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路德到开普勒（1500—1650）
关于宗教改革只有一件事是饶有趣味的，这就是备受人们赞美的路德的性格。其他一切则是一片混乱，至今令人忧虑不堪。
——歌德
浮士德博士——天才和神秘主义者——苦行狂——耻辱柱和女巫
在一间烟雾腾腾，摆满各种颜色曲颈瓶，大肚子烧瓶地球仪，图表和骷髅骨架的书房里，坐着一位满脸胡子的男子，他穿着一件灰色长袍，饱满的额头上一头乱糟糟的头发。他不停地翻阅着摆在他面前的手抄本书页。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当他停笔凝思时，他的眼睛里放射出时而明亮时而暗淡的神色。他的强有力的身躯站立起来，迈着大步在室内来回走着，有时突然停止，扶椅凝思，一会儿又瞧瞧周围，似乎在寻找逃出这间土牢的出路，这种神情举止，无疑令人感到他是一个疯子。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他。在他的身上交织着本能的欲望和意志的力量。在凝结着千思万绪的书房和满园春色窈窕淑女漫步其间的花园之间，在歌声和斗争之间，在力量和美酒之间，跳跃着一颗永不休止追求通往更高境界和探索生命秘密的心扉。在这位哲学家身上，两种东西在他的灵魂里不停地斗争着。随着欲望的冲动，他会情不自禁投身到眼花缭乱纸醉金迷的现实世界中去，而在同样热情的驱使下，他又会急急忙忙回到自己的书房去，继续研究攻读，而每一次的情绪变化都是那么强烈，无法克制，对他来说，永不满足，不断追求就是幸福。
他是一位幻术师，又是一位星相家，在追求上帝的同时，又是魔鬼撒旦的门徒，他信仰上帝同时又怀疑上帝，他研究世界，同时又不断地解剖自己，这位永远在探索的分析家，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满足。他是一个脑子里永远充满问题的德国人，就像哥特式建筑的塔尖永远向上，向上，而不会回到地面上来一样。他就是我们的音乐所要启示的一种精神力量，尽管音乐本身从来没有占据过他的心房。对，这就是浮士德，德国人灵魂的最大象征，一个永远得不到宁静灵魂的活生生的证明。
但是浮士德不是一个神秘人物，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一个医生，一个自然科学家，一个炼金术士，一个星相家。他出生在1470年的施瓦本。据说他在维尔茨堡表演过基督奇迹，在维滕贝格吹嘘说，皇帝那次在意大利获得的胜利，是他施展了魔术的结果。在他死后40年，这个德国魔术师的故事就被马洛搬上了英国舞台。早在歌德时代很久以前，浮士德的传说已被描绘成德国人的性格而流传于世界，似乎在此以前或以后，除贝多芬外，还没有一个人提供过这种典型。哥特式的大教堂和伟大的思想家在其他国家也可以找到；这两者表现出来的精神并不局限在德国。因而无论是斯特拉斯堡大教堂，还是康德，甚至巴哈或者歌德都没有如此有形的代表德国人的独特性格；无论是德国皇帝、预言家，还是艺术家，都没有把他个人的性格如此深刻地铭刻在世界的道德观上，甚至路德的形象也没有成为传奇式的故事，对外部世界来说，腓特烈皇帝和俾斯麦只不过是国家的代表人物，而不是人类的公共财富。那么，为什么这个宣布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撒旦的魔术师却能毫无疑义地以德国的天才征服了世界呢？
歌德像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1749—1832）是德国伟大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主要作品有剧作《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小说《亲和力》、《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诗剧《浮士德》等。《浮士德》是歌德的代表作，这部诗剧取材于民间传说，主人公浮士德的一生是自强不息、勇于实践、追求真理的一生。
因为在他身上集中了德国人精神世界的主要因素：雄心勃勃，又时有怀疑；坚信奇迹，又——人们几乎要说，富于浪漫主义。对于永远也不会成为信念的无穷世界的追求，以及思想上从逻辑，清醒到神秘，不可知的不断变化飞跃，这是德国人在思考问题和驱除恶魔中的两股同样的力量，构成了德国人内心世界，他们对外梦想统治世界，对内转向音乐。
当时正处在反抗宗教的改革时期。怀疑又同时渴望探索上帝的秘密，驱使浮士德以自己的灵魂与魔鬼打赌。
他希望能与上帝平等，希望探明自然的秘密，这个愿望驱使他向魔鬼投降，答应从事破坏。这一说法甚至见诸最古老的关于浮士德的书。在一本古代版本中，浮士德死时留下了以下的豪言壮语：“我死了，我是一个坏的同时又是一个好的基督教徒。”路德几乎也以同样的语言写下了他的遗言：“天上，人间，地狱，无处不晓。”200年以后的歌德也称他自己为“又好又恶，就像大自然一样”。
对于生活的双重性，这三个德国人作了勇敢热情的公开承认，他们几乎选择了同样的语言，表明了德国人的天才和悲剧。
这一切显示了人性的真谛。浮士德博士与路德、伊拉斯谟（Emsmns，1466？一1536，荷兰学者。——译者注）是同时代人，甚至传说的故事也符合他们的情况。这三个人都和魔鬼打交道，以不同的手段、信仰或知识和魔鬼作斗争，只有伊拉斯谟获得解脱，得到了特殊的圆满结果。
在浮士德的前后，有很多杰出的德国人追寻过同样的道路，人们也许会说，浮士德是处于神秘主义者和巫士之间的中间人物。
《浮士德》插图
歌德的著名长诗《浮士德》表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一主题。浮士德的形象具有较高的哲学含义。这主要表现在著名的“浮士德难题”以及面对这种困境所表现出来的“浮士德精神”上。歌德以深刻的辩证法意识揭示了浮士德人格中的两种矛盾冲突的因素，即“肯定”和“善”的因素同“否定”和“恶”的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发展历程，更以乐观主义的态度表现了浮士德永不满足，不断地克服障碍、超越自我，“不断地向最高的存在奋勇前进”的可贵精神。“浮士德难题”不仅是德国人的难题，其实也是人类共同的难题，它是每个人在追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时都将无法逃避的“灵”与“肉”，自然欲求和道德灵境，个人幸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两难选择。
回溯到13世纪，斯特拉斯堡的艾克哈特长老是神秘主义者中间最有效的传教士，他很少宣传教会和教义，但对信仰却心醉神迷，深信不疑。富于想象的德国人当他们沉浸在一片神秘主义的海洋中时，充分表明他们具有适宜这种环境的气质。但是也有过分的行动，因为只有少数人能够像艾克哈特那样聚精会神，沉思默想。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浪迹全国，自我鞭笞，以表示忠于自己的信念。这种过分的行动与在莱茵河畔疯狂乱舞的男男女女，用自己的脚践踏自己的行为，也只一步之差了。
异教徒与基督教徒的风俗习惯至今仍非常接近，中世纪盛行的殉葬，今天仍可在德国北部地区发现。膜拜圣石，向飞鸟与月亮卜卦，迷信，在教堂里陈列着圣者的肢骨仍历历可见。过去是精灵鬼怪凌空而过，现在是妇女在妖巫的安息日里拿着笤帚到处乱打乱扫，或者是一个被砍了头的圣徒，用手捧着自己的脑袋，黑夜里在某处显灵，表示他希望在某地修建一座教堂。从古老的条顿人开始，德国人一直对大自然怀有深刻的感情，至今仍然是区别德国人与别的民族的标志。这种感情表现在音乐和歌曲中，也表现在驯鹿与驯鸟中。一棵古老的栎树，可能会因为它旁边的一棵树被砍下来做了十字架而在一千年后的今天仍然被人崇拜着。
苦行主义，迷信，神秘主义盛行的结果产生了巫术。巫术似因其含有启蒙的光辉而得到了发展，但真正的高潮是在公元1600年以后。这可能是德国人热情中的最邪恶部分。今天在一些被奴役的国家中少数圣职人员受到同样的鼓励，少数起来反对的人，往往受到宗教审判，生命受到威胁，如阿格利巴、魏耶、史庇，一个人类学家，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基督教徒，他们的名誉今天应该予以恢复，这些人都是德国西部人。
查理曼九世时，暴行受到禁止，但11世纪格列高利七世又复兴起来，一直延续到17世纪，其程度比以往更加恐怖残酷。今天，当人们读到由两个多明我会修道士写的《巫士的锤子》一书时，只能用性虐待狂来形容其残酷和无耻。这是一本秽淫的描写恶魔如何淫虐妇女，如何使用一切手段，迫使妇女坦白她们的罪行的书。瘟疫、性病因而蔓延滋长。在酷刑面前，妇女被迫诬陷其他清白的人。由于王亲贵族、司法人员，甚至老百姓都没有起来反对这些女巫法庭，这样的审判一定被认为是一种公众正义可以接受的形式。
难道这些占有了妇女的魔鬼与古条顿的女祭士妖妇不只是一步之差吗？这个比任何其他白种民族国家更长期的要求人类作出牺牲的国家，只不过改变了一下术语，继续牺牲它的女巫。编年史记载说，酷爱恐怖的本性使得人们头脑发昏，失去控制。这也影响不了教士，例如在科隆，甚至异教徒也可以参加辩论。从1593年到1597年这五年内，特里尔一地就有306名女巫被烧死。欧洲任何其他国家不能与其比拟，说明残酷是这个国家的民族性格，是两千年来不断从事战争所培养出来的热情。被绑在耻辱柱上烧死的清白妇女的尸体不仅仅意味着恐怖，因为明天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得此下场。这是人民喜欢看到的战利品，就像古罗马的人群，集合在竞技场观看受刑人在野兽的利爪下是勇敢还是怯懦地死去。
对于发展到了如此登峰造极的人民群众中的歇斯底里和愚昧无知，不论是信念还是尊严，都无法战胜和遏制它。德国人容易入迷，不论是音乐，还是酷刑都能使他们如痴如狂。因而生活在人民中间的既是学者又是魔术师的浮士德就处在随时都有可能被烧死的危险中，因为他看上去要比无知的群众聪明得多。在他之前有阿尔勃托斯·马格纽斯，和他同时代的则有巴拉塞尔苏斯。这两个人都是天下无敌的博学大师，从自然磁石，吃牡蛎的卫生到引水上山，教给阿尔卑斯山区人民如何开井凿渠，从美妙的歌声到现代的圆梦学说，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因为早在弗洛伊德七百多年以前，阿尔勃托斯就解说了为什么人们追求一切有形有色的东西，而不是可闻而不可见的事物。
不信任罗马——胡斯——马克西米利安——法国的强大——权力与武力——凄惨的死亡
如果有一百垛柴堆是为焚烧女巫而准备的，那么其中只有一垛是为异教徒而准备的。女巫被诬陷而死，异教徒则死于拒绝放弃信仰。今天这两垛柴堆的火焰又重新在德国的上空升起。研究一下驱使这些今日的英雄们的祖先准备牺牲和接受审判的动机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在德国出现了第一批改革者？这是德国的历史和其特点决定的。改革所带来的利和弊为以后几百年的历史都带来了影响。德国中世纪后的状况是：对罗马既矛盾又依赖；受到人民心理支持的统治世界的梦想，使教会掌握了极大并必然要引起反抗的权力，德国的分裂也是一个原因，德国不像英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可据以反抗教会对世俗权力的要求。与法国的区别则更大，因为在法国政治与宗教有着长期共同统治的历史，特别是阿维尼翁法庭对教皇的权力具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约翰·胡斯像
胡斯（Jan Hus，1372或1373—1415），宗教改革家。他的活动在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代之间起了桥梁作用，是100年后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先声。1415年7月6日，胡斯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遂被庄严地判处死刑，在火刑架上烧死。
当拉丁人民以某种理由起来反对教会的世俗化时，德国一些代表人物也以巨大的热情、精力和觉悟起来进行同样的活动。如果有人敢于从罕见的人们称为文献的例子中系统地阐述人民的总的思想精神，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德国人在信念问题上，与其他一切涉及感情问题一样，受到的震动更为深刻，更倾向于思索和分析他们的思想。他们不像拉丁人那样喜欢固定的形式，对于充满腐朽内容的基督教形式，他们第一个感到不能忍受。在各方面的影响下，容易激动和失去平衡的德国人，从他们的性格来说，是非起来造反不可的，但这个造反保证不会脱离思想范畴。
罗马短笛的出现，意味着一个光辉时代的到来，繁荣的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了，但它并没有激起德国人的热情。他们不相信由罗马教皇赞助的光辉艺术，他们宁愿转向邪恶的萨佛纳罗拉，（Savonarala，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改革家。——译者注）当他和布鲁诺一起被绑在柱子上烧死时，他们感到被深深地伤害了。此时有个教皇把自己的情妇画成圣母玛利亚，把自己的儿子提拔成将军，把自己的女儿当做政治抵押品嫁给别人，德国人虽然没有见到这位国王，可是听起来也叫人感到受到亵渎，如果让人亲眼目睹，则更不能不令人义愤填膺。
德国人之所以愤慨不满，是因为罗马人从德国榨取黄金；是因为罗马人带来令人羡慕却又不能接受的异国风情；也因为教会中德国亲王的层出不穷的丑闻。据说某个戈尔德兰州主教里格自己吹嘘22个月中有人为他生了14个儿子；但是令德国人愤恨的最主要原因，恐怕还是七百多年以来一直令其垂涎欲滴的南方的美丽和富庶，以及梦寐以求的统治世界的妄想，今天已明显地成为泡影，这才是真正令其痛苦难忍的事实。城市的兴起，骑士阶层地位的衰落，特别是由于古腾堡的发明，德国人可以用自己的文字来书写《圣经》和圣歌，使这个民族越来越独立。现在即使不是十分富裕的人也能买得起《圣经》了。
人民有了《圣经》，又回到遵循原始基督教义准则的时代去了，当时有很多传教士教育人民起来与教皇作对。约翰·胡斯就是这些传教士中最出名的一个。
胡斯被判死刑
这幅15世纪的图画描绘了被判为异端的约翰·胡斯的死刑过程。胡斯在康斯坦茨大街上游行示威，他佩戴的帽子上饰有两个魔鬼，正在为争夺其灵魂而争执。胡斯在临死前仍高呼：“我宣讲的福音闪耀着真理之光，而今我甘愿死于其光芒之中。”
胡斯（1372或1373—1415），捷克人，布拉格的一名传教士，他的主张与德国、英国各地的改革派所要求的内容无甚差异：废除赎罪券和私下忏悔，废除崇拜历史偶像，要求圣职人员保持清贫与贞洁（早在10世纪，少数苦行主义者要求神甫终身不娶，这虽然没有成为正式教规，但逐渐成了约俗）。捷克人把胡斯的这些传教内容上升为国家教义；布拉格大学出现骚乱，运动的浪潮越出了边界，德国大学生到埃尔福特、莱比锡等城市步行串联。其结果是罗马教皇宣布褫夺布拉格的教籍，禁止布拉格进行教会活动。胡斯被召至罗马接受教会理事会的审判。
康斯坦茨教廷会议（1414—1418）是一起具有世界重要意义的事件，它是在违背教皇的旨意召开的，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意味着制止了教皇分裂教会的企图。
当教会坚持要求胡斯除了认错外，还必须承认教规，承认教皇的决定就是教会的命令时，胡斯拒绝了。他是自愿到罗马来的，德皇曾保证过他的安全。但是现在谁也不出来帮助他，最后被烧死在柱子上。
这一事件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德国各州之间爆发了一场长达17年的内战，一场革命。这是一场宗教战争，一场讨伐者的战争，因为参加这场反对异教徒战争的德国先生们就是这么称呼他们自己的。他们接受命令，除了孩子之外，把所有的波希米亚人都杀死，这一切都是以救世主的名义进行的，双方的队伍前面都扛着十字架。与此同时，各阶级之间也爆发了战争，波希米亚的农民要求成立类似共产主义式的国家。
但是人民中间的反抗情绪却日益炽烈。人民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对任何事物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一位进步的大主教的司法大臣在一封公开信中总结了教皇的罪状，这件事发生在路德出生前60年。
在改革运动的凶险的隆隆声中，掌权的教皇和德皇都感到自己还相当强大有力。新皇帝马克西米利安（1459—1519）以他的自由观、幽默感，他的宏图和见解，以及各方面的聪明才智和优雅风度，明显地出类拔萃于所有其他的德国皇帝。他似乎一点儿也没有继承他的哈布斯堡的父亲的血统，而是完全吸取了他的葡萄牙的母亲的血统，而且把这些血液远远的遗传到他的孙子查理五世。
他年轻时很温柔，富于理想。像每个王子一样，他也写诗。在丢勒为他所作的晚年时期的一幅著名肖像画中，他看上去像一位经历深厚的议员，对人类深感失望，认为自己只能从自然和艺术中获得乐趣。人们称他为“最后的一个骑士”，但是这只表达出了他性格的一个方面，因为实际上他是一个富有理想的人物。马克西米利安缺少腓特烈二世和霍亨斯陶芬创建业绩的背景条件，无法实现他的理想。他很愉快，但并不是由于巴勒摩花园或猎鹰活动，而是由于蒂罗尔山区的深山幽谷；他也不是因为与艺术家和思想家之间的社交活动而感到愉快，而是因为在孤独的山脊上，漫步在深幽的羊肠小道上而感到愉快。他在德国历史上编写了独特的篇章，把理想和实际结合起来，既不使前人因他而让人感到堕落，也不让后者变得更疯狂撒野。人们由于他的形象而爱他。
这位至高无上的怪人之所以为大家所熟悉主要是由于他通达的性格。他喜欢跳舞、打猎，他懂音乐，爱喝酒；他会寻欢作乐，也能忍耐，他偏爱有思想见地的人，当然他也常常抱怨没有钱。他曾经大胆地说过：“应该让最有学问的和受过教育的人治理国家。”他经常亲自去寻访一些人文学家，恭谦地同他们交朋友，以满足自己求知的渴望。宗教改革问题引起了他的深思，他曾经向一位著名的修道院院长提出八个问题。问题之一是，一个崇拜上帝的人，是否也能通过某种别的信仰获得神的恩典？惊恐万状的修道院长要求给他三个月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而提问题的人不禁大笑。他天赋很高，爱好艺术，但又不甚能适当地处理问题，他很容易动怒，往往突然离开宫廷到山上去打猎。在战斗的间隙他也写诗，有时他发很大的脾气，以至于别人感到他简直不是平日的他了。和所有的重要人物一样，他也很爱荣誉，但他从不矫揉造作，不注意衣着。他喜欢别人为他著书立说，他曾让丢勒为他画一幅胜利归来的油画，在因斯布鲁克城堡的教堂内他为自己修了一座无与伦比的陵墓，至今仍为人赞叹不已。
他的同时代人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宏伟计划。他曾设想与法国一样建立德国的国教。但是时值公元1500年左右，法国人干预了德国人的命运。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画像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93—1519）、奥地利大公（丢勒素描画）。
直到16世纪，德国人才发展了由人民——包括市民和农民——自己培植起来的民族感情。全体人民中几乎只有亲王和国王仍然把自己的利益寄托在国外。但是德国人仍然把法国看成一切方面的贵族的榜样。歌德在讲到法国贵族阶层时说道：“相形之下，在我看来德国人仍如茨岗人、弗伦斯堡和其他一些人一样是比较庸俗的市侩。”直到这时，法国的逐渐强大，才开始激起德国人的民族骄傲感。莱茵河，德国的河流；查理曼，德国的统治者；斯特拉斯堡，德国的城市，（斯特拉斯堡，位于德法边境，两千年来，在德法之间数度易手，现为法国城市。——编者注）这些概念第一次占据了德国人的思想心灵，并从此延续了四百多年。在巴黎有过一个信条说，查理曼是法国人！怎么能在这个法兰克人之后称自己为法国人呢！为什么此后七百年来查理曼的王冠一直戴在德国亲王的头上呢？对此，魏玛帝国威胁说，如果法国人当了皇帝，德国将建立自己的国教。
法国在与英国的几次战争没有结束和取得统一以前，它的妒忌一直没有表面化。七百年过去了，法国国王现在才真正地希望从它的法兰克前人手里得到皇冠。这是只有一水之隔的两个国家之间很独特的事件。20世纪初这一妒忌的火焰在说着两种语言的边境省份阿尔萨斯重新燃起。实际上阿尔萨斯宁愿不依靠任何一方，取得独立的生活。对于客观而公正的旁观者来说，这两个国家为了一小片土地四百多年来不断地大动干戈，简直是在发疯。
在这一片混乱之中，马克西米利安是德国数百年来第一个认识到这种动乱根源的皇帝。虽然他被迫要与罗马保持友好关系，但他第一个免去加冕典礼而称自己为“被选举的皇帝”。从而他把权力和政府机构集中在应该始终属于他的帝国之内。他的过人的精力终于使帝国的法律得以确立。这是那些唯利是图的亲王们希望竭力加以阻止的。这些人只关心对自己的土地和骑士的所有权。他们毫不担忧自己领地之外的纷争和仇恨，一旦发生这类情况，最多只能引起他们三天的注意。因此德国内部长期存在着无政府状态，直到今天，这种情况还可以促使一个欧洲强盗借故一名边境卫兵被杀而在三天之内对一个邻国发动进攻。
马克西米利安在位时恢复了帝国的税收制度。他还大胆地在德国确立了第一个上诉法院，尤其重要的是他为德国公众带来了伟大的和平。这一切的巨大意义在于皇帝和议会最后终于有可能在一起签署一项法律了。其结果是在德国人之间引起了极大的怀疑。德国老百姓过去习惯于使用武力，现在惊讶地发现法权居然取代了它的位置。难道不就是昨天的诗歌和小说还都在赞美用武力互相搏斗的骑士吗？而今天这些人却成了犯罪分子！长期以来的家族之间的械斗被镇压下去了吗？这太好了，市民和农民们说，因为现在他们不用担惊受怕走自己的路了。但是骑士们问道，我们的武力应该处于什么地位呢？
长期的不统一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全。公元1500年左右，原来只有五个公爵的帝国分裂成三百多个小君主国。每个男爵和勋爵都希望成为选帝侯，这样自己的儿子可能成为皇帝。当时城市极少并且分散在各地，他们都有权出席帝国议会，但骑士和农民，现在已经变得一样穷困，都没有任何政治权力。
就这样，两股不同时代的力量交织在一起，并一直影响到上了年纪的马克西米利安。马克西米利安担心帝国的命运，忘却了自己的一切爱好，甚至放弃了跳舞和对他具有特别吸引力的打猎。对于国家来说，他比他的先辈所作出的贡献要多得多，为它立下了巨大的功劳。但是命运对他却很不公平。在他还不到六十岁时，为债务所迫，怀着极坏的心情跑到因斯布鲁克，希望得到暂时的喘息，但是这个城市的君主拒绝为他过去的恩主打开大门。这位两鬓斑白的皇帝几乎像乞丐一样不得不继续远行，不久就凄惨地死于奥地利的崇山峻岭之间。
路德的眼泪——路德的良心——他的忧郁——世界打开了大门
路德的双亲是曼斯菲尔德的一对矿工夫妇，他们出身于农民家庭。这对父母可能性情乖戾，路德在书信和谈话中经常公开把自己神经质的病痛归罪于双亲。童年时代由于害怕做错一件小事而挨打的恐惧心理，大大影响了这位准备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事业的人物的思想，而恐怕也只有这种精神上所受的影响，才能解释他的生平和为什么晚年犯错误。不管正确与否，希腊的谚语说，艰苦的童年能造就伟人；舒适安逸是培养不出伟大的品格的。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多少都曾有过不平的遭遇。路德的命运肯定也与他童年时代遭到残酷的待遇有关。
对路德的灵魂进行剖析可以揭示造成路德本人大胆行为和弱点的深刻原因。直至晚年，他还在以自己的丰富的想象力阐述和描绘他年轻时代终生不能忘怀的印象。
母亲经常责打孩子，父亲从矿井回家，带回来的也是无处发泄的怨气。路德的老师也是一个虐待狂。所有这一切给这个年轻人带来的内心痛苦是可想而知的。甚至直到他在世界上有了一定名望后，他还不想原谅自己的母亲。不！他告诉自己的朋友和子孙后代，他的双亲如何使他遭受痛苦，如何在严寒冬天的早上，把他赶出屋去，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地方让给其他的孩子睡。
但是路德的父母绝不是名声很坏的恶徒。村子里没有任何人这样看待他们。他们是萨克森的农民，大多数人都不像他们的儿子那样脆弱。也不是因为贫穷或者境遇不佳而使他们变得残忍，家里的日子总的来说是向好里发展。他的父亲曾经雇有两名工人，在城里还盖有一幢房子。也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农民，因而比别的阶级的人更野蛮些。几个世纪以后，从后代人的书信中透露出来的普鲁士军官学校的情况来看，今天希特勒党校对待学生的情形也并不比那天早上小路德在艾斯莱本挨了15下棍子的境遇更人道些。
在马格德堡大街上，14岁的小路德既无钱又没本事，还经常发着烧，被赶出学校后，不得不沿街乞讨。不久，一个商人家里的老板娘看到这个孩子能唱歌，又生着病，就对他发了善心。发烧和唱歌是路德内心世界的反映，阵阵发热和得到拯救，远不只是他年轻时候的事情，它们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发烧和唱歌是他得以表现自己的恐惧与爱的象征。
马丁·路德肖像
德意志神学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是16世纪上半叶德意志宗教改革的领导人，新教路德宗的奠基人。他所发起并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席卷整个欧洲，永久性地结束了罗马天主教会对于西欧的封建神权统治。他的宗教学说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革命的思想武器。
但是就在路德的经济和前途发生危机的关键时刻，他的父亲给了他的这个17岁的有天才的儿子足够的金钱，让他在埃尔福特攻读法律，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市长或大主教的大臣。但是路德情愿献身哲学，希望通过哲学来解开他百思不解的疑团。他过了四年愉快的读书生活，终日和他的同学、年轻的人文主义者为伴。愉快的生活犹如美酒和歌声，也一定会唤醒他对异性的爱。他20岁时开始注意女人，但后来又发誓要恪守僧侣的贞洁。二十年后，在他四五十岁时，已经有了五个婚生孩子。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他内心经历着的严酷的矛盾。
路德寻找的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上帝，他命中注定要与世界共命运。但他却对每片落叶掉地都要惊恐不定。学生时代，他开始憎恨女人和美酒。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他内心的斗争日益激烈。尽管正值青春年少，尽管自己并没有非分行为，他却感到被人猛推回去忏悔，去思考他的时代，去思考寻找上帝的人永远也解决不了的疑团，同他的同时代人浮士德一样，在死亡与魔鬼之间辗转不安。一些认识他的人后来描述说，偶尔在欢宴席间，他会失神地凝视前方，在一片喧闹声中，倾听和沉浸在遥远的死一样的寂静中。这是他自己向朋友吐露的。排除不了自己的恐惧，常常使他信心不足。他觉得没有理由要接受上帝给他带来的这种痛苦，他应该设法报复。有一次在徒步旅行中，他突然拔出他的剑向自己的腰部动脉上猛刺一刀，幸亏当时离镇子不远，他的同伴及时把他送到一个外科大夫那里，性命才得了救。当他面无血色地躺着，等待生命慢慢恢复的日子里，他又做了些什么呢？他学会了吹笛子。“因为我后来向圣母玛利亚祈祷，我的性命才得了救。”他发着烧，嘴里喃喃地边说边唱。这是他面临的人生第一次危机。
大约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在一次斗殴中被人刺死了。当时他只需要上帝一个表示，他就可以抛弃这个繁华的世界而跟着去死。关于这件事他后来自己是这样说的，有一次，他遭到暴风雨的袭击，在阵阵闪电中，他发誓说：“圣者安妮，救救我吧，我一定接受神的旨意！”（后来，当他没有按照自己的誓言去做时，他把自己当时发誓说成是被迫的，以此来安抚自己的心灵）此后不久，他就进了奥古斯丁修道院，消失在高高的院墙之内了。这时他21岁。
简陋的单人小屋，70名僧侣千篇一律乏味的日常生活；严格的纪律，恪守贞洁清贫的庄严誓言，长老和神甫的严肃冷峻的神态，所有这一切深深地震动了他。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坚持这种生活，直到二十年后才正式放弃。
终于要由他第一次主持修道院教堂的弥撒了，在这关键时刻，他突然慌张不安，只是在修道院院长紧紧的挟持下，他才没有从祭坛上逃走。
他听到背后有人窃窃私语，不禁冷汗浃背，两眼发直。假如他的黑色长袍有些许不适，或在礼拜仪式中有了一点小错，他就会失魂落魄，晕倒在地，恳求圣徒们原谅他的不可教诲，间或他会突然大叫：“我真无脸去见我的爹娘！”他长期值夜，使得他失眠，消化不良，但没有人能帮助他。有一次圣徒马克在诵读福音书时，讲到一个聋哑人，不能讲话，却经常磨牙，路德突然跳出来跌倒在地，大叫：“这不是我，这不是我！”
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他的老年，他身边必须经常有人陪伴，以便在他突然发作时，有人帮助他。一次，他已经相当老了，他突然无缘无故地向他妻子哭叫，非说他们已经没法子生活下去了。路德的这种沮丧压抑的情绪，可以用一条曲线来描绘，从苦行主义到反抗造反又回到苦行主义。他具有极为聪明的头脑，他知道如何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他把这些都归咎于一种不能克制的焦虑。
难怪修道院的僧侣们都认为这位奥古斯丁兄弟被鬼迷住了心窍。难道他不认为自己不幸吗？老是胆战心惊，害怕遭受惩罚，过去是受父母的胁迫，现在是受上帝——可怜的人失去了正常的平衡。
无论是工作还是对未来的向往，都对他那悬在半空中的思想没有多少帮助。他希望从上帝那儿得到的不过是神的仁慈，同时他又热切地希望有自由的意志——一种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解放的自由。数十年以后，路德、萨文黎、加尔文等人的信徒还一直在争论，救世思想是由信念产生的还是上帝授予的。路德的热情，发狂似的挑衅，是出于他内心深处的冲动。
于是，似乎是希望的象征，上帝给他送来了一位朋友。他是萨克森的贵族、心理学家冯·施涛泼茨，作为主教代理人，前来修道院检查工作。他很快就发现，僧侣们的生活缺乏生气，教育的内容过于死板，服从多于自由。他把修道院的男修道士带到维滕堡大学，路德穿着黑色长袍，他已经是教授和博士了，但仍然和普通僧侣一起持斋、祈祷、做弥撒，是年他25岁。他重新步入他离开了四年的世俗世界，现在，在他后面的是修道院，在他前面的是生活。
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应该说是一位仁慈的君主。他的确比较关心自己的人民，并开始反对罗马的无休止的要求。这个看起来只为自己着想的新神学家，可能是位合适的人选。根据选帝侯的命令，路德同时兼任传教士。他递交了一份关于15个问题的书面材料后，要求尽快解职。只是由于教区主教生病，他在一个星期天被迫走上布道台。
接着发生了什么情况呢？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群众，要求向他们传播自己的知识和信念。可以自由地用德语来讲述自己的思想，这一点在过去一向使用拉丁文的经院式的修道院中是从来没有机会的。他马上显示出语言和演讲的才能。他的讲演稿采用了圣保罗文集的文章，是非常正统的。但是比较蠢笨的萨克森农民和自由民却被它深深地触动了。布道巡回进行，下一个星期日教堂挤满了群众，甚至选帝侯也亲自出席了。所有的眼睛盯着这位新传教士。听过无数老朽昏聩的讲话，今天突然看到一位令人鼓舞的年轻人，用生动的德语，结合农民的日常生活，讲述上帝的仁慈。这正是农民心目中的上帝。这也同样提高了这位传教士本人的久被压抑的自信心。过去他常常因为胆怯而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今天他成功了。渐渐的这位忧郁的僧侣感到周围世界光明一些了。一位听过他布道的医生曾给予他这样的评价：“这个修道士思想深邃，他将有惊人的前途。”
不久，这位年轻的僧侣兼教授为了自己的勋位，动身到罗马梵蒂冈去。在罗马他见到了当时被神化了的大主教裘利叶斯二世，他只是远远地见到了他，毫无义愤的感觉。路德在政治事务方面从未受过训练，对公元1511年罗马发生的大政治危机全然不知。当时其他的一些德国人对罗马统治阶级的一些做法十分反感，而对罗马的美丽又十分羡慕，但路德对两者均无动于衷。直到多年以后，他才在总结自己过去的坦述中，沾沾自喜地说：“当时我相信罗马的一切，但是后来我后悔了。”
手无寸铁的教授——第一批种族主义者——胡登——一座纪念碑——伊拉斯谟
与此同时，到罗马去的其他年轻学者却对一切都不相信，但对他们相信过的东西却从未后悔。米朗克松（Melanchthon Philipp Schwarzert，1497—1560，德国学者及宗教改革家。——译者注）把这些比路德机灵的人比作《伊利亚特》英雄。当时在意大利已被唤醒了的美和容忍的新精神，在一些传播时代新思想的人文学者的诗和绘画中均已有了反映。
再也没有比荷尔拜因的肖像画《伊拉斯谟》更能充分地反映德国人精神的天才作品了。伊拉斯谟实际上不是一个德国人，但是如果因为他出生在荷兰，而认为他是半个德国人，那么他的另一半则因为他居住在瑞士而来自瑞士，因而不管怎么说，也可以算是一个德国人了。他是第一位伟大的欧洲人，因为没有自己的国家而骄傲，但是人们还是愿意把他列入德国思想家的行列。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和他在诗中表现出来的透彻思想、惊人才华和笃诚精神相比。即使是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的才思，在不朽的伊拉斯谟面前也相形逊色。
与其说伊拉斯谟聪明过人，不如说他忠于自己的信念。他追随启蒙运动更甚于追随神学，理由是很充分的，因为他既情愿做一个痛苦的没有自己国家的人，又不想放弃嘲笑的权利。伊拉斯谟比路德大20岁，当路德对他顶礼膜拜时，他已在世界上相当闻名。伊拉斯谟远不认为这个德国僧侣是自己的伙伴，因为路德在对罗马的斗争上太无思想准备。但是很快地一切都变得十分明显，路德疯狂的进取心把一切——艺术、光辉、罗马教廷、意大利，一股脑儿都揉进他的仇恨中去了，而智慧的伊拉斯谟恰恰能够透过黑暗区别权欲斗争和作为古代文明的继承人，他无比钦佩当时正在罗马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
但是这两个人的早期命运是相同的。伊拉斯谟，一个私生子，也与路德一样，受尽了教师的折磨。两人都做过唱诗班的儿童，身体都很孱弱，都进了修道院，但伊拉斯谟进修道院的目的不是为了修道，而是为了学习，当时的修道院收藏着各类书籍。路德在接受僧袍时欺骗了自己，伊拉斯谟则欺骗了僧袍。他们中的一个在风暴中成了教士，另一个则受良心的驱使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路德备受苦行主义的折磨，后来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伊拉斯谟则及时得到了教皇的释放。不幸的萨克森农民的儿子把自己的痛苦转向世界，当他一旦摆脱自我的束缚，整个德国都受到了震动；而那个身世不明的高雅的荷兰人则克服了生理上的缺陷，辛勤耕耘，用自己的智慧照亮世界，而不是用口舌进行论战。路德是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人，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狭小的萨克森。伊拉斯谟则到处为家，在罗马，在巴黎，在伦敦，特别是古老的雅典，到处可以发现他的足迹，他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不仅为德国人，而是为全人类带来了宝贵的财富。
但是伊拉斯谟对任何形式的权力地位都无动于衷，他坚定地拒绝一切可以得到仕途荣禄的机会，从而充分享受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当路德不得不以一把宝剑保护自己，防备突然受到袭击时，伊拉斯谟手无寸铁走遍全世界。路德看到暴力对政权带来的制裁，对暴力深恶痛绝。路德决不可能写下伊拉斯谟写过的话：“人民修筑城市，诸侯把它们拆毁。公民辛勤劳动创造财富，却被贵族强盗所掠夺。民众代表制定出很好的法律，只有王室可以违背，人民祈求和平，但他们的统治者却寻找一切机会发动战争。”
伊拉斯谟在德国度过了他生活和工作的主要阶段，他，一个保守的革命家，在德国享有包括歌德在内都未曾获得过的荣誉地位，这完全是由于伊拉斯谟的高尚的思想和品德，这位身无一官半职，出身也非名门望族的普通人，竟然对整个欧洲的皇帝、教皇、君主、大贵族，带来如此大的恐惧，这在国家权力一向高居于思想精神之上的德国来说，恐怕是唯一的例外。这位学者的力量是如此之强大，也就是说，如果他愿意的话，他的态度即使不能决定危机时期的改革运动的进程，起码也可能改变它的方向。他崇拜耶稣，认为他是人类的导师，这样他就接近了希腊的精神恋爱主义者柏拉图，以及以容忍而不是罪恶行为来战胜愚蠢的思想了。在这方面他与腓特烈二世相似，但是伊拉斯谟晚出世300年，他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新思想的洗礼。这位巴塞尔学者在巴黎、罗马、鹿特丹和伦敦享有同样的威信，在教皇和改革运动者的斗争中，他既可以向后者致敬，又同时不得罪前者。他的表现在异教徒看来如此狡黠，以至全世界的人，甚至教皇都带着微笑读他的作品，更没有人会对他进行挑衅。
鹿特丹的伊拉斯谟
这是荷尔拜因为其思想和学术上的老师伊拉斯谟所作的肖像之一。
伊拉斯谟（1465—1536），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人文主义者，生于荷兰鹿特丹。青年时代入修道院，厌恶经院哲学和教士生活。1495—1499年就学巴黎。曾旅居英国、意大利、德意志，1513年后定居瑞士巴塞尔。曾致力于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研究，将《圣经》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并确定了希腊字母的读音。他的名著《愚人颂》（1509）为一讽刺作品，以犀利的笔锋，嘲讽教会的伪善、教士的放荡以及世俗贵族的庸碌。还著有《家常谈》，描写中世纪欧洲的生活习俗。
他的一生始终是个学者，他只希望用思想精神来改变德国的面貌，他教人理智、仁慈和和平，因此当人们开始用感情、派别和权力解决争端时，他仍然能超然于斗争的漩涡之外。
如果说，伊拉斯谟是一颗光辉灿烂的明星，那么刘希林（Reuchlin，1455—1522，德国人文学家及语言学家。——译者注）就是一片反射他的光芒的湖水。由于它的深邃、荒漠，刘希林将因此而把国家和思想引入一片混乱之中。
在一篇以刘希林思想为基础的，被称为《无名氏来信》的大块文章中，一群不署名的人文学家以讽刺挖苦的手法向教会和宗教制度发动了一场攻击：这是改革运动的前奏，对国家政权进行舆论攻击，这在德国是史无前例的，即使后来在海涅时代，也没发生过。德国全国充满了笑声，其中笑得最欢的是伊拉斯谟，甚至笑痛了嗓子。
人文主义那时被称为是异教徒的洗礼。的确，优秀的基督教徒为了锤炼自己的思想，希望尽可能多地复古。一时间，古代的神仙从地下、河川又纷纷地出现了。在意大利，对美的追求与渴望，犹如一根魔杖引导着狂热的青年去寻根求源。越来越多的古代塑像被挖掘出来了。神魂颠倒的德国人一心向往南方，那里有着他们想象的美，就像《旧约》预言书中讲的故事，将在新时代成为现实。似乎意大利即将被精神征服，就像那时德皇所企图的那样，甚至往日统治世界的旧梦又重新回来了。当一个国家逐渐强大时，一定会出现一些狂热者。当时德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些人甚至认为德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德国人也因而是被上帝派来统治世界的民族。甚至认为在伊甸园中的亚当就是讲德语的。他们坚信，在语言大混乱前离开巴比伦的雅佛，后来移居到德国去了。亚历山大大帝只不过是一个被德国人征服的希腊某地的小地方官。耶路撒冷是德国人发现的；亚马逊人是雅佛的后代，萨克森人的后裔，以及德国人是第一批基督教徒；拉丁和斯拉夫族只是很晚才形成的二等民族，等等。这些说法在最新的德国预言家问世前，一直延续了四百多年。
第一批人文主义者企图用德文写作，但是他们连对自己都不太有信心。当某人的优美的拉丁文受到称赞时，有人就会反驳说：“春蚕自己吐丝作茧，总比采集别人财富的蜜蜂要好。”但是德国人对此并不介意。拉丁文相当有修养的胡登在这个问题上发现了新的值得怜悯的东西，于是就发出了不朽的响亮的号角：“野蛮主义，拿起你的绳索滚蛋吧。努力学习，振奋精神，其乐无穷！”大辩论开始了，人们几乎可以在每个市场发现这种辩论。当哥白尼用革命的理论对一些基本物理问题动摇了《圣经》的基础时，用德文写作和谈天就比任何时候都活跃起来。过去互不干扰的思想与信念，精神与政治如今如此强烈地纠缠在一起了。早在这位奥古斯丁僧侣把自己的论纲贴在一个教堂的门口以前，德国的这股新势力就已经准备起来公开反抗旧时代了。
但是这恰恰是德国当时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家，他们同时被纠缠在一张不可解开的大网中。他们受到鼓励，准备向历史的结晶——艺术和文化进军；但由于他们反对教皇，由于他们是善于容忍而又缺乏组织的忠实的基督教徒，他们就成了觉醒了的北方反对意大利的领导力量，可是意大利在这个时候已是文化、艺术、古建筑的堡垒了，它光芒四射，举世瞩目。年轻的诗人向教皇发出檄文，揭露教皇的骄奢淫逸，生活糜烂；胡登同时受到文艺复兴火焰的感染。
乌尔利希·冯·胡登（1488—1523）比路德小五岁。他是一名骑士兼诗人，并在德国人中很快成了第一名大记者。他也曾在修道院学习，但很快逃了出来。怀着对僧侣生活的一切仇恨，他发表了一本充满异端邪说的小册子，并大胆地奉献给利奥主教一本。现在有关胡登的生平，也就只有这些小册子和他的箴言录《我敢挑战》被保留下来了。他可能被人们完全遗忘，但出于伟大的友谊，他和一个朋友的纪念碑至今仍竖立在施瓦本的埃本堡。一个粗壮的骑士，倚剑而立，双目凝视他左边一个比他年轻瘦小的男人伸出手臂指着的远方，这个年轻人似乎在向这位骑士诉说，这就是他们的敌人，但他没有能力消灭它。
骑士弗雷泽·冯·济金根，比路德大两岁，他在诸侯间没有爵位，但却比许多公爵都强大；他筹措了一大笔黄金，豢养着一支十分强大的队伍，甚至德皇也想得到他的青睐。眼看自己的伙伴日益穷困潦倒，济金根感到有责任帮助这些弱者起来反抗压迫者。他的办法也与这些骑士差不多，偷袭、抢劫，但是他的动机是出于助人。
就在这样性质的斗争中，他认识了胡登，两人一见如故，胡登应邀去济金根的城堡做客。济金根头脑简单，保守，好尚古代旧习，他既没学过拉丁文，也没学过其他。现在他利用整个冬天在天才胡登的教导下，就像当年白发老人查理大帝一样，埋首学习。胡登梦想自由、正义、改革，济金根用行动付之实现。两人都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两人都从中获得了自己需要的东西。这种武力与智慧的结合是德国历史上的独特现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受着考验。今天，我们这些比他们晚出生很多年的后代，站在这座由两个人塑成的纪念碑前，梦想着可能有一天，这个有头脑的聪明人又会向他那持剑的朋友指出，德国土地上的财富必须得到保护。
路德的论纲——惊人的影响——路德吓坏了——教皇的回答
路德在维滕贝格大学平静地度过了七年教授兼传教士的生活。他教学相长，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在学习拉丁文的过程中，他发现《圣经》拉丁文译本极大地歪曲了原著。一个不知名的僧侣从两大部书中发现了一个单词的错误，几乎使这小小的房间的空气都变了，似乎世界已受到末日来临的威胁，而且它的后果一直影响了好几代人，比德国皇帝向帝国及诸侯庄严地宣布的和平敕令远为持久。
这个时候利奥十世已晋升为教皇，教皇除了垄断神权以外，还可以行使很多世俗的权利。这一点曾经遭到很多德国皇帝的反对，神学家也予以抵制。但利奥继续出售他的前任制定的赎罪券，更为甚者，他还要向德国收缴国库税。
一位多明我会的修道院院长泰策尔知道如何利用宣传来兜售赎罪券，他组织了强大的吹鼓手又敲鼓又吹笛，但就在吹吹打打的背后，富格尔金库的密探也在进行着另一场勾当。教皇早在第一批印制出来的赎罪券售完之前，就已阴谋印制第二批了。那些出了高价免使自己进炼狱的人，现在不仅可以挽救自己的灵魂，而且还可以保护自己亲属的灵魂，忏悔和赎罪已不需要了。
马丁·路德银章
路德被这种滥用神权的做法激怒了。当时这样的问题是可以在公共场合进行辩论的。路德写了一篇论纲，在这篇文章中，他小心翼翼地运用了自己农民的智慧。
教皇的良好愿望被曲解了，他写道，忠实的信徒要求惩罚，而不只是买一张赎罪券。教皇怎么会只关心钱呢？他关心的只是祈祷者。教皇既然有能力可以用钱把人们从炼狱中解救出来，他为什么不以他的真挚的爱这么做呢？为什么这位世界上最富有的统治者不用自己的钱来建立天主教堂呢？为什么他突然取消旧的免罪法了？不阻止申请者如此错误的做法，只能使教皇陷于被人嘲笑的地位。必须让教皇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必须请有学问的人来澄清这个问题。……
维滕贝格大学
维滕贝格城北部，矗立着维滕贝格大学附属教堂的高塔。教堂的大门板一直被当做黑板，传达大学的一些通知。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即在这里发表了著名论纲。维滕贝格圣玛利亚教堂，则是马丁·路德公开传教的地方。
路德把有关的这些想法归纳到一份以拉丁文写的《95条论纲》中，并把它贴在教堂的大门上，时间是1517年10月31日，“万圣节”的前几天。这篇论纲表面上没有可能引起骚乱或造反的文字。但它的内在含义却深深点燃了人们的怒火，激起了人们小心掩饰着的内心的蔑视，就像一个宫廷小丑奴颜婢膝地向他的至高无上的主人报告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实真相。然而要知道，这是以阅读范围有限的拉丁文写的呀！人们听着用德文翻译过来的内容，无比愤慨，要求把这篇论纲翻成德文。接着由几个不知名的学生把翻成德文的小册子带到萨克森农村，带到易北河、莱茵河、多瑙河、海滨、阿尔卑斯山区，带到所有辉煌的古老城市和贫穷不堪的边远乡村、基督教堂、骑士的城堡、国王的宫廷，最后迅速地到达了罗马教廷。这就是由那个不知名的僧侣提出的冷冰冰的争论要点，他甚至没有签署自己的名字——他从不在公开的出版物上签署自己的名字，他也从来没在教会的会议上发过言；除了维滕贝格这个小小的城镇上的一些居民、僧侣、农民外，很少有人知道他。
古腾堡发明印刷术是如此伟大，而深入人心的信念又如此有力量。
受这份文件震动最大的是作者本人。他开始时感到惊讶，接着感到害怕。他看到了自己的文章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反响。这可是他从来也没有梦想和希望过的。他知道腓特烈皇帝，他的恩主和国王和他有着同样的看法，但他不能预见到这位国王将如何在政治斗争中利用他这个陌生的教授。在奥格斯堡情势危急的帝国会议上，马克西米利安准备号召帝国的武装力量起来反对土耳其人的威胁。在和异教徒的斗争中，他需要教皇的帮助。在教皇方面，也正需要安抚多明我会的成员，这批人正如《无名氏来信》所描写的，正不甘心毫无反抗地遭受第二次打击，积极准备让那位修道院长与路德进行公开辩论。
路德的《圣经》卷首插图
这是1534年出版的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德译本的卷首插图，描绘了穿着华贵长袍的上帝，以一位造物主的姿态俯视初始的世界。罗马天主教的唯一钦定本是拉丁文《圣经》，它既不准确又难以理解。到1574年为止，路德的《圣经》译本共印发了50万册。
路德突然发现自己被卷进世俗斗争，不禁十分震惊，这是他从来也没想到过的事——一个虔诚的神甫，会和许多在自己之前许多的神职人员一样，突然对自己的教义的堕落不满，一个狡猾的农民竟然公开发言，蔑视自行信奉的教义。虽然通过成功的布道，对自己作为城市的神甫还是有信心的，但他习惯于服从上级，因此他立即答应保持缄默，并且对学生在维滕贝格广场中心起哄焚烧泰策尔驳斥论纲的发言提纲很生气。但是，这个时候他到海德堡所作的一次旅行似乎唤醒了他。
这一年，路德35岁。在这次旅行中，他突然受到了一个名人所能受到的荣誉。当他出现在修道院、市政大厅和酒馆时，市民和农民聚集起来把他推举出来，向他致敬，并争先恐后地以一睹他的风采为快。他们告诉自己的孩子，这就是那个最近把教皇驳得体无完肤的萨克森人。当他来到海德堡，最有名的大学教授和校长都争相同他握手，他感到好不得意！在这个崇高的精神界圈子里有很多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军械士的儿子，他21岁，博学多才，相貌出众，温柔恭谦，犹如圣约翰转世。他是米朗克松的儿子，他特别巴结路德。不久路德就把他选去担任维滕贝格神学院希腊文教师。
人民——年轻的、年老的、虔诚的、有学问的，第一次在这个内心充满恐惧和疑虑，自卑而又神经质的僧侣身上唤醒了伟大的使命感。显然，他现在面对的是不同于其他种族的德国人，他总结说，是他们促使他成了一名斗士。
教皇召他到罗马去。为了保护路德，选帝侯建议让他在德国接受审查。路德面临第二次考验：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觐见德皇！
在此以前曾举行过多次公开辩论。有一次辩论是在路德同神学家艾克之间进行的。他们都用拉丁文，辩论十分激烈，最后不得不转到教会理事会上去进行。路德突然一反他平日温文尔雅的常态说：
“教会可能犯错误，只有《圣经》是确实可靠的。”
“如果你是这么认为的”，艾克反驳说，“那么你就是一个异教徒！”
此时路德突然用德语说：“我并不否定教皇及教会的权力，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来自圣门。但即使德国皇帝不是圣门出身，我们也应该尊敬他。”
这是决定性的一击。辩论的结果是惊人的。在那没有报纸没有广播的时代，口头传播产生的效果是惊人的。因为人们不会由于无数仅仅触动表面好奇心的琐事而忘记那深入人心的事件。路德感到自己的责任越来越大了；当他看到大批人文主义者站到自己一边来时，他的勇气和战斗精神也越来越高涨了。他坐下来开始写第一篇关于神学的辩论文章。这位苦行僧找到了一个十分巧妙的比喻：“信徒和上帝，犹如两个相爱的恋人，他们之间不需要第三者了。”
暴风雨来临了。教皇要求交出路德，并把他逐出教门。罗马发出了教皇的训令。路德召集学生参加焚烧教皇训令大会。大门敞开着，学生们围着火堆欢呼雀跃，路德在狂欢声中把一束羊皮纸卷扔入火中。
教皇已经对那个罪行确凿的奥古斯丁僧侣下了逐出教门的命令。现在宗教法庭可以随时把路德投入火中，就像他把教皇的训令投入火中一样。但是世俗力量——他的君主保护了他。一切都取决于这个人的意志了。马克西米利安在这场暴风雨的岁月中去世。同年选出了他的接班人，谁将是新皇帝呢？
查理五世——最伟大的三位德国皇帝——查理的青年时期——路德被召见——沃尔姆斯大会——皇帝与修道士——我站在这里
法国、英国、西班牙的国王都出席了1519年的选举德意志新皇帝的庆祝大会。其中心情最迫切的是法国，它认为在欧洲，法国领导德意志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法国是既强大又统一，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它的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巴黎已成为独一无二的首都，它的西北部有很长的海岸线，使它面向世界，经济上不受意大利的制约，它还有自己的国教，因而可以不向罗马教皇纳税。相形之下，与它毗邻的德国还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朝廷和首都；德国的地理位置对对外通商也极不利；而现在内部又如此分崩离析，各邦诸侯和思想学者纷纷因宗教改革对待罗马的态度的分歧而陷入派别斗争。对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抱着统治世界梦想的德国来说，罗马始终是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它对德国皇帝或帝国都有很大的钳制力。然而无论法国、西班牙或意大利，都没有一个国家必须在政治上服从罗马，即使西班牙的宗教法庭也具有国家警察的性质。
年轻而又富有的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准备向日益贫困的德国亲王们收买选票。勃兰登堡的马格兰夫早就想背叛祖国，倒向法国。其他一些亲王也学他的榜样。弗朗西斯感到多数在握。他希望，结果也确实赢得了支持，条件非常可笑，即如当选为皇帝，他将偶尔出访德国，而听任亲王们自行其是。
但是当选举进行时，群众一致要求选一名德国皇帝。当选举高潮最后在法兰克福进行时，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查理决定拿出更多的钱，实际上也是让支持他的富格尔财团拿出更多的钱。（约计100万弗罗林Florin，金币名，1252年首先在佛罗伦萨铸造，后为英法等国仿造。——译者注）由于他保证忠于教皇，同时又保证满足选民的一些要求，从而使德国的利益和群众的情绪得到了统一。此外，他的年龄也使他取得了优势。各邦诸侯希望选举一位年轻的亲王，以便以后可以驾驭他；普通的老百姓也赞成他，因为他谦虚朴实；妇女也喜欢他，因为他将以非常英俊漂亮的形象出现在加冕典礼上。
查理五世（1519—1556）大概是德国历史上迄今最伟大的皇帝。即使从布鲁格斯所作的查理16岁时的小泥雕像也可以很清楚看出这一点。他的迷人之处不在于他的外表或思想，而在于他的血缘和教养。七个朝代以来，这个家庭不断的与不同的种族家庭联姻，因此他的血液里充满了不同种族的血液，血缘非常丰富和遥远。他仪表堂堂，双目炯炯有神，无疑是一位天生的将才；在他那透着灵气和聪颖的脸上，似乎有一种神气在告诉别人，他是不允许被人摆布的。他当选为皇帝时才19岁，但是在他15岁在布鲁塞尔被召时，他已经是统治勃艮第的伯爵了。16岁他的西班牙祖父去世后，他便继承了国王的位置。他继承了半个欧洲，还有新发现的美洲，一共为六顶皇冠，最后一顶是德国人刚刚给予的。一个20岁的青年，没有父亲、母亲、兄长的帮助；没有祖父，没有朋友，在他的王国里，也几乎没有枢密院这样的机构，他必须在这种情况下挑起重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考验啊！要经得住这个考验，不仅需要坚毅的性格，更需要天才。查理在后来长达40年的岁月中，证明了自己确有这样的天赋。
查理五世画像
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为天主教奉献了全部忠诚乃至狂热。他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激烈反对者，并企图建立一个“世界天主教帝国”。1521年，查理五世以皇帝身份传唤马丁·路德参加沃尔姆斯宗教会议（许诺保证路德的人身安全）。然而，他在这次会议上宣布路德及其追随者为非法（1521年沃尔姆斯敕令）。
查理，查理大帝，腓特烈二世，这三个人身上的差异很快就表现出来了。这三个人都梦想统治世界，但卡尔大帝希望的是征服，腓特烈希望的是文化，而查理希望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德国历史上这三位伟大的皇帝，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德国人。按今天法国人的说法，卡尔大帝是法国人。的确，他通过战争比任何人都更多地征服了德国土地。腓特烈的祖先一半是诺曼底人，而他自己几乎大半生都在意大利度过。查理五世的七代祖先中，只有一个是德国人。如果以出身和遗传为背景，怎样的统治者最有资格把欧洲统一为一个王国呢？恐怕不难发现，第三个家族最为合适。
查理经历了既伟大又坎坷的命运。在德意志国内战争中有胜利，有失败，有改革，也有和平。他也享受过青年时代的愉快，这是在荷兰和西班牙，晚年也是比较幸福的。不同于卡尔大帝，查理拥有的太多而不是太少，因此不需要出去征服。查理也不同于腓特烈，一直和教皇相处得很和睦，从未发生过争吵。作为勃艮第的一个骑士，他具有荷兰人的忠诚，也有西班牙人的庄严。他继承了他所有祖先的遗传因子，但从德国人那里则只继承了一个下巴和哈布斯堡人的好胃口。他从来没有德国人的轻松愉快。他喜欢与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为伍，支持赞助他们的活动，但自己并没有什么艺术上的抱负，与腓特烈一样，他不喜欢有违反宗教内容的文化，因为查理热爱自己正直的信念。
表面看，他的性格冷峻，但实际上他的内心充满热情。他对宗教有很深厚的感情，后来他把这份热情奉献给了他的妻子。妻子死后，他没有再正式结婚。她是他的妻子，他们在上帝面前结婚；她是全王国的王后，这是他赐给她的，正是这种骄傲的谦卑使他十分爱她。也正是这种感情，促使他接受了统治这片国土的位置。对于这个国家，他励精图治，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就其品德的高尚与尊严来说，德国历史上没有任何统治者堪与之相比。
他小时候从不知道自己那被称为王后琼夫人的西班牙母亲。她在乔恩特生下他以后，很快就回家里去了。接着又连续怀孕生育，身体受到很大消耗；宫廷内部的猜疑妒忌，也使她身心得不到安宁。当查理17岁作为国王来到西班牙时，他与他妹妹第一次在一间很暗的房间里看到了他们的母亲。他是由他的姑妈玛格利特——马克西米利安的女儿带大的，长年住在她在荷兰的一个城堡里，这位姑妈为人十分精明。他的家庭教师，一个十分虔诚的学者，给了他正规的传统教育，同时，也宽容地教给了他一个骑士需要掌握的各种本领，也允许他同文人墨客为友。
查理的青少年生活是十分幸福的。他非常信任自己上了年纪的老师。可是当他来到阿依克斯拉教堂参加隆重辉煌的加冕典礼时，他实际上还是个孩子。他站在卡尔大帝的宝座前，宣誓廉洁奉公，捍卫信念。他十分喜欢自己身上的这套华丽尊贵的缎袍与盔甲，也非常欣赏群众对自己坚定自若风度的欢呼。马其尔朗刚刚从太平洋回来，带回了珍宝，查理很快把这些珍宝带到温莎去向英王炫耀。他在荷兰遇见了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他觉得她十分可爱，就尽可能逗留在荷兰，后来他们相爱，这位姑娘成了公爵夫人。教皇利奥也迅速地给他找来了乌得勒支主教为他的老师。
一切恩泽都降临到这个幸运儿身上，在他22岁以前，命运与人们从来没有向他说过一个“不”字。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个青年却仍能保持谦虚冷静的态度。当他第一次遭到路德的否定时，他仍然十分自信。
1521年，在沃尔姆斯他的第一次帝国国会上，查理发现亲王们的心绪不安。他们正在为德国内部日益高涨的动乱和自己的前途担心。谁能影响这位年轻的皇帝？使他们惊讶的是，这位年轻人竟镇静自若，不偏不倚。他说，他觉得他应对教皇负责，因而他似乎立即就会宣布剥夺这个被革出教门的僧侣的公民权。但是少数选帝侯要求他召见路德。查理同意了。
路德决定见驾。他所属地区的选帝侯答应保护他，皇帝的诏书本身就是一张安全通行证，具有足够的仁慈和安全戒备。路德像天使一样被送上路。尽管如此，整个德国还是震动了。路德会被处死吗？一百年以前发生过的事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一位神学教授被另一位皇帝召见。同样的诏书，同样的情景，其结果却证明了皇帝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路德本人对此行十分激动。他似乎是一位凯旋而归的胜利者。动身之日，大队人马朝西而行。所到之处百姓们都希望亲眼见见他，亲手摸摸他。抵达沃尔姆斯塔楼时，卫兵们为他吹起了号角。围观群众密密麻麻，以至传令兵必须为他在前面开道。下午路德抵达皇帝为他在埃比斯考伯尔设下的住所。在一层大厅里，他发现皇帝和一大群陪同的官员已在塞得满满的房间里等他。
召见的过程是十分简单的，但却是德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代表政权的国家人物和代表精神思想界人物从来没有如此面对面地互相揣摸着对方的外表和内在的力量，进行直接的较量。这里不是当年胡斯在康斯坦茨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念，触犯了基督的代理人而面受教皇和红衣主教的惩罚；不是因触犯王法，或煽动百姓造反而在最高法庭审判囚犯；也不是教皇派来秘密使团在与皇帝密谋贬黜大事。这里正在发生的，是代表德意志帝国最高权威和力量的皇帝举行的听证会，聆听一个不受任何组织和宗派支持，只是因为个人的讲经内容冒犯了教会的神学教授和思想家来诉说自己的经历。皇帝要听一听，这位教授讲的内容中有多少真理，抑或全部或部分是谬论。这次交锋不是过去的教会与国家的对话，这是德国历史上代表思想精神的力量同国家权力的第一次交锋，过去这两股势力习惯于各行其是。
查理五世的钢盾
双头鹰和纹章
图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双头鹰和查理五世的纹章。
当天这两个人看到的是什么？
皇帝看到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身穿黑袍，37岁，但仍很痩削的修道士。看着他，使人不由得想起克拉纳赫早期的侧身像：尖尖的鼻子，轮廓分明，面色苍白，一对乌黑的眼睛。修道士看到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身裹彩锻锦绒皇袍的高贵少爷，面对本人，人们不禁感到荷兰画师奥雷对这位皇帝的肖像画，简直如同摄影一般生动逼真。他天庭饱满，与路德一样有一个非常挺拔，但却要俊逸得多的鼻子，双唇微启（查理的所有画像几乎都是这个姿态），两道剑眉犹如画出来般的整齐，一头浓密的黑发，十分英俊秀气，他的手随便地搁在胸前，整个姿势是如此优美动人。金色羊绒编成的饰绦垂披在两肩上，里面穿着绣花的衬袍，微微耸起的帽子中央有一个宝石搭绊，闪闪发光。光润白嫩的脸孔现在正聚精会神地打量着坐在他面前的路德。不管怎样，他总有点趾高气扬，而穿着黑袍脸色苍白的修道士则似乎不是来接受召见，倒好像是一头新奇的动物被牵上了舞台。
双方都十分错误地估计了对方。“他坐在那里”，路德后来回忆说，“像一头无辜的羔羊来到一群猪狗之间。”对查理来说，后来雷卡特写下的回忆录说：“这个人绝对不可能把我引上邪途。”双方都以主观的成见去理解对方。皇帝始终认为路德最多是一个狡猾的疯疯癫癫的农民；而这个农民的儿子认为他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头脑简单又单纯的王子，大大低估了查理。据说，路德那天的表现不十分友好，东张西望，令在座的人不十分愉快。
他走向一张桌子，看到了自己的著作被放在那里，心里十分慌张，他后来承认说。他看到了艾克博士也在那里。艾克先用拉丁文问他，是否承认这部书是他所作，然后问他，是否愿意放弃他的观点。对第一个问题，路德用很低的声音作了肯定的回答；对第二个问题，他犹疑困顿，沉默了一会儿。经常出现的恐惧心理，特别是那天，当他授任圣职第一次做弥撒时几乎使他晕过去的恐惧又重新出现了。他要求考虑一会儿。他的回答使在座的人都感到惊讶，也感到失望，眼看一场好戏要落空了。这么多的亲王，还有皇帝本人都被邀请来，却只看到这个出名的先进分子嚅嚅嗫嗫，欲言又止。大家勉强答应他休会，但最多只能到第二天。
路德很快得到了恢复。就在这一天晚上，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表示，“即使基督宽恕我”，也决不放弃任何一个字。他对这一伟大的时刻并不十分在乎，即使面对审判，经过长时间考虑，他还是取决于那一刹那的冲动，不管这是基督的宽恕也好，还是受情绪的支配也罢。当他第二天晚上重新进入那间房子时（这次他们让他等了两个钟头，直到上了灯才接见他），他信心十足。根据当时所有的材料看，他举止十分安详。显然，他接受了私人教师的指点，表现得彬彬有礼，仪态大方。他首先对自己昨天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犹疑表示抱歉，而且要求对可能还会出现这种情况请大家原谅。但是他很聪明，在这篇准备好的讲话中，他没有提到教会亲王们的名字。
开始，他用拉丁文回答问题。句子显得优美冗长。他的对手艾克对这些华丽的辞藻显得有点不耐烦，要求路德用德文明确回答问题。据编年史记载说，因此路德就用坚定的完全不同于昨天的语调进行答辩。“他用一种甚至他的顾问都希望他能略为收敛和温和一些的态度”来回答问题。
“既然尊贵的皇帝陛下和高贵的老爷们要我简单地回答问题，那么我就直截了当地说：除非发现我有违反《圣经》或犯有其他证据确凿的罪行，否则我将一如既往，我的良心将因为我的行动符合上帝的教导而感到安宁。我对教皇和教廷没有根据的语言表示不信任，因为事实表明他们的话是错误和经常自相矛盾的。我不能也不愿放弃我说过的话。因为违背良心的行动既无益处也不光荣。”
皇帝不懂拉丁文，也不懂德文。当他听了翻译过来的路德的发言后，据记载说，他向路德提了一个问题：根据路德的看法，教廷是否也错了？
“康斯坦茨教廷的决定”，路德回答说，“明显地违反了《圣经》的清晰的教义”，说着，他伸出一个手指头以示警告，犹如当年胡斯的做法一样。
皇帝听罢，悠然起身，领着他的随从退出大厅。艾克眼看要被迫迎战，幸亏皇帝走了，也就停止了发言。路德原准备大干一场，现在没有了对手，不禁有些失望。他喃喃地低声自言道：“我站在那里，动不了了，上帝帮助我，阿门！”
会见突然中断了，群声喧哗。人们鼓掌向这个修道士祝贺。台阶上，烛光影曳。宫廷门口传来西班牙马车夫的吆喝声：“把他绑在柱子上，烧死他！”路德终于又回到大街上来了。月色当空，星光闪闪，夜幕已经完全来临了。路德不由振臂高呼：“我脱险了，我脱险了！”喊声释去了他心头的重负。
回顾——为大家所喜爱的路德的德文——反抗爆发——路德的最崇高的时刻——驯服的臣民——路德背叛革命
瓦尔特堡是一个罗曼蒂克城市，它充满了音乐、罪恶，但仍使德国人感到亲切的年复一年地存在下去。今天，如果有人爬上它那满是山毛榉树和橄榄树的山顶，人们仍会感到置身于歌声和民谣中间。即使时间是公元1500年，传奇式的故事也传遍乡林山间。现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们的主人公，孤独的修道士，坐在炉前沉思，透过蓝色的火焰，他似乎听到瓦尔特低沉的歌声。三百年前，这位游吟诗人就是坐在这里的；他也似乎听见了战斗中骑士的战歌；看见了艾克哈特和圣·伊莉莎白在低声叹息。这些人都在这里生活、斗争、歌唱过。
路德也在歌唱。这一年的整个夏天路德都在梦想献身，赞美圣母玛利亚，在沉思颂词中度过的，并不时地把他的思想记录下来。这是他的习惯。间或他也回想过去，回想曾经如此动乱的春天，究竟他发生了什么事。
晚年的马丁·路德
那天晚上，他回到旅馆，感到松了一口气，只觉得浑身精疲力竭，像散了架似的。人们拥簇着他，只有一个人给他送来了当时最需要的东西。这是公爵勃鲁斯维克给他送来了一大罐啤酒。由于对这个奸诈的世界失去了信任，他开始不敢喝，直到问明了是外国人送来的，他才一饮而尽。难道这些外国人没有听说，满街都在议论叛乱？400名骑士在圣教门前——皇帝下榻处游行示威反对暴君和神甫，他们大声叫着“花边鞋”，这是农民造反的口号，第二天他们在墙上贴满油印的传单，有的标题说：“国家不幸，弄了个孩子当皇帝！”
宗教改革者的群体肖像
这是一幅描绘一群宗教改革者的群体肖像画，由克拉纳赫作于16世纪40年代初。中间的是萨克森选帝侯约翰·腓特烈一世。他的后面是受他庇护的宗教改革者，最左边是路德。
那天路德走后，大厅里全体选帝侯坐着听候皇帝宣布敕令。敕令要求全体选帝侯一等路德的安全通行令过期马上把他包围起来。读罢，与会者开始保持沉默，接着一些比较进步的亲王起来表示反对，并扬言将置这道沃尔姆斯命令于不顾。
在那些日子里，所有的人都感到人民站在这个修道士的一边。亲王们也希望在为各自私利的斗争取得路德的支持。他们企图利用路德作为人民与皇帝之间的缓冲器，利用这个凭良心行动的人，为他们的派别斗争服务。他们千方百计地去取得他的欢心，派大臣去拜访他；一名主教甚至想邀请他到自己的教区来，免得他向教会理事会屈服。路德想到了胡斯，摇了摇头。他现在觉得对自己很有把握，驱逐令威胁不了他。他的头脑里一直摆脱不了那个曾经坐在他面前的年轻皇帝，嘴唇微启着，活像一只稚嫩的羔羊。
路德在城堡的花园里来回踱步，喧腾的世界，也就是昨天发生的一幕一幕——大厅里的人群，烛光，肥头大耳笑容可掬的神职人员，怒气冲冲的西班牙马夫，拥挤在自己周围目光炽热的大学生，还有那救了自己的满脸狡诈的国王，这一切都慢慢地在自己的眼前消失了。还有当他还在安全通行令的保护下，通过图林根回维滕贝格去，路过一片树林时，突然出现一队骑兵把他包围了，他吓了一跳，但他们却冲着他笑——他们是萨克森选帝侯的雇佣兵，是来保护路德到瓦尔特堡去的。
慢慢的这些浮现在他脑际的梦一般的人和事，皇帝，国家，政治，都渐渐地消失了。他内心感到愉快，又重新回到自己原来的地位身份来了，一个诗人，一个研究上帝的学者，一个长期受压制的人。运动，斗争，荣誉，一切都消失在脑后了。他一贯向往和喜爱并在学生时代就开始追求的宁静生活，在修道院时曾得到过。他在这种宁静的生活中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新的安慰，使他那滚烫的心得以平静。5月过去了，6月又来了。夏天很快就来到了。犹如一个被拐骗到这里来的王子，路德生活在音乐和玫瑰丛中。他时而作祈祷，时而写东西。秋天来临了，有一天他打开伊拉斯谟的希腊文《圣经》，把神圣的内容翻成他喜爱的德文。从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威德到歌德，凡是领略过路德的优美的语言的人，在谈到路德的德文《圣经》时，无不怀着深深的敬意。这也许正是路德的最伟大的贡献。的确，路德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的创举，对德国的全部历史产生了重大的甚至可悲的，时至今日仍然不可磨灭的影响。
路德在1521年到1522年冬天在瓦尔特堡把《新约》译成德文。这一伟大的工作，在他亲密的朋友中，还没有一个敢于尝试。这并不是《新约》的第一个版本，而是它第21个版本。但是前20个版本基本上大同小异，只有这个版本是直接从希腊文翻过来的。开始译文只有《新约》，12年后，路德才把整部《圣经》翻译成德文。
只有农民兼诗人的混合天才才能完成这么伟大的作品。“看人要看他的实际行动”，路德经常这样教育学生，他自己也经常身体力行。就像一个聪明的花匠为已经枯萎的花木带来了人造雨水，使这些植物恢复了生命一样。路德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高人一筹的才能，他是个演说家、教员和诗人，虽然他一直穿着黑袍子，但却最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但在将近二十年的生活中，他一直没有接触过女人。
路德创造中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以有力的事实唤醒了德国人民早已忘怀的自己的成就。没有人还记得自己的日常语言，成语、谚语、俗语。这些语言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光彩，成了不知源于何处的民间传说，而现在又在路德的书中出现了。
这段时间可能是路德生活中最幸福的阶段了。他孑然一身，但又有很多好友；他是一个囚犯，但又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花园与书房之间；他不需要回答任何人的问题，不需要去指责什么人；也不要决定什么问题。他被遗留在一个只有信念和写作的天堂里，这个天堂和德国的其他一切都十分和谐。
但是由他引起的骚乱不久又一次冲击了他。他的书被烧毁，皇帝的驱逐令——“路德是个魔鬼，他破坏了一切秩序。”等等，随着这些流言蜚语，萨克森出售赎罪券的活动又出现了新的高潮，情况比以前更严重。那天晚上，在沃尔姆斯发出的第一次喊声，在德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虽然开始时只限于知识界的争论，但不久人民就发出了他们的呼声，这是长期以来被压制的奴隶的呼声，他们的意见从来得不到重视。骑士和农民两个阶级都在遭受饥饿，生活无望。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被皇室贵族的贪婪弄得四分五裂的国家，宗教的统治大权掌握在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的主教手里，他需要黄金和金钱来维持他的权势和享乐；这种状况已延续几个世纪了。从德国人的性格来说，他们的耐心，顺从，以及能够容忍的程度大大超过世界上其他的民族，但是一旦怒火冲破这个限度时，他们就会变得更加疯狂野蛮，毫无顾忌。
现在，人民在很多地方冲进教堂，取消弥撒，破坏圣餐礼，撕下墙上的绘画。僧侣和修女纷纷逃出修道院，废弃已订的婚约。他们抛弃自相矛盾的《圣经》，寻找真正的上帝，而且只给能够理解《圣经》意义的成人做洗礼。在萨克森运动的规模发展得更为深远。萨克森选帝侯不禁怀疑自己保护路德的做法是否犯了错误。此时路德又给他送来了一本反对赎罪券交易的小册子，选帝侯决定不了是否付印，因为他现在听到了另一种声音。
路德在瓦尔特堡虽然感到很安全，却仍然觉得受到第二次斗争的挑战。这次斗争要比第一次更出于自己的主动。一个无比忠于信念的人，最后只好变成了一个新教徒。总的来说，路德的本性是温良驯服的，他讨厌政治斗争中的一切暴行。他年轻时有过可怕的经历，有来自父母的，有来自修道院院长的，恐惧心理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现在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上帝又成了他产生恐惧的因素。扪心自问，他的确从来不希望发生眼前这一切骚乱。难道维滕贝格市政府不会把他当做魔术师一样请他去扑灭因他而燃起的大火吗？这个全部身心浸沉在自己的思索与写作之中，安全受到严密保护，行踪不为外人所知的僧侣突然惊愕地发现，大祸已经临头，他决定摒弃害怕心理，保护现存的制度，堵住反抗潮流。他给选帝侯写道：
“能够制止这场暴乱的只有我可怜的躯体，既然上帝不希望保护我，与基督比较起来，我的脑袋不算得什么。事业的本身不需要进行讨论，刀剑也无补于事。上帝必须独自主宰一切，人的关心和力量与它无益。”
写罢，他佩上宝剑，离开庇护他的住所，取道直奔维滕贝格。在这生命的关键时刻，路德差一点被人杀死。在图林根的一片大森林里，路德身穿褐色紧身上衣，头戴红色小帽，腰佩宝剑，马鞍兜内放着他的新《圣经》，浑身上下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一个僧侣，倒像丢勒《骑士、死神与魔鬼》中的骑士，一路飞奔前去进行夜袭。两个瑞士学生在耶拿附近遇见了他。他们后来写道，他们盯着他看，同他说话，开始没有认出他是谁来。“他的眼睛又深又黑，像黑夜的星星闪闪发光，使人不敢多瞧。”这个古怪的骑士把他的希伯来文书放在一边，仔细地向他们打听情况，说话态度安静自信，语言诙谐。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当他们问到路德博士时，他答道，路德马上就要回到维滕贝格去了。这一切都表明，他很能控制自己，很坚强，丝毫没有露出烦躁不安的迹象。
路德在萨克森布了八次道，群众的骚乱情绪开始稳定下来。与此同时他说服选帝侯发布一道命令，宣布教会必须服从世俗当局，从而以新的权力代替了正在日益衰落的主教的权力。选帝侯对这个建议很满意，因为这对他十分有利，他表扬了路德。很快，王室和城市贵族都感到在这场斗争中，他们的地位和权力都得到了加强。希望维持秩序的各个阶级都在路德面前握手言欢了。所有的有钱阶级——王室、贵族、城市市民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发现路德在这场动乱中还是忠于王室的，是驯服的，他甚至表示愿意把自己的教权置于世俗当局之下。
但是路德却因此而失去了农民、骑士及其他对现实不满的阶级的支持。他们实际上已经有了自己的领袖。正像所有的革命运动在初期总是发展十分迅速的。茨维考的托马斯·闵采尔就是一个十分合适的人物。
闵采尔比路德年轻七岁，也是一个教员和传教士。他曾经潜逃，并被流放。他是一个到处流窜的传教士和点燃革命火种的人。初期，他追随路德，一方面为路德不平，同时也出于自己的雄心。现在闵采尔用《圣经》的语言反对《圣经》，宣布耶稣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上帝最优秀的儿子，但是关于他的死的说法对人类是“淫猥的”，认为人间就有上帝的王国和幸福的天堂，异教徒也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信徒。提出打倒阶级，让人类都成为兄弟。成立欧洲同盟。向异教徒和土耳人致敬！打倒向当局屈膝的维滕贝格主教！“为什么你要称呼他们为尊敬的陛下？他们只不过是些高利贷者、小偷、强盗，他们对人民大众就像对待他们的畜牲一样。”
闵采尔像
闵采尔（Thomas Müntzer，1490—1525），通晓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精通《圣经》。在德国宗教改革之初，他曾积极支持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主张。但随着与劳动人民密切接触，观点更加激进，终于与路德分道扬镳。他的思想主张及其泛神论的因素，比路德的“信仰得救”更加进步。
路德反唇相讥，称闵采尔为丧失了神智的醉鬼；大骂参加骚乱的群众为失去理性的野兽，说他本来还想以良知来清洗某些人的灵魂；现在他开始咒骂那些离他而去的人。就像那个在腓利比恺撒看见耶稣顿时变了腔调并开始发布命令的人一样。
预言者难道没有让他的门徒失望过吗？难道门徒没有离弃过耶稣和穆罕默德吗？如果只是因为他们太年轻，他们就会继续努力；如果只是因为他们把长者的严肃启示当做礼品，他们就会要得更多。有谁想去了解一下路德的青年时代和他的性格呢？全世界看到的只是一个在皇帝和帝国面前在其生命受到危险时交代自己罪行的人。路德开始使大家失望，当时大约四十岁。五年来他进步很慢，但很稳重。现在他止步不前了，而且有可能后退。
这时对路德的另一个打击是：一些人文主义者也起来反对他，但他们并不是为了社会革命。思想界的带头人伊拉斯谟，即使在路德遭禁时也没有撤回过对他的支持，但现在离开他了。法律上他直接向皇帝负责，他曾公开表示支持被剥夺了公民权的路德，以自己的世界性的名誉地位保护路德的安全。但他事先声明，退休后到瑞士的巴塞尔去，以免在荷兰被捕。现在他虽然没有发表什么文章反对路德，但在思想上已与路德分道扬镳了。
就这样，一位相信自由意志的哲学家反对祈求宽恕的信仰上帝的人，一个从事科学和艺术的人反对虔诚狂热的信徒，思想反对感情。第一个欧洲人起来反对当时的第一个德国人，因为正是这个德国人为自己的人民献出了德文《圣经》，同时又将人民的自由典押给了王室。这两位研究《圣经》的学者互相用《圣经》的理论向对方证明上帝的宽宏大量和无限权威的情景一定是十分壮观的。
是的，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德国人民被思想界的问题震动了。他们向世界向历史证明了他们蕴藏在内部的潜力。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段时间是短暂的，而且从此再也没有重复过。
人文主义者对抗路德——农民领袖闵采尔——农民起义——路德的婚礼——音乐带来的愉快
这是一个冬天。在骑士济金根城堡的大厅里，主人和他的孩子及仆人们围坐在一起。他们都在听站在他们面前的乌尔利希·冯·胡登给他们念路德的新《圣经》。上了年纪的济金根现在可以用德文学习了。一些逃跑出来的僧侣散坐在边上，个别的还带了自己的妻子。桌子上放着查禁的读物。这位壮实的骑士至今还在犹疑是否出来领导这场反对富人的战争，因为那些日益贫穷，衰败，濒于死亡的骑士们一直在催促他起事。“西德意志骑士军团”已经组织起来，领导人是济金根。这时他同德国皇帝的关系十分恶劣。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希望建立什么？建立一个皇帝和皇室都没有权力的贵族民主国家；这样的国家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反对那些现在已经不愿和骑士携手并肩的市民的。济金根感到他目前的力量还不足，并且他的星术家也反对他这样做。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这个军团似乎还是陷于分裂。很多力量又联合起来反对济金根，他被包围了。1523年他中弹重伤，苦恼万分的胡登，先由朋友送走逃到瑞典，他去找伊拉斯谟，但不受欢迎，因他一直还在想写文章反对他。胡登由萨文黎帮助逃到苏黎世湖的小岛上，在济金根之后不久死去。他身后什么也没留下，只有他的笔和手稿，但也失传了。但是他的格言“反对暴君”历经几个世纪，相传至今。今天在那些具有崇高思想的人们口中，人们又一次在传颂这句名言。
胡登和济金根之后，骑士作为一个阶级在历史上消失了。济金根实际上也是当时穷苦人民中最后一个比较有力量的斗士。他死后，酝酿了很久的计划，组织骑士、市民、农民军团起来反对诸侯、教会、贵族的斗争也失去了可能性。因此农民只好单独提出他们的革命要求了。
公元1500年左右，德国农民的处境十分悲惨，农民先后发动过12次“农民起义”，因为他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堪忍受了。他们的要求实在可怜得很，他们只不过要求具有捕鱼和打猎等微不足道的权利。要战胜那些封建领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甚至要付出一只手的代价。历史学家证实了有关情景，有时农民跪在领主面前，恳求保留他的右手，砍去左手，即使如此，右手还是被剁去了。德国封建地主贵族的凶残暴虐，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是很少见到的。当时社会上货币已经出现，教会和封建领主给予农奴的已经不是胡萝卜、白菜、黄油、牛奶，他们把这些东西拿到集市去出售，农民曾经可以占有的森林牧场也被容克地主收回，而由他们到市场去出售木材和干草。可怜的农民涌到城市，不像他们的祖先，成了统治他们的人的无用残渣，而是一开始就成了被剥削的无产阶级。
教会封建领主十分后悔，他们的做法导致了赤贫的农民投入路德的怀抱。路德的理论进一步证明了他们的愤慨是有根据的，对他们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假如南部农民当时说服了其他一些生活尚不成问题的阶级，也许就可以爆发一场革命。但是这些人也是日耳曼人，也就是说，比起自由来，他们更喜欢秩序。因此他们首先需要一个有学问的人把他们的要求形成文件——《十二条款》，看看这些条款是否符合《圣经》。饥饿的农民究竟要求什么呢？取消农奴制；取消新的劳役和刑法；归还公共的牧场；由全体教徒选举牧师。
封建领主极为愤怒。他们商量请外国军队来帮助，因为本国军队的士兵大都农民出身，要他们与自己的兄弟作战是靠不住的；他们还决定引诱农民来谈判，把他们聚而歼之。
公元1525年德国南部爆发农民革命，并迅速蔓延全国。敌人毫无准备，惊恐万状，一切有产阶级胆战心惊。
所有的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人能进行调停，这就是路德。
德国农民战争
这幅图描绘了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中的情形，农民揭竿而起，力图摆脱封建枷锁。
这位改革家又一次面临伟大的使命！开始，由于兴奋和激动，他的确宣布过《十二条款》的要求是公平合理的，作为谈判的基础是合适的。在公开辩论中他驳斥了诸侯的无理要求。但农民认为他的行动像在进行仲裁，他告诫农民保持和平，不要骚乱。但为时已晚，路德痛恨的托马斯·闵采尔已在鼓励图林根的农民起来造反，并在图林根的米尔豪森组织起公社。闵采尔的立场与路德相当接近，但在伟大的农民战争中他依靠的只是自己周围的小团体。路德收回他以前说过的话的主要内容，仅仅在三个星期前他还认为农民的要求是合理的，现在却指责他们是“强盗和杀人犯”。这个转变对德国的最高统治者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有产阶级现在寄希望于这位第一个改革家，他写道：
“必须让那些普通老百姓受苦，否则他们将变得更加胡作非为……因此我们不能对此熟视无睹……忍耐和怜悯已无济于事……现在需要的是刀剑，而不是宽恕。让那些抢杀之徒像一条疯狗似的被处死。”闵采尔对此回击说：“啊，亲爱的上帝，农民既贫又苦，他们终生艰辛劳动，养活那些永不满足的专制暴君……诸侯的统治应该结束了，应该把权力交给普通人民！人民在挨饿！”
路德像
但是路德的话对人民还是起了作用，闵采尔却一直坚持斗争，甚至最后在绞刑架前也不改变自己的信念。农民失去了领导，特别是在葛兹·冯·贝利欣根骑士半途离开了他们的队伍，情况更趋严重。几个星期后，一切都在血泊之中结束了。
到处是恐怖的复仇火焰。一名刽子手吹嘘他一手处决1200人；估计约有13万农民被杀。有一个名叫卡西米亚的侯爵说，禁止为那些眼睛已掉出来的农民包扎伤口。当时世界上的凶残暴行确是不少，但一提起德国的酷刑来，仍无不令人瞠目。各种文字都记载下了如同今天他们给人类带来的令人发指的罪行。米朗克松在一本书里的最后一句话写道：“对于德意志这样野蛮成性的民族来说，农奴制确实太温和了。”
这对于德国历史是一句引人注目的话。假如充分发展了的德国知识分子以这种口气来谈论他们自己的同胞，手工业工匠的儿子对整个阶级如此失望，则可以看出精神思想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裂痕已经如何深刻。真正的基督教徒反对战争，可是路德及其伙伴的神经已变得麻木无情，他们和他们的先辈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任何反抗对他们来说都是大逆不道的，服从世俗当局的本性已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除了已变得赤贫的胡登骑士外，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中没有一个对他们的时代是理解的。德国的第一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原因是代表思想与精神界的人物同代表政治权力的人物之间缺乏团结，两种力量得不到统一，因而一切运动都将归于失败。当时，代表一股政治势力的农民从底层掀起革命运动，而代表思想精神的学术界人物却傲慢的半途撤出，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今天，政治势力是从上而下压迫思想精神界，因而也遭到失败。德国在后来的1848年和1918年的两次争取自由的运动中则失败得更快。这两次革命运动都遭到了镇压；而在法国却取得了胜利。
但是路德却因此而丧失了上百万人心的支持。他确实干了一些没有一个人能理解的事情：就在这可怕的1525年6月的几个星期后，他结婚了。他的妻子叫凯蒂。按德国人的习惯他称她为凯瑟琳娜·卜拉。她是和其他八名修女一起，躲在一个鲱鱼桶的后面从修道院逃出来的。不久，她和纽伦堡的一个名叫鲍姆格特纳的男人有了私情。鲍的父母很有钱，反对儿子和一个私逃的修女结婚，凯蒂就被抛弃了。路德那时已违背了自己的誓言，爱上了一个名叫冯·舍恩费尔德的小姐，但她喜欢另一个男人并嫁给了他。路德在遭到拒绝的情况下和被人抛弃的凯蒂结了婚。这一切都发生得很突然，他把她从克拉纳赫的家中带到教堂。他的朋友无不对此感到惊讶突然。米朗克松在给一位朋友的希腊文信中写道：“这个修女带着他到处转。经常和修女们的接触，使他软下来了。现在他也充满激情，热情洋溢，看来他是被女人折服了。”
婚宴以后，根据当时的习惯，他邀请朋友们到新房去坐床，一位客人写道：他激动得泪痕满面。他把婚礼安排在正是他斗争的高潮期间，更使德国受到了震动。他自己对此却平静地说：“所有的天使将为此高兴，所有的魔鬼将为此哭泣。”
从克拉纳赫为她所作的画像来看，她并不漂亮，但很坦率、坚定。婚后两人都很快增加了体重。在一次布道中，他出乎意外地坦率说：“婚后第一年，男人往往有些离奇古怪的思想。他坐在桌旁，不由想到：过去只有你一个人坐在这里，现在却成双成对。偶尔清晨醒来，他会发现在你枕边有两条辫子，过去却什么也没有。”一年后，凯蒂就生下第一个儿子，接着又生了四个孩子。路德经常同他妻子欢声笑语。凯蒂是个出色的家庭主妇，自己修建猪圈，勤俭治家，路德遇事闷闷不乐时，凯蒂安慰他。当时可能只有音乐为他解愁。凯蒂不大看书，路德就鼓励她读《圣经》，并答应她，如果能在一定时间内把整部《圣经》读完，就送给她一件礼物。他对她的影响与日俱增。
在他生命的最后的20年，路德又开始了另一种精神上的陶冶活动。40岁时，他开始写词作歌。他把赞美诗用德文写成散文，作为自己讲课的内容，然后再把它们改为诗体。以后又着手圣歌，他觉得世界上简直没有可以与之媲美的东西；他试着用笛子伴奏，请教徒们演唱。
路德性格上的棱角迅速变钝，而同音乐越来越接近起来，音乐成了他逃避内心矛盾的避风港。正是在音乐中德国人找到了自己。他们的一切本性，仔细掩饰起来的困惑，他们内心的不安全感，茫然无着感，都在音乐中得到解除，他们的想象力开始超越国境而进入世界。从来不懂美的含义的路德也就此而成了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不安因素。他说，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为了抓住看不见的世界，耳朵比眼睛更有用。
路德，正如他在其他方面的问题一样，也把他的内心斗争带到音乐中去。这些斗争始终围绕着什么是优美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使他在希望与恐惧中得不到安宁。他从来不嫉妒那些已同伊拉斯谟取得了同等地位的人，他只是寻找自己在不可捉摸的音乐中所缺少的东西。他可以因作品只有格律，没有自由和优美而否定某个作曲家。他认为音乐必须伴有优美的和声，格律必须伴有灵感。从路德开始，德国音乐在世界上占据了前所未有的伟大与崇高的地位。因为在德国人的性格中，在秩序中有幻想，在精确中有魅力，二者在音乐中得到了统一，为其他国家所望尘莫及。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路德开始创作寓言，把他经常在饮酒时讲述的故事写下来。这些故事在人民中间广为传播，情节生动；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感情和紧张情绪逐渐减退，变得心平气和了。他写的贺词和谜语总是押韵的，栩栩如生的，人们几乎可以把它们画在纸上。在他的晚年，路德成了伟大的讽刺家。最令人惊异的一个特点是，他做什么事都是为了教徒，他从事演说，从事教学，从中找到了诗一般的和谐的生活。然而他对自己私人的幸福与悲哀却从未写下只言片语。
路德与教皇的使节——路德反对自由——衰老
关于乌尔利希·茨温利和加尔文，本书尚未腾出篇幅论述过。他们关于神学问题不可思议的辩论似乎仅仅是围绕着圣餐礼和它的意义，而实际上正是有关信念、种族，特别是性格的迥异而导致了这场辩论。身材高大健壮的瑞士人和有着愉快童年和行动敏捷的法国人都对行动迟缓，从来也没有明确态度的路德心存猜疑，这一切恰恰说明路德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但路德和茨温利还多少有些共同点，这就是音乐。音乐使他们俩离开了加尔文教派。而对音乐的共同爱好，体现在两个人身上也是不同的，茨温利这个魁梧的瑞士人，由于会五种乐器，而享受了世俗的温馨，但是对路德来说，音乐是梦想中的，是用以安抚灵魂的。
乌尔利希·茨温利像
乌尔利希·茨温利（Huldrych Zwingli，1484—1531），瑞士宗教改革家。曾提出废除朝圣的主张，并因其主张与讲道才能被誉为民众神父。
加尔文像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法国基督教改革运动主要领袖，第二代基督教改革运动最重要人物。他对基督教的解释，特别是他的《基督教原理》，以及为日内瓦制定的体制和社会模式深刻地影响着欧洲其他地方和北美的新教。
在农民反抗运动觉醒之际，古老的成年人再洗礼仪式再度复苏，这种仪式是300年前被长老艾克哈特禁止的，而今主要是由手工业工人事前也没有筹划而倡导起来的。参加这项活动的还有那些看到信仰程度有差异和相信非《圣经》启示录的教徒。有些人希望老年人进行第二次洗礼，对财产加以限制以造福于穷人，并且完全根据原始的基督教义行事。今天成千上万的人推迟举行洗礼，而在当时要求第二次洗礼意味着一场革命。路德又一次强烈申斥那些实际和他思想有关联的异端分子。他之所以这样做，就因为他始终是维护当局，反对革新派的。
在此以前，德皇查理曾想方设法削弱路德分子，希望他们制定一份温和信念的纲领，因为德皇需要保持德国的和平。路德分子后来被称为新教徒或耶稣教，按英文字的含义是“抗议分子”，因为他们曾经在德国国会中提交过一份抗议书。但是由于新教徒的领导人被褫夺了公民权，皇帝难以与他谈判。因此，他就邀请了路德最有名的弟子到奥格斯堡来表白他的宗教信念。这是令人瞠目的场面和令人震惊的胜利。九年以前，也就是这位皇帝教皇的朋友宣布剥夺新教运动领导人的公民权，而现在这位皇帝用了两个小时时间聆听路德弟子论述同样内容的新教教义。
当已成为新教徒的贵族和各个阶层人士组织一个以小镇为命名的斯玛尔卡尔迪联盟，引起外国普遍注意时，德皇采取了第二个和解的姿态。他向这些异教徒派了一个教皇使节，试探路德能否出席教会理事会。
“你为什么这么早就梳洗沐浴了？”维滕贝格的一位理发师问路德。
“我要迎接教皇的使节，因此必须把自己装扮一番，使自己看上去年轻一些。好叫那位使节寻思，路德，这个坏蛋，这么年轻，他已经干了多少坏事，他还能干多少坏事啊！”
“但是，博士先生，你穿的难道是最好的衣服吗？你这样的穿着，也会引起他的不悦的。”
“我故意这样做的。对付那些毒蛇和狡猾的狐狸，你必须这样做。”
根据这位理发师的报告，在这番谈话以后，路德在见这位使节时态度傲慢。与此同时他还发表反对沃尔姆斯敕令的文章，并将敕令的撰写者比作是公猪。路德真是既幽默又勇敢，就好像坐在他对面的就是教皇本人。
但是为了顺从世俗当局，他变得越来越反动。“如果世俗当局说，2加5等于8，那么你必须相信，并且认为自己的算法是错误的。因而也必须认为战争和刀剑是英雄的行为，虽然它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和造成巨大的损失。战争将被证明是神圣的，不可少的和有益的，就像人们需要吃饭和饮水一样。”如果有人问他这种说法的道理，他会引经据典的拿出《圣经》给你看，那里只提到世俗当局，而丝毫也没有讲到教皇、修道士和修女。他如此歪曲他心爱的教义，对一个德国人来说是可能的，因为他希望服从国家。
学者们以前曾经宣布过，世俗当局是邪恶的，对灵魂的拯救是危险的；但是路德现在吹嘘他是第一个让德国人相信，贵族也可以为上帝服务。这样他就把卡尔大帝曾经从封建贵族手中夺走的精神武器又还给了他们。他还解释了他为什么必须超脱国家事务，而让那些贵族们来干。他再一次强调，新教徒贵族应该掌握由他们的祖父侵占而在他们的父辈手中丧失了的权力。他反对所有受到欢迎的争取自由的愿望，为“皇权加祭坛”的政教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即牧师支持皇权，而牧师又由贵族和容克大地主遴选的原则，这是以后普鲁士赖以生存的基本原则。三百年后，新教徒被称之为“有限主体思想宗教”，这个思想完全符合它的缔造者路德的思想特点。
路德在忠于国家和政权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他竟然同意一个热烈赞成新教的黑森州教授重婚。在这种情况下，教皇的权限也仅限于允准他离婚，而不能允许他重婚。但是路德为此辩护，并说《圣经》也没有规定禁止重婚。不过，路德坚持这件事必须保密。当这件事最后终于公之于众时，群众为之哗然。在当时，犯了重婚罪的这位教授是可以处以死刑的。路德过去曾经在浸礼教徒中为反对重婚而斗争过，而现在，同一个路德却主张重婚。德皇对这一切报以微笑，并且很快的从中捞取政治资本。
路德就是这样在晚年时仍然在恐惧和挑战，在服从和自信之间痛苦地挣扎。
此时，整个德国北部已成为新教的势力范围，但是围绕新教的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却已死气沉沉，而位于这个新教中心的年迈的老人早已失去了势头。讲学、布道、注释《圣经》、翻译、演说、争论，这种种工作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成了一个政党的领袖、委员会主席、编辑，而他一度类似一位新教的创始人，当时德国有四到五个宗派，相互攻讦，没有一派有位真正的领导人。路德放弃了他过去捍卫过的主张。过去他曾公开赞扬过犹太人，现在却突然将犹太人作为嘲笑的对象。他否定过去自己曾经积极参加过的关于艺术的争论。
到了晚年，路德将他的怒火和嘲笑都对准了德国人。他写下了下述的一段话，他对德国所持的批判态度只有歌德和尼采可以与之相比：“这个国家没有救了。每个人固执地各行其是。一旦我撒手归天时，情况将十分糟糕，我并不想预言我的声明将成为现实……这个野蛮和兽性十足的国家，这些可怜而又怙恶不悛的畜牲，一半是人，一半是鬼！”
他的晚年生活不十分愉快，一个孩子死了，自己又因为结石旧病缠身，阵阵作痛。但是他继续写诗。他给他妻子写了不少热情洋溢的信，其中一封信说：“我至亲至爱的家庭主妇凯瑟琳娜·路德太太，女博士，养猪场的管家以及所有可以表彰她的技能”——她从她弟弟处接管了养猪场，后来在她治理下办得十分兴旺。他临终时是一个深夜，他在病榻上对他的祈祷者用他从小就在这个城市学习的拉丁语留下死前最后的一句话，而不是德语。传教士弯腰俯身用嘴贴着他的耳朵问他，是否还坚持自己的教义。他以十分清晰的声音作了肯定的回答。从来也没有过这样一个违背自己意志的革命者。这个人是如此坚信他内心的看法，当需要他证实自己内心的信念时，他从未动摇过。这个强劲和勇敢的上帝之子命中注定要成为德国人民的领导人，这个国家的人民过去还没有过自己的领导人，他们要背弃的是传统的王朝统治者。当路德看到，思想能转化为行动，信念能转化为愿望时，不禁大惊失色，就像一个孩子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擦亮一根火柴温暖自己，突然刮来一阵大风暴，把整个森林燃烧起来一样。由于天性和从小受到要敬畏长者的教育，他现在过于驯服，就好像要赎回自己没有犯过的罪恶一样。早在修道院时，他就经常为一些事情而谴责自己，而实际上不过是自我的恐惧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他被推上了生活的顶峰，他竭尽全力把自己无意追求权力的双手拱让给被他称之为“毒蛇和狐狸”的贵族。
在国家和权力面前，路德背叛了自己的思想和道德，成为德意志悲剧的典型。
克拉纳赫——丢勒——彼得·维斯且尔——格吕内瓦尔德的绘画——伟大的远景——荷尔拜因——荷尔拜因的秘密——哥白尼
在这期间，德国思想知识界发展迅速，成绩卓越，创造了不少不朽的作品。德国反对教皇的斗争早已被置于脑后；宗派之间和解的气氛占了上风；只是间或由于政治原因出现一些混乱。此时德国向世界提供了四位天才的画家。他们的作品陈列在全世界著名的博物馆里，散发着青春的光芒。这四位画家是：擅长彩色的克拉纳赫，寓意深刻的丢勒，笔触迷人的格吕内瓦尔德和以肖像画擅长的荷尔拜因。这四位画家与路德、查理五世是同代人，他们彼此相互影响；他们都出生在德国南部，都是贫苦的手工业工匠或画家的后代；他们从自己的父辈学习手艺，而后又传给自己的子孙。这些人是德意志历代王朝的真正代表，他们的作品并没有王室金印盖上的标志，而是标志着一代天才的创作。至今仍然在世界上体现了德国文艺复兴光荣历史的艺术家、牧师、异教徒、人文主义者，几乎全都是出身低微的人，他们没有一个人出生于城堡贵族之家。
克拉纳赫画作：克雷蒂亚像
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The Older，1472—1553），16世纪最具影响力和多产的德国画家，在萨克森宫廷的帮助下，创作了35种克雷蒂亚（罗马传说中的贞妇名，贞节的模范）的形象，这是其中的一幅画作。
路卡斯·克拉纳赫（1472—1553）的一生和其他三个人一样经历了同样的生活，而从完美性的角度来说，他从来没有达到与他们并驾齐驱的水平，他只是通过作品的数量显示出他自己的分量。克拉纳赫生性勇敢，好胜，他也许可以在作战和辩论方面和别人一样展现自己的才干，他或许可能像佛龙贝格或茨温利一样成为一个战士或传教士。他永远也不满足于作画。50岁时，他购置了一家药房，60岁时他成为市长。
在他孜孜不倦的一生中，几乎什么都画，画圣人、女神、人物和比武大会，他还从事帆布画、石膏像、铜雕、印刷自己的木刻画，他临摹自己的儿子，画自己的学生，创造出的画与提香和鲁本斯的画一样的多彩，他以其作品内容的丰富而震惊后世。精力和想象力，这是通常德国人不能同时兼备的两种品质，而他却将这两种特点融合在一起，铸成一座大钟，以其响亮的钟声响彻德国大地。他的作品受到德国人民的喜爱，多是一些离奇古怪、滑稽可笑、怪模怪样的精灵。
丢勒自画像
丟勒（1471—1528），德国文艺复兴时代最有成就的油画家、版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曾被恩格斯誉为多才多艺的巨人之一。他擅长小型的传统宗教画，尤其是木版画和铜版画。在绘画中，他使宗教题材充满了民族和人民的内容。
克拉纳赫绘画的特点之一是描绘女性体态的诱惑力，在他以前尚无人尝试和涉足过，对德国来说也是引人注目的，因而他的某些作品引起了争论。他的作品中没有乔尔乔内和柯雷乔那种对裸体的精雕细刻，也没有鲁本斯善于描绘的那些庄重雍容而丰满的女性，他的作品画的是女性诱动人心的戏耍和谈情说爱的风姿绰约，看了他的画你会明白为什么那些善于卖弄风骚的女性对男性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克拉纳赫的绘画给德国各个艺术领域带来了影响，揭示了德国人的性格中具有和法国人同样的那种特点。
克拉纳赫即使到了晚年也表现出不愧为一个男子汉。路德死后，腓特烈的后继者被德皇严刑拷打，并被监禁起来。75岁的克拉纳赫随他下狱，陪着他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当这位81岁的老人终于看到自己的主人获得自由后，他安详的死在主人身旁（他卓越的自画像至今仍收藏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内）。
丢勒（1471—1528）是匈牙利人的后代，他的家族名为阿基托斯，意为“门户”，无人知晓丢勒的祖父什么时候从瓦尔丹英迁居到离家乡八里远的一个村子里去，并在那里从事首饰匠工作。他的儿子也是一个首饰匠，到处流动干活儿，从匈牙利到荷兰，直到30岁才来到纽伦堡。此时，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丢勒”，40岁时娶了主人的一个15岁的女儿为妻，她就是阿尔布里希特·丢勒的母亲。
有人也许会将丢勒也算作是德意志皇帝之一，因为他和这些皇帝有着共同的命运。他有着北欧人难以对付的性格，阴郁，庄重，又是一个十足的德国人。南方吸引着他，使他神魂颠倒，离开自己的本土，再也没有回去过。他的自画像是他向罗马朝圣的里程碑。歌德曾经说过：“丢勒如果生活在意大利，会成为一个风格完全不同的艺术家。”
《自画像》
丢勒的这幅板上油画《自画像》，创作于1498年，现藏于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它异常真实坦率地记下了艺术家的形象。画面中的丢勒，面部表情严肃而微带忧郁，与画家那博学多才的人文主义艺术家气质十分相称。此画中线条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意蕴无穷。
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作为父亲的学徒，向父亲学习如何锻制金戒指。他给自己作了一幅画，用粉笔把镜子里的小孩，一个瘦削，天真无邪，透出才气的小孩画了下来。他就像神童莫扎特在演奏一般，用先知者好奇的小手在纸上创造了这一奇迹。即使到了22岁，他看上去还是一个笨头笨脑的青年，浑圆的肩膀，鹰钩鼻，招风耳朵，大手大脚，乱蓬蓬的头发。不过，他却有着一股动人的窘迫神情，就像一位模特儿要掩盖自己的隐si处一样。此时，意大利为这位旅途奔波的年轻人开阔了眼界。大约在公元1500年，他来到了威尼斯，看到了名胜古迹、宫殿、画廊、大海、艺术家的骄傲和听到东方寓言般的故事，这种种使威尼斯成为画家天堂的一切。他看到了美的真谛，迸发了日耳曼向往外国的人民和大地的热情。后来有一位漫游者用诗和音乐刻画了这种漫游癖，他写道：“哪里你没有到过，哪里就有你的欢乐。”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位来自纽伦堡的青年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意大利贵族，就丝毫也不会感到意外了！
在马德里，普拉多收藏的代表作，是他27岁时绘制的，这幅画表明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神态忸怩，头发经过细心的修饰，做成一串串卷发，他的一双大耳朵已经看不见了，扁狭而又肉感的双唇四周，覆盖着整齐的胡子，脖子上戴着装饰品，穿着一身高贵的礼袍，戴着一顶丝质的帽子。他的双手优雅地交叠在一起，背后透过窗外可以看到一片异国风光，一切都沐浴在美的景色中。丢勒不久回到国内后又恢复了自信心。他以著名的基督正面肖像画法作了自画像，身穿深色高贵的皮裘，发卷得更为细致，表情富有相当的男子气概，并且有些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他并没有过分地修饰，甚至他从小就特别显眼的长手指现在也出现在画面的中心，引人注目。这幅画具有雕刻的效果，可能是自从歌德以来，德国天才艺术家在融合南北艺术方面最为成功的一幅杰作。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沉思，看了几乎使人着魔，这一效果在他的《忧郁》、《骑士、死神与魔鬼》的两幅画中显得尤为突出。这种无视逻辑的规律，而将大小特征协调结合的手法，表明了他是一位真正的德国艺术大师，但是他曾经在阿尔卑斯山麓另一端梦寐以求，绘制裸体画方面却一直没有建树。
格吕内瓦尔德画作：《基督复活》
格吕内瓦尔德平生杰作《耶稣受刑图》（伊森赫姆祭坛画）打开后有四个画面。这一幅《基督复活》是最右边一幅（它合拢时的外面，即主画《耶稣受刑图》）。格吕内瓦尔德善于用色彩渲染风景，也很重视色彩的情感表现。他笔下的宗教人物形象就带有一种悲观和神秘的色彩。这一幅《基督复活》，他采用虚幻的散射光作全画的色调基础，表现耶稣死后升天的神奇境界。
在这位伟大的沉思者离开纽伦堡画坊时，其实在离他数步远的地方，他可以发现另一位在德国艺术史上只有巴哈堪与其相媲美的艺术家。这位艺术家就是铜匠彼得·维斯切尔（1460—1529），他的艺术达到超人的自我和谐的水平。在他生活的年代，一个手工艺匠要发展成为艺术家是极其艰巨和缓慢的，就像富格尔从织绸工成为为皇帝掌管金融一样的困难。他生活在普通百姓中间，与五个儿子一起，干了11年抡锤子、铸模、翻砂的工作，圣·沙巴尔杜斯的陵墓和后来马克西米利安在因斯布鲁克陵墓的巨大塑像都是他的杰作，凡是经过他用普罗米修斯式锤子锻打过的作品，都赋予了生命。他具有使自由与典雅和谐一致的天赋，南部的生活和他自己生来就具有的德意志民族刚毅气质使他如虎添翼。即使在四个世纪以后，人们也不能看透这些青铜雕塑的丰富内涵。在圣·沙巴尔杜斯陵墓一侧，就在圣·沙巴尔杜斯雕像的对面，有着维斯切尔的自画像，他戴着皮帽，围着围裙，留着胡子，神态安详自若。
关于马塞厄斯·格吕内瓦尔德，我们知之甚少。他的作品可以讲的基本上只有一幅。在德国墙上、帆布上和木板上的绘画作品很少能与他的《耶稣受刑图》（伊森赫姆祭坛画）相比。这是由四块木板拼制的圣龛画。他的作品无异于但丁的杰作。在开启天堂之门前，他带领着信徒经过《地狱》和耶稣《受刑》，忍受着魔鬼带来的灾难。
这幅绘画的开端就是受难。圣龛画的两侧，人们可以看到耶稣天天受难的故事。黑夜笼罩着大地，没有暴风雨，一片寂静，无声无息得令人战栗。画面上不是山丘，而是一座高山，耸立着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山后隐约可见一片深山幽谷，绿得发蓝的背景很少点缀，钉在十字架上的躯体，已是衰竭无力，但似乎没有完全死去。这里没有神的痕迹，更没有像丢勒画像中刻画出那股崇高的精神力量，有的只是苦难。在这一片寂静中，他展开双翅，发出凄厉的呼叫。满身伤痕和疮疤的躯体在黑夜中闪发着一片磷光，暗红的血从伤口中徐徐滴下，手指和脚趾还在抽搐，一块破布遮盖着他的下腹部。疲惫不堪的圣体在十字架上挣扎。人们似乎听到十字架发出咯吱的声响。
在他脚下左边跪着一位女信徒，金色的头发衬托着她浅红色的衣衫，仰头祈祷着，姿势十分优美，她显得聪慧而又天真无邪。在她后面站着圣母玛利亚，徐徐下降，纯洁而又典雅。约翰抓着她。一个面色死一般苍白的修女站在那里木然不动。随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夜空都似乎凝固了。一个披着猩红色睡袍的瘦弱男孩扶着圣母发出尖厉的叫喊，喊声划过长空。此时此刻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圣母玛利亚脸色苍白，沉默不语，昏厥欲倒的神情，更能表达这幅画的含义了。
面对着左边三个人的右边只有一个人，这是另一个约翰。他面无人色。在他前面是一头小羔羊，脖子上挂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羔羊毫无痛苦听任自己的鲜血流进一个金钵，离开被捆绑在十字架上耶稣的青肿的双足只有一步之远。在受难者的脚下受难，这是一种强烈奇特的表现手法，源出于道德说教的寓言故事。
洗礼者形象高大，手指着那些追随着主的信徒们。在无声的黑夜中，站着四个人和一只羔羊，他们的喊声低微，几乎听不到，四周是一片寂静。但洗礼者纹丝不动，似乎看到有一个人走了进来，这个人在令人可怕的尸体面前显得伟大而完整。这时，洗礼者铿锵有力地大声宣布，似乎在说：“主活了，我死了。”
这是第一次显圣。
礼拜日，庄严的圣龛两侧徐徐打开，《地狱》随想曲伴随着耶稣受难后缓慢寥廓的音乐响彻大教堂。
在杂草丛生的森林里，圣·安东尼受恶魔的引诱。他长长的白胡子覆盖在蓝色的大斗篷上，与猩红的袖子相映生辉。邪恶的生灵向他袭来，引起他极大的不安，最后将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撞倒了。
机械的木偶式动作表明他们是不自由的，受制于一个看不见的精灵。但是另外一个精灵却看得见。在蓝色的上空飞翔着小小的，有着红黄光晕的上帝。
格吕内瓦尔德在耶稣受难和对魔鬼的信仰之间补充了神的主题。在刻画魔鬼和荒凉景象的画版背面，可以看到光芒四射的信念。
他现在从左侧开始绘制了圣母领报颂歌情景。鲜花盛开似的少女洋溢着情欲。她身旁是一块火一般鲜红的纱披，似乎在纱披每一个褶皱之间都充满着欢乐。
天使飞来了。这是爱神厄洛斯，红蓝相间的斗篷披在金黑色的外衣上，随风飘动。一绺头发耷拉在额前，充满着希望，用手指寻找他的意中人。他用坚定不移的目光投向这个惶恐不安的少女。只有条顿人才能用这种冷酷的爱情目光，像利剑一般刺入少女的心坎上。
在中间的两块画版上徐徐升起圣婴的光轮。从阴郁的哥特式教堂里传出阵阵歌声和乐曲。暗蓝的背景逐渐泛红、猩红、鲜红直到光芒万丈，射向外形已经改变的圣母玛利亚和新生婴儿。她站在达·芬奇式蔚蓝色风景画的天际之中，向下面的大地射下基督的光芒。基督自己则被象征着向亡魂问卜的黄色烟雾笼罩着，周围是一片光辉。
右侧内部画的是耶稣复活的故事。这位最勇敢的人物被眼前这一切激起阵阵梦想。
在深紫色岩石缝隙对面排列着一些石棺，三个披甲的士兵面对上述景象倒了下来。他们毫无表情，没有翅膀，也没有力量，一动不动的就像被磁石吸引住了。从东方来朝见初生耶稣的三位贤人在他们面前冉冉升起。在一片茫茫的蓝色中，裹着主的大尸衣向地面徐徐落下。光辉夺目的王冠在主的头上抖动着，但并没有因此变成一个圆球。光线开始是蓝的，继而变深，随后成为像星星一样的蓝，颜色的变化像同轴回旋向上，最后与暗绿色的夜空混为一体。在广漠的夜空上，每一种色彩都在发光，每件物体都闪发出自己的光芒。主的躯体像雪花膏似的半透明，似乎有两个小点，在控制整个自我变幻的色彩，这就是复活了的基督他那双冷峻清澈的黑瞳孔。
经过数年紧张的工作，格吕内瓦尔德终于放下了画笔，在自己的作品面前，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是德意志历史的伟大时刻，只有当巴哈完成《赋格的艺术》和歌德完成《浮士德》的时刻，才能与这一伟大时刻相比。作为国家绘画中的个人作品，伊森赫姆祭坛画可以说是德意志的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教堂绘画。
小汉斯·荷尔拜因（1497—1543）与丢勒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像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关系一样。与莫扎特一样，他早年就在国外获得盛誉，并且去世很早。也与莫扎特一样，他一开始就是一位大师，并且使自己的艺术比较顺利地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是他的成就只局限于肖像画方面，而其成就则超过了泰坦、拉斐尔和伦勃朗。荷尔拜因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位伟大的肖像画大师，只有普罗塔赫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荷尔拜因的肖像画秘密在于它的独特性。他的作品对象都是没有任何背景和财产的。只有少数人是佩有勋章的，显然是经他们请求而为他们作画的。他给他们画上漂亮的衣着，但是画的重点仍是毫不掩饰地放在头部，因为从一个人的脸上表情最能反映他的心灵。甚至对妇女，他也从不以她们优美的脖颈儿和丰满的胸部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当然，荷尔拜因还是具有很大的审美力，人们时而可以看到在委拉斯贵支、伦勃朗和丢勒的晚期作品中有一些丑陋的人物，而在荷尔拜因画苑里几乎找不到一帧。他描绘的人物看上去都很潇洒，体现了他们的心灵。荷尔拜因在为每个人作画时，都好像上帝给了他特别的观察力。他忍受不了任何的装腔作势。荷尔拜因作为画家有机会和许多人接触，有人以为只要花一笔钱，就可以抬高身份，要他画出一个美好的形象。荷尔拜因令人钦佩之处，就在于他不是为了金钱，而是忠于他的艺术。
荷尔拜因画笔下的男男女女看起来都差不多，有时甚至有点像画家本人，因为肖像画家和历史学家往往不愿意违反自己的本意去创作人物！他刻画的人物中有大臣、商人、哲学家、市长、君主、猎师、年轻的花花公子、上了年纪的医生、画家和神甫，也有普通的妇女、侍女、皇后，德国人、英国人，但是所有这些彼此并不相识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反映他们心灵的神情。这是因为画家有股神秘的力量，他能窥测到这些人的思想深处，并把它画在画布上，就像一位钟表大师能打开钟表的壳子，一下子洞悉了内部的机械原理，当他关上钟表的壳子时，他已经知道钟表转动的原因，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数秒钟之内，发生在最初的一瞥中。这也就是为什么荷尔拜因的人物中没有哭泣的，也没有大笑的。但他们又确实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感情，对生活中的一切琐事、情欲，他们对地位、金钱、欲望、爱情都怀着非常强烈的感情，这一切在每个人身上都流露了出来。荷尔拜因在18岁时去巴塞尔，因为他听说那里有位擅长复制绘画的画家，但是这座城市的人们对这位年轻人并没有认识，只有伊拉斯谟一个人发现了年轻的荷尔拜因的价值。当这位伟大的画家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画下不朽之作时，可以说是德国历史的伟大时刻。为了酬谢荷尔拜因，伊拉斯谟以极高的评价推荐荷尔拜因到英国去，为其开辟了德国画家在国内绝不会有的光明前程。
小汉斯·荷尔拜因画作：《亨利八世像》
小汉斯·荷尔拜因（1497—1543），是德国卓越的水粉画、肖像画和写生画家。他的主要作品有：《亨利八世像》、《伊拉斯谟》、《外交家莫列特》、《巴塞尔市长迈耶尔像》等。在人物画中，他以出色的技巧、流畅的线条，重点刻画人物的个性和神态。
这幅蛋彩油画《亨利八世像》现藏于罗马车立安提卡画廊。
荷尔拜因在英国最先为亨利八世最有权势的首相，伊拉斯谟的朋友托马斯·莫尔作了一幅肖像画，他的名声不胫而走，英国社会朝野上下，无不以获得荷尔拜因作画而引以为幸，连国王也坐在这位画家面前，由他作画。
荷尔拜因名声大振，酬金也提高了。但他从不奉迎讨好他的主顾。即使为国王作画，他也一定如实地把他的肥胖画了下来。而荷尔拜因最后还是被聘为宫廷画师。
荷尔拜因只为自己作过少数的自画像，最后的一幅自画像是在55岁时作的，形象非常简朴，就像很多他深深了解的对象灵魂而作下的肖像画，而他的这幅自画像不过是其中的一幅而已。不久他就在伦敦去世，好像和泰坦一样，死于瘟疫。
当伟大的画师以自己的画笔和伟大的改革家以自己的思想将德国的威望带进世界舞台时，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正在酝酿着一场大革命。这场革命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则更为深远。与康德、贝多芬一样，哥白尼（1473—1543）只是半个德国人，他的父亲是波兰人，母亲可能是德国人，但波兰人说她也是波兰人。他所有的学识都是在意大利学得的，他在意大利学了四门专业。当他把自己的精力完全贡献给天文学时已经三十出头了，可是他几乎还需要另外30年，来从事实验和计算以证明他那大部分凭直觉获得的初步知识。所有这一切发生在望远镜问世前的一百年。他的学说：太阳是恒星，地球和其他星球围绕着太阳转动的结论，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动，是自托勒密以来所未有的。
这个概念回到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设想，但是《圣经》的根据是来自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学说。这一段的世界历史是十分奇妙的：崇拜一切神道的异教徒把地球看做一个星体，而信仰宗教的基督教徒根据他们对天堂的梦想，认为地球是世界坚实的中心。如果有人认为《圣经》的教义上有错误，因而这个信仰的前提也就站不住脚的话，那么提出这种看法的思想家一定要受到像对待魔鬼一样的严惩！但是德国知识界的革命鼓舞了哥白尼，他尽管已经60岁了，还是敢于以紧急的形式发表了自己的发现。如果教会决定把他逐出教门，那么他将与路德、胡登遭到一样的下场。
但是实际情况又如何呢？为了防止发生意外，狡黠的牧师会成员把他的书奉献给教堂，教皇请了很多朋友和所有的红衣主教到他花园来听关于他学说的演讲，而在这教皇身后继任的13位教皇都未能禁止这本书。而路德和米朗克松却反而马上出来反对哥白尼的学说，他们坚持，除了写在《圣经》上的是真理外，再也没有别的真理；赞美诗第14章也说：“大地是永恒的。”路德是主张宗教革命的，而当他看到别人采取实际革命行动时，他立即出来反对；现在又是这位信仰革命家的路德出来反对思想革命家哥白尼。
孤独的查理——查理的银行家——帝国的勇士——皇帝的永别——查理与路德——查理之梦
查理五世是最后一个在意大利加冕的德国皇帝。米兰、那不勒斯、勃艮第再度落入他手中，此后，除了差不多于同时侵犯墨西哥的克尔特以外，25岁的查理就成了当时世界最强有力的人物了。如果不是在这个时候，土耳其进犯匈牙利，那么查理在对付德国改革运动中一定会轻而易举占上风的。
但是一页珍贵的文件被保留了下来——看上去好像是日记本上掉下来的一页，从中我们知道这位不可一世的独裁者实际上处境是十分困难的。这是统治半个世界的年轻皇帝的一页日记。
查理很快发觉自己处境孤立，他年轻时辅臣去世，身旁只有几位妇女，没有朋友，他的欢庆大典虽然极为庄严和丰盛，但却很冷清。公元1522年到1529年他住在西班牙，成了半个西班牙人。人们直接称呼他“尊贵的皇帝陛下”。他喜欢文艺复兴时代的那种浮华壮丽。他要求教皇给他派一位新习惯法专家出任教皇使节。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修建克伦纳达宫。这座宫殿虽然始终没有完成，不过人们已能见到善于夸张的罗马建筑风格取代了优美雅致的浪漫式摩尔大柱、游泳池和庭院。据记载，查理每天办公半天（也有的说用整天的时间办公）。此时，他脑海中究竟想些什么，我们可以从他自己写下的独白中看得一清二楚：
要对每件事情做出决定可真困难啊！虽然我已绞尽脑汁，全力以赴，还是徒然。我看到，也意识到，时光转瞬即逝而不复返，我将会为自己留下什么光荣的回忆，直到现在我没有完成任何可以使我感到荣耀的事迹。正因为出于这个和其他的原因，我感觉不到，需要采取什么伟大的行动或者做些什么，在上帝保佑下，使我变得更强大，享受上帝赐给我的和平和安宁。改善我处境的最好办法是进军意大利。可能有人会以财力或国内安全为理由加以反对。为了避免麻烦，我看还是加快我与葡萄牙公主的婚礼，尽快地把她娶过来。她给我带来的财富应尽可能是现金。此外，我应考虑一下，同时提出香料贸易问题的讨论是否为上策。
皇帝是在对自己说话。作为一个世界统治者，他在寻求自己的利益，作为一个求婚者，他考虑的是为自己的国库从殖民地搜刮财富。但是在这份独白中，他提到后来很快被证实的三件大事：信仰、雄心和爱情。查理和路德一样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任何意外的消息，不管是好是坏，他总是首先祷告使自己镇静下来。
提香曾有幅不朽之作描绘了他和葡萄牙公主的婚礼，画上两个年轻人在塞维利亚为结婚而举行庄严的宗教仪式，这桩婚姻给他带来13年完美和谐的生活，他俩形影不离，直到她死去。他对她的美好回忆并没有因后来又结婚而冲淡。在他的中年，这位可以得到任何东西的世界统治者，几乎从不寻求其他的欢乐，也不要求宫廷为他作出什么安排，生活十分严肃简朴。
查理五世肖像
图为提香为查理五世所作的一幅肖像，作于1548年。在此之前，即1533年5月，查理五世曾授予提香最不寻常的骑士荣誉。
查理五世征服突尼斯
这幅雕版画再现的是查理五世皇帝进驻突尼斯的场景。随着奥斯曼帝国从地中海西部向非洲巴巴里海岸的势力扩张，意大利也受到了威胁。查理于1535年率兵征服了突尼斯，暂时结束了由土耳其人所支持的巴巴里海盗的袭击。
但是即使这样，一位德国千年以来手中掌握着最大权力的专制君主也受到两件事或两个人的限制，有人也许希望每个独裁者都受到这样的限制。这两个人是他主持忏悔的神甫和他的财团银行家，只有这两个人可以向他通报实际情况。他甚至听任他的前任主持忏悔的神甫写信告诫他。
“皇体海涵安禄，愿上帝赐福于你，消除陛下两个德国天敌：暴饮暴食和浪费时间。”一天早上皇帝看到了这个手札，第二天他收到了另一份手札，这是那个丝绸工富格尔的孙子写给他的。这份手札称：“这件事一定得说清楚，而且对陛下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没有我的帮助，您是不可能参加那次皇帝加冕典礼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并没有为自己谋求好处。因为，如果我置哈布斯堡于不顾而支持法兰西，我本来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和利润，而他们确实是答应过我的。”对此，皇帝给他的一个知己朋友写信说：“商人们好像正在阴谋反对我，不为我效劳。不论在奥格斯堡还是别的地方，我找不到任何人愿意借钱给我，不管我愿意给他们多少好处。”这说明在查理的统治下，德意志还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这个独裁者不敢任意征用大财团的财富。
提香曾被聘请到奥格斯堡为皇帝绘制巨幅画像。第一幅画像上的查理留着胡子，但看上去尚未成熟；第二幅，他站在一条猛犬旁，神情庄严而冷峻；第三幅，查理身穿甲胄，全副武装，坐在一匹黑色战马上。而最后一幅肖像画作于1548年慕尼黑，查理身后一片暴风雨景象，他身着黑色礼服，端正地坐着，点缀着金勋章，此时他的表情已是聪颖智慧，深谋远虑，没完没了的战争和痛风病加速了他的衰老。而且直到他晚年，他还要和他的大臣亲临前线督战。
昔日宗教斗争的兴衰和它对国内战争的影响，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是十分枯燥无味的。利害集团藕断丝连的变化，今天你我合作，明天我他结盟，千变万化，但动机始终不变。人们继续谈论着宗教，而各个教派早已成为政客和军人手中强有力的工具，不过是听凭摆布的棋盘上的小卒而已。
查理还有整个世界是如何看待战乱持续起伏不停缺乏中心思想的德国呢？假如土耳其在巴尔干没有形成经常性的威胁？假如他们不经常进犯德国一直打到施蒂利亚？他们威胁地中海，萨利姆和苏莱曼已经征服了埃及和罗得斯（南非），他们的船只经常在沿海骚扰掠夺，和古代游牧民族一样。查理终于不得不采取某些类似十字军东征的做法，征服了突尼斯，但是在进军阿尔及利亚前被迫挥师返国。
就在此时，荷兰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暴动。这个国家只是勉强地接受查理的统治，因为他多少还可以算是本国人，但他的儿子腓力普不同于查理，他们断难接受腓力普的统治。加尔文教派，也可以说是改革派中的富人在国内已占上风，再也接受不了天主教宗教法庭或西班牙关于正直的概念。查理在晚年受到各邦诸侯的严重威胁，诸侯害怕查理或许能建立他们过去长期领受过的世袭君主专制。特别是萨克森选帝侯早已在决定性的斗争中，背叛皇帝，站到敌人的一边去了。查理在病中，如果不是一个军团的兵变，为其出逃打开一条道路，他就会在蒂罗尔被俘了。
战争结束，他从前线回来，已是精疲力竭，几乎要垮台了。当他获悉有几个选帝侯，有先头部队勃兰登堡的玛格利夫已经把边塞城堡麦茨、土尔和凡尔登出卖给帝国的敌人法兰西亨利二世时，他不得不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查理想集中最后力量收复麦茨，但最后被迫退却。这位强大的胜利者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报复了。后来，他就决定退位。在得势的昌盛日子里，他曾答应他的妻子，在他们年迈时一定到修道院去退休隐居。这是一对情侣夫妻又是一国君主的罕见的诺言，这表明他们的灵魂是极为虔诚的。
公元1555年，查理退位前签订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这表明经过34年的激烈斗争，德国国家的权力大大强于德国精神界的力量。根据奥格斯堡旧教派的信条，路德分子可以被容忍，而加尔文教派则不行。更有甚者的是，只有各级政府有选择信仰的自由，而个人没有，如违反这一规定就要受到惩罚。信教的诸侯如果参加新教就失去在教会中的地位。根据“在谁的国家里，信谁的教”的原则，诸侯有权决定信什么教，其结果是诸侯的力量得到了加强。路德的宗教斗争只取得一半的成果，而其政治斗争目标则完全没有达到。人民没有争得宗教信仰的自由。查理终于退位并且永远离开了德国。他自动放弃了权力，这是自从公元300年以来，主教管区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做过的一件事。他之所以放弃权力，不是由于革命的压力，而是出于智慧和信仰。
查理举行庄重的仪式，摘下自己的皇冠。在布鲁塞尔，他把象征国家命运的金羊毛勋章授予自己的儿子。他穿着丧服，站在诸侯和贵族面前，又像是皇帝，又像是悔罪者，公开宣读了自己的退位声明：
40年前，就在这座大厅里，我被宣布已经成年了。我发现基督教徒四分五裂，你争我斗，互相为敌！我到德国去了九次，到西班牙六次，到法国四次，到非洲两次，到英国两次。现在我的最后一次旅行将我带到西班牙。我现在已经精疲力竭。我的儿子和我的兄弟腓力普和费迪南将接管我的王国。愿我的儿子紧紧遵循父王的信仰，和平和公正。我过去常犯错误，有的是因为年轻，有的是因为任性，有的是因为软弱。但我从未故意地去伤害过一个人。如果我曾经对谁这样做过，今天我请他原谅。
查理讲完了这几句话后，请他的高贵客人原谅他因为激动而流下了眼泪。随后，他就动身到西班牙的一个修道院去。
但是查理终究还是皇帝，他并没有立即住进修道院小房间里去。他下令在圣·杰士特修道院的旁边修造一座小小的宫廷，大约在一年半之后搬了进去。查理似乎盼望与书籍和鲜花为伴，度过自己相当漫长而又安静的晚年，但实际上这种生活只维持了一年半时间就结束了。他召集了一些擅长歌唱的修道士，喜听他们欢快的歌声。在他隐居生活中，他并没有离开欧洲。他的医生是荷兰人，他的管家是西班牙人，他的侍童是德国人，他的机械工是意大利人，他的《圣经》是法文的，因为即使国王也禁止用西班牙文《圣经》。查理是在法语环境中长大的。现在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又回到了他开始做祷告时采用的形式，这和路德临终前情况相似。他死时手中抓着一枚小小的十字架，他的妻子临死前手中抓的就是这枚小十字架。
在这两位同时代的领导人之间是否真正间隔着一个世界？难道他们不是比他们信奉的教义和他们疯狂的信徒更能彼此容忍对方吗？难道他们不是彼此相互容忍了整整一生而长达30年之久吗？路德尊敬这位哈布斯堡的皇室后裔，年轻的查理，而查理把路德看成是他大臣手下的牺牲品。缪尔堡战役后，查理途经维滕贝格，阿尔巴公爵请示他是否把新近死去的路德的尸体挖出来毁掉，查理答复说：“我的敌人是活着的人，而不是已经死了的人。”查理确实是冷峻的，而路德是炽热的。前者是国家领导人，后者不是。一个终身为皇帝，而另一个始终是农民。
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看来相距那么遥远。查理倾听这个修道士的申诉，不是装个样子，他也不仅是一次两次研究路德的小册子，并允许他妹妹成为新教徒。查理和路德一样，有着深邃的思想，解不透的问题和疑虑，他们两人一样都身患病痛。双方都动摇不定，表现在皇帝方面是与新教诸侯的联盟，表现在路德身上则在紧急关头给了皇帝的密使以小小的帮助。虔诚的皇帝赶走了教皇，路德则赶走了自己的朋友。皇帝因结婚而离开自己的孩子和亲属，而这位修道士和一个他并不真正喜欢的女孩子结了婚。双方都患有痛风病、肾病，使他们不得不在这个世界上停止了斗争。双方都以修道院为他们逃遁之处，一个在年轻时，一个则在老年。双方都活得太长，一个痛苦的，几乎是苍白的自己的晚年。
但路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国人，而查理则不是。这位皇帝本来希望自己成为改革派的领导人，从而把整个德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但骄傲、传统和尊严，使这位皇帝不能像拿破仑那样，在回首往事时，敢于后悔。伊拉斯谟称路德主义为一大悲剧，而查理追求欧洲统一的努力恐怕也是一大悲剧。在10世纪，这个梦想是可能实现的，在16世纪不可能，而现在到了20世纪却再次有可能实现。
天主教的西班牙——北方是基督教徒——荷兰——查理的后继人——大战肇始——法兰西
现在，我们必须中断前言采用的叙述方式，利用这个空隙，简要回顾一下公元1600年左右的欧洲形势，使读者有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将努力做到不加渲染和不带个人偏见。
腓力普二世像
腓力普二世（1527—1598）从1556年起任西班牙国王。他支持正统罗马天主教义，他所发动的、旨在消除宗教异端的暴力运动，使西班牙领土在他死后四分五裂。
此时的西班牙和法国决定了这个阶段的历史进程。查理的儿子腓力普二世于1598年结束对西班牙的长期统治，标志着这一个时期的结束，而另一个人是直到1610年还统治法国的亨利四世。这两个大国冲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哈布斯堡皇朝和法国的不和而产生的。查理五世统治的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皇朝的疆土是连成一片的。哈布斯堡居民松松散散，领土面积广阔，将整个法国包围在其中间，而法国人民是很团结的。哈布斯堡力图阻挠法国向东扩张。当查理寻求联合，控制欧洲时，德意志诸侯、苏丹，甚至教皇和英国人等所有的敌人都站在西班牙的对手法国一边。在这个争夺欧洲，也可以说是争夺世界的斗争中，查理最后实际上是失败了。而且由于查理只将西班牙，没有将奥地利留给他的儿子腓力普，从而威胁了哈布斯堡皇朝对法国占据的有利地位。
阿尔巴公爵的暴政
这是一幅反映了西班牙阿尔巴公爵（1507—1582，西班牙统帅，1567—1573任荷兰总督，实行野蛮统治）暴政的图片。图片充分说明了芬兰人发动起义、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合理性。画中，阿尔巴公爵代表荷兰各省的人物戴上枷锁，正在接受魔鬼的加冕；与此同时，室外正在执行阿尔巴公爵对伯爵埃格蒙特和霍恩处以死刑的命令。
最初战争的进程一直对西班牙有利。可是在腓力普消灭了他的法国对手以及与此同时也消灭了教皇后，他又干了什么呢？他让他的将军阿尔巴公爵向罗马教皇的敌人屈膝投降。腓力普是一位脸色苍白，神情忧郁，心怀虔诚的王储，在他身上父亲的坚定和聪颖都大为逊色，甚至他的头发和眼睛也不如他父亲的好看。他意志薄弱，时而失控，变得像疯人一样。打败法国人后，他就开始反对宗教改革。他的父亲临终前，手握十字架，死于修道院内。而他却常常在教皇与新教诸侯之间玩弄高级的政治游戏。这个苍白的腓力普将自己的睡床安放在卧室的一角，正好可以透过窗户看到高高的祭台，至今人们仍然可以在埃斯柯利亚看到腓力普的卧室。
他初次的胜利使西班牙成为居世界领导地位的大国。西班牙竭力争夺荷兰和意大利的边境地区，再次把法国纳入自己的版图，即使将有着血缘关系的奥地利分裂出去也在所不惜。西班牙成为基督世界最活跃的大国。
德国在各方面都在收缩；英国一度自顾不暇；法国也被削弱。这三个国家都由于宗教的斗争而不稳定。西班牙一度成为天主教世界的领导大国。随着自由主义思想的日益壮大，英国、法国、荷兰都发生过为反抗西班牙对欧洲的大举侵犯的起义，后来由于法国的宗教分裂，这些起义趋向低潮。
威廉·奥伦治亲王像
这是一幅19世纪的壁画，画中人物为威廉·奥伦治亲王（1533—1584），他领导起义反抗阿尔巴公爵在尼德兰的政权。威廉出生时为天主教教徒，但在他流亡德意志时（1567—1572）皈依新教。他因对宗教持宽容态度而出名。
此后，西班牙越过法国，矛头直指英国。由于其他欧洲国家都被肢解，这两个最后的大国势将进行一场殊死的斗争。从长远观点看，一方面也只有英国和西班牙有能力争夺制海权。这场斗争一直持续了二百余年。
在另一方面的是法国，这个国家被分裂，战败，它的国土一再沦落为战场。但是它的未来仍然是广阔的。中央集权制和君主专制思想在这个国家里有着深厚的基础，几乎数个世纪以来，始终是无敌的。这样的国家制度似乎在长期陷于四分五裂的德国永远也不可能实现。像法国这样一个国家，又活跃，又富于智慧，看来一定会超过西班牙。
但是，宗教的斗争再次动摇了法国。这样的斗争对于缺乏独立精神，因而根本不懂斗争或文艺复兴的西班牙是无法理解的。西班牙不可能出现起义和反抗，也没有种种的精神和讥讽扰乱这个国家。在法国充满着进步的渴望和对陋习的冲击，而在德国却掀起沉闷而灼热的感情用事的斗争。拉丁人清澈易懂的思想与条顿人暧昧的冲动欲望针锋相对的对立着。当改革的浪潮越过德意志边界时，在最初阶段并没有引起深入和普遍的骚动。加尔文教派的精神只对上层社会产生影响，而没有深入群众。在法国的斗争主要围绕在王室周围，而在德国则在普通老百姓中间进行。
圣巴托洛缪惨案
这幅16世纪的油画描述了于1572年8月23—24日晚发生在巴黎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的情景。天主教徒杀害新教胡格诺教徒所引发的恐惧，使许多人对可能导致此类大屠杀的信仰的价值产生了疑问。
法国的皇太后卡特琳·德·梅迪西不是法国人，这个人狡诈甚于聪明；是女性，更是一位实际的统治者；她甚至并不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当她和胡格诺派（胡格诺派，通常用来表示法国加尔文宗信徒的术语。——编者注）头头结成联盟时，似乎从此铺平了和解的道路，这种局面是路德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沉默寡言的，看起来更像位诗人的海军上将科里格尼是位庄严的具有伟大性格的人，但是他十分讨厌西班牙，只是以天主教徒的名义与法国打仗。他寻求的是对法国的胜利，而不是对加尔文教派的胜利。其后果是在法国发生了与在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一样的宗教战争。胡格诺派一半是由于通过谈判取得和平而遭到了失败，但形势很快又因荷兰的起义而又发生了变化。
当时西班牙主要是通过荷兰与北方和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和联系。但是活跃聪明而又爱好自由的荷兰人，怎能庄严同意仅代表西班牙的拜占庭和西班牙的宫廷，利用荷兰作为通道对外经商呢？随着宗教的分裂在这个国土上引起了国内战争，而且这个国家成了反宗教改革的主要舞台。
加尔文教派竟在荷兰胜利的兴起，这始终是件令人感到好奇的事。加尔文和德国独裁者比较起来，固然也是一样的严厉，缺乏幽默感和有欺骗性，但他的精神思想要丰富得多。他把充满欢乐的日内瓦城变成一座阴郁的大兵营，禁止跳舞、赌博、唱歌，违者受罚。他本人是在有可能遭到流放，鞭打和杀头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因为他攻击了罗马。尽管如此，他还是在一向欢乐和无忧无虑的荷兰人中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可能是因为耶稣会信徒在这一同时也在荷兰进行竞争，而他们却遭到荷兰人的敌视。其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西班牙人。如今在20年前，（这里，以作者成书的20世纪40年代为起点。——编者注）英国之反对布尔什维克，是因为英国反对苏俄，这两者之间有类似之处，不过动机却是极其复杂的。
虽然在这三个国家的边境地区条顿民族逐渐占优势，但是荷兰却沿着斯海尔德河、墨兹河和莱茵河发展成为一个过渡性的国家，佛来芒人和法兰克人比较早就和德国人杂居并有渊远的历史，瑞士的三个民族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荷兰位于欧洲大平原上，而瑞士的大部分为山区，由于这一区别，两个民族的发展将大为不同。但是这两个国家都将仅有的两个日耳曼民族看做是自己国家的核心。就像早在400年前的瑞士人一样，从长远的观点看，荷兰人不会像其他的日耳曼人那样毫无怨言地承受压力。他们仅仅容忍了查理作为他们的领导，因为查理在很多方面与他们比较接近；但是他们注定会起来反对他的儿子，郁郁寡欢的腓力普。经历了数年的动乱不安，腓力普最后向荷兰派去阿尔巴公爵，企图一举消灭这个民族了事。这些所谓的异教徒遭到一切恐怖手段，在火与剑的镇压下屈服了。
在这场斗争中，老查理的阴魂始终不散，早在这位皇帝死去不久，在他四个儿子和孙子身上就时刻反映出他的影子。四个孩子中唯一的婚生孩子国王腓力普二世，脾气很坏，身体羸弱，这是世袭制的通病。他先和葡萄牙公主结婚，后又和一名英国妇女结婚，这两位女性很快一一死去。然后又娶一位法国贵族女人为妻，最后是和他奥地利籍的外甥女结为伉俪。这个人实践了哈布斯堡婚庆大礼，领略了西班牙杀人凶手的宗教仪式，这位面色苍白，一脸奸相的帝国统治者一生的成就仅在于这个西班牙世界帝国在他死后才四分五裂，分崩离析。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巴马的玛格莉特却美丽出众，形象光彩夺目。她是查理22岁时与一位可爱的荷兰女人生的孩子。查理临死前，授予她最初八年治理荷兰的行政权。她与巴马公爵所生的儿子是另一位具有极大魅力的人物。这位查理的外孙亚历山大·法尔奈赛是当代的大将军之一。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查理与奥格斯堡巴巴拉·波隆姆贝格所生的一个孩子，是为奥地利才子约翰先生。巴巴拉·波隆姆贝格是查理的情人中最漂亮的一个。腓力普，也就是他们合法的兄弟和叔父对这三位出身高贵的非婚生亲戚非常妒忌。但是他总是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的这种情绪。他非常担心，他父亲的天分丽质在他们的身上有所表现，尽管他是可以利用他们的。当他发现玛格莉特对荷兰人过于放纵，在其他方面也不合自己的心意时，就把她召回，并派遣可恶的阿尔巴公爵去代替她。阿尔巴公爵对奥伦治贵族的崛起是不悦的。荷兰人英勇战斗，打败了阿尔巴公爵，迫使他答应还给荷兰人为之奋斗三百年之久的自由。莱顿城也就是在这次斗争以后出了名。因为当新执政的君主奥伦治亲王征求他们意见，是愿意免税还是奖励一所大学，以表彰他们在战争中的功绩时，他们选择了后者，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遵循这种精神，最终给国家和城市带来了好处，是多么明智啊！
这三个非婚生的孩子就是这样努力表明，在他们的血管里流着查理的血液，而婚生的儿子最后终于毁灭了自己合法的继承权。这使我们再次认识到，天才继承的最好途径是爱情的，而不是婚姻的结合。
公元1570年左右在法国土地上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其性质一半是宗教的，一半是权力的再分配。这场战争分别以西班牙、英国和法国轮流获胜而告终。这次战争包括著名的科利克尼大屠杀，这是执行卡特琳·德·梅迪西皇后的命令，而科利克尼是她手下的杰出大臣。圣巴托洛缪大屠杀发生在1572年，在巴黎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仍然摧毁不了胡格诺精神。此时是天主教反对宗教改革的高潮。
今日的德国独裁者一心想增加人口，同时又抱怨缺少生存的空间。但是1580年的数字表明，相对来说人口不是十分重要的。当时西班牙有700万人口，法国为1700万人口，但是法国还是被西班牙击败了。荷兰和英国的人口分别为300万和400万，他们还是给强大的西班牙和人口比他们多五倍的法国，制造了很大的困难。16世纪时的英国很大，德国很小，但这只能怪他们的亲王自作自受。
几乎与腓力普二世同时在位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不得不忍受改革带来的一切后果，因为她的父亲为了她母亲的缘故参加了改革运动。当时她拒绝了最强大的国王腓力普的求婚而赢得了信誉，她后来又使腓力普依赖她，最后又被她打败。虽然英国人讨厌腓力普，但她狡猾地与腓力普结盟，共同打击敌人法国，并且还在此同时与代表人民的议会合作。
当决定性战役来到时，这两位统治者腓力普和伊丽莎白均已年老。1588年初，著名的西班牙阿尔马达被年轻新生的英国舰队打垮。即使当代人也看到了这一事件的意义：这是两个民族——条顿人和拉丁人；两种生活道路，以及旧教会和新信仰，专制主义和新兴的民主制之间斗争的伟大结果。
与此同时，荷兰联合王国作为加尔文教派王国只得到所谓的七个省的支持，不过事实上加尔文教派已成为多数派。荷兰发展迅速，并且在商业和航海业方面成为可与英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大国。
在这两个新教自由派条顿族海上大国之间，一个天主教，大陆的，甚至是专制主义的拉丁国家逐渐的强大起来，它不是敌人，而是同盟者。它是全欧国家未来的样板，这个国家就是民族主义的法国。在亨利四世领导下，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重新站立了起来。1598年，亨利和胡格诺派在南特实现了理性的和平，树立了克制忍让的榜样。200年后，为法国人民重新发现，并且作为大革命的三个口号的基础。
波希米亚和哈布斯堡——真正的原因——出现华伦斯泰因——出现古斯达夫·阿道夫斯——逸闻——华伦斯泰因被暗杀
腓力普逝世20年后，德国爆发了一场战争。谁也没有预料到，这场战争竟会延续30年之久。在这以前，几乎有两次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只是由于看到这场战争的破坏性而避开了。这是一场彻头彻尾为了保护既得利益的政治战争，一场由国内战争发展为世界性的战争。这是一场涉及经济、朝廷，而没有涉及宗教的战争。16世纪当权者虽然自称为天主教联盟或新教联盟，但这不再是信仰的区别，任何一方都没有为宗教殉难的英雄或烈士。贪婪和野心是决定诸侯们参加哪个阵营的主要出发点，战争中产生的二三名将军或元帅不过是出钱雇佣的军人，他们在财和利的诱惑下，经常改变旗号。这在当时深深震惊了欧洲并且至今仍有其影响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与思想信仰毫无关系。斗争的进程和结局，对于一百年前由于理想不同而造成的对抗派别之间的斗争，也没有多少影响，而在整个德国战争历史中这次最为著名的战争，给后代带来的影响要远比改革运动造成的影响为小。
让我们暂时停止列举那些创造历史的公爵或侯爵，再把目光转向人民，首先是热爱自由的捷克人。他们又一次像两百年以前在胡斯的领导下一样，发出了反抗的信号。这一次不同于荷兰，一开始并没有组织国家的联盟，只是一部分波希米亚贵族反对另一部分贵族，直到奥地利的其他公国支持新教反对奥地利的天主教皇帝，形势才发生了变化。这些皇帝早已不去罗马朝圣，可是至今仍像五个世纪以来的先辈一样，自称为“德意志民族罗马皇帝”。而这些皇帝早已因皇室由哈布斯堡家族世袭而成了奥地利皇帝。家族中西班牙支系现在已完全脱离，腓力普统治了西班牙，斐迪南则在奥地利。尽管他们有着一大串称号，但可以说，自从1560年到1803年以来，这些皇帝实际上只统治着德国很小的一部分土地。早在17世纪，奥地利和普鲁士就开始发生显著不同的变化，这一对立面导致了18世纪伟大的战争，并在19世纪产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有利于普鲁士的变化。但是哈布斯堡在德意志王国失去的越多，在别的地方占领的也越多，最后哈布斯堡成为统治多瑙河的伟大帝国，讲着八种语言。
这场起义引起一场持久的战争，其起因是波希米亚把两个皇室官员从布拉格城堡窗口扔出来。这是一个偶然事件，就像1914年6月一位皇太子遇害而引起了一场酝酿已久却一再被推迟的世界大战一样。
第一次战役发生在1620年白山附近。享有领地王权的公爵波希米亚国王被打败，他在皇帝军队到来以前，仓促逃亡。这一决定性战役只延续了一小时，就像玻利维亚战胜秘鲁一样的迅速。斐迪南皇帝获胜后，大施淫虐与杀戮以此来发泄他的怒火。只有贵族可以幸免绞刑和肢解，但一律予以枪毙。波希米亚的起义是由贵族发起的，而荷兰则不同，起义并不仅仅是由贵族发起的。
只是为了争夺战利品，使这场在一个小时就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纯地方性战争，发展成为30年的战争。皇帝获胜后，当年的一些大国都想掠夺和破坏德国。特别是英法两国想利用这个机会，以荷兰为钓饵，向双重君主专制的哈布斯堡皇朝发起进攻。丹麦国王在英国金钱支持和新教诸侯的纵容下夺取了易北河和威悉河上的立足点；瑞典更有理由以宗教信仰为借口进行干预。各个大国就是这样以小国摄政王的身份侵犯了德国。德国没有人为保卫完整的帝国而斗争，这就使法国得以实现肢解德国，继承西部地区统治权的愿望。
上述这些都是实际主宰这场伟大战争的动机。德国之所以没有成为外国君主和军队的玩物，主要是因为它有两个信念，但是它又缺乏民族感情，因而诸侯你争我夺，互相对立，历来如此。他们并不是为了宗教信仰不同而造成德国的四分五裂，往往是为了一小片土地而互相嫉恨，宁愿看到在外国统治下纷争四起，也不愿意自己的堂兄或表弟多占有一分土地。在这场战争中并没有发生过如荷兰那样的真正的人民斗争。自从围绕着宗教信仰的争端平息以来，德国忠心耿耿的臣民俯首帖耳地追随自己的君主，信奉同一的宗教，现在又追随自己的君主打仗，至少不反对进行这样一场雇佣军人进行的战争。法国独裁者里齐林利用德国诸侯的唯利是图，后者又反过来利用外国势力，扩展自己的地盘。德国各邦君主的根深蒂固的妒忌心理和德国臣民固有的驯服观念，这两者对帝国的崩溃起了无法估计的作用。
在这些战役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阿尔勃莱希特·冯·华伦斯泰因（1583—1634）。他是半个德国人，半个斯拉夫人，祖上家世不明。他似乎是一位波希米亚妇女和一位波希米亚官员后裔的儿子。在宗教方面也和他的家族一样含混不清。父母死后他被耶稣教会收养，因而成为一名新教徒。而实际上他什么宗教信仰也没有，他相信的是占星术，而且比当时的人们更为笃信。在这位星术学家和军人身上显示出来的力量和想象的结合，以及他的性格，均表明他是一个德国人。德国国家权力与思想精神的斗争体现在他身上是诡计多端。
依靠自己的天才与刀剑的华伦斯泰因堪称第二个没有戴皇冠的独裁者。他在开普勒时代占卜的一卦倒是很可能适合今天的独裁者。这个卦的内容为：“冷酷无情，六亲不认，刚愎自用，对下苛刻，爱财如命，善于欺骗，行动诡诈。”只有最后一句话，“大部分时间沉默寡言”不适合他今天的继承人。
此外，华伦斯泰因用两次结婚女方带来的钱进行高利盘剥，无所不用其极。白山战役之后，他竟成了波希米亚最富有的地主。此时他四十岁左右，已跻身于弗里德兰诸侯的行列。他甚至可以靠自己的钱财而不是他的业绩建立和豢养一支军队，并以此与皇帝抗衡，后者正是在财力和兵力方面大感不足。因此他在打胜仗之前就获得人们的敬畏。他那不可思议的性格给德国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的神秘的占星术或许有些道理，但他也多少利用自己的权势，推广他的占星术。德国的第一个独裁者就已经知道如何把神秘主义和宣传结合起来。由于他出身门第不高，因此不受诸侯家族间争权夺利的影响，眼光不局限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他关心的是整个帝国。有时他甚至自己想当皇帝。他密切关注建立了世界超阶级君主政体的里切尔。耶稣会也教育他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奋斗；他坚信一支强大的军队，能帮助他达到他的或者他的帝国的目标。
华伦斯泰因像
华伦斯泰因（Albrecht Wenzel Eusebius von Wallenstein，1583—1634），波希米亚军人和政治家，“三十年战争”期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的军队统率。他与皇帝的疏远及策划政治军事阴谋活动导致他被暗杀。
古斯达夫·阿道夫斯像
古斯达夫·阿道夫斯（Gustav Ⅱ Adolf，1594—1632），瑞典国王（1611—1632）。奠定现代瑞典国家基础，使之成为一个重要的欧洲强国。他生前改变了德国的历史进程。对“三十年战争”的干预保证了德国基督教新教的幸存。今译作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
他和地地道道的独裁者一样，嘲笑那些拘泥于传统偏见的军人，他宁愿利用时代的弱点，而不是健全时代的社会。他变幻莫测的犬儒主义，加深了他用战争养活战争的思想，而当疑心重重的皇帝问他，波希米亚能否养活2万人时，他确切地回答说：“不是2万人，而是5万人。”他在德国北部取得了一些胜利后，力争皇帝加封他为梅克伦堡公爵，并把战争一直推到波罗的海。嫡系的诸侯对这个自命不凡的暴发户成为德国公爵，非常不满，他们威胁皇帝如不罢黜华伦斯泰因，他们就要倒向法国。皇帝是靠这位令人难以捉摸的暴发户将军的借款支付军饷的，他像一般债户一样，设法找些借口，摆脱了这位不受欢迎的债主。就在这时，瑞典国王引兵踏上了德国的国土。
古斯达夫·阿道夫斯（1594—1632）与阿尔明宁斯、巴巴洛萨以及兴登堡一样，成为得到德国人民相信的杜撰的历史传奇人物。他们都是蓝眼黄须，身体魁梧的想象中的英雄。古斯达夫·阿道夫斯闯入了德国的漩涡，人们把他比作“午夜狮子”，说他杀敌如麻，只见他冲进敌人重围，左右敌人纷纷倒下，而自己却兵不血刃。只有一点，就是他的矛头究竟是指向谁，老百姓并不了解。这位年轻的诸侯，一位救星突然在波美拉尼亚登陆，与他的当代人罗汉格林或威尔逊的登陆，产生了同样的效果。但是当他长驱直入德国时，惊慌失措的却是新教的亲王。
眼看沿海海岸线受到威胁，除了进行干涉以外，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但是由于瑞典此时在三个宗派的亲王中都有敌人，因此对瑞典来说，这位带着新教刀剑的圣使显然是它的伟大保卫者，好比是红衣主教里齐林，或是教皇，或是苏丹王。瑞典国王的目的只是为了保卫自己国家的安全，他一点儿也不希望宗教改革运动获得胜利。自从华伦斯泰因作为重要的对手出现在德国政治舞台上以来，国王立即解除他的职务，而他则勉强地退休了。华伦斯泰因的新教亲友们只是在他取得胜利才决定参加他的行列。而现在，北德一再取胜，大踏步向南德进军，皇帝重新召回了华伦斯泰因。
华伦斯泰因比瑞典国王大10岁，他用占星术已卦算到他们两人的末日已经不远了。他始终关心着祖国的命运，荣誉和子孙后代，一旦祖国需要，他立即被委以重任，打击瑞典的国王。素负美名的瑞典军队在莱茵河一带和巴伐利亚州大肆蹂躏，比皇室的雇佣军更有过之而不及。这两个军队在纽伦堡附近对垒两个多月，像两个大赌鬼一样，在决战之前还看不出谁胜谁负。
随后，瑞典在吕赞发起进攻，并且取得了胜利。但是在1632年另一次战役中遭到失败，从而决定了瑞典国王一生的命运，他的传奇也随之开始。这位国王一头美发，像骑士般的潇洒，特别是他在取得胜利后死去，更为德国的诸侯树立了榜样。这些诸侯没有一个亲自上过战场，手执武器，为人民的荣誉而死。残酷的战争已使欧洲一些国家君王死在战场上，可是没有一个德国皇帝，几乎也没有一个亲王英勇战死在战场上。两位英国君王死于战场，其他四位被暗杀或被绞死。法国六位君王遭到同样的命运。经历了上千次战役的年代中，德国统治阶级没有一个人在敌人面前倒下，只有革命者和异教徒遭到杀戮，仅仅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德国人民效忠的那些人的为人。
胜利的瑞典国王死去，吃了败仗的华伦斯泰因成了战场上的幸运儿。现在他的对手死了，他本可以倒向瑞典军队，联合起来反对皇帝。可是他却溜回波希米亚，整个冬天在家中闭门不出，闷闷不乐。此时，他与三个新教领导人秘密谈判，显然是为争得波希米亚王权。但是他已年近五十，体力不支，精神不振，他再也不能骑上战马，驰骋疆场，而且他的痛风病可以说明他的生活可能过得太优裕了。他的财富都是通过婚姻带来的。皇帝始终对他心存疑惧，最后就如一般弱者经常采用的手段，将华伦斯泰因暗杀了。但危机并未因而消失。
德国失去土地——荒芜——科迈尼奥斯——开普勒——上帝就是几何学
随着两个迷人的对手在暴力肆虐下从舞台上消失，悲剧达到了高潮，整个情节也开始松懈。战争的后半阶段表明，德国交战的双方都已经精疲力竭，没有一方能取得胜利，因而法国成为战争的胜利者。
里齐林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在国内镇压加尔文教派的同时，就开始给德国新教徒以重大的财政支援和许诺。他将这一切称之为“德国的自由”，并且以这个名义支持德国各个阶级的愿望和特权，以反对德国的皇帝。法国继经济和政治援助之后，很快派出军队直接干预，因此在战场上一方面是天主教的法国反对天主教的德国皇帝；另一方面是萨克森、勃兰登堡和丹麦的新教诸侯反对新教瑞典，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战争”。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德国土地上，并且延续了好几十年。这并不是仅仅因为德国的诸侯缺乏民族感情，德国的士兵也是如此。
德国士气的衰退，即使在那时，也像今天法国的士气下降一样，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一个国家军队的士气是很易于波动的。法国曾经一度使世界很失望，几乎只有五十年不到的时间，就使著名的拿破仑军队下降到他侄子统率的那种残兵败将的水平。即使在“施瓦本战争”中，德国人也无力抵抗瑞士那样小小的部队。华伦斯泰因将胆小怕死的军人一律交军事法庭审判。德国士兵一向有着好夸海口，不敬神灵，身强力壮的美名，但是军人的荣誉仍属法国居先。
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德国历史倒退两百年。直到公元1800年左右，德国才重新恢复到1600年左右的繁荣水平。1648年经过数年准备以后，《西伐利亚和约》终于最后签字，但宗教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开普勒像
开普勒（1571—1630）是德国近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他以数学的和谐性探索宇宙，在天文学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开普勒是继哥白尼之后第一个站出来捍卫太阳中心说，并在天文学方面有突破性成就的人物，被后世的科学史家称为“天上的立法者”。他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行星运动三定律，即开普勒三大定律。
从政治上看，这场大战对帝国来说也是失败的。各个社会阶层在战争中都受到削弱，唯独诸侯的权力增强了，而自由则受到了限制。每个公国和每个诸侯在帝国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办事。无论是皇帝还是帝国议会均没有得到加强。唯一新鲜的事物是诸侯的特权被写进了法律。德国教授认为，这种对诸侯俯首帖耳的态度，日后遭到了世界的蔑视。德国人确实是习惯于服从的，但是用歌德的话来说，德国人总是努力求得每件事的精确性。正由于此，当国家提出某项要求时，德国人总是寻求一个能向其保证一切井然有序的人，而这个人必然是一位专家。除非德国人知道，制造大炮的钢材允许有5%的哲理，否则他们的内心总是不安的，如果不是由一位教授出来武断地证明，他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那么德国人宁愿追求一个水平较低的目标。因而此时有个名为普奋道尔夫的宪法专家被要求出来证实，为什么诸侯的特权大于皇帝的特权，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又看到，路德的精神高于德国市民的道德观念。
战争给德国在宗教上和政治上带来了消极的后果。为了满足外国大国的要求，帝国穷困了，领土面积缩小了。帝国第一次放弃了大片土地。瑞士和荷兰在这次战争中取得了独立，摆脱了从属德国的地位。荷兰是这次战争中唯一发了财和力量得到加强的国家。法国得到了阿尔萨斯和在莱茵河右岸永久驻军的权力。而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语言和各种影响渗透到了德国。德国皇室非常适应法国的生活情趣，很快每个公国都希望成为“小太阳王国”。这一切都发生在1650年左右。在此后的一百年内，对德国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既有好的，也有坏的影响。或许就是这场大战带来的最有影响的后果。
无论如何，和约迫使德国撤离沿海地区。所有河流的入海口被没收；大片沿海地区落入瑞典和丹麦之手；但有三座波罗的海沿海的德国城市保留了下来；内陆锁闭的德国只能在非德国人监督下与外部世界取得联系；德国无权分享任何新发现的殖民地。“三十年战争”的后期，1300万人口的王国只剩下400万人口，12000个地方遭到了破坏。1635年，在沃尔姆斯大量尸体被挖掘出来烧掉。据编年史记载，甚至发生过啖食人肉，屠宰儿童的惨事。
1632年，纽伦堡当局允许天主教神甫结婚，同时建议世俗男子娶两个妻子，以增加人口。纽伦堡被梯里占领后，这个领地的人口只剩下原有人口的2%。“汉萨同盟”也瓦解了，德国南部城市失去了与意大利的联系。此后一百年内，莱茵河上商业萧条，人民依靠滥伐黑森林，将木材扎成筏子飘往荷兰为生。贫穷的商人向士兵收购偷来的钻石和金子，违法的货物贸易，完全败坏了商业道德。
在这方面，历史学家特别推崇绘画作品的描绘。德国经过“三十年战争”后满目疮痍，人烟荒芜的景象跃然纸上。今天，任何报刊文章都难以反映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只消看一下1940年波兰的状况，就足以证实这个看法。
一般的规律是：在政府软弱无能时，思想精神界则十分活跃。如果有人在干旱的东非草原上旅行过，就一定会记得，当他突然看到在金合欢树簇中，一道金色光束照耀下，一朵小红花似乎在看不见的春天力量催促下嫣然绽开时，那种惊讶和欢乐的心情。在这狰狞的岁月中，也有两朵奇异的花朵含苞欲放，它们代表了受迫害的逃亡者，其声名大大超过迫害他们的权势人物。这两位都是革命家和人文主义者，他们依靠自己的头脑和心灵创造业绩，不受形势的左右，具有不朽的生命力。
科迈尼奥斯（1592—1671），这位德国最伟大的教书匠，本是捷克人，犹如艾拉斯姆斯，通过自己事业而成为德国人。他是新教徒，被迫从德国南部逃往波兰。后来又被召至伦敦，正值伦敦发生克伦威尔革命，在一位荷兰商人帮助下，逃到了瑞典。法特把他送到南喀尔巴阡山，后又返回波兰。但是他的住房在一片大火中烧毁，他失去了所有财产，再次逃亡荷兰。此时他已年逾花甲。这位伟大的流亡者在往返于六个国家的逃亡生活中，不断传播称之为“泛知识”（Pansophy）的思想和来源于大自然和文学的百科知识。他主要致力于研究语言和直观教育法，在战火纷飞的枪炮声中，他把欧洲青年从冷酷的形式中解放出来，使上百万人受益匪浅，但是人们却不知道他的名字。
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崇高的精神是全体德意志人的，这种精神从来也没有面对迫害而屈服过。
约翰·开普勒（1571—1630）生活在战争的年代，是一位空想家和数学家。但他远不是只埋首于自己书堆里的人，他经常遭到政治迫害和人身攻击。他是个早产儿，先天体质虚弱，父母经常吵架，身心受到很大的摧残。父亲是施瓦本一家小客店老板，经常像对待小伙计一样对他拳打脚踢。最后由于他考取了奖学金才得以进入大学。他一有空就在附近教堂做些杂役，以弥补收入之不足。他后来制作历书，以预测准确而获得格拉茨市立学校“数学兼品行讲师”的职位。旋即因积极从事新教活动被学校赶走，此时他应当时最伟大的天文学家第谷·布莱赫的邀请，去布拉格协助制作新的天文图表。不久第谷逝世，他给开普勒留下他积累20年的资料。
一度曾因是新教徒而遭到天主教迫害的开普勒，后来像一个世纪前的哥白尼一样遭到迫害，这是因为他在天文学上的发现，得出背离《圣经》的结论。不过，当所有的新教官员被驱逐出奥地利时，开普勒却幸免于难。这并不是他从事研究的成果，而是心神不安的皇帝鲁道夫，需要他作为星相家留在身旁。虽然其他诸侯经常求教于他，他并没有因而发财或获得安静，后来终于由于进一步的迫害而逃亡巴伐利亚。他在一份辞去星相家职务的报告中说，他这个不受拘束的天文学之子，从未领到过工资，还要赡养年迈贤明的母亲。尽管生活在拮据之中，可是他还拒绝到英国或意大利去。他说：“只要德国不嫌弃我，我将永远忠于德国。我生为德国人，在德国长大，我只希望在有德意志风俗，充满自由思想的王国中生活。”在德国思想史上很少见到如此崇高出类拔萃的语言，似乎要为那些由于缺乏精神自由而被放逐和受苦的成千名德国人赎罪。
开普勒在流亡过程中发现了三条定律，后来由牛顿进一步完善，并且以开普勒为命名。三个新发现为哥白尼的理论补充了科学基础，为第谷·布莱赫的数学天文学补充了物理天文学部分。开普勒的望远镜强度不高，只有今天看歌剧用的望远镜的度数。因而他获得的成就更是令人敬佩，莱布尼茨盛赞开普勒为“无与伦比”的人，这是无可厚非的。
开普勒不同于其他的皇家天文学家，在于他同时又是位诗人和神秘主义者。这与他的学者身份不但不抵触，而且非常吻合，正是这一点，表明他是地地道道的德国人。他比伽利略更为热忱，他深深地沉浸在天体音乐之中，通过观察天体的运行，他奠定了自己关于宇宙的观点。他似乎是处在宗教斗争的中心，以德国人特有的想象力，结合数学进行探索，他实际上是代表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实体。以哥白尼的标准衡量，俗人开普勒是相当虔诚的。他曾经希望用专门的篇章来证明他的前人的观点与《圣经》是完全一致的，但当他的作品付印时，为了避免引起更大的骚动，他将这一篇章抽了下来。
开普勒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其探索的精神超过哥白尼。开普勒引用柏拉图的话说，上帝就是几何学，但他又不仅仅通过几何学来表现自己。他指出，上帝在自然方面显示的作用，是使行星形成充满生机的实体，以几何形式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并以听得见的音乐形式表现一切基本事物。他号召音乐家追随自己，因为音乐家最懂得和谐，而关于行星的运动方式，他在论述数学的篇章中，是以这句话开始的：“现在，天王星啊，我们现在需要更丰富的音调！”
这位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的科学家，就是这样不断地研究和探索从行星到音乐等一切事物，开普勒以最好的方式刻画了德国人的形象，他在自己行动范围内从未逾越过。
1630年11月，当诸侯们在拉蒂斯波帝国议会上为财产争吵不休时，就在离他们数步之远一座简朴的房子里，这位名列最伟大的德国人闭上了他那曾经深深穿透过太空的眼睛，开普勒身后遗留下22个弗罗林（Florin，当时德国的货币名称。——译者注）和一匹仅值11个弗罗林的瘦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