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选帝侯到歌德（1650—1800）
德国？她在哪里？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她的整体？德国人是博学多才的，但是这个国家却是另一回事。
——歌德
普鲁士的景色——维也纳——两个城市的比较——音乐与效率——伟大的德意志人来自何方？——普鲁士人是何许人？
一片沙土地经过精心耕耘成了上千块田畦，种着黑麦和土豆。广垠平坦的大地偶尔有小丘点缀其间。勃兰登堡的大地一直延伸到无边无际的远方，就像月球上沉寂的海洋。到处是一行行挺拔的青松，也有些冷杉树，但很少有毛榉树和其他枝叶茂盛的树木。在这片很少生长灌木的土地上，见到的多是光秃干巴冷漠无情的松树干。当你坐在树下休息时，你身旁也是一片褐黄色的松针叶毯。松鸡和鹧鸪在田野和树丛的缝隙之间栖息做窝。街道和河渠纵横交错，而且都有标志。村落里的牛群和多由红砖砌成的房子，也严格地按照教堂塔尖指出的方向排列得井然有序。乡镇议会大厅看上去像兵营，墙上贴着警告的注意事项，让人感到似乎这里一切都是被禁止的。在漫长的旅途中，人们偶尔也可发现一座优雅别致带有旧式山墙的老屋，或者一家悠闲舒适的小客栈。而在这一切规划严整的平原上，它们孤零零地伫立在一旁，像被人们遗弃的孤儿。一切都经过精心的安排，惊人的整齐划一，令人感到单调乏味。
所有的道路、铁路、运河，都通向位于中心的大都会。在一条对城市来说毫无意义的小河边的荒地上，柏林市是未经筹划，仓促建立的。这座城市像座蚁冢，随着时代的变迁，只有一个短暂的时间，这座城市的风貌还是风雅得体的，在后来的五十多年时间内，不断地扩张和任意地变化，成了一座难看的城市。宫廷、军火库、宫廷警卫室、凯旋门、两座古老的诸侯纪念碑，这种种建筑物一眼望去大部分是为了战争的需要而建立的。俾斯麦时代的建筑多在旧市区，依然保持了旧日的风貌，即使并不美，今日也全部毁于战火之中。三十年来，市中心的历史名街的光辉古迹，也早为战乱破坏殆尽，而为了一旦发生叛乱便于输送兵员，菩提树已被乱砍滥伐，荡然无存。
这座城市缺乏一切令人仰慕的欧洲古老城市的风貌，它既没有伦敦的绿化广场，也不像巴黎那样富丽堂皇和开阔宽敞，更没有罗马依偎山峦的风姿。唯一可以让上百万居民透透气的地方是动物园，但是又被无数笔直的大街所破坏，使人感到美中不足。这些地方人们原也可以消闲漫步，但凡是有绿树和美景的地方，行人的行动都要受到严格限制。如果两个行人幸运地找到一条位置适中的长椅，在它附近往往就有一座大理石雕像，一位威严的国王，左足前伸，手执利剑，虎视眈眈地看着你，令人们不得不赶快离它而去。
勃兰登堡门
柏林中心是柏林城的发祥地，通向柏林中心的大门是勃兰登堡门。这座著名的建筑于1791年竣工，先是象征着普鲁士的命运，继而象征着德国的命运。拿破仑前往俄国时曾趾高气扬地穿过此门，在返回法国时，他们将门上面的“胜利战车”运到了巴黎。1814年，马歇尔·布吕歇尔元帅凯旋而归，将它又带回了德国。柏林墙修建后，勃兰登堡门不许人们靠近。柏林墙拆除后，勃兰登堡门又成了德国统一的象征。
柏林是欧洲工作最勤奋最快速的城市，在这两方面都很像纽约。它也很少有感染力，因为一切活动都是有组织的，在这个王国非经特别允许，一切活动均受禁止。时钟统治着这座城市的400万人口，人们在白天最常见的一个动作，是看看左腕上的手表。所有的阶级在任何时间，甚至娱乐，都是按着明确的规章制度组织的。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今天，而且已经延续了好几百年。为了贯彻严格的秩序和加强控制的禁令，柏林的哨所林立，警察和卫戍部队人数大大超过别的城市。
每个公民都惊人的勤劳，无论男的还是女的，干起活儿来，都没有喘息的时间。有时人们也会因为他们用一种很笨拙的方法组织娱乐活动而受感动。柏林人的本性是朴实真诚的。天性很好而又爱发牢骚的柏林人有很多逸事。一杯啤酒下肚，可以使他们舒服自在一个小时。普鲁士最佳的口号不是来自国王或诗人，而是来自柏林的小人物。柏林一切公共生活都有严格的规则，而柏林人最希望的是躲开警察给他们定下的规矩。整个城市生活是严密地组织起来的，没有人，即使富人也难以躲开它。唯一可以摆脱它的方法是离开这座城市。普鲁士二百多年来的生活就是这样过来的，不论在台上的是国王、皇帝，还是元首。
就像开罗附近的三座金字塔，突然意外地在沙漠上巍然耸立，经过精心培植，难以想象的庞然大物，普鲁士国家金字塔也突然地在勃兰登堡的沙土地上出现。但是在这里埋葬的不是拉美西斯和巧普斯，而仅仅是自由。
群山环抱，音乐之声不绝于耳，葡萄园、花丛、山村点缀其间。这是欧洲最富饶的地区之一。在这美丽的乡间缓坡上，以大教堂为中心，沿着雄伟的建筑轴线，有计划地向外逐渐扩展，这就是维也纳城。这座大都会，歌德曾称其为德意志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并不沿多瑙河，只是离它的流域很近。维也纳辉煌的圆拱宫廷和塔楼，充分显示其建筑艺术之精湛和典雅。这样的建筑物，人们只能在巴黎或罗马才能欣赏到。维也纳建立在自然环境优美和两个文明交叉的历史时代。它从容地从一个时代跨入另一个时代。由于精心的设计，它既保持历史风貌，又跟上时代的步伐。作为一个诸侯的官邸，它并不比柏林古老。维也纳的特征是自由和优美，在这方面它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行政命令所起的作用不是很大，而是很小很小。
笼罩这座城市的是闲情逸致的气氛，而不是速度和精确性。几个世纪以来，统治这座城市一切阶级的生活不是时钟，而是咖啡。人们不愿意长时间集中精力工作。他们喜欢不固定的短期工作，以求有时间真正享受人生。在这样气氛下，特别流行的是华尔兹舞曲而不是军队进行曲。崇尚情趣，而不是精确准时，喜爱音乐的旋律，而不是服从性。以今天来说，这两座德意志的重要城市好比两位妇女：一个是头脑清醒，工作效率高，井井有条，尽可能多的完成她一天的工作，自觉遵守社会义务，从事家务劳动，但也仍然想着参加些体育活动和出席音乐晚会；另一位是个可爱的少妇，她一半时间都花在自己身上，关心自己的服饰和打扮，款待那些偶尔缺少家庭温暖的爱慕者，她热情，好客，风度翩翩，使客人们得到些补偿，其结果是，这位妇女要比她的对手，那位高效率的模范，给予人们更多的愉快。
以这两座城市的不同背景以及对大都会不同的概念来看，如何提高精神、音乐、人格、高尚的情操和生活的艺术呢？
确实，即使在这个以高度组织性为象征的普鲁士，出于实际的需要，在这片土地上精神偶尔也能培养出具有有用知识的头脑，诸如医生、发明家、商人或一二位政治家，但普鲁士的大平原和平静的柏林，很难培养或忍受真正伟大的诗人、音乐家、哲学家。当德国以它的军事传统出现在普鲁士中心，逐渐变得富有和强大，已经有力量借贷和购买任何东西时，它缺乏的是精神，需要从国外汲取。同样，维也纳坚定的新教徒和无政府主义者在紧急关头，也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当土耳其人从山上向城中射击时，正如今天新野蛮分子从空中轰炸伦敦时，他们也会挺身而出，保卫全欧洲的。在柏林，洪堡代表的是精神，而在维也纳，欧根亲王代表的是军事科学，在他们两人祖先的血液中都有着法兰西的血缘。
领导国家也是一种艺术，具有较高水平的领导国家艺术，不是出于普鲁士而是出于奥地利。在这个重要领域里，精神和政权结合在一起，维也纳始终占上风。好战的普鲁士是在战场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而文化之国奥地利是在办公室内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一个是善于战斗，另一个是擅长交易。人民总是害怕邻国的力量超越自己，而同时又羡慕邻国的高度智慧，即使知道邻国的智慧往往对自己不利。世界上各国就是这样逐渐倾向于同情奥地利圆滑的国家领导，而唾弃普鲁士强大的政府。人民感觉到，其中一个国家的领导是受古老文化思想的熏陶，而另一个国家领导却奠基于古老的军事传统。
作为一个在300年历史中只打过两次败仗的军事大国，只能像斯巴达那样依靠铁的战争纪律，从一个侯国发展成为帝国。而维也纳和希腊一样，只能一再被打败和被包围，为它的美丽和精神付出代价。希腊产生了戏剧、雕塑、寺院和哲学，直到今天，人们还可以从中找到衡量事物的标准和思想的源泉。但是斯巴达，胜利了的斯巴达只是依靠纪律和服从而赢得小小可怜的胜利。如果不是因为模仿者偶尔的需要，自豪地称自己和自己的所作所为为斯巴达，或者像今天的柏林和它的元首两次重复这种做法，斯巴达早就会被人们所遗忘。
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对抗，构成了1670—1870年德国历史的主要内容，并且必然会导致德国前所没有的最大分裂。普鲁士在这一时期越来越接近成为一个专制的霸权国家，而奥地利则同样坚定地成为一个精神至上的国家。普鲁士越来越甘愿成为军事大国，完全按照军人的意志行事，它为了获得权力，只能以牺牲精神为代价。随着不断取得胜利，军事集团及其领导人容克大地主变得越来越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过去是出于需要，现在是出于崇拜而进行战争，过去利用战争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现在这个作用已告终结。统治阶级一心一意地要进行战争，并且通过战争变得富裕了起来，人们本来就怀疑战争的作用，现在这种怀疑进一步加深，从怀疑战争发展成蔑视战争。在勃兰登堡大平原上，人们难以想象气候是如此的寒冷，效率又如此的高，普鲁士像一支武装部队，将德国全面地组织了起来。
与此同时，德意志最宝贵的精神精华聚集在奥地利和维也纳，并且得到进一步发展。德国的天才纷纷逃离普鲁士，他们只要远离旧普鲁士的领土，在各个地方，萨克森、奥地利、巴伐利亚、施瓦本和莱茵河沿岸定居下来。
就在1670年到1770年这100年中，当勃兰登堡公国发展成为世界强国普鲁士王国之际，德国造就了一批为德国人带来不朽光辉的人物。不论在这个伟大的世纪之内，还是在这个世纪前后，没有一个人是普鲁士人。而又是谁在这个世界上代表德国呢？
有美因茨的古腾堡，施瓦本的开普勒、格吕内瓦尔德，巴伐利亚的丢勒、格拉纳赫、荷尔拜因，荷兰的伊拉斯谟，萨克森的路德。而达到顶峰的则是：歌德和席勒，莱辛和荷德尔林，巴赫·格鲁克和海顿，莫扎特和舒伯特。除了这些书斋的伟人以外，还有：韦伯、舒曼和瓦格纳、约翰·施特劳斯、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费尔巴哈和施温特、让·保尔和努瓦利里、格里帕尔茨尔和安赞格鲁伯、莱布尼茨和叔本华、黑格尔和谢林、费希特和阿恩特、施莱格尔兄弟和格林兄弟、施里曼、马姆生、利比格和蓬生。直到思想已不太丰富的今天，还有齐伯林和理查德·施特劳斯，他们全都是南德人，来自萨克森或奥地利。极为例外的是韩德尔，不过他也只是形式上的普鲁士人，因为他于1685年出生的哈雷，本来也是萨克森的，此时刚刚归并入普鲁士，这座城市位于萨克森的边境。
早期的勃兰登堡旗帜图案
1356年，勃兰登堡公国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直到1701年和普鲁士合并。这是早期的勃兰登堡旗帜图案。
此外还有贝多芬，半个佛来芒人；康德，一半是苏格兰人，一半是“法兰克人”；洪堡是胡格诺派教徒的后裔；尼采自称是波兰人。而最后还有门德尔松、梅耶贝尔、奥芬巴赫、海涅和马克思，他们都是纯犹太血统，德国已无权将他们的荣誉算在自己身上。至于普鲁士人，后来又逃离自己祖国的，有克洛普史托克逃到丹麦；赫尔德避难于里加；温克尔曼移居罗马；所有这些人对自己的祖国都恨之入骨，溢于言表。
给普鲁士留下来的是普鲁士诗人海因利希·冯·克莱斯特，而他在给自己的未婚妻的信中写道：“这个国家一定是由于自然界的某种错误，在海水退潮后留下的，在这里适合生存的是鲸鱼而不是人类。”
甚至没有一个将军是在这个号称是军人之国的普鲁士诞生的。欧根亲王是法国人，梯里是荷兰人，瓦伦施泰因是半个捷克人。著名的普鲁士政治家施泰因、哈登堡、夏恩霍斯特、德骚、格乃森瑙、布吕歇尔和莫尔特克等将军，无一是出生在普鲁士的。只有少数几个著名的学者，如赫尔姆霍尔兹、科赫和维尔乔夫是出生在普鲁士，并且没有逃离这个国家。至于真正震撼世界的只有两个人：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
第一个统治者——大选帝侯——“太阳”的阴影——三位年轻人——土耳其逼近维也纳
11世纪，在上内卡尔河与康士坦茨湖之间，德意志帝国的最南端的一个角落里，聚居着一个普通的德国伯爵家族，这就是霍亨索伦家族。12世纪获得皇帝的宠幸，成为纽伦堡的城堡爵主，15世纪，另一位皇帝又把勃兰登堡赐予这个家族，取得了选帝侯的资格。以后通过各种联姻，在南德和北德又取得了一些零星的土地。他们用了整整五个世纪时间在北德扩张势力范围，只有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丢失了少量已经占取的土地，最后通过继承、联姻和欺诈的手段，将攫取的分散土地合并成一个国家，但在民族感情上从来没有统一过，老百姓继续称自己为西里西亚人、莱茵人、汉诺威人，而从不认为自己是普鲁士人。
这些分散的领地主人过去效忠过其他的王朝，他们有强烈的离心力，只是在严酷的统治下，也就是说，通过军官和各级官员才能把他们拼凑在一起。经过三百年的统治，在这些集团内部形成了绝对服从的军人美德，但是，借以维护他们相互在一起的，不仅仅是这些军人的美德。等级观念取代了对国家的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了进入高层领导，他们极力关心公众事务。整个结构的实质是严密的军事管理体制，因而这样的国家，只能向军人和警察国家的方向发展。
霍亨索伦堡王朝的王冠
霍亨索伦堡
霍亨索伦堡是德国南部最著名的城堡之一，这座古堡是霍亨索伦家族的发源地，该家族是勃兰登堡—普鲁士（1415—1918）及德意志帝国的主要统治者。霍亨索伦堡建于11世纪，与新天鹅堡的兴建大约是同一时期。
普鲁士根底的非正统性，它的缺乏有机性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由霍亨索伦家族的性格决定的。统治勃兰登堡的20位历代君王，从第一个选帝侯和末代皇帝，父子两代作风迥然不同，如果为父的软弱浮夸和放荡，则他的继承者必然非常勤奋和节俭；父亲挥霍掉的财富往往由儿子敛聚起来，而孙子必然继承已经得到改善的家业，又像祖父一样地挥霍享受。只有一点，霍亨索伦历代君王都是共同的，即他们都不尊重已签署的条约，这使他们声名狼藉。大部分君王统治时期较长，平均为25年，其中统治时间最长的几乎达到半个世纪。这个王朝历经盛衰，周而复始，为时甚久。
他们作为亲王，依赖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容克地主要更甚于其他德意志亲王对贵族的依赖。公开的斗争交织着暗中的力量对比。腓特烈二世一度陷入与贵族、市民的世仇之争。他带领了600人马，不畏艰险，直奔新建的柏林城下，在施普雷河建立据点，并下令将这座破坏殆尽的城市作为他的首府。他撕毁了先人的遗训，剥夺市民的司法权，于1448年强迫他们对自己宣誓效忠。驯服的柏林市民遵守这个誓约整整达四百年之久，其间虽也发生不少骚乱和暴动，但在1848年废除这一誓约以前，他们一共才获得过10天短暂的自由。这位右手执着刀剑的选帝侯从不知道他虔诚的左手在干什么。这位暴君在挥动刀枪的同时，也建立了宗教的秩序，以便贵族臣民可以过宗教生活。直到他自己逊位前，他已处于半疯半痴的状态。
这个人的性格为霍亨索伦家族的血液带来了复杂的因素。他有时令人感到很有意思，但总的来说令人感到危险，这是一种野蛮残暴，敏感多情，而浪漫是假，奸诈毒辣是真的性格。我们可以从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个统治者身上看到这种性格惟妙惟肖的反映。腓特烈以后的八代国王中，四位由于骄奢淫逸，挥金如土，用老百姓血汗为自己盖宫殿养情妇而招人憎恨，而另四位则迥然不同，他们比较节俭，恪守婚约。
霍亨索伦家族中的第11位国王，是最杰出的一位。他名副其实地保持了大选侯的称号。人们评价一位统治者不是看他采取的措施，而是看他的政绩。腓特烈·威廉（1640—1688年在位）是巴洛克时期的一位真正的专制君王，与法国路易十四同时在位。他为自己的家族带来了一个新的目标——权力欲，这显然是来自他的母系祖先帕拉廷奈特。我们只要看看他那一手漂亮的手迹，威仪不凡的神态，炯炯有神的目光，充沛的精力，大下巴颏儿和大鼻子，就知道他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他冷静自信，善于自我克制，对宗教十分虔诚，同时又像查理五世一样，深信自己的统治使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是那些少见的君主之一，他们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野心，要把他们的权力、家族搞得更强大昌盛，一代一代传下去。他甚至在普鲁士尚未被称为普鲁士之前，就要把普鲁士建成一个欧洲强国。并不是因为他在战场上的业绩，也不是因为他传给子孙后代的基业，使他赢得半个世纪的威望和尊严，而是他那种奋勇向前的坚定性，使他克服了种种挫折而取得胜利。坚韧使他克服自己易于激动的性格，他的曾孙腓特烈大帝在谈起他曾祖父时说：“如果他第一次没有成功，他一定会进行第二次。”
当他20岁登基时，这位大选帝侯发现国家正处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这场战争甚至比他的年龄还大，政府内外一片混乱。战争使勃兰登堡的人们饥寒交迫。可是他的父亲，这位霍亨索伦家族中的纨绔子弟仍沉湎在打猎和寻欢作乐之中。他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继续到普鲁士东部森林中去以打猎为乐。而他的儿子首先想到是培训一支军队。他用了几年时间训练了一支8000人的队伍，而且进行得非常秘密，后来当邻国突然面临这支队伍威胁时，无不大惊失色。
他仅仅利用计谋和半结盟的方式，就继承了200年前在条顿手中落入波兰的大片东普鲁士土地以及克莱沃领地，因而勃兰登堡的领土虽则是支离破碎的，却在德国北部从最东部一直延伸到最西部。
中世纪的纽伦堡市
中世纪以城堡为中心建造的纽伦堡市。
这一切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当时两个最大的王朝——哈布斯堡和波旁王朝互相敌视和尔虞我诈造成的，他们之间的敌对行动决定了欧洲的命运。
与大选帝侯同时代的路易十四，是法国第一个既有力量有时间，同时又有炽热反对德国野心的法国人。西伐利亚和约不久，正是他成年之际。他发现西班牙和英国被削弱了，德国受到极大的创伤，唯独法国克服了胡格诺之乱后，变得十分强大，有力量支持德国其他诸侯反对哈布斯堡，建立了第一个维持达10年之久的莱茵地区邦联。法国国王侵犯德国使用的是合法借口，也正是今天德国对外侵略的借口，即：“解放少数民族，让种族同胞生活在一个帝国里。”路易十四破坏和平，无视法律，公开先后侵吞洛林和斯特拉斯堡，都是出于权力欲。法国发动那时被称为“东方最大的被拴住的狗”奥斯曼帝国来反对德国，是典型的强权政治，与今天德国唆使日本侵犯邻国的做法一样。
所不同的只在于被侵犯国家的态度。今天，在被德国人侵占的国家里，只有少数人执行征服者的命令；但在那时却有强大的德国诸侯帮助法国的“太阳王”肢解帝国，只要这些诸侯认为这样做可以削弱德国皇帝的力量。勃兰登堡也是这些诸侯中的一个，只要能够削弱强者，他可以和德国不共戴天的敌人结盟。这就是当时法国在两个邻国和平生活100年后所面临的新情况。法德两国之间互为仇敌的开端，还必须追溯到路易十四的征服行动。这个行动如果没有德国诸侯的协助是决不会成功的。
当时陷入敌我纷争的有三个统治者：“太阳王”、大选帝侯和利奥波德一世（1658—1705年在位），在此以前，他们时而联合，时而敌对。这三个人都是在年轻时就登上帝位，分别同时执政30年。在这三方之间，哈布斯堡是其他两者的直接对手，从性格来说，哈布斯堡君主比较优柔寡断，尽管如此，他还是最大的成功者和胜利者。选帝侯这时刚刚开始建立自己的王国，看到自己的两个对手得到过去几代前人积聚起来的力量的庇护，他心中燃起了妒火。何况哈布斯堡的势力只限于在奥地利，只包括古代德国的领地，而不包括波希米亚和匈牙利。
那么，德意志帝国在1660年左右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奥格赛尔提纳说：“命中注定要遭受无穷无尽的动乱。”普奋道尔夫认为是“一个结构不平衡的怪物”。而德·维特称它是“一个由钢丝而不是由神经网络联结起来的骨架子，动作僵硬而不自然”。每个诸侯都只想到自己的权力，更有甚者，每个人都想自立为王，每个诸侯又都认为，至少在某些方面比得上那位坐在凡尔赛宫，头戴假发的黄金皇冠的统治者。就这样萨克森选帝侯家族成了波兰国王（1697）；汉诺威家族成了英国国王（1714）；黑森州的后裔因联姻而成了瑞典国王（1720）；勃兰登堡家族成了普鲁士国王（1701）。他们都需要大量的金钱维持豪华的宫廷生活，因而也纷纷陷入外国人的控制。就像今天的大银行支持并利用各大企业的对立，从中挑拨渔利，而在当时的诸侯则利用法国反对英国，普鲁士反对奥地利等欧洲的家族世仇，时而倒向这边，时而倒向那边，来从中谋取好处。就在此时出现了“欧洲平衡”的口号，因为人们都害怕在刚刚度过这场大劫难后再度爆发新的世界战争。
在结盟问题上几经变化和经受了胜利和失败的各种教训后，大选帝侯决定和法国路易十四结成联盟，私下向他保证在德帝国的选举中将投路易本人或他儿子的票，并且同意路易在两年后并吞阿尔萨斯。作为交换条件，路易同意补助选帝侯每年10万英镑，为期10年，这使他得以将军队扩大一倍。路易还同意将邻近的波美拉尼亚给予选帝侯。普鲁士选帝侯还以同样的方法以德国的斯特拉斯堡换来了波兰的什切青港。没有这个盟约，法国的大洗劫将不可能实现，至少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如果这个盟约遭到抵制的话，情况将会不同的。
这个时候，永远贪得无厌的匈牙利正与当时被称之为奥斯曼的土耳其结盟，向维也纳发动了进攻。奥斯曼威胁维也纳，对整个西方来说孕育着极大的危险。如果允许使用今天屡见不鲜夸张的语言的话，那么可以说，奥地利人民不仅成了奥地利的救世主，而且也成了欧洲文明的保卫者。与此同时，土耳其几乎又重新得到了整个匈牙利，在此以前，奥斯曼曾占领匈牙利长达150年之久，因此当利奥波德的儿子还是个孩子时，就在波莱斯堡被加冕为匈牙利国王。从那以后，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被认为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匈牙利有着很好的士兵的来源，哈布斯堡再也不需要依靠帝国征集士兵了。拯救过奥地利的四位将军都是外国人，有一位是洛林人，一位是巴伐利亚人，一位是巴登人，而最后一位则是萨伏伊的欧根亲王。
维也纳的巴洛克——世界性的教堂
大战将德国城市的中世纪生活方式和伴随这种生活方式的艺术生命力冲刷得一干二净。贫穷和心灰意冷使习惯于遭受苦难的群众默不作声。他们成天提心吊胆梦寐以求的只是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但是德国人内心的美以新的方式在生活中反映了出来。处于蛰伏状态的德国人，不仅通过作曲家的管风琴音乐表现出他们的创造力，而且通过重新修建宫殿和教堂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创造力。当时有相当多的宫殿和教堂在战争中遭到破坏，贵族们希望在废墟上重建。市民、农民、商人以及容克地主都在战争中倾家荡产；骑士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唯一有钱的是那些王亲国戚，他们效仿路易十四，封自己为“君主”。只有他们和教会还有能力雇佣那些在战争中失去生活手段的人。此时，光辉夺目的德意志巴洛克艺术丰碑却应运而生了。
美泉宫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西北部的美泉宫，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季行宫，也是维也纳最漂亮的宫殿。美泉宫和美泉宫花园是欧洲巴洛克建筑艺术的结晶，也是茜茜公主住过的地方，里面有很多茜茜公主和她的丈夫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画像。
当时，维也纳自认为德帝国的首都，各朝皇帝也自认为是哈布斯堡人，而不是德国人。他们希望把维也纳建成一个美的王国。城外绮丽的花园，辉煌夺目的宫殿，带有盘旋而上楼梯的大厅、台阶、大道，这些都是亲王们向往的建筑艺术，他们不希望这方面落后于皇帝。早已被许多异端分裂教派舍弃的罗马教会，现在也在想方设法使古老的建筑艺术焕发出新生的力量。
维也纳巴洛克建筑大师菲舍尔·冯·爱尔拉赫和希尔德勃兰特也感受到这种充满权力欲的紧迫感。很少有像百乐宫或美泉宫的庄严而又典雅的楼梯，它那盘旋而上的气势是多么接近于巴赫赋格曲的旋律。这是为那些达官显贵设计的，他们步履潇洒，衣着华丽，男女随从，前呼后拥，彩色缤纷，特别是黑人奴仆，个个穿着雪白笔挺的制服，这些建筑需要和这种气派相协调，才能烘托它高尚的地位。建筑师们通过在房檐上雕饰出五颜六色的鲜果和花束，阳台上对称的漩涡纹饰以及曲径和花园等处的铁栏栅，把统治者对生活的贪欲表现得淋漓尽致。代替房柱的是体格健壮的天奴石雕顶着沉重的大梁。门楣上不少精致的面纹饰。身披轻纱，双手端着沉重的丰硕果实的女性石雕，懒洋洋地伫立在栏杆台阶上或门口的壁龛之内。楼梯的栏杆由爱神丘比特掌着灯，花园内巨大的喷泉出水处也往往是丘比特的石雕。每个建筑物都自然地形成一件完整的艺术装饰。半露柱、壁柱、构架和门窗都成了神话传说中的珍禽异兽和神灵栖息的地方。这些神灵或倚或躺，或振翅翱翔，而有的地方则装饰着贝壳、瓜果或花坛的浮雕。这些建筑无一不和谐绚丽，使人们看后无不为之精神一振。再也没有比德国在石雕上表现出来的想象力，更丰富更美妙的了。
当时，维也纳的雕塑中充满着来自东方各国的形象，人们在皇宫或贵族庭院内经常可以看到克罗地亚人、马扎尔人、波希米亚人和意大利人。在大门前女神的下面站着的卫兵身着不同寻常，五彩缤纷的军服，头戴马扎尔式军帽，用虎皮和银穗镶边。一群群身穿黑服的朝圣者，装满瓜果的乡村大车，在狭窄的街道上川流不息。贵族们坐着大臣专用的马车，车身漆黑鎏金，窗前挂着桃红色软缎窗帘，在五颜六色的人群中缓缓而过。在一片吆喝和马蹄声中，他们在百乐宫的御道前停了下来。在农舍式庄园的花园里，透过篱笆可以看到灯光幢影，人们在翩翩起舞。建筑师们眼见由他们设计的新宫廷华灯通明，群情兴奋，在观光群众中最高兴的莫过于他们了。
教堂仍然保留着富丽堂皇的世俗气派。德国巴洛克艺术摒弃了圣徒的苦行主义。他们现在披着绣袍站在金碧辉煌的祭台旁边，骏马、丘比特、雄狮和天使从圆顶教堂的天花板上向他们飞扑下来。在教堂的亲王墓碑上，达官显贵向唱着歌的教徒们伸开双臂，向他们祝福。布道坛像一块枝叶茂盛的巨石，点缀着葡萄垂形雕饰和色彩夺目的金星。只有那些沉重简朴的靠背长椅才提醒人们，在这座辉煌绚丽的教堂里，还需要一些普通的教徒。
纪律和人情世故——另一个挥霍浪费的人——士兵的国王——操练的场地——大个子——容克地主和臣民
普鲁士和奥地利就是这样几乎在同时于1680年左右逐渐强大起来。这两个国家原来只不过是移民居住区。奥地利是巴伐利亚人的侨居地区，勃兰登堡是萨克森人的侨居地区。它们和东方省一起是防止斯拉夫人入侵的堡垒。由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它们南边受到来自土耳其，东边受到来自斯拉夫族的压力和威胁，因此经受了斗争的锻炼，并得到了发展。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这两个家族由于不断地获得新的领土和加强军队，并且由于摆脱法兰西获得独立，其政权得到了巩固。1685年法国路易十四取消了《南特敕令》，在宗教上也采取宽容的立场，（应该是围绕非天主教的少数教派问题，路易十四顽固秉持路易十三的不容异说立场，宗教上采取的绝不是宽容的政策，迫使胡格诺派要么皈依罗马天主教，要么离开法国，移民到普鲁士、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北美殖民地或英格兰，成为当地有用的人才。——编者注）而大选帝侯则颁布《波茨坦法》，为胡格诺派开放了边界。大选帝侯作为一个政治家敏锐地感到，没有比人性更重要的了，随着两万法国移民的到来，贸易和手工艺大大地发展起来。但是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他们相互不信任。“对皇帝来说，在波罗的海地区兴起另一个汪达尔国王总是不利的。”随着维也纳政府的一份报告中透露出的这一思想，大决斗也揭开序幕。
他们为什么要互相不信任呢？人们能作的只不过是对颓废的而有教养的利奥波德皇帝和有着方方正正脑袋的腓特烈·威廉加以比较而已。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维也纳既不节俭，又不励精图治，但是在那个时候，即1700年左右，这个文化最发达的德国城市，就准备承担并完成世界历史使命。
与此同时，在勃兰登堡一片贫瘠的土地上，一个新兴的朝气蓬勃的国家诞生了。这位统治者以铁一般的手腕，对子民强征暴敛。但他并不像他父辈那样挥霍浪费，而是把搜刮来的钱财用于修筑公路，整治农村，特别用来建设军队，训练士兵，以智慧慑服他的臣民。
大选帝侯在晚年建设了一支小小的出海舰队，他呼吁德国人和瑞士人帮助建设国家，他出访视察边缘地区，并在柏林建立了纺织作坊。因而，尽管还有其他种种因素，他留给人们的印象还是十分深刻的。当人们一想起他规定农民至少要种植六棵橡树和六棵果树，否则不能结婚的敕令时，不禁哑然失笑。他希望改善的不是富丽堂皇的宫廷，而是这个还十分落后的国家。对他个人来说，没有特别的奢望。他在柏林街上追逐野猪，在市场上购买小鸟，在自己花园里浇花，以此为乐。总而言之，他为普鲁士人树立了一个好胜的讲究实际价值的榜样。他做的正是奥地利没有一个亲王愿意干的事，也是奥地利老百姓不稀罕的事。
他重新表明了新兴的新教与贵族天主教之间的区别，他接受的是路德的遗产。这是典型的南北之间的对比，一个是贫瘠的平原，一个是肥沃的山间谷地，一边是服从成性，一边是生活第一，这是柏林和维也纳之间的矛盾，他们的矛盾和斗争，构成了未来一个世纪的历史。
此时在这场戏剧中两名主人公，玛丽亚·特蕾西亚和腓特烈大帝，分别在维也纳和波茨坦的18世纪的宫廷中成长，这两个家庭是决然不同的。哈布斯堡正在日渐衰落，而霍亨索伦正在急剧兴起。这两个朝代的盛衰兴亡完全不同于英国和法国，欧根亲王的胜利和英国将军马博罗（1650—1722）的崛起和衰败，都不能给我们启示，因为德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于英国。
在这些战乱频频的年代里，普鲁士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和它情况适得其反的是奥地利。大选帝侯的接班人又是一个极端自负的人，他的整个一生充满着他那无法遏止，希望自立为王的野心，并为之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萨克森和汉诺威堂兄弟的那顶金光闪闪的皇冠使他朝思暮想。1701年他自封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为制作一顶光辉夺目的皇冠几乎用去了这个国家的两年岁收。
随后他就开始模仿凡尔赛，有着一大群宫廷官员，豢养了一位情妇，但是他显然还不谙此道，人们只看到他和法国国王一样，在固定时间和这位情妇惹人注目地散步。除了一部分正在和西班牙浴血奋战的臣民外，他都一一课以重税，搜刮钱财，他甚至规定带假发的人要缴赋税！屠宰场的猪鬃一律要交公，由国家垄断以增加收入。农民不准打猎，野猪留给国王射猎。国王认为狩猎最能表现他国王的尊严，为此他甚至从国外进口野牛和粗毛大猎狗。
腓特烈·威廉一世像
腓特烈·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Ⅰ，1688—1740），普鲁士第二代国王。他把普鲁士从一个二流国家改造成为高效率和繁荣的国家，他的儿子腓特烈大帝得以使之成为欧洲大陆头号军事强国。
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年在位）是普鲁士难得的非常能干的统治者之一，由于他儿子腓特烈大帝比他更有魅力而似乎黯然失色。除了今天的“元首”外，德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像这位军人国王那样彻底地忽视精神文化。
威廉王身材短小，结实粗壮，头脑简单主观，脾气很坏。如果他换一身衣服和改变一下发型，人们很可能认为他是一个农民，像个手里揣着钱袋，谩骂家里人的农民。他的确是一生都在滥骂别人，但是在他那粗鲁暴戾的外表后面，却有着相当丰富的感情，不过这一点人们只能在礼拜日和节日才能看到。勤俭节约是这位统治者的口号，作为王储，他亲眼看见父王是如何骄奢淫逸。他不仅将他父亲所有的情妇和妾妓都打发走了，而且将为他父亲在柏林扩建宫殿的建筑大师施吕特也解雇了。在波茨坦，他要求臣民修建一样高度，一样形式和一样颜色的住房，宫廷的菜汤倒是很稠的，而啤酒则是稀淡的，他平常抽的是最便宜的烟叶。有时他的大臣请他参加豪华的宴会，他一定是嘟嘟囔囔的把丰盛的菜推开。他感到自己是一家之长，对任何事情都自动地负起责任来。有一次，他发现一个看大门的用人睡懒觉，门外很多人等着进不来，他就敲碎一块玻璃，使这个失职的用人惊醒，并且结结实实地把他打了一顿，还要他向等在外面的人道歉。每当他发现某人积累了一些钱财时，就动员这个人盖房子。有一年夏天，他每天清晨5时出发，或步行，或骑马，或坐车出访城市和农村，直到晚上6时才结束。他随身只带一根拐杖，检查工作，大声下达指示，并且骂人。晚上，他喜欢把他的高级官员都召集到一个大房间里，客人们抽烟，满屋子烟雾腾腾，简直叫人透不过气来。而他这时却喜欢坐下来给客人画像，被他选中的对象可就倒霉了。他不但不允许他离席，最后还要强迫这位可怜的客人买下这幅并不高明的画。于是，成千上万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到他的金库中去。
士兵和金钱，这是他看到他祖父用以建设国家的两个主要手段。采取这两种手段实际上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因为他通过各种苛捐杂税搜刮来的750万泰勒，其中有600万泰勒是用于军费。1726年他开始实行主要对德国城市市长有利的普遍兵役制。在德国统治者中他并不是第一个实行这项制度的。根据这种制度，容克地主担任各级军官，不需要从事繁重的军役，他们并且认为只有他们适合担任这种享有很高荣誉的职位，因而这项制度受到容克地主的拥护。但是农民都必须为国家付出他们生命的一半时间，至少服役20年。每年只有三个月的假期。凡有家宅田地的人和手工业工匠属于例外，可以免役。城镇居民必须交付高得惊人的免役费。
但是并不仅仅是兵役和交税使普鲁士变成一个大军营；除此以外，还有很多的野蛮做法，如各级军官的横蛮粗暴，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今天。严厉的惩罚使人人胆战心惊，为了避免被送去铺铁轨，没有人敢吭一声“不”字。如果有人还有些思想自由的见解，那就要受到申斥和鞭打，这在白人国家中是前所未闻的，它的影响也是空前的。大选帝侯缔造了普鲁士军队，而他的这个孙子发展了无限期服兵役的制度，使人人自危，亲朋不敢相互来往，养成普通老百姓的服从性和奴性，而上层统治者则狂妄自大，野蛮成性，这实际上是今天德国现实生活的写照，只不过照片上的人物，穿着不同的制服和佩着不同的军徽而已。
奴隶制时的统治者相对而言，比较易于使人们崇尚他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因为没有人考虑过，在他建立权力的过程中，究竟有多少人为他牺牲了。古代独裁者的权力建立在剥夺广大群众权力的基础之上的；今天独裁者的权力则是建筑在群众愚蠢的基础之上。但是促使普鲁士兴起的事实，即使在那时也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名义上自由的国家创造出如此复杂，集强迫、憎恨、服从于一体的普鲁士风气，即使在200年以后也还使世界感到厌恶。甚至直到今天，人们还可以从柏林银行出纳员身上看到那种对上卑躬屈膝，对下任意叱责的恶习。在这个国家里并没有发生革命，即使一次小小的地方性暴乱都没有发生过，这只能在一个二百多年来人民一直生活在恐惧与恐怖中的国家里才能做到。这种情况不仅一直延续，而在经过短短的争取自由尝试之后，以加倍可怕的形式出现，这只能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奴性是普鲁士人特有的性格，其他德国人并不是也具有这种性格。
谢林后来称波茨坦是士兵的真正监狱，因为这里绝无逃走的可能，四周的桥梁上巡逻着士兵。腓特烈·威廉一世把波茨坦变成一座岛屿，只有通过桥梁才能走向城市。在严密的武装监视下，士兵不允许擅离波茨坦，他使波茨坦成为普鲁士军队“七年战争”的英雄们的圣地。这是多少血泪换来的光荣啊！这里有数不清的苦难，鞭打和毒刑！
可是这位丘八之王还永远不觉得满足，他有训练和戏弄士兵的嗜好。他希望把全世界的“大个子”都召到自己的兵营来，他以此引为骄傲，并为之而感到愉快。他内心具有既恐惧又自卑，这种德国人特有的不安全感，使得这位国王在征募到这些大个子士兵时没有流露出这种欣喜的心情。征募大个子士兵成为他唯一的挥霍，有时为了征募一个士兵最多要付出3700英镑。到柏林来访问的人出于好奇心唯一想参观的是“波茨坦的士兵检阅”以及其他兵器示范操练，而人们去维也纳和德累斯顿希望观赏的却是歌剧、芭蕾舞和建筑。人们对那些受国王高薪聘用的征募士兵的代理人自称是在国外的普鲁士人，感到特别憎恨和可笑。有一次因为拐骗案几乎引起一场战争。诗人戈特舍尔德，身体魁梧，长得和林肯一样高大，征募士兵代理人对诗人的天才不屑一顾，却不厌其烦地介绍他的六尺身躯，惹得戈特舍尔德愤而起来反抗。
不过普鲁士用金钱在国外征募士兵比起以后德国诸侯贩卖人口还是要文明得多。腓特烈·威廉出于嗜好，高价收购优良品种的高个子人，而诸侯们却把自己的子民成千上万地卖给英国。这些诸侯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亚于那些专事捕捉苏丹和阿比西尼亚人的奴隶贩子。普鲁士国王和他们相比，可以说只是动物园主而已。
当时英国正在和美国殖民者打仗，缺乏兵源，他们从德国诸侯手中收购了成千上万人。每个士兵公开价格是七到八镑，实际上要高得多。这些人像牲口似的被赶往市场，身体太弱的还卖不出去。交易做成后，一位黑森州或不伦瑞克州公爵就给英国商人送上一枚钻戒。那些没有逃脱统治者之手并因而成为奴隶的人，在战争结束之前，再也不能回到家乡，以免他们的真情传出去而引起抗议。他们在国外经常受骗，他们的饷银有一半落入到诸侯的腰包中去。
有人会说，这些荒唐的现象是时代的产物。不对，即使在那个时候，任何其他国家也没有类似的现象。德国人的暴行发生在人权已在法国和美国得到充分承认的时代，在文明的白种人国家中是少见的。在全世界也只有德国人能忍受这一切而不起来反抗。想一想德国人这种服从性，今天的观察家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个国家今天遭受着的是何种命运！
甚至这位严厉的丘八之王也无法对付容克地主，他们高官厚禄，疲疲沓沓，国王对这批容克地主很不满意，往往起用普通的有才干的人取代他们，但最后国王还是没有能占上风。容克地主拒付税款，妨碍贯彻行政措施，抵制国王的权力，就像今天党派所起的作用一样。
在容克地主面前，普鲁士国家停滞不前，因为和地主任命牧师一样，地方官只承认容克地主是农民的奴隶主。希望农民地位有所提高的国王，无法看到易北河东岸一大片土豆地里、一排排土房子里农民的真实生活。在那里，庄园主容克地主说什么，农民就得干什么。确实这位固执的丘八之王为了扩建两个兵团，甚至将古老的封地权利卖给他父亲的近臣以筹措军费。因为买武器，制军服鞋帽都需要钱，因为这一切都需要国内生产，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又要提倡军人的精神。当年普鲁士人的目的、手段和服从性和今天一样。
当普鲁士国王最后建立了一支8.3万人的军队，超过所有其他德国诸侯并赶上奥地利时，全欧洲都奇怪为什么他不出击。这位国王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他的唯一兴趣是维持一支军队和实行统治。就像一位家庭主妇抚养一群孩子，家中井井有条，纪律严格，但从不让他们出去胡闹。这位国王甚至逃避出席自己女儿和一个英国人的结婚典礼，他太害怕面对一群受过高等教育有教养的夫人和绅士们。他为了维护声威赫赫的专制统治，只是关心兵营以内的事，至于战略和外交，他毫无信心。腓特烈·威廉不同于他的祖父，是他建立了军队，却从来没有动用这支军队。在维也纳皇宫里，关于这位“一直舞刀弄枪，却从不拨动扳机”的人，有很多笑话。
那么他的接班人的迫切愿望又是什么呢？拨动扳机！
进入腓特烈时期——进入玛丽亚·特蕾西亚时期——一位年轻的皇后——她的气质——她的智慧——七年战争
不论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一定会起来反抗奉行专制主义的父亲。世界上的同情心总是倾向于把事情办得好一些的王储。在腓特烈·威廉一世和他儿子的问题上，后人也站在王储的一边，认为后者代表的是反对他父亲野蛮主义的新文化。但是具有天赋的青年人，即使充满斗争的精神和满腔热血也未必人人都能成为英雄。林肯在美国历史上取得一定的地位，是由于他具有深刻的思想，激发他向伟大的目标奋勇前进。腓特烈大帝既无崇高的思想，也没有伟大的目标，不过从他的身上可以反映出德国人的性格。
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这位王储确实有点像父王经常责备他那样“太娇气”，他好动，不听话，顽固地反对一切他父亲为他安排的事情。他借债，追逐女人，爱好音乐，厌恶军人生活，他的性格更像法国人，与普鲁士人的迟钝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留恋豪华富丽的德累斯顿宫。他早年体弱多病；遭到父王公开的侮辱和鞭责，这一切形成他敏感多变的性格。他痛恨父亲，蔑视人生，历经坎坷，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愤世嫉俗者，而且终身不改。
他曾企图逃跑未逞，按当时惯例，他和支持他逃跑的朋友都要处以死刑。但处理这件事的大臣违背他父亲的意志，只下令处死他的朋友，而将他监禁了起来，并且强迫他隔着窗户观看极刑。这是德国人残暴的又一表现。只有中世纪的农民才会恳求地主老爷砍去他的左手，而留下右手。从20岁到28岁，他有一半时间在父亲的军队中工作，另一半时间用于学习，听音乐和参加社交活动。最后，父亲夸奖了他能干的儿子，儿子也在回忆录中说了自己父亲的好话。
腓特烈大帝视察无忧宫
这幅18世纪的油画描绘的是普鲁士腓特烈大帝（1712—1786），在阿尔让侯爵的陪同下视察位于波茨坦的无忧宫王宫的建筑工地。
在准备继承王位这段时间内，腓特烈思想上产生了一种欲望，这不可能是情欲，因为他与妻子分居，后来也很少与其他女人有来往，他确实没有什么性生活，他不爱国家，也不爱人民群众，不喜欢伏尔泰，也不喜欢老子。他与俾斯麦以及其他的厌世主义者一样，把自己的感情都放在狗的身上。在他的一生中，不论在床上或椅子上，总是与狗为伴。当这些狗死后，他为狗在墓地里树碑纪念，并且希望自己死后也埋葬在这些狗群之中。但他的这种厌世情绪最后又被一种荣誉感冲淡，使他又回到人世间。
就像一切追求进步的人一样，他宣称他从不爱争权夺利，甚至在和伏尔泰通信中也按照当时的风尚，以标榜自己有着法国式容忍的美德。他身为王储，写小册子反对擅长阴谋诡计不择手段的马基雅弗利，他的文章中充满着道德箴言，偶尔也向自己的朋友透露他最讨厌打仗。只有在吃了败仗后他才拔剑杀敌。他没有大选帝侯、欧根亲王或拿破仑那种战争热情。骑马、击剑、射击都会使他想起父亲的严格纪律，这一切都与他的本性格格不入，但是他却写道：“我喜欢战争，因为它能带来荣誉。”
当他28岁登基未及数月，他按照德国旧传统，声称西里西亚为德国所有，挑起一场战争，反对哈布斯堡。德国经历了两代皇帝盛世后，传到这位继承人手中，已是殷实富足的国家。他利用这个珍贵的时机冒险，此时此刻，他如果充分表现自己在政治上的聪明才智，无疑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如果他犹豫不决，也将遭人轻视，因此他在战场上要表现出比他父亲还勇敢。他在给自己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我正处于血气方刚之年，我追求荣誉。真的，我对你是无所不言的！我好奇，一句话，一种潜在的本能折磨得我昼夜不宁。我希望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出现在历史书上，这是一种多么大的满足啊！它引诱我去做一切”。
玛丽亚·特蕾西亚肖像
1745年玛丽亚·特蕾西亚的肖像画。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1717—1780）为查理六世之女，奥地利女大公，1740年起继任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女王。她的丈夫——弗朗茨一世于1765年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她的长子约瑟夫二世于1765年继承父亲之位。她的一个女儿玛丽·安托瓦内特于1770年嫁给了后来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一位战士的避难所
在漫长的统治时期内，腓特烈大帝曾有过许多住所，但只有在小无忧宫的音乐房间中，他才最终找到了一处避风港。小无忧宫位于波茨坦附近，于1747年根据腓特烈大帝的设计修建而成。在此地，他与朋友们及雇佣的音乐家纵情于音乐的海洋之中。
这段话足以引起人们对他的讥讽，但终究不失为一份极妙的自供状。这段话对研究腓特烈的动机具有巨大的意义。半个世纪以来，自从腓特烈打了第一次战争以后，一直在这个动机的驱使下，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我们可以通过这段话看到这个人毫无责任感，他可以在未受到外来压迫，没有任何目的的情况下，就恣意破坏一个民族的生活。
腓特烈侵犯的是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1740—1780年在位）统治的国家。她与腓特烈同时登基，比腓特烈年轻5岁。我们可以从她的画像上那充满笑容的眼神中看出，她的性格和腓特烈刚好完全相反。腓特烈的脑袋缺乏魅力，有着北德人的影响，而玛丽亚·特蕾西亚雍容华贵，明眸皓齿，是典型的维也纳人。她的一切都是天赋的，诚挚而又富有远见，她从不欺骗一个人，但却具有治世的天才。而腓特烈深谋熟虑，的确聪明过人，但自私自利，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以此来为他的目的服务而欺骗所有的人。玛丽亚·特蕾西亚热情而又冷静，她像母亲一样把自己贡献给人民，她将责任感和天性融合在一起，她甚至为了提高自己丈夫的地位而不怕犯错误。而他，这位腓特烈却厌恶工作，对生活缺乏热情，讨厌百姓，为自己下属做些事也仅仅是出于当主子的责任感而已。玛丽亚·特蕾西亚迥然不同，她卓有成效，就在她为控制这个伟大帝国局面的23年斗争中，为自己的丈夫生下了16个孩子。而腓特烈体衰力竭，未能生下一子半女。
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可以说玛丽亚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腓特烈则是一个无神论者。她的性格是保守的，而他则是激进的。虽然她受到很多偏见的影响，仍然是她而不是他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她爱自己，而他心中的只是仇恨。腓特烈取得的成就远远比不上创业的祖先，而玛丽亚则超过了她的父辈。
在维也纳皇位上坐的是位女性而不是男性，这对她的敌人来说是个政治上的刺激。法国人和巴伐利亚人甚至不承认这位女继承人，腓特烈正需要这样一个借口彻底消灭哈布斯堡王朝。玛丽亚出于人之常情，感到非常气愤，她不听大臣的劝告，接受腓特烈的挑战。但是在莫拉维茨战役中，腓特烈获胜，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迫使她同意和谈。此时是1741年，这个胜仗是腓特烈的一名将军打的，腓特烈却逃之夭夭，直到取得胜利后16个小时才再度出现。事后，腓特烈给在法国的伏尔泰写信，吹嘘这场战争的胜利。
玛丽亚·特蕾西亚家族皇室成员
玛丽亚·特蕾西亚肖像
玛丽亚·特蕾西亚是奥地利女皇、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女王。她23岁时继承了王位。此后她放弃了骑马、跳舞和音乐创作等诸多消遣，一心沉浸于国家事务之中，进行了长达40年的统治，直到1780年去世。
在这艰难的时刻，24岁的玛丽亚生了第一个儿子，“此时此刻可以说，没有一寸土地在我的绝对控制之下，我几乎不知道到哪里去坐月子”。她手抱新生婴儿，来到匈牙利国会大厦，鼓励聆听她讲话的大臣们。随后，匈牙利的一支军队在法兰克福附近打败了法国人。可是，腓特烈又发起对波希米亚的进攻，玛丽亚刚刚签约将西里西亚割让给腓特烈，现在再度受到威胁。玛丽亚的丈夫，洛林亲王成为皇帝。第二次战争爆发。腓特烈再次获胜，他入侵萨克森，占领德累斯顿，并从此与萨克森斗争了一百年。第二次战争也是以西里西亚割让给普鲁士而告终。
此后十年内（1745—1756）腓特烈静悄悄地隐居在波茨坦雅致的无忧宫内。但是他决不是一位哲学家，而是一个典型的法国人。在一封信里他自称为“伏尔泰的老板”，他主持一座相当好的歌剧院，对那些法国艺人非常慷慨，他做了很多工作，但对部长们却闭门数月不见，可是他干预每件具有决定性的事情，而且总是在公文旁侧潦草地写下他的批示，而且相当出色。他还在空闲时间写作笛子曲，写些短文，甚至作诗。但是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哲学家，他总是缺少一种最重要的工具，这就是语言。他的法语错误连篇，德语也很粗陋。受过相当教育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却在两种语言方面都有极高的修养，而且她还懂拉丁文。由于某种强烈的愿望，腓特烈迅速地为子孙后代记录下自己的言行，速度之快令人吃惊，1746年已在着手口述1745年的回忆录了。就像对很多其他事情一样，这位国王很快对荣誉失去了兴趣。他写道：“荣誉是空的！人们为它去努力值得吗？当你得到它时，你也被它折腾得够了。”
在山那边执政的一位女性，她和腓特烈一样聪明，但要比他坚强和稳重得多。当她还只有三十多岁时，她就经常对自己说，“要保持精神思想上的宁静”！“要以己度人。”
当她被告知她得到一个孙子时，她正在市剧院看戏，她走向包厢的前沿，朝着下面的乐队喊道，“利奥波德得了一个儿子”！她就是如此高兴地为帝国生儿育女的。她经常劝她的女儿多生孩子：“我们需要皇太子！”或者：“你的孩子需要伙伴。”她在给子女写信时总是在结尾写上几句王室箴言。她严格的道德规范容不得她已经长大成人尚未成亲的孩子有一点儿放荡的行为。但在涉及国家关系时，她又显得相当明智和灵活，她给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写信，逢迎这位影响很大的女人，还说服女儿在宫里接待公公的这位情妇。
她给她的26岁摄政王儿子写信说：“你的心地并不坏，但是有可能变坏。现在是你改邪归正的时候了，不要使别人为你感到伤心和被人取笑。你对自己追求的目标，过于轻率，而且毫无判断能力。在我即将搁笔之际，我拥抱你，温柔地吻你，原谅我的啰嗦。对待做人的道德之事，我一说起来就没完。我只希望你能受到你应该得到的每个人对你的尊敬和爱戴，并使你相信，我永远是你最好的，真正的老母亲。”
有哪个皇帝都写过这样的信吗？如果所有国王的母亲都用这样的心情写信，皇族的历史又将会怎样呢？
公暇之余，玛丽亚非常热爱生活。她热爱自己的丈夫，而且爱情深挚，她和孩子一起玩旋转木马，打扑克牌，如果她去参加一个公开场合的舞会，她一定乔装打扮得使人们认不出她。她非常喜欢跳舞，恐怕这是腓特烈在阅读有关她报道时，唯一引起他感兴趣的一点，因为他也喜欢跳舞。如果他们两人年轻时有机会在一起跳舞，命运和外交一定不会使他们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
与腓特烈相比，玛丽亚·特蕾西亚确实具有赤子的天性。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加冕典礼以后，在上千群众面前，她的丈夫身穿一件古怪的长袍，学着“查理曼大帝鬼魂”的样子，窜跳到她的面前。她失声大笑，挥舞着手帕，向上千群众欢呼。群众也欢呼雀跃不止。这样的场面在寒冷的普鲁士是从来也看不到的。但玛丽亚在外交场合上的庄严却一点儿也不逊色于腓特烈。她是一个相当出色的统治者，她热爱生活，这是她与腓特烈最大的不同点。生活给予腓特烈的是什么呢？北方的虚无主义？
他讨厌他父亲从事的一切活动，也讨厌打猎，无论生活中还是艺术中的美都引不起他的兴趣。他经常与他的法国朋友争吵。他自己没有孩子，也不喜欢别人的孩子。只有音乐和舞蹈还可以稍微分散他的一些注意力。由于他既不是思想家，也不是专制君主，在生活中没有追求目标，热情无所寄托，因而他实际上过的只是一种老年人的古怪生活，虽然那时他只是一个四十出头的人。
但是，形势发生了突变，他年轻时期没有得以表现的雄心壮志，现在突然像一个罪恶的阴影出现在他的脑际。他讨厌山那边的女皇，不喜欢女沙皇，不满意萨克森国王，更愤恨法兰西国王的傲慢。似乎一夜之间，半个欧洲都准备联合起来，反对这位年轻的军国主义的危险统治。
腓特烈允诺法国国王以莱茵河为两国边界，并没有收到良好效果。他在1752年的遗嘱中也对他的继承人提出这一构想。他认为，只要普鲁士能从此获得其他新占领地的安全，“莱茵河是划分我国两国边界非常理想的分界线，法国的自然边界应该是这条河”。关于德国人，他写道：“这个民族是沉重和偷懒的，一定要有手执鞭子赶着，他们才会向前走。只要你稍微停下鞭子，他就会止步不前。”一百年以后，当俾斯麦看到国王这份尚未发表过的遗嘱时，他批注说：“锁起来，永久密封！”
当欧洲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时，普鲁士发现自己面对一个十分可怕的联盟——哈布斯堡、法国和俄国，甚至瑞典和帝国都加入到联盟中去。这一切都是因为腓特烈掌握着一支可怕的军队，同时在政治上又经常背信弃义，联盟的目的是要将腓特烈贬低为一个帝国的侯爵。
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腓特烈和玛丽亚双方各有胜负。至于腓特烈本人在战争上的表现，后人常有争论，贬褒不一，没有定论。大军事家拿破仑虽然对腓特烈有很大的保留，但十分赞赏他。当他在罗斯巴赫和伦舍尔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后，1759年却在库奈尔道尔夫遭到惨败。他在给一位朋友一封用蹩脚法文写的信中说：“两匹马在我身下被打死了，而我却还活着，这是我的不幸。我的一支4.8万人军队只剩下3000人。实话告诉你吧，我认为一切都完蛋了，再也不能收复我父亲的土地，再见吧！永别了！”
这封字迹潦草的信件是研究腓特烈生平最好的文件。满纸感情充沛，吐露真言，年轻的处于热恋之中的拿破仑的情书也充满着这种口气。通过这封信，我们再一次看到即使一个军人也只有在热情迸发时才能得到升华。
伏尔泰与腓特烈大帝
图为伏尔泰与腓特烈大帝讨论问题时的情景。1750—1754年，执启蒙运动之牛耳的伏尔泰给腓特烈大帝做宫廷教师，但最终两人还是由于志不同道不合而分道扬镳了。
柏林曾一度落入奥地利手中。但腓特烈用奇袭又把它夺了回来。不过此时他的情绪越来越坏，现在只有出现奇迹才可以挽救他。奇迹终于发生了。这就是女沙皇突然病逝，她的接班人是一个崇拜腓特烈的德国亲王，他立即签订和约，并下令军队掉转枪口转而支持腓特烈。此时法国已疲惫不堪，对萨克森垂涎已久的腓特烈，最后不得不高兴地同意取回其实早在13年前就割让给他的西里西亚。
在这七年内，腓特烈无得也无失，由他继承的强大的普鲁士仍然完整无损，奥地利依然屹立，美好如初，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有100万人丧生，由于那时欧洲人口不多，普鲁士只有400万人，这死去的100万人相当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去1000万人，何况在这场七年战争中，武器远没有现在这么大的杀伤力。这场战争没有任何目的，没有内在的推动力，只不过是一个青年人为爱慕虚荣所致罢了。
德意志亲王——三百个“太阳王”——奴性
150年来，德国人民为之付出巨大血汗代价的两次战争，其结局是很不相同的。德意志在“三十年战争”中蒙受重大损失，国土沦丧，人烟荒芜，德国像个皮球那样被外国势力玩来踢去；而“七年战争”对三个参战国家都没有带来多少损伤，德国没有丧失领土，对普鲁士的强大，与其说使人害怕，不如说更使人蔑视；而对于不足百年历史的普鲁士军队，则经受住了三个国家的联合力量。
本世纪两次战争期间，君主独裁政体在欧洲发展到了最高峰。路易十四在位72年，可以说是欧洲历史上在位最长的，或至少可以说是在位最长之一的君主，使他足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在他的前后，恐怕只有查理五世和拿破仑可以与之比拟。但是路易却是唯一能刺激他的同代人去摘取“太阳王”桂冠的君主。他使他们想入非非。因为他一个人手中掌握着整个时代的文化，使它迅速地向前发展，尽管有时也遭到某些挫折。他善于驾驭各个阶级，鼓励平民反对贵族，在平民的帮助下，国家的农业、工业、商业，都落入他个人之手，由他个人统治。他使每个法国人都感到自由，阶级之间平等，只受国王领导；因而他也成了一个开明君主，一个现代化的封建地主。与此同时，奥地利的统治者继续沿着家族制的道路进行统治，普鲁士继续执行军国路线。法国虽然也实行专制主义，但法国的市民充满信心，而这一点，德国的市民却从来没有享受到过。100年以后，法国人民终于起来要求实行真正的政治民主，爆发了法国大革命。
路易十四参观皇家科学院
图为路易十四于1667年参观皇家科学院的场景。路易十四重视文化艺术，但他却把一些具有进取精神的人和一些胡格诺派的人驱往普鲁士和美国，使这些精英分子在境外生根发芽，乃至长成参天大树。
在“朕即国家”的口号下，“太阳王”努力使各个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都得到一定的政治地位，把他们组织得像一支大交响乐队，比较容易领导，缓和了阶级之间的仇恨。当然，即使在一支乐队内，也没有真正的平等，平等仅仅是表面的。路易最大的错误是把一些最具有进取精神的分子与胡格诺分子一起赶出国外，使普鲁士和美国从中得到了很大好处。
英国当时的统治者顽固地坚持封建立场，因此他们的脑袋比他们的法国同行早150年落了地。英国与西班牙不一样，在掠夺剥削殖民地的同时，也帮助北美洲移民建立自己的家园。向海外移民输出聪明才智，因而惹恼了本国某些人，但这总比发动战争而取悦这些人要好些，因此，在充分保护文明自由的口号下，英国统治世界的政策得到了发展。
这两条道路对德国人来说都走不通。他们既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又缺乏冷静自制的国民。实际上，德意志帝国早就四分五裂了，虽然它的头头一直到19世纪还在称自己为“德意志国罗马皇帝”。选帝早已成了十足的闹剧，“罗马帝国”早已为人们所抛弃，“德意志帝国”也早已不复存在。三百多个各自为政的公国与雷根斯堡的傀儡帝国议会维持着形式上的联系；帝国的军队还不如个别亲主的军队强大；帝国法庭旷日持久的诉讼案早已为人所不满；而皇帝本人也只有在少数场合下，需要他去坐在那个庄严的宝座上，像个名誉主席。而三百多个公国的国君们则为了修建更多的宫殿和别墅，豢养更多的王妃嫔女，不遗余力地搜刮民脂民膏，如今，除了少数辉煌的巴洛克建筑外，一切都被他们的穷奢极侈的生活挥霍掉了。
在这些公国和侯国的一大片土地上，并没有反抗的迹象，虽然伦敦、巴黎已为他们树立了榜样。那里的公民心甘情愿地养活或者至少容忍所有这些贪得无厌、好逸恶劳、放荡不羁的皇亲国戚们。这个世纪风行一时的革命运动对这个民族毫无影响。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这个民族内心深处的服从性，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德国人内心的不安全感始终没有消失过，既有内部的等级差别，又有外部敌人。他们喜欢装饰外表，有时几乎达到戏剧化的程度。这些因素促使普通老百姓在巴洛克时期去模仿皇亲国戚，300个小国王都可笑地模仿“太阳王”，更荒唐的是成千上万景况并不错的市民都想模仿他们的国王，虽然不少独立的荷兰和法国移民为他们树立了一个正直人应该如何生活的榜样，但起不了作用。
奥古斯特二世“金色骑士像”
奥古斯特二世（Augustus Ⅱ，1670—1733），萨克森选帝侯和波兰国王。1694年，继承萨克森选帝侯位（称腓特烈·奥古斯特一世）。1697年，加冕为波兰国王。在他统治末期，波兰已由一个欧洲强国沦为俄国的保护国。
茨温格宫
德累斯顿最为恢弘壮观和著名的古建筑要数易北河畔的茨温格宫。它是德国巴洛克建筑的典范，由奥古斯特二世在位时兴建，于1732年完成。
当一个亲王出售他的贵族称号，把继承来的荣誉作为可以用金钱来获取的物品时，市民们就像等在阳台下接受一个有钱人向他们衣兜和手心抛撒果品的孩子那样，乱抢乱夺。当一个容克地主向一个平民的女儿看上一眼时，做父亲的马上就像已经得了一个出身半个豪门的外孙而不可一世起来。男爵在宫廷里向亲王打躬作揖，而男爵的仆人又向男爵打躬作揖，他们实际上都是为人之奴。而平民在某种情况下，也必须穿上华丽的服装，戴假发，手执文明棍。只要在门前能写上：“奉御……”那么免费向宫廷赠送面包和靴子也在所不惜。
如果过去给大臣的信件，按格式写上“尊敬的”，那么现在市民们更发明为“最尊敬的”，读起来差不多，但多了一个字。在德国，一个君主，不仅骄奢淫逸，享尽天下之乐，而且还希望人们相信，他这样做是合理合法的。黑森州的伯爵领主就哄骗过路德，同意他娶妻纳妾，哈雷大学法律系也曾准备制定一个专门文件，保证君主可以随便纳多少妃子，只要他喜欢，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只对上帝负责。
但是，不管德国人如何努力地模仿法国人的生活，他们在这种生活方式面前，究竟太土老帽儿了。一些优秀的德国人早就看到了这样做的危险性，莱布尼茨写道：“让我们把今天的家庭、摆设和生活方式与过去的简朴的生活比一比，想想看，究竟如何做更明智些。”
其他的人也希望这些现象早点结束，特别是宫廷内的官员，他们在日记中写道：“尊贵的殿下希望能去皮尔蒙特沐浴。由于没有这笔开支，我准备用我自己的钱在24小时内努力完成任务。因为殿下知道没有钱，但仍然下谕给我说：‘亲爱的属下！你今天和昨天呈来的报告已阅，关于没有这笔开支的问题，我们必须按惯例予以解决。’”
历史上也有不少才华出众的亲王。萨克森君主奥古斯特（1670—1733）就是一位名副其实威武有力的亲王。据说，他一共有354个非婚生孩子。就其他方面来说，可能称他为事业家更为确切些，甚至在精致的旋梯、建筑物的正面、天花板的图饰上看到这位亲王的雄心壮志，当然在皇冠、女人、教堂、节日活动等方面也能反映出来。从另一方面说，他又不如他那非常羡慕的普鲁士国王那样能干，这位邻国的国王在治理国家上非常有自己的特色。他还通过收买、狡诈等手段，一度成了波兰的国王，但是这一反常的联盟只维持了70年，而瑰丽的茨温格宫却至今还在为德累斯顿增添光辉。
波兰的被肢解——约瑟夫二世接位——两个幽灵——老玩世不恭者——军队的野蛮行为——老独裁者——老弗里茨——斯托本——德国传奇
战争结束已快17年了，可是腓特烈和玛丽亚·特蕾西亚还未见过面。这时，一位年轻人开始为这两个头发已经花白的仇人从中调停说和了。这就是玛丽亚的大儿子约瑟夫二世。他出生在他母亲最艰苦的战争年代，现在他父亲死了，母亲又指定他为摄政王，与母亲共同管理国家。约瑟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和改革家。他对自己的国家和全人类的幸福富强充满了幻想，同时他还仰慕母亲的敌人腓特烈，因为他那充满热血的胸膛和热情洋溢的气质正好被冷酷无情、愤世嫉俗的腓特烈迷住了。他要与自己的父母背道而驰，向腓特烈表示同情，可是腓特烈却没有理睬这位年轻人的热情。但是由于某种机遇，这两个敌对的营垒终于携起手来了。
他们发现他们自己都参与了对波兰的共同掠夺。在这场对波兰的第一次分割中，很难看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专制暴君女沙皇与波兰封建贵族，究竟谁更恶毒。没有任何一届政府关心过人民，波兰的农民与市民始终是被奴役的对象，连表面上的一些保障都没有。加德琳女皇早就发现波兰的腐败与混乱，一心想乘机消灭波兰。在萨克森的一位国君去世时，她使自己的亲信波涅阿托夫斯基当选，从而为波兰的两个邻国提供了一些残羹剩饭，就好像一个饕餮者，为自己订了一条大鱼，在自己狼吞虎咽之际，扔一些碎渣子给等在旁边的两条馋猫尝尝。但是加德琳不知道，她也因此促成了一个联盟。玛丽亚为了避免战争的危险，不得不接受这一联盟，而腓特烈对此是欢迎的。事实上，由于和俄国达成了联盟，腓特烈因而也缓和了与其他两个邻国的关系，现在不是腓特烈威胁他们，而是他们构成对腓特烈的威胁。1772年，波兰第一次被分割的结果，形成了普鲁士与俄国的友好关系。在俾斯麦的精心培植下，这一友好关系维持了一百多年，最后为威廉二世所葬送。在当时，结成友好关系，对这两个国家来说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约瑟夫二世像
在对外政策中，约瑟夫二世推行亲俄反普政策，力图加强奥地利在德意志和欧洲的地位。1772年参与第一次瓜分波兰，获加利西亚。1775年诱使土耳其让出布科维纳。1781年缔结奥俄联盟，图谋瓜分巴尔干半岛，但因对土战争屡遭失败而未果。
腓特烈从这条大鱼身上分到的鱼尾巴，对他来说是十分有价值的，因为这一狭长的煤田，把他的波美拉尼亚省与东普鲁士联结了起来。而对于这块土地上三百年来一直居住着大量的波兰人民来说，腓特烈与他的先辈改革家一样是很少关心的。然而这件事对于特蕾西亚来说却大为不同了。她在给她儿子的信中写道：“波兰被可怜地分割了，这件事给我们的国家投上了阴影，我无法使自己平静，它像一块石头那样压在我的心上，使我日夜不安。日子本来已经够凄惨的了，现在就更黯淡了。”这是一位妇女，一位用不流血的办法占有了自己的一份的女皇说出来的话，这无异于严酷时代的一支脆弱的乐曲，动听而无力。她不同于腓特烈，后者所交往的，是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而她整天接触的，是精明圆滑的维也纳的皇亲国戚，她的思想感情，在波兰问题结束时，已在各式各样的私人通信中消耗殆尽了。
她对她儿子建议用同样的借口“继承”波希米亚一事，也以同样的态度否定了。 但历史却嘲弄了她，腓特烈又一次威胁性地进军波希米亚，他要占领这块土地来反对 崇拜他的约瑟夫。但对于这次纠纷，两位上了年纪的统治者很快达成了和解协议。玛丽亚死后，腓特烈写道：“世界上再也没有这位女皇了，新世界秩序开始了。”腓特烈在自己临死前几年，企图组织一个亲王同盟，把所有的德国亲王组织起来。这是他反对奥地利的最后一次努力。
约瑟夫此时还是一个年轻人，正沉浸在皇帝去世的悲痛中。这位失去了亲人的新皇帝希望把腓特烈仅仅是纸上谈兵的哲学思想真正付诸实现。对于他的努力，腓特烈及其追随者可能只报之一笑。约瑟夫二世是启蒙时代忠实的儿子。他相信腓特烈的著作，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腓特烈的政治与他的教义是相当不同的。这位年轻人决心以真正的伏尔泰精神治理他的国家。两鬓斑白的腓特烈此时可能正在无忧宫里阅读他的仰慕者所写的报告和文章，由于一时高兴，可能会用他的旧笛子吹上几曲，同时沉思着，他又看到了另一位努力以不同于其先人的方法从事一切的年轻统治者。
约瑟夫此时正在全国视察，了解国情。他发指示，作出决定，而且以发布通令和告示的办法，迅速地解决了宗教、阶级、民族之间的纠纷，互相取得了谅解，这在过去他母亲的时代，是无法做到的。他关闭了800个修道院，只允许真正从事实际工作的修道院继续保留。他给予所有非天主教信徒以宗教信仰自由，只有一件事不同意，即不同意他们修建教堂塔尖和钟楼。他吸引了上万名莱茵河人到奥地利来，给予免税，让他们在加里西亚、巴纳特苏台德地区定居下来，并用德语把这一多民族的国家统一起来。他免除农民一切苛捐杂税。确实，他做了这个贵族国家最令人惊讶的一切事情。1781年他大笔一挥废除了农奴制，他写道：“这是由自然法则和人民的公共利益所决定的。”他与俄国的亚历山大二世和美国的林肯一样完成了一项冒风险的事业，亚历山大二世和林肯因此而被暗杀，丧失了生命。
约瑟夫的生命是被保存下来了，但他并未因此而得到愉快。他也尝到了看到了潜藏在民众之间的惰性的痛苦，他认识到，为人民服务的心愿，必须得到人民自觉自愿的支持，否则将一切落空；他看到了上层的思想必须得到下层的支持，“成在于民，败于民”！开明君主的这个口号得罪了贵族，但同时也使他赢得了人民对他的好感。他的画像至今可以在蒂罗尔的农舍中看到。但他无法通过和平的手段达到改革的目的。不久，荷兰的贵族起来反对他的专权，由于他的改革而得到一点好处的人，又不得不拿起枪炮起来捍卫，这从他内心来说是很不愿意的。他在临死之前称自己为最不幸的人。
象牙制长笛
图为腓特烈大帝收藏的象牙制长笛。
“长笛独奏曲”
腓特烈亲笔所书“长笛独奏曲”。这首乐曲代表了腓特烈的音乐作品风格。他所作的曲目虽有迷人动听之处，但是多系模仿之作。
玩世不恭的腓特烈却没有受到这种良心的谴责，他因而还是个胜利者。
腓特烈因为战争而过早地衰老了，虽然他还只有51岁，他就退位来到波茨坦自己小小的宫殿，在优雅别致的书房里从事写作。此时，他年轻时期的两个幽灵——虚荣心和理性，可能经常出没在他的静静的书斋里，使他又一次陷入困境。因他而饱经战争创伤的国家，需要恢复，而容忍的精神又需要付诸实现。与此同时，世界发展得很大，备受战争苦难的老百姓更加觉得有理由提出各方面的要求。约瑟夫的改革取得了成功。普鲁士似乎注定会恢复秩序，年迈的国王现在有了机会去实现他年轻时期的愿望了。或者只是因为他父亲是个残暴粗野的人，而使他处处反其道而行之，对法国哲学热爱的结果，证明并不比聪明王子的一时幻想高明多少。
腓特烈开始从事大规模的法律研究，并创造性地完成了《普鲁士民法》。这在德国历史上是了不起的一步，使普鲁士逐渐从野蛮的阶级偏见走向社会立法。两个参与起草这个文件的法理学家，在伏尔泰、米拉保理论的基础上，帮助腓特烈完成这部伟大的著作，这次他没有在胜利面前逃跑。自从查理五世以来，直到腓特烈时代，二百五十多年期间，法律从未变革过，以专断暴虐著称的星法院始终属于统治地位，后来希特勒又故伎重演。现在，根据贝卡里亚思想，刑法减轻了，他认为刑罚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社会，康德则从他的纯伦理学出发，坚持惩罚。
军事法庭则确实未予取消，还与老腓特烈在世时一样。老腓特烈为了不使农民因罚款而破产，曾恢复和采取了很多残酷的体罚政策。无论是运用法律等手段，腓特烈也无法制止容克地主的权力。当腓特烈在波美尼亚宣布废除农奴制时，容克地主对他的命令置之不理，这位国王也只得不了了之。在教育问题上，腓特烈实行改革之后，学校的数量增加了，但也没有得到多少改善。腓特烈为学校规定两项任务：教育青年人和奖励战争中有功的将士。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缺乏教员，其结果却使普鲁士大部分青年人是在手执教棍的前军士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在农村，教员则大部分由牧羊人、守钟人，或鞋匠来担任，因为教员每年只有80到100泰勒（德国的旧银币名称。——译者注）的收入，因此大部分教员都是兼职的。也有资格很老的教员，但他们却既不能读，也不能写，甚至手工匠也被指定为教员，理由是他们以前当过兵，现在蹲在家里太无聊了，让他们当教员增加些活动。
国王哪儿去弄钱维持学校呢？假如他要保持这么大规模的军队。为了训练干部，国王必须垄断食盐、烟草和咖啡，为什么要对咖啡征税呢？据说因为它转移了人们对啤酒的嗜好。这样的食品税，反过来，也可能只有所谓的“嗜血”制度才能征集，腓特烈发现法国人在这方面很配合，他们付的税要比普鲁士部长征收到的高三倍。这种制度使警察达到了今天盖世太保无所不能的程度。腓特烈的警察的确有权夜间进入每户人家侦缉走私物品，这些遭人憎恨的“咖啡探子”想方设法跟踪走私贩，一旦查获，就被派去修建防御工事，以示惩罚。在腓特烈的领导下，警察的权力大大高于老腓特烈时代，甚至公共卫生都被称为“警察科学”，这个名称倒十分适用于今天德国科学的各个部门。当这位国王收到人民不满的报告时，他无所谓地批道：“我年轻时只喝啤酒，对交不起税的人来说，有啤酒喝已经够好的了。”
腓特烈的新兵征募工作比他父亲时代更加无所不用其极，更加残暴。被俘士兵强迫参加普鲁士军队与本国同胞作战。一些古老的版画表明，征兵站如何给新兵灌酒，让他们签约服役。青年人被答应给予官衔，但只要一过国境，就用军棍使他们屈服。有一次，他们把梅克伦堡的领导人锁了起来，把所有合格的青年人包围起来，然后把这些人住的房子毁掉，撕掉他们的被褥，羽絮乱飞，所作所为，与希特勒的冲锋队无异，这种破坏他人财产的行为，今天又重新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无论法国或奥地利的军队，甚至哥萨克武装部队，其残暴凶蛮程度都无法与腓特烈的军队相比。腓特烈亲自下令将那些开小差的士兵手上刻上“S”记号，“刻得深深的，让它们留在他们手上，以免褪掉”。机枪手如果在作战中贪生怕死，不勇敢，就会受到沉重的体罚，“以免他们在死去时感到罪孽深重”。这位国王说道。
今天还能看到腓特烈签署的一份文件，他命令他的部下散布据说是由一些奥地利的逃兵写的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们说奥地利的军队每天打死10—12名士兵。在另一份签发日期为1778年的文件中，他把上百人圈在西里西亚的一个镇里，“以修筑工事为借口”，强迫他们像奴隶般地为军队服役。当他得到了东佛里斯兰，他答应那里的居民免予服役，但是当600名民工响应他的号召，参加建设工作时，他把他们掳上船带到普鲁士，于是这个镇上的其余男性居民都纷纷逃离。
也许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国家太穷了，或者是为了安全的需要；但又如何来解释今天的现象呢？今天似乎每个公民都有保卫自身安全与自由的权利。难道腓特烈在他执政的最初几个星期，没有在一份著名的文件上批示过：“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可以追求他自己希望的幸福。”这句话现在已成了独特的德国名言。可是，到了晚年，他粗暴地干涉宗教，他不信任西里西亚的天主教，任命一个伯爵到布雷劳斯去当主教，教会反对这个人的生活方式，抗议也未获结果，登上了王位后，他以四驾马车把被他父亲可耻驱逐的哲学家渥尔夫接回柏林；而把当时已经工作了25年的著名的瑞士数学家奥伊勒解职，原因只是这位独裁者一时的古怪念头和一些小小的差错。“自由在柏林”，莱辛写道，“被轻视到无可忍受的程度，就像许多无耻之徒随意谩骂宗教那样肆无忌惮。普鲁士是欧洲奴性最重的国家。”
“不许干涉新闻自由”，年轻的腓特烈命令说，报纸因此而吹捧他，他感到非常高兴。但是有一次，《王家日报》在他的晚年批评他，他批准他的部下花很多钱雇用流氓，把那位可疑的记者痛打一顿。《埃朗根日报》的编辑的确给过普鲁士上校一张收据，证明上校受命鞭打他的惩罚，他已领受。伏尔泰的伟大弟子居然能够纵容这样的偏见，取消一个非常聪明的救火员的儿子的奖学金名额，原因是“这个孩子首先应该学习他父亲如何使用救火龙头”。
考古学家维克尔门在他逃离普鲁士后写道：“我一想起普鲁士的暴君和这个国家的奴隶主就浑身不寒而栗。我情愿做个土耳其阉人，也不做普鲁士人！”腓特烈不知道，他的这位子民是新科学的奠基人，另外一个子民海德是另一门科学的创始人，以及克洛卜施托克是新文学的奠基人，这三个人都逃离了普鲁士。当维克尔门被推荐去当图书馆管理员，年薪2000泰勒时，这位国王在文件上批道：“对德国人来说1000泰勒就够了。”
这位国王还经常写法文诗歌以自娱，战争期间他煽动了很多自相残杀的德国人。爱好音乐的国王从来也不知道海顿、莫扎特生活在德国，尽管如此，他自己写过120首笛子奏鸣曲。他曾经请了两位小提琴家和一位大提琴手到他书房里来演奏格罗克的《俄耳甫斯》，但他不喜欢。巴哈是他唯一请来住过两天的人，但没有久留他，巴哈本人倒是希望留下来的。当《尼伯龙根之歌》第一次在德国出版，并奉献给他一册时，他写了封信给出版者道：“这部作品没有价值出版，没有必要把它从故纸堆里翻出来。在我的书库里这类东西是无论如何不会有的，我早就把它扔了。”后来，他还写了一本小册子反对歌德的《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当时这部作品正在德国上演，他抨击道，这是一部“拙劣的模仿英国蹩脚戏剧的作品，老生常谈，平淡无味”。一句话，同时把歌德和莎士比亚都打了下去。
在腓特烈的统治下，普鲁士越来越为外国所憎恨。“老弗里茨”，人们通常就这么称呼他。这个人度过了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现在深居简出，在他的隐居处继续统治这个国家，人们平时已不大能见到他。老百姓必须得到特别允许才能出国旅游或学习，而外国旅游者，根据历史记载，也情愿花更多的钱乘船或长途乘车绕道，而避免经过普鲁士。
“老弗里茨”，在美国很受欢迎，这方面没有一个国家能与美国相比，当庇特（Pitt，1708—1778，英国政治家。——译者注）与腓特烈联盟时，在新英格兰的教堂里，可以看到有人在为腓特烈的军队打胜仗而祷告。后来，腓特烈对英国的态度变了，他的眼睛开始盯着英国殖民地，人们都在谈论着，有可能派他的弟弟去做即将独立的殖民地的国王。华盛顿很崇拜这位老国王。在他的晚年，人们把他看成欧洲的仲裁人。20年以后，在美国许多家庭里，还可以看到腓特烈的照片，新英格兰的一家普通客栈自己命名为“普鲁士国王”。
此外，还有一位以勇敢著称的冯·斯托本男爵，他被认为是普鲁士给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唯一礼物。他是普鲁士的一名军官，在战争中受了伤，在他三十几岁时，他来到巴黎，此时，他还满身充满普鲁士的军人气质。法国作战部长把他派到美国。虽然受命于法国，但从军人角度说，则完全是一个典型的普鲁士军官。他负责训练青年战士，被任命为监察长，可是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华盛顿知道将受到本国军官的妒忌，出面保护他。《美国大百科全书》因他训练出了一支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美国军队，而给予了他极大的荣誉。在他晚年，也为自己树立了榜样。虽然此时他已封得了土地，但他仍在尤蒂卡的一所小木屋里度过了自己的晚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保持了普鲁士军人气质的普鲁士军官最后去世的地方，他似乎成了两个世界象征性的大使。
那么，那位自称为“国家第一仆人”的腓特烈自鸣得意的又是什么呢？他是怎样使自己不同于那位被称为“朕即国家”的法国暴君的呢？这样做对他有利吗？路易利用封建和天主教会的势力，在很多大臣们的协助下统治着一个比腓特烈的国家大得多的国家，即便如此，他还允许法国人民以很多自由。而腓特烈，由于他容不得人，因此始终没有能干的助手，至今还抱着一百多年以前路德的遗训，实际上对启蒙运动霍布斯的思想一窍不通。理论上，他接受洛克关于君主政体失败过程中的“合法革命”的思想，可是实际上，他不允许任何人对他作一句批评。
玛丽亚·特蕾西亚在她的晚年写道：“即使我们可以为要求占领巴伐利亚找到十分充足的理由，我们也不能仅仅为了面子而轻易挑起一场大战。”玛丽亚的这些话，并不是为了说给人听，或为历史而写，而是在她给儿子的一封私信中，规劝他儿子不要草率从事而写的。玛丽亚在这方面大大超过了腓特烈。这位国王在他的著作（Ⅳ卷，25页）中，充分暴露了典型的日耳曼思想。他写道：“一旦专制君主政体占领阵地，他们就可以做任何他们愿意做的事情，发动战争，而让那些小心谨慎的法律工作者，为这场战争是否正义而忧虑吧。”
这些话对德国人很悦耳。这位统治者不仅违背了他的协议，而且在理论上否认它有效，嘲弄法律。这样的统治者，只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人民的偶像，才不得不自称为“国家第一仆人”。一位研究哲学的专制君主，只有回过头来承认武力理论，才能平定普通德国人的内心——这位独裁者解决了一个道德问题，并且得到很多教授的肯定。一旦令人敬畏的政府本身宣布，不能单靠法律来维持自己的生存，那么老百姓也可以根据这个理论从事活动，同时星期天可以问心无愧地到教堂去做弥撒。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热衷于为他们的领导人撰编传奇，说他既能舞剑，又会吹笛；在战场上他英勇善战，对音乐他又能谱写奏鸣曲。现在他隐居在音乐天地里，而又那么民主，平易近人；他之所以没有孩子，就是因为他太专心致志于他的著作了。
一个以改革家面目出现的德国君主，最后在关键时刻堕落到采用武力；一个同样以改革家面目出现的德国平民，最后在武力面前屈膝投降。甚至最杰出的德国人，在武力面前也背叛了思想信念。路德和腓特烈都不过是最突出的例子而已。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封锁线”——象征性的胜利——歌德的预见——德国上空的乌云
腓特烈逝世三年之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歌德曾经把这次大革命说成是法国的需要，但是在德国并没有引起反响。确实，革命的起因纯粹是法国的——法国人民要求“太阳王”的子孙偿还欠债。这种时候，统治者的功绩往往会被遗忘，因为他们的业绩早就被他的子孙后代破坏殆尽了。我们已经习惯于称法国为革命的国家，但不要忘了，发生在1789年的这场革命是第一次堪称为大革命的革命，它并不紧接在英国革命之后，而是发生在英国革命一个半世纪之后。
这场革命之所以具有不可一世的威力，其中一个因素是，它不仅在政治上，并且还在社会秩序上，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震动。法兰西，这个古老的王国，一夜之间变成了欧洲的第二个共和国（瑞士是第一个）。在上百个绝大部分在德国土地上当了统治者的亲王中，突然有一个普通的穷人，在其中一个最强大的国家掌握了政权。还有比预测一个皇室的迅速恢复更鼓舞人心的事吗？比如英国，在查理被处决后不久，皇室很快就恢复了原状。如果每个人都对别的国家的事等闲视之，那么亲王们的安全就无保障可言。
法国大革命前夕
到1789年仲夏，民众对王室已普遍产生了敌意，到处流传着国王的军队已受命将突袭首都的传闻。该插图描绘的是7月12—13日夜晚，巴黎大街上发生的动荡局面，7月14日攻打巴士底狱将其推向顶点。
德国的贵族胆战心惊，但是德国人民又做了些什么呢？作为一个邻国，他们预感到了什么，还是像其他一些邻国那样前后不同地参加了这场革命？从社会角度看，自由在这两个莱茵河畔的国家不同样受到了镇压吗？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情况在德国更为严重。但是德国人民在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面前做了些什么呢？
他们保持沉默。他们继续俯首帖耳。他们被派去与实际上地位同自己十分接近的雅各宾派打仗。在德国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重大的起义斗争。亲王的地位，甚至一个普通的地主，都没有受到威胁。
作为一场政治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堪与1917年的俄国革命相比较。这里我们只从这两场革命对位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德国的影响进行比较。
革命期间，这两个国家的邻国中的富有的保守分子无不为自己的安全担忧，他们害怕破产，害怕唤起本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害怕觉醒的重新恢复活力的人民从侧面来进攻。当法国的财阀巨富遭到杀戮时，他们在德国的家族亲戚难道不发抖吗？长期以来，法国历代君主借边界之便，多次蚕食德国的领土，革命阶级难道不能也用通过开放的边界，扩大他们的影响吗？从思想影响判断，德国的富有阶层和贫苦群众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还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与1920年左右对待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情况差不多。德国的思想界，至少在开始时，是站在革命与自由这一边的，而几乎所有的德国皇亲贵族是反对这场革命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德国思想精神界与国家权威之间是如何决裂的，关于人文主义者在16和17世纪的情况，我们前面已经有所叙述，18世纪这方面的情况发展到了高潮。足以说明问题的是，当德国军队，在德国亲王的领导下外出作战，有时甚至在国外打仗，这种情况，至少在开始时，德国本国的知识分子也为之欢呼过，如歌德、席勒、康德、费希特、荷尔德林、赫尔德、维兰德以及让·保尔。
开始时，驱使德国统治者们这么做的动机是很不一样的。腓特烈的侄子及继承者，腓特烈·威廉二世（1859—1941）出身于名声很坏的霍亨索伦家族，他希望从混乱的法国手中争得莱茵河边的土地。维也纳的君主则希望帮助他的受难中的妹妹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但是当法国人从秘密的途径知道，国王夫妇希望奥地利派兵到法国来，然后确实准备双双出逃时，爱国者的气愤就直指皇帝本人和他的儿子弗朗茨二世，“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就此最后终结。
此时，许多小公国觉得法国大革命对他们的威胁比普鲁士的威胁更大。大战之后，德意志帝国四分五裂，这些特权阶层觉得把自己置于法国的庇护之下，比置于帝国之下更为保险。但是，他们现在意识到，法国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盛世之后，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革命，法国人民觉醒了，这场革命非常可能蔓延到他们的领土，反对容克地主和教会。这真是对他们背叛自己祖国的最理想的赏赐，但是，正像历史经常出现的那样，这些后来受到历史审判的王公贵族，在当时却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巴黎国民大会”开始时还答应凡被没收了土地的大大小小的地主给予赔偿，但并没有收到效果，莱茵地区的地主和资本家还企图反抗。他们同意给从法国逃亡出来或被驱逐出来的贵族地主避难权，并在科布伦茨成立一个反革命中心，从而证明了阶级的利益从来是超越民族利益和无国界的。
现在，这些结合一起的德国皇亲国戚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害怕世界革命。即使在那时，他们也采取欧洲在一百三十多年以后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所采取的同样手段——封锁线。如果7万名工人、职员、失业者包围了巴黎郊区圣·安东尼，那么其他首都也会出现同样的事件威胁统治阶级的安逸生活。当法国第三阶级终于在一个8月的夜晚，以激烈的手段，一举废除了刑法、什一税等封建特权，德国三百多个公国暴君的脚下也开始颤抖了。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就起来干预，结果是，德国封建制度破灭了，但这却不是在一夜之间，而是经过斗争的六年之后。
曾经是死对头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共同的利益面前携起手来，结成一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在以后的历史中也会再次出现的联盟。宣传甚至在那时也是起作用的，上了年纪的布伦斯威克公国君主在一份声明中发誓要把法国夷为平地，以保卫基督救世主。这是法国起义的总信号！法国处在危急中！所有的青年人都走上街头，不朽的“马赛曲”旋律第一次在斯特拉斯堡上空飘扬。君主专制政体被推翻了，四个月以后，国王被送上了断头台。这是近代史上第一支人民军与专制政府部队作战。
也在此时，当受到俄国支持的德国联合部队在莱茵河畔遭到法军打击时，俄国借机侵犯波兰。俄国人在波兰第二次（1793），第三次（1795）遭到分割中违背了与盟国订立的诺言，但这些盟国自己也经常背信弃义。玛丽亚·特蕾西亚已去世，再也无人为干这种勾当而感到羞愧。
但是，在这场冲突中获胜的并不是法国的战争机器。这架机器武装配备很差，经常遭到可耻的失败。在瓦尔米的战斗中，获胜的是一种热情，是震动千百万群众心灵的伟大的狂热，是在长期压迫下为争取自由的感情，这种从内心迸发出来的感情，取代了腓特烈的虚荣心，取代了结盟国的贪婪；它要求出击，而且往往取得胜利。这种感情竟维持20年之久，致使德国贵族在此期间得以继续反对新生的法国。
但是，我们还是忘了瓦尔米战役中青年将领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战略战术。即使今天，当阿尔贡隘口再度成为战场时，也无人会记得1792年9月的一天。一切都无影无踪了，但有一句话却永垂青史，因为这句话与整个世界形势有关。
当时，歌德是魏玛公国的大臣，而且也是魏玛君主的朋友。他经常参加德军司令部的会议。他担任一部分战地通讯工作，但更多的时间是观测和思考问题。这天晚上，战争的形势已略见端倪，法国人将取得胜利，所有出席会议的将领、公爵都垂头丧气，并且被战况的急转直下震惊得手足无措，他们纷纷发表意见，议论敌人的力量，德军指挥上犯的错误，以及什么时候可以转败为胜，歌德站在旁边，一言不发。当人们注意到他的沉默，并要求他发表意见时，他回答说：
从今天起，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在座的各位将都有资格说，我是这个新时代开始的见证人！
明智的人士往往欢迎自己国家的失败，因为他们早就要求改造这个国家。一般说，他们是最聪明的人，也是最勇敢的人。关于这一类问题的争论在小册子、回忆录、文艺作品和谈论中出现过多次。但这次，一场大战的第一个战役还正在进行，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贵族地主的逃跑还未来得及作准备。按传统，失败是可以预见的，如果一天的不幸得到挽回，将还可以得到二十几天的好运。诗人的预见到底对吗？当这些败将的脸一张张转向他时，诗人的勇气受到了考验。没有一个士兵或朝臣会给予这样的回答，只有思想深邃目光远大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看法。
歌德在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提出了自己高瞻远瞩的看法，为历史写下了独具一格的精辟的意见。他婉转地规劝这些失败者应为自己是历史的见证人而高兴，这一婉转的规劝使大家感到恼火，他似乎看到了正在舞台上演出的一切，而有人则希望，最好其中一个化了装的将军一剑把革命当场击倒。但是除了时间以外，无人为此作出答复。在以后的二十几年里，世界历史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歌德在瓦尔米晚上的这句话，代表了德国历史的一个伟大时刻。
在以后的几年里，德国的情景是相当悲惨的。与所有眼光狭小的统治者一样，普鲁士国王关心的是领土，而不关心在这些领土上住着的是什么人。新的分裂使他更靠近俄罗斯帝国，而他统治下的老百姓则一大半成了波兰人，对于这种情况，与德国今天的统治者一样，他并不意识到危险。现在加德琳女皇成了击败波兰、瑞典、土耳其的胜利者，而且矛头直指德国，但是腓特烈·威廉与他过去的祖宗一样，背叛了盟国，同时也背叛了自己的帝国。腓特烈死后十年，普鲁士内部已软弱不堪。
哈布斯堡的景况也不佳。法国解决继位问题不久，就把目标放在意大利和荷兰上。德意志帝国在法国的指挥下，于1797年企图重整旗鼓，德国诸侯完全不顾廉耻，唯巴黎之命是从。新共和国经过几次重大战役获胜后，德意志帝国因赖以维系的支柱的失去而彻底垮台了。共和国的曙光已如旭日东升，可是在德国的土地上，仍然是夜幕沉沉。
他们的出身——谁无视他们？——贵族羞辱他们——海顿的窘困——莫扎特遭虐待——天才展翅——七兄弟——硕果累累——日耳曼天才和拉丁天才——最年长的和最年幼的——德国人的心声
但是，在这夜幕深沉的上空，精神的光辉，犹如灿烂夺目的彩虹，光芒熠人。就在这同一个世纪里，当德国的大小诸侯因贪婪权势，尔虞我诈而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他们又因利益一致而共同反对新时代的时候，德国的思想精神界却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光辉时期。18世纪德国文坛人才辈出，思想巨人应运而生，对世界的贡献达到了最高峰。政治权力与思想精神彻底决裂了。
为人类所熟知的德国七位音乐大师，比德国诗人和思想家更加著称于世，因为音乐是不需要语言的。他们几乎出生于同一世纪（1685—1797），在这方面没有别的国家如此得天独厚。一个接着一个，每一个有其师承的一面，却又个个独具匠心。每一个都可形成一座光芒四射的星座：巴赫在音乐中发现了永恒，韩德尔的作品以绚丽显赫著称，海顿崇尚自然，格鲁克歌颂英雄，莫扎特是天之骄子，贝多芬的悲哀和胜利，舒伯特出自内心的歌声。
他们用音乐为自己编织了一张宁静和谐的网，他们的周围永远是动人的旋律和传奇的故事。从南美洲大草原到阿尔卑斯山之巅的小木屋，他们的音乐扬帆远航，默默地承受着人间一切苦难；就在世界亿万群众对德国现代暴君及其仆从怒不可遏时，德国的这些天才用自己的小提琴、乐队、唱片请求他们宽恕。
自从1450—1550年，有七名或十名画家，以同样的连续性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形成传奇式的历史以来，任何国家都还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代接一代的艺术大师宗族。那时德国有荷尔拜因和丢勒；但是在德国出现七位音乐大师之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作品，即使意大利，能与之相比。这是一种新的由一个国家的艺术家形成的艺术，此后，还没有任何人达到或超过他们的水平。妙不可言的连续性，把这七位音乐大师联结在一起，在德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一枚戒指，被一代代地传下去。韩德尔几经斗争，把它传给了在伦敦的格鲁克，格鲁克传给了海顿，海顿热爱他的学生莫扎特，莫扎特深为自己的学生贝多芬的天才感到惊讶，而贝多芬则在自己临死之前，对舒伯特高度评价，把戒指传给了他。还有哪个国家的历史能与这段历史相比呢？一个一千年来长期处于松松散散，彼此之间没有约束的国家，一旦出现了这一脆弱的传统联结，是多么令人感动啊！
巴赫像
巴赫（Bach，Johann Sebastian，1685—1750），德国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被称为“西方音乐之父”。他笃信宗教，把路德派新教的众多赞歌和教会乐器管风琴当做自己的创作素材和音乐构思的核心，但又深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这使他的宗教作品明显地突破了教会音乐的规范，具有丰富的世俗情感和大胆的革新精神。其创作以复调手法为主，构思严密，感情内在，富于哲理性和逻辑性，并在德国民族音乐的基础上，集16世纪以来尼德兰、意大利和法国等国音乐之大成，是巴洛克音乐发展的顶峰。
他们大部分出生于南部、西部或萨克森。巴赫和韩德尔的出生地很近，而且他们出生日只差四个星期，他们以歌曲和诗意为图林根森林带来了新的生命。海顿、莫扎特、舒伯特出生于奥地利，格鲁克出生于巴伐利亚的弗兰科尼亚，贝多芬出生于莱茵河畔，家族中有佛来芒人的血液。其中五个人使维也纳成了世界的音乐首都，虽然他们在维也纳也没有受到很好的对待，但比起帝国其他地方艺术家的生涯来说，还是要好一点。
这七位音乐家都出生于贫困家庭，说明德国音乐思想来自很深的底层。海顿和贝多芬的母亲都是烧饭的，海顿的父亲是名铁匠，舒伯特的父亲是位穷教员，格鲁克的父亲是名侍候别人打猎的马夫和持枪手，只有韩德尔的家族生活比较安定富裕。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的父亲都是穷乐师，他们都出身于手工匠家庭，巴赫本人是音乐时代之王，在他前后，共涌现出41位音乐家。七位音乐大师中的五位，在他们青年时期都尝到过饥寒的痛苦。巴赫、海顿、舒伯特与路德一样，幼时都参加过唱诗班的童声合唱团，以此为他们音乐生活的起点，韩德尔、贝多芬弹过钢琴或拉过手风琴。神童格鲁克和莫扎特幼时的生活还比较富裕。但后来他们大都经历了需要由自己挣得面包的生涯，即使在他们小有名气之后，情况也是如此；只有那些在国外找到了安身之地的音乐家才免去为生计奔波之苦。
韩德尔像
韩德尔（Handel，George Frederick，1685-1759）是德国汉诺威的宫廷指挥家、作曲家。后来去了英国伦敦，在英国极受欢迎。他创作了伟大的清唱剧，使大型合唱曲成为英国音乐的一个重要传统。清唱剧的创作与当时英国人的思想潮流相吻合，抨击了18世纪下半叶英格兰特有的道德松弛。清唱剧也与慈善事业有联系，韩德尔为伦敦育婴堂医院创作的《弥赛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清唱剧与慈善事业的关系。韩德尔是改变了音乐界的18世纪伟大先驱之一，他扩大了音乐的受众群体和支持渠道，使音乐从贵族和王室的小圈子走向广大的中产阶级民众。
格鲁克像
这是格鲁克（Gluck，Christoph Willibald，1714—1787）60岁时的一幅画像。格鲁克是一位改革倡导者，他关于戏剧与音乐在歌剧中重新结合的呼吁总结了启蒙时代的音乐精神。格鲁克《奥菲欧与犹丽狄茜》给观众提供了如他所说“强烈的感情，有趣的场面，发自内心的语言和不断变化的场景”。
海顿像
海顿（Haydn，Franz Joseph，1732—1809），著名的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最早期代表。他对交响乐、弦乐四重奏、键盘奏鸣曲等音乐形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人们通常认为，主要是海顿而非其他作曲家促成了18世纪晚期完美的古典主义音乐。
莫扎特像
莫扎特（Mozart，Wolfgang Amadeus，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羽管键琴、钢琴、小提琴演奏家，欧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莫扎特，浪漫主义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精髓，为后人留下了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音乐遗产。
这七位音乐大师都是德国人。德国贵族诸侯在这一百多年内忙于争权夺地，无恶不作，他们对于这一民族的光荣，这个时期思想精神文明的发展，毫无贡献。只有很少一些人曾经关心过他们，或给予这些音乐大师以应有的尊敬。在韩德尔、海顿、格鲁克被邀去伦敦前，没有人发现他们的价值。反而是那些音乐不太发展的欧洲国家为这些德国音乐大师提供了经济援助和为他们赞美扬名；他们甚至拯救了濒临于苦难深渊的贝多芬。但是巴黎和马德里还是约请了海顿创作交响乐。他在英国为自己最有名的作品《创世记》和《四季》谱写了曲子，并在维也纳得到了上演。没有一个德国艺术家能像韩德尔那样，临死前在英国受到极大的荣誉。他被埋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这是他的遗愿。直到今天，英国人还认为韩德尔的《弥撒曲》如同韦伯的《奥伯龙》以及韩德尔的《创世记》一样，是英国的作品；格鲁克在巴黎要比在德国有名气得多。
少数诸侯贵族希望借这些音乐大师的名望给自己增添光彩；给他们封赐各种称号，付以薪金。格鲁克曾为玛丽亚·特蕾西亚当过十年宫廷乐师。教皇在罗马授予他一枚勋章后，他就一直称自己为贵族里脱·冯·格鲁克。莫扎特也曾被授予这个封号，但他从来不用。天才贝多芬曾给大公鲁道夫讲过课，鲁道夫曾以自己的献词称他和鲁布科维茨·利希诺夫斯基为不朽的天才。
维也纳确实堪称世界音乐之城。王室成员本人也参加演出四重奏，组织音乐会，并出版作品。艾斯特哈希亲王之所以没有被人遗忘，就是因为他们把私人乐队交给海顿来指挥，海顿在匈牙利的一个庄园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训练这支乐队，最后使他的赞助人很高兴地在那里度过了整个夏天。这些亲王利用微薄的薪金，实际上占有了音乐作品的垄断权，或者至少在数年内占有了这些作品的演出权，在演出期间，这些作品不得出版。贝多芬曾二十多次侵犯了他的出版商及赞助人的版权，因为他常常忘了，什么作品已经出售了。
除了住在国外的韩德尔和格鲁克外，其余的几位音乐大师受到来自政府和贵族方面的屈辱，丝毫不逊于德国人向美洲出卖雇佣兵的程度。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单独构成德国历史的一页。在魏玛公国，统治者以一国之王的不可一世的身份，驱使巴赫同仆从和厨师为伍，扮演一名快乐的风琴手。后来，那位公爵还把他监禁了一个月，因为他说，必须由他自己来解雇他。安哈特的一位亲王，会好几样乐器，就得到比较相应的地位，而年近五十的巴赫，为了得到一个重要的称号，却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写信给萨克森选帝侯，他在“请求对他的作品给予重视”的信中说，“这不是由于我的作品有价值，而是因为殿下，您的举世闻名的宽宏大量”。他在信中献上自己新的“b小调弥撒曲”中的《古利亚》和《光荣曲》。一次他被召去莱比锡，一位市政高级官员竟然写道：“由于我们找不到最好的音乐家，因此只好退而求其次了。”然而巴赫，这一具有刀凿般的前额和像他音乐作品中的连音似的扫帚粗眉的音乐大师，当时已相当赫然有名，因此一个评论家写道：“巴赫是在为暴力，也是为教会写作。”一次卡塞尔的一个亲王给他一枚戒指，作为对他踏管风琴的奖赏。
这些音乐大师常常数年无人青睐，生活没着落。1729年复活节，当巴赫第一次在圣·托马斯教堂演奏他的《圣·马太受难曲》时，居然在德国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一事件。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种清唱剧的圣乐，或者由其他人演奏的类似的作品。巴赫死后，他的很多作品几乎完全被人遗忘。
海顿17岁时，还经常在舞厅里伴奏。直到有一个演员请他为一个滑稽剧谱一些音乐，他才稍有名气。可是，在他成名以后，他的资助者仍直呼其名。他对此很有意见，感到人们不如英国人那样对他尊敬，此后，他才在给自己的信上看到：“冯·海顿先生收”，因为那些贵族感到，只有给他一个贵族称号后，才算真正地对他尊敬。这七位音乐家在当时，还没有一个人被称为“大师”。为了组织一个乐队，出身高贵的音乐赞助人，一定要把那些也会一些乐器的仆人、鞋匠、糕点师傅编了进来，而事实是这些人往往非常懂得爱好音乐的奥地利人的深刻感情。海顿就不得不用这些人，不经过什么训练，甚至没有排练就演出他的新交响乐。在他的一份合同上写着，指挥必须“衣冠整洁，朴素大方”。“所有队员必须穿一色服装，梳小辫或用束发带”。他的15个《弥撒曲》对主教来说太“伊壁鸠鲁”，（Epicurean，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伊壁鸠鲁，这里比喻为讲究饮食爱好享乐的人。——译者注）也许因为教会会长本人就太“伊壁鸠鲁”；因此海顿不得不眼看这些作品被禁演。（林茨市的主教直到1907年还禁止这些作品）
社会地位的低下给莫扎特带来了更大的痛苦，他的个性活泼欢快，但是也很敏感和受不了刺激。他是一个神童，世界各国都注意他，难免有点被宠坏了。到了20岁，他感到自己的绚丽的世界消失了。一个内阁大臣，伯爵阿科打了他，而莫扎特却不能还手。25岁时，他跟随萨尔茨堡的一个大主教来到维也纳，这时他已经谱写了一些好作品，可是他却只能与仆人共餐。“老爷的两个贴身男仆坐在桌子的主位上，我至少还可以坐在厨师的上首。”莫扎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在他离开时，大主教把他骂得狗血淋头，骂他是可恶的流氓、无赖，让他等着拿钱，把他打发走。在他极度穷困潦倒的时候，他甚至想到史蒂凡大教堂去当一名风琴手，可是这也没有成功。莫扎特临死前的几个星期，由于一个浅薄的贵族的厚颜无耻，这个人专门收买天才的作品，冒充自己的，而把莫扎特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这个匿名者为莫扎特带来了挽歌，莫扎特预感到自己的死期已经不远。临死前一天，他的朋友在他家里试奏他的作品，莫扎特自己演唱男高音部分，突然他失声痛哭起来，掉转身去。
贝多芬像
贝多芬（Beethoven，Ludwig von，1770—1827），作为音乐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继承了海顿和莫扎特的完全成熟的古典主义音乐形式。在他的推动下，音乐明确摆脱了启蒙运动的风格，走向一种我们如今称之为浪漫主义的不确定的未来风格。
贝多芬年轻的时候，在为科隆大主教演出时还必须穿宫廷制服。但后来他实在忍受不了有损他尊严的当众侮辱。只要他稍有感觉，他就愤怒地写信给他的资助人。一天，一个仆人挡住他去见鲁道夫大公，据说，贝多芬把他一把推开，并说道：“我是贝多芬。”另一次，当一位大主教约请他为赛马表演写两首进行曲时，贝多芬回信说：“你要求的赛马音乐将在众马疾驰的马蹄声中听到。”他处处希望自己的行为像一个君王那样，实际上他确实也是。他喜欢谈论“道德力量”。青年时与利希诺夫斯基亲王生活在一起，家中有仆人及马匹。他在当时是最伟大的钢琴家，深受维也纳人的崇拜，他们付出极昂贵的票价去出席他的音乐会，希望有幸他即兴演奏一首新曲。如果不是他的耳疾，他很可能与他的崇拜者韩德尔一样，享有极大的舞台听众。这个已为当代人所知道的贝多芬讳莫如深的秘密，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不利条件。
由于听众的音乐素养，七位音乐大师在维也纳的生活要比在北部日耳曼地区好过得多。在斯图加特宫廷音乐会上，有人玩纸牌。在德累斯顿宫廷里，一边音乐家在演出最精湛的音乐节目，一边国王夫妇正在晚餐，谈笑风生。在不伦瑞克宫廷音乐会上，演出中严禁响音，以免打扰了公爵夫人的打牌。在卡塞尔，一个上了年纪的打击乐师收到了双倍的薪金，因为选帝侯喜欢坐在这位乐师上面的包厢里，随便在这位乐师的秃脑顶上吐唾沫。
在这种社会气氛下，七位音乐大师的天才只有通过宗教和世界主义才得以发展。宗教是一种传统的形式，而世界主义则是先进的人们对待知识的态度。形式上，这七位大师已不必像腓特烈大帝那样非用德语来表达不可了。他们的《弥撒曲》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他们的歌剧是意大利文，格鲁克的作品有时用法语，韩德尔的用英文；乐器的名称和所有音乐术语都是意大利语，后期贝多芬引用了一些德语表达方式。只有歌曲是德文的，但是由于它被发现得较晚，七位大师中只有最后一位才开始采用，因此很快就被其他外国语湮没了。尤为重要的是，音乐的语言是不需要文字的。
这与过去的传统不同，音乐的艺术形式只是通过他们的作品才成为传统。七位音乐大师的三个方面的伟大造诣，其中一个方面是现代歌剧，尽管经过很多的更改变化，仍然不失其渊源于意大利艺术形式的完美性。舒伯特发现歌曲，这无疑是发现美洲大陆；而德国传统交响乐形式的发展，就好像一个在玩耍的男孩成长为一个英雄。德国人如果对世界没有其他的贡献，而只是产生了巴赫的赋格曲、海顿和莫扎特的室内乐，以及贝多芬的交响乐，那么仅仅这些，就足够偿还德国人的剑所带给世界的灾难了。确实，这七位大师在国内都是以这种方式从事创作活动的。贝多芬的歌剧，韩德尔的交响乐，舒伯特的三重唱，就这样，几百年来的奇妙的艺术就形成了。当你后退到足够远的地方，洗耳聆听这七位大师的作品时，你会感到，这些作品似乎出于一人之手，使你想起由一位父亲及他的五个儿子共同完成的彼得·维切尔的圣·赛哈杜斯墓碑，它具有极大的完整性。
他们像来自一个大家庭的秘密在于一个事实，这就是他们是受同样的思想精神培养出来的。如果我们把他们中间的最长者和最幼者作一比较，韩德尔的辉煌夺目，及舒伯特的抒情，抑或格鲁克的三重空间的音乐和海顿的广泛性，我们仍能发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比之他们中间任何一个同19世纪任何一位音乐大师的关系更加紧密得多。的确，其间有很多过渡人物，从舒伯特到韦伯，从格鲁克到瓦格纳，贝多芬自己就是所有这些过渡人物的最伟大者之一。那么为什么，从这七位大师的全部作品来看，这种特殊的亲缘关系仍然如此牢固呢？这是因为，七位大师都性格内向。强烈的本能和简朴的生活，使他们不可能出现单纯的世界性感情，使他们永远生活在个人感情的秘密王国里；即使内心的爱，也只会停留在感情的冲动，而不会变成冒险的行动。
巴赫是唯一有孩子继承他事业的人，他的13个孩子，大多数在音乐上都很有造诣。他在自己家里举行音乐会，建立了德国家庭音乐。也是在这个圈子里，他眼看自己的一个儿子发生了悲剧。其他六位音乐大师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在他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就此而言，他们也没有重大的爱情或离婚事件可说。海顿和莫扎特的婚姻都很不幸，他们没有享受到真正的爱情生活。韩德尔生活在伦敦，是歌剧院院长、大老爷，而格鲁克终日奔忙于巴黎、罗马、哥本哈根，出席音乐会，有很多奇遇，但他们的爱情生活给工作带来的影响，并不比莫扎特的欢快的恶作剧给他的工作带来的影响大。舒伯特和贝多芬则一生似乎没有接近过女色。
舒伯特像
舒伯特（〔Schubert，Franz（Peter）〕，1797—1828），奥地利作曲家，最后一位伟大的古典主义作曲家。他的音乐主观上是富于感情的浪漫主义风格，具有诗意的构思和革新的语言，然而在曲式上却是按照古典主义的模式营造的，因此，在20世纪，人们越来越明确舒伯特是属于海顿、贝多芬和莫扎特的时代，而不属于舒曼、肖邦、瓦格纳那个时代。
这样的生活保证了他们能潜心于音乐，因为创作和构思就把他们内心的灵感消耗殆尽，不比诗人和画家还可以寻找模特儿。良好的健康状况使其中的五位大师始终心情舒畅。的确，韩德尔和巴赫在他们的晚年丧失了视力，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的事业已基本完成。莫扎特的体质虽然较差，但是他的精力还是最后几年的疾病而受到真正的损害。他的早逝具有玄奥的、合乎逻辑的原因，一似舒伯特、拉斐尔、乔几欧内、（Giorgione，意大利画家。——译者注）拜伦，大自然在短暂的时间内，耗尽了他们内在罕见的才能，使他们只来得及表达出来，生命就终止了。舒伯特和莫扎特在幼年时即表现出来的非凡的才能，预示着他们只有短暂的艺术生命，其他五位大师，即使贝多芬在青年时艺术上均未达到过这样的高度。
这样的生活背景是令人吃惊的，特别是对于最能给人以美的享受的音乐家来说。节俭的生活，使他们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他们不仅终日心绪稳定，而且在创作上获得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一般来说，音乐家的工作要比诗人辛苦，而画家和作曲家的作品要比大多数创作家丰富；但是这七位音乐大师的作品之多，几乎数不胜数。舒伯特死时只有32岁，莫扎特只有35岁，可是作品的数量赶得上巴赫、韩德尔和海顿，可与多产画家提香、鲁本斯媲美。莫扎特在一年之内完成了《狄托》和《魔笛》，韩德尔用了三个星期写出了《弥赛亚》，只有后来的意大利画家罗西尼以及作曲家威尔第能与之并驾齐驱。
为了取得这样丰硕的成果，可以想象，七位大师必须全神贯注，集中全部精力；对世俗的争纷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忧虑，要操心自己的生计与地位；担心得罪赖以生活的贵族老爷；也必然会和指挥、出版商、代理人等发生摩擦，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因追名逐利而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政治对他们来说似乎不存在，周围的一切纷争都影响不了他们的创作。
他们大多深居简出，在隐居里把自己幻想中看到的东西、听到的声音写出来。他们的生活是如此平静，因此他们的创作能发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使意大利的传统音乐也大为逊色。他们同瓦格纳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从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到贝多芬的最后的大赋格，以及他们的最流行的和最深奥的作品，作一比较，后者互相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距离。也就是说，从这些作品的微观世界来说，都不存在淫秽、病态、含混、色情、颓废等不健康的内容，而瓦格纳后期的作品却出现了这一倾向，而且如果我们把舒伯特比之泉水，把莫扎特比之林溪，格鲁克犹如深邃的湖泊，韩德尔是瀑布，巴赫是河川，贝多芬是大海，那我们将惊奇地发现，所有这些代表大师们的水流是如此清澈，而且他们都是德国人，而德国人则是仰慕各种形式的浮夸的。
这七位大师中，有两位是日耳曼民族，其他则是拉丁民族。有抱负的巴赫和贝多芬，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哥特式的；来自南方的格鲁克、莫扎特不喜欢他们。这两个人后来在日耳曼民族中发展意大利歌剧，格鲁克的是悲剧，莫扎特的是喜剧。如果有人希望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反映南部风格的内容，最好的例子是格鲁克《俄耳甫斯》中的芭蕾，或者是《费加罗的婚礼》中的“玫瑰咏叹调”。这两位大师的作品也许可以用德国的市政大厅来作比拟，这些大厅的下层还是罗马式的拱门，而上部已经是哥特式的窗户。和丢勒以及许多德国皇帝一样，意大利的影响并没有使格鲁克和莫扎特失去他们固有的格调，朝圣罗马，除了留下一些感伤的游历外，就再也没有其他了。
法国人把莫扎特看成是他们的，而世界其他国家总的说，并不追究他的身世。的确，在他作品的一些章节里，有些是最杰出的片段，就像歌德在某些地方一样，几乎看不出是德国的作品。但是在《唐璜》一剧中，突然在你的面前又展开了如此阴郁的景象和悲剧性的冲动，使你似乎又一次听到了《浮士德》。这两位德国音乐家的作品，比之其他五位大师更令人感到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来源于自己的民族，却更高于自己的民族，超越民族特征范围。
七位大师中的最长者和最幼者，巴赫和舒伯特代表了德国人性格的两个对立方面。巴赫把音乐和浮士德式的追究精神结合起来，而舒伯特则重幻想。巴赫似乎常常把他的脸转向上帝，虽然他从未向上帝叩拜过，但他是虔诚和富于男子气的；他的《弥撒曲》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而他的圣乐则适用于所有的宗教。他宽宏而又活跃，不愧为普罗米修斯之子；他信赖自己，同时又依靠上帝得到安宁。还没有哪一位诗人像巴赫那样，把自由人的关系如此紧密地与上帝结合起来，他永远崇拜上帝，同时又不断地表白自己。因此，他的宗教音乐与圣人、隐士的关系不大，而永远是一种创造。它升起，降落，盛衰荣枯，周而复始，这种力量，使他在七位大师中鹤立鸡群，使他在波涛般的生活面前始终能心平气和，独善其身。
也许有人会说，舒伯特和巴赫刚好是两个气质相反的人，舒伯特所具有的，巴赫没有；巴赫拥有的，舒伯特没有。这里流着的是永不中断的旋律，无论从人间上升到天堂，还是从天堂下降到人间，都毫不费力。他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天使的儿子，一位天上来客，乔装打扮成一个游吟诗人，漫游在人间的大地上。他随着舞蹈敲击拍子，吹奏音乐，混迹在小酒店农民中间。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威特似乎又在他身上出现。但是突然，不知不觉的，他身上的圣血起作用了，使他不断地升高，升高；他的调子变得更加清脆透明了，他突然来到野地里，音乐转化为不可思议的欢快的瀑布，这是由他改写的一首淳朴的奥地利民歌。舒伯特的一切都离不开流水，大自然；他似乎永远与小妖怪、水精灵生活在一起，而猎手和巫士也紧随在他们的身边。巴赫的音乐起源于数学之乡，掌握着与开普勒天体音乐之间的秘密联系。而舒伯特的音乐则似乎始终来自树林、泉水、湖泊、岛屿、柳丝的窃窃私语和沙沙作声。巴赫从上天降到人间；舒伯特从人间上升到天上。他们两者的精华代表了德国人的性格。人们把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中的每一曲比作丢勒的《绿色的激情》，这是对巴赫的德国人灵魂的最好评价。相反，人们只要听听由古诺用法国“旋律”加谱的，假冒的第一前奏曲，就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用歌德的话来说，弱点和长处，黑暗与光明来自同一种力量，同一个根源。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德国人的性格，它一方面向黑暗和混乱发展，直到它的国家政权成为世界的罪人；另一方面，从个人来说，它又使德国人发展到如此成功的高度，以至全世界一而再再而三地惊叹他们的成功。在这七位大师身上，体现了德国人在摆脱了梦想统治世界的绊羁，以及超越了世俗纷争的繁琐之后，他们的创造能力是发展到如何炉火纯青，尽善尽美的地步。当在你的耳际响起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或者当你聆听着《唐璜》前奏曲，格鲁克《奥菲欧与尤丽狄茜》沁人心脾的音律，巴赫《b小调弥撒曲》的圣乐，韩德尔的《哈利路亚》，海顿的《第一三重奏》，舒伯特的最后的《五重奏》时，你会觉得：这是德国人要向世界说的话。
莱布尼茨登场——康德登场——康德为国家的担心——荷尔德林对德国人的看法——赫尔德和莱辛论德国人
在这同一世纪内，德国的残酷统治又一次达到了中世纪式的登峰造极的地步。就在整个西方，包括意大利及北欧国家，在政治上净化自己，必要时也偶尔出现些暴力行动的同时，德国却继续沉溺于施行极刑的嗜好中。德国的雕刻和版画表明，统治者是如何兴致勃勃地观看这种场面的。迟至1760年，在巴伐利亚，不仅漂亮的女人，甚至女孩子也被当做女巫处死。已经是1813年了，女人还被绑在耻辱柱子上烧死；1838年在柏林公园广场，一个男人被刑车肢裂，一百年以后，这种事情在希特勒集中营再次发生。哲学家克里斯钦·沃尔夫虎口余生，险些逃不出普鲁士国王的魔掌。也就是这位国王把“不听话的，敢于反抗的女孩子”投入牢房；与此同时，他把佐林根的盔甲作为礼物送给俄国沙皇。1682年，现代织机的发明者摩尔，因据说施展妖术而被处死。1707年法国人巴宾发明的脚踏蒸汽机被富尔达的渔民打得粉碎，因为据说这是魔鬼在造孽。第一个发明电机和空气泵的马格德堡市长杰利克总算设法逃离了德国。
1700年左右，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如莱比锡的托马休斯等，也与逐渐壮大的“虔信派”一样，起来反对过德国的残酷统治，不过后者为了卫护异教孔子的学说，也反对哲学家沃尔夫。起初，“虔信派”组织了一个中心，试图把德国人从他们本能的野蛮中唤醒；提出用德文而不用法文书写；提倡喝咖啡和茶，而不喝啤酒；认为啤酒使德国人变得迟钝；他们出杂志，写文章，取得了一些成绩，也遭到过失败。如果他们后来不转而也反对启蒙运动，也许他们的行动和组织不会被戴上假虔诚的帽子。
他们中间最突出的是莱布尼茨（1646—1716）。莱布尼茨是波兰人的后裔，是第一个德国的欧洲人。他敢于继伊拉斯谟二百年之后，称自己为世界公民。人们只有在把他的头脑与他伟大的同时代人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荷兰哲学家。——译者注）的头脑作一比较时，才能牢牢地抓住这位可爱的哲人的性格。两个人都有一个狭长的脑袋，眉骨很高，脸色苍白。但是，人们从斯宾诺莎深邃的双眼和有力的弓眉中感到的，他是一个哥特贵族；而莱布尼茨则有一张宽阔的大嘴，厚实的鼻子，一对隔得很开的眼睛，人们一看到他，就会觉得这个人可以做你的朋友。他好动。从年龄来判断，人们更会把他当成一个改革家，而不是哲学家。
莱布尼茨具有火一般的热情。与伊拉斯谟、路德、歌德一样，是沟通德国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最伟大的架桥者之一；他与普芬道尔夫一起，可能是唯一能够影响朝廷的德国人。柏林、汉诺威、圣彼得堡等地科学院的建立，都与他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分不开。他给彼得大帝写信道：“我并不仅仅关心我自己的祖国或任何其他一个国家，我的目标是造福于全人类。”他这段话是用法文或拉丁文写的，文体高贵优雅。但平日他却竭力主张普及教育和科技知识，并为之奋斗终生。他充分了解德国人性格中的务实性，他们不容易接受想象的、虚的学问，他说服亲王们修建运河和开矿。他专程去见路易十四，向他宣传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性，他和沙皇讨论奴隶制问题，建议科学家研究手势语言。的确，他充分表明了欧洲必须形成一个联盟的思想。他希望用自己的哲学思想重建世界，在这方面，他的影响超过歌德。
康德（1724—1804），他的父亲是个马鞍工。他是莱布尼茨的继承人，特别在和平主义思想方面。他在“关于永久和平”的论文中，提出裁军和仲裁思想，并向世界证明，在德国始终存在着厌恶战争，鄙视权势的人民。但是即使康德是位预言家，他仍然不过是位隐居的学者。直到60岁，他没有离开过他的出生地，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德国知识分子不受关注的最好证明。诚然，新的亚历山大可能会发现这位提奥奇尼斯；（Diogenes，前412—前323，住在桶中白昼点灯寻找正人君子的古希腊哲学家。——译者注）但是没有人这么做，腓特烈大帝也没注意到过他。
但是当他用自己特殊的头脑，缜密的思维，重新思考了上帝和世界之后，他决定把自己的信念隐藏起来。在大战中，他起先支持普鲁士。当俄国军队打到柯尼斯堡时，转而支持女沙皇，后来又转过来支持普鲁士。“我确实想得很多”，他写信给摩西·门德尔森（Moses Mendelsson，1729—1786，德国哲学家。——译者注）说，“我心中十分清楚，有些事情我将永远没有勇气说出来。但是我对我尚未思考过的问题，我将永远不会去说它。”在对国家的事情毫无地位的情况下，他居然写出一份裁军计划。这位洁瑕无疵的伦理哲学家，声称他将终生支持“伟大的法国革命”。他说，“所有一切现在正在法国发生的残杀，比起将要继续实行法国以前的独裁统治来，都无足轻重。雅各宾正在干的一些事情都十分正确。请不要对我胡说什么民族的骄傲，我情愿承认别的国家比我们干得好”。
可惜他从来没有公开讲过这些话。这些话都是他同他的学生谈天时，由学生们记录下来的。有些他写在后来找到的零散的纸上。“所谓国家，就是由人民统治自己……专制政体对人类没有好处，即使对它本国也没有好处，它只能给予一个国家表面上的显赫。”一次，康德对宗教提出某些批评，普鲁士国王便写了一张侮辱性的条子给他，威胁他不得重犯，否则将是“逆上”。康德回了一张条子给他，上面写道：“抛弃自己内心的信念或公开承认错误，这是很不光彩的。对目前这种情况做臣民的只好保持沉默。如果一个人所说的每件事都很正确，这并不意味着他有意要公开声明这一切。”
这就是一位伟大的德国学者在1794年，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来的话，这已经是离他所敬仰的大革命很久以后的事了，这张纸条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看见过。这不仅是一个臣民对君主的沉默的回答，而且也是为了把君主禁止做的一些事情隐藏起来，这对年轻人是很危险的。他对当时就在鼻子下面发生的肢解波兰的事件也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又是第二个路德，不过，就其后果来说，要轻得多；而且对于康德来说，还有一个高度道德行为标准问题。
因为道德问题正是康德所呼吁的。他希望行动符合道德标准，这样做不仅出于个人的爱好，而且认为应该是一种义务；康德希望消灭专制主义、虔信主义和原始风尚，以此构想他的世界蓝图，但他不希望人们公开反对，就如某些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们发明和创造新的理论，但从不关心这些理论如何用于服务于人类的实践。但如果我们全面考虑一下，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即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一位在数年之内，就很多重要的伦理问题提出了自己划时代的见解，因而引起了半个世界注意的哲学家，他的理论在当时是否行得通。与莱布尼茨不同，他对自己的荣誉看得很冷淡，他不能为贝多芬和歌德的光芒增辉。相反，他隐藏在不断流动的星云之中，以自己不朽的宇宙起源学说，确定了关于太阳和行星的理论。
莱辛与《拉奥孔》
莱辛，早年就对一切宗教没有好感。在胡登之后，他是德国诗人中第二个伟大的新闻工作者。他自由地追踪每天发生的大事，充分表达自己的世界公民的思想，创造了著名的名言“爱国主义是英雄式的弱点”，仅这一句话，就足以使他在德国，也许不止在德国，遭人憎恨。对于莱辛来说，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矛盾发展到了悲剧的程度。因为他在声称自己是法国思想家狄德罗的弟子的同时，又称自己为伏尔泰主义的世界公民。
作为一个美学家，他反对法国浮华夸张的戏剧。他创作了与图片中公元前1世纪雕像《拉奥孔》同名的讨论美学的论著。该书首次发表于1766年，全名为《拉奥孔，或论绘画与诗歌的界限》。希腊雕像描绘了拉奥孔及其双生子与大蟒蛇激烈搏斗时极度痛苦的死亡，为莱辛提供了批评一般美学理论的参照点。
莱布尼茨肖像
莱布尼茨（Leibniz，Gottfried Wilhelm，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外交家，17世纪为启蒙运动奉献三大理性主义体系之一的创始人。莱布尼茨具有火一般的热情，与伊拉斯谟、路德、歌德一样，是沟通德国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最伟大的架桥者之一。柏林、汉诺威、圣彼得堡等地科学院的建立，都与他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分不开。他平日竭力主张普及教育和科技知识，并为之奋斗终生。
康德像
康德（1724—1804），出身于一个马鞍工家庭。他是莱布尼茨的继承人，特别在和平主义思想方面。他在“关于永久和平”的论文中，提出裁军和仲裁思想，并向世界证明，在德国始终存在着厌恶战争，鄙视权势的人民。
与他同期，还有五位伟大的德国学者——莱辛、克洛卜施托克、赫尔德、维兰德和荷尔德林。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康德式的。
在国家与精神问题上，这五位作家走得更远，反应更强烈。他们公开地像一个世界公民般地生活。对于已经取得自由的外部世界来说，他们的祖国只有奴性和专制主义，他们鄙弃它，他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朋友。莱辛虽然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但他通过自己的作品歌颂了它。
荷尔德林在自己的一篇最重要著作《许佩里翁》（Hyperion）中，是这样来描写德国人的性格的，有人竟敢抄录了下述几段：
昔日的野蛮人，通过努力工作、专门技术，甚至宗教，变得更加蛮横了，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神圣的感情和生活的美好方面，他们的夸张、奴性、愚蠢，和像破罐碎瓦似的四分五裂，令人生厌……
这是一个很刺耳的字眼，但我还必须说出来，因为这是真理：我觉得再也没有比德国人更四分五裂的了。他们有工匠，但没有真正的人；有思想家，但没有真正的人；有神甫，但没有真正的人；有主人和仆人，年轻人和稳重的成人，但没有真正的人……
你们德国人喜欢死盯着一件需要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花这么多的时间磨蹭着干活儿，而很少有空闲和轻松。但如果不是他们缺少美好生活的全部感情，和把被上帝遗弃和违背人道的诅咒强加给别人，那么，很可能这一切也都在所不顾了……
克洛卜施托克从普鲁士逃到了丹麦，但在他60岁的时候，他公开对德国的暴政表示不满，并惋惜第一个升起自由旗帜的，不是德国人。在法兰西共和国授予他“荣誉公民”后，他感到德国的亲王和贵族抛弃了他，于是就依靠仰慕他的丹麦国王生活，后者给了他一笔终身用费。维兰德也写了大量歌颂法国大革命的作品，并且在大革命前就曾表示，他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不愿生活在腓特烈的大棒之下。但是，他们仍然被认为是德国人中间的伏尔泰主义者。
维兰德认为“唯一能使他免于感到出生在德国的不幸的”是他的文学。只有一次他是用高兴的语言说到过普鲁士，这是在另一封信中。他说道：“维也纳应该属于德国，就像巴黎属于法兰西一样，而我们大家应该住在维也纳。这将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
赫尔德是东普鲁士一个教会执事的儿子。在一个俄国军官的帮助下，他逃脱了他的校长及部长的鞭责。这个俄国军官在战争期间曾带过他。临走前，赫尔德被迫发誓，在达到服役年龄时，一定回普鲁士来。然而，他却定做了一枚钻石戒指，上面画着一只飞出了笼子的鸟。“七年战争”后，他把腓特烈大帝与古希腊国王皮拉斯作了一个比较说：“腓特烈和伏尔泰的哲学都扩散了，但是对世界的受害程度来说，腓特烈的命令比他的教条更有害。”
莱辛与克洛卜施托克一样，是在萨克森学校里受的教育。他是一个手工匠的儿子。他早年就对一切宗教没有好感。在胡登之后，他是德国诗人中第二个伟大的新闻工作者。他可以自由地追踪每天发生的大事，因为他不同于康德或赫尔德，有着教授的职位或传教士的讲台追着他回去，因此他能充分表现自己的世界公民的思想，创造了著名的名言“爱国主义是英雄式的弱点”，仅这一句话，就足以使他在德国，也许不止在德国，遭人憎恨。对于莱辛来说，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矛盾发展到了悲剧的程度；因为他在声称自己是法国思想家狄德罗的弟子的同时，又称自己为伏尔泰主义的世界公民，作为一个美学家，他反对法国浮华夸张的戏剧。他猛烈抨击“该死的普鲁士军舰”说，一个神经健康的人是不可能在柏林这样的城市生活的；同时他又在一个喜剧中赞扬德国知识界的精神，在这个戏中，他把腓特烈大帝时期的一个军官描绘为一个英雄，而剧中的恶棍则是法国人。他攻击褊狭的德国暴君的剧本只能拿到意大利去上演，他认为意大利是最值得崇拜的艺术之乡。他和犹太人相处得很好，他在《智者纳旦》一剧中为他的朋友摩西·门德尔森描绘了一幅肖像，这个剧希望世世代代德国人学会宽容。学校和剧院都能自由地宣传这种精神，因为18世纪的剧院，是具有启蒙思想的普通公民唯一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地方。
席勒问世——席勒的国际主义——沉思者和学者——流星
席勒（1759—1805），无论在声望和天资方面，都居于五位诗人之上。他的激情可能没有莱辛强烈，但他在戏剧方面的天才，却大大超过后者。他的作品影响十分广泛。他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在这方面甚至歌德也不能与他比拟。时至今日，他在德国舞台上只有一个劲敌，这就是莎士比亚。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的作品上演率最高，发行量最大，深受德国读者的欢迎。他在群众中的声望，挽救了因他的思想而引起的斗争。席勒创作上的光辉成就，在他的个人生活中早有预兆。
席勒的青少年是在“操练”和“奴隶制庄园”的恐怖气氛中度过的，因为他的父亲是符腾堡部队中的一名军医。他就读的学校由公爵直接领导。因此，他对专制主义有切身的体会，反抗性比其他五位诗人更为强烈。那位人们称之为“老英雄”的公爵，席勒一直为他服务到20岁。这位公爵并不比奴隶贩子好多少。席勒18岁时，写了一个剧本《强盗》，他偷偷地念给同班同学听，在学校里引起了轰动，因而不得不逃跑。在这部作品终于印刷成书后，他在扉页上题词“在暴君统治下”！这样，席勒的第一部作品与胡登的最后一部作品一样，题有共同的箴言。这部作品与其说是一部天才之作，不如说是一部幼稚的坦白，作者汹涌澎湃而又尚嫌混乱的思想，能不能得到很好的疏泄？如果席勒停留在这一步上，则他将与很多也具有十分天才的年轻人一样，虚度终身而毫无成果。
这是他平生的第一个危机。当时，席勒对爱情对生活懂得很少；而且以后在这方面也没有多少长进。他经历了两件性质不同的，得以疏泄他思想感情的事件。同很多天才人物一样，这个危机因一名妇女而得救了。在他快满三十岁时，席勒成了耶拿的历史学教授，在耶拿，席勒再一次显示了自己巨大的创造天才。但同时，这位花了十年工夫撰写第一部涉及社会内容剧本的革命青年，在远离法国之外，看到了巴黎的恐怖，而开明的魏玛公爵，此时答应给他200泰勒作为薪水，并给他充分的自由，他可以写或做任何自己高兴做的事。在他突然获得了充分自由的时刻，他遇见了康德。康德的道德观念同他的美学一样，给了席勒强烈的震动。当席勒读到艺术处于自由与天然之间时，他感到这些话就是为他而写的。
席勒像
席勒的作品，尤其是戏剧作品，成为德国自由文学传统的一部分，每部作品都以独特的方式考察了自由与责任、发挥影响力与被动接受、传统型与超凡魅力型统治之间的张力，其语言反映出席勒调和两个极端的愿望。他的最后一部剧本《威廉·退尔》最充分体现出上述特征。
席勒故居
席勒故居在歌德故居北边，步行只需五六分钟时间。1802年，席勒买下这幢三层小楼，和他的妻子以及四个孩子在这里一直生活到1805年他去世。在1826年他的妻子也去世后，这幢房子被出售，二十年之后，1847年魏玛市政府买下这幢房子，并且开放席勒书房，之后又开放了阁楼的全部房间，以此来纪念席勒。故居的其余部分被作为德国席勒文化交流的场所，也作为歌德文化交流场所。
这时，席勒患着肺病，禁止参加一切过分紧张的活动，但却使他纵情色欲，从他的作品缺乏使人信服的女主角来判断，他在这方面的生活想必是很贫瘠和空虚的。与此同时，他那专横的性格，他对美的爱，以及一切讨好奉承的语言，使他得意忘形，自命不凡。虽然他仍然很穷，不得不寻求丹麦国王的资助，后者曾在一封信中，答应给他薪俸，但有时，席勒同时与三个妇女同居，她们要求马车、用人、应酬，开支惊人。席勒酷爱写诗，但他终于毅然改变这种生活，安静下来潜心学习。席勒始终未向任何一位亲王做过妥协，但他后来转而对革命不满，与康德、路德不同的是，他公开说出自己内心的思想。
这个中间立场，有助于诗人的创作。这个立场也为后来的德国人采纳，用来对待布尔什维克主义。即使在他最成熟的作品中，席勒也从不失去青年人的勇猛和同情心。可是，一般人随着哲学观点的成熟而出现的软弱性，他却在三十几岁就出现了。但是他始终是一个世界公民。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明是他那八部历史剧。其中七部写的是外国，只有一部是写德国的——《华伦斯坦》；即使《威廉·退尔》也不能确切地认为是德国人。席勒的一切教导浸透着宽容精神，反对极权主义，颂扬国际主义，希望人类能兄弟般地和睦相处。这位德国最著名的诗人，即使在他看到“帝国”被分得四分五裂和拿破仑对德国取得了第一次胜利，他也不十分激动，因为他感到德国的使命不在于统治阶级，不在于普鲁士，而在于康德、贝多芬——也可能在于他自己。
席勒的骄傲的举止，他的视群众为陌路人，以及他作品的缺乏群众性，这一切都使他有时看起来像个朝廷命官；德·斯坦尔夫人发现，官服穿在他身上，比穿在歌德身上更令人悦目。他不断得到魏玛君主给予他的贵族特权，并被授为法兰西共和国名誉公民。他一生所写的作品，始终保持对自己的真实，其中包括自己改变了的观点，年轻时期火一般炽烈的雅各宾观点，逐渐转变为苍白的诗人哲学家，这一变化远比路德当年所出现的同样变化，其有机性更为深刻。席勒生前最后几年，内心经历着剧烈的波动，他为他的同时代人提供了一个身陷激烈纷争而又能一次又一次战胜致命疾病，继续努力不倦工作的英雄形象。在这一切考验中，这位天才人物学会了如何去忍受最难以忍受的事：同自己身边一个伟大人物相处。
席勒早年的一些书信透露，他一度憎恨歌德。然而这种憎恨后来转变为友谊，正如他由勇猛好斗转变为心平气和智者的态度一样，这种变化隐藏着一种悲剧，一种特殊的席勒悲剧，它鲜为德国人所知。假如这种事件发生在德国皇帝身上，它将被一个陈腐的传奇故事所排挤，而歌德为了把席勒的长处表现出来，却把这个传奇故事编得合情合理，人人都能接受。今天这两位诗人并排地躺在地下，他们的青铜棺材挨得如此之近，甚至插不进一只手去。从他们的友谊中，歌德得到的好处已显而易见；而席勒，无论在他生前或死后，所得的好处是难以估测的。
两颗伟大的头脑以极佳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了，沿着这种形式，德国人的性格不断发展：沉思者和空想家，玄学家，冷静的学者和戏剧思想家，热情奔放的创作者，不断地结合。席勒做什么事都凭一股热情，他在把德国人的能量与幻想融化在一起，使之产生更大的力量。他更具有代表性，更高于歌德。的确，两个人比较起来，作为德国人，席勒更具典型性。德国人也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因此席勒成了他们最喜爱的诗人。席勒生活在德国人的心坎儿里，他是德国人自由的代表，因为德国人心目中的自由，就是一座自由的文艺女神。他们梦想她，犹如一个穷人，一天夜里，突然梦见自己与心爱的姑娘手携手地在一个富人绚丽无比的花园里漫步，不远处有一道篱笆拦住了他，突然，一道大门打开了，他赶快逃之夭夭。歌德是不会给人以这种遐想的，他从来不能在不谈自我的情况下谈理想。席勒给人的感觉虽然比较抽象，但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憧憬，这种美好的憧憬，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希望，去遐想。因此，席勒离人们的思想感情更近，他不断地给予人们一些他们还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有时他们甚至想都没有想过。
“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民族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席勒写道。“大多数德国人从来不信赖他们的统治者，他们远离政治，有自己的价值观；即使皇帝垮台了，德国人的尊严也不会受损害。进一步说，假如政治结构动摇了，精神思想只会越来越坚定和美好。”一位法国伟人后来充分肯定了德国在这个时期的作为。“能够发现普遍的思想，这是德国知识分子的能力。”泰恩（Taine，1828—1893，法国历史学家及批评家。—译者注）写道；“德国人在1780年到1830年提出了我们时代的思想。没有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时期，能出现像德国人把思想发展到如此高度的能力。”
从康德、赫尔德到席勒、歌德，他们的思想是对七位音乐大师（这位法国人甚至没有提到他们）的补充，这个时期，德国天才在世界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歌德和席勒，莫扎特和贝多芬，在21年中先后出生。类似天文学家的流星曳光，有时能预测未来，虽然几乎没有哪一个天文学家记录下来过类似的现象。
我们马上就要触及德国人中的最崇高的人物了。
德国之巅峰——新的语言——歌德对自然的信念——歌德的内心斗争——从政——关于美洲——世界主义——歌德论德国人——德国人的脸谱——歌德与妇女——歌德的作品难为人知——不安静的德国人
歌德（1749—1832）是德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即使全世界，也只有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建筑家及工程师。——译者注）堪与之相比。他的精神气质方面的祖先一直可以追溯到地中海的彼岸，柏拉图和阿基米德信步漫游过的地方；这一家族在衍殖过程中，一定在母系方面发生过问题，以致把世界上离奇和邪恶的德国人的血液带入这一家族来。
英国曾经诞生了伟大的剧作家；法国在更大的范围内出现过两或三名哲学家；至于德国人自己，至少莫扎特的和谐情感，在歌德身上有所体现，虽然这只是在他的晚年而且分量很轻。
在他的一生中，为什么没有固定的追求？他花在创作上的时间并不多，倒情愿通过创作来发展自身，不管自己的作品是否完美，也不管能否为别人所理解。他一会儿研究自然，一会儿从事政治；一会儿对哲学感兴趣，一会儿又热衷于工艺；一会儿崇尚思想，一会儿又投身于行动，飘忽不定，周而复始。他与达·芬奇相同的地方是，什么事情都希望亲手尝试，无止境地追求新知识，因此，他涉足的领域几乎与达·芬奇一样多。但是，与达·芬奇不同，他不满足于只在自己的日记里有一些摘记，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多部门活动，从无止境。随着年龄的增长，热情越来越高，他自己也估计不到，他能活到如此高龄。歌德从来也没有期待过这样的希望，即希望自己的生活属于艺术，但事实却使他达到了这一目的。
如果世界最终认为他是一位诗人，达·芬奇是一位画家，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因为他们两个人都使艺术的一个部门得到了完美的发展，并流传后代。但是，如果只是他们的绘画、诗歌、小说和剧本被留存下来，他们也不可能像今天那样饮誉天下。他们之所以如此受到赞美，是因为他们是属于全世界的，是因为他们除了有特殊的艺术天才外，还是预言家和圣贤。
亚里士多德、培根、孟德斯鸠、伊拉斯谟都是世界性的人物，但他们缺乏把某一种艺术使之尽善尽美的特殊天才，而这正是可以解释歌德和达·芬奇为什么在其他方面不能达到如此完美的原因。能为他们的世界性提供一个例子的作品是没有的，一幅简单的画，一首三十几行字的诗，他们的一切，似乎通过非凡的天才，表现得栩栩如生。但达·芬奇和歌德的有形的艺术天才，是同无限的探索与实践结合在一起的。
这里又一次表现了，歌德希望在各个方面不断追求，扩大，为他那无止境的抱负，使任何一门他追求的学问不断向更高层发展，直到最后能以完美的形式向后人流传他的经验和体会的事实。在他的诗作里，他向世界表现了他的聪明才智，在这方面，即使康德、亚里士多德也不能完全与之匹敌，后者的才智必须通过别人的解释；而歌德的律诗，如《浮士德》，人们可以成句的摘引，但却很难转译。
在这方面歌德自己必须首先创造一种表现方法，犹如达·芬奇不断地用颜料做试验一样。歌德在莱比锡当学生时，受当时的影响，也以德国的风格——一种可以与百合音合拍的陈腐的格律进行创作。只是后来，他21岁在斯特拉斯堡，在真正为自己的激情所冲动时，歌德就几乎在夜里就开始用一种能充分表达内容的新德语写作，他写了十几首不朽的诗作，几年以后，还用它写了《浮士德》和《少年维特的烦恼》的第一场，同时还写散文和诗歌。这是继路德三百年后和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威特六百年后，德国语言得到的第三次发展。三位大师在以拉丁文或法语为艺术形式，使德语更自然和生动方面都有所突破，歌德同他的前人路德一样，用他年轻的双臂，力搏急流险滩，不论深邃细流，还是奔腾大川，他都逆流而上，不断奋勇前进。
路德的动力来自人民，歌德的动力则来自大自然。他不十分关注人民，也不去注意各阶层人民的性格特征，在这方面莎士比亚要比他强得多。歌德描绘人物着重人物本身，与荷尔拜因一样，他不用环境来烘托人物。他与学院派强调背景，解释性格的做法毫无共同之处。但歌德同时十分重视学校教育，他的一些相当现代化的主张，仍为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所接受。但歌德不太涉及社会问题，因为他相信自然的力量要比社会的力量强得多。正如他对待自己一样，他希望多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尽可能地使自己的天资才能发展到最高水平，因此他对待他的人物也尽可能地保持他的内在的本质。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持久的信念，都有积极因素，不断地加强他们内心的这种力量，这种孜孜不倦的努力，使歌德生活得很充实，使他永远感到有生命力。
歌德像
歌德，德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自然科学家、政治家，德国最伟大的作家，迄今为止最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之一。
歌德故居会客室
和这信念抗衡的是他内心情感上邪恶的欲念。他承认并认识到这些欲念的力量，只是在它们危及他整个生活结构时，他起而与之斗争，他给他年轻时期的一个朋友写道：“你的一切思想并不能使我离开真实，就像大自然一样，有好的，也有坏的。”不久，他就写下以下这样的诗句：
两种不同的声音在呼唤，
一个减弱，一个增强。
一个被压下去，另一个就升起来，
强缠着你，使你网陷。
感谢上帝，他把你压下去，
感谢上帝，他又使你复活。
因而，歌德从不像莱布尼茨那样乐观，后者认为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出现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一个了。在他一生中，他从未有过一次感到自己是上帝的宠儿，或是半神半人的人物。是德国人错误地把他描述为年轻的阿波罗和年老的奥林匹斯山神，实际上，歌德年轻时也为情欲所驱。他在这方面的性格更接近贝多芬，而不同于莫扎特。
在他年轻的所谓“风华正茂”时期，一切有天才的年轻人常常以泰坦自居，锋芒毕露，狂妄不羁，歌德一度也追逐时尚。但是正如伟大的革命家或军人，时刻铭记着自己使命在身，即使青年时期，也总和自己的同伴们保持一段距离，歌德在二十五六岁时，就头脑比较清醒，认识到自誉泰坦的危险。当时他是五六个才华出众的青年人之一。后来唯独歌德脱颖而出，居众之上，这完全是靠他自己的努力。没有任何其他一个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在依靠自我奋斗，而不仅仅依靠天资聪颖方面，能比得上歌德的。歌德的升起，部分是由于他的天赋，更主要的是他的责任感。在这方面，他也许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新教徒；至于其他方面，他又与新教徒毫无关系。
歌德关于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种冲动力的信念，逐渐成为他一生内心始终有两种声音的对话，他把这一对话写进他的主要作品里。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从来不只是一个主角，而总是两个，两个互相对立着的角色，彼此具有战胜对方的独到之处。当这段对话出自一对妇女时，它变得格外尖锐，歌德对妇女性格的理解，比任何一个德国人更深刻。他对激情有亲身的体会，并对其进行分析，而席勒更多的是受思想的支配。歌德一切从自然和经验出发，反对形而上学；他也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妇女的心理，就像他研究植物、动物和矿物一样。他对性欲感情的分析，要比现代心理学家高明得多。
作为一个诗人，他总是通过写作来求得自己内心斗争的平衡。他像水手那样，一次又一次地，顽强地去通过那些众所周知的暗礁，以亲身经历其艰险。因此歌德最懂得男人的欲望，从生理上给予正确的解释和给予应有的地位。他内心的这种斗争，通过浮士德的独白和浮士德同靡菲斯特的对白为世人所周知。正是这部《浮士德》表明了歌德是如何对待人类内心的斗争的，他绝不同意理性可以轻易地使人战胜邪恶。发生在浮士德灵魂深处的上帝，同撒旦的这场赌博——歌德取自古代的民间传说，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只是在最后一刻，通过天使设下的陷阱，才使浮士德处于有利的地位。浮士德通过天使的话证明了自己的权利：“只有通过自己艰苦努力的人，我们才考虑给他补偿。”
当这部著作最后达到圆满结束时，歌德已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上走了80年了。但是，他还时常沉浸在年轻时期的感情里。上了年纪的歌德，就像一座火山，火星似乎快熄灭了，突然又喷出新的火浆来。因此，只有参考了歌德每部著作的写作年代，才能理解他的作品。他的全部作品犹如一部伟大的日记。与浮士德一样，他像着了魔似的，受好奇心的驱使，希望从各个方面去看世界。因此，年轻时，他什么事都希望试一试。把德国的历史区分为两个很不平衡部分的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冲突，在歌德一生中，达到了最高峰。他进行了很多尝试，希望政权与思想之间的矛盾得到和解，但他完全失败了。
《维特》（指《少年维特之烦恼》。——编者注）出版了，年轻的诗人突然名噪一时，魏玛公爵召他去宫廷，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一位聪明的年轻的德国亲王，居然承认一个普通的诗人的天才，并且在新思想的影响下，在大革命的前夕，决定走新的路子；也许他还希望在自己小小的领地内，取得人民的信任，这恐怕是他召见歌德的动机。歌德有自己的信念，他并不计较在什么样的国家工作。他只希望得到一块石头，在这上面他将雕琢出自己的思想。他是法兰克福一个普通公民的儿子，他的父亲并不富裕，但却对儿子的教育花了很大的心血。他生活在赫尔德、克洛卜施托克、莱辛的时代，他们的革命思想经常触动他的心弦，他自己当时又年轻，充满狂热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一切，出身环境和性格，使他敌视一切特权，很自然地为人民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思想所吸引。
当时他27岁，突然从一个尚无基础的作家和律师投身于一个小公国的国家事务中去，担任大臣，满怀改革信心。由于大臣和国王都很年轻，特别是这位公爵对于国家大事远远不如对于女人和享乐那么感兴趣，因此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很快就遇到了阻力，他们两个人都受到容克地主和其他希望分享权力的人的攻击。不久连这位公爵也站到反对歌德那一边去了，因为他反对公爵挥霍浪费，甚至限制他毁坏农民庄稼的猎射野猪的活动。
可以想象，歌德的一切改革建议都没有得到成果，因为这是在德意志帝国的一片土地上进行的，这个帝国当时正由三百多个反对社会进步的亲王统治着。数年之后，歌德在失望之余，实际上已处于半退休状态，他开始从事各种他感兴趣的活动。他操练士兵，编辑杂志，领导剧院，搜集头盖骨和各种肢骨，组织图书馆和博物馆，发表演说，创作露天剧场剧本，他希望通过这些活动使自己从事多样性工作充满信心；而这一切是在一个小小的，充满闲言碎语的城镇中进行的，他既受到恶毒的同僚们的攻击，也受到好心的朋友们的劝阻。
歌德就在这种情况下大约牺牲了十年光景——从25岁到35岁，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为了实现他以思想精神治理德国的一种尝试。其结果是他当过外交官，为了某些方面的成功，不得不在很多方面让步；当过财政大臣和国防大臣，不断地生气、浪费时间，荒废了写作，但同时，他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并感到，他已能从社会的角度，对自己已经学习和研究过的自然科学加以比较和补充。歌德在为魏玛公爵服务期间，偶尔也很得意，作为一个哲学家和作家，他从中获得不少养料，亲眼目睹国家结构的内幕，使他得以为以后的《浮士德》第二部及其他作品搜集到不少资料。
就在这个时期，歌德开始潜心研究国家的性质，经过自己的亲身体会及学习，他最推崇的是美国。
他在19世纪关于社会生活的预言，很大部分在20世纪中叶得到了实现。这种社会生活是建立在自由和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他在24岁时，开始涉及国际主义，那时他写道：“法国人，从头到脚，就和德国人一样简单”；可是到他80岁时，他写道：“我，一个只认为文化和野蛮主义是重要事情的人，怎么会憎恨法国呢？民族之间的仇恨，文化水平越低的地方，这种情绪越大。一旦你超越民族界限，与你的邻邦同甘共苦，把他们的不幸和欢乐当做自己的事，一切仇恨情绪就会消失。”
在他三十七八岁时，歌德感到国家事务形将无法驾驭，他就跑到意大利去了。在那里，他休息了两年左右的时间，才从社会生活，特别是德国那样的政治生活中摆脱并恢复过来。
歌德对德国的失望程度，比任何其他思想家都更严重，因为他曾经亲手引导过她的命运。没有人像他那样深刻地分析过德国人的性格。我们必须把精神思想和国家政权分开，这样才能看到，为什么从路德到歌德，从席勒到尼采，这些德国的知识分子，著名的艺术家，改革家和革命家，怀着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更为痛切的心情来分析自己的国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被允许分享他们的权力，哪怕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由一群愚昧无知的皇亲国戚和容克地主统治着。如此，德国的思想家站在一个大马戏团的篱笆外面，双手插在口袋里，从缝隙中看着那些企图用枪和鞭子驯服和控制野兽的人，不禁发出轻蔑的嘲笑。
歌德对德国曾经发表过很多看法，现摘录其中片断：
每当我想起德国人，内心常常感到十分痛苦。作为个体，他们十分令人尊重；但是作为整体，却令人感到十分讨厌。尤其是当我把这个民族同其他民族比较时，悲哀之情更油然而生。我曾经为自己找过各种解释，希望克服这种心情。结果发现寄希望于科学和艺术是最好的办法，因为科学艺术是属于全世界的，在它面前，民族之间的障碍消失了。但这是十分可怜的安慰，无法同因属于一个伟大强盛令人敬畏的国家而骄傲的心情相比。德国微不足道，但德国人却了不起。德国人幻想把这种现象颠倒过来，同犹太人一样，为了世界利益，把德国人分散，移植到别的国家去，把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选拔出来。
德国人有一种特别的性格，从来不会顺顺当当地接受旁人向他们提供的东西，如果你授予他刀柄，他会说，刀柄太钝了，如果你授予他刀刃，他又会大叫起来，说这要伤害他。他们阅读了大量大量东西，但他们缺乏接受新形式的能力，但在他们对一个事物熟悉后，他们确实很聪明能干，叫人称羨。
德国人往往有一种理解事物比别人迅速深刻的办法，有时人们花费一生的精力，也比不上他们的学习效果。我很担心，他们将错误地估计自己，相互蔑视，失去了解彼此的时机，或相互迫害和残杀。
这些北方的子孙来到意大利，但是他们最能做的事是使狗熊用后腿站起来；如果一旦他勉强地学会跳舞，他就会认为，一切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从一切迹象来看，生活在柏林的那些人，是一支厚颜无耻的部族。跟这些人讲客气是没有用的；为了不使自己遭灭顶之灾，你有时不得不出言不逊或有意粗鲁相待。……
经过与别的国家比较，歌德对德国的观点日趋成熟。他喜欢意大利，各个方面都受它的影响。在他有生之年，他一直不喜欢萨克森的气候，在他的记忆中，甚至他的故乡法兰克福，都奇妙地变成了天堂，因为法兰克福比较温暖，欢快，相对来说土地比较肥沃。随着岁月的流逝，他越来越喜欢古玩，因此，在意大利时，他也喜欢希腊，喜欢那里的自然条件，它的艺术，瓜果和人们。说实在的，他在意大利没有怎么学习。像他那样天生的诗人，总期望着那为自己带来一切的世界，同他想象中的一样美丽。为意大利唱尽赞歌的可爱的孩子和古代的半神半人，在诗人看到了，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他无时无刻不在梦寐以求的湛蓝的天空之前，就已经被创造出来了。坐在罗马别墅的公园里，在南方柏树的丛影下，他为《浮士德》写下了典型的德国《魔鬼聚会之夜》。回到家里，他仍会再一次地为丧失了40年观赏美景的时间而惋惜，并且甚至说：“比起意大利人的脸来，很难从德国人的脸上看出上帝造人的艺术。”
歌德和席勒像
图为魏玛国家剧院前歌德与席勒雕像，他们两个人是魏玛的两位文学巨匠。
歌德在这里很可能是指女人的脸。因为很明显，他从罗马带回来的，送给他心上人的模型，是一位罗马妇女，他的心上人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他后来同她结了婚，他们的爱情生活维持了25年。歌德被认为是妇女的宠儿，其实这是不公平的，歌德常常被女人遗弃，而不是歌德抛弃他们。歌德喜欢南方类型的妇女，几乎他周围的女性，看上去都出生在地中海，而且他们大都出身于中产阶层。认为歌德热衷于仕途的说法是经不起驳斥的。很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他的妻子就是一个穷苦做花的姑娘，他的最好的朋友，一个来自中下层，另一个是一位瓦匠。歌德生平交结的女友中，只有一个出身贵族，这就是冯·施泰因夫人，这位夫人对歌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重要的影响。
一般来说，德国人比较世故，因而不太懂得爱情；因此它的历史也不像别的国家那样充满风情的色彩。无论在它的社会生活还是文化生活中，都缺乏可以成为传奇故事的爱情资料。在德国的历史上，人们找不到伊丽莎白和埃塞克斯，找不到莎士比亚和桑尼特夫人，找不到两位布朗宁夫人，找不到路易十五和蓬巴杜、乔治·桑、但丁和比阿特丽克斯、弗朗西斯哥和保罗。甚至在德国古代传说中，也只有克里姆希尔特和布伦希尔特那种只知仇恨的妇女。只有少数德国亲王撰写的回忆录，有风流逸事。但是除了玛丽亚·特蕾西亚外，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妇女对德国的社会、政治有过任何决定性的影响，对德国的艺术也几乎找不到一个例子，唯一能使人想起的是贝多芬的鲜为人知的情人；无论是女男爵维特赛拉，还是科西玛·华格纳都不是德国人，可能玛特希尔德·维森冬克也值得一提。
在德国的全部历史上，只有歌德的一生提供了一对情人。他对夏绿蒂的爱，倾注在《维特》一书的主人公身上，而他对冯·施泰因夫人的钟情，则在他们两人的通信录上——一部留传下来的伟大文献，有详尽的描写。他们是一对孤独的德国人，他们憎恨宫廷生活，憎恨政治生活的坎坷，他们希望摆脱德国农村的清冷和淡漠，向往南方和古风，崇尚希腊的美丽、法国的思想精神和意大利的欢快，与此同时，忘却自己同胞的愚蠢与野蛮。在他们的关系中，这位善于自我克制的妇女是精神上的领袖，而年纪轻得多的男士却柔情满怀，常常处于被安慰和引导的地位。
非常奇怪，歌德虽然是个德国人，但却总与自己的同胞有一定的距离，同时也不像莎士比亚和但丁那样为世界所震惊。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一百五十多部著作，只有不到二十部被译成别国文字。《浮士德》这部德文的民族诗剧，只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才把它译成法文。歌德始终不能像莎翁那样，把自己的全部杰作向世界推荐，正由于此，也和达·芬奇一样，其影响从来没有达到过拉斐尔影响的深远程度。
更值得提到的是，甚至德国人也只知道这20部著作。比之席勒作品的主人公，歌德塑造的人物鲜为人知。歌德的与席勒相仿的全部剧本至今搁置在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荷兰等德国本土以外的国家。青年时期，他在一个剧本里塑造了德国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晚年，在他的长篇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里，他描写了德国小城镇的生活，但是由于他用了完全不对德国人口味的六韵步诗体，作品的流行受到了限制。歌德三部伟大小说的主人公，或者他的诗，除了那些进入音乐领域的，从来没有进入过德国人的内心生活；曾在国际上风靡一时的《维特》，今天读起来也很艰涩。唯一使歌德与德国人联系在一起的是《浮士德》，这部作品确实家喻户晓，这部爱情悲剧通过诗歌、绘画、音乐、戏剧、歌剧、书籍的形式，成了德国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但并不是这个爱情故事本身感动德国人的。这是因为歌德把德国古老的历史人物浮士德博士同魔鬼打赌的故事，根据欢乐的德国狂欢节的形式，改编为游行剧，深深受到德国人的欢迎。他把妖怪、神仙、魔鬼、精灵，都写成德国人日常遇到的哲学问题，什么是可以做到的，什么是被禁止的，什么是可以获得的，什么是需要经过斗争才能获得的，这些问题一直在牵动德国人的神经，犹如一度在路德餐桌上的话题，从信念到疑虑到人的本身，范围十分广泛，而《浮士德》恰恰反映了德国人的全部希望。
对歌德自己来说，他在两个主要人物的身上都看到了自己。他既是浮士德，也是靡菲斯特，一个毫不比另一个逊色，正由于此，他抓住了德国人所缺乏的东西：内心的充实的安全感。人们确实也可以说，浮士德的问题，也是歌德的主要问题，也是他年轻时期的初期作品，和八旬以后老年时期作品的主题，即追求片刻幸福的问题。这是哥特人、北欧人、日耳曼人不能保持片刻宁静的性格，使他不能像南方人民，气候和性格所赋予他们的那样安闲地生活。他在热情面前犹疑不决，他害怕作出决定，他年轻时期希望冲破的四个牢笼，后期又继续维持和它们半死不活的关系，而最主要的，也即他自己提出的，永远无法解决的，关于片刻的幸福为什么不能保持住的问题，这一切都是因为深重的北欧人的性格决定的。在这些矛盾面前，贝多芬总是能在他交响乐的尾部，以愉快的音符给予圆满和谐的结局；但歌德不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摆脱矛盾，因为他对于真理的热爱，远要比他创造美好生活的意愿强烈。
但是，他还是找到了解决矛盾的办法。这就是同伦勃朗一样，在光明的旁边总是画上一道阴影；这就是靡菲斯特对浮士德的诉苦和问题给予的嘲弄性的回答；这就是上帝和无止境欲望的泰坦之间的竞争，这就是他决心献身于研究一切自然现象；这就是他六十年来不倦的努力和献出他认为是自然赋予他的一切才赋。
德国人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这是使德国人无法享受生活，享受和谐的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使德国人的行为有时表现为兽性有时表现为奴性，这一点在《浮士德》作品中占有很大比例。这种永不休止的不满足，不愉快，歌德只有借工作来平息。歌德一生中能平静地享受生活的日子很少，他享受到真正的和谐，严格说只是在他60岁写了光辉的《西东诗集》的篇章以后。
在不断的内心震动和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中，在围绕着驱使路德一度出家又还俗的哲学和生活的斗争中，由德国土地培育出来的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是个典型的德国人。
让我们暂且留在他的50年代。当时，德国思想界处在它的全盛时期。歌德、康德、贝多芬亲耳聆听到迎来一个新世纪——19世纪的钟声；听到这一钟声的，还有席勒、赫尔德、海顿，以及年轻的天才舒伯特、洪堡兄弟、荷尔德林、叔本华和黑格尔等。
但是，在这以前不久，波拿巴将军在巴黎夺了权，他正准备扬法国新思想的东风，凌驾整个欧洲，如果德国思想界坚持自己的道路，也许德国得以拯救。如果它再一次屈服，向暴力低头，那么它至少要为取得对外成功付出导致内部衰落的代价。
欧洲在危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