇帝埋葬在那里，这些皇帝日夜梦想南下到有核桃树的地方。而现在，在这夕阳西下，莱茵河上波光涟漪，内卡河滚滚汇合之际，这一时刻到来了。不远处就是当年阿里欧维斯图斯回答恺撒大帝问题的地方。德国的历史似乎就从这个古老的城堡脚下蔓延展开。
现在这位哲学家要回家了，因为有了些凉意。他看到了城东新出现的一堆瓦砾。这是英国人为了报复德国人持续长达一周的进攻而进行轰炸的结果。英国留学生一度曾在这个白色圆顶之下聆听德国学者做的很多学术报告，这些报告在英国国内是听不到的，特别是那令人神往的德语。也许这些学生中的一个，就是现在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
“现在这些人在哪里？”这位老人沉思着，一边用手压压他的帽子，似乎怕人看出在这顶帽子下的他的思想。他举步向他狭小的古老的屋子走去。曾经使这个城镇辉煌一时的德国人文主义者，从路德到歌德到赫尔姆霍尔兹现在到哪里去了？德国人的荣誉到哪里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到哪里去了？青年对学习的渴望到哪里去了？那些装饰着彩色的灯笼，充满欢乐的旧时学生歌声和沿着城镇和小山逆流而上的游船又到哪里去了？远处在天主教堂内，历代的皇帝们停止了曾经带给他们自己和德国人如此重大灾难的罗马朝圣者永远安眠在那里。更远处则安息着改革家们，几个世纪以前，他们倒可以发表今天被禁止向他们的后代说的话。实验室早已无人光顾，呈现一片荒芜凄凉，因为青年人都跑到很远的别的国家，烧杀蹂躏他国人民。图书馆里仍然排列着几辈先人传下来的康德著作，现在再也没有人去读它们了，因为他的言论对今天的德国已毫无意义。只有莱茵河仍然与西格弗里德时代一样，滚滚流动，日夜不息，德国人在梦里仍然听到《罗累莱》美妙的歌声。
黑夜笼罩了古老的内卡镇，笼罩了全德国。老人回到家里，无奈地凝视着眼前的一切，然后走向钢琴，打开琴盖，弹起了贝多芬的最后一首奏鸣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