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复古维新政治
维新初期的政治
德川幕府灭亡后成立的明治新政府，开始时基础十分薄弱，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纲。公开提出的纲领，如王政复古、公议民论、开国和亲、四民平等、文明开化等等虽很动人，但到具体实行时，就不那么容易了。此外因改革而必然会引起的不满情绪以及失意阶层的反抗，也是不容忽视的。新政府花费了十年时间好歹才算打开了这一难局，确定了前进的方向，并使社会重新恢复和平。从明治开始到明治十年（1877）西南战役为止的一段时间，是维新的草创时代，以此作为近代的开端来加叙述是比较恰当的。
明治天皇像
25岁的明治天皇穿着欧洲人的军装拍摄了这张标准照。在1867年登基的第二年，他采用了“明治”这个年号，意思是“开明的统治”。他在位的44年中，日本彻底经历了西化的过程。天皇虽然仅仅是他的政治家们为推行自己政策而安置的一个傀儡，但在接受欧洲风俗文化方面却经常领衔先行。1872年他带头剪掉传统的顶髻，穿上西服。以前的天皇都过着隐居生活，而这个元首却坐着敞篷车在东京城里逛，在国内偏远地区旅行，并把这当作是新秩序席卷日本的明显象征。
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下达了王政复古的重大号令，任命了总裁、议定和参与等职，这是明治新政府成立后迈出的第一步。当时新政府面临的任务是，从这天晚上起，就得开始处理德川氏的问题，然后是完成讨幕事业。新政府对外国和亲通商的总方针也几乎是与此同时发表的（庆应四年正月，1868），然后是天皇接见外国使者（同年二月、三月），这些都表示对以往朝廷所采取的似乎是锁国攘夷的对外方针，有了一个急遽的转变，这使不少人感到惊讶。但如果联想到，在批准条约和开放兵库港等问题上所表现的攘夷思想的减弱和大事宣传攘夷论只是为了扬言讨幕手段的实质，那么，对这种转变就不会有丝毫怀疑了。倒不如说，它表明新政府的首脑们早就切身体会到外国力量的巨大，从而抱有日本也要尽快具有那种力量的愿望，为了早日达到这个夙愿，才迅速地昭示了对外政策的根本方针。
新政府把今后施政的方针，总的归纳成五条，并以天皇率群臣向天地神明起誓的形式，加以发布（三月十四日），这种形式正是模仿了大化革新时，天皇在大榉树下召集群臣向天神地祇盟誓政道的先例。这样做，也是根据政府首脑们的意见，认为要像古代那样实行天皇亲政。五条誓文是，“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文武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俾人心不怠”；“破旧习，基于天地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力振兴皇基”。最后并附有敕语，称：“际此我国史未曾有之变革，朕躬自率先誓于天地神明之前，大定国是，立保全万民之道，尔众亦宜据此旨，同心协力。”誓文所昭示的天皇亲政、公议众论、开国和亲、吸收西方文化等总的纲领，是在幕末，经过15年艰苦奋斗而实现的新日本的施政纲领，无疑是很合适的，问题是在今后采取怎样的具体措施，以实现这一纲领。[1]
闰四月，颁布了政体书，确立了中央政治组织。其要点是，一切权力集中到太政官，以防政令不统一；太政官以下设议政、行政、神祇、会计、军务、外国、刑法七个官职，议政官负责立法，刑法官负责司法，其他五官职掌行政，执行三权分立主义。议政官有上下二局，上局由议定（皇族、公卿、诸侯）和参与（公卿、诸侯、大夫、士、庶人）组成，下局由议长和议员组成，议员由府、县、藩选送的贡士担任。行政官掌管行政大权，下设辅相、办事二职；神祇官以下四官分掌各种行政事务，下面各设知官事，副知官事等职。官吏任期为四年，通过公开选举的办法产生。地方上分为府、藩、县、府和县设知府事、知县事等职，藩仍旧设诸侯。府和县，都是过去幕府的直辖领地，经新政府没收后，作为政府的直辖领。府、县、藩不得私授爵位、铸货币、雇用外国人与邻藩或外国订立盟约等。这一政治组织的名称，虽然还带有日本古代的色彩，但其内容却是相当先进的，在尊重公议众论方面、打破门阀权限方面，显示出维新政府所能达到的高度进步性。其所以仍采用这样的名称，无非是由于当时新政府的基础还很脆弱，不能不考虑到拥有实力的各藩的向背问题。
在这期间，东征的工作也在进行，四月，官军占领了江户城，五月平息了彰义队的叛乱，九月平定了奥羽，新政府的基础日见稳固，前途也显现了光明，当政者的信心也逐渐增强。即位、改元、奠都等象征着天皇的亲政，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活动，都是在这期间举行的。即位仪式是八月二十七日在紫宸殿举行的，它改变了历来采用唐制服饰、仪制的做法，而是按照日本方式进行的，其诏敕中，除在“遵照天智天皇之不朽大典为政”这种千年来一贯的例文之外，新增加了“根据神武天皇的创业以行大政”的字样。在庭前的神案上，还装饰上了直径3尺6寸余的地球仪，以祝愿进入世界的日本前途无量。在这前一天，并发出布告，把天皇诞辰称为天长节，规定在这一佳节，举国上下都要庆祝。天长节这名称，早在宝龟六年（775）就采用了，但把它定为国民的节日，则是由此开始的。九月八日改元明治，规定一代天皇只使用一个年号，改变了古代根据吉凶祸福，轻易改元的弊病，使年号具有象征天皇在位的意义。奠都的过程比较复杂，新政开始时，为了实现人心为之一新，就有主张迁都的议论，这种议论最早出现的是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1830—1878），明治时代政治家，鹿儿岛人，名一藏，字甲东。幕末致力于藩政革新，倒幕活动；明治政府成立后，又主张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及振兴工业等工作。明治四年（1871）赴欧美视察，六年回国，与岩仓县视等同属文治派，反对征韩论。在日本资本主义基础的奠定过程中，他的殖产振兴方针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明治十一年（1878）在东京纪尾井坂被暗杀。——译者）的大阪迁都论等。后来接受了佐贺藩士大木乔任和江藤新平等人的意见，决定天皇东幸。七月十七日下诏改江户为东京，并布告天皇要躬亲政事。表面上称东幸，而不称迁都，这是为避免反对而采取的一种辞令；实际上，为政者的真实意图则是迁都。这年九月，天皇东幸，十二月又返回京都，第二年三月，再度东幸，从此再也没有还幸，实际上实现了奠都东京。奠都东京给推行维新政治方面带来了多大的便利，则是当时没有预料到的。
大久保利通像
大久保利通（1830—1878），1866年成为倒幕派领导人。1868年1月3日与西乡隆盛、岩仓具视等人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为明治维新三杰之一。明治新政府成立后，成为政府主要领导人，领导了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等资产阶级改革。
废除封建制度
新政府主要在形式上实施了上述一系列新政，但是其社会基础除若干府、县外，大部分还维持原来的藩制，保留着封建关系；因此，新政就难免有极不稳定的状态，特别是当时担任新政府中坚的是各藩出身的下级武士，他们并没有指挥各自的藩按照新政的意图行事的力量，欲使新政府的基础巩固起来，就痛感必须废除藩制，把他们的土地和人民收归政府。为此木户孝允（木户孝允（1833—1877），长州藩出身的政治家，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并称为维新三杰。明治政府成立后，历任参与、总裁局顾问等职，五条御誓文就是他和由利公正、福冈孝弟起草的，征韩论提出时，他表示反对，以后又反对大久保的独裁和征台而辞职。在明治初期政府中，是比较开明的政治家。——译者）征得藩主毛利敬亲的同意，大久保利通集中了萨摩藩内的意见，又联系土佐、肥前两藩，于是由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主联名提出要奉还封土和人民的申请（明治二年正月这几个强藩一倡议，其他各藩也纷纷响应，上表奉还。到了六月，政府同意了他们的申请，并向尚未上表的三十余藩发出命令，从此全国土地和人民才初次摆脱封建诸侯领有，而归于天皇的土地和人民。于是政府任命旧藩主为新的知藩事，掌管藩内行政。同时废除公卿、诸侯的称谓，改称华族，后来又以现领禄米数的1/10作为家禄，称其旧臣为士族，对他们的俸禄，也做了适当的修改。这些，就是奉还版籍及其附属措施。这些情况，和1200年以前的大化革新过程，十分类似。大化时，虽是先发布土地人民收公的命令，但实际上，却是以中大兄皇子率先献上土地人民为开端而进行的。原来的国造被任命为郡司，以调和新官制与旧门阀，这和知藩事与旧藩主的情况完全相同。奉还版籍之举，由于知藩事与旧藩主在实质上是同样的，所以各藩实际上并没有做多大的变革，但是在形式上却是一项伟大的变革。而且也不能认为这是各藩主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的利己举动，而应该看作是各藩主希望亲身实践王政复古、国土王有精神的一种热情。这应该说是从幕末以来已常识化了的尊王思想的成果。
木户孝允像
木户孝允（1833—1877），原名桂小五郎（父姓和田，他过继给桂家），后为躲避幕府迫害才改名木户贯次，又改名为木户孝允，号松菊。他是维新三杰之一，也出自吉田松阴门下。
顺利地实现了奉还版籍工作的政府，接着又于次年七月进行了官制改革。采用《大宝令》改定官名，和前一年的进步相比，这次改革是带有浓厚复古色彩的。神衹官从前一年官制中的太政官内独立出来，而且还列于太政官之上（神祇伯地位相当于左右大臣，这一点比令制更尊重神衹）。太政官下面，设左右大臣：大纳言、参议、大、中、少弁等职；废除前一年的六官，设民部、大藏、兵部、刑部、宫内、外务六省，省设卿、辅、丞、录等职。这些显然都是极力模仿令制的做法。前一年闰四月为尊重公议而设的议政官，是作为立法机关而设立的，到十二月间改为公议所，实际上并没有变化。这一次又代之改设集议院。集议院在人事的构成方面，大体上和公议所相同，但公议所是有关立法的议决机构，而集议院却不过是以广征众议为目的的咨询机关。这显示政府在尊重公议众论方面的热情，已有所减退了，它和政府的权力基础日益巩固这一客观事实形成微妙的比例。
奉还版籍，从形式上说，是废除了封建性，但从知藩事的关系说，实质上仍不免有封建遗风残余。为了真正实现中央集权政治，就不能不做出废藩置县那样的英明决断。各藩中也有因财政困难而提出要求废藩的，德川庆胜、细川护久、池田庆德、蜂须贺茂韶四位藩主建议设立郡县制度。岩仓、木户、大久保带着这一精神前往萨摩、长州、土佐各藩，要求三藩加以协助（明治三年十一月），以后又征召三藩的士兵作为亲兵，置于兵部省管辖之下（四年二月）。四年七月，下诏颁布废藩置县，罢免知藩事职务并召回东京。对所有府县，重行划分，有归并，有分出；共分全国为3府72县，遴选人才担任府知事、县令之职（开始时称县知事）。封建制的废除，自此才名实俱符地完成。这样的改革，没有引起大的反抗，进行得十分顺利，这固然是新政府的幸运，但是，新政府日后必须对旧藩主们进行相应的补偿。而且由于进行得很容易，致使制度流于形式，终于未能彻底铲除扎根于社会内部的封建关系。
由于实行了废藩置县，政府再次改革了官制。在太政官下新设正院、左院、右院三院，正院设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初称纳言）、参议等职，总揽行政、立法、司法大权；左院设议长、议官（初称议员），参与立法咨询；右院作为各省长官、次官等讨论重要政务的场所。这样，原来的集议院取消而成左院，但是构成集议院的各藩代表，也随着各藩的废除而取消，所以左院的议官成为正院任免的官选议员，议政官时代尊重公议众论的制度，至此可以说完全消失了。另外在这官制中，神祇官又回到神祇省，对过分尊重神祇的做法做了若干修改。就这样，每当发生能使政府基础巩固的具体事件以后，政府便相应地改革官制，加强其专制的性格。在遴选这些官职的人事方面，也是如此。在新政府成立之初，公卿、诸侯、各藩藩士均出任要职，政府是在广泛的人员基础上构成的。但是，后来公卿、诸侯、藩士便逐渐离开要职，到实行这一新官制后的四年十月时，太政大臣是三条实美，左大臣缺员，右大臣是岩仓具视，参议是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的旧藩士各一人，即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隈重信、板垣退助，大藏卿是大久保利通，外务卿是副岛种臣，其他各省的首长，除神祇大辅和宫内卿以外，都由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的旧藩士充任。本来，讨幕的主力是萨摩、长州两藩的下级武士，因此，新政府的推动力由这些人来承担，也是当然的。在新政府成立之初，他们也广招公卿、诸侯和其他藩出身的人进入政府部门，这无非是企图利用这些人的势力，以增加新政府的威信，极力压制反对者而已。但是，随着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等，政府的基础不断强化起来，他们就感到已不再需要借助其他势力，终于暴露出政府是以萨摩、长州人员为中心的本来面目。所谓藩阀政府的面貌，至此已完全具备，同时也开始招致对藩阀专制的谴责和不满。
废除封建制度，必然会带来人民身份、土地所有以及贡租等的变更。以公卿、诸侯为华族，其臣属改称士族，这些在奉还版集时，就同时确定了下来，同时，以往的庶民农、工、商，现在统称为平民，后来又废除了江户时贱民的名称，把这些人也都加入到了平民之中（明治四年八月），这样就确定了以华族、士族、平民三种身份代替了过去复杂的身份制度。过去，农、工、商没有姓氏，今后一般平民也准许称姓氏（三年九月），并准许华族与平民联姻（四年八月），所有身份的人都可以具有迁徙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身份制度的实际束缚，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四民平等是维新政府的重要口号之一。维新本来并不是欧洲爆发的那种市民革命，而是确立一个由封建武士所领导的绝对主义政权，所以四民平等也只能在这样一种身份制残余的基础上去实现。
西乡隆盛像
西乡隆盛（1827—1877），被称为日本最后的武士，然而久米正雄对西乡隆盛的武士道精神嘉许不多，而更强调伊藤博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贡献。
与此相关的最重大问题，就是对拥有150余万人的封建武士团的处理问题。奉还版籍以后，旧藩主的俸禄额减为现领禄米的1/10，藩士的俸禄也照此减少。即便是这样，政府每年还要对秩禄支出岁出1/3到1/4的财政收入，政府对此感到负担不了，加上征兵制公布后，武士已失去职业，因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为此制订处理办法，到六年十二月又制定了奉还家禄的规定。即政府对愿意奉还土地的，将以现金和公债券各半的方式支付世代禄六年和终身禄四年。这样，大约到明治八年七月为止，约有1/3的士族，都申请奉还土地，政府于八年七月停止执行这一制度。这大概因为士族并未能像政府所希望的那样成功地进行转业的缘故。同年九月，政府把历来以米支付的家禄、赏禄改为按明治五年到七年三年间的平均米价，以货币支付。由于米价及物价比平均价要高，所以这样做实际上就意味着俸禄的降低。九年八月，政府把华族、士族的家禄和赏禄一律废除，改用公债支付，规定30年偿清，从第六年起，每年用抽签方式偿还。于是士族就抱着这份金禄公债转业到农、工、商等新的工作上去，但多数都失败了，这么一来，政府就不得不为此采取各种救济措施，如贷给授产资金、发放公有地、奖励开垦等等。为了解决没落士族大批出现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政府煞费了苦心。士族中当然也有不少人和这些没落者不同，遇机当上了新政府官吏，或在民间担任自由职业，成为新兴日本的领导力量。作为知识阶级，及时介绍欧新文化的，也几乎都是士族，他们作为文化的推动力，贡献是很大的。
西乡从道像
西乡从道（1843—1902），日本鹿儿岛县人，原属萨摩藩，为西乡隆盛之弟。幕末参与戊辰战争，明治维新后，1869年与山县有朋赴欧研究兵制，1873年为陆军大辅。1874年日本因台湾原住民杀害琉球船民事件拟出兵台湾，西乡被任命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虽木户孝允与英美公使等反对出兵，但西乡仍执意强行，5月22日登陆台湾，攻打牡丹社。10月与清廷和议成立，自清取得赔偿银50万两及认为出兵乃“保民义举”，企图一举解决琉球归属问题。1877年西南战争时并未加援其兄西乡隆盛。其原属陆军，后转任海军，1885年任海军大臣，后任历代内阁之海军大臣、内务大臣等，为萨摩海军之巨头、军界及政界之重镇。
土地制度的改革，就不能不涉及到地租改革。明治元年十二月，维新政府明令规定一般农村土地属于农民所有，对以往由于种种限制，连是否还有所有权这一点的疑问，明确了土地所有的观念。后来，又承认货币地租，允许自由耕作田地，逐渐解除了束缚农民的封建桎梏。五年二月，撤销了宽永以来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规定产权转移时只要交付地契就承认其私有财产。在这个基础上，政府着手改革地租，六年七月，发布上谕和地租条例，付诸实行。改革的要点是，把课税标准从原来的按产量改为按地价征收；地价是根据当地的耕地、宅地的等级而定，同时还斟酌收获量、谷物市价和金融情况等各项条件；税率一律定为地价的3%，不依年景好坏而有所增减；废除缴纳实物，改为缴纳货币；并规定地租由土地所有者缴纳等等。这样，政府就能保证每年征收一定数额的地税，使财政基础得到显著的增强。但是，在农村，资本主义土地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富裕地主日渐富裕，而零星的佃雇农的生活，却越来越困难。地租改革始于明治六年（1873），于十四年（1881）十二月结束，是一项规模巨大的事业，其间曾出现过农民的反抗，和歌山、茨城、三重等县农民以租额不公正为理由发生了骚乱（九年，1876），因此，明治十年（1877），把税率减为2.5%。[2]
军权的确立，也是废除封建制度的一个原因，同时也是其结果。有识之士早就痛感，王政复古的同时，兵马军权也应该收归朝廷。但是，当时各藩都拥有自己的藩兵，而朝廷却无一兵一卒，因此实行起来相当困难。庆应四年（明治元年，1868）闰四月，政府发布陆军编成法，规定每一万石禄米征召兵员60人，其中十人征作京畿常备军，其余可留在藩内，但是这一规定并没有实行。到旧长州藩士大村益次郎就任兵部大辅后，制定了解散藩兵，实行征兵制、设置兵学寮和陆军驻屯地等改革军制的根本计划，但由于受到该藩保守派士族的袭击，没能付诸实行（大村于明治二年九月受伤，十一月卒）。明治三年（1870）夏，山县有朋、西乡从道从欧洲视察军制回国，有朋任兵部少辅，从道任兵部权大丞，制定征兵规则，并发出布告，全国不论士族、庶民，每禄米一万石征召五名壮丁，并命令各藩陆军改为法国式兵制，海军改为英国式兵制。但是这些命令，也都没有超出布告的范围。政府真正拥有自己的兵马，是始于明治四年（1871）二月，那时为了坚决实行废藩置县，准备武装力量，从萨摩藩征集了步兵四大队、炮兵四队；从长州藩征集了步兵三大队；从土佐藩征召了步兵二大队、炮兵二队、骑兵二小队，共一万人，称为亲兵。既然决定废藩，藩兵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就在这一年八月，政府制定了东京、大阪、镇西（小仓，今熊本）、东北（石卷，今仙台）四镇台制，分别驻扎常备军，把全国城郭、武器、舰船都移交兵部省掌管，完全掌握了全国的军权。明治五年（1872）二月，废除兵部省，改设陆军省和海军省，十一月颁发募兵诏书，明确了征兵总方针，次年一月，发布征兵令并着手实行。同时也在原来的四镇台基础上，增加两个，成为六镇台（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新政府的军制，至此完全确立。关于征兵制的采用，政府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板垣退助认为，日本的国情与欧洲不同、主张采用英美式的义勇兵制；而山县有朋则根据其在欧洲视察的体会和幕末长州藩由庶民募集的奇兵队的成就，坚持征兵说，最后实行了征兵制。由于征兵制的实行，士族失去了职业，也失去了作为特殊身份存在的意义；封建制的废除，可以说因此而得到了最后的完成。
板垣退助像
板垣退助（1837—1919），日本第一个政党自由党的创立者，土佐藩出身。1860年参加藩政，主管军事，后率兵勤王倒幕。1868—1873年在明治政府中任职。1875年创立爱国公党，并建议成立民选议院。1878年创办教授民权学说的学校，从而以日本的“卢梭”闻名。1881年成为自由党领袖。1887年封伯爵。1900年退休。他常发表时论，主张社会改革。
岩仓使节团成员
新政府任命外务卿岩仓具视为右大臣兼特命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等人为副使组成访欧使节团，在国内政情还不稳定的时候选拔政府首脑和骨干访欧，足见新政府的气魄和力量。
岩仓使节团于明治六年（1873）归国，认识到欧洲文化的发达和国力的富强，决心让日本尽早跻身于这些先进国行列，当他们在国外访问期间，国内的武断派策划征韩，并已经通过阁议做出决定，岩仓对此坚决反对，成功阻止了征韩。
调整对外关系
明治初年，日本改革国内体制，正式进入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也历经了不次于日本的变革和困难。英国在维多利亚女王治下出现了格莱斯东（W.E.Gladstone）和迪斯累里（B.Disraeli）等著名的宰相，迎来了空前的繁荣，但却苦于统治爱尔兰的困难；美国在文久元年（1861）到庆应元年（1865）的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忙于整顿内政；俄国通过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8），重提受挫的南下计划，成为巴尔干半岛上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的盟主，忙于扶植当地的亲俄势力；法国则由于在普法战争（明治四年，1871）中战败而一蹶不振；德国与意大利正在逐步完成其民族国家的统一（德国为1871年，意大利为1870年）。各国就这样都在忙于加强国内的统治和同外国的交涉，没有充分的力量顾及东方。日本正是利用这一间隙，在没有受到外国大规模干涉的情况下，顺利地实现了推翻幕府和王政复古的工作，可以说是相当幸运的。新政府希望趁势能够自主地处理以后的对外关系。
伊藤博文像
伊藤博文（1840—1909），长洲藩人，幼名利助，后改俊辅，又改博文，号春亩。早年受开国论影响，拜“学兵习儒，兼及洋学”的吉田松阴为师，参加“尊王攘夷”、“开港倒幕”活动，明治政府成立后累迁要职。70年代后期“明治三杰”相继故世后，他很快成为日本政界头号实权人物，曾四次组阁，四任枢密院议长，是明治天皇最信赖的重臣。率领准备制定日本宪法的使团前往欧洲学习西方的民主模式。在日本的西化进程中是一个关键人物，自1886年至1901年间，他数次出任日本总理大臣。
前面已经讲过，庆应四年（明治元年，1868）正月，发布了开国和亲的布告，阐明了外交总方针；同年闰四月，设置了专任官厅——外国官一职，次年又将其改为外务省，由泽宣嘉任外务卿，明治三年（1870）制定了驻外使臣制度。根据幕府安政五年（1858）与外国缔结的通商条约规定，可以在明治五年（1872）七月进行修改，由于通商条约中有丧失关税自主权和不平等的治外法权等内容，新政府很早就有意要加修改，因此，政府内部有人主张应当借此机会进行条约的修改工作。但是，也有另一种意见，主张慎重，认为根据当时的日本国情，匆忙从事修改，反而不利；目前，应先致力于整顿和发展国内文物制度，以为日后的修改打下基础，因此主张应派遣使节访问各缔约国，听取对修改条约的意见，并调查各项有关事项，这就是所谓慎重论。朝议决定采纳后一种意见，派遣了以修改条约为最终目标的访问欧美使节。明治四年（1871）十月，废藩置县已告结束，也就是内政方面已告一段落，新政府便任命外务卿岩仓具视为右大臣兼特命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等人为副使；另外从政府中选拔中坚优秀干部担任理事官和书记官。在百事草创，国内政情还不能说十分稳定的时候，选拔政府首脑和骨干组成这样一个使节团，说明政府对此多么重视并寄予多大期望，因此有人认为，政治的重点似已从国内移到了国外。使节一行十一月从东京出发，首先到了美国，受到意外的优待，于是打算立即开始修改条约的谈判，为取得全权委任状，决定让大久保和伊藤两位副使回国一趟，政府授予了他们全权委任状，但是在此期间和美国的谈判[3]，进行得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利，于是便把修改条约的谈判，按当初预定的那样推迟到以后进行。使节从美国到了欧洲，在各地都受到优待，出色地完成了访问和调查的目的，于明治六年（1873）九月归国。使节们通过这一次访问，再次认识了欧洲文化的发达和国力的富强，决心让日本也尽早跻入这些先进国的行列。但是，当他们在国外访问期间，国内的武断派却策划征韩，并已经通过阁议做出决定，就等岩仓回国后，付诸实行。岩仓对此表示坚决反对，终于成功地阻止了征韩。然而武断派参议们却以此为理由辞去了职务，造成了政府的大分裂，改变了政府内的势力对比，竟发展到在各地出现流血的骚乱。
日本军人和德国军事顾问的合影
图为摄于1875年的日本军人和德国军事顾问的合影。日本士兵身着仿制德军军服的欧式制服。当时，许多日本人认为穿欧式服装是进步的标志。
给明治初期政治造成重大转折的征韩论，可以说是在新时代的形式下，在同朝鲜的特殊外交关系的基础上企图重新复活幕末攘夷论的举动。朝鲜与我国，在幕府时代也通过宗氏（宗氏，对马岛领主。传说系桓武平氏后裔。1246年，宗重尚遵镰仓幕府之命征讨原对马岛领主阿比留氏，遂占据该岛领主职位。此后，宗氏家族一直统治该岛，直至明治维新时为止。宗氏在日朝关系史上占有较重要地位，明治以前，日本和朝鲜的外交通商贸易，都是通过对马宗氏进行的。——译者），维持友好通商关系，但到幕府末期，却几乎完全陷于停顿。当时外国船在中国海往来频繁，有些外国船只在朝鲜西岸遇难，但由于朝鲜处于锁国状态，给外国造成很大不便。庆应二年（1866），法国与朝鲜之间，因在鲜天主教徒受迫害而处于紧张状态时，幕府曾准备遣使到朝鲜，晓以世界大势，并劝其开国；但在这一计划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就实现了大政奉还。明治元年（1868）十一月，新政府令对马藩主宗义达把王政复古的消息告知朝鲜政府，并着手刷新日鲜关系，但朝鲜国内排外思想顽强，以致对跟外国人交际的日本，也抱有很大反感。他们因日本的国书中，出现有“皇”、“奉敕”等过去没有的字样，便以违反先例为由而拒绝接受，甚至对外务省派去进行说明的官员也拒绝接待，声言一切交涉，必须通过宗氏才能进行。岩仓具视出使欧美后担任外务卿的副岛种臣，于明治五年（1872）八月派遣外务大丞花房义质到朝鲜，企图打开对朝交涉的困难局面，但朝鲜仍不理睬，甚至断绝了幕府时期以来同宗氏贸易场所釜山日本馆之间的交涉。于是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认为对朝鲜这种无礼态度，不能漠然视之，必须以武力严惩朝鲜；建立正常国交，防止外国侵略朝鲜，以确保日本的安全。由于当时岩仓、大久保、木户等文治派政府首脑正出国在外，政府完全由偏激势力领导，在他们控制下的国内舆论，又鼓励这样做。新政府内土佐、肥前藩出身的人，本来就对萨摩、长州派的优越地位心怀不满，希望能在朝鲜战争中建立功绩，借此推翻萨摩、长州派的优越地位。此外，由于废藩置县和征兵令的实行，全国士族失去了往日的特权身份和固定职业，掉进了沦落失意的深渊，他们希望能够借此机会重新走上提高身份的道路。这些士族真心实意地支持征韩论。总之，它集中地反映了所有对维新政治的反抗，正如在幕末，所有反幕和讨幕论都集中表现在攘夷这一点上一样。参议西乡隆盛（西乡隆盛（1827—1877），明治初期的政治家，明治维新三杰之一，出身于鹿儿岛的萨摩下级藩士家庭，号南洲。文久年间参加尊皇攘夷运动，元治元年（1864）第一次征长之役后，就尽力导致藩论于倒幕方面，庆应二年（1866）促成萨长同盟成立后，即奔走于王政复古，倒幕工作。明治政府成立后，出任参与、参议，近卫军都督。明治六年（1873）因其所主张的征韩论，没有被政府接受而下野，回乡在鹿儿岛举办私学校，训练子弟兵。十年（1877）二月，举兵反抗政府，这就是有名的西南战争，九日逝世。——译者）主张再一次向朝鲜派出全权大使进行谈判，如果不成时就以武力解决。并自告奋勇担任这一使节，副岛种臣看（副岛种臣（1828—1905），明治初期的外交家，佐贺县人。明治政府成立后，先担任参议，明治三年（1870）入外务省，担任外务卿，曾为解决台湾问题而到中国，六年（1873）因征韩论问题与西乡等一同辞职，次年提出设立民选议员建议，攻击政府，并建立爱国公党。以后又参加政府，任内务大臣。——译者）、板垣退助，（板垣退助（1837—1910），明治时代的政治家，高知县人，因戌辰之役有功，任明治政府参议，以后因征韩论问题下野，次年与副岛、后藤组织爱国公党，提出成立民选议院建议，并为自由民权运动而奔走。明治十四年（1881）组织自由党，任总理，十七年（1884）自由党解散。他的自由民权运动并不是全人民的，而仅限于上层社会的自由民权运动，因此不久又参加明治专制政府，二十九年（1896）任伊藤内阁的内务大臣，三十一年又和大隈重信共同组阁，仍任内相。——译者）、江藤新平（江藤新平（1834—1874），明治初期的政治家，佐贺县人，号南白。戌辰之役任军监，以后历任文部大辅、左院副议长。明治五年（1872）任司法卿，为司法权的独立，改定律令等做了不少工作。六年（1873）因征韩论与政府意见不合而退职，七年（1874）在佐贺率领不平不满士族举行叛乱，失败后被捕杀。——译者）和后藤象二郎（后藤象二郎（1838—1897），明治时代的政治家，高知县人。维新前，由于形势的改变，他曾向藩主提出劝告将军还政的建议，维新后出任新政府的参议、外务挂、工部大辅等职，明治六年（1873）因征韩论而退职，后与板垣一同提出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二十二年（1889）出任黑田内阁的递信相，二十五年（1892）担任第二次伊藤内阁的农商务大臣时，因设立交易所一事受到弹劾。——译者）等参议也表示赞同，并在明治六年（1873）八月阁议上做出了决定，只等岩仓回国后发表执行。然而岩仓坚决反对，认为当务之急是整顿内政，大久保和木户等也一致反对。大久保列举七条反对理由说明征韩之举不妥，其中如：俄国有南下野心，而我与朝鲜交兵，将使俄国坐收渔人之利；英国也会借口是我债权国而干涉我国内政，有使我国沦为另一印度的危险；我国尚未与外国缔结平等条约，如英法等国驻兵我国，视我国若属国，我却不以为耻，却独责问朝鲜，是小不忍而乱大谋，察远而不察近等等。这些，都是些目光远大有见识者的话，给反对论大大增添了分量。两派争论十分激烈，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无法对之做出裁决，只好托病辞职，岩仓奉敕命代理太政大臣，终于否定了征韩论，撤回派遣全权大使的决议。为此西乡（旧萨摩藩）、板垣、后藤（均旧土佐藩）、江藤、副岛（均旧肥前藩）五名参议辞官下野，岩仓任命伊藤博文（伊藤博文（1841—1909），政治家，名俊辅，长州人，曾学于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开始主张攘夷，留学英国后，知道攘夷不是治国之道，从而转为开国、富国强兵论者。明治十五年（1882）又渡欧，到德国调查宪法。十八年（1885）担任首任总理大臣，二十一年（1888）转任枢密院议长，起草宪法草案，二十五年（1892）再度组阁，三十三年（1900）担任政友会总裁。三十七年（1904）日本并吞朝鲜后，任统监，四十二年（1909）为朝鲜志士安重根击毙于哈尔滨车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军事法西斯专制统治的基础，大部分是由他所奠定的。——译者）、胜安芳和寺岛宗则为参议，政府阵容为之一新（明治六年十月）。
征韩论之图
征韩论争造成了明治政府的大分裂，后来发展到在各地出现流血骚乱。
授宪给黑田清隆
《帝国宪法》发布典礼上，天皇授宪法与内阁总理黑田清隆、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
由于停止征韩，使原土佐、肥前藩出身的参议各有两名离开了政府，这样，萨摩、长州出身的人在政府中的比重，有了显著的增加，尽管说这种现象，在废藩置县后的政府中，早就是明显的现象，但到这时候，萨摩、长州专制的藩阀政府面目，越来越暴露无遗。而且政府也有意识地加强了专制，这年十一月新设置了内务省，由参议大久保利通兼任内务卿，掌管全国的治安；明治七年（1874）—月，又使警视厅隶属于内务省。在另一方面，因停止征韩而心怀不满的人们也以各种方式，积极的或消极的反抗，在全国各地爆发出来。明治七年一月，岩仓在从赤坂城门退朝回来的路上遭到旧土佐藩出身的九名军人袭击而负伤，他们是因为岩仓阻止征韩，感到愤慨，才出此举。同年一月，下野的五名参议中，除西乡以外的四人与前东京府知事由利公正、刚从英国回来的小室信夫、古泽滋以及冈本健三郎四人联名向政府提出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书。大意是，现在的政权既不在帝室，也不在人民，而独归有司，大有官僚专制之弊，应集天下之公议，使政府与人民融为一体，以职掌政治，为此，设立民选议院已属当务之急。他们还建立了政党——爱国公党，这是在我国建立政党的开端。在名为“爱国公党本誓”的该党纲领中说，人人都有天赋的权利，要利用和保护这种权利。鲜明地表示出天赋人权论的精神。这年二月，江藤新平在旧肥前藩士族的拥护下，在故乡佐贺发动了反政府的叛乱。当时政府担心它会成为引发其他反政府情绪的导火线，但由于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处理迅速，叛乱得以在短期内平息下去，没有发展成全国性事件（佐贺之乱）。江藤新平曾为建立新政府的司法制度做出很大贡献，编纂了《新律纲领》（明治三年发布）、《改定律例》（六年发布）等刑法典，并担任最早的司法卿，为司法权的独立及改革司法部门职务制度等工作鞠躬尽瘁，但由于这次叛乱而被定为谋叛罪，根据他自己制定的刑律被处以枭首的极刑。
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及其群僚
明治三十八年（1905）伊藤博文从韩国归来后留影，前排从左依次为伊藤博文的嗣子博邦夫人加满子（左一）、山县有朋、梅子夫人、伊藤博文、澄子夫人。
对于不断高涨的反抗政府专制的浪潮，政府采取了两种对策。一是木户孝允策划的发布议院宪法，二是大久保利通计划的征讨台湾。木户在政府内代表长州阀，与代表萨摩阀的大久保处于对立的地位，但他很早就抱有公议众论思想，不喜欢政府的专制化，在访问欧洲回来后，立即向当局力陈制定宪法的必要性。当时并没有顾及他的主张，但是现在板垣等提出了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于是民众舆论高昂起来，成为反政府运动的强大力量。他有鉴于此，打算采取妥协办法，以缓和反对者的攻势，才提出了发布议院宪法的建议。明治七年（1874）五月二日发布了这个法案。议院宪法的内容，是以五条誓文为基础，召集全国人民的代表，以公议众论的方式制定法律。首先召集地方长官，代表人民设立协同公议会议。这个会议的性质，是天皇的咨询机关，议事进行的方法等均采用西方议会的方式，基本上具备了尊重公议的形式。另一方面，大久保利通则与此完全不同，主张用征讨台湾的办法来转移心怀不平士族们的视线。由于朝议通过了这一方案，所以地方官会议便暂缓召集了。为叙述征讨台湾一事，必须先讲一下与清国进行外交谈判的过程。
井上馨像
井上馨（1844—1895），政治家，字梧阴，出身于熊本藩士家庭。维新后进入司法省，担任法制局长。明治时期多数法律文稿的起草、审查均出其手，特别是宪法及皇室典范令等的起草，审议。枢密院的设立，也是他的提议。
日本与清国之间，在整个幕府时代，都进行着有限的通商。幕末时期，长崎奉行与上海道台之间的地方性交涉，日见频繁，明治政府感到有必要与清国缔结平等条约，建立近代化的关系，所以于明治三年（1870）八月，首先派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到清国进行预备谈判。次年四月，任命大藏卿伊达宗城为钦差全权大臣，赴清国缔结条约。缔约谈判几经周折，终于在七月末签订了日清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等，基本上建立了日清平等的通商关系。但是以后日本又发生了要求修改这一条约的问题，把批准换文一事拖延下来。由于恰逢此时发生的征讨台湾问题不容延缓，遂任命外务卿副岛为特命全权大使，于明治六年（1873）二月赴清，四月双方批准换文。这时副岛种臣谒见清国皇帝，没有按要求行跪拜礼，而代以三鞠躬礼，这恰如15年前哈里斯谒见幕府将军时的情况一样。在这一点上，日本比起清国来，还有一日之长。
当时外务卿副岛所负的另一使命，是刺探了解清国对台湾蛮地所属问题上的见解。而且打算以这一见解为根据，使征讨台湾合法化。台湾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历来为来到东方的西方人所深切关心，1858年（安政五年）英同与法国共同要求开放台湾的打狗、（高雄）基隆等港口；1860年（文久元年）普鲁士船来台湾探险，并炮击南部蕃人部落；1867年（庆应三年）美国军舰为报复蕃人的惨杀事件，炮击南部蕃人部落等事件不断发生。清国经常以蕃地、蕃人乃化外之地，化外之民为理由，避免追究其责任。明治四年（1871）十一月日本也有琉球人66人漂流到台湾，为蕃人杀害，生还逃归者仅12人。琉球自庆长以来，就是岛津氏的领地，幕府也曾加以承认。但在另一方面，琉球又向明、清朝贡，并奉其正朔，成为同时属于日中两国的局面。明治政府则确认琉球为日本属地，废藩置县以后，把它划归鹿儿岛县，不久又封琉球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并把他列为华族，同时发出通告说，日本政府将继承幕末琉球与美、法、荷三国单独缔结的条约义务，各国对此并无异议。因此琉球人的被害，当然是日本所应关心、过问的事情。当外务卿副岛就此问题责问清国政府时，其回答与对其他国家一样，即对化外之民不负责任。这年（明治六年三月）又发生了四名备中小田县人漂泊到台湾东南遭到蕃人掠夺的事件。于是与清国政府的化外说相呼应，朝野间征讨台湾的呼声日益高涨。对此外务卿副岛认为，把无主野蛮的人民变为文明人民，是文明国家的权利与义务；这个任务，首先应该由清国承担，然而清国自己放弃了这一任务。那么下一个应该承担这一任务的国家，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就是日本。日本征讨台湾，使其沐浴文明教化，是文明国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是国际公论所允许的。但副岛由于征韩中止而下野，以致未能亲自实行征台。大久保利通因停止征韩，深恐国内发生动荡，便把征台提了出来，想借此使士族阶层中郁积的愤懑发泄出来。由于它比征韩更师出有名，战争的规模也较小，无须顾忌各国的干涉，所以原先反对征韩的人，除木户以外，也都表示赞成。明治七年（1874）四月，政府发出征台布告，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总督，率兵3658人出发征台。并在正院设置台湾蕃地事务局，由参议大隈重信担任长官。
吞并琉球
琉球渔民被误杀一事引发日清争议，软弱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中日北京专条》，承认日本侵台是“保民义举”，为日后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提供了口实。
然而，政府认为不会发生的各国干涉，这时却发生了。事前，政府已和美国公使打过招呼，并请其推荐美国顾问（日军侵台时，曾请美国人李仙得（C.W.Le Gendre1830—1899）担任顾问，参与策划。李仙得，美国外交官，曾任驻厦门领事，后任朝鲜外交顾问，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帮助日本侵略中国。——译者），雇佣美国船只运输兵员，这些都成功了；但正赶上美国公使换人，新公使认为此事不妥，拒绝美国人及美国船参与。英国、俄国等也对此表示怀疑。政府十分惊讶，决定停止征台，大久保急忙赶到长崎，向西乡都督传达了这一情况，可是西乡不听，仍进兵台湾，扬言如果政府停止征台，我就开小差去干。对蕃地的征讨工作没有遇到多大障碍，抵抗最顽强的牡丹社，最后也投降了，并迫令答应今后要保证漂流民的安全。这时清国认为外国的态度对它有利，便提出台湾是清国的领土，日本事先没有通告就出兵台湾是不当的，要求日本撤兵。为此驻清公使柳原前光多次与清国政府交涉，但毫无结果。政府认为事态严重，唯恐国内舆论鼎沸，增强对政府的不信任，于是派大久保利通作为全权办理大臣赴北京与恭亲王谈判。谈判进行得极不顺利，大久保已决意返日，这时央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出面调停，才在眼看破裂之时达成了协议。清国承认日本征台为义举，支付白银50万两作为被害难民抚恤费和在台设备费，并保证今后加强对蕃民的管理（关于明治初年，日军侵台的事，著者虽提出是明治政府企图借对外侵略，转移国内心怀不平的士族的愤懑。但这种分析是不够的。何况著者在叙述时，有不少歪曲史实之处，现在摘引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部分如下：1868年（同治七年）——日本明治元年变法维新，开始对华侵略。1873年（同治十二年），日政府借口前琉球船遭风到台湾，被高山族劫杀数十人，向清政府交涉。清政府称：“二岛俱属我土，土人相杀，裁决固在我，预贵国事？”日使无言可对，摘引答辞中有：“生番化外，我政府未便宰治。”这句话，曲解为台湾番地不属中国版图。1874年（十三年）出兵三千人进攻台湾。日本当时还是贫弱小国，它敢于轻率动武，是事先取得美国的援助。美国李仙得替日本当主谋参赞军事；美国花旗公司牛也克号等轮船替日军运输，美武官且助日军攻击台湾。这显然是西洋侵略者自己将要掠夺，让日本首先侵入台湾，试探清朝的态度。日军攻番社（高山族的村社），被高山族据险击，退守龟山，设都督府及病院，修桥筑路，意图在台湾盘踞。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带陆海军到台，兵力远胜日军。英、美、法公使出面调停，代日本要求兵费二百万两。沈葆桢奏称：“倭备虽增，倭情渐怯，我但厚集兵力，无隙可乘，自必帖耳而去。”又通知李鸿章：“不必急于行成。”李鸿章也明知：“日船非中国新船之敌。”“中国兵将之众，断不畏彼三四千人。”但英美各抱野心，美国军事上露骨的助日。英使威妥玛口头上横蛮恫吓，迫使李鸿章决计屈服，令守台军不准“开仗启畔”。1874年，清朝与日本订立北京专约，承认“台湾生番将日本国属民杀害”，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等于承认五百年来忠实的藩国琉球是日本的属国，又赔偿日本兵费五十万两（上编第一分册，234页）。——译者）（明治七年十月）。征台一事，政府起初并未重视，结果却招来意外严重的局面，幸好没有导致最坏结果，这可能是由于各国对日本这个国际社会的幼儿心怀同情的缘故吧。值得注意的是，统兵的将军居然不服从政府方针的变更，擅自率兵出征，这已经露出了后来军阀飞扬跋扈的萌芽。
日军侵略台湾图
1871年，一艘琉球渔船遇飓风，漂至台湾南部海岸，渔民被高山族人误杀，1874年，日本以此为借口武力侵台。
政府企图通过征台缓和士族阶层的不满，这个目的可以说并未达到。各地都充满了不稳的气氛，板垣的自由民权运动在这时益见高涨；明治七年（1874）四月，他在土佐创办立志社，在同乡间鼓吹自由民权思想，八年（1875）二月在大阪设立爱国社，企图把各地出现的自由民权团体联合成全国性组织。而西乡隆盛在鹿儿岛开办私学校，向门下弟子传授军事学，准备积蓄力量从事反抗政府活动。同时，征台之举，致使政府失去了长州阀的代表木户孝允的支持，政府成了萨摩阀大久保的专制政府，这种色彩越来越浓厚，到了必须采取某种方式来加以弥补和强化政府的时候了。大久保打算请木户回来，而伊藤博文和当时已下野待在大阪的井上馨（井上馨（1844—1895），政治家，字梧阴，出身于熊本藩士家庭，维新后进入司法省，担任法制局长。明治时多数法律的起草、审查均出其手，特别是宪法及皇室典范令等的起草，审议。枢密院的设立，也由于他的提议；教育敕语等明治时代一些重要法令的起草、公布也都和他有关，是明治专制政府中，最冷静的理论家。曾任文部大臣，枢密院顾问官等职。——译者）则策划把板垣也招来，依靠长州和土佐合作来牵制大久保。在伊藤和井上二人的斡旋下，大久保与木户、板垣在大阪举行了会谈（明治八年二月，大阪会议），以今后政府要逐步建立立宪政体为条件，恢复了二人的参议职务。明治八年（1875）四月十四日，下诏逐步实行立宪，废左、右两院，设立元老院和大审院，改革官制，实行地方官会议等等。元老院代替以前的左院掌管立法，议官与左院一样由政府任免。参议胜安芳、外务少辅山口尚芳等二十多人担任元老院议官，七月举行了开院典礼。司法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司法和政治分离，大审院作为最高裁判所削弱了司法卿的裁判权。大审院设立后，撤销了原来的司法裁判所，在东京、大阪、长崎、福岛设上等裁判所，作为不服府县裁州所的判决时上诉复审的地方。地方官会议以原来木户制定的议院规则为依据，六月在东京召开，木户亲任议长。其议题是：修建道路、堤防和桥梁等，建立地方警察、地方民会、救济贫民、设立小学校及保护法等等。关于地方民会，决定先讨论地方府县的区长、户长等旁听者的建议，多数通过后再召开区长、户长参加的府县会和区会。元老院相当于上院，地方官会议则相当于下院，通过这些办法以使立宪宗旨得以逐步实行。
然而立宪道路上也充满了荆棘，板垣在任仅八个月便以意见不合，而于明治八年（1875）十月辞去参议职务，木户托病于九年（1876）三月辞去参议，就任内阁顾问的闲职，于是大阪会议通过的补救、加强政府的措施落得一场空。大久保在政府内的比重，仍然很大。民间反政府情绪和士族阶层的不满丝毫也没有平息。八年（1875）六月，政府发布诽谤律，修改新闻条例，用法律来取缔反政府的言论。明治九年（1876）《朝野新闻》记者成岛柳平、末广重恭等三十余人因触犯该法受到处罚，被禁停止出版的报章杂志有《评论新闻》、《草莽杂志》等几家。当时主办报章杂志的，都是士族，而且很多是对萨摩长州怀有强烈敌意的幕府旧臣。初期他们只是通过报纸发挥文明开化的启蒙作用，但随着政府的藩阀化和士族阶层的不满，就逐渐转向政治问题上，发表激烈的反政府言论。政府唯恐这些报纸在社会上引起反响，终于对其进行了强制性管理和取缔。但是这种镇压，只能激起更大的反抗，这在古今中外概无例外。明治九年以后，以不平士族为中心的地方骚乱有增无已，发展到明治十年（1877）的西南战役，达到了顶峰。有关这些，将在别的项目中叙述，这里只谈一下与本项主题有关的两三件外交事件。
征韩论以后，日本仍向朝鲜派遣使者，希望实现修好，但是他们不答应，而且排日思潮越发高涨。明治八年（1875）九月，日本军舰云扬号在开往清国牛庄途中，想在江华岛加水和燃料，不意受到该地守备军队的炮击。政府立刻派军舰到釜山，以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九年（1876）二月，派特命全权办理大臣黑田清隆（黑田清隆（1840—1900），明治初期的政治家，原萨摩藩士，新政府成立后，先担任开拓次官，后升为长官，从事于北海道的开拓经营。他主张用全力开发北海道，放弃桦太岛。江华岛事件发生后，以全权大臣名义赴朝鲜，订立了江华条约。由于其有萨、长两阀作为背景，并深得伊藤博文的信赖，所以长期在政府中任职。明治二十一年（1888）继伊藤出征第二届内阁的总理大臣。——译者）、副大臣井上馨赴朝鲜，责问前年来拒绝聘使和江华岛炮击事件。最后，缔结了成为悬案的友好条约。根据条约，承认朝鲜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除釜山外开放元山、仁用两港；互相派驻外交使节等等（江华条约）。朝鲜一直敬仰清国为上国，处于半附属状态，现在它向世界表明自己是独立国家，因此，这个条约意义很大。另外，政府在派遣全权代表时，向各国使臣说明了目的，求得谅解；特别向美国公使说明，这正如佩里来到下田一样，是为了以和平为目的而缔结条约的。公使向使节赠送了《佩里远征日本记》一书，这成为日本外交在成长中的一段有趣的插曲。
这个时代还解决了北方的日俄边境问题。从幕府时代以来，划定日俄国境，经常发生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明治政府继承的是一个暂定协议，规定千岛自择捉以南为日本领土，得抚以北为俄国领土，库页岛为两国杂居之地。政府打算开拓虾夷地，以作为经营北方的基地，明治二年（1869）降服了五稜郭的叛军，那里平定以后不久，就下令在箱馆府置开拓使（七月），改虾夷地的名称为北海道，划分为渡岛等十一国，并划定了郡（八月）。开拓使请美国农商务局长盖普伦（Horace Capron）为顾问，并从欧、美各国招聘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制定了开垦全岛的计划，尽力招抚土人，并奖励内地人移居。明治七年（1874）七月，招募奥羽士族组织屯田兵，使之担任警备与开垦的工作。任命开拓次官黑田清隆为陆军中将兼开拓长官，总理屯田事务。
库页岛方面，庆应四年（1868）闰四月，设立箱馆府时，曾令该府署理判事冈本监辅率官吏十余人和农、工百姓二百余人赴楠溪，在该地建立公议所，负责招抚当地土著居民和维持治安，还把此项做法通知了俄国。当时俄国人也正热衷于南下，以致日本的权益屡次面临着受威胁的危险。英国生怕俄国人的南下势力，威胁到其远东政策，对俄国势力伸入日本北部，感到恐惧，因而建议日本政府，毋宁放弃库页岛而坚守北海道。明治二年（1869）八月，政府派外务大丞丸山作乐赴库页岛，在当地与俄国人谈判，他深知除以兵力对抗俄国以外，没有其他办法，迫切希望政府采取强硬措施。然而政府却持慎重态度，企图通过外交谈判加以解决，委托美国公使从中斡旋，但并无结果。明治三年（1870）二月，政府新设库页岛开拓使，七月委托开拓次官黑田清隆全权处理库页岛事务，令其驻在该岛，但他在当地与俄国人几经交涉后，回京却主张放弃库页岛。后来，外务卿副岛制定了收买库页岛的计划，与俄国人进行谈判，但仍没有进展；黑田出访欧美回来后，又上奏要求放弃库页岛，主张以经营库页岛的力量来开拓北海道。这样政府内部主张放弃论的逐渐加增，明治七年（1874）三月将当地侨民全部撤离，迁至北海道，命驻俄公使禝本武扬在彼得堡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明治八年（1875）五月达成协议（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大要是，以宗谷海峡为界，库页岛全部归俄国领有；而千岛群岛则全部归日本领有，以占守海峡为界；日本政府在库页岛所有设施代价，由俄国方面补偿；承认日本人历来在鄂霍茨克海和堪察加的渔业权利等等。库页岛土名叫萨哈林、莫济里（平原而波状起伏之岛），日本人称为桦太，其语源可能出于称呼异民族的“唐人”一词的发音，江户时代末期与俄国人交涉频繁以后，将其称为北虾夷，明治初期又恢复“桦太”，汉字则用柯太、桦太等表示，明治二年丸山作乐去该岛后定为桦太。
日美友好通商条约
1858年，美国强迫日本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依约日本增开神奈川、长崎、新潟、兵库等四港及江户（今东京）、大坂（后称大阪）两市；美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等。
其次是琉球。政府认为由于征讨台湾的正当性业已得到承认，所以琉球的归属问题，也已自然解决。明治七年（1874）七月，把琉球藩的管辖权由原来的外务省移到内务省，逐渐与其他府县同等对待。但琉球仍不放弃同属日中两国的态度，继续向清朝派遣朝贡使。即使遭到日本禁止，仍不加改变。明治十二年（1879）日本政府下令废琉球藩设冲绳县，并任命了新县令，命藩主尚泰住在东京。当时，清国主张琉球是清国的外藩，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日本也不让步，双方意见完全对立。清朝委托在漫游世界途中来到东方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U.S.Grant）居间调停，格兰特趁游历日本的机会，听取了日本方面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充当非正式调停。[4]据此，日本于次年（1880）把琉球分成两部，以宫古、八重山两岛让给清国，作为代价，清国按与欧美各国订立的条约规格修改明治四年的日清通商条约。清国对这一解决方案已基本同意，但签字时又提出异议，致使协议未能成立。
小笠原群岛的归属问题，也是这时候决定的。据传，该岛是文禄二年（1593）小笠原贞赖发现的，江户幕府很早也对该岛进行了探险工作，但此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进行开拓，只靠漂流民传说这么个岛子。随着欧美人频繁来到日本周围，该岛的存在就受到了他们的注意。文政十年（1817）英舰勃洛逊号（Blossom）发现该岛，并宣言加以占领；美国人萨布利（Nathaniel Savory）就在该岛上积极从事开拓。佩里来日本时也宣言占领该岛，并计划在此设立贮煤所。这样，使幕府对之不能再置之不问，文久元年（1862），派遣外国奉行水野忠德等人收回该岛，并从八丈岛移植大约三十名居民到该岛从事开垦。明治时期，各国又提出该岛归属问题，因此政府着手开垦，并于明治八年（1875）遣使再次宣布收回该岛，十三年（1880）与伊豆七岛一起置于东京府管辖之下。
确定以往不明确的周围边界，对作为一个新型近代国家的日本来说，是必须要做的整顿外形的工作。政府能够在内外事务繁忙之中，比较正确地贯彻自己的外交方针，这是与当事者的巨大努力分不开的。至于内政的治理，不用说，也在这同时，开始在广泛的领域中，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内政方面的情况，前面已按时间的先后，有过叙述；下面再来看一下到明治十年西南战役为止的整个经过，然后再按经济、教学等内容分别加以叙述。
琉球王
1429年，中山王尚巴志统一琉球，定都首里城，是为琉球王国的开始。明洪武五年（1372），琉球附属中国。万历三十七年（1609），日本南部的萨摩藩侵略琉球，并背着德川幕府私自吞并琉球。
反政府的武力行动
明治九年到十年（1876—1877）西南方面的地方士族多次发生骚乱，这是明治初期以来政府面临的最后一次反政府武力行动。镇压了这些骚乱以后，政府的基础，才开始得到巩固，企图以武力颠覆政府的思想，已完全不复存在了。维新政治，才可以说名符其实地得到了实现。
明治政府最初面临的反政府武力行动，当然是旧幕府从关东到东北广泛进行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不如说是政府方面自己惹起的，是政府为巩固自身的基础，而采取的置诸死地而后生的手段；它同后来政府面临的来自外部的、意想不到的反抗运动应该是有所区别的。后来的反抗运动是在姑且承认政府的基础上，对新政策表示不满的社会各阶层人们的行动，它包括初期反对开国和亲的攘夷论者的暗杀政府要人；对剧烈的改革心怀不平的华族士族所策划的颠覆政府计划；农民反对新政府的暴动和骚乱，以及士族从政治、经济、思想等各种角度出发反抗政府的武装起义。
西南战役的主将西乡隆盛
明治政府所实行政策严重地损害了士族的利益，被看成士族领袖的西乡隆盛因“征韩论”失败回乡，使士族对中央政府更加愤怒。1877年西乡在鹿儿岛起事，西南战役败北，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切腹自杀。
参与肥后藩士横井小楠的被刺（明治二年正月），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大村益次郎（1824—1869），明治初期政治家，本姓村田，名永敏。维新时，指挥彰义队，有功；新政府成立后，即参画军务；明治二年（1869）任兵部大辅，主张实行军政大改革，实行后来的陆海军建制。因而引起旧藩士的不满，同年九月在京都遇刺身死。——译者）的遇难（明治二年九月）等等，都是一心想要攘夷的武士们铲除这些推动政府开化政策中心人物的行动；出于同样动机，还发生了直接针对外国人的行动，如土佐藩兵刺伤法国人事件（庆应四年（1868）二月堺事件）、袭击英国公使帕克斯事件（庆应四年二月）等等。这是顽固的攘夷论者不理解政府的开国和亲政策所造成的悲剧，这些责任，应由过去不负责任、轻率地扬言要把攘夷作为国内政策手段的人来负。
米泽藩士云井龙雄因聚众图谋恢复封建制而被处斩（明治三年（1870）十二月）；华族外山光辅、爱宕通旭与旧藩士勾结谋反，阴谋暴露后自杀（明治四年（1871）十二月，其同党有旧熊本藩士川上彦斋）。这些都是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等新政策施行后，因旧特权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动摇而所激起的反抗。
农民起义，在新政府统治后也丝毫没有减弱，相反地比前代更频繁。这是因为新政并没有迅速提高农民生活，地租改革也没有像想象那样减轻负担，更何况只对地主和自耕农有利，对大多数佃农并无利益可言。加上农民意识中的保守性，使他们对新政府的一切新政策、新措施，都引起反感。比如他们要求取消实施征兵令、施行太阳历、设置小学校和建立电信设施等新制度；一方面无疑是他们从现实出发，认为这样做必然会增加农民负担而提出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士族利用了农民嫌恶新制度的保守性，而从外部进行煽动的结果。因此，随着士族武装起义的终结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农民起义分化为两个部分。反对政府的农民运动与自由民权运动相结合；而要求地主减租和反对高利贷等运动则随着农村阶级分化的发展，直到后来另行蓬勃发展。
心怀不满的士族们，自政府内部力量关系的变化、征韩论以及其他政见的不同发生后，就开始了骚乱。其原因是一般士族生活的贫困，对政府迅速开展文明开化等做法的不满而引起的。最早的大规模行动，是前面提到的江藤新平掀起的佐贺之乱（明治七年二月它是希望征韩和恢复封建制的旧佐贺藩士族，在征韩论被否定后回乡的前参议江藤新平率领下发动的叛乱，由于是建立在广大士族阶层不满的基础上，以持不同政见而下野的前参议为领导，所以对政府来说，威胁是很大的。到明治九年，大阪会议的结果事实上已经落空，政府加紧镇压言论自由，专制色彩显著强化，加上三月发布了废刀令（废刀令，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士族都带刀，明治九年（1876）根据山县有朋的建议，新政府下令禁止在穿着正式礼服以外带刀的命令。这是新政府剥夺士族兵权，树立绝对主义政权的一个措施。——译者），激起了不满士族的愤怒。十月，首先在熊本发生了敬神党（神风连）之乱。由士族太田黑伴雄率领下，二百多人高呼攘夷和神道政治，放火烧毁镇台府，杀伤司令长官及将士，并袭击县厅杀害了官员；由于镇台兵英勇善战，次日杀死了贼首，余党有的自首，有的逃跑而告结束。（二十四日爆发，二十五日被镇压）。事情传开后仅过两天，原秋月藩士四百余人于二十七日又发动叛乱，打出了反政府的旗帜。二十八日，前参议前原一诚又在萩聚集了二百余人，揭起叛旗，企图袭击县厅。以敬神党为先锋陆续爆发的这些骚乱，说明士族已不是政府很容易对付的敌人了。幸亏出动了镇台兵，很快平定了骚乱。但是围绕着这种士族人心的向背，形势仍然很严重，这就不能不引起因主张征韩论失败而下野回乡的西乡隆盛，到底是与政府为敌，还是为友这个重要问题。隆盛在故乡开办的私学校不断发展，各地都建立了分校，盛况空前。在这里学习的少壮弟子们审时度势，体会隆盛的心情，鼓动隆盛反对政府；而政府对隆盛的举动早有戒心，严加监视，双方的冲突终于爆发了。明治十年（1877）一月私学校学生冲进火药库，抢夺官军弹药，并劫掠陆军属厂和海军造船厂，二月拘捕了政府派遣的警察一行，声言因为他们携带密令，前来暗杀隆盛，这些人借口要就此事进京责问政府，从而发动了起义。隆盛无法控制他们的行动，终于决心举兵，率陆军少将桐野利秋、筱原国干以及15000名士兵从鹿儿岛出发（二月十五日）。县令大山纲良把公款捐给他们充作军饷，并遣使向沿途府县通报举兵理由。他们的协助，说明这次内乱的严重性。政府派出几个旅团的军队前往镇压，虽包围了熊本城，在植木、田原坂等进行激战，胜负难分，加上各地不满士族纷纷起来响应，使政府面临重大危机。幸而官军奋力作战，并具有现代化装备，终于取得胜利，九月，隆盛等人在鹿儿岛城山自尽，持续了八个月的大乱终于被镇压下去（西南战役）。[5]
这次事变说明，就是以维新功臣西乡隆盛为首，具有素称精强的旧萨摩藩士族为骨干的社会、军事势力，已不是他们所蔑视的百姓兵武装起来的政府军的对手，使全国所有的人都能彻底了解到士族兵已不再能有所作为了。窥测时机以求一逞的不满士族，不得不完全打消武装叛乱的念头，改为靠言论和政治斗争的手段去反对政府。政府的基础更形巩固，政府的核心人物大久保利通的威望分外高涨。另外，在这次战事中，政府耗费了巨额军费，增发不兑换纸币，引起了战后物价昂贵，造成了企业发展、政府财政的困难。于是时代开始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即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和整理财政，开辟向现代国家稳步发展的道路。就在这时，木户孝允[6]在西南战役中病逝（五月），大久保利通于明治十一年（1878）五月遇刺身亡，维新功臣相继去世，在人事方面，也反映了新时代的到来。
伊藤博文（左二）与芳川显正（左一）、南贞助（右二）、福地源一郎（右一）在一起研究租金、货币制度，并确立了金本位制度。
经济的革新
封建经济的桎梏，随着明治新政府的建立而被陆续打碎。从明治元年到二年间，下令撤除了各藩各道的关卡，取消了限制工商业者自由活动的同业公会（株仲间）特权。向来由幕府和各藩专卖的许多商品，也允许自由制造和贩卖了。承认人民的土地所有权，解除了以往束缚农民的禁止买卖耕地和对经营农业及贩卖农产品的限制，允许其自由。废除了成为农民大负担的助乡制（助乡，江户时代，为了补充和保护驿站，宿驿，将这些驿站附的农村定为助乡。凡驿站中人马不足的时候，就从助乡中征集人马补充。虽然说对这些征集去的人马，能按规定付给补助，但由于交通量增大、驿站扩大等原因，使助乡制成了当时农民的一大负担。明治五年（1872）废止。——译者），撤除了口称国内警备而故意设置的种种交通上的障碍等等。政府在废除这一切封建旧制度的同时，还效法欧美各国，采用了各种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新政府的领导者从幕末以来的痛苦经验中，深刻地铭记在心的，是外国的强大武力及其雄厚的财力基础，一心一意想让日本也能早日具备这种力量的愿望，总结出所谓富国强兵的口号，成了新政府政策的指导思想。从这一点上看，他们采用欧美经济制度，是很自然的。也正因为如此，明治初期的经济发展是自上而下完成的，是靠政府的保护、扶植而不是在市民阶级本身发展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一弱点是毋庸置疑的。
货币制度的改革，是旧幕府以来留下的悬案，是新政府从建成时起就面临的一个难题。安政时期开始通商以来，由于国内国外金银比价的悬殊，引起国内黄金流向海外，劣质洋银流入国内，国内外有识者对此都深感忧虑。可是，幕府并没有采取根本的对策，只是为了克服眼前的财政危机而发行劣质的二分判、二朱判等金币和一分判银币，结果更加剧了黄金外流和物价暴涨的趋势。各藩也因苦于财政困难而发行藩札；伪造伪币，敷衍一时。当时称这种伪造货币为“泥银”。泥银随着幕府的衰亡而充斥社会，官军围剿幕兵时，在经济上却正是泥银取代了良质的古金银时。泥银品质极差，并且极难鉴别。当时在三都（三都：江户、京都、大阪。——译者）的兑换店里二分判多达十三四种，其中十之七八都是各藩铸造的伪币。庆应四年（明治元年）八月，新政府一面下令各藩禁止铸造伪币，一面自己却又按安政以来的型式铸造发行劣质金银货币，以弥补当时财源的不足，所以禁令并没有能收到实际效果。但是，政府早就计划在实现大政一新时，进行货币的根本改革，所以采纳各有关方面的建议，于明治四年五月发布新币条例，确立了货币政策的总方针。大要是，废除过去的两、分、朱等旧称，改用元、钱、厘的十进位法；货币形状由原来的方形改为圆形；以金币为本位货币，把银币、铜币作为辅币等等，并由这年二月刚建成的大阪造币寮开始铸币。最初由于金本位制不适用于多银少金的东方，曾决定采用银本位制；但由于金本位制是世界大势所趋，据此又很快进行了改变。并考虑到对外贸易的方便，特铸造一元的银币作为贸易银币，只用于贸易方面。然而由于这种金本位制不符合国情，因此，金货发行以后大量外流，而银货却不断涌入，所以从明治十一年起，政府也只好承认一元银币的一般流通，实际上实行了银本位制。这样，本位制虽有些失败，但明治七年，政府停止了旧金银的流通，达到了币制改革的目的。
其次是纸币，政府刚成立时，为了解救财政困难，采纳参与三冈八郎（由利公正）的建议，于庆应四年（明治元年，1868）闰四月通告发行纸币，即所谓太政官札。到明治二年五月为止，共发行了四千八百多万两。接着又陆续发行了小额纸币，如民部省札，废藩置县后为弥补财政不足发行的大藏省兑换证券、用作北海道开拓费的开拓使兑换证券等等。但人民由于幕末各藩滥发藩札的痛苦经验，对太政官札也不信任，致使价值低落，流通困难，加上造法粗劣易于伪造，于是伪币的流行越发阻碍了官札的流通。明治四年，政府请德国代为印制新纸币，用来换回旧札，使原来的四种纸币统一为一种，但其性质不变，仍属不兑换纸币。以上是政府纸币，另外根据明治五年制定的国立银行条例，还发行了银行纸币，这种纸币原来是可以兑换正货的，但因银行利润少，发行并不理想，便修改了条例，废除了兑换正货制度。这样，纸币的发行量就增加了，这当然意味着不兑换纸币的增加。而且政府为支付西南战役的战费，又增发纸币，于是不兑换纸币便在市场上泛滥成灾，明治十四年以后到了必须对纸币进行整理的时候了。
佐渡金矿
这幅画描绘了日本矿工在本州北部佐渡岛上的矿井下辛勤劳作、挖掘矿石的场景。一些矿工在岩层表面工作，另外一些人在修理支撑隧道的架子，还有的人用水桶和滑轮排除地下水。
幕府时代金融是专由兑换商办理的，明治政府成立后，就急于建立新的金融机构，向豪商募集资金建立了汇兑会社。除从事存款、贷款、汇兑等银行业务外，还负责发行纸币。这种会社在东京、横滨、京都、大阪、神户、大津、新潟、敦贺等地建立了八个分社，后来由于国立银行条例的发布而解散，让位于国立银行了。汇兑会社是仿效外国银行而建立起来的日本最早的银行，它与“会社”这个译语的早期用例一起，在明治经济史上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明治五年发布的国立银行条例是为了广泛建立国立银行，使其作为新的商业金融机构以解救当务之急的；同时还使其负责整理政府发行的不兑换纸币。但条例实施的结果很不理想，只有第一银行以下四家银行开业（第一东京、第二横滨、第四新潟、第五大阪，第三于开业前解散），而且业务也很萧条。待改变纸币发行制度，废除兑换正货以后，银行利润便上升起来，于是纷纷申请建立国立银行。到明治十二年，竟达153家之多，以后就禁止开设银行了。
旧幕府时代的企业几乎都是个人企业，其中也有像三井组、小野组那样，由一个家族共同出资经营的企业，但离公司组织还相差很远。幕末，西方公司组织的知识传入，为了能在贸易方面和外国进行竞争，有识之士早就感到，必须采用这种公司企业的形式。政府为此建立了上面提过的汇兑会社，用以示范。同时还设立了通商会社，以谋振兴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这些会社都处于通商司监督之下，由于有关于会社的知识还很不够，所以事业并不兴旺。后来，随新通商司的撤销，会社也宣布解散（明治四年七月）。政府为了普及有关公司方面的知识，出版了福地源一郎的《会社辩》、涩泽荣一的《立会略则》等书。在国立银行条例里，大体上已树立了公司（株式会社）的制度。不过，大量设置公司，是在西南战役结束后进入振兴事业时期，这时还完全是准备时期。
东京一横滨铁路通车图
日本资本主义飞速发展，明治天皇采取“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的政策，大力发展日本的铁路建设和军事交通工业建设。作为日本新文明的开拓者，从伊藤博文开始的铁路铺设事业开始于明治二年。
殖产兴业（振兴实业）与富国强兵同是明治政府提出的口号。殖产兴业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过去落后的产业现代化、工业化。明治三年，政府设工部省作为奖励工业的中心机构，或者建立国营模范工厂，或者从欧美招聘技术人员传授技术。政府最倾注力量的工业是军事工业。因为一方面，幕府时代，在幕府和各藩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明治政府也深感有其必要。东京和大阪的炮兵工厂是明治初年政府在幕府设施的基础上建立的国营工厂，幕府所有的长崎、横须贺、横滨、浦贺等造船厂也都移归新改府管理，成为炼钢厂、造船厂。新政府还接管了幕府直辖的矿山业，改为国营，大力改善了设备。从明治元年到九年之间，改为国营的矿山有：佐渡、大葛等的金矿，小坂、院内等的银矿，阿仁铜矿，釜石、中小坂等的铁矿，三池、高岛、幌内等的煤矿，这些矿山都采用了新式机械进行采矿，用以作为民营企业的模范。
纤维工业和化学工业等，也有了很大发展。生丝是占当时输出品50%的重要商品，从幕末就提倡机械制丝的必要性。明治三年，政府招聘法国技师在群马县富冈开办富冈制丝所，明治五年正式投产，后来又把这里的女工派往各地，以推动全国普及制丝业。同年，工部省在东京建立生丝试验所，次年，在福岛县二本松建立了制丝公司，又次年，在栃木县河内郡石井村建立了机械制丝厂。这些都是民办的。后来全国各地纷纷设立了制丝厂。和生丝这种重要的出口商品相比，棉纱棉织品却是占全部进口额35%的重要进口商品。庆应三年（1867）萨摩藩主岛津忠义从英国购进机械，在鹿儿岛开设鹿儿岛纺织所，达是日本机械纺织业的开始。岛津家接着又在堺市建立第二个纺织厂，明治四年（1871）投产开业；明治五年（1872），在东京泷野川经营棉花、棉纱批发业的鹿儿岛万平也引进美国造的机械，开办了鹿儿岛纺织厂。明治五年（1872），政府收买了堺市纺织所，明治十二年（1879），在爱知县额田郡大平村和广岛县安艺郡上濑野村着手建设国营示范工厂。由于政府积极奖励，全国各地，民营纺织厂也纷纷创办起来。此外，由于毛织品在进口商品中也占很大比重，政府为了适应需要，也兴建示范工厂。同时，为促进民营工业的发展，明治九年，在内务省管理下，设立了千住制绒所，十二年投产，但成绩很不理想。
化学工业，也几乎全是靠政府力量兴建起来的。明治五年（1872），内务省土木寮在深川兴建了深川水泥制造厂，这是日本水泥工业的开始，以后改称深川工作分局，在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此外，造纸业方面，由于对洋纸需求的增加，明治八年（1875），设立印刷局抄纸部、纸币寮抄纸局，负责造纸。民间也有旧广岛藩主浅野长勋在东京创立了有恒社，三井组、小野组的代表则在王子建立抄纸公司等等。他们都聘请西方技术人员，从事制造洋纸。关于玻璃工业，明治九年（1876），工部省建立品川硝子制造所，招聘英国人作为示范工厂。啤酒工业，是明治九年（1876），北海道开拓使作为开拓使事业，在札幌修建了啤酒厂，产品很受欢迎。京都府从明治三年（1870）起设舍密局，招聘外国技师担任各种化学工业的研究和普及工作，并制造药品、肥皂、陶器、玻璃等。
以上是明治初期各种工业的发展概况，表明了政府为发展现代工业，做出了很大努力。明治六年（1873），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万国博览会上，日本积极展出了许多产品，也购进了各种机械。虽然说，这次日本在博览会上获得的奖牌、奖状数目不及欧美列强，但居东方各国之首，它已经预示了以后日本产业的大跃进。明冶十年（1877），东京开办了第一次国内劝业博览会，以求改进并发展各种技术。
日本最早的火车
明治五年（1872）九月东京至横滨正式通车，日本举外债，聘请英国技术人员并购入机械，由政府铺设了第一条铁路。至明治十年，大阪到神户和京都到大阪之间都通了火车，总长达64公里。图为日本最早的火车。
政府对于农业也和工业一样，采取保护、奖励和西式做法。取消以往束缚农民的各种封建制约，积极主动地制订开垦计划，传授新式农业技术，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开垦是对当时庞大的失业士族授予生活道路的一种很必要的社会政策，特别是积极地大力保护和奖励移居北海道去从事垦殖开发，使北海道的农业发展得十分显著。政府还创办农业试验场，采用西式农业生产方法，努力改良技术；同时还饲养绵羊、试种甜菜等等。政府的奖励，再加上外贸与交通发达，使产品销路不断扩大，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另外，由于地租改革，原来的实物地租改成货币地租，农村也被卷进货币经济的漩涡，农村经济也要受世界农产品价格涨落的影响。地租率并不算低，但由于农产品价格日见上涨，而地租的金额却固定不变，无疑对纳租者是有利的，它带来了农民生活的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能够享受这种有利条件的，只是负担地租的地主与自耕农，和过去一样，仍然交纳实物地租的佃农是不包括在内的。因此，即使在地主和自耕农因农产品价格上涨而庆祝农村的繁荣时，佃农仍苦于高率地租的折磨而不断贫困化，农民阶级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交通设备也由原来幼稚、古老的样式一律发展到现代化的交通设备。庆应四年（明治元年，1868）闰四月，新政府在太政官内设驿递司，负责水陆运输和驿站传送等事业，是一元化掌管交通运输的机构，其方针是通信国营，运输民营和铁路国营，所以各种交通设备得以同时发展。幕府时代的通信都是由“定飞脚问屋”（定飞脚问屋，定飞脚是江户时代定期从事驿递业务的人员，天明二年（1782）经幕府批准，由若干从事定飞脚业务的人结成小团体，接待顾客经营业务，称为“定飞脚问屋”。——译者）掌管，明治三年（1870）设置邮政制度，决定收归国营；更由于驿递头前岛密的努力，从明治四年三月起，东海道以及东京、大阪、京都之间开始了使用邮筒收取信件和邮票的新型邮政事业，以后逐渐推广到全国。明治六年，与美国缔结了邮政条约，开始了对外的邮政联系，十年（1877）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参加了世界性的通信往来。
实行了新式邮政业务以后，失去了职业的“定飞脚问屋”掀起了反对邮政的运动，根据前岛的建议，让他们从事运输业务以代替飞脚，于是通信与运输分离了。明治五年六月，飞脚问屋们组成了“陆运元会社”，接受了政府大量的资助，发展到垄断陆上运输的程度。在此以前，已经废除了原来各驿站的传递制度，组织了民营的陆运公司，负责提供人马，但其营业成绩很不理想，所以在明治八年，政府勒令解散，将其业务移交给陆运元会议。这样陆运元会社改名为“国内通运公司”，垄断了陆上传递、运输的业务，营业收益十分可观。
铁道是文明的标志，佩里来日时就赠送了火车的模型，幕末派遣到国外的使节们，也曾对此表示惊异。明治政府一成立，就有外国人提出申请铺设铁路，但政府听从了英国公使帕克斯的忠告，主张铁路一定要由政府自己修建，决定由政府进行铺设。资金不够，以举外债借得资金来修建；没有技术，又从英国聘请了技术人员并购入机械。这样铺设了从东京到横滨的铁路。明治五年（1872）九月正式通车。接着大阪到神户之间（七年（1874）五月）、京都到大阪之间（十年二月）也都通了火车，明治十年末，国营铁路的总长度已超过64公里。
电报机也是佩里来日时与火车模型一同送给幕府的。幕府虽知道它很方便，也想架设电信设施，但并没有付诸实行。明治二年，政府根据寺岛宗则的建议，从英同购置电报机，并聘请了技术人员，开始在东京横滨之间架设电线，明治三年，允许公众加以利用。此后电信设施就迅速地普及到各地，明治六年，完成了横滨与长崎之间，八年完成了东京与青森及北海道之间的电信设施；十年，九州也都全部架设了电信设施。电信对政府的集权化发挥了巨大作用，明治七年能够迅速平定佐贺之乱，就是由于政府利用了轮船和电信等文明利器。
海运，过去由于锁国，只有沿岸航运，其他航运发展途径都堵死了。幕末解除了建造大船的禁令，并奖励各藩造船，于是海运业开始复兴。不过，维新当时国内的西式轮船、帆船的数量很少，还不能利用来进行一般海运。新政府成立后，就努力发展海运业。明治三年，建立了半官半民性的漕运公司，用政府的船只和各大藩委托的船只，开辟了每月三次定期往返于东京与大阪间的航路。可是，这一公司营业不振，因此又另外创办了蒸汽邮船公司，从事沿海定期航运，但营业仍不理想，于是把所有船只都移交给三菱公司了。三菱公司是土佐藩藩士岩崎弥太郎于明治三年（1870）借用土佐藩的汽船而开业的，经营得法，并在佐贺之乱和征伐台湾之役时，担当了军事运输的任务，建立了功绩。他们在接收、继承了蒸汽邮船公司的业务后，改称三菱邮船公司，独占政府的保护，事业十分发达。后来在与当时占东方海运优势地位的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和英国P.O.公司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确保了沿岸航路和对朝鲜、中国的航路。
贸易也是在进入明治时期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但初期时，却完全为开放口岸的外国商馆所垄断，给日本经营者造成种种不利。国内有识之士，很快就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为获得贸易实权，明治九年，首先创办了三井物产会社，后来又陆续创办了贸易公司等。这时期占出口商品大部分的是原料和原料制品，而输入的则大部分是成品。这种情况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日本工业不发达的情况。这种情况，一直到明治末年，大正初期随着日本产业革命的进展，才逐渐有了改变。
最后说一下财政。明治初年政府财政极度困难，国库空虚。就是靠豪商的捐款、借款和发行太政官札勉强维持一时。从庆应三年（1867）十二月到明治元年（1868）十二月，明治政府发表了第一期岁出岁入的决算表。表上岁入总额是33089000日元，岁出是30505000日元，其中租税收入仅3150000多日元，即仅仅是岁入的一成而已。而同期间，太政官札的发行量，却是2400万日元，筹措、借款有380万日元。另外租税中地租是200万日元，地租约占租税总额的60%。随着政府基础的不断巩固，财政也逐渐健全起来，明治六年（1873）左右，岁入是8500万日元，而岁出是6200万日元，租税增加到6500万日元，岁出的全部，已可以靠租税解决。租税中，有6000万日元是地租。如果考虑到当时政府在振兴产业和对外活动中所需的经费，都是依靠地租收入这事实，那么就会了解到地租改革对国家财政的意义，怎么夸大也不算过分。明治八年，对地租以外的捐税，也进行了改革，废除原来的杂税，设立新税，改正了税制。明治三年（1870）在伦敦募集了利率9%的外国公债，这是最早的公债（100万英镑，合488万日元）。这笔钱是用来充作（东）京（横）滨铁路建设费用的，接着明治六年（1873），在伦敦市场再次募集了利率7%的公债（224万英镑，合1171万余日元）。这笔钱是用作偿还秩禄的资金的。在国内，自明治六年起，陆续发行了继承各藩所负债务的公债、秩禄公债和金禄公债等等，到明治十年（1877）末，没有偿还的公债总额高达2.36亿日元。[7]
日法贸易
这幅1860年的雕版画描绘了法国和日本贸易条约的签字仪式。
宗教管理
明治政府颠倒了从前神道与佛教的地位，推行新的宗教政策。在江户时代，对有力的大寺院领地，无论朱印地，还是黑印地（朱印地、黑印地：江户时代，各寺、社的领地中，凡由幕府将军发给朱印状的，都能免除年贡和课役。这种地称为“朱印地”。而由大名等捐献的土地，因捐献时的文书不能用朱印，而是用黑印的，所以这些土地称为“黑地”。——译者），都能得到承认。其他寺院也由于禁止基督教，推行“寺请制度”（寺请，江户时代，由于禁止基督教，由佛教寺院颁发一种叫“寺请证文”的文书，证明持证人是该寺的擅徒。这种制度叫“寺请制度”。——译者），保证了寺院的施主。寺院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上，都处于十分优越地位。随着国学研究的发展，古神道说昌盛起来，对寺院僧侣的这种状况，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幕末的攘夷论，归根结底是和排佛论有联系的。水户藩的攘夷派主张把寺院的梵钟改铸成大炮，这种措施表明了对佛寺的否定。明治政府高唱王政复古，扬言以神武创业为本，具体来说就是要恢复不受佛教玷污的神道的纯粹性，实现祭政一致的古代制度。庆应四年（明治元年，1868）三月公布了神佛分离令，为了要建立祭政一致的制度，重新恢复神祇官，一切神主和神职人员均归神祇官管辖；原来神社的社僧和僧职人员一律蓄发；不得以佛像作为神体，等等。这完全是强行打破千百年来已经深入到人民思想的神佛相混的传统，不仅给宗教界，而且也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神社内有关佛教的东西和寺院内有关神道的东西，统统被取消。这时不断发生了暴乱，这种趋势甚至逐渐发展到连佛寺本身也遭到破坏的程度。中国曾多次发生过废佛毁释的事，可是在日本，却是除佛教刚刚传入时以外，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佛像被烧毁，经卷被破弃，寺院被撤销或合并，僧侣陷入极度的恐慌和不安。这是神道对多年来占优位的佛教的反抗，具体来说，就是平田国学派的门徒占据了神祇官的要职，成为地方神官，千方百计要把其国学说付诸实践；是各神社多年来由于社僧而郁郁不得志的神官想要借此机会提高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由于一般处于变革期的革新思想，在这里发现了破坏旧事物、刷新旧弊病的对象之一，助长了不分青红皂白地废佛的气势。[8]
政府并没有积极下令废佛，但却十分积极地鼓吹神道，这就自然导致了对佛教的压制。如前所述，明治二年（1869）七月官制改革时把神祇官列于太政官之上，从形式上体现祭政一致的理想，同年九月设宣教使，作为与开拓使等平级的官厅，其官员是长官及下属四等官，即正、权、大、中、少宣教使及讲义生，明治三年（1870）正月发布大教宣布诏，规定由宣教使在全国宣布惟神大道，把神道定为国教。为布教编纂了教典，宣教使在讲解诵读时，要身穿礼服，端正威仪；规定要巡历各地，向神职人员和村长等人宣讲。明治四年（1871）八月改神祇官为神祇省，凌驾于太政官之上的地位，有所下降；明治五年三月废神祇省设教部省，把佛教也包括在内。这是对狂热一时的神道至上主义加以反省的结果；其用意也是想接受佛教徒的热诚请愿和缓和不满士族及农民们的反政府情绪。教部省设教导职，定教则三条，令神官和僧侣广为说教。这三条是，一、体察敬神、爱国之旨；二、明确天理人道；三、奉戴皇上遵守朝旨。其中虽然也承认佛教，但基本精神还是神道，而且国家的色彩也十分浓厚。这一年，佛教各宗代表联名向政府上书请愿，要求建立大教院，按三条教则培养学生，普及教学，政府予以同意。在东京，以芝区的增上寺为大教院，两本愿寺为中教院，其他各寺院为小教院。地方府县也以大寺院为中教院，其他寺院为小教院。僧侣在那里，要以神官的作法讲解三条教则，寺院完全神社化了。这是僧侣在困境中的保身之策，这种不自然的神佛混淆的做法，是很可笑的，大有使佛教的生命为之窒息之慨。本愿寺的岛地默雷等人不满意这种状况，建议神佛分离。这种意见得到了采纳，明治八年（1875）四月撤销了大教院，停止神佛各宗混同，令各派自行宣教。十年（1877）一月教部省也被撤销，其事务移交给内务省社寺局。明治初期狂热的宗教统制方式，至此结束，但是其结果是，佛教摆脱了以往的国家保护，独自进行宗教活动；而神道却受到国家的大力保护，被用来作为宣传崇拜天皇、统一思想国策的工具，同国家的关系变得密切而具体了。
基督教徒大屠杀
一位熟悉西洋油画技巧的无名日本艺术家的画描绘了1622年发生在长崎的屠杀基督教徒的场面，它是日本整个宗教镇压的高潮之一。30位日本基督教徒被斩首（前景），其他至少22人包括9名西班牙传教士死于熊熊燃烧的大坑中的火刑柱上。一位目睹这一事件的英国商人描述道：“在他们中，五六岁的小孩被活活烧死在母亲的怀抱中。”
基督教也是一个使政府头痛的问题。政府虽然采取开国和亲的外交方针，但由于政府是以神道为基础的，所以对基督教一如既往地采取禁止和压制的方针，也是很自然的。庆应四年（明治元年，1868）三月树立起禁止基督教的布告牌，并再次搜查了庆应元年（1865）发现的肥前浦上村基督徒，逮捕了三千余人，分送各藩，加以监禁。各国公使虽对此提出了抗议，但政府毫不让步。这时正值岩仓具视等人访问欧美，美国政府首先提出，日本如果想要修改通商条约，就必须撤销对基督教的禁令；到欧洲时也受到同样的抗议。岩仓决心解除禁令，上奏朝廷，请求撤除禁止基督教的布告牌，释放被监禁的教徒。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下令从明治五年（1872）五月起解除禁令，六年（1873）二月正式撤除禁止基督教的布告牌。在这以前，明治五年二月，在横滨外国人侨居地，建立了日本基督教公会，由于外国传教士的努力，逐渐取得了发展，这是最早的新教教会。日本人中村敬宇、新岛襄二人传播基督教，给世人感化很深。敬宇原是幕府的儒官，庆应二年（1866）前去英国研究当地文化，回国后创办私塾同人社，提倡基督教化的儒教，力主要学习西方文化，就必须信仰其本源的基督教。新岛襄于幕末赴美国学习神学，回国后在京都创办同志社英学校，从事育英传道工作。随着人民欧化热的高涨，基督教也逐渐得到传播；但是另一方面，对它的攻击也很激烈，出现了许多驳斥基督教的书籍，各地对教徒的迫害也一再发生；直到帝国宪法公布，正式宣布保障信教自由，这种情况才改变了。这种反抗是江户时代二百年间养成的禁教思想和对日本文化独立性的认识，同政府复古的一面相结合的产物；它同人民对待16、17世纪突然出现的西方新文化的旗手——基督教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教学与思潮
教学也采用西方新方法，进行了急剧的改革。开始时高等教育方面出现了复古倾向，如京都学习院的复兴；皇学所和汉学所的设立；幕府开办的医学所、开成所和昌平学校的复兴等等。不过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则采用了新的方式，开办了小学校和中学校。最早开设小学校的是京都（明治二年，1869），其次是东京府（三年（1870）六月），中学校也在东京和京都（三年）设立了。政府很早就打算进行划时代的学制改革，不断派员到国外去考察学制，最后制定和颁布了在日本教育史上划时代的明治五年（1872）的《学制》。在此之前，政府设立文部省作为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任命大木乔任为文部卿（四年（1871）七月），负责《学制》的规划和实施。《学制》的宗旨是把学问普及到所有人民，使人民得以修身、学艺；其具体做法是，按照法国制度采用学区制，即把全国划分为八个大学区，每学区设一所大学，每一大学区分为32中学区，每区设一所中学，每一中学区又分成120个小学区，每区设一所小学。因此，全国有8所大学、256所中学和53760所小学。也就是每600个人里有一所小学，每13万人里有一所中学。小学有普通小学、女子小学、村民小学（偏远地区的简化学校）、贫民小学、私塾（在家中教学）、幼儿小学（小学入学前的预备教育）等等。最基本的是普通小学，分上下两等，原则上下等小学从6岁到9岁毕业，上等小学从10岁到13岁毕业以此为基准，中学、师范学校、专门学校、大学等也都制定了严整周密的制度。好比是要对一座自然发展的街道错综发达的城市，实施一项纸上制定的城市计划方案似的。新政府的热情，充分表现出了其远大理想和宏伟计划，然而在实施上，却有困难。如果勉强实施难以实施的东西，就会造成过度干涉和增大地方经费等弊端。因此，到明冶十二年（1879）就被自由主义的《教育令》所取代。但是，由于《学制》的颁布，使教育设施有了飞跃的发展，则是事实。明治六年（1873）小学校有12558所，到明治十二年（1879）为28025所；教员数也从25532人增加到71046人。培养教员的师范学校也于明治五年（1872）五月在东京建立，及明治六七年，大阪等6个府县也都纷纷设立，已拥有7所官立师范学校。同样地，女子师范学校也在东京及各县建立起来。另外，还大力增设了中学，开办了医学校、法学校、外国语学校等有实用意义的专门学校。明治十年（1877），东京开成学校与东京医学校合并，成立了东京大学，这是一所最早的综合大学，设有法、理、文、医4个系。
日本学制大纲
日本人崇尚教育，明治五年（1872）制定的学制，是怀有伟大抱负的明治政府提出的新教育政策。明治十八年（1885）内阁制度创立，文部大臣森有礼发布《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令》等法令进行学制改革。
政府不仅在学校组织方面采用西方做法，在学科内容上，也广泛地吸收了西学。在学校组织方面，参照了法国制度，而在教学内容方面，则主要效法美国。小学的教学科目里有西方算术、地理学、物理学、绘图、几何、博物、化学等，教科书大多是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劝学篇》、《究理图解》；桥爪贯一的《世界商卖往来》；内田正雄的《舆地志略》和大文彦的《万国史略》等启蒙性书籍。中学规定由外籍教师教授外国语，有的中学则用英、法、德等外国语教授中等教育的学科内容，以作为理解大学里外籍教师专科讲义的预备教育。师范学校也聘请外籍教师，外籍教师把师范学校的上等生看作小学生，教授外国小学课程，使其理解教授法。
教育界洋风的盛行，当然是来源于普遍尊重洋风的思潮。把旧文化视为因循姑息、陈规陋习，对西方新文化怀着无上的尊敬和憧憬，这成为风靡上下的时代思潮。祭政一致的复古精神，只在维新初期有所高涨，但很快就发现复古的具体措施内容贫困，根本不能同蕴藏着无穷力量的西方新文化相抗衡。明治四年（1871）左右，在东京的知识分子中，国学只有汉学的1/10，而汉学只有洋学的一半。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明治二十年出版）一再翻印，总销售数达20万部之多，《劝学篇》（17篇，明治五年至九年出版）在明治五年到十三年之间，共销售70万册，由此可知人心渴望求得洋学知识。洋学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它能够立即结合实用，这同西方的制度、技术能够立即为国家建设所利用是同一个道理。这一时代欧美思想界充满了自然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等等，这些思想含有打碎封建制的作用，最适合于明治初期的日本。其中包括继承法国卢梭（J.J.Rousseau）流派的天赋人权论、民约说；英国边沁（J.Bentham）和穆勒（J.S.Mill）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达尔文（C.R.Darwin）和斯宾塞（H.Spencer）的进化论，等等。特别是边沁和穆勒的功利思想影响最大，福泽谕吉（福泽谕吉（1834—1901），明治初期思想家，教育家，半前中津藩士福泽百助的次子，曾赴长崎学习兰学，以后又回大阪，在绪方洪庵塾中继续学习兰学。万延元年（1860）随幕府使节团出国，到美国，后又到欧洲；庆应三年（1867）再次渡美，吸取了不少西方新知识，回国后就创办庆应义塾介绍西方新文化，并培养人才；同时他还撰述不少有关介绍西方新知识的启蒙著作。他吸收了英国的功利主义思想，主张尊重个人的独立，鼓吹以社会的实利为重，反对束缚个人发展的旧习，并创立以社会实利为主的经济学说，一般称之为三田学派（1871年以后，庆成义塾迁至三田），在实业界方面颇有势力。他一生没有担任过官职，但主张官民合作。明治十五年（1882）创办时事新报，亲自撰文，其文章以通俗易懂见称；一生著作甚多，其影响最大的有《劝学篇》、《西洋事情》、《文明论概略》、《世界国尽》等。现在出版有《福泽谕吉全集》、《续福泽谕吉全集》等，收罗其全部著作。——译者）就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他曾三次出国，对欧美思想领会很深，提倡个人自由平等、国家独立、尊重实学，撰写了许多启蒙书籍，指导人们的思想，还开办了庆应义塾，培养人才。当时提倡洋学的新思想家组织了“明六社”，从事新思想的宣传和普及。这个社是明治六年(1873）由森有礼提议，后来有西村茂树、津田真道、西周、中村敬宇、加藤弘之、箕作秋坪、福泽谕吉、杉亨二、箕作麟祥等人参加而成，出版《明六杂志》，发表了一系列进步议论，如“以洋字书写国语论”、“期望出版自由论”、“开化之进步不由于政府而在于舆论说”、“改造民性说”等，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后来因政府加强压制言论，明治八年便解散了。
报纸、杂志对普及新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报纸、杂志的出版又极大地得力于活版印刷术的发展。木活字从近世初期以来一直沿用到幕末。另外，长崎译员本木昌造学习洋式活版印刷术，制造铅活字，使活版印刷实用化取得成功（明治二年，1869）。在此之前，文久二年（1862）出版发行了翻译荷兰报纸的《巴达维亚新闻》，后来，横滨和江户等地也陆续出版、发行了报纸，反政府言论也有所增加，于是庆应四年（明治元年，1868）六月规定，凡未经政府批准的报纸，一律禁止发行。旧幕臣福地源一郎编辑的《江湖新闻》等，因触犯忌讳而被禁止发行。尽管这样，政府认识到报纸的巨大启蒙作用，所以另一方面又鼓励其出版、发行，因此，报纸的发展很快。明治三年（1870）末出现了最早的日报《横滨每日新闻》（原名《横滨新闻》），它使用了本木创制的铅字。明治五年（1872）出版了《东京日日新闻》、《邮便报知新闻》。它们的读者对象是高级知识阶层，内容主要是社论、官方公报和读者投稿，文章晦涩难懂。明治七年发行的《读卖新闻》、八年（1875）发行的《东京绘入新闻》（原名“平假名绘入新闻），内容则都是通俗易懂的文章、社会新闻、小说等等，以大众为对象，在向平民阶层灌输文明开化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政府的专制化和设立民选议院论的抬头，报纸出现了反政府言论，因此，政府方面公布了最早管制言论的法律“诽谤律”及“新闻纸条例”，这一点在上面已经讲过，不再重复。
最早的报纸多是定期出版物，和杂志很难区别，直到每天出版的报纸陆续出现后，两者才开始有了区别。最早的名符其实的杂志，是庆应三年（1867）出版创刊号的《西洋杂志》，明治以后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冠以杂志名称的出版物，到明治六年（1873）出版了《海外杂志》、《文部省杂志》，明治七年（1874）出版了《民间杂志》（庆应义塾出版）、《明六杂志》（明六社出版）等，才逐渐增多，成了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上面所见到的，是针对封建旧文化的西方现代新文化，用当时的流行语来概括，就是“文明开化”。文明开化在当时提出的王政复古、四民平等、公议众论等口号中，是与人民实际生活关系最紧密、最富有具体实践性的、因而也是最能见到其实效的。上面所述的政治、经济等新设施，大部分不外乎是文明开化的表现，这里再提一下上面未提到的在风俗等方面见到的文明开化现象，借以回顾一下生气勃勃、充满希望的这个时代的性格。
明治四年（1871）八月允许剪发、废刀。正如歌谣中所唱的那样，“敲一敲剪了发的脑壳，响起了文明开化的声音”，剪发确是成了新思潮的象征。西服最早在军队中采用，明治五年（1872）十一月制定了穿大礼服和常礼服的规则，废除了直垂、狩衣、上下等旧式（日本式）礼服，西服成为公式服装。西服也是文明开化的突出表现，正是保守主义者所无法接受的。明治七年（1874）四月，鹿儿岛出身的左大臣岛津久光对政府的开化政策感到不满，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出了十四条质问书，其中第一条就是“将先王法服改为洋服之事”。天皇虽曾亲教导说，关于服制的建议，碍难采用。但他上奏说，服制是我陈述的主要问题，舍此其他都是枝节。除此以外，我再也没有能为政府尽力之处了。可见他多么嫌恶采用西服，也说明西服作为开化的象征，具有多么大的意义。久光所提质问的那些条，反映了保守主义者所诅咒的文明开化的各种现象。试举几条于下：“使用称为太阳历的西洋正朔；由御座起，各省均模拟洋风；各省雇用洋人听其教示；以洋风作为学校规则的规矩；采用洋式兵制”等等。
明治时期的学生
在近代化进程中，教育的迅速发达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明治时代的学生学习西方文化为日本近代化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图为明治时的学生。
明治五年（1872）十一月下诏决定采用太阳历，改这年十二月三日为明治六年（1873）一月一日，并改昼夜12小时制为24小时，这是人民生活中划时代的变革。不过，与民间农历相结合的太阴历势力仍很强大，因此一般在公式上使用太阳历，而私下却仍用旧历，这种表里不一的文化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当时文明开化中注定难以避免的事情。此外，在饮食中开始食用肉食、饮用牛奶，住宅开始使用煤油灯和煤气灯，用砖瓦建筑房屋，交通工具中，流行人力车和马车，服装方面戴帽子、使用阳伞等等。[9]
文明开化与实现精神文明这个根本课题相比，很容易流于形式，造成轻率地蔑视和破坏旧文化。从神佛分离令发展到废佛毁释的暴行，就是这种现象在宗教上的表现。此外像拆毁各处城的天守阁（姬路、彦根等处）、砍伐具有悠久历史和美观的树木（上野公园、东海道林荫松、吉野山樱等）等等，都反映了这个年轻的时代惑于眼前实利而蔑视旧事物的一个侧面。[10]
第二节 近代国家的发展
明治大正时代
西南战役结束后，政府基础有了显著的加强和巩固，从此就放心大踏步地沿着建设现代国家的道路向前迈进。在国内，巧妙地镇压了民众的自由民权运动，通过颁布钦定宪法，整备了立宪政体的形式；在国外，通过修改不平等条约和推行大陆政策，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经济上，迅速完成了产业革命，开始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展开竞争。对于从明治十年代到大正末年的五十年间，日本所取得的发展，即使想要贬低和指摘其缺点、短处的人，也不能不感到惊讶。由于日本的现代化，是由一个落后国家在短期内迅速完成的，所以难免有许多不均衡和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说，明治大正时期的日本是沿着世界史的步伐，走上发展现代国家的道路，作为国际社会成员之一，占有当之无愧的地位；并可以期待它将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但是进入昭和时期，由于世界性危机的影响，和日本经济的脆弱性，日本不得不转而凭靠武力去垄断亚洲市场和资源。这是对整个明治大正时期虽然缓慢但却稳步成长起来的国际协调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背弃，同时也是向中世纪神秘主义和非合理主义的倒退，同明治大正时期的历史步伐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这里先不说昭和，只概述一下明治大正五十年间的历史。
自由民权运动
西南战役后，不满现状的士族阶层，认识到用武力来颠覆政府是很困难的，从而投到了自由民权运动伞下。这一运动的核心人物是板垣退助，明治八年（1875）十月，他辞去参议的职务，退居土佐，专门致力于立志社的活动。同时还着手复兴爱国社。这个社由于它参加政府，失却核心，以致一度陷入自消自灭状态。现在他把它复兴起来，并把它作为全国规模自由民权运动的大本营。明治十三年（1880）三月第四次大会上，改爱国社为要求开设国会同志会（国会开设愿望有志会），制定了国会促成同盟规约。这次集会以后，片冈健吉、河野广中受二府二十二县八万七千人的委托，携带“要求开设国会请愿书”进京，但太政官和元老院均不予受理，于是他们只好写了报告书向各地代表做了汇报。在此之前，冈山县的有志之士和福冈县共爱会等也都曾向元老院提出开设国会的建议，明治十三年（1880）以后各地建议接连不断，达几十份之多。有识之士将此项举动比作安政文久年（1854—1863）间各藩有志之士向幕府建议攘夷锁国的举动。为此，政府颁布了集会条例（明治十三年（1880）四月），加强了对政治性集会和演讲的取缔，但毕竟还是阻止不了发展的趋势。因此，政府当局也越来越感到应该及早确定开设国会的日期，并起草宪法。正在这时，突然发生了处理开拓使公有财物的事件，进一步推动了形势的发展。
自明治二年（1869）以来，开拓使在开拓北海道方面做出过巨大的成绩，已经进入了不再需要继续设一个特殊机关的地步，加上支付预算亦已到期，因此决定在明治十四年（1881）处理拍卖一切公有财物。当时申请接受财物的是萨摩出身的巨商五代友厚和原山口县令中野梧一等人出资兴办的关西贸易商会。拍卖的条件是，全部公有财物的估价为三十八万日元，无息，分30年偿清，这条件十分优越。事实上，政府自明治二年（1869）以来投入的资金达14096000日元之多。当这个消息一传出来，报纸就对此进行严厉的谴责，各地也纷纷召开演讲会，掀起了弹劾的声势。并且认为这完全是藩阀政治的恶劣表现，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开设国会。这样，大大地促进了要求开设国会运动。
大隈重信像
大隈重信（1838—1922），日本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早年就读于藩校弘道馆和兰学寮。后到长崎学习英语和英国政治制度等知识。1867年至京都企图劝幕府将军“奉还大政”，未果，受“谨慎”处分。1871年，明治政府大改组后他成为中枢核心人物之一。1873—1880年担任大藏卿，致力于造币、铁路和电信设施事业。
与此相关，政府内部萨摩、长州派势力与大隗重信（大隈重信（1838—1922），明治、大正时代的政治家，幼名八太郎。佐贺藩出身，幕末和副岛种臣因主张奉还大政而脱藩；明治政府成立后，任民部、大藏大辅（1869）、参与（1870）、大藏卿（1873），明治十四年（1881）政变时，因和萨长派意见对立而下野。次年组织改进党，自任总裁。并创立东京专门学校（后改称早稻田大学）。二十一年（1888）任黑田内阁外相，次年因修改条约问题被炸，失右脚；三十一年（1898）组阁，大正三年（1914）第二次组阁，五年（1916）因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侵略条约而离任。——译者）之间的对立，也严重化了。大隈于明治六年（1873）继大久保利通之后，担任大藏卿，直到明治十三年（1880），担任此职，掌握政府实权，与萨摩、长州派之间，分别保持着微妙的关系。但在制定宪法问题上，他曾上奏激进的意见书，引起萨摩、长州阀的愤慨，这次在处理开拓使财物事件上攻击政府，被无端地看作是他与福泽谕吉及其门下自由民权运动论者互相策应，来排斥萨摩、长州的行动，担心这是西南战役以来国家所面临的又一危机。因此，当局想要一举取消处理财物事件、开设国会和罢免大隈时，正值天皇从东北巡视回来，便于当天夜里召开御前会议做出决定。即次日（明治十四年（1881）十月十二日）就颁发开设国会的敕谕，明白宣布以明治二十三年（1890）为期，开设国会，并宣布取消处理开拓使公有财物，免去大隈重信的参议职务。和罢免大隈同时，其党羽矢野文雄、牛场卓造、尾崎行雄、犬养毅、中上川彦次郎、小野梓、岛田三郎、河野敏镰、前岛密等多数新进有为的官员也被免职，形成征韩论以来政府内部的又一次分裂[11]（明治十四年政变）。
大隈从此一心致力于组织政党，发展宪政，并开设东京专门学校（以后的早稻田大学）从事培养人才。这和福泽谕吉不再与问政治，倾注全力经营庆应义塾一起，给私立学校的发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良好结果。
由于颁布了开设国会的敕谕，一直为此奔走呼号的自由民权派便转而组织政党，为国会的开设采取对策。早在这一年十月十八日，结成了以板垣为总理，中岛信行为副总理的自由党。该党党章中规定：“力图扩大自由，保障权利，增进幸福，改良社会”；“确立善良的立宪政体”。民权运动的“左派”合流过来，后藤象二郎、马场辰猪、末广重恭、竹内纲、大石正巳、中江笃介、田口卯吉等都参加了该党。
次年三月，以大隈重信为总理，以同他一起下野的人为中心，组成了立宪改进党。该党在宗旨中强调王室的尊荣与人民的幸福要同时共存，并阐明其目的是，要以渐进的方式改良政治，“政治之改良前进，为我党所希求，然急激之变革，则非我党之所望”。“夫惑于陋见而徒主守旧者，急躁冒进好务激昂者，均非我党之所望”，其政纲第一条是“保全王室之尊荣，保障人民之宰福”。自由党专以卢梭的民约论为依据，把法国革命挂在嘴边；而改进党则把英国的立宪思想奉为楷模，二者急进与渐进的区别十分明显。这在支持它们的社会基础上也反映出来，自由党的支持者是对现状不满的士族阶层和穷苦的贫农，而改进党则以城市实业家、地方地主和知识阶层等为支持者。
两党的主张虽各不同，但在以藩阀政府为共同敌人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所以，在政府内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等人，为了对抗他们，也策划建立御用政党。这就是福地源一郎和丸山作乐等人于明治十五年（1882）三月组成的立宪帝政党。帝政党主张：“遵奉明治八年四月十四日及明治十四年十月十二日之敕谕，内保万世不变之国体，巩固公众康福权利，外伸国权，希对各国确保光荣，循序渐进，不拘泥守旧，不争先急躁，恒求秩序与前进并行，以维护国家安泰，以谋循序改进”；“宪法出于圣天子亲裁，明载圣敕。我党遵奉之，决不违背钦定宪法之原则”；“我皇国之主权当然由圣天子独揽，其行使则依据宪法之制定”，其立宪思想完全与政府要人的主张相同，并在帝国宪法中照样表现出来。与自由党的主权在民、改进党的主权在君民相反，它毅然提出主权在君，在完全不提国体论和忠君论的当时情况下，竟昂然如此扬言，其意气何其壮耶。然而，作为政党，其势力远不及自由党和改进党，支持它的当然只是神官、僧侣、国学者、汉学家等保守派人士。
犬养毅像
犬养毅（1885—1932），冈山县人。明治宪法颁布后，于1890年首届国会大选中，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嗣连任达17次之多。隈、阪（阪垣退助）内阁成立后，出任文相。大正时期，积极推动护法运动，迭任内阁首相。
与东京出现上述三大政党相呼应，全国各地也涌现出许多政党，有的与三党一脉相承的，有的不属于三党系统，总数达数十个之多。其中最有特色的一个，是在肥前岛原建立的东洋社会党。该党主张以道德为行动的准绳，以平等为主义，以谋社会公众的最大福利为目的，其具体政纲虽不明确，但就标榜社会主义的政党一点而言，也足以名垂史册了。不过，这个政党在建党后仅一个多月，就因妨害治安而遭受禁止了。
政党的这种盛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其原因之一可能是经济界的萧条。自由民权运动之所以征西南战役后显得特别活跃，部分原因在于那次战役后增发不兑换纸币而带来的经济繁荣。然而从明治十四年（1881）以后，政府开始整理不兑换纸币，随着这项工作的进展，经济界逐渐进入萧条期。萧条的征兆在明治十五年（1882）时已经出现，与此同时，民权运动也转入了消沉期。但实际上使政党衰落的更大原因是政府的镇压。政府对以自由党为中心的自由民权论的高涨，感到是一种可怕的危险思想的大泛滥。明治十五年十二月，右大臣岩仓建议停止府县会议，他在建议中评论民权论的盛况说，就是和法国大革命前的形势相比，也看不出有什么两样的。政府于明治十五年六月修改集会条例，强化对政党的取缔，规定凡政治结社，必须在结社前向该管警察署提出申请，呈报其社名、社章、会场和社员名单，取得其批准。并规定，不得以议论政治而广泛宣传其宗旨；不得由其委员或发刊文件诱导公众；不得设立分社；不得与其他团体进行通信联系等等禁例。明治十六年（1883）修改新闻条例，严加对新闻的管理。另一方面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怀柔自由民权论者，例如让他们担任官职，让其领导人物出国旅行等等。在那个官尊民卑十分厉害的时代，这种做法收到了很大成效。自由党总理板垣退助和该党领袖后藤象二郎，在自由党建立后仅仅一年，便不顾党内反对，突然踏上赴欧之途，民权论者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投降了（明治十五年十一月）。政府也曾力劝改进党总理大隈重信到国外去旅行，但没有成功；不过，政府为了切断三菱公司对该党在资金方面的援助，设立了半官半民性质的共同运输公司，使之与三菱公司展开激烈的竞争，威胁其在海运业方面的垄断地位。
这种对政党软硬兼施的弹压，使政党在资金关系方面、事业活动方面几乎不可能再存在下去。一部分对此感到愤慨的自由党员竟在各地发动了武装反抗，企图以直接行动来颠覆政府。像明治十五年（1882）的福岛事件（县令三岛通庸与县会议长、自由党员河野广中的冲突明治十六年（1883）的高田事件（新潟县高田的自由党员暗杀大臣的计划明治十七年（1884）的群马事件（自由党系高崎有信社的暴动）以及加波山事件（从在栃木县厅落成典礼上暗杀政府大官的计划到加波山举兵），等等都是。但是，这些暴动并没有给自由党带来任何利益，反而使政府的镇压越来越严厉。陷入困境的自由党终于在明治十七年（1884）十月宣布解散，板垣退隐土佐。改进党也由于经济萧条的打击和政府的镇压，内部也出现了解党论。明治十七年十二月总理大隈重信，副总理河野敏镰等人离开该党，使该党虽然名义上还存在，但实力已大为丧失。帝政党也早在明治十六年（1883）九月宣布解散。开设国会的敕谕发布后，以雨后春笋之势建立起来的三大政党，仅仅过了两三年的时间，竟陷入这样悲惨的命运，很难只凭形势变化莫测倏忽来加以说明。《明治政史》的作者在论述到这种情况时说：“当时政党的盛衰变化，犹如流行性感冒”；“呜呼！其兴也矫矫然，如冲天之鹤，其散也累累然，似丧家之犬，吾国民之风气亦可谓之一奇”。这正是许多人想要说的话。
后藤象二郎像
后藤象二郎（1838—1897），高知县人，明治时代的政治家。维新前参与王政奉还活动；维新后出任参议、外务挂、工部大辅等职。1889年出任黑田内阁的递信相，1892年担任第二次伊藤内阁的农商务大臣时，因设立交易所一事受到弹劾。
自由党解散后，旧自由党员的直接行动仍然没有停止。明治十七年（1884）十一月，在旧自由党员领导下发动了秩父暴动，上千名群众袭击了郡公所、警察署和法院；但他们的直接目标，却是要打击高利贷。这次行动说明自由党是有广泛地发动群众力量的。明治十九年（1886），静冈的旧自由党员曾准备在箱根离宫落成典礼上暗杀参加的政府要员，颠覆政府，由于计划事前暴露，没有成功。
日本天皇主持议会开幕仪式的场景
这幅英国的雕版画描绘了1890年12月29日日本天皇主持议会开幕仪式的场景。这个新成立的立法机构的成员以及日本公众都很清楚，1889年宪法只能根据天皇的意愿制定和修改。
从明治十九年（1886）起，经济界开始摆脱长期萧条，国会开设的日期也日益迫近，因此，一时处于停滞状态的自由民权运动重又出现了活跃的迹象。促成他们重新活动的原因是反对政府修改条约方针的舆论。修改条约是多年来的悬案，明治十二年（1879）以来担任外务卿的井上馨在这一问题上曾花费了不少精力，提出要执行所谓的欧化政策；明治十八年（1885），首次采用内阁制度，伊藤内阁一成立，他便作为外务大臣大力推行欧化政策，出现了所谓鹿鸣馆时代的狂热模仿欧美的时代。修改条约的谈判大体上已告成功（明治二十年（1887）四月），但由于其中包括国内向外国人开放（内地杂居）；任命多数外国人担任法官，与日本法官共同审理有关外国人的案件；两年以内制定西方式的民法、商法、刑法、诉讼法等项内容，以作为废除治外法权的条件，传出后，人们认为这是政府采取卑屈软弱态度的结果，展开了猛烈的谴责。自由民权论者就利用这个机会，指导舆论，掀起反政府的浪潮。而且政府的法律顾问布瓦索纳特（G.E.Boissonade）所提出的意见书中也说，这样修改，对日本反更不利。农商务大臣谷干城也辞职表示抗议，胜安芳也谴责政府的欧化政策。这些意见书等泄露到民间以后，成为民权派攻击政府的绝好材料。当时称从事民权运动的青年为“壮士”，他们仿效幕末的志士，高唱舍身报国，动辄想以过激行动来贯彻信念。他们提出刷新外交、减轻地租、言论集会自由三条口号，纷纷从各地进京，向政府提出建议书，弄得首都满城风雨。于是内阁终于决定中止修改条约，明治二十年（1887）七月，外相井上馨辞职，由伊藤首相兼任外相。这时，民权派的攻击更加尖锐，后藤象二郎提倡加强各党派的大团结，组织了丁亥俱乐部，作为联合一切旧自由党员和改进党员的联系机关。被民权运动的高涨吓破了胆的政府，终于决定挥舞起彻底镇压的铁拳。明治二十年（1887）十二月，发布保安条例，并立即施行，下令570名民权派人士，因“有阴谋教唆内乱、或妨害治安之虞”，勒令他们当夜退离皇城三里之外。其中包括有星亨、林有造、中岛信行、尾崎行雄、片冈健吉、竹内纲、中江笃介等著名政客。这时，政府已极其秘密地完成了帝国宪法的起草工作，经枢密院审议后于明治二十二年（1889）二月颁布出来。正在各地游说，提倡各党派大团结，大力唤起民论的后藤象二郎，突然于这年的三月入阁，担任黑田内阁的递信大臣，轻易地背叛了大团结运动。明治二十三年（1890）七月，举行了首次帝国议会的大选，十一月召开第一届议会，这时各政党又按照各自的传统组织起来，从此以后，自由民权派便以议会为舞台与政府进行斗争。[12]
宪政的发展
制定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典，这一建议很早就提出来了。木户孝允历访欧美回国后，就向当局陈述了制定宪法的必要性，明治七年（1874），左院着手编纂宪法，九年（1876），天皇亲自降旨元老院议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命其起草宪法草案。元老院遵照敕命，任命柳原前光、福羽美静、中岛信行、细川润次郎四名议官为国宪调查委员，负责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四名委员于明治十一年（1878）完成起草工作，定名为《日本国宪法》草案，提交议长。不过，其中有的条例，被认为不符合国体，而下令再议。这些条例如：天皇即位时，须在两院宣誓遵守国家宪法那样照搬外国的条文。到明治十三年（1880）完成了修正案，但仍没有得到岩仓具视的赞同。以岩仓具视为首的当权派，虽然迫于形势，原则上不能反对宪法的制定，但却想要尽量限制民权，以维护政府的专制主义；明治十四年七月，他提出意见书中说，英国式的宪法不适合日本国情，许多地方应该向普鲁士宪法学习。后来不久，由于政府许诺以明治二十三年（1890）为期，召开国会，所以不能不开始认真地进行制定宪法的准备工作。该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是伊藤博文，他于明治十五年（1882）三月受命调查欧洲各国立宪政体的组织和运用，率领伊东巳代治、平田东助等随员在这月中就出发了。他首先到德国，通过驻德公使青木周藏的斡旋，听取柏林大学教授格奈斯特（Rudolf von Gneist）的讲义，然后去维也纳，向维也纳大学教授斯坦因（Lorenz von Stein）请教。通过学习，他们对普鲁士宪法适合于日本国情这一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行于明治十六年（1883）八月回国，十七年（1884）三月，在宫中设立了制度调查局，以伊藤为长官，由井上毅、伊东巳代治等人参加，着手准备起草宪法。
宪法颁布凤辇图
颁布宪法时日本全国欢腾，到处在准备扎彩门、照明和练队。然而，令人感到滑稽的是平民谁也不知道宪法的内容。宪法规定天皇拥有极大的权力。
为制定宪法做准备的制度改革，最早着手的是制定华族令（十七年七月）。这是在过去一律称为华族的身份里，设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根据门阀和勋功授予爵位，表示一家的荣誉，这同维新时的四民平等精神已相距甚远。这是由于伊藤在调查了各国的皇室贵族制度和特权以后，认为我国在和各国进行交往时，以及维护受到民权限制的皇权、贵族的特权，日本也有设置这样爵位的必要而制定的。于是原来的五摄家（近卫、九条、一条、二条、鹰司）以及德川、三条、岛津二家（久光、忠义）、毛利、岩仓等十一家，根据门第和功勋，被授予公爵；其他公卿、武家以及维新以来的功臣，也都根据门第和功勋被授予爵位。明治二十年（1887），在野的大隈重信、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等人也根据其功勋，被授予伯爵，于是令人感到，爵位还带有怀柔反政府运动领袖的作用。板垣根据平素一贯的政治主张，提出辞退爵位，但并没有被采纳，于是这个民权论的统帅从此也成了贵族中的一员了。
其次进行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制度改革是废除太政官制，建立内阁制。按以往的太政官制，辅弼天皇的是太政大臣及左右大臣，三大臣下面设参议，参议兼任行政各部长官“卿”（明治十四年以前参议之下设卿），参议辅佐大臣，本身并不直接负政治责任，因此施政的核心是三大臣。有时三大臣意见不一致，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去统一，就不免使政务停滞，无法进行。实际上自明治四年以来，太政大臣是三条实美，右大臣由岩仓具视担任；三条缺乏统帅各参议的力量，要靠岩仓的协助加以弥补。岩仓于明治十六年（1883）逝世以后，[13]大臣的统帅力明显不足，参议兼卿听从大臣指挥的制度，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在这种情况下，计划采用西方各国的内阁制，由总理大臣与各省大臣一起组成政府，辅弼天皇，以求政府的充分统一和政务的迅速处理。由于不久就要实行立宪政治，因此这一计划显得更为紧迫。明治十八年（1885）十二月，根据这一宗旨废除了太政官制，新设内阁总理大臣及外务、内务、大藏、陆军、海军、司法、文部、农商务、递信九大臣。这些大臣共同组成内阁，辅弼天皇，负责全部政务。另外设内大臣和宫中顾问官职务，与原有的宫内大臣共同处理宫中事务、掌管礼仪等，以免疏漏。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改任内大臣，左大臣炽仁亲王转任参谋本部长，伊藤博文任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此外入阁的有井上馨（外务）、山县有朋（内务）、松方正义（大藏）、大山岩（陆军）、西乡从道（海军）、山田显义（司法）、森有礼（文部）、谷干城（农商务）、榎本武扬（递信）等人。维新后大臣的任命，仍重视门阀，故在皇族、公卿、大名（三条、岩仓、炽仁亲王、岛津久光）以外，没有被任命者，而这次以长州藩下级武士出身的伊藤，担任相当于昔日太政大臣一职的内阁总理，明确显示了新官制打破门阀的精神。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阁僚出身是旧长州藩、萨摩藩各四名（长州有伊藤、井上、山县、山田，萨摩有松方、大山、西乡、森），旧土佐藩一名（谷）、旧幕臣一名（榎本），具有浓厚的萨长联合的藩阀政权色彩，虽然说包括公家在内的旧门阀被打破了，可是新的旧藩门阀又明显地形成，并被助长起来了。
进行了这样的制度改革以后，从明治十九年（1886）起伊藤正式着手起草宪法。宪法与皇室典范由井上毅分担，议院法由伊东巳代治分担，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与贵族院法由金子坚太郎分担。其中井上毅很早就受到岩仓的信任，对岩仓有关宪法意见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成为伊藤的股肱，他的德才，受到很高的评价，在宪法的起草工作中，他出力最多。政府的两名德国籍法律顾问——洛斯勒（Hermann Roesler）和摩赛（Albert Mosse）参与了这项工作，特别是洛斯勒的意见被采纳得最多。宪法草案在明治二十一年四月完成。[14]
明治二十一年（1888）四月，为了抑制原有的元老院，作为宪法草案的审议机关，同时也作为修改条约失败后伊藤的避难所，新设了枢密院。枢密院是天皇亲临咨询重要国务的机关，由议长、副议长、顾问官、书记官长和书记官组成，最早的议长一职，是伊藤由总理大臣一职转来亲自担任。宪法草案的审议工作就在枢密院秘密进行，明治二十二年（1889）二月结束，择同月十一日纪元节，颁布了宪法、皇室典范及附属各法令。颁布宪法时全都欢腾，举国庆贺；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并不知宪法为何物。即使对此表示关心的人，事前也全然不知道它的内容，大家只是对盼望已久的宪法，终于发布了这件事本身表示庆祝而已。然而公布的帝国宪法，就其制定过程也可以看出，当权者想要维持绝对君权，而民间则想要效法英和法，加重议会的权限；这两种对立的意见，最后还是以前者压制后者的形式表现出来，远远不能满足民权派斗士的愿望。宪法规定天皇拥有极大的权力，正如宪法的制定是钦定宪法一样，宪法的修改也不许议会提出，而要根据敕命来进行；宪法中有关皇室的重要事项，也均置于议会权限之外；立法权原则上需要议会通过，但有许多例外，给独断专行留下了广泛余地。统帅、外交、任命、授予荣典等大权，完全不容议会置喙等等，一切都是在至高无上的君权下容许些许人民参政而已。而且允许参政的人民，只限是25岁以上的男子中缴纳直接国税15日元以上的人。明治二十三年（1890）第一次总选举时，有这种权利的人，其实际数字为450365人，只占总人口的1.24%。颁布宪法的次日，总理大臣黑田清隆向地方长官发表演说，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向府县会议发表演说，分别强调政府应在政党之外，立于不偏不倚之地；宰相的进退应听凭敕裁，政党组织内阁是最危险的，等等。政府以超然主义凌驾于议会之上，极力贬低政党的作用。
大日本帝国宪法
宪法草案在明治二十一年（1888）四月完成。日本宪法的颁布将日本从皇权政治变为立宪政治。
尽管由民权论者立场说来，对这个宪法是心怀不满的；但无论如何，由于宪法的颁布，日本已从专制政治变成立宪政治，人民参政得到承认，这说明在形成现代国家方面，取得成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宪法保证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等原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这一宪法条文简洁，运用起来有充分发挥妙用的余地。后来事态的发展，和当时立法者的愿望相反，竟出现了政党内阁，扩大了选举权，实行了普选等等，都是随着时代发展，灵活运用的结果。这部“不灭的大典”，作为明治大正国运兴隆的支柱，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包藏着弱点，就是给军阀、官僚的飞扬跋扈留下了可钻的空子。
伊藤博文转任枢密院议长后，作为总理大臣组阁的是黑田清隆，黑田内阁起用大隈重信担任外相，力图完成伊藤内阁修改条约失败后的善后工作，并邀请原改进党领袖入阁以加强政府。大隈就任后，立即着手修改条约，与各国分别进行磋商，明治二十二年（1889）四月改约方案泄露，被刊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引起社会上激烈反对。因为其中一些内容与原来的井上方案并没有多大区别，如任用外国人担任大审院法官；允许外国人在内地杂居并拥有土地等等。在一片反对声中，内阁不得不被迫停止修改条约。恰在这时，大隈被暴徒投弹炸伤，致使黑田首相等提出辞呈，黑田内阁因而倒台（明治二十二年十月）。继任的山县有朋（山县有朋（1838—1922），军人，政治家。山口县人，幼名辰之助，小辅，号素狂，含雪。出身于下级藩士家庭，曾入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维新前率奇兵队，维新后继大村益次郎之后，为创立新式军队的中坚；明治十一年（1878）创设参谋本部等，在明治政府的军事化方面，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明治二十二年（1889）和三十一年（1898）二度组阁，伊藤博文死后，他以元老、长州派军阀长老的身份，在军界掌握着很大权力，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权的支柱之一。——译者）内阁，实行了宪法颁布后的第一次总选举，并出席了帝国议会。山县代表长州阀，作为伊藤的替身在这个困难时刻挺身而出，山县作为后日军部和官僚总后台的政治经历，就这样积累起来。
后藤提倡的各党派大团结运动，由于他的入阁而形成分裂，大选是在小党分立的情况下进行的（二十三年七月），明治二十三年（1890）十一月，第一届议会开幕时，议会中各政党的情况是，立宪自由党130名（该党是由旧自由党派在这年九月间联合组成的），立宪改进党41名；大成会79名（中立派与官僚联合而成）、国民自由党5名（系由立宪自由党的退党分子所组成）、无党派人士45名。其中大成会与国民自由党支持政府，但自由党与改进党集中了自由民权派人士，作为政府的反对党，占有议会中过半数议席。政府与议会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显得很不协调。果然，在第一届议会讨论二十四年度预算案时，议会决定大幅度地削减预算，露骨地表露出对藩阀政治的不满。自此以后，议会每年开会时，在野党都猛烈地抨击政府，多次削减预算；政府则以解散议会来对抗。第一次解散后的明治二十五年（1892）二月举行临时大选时，虽在内务大臣品川弥二郎的指挥下，对选举进行了大规模干涉，但结果还是民党获胜。这期间内阁已从山县转到松方、伊藤手中，长期由萨摩、长州两派轮流执政。伊藤因为不堪议会的攻击，于明治二十七年（1894），再度断然解散了众议院，政府与议会的抗争，的确使人担心宪政的前途，因为这一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日清战争），使国内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对外战争上面，政府与议会的抗争便暂告停息了。
天皇授宪
明治二十二年（1889）颁布宪法、皇室典范及附属各法令。天皇将大宪章授与总理大臣黑田清隆。
随着宪政的发展，和它有姊妹一样密切关系的地方自治制度，必须确立起来，各种法典，也需要制定出来。第一任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建立地方自治制度做了大量工作，也衷心致力于地方自治制的建立。根据他的意见，制定了三项新法律，即：《郡区町村编成法》、《府县会规则》和《地方税规则》。这三项新法，经地方官会议审议后，于明治十一年（1878）七月公布实行。新法规定，地方区划在府县下面设郡、区、町、村；三府五港及人民集中地区，可分成一区或数区，其他则全部划分为郡，郡下设町和村；区设区长，郡设郡长，町和村设户长，户长由群众选举产生；区町村设区町村会，议决区町村公共事项费用；府县会由各郡区选举五名以内议员组成，凡年满20岁以上男子，有本府县籍贯，年纳地租十日元以上者都有选举权等等，从这中间，可以见到由官治制向自治制发展的大飞跃，但是这项法律的实施，和当时城乡盛行的自由民权运动相呼应，带来了种种困难。如户长对官僚的反抗，户长办事缓慢等等很快就使人想到户长公选的缺点。明治十六年（1883）末，山县有朋担任内务卿，企图对地方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他主张在宪法颁布以前，确立地方自治制度是当务之急。他以德国人摩赛（Albert Mosse）为顾问，经过反复调查研究之后，于二十一年（1888）四月，公布了市制和町村制。二十三年（1890）五月，公布了府县制和郡制，建立了各级地方自治制。以往府县是行政区划，兼有几分自治制的性质，区町村虽是自治体，但并不完善，郡则完全只是行政区划；现在，府县、郡、市町村三级成为完全的自治体。山县有朋在确立这个地方自治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之所以要把建立自治制作为当务之急的原因是，由于他痛感要凭征兵令实现国民皆兵，必须培养国民的公共观念和灌输自治思想。府县的撤销、合并虽几经变更，最后才于明治二十二年（1889）确定为三府四十三县，这一决定一直延续到昭和年代。
明治政府编纂法典，是先从刑法开始的。然后又编纂了新律纲领和改定律例。这一点在上面已谈到。但这些法律，大都是以中国法制为依据而制定的。政府决心仿照欧美各国的法律，编纂更加完备的法典，聘布瓦索纳特（Gustave Emile Boissonade）为顾问，起草刑法和民法。首先制定了刑法与治罪法，经元老院审议，从明治十五年（1882）起施行。废除了新律纲领和改定律例。刑法与治罪法都是仿照法国刑法的，但其中的审问公开、注重证据、废除刑讯等，则反映了新刑法精神的高涨。由于宪法的颁布，建立了三权鼎立制度。同时又公布《法院组织法》，将法院分为区法院、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大审院等四级，并规定了它们的组织机构和管辖范围，建立和完善了司法制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代替治罪法的刑事诉讼法。
宪法纪念碑
宪法保证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等原则，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打下了基础。
民事法典也很早就着手编纂，但因江户时代民事法典一直受到轻视，因而没有旧法典可作依据，编纂起来很不容易。明治十二年（1879），政府命令布瓦索纳特起草民法，在对其草案进行审议，并经元老院议决批准后，于明治二十三年（1890）公布了民法，由明治二十六年（1893）起开始实施。然而，因此项民法过于类似法国民法，不适用于我国的家族制度，因而产生了延期施行论的建议，结果这项民法终于延期施行了。[15]随后，政府另设了一个法典调查会，由穗积陈重、富井政章、梅谦次郎起草新民法。草案提出之后立即进行审议，终于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全部完成了法案制定工作并付诸实施。这项民法通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修改民法时为止。它的特点是将重心放在维持封建家族制度上，强调户主统辖全家的权力，重视由长子继承家业的制度。
商法是由德国人洛斯勒（Hermann Roesler）起草的，明治二十三年（1890）与民法一起公布，但又与民法一起延期施行，经过彻底修改后，于明治三十二年（1899）开始实施。民事诉讼法也于明治二十三年公布，从明治二十四年（1891）开始实施。[16]
大陆政策的展开
明治六年（1873）的征韩论，曾引起了政府的大规模分裂，日本以后又和朝鲜在江华岛事件之后缔结了修好条约。可是，此后，朝鲜问题仍然包藏着波澜和日本政府抗衡。本来，朝鲜的地理位置就像是一把伸向日本心脏的短刀，日本要保证自己的独立，就不能不关心朝鲜，它是最重要的问题。当日本国家意识高涨和国力充实的时候，就会针对通过朝鲜逼来的外力，采取有效的措施。明治政府所采取的政策，首先是使朝鲜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以防止外国势力的侵入。明治九年（1876）签订的修好条规，虽然在这种意义上已确认了朝鲜独立国的地位，但一直对朝鲜拥有宗主权的清国，对此却拒不承认，始终坚决主张行使自己的宗主权，因而伏下了日后的祸根。同时，朝鲜国内又出现了进步与守旧两派之间争权夺势的斗争，以致在明治十五年（1882）和明治十七年（1884）发生了二次“汉城事变”。
明治十五年（1882）的事变是因朝鲜国王的外戚闵氏与国王生父大院君在政治上互相争斗而发生的。闵氏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推行改革，大院君一派则煽动对闵氏不满的士兵掀起了叛乱。叛军侵入王宫，袭击了我国的公使馆，杀伤了我国军官。对此，我国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清国也派去了军队。但事件并未扩大，朝鲜向我国赔款55万日元，处罚暴徒，向东京派遣了谢罪使，承认我国在公使馆内有驻兵警卫权（济物浦条约）。
明治十七年（1884）的事变正是以更剧烈的形式爆发的上一次事变的继续。明治十五年事变之后，朝鲜朴永孝、金玉均等人在日本支持下组织了独立党（金玉均等组织的独立党，在中国史籍上的名称是“开化党”。——译者），企图改革国政，保持独立。而闵氏则组织了事大党，企图得到清国的保护。明治十七年十二月，清国因安南问题与法国作战失败后，独立党立即采取非常手段袭击了王宫，杀害事大党要人，拥立国王掌握政权。日本公使应国王的请求率兵护卫王宫，清军则援助事大党，派兵袭击王宫，把国王迎入军中，并烧毁日本公使馆，杀伤官民。日本公使只好避难到仁川，朴、金等要人则流亡到日本，事大党卷土重来，清国在朝鲜势力大振。为了处理事变的善后问题，日本派出特命全权大使与朝鲜进行谈判，要求朝鲜赔礼道歉，严惩暴徒，支付赔款（汉城条约）。紧接着清国也派遣了特命全权大使，约定日清两国从朝鲜撤兵，停派军事教官，需要派兵到朝鲜时，必须事先互相通知等等（天津条约）。
日本在不断发生的事件中，没有采取彻底解决办法，而只是姑息一时蒙混过去，致使人民对政府这种软弱外交表示强烈的谴责。但是日本正处于宪法公布前夕，国内还没整顿好，军备也还不够充实，对清国采取慎重态度，也是当然的。天津条约签订后，清国更加紧了对朝鲜内政的干涉（关于中日之间在朝鲜问题上的交涉情况，著者所说与事实大有出入，请参阅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等书。——译者），朝鲜事大党也以此为后盾，越发轻侮日本；用官府力量来压制日本商人的经济活动，使其蒙受损失。因此民间有志之士中，有的进而干预朝鲜政府，促其积极从事改革，其中有自由党员大井宪太郎那样的人。这时亡命日本的独立党人金玉均，被朝鲜政府的刺客跟踪，竟在上海被杀害（明治二十七年（1894）三月）。事件发生后，人民更进一步地对政府的软弱和清国的暴戾，感到愤慨。
这时在朝鲜全罗北道发生了“东学党之乱”（书中把东学党起义称作“东学党之乱”，又称参加此项起义的朝鲜人民为“暴徒”，著者的资产阶级立场昭然若揭，这一点请读者注意，并请参阅《中国近代史》等书。——译者），事件逐渐扩大，发展成全国性的内乱。东学党是一个排斥基督教、糅合儒佛道三教的宗教团体。其所提出的东学，就是折中儒佛道三者而成，它本是一个宗教团体，但不久就增添了政治色彩，演变成为“暴徒”，鼓吹改革国政，在各地掀起暴动。朝鲜政府对此无力镇压，向清国求援，清国趁机派出重兵（二十七年六月）。当时清国政府大概认为日本从明治十七年以来，在鲜势力减退，二十三年帝国议会开会后，政府与议会互相倾乳，因此不会有对外用兵的余力，企图借机确立清国在朝鲜的势力，把日本势力驱逐出去。
然而，日本的有识之士也早已认识到，在朝鲜问题上，非和清国进行一战不可。政府从明治十五年（1882）起就推行军制改革，扩充军备，明治二十六年（1893），针对议会削减造舰费后，采取了一系列的非常措施加以补救，甚至节省今后六年间的宫廷费用、减少官吏俸禄十分之一，用来充作造舰费用。因此，当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得知朝鲜因东学党之乱向清国请派援军时，便早已下定决心，要毅然采取各种对抗措施。这个早晚要切开的肿瘤，由于日本的退缩和清国的进逼而加快了化脓的速度，现在已到了破裂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下定了决心。东学党之乱，因害怕日清两国出兵而平息了下去，但日本政府认为日清两国应共同合作，改革朝鲜内政，以此向清国提出建议，并且申明，清国如不接受，日本就要单独加以改革，并着手实行。约定今后朝鲜一切内政改革，都要同日本公使大鸟圭协商进行。于是朝鲜政府撕毁了妨碍其独立的对清条约，要求日本协助消灭驻在牙山的清兵。在此之前，日清两国海军在丰岛海面发生冲突。这时应朝鲜的请求，日军进攻成功、牙山，清兵逃往平壤，明治二十七年（1894）七月，两国间爆发了战端，八月一日下达对清宣战诏敕，日本首次投入大规模对外战争。（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情况，请参阅《中国近代史》等。——译者）
与可怕的“睡狮”，东方大帝国首次进入全面交战状态的日本。朝野一心，以求善始善终。九月，天皇把大本营迁到广岛，统率军务，十月，在广岛召开第七届议会，这是一年中进行了两次大选之后的议会。在野党的攻击本应是很激烈的，但政府提出的一亿五千万日元的临时军费却获得全场一致通过，显示出举国一致的实质。战局在海、陆两方面都朝着有利于日本方向发展，陆军第一军由朝鲜进入满洲，第二军在金州半岛登陆，分别打败处于战略要地的清军，完全占领了辽东半岛，海军在黄海击败清国北洋舰队，然后协同陆军攻占威海卫，致使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另一支陆军部队与部分海军一起占领了南方的澎湖列岛。日军取得这样的胜利，是由于日本维新以来，大力培养现代化军事力量获得成功，不断进行产业革命，使新兴国力有了惊人的发展。而清国的失败则是因为不但没有完成现代化改革，而且其军队以雇佣兵为主，装备和士气都十分低劣，政治腐败，民众叛离。因战败而吃惊的清国，提出媾和要求。明治二十八年（1895）三月，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前往下关，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陆奥宗光（1844—1897），外交家。原名阳之助，纪州藩家老伊达家出身，幕末脱藩后，就学于胜安芳的海军操练所，后参加坂本龙马的海援队。维新后历任兵库、神奈川县知事，后入大藏省，主持改正地租工作。以后因西南战争入狱，明治二十三年（1890）担任山县内阁的农商务相，二十五年（1892）改任伊藤内阁的外相，主持修改条约，取得成功。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的对外交涉，订立和约及处理三国干涉等事，均其主持。——译者）举行会谈，四月缔结了和约。和约规定，清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赔款白银二亿两（约三亿日元），以清国与欧美各国间现有条约为基础，缔结日清条约；向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等（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于四月二十二日获得批准，但当月二十三日俄、德、法三国公使分别访问日本外务省，认为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不仅危及清国首都，而且会使朝鲜独立有名无实，妨碍远东永久和平，因此劝说日本放弃占有辽东半岛的要求。俄国早就觊觎朝鲜，特别注意中日甲午战争的发展。没想到日本获胜，并占领辽东半岛，俄国认为这是对它日后远东政策的重大妨碍，因而力劝法、德两国共同出面干涉。法国由于与俄国订有军事同盟，同意俄国提议并不奇怪；与两国处于对立关系的德国之所以也参加这次干涉，是因为想借此机会以把俄国的关心引向东方，减轻在西方对德国的压力，同时也想趁机取得一个侵入东方的立足点。政府对于三国干涉的处理煞费苦心，但鉴于当时各种形势，终于接受了劝告，同意交还辽东半岛，收取白银三千万两（约四千五百万日元）作为交还辽东的代价。
根据马关条约，日本占领了台湾，开始了殖民地统治。然而，台湾岛自古以来就是叛乱频仍之所，清朝对此也曾感到棘手。我国派遣近卫师团前往该岛，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平定了全岛的抵抗。明治三十年（1897）公布了设立总督府的统治制度。在总督统辖之下，整顿民政，奖励产业，发展交通，逐渐取得了统治的成绩。
尽管我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朝鲜问题仍然很难解决。朝鲜王室不信任日本，因此，内政改革也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朝鲜王室之所以不肯服从日本的政策，主要是因为我国国力由于归还辽东半岛而受到轻侮，俄国公使在此期间又大肆活跃，试图在朝鲜王室内扶植亲俄势力。日本虽然依靠战争从朝鲜驱逐了清朝势力，但又由同一战争迎来了新的敌人——俄国。朝鲜问题并没有能因中日甲午战争而得到丝毫解决，依旧作为日本外交上的痼疾，而留存了下来（朝鲜于1897年，改国名为大韩，国王改称为皇帝）。
然而，中日甲午战争却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脆弱，从而为世界列强侵入东亚提供了馋人的诱饵。19世纪末以后，列强拚命向海外扩张，到处争夺殖民地。它们在分割了非洲和太平洋诸岛之后，便将具有庞大版图的清国，作为它们争夺的主要目标。俄国利用三国干涉，博得了清国的欢心之后，乘势与法国共同向清国提供了四亿法郎的借款，以供其充作赔款财源；并与清国缔结了以我国为假想敌的防御同盟；还获得了从满洲里经清国领土直达海参崴的中东铁路的修筑权。继而，德国又以传教士在山东省被杀害为理由，占领了胶州湾，获得了该地的99年租借权和在山东省修筑铁路和采矿的权利（明治三十一年，1898）。俄国见此情景，就立即占领了旅顺口，又获得了租借旅顺口、大连湾一带土地25年和将中东铁路延长铺至大连湾的权利。法国也不甘落后，夺得了租借广州湾99年和在其附近修筑铁路的权利。这样，清朝很快就被迫对因三国干涉而收回辽东半岛付出了代价。而且，最早在中国独自攫取了商权的英国，也趁势索得了租借威海卫99年的权利。在列强们贪得无厌的食欲面前，清国就像一头倒下的、任人宰割的巨兽一样可怜（以上诸事均发生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
1895—1942年日本扩张到的范围
日本在半个世纪中实施军事侵略和扩张政策。对中国的战争（1894—1895）和对俄战争（1904—1905）使日本占领了台湾岛和朝鲜。1931年，日本从中国手中夺取东北；6年后日本又向整个中国发起进攻。1941年德国似乎会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日本对美国和英国宣战，试图在整个东亚建立起日本的统治。
与清国相反，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对日本产生了极好的影响。首先，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实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确立了作为东方强国的地位。其有实质性的例证，就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急于解决的修改条约问题获得了成功。修改条约是历代外相都竭力想解决的问题，几次因此而导致了外相的辞职。明治二十五年（1892），第二次伊藤内阁成立。陆奥宗光一接任外相，就想竭力解决这一问题，鉴于以前舆论界的反对，制定了全面对等的条约草案，让驻德兼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去同英国政府进行交涉。英国政府起初对此表示为难，后来在陆奥外相和青木公使的努力下，终于表示同意日本提出的草案，于明治二十七年（1894）七月，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当时正值日清两国之间战云密布之际，战争尚未打响，因此不能说这项条约的签订是战胜的结果。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正是由于日本当时已公布了宪法，制定了近代化的各项法典，国际上已具备了同清朝角逐的实力，对此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遂使修改条约成为可能。此后与各国进行修改条约谈判时，战胜的效果已发挥作用，因而进行得极为顺利，同美国和意大利就在这一年修改了条约。到明治三十年（1897）十二月为止，已与剩下的十二个国家全部修改了条约。修改后的条约从明治三十二年（1899）七月（法国、奥地利为八月）一齐开始生效。从此，我国便与各国互相适用最惠国条款，废除了治外法权，使在日外国人必须完全服从我国法律，其侨居地区也完全成为我国地方组织的一部分。只是在关税方面，还留有单方面承担义务的规定，有损我国利益，一直到明治四十四年（1911）才进行了修改，完全恢复了国权。
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还给国内经济带来了飞跃发展的转机。获得相当于我国货币35000万日元的巨额赔款，使我国在币制方面得以确立了金本位制。明治初期，改革币制，政府曾采用过金本位制，但因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不久又改为银本位制，一直沿用至中日甲午战争结束。随着世界上采用金本位制的国家的增多，银价暴跌引起的物价暴涨等，说明恢复金本位制，已势在必行。就在此关键时刻，得到了战争赔款，得以用来充实施行金本位制的准备资金，真好比“福自天来”一般。金本位制的建立，促进了日本同实行金本位制各国的贸易，打开了引进外资的道路，奠定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基础。由于投放了庞大的军费，军事工业从战时就获得了显著的发展，战后又为备战进行了扩充，呈现了空前的繁荣。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战前已大体上实现了机械化。由于战胜而开拓了东亚市场，结果使纺织工业得到了急剧的扩张，产量从明治二十八年（1895）的36万捆提高到明治三十二年（1899）的75万捆，四年之间增长了一倍多。企业普遍因景气好转而出现了繁荣，公司的实缴资本总额明治二十年（1887）为6785万日元，到明治三十五年（1902）已升到了87876万日元，增长了约13倍。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力量增大，与其勾结的政党势力有了飞跃发展，明治三十一年（1898）出现了最初的政党内阁。官僚政治家伊藤博文也认识到，在与政党正面冲突的情况下是无法施政的，于是便亲自建立了政友会；政党也懂得，离开了官僚和军部的支持，资本家也就维护不了利益。于是官僚、军部、政党三者互相配合，共同推行了后来的大陆政策。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使他们懂得实行大陆政策，成果该是多么丰硕；但三国干涉也使他们懂得，由于国力的脆弱，不得不把这丰硕的成果让出一部分。这种认识与同仇敌忾的精神结合起来，使他们在今后准备战争和充实国力的道路上携起手来。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成为列强垂涎欲滴的食饵的清国也发生了试图改革内政和排外自卫的运动。明治三十二年（1899）在山东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其中的一个支派义和团，主张扶清灭洋，袭击外国人，破坏教堂。在地方官吏的庇护下，民众纷起响应，致使势力大盛。明治三十三年（1900）义和团进攻天津的外国租界，最后发展到包围在北京的各国公使馆，德国公使及日本公使馆馆员遭到杀害。这样，各国商议组织联军前往救援，收复和解救了北京被围困的公使馆和侨民。明治三十四年（1901）九月，清国同意处罚主谋人员，并约定分期偿付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作为对这一事件的善后。这就是所谓庚子拳变（北清事变），日本在这次事件中，派出一个师团的精锐兵力，担任讨伐军的主力，立下了战功，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上升的国际信誉，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如实地显示出日本具有与列强为伍，进行国际活动的实力。
日俄交战情景
本图描绘了1904年日本舰队正在中国的旅顺港外与俄国军队作战的情景。
北清事变对俄国来说，为它提供了侵略满洲的绝好借口。由于当时驻扎在满洲的清兵，曾配合义和团袭击俄国侨民，俄国借机以守备铁路为名，派出重兵对满洲进行了军事占领。事变结束后，仍然不肯撤兵，胁迫清国与其缔结密约，企图掌握满洲的实权。对于俄国这种南下野心，日本应采取什么态度，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伊藤和井上等文治政治家们主张采取亲俄的立场，暂时同意俄国南下，承认其统治满洲，以换取日本确保朝鲜权益。而山县、桂等军部政治家则与此相反，采取亲英态度，主张与英国合作，结成同盟，以坚决阻止俄国南下。事实上，和俄国进行满、韩交换的主张能否如愿以偿，还是个疑问，而素称强大的大英帝国，能否放弃光荣的孤立，和远东的后起的小国结盟，也没有太大把握。为了稳妥起见，同时执行了两种不同的主张。明治三十四年（1901），伊藤作为元老，以个人身份从美赴俄，试探缔结日俄协约的可能性，在这期间政府总理大臣桂太郎（桂太郎（1847—1913），军人，长州藩出身，曾留学德国，先后驻德武官，陆军次官，台湾总督等职，明治三十一年（1898）任陆军大臣。和山县有朋都曾为明治政府的军事化，日本军事帝国主义的建立出过很大力。明治三十四年（1901）组阁，在其担任首相期间，完成了日英同盟和日俄战争等巨大事件。日俄战争结束后辞职；明治四十一年（1908），再度组阁，推行强压政治。大正元年（1912）第二次西园寺内阁倒台后，他又第三次组阁，仅三个月因人民掀起护宪运动而倒阁。——译者），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小村寿太郎（1855—1911），外交家，宫崎县人，曾留学美国。明十七年（1884）入外务省，甲午战争时，小村曾以代理公使身份在中国活动，以后历任驻韩，美，俄，清各国公使。三十四年（1907）担任桂内阁外相，从事订立日英同盟工作；日俄战争结束后，又以全权身份出席订立朴茨茅斯条约。第二次桂内阁时，又担任外相，从事修改条钓及并吞朝鲜的外交工作。——译者），又命令驻英公使林董与英国谈判日英同盟问题。由于英国全部接受了我国的提案，所以同盟的谈判，很快达成了协议；日英同盟于明治三十五年（1902）一月签订。根据这日英同盟条约约定，两国互相维护清国及韩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维护英国在清国的利益和日本在清、韩两国的利益，如同盟国一方为维护自身利益与他国开启战端时，另一方同盟国应严守中立，防止参加战争，如其他一国或数国对该同盟国交战时，另一方同盟国应给予援助，共同作战。盟约订得很坚定。日英同盟的缔结使得尽管牌匾一向响亮而经常打现实算盘的这家老铺子——英国，选择了日本作为其在远东政策上对抗棘手的敌手俄国的有效伙伴，说明日本的地位，已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对日本来说，日英同盟使它具备了用实力来阻止俄国南下的野心、推行自己大陆政策的勇气和信心。对俄国来说，不用说它意味着一种严重的威胁；作为对策，俄国立即宣布，原以欧洲为范围的俄法同盟，日后对远东也同样有效。
日英同盟使俄国在满洲问题上暂时做了让步，俄国与清国之间缔结了归还满洲的条约，约定分三期撤出指定地区（三十五年（1902）四月）的驻军。第一期撤兵如约实行，但第二期就没有实行。第一期撤兵地区是盛京西南部直到辽河为止的边境地区，而第二期地区是盛京其他地区与吉林省，是满洲的中心地带，不从这里撤兵，说明对归还满洲并无诚意。不仅如此，俄国又在旅顺口新设远东大总督府，集中外交、行政、军事大权，作为经营远东的根据地。并增强兵力，扩充设施，扬言对日本要采取强硬政策。日本则尽量利用外交手段，以冀避免冲突。明治三十六年（1903）八月提出了日俄协商的基础方案，并反复进行了谈判，但对方态度强硬，根本无法达成协议。当时国内舆论沸腾，认为洗雪三国干涉耻辱的时机已经到来，希望政府做出决断。尤其是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以教授为中心的七博士（七博士的主战论，指明治三十六年（1903）六月十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户水宽人、小野塚喜平次、富政章等七博士向政府提出反对在外交上采取满韩交换方针，主张对俄强硬的建议书。该建议书以后在《东京朝日新闻》上发表（6·24）。——译者）主战论，对鞭策当局和指导舆论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三十七年（1904）一月，日本政府向俄国递交了最后修正案，仍无回答，终于在二月五日宣布断绝国交，开始了日俄战争。
与欧洲军事大国交战的日本，确是进行了一场以国运为赌注的冒险。但是战局的发展，出乎意外地对日本有利，陆军在辽阳、沙河、旅顺、奉天击败了优势的俄军，海军在对马海峡歼灭了远征的波罗的海舰队。到三十八年（1905）五月，胜败已成定局。于是接受了美国总统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f）的讲和建议，由日本全权委员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驻美公使高平小五郎与俄国全权代表维特（Witte）、罗森（Rosen）在美国朴茨茅斯（Portsmouth）举行谈判，同年九月，签署了和约（朴茨茅斯条约）。条约内容规定，承认日本在韩国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特殊利益；关东州租借权、长春以南铁路及其附属地的煤矿开采权等让与日本；北纬50度以南的库页岛割让给日本，允许日本渔民在日本海、鄂霍茨克海及白令海等俄国领海内的捕鱼权等等。这些条件，比起日本原来提出的要轻得多，当时日本所提出的是割让全部库页岛和支付赔款，这是日本人民所热烈期望的，但俄国方面拒不接受。在这次战争中，日本虽取得了胜利，但国力消耗殆尽，政府已没有今后继续作战取得胜利的信心，也没有断然使谈判决裂的勇气，因而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缔结了这一和约。陶醉于胜利的国民不体谅政府的苦衷，对和约表示不满，指责政府外交的无能。条约签字的那天，在东京日比谷召开了反对媾和国民大会，并与官方发生冲突，终于发展到暴动程度，爆发了所谓大烧帝都事件，骚乱竟发展到政府为此发布戒严令的程度。但是政府在这时结束战争，实在是很明智的，要知媾和条件并不能算屈辱，已经充分达到了战争目的。
根据朴茨茅斯条约，日本在韩国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特殊利益得到承认。明治初期以来一直是日本外交难题的朝鲜问题，至此告一段落，因此日本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赴韩缔结日韩条约。条约规定该国外交权归由日本掌握，日本政府在汉城设统监作为其代表，统监专管外交，有权谒见韩国皇帝（三十八年（1905）十一月）。统监府于次年二月开始办公，伊藤博文任第一任统监。韩国官民中，有许多人不满意这种状况。明治四十年（1907），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二次万国和平会议上，韩国皇帝派遣密使提出要废除日韩条约；四十二年（1909），伊藤博文视察满洲途中，在哈尔滨车站被一韩国人暗杀；这充分说明，统监政治并没有给日韩两国带来什么好处。四十三年（1910）八月，根据合并条约，韩国与日本合并。条约规定，韩国皇帝把韩国一切统治权完全、永久地让与日本天皇，日本同意韩国并入日本帝国，保持韩国皇帝、皇族的尊称、威严和名誉等，保护韩人生命财产、录用韩人官吏等等。至此，日本以最有利的方式，解决了不仅是明治初期以来，而且是开国以来与半岛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也是首次在版图中，增加了面积与本州相匹敌的新领土，垄断了其市场与资源，巩固了与列强为伍，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强大基础。
20世纪初成就的象征
1905年5月，在横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到处都装点着宣传爱国的旗帜和灯笼，人们在庆祝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与俄国之战的胜利。对马海峡之战标志15个月的日俄战争进入了白热化状态，而且也显示了过去50年里的一项现代化计划，已经把日本从一个封建制度下的穷乡僻壤，变成了主要的世界强国。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战争又使人们负担着很高的赋税，但日本人对这些都欣然地忍受了。为了负担工业和军事的增长，资源匮乏和高赋税都没有能压抑住由此而产生的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和领土扩张政策这双重的主题，是日本20世纪的象征。
朴茨茅斯条约还规定把关东州租借权、长春以南铁路及其附属地的采矿权让与日本。政府根据这一规定，派遣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等人为全权委员前往清国，与清国全权代表会商，缔结日清条约，以使清国承认俄国转让的在满洲的一切权利（三十八年（1905）十一月），确立日本在南满的特殊权益。三十九年（1906），设关东州都督府，掌管关东州政务，并在旅顺口设立镇守府，负责这一带的防务。这一年还设立了官民合办的组织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营长春以南铁路和抚顺等地的煤矿，并负责铁路附属地的一般政务。从此半个满洲市场归日本独占，在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战争末期，三十八年（1905）七月，日军一个支队在库页岛登陆，击败了俄军，平定全岛。但由于条约规定，日本领土限于北纬50度以南，因此两国委员测定了五十度线的分界区，并立石为界。日本于四十年（1907），在那里设立了桦太厅，安抚土著居民，奖励内地人（内地人，指日本本土人民。——译者）移民该岛，发展林业、渔业，努力进行开发。
日本由于得到了上述各项权益，从而确立了在东亚地区的统治地位。后来它又同欧美列强缔结了完全对等的国际协定，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日英两国缔结同盟以来，已历三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深得其利；而英国也认为日后该同盟的作用将益形增大，因而两国都希望改订同盟协定，遂于明治三十八年（1905）八月，日俄媾和之前，在伦敦签订了第二次日英同盟协约。这次同盟协约的内容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英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并同意日本有为维护这些利益而采取指导、管理和保护等措施的权利。并将协议的有效范围，扩大到印度，以保护两国在东亚和印度地区的领土权及特殊利益作为结盟的目的。协定规定，缔约国一方受到其他国家的侵略、攻击，或者因保护上述领土权及特殊利益而同他国交战时，另一方必须立即予以援助并共同战斗等等。根据这项协约，日本行使了对朝鲜的保护权，建立了防备俄国进行复仇战争的信心。但另一方面，日本也因而承担了保护英国在印度的利益一半责任那样的巨大负担。不过，这一次的改订，毕竟是由于日本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和其在国际事务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所致。日英两国同盟，在后来二十年中，也作为维护东方和平的支柱，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协约有效期为十年，明治四十四年改订后又延长了十年）。
法国曾在日俄战争中因俄法同盟的关系，支持俄国，当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东航时，曾允许它在法国的领土和殖民地靠岸并提供方便。日俄战争以后，法国认识到，要保持自己在东方的权益，就必须与日本结成友好关系，遂于明治四十年（1907），缔结了日法协约，协约规定，为保护两国在亚洲的地位和领土主权而互相支持，共同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此外，日本还于明治四十一年（1908）同美国交换了日美备忘录，双方保证要维持太平洋地区的现状以及在清国工商业方面，实行机会均等主义。明治四十年（1907），日本还同俄国缔结了第一次日俄协约，规定相互尊重领土完整，维持清国的独立，承认和维护列国在清国商工业方面的机会均等主义。明治四十三年（1910），日俄两国又缔结了第二次协约，加强了两国关系；两国在战后反而增加了友好的气氛。
这样，世界上的国家无论其喜欢与否，都不得不承认日本作为东亚稳定势力的地位。以前曾对日本这个落后的远东国家，持有同情并帮助其发展的人们，一旦发现了日本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迅猛成长的趋势，就立刻对日本的前途感到害怕，开始对其怀有戒心，并企图阻挡其前进的步伐，这也是人之常情。在开国以来一直作为日本的好前辈，保持友好态度的美国，逐渐出现了这种思想，并不奇怪。明治四十二年（1908）美国提出的满洲铁路中立方案和在美国一再排斥日本移民的问题，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17]
日俄战争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极大。它比中日甲午战争时对经济影响的规模更大，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而取得了更大的飞跃。日本轻工业部门的产业革命，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已基本完成，通过日俄战争，在重工业、化学工业方面确立了大机械生产。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的国际地位有了提高，能够自由地垄断朝鲜和南满的市场和资源，并得以打进了中国和南洋的市场。另一方面，日本为防备俄国的复仇等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终于实行扩充军备的国策，推动军事工业的发展。在交通方面，实行了铁路的国有化；海运方面，明治二十八年（1895）的轮船总数为528艘，十年后则增到了1390艘，增加了一倍多，总吨数也从36万吨增加到126万吨，增加了将近三倍。因此，贸易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明治三十年（1897）的出口额为16000万日元，明治三十九年（1906）则增到42000多万日元，同期的进口则从21000多万日元增到41000多万日元。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随着近代产业的发达，资本家拥有的财富也显著增加，这种倾向在日俄战争以后更加明显，从而增加了资本家在政治方面发言权的分量。资本家和政党的紧密结合，资本家支配政党，这是进入大正时代之后才正规化的，但这种倾向，无疑是由于战争所助长的。另一方面，贫富差别的扩大，导致了社会问题的发生，引起了社会运动的发展。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已经有工会组织（明治二十二年，1889），和发生工厂罢工的事（明治二十六年，1893，大阪天满纺织公司）。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产生了不少社会主义团体和信仰社会主义的工会。[18]明治三十四年（1901），创立了第一个以社会主义为政纲的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但当天就遭到禁止。继而，由同一些人组成的平民党又遭到了禁止，他们走的一直是荆棘丛生之路，仍是，堺利彦（堺利彦（1870—1933），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明治三十二年（1899）任万朝报记者，提倡非战论，后与幸德秋水等组织平民社，从事反战活动。三十九年（1906）组织日本社会党，四十一年（1908）因赤旗事件入狱，大正十一年（1922）参加日本共产党，但不久即转向社会民主主义立场。——译者）、幸德秋水（幸德秋水（1871—1911），明治时代的社会运动家，无政府主义者。名传次郎，高知县人，很早就参加自由民权运动，后受教于中江兆民，在思想上受其影响很深。曾先后担任万朝报等报记者，明治三十四年（1901）与片山潜、堺利彦等组织社会民主党，被禁。日俄战争时，出版《平民新闻》反战，并译栽《共产党宣言》。以后渡美，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明治四十三年（1910）被明治政府在所谓大逆事件的名义下，处绞首刑死。——译者）等人仍建立了平民社，出版《平民新闻》；针锋相对地对日俄战争提出了反对的看法，显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成熟。此外，内村鉴三（内村鉴三（1861—1930），宗教家，评论家，出身于高崎藩士家庭，札幌农学校毕业后留美，回国后任第一高等学校嘱托，因不敬事件而退职后，即从事著作，担任过万朝报记者。日俄战争时提倡反战论，以后又提倡基督教的无教会主义，主张建立日本自己的基督教。——译者）等基督徒也主张“非战论”。[19]明治三十七年（1904）八月，在欧美旅行的片山潜（片山潜（1859—1933），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冈山县人。明治十七年（1884）渡美，半工半读，回国后一面传教，一面从事组织工会活动。三十四年（1901）组织社会民主党被禁后，又赴美，三十七年（1904）出席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党大会，三十九年回国仍从事组织工会活动；四十三年所谓大逆事件后，日本国内的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受到镇压，大正三年（1914）又渡美，参加共产党。苏联革命成功后到苏联担任第三国际执行委员。——译者）以日本社会主义者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世界社会党大会；在会上与俄国社会党代表热烈握手，象征了两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战争结束以后，社会运动进一步发展，利用第一次西园寺内阁比较和缓的态度，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成立了旨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日本社会党，一般的社会主义启蒙运动也普遍展开了。这对于全力以赴地向帝国主义迈进的明治政府来说，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对社会主义者的镇压日甚一日。明治四十一年（1908），在神田锦辉馆发生了“赤旗事件”，明治四十三年（1910），又发生了杀害幸德秋水等人的“大逆事件”，至此，对社会主义者的镇压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凡是带有社会二字的东西均被视为危险品而遭到禁止，社会运动进入了奄奄一息的状态。政府对社会主义者进行的这种过度的镇压，是他们企图用强权来掩饰在日俄战争取得胜利的背后，日渐暴露的国内矛盾和国力发展的不平衡，可以说是，战争后果带来的阴暗面之一。
政党势力的发展
在确切知道一代天皇的在位时间中，明治天皇的治世，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时代，但也终于在明治四十五年（1912）宣告了结束。由种种历史事实表明，历史的发展动静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呈现出了转变的动向。明治后半期发生的重大事件——日俄战争的善后处理，到明治末年基本完成；明治四十三年（1910）实行的日韩合并宣告了朝鲜问题的结束；日英同盟协约的第三次改订也在明治四十四年（1911）完成，和其他国家，也于明治四十年代分别缔结了协约。明治四十五年（1912）清国灭亡，中华民国建成，大正三年（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史也在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个转折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日本的参战，是构成大正时代历史中最重要的因素，战争带来资本主义的繁荣，民主主义思想的高涨以及对国际协调政策的坚持，这些也都反映了大正时代的历史特点。
在叙述大正时代的历史以前，有必要先概述一下明治后半期的国内政治情况，弄清前面讲到的宪政发展以后的历史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是在第二次伊藤内阁时进行的，战争期间，各政党都曾协助政府，举国一致来进行战争；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政党对政府的抨击又开始加剧，政府只能怀柔自由党，勉强度过议会关。在野党由此也认识到，必须把力量集中起来，于是改新党、革新党以及其他小党派联合起来组织了进步党，推戴大隈重信为领袖（明治二十九年三月，1896）。政府为进一步与自由党加强合作，任命该党总理板垣退助为内务大臣，第一次组成了官僚与政党联合的内阁。不久伊藤内阁垮台，代之以第二届松方内阁（二十九年九月）。松方内阁任大隈为外务大臣，以进步党为友党，但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由大隈的辞职和与进步党断绝关系，致使这届内阁终于倒台（明治三十年十二月），组成了第三届伊藤内阁，因政府向议会提出的增征地租的议案引起了政府与议会的正面冲突；最后，导致解散议会。以往一直水火不容的自由党与进步党，从此以后联合结成一大政党，称为宪政党（三十年六月）。这种政党势力的大联合，震惊了官僚和派阀集团。伊藤博文很快认清了形势，舍弃了超然主义，痛感政治必须依靠政党内阁，便下野，把内阁交给了大隈和板垣。于是由大隈担任总理大臣，板垣出任内务大臣，除陆海军两大臣外，其他阁员均由党人担任，政党内阁诞生了，这说明政党的势力已有划时代的发展。然而由于宪政党是勉强把本来难以融和的自由党和进步党捏合在一起的，所以阁僚之间很快出现了分歧，导致了宪政党的分裂，内阁瓦解。这样，好不容易成立的政党内阁，仅仅过了四个月就垮台了。
政党内阁垮台以后，日本政坛又退回到藩阀、官僚时代，组成了第二届山县内阁。山县对政党的合作与发展，深恶痛绝；为了维护官僚的世袭老巢，山县修改了文官任用令，废除了内阁成员可以自由任用敕任文官的制度，从而将党人拒之于官僚阵营之外；还制定了“文官分限令”、“文官惩戒令”以保证官僚的身份。他还扩大了枢密院咨询事项的范围，将有关文官的身份和任用的敕令也包括进去，以防止将来修改文官任用令，对官僚阵营的强化，采取了万全的方策。同时，还修改陆海军省令，制定了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大、中将充任的规定。正是这条规定，后来成了军阀们坚固堡垒、打乱内阁统一领导的祸根。日本的政党政治，因首次实现了政党内阁而只欣喜瞬息，但后来却产生了反动，长期背上了推卸不掉的沉重负担。
鉴于当时的形势，伊藤博文决心亲自组织一个模范政党，重新开始新的政治生涯，遂于明治三十三年（1900）九月成立了立宪政友会。当时，宪政党已分裂为旧自由党系的宪政党和旧进步党系的宪政本党两部分；他们全部参加了政友会，政友会因此而立即成了大政党。因此，在山县内阁下台之后，又成立了第四届伊藤内阁。在这届内阁中，除了陆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加藤高明）以外，全部阁僚都由政友会成员担任，从而又出现了一届政党内阁（明治三十三年十月）。当时，政友会在众议院中，拥有绝对多数席位，因此政府的所有重要议案，都能在众议院中获得顺利通过。但在贵族院，却对此持反对态度，否决了政府提出的增税案。这是由于贵族院的敕选议员，多是山县作为官僚的堡垒把自己的部下塞了进去，伊藤与山县之间的争斗由此暴露出来。对此，伊藤勒令贵族院休会，并在其间，向天皇上奏了改造贵族院的方案，从而政府与贵族院形成了严重的对立。但后来天皇下达了整顿时局的敕诏，才勉强使政府摆脱了困境。伊藤内阁并未取得当初人们所期待的政绩，仅七个月便垮台了。取而代之的是山县的嫡系——长州阀的宠儿陆军大将桂太郎（明治三十四年六月）。
从此以后，桂太郎执政长达四年零七个月，在从日英结盟到日俄战争结束为止这一重大时期，正确地掌握了国家的前进方向。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正是由于战争，才制止了党派之间的争斗，完全再现了举国一致争取战争胜利的中日甲午战争时的前例，因而政府才得以自由地进行统治，并维持了较长的寿命。随着战争的结束，人们的怨恨便同对日俄媾和条约的不满一起爆发出来，桂内阁顷刻瓦解，继伊藤之后任政友会总裁的西园寺公望（西园寺公望（1849—1940），政治家，旧贵族。原名美丸，号陶庵，为德大寺公纯的次子，后入继西园寺家。明治维新后因在戌辰战役中之功勋等，于明治三年（1870）到法国留学，十年后回国，创办明治法律学校，东洋自由新闻，鼓吹自由主义思想。十八年（1885）被任为全权公使，驻比、德等国。从事修改条约工作，三十四年（1901）回国，担任枢密院议长、文部、外务、大藏等大臣；三十六年（1903）担任政友会议长，三十九年（1906）、四十四年（1911）两次组阁，大正九年（1920）授公爵后，作为元老参与国事。——译者）当上了首相（明治三十九年（1906）一月）。西园寺内阁的阁僚中，政友会成员仅二名，其余的全是官僚和派阀成员；沿袭桂内阁的政策，得以平安无事地进行了战后经营工作。此后直至明治时代结束时为止，西园寺与桂太郎交替执政。桂太郎代表官僚、军部，执行保守、专制的政策，西园寺则代表地主、资本家，推行自由主义的政策。
明治时代结束，迎来大正时代的时候，正是在第二届西园寺内阁时期。这届内阁因未批准陆军方面提出的增设两个师团的方案而引起了陆军大臣上原勇作的辞职，而且军部还拒绝推举后任陆相，内阁便因此而短命垮台了（大正元年（1912）十二月）。前述第二届山县内阁规定的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的大、中将担任的限制，在此迅速生效，针对日益壮大的政党势力，表现出抑制力量的强大。继西园寺之后，任首相的是桂太郎（第三届桂内阁）。由于大正天皇即位，桂太郎曾任内大臣兼侍从长，在宫中任职。因为他本人怀有政治野心，加上军部、官僚的支持，所以又再次出来肩负难局。不过，这次他是以天皇颁布诏敕的形式，来表明自己登台的正当性，后来为要求海军大臣斋藤实留任，再次借用了诏敕的力量。这种打乱“宫中”“府中”之别，认为政争累及了皇室，致使本来就对军部、官僚的横暴满怀愤慨的政党党员一下子展开了全面的攻击。这种愤慨和攻击集中表现在以政友会的尾崎行雄、国民党（明治四十三年（1910）以宪政本党为中心组成的政党）的犬养毅为先锋的拥护宪政、打倒门阀的运动。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桂太郎计划另行组织新政党，下令议会休会，实行建党，但没有如愿，只勉强建立了第二政党（即后来的立宪同志会），但以政友会、国民党为中心的在野党，却以绝对多数向刚刚复会的议会提出了弹劾政府的议案。于是，政府又用再次休会来应付，还想利用诏勅来打开局面。这时天皇却向西园寺下达了令其匡救时局的敕令，从而使政友会等在野党的态度更加强硬起来。桂太郎虽第三次下令议会休会，但事已至此，议会中的愤怒已扩展到人民群众之中，引起了人民的暴动。桂太郎这时已黔驴技穷束手无策，不得已在大正二年（1913）二月，即上台仅53天，便被迫辞职了（大正二年二月）。这件事表明，在壮大起来的政党势力面前，即使是军部和官僚们，也无法维持其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党争累及皇室的做法，也预示了新帝治世的困难前景。
继第三届桂内阁之后上台的是以海军巨头山本权兵卫（山本权兵卫（1852—1933），海军军人，政治家。鹿儿岛人，自明冶三十一年（1898）出任第二次山县内阁的海军大臣后，曾几任海相，是萨摩阀的海军巨头。大正二年（1913）大正政变时，和政友会联合打倒桂内阁之后组阁，但不久即因西门子事件而辞任。十二年（1923）大震灾后又再度组阁，不久又因虎门事件而辞任。——译者）为首的内阁。山本与政友会合作，修改了文官任用令，大力整顿行政财政，颇有政绩昭然之势，但却因发生了所谓“西门子事件”的海军受贿事件而不能不辞职（大正三年四月）。山本内阁垮台以后，推选后任首相，发生困难。按照惯例，继任首相的人选，过去都是由号称元老的几名明治维新以来的元勋们开会选定。这次也是元老们经过长期的考虑，才决定起用隐居于早稻田的大隈重信。大隈求得同志会总裁加藤高明的支持，以同志会为与党组成了内阁，政友会则被推到了敌对面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就是这届内阁。当时，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的政友会士气低落，在大选中沦为第二党，他们对政府的攻击也未能收到效果。这对一心想压制政党势力的元老和官僚来说，认为是个天赐良机，他们推翻了大隈内阁，将朝鲜总督陆军大将寺内正毅推上了首相的宝座（大正五年（1916）十月）。寺内声称要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但他自己是长州军阀的嫡系，阁僚们都是官僚出身，却是一届纯粹置身于政党争斗之外的超然内阁。当时，同志会已发展成宪政会（总裁为加藤高明），不用说，对这届内阁表示了猛烈的反对。但是，政友会却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打击宪政会，以恢复其自身的势力，反而站到了拥护政府的立场。在议会解散后进行的大选中，政友会再次获得了多数席位，与宪政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由于这二大政党的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和权势欲望，使本来已具有十分牢固发展基础的政党势力，无法集结其力量，竟为军部和官僚提供了可乘之机。
鉴于大隈内阁对华外交的失败，寺内内阁在外交问题处理上，标榜以集中全国的力量、超乎党派的智能为表面理由，实际上是想怀柔各种势力，以谋求强化内阁，设立了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从国务大臣和前国务大臣中选任委员。任命了政友会总裁原敬、国民党总理犬养毅、平田东助、牧野伸显、伊东巳代治和现任内务、外务、陆军、海军大臣等为该委员会委员。政府尽管采取了这些护身之策，但社会形势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时，世界大战仍在欧洲进行，日本海军也已开赴地中海作战。在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已被消灭，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上第一次获得了成功。在国内，由于战争造成的物资匮乏和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奸商们又趁机作祟，人民生活陷于极端困苦之中。米价无止境地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富山县一个叫作滑川的渔村里爆发的抢米事件（米骚动），很快就传播到全国，演变成了袭击米商和高利贷业者的群众性暴动（大正七年（1918）八月）。政府虽然用军队将这次暴动镇压了下去，可是寺内内阁却鉴于这种社会状态而终于宣布总辞职了（大正七年九月）。
继寺内内阁之后的是以政友会总裁原敬（原敬（1856—1921），政治家，盛冈人，曾任天津领事，驻法国代理公使，外务省通商局长，外务次官，朝鲜公使。明治二十九年（1896）担任大阪每日新闻社社长，三十三年（1900）任政友会干事长，第四次伊藤内阁的递信大臣，以后曾数次出任政友会内阁的内务大臣，大正七年（1918）组阁，号称“平民宰相”，十年（1921）在东京站遇刺身死。——译者）为首相的纯政党内阁。政党内阁虽早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大隈、板垣内阁时就出现过，但那届内阁是建立在自由、进步两党不自然的联合基础之上的，因此很快就瓦解了；本来，同时拥戴两名性格相反的头目，就是一个难题。原敬内阁中，除了军部大臣和外务大臣以外，所有阁僚都是政友会成员，首相原敬是个没有爵位的众议院议员。对此，山县、松方等元老认为成立这样的内阁为时尚早，要求同是元老的西园寺公望出马组阁。但是，对时局十分敏感的西园寺，反而劝说山县等人推举原敬上台。因此说，原敬内阁的出现，说明向来遇事就要压制政党势力的元老、官僚、军部等旧势力已经减退，而足以成为加强政党实力，即支持政党势力的资产阶级已步上政治舞台的一个显著标志。在此之前，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战事以后，资本家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已经逐步增大。在第二次西园寺内阁中，银行家出身的山本达雄当上了大藏大臣，开创了实业家出任大臣的先河。政党内阁成立后，内阁的基础已置于议员数量之上，而议员的当选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选举费用的多寡，这样就使资产阶级的势力能强有力地干预政治。在原敬内阁中，吸收了高桥是清、山本达雄、中桥德五郎、野田卯太郎等许多实业界出身者为阁僚这一点，充分说明资产阶级已在政治界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同时，这也是由这次大战所带来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划时代繁荣的大亮相。
原敬内阁在扩充高等教育机构、同时任用文武官员为殖民地长官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却未采取能够适应大战以后经济和思想上的变动的政策，特别是推行了反对宪政会和国民党共同提出的普选法案等露骨拥护资本家的政策。在原敬杰出的政治活动能力下，原内阁维持了三年多，到大正十年（1921）十一月，终于因原敬[20]在东京车站被刺而倒台，取而代之的是同样由政友会组成的高桥是清（高桥是清（1854_1936），政治家、财政家，东京人，本姓山村。明治五年（1872）参加大藏省工作后，长期在财政、经济方面工作，曾任正金银行、日本银行等总裁，大正二年（1913）山本内阁，七年（1918）原敬内阁中均任藏相。大正十年（1921）以政友会总裁身份出任首相，以后又担任过田中、犬养、斋藤、冈田诸内阁的藏相。昭和十一年（1936）二二六事件中被害。——译者）内阁。但高桥内阁却因内阁内部难于统一，仅过半年多就垮台了（大正十一年六月）。在此之前，大战后世界上出现了要求和平的风气，海军裁军会议，就于这时候在美国华盛顿召开，日本也派出了以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为全权代表的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大正十年十月），缔结了限制海军条约等各种重要条约（大正十一年三月）。由于高桥内阁的垮台，堵塞了通往政党内阁的道路，加藤友三郎便在进行华盛顿会议善后处理的名义下，被推举为继任首相。当时政友会出于不肯把政权交给反对党的想法，极力支持加藤上台组阁，自己阻碍了政党政治的发展。继加藤之后上台的第二届山本权兵卫内阁和清浦奎吾内阁都是又回到军阀和官僚的内阁，其中清浦内阁全部阁僚都是由贵族院成员组成的，成了贵族院研究会的傀儡，引起了政党和人民的愤慨。于是，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在原国民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政党，首脑为犬养毅）联合起来开展了强大的拥护宪政、打倒特权内阁的“第二次护宪运动”。不过，此时政友会的床次竹二郎等149人，宣布退党而另外组织了宪政本党，声称拥护清浦内阁，充分暴露了党人渴望参加到政权中去的卑鄙心理，玷污了护宪运动的精神。面对护宪三派的进攻，政府以解散议会来抵抗，但大选的结果却是护宪三派获得大胜，宪政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从而政界又迎来了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相的政党内阁——护宪三派内阁（大正十三年（1924）六月）。
护宪三派内阁最大的功绩是，制定了多年悬案的普选法，改革了贵族院，并断然对陆军进行了裁减等。众议院的议员选举法，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修改以后，对有选举权者的资格限制，已从当初的纳税额十五日元减为十日元，大正八年（1919）又减为三日元。另一方面，要求将选举法改为普选的提案，自明治三十五年（1902）起就已成为议会中一再讨论的问题，其间还曾一度往众议院获得通过，只是因遭到贵族院的反对，法案才未能成立，一直拖了下来。原敬内阁也曾认为通过普选法案，为时尚早，并将其作为解散议会的借口，但这种做法反而增加了人民群众对普选的关心，结果使争取普选成了民众运动。因此到护宪内阁时，原来曾对普选法持反对态度的政友会也改为表示赞同，使该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贵族院也并没有进行全面的反对，于是，在宪政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普选法案终于在大正十四年（1925）三月通过了。
所谓贵族院改革，就是要削弱多年来一直作为贵族、官僚们对内阁施加干涉的堡垒的贵族院的势力，是凭借护宪运动的余威而取得成功的一项事业。至于裁减陆军，则是撤销了四个师团的建制，精简了二千余名军官。不过，在另一方面，也因充实了飞机等新式装备，所以在节约财政开支方面，并没有多大意义，但在表示渴望和平诚意方面的精神效果，却很显著。
随着时间的推移，护宪内阁内部各政党间的团结逐渐松散。高桥是清引退之后，陆军大将田中义一（田中义一（1863—1929），军人。陆军大学毕业后担任军部中有关中国、苏联方面的工作。大正七年（1918）任原敬内阁陆军大臣，十二年（1923）为山本内阁陆军大臣，后以政友会总裁身份组阁，一身以首相兼外务、内务、拓务大臣数职，积极推行侵略中国政策，有名的《田中奏折》就是他担任首相时的事，此外出兵山东，召开东方会议及炸毙张作霖等事件，都是他任内发生的。——译者）继任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犬养毅（1855—1932），政治家，冈山县人，号木堂。庆应义塾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参加自由民权运动。明治四十三年（1910）组织国民党，主张打倒藩阀体制；大正十二年（1923）又组织革新俱乐部，次年联合政友会、宪政会展开护宪运动。昭和四年（1929）任政教会总裁，六年组阁，七年（1932）死于五一五事件中。——译者）解散了革新俱乐部，参加了政友会。加藤在与政友会的协调失败以后，曾一度宣布内阁总辞职，但改组成了宪政会单独组阁的第二届加藤内阁（大正十四年（1925）八月）。加藤病死以后，由若礼次郎以宪政会总裁身份继任首相（大正十五年一月）。后来，在处理金融危机和外相币原的外交失败等问题上，若内阁遭到了枢密院的攻击，遂下台了（昭和二年（1927）四月）。
宪政会内阁下台后，政权转到政友会手里，产生了田中内阁。田中内阁采取了积极的对华政策，但不久就因非战条约问题和炸毙张作霖的事件而倒台（昭和四年（1929）七月）。接着上台的民政党（宪政会与政友本党合并而成）滨口雄幸内阁在伦敦裁军条约问题上与枢密院及军部进行争辩，发挥了政党政治的威力；但因滨口在东京车站被刺而一蹶不振，到继任的若内阁（昭和六年（1931）四月到十二月）和犬养内阁（昭和六年（1931）十二月到昭和七年（1932）五月）上台时，日本已经进入了军阀横行、杀气腾腾的时代；多年来备尝艰辛才勉强争得的政党政治——所谓“宪改正轨”，再次遭到了践踏。这种时局的逆转，固然有世界形势的演变，日本的社会、经济方面存在的弱点等多种原因，但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政党本身的软弱无力和没有远见。即政党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确立支配政治的途径，而经常企图通过与官僚、军阀妥协来扩充势力，斤斤计较本党的利益而同反对党争衡；却不肯为了政党的整体利益，去同特权阶级进行争斗。因此，尽管政党从表面看来，由明治末期到大正、昭和年代，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也不能不注意到，隐藏在其内部的上述缺点。
日本在国际政局中的活跃
到了明治末年，日本已基本上完成了日俄战争后外交方面的善后处理。进入大正时期，世界局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参加了这次战争，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世界列强都疯狂地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彼此间的矛盾、对立十分深刻。参加这场竞争较晚的德国，扩充海军，意在同英国海军相对抗。德国商品也在世界市场上同英国商品开始竞争。德国还主张日耳曼民族主义，企图向横跨巴尔干直达波斯湾的东方广大地区进行扩张，这就意味着给在巴尔干半岛推行泛斯拉夫主义的俄国，造成了巨大威胁。针对德国这一发展意图，明治二十五年（1892）结成了俄法同盟，明治三十七年（1904）签订了英法协约和明治四十年（1907）签订了英俄协约。德国虽然已于明治十五年（1882）与奥地利、意大利结成了三国同盟，但不久意大利便因在巴尔干半岛与奥地利发生对立，而接近法国；奥地利则因国内少数民族的叛乱，政局不稳。所以英、俄、法三国协约实际上可以说是三国对德国的包围。在巴尔干地区，各民族间的对立非常尖锐，泛斯拉夫和泛日耳曼这两种主义之间，进行着激烈的对抗，其中以塞尔维亚为中心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尤为激烈。奥地利一直在窥测着机会，准备对这种运动施加打击，以恢复威信。大正三年（1914）六月，以奥地利皇太子被塞尔维亚人暗杀事件为开端，奥地利政府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在遭到拒绝之后，发表了宣战声明，从而拉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即德国援助奥地利，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也参加了这一阵营；俄国则支持塞尔维亚，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也加入了这一方面。这样，欧洲的列强由此分成两大阵营，要在干戈之间决一雌雄。
随着大战的爆发，英国要求日本支持。当时的首相是大隈重信，外相为加藤高明。在内阁会议上，阁僚们认为参战是履行日英同盟中规定的义务；是对三国干涉的报复行为；也是日本提高国际地位的好机会。便决定对德宣战。大正三年（1914）八月，日本政府便向德国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将其在东方的根据地胶州湾移交给日本，并将德国舰艇从远东水域撤走。对此，德国未做回答，于是日本便发表了宣战声明，派海军封锁了胶州湾，陆军则从背后进攻青岛要塞，十一月间攻下了青岛。此外，海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赤道以北的德属诸岛，与英国海军共同负责监视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还派驱逐舰队远航地中海，担任护卫该水域航线的工作。
日俄战争以后，清国国力衰弱，早就不愿受满人统治的汉人，到处在策划推翻政府。明治四十四年（1911），黎元洪领导的革命军在武昌已有强大势力（这种说法不对，请参阅《中国近代史》等书籍。——译者），孙中山则在中国南部倡导三民主义，与其呼应；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地区为革命军所占据。结果，于明治四十五年（1912）一月成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清王朝于是灭亡。后来，军阀代表袁世凯又同革命政府合作，并被选为大总统。大正四年（1915）一月，我国为了处理攻占青岛后的山东问题等多年来没有解决的两国间悬案，就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这次交涉极为困难，日本虽然多次做出让步，减缓了所要求的条件（这是著者为过去日本侵略中国所做的辩解，请注意参阅《中国近代史》等书籍。——译者），但最后还是用最后通牒方式恫吓中国方面，到同年五月间，才勉强签订了条约。条约内容规定：中国必须承认日本和德国间因处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利益的一切事项，延长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期限为99年；日本国民得在南满自由杂居、往来，和从事工商业等活动、为此租用所需土地；日本国民得在内蒙东部与中国人民合办经营农业及附属工业等。此外还规定，大战结束后胶州湾租借地全部由日本自由处理时，应在一定条件下（如将胶州湾作为商港开放，和在日本政府指定的地区设立日本专管租借地等），可将该租借地归还中国。最后缔结的条约内容虽是上述这样，但在最初提出的要求中含有干涉中国内政的条款，因而被认为是日本想乘列强因世界大战，无暇顾及东亚之机，实现扩张领土野心的举动，实际上中国也正是强调了这一点，博取各国的同情。加上，这个条约是在日本最后通牒的恫吓之下签订的，因而使问题更形复杂。后来，中国在凡尔赛媾和会议上，提出要求废除这项条约，他们用巧妙的外交辞令来说服各国，使日本的全权代表团狼狈不堪。中国并在国内，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的那天，五月七日作为国耻纪念日，在人民中间掀起了排日的浪潮，成为影响两国友好的痼疾而长期遗留下来。（请注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的资产阶级史学者是怎样为其政府过去的侵略行为做辩解的。——译者）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感到有必要与美国交换意见，大正六年（1917）派遣前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作为特派大使前往美国，与美国国务卿蓝辛（R.Lansing）进行谈判，达成了协议，并且发表了日美共同宣言。这就是所谓“石井—蓝辛协定”。其内容是：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权，两国尊重中国的独立，支持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在发展商工业方面机会均等的原则等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势对德国比较有利。但后来战争旷日持久，迟迟不见进展，直到1917年（大正六年）美国参战后，才起了决定性作用；1918年11月，以德国的投降而告终。次年1月，在巴黎召开了有27个国家参加的媾和会议，日本与英、法、美、意等国作为主要联合国，或者说是五大国之一，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成员之一。日本政府对选派全权委员十分慎重，起用了元老西园寺公望，并派牧野伸显等随同前往。同年6月，在凡尔赛宫缔结了和约，日本取得了胶州湾、山东铁路等过去德国在山东省所享有的一切权益，并被委任统治赤道以北的德属诸岛。如前所述，中国代表曾在这次会议上为废除“二十一条”和要求直接归还山东掀起了猛烈的活动，但结果并没有得到各大国的支持，而是承认了日本的主张。此外，会上还讨论了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提出的国际联盟办案，为了防止日后发生战事，以充满了各国要求和平的精神通过了国际联盟章程。日本积极参加了这项工作，并提出了在章程中应加入废除种族差别的条款，以实现要求和平精神的建议，但却未能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后来，我国作为国际联盟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实现国际协调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和会前后，发生了出兵西伯利亚和尼港事件等令人不愉快的外交事件。从表面上看来，出兵西伯利亚的目的是援救逃亡或被俘在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将他们送到西部战线，以实现其建立本民族国家的愿望，这也合乎协约国方面想要增强兵力的意图，使其与协约国军共同行动，与在促进战争结束中起一定作用的国际协调主义相符合。但实际上，协约国方面的意图是，想用武力来干涉俄国在经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后所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和其同德国的单独媾和。而对于在英、美、法等国撤军之后，仍单独赖着不走的日本说来，则应说它还暗藏着企图乘机在西伯利亚攫取特殊权益的野心。决定出兵的是即将宣布总辞职的寺内内阁（大正七年（1918）八月），这对于军阀内阁来说，虽然是很适合的，但继之成立的原敬内阁等各届内阁，却也都继续坚持出兵，结果一直持续到大正十一月（1922）年末，在西伯利亚驻兵长达四年多。这说明无论是官僚，还是政党，都没有反对军部那种不自量力的向大陆扩张的政策，后来日本战败的先兆，在这里也可以见到。
不过，日本驻兵西伯利亚也有一个理由，即发生了不幸的尼港（庙街）事件。大正九年（1920）三月，驻在苏联滨海省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的日本领事馆，遭到激进派苏军的袭击，许多馆员和日本侨民遭到惨杀。当时，日本还没有承认应向其追究责任的莫斯科政府，因此，便以保障占领的名义，占领了滨海省的重要地区。但是，导致这次惨杀事件的原因，不用说是由于日本在西伯利亚驻军。在那里驻兵四年多的结果，正如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在贵族院中所批评的那样：日本在西伯利亚驻兵四年，对外失去了各国的信任，与俄国结下了怨恨；对内则使军队长期曝于异域，耗费了大量的国帑。是一次没给国家带来任何利益的失败。
世界大战对日本所产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特别是对经济界的影响，尤为显著。日本虽也参加了战争，但付出的代价很小，各国的订货都集中到日本商品上来，使日本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战争景气。日清战争以后，日本的贸易几乎每年都是连续入超，但在大正四年（1915）至大正七年（1918）之间却突然转为出超，四年里出超总额达14亿日元。进出口总额，在大正三年（1914）为12亿日元左右；但到大正七年（1918），竟达到了37亿日元左右，增加了二倍多。此外，日本商船也取代了欧美商船，在世界各地从事货物运输，出现了海运业的黄金时代。船舶数量的增加，新航线相继开辟，海运业暴发户不断涌现，海运业的繁荣情况空前。大正三年（1914），日本拥有的船舶总数为3487艘，总吨数为159万吨；到了大正八年（1919），船舶总数已达5203艘，吨数增为286万吨。在工业方面，纺织、缫丝、纺织品等轻工业也有了惊人的发展，棉纱的产量，大正二年（1913）为151万捆，到大正七年（1918）增加到180万捆。重工业方面，原来一直依赖进口的船舶、车辆和机械等产品，现在都已能自行生产，甚至反而输出了。以这种经济景气为背景，出现了兴办各种企业的热潮，资本不断增加和集中，银行资本对产业资本建立了决定性的控制，随着银行作用的加增，银行原有的资本增加和集中也有了发展。促进这种发展的主要是战后出现的反作用——经济危机。
随着战火的熄灭，在大战中不断膨胀起来的经济界，受到其反作用力的打击。由大正九年（1920）大阪的增田票据贴现银行的关闭，引起了各地银行一系列的关闭和挤兑的风潮，造成了战后第一次金融危机。继而，大正十一年（1922）各地银行又出现了倒闭的情况，大正十二年（1923）更发生了有名的关东大地震，使日本损失了多达50亿日元的财产和10万人的生命。灾后，为了进口国内匮乏物资，造成了巨额的贸易入超，经济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由于在震灾后，采取了对震灾中损失的票据实行补偿的措施，又引起昭和二年（1927）的金融危机，铃木商店、台湾银行相继倒闭。就这样，经过多次危机以后，许多银行合并或关闭，而大银行却越发大了起来，出现了后来控制金融市场的五大银行，这五大银行是三井、三菱、住友、第一、安田五家银行。
地震之后的东京
1923年9月1日一场地震之后，在东京市中心断壁残垣的废墟中依旧耸立着几座标志性的多层建筑。首都的一多半区域和横滨附近多数区域以及周围的城镇村庄全都被夷为平地。之后便是干热的天气，狂风引起的大火疯狂的烧了三天，地震中约有十万人死亡，几百万人无家可归、饥渴交加。到1927年时，江户古城的皇宫成了东京唯一保留下来的具有古代风貌的建筑。
在大战对思想界产生的影响中，不容忽视的是民主主义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战后，民主主义浪潮在各国普遍高涨起来，其思想也传到日本，在知识分子中间风靡一时。从原敬内阁开始，相继成立的政党内阁，普选法的制定、裁军的实施等都是民主主义思想推动政治而产生的结果，如果没有这种民主主义思想的背景，上述事情是很难实现的。
世界大战使日本的社会问题日趋严重。战争造成经济界的繁荣，虽使资本家和暴发户深受其利，但一般人民则仍苦于物价飞涨，生活困窘。米骚动之所以能轻易地演成全国性的运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战后出现的经济危机，使失业者陆续增加，中农以下的农民，则因农产品价格暴跌而吃到苦头。这就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自第二届桂大郎内阁镇压了“大逆事件”以来，社会主义运动曾一时销声匿迹，但由于出现了上面的情况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加上世界工人运动的高涨，社会主义运动又复兴起来，并于大正九年（1920）实现了社会主义者的大团结，成立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大正十年被勒令解散）。大正八年（1919），铃木文治于大正元年（1912）组织的稳健派的工人团体及爱会也改名为“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后又改为“日本劳动总同盟”），明确地表明同盟的方针是进行阶级斗争。大正九年（1920），一万名工人集会庆祝了日本第一次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大正十一年（1922），成立了全国贫雇农组织的中枢机关——日本农民组合。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刺激下，共产主义运动也开始发展，并于大正十一年（1922）成立了日本共产党。对此，政府在大正十四年（1925）制定《治安维持法》，加强了取缔社会运动的措施。但是，由于普选法案已经生效，计划组织以工人团体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尽管经受了政府的镇压和内部情况复杂等种种磨难，各个无产阶级政党还处于分立状态，但在昭和三年（1928）第一次实行普选的大选中，仍有八名无产阶级政党党员当选为国会议员，他们1是：山本宣治（山本宣治（1889—1929），生物学者、政治家。京都府人，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担任京都帝国大学及同志社大学讲师。当时日本社会上各种矛盾十分尖锐，他从亲身感受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昭和三年（1928）第一次普选中被选担任议员，次年在议会开会期间，于神田的旅馆中被刺身死。——译者）、水谷长三郎、河上丈太郎、浅原健三、安部矶雄、铃木文治、龟井贯一郎、西尾末广。
鉴于世界大战的惨祸，为了消除战争根源，维持持久和平，美国总统于大正十年（1921）在华盛顿召集了一次国际会议，讨论了限制军备和远东及太平洋问题。日本派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贵族院议长德川家达和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作为全权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限制军备会议是在英、美、日、法、意等五大国之间召开的，会上决定了五国拥有主力舰总吨数的比例是5（英）∶5（美）∶3（日）∶1.75（法）∶1.75（意），同时还决定太平洋诸岛的防务，以维持现状为原则。在维持太平洋和平方面，英、美、法、日四国缔结了相互尊重各自在太平洋岛屿中的属地及领地权利的《四国条约》（大正十年十二月）。同时，宣布由于远东形势发生变化，而已失去其意义的日英同盟作废。
中国问题是在除英、美、日、法、意等五大国外和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中华民国等共九个国家参加的会议上讨论的。大正十一年（1922）二月九国订立了条约，规定除中国以外的缔约国同意：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及领土的完整；排除阻止中国建立稳固、有力政府的障碍；对在中国一切人民的工商业，树立和维持机会均等主义等原则。这个条约实现了美国主张在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主义，阻止了日本大陆政策的进展。因此，过去所订的石井—蓝辛协定，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自然而然地在1923年（大正十二年）被废除了。
华盛顿会议虽然在限制五大国的海军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功，但遗憾的是它只限制了主力舰（包括航空母舰）的数量，并没有把辅助舰艇也包括进去，只规定了辅助舰的舰型为吨数在一万吨以下，舰载炮口径不得超过八英寸。由于造船技术的进步，按照这个条约规定的舰型而建造的巡洋舰，完全可以具有同主力舰相匹敌的能力，于是列强便以此舰型为中心重又展开了建造军舰的竞争。鉴于这种情况，美国政府于昭和二年（1927）再次提出了召开裁军会议的建议。法国和意大利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日本则欣然表示参加，派斋藤实、石井菊次郎等为全权代表前往日内瓦，同英、美两国的全权代表进行了协商。各国的全权代表分别提出了本国的方案，由于英、美两国的方案相距甚远，尽管日本居间极力调停，却始终未能达成协议，结果会议只能发表了一个“三国共同宣言”之后宣告结束。
第二年（1928），英、美、法、德、意、日、比利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新西兰、南非、加拿大、爱尔兰、印度等15个国家的代表齐聚法国外交部，签订了非战公约，宣布签约各代表分别以其本国人民的名义，不再以战争作为国策工具。因为这个条约中有“以人民的名义”的字样，后来在日本被认为是侵犯了天皇的大权，在枢密院遭到了非难，终于造成田中内阁总辞职的一个原因。不过，日本能够爽快地接受条约中主张放弃战争的重大目标，说明当时主张国际合作和爱好和平的精神已占了优势。
为了挽回日内瓦会议的失败，英美两国又进行预备性会谈，在英国主持下，终于昭和四年（1929）发出了在伦敦召开裁军会议的邀请。这一次，法、意两国也同意参加。五大国的全权代表从昭和五年（1930）一月开始举行了会议。日本的全权代表是前总理大臣若礼次郎、海军大臣财部彪和驻英大使松平恒雄。他们带着大型巡洋舰的拥有量和辅助舰艇的总吨数要相当于美国的70%及保持潜水舰的现有实力78500吨等三大原则参加了谈判。但是，会议期间争论不休，很难达成协议。经过三个月的努力之后，才勉强达成了协议，四月签订了《伦敦条约》。日本的主张，辅助舰艇总吨数要相当于美国的70%—点，得到了通过，但大型巡洋舰的拥有量却被减为相当于美国的60%，潜水舰规定和美国相等的52700吨。对此，海军表示了激烈的反对，他们在军令部长加藤宽治的带领下，企图阻止条约的签订。但是，政府顶住了他们施加的压力，命令代表们在条约上签了字。于是，军部以侵犯了天皇的统帅大权为口实指责政府，军部对政党内阁的不满，急遽增高，后来一再发生了旨在实现军部独裁的军事政变。
在上述各次国际会议上，日本始终以互相让步的态度同英、美等大国一起为保持世界和平做出了努力。这可以说是日本外交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代。但在另外一方面，也不应忽视在其背后存在着导致日后发动侵略战争的阴暗事态。田中内阁时期，曾以保护日本侨民的权益，免受中国内战的危害为名，于昭和二年至昭和三年（1927—1928）两次出兵中国山东省，陡然增加了中国的反感和各国的猜疑，这和国内日益高涨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是背道而驰的。此外，昭和三年（1928）还发生了炸死满洲统治者张作霖的事件，这也可以说是军部的对满强硬政策的一个表现。必须注意的是，在外交官们高喊国际协调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口号背后，还存在着这种以军部为中心的、后来接着演成了军部独裁的一股暗流。与此同时，中国的排日思想不断高涨，各地爆发了顽强的抵制日货运动，并且得到了企图将战后的剩余产品向东方市场倾销的欧洲各国的支持。美国的排日运动，也有所发展，上下两院于大正十二年（1923）通过了禁止日本人如境的移民法案。上述这些都是和标榜着国际协调相呼应的、在幕后发展起来的外力的动向，这些动向，对于后来的历史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资本主义的发展
上面已经谈到，在明治十年以前，日本移植近代经济制度的情况，和以后几次对外战争的影响下，日本经济所取得的发展。这里还想尽量避免重复，再谈一些明治十年代到大正年间日本经济所取得的发展。
在明治时代经济发展史中，如果把从维新后的十年，作为介绍和移植资本主义的时代的话，那么从明治十年代到明治二十年代初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基础确立的时代。明治十年（1877）发生的西南战役，在加强明治政府地位的意义上，在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经济史上，也由于这次战争为筹措军费而增发了不兑换纸币，以此为契机，给经济界带来了一大转变。具体说来，在西南战争前夕，如将政府纸币和银行纸币加在一起，纸币的流通量为10600万日元，而到了明治十三年一月则已达到了17000万日元，增加了大约70%。其中有4200万日元，是用来作为西南战争军费的，即完全是非生产性的支出。结果引起了物价暴涨。明治十年（1877）一月每石大米的价格为4.60日元，到明治十二年（1879）涨到8.99日元，到明治十三年（1880）竟高达12.11日元，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同时，由于纸币价值下跌，拉开了它与原来大体等值的西洋银币之间的差距，1元西洋银币已可兑换1.8日元纸币，即出现了约80%的差价。对此，政府为了整顿不兑换纸币和积累本位货币，改革了币制，建立了兑换制度；改革了税制，将国家支出改为地方政府支出；对国家开支厉行节约，将国营工厂移交给民营。这些政策从明治十三年（1880）十一月的税制改革开始实行，到明治十四年（1881）十月，松方正义就任大藏卿后又逐步推进，全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纸币的整理，进行得很顺利，从明治十四年（1881）到明治十八年（1885）期间，纸币的偿付额达1360万日元，滚存偿付准备金的金额为2640万日元，加在一起超过了4000万日元，结果使纸币的币值逐渐得到恢复。此外，为了确立兑换制度，政府于明治十五年（1882）公布了《日本银行条例》，创立了作为中央银行的日本银行，明治十七年（1884），政府又公布了《银行券兑换条例》，将发行纸币的权力委托给日本银行，并从明治十八年（1885）开始发行日本银行券。这种银行券是拥有全额兑现的足够准备金的，通货流通量可以说是完全稳定的。另一方面，发行日本银行券的同时，收回过去由政府发行的纸币和银行发行的纸币，到明治三十二年（1899），已完全从市面上消失，后来日本的纸币，便一直统一为日本银行兑换券了。
纸币的整理，在另一方面，引起了经济界的严重萧条，给人民生活带来了穷困和破产。由于大米等农产品和土地的价格普遍下跌，而租税又不断加重，农民普遍贫困化了，特别是许多中小地主也离开了土地，从而使少数大土地所有者乘机大发其财，大多数贫困的农民，则在高额地租下苟延残喘，不得不靠从事副业或打短工来维持生活，致使农村的阶级分化，十分显著。由于农民等阶层购买力的降低，中小工商业者的日子也很不好过，他们同破产的农民一起成了自由劳动力的源泉，自然而然地为近代工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为整顿纸币、压缩财政开支所进行的拍卖国营企业一事，表明了政府的产业政策有了一大转变，在经济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企业从国营向民营的转变，与民间资本的发达，人民经营能力的进步是密切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这项措施，使日本从向来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方式，转到按照日本经济的具体情况的、现实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不过，当时民间的资本和技术，还没有成长到足以完全独自开拓自己前进道路的程度。因此，政府对其采取了保护和扶植的政策，为培育近代企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明冶十四年（1881）设置的管理企业的行政机关——农商务省，也就是体现了政府采取的保护政策。以低廉的价格将国营的工厂、矿山拍卖给民间经营，发放补助金或赋予其他优惠条件，以扶植企业的经营。此外如经常举办博览会、共进会以提高生产技术措施等，都是政府所采取扶植政策的具体措施。在这一时期中，政府将长崎造船厂卖给三菱，把兵库造船厂卖给川崎，把富冈缫丝厂卖给三井，把深川工作分局卖给浅野，为这些企业后来发展成为巨大财阀奠定了一定基础。
为了保护处于萧条中的企业，政府着重采取了奖励机械化和鼓励出口的方针。当时，出口的主要产品是生丝和茶叶，进口的主要产品是棉纱和砂糖。于是，政府便大力促进缫丝和纺织业的机械化，奖励增产，并千方百计地发展新式制糖业。由于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日本的对外贸易从明治十五年（1882）起由入超转为出超，一直持续到明治二十六年（1893）（明治二十三年除外）。由于实行了上述政策，纤维工业部门首先实现了机械化，为后来中日甲午战争后首先在这一部门完成产业革命打下了基础。
完成了纸币的整理工作以后，多年来的萧条景象消失了。从明治十九年（1886）起，企业界又开始迅速出现了蓬勃发展现象。当时兴办企业的热潮集中在铁路和纺织两方面。如果将明治十一年到十八年（1878—1885）称为整理金融的时代，那么从明治十九年到二十六年（1886—1893）则可以称为整理交通的时代。在铁路方面，起初政府曾采取国营的方针，但因财政困难，铁路建设进展很慢。因此，在改变产业政策之后，政府便采取了积极援助民间资本建设铁路的方针，对建设早就规划过的东京一青森间铁路的日本铁道公司给予了特别保护，推动了这项建设事业的进展（明治十四年，1881）。该项工程从明治十五年（1882）开始动工，明治十七年（1884）已在上野至前桥之间，明治二十年（1887）在宇都宫至白河之间相继通车，明治二十四年（1891）全线通车。后来，这家公司公布了其营业状况，每年的纯利润竟超过10%；从而在民间掀起了热烈的建设铁路高潮。明治十七年（1884），成立了阪堺铁道公司；明治十九年（1886），成立了伊予铁道公司；明治二十年（1887），成立了两毛和水户两家铁道公司；明治二十一年（1888），成立了山阳、大阪、赞岐、关西、甲武、九州等六家铁道公司；明治二十二年（1889），成立了筑丰、北海道煤矿和总武等三家铁道公司。就这样，到明治二十六年（1893）末，已通车的私营铁路达1367英里，出现了私营铁路占全部铁路70%的盛况。
随着私营铁路的兴盛，国营铁路也有了发展。在修建东京到京都之间的铁路干线时，曾发生是沿东海道还是沿中山道修筑的争论，明治十七年（1884）时，曾一度从开发内地及国防的角度考虑，决定沿中山道修筑；但后来由于施工困难又改为沿东海道修筑。明治二十二年（1889）近江湖东线修完之后，从新桥到神户的东海道线便全线通车了。与此同时，铁路运输也从原来的以客运为主转为以货运为主，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这一时代，海运业的发展，也十分显著。明治初年的海运，为三菱所独占，政府对三菱的保护措施十分优厚。明治十五年（1882），藩阀政府为了推翻三菱所支持的大隈重信的权势，将小轮船公司合并起来，成立了共同运输公司，和三菱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但是，政府不久便认识到让同是受到政府保护的两家公司互相竞争的失策，又于明治十八年（1885）将两个公司合并成日本邮船公司，由政府提供补助，帮助其发展。此外，明治十七年（1884），在大阪府和其他县的保护下，成立了大阪商船公司。随着这些海运公司的建立，船舶数量的增加和新航线的开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其中明治二十六年（1893）邮船公司开辟的孟买航线，是日本的第一条远洋航线。随着这条航线的开辟，还和印度订立了印棉购买合同，对我国纺织业的合理经营开辟道路做出了贡献。
政府对邮政、电信事业仍然采取了国营的方针。在邮政方面，明治十五年（1882）实行统一的邮资制度，电信方面也于明治十八年（1885）开始实行全国统一的收费制度。这样，通讯部门便同交通部门一起比其他各种产业设施，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得到了巩固。
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在建立了上述基础并走上发展轨道之后，由于经过了中日甲午、日俄两次对外战争，及时地得到了飞跃发展的好机会。中日甲午战争使日本轻工业基本上完成了机械化，日俄战争又使重工业实现了机械化；日本的产业革命，便在极短的时间里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战争还在亚洲东部地区开辟了能消化批量生产商品的市场。中日甲午战争的赔款等为提供丰富资金创造了优越条件，积累了为扩大生产、开辟市场所必需的资本。这是促进企业发展的最大因素。
与此同时，政府在工业立国方面一贯采取了保护、扶植政策，也是不容忽视的。这种政策的具体措施之一就是实行保护关税。早在明治二十七年（1894），政府就取消了棉纱的出口税，明治二十九年（1896）又取消了棉花的进口税，从而决定了日本纺织业的输入棉花和输出棉纱的性质，并采取了扶植其发展的措施。条约修改以后，日本的关税自主权原则上得到了外国承认。明治三十二年（1898）制定了新的关税税率，将原来定为5%以下的低进口税率提高到5%乃至40%，特别对一些需要保护的国内产业税率提得很高。到明治四十四年（1911）日本的关税自主权完全恢复以后，就实施了完全的保护关税政策。工业品的标准税率，从原来的20%提高到25%。原料则免税或仅课以10%以下的低税率，而精制品则课50%至60%的高税率。在这种关税政策的保护下，各种工业在获得原料、开辟市场方面，当然都得到了极大的方便，很快便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政府采取的第二项保护措施，是通过设置、扩大国营工厂来自行经营工业和通过发放补助金、奖励金等来保护民间工业。这项政策专门在为扩充军备所必需的重工业领域中实行。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就大抓军事工业，并设立了几个国营兵工厂。这些兵工厂在明治十年代拍卖处理国营工厂时，也被作为例外保留下来，一直由政府直接经营。根据中日甲午战争的经验，日本政府确立了武器自给自足的方针，扩建了陆海军各兵工厂，并新创立了国营的八幡制铁厂，这是一个以备军用钢铁的自给自足，同时还供民间需求而设立的大规模的近代化钢铁厂。明治二十九年（1896），议会通过了设立这家钢铁厂所需费用的预算。明治三十五年（1902），开始投产。
通过发放补助金、奖励金来促进民间产业发展的第一个实例可见于造船业。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政府认识到有发展造船的必要，遂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制定并公布了《造船奖励法》，对建造700吨以上的铁船或钢船者，发放一定数量的奖励金。后来，政府又修改了这项法律，使之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并采取了防止外国船只进口的措施，极力奖励国内造船业的发展。到了明治三十一年（1898），三菱公司已能建造6000吨级的大型船只（常陆丸）了。日俄战争以后，造船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在明治四十年至明治四十四年（1907—1911），三菱公司建造的13000吨级的大型轮船（天洋丸、地洋丸、春洋丸），作为新式蒸汽涡轮机船，比起欧美各国建造的已毫不逊色。在军舰方面，日俄战争以后，也能建造向来靠外国进口的战舰。明治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1905—1906）动工建造的萨摩等三艘战舰，无论在船体、武器装备及轮机等方面，都可与欧美发达国家建造的相匹敌了。
第二个实例是政府在日俄战争后随同实行铁路国有化，对车辆工业采取的保护措施。在明治十年至二十年（1877—1887），曾出现私营铁路的全盛时代。后来，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深感铁路的发展，不但需要庞大的资本，而且还需要从军事的观点加以考虑。因此，主张铁路国有的论调逐渐抬头，议会终于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通过了铁路国有化的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在明治三十九年到明治四十年（1906—1907），政府用发行公债的办法将总长3000英里的铁路和25000余辆铁路车辆统一于国家资本之下（包括日本、山阳、甲武、参宫、关西等17家公司的线路）。此举对扩大运输能力和统一经营规模产生了极大的效果。在实施该法案的同时，又决定了铁路所需对象均由国内自行供给的原则，因此使国营和民营的车辆工业得到了保护和发展。过去，铁路所需的机车，一直是靠进口的，在实行这项决定后，大阪火车制造公司和川崎造船公司就在国家保护之下垄断了机车的制造，将进口机车赶出了日本市场。
从上面所述的情况可以了解产业革命在日本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摩擦而顺利地取得了进展，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由于当时日本所处的特殊经济状态。在欧美各国，产业革命曾使原有的许多手工业工人失业，或因低工资而陷于生活困难的情况，因而导致了社会的不安。但在日本，当时尚未达到拥有许多手工业工人阶级的阶段。因此，日本不仅没有出现手工业工人失业的情况，反而出现了因新型产业的兴起、需要劳动力而发生缺少工人的情况。当然，固有产业也并不是没有因此付出牺牲的，但付出牺牲的，主要是农家的副业和一般家庭工业。最早进行产业革命的纺织业，消灭了农家和一般家庭中为自给自足或作为副业而从事的手工纺织业，在缫丝、织布等方面也是如此。.产业革命对农户等家庭产生了压力，但幸运的是，在此前后，农家还因生丝和茶叶的出口的激增而得到了好处，所以他们又把家庭副业转到养蚕、制茶等方面。这样，由于纺织业发展而蒙受的损失，在另一方面得到了补偿。他们除了进行这种有利的转变之外，还为其剩余劳动力送往工厂充当职工打开了广阔道路。产业革命给各阶层的人民都带来了新的工作和报酬，所以不仅没有给国民经济造成混乱，反而受到人们由衷的欢迎。
随着产业革命的进展，农村经济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质的变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逐渐下降并为工业所取代，政府的保护重点也当然从农业转到了工业。农业本身的商业化也十分显著，农村的自给自足经济已为广泛的商品经济的浪潮所淹没。农作物的品种已从自给自足的作物统一改为生产商品性作物，最明显的例子是种植棉花面积的激减和取而代之的桑树种植的普及。上面说过，由于生丝出口的昌旺，养蚕为农户开辟了获得确实货币收入的道路。这时候，在原来饲养春蚕、夏蚕的基础上，又发现了饲养秋蚕的可能性，更加提高了养蚕作为农户副业的意义。因为，饲养春蚕、夏蚕都正值水稻种植的大忙季节，而饲养秋蚕，则可利用秋收之前的空闲时间，因而劳动力的分配和稻作更加合理。除了种桑以外，对主食的大米，也不断采取增产的措施，种植面积逐渐增加，杂粮类、菜子、麻、靛等原料用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则急剧减少，从而使农村经济从原来的复杂多样的生产改为主要生产大米和蚕丝，生产逐渐单纯化，生活必需品则从别处购买。明治三十年（1897）以后，大米的进口也逐渐增加，农户售出自己生产的大米而食用次米和进口米，农村经济的货币化出现了较大进展。
劳动问题作为产业革命的阴暗面而自然产生。由于劳动力不足，雇主之间便展开了激烈的职工争夺战。同时，由于无限制地使用童工、女工和强制工人彻夜劳动，以致发生了许多惨无人道的悲惨事件。在劳动条件方面，再也不能用原来那种单纯的主从关系来约束，于是爆发了劳动纠纷。在这三种现象中，第一种即工人不足的问题，随着农村的分化等现象的进展，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但第二、第三种却一直延续到以后。日本纤维工业的发展，可以说是建立在残酷剥削童工、女工和低工资制度的基础上的。在明治四十年前后，女工的数目约占工人总数的六七成。而且大部分女工都受住宿制度的约束，被迫彻夜工作或从事长时间劳动，身体健康大都受到损害。此外，这些女工大都只希望在结婚前从事短时期工作，因而很少有长年劳动之后成为熟练工的。正因为这样，就产生了日本的近代化产业不得不长期停留在不需要熟练技术的初级工艺水平上的缺点。但是，由于中国等后进国家的初级工业有了发展，日本的产业自然需要实现精密工业化；因虐待职工而导致的招工困难，又迫使资本家不得不改善工人的待遇。这样，劳动条件也逐渐有所改善。从昭和三年（1928）起，彻夜工作原则上已被禁止。不过，这个问题应当作为更广泛的劳动问题的一部分来解决，它与上面各项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日本的劳动纠纷还是微不足道的，待至出现战后繁荣之后，战时一直受到压迫的工人们的不满便爆发出来，劳动纠纷骤然增加。明治三十年（1897）下半年，同盟罢工的件数有32件，到明治三十一年（1898）激增到43件。以后却又大量减少，明治三十七年（1904）仅发生了6件。这是因为明治三十三年（1900）第二次山县内阁发布了《治安警察法》，发挥了将工人运动扼杀在襁褓之中的镇压作用。同时也由于工人阶级也被“国运兴盛”的形势所迷惑，没能顾及本阶级的利益。日俄战争以后，劳动纠纷再次增加，明治四十年（1907）已达57件。明治四十四年（1911）虽然公布了日本第一个劳动法——《工厂法》，但该法直到大正五年（1916）才开始实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劳动纠纷问题带来了很大转机，工人的阶级意识不断提高，他们结成了工会组织，劳动纠纷的件数飞跃增加，发展成了资本家和政府都深感头痛的严重问题。
以上结合中日甲午、日俄两次战争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大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使上述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下面，再从二三事实来谈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的发展。
其一是产业的质的发展。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产业，是以纺织、缫丝、杂货等为中心，产品是仅经过初步加工的加工原料品。日俄战争以后，则从初步加工原料品阶段进入了初步加工成粗产品的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又从初步加工的粗产品阶段上升到生产精密产品阶段。重工业和化学工业虽在日俄战争后已有所发展，但直到第一次大战以后，才在技术上取得了独立，财政基础也有所巩固。更令人瞩目的是电力已被用作动力，普遍利用起来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一般仍以蒸汽作为动力，到了日俄战争以后，原来只用来供照明用而兴办的电力事业，就发展成为动力了。这是陆续兴办起大规模水电事业构成了重要原因。大正三年（1914）兴建的11万伏特的猪苗代水力发电站长达150英里的东京高压输电网，被称为是世界性的成功范例。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动力电气化的普及，有了惊人的发展。明治四十二年（1909），电动机在动力机总马力中所占的比例为14%，大正八年（1919），就达到了62%，昭和六年（1931）更达到了90%。电力在作为原动力方面，有这样惊人的发展，为建立和发展大工业生产奠定了基础，对这一时代的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傲慢的日本工人
在赤塔半岛，日本工人傲慢地站在机车车间里。日本最初依赖于西方进口，但飞速建成了自己强大的工业基地。这张相片摄于1919年，此时的日本已经实现了两个目标，即现代化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廉价劳动力可以随时补充工厂的繁忙的需求。通过开拓朝鲜这样的大陆殖民地，日本获得了制成品市场，特别是其赖以生存的纺织品市场。
第二是贸易的发展。在整个明治时代，贸易额一直在逐年增加，特别由于战争，导致了飞跃发展，这一点只看下述几个数字便可略知一二：由进出口总额来看，明治元年（1868）为2600万日元，明治三十年（1897）则为40700万日元，明治四十年（1907）为94700万日元，大正八年（1919）竟高达449200万日元。从贸易的内容来看，初期是出口原料、进口成品；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就出现了成品输出增加，输入减少和原料输出低减，输入加增的明显倾向；到日俄战争以后，上述倾向便逐渐固定下来。但如从贸易物品的流动方向来看，出口物品中的工业产品，几乎全部都是输向亚洲国家的，而原料和半成品则大都流向欧美国家。这一事实说明，日本的近代化产业对东方各国来说，已居指导地位，但比起欧美各国来，还有一段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上述基本倾向虽然没有改变，但由于欧美列强在东方市场上的势力减退，而由日本取而代之的缘故，贸易额有了超乎寻常的增加。当时的重要出口产品，以生丝为最多，其次是棉纱、棉织品和丝织品；进口物品主要是棉花、铁类、谷物和羊毛等，纤维制品及其原料在贸易品中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大正元年（1912），棉织品的出口约为16%，国内消费为84%；到大正八年（1919），则分别为27%和73%；而昭和二年（1927）出口已增为56%，国内消费则为44%。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日本棉织品工业的发展与国外市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可以看出，日本经济对贸易的依赖程度，随其发展而逐步增强的性质。此外，以日俄战争为转机，日本恢复了贸易上的主权。从外商手中夺回贸易主导权，是明治初年以来全国人民始终期待着的愿望。但在明治三十年代前期，外商在进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大。直到明治四十年代以后，这个比例才出现了逆转，日本商人所占的比重增加了，到世界大战发生时这种情况才固定下来。
第一次大战时出现的经济繁荣，由于战后的危机逐渐衰落下去，战时的出超转为入超，加上大正十二年（1923）的关东大地震又导致了进口的剧烈增加；到大正末年，在大战期间好容易获得的硬通货已大部分消耗殆尽。
第三是企业的集中及垄断。人们虽然早就认识到企业必须通过合并而大规模化，但其实现，却主要是在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企业的特色，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是新设，而日俄战争以后则是将原有企业加以扩大和通过合并使之大规模化；那时的新设企业，也都是由大资本家投资的；由于世界大战，更加促进了这种倾向。企业的大规模化和资本的集中，很快又使少数大公司在行业内部扩大了垄断的倾向。在纺织行业中，钟纺、东洋纺等公司都是由十几家小公司合并而成的大公司；在人寿保险行业，日本、千代田、明治、第一、帝国等五大公司垄断了全国总保险合同中的大部分；银行资本的集中情况，上面已略提及，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财阀由于这种银行资本的集中，更加强大。处于三井财阀控制之下的公司，包括直系和旁系在内，多达120家，其资本总额约占全国公司资本额的15%。为谋求同种企业间协调的企业联合体（卡特尔）在第一次大战以后也有了显著发展。这样，少数财阀就以垄断资本的力量来控制日本经济，进一步使政党当它的傀儡来支配政治的时代便到来了。
以上不过是从进步方面对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状况，做了概述。在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日本经济中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合理之处，很快就成了对其根基不牢的进步投下阴影。例如，在大产业取得了惊人的近代化发展的背面，还存在着许多经营和技术都很落后的中小工商业者，成了束缚大产业发展的羁绊。在农村，仍严格实行着租佃制度，出租的土地面积逐年增加，下层农民挣扎在高额地租之下，生活水平无法指望提高，由此而产生的工人的低工资，虽然成了近代化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一，这反过来却降低了国内的购买力，扩大了产业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此外，由于日本国内的矿产资源并不丰富，铁矿、石油等近代化产业所不可缺少的资源，都必须依赖国外的进口。这种情况，考虑到一旦发生战争，就成了不顾后果地策划向海外扩张的基础。与此相关联，日本的重工业是以军事工业为中心发达起来的，这种性质，直到后来也没有改变。轻工业也注定要依靠战争而得到发展，因而两者都具有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此外，由于近代化产业经常是在政府保护之下得到发展的，因而产业资本家轻易就向政府表示妥协，对政府曲意逢迎，看不到有独立自主的市民精神的迹象。所有这些都是在产业获得伟大发展的背后所隐藏着的弱点和缺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冲击之下，这些缺陷和弱点暴露无遗，不久便使国家走上了军部独裁和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
教学与思潮
在近代化国家的发展基础中，教育、学制的迅速发达是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如前所述，明治五年（1872）制定的学制，是怀有伟大抱负的新政府所提出的极为适宜的教育政策，但因其太划一和复杂，在实际推广应用中，未免感到有些不便。于是，明治十二年（1879），政府又吸取了当时十分盛行的自由民权思想，发布了以自由主义为基调的教育令。然而，此个教育令在学校的设置、管理和教学内容等方面，都过于自由放任了。例如，它将教育的年限规定为四年，其中仅用一年零四个月，即十六个月就可以完成义务教育，并且还允许采取不进学校而接受普通教育的途径。由于这个教育令的自由主义精神，受到了人们的曲解，教育方面出现了衰颓的趋势，因此很快就对其进行了修改。明治十八年（1885）内阁制度创立以后，森有礼任文部大臣。他从明治十九年（1886）开始，就在教育令中自由主义理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学制改革。这次改革，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为以后由明治到大正的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
森有礼的学制改革是通过发布《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各种学校通则》等有关学校的法令的形式发布的，因而通常将其统称为“学校令”。根据这些法令，各类学校均以小学为基础，秩序井然地设置起来。小学、中学和师范等各类学校均分为普通、高等二级。小学毕业以后，可以依次经中学进入帝国大学的途径，和由小学可以采取直接进入师范学校的途径，二大系统截然分开。进小学的学龄为6岁至14岁，共8年。父母和保护人有使学龄儿童接受普通小学教育的义务。普通小学的学制为三年或四年。中学是对准备从事实业或进人高等院校学习者进行必要教育的场所，高级中学由文部大臣管辖，普通中学则可由各府县视具体情况设置。根据这些法令，原来的东京大学预备门改为第一高级中学，大阪的大学分校改为第三高级中学。从明治十九年至明治二十年（1886—1887），又设立了山口、第二、第四、第五和造士馆等高级中学，它们都是后来发展成高等学校的基础。帝国大学由研究院（大学院）和分科大学组成，研究院（大学院）专事钻研学识技术的蕴奥，分科大学则是教授学识技术的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场所。按照这些规定，东京大学改为帝国大学，内设法、医、工、文、理等分科大学（明治二十三年（1890）又增设农科大学）。师范学校是培养师资的地方，要求学生尤其要具备温和、信爱和庄重的品质。普通师范学校每个府县各设一所，在东京设一所高等师范学校，前者的经费由地方税中支出，后者则由国库开支。
以上是学校令中规定的学校制度的概要。后来，这些制度随时又进行了多次修改，并采取各种措施加以落实。与此同时，学校令中未做规定的专科学校、高等女学校、职业学校等也陆续设立，学校的设备逐渐完善起来。
政府于明治十九年（1886）发布的学校令为建立教育制度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于是又在明治二十三年（1890）颁发了有关教育的敕语，在确立教育内容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明治初年以来，西方的新文化如洪水一般滔滔涌进日本，席卷了思想界，结果是产生了蔑视过去道德和思想的风气，认为这些都是因循守旧的；当时所吸收的西方思潮，都是以自然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调的，和儒教道德等，是针锋相对的，所以上述蔑视旧道德，旧思想的风习，日益高涨。对于这种知识界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想，政府反倒用保守思想来加压制。在政治上，巧妙地用发布钦定宪法的手段压制了自由民权论，使其大体上得到了解决。在教育方面，也用崇尚儒教道德的方针，以克服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想和改善道德标准方面的混乱状况。这个方针首先体现在侍讲元田永孚（元田永孚（1818—1891），明治时代的儒学者，熊本藩士，维新前担任细川侯的教授，维新后入宫内省，担任明治天皇的侍读式侍讲，对明治的影响很大。他主张根据儒教的体制，树立天皇绝对化思想，《教育敕语》就是由他和井上毅起草的。——译者）根据明治天皇的敕令而撰写的《修身书》和《幼学纲要》中。这两本书被作为青少年在道德修养方面的必读书，颁发到全国各地（明治十四年，1881）。
其次，以天皇亲自教诲国民敕语的方式，颁发了《教育敕语》（明治二十三年（1890）十月），从更高的角度，在儒教伦理之外，还加入了立宪思想作为国民道德的教训。有识之士都认为，《教育敕语》（这里原著者说：“有识之士都认为《教育敕语》在教育上完成了帝国宪法提出的政治使命……”只能理解为原著者及其所代表的少数人的见解。此《教育敕语》已于昭和二十三年（1948）的国会上宣布失效。——译者）在教育上完成了帝国宪法提出的政治使命，确立了迄今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的教育标准，因而具有伟大意义。根据《教育敕语》进行的忠君爱国的国民教育，在明治、大正时代的振兴国运的过程中，起了无法估量的巨大作用。
经过中日甲午、日俄两次战争以后，教育制度逐渐得到了扩充和完善。其主要措施有：将普通小学的修业期限，延长到六年，并将此作为义务教育年限（明治四十年，1907）；将高级中学改为高等学校的同时，还把普通中学改称为中学校，并命令各府县都要设立一所以上的中学校（明治三十二年，1899）；制定《专科学校令》（明治三十六年，1903），设置了医学、法学、语学、文学、宗教、美术、音乐、体育等各类专科学校；将普通师范学校改为师范学校，并规定了设置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明治三十年、《师范教育令》）；制定《实业学校令》，设立了工业、农业、商业、商船、水产等方面的实业学校（明治三十二年，1899）；将帝国大学改名为东京帝国大学，并新设了京都帝国大学（明治三十年，1897），后来又陆续设立了东北（明治四十年，1907）、九州（明治四十三年，1910）等帝国大学等等。这样，在明治末年，日本教育的发达，在世界已名列前茅。明治四十四年（1911），在学小学生总数已超过700万，对全国儿童来说，已取得入学率高达98%的好成绩。
一幅日本画
这是1887年的一幅日本画，描绘了一个日本女演奏者正在弹一架西式的风琴。19世纪80年代期间，吸收了西方乐曲的日本音乐曲谱开始公开出版，供学校和家庭使用。
进入大正年代以后，教育制度的修改和教育机构的扩大尤为盛行。这是由于大正六年（1917），在内阁里面设置了临时教育会议，作为总理大臣的咨询机构，它所作的有力建议，解决了多年来成为悬案的学制修改问题；并由于原敬内阁将大规模增设高等教育机构定作为重要政策施行的结果。根据临时教育会议修改学制的建议，政府废除了《帝国大学令》，发布了《大学令》，准许在国立大学之外设立公立、私立大学和综合大学之外，设立单科大学等。在大学的办学目的中，除钻研学术之外，又加上了陶冶人格和培养国家思想等等（大正七年，1918）。同时，还制定了《高等学校令》，高等学校不再是大学预科，而是将其作为实施普通高等教育的机关，基本上实行7年制，公立私立均可。至于大规模地增设高等教育机构，是在大正八年至大正十三年（1919—1924）6年间进行的，共增设了17所高等学校、10所高等工业学校、5所高等农业学校、7所高等商业学校，1所外国语学校和2所药学专科学校（包括大正七年创设的）。这次增设是一个破天荒的壮举，因为于大正十四年（1925）估计将有28500名中等学校毕业生，其中约有2/3的人（19000人）希望升入上级学校，所以必须增设和扩大高等专科学校，以便能容纳这20000名学生。其结果无疑提高了人民的知识水平，促进了世界大战以后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助长了民主主义思想的发达，起到了充实日本作为近代国家内容的作用，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随着高等学校和专科学校的增加，大学的增设也势在必行。除了上述明治年间设立的东京、京都、东北、九州等帝国大学以外；到大正年间，又设立了北海道（大正七年，1918）和汉城（大正十五年，1926）帝国大学。到昭和年代，又设立了台北（昭和三年，1928）、大阪（昭和六年，1931）和名古屋（昭和十四年，1939）等帝国大学。此外，按照新大学令的规定，又设立了国立的单科大学，如东京商科大学、冈山和新潟的医科大学等，还陆续设立了公立单科大学和私立大学。
明治初年，日本流行的教育思想都是从欧美直接照搬过来的，教学内容也重视洋风。这种倾向一直维持到明治二十年（1887）左右，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斯宾塞及其门徒乔赫纳特（Johonot）等的实利主义的教育学说，在明治十年代左右被广泛介绍到日本，曾在美国留学，深受英美教育熏陶的伊泽修二、高岭秀夫也于明治十一年（1878）归国，在东京师范学校（后来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致力于新教育学说的启蒙教育。然而，这种倾向却因明治十九年（1886）制定《学校令》和明治二十三年（1890）颁发《教育敕语》而为之一变，教育学说领域又转入到德国的赫巴特（J.F.Heibart）的全盛时代，教学内容中也包含了许多日本式的东西，反对欧化主义的国粹主义开始抬头。总之，日本的教育学说出现了许多变迁，和其他学问同样，都以德国学说为主，也曾试图摆脱明治初期那种照搬西洋学说的做法，努力建立日本独自的教育学说了。
教育思想方面出现的这种变化，在一般思想界中也可以见到。明治十年代末至明治二十年代初，明治思想史上出现了欧化思想与国粹思想的兴替，是件饶有兴味的史实。如果将明治初年（维新当时除外）到明治二十年前后作为第一期，那么这是欧化思想最盛的时期，自然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风靡全国；第二期是从明治二十年前后至明治四十年左右，这段时间正和第一期相反，是理想主义、国民主义、国家主义泛滥的时代；第三期是从明治四十年至大正七八年前后，可以说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理想主义背景之下复活的时代；从大正七八年前后到昭和初年，则可以说是民主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兴旺的时代。
关于明治十年以前西洋思想席卷日本思想界的情况，上面已有所论述。进入明治十年代以后，这种趋势又以新的深度和广度向各方面发展。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他的《民约论》一书，在明治十五年（1882）由中江笃介译成汉文，书名译为《民约译解》，流传很广。斯宾塞也是这一时期很有影响的人物，他的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说和自由放任主义受到了不同立场人们的热烈欢迎。传播进化论的是东京大学的教师摩斯（E.S.Morse）、外山正一和矢田部良吉等人。加藤弘之起初也信奉天赋人权论，但在接触进化论以后，思想有了突然转变，反而对天赋人权论进行了批判（见其明治十五年著《人权新说》）。天赋人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就变成了自由民权论，在明治十年至明治二十年（1877—1887），自由民权论曾作为推翻藩阀政府的口号而风靡一时。有关自由民权论的书籍出版了许多，其中多数是翻译过来的西方书籍，所谓著述也是根据西方书籍改写的。这些书籍中比较有名的是植木枝盛[21]的《开明新论》（明治十一年，1878出版）和《民权自由论》（明治十二年，1879出版），还有井上勤的《民权国家破裂论》等，这些书籍后来都成了设立民选议院运动和政党攻击政府的理论根据。
欧美的自由思想一应用于经济方面，便又产生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明治十年代，专攻经济的学者田口卯吉开创了在学术提倡自由主义经济的先河。他写的《日本经济论》于明治十一年（1878）公开发表，以后曾多次再版。
在社会思想方面，社会主义思想早在明治十年代就传播进来，反对男尊女卑的扩大女权论已为有识之士提倡起来。不过，这些思想都只是移植和模仿西方思想而已，在国内并不存在产生这些思想的成熟基础，因此是十分脆弱的。
模仿西洋的风气并不只限于思想界，在有形社会形态方面，如在风俗和衣食住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在明治十年代，政府为修改条约而发动的欧化运动，是这种崇洋风的突出表现。政府认为，要与列强签订对等条约，就必须使日本的社会、风俗同欧美完全一致起来。在这种朴素的逻辑指导下，举办舞会、打台球、男女交际等肤浅的事物方面都极力模仿欧美，企图以此来密切与欧美各国的关系。鹿呜馆从明治十三年（1880）开始动工修建，明治十六年（1883）竣工后，朝野名士便不分昼夜地在这里举行舞会、宴会和游戏等活动。东京俱乐部是在明治十七年（1884）由井上馨发起设立的西式俱乐部，作为日本人与外国人交际的场所而被广泛利用。此外，大臣官邸和知事公馆等处也竞相举行宴会、舞会、举国上下都掀起了狂热的欧化热。这是日本人只单纯从表面上摄取外来文化恶癖的一个明显例证，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明治文化洋化的肤浅程度。
东京贫民窟地区状况
工业扩张意味着日本城市在20世纪20年代越来越拥挤。东京贫民窟地区交通拥挤状况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局面。
欧化热在明冶十七至十八年前后，达到了顶点，进入20年代，就冷却下来，取而代之开始在思想界占据优势的是保存国粹主义。这也是从自然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向理想主义、国民主义、国家主义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在直接反对过分欧化主义下发生的，但从本质上看，却是有其必然性的。幕末迅速参加到国际社会中的日本，人民普遍怀有一种要保持祖国独立和与西方各国处于对等地位的愿望。自由主义和民权主义，都不过是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而采用的手段，在这个目标下，自由主义和民权主义等是很容易与国民主义、国家主义合流的。而且，要打破封建制度，除了自由主义思想以外，还必须依靠强大的国家权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并不是自然形成，而是必须依赖国家的保护和资助的。这一时代的现实情况是，主张需要集中国家权力，与主张缩小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是水火不兼容的。尽管自由民权论在民间十分盛行，而政府当局却依然以国家主义和国民主义为其一贯的指导思想。这种对立又导致了民间与政府之间在选择文化输入国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民间极力讴歌英、美、法等国的自由民权思想，而政府则想向新兴国家德意志的国家主义和国民主义学习。从岩仓大使访问欧美以来，日本已同德国悄悄建立了关系，后来在编纂法典，特别是在起草宪法时，这种关系又进一步加深。从此以后，政府凡事均以德国为榜样，随着政府权力的增大，德意志思想在思想界的势力也增强了，这是毫不足怪的。
其次，复古主义、国粹主义是肩负维新大业一翼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后来因崇洋思潮的流行，表面看来似乎有所后退，但实际上仍顽强地蕴藏在人民的心灵中。论述国体、批判崇洋思潮的论著，自明治初年以来不断有所问世。这是坚持国粹思想的人们鉴于欧化热得过火及由其造成的危害而站出来进行的猛烈反击。这里所说的复古和国粹，并不限于国学者们倡导的那种狭义的复古和国粹，而是指与新输入的西方文化相对而言的整个日本固有文化，佛教、儒教和神道同时也都列为复古的对象。正因为这样，复古主义才与理想主义、道德主义、国家主义等有关思想融合起来，针对西方思想的自然主义，具有与其相对立和角逐的力量。
举几个复古主义的例子，先谈一下狭义的国粹主义。从明治十年代后期至明治二十年代，论述国体的著作，突然出现很多；其次又兴起了尊重神道、国史、国文和汉文等学问的热潮。明治十五年（1882），东京大学设立了古典讲习科，保护、奖励和汉学。同年，神道界人士设立了皇典讲究所，伊势神宫里还设立了培养祠官的皇学馆。明治二十二年（1889），东京帝国大学的文科大学在原有的史学科之外，又增设了国史科。明治二十三年（1890），落合直文等人编纂出版了《日本文学全书》，迈出了普及古典的第一步。
这里谈一下政教社的活动。政教社是一个以国粹主义为指导思想，但却具有强烈国家主义、国民主义色彩的组织。它是明治二十一年（1888）由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杉浦重刚等人设立的，出版发行了叫做《日本人》的杂志（后又改名为《日本及日本人》），以批判地选择西洋文化，创造适于日本的新文化为标榜。由此可见，国民主义对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对功利主义都已占有明显的优势。
明治以后，佛教，开始受神道势力的压迫，后来又为洋学和基督教所压倒，陷入了完全丧失自信的悲惨状态。但就在这时候，逐渐呈现出了复活的动向。缩印大藏经的出版工作，是从明治十三年（1880）开始，到明治十七年（1884）完成的；明治十七年，又有陆军中将鸟尾小弥太设立护国协会等引人注目的事业。从思想上、学术上点燃了复活佛教的火炬，并阐明佛教在新时代存在意义的是井上圆了（井上圆了（1858—1919），哲学家，宗教家，号甫水，新潟县人。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当时日本社会上正盛行欧化，他从国粹主义立场上排击基督教，主张佛教应新生。著有《破邪新论》、《佛教活论》、《忠孝活论》、《佛教哲学系统论》等。——译者）。他于明治二十年（1887）写了一本名为《真理金针》的书，利用洋学的知识反驳基督教的教义，论证佛教的优越性，给佛教徒带来了信心。另一方面，他在这本书里又强调了佛教作为日本及东方宗教的特性。他在另一本著作《佛教活论》（明治二十年，1887）中将护国与爱理并列为学者和人民的义务，这些都表现了他的强烈的国家主义思想。此外，大内青峦也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发表了《尊皇奉佛论》，攻击基督教，强调了佛教的尊王护国精神。于是佛教和国家主义结合而复活起来，凭驳倒基督教而助长了国家主义的兴隆。
其次是儒教的复活。儒教在明治初期，也被风靡一时的西方实学思想作为打击对象而不得不销声匿迹。但是，有识之士一看到功利主义、快乐主义横行和道德标准的混乱等偏重实学的弊端，便不由得想到要复兴儒教道德。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儒教决不是无缘的外国宗教，而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决定着他们的思想意识，指导着其生活态度的根本原理。达时，精通洋学、儒学二种学问的西村茂树（西村茂树（1828—1902），思想家，名鼎，字重器，号泊翁。通洋学及儒学，维新后参加明六社，并参加文部省《古事类苑》的编纂工作。明治八年（1875）担任宫内侍讲工作，进讲洋学。宣扬以皇室为中心的道德思想。著有《日本道德论》、《国家道德论》等书。——译者）在对两者加以批判之后，企图以儒教为主以西方哲学为辅来加以补充的方式，大力振兴日本道德。他在很早以前就认为，尽管明治文化已有了惊人的进步，但在道德方面却比封建时代要逊一筹，因而主张要大力重视道德。明治九年（1876），他创办东京修身学社，作为宣讲道德的场所；明治十七年（1884）又扩大为日本讲道会（后又改为日本弘道会），努力普及道德，明治十九年（1886）他在帝国大学讲堂所做的公开演讲《日本道德论》，介绍了他主张的、以儒教为基础的日本道德说的大纲，一时轰动了全国。
日本图书插图
这是一本日本书中的图案。雨伞、背带和衣领图案全是按西方风格绘出的，用来指导日本人的制作。此书于1867年出版，目的是要告诉讲究风度的日本年轻人，西方人的着装是什么样子的。每幅图上都同时写有平假名和片假名，用来标注英语发音。
与兼通洋学、儒学的西村不同，前面提到的元田永孚则是个专攻儒学的硕儒，是复兴儒教运动的旗手。他作为侍讲，辅助明治天皇，与天皇一起为人民的伦理纲常思想的衰落而担忧。编纂了《幼学纲要》，参加了起草《教育敕语》等工作，为自上而下地推行教化政策做出了很大贡献。
《教育敕语》不单是儒教复兴的象征，而且还是含有儒教、国体说和新立宪思想而宣扬了国家主义和理想主义。它决定了教育的发展方向，同时还确立了针对西方思想的日本思想的中心原则，具有开辟从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思想转向国家主义、理想主义思想途径的意义。它可以说是针对明治十年以来的欧化主义与国粹主义的抗争，由国家做出的决断。
从此以后，《教育敕语》所宣扬的国家主义，便在教育所产生的成果和对外战争的成功两者支持下，长期统治了思想界。不过，这种统治具有用自上而下强制的御用思想的倾向，因而在知识分子中间酿成了与此对抗的各种思想。个人主义作为尊重个性、确立自我的精神重新复活，结果又使自然主义思潮流行起来。此外，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的飞跃发展，社会主义思想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迅猛发展，还出现了从怀疑思想转向要求信仰宗教的一系列情况。高山林次郎起初提倡日本主义，强调国家至上主义，但不久又写了《美的生活论》一书，主张满足人类的本能，最后又转到了日莲宗的宗教立场上。这可以说是明治三十年以后思想界的一个缩影。这一时代思想史的特征，是敏感地体现出了西洋思想的影响，比如高山的个人主义以尼采（F.Nietzsche）的学说为基础，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则以左拉（Zola）和福楼拜（G.Floubert）为楷模。同样的现象还可见于明治末年由介绍康德（Kant）哲学思想而造成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个人主义的勃兴，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主义的流行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等方面。
明治初年以来大力介绍的西方近代学问，与频繁派遣留学生、招聘外籍教师、扩建学校和普及印刷出版等相配合，逐渐显出了效果，在短时间里就出现了近代学术的了不起的繁荣。根据最初提倡的尊重实学的精神和抓紧实现物质文明近代化的需要，自然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和技术方面有了很快的进步。例如，在医学方面，从明治初年开始就以德国为典范，引进了德国的医学。其中，北里柴三郎曾师事近代细菌学的鼻祖科赫（Koch），在取得优异成绩后回到祖国，创设传染病研究所，发现了鼠疫菌。同一研究所的志贺洁发现了赤痢菌，他们都在世界医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足迹。在物理学方面，长冈半太郎进行了原子模型的研究，本多光太郎完成了镍钢和一般钢合金的研究。在化学方面，铃木梅太郎发现了维生素B1；在天文学方面，木村荣发现Z项等都是世界性的成果。这些成就说明，日本学术界在初期专门移植了西方科学以后，很快就进入了独立研究阶段，有些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为使日本进入文化国家行列扬眉吐气。但是，也必须看到，与日本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一样，日本在各科学领域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比起各发达国家来，仍然十分落后。
与自然科学相比，日本的人文科学研究这时却没有很大进展，这也是科学发展不平衡现象之一。明治时代，社会的实际需要集中在法律学和政治学方面，因此设立了许多法律专科学校。进入大正时代以后，经济学的发展十分显著，所以，东京帝国大学里也设立了经济学部（大正八年，1919）。这些学校都以培养实际工作人员为目的，所以在学术理论上，仍以移植西方学问为主。文学、哲学、史学等也多是移植西方的，或着重于应用，只有在东洋学方面，是利用新的西方方法来处理原有的学术传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最后简单谈一下宗教。政府于明治初年开展的皇道宣传运动，很快就破产了。明治十年（1877）一月，政府撤销了教部省，放弃了对宗教的全面控制，并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制定的帝国宪法中承认了信仰的自由。但是，在整个明治时代，政府实际采取的态度，仍是因宗教而异的。对神社神道，政府给予了破格的保护和地位，并扬言神道不是宗教；而对于佛教，一般说是采取了冷漠的态度，任其自生自活；对于基督教，则采取了压迫的方针。
政府于明治四年（1871）对神社规定了官币和国币（官币，指神社的祭祀费用等由地方支出；国币指由国库开支。一译者）、乡社等等级，明治六年（1873）又规定了在官币社进行祭奠时，府县地方官要以敕使身份参加，说明有把祭祀活动从皇宫内部的活动改为国家事务的倾向。明治二十四年（1891），又以内务省训令的方式，规定了《官、国币社神职奉务规则》等，进一步明确了将祭祀作为国家事务和将神职人员视为官吏的方针。明治三十三年（1900），撤消了内务省的社寺局，改设神社和宗教两局，具体地将神社划出宗教范围。明治三十五年（1902），政府又用敕令规定了官币社和国币社的制度；明治三十九年（1906）更以法律正式规定官、国币社的经费由国库开支。从此，神社便完全成为国家营造物，其社格、祭式、神官的任用及其待遇等均由国家规定。也就是说，神社已成为进行报答本源、崇拜祖先的祭奠活动地点，被视作宣扬国家思想的道场。根据这种精神，全国各地陆续修建了一向绝祀的天皇为祭神的神社。但是，硬说这些建立在民族宗教的神道基础上的神社，并不是宗教设施，这在形式的制度上固可办到，可是由内容看来，则不免有些牵强。这个矛盾，始终无法解决。
与神社、神道从宗教划拨出来相反，幕末前后在民间发展起来的各派俗神道却作为纯粹的宗教而保留下来。加上后来创立的一些教派，形成了所谓教派神道十三派，即黑住教、禊教、天理教、金光教、大社教、扶桑教、御狱教、神道本局、神习教、实行教、神理教、大成教和修成教。
明治20年代前后，佛教已度过了一时的厄运，恢复原来的地位，担负起推行国家主义的一翼，作为大多数人民的宗教维持了尊严。明治十七年（1884），政府制定了各宗设立管长的制度，授予管长以管理宗内事务之权，任其自谋生路。当时的寺院和僧侣，还存在着迷恋古来的地位，拘泥格式和形式，有的并不认真地从事宗教活动。因此，新进的佛教徒们便在明治30年代掀起了佛教革新运动，但并没有取得很大成果。
在日本，基督教一开始就踏上了苦难的道路。国粹主义在明治20年代兴起后，基督教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由于基督徒们反对根据《教育敕语》而施行的国家主义教育，宗教与教育的冲突问题曾引起舆论大哗，大有再次掀起镇压基督教之势。然而，基督教徒中已逐渐产生了日本化的倾向。中日甲午战争时，他们与政府采取了一致的立场，在后方为战争效劳；日俄战争时，基督徒中虽然出现了一些反战论者，但大多数人还是支持了国策。在此前后，有人开始提倡建立日本本位的基督教。海老名弹正认为，基督教应当继承神道的精神，用以“日本魂”为基础的基督教来使日本民族获得新生。尽管这样，政府对基督教的态度仍很冷淡。因此，明治四十五年（1912）内务次官床次竹二郎组织实施的三教集会，就具有公认基督教与神佛二教完全平等地位的重要意义。在这次集会中，神道十三派、佛教各宗派（真宗大谷派除外）和基督教各派的代表，欢聚一堂恳谈。最后，做出了三教共同的决议案。即：“一、吾等各自发扬其教义，辅佐皇运，以图逐步振兴国民道德。二、吾等希望当局尊重宗教，将政治、宗教与教育融合一起，以资振兴国家。”这个决议表明，基督教在日本式的融和道路上已取得了很大进展。
进入大正时代以后，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开展得十分活跃，呈现昌盛的趋势。在信仰社会主义并投身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人们中间，有许多人是基督教徒，文学家中也有不少人是基督教徒或关心基督教的人。基督教作为那些既不赞成神道又不满意佛教的知识分子的宗教，对这个时代新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文学与美术
在文学方面，明治初年出现的主要是以文明开化的社会现象为题材的一批被称为“开化物”的作品。其代表性作家有假名垣鲁文，他的作品大体上只是承袭前代游戏作品的衣钵，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可言。进入明治十年代以后，主要是翻译文学盛行。同时，配合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政治小说流行起来。在翻译文学方面，文学价值较高的是丹羽纯一郎译的《花柳新话》（明治十一年，1878出版）。政治小说中博得好评的是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明治十六——十七年，1883—1884年出版）和末广铁肠的《雪中梅》（明治十九年，1886）等。此外，在戏剧文学方面，出现了反映开化时期世态的散切物（散切物，明治初期，描写披散头发时代风气的狂言，当时披散头发是文明开化的象征。——译者）和着重于再现史实的活历物（活历物，明治以后根据历史写的歌舞伎狂言之一，通过考证典章制度来再现历史。——译者）等类，河竹默阿弥是兼擅此两者的剧作家，颇负盛名。
随着明治二十年前后思想界的从欧化主义转向复古主义，明治初期文坛上的低潮也在内部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许多可称为新时代的文学作品。首先，《小说神髓》的出现表明了文学理论的确立。《小说神髓》是坪内逍遥于明治十八年至十九年（1885—1886）出版的文学理论书籍。它摒弃了从前将文学只作为劝善惩恶工具的说法，认为文学有自己的目的，极力主张文学的生命在于写实、在于描写人情的奥秘。毫无疑问，这部著作为新时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的出现，使文学创作同江户时代的劝惩文学分道扬镳、发挥了推动新的写实派文学及后来的自然主义文学的伟大转折作用。作为这种文学理论的具体化、坪内逍遥又于明治十八年（1885）发表了题为《当代书生气质》的小说，以其细腻写实手法和新奇的题材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新文学的出现，起到了亲自诱导的作用。
二叶亭四迷像
二叶亭四迷，日本作家，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本名长谷川辰之助，笔名二叶亭四迷。“二叶亭四迷”在古日语中的隐喻为：生不如死。选择这样的笔名，也体现了作家本人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鄙夷。他的小说《浮云》通过一个正直而有学问的青年，被政府机构排挤、被情人鄙弃的命运，披露了明治时代官场的腐败和人情的淡薄，揭示出封建传统与西方近代文明的矛盾，塑造了日本文学史上第一个不满现实却无力反抗的“多余人”形象，被誉为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
同一时期，砚友社的人们也沿着坪内逍遥开辟的道路，展开了新文学运动。砚友社是明治十八年（1885）由尾崎红叶、山田美妙等人创立的文学运动的团体，出版发行了机关刊物《我乐多文库》，发表了从文学的目的性出发反对欧化主义、主张保存国粹等精神的各种作品。在创造新文体方面，砚友社建立了伟大功绩。具有代表性的是山田美妙创造的言文一致的文体。明治初年以后，围绕国语、国字问题，曾有过种种议论，一些有识之士也提出了言文一致的主张。山田美妙将其应用到小说界，发表了许多篇言文一致体的小说。在这以前，小说的文章多半是泷泽马琴的“七五调”或泷亭鲤丈的无聊的诙谐话那种东西。就连有名的《小说神髓》在文体上也没有能摆脱泷泽马琴那种陈腐文体的影响。直到这时候，明治文学才在表现形式上有了与时代相适应的新文体。这在文学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此外，这时二叶亭四迷（二叶亭四迷（1864—1909），文学家，东京人，东京外国语学俄语科退学后，即在坪内逍遥的影响下从事写作，其作品中还能见到有俄国文学的影响。其作品《浮云》等是明治初期日本文坛上的优秀作品，特别是其言文一致的文体是日本近代文学上的先行者。——译者）在坪内逍遥的诱导下，从事了独特的文学活动。他在《浮云》（明治二十年，1887）这部作品中，发挥了善于描写人物复杂心理的特长，以严肃的态度凝视并把握了人生的现实。他这种可称为人生派的创作态度，和砚友社一派的唯美倾向形成鲜明对比，这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他在俄国文学方面的宏深造诣。
幸田露伴是在明治二十年代初成名的文学家之一。他的小说中，洋溢着理想主义的精神。其代表作是《五重塔》（明治二十五年，1892出版），书中以深切的同情描写了一个个性强烈绝不妥协的工匠。
在韵文学方面，应新时代的要求而出现了新体诗。外山正一、矢田部良吉、井上哲次郎等人与以前一谈诗便被认为是指汉诗的风气相抗衡，用日本式格调翻译西方诗，并模仿着进行创作而合写成了一部新体诗集，这就是他们四人合著的《新体诗抄》（明治十五年，1882出版）。这本诗集是名符其实的草创的新体诗作品。由此开始，文学家们也陆续着手于新体诗的创作。其中对新体诗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有森鸥外领导的新声社同仁们，他们出版了译诗集《于母影》（明治二十二年，1889）。这本译诗集的原诗是英国的莎士比亚、拜伦和德国的歌德、海浬等人的作品，他们在翻译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因此，在上述《新体诗抄》时，对移植近代诗工作做得还不够；可是到这部译诗集时，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出色地做到了浑然一体的统一。
明治二十年代后期，诗坛受到了西洋浪漫主义的深刻影响，因而产生了艺术至上、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的北村透谷的诗（发表于杂志《文学界》），和用流丽的格调描写朝气蓬勃的岛崎藤村的诗（第一本诗集为《若菜集》，明治三十年，1897年出版），此外，土井晚翠的诗则用汉语歌颂雄浑悲壮的情感（第一本诗集为《天地有情》，明治三十二年，1899出版）。
和歌也从明治二十年代后期起发生了革新的趋势，以落合直文为中心的歌人，掀起了创作新短歌的运动。进入明治三十年代以后，与谢野铁干和与谢野晶子等人创作的明星派短歌，具有丰富的浪漫主义精神，适应了新时代的要求。
俳句的革新也发生在明治二十年代后期。其中正冈子规的功劳最大，以他为代表的一派被称为日本派（因其作品发表在叫作《日本》的报纸上），是当时俳坛的主流。正冈子规重视写生，力求用浅显易懂的格调来刻画鲜明的形象，使俳句成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小说界的发展。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社会变动反映到小说界，产生了称为观念小说、悲惨小说和社会小说的一系列作品，在向来的写实主义基础上开创了新的局而。所谓观念小说，是指在文中寓有某种观念的作品，泉镜花等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家。悲惨小说重在描写悲惨的世态和进行深刻的心理剖析，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广津柳浪等人的作品。而社会小说则是放眼于整个社会的新流派，内田鲁庵是这派的代表，尾崎红叶晚年发表的《金色夜叉》（明治三十年，1897）也属于这一流派。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樋口一叶是一个留下了特殊业绩的女作家，使她的名字永远留在人们的心目中。樋口一叶从事文学活动虽然只有从明治二十四年至明治二十九年（1891—1896）的短短六年，但她的《青梅竹马》和《浊流》等杰作，在描写性格和环境方面，充分显示出无与伦比的才华，成为当时发展真正的国民文学的一个重要支柱。
在戏剧作品方面，“活历物”曾风靡了整个20年代，作者中除默阿弥以外，还有依田学海、福地樱痴等学者。在“活历物”的发展上，第九代市川团十郎这个优秀演员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他的人格和技艺，使歌舞伎从小市民阶级的娱乐变成知识阶级的艺术，提高了演员的社会地位。而坪内逍遥，对“活历物”的流行，曾力陈其危害性，主张戏剧应和小说一样，在描写人情方面以刻画入微为宗旨，他还亲自创出作品。他所写的以片桐且元在大坂战役中的行动为主题的《桐一叶》（明治二十七年，1894）、《杜鹃鸟孤城落月》（明治三十年，1897）等，都是名符其实的新史剧。此外，这个时期还翻译了一些西方戏剧，成了后来新剧运动的开端。
继写实主义的盛行和浪漫主义的勃兴之后，明治三十年代的文坛，自然主义流行起来，日俄战争以后，进入了自然主义的全盛时代。自然主义并不单纯是如实地描写人生，而是力图用像自然科学家那样的态度去剖析、诊察人生。知识分子对因产业机构的改变而带来的社会不安和国家与个人关系的疑虑，是促使自然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另一个原因则是受到了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的深刻影响。最早，以自然主义小说家而闻名的有小杉天外、永井荷风、国木田独步等人，但使自然主义成为明治文坛主流的则主要是岛崎藤村（岛崎藤村（1872—1943），小说家，本名春树，长野县人，是历明治、大正、昭和三代的文学家，先崇尚自然主义，入昭和后又转而写历史小说。随笔，童话也不少，著名的作品有《破戒》、《夜明之前》等。——译者）、田山花袋，正宗白鸟和德田秋声等人。岛崎藤村的《破戒》（明治三十九年，1906），田山花袋的《棉被》（明治四十年，1907，正宗白鸟的《到何处去？》（明治四十一年，1908）和德田秋声的《霉》（明治四十四年，1911）等，都是巩固了自然主义文艺基础的划时代作品。
森鸥外、夏目漱石等文豪虽然在自然主义盛行的时候，也坚持反对的立场，但到了明治末期，自然主义的阵营中产生了转变的征兆。进入大正时代以后，反自然主义运动的各派勃兴起来。森鸥外（森鸡外（1862—1922），文学家，医学家，岛根县人，本名林太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留学德国，回国后担任军医，陆军医务局长。大正五年（1916）任帝室博物馆长，帝国美术院院长等。在文学活动方面，贡献甚多，著有《阿部一族》等小说。——译者）从明治20年代就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凭他对外国文学方面的卓越知识，在评论、翻译、创作等各方面都留下了业绩。他翻译的《即兴诗人》（明治三十五年，1902），创作的小说《雁》（明治四十四年，1911）和传记《涩江抽斋》（大正五年，1916）等，都是他的代表作。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从浪漫主义进展到理智主义、客观主义的作风，富有超尘出俗的清新气息，使高迈的日本风格同绚烂的西洋文化的交融达到圆熟的境地。夏目漱石（夏目漱石（1867—1916），小说家，东京人，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毕业后，历任教员、记者。同时从事文学活动。在东京帝国大学担任讲师时发表的《我是猫》，轰动一时，影响至巨。以后所发表的《草枕》、《伦敦塔》、《门》、《三四郎》等，都是以细腻笔法解剖心理，研究人生的作品。其作品中，影响较大的还有《小少爷》、《二百一十天》等。——译者）是个英文学者出身的作家。他从处女作《我是猫》（明治三十八年，1905）起，直到最后的《明暗》（大正五年，1916）为止，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浪漫主义的色彩较浓，但后来便以超脱的旁观者的态度来对人们的自私心理进行深入的剖析、发挥了独特的风格。
夏目漱石像
夏目漱石（1867—1916），原名金之助，号漱石。长篇小说《我是猫》（1905）的发表使他一举成名。夏目漱石一生创作了十多部中长篇小说，以及许多诗歌、随笔、评论和短篇小说，作品反映的生活面十分广泛，风格也颇为多样。
在从自然主义及与其相对立而产生的各个流派当中，首推唯美派或新浪漫派。这个流派以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人为代表，在追求官能的刺激和美的享受方面描写出独特的世界。其次是以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等人为代表的白桦派。该派主张正义和爱，着重于确立自我和发展个性，因而又称为人道主义或新理想主义。是一种以世界大战前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繁荣及其后面隐藏着的社会矛盾激化为背景而产生的文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获得极大发展的是所谓新技巧派或理智派的一派。它用理智或心理性的手法自由地剪裁处理题材，他们凭理智的、心理的手法在题材的新奇，构思之巧妙上狠下功夫，是那些企图逃避社会矛盾的知识分子们的一种创作法，其代表人物有芥川龙之介、菊池宽等。与此相反，也出现了敢于正视社会现实，并在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提倡新型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流派。白桦派的有岛武郎虽然相信社会主义是正确的，但同时又为自己不能参加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作而深感苦恼。然而，从大正末年至昭和年间，中西伊之助、前田河广一郎、藤森成吉等作家都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品，为文学开辟了新领域。
在大正末年涌现出来的各派中，还有一个名为新感觉派的流派。它既反对自然主义的传统，又不赞成马克思主义文学，而主张要有新的感觉或新的表达方式，其代表人物是横光利一和川端康成等。
诗坛起首主要受英、德作家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明治二十年代末，法国的象征派诗介绍到日本，给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上田敏、薄田泣堇、蒲原有明等由此而成为明治时代的著名诗人。他们的诗作直至今天，仍然具有打动人们心灵的巨大力量。随着自然主义的流行，诗坛也开始提倡格律用词的自由，并且开始试作口语自由诗。在明治、大正的诗坛上，北原白秋、高村光太郎等是不能遗忘的。
在和歌方面，存在着明星派和与之相对的以正冈子规为中心的根岸派。正冈子规死后，伊藤左千夫继之主宰根岸派，成为歌坛一方之雄。因为该派的据点是杂志《石槠》（日语发音为阿拉拉济），所以又称为石槠派。伊藤左千夫于大正初年去世后，石槠派又在岛木赤彦、乔藤茂吉等人的领导下继续发展，成为大正、昭和时代的歌坛的中心。这是因为基于万叶风格的现实主义歌风，受到了经过自然主义洗礼的人们的爱好所致。此外，当时还有一个歌风稳健、兼收并蓄的心花派，佐佐木信纲、木下利玄等人均属于这派。随着自然主义的盛行，产生了以若山牧水和前田夕暮等人为代表的自然派。他们通过冷静地观察自然，开辟出清新的意境。吉井勇等颓唐派则以奔放的热情见长。
正冈子规死后，俳坛分裂成河东碧梧桐和商浜虚子二派。河东派势力较大，他们提出了季题无用论，主张创立不受字数拘束的新俳句。高浜虚子则以杂志《杜鹃》为阵地与其分庭抗礼，墨守季题定形的旧规，成为保守派的堡垒。
在坪内逍遥和森鸥外的指导下，戏剧文学也开辟了新天地。从明治三十年末开始，岛村抱月、小山内熏等人开展了强有力的新剧运动。戏曲的创作也从这时起繁荣起来，进入大正时代以后，文坛人士几乎都投入了戏曲的创作。同时，在旧歌舞伎方面，也出现了旧瓶盛新酒的动向，冈本绮堂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家。[22]
明治维新的变革，对美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那些疯狂的废佛毁释行动，忽视了同佛教结合在一起的古代美术的价值，以致许多瑰宝被运到海外，或被弃之如尘芥，美术家们连维持每天的生活都很困难。美术领域内也同样输入了西方文化；明治九年（1876），政府在工部大学里设置了美术学校，聘请三名意大利人做教师，传授有关绘画、雕刻和图案装饰的技术。过去曾在私塾中学习西方画的人们竞相来到此学校学习，从这些人中间产生了浅井忠、小山正太郎等著名的画家。但是，由于当时绘画颜料价格昂贵，因而其发展情况并不理想。
《悲母观音图》
图为日本近代画家狩野芳崖（1828—1888）的绝笔之作。作品中的悲母观音是以东方观音为模特，结合西方的圣母形象，最后形成了日本的悲母观音。
在此期间，美国人菲诺罗萨（E.Fenollosa）于明治十一年（1878）到日本，担任东京大学的哲学教师。他肯定了日本美术的价值，广泛宣传要重视日本美术的原因。这不仅是给同欧化主义相对立的复古主义运动增添了一个根据，同时也是促使美术界发展的重大刺激。冈仓觉三（冈仓天心）曾给菲诺罗萨当助手，受其感化最深，在他们二人的努力下，政府于明治二十一年（1888）设立了东京美术学校。这所学校排斥西洋美术，专门传授日本画、木雕、金工和漆工等技艺，聘请了一些落拓已久的日本美术家们担任教职。同年，政府又在宫内省中设置了全国宝物临时调查局，在全国范围内对古美术进行调查。明治二十二年（1889），出版了美术杂志《国华》。明治二十三年（1890）政府在皇室设置了帝室技艺员，明治三十年（1897）又制定了《古社寺保存法》，为国宝的指定和保存提供了法律根据。这些都是政府在短期内对一直闲置的古代美术采取保护政策的具体措施，同时也为增强人们对美术的关心做出了贡献。
《湖畔》（部分）黑田清辉绘
随着明治二十年以后的美术复兴，狩野芳崖和桥本雅邦等日本画家的声望，也都得到了提高。狩野芳崖的《悲母观音图》和桥本雅邦的《龙虎图》被认为是他们的代表作。他们的画法，是在对古画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了远近法和阴影等西方画的手法，努力表现写实主义的逼真性。狩野芳崖协助冈仓天心参与美术学校的创立工作，但没有等到学校开办，便去世了；桥本雅邦和圆山派的川端玉章都担任了该校最初的教授。美术学校的毕业生中人才辈出，其中有横山大观、下村观山、菱田春草、木村武山等。同时，各种绘画团体也相继建立，进入了小团体分立的时代。明治三十一年（1898），在美术学校发生骚动后，冈仓天心辞去了校长职务，受他器重的桥本雅邦、横山大观和下村观山等人也同时辞职，另行创立了日本美术院，独自进行绘画活动，这是日本画坛中的重大事件。日俄战争以后，国运旺盛，文部大臣牧野伸显，计划将美术展览会作为政府事业来举办（明治四十年，1907），以奖励美术事业的发展。这项措施纠正了小团体分立的弊病，建立了一元化的发展美术方策的机构，意义十分重大。此后，每年都举办展览会，成为美术家们成名的机会。然而，新旧派阀之间、官民之间互相倾轧的积弊也被带进了展览会中来。大正三年（1914）举办的第八届美术展览会上，横山大观因未被选为审查委员，再次建起美术院，使文部省的展览会产生了分裂，政府的初衷，受到了打击。在这个时代的日本画家当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著名的还有寺崎广业、川合玉堂和小堀鞆音等。此外，在京都，四条派的竹内栖凤、圆山派的山元春举等人也很有名，他们形成了与东京画坛相对应的京都画坛。
在处于鼎盛时期的日本画的压制下，西方画曾一度陷于冷落境地。明治二十六年（1893），黑田清辉从法国回国，传来了印象派的画风，于是西方画又开始兴盛起来。明治二十九年（1896），美术学校中设立了西方画专业，白马会（冈田三郎助、和田英作、藤岛武二等）、太平西方画会（中村不折、满谷国四郎等）等西方画团体也相继成立。当然，这些团体都参加了文部省主办的展览会，但还发生了新旧两派的对立。大正三年（1914），新派——二科退出文部省展览会，另行独立举办展览会。到大正十一年（1922），从美术院和二科退出的人们又组成春阳会。从此便出现了官办展览会、二科和春阳会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雕刻方面，竹内久一、高村光云曾任美术学校雕刻教授，讲授传统的木雕技术。至于西式雕塑，则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美术学校设立塑造专业后，由长沼守敬、新海竹太郎等人传授而兴盛起来。
音乐，也因采用了西方风格而面貌一新。进入明治时代以后，旧的传统音乐虽然分成各种流派传流下来，但新时代的要求已倒向西方音乐。这种要求来自军队中必需的军乐和学校教育中的唱歌课程二方面。早在幕府末期，各藩就已经采用了军乐，明治政府也在陆、海军中分别设立了军乐队，请外籍教师传授西方军乐。后来，军乐队在制定国歌——《君之代》（这里说“军乐队在制定国歌——《君之代》过程中”是有语病的。根据过去日本的《帝国宪法》，日本并没有国歌。《君之代》只是一般用来代替国歌的歌曲，并不是正式的国歌。——译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军歌在以中日甲午战争为中心的一个时期中的流行，奠定了基础。明治三十八年（1905）起，军乐队每周都在日比谷举行公开演奏会，对一般人民进行西方音乐的启蒙教育，为西方音乐的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学校教育中，通过唱歌来陶冶情操，这在建立新教育制度时，就已被认为是必要的。在明治五年（1872）制定的学制中，虽然规定初等小学课程中有唱歌一门，却又注明“暂不开课”，这说明当时虽已认识到音乐教育的必要性，却又无法实施。明治十二年（1879），政府设立了音乐调查专员，令其负责起草有关音乐教育的方案和培养音乐教师。明治二十年（1887），发展成为东京音乐学校。因为他们所聘请的那位音乐专员是美国人，因此初期曾以美式音乐为典范；后来，改请德国人任教，又改为德式音乐。以这个音乐学校为中心，开展了音乐研究工作，培养了许多音乐家，西方音乐得到了很大普及。而使西方音乐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则是留声机的进口，是电影、收音机的普及。
广播事业是从大正十四年（1925）开始的，它在普及音乐方面建立了特殊功勋。它不仅使从城市到乡村的男女老幼都能欣赏到西方音乐，而且为将原来一直为少数人专享的日本传统音乐也传播到广大人民间创造了重要条件。
电影作为群众艺术的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明治二十九年（1896），电影首次传到日本。开始不过作为一种新奇的东西，拍摄一些风景或舞台剧而已。随着美国电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的迅速进步，其技艺也传到了日本，使人们懂得向来靠演舞台剧的电影，还具有其独特的表现能力，于是便从艺术上倾注了精力。从大正八九年（1919—1920）开始，他们便开始雄心勃勃地试拍。昭和四年（1929），有声电影传入日本。第二年，日本也拍出了有声电影作品，于是确立了电影所特有的艺术境地，并成长为逐步为民众娱乐方面排挤舞台剧的巨大势力。
第三节 毁灭与重建
军阀的专制
昭和五年（1930），内阁批准了伦敦裁军条约。这一行动使军部更加起劲地指责内阁侵犯了天皇的统帅权，在东京车站刺杀了其负责人内阁总理大臣滨口雄幸，由此开创了军部和右翼势力制造恐怖事件的开端。不过，在此以前，早就积累了导致发生这事件的种种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经济的困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经济繁荣，已因战后出现的逆转而逐渐衰落；再加上大正十二年（1923）发生的关东大震灾带来了巨大损失，国内物资匮乏，造成了巨额贸易入超和通货膨胀，整个经济界都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其结果，引起了昭和二年（1927）的金融危机，中小银行纷纷倒闭。继而，昭和四年（1929），因美国纽约的股票大跌价，发展成为波及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大规模经济危机，使日本也被卷了进去。物价猛跌，特别是大米等农产品的价格下跌幅度很大，农民们苦不堪言。政府虽然也曾在各地兴建一些土木工程，以资挽救，但主要是采取了产业合理化政策，强行整顿了中小企业，提高劳动强度和裁减人员，因而使大资本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而中、小企业的没落和失业人数的增加十分显著，经济萧条达到了极点。使人们普遍感到，必须采取某种手段来打开这种局面。
第二个原因是世界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世界列强为了克服经济危机，纷纷建立了排他性的、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集团经济体制。它们和其殖民地之间，签订贸易协定；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各国结成集团，以防止其他国家前来占领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较少的后进国家，萧条情况愈演愈烈，从而不惜以强硬手段到海外去夺取市场。在意大利，墨索里尼（B.Mussolini）于大正八年（1919）组成了法西斯党，接着又于大正十一年（1922）建立了法西斯一党专政的政府，走上了对内加强统治、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1935年侵略埃塞俄比亚）。在德国，希特勒（A.Hitler）领导的国家社会党（Nazis），用国粹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纲领来欺骗人民，并于1933年开始组阁，建立了一党专政的体制。接着，废除了凡尔赛体制，完成了重新武装的准备。他们这种做法，给和德、意两国同样苦于贫困的“穷国”（havehots）日本，树立了一个前进的榜样，这是毫不足怪的。何况日本还有一个在几次战争中建立了自信心的军部，它在中国东北用鲜血获得的特殊权益，又处于将遭受侵害的情况呢？
第三个原因是政党的腐败和资本家的奢侈。而对国内外日益紧张的局势，各政党却并不以国家的休戚为重，只顾扩大本党的势力。政客们则在金钱力量的驱使下，离合无常，或与行贿受到株连。资本家不管工人、农民的死活，恣意骄奢淫逸，操纵政党，并将政权据为己有。对此，中产阶级以下的人民大众，当然会心怀强烈的不满，连军部和官僚们也从社会正义观念角度出发，又加上对政党怀有传统的敌视情绪，因而加深了对它们的反感。
第四个原因是军部和右翼思想家中革新思想的抬头。自从裁军以后，军部一直对时局心怀不满，但由于富有正义感的青年将校中，许多人都因和部下农民出身的士兵接触较多，了解到农村的情况，从而有不少人就认真考虑怎样才能挽救农村的困窘，对于政党的腐败和财阀的横暴怀有强烈愤慨的人。右翼思想家中有支持传统的对外扩张政策的，也有主张抵制西洋思想，拥护国粹主义的等等。但是，在凭非常手段来打开当前的艰苦局面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却不约而同地趋于一致。其中，北一辉（北一辉（1883—1937），大正、昭和年代的国家主义者，新潟县人，青年时代受社会主义的影响，曾参加中国同盟会，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奔走过。后来思想发生变化，大正八年（1919）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派经典的《日本改造方案大纲》就是他执笔的；次年组织犹存社，成为日本右翼阵营的巨头，在青年军人中影响极大。昭和十一年（1936）“二二六”事件发生后被捕，后被处决。——译者）于大正九年（1920）发表的《日本改造方案大纲》对青年将校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滨口内阁却不顾海军统帅部的反对，在伦敦签署了裁军条约，便给他们以反对政府的软弱外交和侵犯天皇统帅权为口号，直接采取推翻政府的行动提供了机会。
滨口首相遇难以后，由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临时代理首相。次年（昭和六年，1931），若礼次郎继滨口之后当上了民政党总裁，并组织了第二届若内阁，仍然保持着政党政治的形式。但是，这个昭和六年，正是军部开始发动侵略战争即“九一八”事变的年头，也是日本从国际协调主义的外交转入国际上孤立道路的一年，也是明显地表现出政府失去控制军部力量的一年。从此以后，在军部的政治控制下，反复施展了许多值得诅咒的非常手段，对国外展开了横暴的武力行动和反常的孤立外交；在国内则从暗杀某一个人到集团的武装暴动等，蛮横地扩大军部的力量。明治维新以来，一直走上升道路的日本国运，从此以后，就开始走上了陡峭的下坡路了。
“满洲事变”，是日本关东军根据蓄谋已久的计划，在昭和六年（1931）九月十八日，以沈阳郊外柳条沟的南满铁路被炸为借口而挑起的军事行动。日本军队很快就完成了对东三省的军事占领，并于次年（1932）三月一日将以前的清朝皇帝溥仪接去充任执政，建立了“满洲国”。对于日本的这一行动，当然激起了中国以及列国的严厉指责。昭和七年（1932）二月，国际联盟派出以英国人李顿（V.A.Lytton）为团长的调查团到满洲和中国调查实况。调查团的报告中，指出了日本的行动是侵略性的，满洲国是个傀儡政权等等。昭和八年（1933）二月，国际联盟大会以42比1的多数票通过了这个“李顿报告书”。由此可知全世界是怎样非难日本的行动。在这种骑虎难下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毅然采取了退出国际联盟的行动，昭和八年三月，和一向以常任理事国身份占有重要地位的国际联盟诀别了。
对外采取这种轻率的行动，是与军部专制体制在国内采取的强硬手段密切相关的。昭和七年（1932），正当满洲国成立、李顿调查团正在实地调查时，一队陆海军将校于五月十五日袭击了首相官邸，杀死了总理大臣犬养毅五一五”事件）。在这以前，已经在同年二月暗杀了前大藏大臣井上準之助；三月暗杀了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长团琢磨，这些都表示局势已十分紧张。在光天化日之下，现役军人前去首相官邸袭击总理大臣，这不能不说使人想起战国、幕末时代那样的乱世已经到来。支配政治的，已不再是政党，也不是财阀，而将是军人的刀枪。犬养内阁是继承若内阁之后的政友会内阁。政友会虽在这年二月举行的大选中获得了绝对多数，但由于军人采取了上述残暴的否认政党的行动，致使后任内阁落到海军大将斋藤实手中，政党内阁就此宣告结束。
斋藤内阁上台两年多以后，又为以海军大将冈田启介为首的冈田内阁所取代（昭和九年七月）。这两届内阁的首相都是军人，但他们都争取同政党合作，以政党成员为阁僚，在施政方针中还保留着自由主义的色彩，与青年将校们所追求的革新政治，相去甚远。这一点再加上其他的种种原因，遂又驱使青年将校们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军事政变。昭和十一年（1936）二月二十六日拂晓，第一师团中的十几名将校率领一千几百名士兵袭击了首相官邸等处，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和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皇宫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身负重伤，总理大臣冈田启介和前内大臣牧野伸显在九死一生之中得以幸免。这些军人们的目的是想使首都陷入混乱之中，然后一举建立军政府。他们占领了首相官邸和国会大厦。对他们这种暴行，军部内里也有人持同情态度的，但是，日本的良知良能尚未丧尽，在天皇做出这是一次叛乱的决断之后，叛乱部队的将校受到处分，士兵则被带回兵营，结束了这次政变（“二二六”事件）。
“二二六”事件是鲁莽的青年将校利用时机，将右翼恐怖主义者们蓄谋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的一个行动。这次行动本身虽然失败了，但从加强军阀专制体制来说，却收到了极大的效果。这次政变的失败之所以没以失败而告终，得以转变成大局上的成功，当然应该归咎于掌权者的怯懦，但也和日本军队所具有的特殊性有关。归根结底，是日本的不幸。“二二六”事件平息以后，陆军虽提出了“肃军”的口号，更换了陆军首脑，但附带的强硬主张则是，政府必须实行革新政治，推行对外扩张政策。这时，担任首相的是前届内阁的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他虽在举国一致的口号下组成了新内阁，但却不得不容纳军部的意见，将充实国防列为首要政策，提出了庞大的军事预算。在此同时，军部又趁此机会恢复了陆海军大臣要由现役大、中将担任的制度，这项制度是早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由第二届山县内阁制定的，大正二年（1913），山本内阁将其改为不以现役为必备条件。在外交政策方面，昭和十一年（1936）十一月，日本与德国缔结了《日德防共协定》。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以后，于昭和九年（1934）十二月声明废除华盛顿海军条约，又于昭和十一年（1936）一月宣布退出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一味迈上了孤立擅专的道路。虽然这样，但其内心却难免有些不安。于是把军部制定的外交方针，一成不变地实行起来，即和同样是“穷国”，并景仰为国内体制改革榜样的德国积极合作，直接与苏联对抗，间接牵制英、美两国。第二年，即昭和十二年（1937）十一月，又进一步发展到缔结“日德意三国防共协定”，昭和十五年（1940）九月，又在三国协定的基础上结成日德意三国同盟，这是决定了日本命运的一个值得诅咒的失着。
军部还操纵政府，对国内思想界进行了蛮横的统制。不仅很早就开始了一再镇压共产主义者，到这时候，又开始对自由主义学者开始镇压了。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问题。作为一种宪法的理论，天皇机关说早就得到社会的公认，但在冈田内阁时期，即昭和十年（1935），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中的右翼分子在国会中作为问题提了出来，以紊乱国体为由，迫使政府处分美浓部教授。政府连首相在内，虽都认为天皇机关说是正当的，但在军部的强大压力及企图利用它来作为政争工具的政友会的粗暴干预下，逐渐退缩下来，和国会通过的《国体明征决议》相呼应，只好前后两次发表了旨在打击天皇机关说的《国体明征声明》。在这里集中地表现了极右思想家的卑鄙阴谋、政党的没有主见、政府的毫不争气和军部蛮横粗暴。在这里可以看到乌云密布的时代思潮该是多么愚蠢。
侵略战争
满洲国建成以后，关东军又怀抱侵略华北的野心，想趁昭和八年（1933）侵占热河战役的余势，打进（北）京（天）津地区，由于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在河北省北部冀东地区设立了非武装地带，事态才姑且平息下来。不过，贪得无厌的军方野心，决不会就此而感到满足，始终想利用一切机会，积极进行策划。昭和十年（1935），强行在冀东地区成立以殷汝耕为主席的防共自治政府，企图逐步策划实现华北五省自治，使之从中央政府分离出来。这种活动，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国国民政府。与此相对应，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顿时接近英国和苏联。在经济方面，中国在英国顾问的指导下实行了法币改革；在政治方面，与多年的夙敌中国工农红军握手言和。提出了“容共抗日”、“联英排日”等口号，准备从精神、物质两方面对日本进行抵抗。日本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的趋势就是这样逐渐酿成的。昭和十二年（1937）七月七日，两国军队终于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拉开了战争的序幕。
卢沟桥事件本身，并不是什么预谋的事件，而且也是就地得到解决的事件，只是由于日本政府采取了强硬态度，很快派出了两个师团前去增援，于是便造成了无法收拾的战乱的开端。当时日本执政的是第一届近卫内阁。首相近卫文麿（近卫文麿（1891—1945），政治家，旧贵族五摄家之领袖近卫家继承人，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就随西园寺公望出席凡尔赛和会。昭和八年（1933）任贵族院议长，十二年（1937）组阁，发动侵略中国战争。随着侵华战争的长期化，他一面对中国实行诱降，一面在国内加紧镇压，十五年（1940）成立大政翼赞会，实行全面的法西斯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列为战犯，在逮捕前自杀身死。——译者）系藤原氏嫡系，华族的领袖。向以具有现代的理智和教养著称，早就为政界所倚重。他继广田弘毅和林铣十郎的短命内阁之后上台，于昭和十二年（1937），让深孚各界热望之中组成内阁。他在施政方针中高唱国际正义和社会正义，给人民带来了清新的气息。对于上台后仅一个月就发生了的卢沟桥事件，他以异常的热情号召人民，希望趁此机会举国一致地解决中国问题。在表面上，他虽也高喊坚持不扩大的方针，但实际上却跟着军部的扩大方针跑，逐渐陷入了无底的泥沼中。他是以元老西园寺公望为首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们的最后一张王牌，指望他肩负起突破非常状态重任的，然而他却辜负众望，只是用那种谁都能办到的方法，追随在军部专制的道路后面，亦步亦趋。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
1933年，即日本侵占东北并在那里建立起傀儡政权两年后，日本士兵进军并占领了中国北部的热河省。
中日两军在华北的冲突，很快又波及上海，战争扩展到了华中。日本虽于当年十二月攻陷了中国首都南京，但国民政府却迁到汉口；汉口在昭和十三年（1938）十月陷落后，他们又迁到重庆，提出了抗战到底的口号，使日本所指望的短期解决计划，完全破产。在此期间，日军曾在华北、华中建立了傀儡政权，但未能如愿以偿，到昭和十五年（1940）汪精卫从重庆逃出，便利用他在南京成立了傀儡政府，但此举并没有为解决事变开辟道路。于是，日本政府也决心进行长期战争，昭和十三年（1938）发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开始实行正式的统治政策。并发表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构想，号召要彻底消灭国民政府。
围绕着中日间的战事，世界各国与日本之间的对立激化起来。尽管日本政府明确宣布要尊重列强在中国的权益，但占领那里的军队，却一再侵犯这些权益。对于在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日本起初也曾予以承认，但不久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宣言》，根本否认了这些原则。昭和十四年（1939）七月，美国通告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就是对此的报复，也是对日本自满洲事变以来积累下来的国际性背信弃义行为的一个总的答复。日苏之间发生了两次武装冲突，即昭和十三年（1938）七月的张鼓峰事件和昭和十四年（1939）夏季的诺蒙坎事件。特别是在诺蒙坎，日军因苏方装甲部队而吃了大败仗，使人们深刻体会到日本陆军装备在现代化方面的明显劣势。
由于战事的拖延，日本的经济力量逐渐衰退。物资匮乏，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军需生产停滞。对此，政府日益感到焦躁不安，进一步加强了统制。内阁更迭频繁。继第一届近卫内阁之后，又相继成立了平沼内阁（首相平沼骐一郎，昭和十四年一月至八月）、阿部内阁（首相陆军大将阿部信行，昭和十五年一月垮台）、米内内阁（首相海军大将米内光政，昭和十五年七月垮台）和第二届近卫内阁。在第二届近卫内阁执政期间，模防德国的纳粹，组织了大政翼赞会，政党全被解散（昭和十五年十月）；还组织了日本产业报国会，所有的工会组织也全被解散了，在这种国内体制复古更新的昭和十五年（1940），正是日本建国2600周年（2600年，是当时日本政客们利用伪造的历史计算的。实际上，所谓的皇纪，即按《日本书纪》记载，从神武天皇即位年（公历纪元前660年）的算法是毫无根据的。——译者），因而在皇宫前举行了盛大的庆典。这虽然使人感到巧逢之妙，但正如庆典在空虚的喧闹声中结束了一样，翼赞会也好，报国会也好，也都徒有形式，而没有灵魂。这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严峻现实。[23]
日本侵略军进入北平
1937年，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图为日本侵略军进入北平。
在这一年里，近卫内阁在外交上也采取了重大措施，即前面谈过的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在此之前，即昭和十四年（1939）九月，由于德国入侵波兰，英、法两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不久，德国以闪电战占领波兰，进驻丹麦、挪威，又向西攻占了荷兰、比利时，到昭和十五年（1940）六月，又使夙敌法国俯首投降。意大利于当月参加到德国阵营，共同作战。德国的国运表面上大有旭日东升之势；这对正因中日战争陷于一筹莫展，还与英、美的对立日渐激化的日本来说，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巨大诱惑力。因此，昭和十五年九月，日德意三国关系，从原来的防共协定发展为三国同盟，是个必然趋势。日本政府虽然解释说这是为了避免刺激美国、防止美国参战，但却难以否认日本与英、美的对立因此日益激化的事实。
东条英机与裕仁天皇
1940年10月军事检阅时，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向日本裕仁天皇行鞠躬礼。东条英机是甲级战犯。
就在这一个月中，日本又与法属印度支那结成军事同盟，派军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这一行动说是为了堵死重庆国民政府的物资供应线，但实际是利用法国本土溃败的机会来染指法国在东方领土的贪婪野心。同样，随着荷兰在欧洲的投降，对荷属东印度支那也伸出了食指。南进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抬头的。但直到昭和十六年（1941），松冈外相到欧洲去缔结日苏中立条约，解除了北方威胁之后，这种南进才正轨化的。即：昭和十六年七月，日本迫使法属印度支那同意占领其战略基地，派大军进驻了南部法属印度支那，这是南进的最露骨表现。对此，美国报以采取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和禁运石油等报复措施，接着，英国、荷属东印度支那也宣布冻结日本资产，英国还宣布废除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对日本来说，这些经济制裁是个致命的打击。日本国内消费的石油，约有80%依靠从美国进口；如果断绝了石油进口，即使国内有少许贮备，也根本不可能进行现代的战争。因此，日本为了得到石油，必须侵入荷属印度支那。美国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从1940年以来虽对日本实施了各种战略物资和碎铁等的禁运，但对石油却保留下来，没有禁运。现在美国断然实行石油禁运，说明它已经下定了决心。这对日本来说，自然是致命的打击。因此在9月6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决定向美、英、荷宣战。在外交上，还继续进行着谋求和平的努力，但这当然是不会有结果的。于是，当年10月，在取代近卫内阁的东条内阁执政下，日本于12月8日开始同美、英进行了不幸的战争。
太平洋战争
1941年12月8日的早上，人民群众突然听到了日本对英美宣战的消息，和海军航空兵袭击珍珠港的战果以后，立即陷入了狂热的兴奋旋涡中。但没有多久，当他们冷静下来时，许多人便已掩饰不住他们内心的不安与恐惧了。对于日本同世界两大强国作战，是不是有取胜的把握；奇袭的成功，能否看作实力的差异；偷袭是否违背了崇尚信义的武士道精神等等，在人民心目中都是无法打消的疑虑。战争初期，形势对日本比较有利。德、意两国也与日本一齐向英、美宣战，泰国也与日本结成同盟，向英美宣战。日本对菲律宾、马来半岛、香港、荷属东印度、婆罗洲等地，发起了先发制人的进攻，取得了成功。到昭和十七（1942）年春天，日本已经占领了从这些地方到南太平洋一带的广大地区。东条首相曾将此作为日本必胜不败的根据，向人民进行炫耀。但长期占领这些广大地区是否可能，对无经验的日本人来说，不能不怀抱深刻的不安。果然不出所料，以昭和十七（1942）年六月进行的中途岛海战为转机，战局果然发生了逆转。美国的军需生产正式开始上升，而日本的军需生产，却开始下降。经过同年进行的所罗门群岛海战和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以后，战局对日本越来越不利。昭和十九年（1944）七月，塞班岛被美国攻占。继而，美军于昭和二十年（1945）一月在吕宋岛、二月在硫黄岛、四月在冲绳本岛分别登陆，日军遭到了惨重的失败。美国空军从昭和十九年（1944）六月左右起，开始轰炸日本本土。到了二十年（1945），美国对日本的各大城市实行了连续的大规模空袭。战时，对人民的粮食，早就实行了定量供应（昭和十六年四月，在六大城市里实行了主食配给二合三勺制）。由于对企业加强了整顿和征用，人们因为失去了职业，饱尝了穷困的辛酸，而空袭又夺走了他们的家产和亲人，使他们流浪街头。日本全国人民从未尝到的真正的战败的痛苦，这时开始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了。
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争期间
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争（1942—1945）期间穿过一片珊瑚礁逼近海滩。对日本人来说，菲律宾海战是一场灾难。两名日本海军参谋长在目睹美国人占领塞班岛之后自杀。美国军队向内陆挺进时，士兵们惊恐地看到日军中的妇女、老人和孩子无法面对失败的现实，纵身跳下悬崖。
欧洲战场也是同样。开始时，战局对德意轴心国有利；但从1941年起，即侵入苏联以后，就未能取得预期战果，并在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遭到了惨败。从此，攻防调换了地位。同年7月，墨索里尼因西西里岛的失守而下台。9月，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自此，同盟国军队的士气大振。1944年6月，美军在法国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并且逐渐缩小了包围圈，逼近柏林。而苏军则从东面直插柏林，并将其占领。德国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只好于1945年5月宣布投降。
这时，日军正在冲绳与美军进行殊死搏斗，本土遭到了连续不断的空袭，前途暗淡，不堪设想。指望是个靠山的德国溃灭后，使同盟国方面得以将军事力量集中到日本方面，看来无论出现任何奇迹，也不可能挽救日本了。点起战火的东条内阁，在塞班岛失陷之后就让位给小矶内阁（昭和十九年七月），但小矶内阁也拿不出扭转战局的妙策，不久便又倒台（昭和二十年四月），以原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为首的铃木内阁组成后，表面上虽仍扬言要进行本土战，但实际上有识之士都在期待捕捉实行结束战争的时机。对此，在外交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时已晚。同盟军方面，从战争一开始，首脑们就经常集会，外交上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43年11月，于埃及开罗举行的开罗会谈中，美、英、中的首脑们一起决定了战争的目的和剥夺日本领土的方针。1945年2月，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的雅尔塔会谈中，美、英、苏三国首脑就结束战争的方法和战后的和平政策进行了协商，并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签订了秘密协定。同年七月，英、美、中三国首脑再次于波茨坦举行会谈，并提出了三国在结束战争方面对日本的共同要求即《波茨坦公告》。公告的中心内容是，以德国的毁灭为先例，认为日本在短期内必将重踏德国复辙，因而劝告日本及早停止抵抗。提出了以下9条，作为日本停止抵抗的最低条件：
1.永久铲除侵略战争领导者的权力和势力；
2.同盟军队占领日本；
3.日本的主权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同盟国指定的其他小岛；
4.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令其返回家园；
5.处罚战犯；
6.清除不利于恢复和加强人民的民主主义倾向的障碍，尊重言论、宗教、思想的自由和基本人权；
7.准许日本维持人民生活必要的和支付赔款用的产业，并允许其回到世界贸易关系中来；
8.根据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建立一个具有和平倾向的、负责的政府；
9.在建立这种政之后，同盟国占领军撤出日本等等。
此外，按照《雅尔塔协定》的规定，苏联在对日宣战以后也参加了这项公告（昭和二十年八月）。公告发表后不久，美国于8月6日向广岛、9日向长崎投下了原子弹，以求迅速结束战事。大势已去的日本，根据天皇的裁决，压制还在高喊焦土决战的陆军，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天皇亲自向全国人民播送了停战诏书。于是，美军立即进驻到日本本土，并于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投降文件的签字仪式。这样，历时4年的太平洋战争和由满洲事变算起，长达14年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终于以惨败而结束。它不仅使日本从一个世界大国跌落为一个远东小国，而且对世界的人类、文化还犯下了累累罪行，必须永远接受世界历史的审判。[24]
同盟国对日本的管理
日本投降以后，同盟国军相继进驻日本，10月2日设立了同盟国军总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 of 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简称G.H.0.S.C.A.P.），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MacArthur）元帅就任同盟国军总司令。总司令部是对日本实行占领和管理的最高执行机关，总司令官被赋予广大的权限。决定对日管理政策的最高机构，是设在美国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Far Eeastern Commission）。远东委员会是由美、英、苏、中、法、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荷兰、菲律宾等11个国家的代表所组成，1949年又加进了缅甸和巴基斯坦2国，共计13个国家。另外，还在日本设立了对日理事会，以作总司令部的咨询机构，理事会由美、英、苏、中等四国代表组成，主席是同盟国军总司令官或其代理人。以上是占领和管理日本的机关，其管理的目的，主要有以下二项，即：
第一，是根绝日本的战争能力和军国主义；
第二，是通过民主化使日本成为世界国家中的一员。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总司令部采取了宽严相济的措施，对日本政府进行劝告和指导，由于日本政府和人民的合作，在短时间里就取得了出色的成效。
解除日本陆海军的武装，仅用一个半月的时间，便在未发生丝毫恐惧和混乱的情况下完成了。破坏、拆除和改造军需产业设施的工作，也进行得很快。根据昭和二十一年（1946）发布的《公职整肃令》，整肃了军国主义分子。对战犯也进行了严厉的审判，昭和二十三年（1948），对甲级战犯宣布了判决并处刑。
其次，日本的民主化问题，由于关系到政治、经济、思想等广泛领域，因此是一件象征旧日本解体和新日本诞生的意义深远的事。这里大致提一下具体的事实。首先在政治方面，废除明治宪法，制定新宪法（昭和二十一年十一月三日公布，昭和二十二年五月三日施行）。新宪法是具有不少划时代特色的和平、民主的宪法。它规定：主权在民，天皇只是国家及人民团结的象征，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放弃战争并不保持一切战争力量，尊重人民的基本人权等等。在此以前，总司令部早在昭和二十年十月就指令赋予妇女选举权，并指示要彻底树立政府是人民公仆，而不是统治者的观念，因而在昭和二十一年四月进行的第一次大选中，首次进行了男女平等的选举，39名妇女当选为国会议员。同时，政党也都复活了。到昭和二十年末止，已成立了自由党、进步党、日本社会党和第一次合法化的日本共产党等。
在经济方面，实施了农地改革。鉴于以佃耕制度为基础的农村体制已成为社会民主化的障碍，于是便根据总司令官提出的备忘录，在国会中通过了改革法案。该法案规定，除了生活在农村的地主可保留少量土地以外，大部分土地都要交给耕作该土地的农民使用，地租改用货币缴纳。这可以说是农村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改革。财阀也被解散了，解散这些在内部保有封建性机构、一直是支持侵略主义动力的财阀，也是实现民主化的一项重要工作。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大财阀的财产被冻结清理，同时又通过制定《禁止垄断法》和《排除经济力量集中法》等立法措施，以防止大资本的垄断。
裕仁天皇像
裕仁天皇（1901—1989），是家族中的第124位天皇。他20岁时摄政，1926年正式加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被原子弹轰炸后，裕仁使日本政府同意无条件投降。1946年，按照新宪法中有关条款的规定，裕仁成为一名立宪君主。
在社会方面，修改了民法（昭和二十三年一月施行），废除了以前的家庭制度和户主制度，废除了使个人成为家庭牺牲品的家族制度。新宪法的条文规定了国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皇族中除了“直宫三家”（秩文宫、高松宫、三笠宫）以外，余者都一律脱离皇籍，与普通人民地位相同（昭和二十二年十月），华族全部被废除。当然，还规定了男女完全平等。此外，总司令官在昭和二十年十月发出的指示中还明确提出要扶助工会的发展，以后也要注意确立健全的劳资关系，以不断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并于昭和二十二年四月制定了解决劳动问题的《劳动基准法》。
在思想方面，总司令部于昭和二十年（1945）九月发出指令全面废除限制报纸和言论的法令，取消日本政府的新闻检查制度，于是言论自由得以确立。宪法中也规定要保障思想及良心的自由、信教自由、学术自由等，使思想从长期的统制枷锁中解放出来。根据信教自由，国家废除了过去对神道的过分保护，把强辩不是宗教的神社、神道也视作一种宗教来对待。在教育方面，也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昭和二十年十月，总司令部发出改革教育的指令，将军国主义者、过激的国家主义者驱出教育界。后来，根据美国教育视察团提出的劝告，采用了六、三、三学制和男女同校等的新教育制度（昭和二十二年（1947）三月，公布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教材内容也进行了全国性的修改。
重建之路
后来，随着世界形势的转变，美国的占领政策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美苏在各个地区的对立不断激化，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被中国共产党推翻，并于昭和二十四年（1949）十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的中国大陆进入共产圈内。昭和二十五年（1950）六月，南北朝鲜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北朝鲜得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支持，南朝鲜则获得了以美国为核心的联合国军的援助，双方持续展开了一进一退的激战（昭和二十八年（1953）七月停战）。远东发生的这种紧张状态，使美国马上产生了将日本作为反共堡垒的意图。昭和二十四年（1949），为了使日本经济能够自立，总司令部推行了道奇计划（道奇，底特律银行总裁，专门到日本来制定经济政策），同时，下令取缔共产党；昭和二十五年（1950），指令建立警察预备队；昭和二十六年（1951），在旧金山召开了媾和会议，日本方面由全权代表吉田茂首相率领代表团出席，和除苏联等共产主义各国外的48个国家签订了和平条约。这些条约从次年四月起生效，撤销联合国军总司令部，日本这才恢复了独立。不过，由于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美军继续驰扎在日本及其附近。昭和三十一年（1956），鸠山内阁与苏联恢复了邦交，因而得以加入联合国。从昭和八年（1933）退出国际联盟以来，经二十三年以后，日本才又再次回到了国际外交社会。
另一方面，战争刚结束时，由于生产率低下和恶性通货膨胀，日本的经济曾处于十分悲惨的状态。但是，以朝鲜战争为转机，日本经济界很快就走上了复兴的道路，由于出口增加和农业连年丰收，各种产业都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到昭和二十六年（1951），工矿业产值已经超过了战前水平。昭和二十八年（1953），人均消费水平也已凌驾战前之上；昭和三十年至三十一年（1955—1956），工矿业生产和出口都有了大幅度增加，出现被人们称为“神武景气”的经济繁荣。此后，虽曾出现过一些起伏，但经济增长的步伐，一直没有停顿。昭和三十五年（1960）的国民总收入已达到118217亿日元，比昭和二十五年（1950）的33815亿日元增加了将近3倍。钢铁产量仅次于美国、苏联、西德而居世界第4位，机械产量也仅次于美国、苏联、西德而跃居世界第4位。至于商船的下水量，到昭和三十五年（1960）已连续5年跃居世界首位。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合理化的生活方式已经普及，在劳动之余，能过上愉快而健康的文化生活了。
战争结束时，在已变成废墟的城市，在荒芜的农村，在那些为停战诏书而哭泣的人民当中，有谁能想到16年之后，会有这种的经济复兴呢？这可以说是近于奇迹的跃进。当然，必须承认，这种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演变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朝鲜战争等外在因素。但是，最根本的因素，无疑还是日本人民的能忍受艰苦、勤奋劳动、充分发挥创造性和钻研精神而努力争取复兴的结果。在战时，日本人民一再期待的天佑，始终没有出现；但到了战后，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天佑。当今社会的规律就是：只有那些不抱有过分的奢望，而各自忠实于自己本分的人，才能得到上天授予的幸运。
话虽如此，日本重建的道路仍是很艰险的。在经济增长中，出现了各种显著的不平衡；在政治、思想、教育等方面，其进展情况更不稳定。战后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政党，逐渐被淘汰了。昭和三十年（1955）十月，作为革新政党的日本社会党实现了统一；同年十一月，保守党方面也结成了自由民主党，形成了两大政党对立的局势。这两个政党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互相对立，使国会的审议不能顺利进行下去，和理想中的政党政治相距甚远。在教育方面，虽然普遍实行了六、三、三制的新学制，出现了大学总数达到245所、短期大学总数为280所这样表面上的繁荣[25]，但在教育的实质内容方面，缺点仍比比皆是，其主要原因是文部省与教职员工会之间经常闹意见对立，使教育现场也蒙受到了损害。
这种分裂与对立，是目前日本社会中一切方面都或多或少存在着的现象，其根源是世界观、国家观和人生观的不同。战后，日本的民主化，已成为人们至高无上的要求，这一点虽然是随着无条件投降而由外力施加给日本的，但在今天，已在大多数人民的心理中扎下根基，变成主观上能够接受的理念。不过，在遇到每个现实问题，怎样去实现民主化的具体方法时，人们的意见就产生分歧。一部分人一心想以美国为榜样，另一部分则专向苏联学习，以在日本实行那些国家的政治、社会体制为理想。与此相对应，还有一些人尊重日本的传统和特性，主张在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发扬民主精神。我本人就是持最后这种观点的。如果上述对日本历史的概括说明能够为加深对日本的传统和特性的认识，略尽绵薄的话，我将感到莫大的欣幸。我期待着有一天，目前日本社会中存在的对立和争斗，能够停止，大多数人民都在同一理想和方法之下，和睦共处的日子行将到来。
* * *
[1] 五条御誓文，最初是作为诸侯会盟的誓言而起草的，由福井藩参与由利公正拟出初稿，经土佐藩参与福冈孝弟修改。所以草案中有“兴列侯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等语，与后来的誓文稍有出入。将诸侯会盟的形式改为天皇向天神地祇宣誓的形式，是木户孝允修正的。
[2] 土屋乔雄、小野道雄合编的《明治初年农民骚扰录》（1931年，南北书院出版），收集了有关这个时代农民起义的史料。小野武夫的《维新农民起义谭》（1930年，改造社出版），是地方史学家执笔集录的农民起义记。
[3] 关于岩仓使节与美国的谈判，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近下村富士男查阅日本外务省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立档案馆等处所藏文献，弄清了对美谈判的历史真相。参阅下村富士男《明治初期修改条约史研究》（1962年，吉川弘文馆出版）。另外久米邦武的《特命全权大使巡视欧美实记》（1878年，博闻社出版），记述了岩仓使节的出访情况。
[4] 格兰特是南北战争时立下了军功的将军，后来曾两次被选为总统。他于1877年第二届总统任期结束后，踏上漫游世界的旅途，1879年（明治十二年）6月来到长崎，7月3日抵横滨，作为国宾在日本逗留了两个月。为感谢前些年岩仓使节在美期间，受到格兰特总统的优遇，日本朝野对他表示了衷心的热烈欢迎。明治天皇也屡次会见他，就国政问题征了他的意见。格兰特在回答征询时，预示了日本将来的发展前途，并提出了应用渐进方式设立民选议院和不可募集外债等忠告。详细可见《天皇与格兰特将军对话笔记》（1937年，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出版）。有关的研究有三浦周行的“新日本的大恩人格兰特将军”（载《日本史研究》第二辑，1930年，岩波书店出版）。
[5] 关于西南战役，较早的有《西南记传》6册（1907—1911年，黑龙会本部出版），详细记叙了战役经过。最近圭室谛成的《西南战争》（1958年，至文堂出版），着眼于萨摩的社会、舆论等方面，扼要地论述了动乱的原因和经过。
[6] 木户孝允的传记，有木户公传记编纂所编的《松菊木户公传》2册（1927年，明治书院出版）。史料方面有妻木忠太编《木户孝允文书》8册（1929—1931年，日本史籍协会出版）。大久保利通的传记，有胜田孙弥的《大久保利通传》3册（1910—1911年，同文馆出版），史料有《大久保利通文书》10册（1927—1929年，日本史籍协会出版）。
[7] 大内兵卫和土屋乔雄校的《明治前期财政经济史料集》21册（1931—1936年，改造社出版），收集了从明治初期到帝国议会开设为止与政府财政和经济政策有关的记录文件。此外还有明治财政史编纂会编的《明治财政史》15册（1926—1928年出版）。
[8] 村上专精、辻善之助和鹫尾顺敬合编的《明治维新神佛分离史料》3册（1926—1927年，东方书院出版）及《续编》2册（1928—1929年，东方书院出版），是广泛收集了有关神佛分离和废佛毁释的史料及谈话等专书，很有参考价值。
[9] 石井研堂的《明治事物起源》（1926年，春阳堂出版），多方列举了明治时期采用新文物的情况。此外吉野作造编《明治文化全集》19卷风俗篇、20卷文明开化篇（1929年，日本评论社出版），也收集了有关文献。
[10] 政府编纂的有关这一时代的历史书籍，很多已公之于世。首先是明治政府刚刚成立就计划编纂的，阐明王政复古历史的《复古记》。从明治六年到二十二年，花费了十六年零八个月的时间，经太政官修史馆、内阁修史局、帝国大学编年史编纂部等的努力而完成的。其中记述了从庆应三年十月十四日的大政奉还开始，到明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东征大总督解任为止大约一年零一个月的历史。这是一部编年史料，其中有文件、纲要，史料都是照录原文，引用的书籍达1212种。本纪150卷、外纪（东海、东山、北陆、奥羽等战记）148卷，共计298卷。1930—1931年，由史料编纂所分成15册出版。
其次是《明治史要》。它是太政官修史馆编纂的简明编年史，记述了从大政奉还到明治十五年（1882）为止约16年间的历史。该书曾于明治十八年（1885）出版。到昭和八年（1933）史料编纂所又将其与明治十九年（1886）刊行的《明治史要附录表》合刊，题名为《明治史》，分上下两册再版发行。它是确切的史实记录，还有各种附表，很有参考价值。
为记录维新事迹，还出版了政府编纂的史料和维新史。明治四十四年（1911）文部省设维新史料编纂局，以弘化三年（1846）二月孝明天皇践祚起到明治四年（1871）七月废藩置县为止的二十五年零六个月为对象，收集了全国范围的史料，从1937年开始出版。但《大日本维新史、料》仅出了19册（1938_1943年出版）就中断了。完成的有，史料纲要拔萃性质的《大日本维新史料纲要》10册（1937—1939年出版）、叙述历史的《维新史》6册（1939—1941年出版）、《概观维新史》1册（1940年出版）。虽说都是站在政府立场上的叙述，但所用史料都是经过精选的。
另外1953年是佩里来日第一百年，在政府资助下，组织财团法人开国百年记念文化事业会，编纂出版了《明治文化史》14册、《日美文化交通史》6册。由于是由多数人分担撰写的，内容并不统一，但可以从中看出，战后准官方的明治史观。
此外指原安三的《明治政史》（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富山房出版，收于《明治文化全集》正史篇），是一部记述从大政奉还到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帝国议会开院为止的编年史。虽不是由政府编纂的，但引述丰富，作为这个时代的一般史来说，读起来是很方便的。
[11] 关于这个问题，大久保利谦著《明治十四年政变与井上毅》（载于《开国百年纪念明治文化史论集》，1952年，乾元社出版）中有详细论述。
[12] 关于自由民权运动及自由党的历史，板垣退助于明治四十三年监修出版的《自由党史》（共上、下两卷）中有详细记载。这部书从维新改革的精神谈起，引用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按编年顺序叙述了自由民权运动的活动，一直写到明治二十二年颁布宪法时为止。最近，经远山茂树、佐藤诚朗两氏校订之后，又作为岩波文库本再版发行（1957—1958）。
[13] 岩仓的传记，可参阅多田好问《岩仓公实记》（2册）（明治三十九年皇后宫职出版）。史料则有大塚武松编八卷本的《有关岩仓具视的文献》（日本史籍协会，1927—1935年出版）。
[14] 关于制定明治宪法的历史，尾佐竹猛、铃木安藏等许多学者有所研究，资料方面，伊藤博文收藏的宪法资料已作为《秘书类幕》的一部分公开发行，井上毅、伊东巳代治等人收藏的文献也已利用。大久保利谦著《明治宪法的产生》（1956年，至文堂出版）是根据这些资料，简明叙述了制定宪法的经过的。该书还列有参考文献。此外，正如该书中介绍的那样，当时担任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教授的德国人贝尔茨（E.von Bäz）日记中写道：“东京全市都在为迎接十一月颁布宪法进行准备，因此出现了难以形容的混乱。到处在准备扎彩门、照明和练队。然而，令人感到滑稽的是谁也不知道宪法的内容。”（见《贝尔茨日记》明治二十二年二月九日条）。据这位外国人观察：“日本宪法公布了。其中，给予人民的自由本来是极少的。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原来曾为政府不给人民以比‘奴化了’的德国人民更多的自由而慷慨陈词的某报，现在却表示完全满意。”（《贝尔茨日记》明治二十九年二月十六日条，见贝尔茨编，菅沼龙太郎译的《贝尔茨的日记》第一部上，1951年，岩波文库）。
[15] 这是一场有名的关于民法的争论，该民法确实受到了法国民法的强烈影响，但它之所以引起了那么大的争论，是因为当时一般思想界正处于国粹主义抬头，和法律学者间存在着法国法学派与英国法学派之间的对立所致。穗积八束在《法学新报》上发表《民法出，忠孝亡》一文，也是在这个时期。
[16] 关于这些法典的编纂情况，可参阅石井良助《明治文化史》法制编（1954年，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出版）。
[17] 田保桥洁《对近代日支朝关系的研究》一书（1930年，京城帝国大学出版），引用了许多公文、文献，对从明治十八年的天津条约至明治二十七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为止的日中朝关系进行了研究。最近出版的英修道《明治外交史》1960年，至文堂出版），概述了明治年间的外交史，用起来很方便。此外，外务省收藏的明治时代的外交文件，从1936年开始已编纂成《大日本外交文书》（后来改为《日本外交文书》公开出版，至今仍在继续编纂出版，是研究明治外交的基本史料。
[18] 明治三十一年十二月，横山源之助发表了《日本的下层社会》一书（明治三十二年教文馆出版，1949年，岩波文库再版）。该书收集了丰富的资料，详细记述了东京贫民的情况，工匠及手工业的现状和机械工厂工人及佃农们的生活状况。附录中，还载有关于日本的社会运动的一篇文章，中预言，今后在日本，社会问题将迅速开展起来。文中还列举了诱发这些社会问题的三点原因，即：
1.日本封建时代，支配思想界的儒教，和今天的社会主义有一脉相通之处；
2.日本政治社会中有志之士或所谓浪人的流浪者多；
3.与欧美相比，日本的下层社会知识水平较高。
这三点，作为当时的观察，是很有兴趣的。
[19] 堺利彦和幸德秋水都是《万朝报》的记者，内村鉴三也是该报的特约记者，他们于明治三十六年，共同主张反战论，退出了该报社。《万朝报》是黑岩周六于明治二十五年创刊的报纸，以扶弱抑强为宗旨，聘请进步思想家，以强化理论阵营，在明治三十年代曾博得社会的信赖，成为与《大阪朝日》并驾齐驱的大报纸。在日俄战争问题上，该报先是主张“非战论”，但随着俄国攻势的增强和国内舆论的沸腾，该报的方针就转为主战论了，因而发生堺、幸德、内村等人退社的事。不过，三人退出的指导思想并不相同，堺和幸德是从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战争是一部分阶级的私斗而主张非战的，内村则是出于基督教的不抵抗主义和对过去十年历史的反省而反对战争的。他曾认为，中日甲午战争是保持朝鲜独立、促使中国觉醒的正义战争，因而表示支持，但其结果却使朝鲜的独立更加岌岌可危。从而他认识到，日本的道德已经腐败堕落，战争给日本留下了大害。
[20] 战后，原敬的日记已公开出版，成为研究明治大正治史的珍贵史料。该日记共10册（1950—1951年，乾元社出版）。此外，在原敬被刺前后，元老山县有朋也卧病在床，第二年即大正十一年（1922）二月死去，终年85岁。同年一月，大隈重信也同样以85岁高龄去世。明治大正年间，推动历史前进的政治家们在此前后相继去世，显示了时代的转机，具有深远的意义。
[21] 关于植木枝盛，家永三郎《植木枝盛研究》（1960年，岩波书店出版）利用丰富的资料，论述了他的详细传记和思想。明治十四年，他曾为立志社起草了日本国宪法的草案。在这个宪法草案中，他提出了约宪法、一院制议会和人民拥有自由权、抵抗权、革命权等项规定。
[22] 最近，关于近代文学史的研究，相当活跃，各种引人注目的概论性书籍也不少。本间久雄《明治文学史》（2册）和《续明治文学史》（3册），是早期出版比较完整的明治文学史，（昭和十年代出版）战后经过修改后，又出版了改订版（1950—1951年，东京堂出版）。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于1953年出版了由冈崎义惠氏编纂的《明治文化史》文艺编。该书论述了明治文学史的分期，他认为，如从国粹主义与欧文主义这二大潮流互相交替的观点看来，可划分为欧化时代（到明治十九年为止）、国粹时代（到明治三十九年为止）和第二次欧化时代（到大正时代为止）等三个时代。如与欧洲近代文艺思潮的演变结合起来看，则可分为启蒙主义时代（明治十九年止）、古典主义时代（明治二十七年止）、从浪漫主义向写实主义转变的时代（明治三十八年止）、从自然主义向新浪漫主义、颓废主义的转变时代（明治四十五年止）和新理想主义时代（大正时代）等几个时代。久松潜一《日本文学史》近代部分（1957年，至文堂出版），以明治、大正、昭和时代为研究对象，大别后为前后两期，以明治时代为前期、大正、昭和时代划为后期。此外，还有一些划分法，如以自然主义的勃兴为界，划分前后两期（明治三十八年以前和以后），或者在此基础上再将无产阶级文学及新感觉派勃兴的大正十三年之后另立一期，分成前、中、后三期的。
[23] 昭和十五年（1940）十一月二十二日，最后一名元老西园寺公望逝世。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对军阀的专制和日本在外交上的孤立深感忧虑，但又苦于自己无力转变这种局势。在庆祝日本建国2600年的仪式结束的时候，他离开了人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根据他的秘书原田熊雄口述而整理的、以西园寺为中心的政界上层活动的笔记，《原田日记》，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为证据而提出，后来公开出版，可作为研究这一时期政治史的史料。其内容分8册，从昭和三年炸死张作霖事件开始，到昭和十五年为止（1950—1953年，岩波书店出版）。
[24] 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全貌，现在政府方面尚未编出官方的书刊，但在述及战争结束的原委方面，外务省编《终战史录》（1952，新闻月鉴社出版）中引用了丰富的官方和私人的文字记录，参阅起来比较方便。
[25] 本项数字均引自昭和三十七年（1962）版《朝日年鉴》（朝日新闻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