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近世

第一节 统一的意识高涨

《应仁之乱会战图》

《应仁之乱会战图》，反映应仁之乱中的东岩仓会战的场面，制作于1465年。

战国及织田、丰臣时代

如果从政权更替的历史来看，镰仓时代以后，经南北朝到室町时代，可以说进入了武家政治的第二个时期。如果从社会结构的变化即社会史的角度，或是从政治与社会效果的关系即政治史的角度来看，则可以说，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这一段时期，是历史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漫长的转折期。无论在武家政治的表现形式上，还是在封建制度的结构上，这些都是很明显的。特别是无休止的破坏与分裂、混战与杀戮，成了这一时期社会现象的显著特色。应仁之乱（应仁之乱，日本在应仁元年（1467）爆发的内乱，延续达11年之久，到文明九年（1477）才告结束。直接的起因是将军义政家族争夺继承权，实际是守护藩侯内部权利之争。这次大乱中，守护分成两派，分别以细川胜元（东军）和山名持丰（西军）为主，从事战斗。战乱中还夹杂有农民、市民的起义。应仁之乱的结果，将军只有虚名，实权移到地方藩侯手中；实际上地方藩侯、大名也徒拥名义，实权操诸于下面家臣手中，所以日本历史上称之为“下尅上”。——译者）就是这种绝望的社会现象的集中表现。后来，虽然动乱在表面上告一段落，但由于造成这种动乱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并没有消除，所以破坏与混乱一点也没有停止。毋宁说，战乱从中央蔓延到了地方各国，下克上的现象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以致更大规模的混乱愈演愈烈。延德三年（1491），北条早云征服了伊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首次成了一国之主，由此造成了战国的开端，那是在文明九年（1477）应仁之乱结束以后14年的事情。

战国时代，群雄割据，相互攻伐，整个国家卷入战乱的漩涡中，真可谓到了中世末期混乱的最后阶段。但是另一方面，群雄为了维护对本国的统治，加强了领内的团结。集中了权力，这给无休止的弛缓与分裂趋势带来了紧张与统一的转机，进而激发了制服各国、统一天下的热情。在混乱的深渊中，自然酝酿出团结与统一的气运；在腐败透顶的中世纪废墟上，萌发出清新的近世精神。正是由于这种新的精神，我想把战国时代看作是近世的开端。战国时代，一般认为是从延德三年到永禄十一年（1568）织田信长征服京都为止的78年间。在这一段时间里，近世的统一与和平的趋势日渐高涨，战国末期，强有力的大名的统一势力在各地兴起，织田信长是其中最强有力的一人。信长称霸的时代（永禄十一年——天正十年）和继之而起的丰臣秀吉时代（天正十年——庆长五年），被公认为江户幕府的前驱统一的时代，把它列入近世史中。不过，为同室町时代、江户时代等等称法强求一致，而称这一时代为安土时代、桃山时代，这不免有些牵强；很难说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倒不如直接称之为织田时代、丰臣时代较好。

各国群雄

纵观战国时代各国群雄的兴衰盛亡，首先要从足利将军的命运谈起。幕府这时早已不是号令天下的中央政权，充其量不过是畿内的一个地方政权，将军徒有虚名。义尚之后，将军一职由义植继承，一直到最后的义昭，共换了五代将军。他们虽身居最高军职，实际上却被权臣任意摆布，颠沛流离，经历着一般人都很少有的坎坷命运，和将军的名称极不相称。义植因细川政元谋反被囚于龙安寺，罢免将军职务，逃出后直奔越中，到周防，向大内义兴求援。在周防十余年，后乘细川氏内讧打回京都，再任将军。但13年后又因讨厌细川氏而逃奔淡路，遂死在阿波。义植之后被拥立为将军的是义澄，也与拥立者细川政元不和，直到政元死后，才和其养子澄元和好，但又逢义植返回京都，遂逃奔近江。后来曾试图再举，但没有成功，以32岁的壮年去世。将军的地位就这样完全为细川氏所左右。而细川氏又分成两派，争夺实权，因而也受到权臣势力的摆布，到将军义晴、义辉时，细川氏的权力已落入其家臣三好氏手中，三好氏的权力后来又转到其臣下松永氏手中，最后竟发展到义辉被松永久秀所杀（永禄八年，1565）。

关东管领是仅次于将军的重要职位，其情况也不例外。先是关东管领持氏因永享之乱（永享之乱，指永享十年（1438）关东管领足利义持背叛室町幕府的事件。当时关东一带各豪族间争斗分权十分激烈，和作为管领的足利义持间的矛盾对立十分尖锐，甚至其执事上杉宪实也因而离叛。这时将军足利义持去世，持以为继任将军非彼莫属，但由于义教的还俗而未能如愿；再加上其他问题，使其发兵叛离幕府。永享十一年（1439）幕府下令出兵讨伐足利义持，并与今川、武田、小笠原各武将及原关东管领的执事上杉宪实一同进攻，足利义持不支自杀。——译者）而灭亡，执事上杉宪实等迎立其遗子成氏为管领。但成氏疏远上杉氏，杀了宪实之子宪忠，因而受到幕府讨伐，镰仓失陷了，便迁到下总的古河。宪忠之子房显旋又迎立足利义政之弟政知为主君，据伊豆的堀越（韮山）以与成氏对抗。这样，关东管领分裂成古河派与堀越派两派，上杉氏也分裂成山内和扇谷两支，两派的对立与上杉两支的抗衡互相交错，在一片混乱之中，为：北条早云（北条早云（1432—1519），原名伊势新九郎长氏，出家后名宗瑞。开始时寄居在骏河守护今川义忠门下，在那里逐渐发挥其才能，因而当上了骏河兴国寺的城主。延德三年（1419）乘伊豆国混乱之际，取得了伊豆，迫使足利政知之子茶茶丸自杀后，就移驻韮山。应明四年（1495）他又越过箱根，进袭小田原的大森藤赖；接着又乘两上杉氏的内争，取得了相模、武藏的统治权。奠定了后北条氏五代的基础，成为后北条氏之祖。——译者）伺机坐收渔人之利准备了条件。

北条早云最初称伊势新九郎长氏。他四处流浪，寄居在骏河的今川氏门下。后来因为有功，当上了骏河兴国寺（骏东郡）的城主。延德三年（1491），适逢堀越派政知被其子茶茶丸弑杀，他便乘伊豆国混乱之机领兵攻取，迫使茶茶丸自尽，平定了伊豆国。然后由此越过箱根，拿下了小田原城，接着又在新井城（三浦郡三崎）消灭了相模的三浦氏，平定了相模。早云死后，由其子氏纲、孙氏康等人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他的遗业。氏纲夺取了江户、川越两城，平定了武藏，在国府台（千叶县市川市）大破古河派高基之弟义明与里见义尧的联合军，其武威震撼了关东。氏康则击败上杉朝定，灭扇谷家（天文十五年，1546），又攻山内上杉宪政于上野平井（藤冈市），使其逃往越后（天文二十年，1551），于是便消灭了上杉两支在关东的势力。自此除房总的里见氏、常陆的佐竹氏以外，关东再也没有能与北条氏匹敌的力量了。

在北陆，越后守护一职很早以前就由上杉氏的一个支系担任，但其实权为家臣长尾氏所夺，长尾为景之子景虎（辉虎、谦信）凭实力平定了越后，与近邻诸氏相角逐。历史上有名的川中岛之战，就是景虎与甲斐领主武田晴信（信玄）在信浓一决雌雄的战役。川中岛之战从天文二十二年（1553）到永禄七年（1564），先后进行了五次。山内的上杉宪政为北条氏赶到越后，景虎接待了他，并拥戴他为主君，企图收复关东，屡次与北条氏作战。宪政把上杉的姓氏和关东管领的职位让给了景虎，景虎便削发改称谦信。在杀伐无常，狂争乱斗的战国武将中间，上杉谦信（上杉谦信（1530—1578），原名长尾景虎（也称政虎、辉虎），是越后国守护代长尾为景的次子，为景死后，他代长兄晴景继承了家业，平定了越后，驻在春日山城。天文二十二年（1353）以后，应村上义清等的请求，出兵信浓，与武田信玄相争。弘治二年（1560）上杉宪政被北条氏围攻时，曾应其请改名上杉政虎进兵关东，一直到永禄十二年（1569）止，和武田、北条的相斗始告中止。天正元年（1573）攻取越中，更进而与织田信长作战。上杉谦信留意人民生活，注重经济开发，信神佛至笃。——译者）以尊神佛、重人伦、尚气节、好学问的高节之士见称，令人感到不愧是混乱中的一股清新气息。

在东海地方，比较强大的势力有骏河的今川氏、三河的松平氏和尾张的织田氏等。今川氏很早就任守护，其势力一直未衰，到氏亲时，更侵入远江，扩展了领地，并帮助松平氏与织田氏相抗库松平氏起初不过是三河的一个土豪，后来渐露头角，到清康时统一了三河，本想进入尾张与织田氏较量，不期为部下所杀，后来靠今川氏的救援才得保全其国。织田氏是尾张守护斯波氏手下的代理守护，随着斯波家的衰败而逐渐得势。到织田氏支族的信秀时，终于压倒宗家统一了尾张，西面与美浓的斋藤氏相抗衡，东面与三河的松平氏相对峙。

在近江美浓方面，美浓守护士岐氏的权力落到家臣斋藤氏手里，斋藤氏的权力又操在其陪臣西村勘九郎手中。这个人本是一名行商，流落到美浓，斋藤氏的家臣长井氏起用了他，让他承继自己的家臣西村氏，因而逐渐得势。最后竟杀掉恩人长井氏，继承斋藤氏之后，自称斋藤道三，领有美浓一国。战国武将那种忘恩负义、形同强盗的类型，可以说在西村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近江守护佐佐木氏，向来就分成南北两支，北支称京极，南支称六角。六角氏遭受将军义尚和义植的征讨，京极氏的大权落在家臣浅井氏手中，都已衰微。

在中国地方，先是赤松氏领有播磨、备前、美作三国，但其权力落在家臣浦上氏手里，赤松义村为浦上氏所杀。大内氏是周防的旧族，曾以富强著称，大内义兴奉将军义植之命，镇守京都近十年，其子义隆喜尚风雅，因此其所居山口城的文运日趋昌盛。但其家臣陶晴贤对此心怀不满，终于背叛义隆迫其自尽，迎来丰后的大友义鉴之子义长为嗣子，而自己则掌握实权。在山阴地方，出云的代理守护尼子经久，四出征伐，降服出云、隐岐，经略因幡、伯耆，其势力直扩展到安艺、石见。安艺守护本是武田氏，但毛利、吉川、小早川诸氏各自独立，不能统一，因而成为大内和尼子二氏争夺的目标。待到毛利氏家中由毛利元就主事时，他让子元春承继吉川氏，子隆景承继小早川氏，为自己的羽翼，从而把尼子氏势力逐出安艺，继而向陶晴贤篡夺兴问罪之师，严岛一战，消灭了他（弘治元年，1555）。至此，元就的势力震撼周防、长门二州，不久降服了尼子氏，形成了跨山阳、山阴地方的强大势力。

在四国，细川氏本是淡路、阿波、赞岐等地守护，但其权力旁落到家臣三好氏手中，一再出兵畿内，争战不已。伊予守护河野氏势弱，因而成为大内和大友两氏争夺的地盘。土佐在应仁之乱时，由避难至此的一条教房的后代担任国司，颇有势力，但长曾我部氏兴起后与其对抗，最后，到长曾我部元亲时统一了这一国，并想进而征服整个四国。

在九州，大内氏是丰前、筑前的守护，大友氏是丰后、筑后的守护，少弍氏是肥前的守护，彼此间互争高下。后来，少弍氏部下的龙造寺氏攻取了肥前，大友氏则乘大内氏灭亡之机，将势力扩展到丰前、筑前。在肥后，守护菊池氏势力衰微，由大友氏取而代之；在萨摩和大隅，则自古以来就统领该地的岛津氏仍不失累世的威势，大有统一二州北上之势。

最后，奥羽地方则为伊达、芦名、最上南部诸氏割据，而伊达氏的势力后来大振。

以上是战国群雄割据的概貌。从各国情况看来，几乎都是旧的领主被新兴的部下所排斥掉，统治阶层像走马灯似地在不断变化。主被臣讨，父被子弑，既无道义，亦鲜廉耻。有的只是贪图个人安逸、富贵的利己心。所依仗的，仅仅是压倒敌人的武力和策略。在这里，人们忘却了文化，丧失了德性，赤裸裸的兽性在蛮干横行。社会也不再承认一切旧有的形式和约束，只知道实力可以决定一切。日本历史在这时期可以说是迎来了一个对破坏与混乱进行总决算的恐怖时代。不过，在彻底破坏之后，会出现建设的生机。要想讨伐主君，不久在自己也变成主君之后，就不能不设法防范；侵犯敌国的领主，也必须为本国的命运，处心积虑地讲究防守对策；破坏之后需要建设，混乱之后需要秩序，自由之后需要统制，这是历史的潮流。各地强有力的大名征服和统一邻近的势力，就是这一潮流的外在表现。而各分国领土的统一政策，正是这一趋势的底流，这是应该注意的。

分国法的发达

战国群雄中的杰出者，都是在其领国内发挥卓越治理才能的人。他们都知道，为了消除对外战争时的后顾之忧，必须确立巩固的内政。为此，他们注意民政，加强对将士的控制，制定法律实行于国内，这就是分国法。其实例中较著名的有大内家的《壁书》、今川家的《假名目录》、伊达家的《尘芥集》、武田家的《信玄家法》、长曾我部元亲的《一百条条例》等等。各国分别立法，而没有全国统一的法，这就是分裂的明显表现；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分别在其领内，建立治理的法制，也说明向统一的道路迈出了一步。这一点，只要看一下这些法的内容中所体现的统一精神，就更加明确了。

分国法内容中的统一精神，首先可在各国主权的统一性和绝对性上看出来。分国的国主是前代守护和国司的继承人，握有领内的警备权，同时作为庄园的领主和国司的继承者，在领内行使裁判权、征收租税，并能制定各种法律，广泛掌握多种权力于一身。而且，在他们头上统治他们的幕府权力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所以他们成了分国中的绝对专制君主。其权力的统一性与整个中世纪地方权力的分裂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对国主永远不得反抗，君虽不君，臣亦不能不臣，这种把国主地位绝对化的宣目，也只有在统一权力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在这样强大的领主权力之下，家臣受着严密的控制。镰仓时代的武士是由户主率领一族臣事主君的，可是到了这个时代，这样的血缘关系已日见薄弱，取而代之的则是人为的主从关系即物头、组头制和寄亲、寄子的制度。即家臣在物头、组头之下分别被编入各部，形成一种平时就是军队组织的单位；然后，通过人为的寄亲、寄子即义父子关系而隶属于分国的主君，用假设的家族制度来加强隶属程度。他们臣事主君，并不是基于恩义，而是出于利害关系。这一点国主也很清楚。为了避免受其他分国的诱惑，禁止他们与其他分国通讯、结婚和来往，禁止家臣之间私自结党、订立契约、为他人效劳、变更义父子关系等等。另外，婚姻和继承家业，也必须得到国主的许可；对自己的领地，也不准买卖。所有这些，按镰仓武士的惯例说来都是对自由的严重限制，对人权的侵犯。刑罚极为残酷，动辄处以死刑，连坐制度的范围也扩大了，甚至不问是非曲直的、武断的所谓“喧哗两成败法”（打架不分青红皂白双方各打五十板法）也普遍应用起来。

统一性还表现在领有对象上。中世纪土地制度的基础是庄园，庄园存在着领有、所有、管理、耕作等诸多权利，往往一个庄园由许多人分割治理。武家势力侵入庄园后，就剥夺了本所（本所（本家），庄园制时，一些有权势的贵族、领家和大寺、社在名义上领有园，收取一定数额的贡纳，负责保护庄园，而实际上，庄园的所有权仍属于原有的领主领家。——译者）的领有权和庄官（庄官，也称庄司，是负责庄园的实际管理者，一般由庄园领主、领家加以委任，但也有由中央或当地有力豪族派遣的。——译者）的管理权，实行了统一征收租税，同时也使土地所有者和耕作人归于同一个人，因而使国主能够对领内的土地和人民进行直接而完整的统治。另外，地方基层组织的乡村自治制也很发达，国主向这些乡村征收租税，并向他们发放退休、退职金。在连坐的自治村落里，国主拥有直接而完整的领有权，它体现了这一时代分国组织的强大与巩固，这种简单而朴素的统一性正是近世精神的表现。[1]

战国诸侯本身就是分裂与混乱的产物，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更强烈地渴望统一和秩序。他们对待皇室的态度，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皇室式微已达极点，不要说政治权力，就连经济基础也丧失殆尽，按惯例或临时举行的仪式，都难以举行。这些消息传到强有力的诸侯，如大内、今川、北条，朝仓、上杉、毛利、织田等处以后，他们便纷纷捐献举行仪式所需的费用，或尽力修理皇宫。依靠这些诸侯的支持，朝廷才得以勉强维持了它的体面。他们这么做，可以说体现了在乱世中觉醒起来的传统的人民感情。而其直接的动机则是他们对统一的共同愿望，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统一需要有个中心权威，过去治理过盛世，而今已失去实权的皇室，对来自乡村的武士来说是陌生的，唯其如此，在他们的眼里，却是一种神秘莫测的权威，因而对他产生一种新鲜的感觉。为了巩固领内的统治，或是为了进一步号令天下，都需要借助皇室的权威，并认为这样做是可取的。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威除了武力之外别无他物，而靠武力是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的。因此，他们要在超越自己的境界中去寻求权威的源泉。

欧洲人的到来

同欧洲人的接触，是从战国时代开始的，在这以前，连做梦也没想过的异种文化传到了日本，它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最先来到日本的欧洲人是葡萄牙人，后来交通虽日见频繁，但最初的50年中驶来日本的，仍完全是葡萄牙船。这反映出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葡萄牙在东西交通上所占的优越地位。本国的盛衰也会极敏感地反映到对日交通方面来。15世纪末，葡萄牙人成功地发现了经由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路。永正七年（1510）侵占了果阿，作为其东洋贸易的根据地，更进而夺取了马来半岛的要地马六甲，进入南海，又侵占了澳门，对中国的贸易也日见繁盛。由这种贸易和经营殖民地而攫取的巨大利益，成为当时正在兴起的绝对主义政权王朝的强有力的支柱，说明它向东方发展，并不仅仅是出于好奇心和探险欲。

《葡萄牙商人和货船》（部分）

天文十二年（1543），一艘葡萄牙船遇上台风，漂泊到种子岛，这是西洋人来到日本的开始，以此为契机，新式的火器——枪（这里所说的枪，是近代步枪的最初形态，不是向来用的火枪，在日本称为“种子岛铳”，其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这种枪最初是由种子岛输入的。——译者）传入了日本。葡萄牙人发现了到日本的航船，并知道同日本进行贸易很有希望。从此在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便都争先恐后地来到日本，把中国的商品拿到日本，从日本换回大量的白银，从而使中国的生丝价格猛涨。天文十四年（1545），他们已经来到丰后从事贸易，天文十七年（1548），他们的船沿九州东西两岸北上，出入于各个港口，直到下关海峡。天文十九年（1550），葡萄牙船进入了自古以来作为中日交通要地的肥前平户，从这时起直到永禄四年（1561），他们每年都要来到这里，平户因此而繁荣起来。但由于领主松浦隆信对基督教不感兴趣，其地位终于被大村领内的福田所代替，元龟元年（1570）起，贸易中心又移到大村领内的长崎。这种贸易与宗教的密切关系，正说明他们前来东方的实质。这件事也成为后来问题迭出的一个原因。

早期布道团的耶稣会教士

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作为传教士被约翰王三世派往葡萄牙的东方殖民地。1549年，圣方济各到达日本，在那里他广游四方，并创建了一个后来兴盛了100年的布道团。图右描绘的是一个早期布道团中两位日本的耶稣会教士。

屏风画

此画是一幅折叠屏风，它描绘了葡萄牙船只在日本港口卸货时的情景。

基督教传入日本，是在葡萄牙人发现日本六年以后，即天文十八年（1549）。在日本人弥次郎的带领下，正在东洋传教的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西班牙人，耶稣会会士。1542年至印度果阿传教。1549年乘中国船舶赴日本。1551年和1552年曾两次到中国广东上川岛传教，后病卒于该地。——译者）来到鹿儿岛，经领主岛津贵久的许可开始传教。方济各是耶稣会的创立者之一，耶稣会是天主教派中反对宗教改革的一支强大动力。由于方济各的品德和功绩，后来罗马教皇曾赠给他圣人的称号。方济各在鹿儿岛停留了一年，因禁止传教，便到平户，又经山口来到京都；返回平户以后，又来到山口，受到大内义隆的款待，后来又应大友义镇的邀请前去府内（大分），每次都乘机成功地进行了传教活动。方济各在日本只停留了两年零三个月，就到印度去了，但他却早已看出，日本人在异教徒中，具有最优秀的素质。在日本传教，虽然辛苦些，但大有前途，因此他建议，派遣有能力的耶稣会员到日本来。这个建议决定了基督教后来在日本发展的前景。传教士的热心传教和他们带来的欧洲文化的魅力，极大地吸引了在无休止的战乱中渴望拯救灵魂的人们。另外，诸侯的做法，也有很大力量，他们为了获取贸易利益，不惜奖励和贸易密切相关的传教活动。尽管有过曲折，但基督教的信徒还是不断增加。天文年间，山口建立了教堂（大道寺），信徒达2000人，府内的信徒在弘治元年（1555）也增达1500人。最早接受洗礼的诸侯，是肥前的大村纯忠（永禄五年，1562）。由于大村的受洗，致使原来在松浦领内进行的贸易转到大村领内。因此，大村遭到北九州诸侯的憎恶与嫉妒，遭受多次兵祸，然而这不仅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仰，反而使领内的信徒更增加了。

京畿地方的传教活动比九州要晚，是从永禄二年（1559）加斯帕·维莱拉（Gaspar Vilela）进京时开始的。他会见了三好长庆，获得了传教的许可，又与稍后进京的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 Frois）一起谒见了将军义辉，一时传教似乎大有希望，但战国的动乱也影响了传教活动，松永久秀篡弑了将军，致使事态急转直下，传教活动遭到了禁止，传教士们也只好暂时离开京都。基督教在京畿的传教事业，真正发展到空前盛况，是在信长进京以后。[2]

织田信长的霸业

织田信长征服了各地出现的地方统一势力，以京都为中心，实现了全国统一。虽然他的统一事业并没有完成，但他已经树立了统一的计划，并向实现这一计划迈出了巨大的步伐，在这一点上，他不愧是伟大的先驱者。织田氏在其父信秀时已经完成了尾张的统一，向朝廷进献了营造皇居的修理费，表达了实现全国统一的理想。不过，他对统一事业的坚强信心，则是在永禄三年（1560）对今川义元作战中，取得了桶狭间战役的胜利后才树立起来的。今川义元志在凭借历代在东海的威势，称霸全国本想在西上途中首先吃掉尾张，但遭到信长的奇袭而战死，野心化为泡影。这次战役之后，信长不但消除了今川氏的威胁，而且同以前追随今川氏的松平元康（即德川家康）联合起来，让他控制东部地方，自己得以全力投入西进。他首先降服了美浓的斋藤氏，把居城从清洲移到美浓的稻叶山城（岐阜）。这时正亲町天皇派遣敕使奖赏其功，并将收复浓、尾两国的皇室所有地一事托付给他。因此他便越发得势，把当时逃出京城，依靠越前朝仓氏的足利义昭接到美浓，并武步堂堂地将其拥入京都。在这种形势下，掌握京都实权的松永久秀降服，将军义荣也病死了，于是义昭当上了将军，由信长掌握实权。从此以后，信长对于一切阻碍统一的势力，不惜以其强大的武力加以打击。元龟元年（1570），在近江的姉川大破浅井、朝仓联军。次年，焚烧了和他们串通一气反抗信长的叡山，使全山化为焦土。天正元年（1573），攻取义昭，灭亡了足利幕府。天正三年（1575），在三河的长筱大败武田信玄之子胜赖的西进军。天正五年起，遣其部将羽柴秀吉经略中国地方。天正八年，与长期抗争的石山本愿寺门徒媾和。天正十年，赴甲州消灭武田氏等等。信长进入京都以后15年中，战绩辉煌，尤其幸运的是，对他霸业的两个可怕的敌手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都在未展雄图时先后病死（信玄天正元年卒，谦信天正六年卒），真好像上天只让他这一个英雄来完成统一大业似的，幸运亨通。但就是这个英雄，在天正十年（1582）六月，由于部将明智光秀掀起叛乱（本能寺之变，指天正十年（1582）明智光秀在本能寺袭击并杀害织田信长的事。光秀之母，因信长违约，而被丹波的波多野氏所杀害，因而怀恨在心。加上天正十年光秀突然被免去接待德川家康的任务，而被派去中国地方进行讨伐，十分不满，所以就袭杀了在京都本能寺止宿的织田信长；信长子信忠也被杀于京都二条城，明智光秀占据了京都，但不久即为急遽和毛利氏休战言和而返归的羽柴秀古（丰臣秀吉）所战败，光秀身死，信长的统一大业则由秀吉继承。——译者），被害于京都本能寺的寓所中，像晨星一般地消失了。

织田信长像

织田信长于1534年出生于尾张国那古野城（今名古屋市，另一说为胜幡城），是尾张守护代织田信秀的嫡长子（有一庶兄织田信广），母为信秀正室土田御前。少年时代为人荒诞不稽，被人嘲为“尾张的大傻瓜”。1548年，与美浓国大名斋藤道三长女斋藤归蝶政治联姻。信秀死后，信长虽继任家督的位置，可家中却出现以弟弟织田信行为首的反对势力。信长以居城那古野城为中心，通过一系列的征讨逐步统一尾张国。1560年，位于尾张东北边的骏河国，控有骏河、远江、三河三国，人称“东海道第一弓”的今川义元率领两万五千大军攻打尾张。面对如此庞大的军队，仅有3000兵力的织田信长发动奇袭，于桶狭间击杀今川义元获得大胜，今川义元亦死于此役。自此以后信长声名大振，今川家则日渐衰败。两年之后他与德川家康结盟，同年间完成统一尾张的壮举。统一尾张后的信长进行一连串的改革，借由尾张的地理优势，信长取消关税设立、设立乐市鼓励商业，壮大本身的政治经济实力。

织田信长掌权期间，积极鼓励自由贸易，奖励技术革新。信长还推行了新的大名制度，使各地的地方制度更加完善。消灭了大量的割据势力，促进了和平年代的到来，为后世的丰臣、德川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大推进了日本历史的进程。

如果信长仅仅是凭借武力去进行征服，那么，人们恐怕就不会那么高度地评价他在历史上的意义了。正因为他的武力征服，是在他卓越的统一政策的前提下进行的，他一面进行武力征服，一面实行统一政策，陆续为新文化建设打下基础，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后来，丰臣秀吉统治天下的许多政策都来自信长，这已成为史学家的定论。我们在信长身上，可以看出比作为一个武将更大的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价值。而且应该说，武将信长的成功则是由于政治家信长的成功。信长在战术上率先采用新文化，使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武器和方法。长筱战役是信长大规模组织使用海外新文化的枪而取得成功的最早的例子，这是人们早都洞悉的。他还比别人更好地使用象征新时代的步兵密集战法，最早把装甲军舰用于海军的也是他。从根本上说，他以土质肥沃的尾、浓平原为根据地，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其人力物力资源。正是这种政治家的才能，才是他建立赫赫武功的基础。

他的和平统一政策极为广泛，遍及各方面。

第一，治理交通。过去，庄园领主到处设立关卡，阻碍来往，十分不便；永禄十一年，他入京以后，立即命令撤除关卡，清除交通障碍。以后也经常致力于修路架桥，对统一的具体手段交通政策表示深切的关心。

第二，否定中世纪的市场和座（座，类似同业公会性质的垄断组织。——译者），设置乐市、乐座（乐市、乐座，为繁荣城下町，特在指定地点设立的市、座，享有免纳市场税及其他杂役和座的特权，并保证向来座商人和有力商人的利益。幕府通过乐市、乐座来重新对城市、商业进行了编制和统制。——译者）。中世纪的市场和座，享有营业的垄断权，它同庄园领主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封锁性的特权组织，设立乐市和乐座，否认了其垄断性，作为向任何人都开放的自由营业场所，有利于领内产业的发达和城市的繁荣。乐市、乐座在信长以前虽也有过，但美浓的加纳、近江的金森、安土等许多地方的乐市，都是他命令设置的，现在还有证可查。

第三，是城市的保护和建设。天正四年（1576），他在近江的安土筑城，修建了宏伟的七层天守阁，作为自己的居城。同时，他对城下町的繁荣也十分关注，在设立乐市，下令自由贸易的同时，免除杂役、杂税，允许往来商人自由投宿，对市民的特权关怀备至。此外还豁免了京都租种领主土地佃户的各种地租。并把堺、草津、大津等经济城市划为自己的直辖地，设置代官治理。他已经了解城市商人的经济实力，因而加以保护，使之成为自己权力的有力支柱。

第四，统一币制。中世纪时，在日本流通着各种货币，十分紊乱，为此需要良币劣币交换率等，信长发布了“撰钱令”，规定了各种货币的换算标准，还铸造了统一的新金币。

第五，管理矿山。他在但马降伏了山名氏以后，直接经营生野银矿，派遣代官从事开采。

第六，丈量土地。随着土地制度的变迁和领主集中统治的强化，有必要重新确定土地的纳税额与耕作者，这就需要丈量土地。战国时代，各地诸侯虽然也进行过这种丈量工作，信长也在大和、山城、伊势、播磨等地进行了土地丈量。但信长的丈量工作做得十分严格，致使兴福寺等许多寺社感到困惑。[3]

第七，保护基督教。信长允许以前被驱逐的耶稣会士进京，并亲自会见了弗洛伊斯（Luis Frois）等人，允许他们在京都及安土建设教堂。于是基督教得到了迅速发展，天正十年（1582），信徒总数达15万人，大小教堂有200所，传教士75人之多。在各地都设有神学校、修道院等教育机构，可谓盛况空前。基督教对他的统一政策虽然没有直接的帮助，但是在促使佛教徒反省、广开新文化流传渠道方面，显然是与他积极进取的政治方针相一致的。在这一时代的日本基督教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天正十年（1582），北九州的大名信徒大村纯忠、大友宗麟、有马晴信三家在传教士瓦利纳尼（Valignano）的建议下，向遥远的罗马教廷派遣了使节。使节正副四人，都是少年武士。他们踏破万里波涛，经葡萄牙、西班牙到达罗马，正式谒见了教皇格列高利（Gregarius）十三世。所到之处，均受到隆重欢迎，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于天正十八年（1590）回国。最早访问欧洲的日本使节，以其虔诚的态度和热烈的信心，使广大具有坚定信仰的欧洲人大为感动，明显地增强了他们对日本的关心。这是极进取的时代思潮对外结出的一颗美丽的果实。[4]

丰臣秀吉画像

丰臣秀吉（1536—1598），日本战国末期统一全国的著名武将。尾张国（今爱知县西部）中村（今名古屋）人。本姓木下，后被赐姓丰臣。原为著名武将织田信长的部将，跟随信长率兵征战，屡建战功。1582年信长死后，秀吉日益权重。1585年任总揽政务大权的关白一职，成为最有实力的军事统帅，亲率25万大军，以拥护天皇名义，政治谋略和军事手段并用，先后于1587年战胜岛津义久，平定九州，1590年7月攻占小田原城，消灭北条势力，平定关东六国，统一日本。对内丈量土地，改革土地制度，收缴民间兵器，实行农兵分离，开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领主统治，为后来的幕藩统治体制奠定了基础。对外奖励通商贸易，限制天主教的传播。他和织田信长一起开创了日本历史上极为重要的“织丰时期”。1591年将关白职交其子秀次，自号太阁。1592—1598年两次发兵侵略朝鲜，妄图征服中国。他的狂妄企图，被朝鲜人民和中朝联军粉碎。1598年8月，因失败积郁而死。

这幅肖像画再现了丰臣秀吉权倾朝野的形象，反映了他在日本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丰臣秀吉的统一

继承织田信长的遗业，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是丰臣秀吉。他是织田信秀的步卒木下弥右卫门的儿子，在服役中，深受信长器重，提拔为近江长浜的城主，后来经略中国地方时首次接受信长的委任始终竭尽全力完成任务。当他得知信长死讯时，正在围困备中高松城，用水攻以制其死命，毛利氏无奈前来求和。他迅速与其达成了和议，回师到京都西面的关隘山崎，击败并消灭了明智光秀。这是在他从高松出发仅仅八天之后，信长死后第十二天的事情。秀吉的特点是：神速机敏、常有出敌不意的计谋，在危急时刻，最能充分发挥其特长。由于诛伐光秀有功，秀吉在织田氏众将领之间的地位大为提高。因此，在确定信长后继者的会议上以及在为信长举行葬仪上，秀吉压倒了先辈老将，从而掌握了主导权。这当然招致了他们的嫉妒。柴田胜家是反秀吉派的首领，但在贱岳（近江）一战失败后，自杀于北庄（福井市，天正十一年（1583）四月），从此秀吉的势力达到了北陆，许多织田氏的将，包括前田利家在内，都成了秀吉的属下。[5]这一年他在大阪修筑居城，用巨石固垒，装饰得极其豪华，作为统治天下的中心可谓毫无逊色。这时，德川家康兼并了今川和武田的旧领地，形成跨骏河、远江、三河、甲州、信州的强大势力，不肯听从秀吉的指挥。信长之子信雄想借家康的援助消灭秀吉，其联军在尾张的小牧山布阵，与秀吉军对垒（天正十二年（1584）三月）。这一战役是秀吉与家康两大英雄的对抗战，但双方都在暗地里你来我往，进行秘密工作，只互相固守阵地，并没有真正进行决战。双方都知道对方的实力，知道硬拼是徒劳的，于是彼此讲和，家康承认秀吉的优越地位，秀吉也尽量保全家康的面子。在这次战役中响应家康的各地势力，后来都陆续受到秀吉的征讨而降服，如越中的佐佐成政，纪州根来、杂贺的起义，四国的长曾我部元亲等皆是。至此，中原地方已无能与秀吉相抗衡的势力。从这点上，完全可以说，山崎、贱岳、小牧三大战役奠定了秀吉创业的基础。

在这期间，秀吉的官位也不断晋升，诛杀光秀之后，官拜从五位下左近卫少将，十三年三月，累升为内大臣，七月进补为关白。关白一职，向来为藤原一族担任，而由其他以外的人担任是从来没有先例的，因此，他当了近卫前久的养子，改姓藤原。但他认为借用他人之姓有损自己的形象，便奏请天皇，在得到许可之后，就改用丰臣这个新姓。秀吉以武力平定了中原，又担任了朝廷最高职位关白，成为名符其实的天下霸主。后来虽然还对边远势力进行了征讨，但那是胜败早在意料之中的事，不过是为完成统一而进行的扫荡战罢了。天正十五年（1587）征讨九州时，他亲自策马来到萨摩的大平寺，一路上行装华丽，轻松得好像在游山玩水。岛津义久降服后，他把九州各国分给各位诸侯，九州彻底平定了。但他在这次征讨中，经常打着敕命的旗号，为他征服九州做到名正言顺，这也表明了他对皇室的态度，说明他当关白绝非徒有虚名。在此以前，他在京都的内野建造了豪华的邸宅——聚乐第。十六年（1588）四月，在这里举行了空前盛大的仪式，迎接后阳成天皇前来行幸，以盛宴款待天皇，并增献皇室领地，召集各大名宣誓，要世世代代拥戴皇室，不得违抗关白的命令。这固然是他尊皇精神的表露，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他是想借天皇的威信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势，从而最后完成许多诸侯心想实现而未能实现的目标——称霸天下。

天正十八年（1590），丰臣秀吉把矛头指向关东地方的强大势力北条氏。这次也是打着敕命的旗号，命令各国大名出兵，所以征讨小田原的兵力号称有30万之多。大军压境后，采用了持久战的方针，包围城池断绝粮道，同时攻打关东其他各城，以削减其羽翼，主城终于陷落，偌大的关东雄族，竟在早云崛起百年之后，终于灭亡。这时，以伊达正宗为首的奥羽诸侯，也对他低头称臣了。在本能寺之变后仅仅八年，全国终于实现了统一。

箭雨桐纹花样长服（丰臣秀吉所穿用）

尽管要求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尽管已经有了卓越的先驱者，但如果没有出现秀吉这位英雄，恐怕也不会这样迅速而完全统一全国的。秀吉是个罕有的具有雄才大略的武将和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个具有适合实现这个统一所需要的开阔胸怀和通达人情事理的人。上面说过，秀吉的统一政策，大部分是继承和发展了信长的方针，但在每项具体措施上，即使完全是那样，而其实施精神却有天壤之别。信长对人严厉刻薄，杀伐失度，而秀吉则包容万人，以温情待人，力避杀戮无辜。在留下的一些秀吉遗书中，可以见到他对父子妻妾那种温存而细腻的爱情，充满在字里行间。正是这种美好的仁爱精神，不仅信长没有，许多战国武将也都不具备。[6]

前面提到的信长各项统一政策，都由秀吉进一步发展了。具体的如治理交通方面，当时在日本对计算里程没有统一的标准，一里路的长短因地而异，各不一致，秀吉下令从备中到名护屋每隔36町（町，日本的长度单位，每町约合109公尺。——译者）筑一土台，以表示里的长度，明确地统一了距离标准。乐市的制度也在各地实行，努力谋求城市的繁荣。他还下令恢复因战乱而荒废的京都市街，重新在市街周围修筑土墙以划定市区的范围，在征服九州的归途上，还筹划复兴已化为焦土的博多市，允许自由通商，免除各种杂税。为统一币制，铸造了大型和小型的金币以及用银和铜铸造天正通宝、文禄通宝两种硬币。在管理矿山方面，除生野之外，还陆续将石见银矿、佐渡金矿等收归直接经营，对其他诸侯所有的矿山，则课以捐税。当时的金银产量很高，他自己贮存了大量的金银，造成许多传闻，这实际上也是他管理矿山方法适宜的结果。

丰臣秀吉像

丈量土地（检地），历来是他所施各种政策中最为人乐道之一。从山崎会战次日起，他就逐渐在他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推行，以后每年都继续丈量，直到他去世为止，几乎在全国范围内都实行了丈量。丈量的要点是，制定统一的面积单位，以曲尺（曲尺，日本的长度单位，每一曲尺约合0.303公尺。——译者）6尺3寸见方为一步，30步为一亩，10亩为1段，10段为1町。其次是依土地的肥瘠，分别定为上、中、下、下下4个等级，统一规定产量，责令以收获量的2/3交给领主，为此，统一了升斗的容量标准；又把土地的实际耕种者登记在检地簿上，把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还废除了庄、乡、保、里等复杂的行政区划名称，统一规定简称为国、郡、村。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废除中世纪庄园制度，建立新型土地制度，从制度上来确定社会的经济变革，送走中世纪，迎来近世社会的显著标志。正如制定户籍、施行班田是律令制的基础一样，这些也成为近世社会制度的基础。这一时期确定的单位和名称等，一直沿用下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直到昭和时制定公制以后才停止使用。[7]

收缴武器（刀狩）也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政策，它禁止全国的农民、僧侣持有刀、矛、弓、枪等武器，凡违禁持有者，都要没收。自天正十三年（1585）起，已在部分地区实行，十六年（1588），下令在全国实行。并考虑到没收来的武器的转用途径，经熔铸后，用作修造中的东山大佛身上的钉、锔等。中世纪时，武士住在农村，一旦有战乱，农民也拿起武器，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因而兵农间的关系十分接近；这是中世纪的混乱在身份制度方面的一种表现。现在收缴农村的武器，消除了农民的潜在战斗力，谋求社会和平，区分士、农身分，建立起各阶层的秩序。这对统治者来说，当然是为了建立新的和平秩序而必然要采取的措施。

秀吉对待寺院的政策，则和信长恰恰相反。信长蛮横地破坏寺院，而秀吉则保护它、允许它复兴。比叡山、高野山因此而得到复兴，本愿寺的光佐修复了京都大谷的祖庙，并在六条领得了大片地压，修建了其总院西本愿寺。

对基督教，开始也是加以保护的，可是后来却改变了态度，驱逐传教士。这似乎与他的包容一切政策相矛盾，要知这个命令是他在征讨九州的归途中发布的，因此可以认为，秀吉亲眼见到了九州信徒的活动情况，觉察到有违日本的纲常伦理，背地里包藏着政治野心，所以才为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而采取了这样果断的措施。但他并没有禁止通商贸易，所以禁止基督教的命令未免执行得不够彻底，而且对教士的迫害反而提高了大家的信仰热情，甚至出现了新领洗者的事例。

丰臣秀吉的对外政策

秀吉在国内完成了统一，建立了赫赫的丰功伟绩，但是在外交上却徒有宏图，没有能收到实效，暴露了他毕竟不过是一个局促于岛国内部的井底之蛙式的人才，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缺乏善于应付的知识和卓见。他发动的朝鲜战争，尽管在各个战役和策略上收到可取的效果，但从整体来看，却完全是轻率的举动。由于首战成功而得意忘形，甚而制定征服明朝以后的各种措施等等，说明他对局势的看法过于乐观，不懂得现实国际关系的严峻性，天真得简直像个孩子。他把朝鲜、明朝时的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看得就像日本的九州和关东等地一样。遣使送书，促其入贡，不入贡就出兵征讨，这是他在统一国内时常用的手法。他发动朝鲜战争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希望恢复与明朝、朝鲜的勘合贸易，但是应该知道，由他要求对方入贡的贸易，与前代的勘合贸易在主客关系上恰恰是完全相反的。他在对外交涉的第一阶段，可能是想从日本的优越地位出发开展通商贸易，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时，第二阶段便想以武力来征服对方。朝鲜战役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而引起的。对贸易的要求是前一阶段的原因，并不是整个的原因。最基本的原因是，他有一种错觉，认为对待外国，也可以像对待国内那样。造成这种错觉的背景是，倭寇长期活跃之后，觉得明朝时的中国和朝鲜等并不是可怕的远方国家，而觉得是极其接近的，这种感情所起的作用似乎应该一并加以考虑。（在这里，著者把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原因，轻轻地归诸于“他有一种错觉，认为对待外国，也可以像对待国内那样”。这是完全错误的。下面著者也谈到，丰臣秀吉企图攻陷明朝的首都北京，以作为日本的帝都；还想把天竺附近的各国，分封给有功将领。以及丰臣秀吉在实际谈判中，不满足于明朝的册封。这不正说明丰臣并没有错觉，更没有像对待国内那样对待外国吗？但著者从资产阶级学者的立场出发，企图用“错觉”那样轻描淡写的词句，来为丰臣秀吉的侵略野心辩护、卸责，是完全徒劳的；反而进一步暴露了著者受过去御用学者的毒害很深，因而不愿公正地去认识历史事实的本质。丰臣秀吉的出兵朝鲜，完全是一种侵略行为，其主要的原因，确如著者所说，对贸易的要求，并不是全部，也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丰臣秀吉企图转移国内反对派，特别是被其武力所压服，但随时可能起来背叛的藩侯、大名的目标，想把战事引向国外，以侵略、扩张来加强和巩固其统治；至于贸易，想从贸易中取得巨额利润，以解决其经济上的困难，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支持其向外扩张、侵略的文治派和其背后的商业势力的目的。但主要的原因，决不是仅仅为了贸易的利润。日本统治者在实力充沛以后，企图扩张，用侵略邻国来达到其目的的野心，从历史上看是有其目的的，值得警惕。著者使用的“错觉”“感情发生作用”等说法，请读者多加注意。——译者）

十六七世纪时的日本

16世纪末、17世纪初日本在政治上重新统一的经历，部分地也是三个城市的故事，它们都位于中部本州岛。日本帝国的首都是古城京都，在这里，天皇——一位几乎没有实权的人物——主持着金碧辉煌的宫廷。国家事实上的统治者是接连不断的军事领袖。他们中最强大的是丰臣秀吉，他自内海的港口城市大阪发号施令，两次发动侵朝战争，都未获成功。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赢得权力，他将政府所在地迁移到东部城市江户——今天的东京。江户位于关东富裕的农业区的中心地带。在早期内战中，德川家康为自己的权力奠定了基石。

天正十五年（1587），他通过对马的宗氏，开始与朝鲜交涉，由于谈判进行得不顺利，便于天正二十年（1592）断然决定下令出兵。出兵的最后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假道朝鲜入明。渡海的陆军分成九路，共158700人。在釜山登陆的第一、第二两路分头进军，20天后一同占领了朝鲜首都汉城（今首尔。——编者注），行动极为迅速。秀吉得报后欣喜若狂，制定了庞大的计划，想要亲自渡海攻陷明朝的都城北京，把它作为日本的帝都，迎接天皇来到那里；把天竺附近的国家分封给各先锋将领，自己则坐镇宁波，指挥全局。但后来事态的发展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汉城占领以后，加藤清正的第二路军进一步控制了咸镜道，大有越过国境侵入中国之势；但小西行长的第一路军占领平壤后便无法再前进一步（这里著者忽略，或者说隐瞒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丰臣秀吉军在侵朝战争中，最初由于朝鲜军民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中，加上统治者的昏聩，以致日军侵入后，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占领了不少地区。但不久随着明朝援朝军的参战，侵略军被击退，从平壤后撤，这才是“无法前进一步”的原因。——译者）；随着补给线的延长，给养日益困难；随着占领区的扩大，需要增加守备人员，因而兵力顿感不足，加上朝鲜人民的抵抗，游击队的活动加剧，致使将士间批评战争、希望和平的呼声日见高涨，特别是小西行长自己就希望和平，再加上其他情况交织在一起，致使小西行长军胶着、停留在平壤一带。后来便开始和平谈判，明将李如松率领援军参战，文禄二年（1593）初，占领军撤出平壤退到汉城，接着集结到釜山。这期间和谈仍在继续，日方条件逐渐减低。庆长元年（1596）六月，明朝使者正式来到日本，呈上封秀吉为日本国王的国书。于是秀吉勃然大怒，再度下令出兵。再次发动战争，对秀吉来说，是有充分理由的，不过，将士们再也没有上次那样的士气和热情了，加上粮食的不足和天寒的威胁日趋严重，致使这次出兵只控制了朝鲜南部各地，继而又退守沿海城市。在这期间，虽然也曾有过加藤清正的包围蔚山和岛津义弘的泗川战役的大捷等勇猛的战绩，但出兵的最终目的完全没有达到。最后因秀吉之死（庆长三年（1598）八月）发出了撤兵的命令，十二月全军回到博多。这次战争前后费时七年，无数将士暴骨异邦，而一无所获。对秀吉来说，恐怕是无法自圆其说的终生憾事。力不从心的侵略野心任何时候都是灭亡的根源，只是因为这时明朝时的中国与朝鲜国势都衰落不振，其他国家又不遑他顾，所以日本国家才没有陷于危险境地，至多只是加速了丰臣政权的灭亡，这一点真可谓是万幸。[8]

秀吉对待南方各国的态度也和对待明朝时的中国、朝鲜一样。当时菲律宾群岛是西班牙的领土，吕宋岛的马尼拉是其总督驻地，所以日本把它称为吕宋。秀吉于天正十九年（1591）致书吕宋太守，迫令其入贡，并以侵略相威胁。对此，总督回信除表示不即不离的态度外，并称可能的话，也想参加被葡萄牙垄断的对日贸易，后来虽然还有过三次交涉，但秀吉的大话并没有把对方吓到，实际上秀吉也没有远征的能力，所以到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文禄二年（1593）秀吉还致书高山（台湾），促其入贡，但也没有结果。

文化

转折期的文化，由于排除了因袭，当然具有自由清新的特点，但这一时代文化的新鲜感大都是以下述条件为前提的：

其一是没有受过旧文化影响和拘束的堆方下级武士成了天下的霸主。他们为了夸耀其权势，勒令人民服从，就想在赤裸裸的朴素人性上显示自己的优越性。

其二是由于城市的发达、商人的兴起、金银产量的增加等经济发展的结果，使财富，特别是象征财力的金银，成为人们追求和崇尚的对象。

其三是开始同西洋交往，不同的文化在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大量流入日本。

前两种原因相互结合，在这一时代的建筑、绘画等方面，表现为金碧辉煌的豪华美和显露出暴发户的情调。而后者则表现为丰富了人民生活，其中混进了带有新文化因素的各种外来文化。

城郭建筑代表了这一时代建筑的特点。在中世纪，城郭是领主们在自己所居宅邸修建防御工事，有的则是利用天险而建造的。到了这个时代，出现了具有坚固要塞和宏伟殿堂的大城郭，周围筑有多道壕沟，围以高大结实的石垒，在中心城堡之外，还建有二层三层的外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心城堡中的天守阁。天守阁本来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而建造的，但其内部增添了许多居住设备，外部的屋顶和轮廓也都特别注意形式上的华美，以此作为城主权力的象征，这样就不能不认为表露出奢侈的现象，具有和平的意味了。安土城的天守阁有七层，最下面一层是仓库，第二层以上全是居室，柱子上涂着黑漆、朱漆和金粉，墙和隔扇上绘有五彩的花鸟与人物。安土城以外的姬路、广岛、大阪、图山、松本、伏见等地也都筑有宏伟壮丽的城郭。城郭建筑的一个重要部分——住宅建筑，在风格上可以说集前代的书院建筑之大成。今天大德寺的唐门和西本愿寺的飞云阁还保留着秀吉聚乐第的一部分形式。那是当时最高级的住宅建筑，是典型的书院建筑样式。殿阁上嵌镶珐琅，园庭中布满了各种奇树怪石，涂金的瓦上装饰着龙虎，其壮丽据说可与秦朝的阿房宫，前汉的未央宫相媲美。曾是伏见城一部分的西本愿寺的书院和唐门、醍醐寺三宝院的殿堂等等，都是保留到现在的当时的建筑物。

西本愿寺能乐舞台

雕刻和绘画，作为这些宏伟建筑的装饰而获得了独特的发展。雕刻有透雕、浮雕、整雕等等，构思自如，色彩鲜艳。在绘画方面，狩野元信之孙永德继承了其祖父的手法，发挥出狩野派的特长，在信长、秀吉的保护下，在安土城、大阪城、聚乐第的隔扇和墙上挥动彩笔，开创了壁画的全盛时代。永德的养子山乐和元信的弟子海北友松等也都是著名的壁画名家。这些壁画在涂满金底的整幅画面上，以其雄伟的构图和绚烂的色彩描绘出花鸟和人物，的确代表了这一时代艺术的特色，用它来装饰具有豪迈气概和巨大权力的天下霸主的周围，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

工艺也有了很大发展，一方面用作建筑装饰，另一方面也制作实用的武器和甲胄。由于茶道的流行，十分重视茶具，因此制陶术有了显著的进步。特别是侵朝战役时，有不少诸侯俘虏了朝鲜的陶工，带回日本，发展领内的制陶业，像萨摩烧、有田烧、萩烧等都是其中较为著名的。

纯金茶道具

纯金茶道具，由丰臣秀吉倡导建立以黄金茶室为中心的茶道所使用的茶具。

茶道的流行是这一时代不可忽略的特别风尚。茶道从室町时代起就开始流行，到这时代可以说是旧文化了，而且其闲寂淡泊的特色，与这一时代艺术豪华壮丽的特点，甚至可以说是格格不入的，可是为什么会流行起来呢？想来是因为不管怎样醉心于发展新文化的统治者，也不能不为旧文化所具有的伟大传统所吸引。茶道虽然不是旧文化的代表，但因为是在他们身边的东西，对于缺乏教养、知识浅薄的他们来说，就把茶道认为是代表旧文化的权威和形式了。他们可能认为其素朴的形式和闲寂的境界，越是与他们豪奢的日常生活格格不入，就越有权威，越有意义，因而也就热衷于斯道，这正如他们修造城郭一样，以为借此足以显示他们的权威。从这种认识出发，以收藏、夸示名贵茶器为荣就毫不足怪了。他们能为了一个茶具而一掷数千金，渴求名器胜于领地，这些同以黄金装饰身边，实质上是相同的。对茶道来说，则完全是异端，然而这一时代流行于上层社会的茶道却正是如此。秀吉所创造的组合式黄金茶室也好，北野的大茶会也好，都不过是以吃茶为名，实质上是显示权力，进行上下层之间的联欢，在尊重旧文化的名义下，把它改造成适应当代的东西，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一时代文化力量的强大。

随着与西方交通的开始，新文化传到了日本。这可以举出许多事例，枪的传入使战术为之一新，促进了统一事业；基督教的传播在人民的精神境界中开辟了新领域，在政治上也引起了复杂的问题，这些前面已经讲过不再重复。此外，在人民生活的各方面，甚至每一个细小角落，都增添了新鲜事物。比如今天几乎已日语化的葡萄牙外来语，在服饰方面，用以称斗篷、汗衫、裙裤、线衣、纽扣的名词都来自葡萄牙语；纺织品方面的呢绒、天鹅绒、锦缎、细棉布、印花布；器具中的玻璃、酒杯、长颈瓶；食物中的棒糖、糖豆、蛋糕、泡泡糖、圆点心、面包、油豆腐、香烟；其他还有纸牌、肥皂等等都是由葡语转化来的，多得不胜枚举。日语中的外来语，来自西方的还有荷兰语、英语等，都是日荷、日英交往的结果，上述的葡萄牙语也是日葡交往的成果，主要是在这一时代传来的。表达这些具体东西的语言，是随着这些东西的传入而来的。由于这些东西已经广泛地普及到民间，所以这些语言不只是某一阶层的用语，而是广泛流行于上下阶层，直到今天，仍然在日语中占有牢固的地位。

当时来日的西方人，一律被称为南蛮人，东西则被称为南蛮物。南蛮物不单是珍奇的物产，而且普遍认为它能够触发对基督教的信仰，具有护符一般看不见的威力。南蛮斗笠是武将的吉祥物，南蛮衣和南蛮铁也是一样。弗洛伊斯写道，从天正末年起，在京都，如果没有葡萄牙衣服或其他物品，甚至不把你当作人看待，可见南蛮风俗流行之盛。[9]

另外活版印刷术也在这时由葡萄牙传到日本。活版印刷传入日本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侵朝战役后由朝鲜传入的，另一条是从葡萄牙传入的。从年代上看后者稍早些。即天正十八年（1590），巴利尼亚诺带领遣欧使节回到日本时，带来了活字印刷机，大量印刷传教用的书籍。这就是后来称为耶稣会版的，用日文和罗马字两种文字印刷，这种书籍一直到现在还遗留有近30种。[10]

西方油画也在这时传入日本。基督教的教堂和信徒的家里需要悬挂圣画用作礼拜用和装饰用。起初都是从欧洲运来的，以后就在日本画了。传教士们在日本信徒中挑选一些人，教给他们作画，他们进步很快，后来竟看不出其作品是日本人画的。现在各地还留存有当时的遗作，不仅有宗教画，还有一般画，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画法。

德川家康像

一位无名艺术家描绘了身着宫廷服饰的德川家康，这幅画是在他死后绘制并展示给人们的。他死于1616年，时年73岁。那时他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已故去，他稳固地获得了作为幕府将军或是国家军事统治者的地位。曾亲身参加50多场战役的家康以狡诈、耐力和非凡的坚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士兵称其为“老獾”。他奠定了家族的命运，德川家族在其后的250年里统治日本，这不光依赖于至高无上的军事权威，也取决于他在管理国家、提高税收和驱逐敌人方面的能力，德川王朝的继任者们同样继承了这些才能。

第二节 封建制度的建成

德川家康的霸业

德川家康在秀吉建立霸业时，表面上表示臣服，并与其政策保持协调一致，但实际上，却是一股和秀吉相对立的势力。德川家康出生在一个虽不算大、却是历代豪族的家庭，拥有一批生死与共，世代臣事的家臣。他本人也韬略过人，武艺超群，是东海道首屈一指的武将，更因幼年时生长于艰苦的环境中，养成了坚韧不拔的性格。北条氏灭亡后，秀吉把他封到关八州的新领地，表面上是厚待，实际上是敬而远之。让他离开旧领地，去经营新领地以消耗其实力，表示对他的势力很不放心。但是他懂得，秀吉在世时必须隐忍持重。秀吉死后，后嗣幼弱，诸将不和，各种条件都已成熟，他收取隐忍持重的果实的时刻就来到了。秀吉临死时，担心一族中没有人扶持他年仅六岁的儿子秀赖，令诸侯郑重宣誓，拥立秀赖，并且特别下令家康在伏见城主持政治，而让前田利家在大阪保护辅导秀赖。但是丰臣氏的各位将领中，石田三成和小西行长等精通政务的文治派与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自恃武勇的武断派一直不和。秀吉死后，这些将领之间倾轧不已，加上唯一能够牵制家康的前田利家也在秀吉死后翌年病故。

屏风画

此画为一折叠屏风的局部，它描绘了在1615年围攻大阪城堡战斗中的武士形象。

锅岛直重像

在这幅17世纪的丝卷画上，一位上了年纪的日本勇士正准备战斗。画中描绘的人物叫锅岛直重，起初是南方军阀一个不起眼的门人，他在16世纪末导致国家分裂的战争中表现得非常勇猛，站在得胜的军事领袖德川家康一边。德川家康及其继承人统一了分裂的国家。这名勇士1618年以80岁高龄安详故去。作为一个地方贵族，他一直活到得以享受长久的德川和平的果实。

这样一来，家康的地位当然不断提高。他知道为了成为名符其实的天下霸主，必须向丰臣氏施加压力，迫使其灭亡，或从根本上扭转主从关系。他利用将领之间的倾轧，使大多数武断派加入了自己的阵营，并挑动石田三成等文治派首先起事。家康苦心设计的表面战事，终于在征讨会津的上杉景胜时爆发了，他迅即掉转矛头，西上直指乘机而起的三成派，所有的诸侯这时都分成东西两军参加到战事中。庆长五年（1600）九月，双方在关原战役中一决雌雄。这次战役，东军由于西军小早川秀秋的内应而获胜。在进行战后处理时，家康斩了三成及其部将，削减了毛利、上杉等大诸侯的封地，增加了东军各将领的封地。全国的大名安置，完全置于德川的霸权之下。

关原战役图

这幅细致的图画取自一个屏风，屏风是德川家康女儿嫁妆的一部分。它展示出1600年关原战役中将军大获全胜的情景。德川家康善用谋略，出奇制胜，石田三成则雪上加霜，遭同盟者的背叛。画中描绘石田三成所部正从熊熊燃烧、即将化为灰烬的营地仓皇出逃，遗留在身后的旗帜表明他们中许多人是基督徒。家康的部队在低云密布的掩护下蜂拥向前，大雾把战役推迟了一个多小时。那场战役实际上比这幅受胜利者委托绘制的画面所揭示的更残酷、持久和混乱。此后没有一位日本贵族敢于在公开战争中与德川军队交手。

在确立了称霸的基础上，他开始逐步推行自己治理天下的政策。他好学并精通历史，崇拜源赖朝，心想在政治上效法他，并决心要采取与其对手丰臣氏不同的政治形态，但也承袭其制霸的形式，所以在庆长八年（1603），就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立了幕府。从天正元年（1573）足利义昭被罢免将军职务算起，正好过了30年，又出现了任命的将军。表面上虽同称为将军，但实质却有天壤之别。一个是在强大的地方大名势力保持均衡上，凭着将军的权威而勉强保持位置，一旦均衡破裂，实权也随即丧失，徒具虚名；另一个则是以实力控制各大名，加上民心向往和平统一，实际上具备了进行统治的条件，只是在形式上借用了将军的称号而已；一个想借将军之名获得力量，另一个则以实力借用将军之名；一个把朝廷作为将军权威的源泉，另一个把众大名作为自己实力的基础；二者对诸侯的态度，当然也不相同。

庆长十年（1605），家康把将军一职让给第三个儿子秀忠，一方面表示这一职位是世袭的，另一方面也使自己摆脱了公职，自由地处理政务。当时丰臣秀赖还是个领有摄、河、泉三处领地的65万石的大名，虽然已无力与德川氏对抗，但对家康来说，仍然是一个危险的敌手，不能任其下去。于是千方百计地削弱丰臣氏的势力，剪除其羽翼，特别是利用秀赖及其母淀君信赖神佛的弱点，让其在各地大兴土木建造社寺，以消耗他们的财力，这实在是个老奸巨猾的计策。并利用其所修造的工程之一方广寺大佛殿钟上的铭文为借口，挑动丰臣氏，迫使他不得不举兵反抗（庆长十九年，大阪冬季之役）。这时响应丰臣氏号召而集合到其麾下的队伍中，竟没有一个大名，只有些各国的流浪武士。家康和秀忠则以全国大名的兵力包围了大阪城，即使对这场胜败之数未卜可知的战斗，家康也还是用心深远，力避强攻，深谋远虑。他提议讲和，条件之一是填平大阪城的护城河。次年战端又开，丰臣军在城外被击败，秀赖、淀君自杀。至此，丰臣氏彻底灭亡（庆长二十年五月，夏季之役）。

秀吉在他的辞世歌中把自己的一生比作短暂的朝露，而这竟成了谶语，丰臣氏仅传二世而亡。

整顿幕政

大阪战役消灭丰臣氏后，家康总算放下了心，但他也在次年，即元和二年（1616）病死。[11]这时秀忠已牢牢地坐稳了将军的宝座，德川氏的霸权，并未因此而有丝毫动摇，相反，幕府的基础却是越来越巩固。到了继秀忠之后的第三代将军家光时（元和九年——庆安四年，1623—1651），其统治态势已稳如泰山。从家康到家光的三代是德川幕府奠定基础的时代，是完善幕府政治的时代。从内容来说，是发挥武家政治的特点，用武力控制政权的时代，这种用武力控制政权的政治，集中地表现在对大名的控制、对朝廷的压制和对农民的剥削上。

控制大名是关系到幕府基础的重大问题，所以家康很早起就注意到这一点。关原战役结束后，论功行赏时，就是根据他的治理规划，重新变更对大名的安置。在畿内、关东、东海道等地安置了谱代和亲藩，即累代的老臣和同姓近亲的大名，以巩固统治；把外族大名（外样大名）移到奥羽、中国、九州、四国等边远地区，即使这样，在他们之间，也还亲疏交错，以使前后互相牵制，不是以形成对幕府的威胁。这个方针，以后也沿袭了下来，一有机会就据幕府的方针，对大名加以调动。所谓机会，就是毫不留情地对大名进行削封、减封，这是幕府控制大名的一个强有力的措施。

对大名削封减封的原因除关原战役时与幕府为敌外，还有平时违犯幕府的法令，或是没有嗣子等等。所谓违反法令等等，都只是表面的借口，它可以由将军任意加以利用，所以各大名的地位极其不稳。大久保和本多都是德川家累代的老臣，他们跟随家康，对其完成霸业曾做出重大贡献。但是大久保忠邻被家康罢官没收了小田原的6.4万石封地，本多正纯被秀忠罢官没收了宇都宫的15万石封地。甚至对亲藩的近亲诸侯，也毫不留情，像福井的松平忠直（家康之孙），骏府的德川忠长（家光之弟）都被罢官没收了封地，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至于外族的大名，所受的威胁就更大了，著名的例子有丰臣氏的旧臣福岛正则（广岛，49万石），加藤清正之子忠广（熊本，51万石），小早川秀秋（冈山，51万石），蒲生忠乡（会津，60万石）等的被没收，等等。

江户的市井生活

江户即现在的东京，1603年天皇加封德川家康为大将军，他在江户建都。江户是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中心之一，此图中可见江户的市井生活十分繁荣。

幕府控制各大名的权力是如此强大，而武家诸法度又把这种权力用各大名应履行的具体义务形式在法律上规定下来。在这以前，（庆长十六年，1611），家康就让各大名在誓词上联名签字，发誓要对将军服从和忠诚，到庆长二十年（元和元年，1615），就制定了武家诸法度13条，这13条中虽然也有像奖励文武两方面的一般教化条目，但同时规定，各国不得藏匿违法者；除和同国人往来外，不得与其他国人有所交往；不得另行新建城堡，即使要修补，必须提出申请等干涉大名领内统治以及禁止私自结婚等干预私生活的条例；此外，还规定了对幕府应尽的义务，如参觐作法等一套规则，把大名紧紧地置于幕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宽永十二年（1635），家光当政时，又增补成21条，其强制干涉的特点更为突出。其中一个例子就地强化参觐交替制度。实行参觐制度，把妻子留在江户，这本是大名们一直自发实行的行动，开始时，将军对此也表示了相当的礼貌，如外族大名来到江户时，甚至要到府外去迎接。家光废除了这个惯例，以显示将军的天赋权威，宽永法度就是根据这一精神而制定了参觐交替制，严格规定诸侯在原则上要一年住在江户，一年住在自己领地，每年四月时进行轮换。乍一看来，这样做削弱了诸侯的权力，是把诸侯置于幕府控制下的最有效的政策。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武士们住在江户，提高了生活水平，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致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赖以存在的封建制基础。

幕府凭借法律控制了大名以后，为了削弱他们的财政力量，大搞土木建筑，命令他们协助，向幕府捐献建筑材料。宫中、仙洞以及江户、骏府等各地新修建的城堡，都是采用了这种办法。江户城等都是在从庆长十一年（1606）到宽永十三年（1636）间建成的，几乎是连续施工，不断要求大名们出工。大名虽对这种负担感到过重、痛苦，却没有人敢起来反对，由此也可见幕府威信之高。

幕府除使用种种手段压制、控制大名以外，也想了一些办法争取、拉拢他们。比如同强大的外样大名结为婚姻，或是赐予他们以松平的姓氏或将军的名字等等。当然，这同压制、控制的强度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总之，幕府驾驭大名时，兼用了强大的实力与巧妙的策略二种手段，其统治一直延续了二百余年，一直没有出现太大的反抗，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奇迹。

对朝廷的压制，这是过去织田氏和丰臣氏没有想到的，他们都是借助朝廷的权威实现自己的霸业，而且是以朝廷一分子的身份来执掌国政的，从没有过与朝廷对立的观念。但是家康的称霸一开始就没有借助朝廷的权威，就连任命将军，也只是让朝廷对他用实力争得的地位加以承认而已。在江户开设幕府，更是只能大大加深公武（公武，公指朝廷，武指幕府。——译者）之间的对立情绪。家康把《吾妻镜》作为施政的参考书，当时的公武关系也正如《吾妻镜》中所述的和镰仓时代一样。相当于镰仓的六波罗一职的是所司代，关原战役之后，家康就任命板仓胜重为所司代，他与儿子重宗两代人，担任这一官职达五十余年之久，很能体会和秉承幕府的意志来压制朝廷，干涉朝政。

早自后阳成天皇时起，家康就开了干涉朝廷内政的先例。后水尾天皇元和元年（1615），在公布武家诸法度后的10天，又制定了禁中及公家诸法十七条，这是压制朝廷的根本法典。其第一条规定了天子的职能，这当然要受到谴责，认为是违反了古来的大义名分，但这种谴责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对于三公（三公，指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或是指左、右大臣和内大臣而言。——译者）、亲王以下诸朝臣的席次，三公、摄政关白的任用、改元以及叙任和敕许门迹、紫衣、上人等称号等事务，以往，即使政权掌握在武家手中时，也完全是听由朝廷自行处理，保留着过去朝廷统治权的形式，因为这些对武家政治并不形成任何妨碍。可是现在，对这些也要插嘴，横加限制，实在是多余的干涉，愚蠢的做法。武家本应是豁达大度，不过问这些小事，然而竟做出这种目空一切的规定，无疑是崇传等人一知半解的学识在作怪，致使成为后世尊王论者攻击幕府的材料。另外，这一法律还规定，武家的官位，不包括在公家同一官位的定额之内。这样一来，武家便可以不受定额的限制，把朝廷的官位任意封给大名们；这样做，幕府自以为很聪明，尾张、纪伊因此而成了从二位权大纳言，岛津和伊达成了四位权中将。到后来，这种毫无价值的虚名官位充斥各地，而且，由此却使武将也对柔弱的公家意识感到亲近，成了公家形式主义的俘虏，到头来反而挖了武家封建制的墙角，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在这三代将军统治时期，对农民也制定了最严厉、苛刻的政策。农民是支持封建社会基础的生产者，对其重要性，德川家康是有足够认识的。因此在当时的身份制度上，规定了士农工商的次序，把农民摆在仅次于士的位置。但这种重视，当然只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的重视。也就是说，只有在生产粮食、缴纳年贡这一点上，农民是重要的，离开了这一点，就根本没有什么可重视的了。在这个意义上，幕府为了使农民成为自己所希望的纳税者，就连他们生活中的一切琐事，都想加以限制和干预。甚至可以说，并不把农民当作人，而是当作纳税机器来对待，这么说并不为过。为了禁止百姓永远买卖田地，防止土地的兼并和纳税能力的减低，幕府于宽永二十年（1643），几次下令对农民生活加以严厉的限制：如不许随便吃米；不许买酒、买茶和饮酒、饮茶；不许种植和消费烟草；妇女如伺候丈夫不周，喝茶过分和游山玩水者必须离婚等等。这些干涉，看来都极可笑，可是在整个江户时代，幕府对农民的态度就是这样，并没有根本改变。而干涉、限制最甚的，莫过于幕府初期三代将军的统治时期，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代政治的专制和武断。

德川社会的四个等级

这幅出自当时的绘画说明了德川社会的四个等级武士、工人、商人、农民。

幕府的基础与机构

作为上层建筑来说，幕府的政治社会体制，堪称是最完善的封建制度。首先在人的方面，以将军和大名、直属武士（直属武士，直属德川将军家的、俸禄在一万石以下的武士，即旗本、御家人的总称。——译者）的关系为中心，武士与武士之间都有牢固的主从关系，这种关系不仅限于武士，也适用于其他一切身份的人。士农工商都有固定的身份，属于不同的社会阶级，在每一种身份中，还再细分为各种阶层。主从的关系和阶层的秩序就像网眼一般纵横交错，构成整个社会，每个人都被牢牢地固定在自己应处的位置上，不准错离一步。在物的方面，全部土地都被自治的、互相连带的町村所分割，处在统一的管辖之下，其领有和管理关系，决不像中世纪时那样复杂，一个领主在自己领地内不但有征税的权利，而且还有行政、立法、司法等多方面的强大权力。这种权限是经过战国时代而逐步形成的，大领主多半是凭自己的实力而取得的，德川氏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家康当上征夷大将军，其权限的合法性，就得到了朝廷的承认。其他领主则臣服于将军，通过分封的形式，取得领地的合法权限。领主在其领内所具有的统治权和独立性，相当于一个国家，但另一方面，它要接受幕府的监督，履行对将军的义务，从而又具有统一性，形成了上下间的封建关系。这种封建关系是幕府凭借强大的实力和巧妙的策略而强制推行的，是依靠对分封土地的完全统治权和社会阶层间固定的秩序而紧密维持的。因此，作为日本的封建制度来说，可以认为，它已经发展到了最后时期，达到了成熟阶段。近来学者把这种封建国家机构称为幕藩体制。所谓藩是指领主在领内的统治机构，或者是就其封建领国对幕府而言的称呼。这个名称是袭用中国制度中的藩王，藩镇等名称而来的。起首只在知识分子间使用，后来一般人民也使用了。它不同幕府一词，在日本，不是具有古老历史的用语。[12]

领有1万石以上禄米，臣服于将军的封建领主叫作大名。日本全国大名的数目，因时代而异，大体上在270个左右。根据它同德川氏关系的亲疏、远近和新旧，大名分为亲藩、谱代、外样三种。亲藩中又有家康三子后代的三家（尾张、纪伊、水户），兰家以外支系亲属的家门（越前、保科、久松等）和三柳（田安、一桥、清水）之分。大名还根据门第的高低分为国主（国持）、城主和无城三类，在江户城中的席位，则是根据执勤室的名称而分，有大廊下（走廊）、大广间（大厅）、溜间（休息室）和帝鉴间（书房）等称呼。大名从将军那里受封的领地，法律上只限一代，所以在大名的继承、将军的更替时，都要采取重新改封的形式。

封地是以丈量土地之后所定的土地面积和收获量作为基准，把所有的农业生产力都换算成米，然后以收获量的形式表现出来，最低是1万石，最高可达102万石，大小之差十分悬殊。大的多半是外样大名，谱代一般较小。就像上面讲过的，他们对其领地都拥有统治权，发给家臣俸禄，要求他们臣服，从而结成封建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对幕府竭尽忠诚，担负军役、公差等义务。作为忠诚的保证，他们要把妻子留住在江户，公差的内容包括参觐交替（参觐交替，也作参觐交代，是江户幕府控制藩侯、大名的一种方策。规定诸藩侯、大名在一定期间内，必须居住在江户。原则上是每隔一年，轮流在领地和江户居住；后来，改为每三年轮换一次。此项制度，虽早在庆长年间已有，但到宽永十二年（1635）公布的武家诸法度中才制度化。——译者）、定期和临时的进城拜谒将军、贡献物品，担任重要地区的警卫等等。军役指一旦有事要为幕府作战以及提供武器、人员、马匹。军役的数量各时代也不一样。据庆安二年（1649）的规定，每1万石要提供235人，马10匹、弓10张、枪20支、矛30支、旗3面。

以大名为代表的封建制是支撑幕府统治基础的一个大框架，此外处于这一基础的中心支柱位置的，应该说是幕府，作为一个大领主而拥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人力资源是指直属于将军的家臣团。直属于将军，而所领禄米不到10000石的、有资格参见将军的叫作旗本，没有这种资格的叫作家人，总称直参或幕臣。旗本的总数有5000余人，家人有17000余人，共22000余人；加上他们拥有的家臣，一旦有事时，能出动的兵力可达6万至7万人，一般泛称8万旗本，并不完全是无稽之谈。旗本的领地叫知行所，家人的叫给地。他们原则上住在江户，有一定的职守。在职务中，分为属于武事系统的像警卫、值勤的工作；属于文治系统的，则是管理工作，这些直参多半是往昔与德川氏关系很深的累代武士，以士气旺盛、对将军忠贞不贰而著称，他们保持品格，锻炼实力，以为一般武士所效法。

德川秀忠的女儿的政治婚事

和子是第二代德川将军德川秀忠的女儿，乘坐在一辆挂有帘子的马车里，从二条（岛根县旧村名）城堡出行，正要去与政仁天皇后水尾成婚（1620）。这一场景绘在一幅青色屏风上，屏风用金箔装饰，描绘了首都及其周围的景色。这桩婚姻意在加强帝国皇室与德川家族之间的联系，以此加固将军把持的权力。

幕府的物力资源首先来自其所拥有的广大直辖领地、幕府的直辖领地，随时代而俱增，到元禄时，才基本上固定下来，总计为680万石左右。其中420万石归直接收入，260万石则分给诸旗本的知行所。全国的土地以3000万石计，则其所占的比率，约为22%强。跟最大的大名前田氏的102万石，岛津氏的77万石，伊达氏的62万石等等相比，占有明显的优势。

幕府的财源除来自这些广大直辖领地的租赋以外，还有经营矿山和对外贸易所得的收入。佐渡的金山、石见的银山、生野的银山、院内的银山、足尾的铜山等都是直辖矿山，其收入在初期曾是幕府的主要财源。后来，家康奖励对外贸易，自己也曾亲自尝试并获得了巨利。家康自奉俭约，且善于理财，所以幕府不久就积蓄了巨额金银。家康、秀忠、家光临死时都把所遗金银分配给族内，从其丰厚的分配额可以得知，幕府所拥有的金银积蓄，数额之巨，大大超过想象。

以上是幕府的固定财源，从财力上看也足以制服各大名。到宽永以后，金银的产量降低，对外贸易也开始走下坡路，于是逐渐产生财政困难，不能不临时向大城市中的富豪征收捐税，或是靠改铸货币的利润等等来补充财源。

幕府的政治机构极为简单，朴实。镰仓幕府的机构虽然也很简单，但那是因袭公卿的家政机关，多少还带有贵族的色彩。江户幕府的机构则完全是采用了战国诸侯统治领内的机构形式，是名符其实的农村武士方式。它的另一个特点是，平时的政治组织，随时可以改换成军事组织，这是继承了战国的遗制。官员没有文武之分，平时作为事务编制的人员，到战时就能原封不动地变成指挥系统。还有个显著的特色是，中央机关的许多重要职位，都采取复数的编制制，通过会议和值班制度来处理事务。所谓值班制，就是由复数编制人员中，每月有一人轮流处理日常事务，它有效地防止了权力落在一人手中的弊病，这是幕府权衡、考虑了历来各种官制的利弊而定出的新方案。

幕府的最高官职是大老，它不是分管和常设的职务，大老不仅要处理重要大事，而且在将军年幼时，还要代替将军裁决政务，相当于朝廷中的摄政、关白太政大臣一职。

总揽幕府政务的最重要的官职是老中和若年寄。老中由城主一级的谱代大名担任，定员是五至六人，签署幕府的命令，管辖大名、高家和高级官员，特别是负责处理朝廷的事务以及财政、建筑、对外等各种事务。若年寄由无城的谱代人名担任，定员是五至六人，辅佐老中执行政务，并统辖旗本和家人，负责处理日常的建设工程和城中的各种庶务。此外还有御用人一职，担任将军的侍卫，把将军的命令传达给老中，再把老中的意见上报给将军。御用人也是从谱代大名中产生，其地位特殊，且握有实权，类似朝廷中的藏人头一职。

次于老中和若年寄的重要官职是寺社、町和勘定三个奉行以及大目付和目付。寺社奉行掌管全国的寺社、神官、僧侣和寺社领地内的人民，在三奉行中地位最高，由谱代大名担任，定员3人。町奉行掌管江户城内的行政、司法，由旗本担任，定员2人。勘定奉行掌管幕府直辖领地的行政和司法，并负责金银、米谷的出纳，也由旗本担任，定员4人。

大目付和目付是监督官，沿袭战国时代各分国所使用的监视者一类的人。大目付隶属于老中，负责监察大名与老中所掌管的各项工作中有无违法行为，由旗本担任，定员4至5人。目付属于若年寄，检查其管辖下的旗本和御家人有无违法行为，还负责维持城中一切秩序，定员7人。

此外还有留守居、使番、高家和奏者番等官职。留守居负责战时江户城的守备工作，平时负责警备将军的内府，检查妇女的关卡通行证。使番在战时是传令官，平时充作将军的使者出使各地，监察边远各国官员的工作情况。高家受老中的管辖，负责接待敕使等有关和朝廷的礼仪事项，也用作一种门第的名称。奏者番掌管武家的礼仪，由谱代大名担任。

行政官与司法官并无区别，行政官厅就是法院。幕府的最高法院是评定所。评定所的议事由三奉行合议解决，有时老中和目付也列席参加。

以上官职，战时可全部转为军事编制，但平时的警备工作则由番方一职担任。番方有大番、书院番、小姓番、新番等。大番警卫江户城、二条城和大阪城。书院番以下则担任将军的警卫工作。各番又分成几个小组，由番头、组头领导，番士由武艺高强的旗本和家人担任。

地方官员首先是所司代，所司代负责警备朝廷及京都市内，代表幕府与朝廷交涉，并监视朝廷和西国各大名，是地方上最重要的职务，由谱代大名担任。其次是城代，有大阪城代和骏府城代，大阪城代守备大阪城和监督大阪的各位官员。骏府城代担任骏府城的守备工作。其次是远国奉行，有京都、大阪和骏府等地的町奉行，掌管城市的民政和重要地区的特殊事务。还有伏见、长崎、山田、日光、奈良、堺、佐渡等地的奉行。此外，在各地设有代官，负责管辖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幕府直辖领地（即所谓天领）。在许多广阔的地方还设有郡代，如关东、美浓、西国、飞弹等地都设有郡代。

对外关系

家康十分关心理财，从不放过贸易这条生财之道。由于他对贸易采取奖励政策，所以在幕府初期，对外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当时在欧洲，由于新旧两派教徒的对立，各国之间斗争十分激烈。荷兰摆脱了曾在欧洲显赫一时的旧教国西班牙而宣告独立；英国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荷兰和英国的势力逐渐取代了西班牙而发展起来。这种情况也立即反映到东方贸易上来。英国在1600年，荷兰在1602年，分别成立了东印度公司，推行有组织的贸易政策，侵占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地，企图夺取商权。由于家康也希望通商，十分符合这种情况，所以在新到日本的欧洲船中，开始出现有荷兰船和英国船。

荷兰东印度公司

这幅1665年的图画展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胡弗里河上的贸易站，它防守严密的货栈以几何学的精确度展现出来。1602年荷兰在印度成立东印度公司。这些公司拥有政府所授予的垄断东方贸易和军事侵略的全权。通过贸易站，荷兰的船只在摩洛哥、巴达维亚（现在的雅加达），甚至远至东方的中国和日本之间川流不息。

最先来到日本的荷兰船是庆长五年（1600）漂泊到丰后的利飞（Liefde）号，家康接见了船员，直接向他们探询海外的情况，并挽留他们充当外交顾问，其中最受家康信任的是英国水手长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他在二浦半岛被授予领地后，改名为三浦按针。他在江户城中的住宅所在的街，也被称为按针町，他的名字一直留传到现在。这艘船的船长回国时，家康让他转达开展贸易的意图。荷兰也为开展对东方的贸易，曾几次派遣舰队前来，到庆长十四年（1609），终于有两艘荷兰船驶进了平户，其使节晋谒家康，并递交了国书，从家康那里得到对国书的回信和许可贸易的朱印状。于是荷兰就在平户建立商馆，作为对日贸易的基地，频繁的通商往来就开始了。

由于三浦按针写信建议开展对日贸易，英国也于庆长十八年（1613）派船来到平户，船长约翰·赛利斯（John Sairis）谒见家康并递交了国书。家康也对国书做了答复并发给朱印状，许可贸易；英国也和荷兰一样在平户开设了商馆。英、荷两国由于在对抗西班牙、葡萄牙等老牌的东方贸易国时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不是在海上拦截葡萄牙商船，掠夺其货物，就是开辟新市场，收购中国产的生丝和丝织品等对日贸易商品。双方又转而成为贸易上的敌手，荷兰渐渐占了优势，双方在南洋地方的冲突，有时也波及平户。结果，英国商馆因无利可图而被东印度公司下令关闭，元和九年（1613）末，馆长等人离开了日本，英国从此停止了对日贸易。

家康虽然开始与两个新兴国家进行贸易，但对原来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也仍然表示友好。葡萄牙一直垄断着对中国的贸易，其商船每年从澳门驶进长崎港，后因葡萄牙船在长崎被有马晴信烧毁，从而使贸易一度中断，但由于葡萄牙方面的好意，使事件得以顺利解决，家康又颁发了恢复贸易的朱印状，葡萄牙又继续从事能获利颇多的对日贸易。

秀吉时曾与西班牙断绝国交，家康时，在原来从吕宋来到日本躲藏着的圣方济各派教士的斡旋下，请求来往于吕宋和墨西哥之间的西班牙商船在浦贺港停泊，并请他们协助日本发展开采银矿事业。不过，因为吕宋方面提出要保护在日的传教士、限制到吕宋争夺贸易利益的日本船只数量等等条件，致使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恰逢吕宋的代理总督皮贝洛（Don Rodorigo de Vivero）在往墨西哥途中遇到海难，难船漂流到上总。家康便会见他，表露了要与西班牙开展友好通商的夙愿，并准备了船只把他送往墨西哥，这时，京都商人田中胜介等二十多人同船前往，他们是最早横渡太平洋的日本人。总督遵照本国政府的训令，并没有接受家康的要求，他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打算到想象中的日本近海的金银岛上去探险，因此假此机会，派出了答礼使，想把日本作为进行了探险准备的基地，派出了富有探险经验的皮捷卡伊诺（Sebastian Vizcaino）等人作为使节前来日本。他谒见了家康，献上了丰厚的礼品，并被允许测量日本沿岸和修造船只，他并没有透露要到金银岛上探险的事，只是暗中进行了探险。因为本来就是毫无根据的传说，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再加上荷兰人揭露了西班牙的野心，所以就连家康也不再对他们表示友好了。这时东北的实力人物伊达政宗也抱有野心，企图开展奥州与墨西哥之间的直接贸易，恰逢来自吕宋的方济各派教士路易斯·索泰洛（Luis Sotelo）为谋求其所属一派的发展，提出了建议，于是政宗便于庆长十八年（1613）派家臣支仓六石右卫门为使节，前往晋见西班牙国王和罗马教皇，要求派遣传教士和开展通商贸易。使者在西班牙和罗马虽然受到欢迎，但使命却完成得并不理想，元和六年（1620），垂头丧气地回到日本，那时日本国内已发布了严厉的禁教令。

17世纪末的地图及插画

一幅17世纪末的地图中的一页描绘了出岛（用围墙围住的中心部分）人工岛，它建于长崎港附近，用于接纳荷兰商人，他们是唯一被允许与日本进行贸易的欧洲人。在围栏内商人们过着舒适的生活，在设备完善的场所饮酒、吸烟、打台球（见插画），但是他们只被允许与日本人有少量接触。

家康热心地奖励通商，换致了与各国之间的积极交往。同时日本船只也频繁地航行海外。在中国沿海，很早就有号称倭寇的日本人出没其间，到16世纪以后，他们的活动范围又扩展到南方，1570年（元龟元年），西班牙船队首次到达马尼拉时，那里已经有20名日本人和40名中国人。1582年（天正十年），在吕宋岛北端的卡加延附近，西班牙舰队曾与12艘日本船只，600余名日本人交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秀吉强迫吕宋前来进贡的事。在另一方面，和平通商也十分活跃，朱印船制度也是在文禄初年（1592）制定的。所谓的“朱印状”是指交给商船携带标有航行目的地等的证明文件，这种文件证明持有它的船只是普通船只，而不是海盗船。后来，家康又进一步发展了朱印船制度，奖励商船航行海外。因此，在庆长九年（1604）到元和二年（1616）的13年间，幕府发出的朱印状达194张，从元和三年（1617）到宽永十二年（1635）的19年间，发出159张，计32年间共发出353张。朱印船所去的地方从台湾、澎湖岛到爪哇、婆罗洲、摩鹿加群岛、马来半岛一带，其中以安南、吕宋、暹罗为最多。船主中既有岛津、松浦、有马、加藤、细川等各位大名所派的人，也有京都的角仓了意和他的儿子与一、大阪的末吉孙左卫门、堺市的纳屋助左卫门、西宗真、长崎的荒木宗太郎等商人。输入的商品以生丝和丝织品为主，其次是鹿皮、鲛皮、苏木、毛织品、砂糖等；输出的商品有铜、铁、硫黄、扇子和描金画等。丝织品本来是中国的特产，当时由于明朝厉行海禁，停止勘合贸易（朝贡），无法直接输入，可是随着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此项消费品的需要量越来越大，于是日本的朱印船只好从在南方各地走私的中国商人或第三国商人处收购，这是一笔获利甚巨的买卖。一条船的乘务员少者几十人，多者要超过300人，装载量平均是268吨，最大的可达800吨。其中虽然也有西洋式帆船，但造船技术和航海术的发展仍比欧洲落后，加上英荷两国依靠强大的资本和优势的海军，大力进行贸易。和他们相比，日本在各方面的条件要差得多，但因日本的地理位置和有产量丰富、作为支付手段的白银，所以日本也能毫不逊色地活跃在海外，当然这也是日本人民具有强烈企业精神的缘故。[13]

驾驶朱印船进行贸易的商人，有时因营业上的需要留在海外；也有时被雇作兵士、船员或其他使用人，还有时因为是基督徒而留在海外。他们散布在南洋各地，在大城市等地，有的日本人单独集中在一个特定地区，有的形成一个部落，这些地方称为日本町（町，街；本町即日本街，尤若华侨聚居地称为“唐人街”一样。——译者），较大的有交趾的土伦、番府，柬埔寨的披亚洛，暹罗的大城府、马尼拉的德拉屋等。日本町由日本人头目管辖，形成一种自治区域。大城府的头目山田长政，原来是骏河沼津城主的轿夫，后来在暹罗发迹，升到最高官爵，他平定了因王位继承问题而发生的内乱，从而威名大振。[14]

家康对基督教并没有什么好感，但由于重视贸易关系，致使基督教也自然而然地兴盛起来，除耶稣会以外，圣方济各教派、多明我会派、奥古斯丁派等旧教各派也都可以传教。庆长十年（1605），全国的教徒，总数已达七十余万人。秀吉曾担心他们对日本领土抱有侵略野心，家康虽然贪图通商之利，对这一点也不能不有所警惕。再加上崇传（崇传，江户初期临济宗的学僧，南禅寺住持，后被幕府任命为僧禄司，主管各固文书，参与制定公家、武家及各宗法度，有“黑衣宰相”之称。——译者）和罗山（林罗山（1583—1657），名忠信胜，号罗山，削发出家后称道春。京都人，18岁起立志专究朱子学，21时，就纠集门人，讲解《论语集注》。在德川家康、秀忠、家忠各代将军时，曾参与幕府的机要事务，多数外交文书及法令等，均出其手。宽永七年（1630）在江户上野忍冈设立家塾弘文院，传授儒学。著有《宽永诸家系图传》、《本朝通鉴》、《大学抄》、《大学解》、《论语解》等150余种。日本的圣堂也是他所创立的，其后代，世世担任德川幕府的儒官，参与机要。——译者）等人站在佛教和儒学的立场上表示反对，英荷两国也大肆中伤，又赶上信徒之间发生内讧，暴露了在家康身边竟有十几名基督徒，使家康产生了疑虑，遂于庆长十七年（1612）对直辖领地下达了幕府最早的禁教令。次年，又将禁教令推广到全国。于是驱逐教士、毁坏教堂、强迫改宗等，大规模的迫害开始了。秀忠继家康之后，更进一步加强了这一方针，虽牺牲贸易利益也在所不惜；对于英、荷两国，也禁止他们在平户、长崎以外的地点进行贸易，使两国也蒙受了很大的打击，以致成为英国关闭在日商馆的原因之一。但是传教士不顾幕府的反对，仍然秘密来到日本，信徒也并没有被消灭干净。因此，家光继秀忠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基督徒的迫害。宽永十年（1633），禁止朱印船以外的船只和朱印船船员以外的日本人航行海外，在海外侨居超过五年的日本人，禁止回国。宽永十二年（1635），禁止一切日本船，日本人航行海外，不准侨居海外的日本人回国，违者处死。同时中国驶来的船只，也只能到长崎。宽永十三年（1636），在长崎港内辟出一个扇形沙洲名为出岛，由葡萄牙商人居住，其子女则一律驱逐出境。在此之前，肥前岛原城主松仓重政，曾于宽永七年（1630）为镇压基督徒，根绝传教士渡日的基地，向幕府建议远征吕宋。这一建议，因他死去而未能实行，不过，幕府却打算执行这个计划，于宽永十四年（1637），向荷兰要求借用军舰，只是由于这年突然发生了岛原之乱，这一计划才没能实行。

岛原之乱是，基督教大名有马晴信旧领地的岛原半岛和基督教大名小西行长领地的天草岛等地的基督教徒，由于新领主松仓重政和寺泽广高等人大肆镇压而演成狂热信仰的反抗行动。他们被基督教复兴的预言所驱使，再加上一些浪人的煽动，终于揭竿而起。暴动发生后，藩主无力镇压，向邻近的诸侯求援，幕府派遣特使去统率镇压，指挥各藩的兵马攻打起义者占据的岛原城，几经苦战，到宽永十五年（1638）才算将起义镇压下去。岛原之乱越发使幕府痛切地感到必须消灭基督教，于是想出种种办法，如对信徒处以极刑、给检举教徒的人增加赏金、让佛寺的住持证明某人不是信徒（寺请），让人们用脚踩木版或铜版的基督像（踏绘）以检验是不是信徒等等。另一方面，在对外政策上，也加强了锁国措施。宽永十六年（1639），禁止葡萄牙船来日，把长崎的葡萄牙人统统驱逐出境。次年又烧毁了企图前来和解的葡萄牙船，斩杀了船员，以表示禁令决不更改。后来又把荷兰商馆从平户移到长崎，使长崎成为唯一的贸易港口。

至此终于完成了锁国。有关锁国的利弊，历来议论纷纭，但它确实是加强和巩固幕府封建统治的有效政策，长达二百余年的江户时代，能在国内保持和平，幕府政权得以维持，锁国无疑是个有利因素。在经济方面，国内产业得到发展，在文化方面，日本独特文化得以昌盛等等，可以说都是由于锁国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它缩小了人民刚刚开展的、面向世界的目光，扼杀了不断探索的精神，妨碍了欧洲的近世合理精神在日本的传播和成长。这对于整个日本历史的发展来说，不能算是值得庆幸的事。[15]然而幕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它难免要受到只是为维护自己的政权而愚弄人民，阻止文化的发展等的谴责。这毕竟是武家专制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它是武力统治对文化的胜利，是封建统治做到了对自由思想的彻底压迫，进而也开辟了国粹主义压制国际主义的道路。

第三节 国民文化的昌盛

礼教文化政治的开始

德川幕府初期的三代将军实行武力统治和集权政治，建立了牢固的封建体制。在此基础上，从第四代将军家纲开始，经五代纲吉，到六代家宣、七代家继，这六十五年左右的时间（1651—1716）是灿烂的文化和礼教政治的时代。它不仅显示了幕府政治的巨大发展，更重要的是说明了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这种礼教文化政治的开展，不仅是国民文化昌盛的具体表现，而且大部分是以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勃兴为基础的。下面就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将这一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概述如下。

马上取得天下的家康，深知不能马上治理天下。因此，他积极提倡学术。在有关文武官吏的法度中，首先就规定要钻研学问，他还亲自搜集和刊行了古书。[16]但时代的背景，仍然是深受战国遗风的影响而热衷于杀伐；而幕府要确立和巩固其统治基础，也不得不诉诸武力。提倡学术，振兴文化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不过，经过了三代的时间，情况逐渐有了改善，从第四代家纲时起，政治方面也开始出现这种倾向，到了纲吉、家宣、家继时，就出现了礼教文化政治的兴盛时期。

这种政治，首先表现为当政者的好学笃道。将军家纲虽在幼年时继承家业，但辅佐他的保科正之对山畸斋的朱子学和吉川惟足的神道颇有造诣，因此，他极重视伦理道德，奖励文教。将军纲吉尤为好学，亲自讲解经书，让老中以及大名、旗本、僧侣以至陪臣都来听讲。他每月讲解周易六次，用8年的时间，讲了240次才讲完。他任命林信笃（凤冈）为大学头，让他在汤岛建圣堂，祭祀孔子；并把林氏的私塾迁到这里，培养学生。此外，纲吉的宰臣，如大老堀田正俊和柳泽吉保等人，也都十分好学。尤其吉保精通佛教和儒学，擅长诗歌，笃信忠孝伦理之道。纲吉之后的家宣也努力钻研学问，以新井白石为侍讲，君臣相处如鱼水之交。这一段时间，礼教文化政治可说是达到了鼎盛期。白石精通和汉之学，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当代屈指可数的学者。但他是浪人的儿子，职位不过是若年寄管下的寄合，可是家宣却委以重任，使之担任将军顾问的宰相，从而使他有纵横大展经纶的可能。这清楚地说明当时对学问的尊重。但家宣和家继都在当政四年后死去，来自纪州的吉宗继承了将军的家业，于是时代出现倒转，白石遭到排斥，无法充分发挥其才能，礼教文化政治也遭到了挫折。

礼教文化政治的内容首先表现在健全幕府制度和制定礼仪。健全组织制度，包括规定并发放幕府官员的薪俸（宽文五年，1665）、设立会计审察官（天和二年，1682）等等；健全法律制度，包括在武家法规里增加文治思想[17]（天和三年（1683）、宝永七年（1710）），制定针对寺社的综合性法规（宽文五年，1665），整备法典；对司法行政制度进行人道主义的改革，改善监狱条件，简化诉讼程序等。制定礼仪，表现为在幕府的仪制中采用公家的礼仪规制，例如对武家首次制定了服忌令（贞享元年，1684）、将军采用公家式的服制，殿舍也模仿京城风格，从京城征聘乐人推广雅乐（雅乐，唐代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一种音乐，奈良、平安时颇盛行，令制中特设有雅乐寮。到平安后期，更为宫廷、贵族们所爱好，成为宫廷音乐中最主要部分，有以雅乐作为宫廷音乐总称。——译者）等等。制定礼仪中，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新井白石反复建议的改革对朝鲜聘使的待遇。同朝鲜的交往，始于家康时期，但有时对方并不积极，我方仍要通过宗氏勉强与其通交。每当将军更替袭职，就聘来对方使节，我方接待过于隆重，往往造成国家财物的浪费，在国书的形式等问题上也难免有名分上的争执。因此，正德元年（1711），当朝鲜聘使来日时，白石对这一工作进行了重大改革。在他们的国书中，向来称将军为日本国大君，而幕府的复牒，则称日本国源某，至此一律改为日本国王。另外将军引见使节、赐宴、辞行等一应礼节统统从简，使总经费节约了40%。来使因而对此提出抗议，但白石以其渊博的知识——驳回，终于使对方诚服。对于国书中使用王号这项改革，当时曾在名分上受到非难，然而白石的本意恰恰是要正名分，是对各种称号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才达到这个结论。这同足利义满不加批判地接受明朝册封的日本国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名分上的议论，本身就表明不仅幕府，而且一般学者也都具有礼教文化思想，并具有敢于发表思想的勇气，可见当时客观上已有一个健康的学术界。

实行礼教文化政治的目的是，按照儒教的政治理想教化人民，以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律令政治的时代，盛行表彰孝子和节妇。可是，进入中世纪后，就销声匿迹了。纲吉不但亲自做忠孝的模范，同时还在全国的布告牌上贴出五道布告，让人们都知道忠孝、仁恕、节俭、勤勉等道理，对孝子，节妇的善行一一进行表彰。承认报仇的合法性，也是出自尊重忠孝之道的原因，这时代流传着许多报仇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赤穗义士的报仇举动。对于赤穗义士的行为，当时的学者褒贬不一，而幕府却肯定他们在私人情义上的忠节。虽然按法律问罪，但这是情理兼顾的处理方法，说明幕府是很明智的，它既要维护教育，又要维护法律。

努力尊崇皇室也是礼教文化政治的一种表现。纲吉在会见敕使时也要沐浴更衣，以示尊王的诚意。贞享四年（1687），东山天皇即位时，幕府贡纳了所有费用，并且恢复举行了从后柏原天皇以后中断了九代的大尝祭的宴会。另外，把献给皇室的领地由1万石增加到3万石，太上皇的领地增加0.3万石成为1万石，后宫的领地增加了0.1万石成为0.3万石。历代皇陵由于几经变乱，都已荒废不堪，有不少甚至连所在都不明了，纲吉命令有关当局奏请朝廷进行调查，这时已有22座陵址湮没不清，对知道的66座陵基则重修围墙，确定了陵域。当时皇子、皇女，由于经济上的理由，往往在幼年就出家入道，成为僧尼，称为宫门迹、尼宫门迹，这已成了习惯。家宣采纳了白石的建议，奏请出资让皇子以亲王的身份建立家庭，皇女则下嫁。由于幕府做了这些努力，朝廷与幕府之间关系极为融洽，幕府初期那种紧张疏远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这本是将军以身作则表示忠节的一点心意，但它却已经包含着对幕府的存在进行反省的因素。在这一点上，礼教文化政治最后给幕府带来的重大意义是不应忽视的。[18]

如上所述，礼教文化政治缓和了幕府初期的武力杀伐之风，促进了社会的和平与安定，但另一方面，这种政治也产生了弊端。其一是在实行和平政策和仁爱主义时，同将军纲吉偏执的爱搅在一起，产生了不适当的爱怜生灵的命令。其二是由于支出增加，导致财政困难，于是便改铸金币银币，使官吏中饱私囊，以致动摇了财政基础。尤其是这个时代的政治助长了商品经济这一内在矛盾的发展，促使了武士的怠惰及增加了其经济困难，提高了商人的实力与地位。在造成摧毁严格身份制度因素这点上，礼教文化政治所产生的反封建结果，是难以否定的。

经济的发展

由于幕府权力的确立，带来了国内的统一与和平，城市兴旺、交通发达、货币流通、产业繁荣，这是幕府初期以来的明显趋势。特别在礼教文化政治最盛时的元禄、正德时代，情况更是如此。过去的地域经济发展成为国民经济，自然经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

最能代表这个时代城市繁荣的是城下町的繁荣。由于实行兵农分离，武士离开了土地，成为居住在城市四周的纯粹消费者。再加上城市的位置，从往昔的偏僻地方移到了水陆交通的要冲，这就不能不带来城下町的兴旺。其中江户城为天下之首，除将军直属的家臣之外，全国的大名也都率领家臣在这里居住并参觐。庆长年间，江户城全城约有300条街，到正德年间增加到933条。人口数虽不详，但估计最盛时要超过百万。17世纪后叶到19世纪初，江户城的人口超过了欧洲任何一个城市。此外像金泽、鹿儿岛、仙台、名古屋等10万石以上的城下町，在全国约有50座，这些都是地方上屈指可数的城市，直到今天仍保持着它的繁荣。除城下町以外，千年皇都的京都、国内物资集散地的大阪也都拥有几十万人口，代表了当时都市的一面。[19]

由于幕府设在江户，与京都大阪之间往来频繁，再加上大名轮流前来参觐，荷兰商馆馆长的进谒以及朝鲜聘使的来朝等等，官方交通制度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以江户为中心开辟了5条交通干线：东海道、中山道、日光道、奥州道和甲州街道，合称为5街道的5条干线，每条干线上都设有驿站，东海道的驿站有100人和100匹马，中山道是50人和50匹马，其他3条街道则是25人和25匹马；还设有专门机构，掌管替换人马等的事务。对驿站，规定免收租税并拨发钱粮，以资保护。但随着交通量的增加，常备人马已显得不足，因而从明历以后，建立了所谓助乡的制度，从附近的村庄征人、征马。这就使农民负担过重，成为农村凋敝的主要原因。[20]另外还规定在道路所经的河川上不准架桥，只能涉水或靠渡船。在重要的地区，设置关卡等等，这些制度却人为地阻碍了交通的发展。这是幕府从维护其封建统治出发而采取的军事上、警察上的措施。可以说是在交通制度方面所见到的战国时代束缚的残余。

在海运上，由于锁国，禁止远洋航行，使人们的热情转向内海沿岸航路，因而国内航运十分发达。当时主要的沿岸航路有江户与京都、大阪之间的航路以及东环和西环航路。负责江户和京、阪间漕运的定期船有货物船和运酒船，专门负责把京都、大阪的物资运往江户。东环航路从日本海沿岸出发，经津轻海峡出太平洋到达江户。西环航路是从日本海沿岸出发，绕过下关海峡，经濑户内海到达大阪。这条航路把奥羽、北陆所产的稻米运往江户和京阪地方。这种大规模海运是在各藩进行的局部性海运基础上逐渐扩展而成的。其中，宽文年间河村瑞贤遵照幕府的命令而进行的航路整修，起了很大作用。

统一货币，在秀吉时就已着手进行了，到庆长六年（1601），家康下令改革币制，铸了大判（10两）、小判（1两）、1分金（1/4两）、丁银和豆板银等货币。大判重44匁（匁，日本的衡量单位。合公制，一匁为3.75克。——译者）纯金量30匁弱）、小判重4匁7分3厘（纯金量4匁5厘），银是秤量货币，计算时，以匁为单位。直到元禄八年出现品质低劣的元禄金银为止，庆长金银始终没有停止铸造。它一直通用到元文三年（1738），前后达138年，是这个时代金银货币的代表。元禄金银是为弥补财政困难而加以改铸的，因此小判的含金量只有2匁6分8厘，品位下降为庆长小判的2/3左右。由于幕府令其与庆长金币等价流通，因而使财界动荡不安，但幕府却从中获得巨大收益。此后在宝永年间又改铸了品位更加低劣的宝字银和品质虽然依旧但重量减半的乾字金，幕府的通货政策并没有摆脱困境，到正德年间才终于铸造了一切恢复旧制的正德金银（正德四年，1714）。金银货币的铸造和发行由幕府直辖的金座和银座掌管，后藤和大黑氏分别担任金座、银座的世袭职务。

家康时铸造了银钱庆长通宝和铜钱元和通宝，宽永十三年（1636）以后更设立钱座，专事大量铸造铜钱宽永通宝（通用价格为一文），宽文十年（1670）禁止古钱流通以后，钱货才得以统一，室町以来的撰钱（撰钱，在金钱授受时，由于通货质量的优劣，所以有选取良币，不用劣币的行为，在日本称为“撰钱”。这里所说室町以来，是指应仁之乱以后，日本市场上良币明钱（洪武钱、永乐钱和宣德钱等）及劣质的私铸钱（京钱、打平等）等价混用，一般均取良币而忌避劣币的事。当时在日本，对通货的质量，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因而有良币、劣币及撰钱之事。——译者）也告结束。公定兑换率为金1两相当于钱4贯文，但市场经常变动，银对金的比价也同样在变动。元禄时，随着改铸金银货币，宝永五年（1708）又铸造了铜钱宝永通宝（价格为10文），作为相应措施，以供流通。但由于质量低劣，没有威信，仅一年就废除了。[21]

产业中最主要的当然是农业。幕府和诸侯都在奖励农民勤恳务农的同时，积极指导改良生产技术、奖励开垦新田，发展副业等等，因此农学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当时，出现了宫崎安贞的《农业全书》等优秀的农书，这个时代新采用的农具有备中锄、脱粒机、选谷筛等等，水车舂米法已经普及。肥料中鳁鱼渣、鳁鱼粉、青鱼渣以及各种油渣的用量增加。农作物除五谷外四木（桑、茶、楮、漆）三草（红花、靛、麻）也已普遍栽培。此外，这个时代新增加的作物有黄栌、草棉、甘蔗、甘薯、马铃薯、烟草、玉米、番瓜、西瓜、油菜子、豆角、落花生等等。

生丝和丝织品，向来是依赖从中国进口的，因为限制输入，养蚕业有了发展，从庆长、元和起到正德、享保年间为止，国产生丝总额增加了一倍；再往后到文化年间，又增加了三倍。

开垦新田在元禄前后最为盛行，耕地比丰臣时代增加将近两倍。

在水产业方面，这个时代捕捞最多的是鳁鱼，其次是鲸鱼、鲣血、金枪鱼、鲑鱼、青鱼等。其中最有名的鳁鱼渔场是九十九里滨，年捕捞量约有30万两（两是重量和货币的单位，当时日本也和中国一样，以16两为1斤。但这里可能是货币单位。——译者）。捕鲸则在西海和南海各地，除使用渔叉外，也用网捞。捕鳁鱼和鲸鱼都需要巨额资金，因此纲主都是富豪之家，有不少人因经营渔业而越来越富。城市商人中，也有不少人把资本投在渔捞业中的。各地的制盐业也很发达，著名的有赤穗、抚养、行德等地，有不少藩把它作为垄断专营的事业。[22]

前面已谈到，幕府很早就对采矿事业给以关注，许多金银矿都归幕府直接经营。后来宽永四年（1627），又在各国设置金银奉行，以奖励开采金银矿。铜的开采也很盛行，宽文时，国内主要铜矿有23座，到贞享时，已增为34座，铜成了主要出口品。铁矿，除原有的山阴、山阳等地冶炼砂铁事业日渐发展外，其他各地也都兴起了冶炼砂铁的事业，铁矿也陆续有所发现。元禄时在筑前发现了煤矿，享保以后又开始采掘三池煤田。

工业，虽仍处于手工业和家庭工业的阶段，但随着群众生活的提高，需要各种商品，再加上各藩的奖励，各地也纷纷兴起了各种工业，其中最著名的有纺织品、陶磁器、漆器、造纸和酿酒等等。纺织品中最著名的是京都西阵的丝织品，质地精良，产量也很高。其他如博多、仙台、桐生等地也很早就开始织物的生产。麻织品著名的有奈良布、近江的蚊帐等等，棉织品各地也已生产。印染物首推京都的友禅染，另外尾张的有松绞是一种对棉布用绞缬染法处理而取得了成功的印染法。陶磁器，前面谈过，是依靠朝鲜传入的技术而发展起来的，到这时期，肥前的有田烧已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加贺的九谷烧，也是引进其技术而发展起来；尾张的濑户烧、肥前的伊万里烧、京都的清水烧、粟田烧等等也都陆续有所发展。京都的漆器很有名，此外如能登的轮岛涂、奥州的会津涂、能代的春庆涂等等也都享有盛誉。纸张在美浓、土佐、越前、伊予等地都有大量制造，高级品有越前的奉书纸、岛子纸。酒的大规模经营生产是在伊丹、滩、池田等地，往来于江户与京阪之间的运输船中，就有专为运输这里的酒的运酒船。

由于产业的兴旺，城市的繁荣和交通的发达，市场的范围也扩大到全国，不仅出现了专业化的商人，而且商业也有了飞速的发展。诸侯为了支付在城市中消费生活的费用，必须把米和其他领地内的产品运到中央市场去出售，或是以此为抵押去借钱。西国、北国的诸侯在大阪，关东、奥州的诸侯，则在江户分别建造货栈，以便保管和贩卖货物；元禄年间，据说大阪有97所这样的货栈，货物大部分是米。每年进入大阪的稻米总量是400万袋，其中3/4入库栈米。此外萨摩的砂糖、土佐的纸、阿波的靛蓝等也都是存栈商品，再由此销往全国各地。栈存货物的销售起初由各藩的家臣负责办理，后来则委托商人担当。称为“藏元”、负责货款出纳的，叫作“挂屋”，同样也有委托给商人担任的。能成为“藏元”、“挂屋”的，都是富商。他们从各藩领取禄米，并拥有可以带刀的特权，这种半官性质的商人，是站在压制武家的市民势力最前线的人。当时他们经营的，除栈存货外，还有民间生产的、由商人销售的货物，叫作“纳屋物”，也是以江户、大阪为集散地，其数量也与日俱增。松前的海带拿到江户和京都、大阪去销售，伊丹、滩的铭酒除供应江户外，还由下关运到北国、九州。九十九里滨的鳁鱼干、纪州的蜜柑、甲州的葡萄在全国各地销售，这些都说明了当时商品流通的盛况。

由于商品流通的发展，从生产者中分离出来的专业商人数量日见增加，其中又分为批发商、经纪人和零售商。这个时代的批发商，或是受货主委托，收取一定的佣钱，把货物卖给经纪人，或是从货主那里买进货物后，再自行卖给经纪人。他们相互之间彼此关照，并团结成立组织，以图对营业进行垄断。如江户的“十组问屋”，大阪的“二十四组问屋”就是有名的批发商集团。往来于江户和京阪之间的货物运输船，也是这些批发商集团经营的。以后们规定了股权，确立了在经营方面的垄断权，成为这个时代的大商业资本家之一。经纪人是介于批发商和外地商人及零售商之间买卖商品的人，在大阪有不少大经纪人。正德年间，大阪有批发商5655人，经纪人8765人。

零售商在这时代有大量的增加，尤其在江户，其数量很多。这种商家，在经营者和伙计、工人之间，不单有雇佣契约关系，还存在着家长式的主从关系。伙计从幼时就进店当学徒、小伙计，从事各种杂务劳动。成年后，成为二掌柜的，从事营业活动，经过20年以上便可以从主家那里得到资金，另立门户。这是照搬武家主从关系的样式，说明强大的封建制势力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小贩是商品经济侵入农村的主要力量，他们在各地十分活跃，代表性的有近江商人和富山的药材商人，近江商人在这个时代初期一直进到奥州的松前，有的积聚资本，在各地从事生产事业。

也有人进行投机交易。大阪堂岛的大米市场，是以出售各藩的存储大米为对象而发展起来的。由正德时代开始买卖各地诸侯货栈发行的米券起，一直发展到从事官方承认的大规模投机交易。米价的涨落，是当时重要的社会问题，堂岛米价行情的涨落牵动着诸侯的喜怒哀乐。金融机构也发展很快，兑换商十分活跃，他们从事的业务类似今天的银行业。大阪的兑换商有十人兑换、兑换金银、换钱、换米。十人兑换是其中最大的，相当于全体兑换业的管理者，因为办理幕府资金的出纳，破例允许他们带刀。金银兑换一般称为兑换业者，办理金银买卖、贷款、发出票据、汇兑、存款等业务。江户的兑换商有兑换金银和一般兑换两种之分，兑换金银的，除从事一般金融业务外，还办理幕府和诸侯的汇兑业务。最大的金银兑换商是三井。前面说过，当时兑换商作为大商人担任大名库房的挂屋等职，随着其财富的增大，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十人兑换中的一人鸿池，担任加贺、广岛、尾州、纪州各藩的挂屋，仅从各家领取的禄米总计就有1万石。在江户，大名与挂屋的关系相当于旗本和家人与札差的关系。“札差”是负责出售旗本和家人库存米的人，旗本和家人在需款的时候，以将来运到的米作为抵押，从札差预借款项，这种情况正同大名和挂屋一样。[23]

最后再说一点对外贸易，锁国以后只在长崎同荷兰、中国进行贸易，其限制也越来越严格。正德五年（1715），规定贸易额为中国船每年30艘，交易银额6000贯；（贯，当时日本的货币及计量单位，每千枚一文铜钱为贯。用于作计量单位时，折合公制是每3.75公斤为一贯。——译者）荷兰船每年2艘、贸易银额3000贯。这是因为新井白石认为，幕府建立以来，金银大量流向海外，如果再任其继续下去，一百年后，国内的黄金储存量将减半、白银则将全部消耗殆尽。进口货物中，主要是生丝，都由生丝垄断商人以垄断贸易的形式出售。后来，则由长崎市民共同管理的自治机关长畸会所管理一切贸易事宜。此外对马的宗氏从事与朝鲜的贸易，岛津氏利用琉球与中国进行走私交易，这些都是特殊的例子。

由于商业发展而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有的被投放到对大名、武士和一般人民的高利贷上，有的投到未开垦土地的开发上，有的则投到各种家庭工业上或渔业上等等。这些资本都不断增殖。批发商、兑换商、挂屋、札差、生丝垄断商等等都是大商业资本家，被称为富豪和长者。他们控制着日本全国的经济，连当政者也坦率地承认这一点。白石对将军家宣说，“若论财富”，富商大贾不亚于将军。这个“财富”打碎了严格的身份制度，也削弱了强大的幕府政治，它潜藏着当政者预想不到的危机。

学问的独立

学问的独立是这个时代国民文化昌盛的重要一环。这里所说的学问独立有两种意思，一种是指日本的学问从中国学问中独立出来；另一种则是说人民、学者的学问从贵族、僧侣的学问中解放出来。最能够说明这种倾向的是儒学，当代儒学的开山鼻祖是藤原惺窝（藤原惺窝（1561—1619），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者。名肃，字敛天，播磨人，是冷泉定家的十二世孙。幼有神童之称，后入相国寺为僧；不久又改学儒，专究朱子学，造诣极深，被誉为京学之祖。曾受德川家康之召，未应，推荐其门人林罗山替代，主张儒者应独立从事学问，不依赖官方、寺院，为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开创者。著有《惺窝文集》、《文章达德录》等。——译者）。他最初是禅僧，后来弃佛崇儒，钻研朱子学（朱子学，指南宋时，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学，也称宋学，性理学。在日本，自战国时代起至江户时代初期。发展极盛。宽政禁异学后，朱子学成了官学。——译者）。他的学说并不一定是正统的朱子学，在不受传统师传的限制，敢于面对经书阐明天人一贯的道理，既不属于公家，也不属于寺院的市井学者这点上，正符合上面所说学问的独立。惺窝弟子中才学兼优，不仅在儒学史上，而且在幕府文教政策史上留下不朽足迹的是林罗山（道春）。他博学广闻，精通经史，通晓和汉文学。他笃信朱子学并努力实践，致力于名教之维持。他年轻时即被家康召去，讲授经书，位列顾问，幕府的许多文教、外交政策出自他的策划和主张。家康死后，他仍任职直到家纲，历仕四代将军，对确立近世封建社会理论基础——朱子学的地位起了巨大作用。他的后人中人才辈出，其中第二代的鹅峰（春斋）、第三代的凤冈（信笃）也都继承家学，服务于幕府，成为官学的祖师。鹅峰受幕府之命，协助父亲罗山从事各种修史事业，凤冈服侍纲吉以下的四代将军，辅佐幕府的文教事业。这样他们就牢固地确立了作为幕府教化政策基础的朱子学的地位，并把掌握朱子学的林家也置于牢固的地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幕府灭亡时为止。

惺窝的高足中，除罗山外，还有松永尺五、那波活所、堀杏庵等，他们四人被称为“四天王”，而最好地承袭了惺窝朱子学学统的则是尺五，尺五的门下出现木下顺庵，顺庵门下英才辈出。顺庵应加贺藩主前田纲纪之聘，后来又服侍将军纲吉。他学德兼优，出色地教导门徒，发挥了才能。当时称其门下为木门，学者趋之，如登龙门，弟子中杰出的被称为木门五先生、木门十哲等等，其中新井白石（新井白石（1657—1725），江户时代中期学者，政治家。名君美，号白石、紫阳，通称勘解由。上总人，曾师事木下顺庵。宝永六年（1709）担任六代将军德川家宣的幕臣，参与幕政，从事对前代弊政的改革。新井白石主张学问和实践相一致，因此在其参与幕政期间，曾公布武家诸法度、海舶互市新会等法令，整顿仪式典制，改铸货币等等业绩。作为学者，他不仅注意于儒学的研究，而且也重视文学、政治及西洋情况等各方面的知识，著有《读史余论》、《古史通》、《藩翰谱》、《同文通考》，《西洋纪闻》、《采览异言》、《东雅》等多种。——奉者）、室鸠巢尤为杰出。白石并不是一介儒生，他学问渊博，遍及历史、地理、语言、制度各方面，他的研究态度新颖，超越时流，同时他还具有学以致用的气魄和才能，如前所述，在家宣一家继时代成为推动礼教文化政治的动力。室鸠巢是正统的朱子学者，他面对当时纷起的各个学派，毅然坚守正统思想，晚年被举为幕府的儒员，白石失势后仍为吉宗重用，辅佐其复古政治。

以上各位学者都是出自藤原惺窝门下，借惺窝居住地址，被称为京学，与京学相对的有南学，它继承了土佐的海南学派儒学系统。天文年间，南村梅轩前往土佐，兴起了海南学派，曾在上一章提到。这个学派的谷时中，巩固了南学的基础。时中门下有小仓三省、野中兼山、山崎间斋（山崎斋（1618—1682），江户前者的儒者。名嘉，字敬义，幼时出家为禅僧，以后师从土佐谷时中，成为朱子学方面的儒者，以后就在江户等地讲学，并担任过会津藩主的侍讲，所以其学徒中有不少公卿诸侯，一时号称有6000门人之多。他又曾从吉川惟足专研神道，并将朱子学和日本的神道相结合，创立垂加（垂加是他的别号）神道。著有《垂加文集》等，其门人中，人才辈出。最杰出的有浅见纲斋、中佐藤直方、三宅观澜等人。——译者）。三省和兼山二人奉职于土佐侯，掌管文教，他们以造福于民的实用精神，参与国政，这同幕府的礼教文化政治不谋而合。斋是一位大教育家，前去京都从事教学，有6000弟子出其门下。他的学派从朱子学进入到神道，提倡神儒合一的垂加神道。这种神道说，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不过，他尊重学问自主，提倡日本对于中国的自主性，修身实践之学对于博闻强记的自主性，站在时代的前列，建立巨大功绩。其众多弟子中，浅见斋、佐藤直方、三宅尚斋被称为崎门三杰，他们把斋学的道统，通过这些门徒博而精地传给后世。

除京学、南学以外，各地也出现了许多朱子学者。其中筑前藩士贝原益轩（贝原益轩（1630—1674），江户时代前期的儒者、教育家，本草学者。名笃信，筑前人，曾师从松永尺五，木下顺庵，山崎斋，但他反对朱子学的理、气二元论，主张理气一元论。他的门人虽不多，但其著作对江户时代儒学的影响颇大。著有《初学训》、《慎思录》、《学道训》、《大和本草》、《养生训》等。——译者）通晓百科学问，用浅显易懂的国文在教育、卫生、博物、历史、地理等方面写了许多著作，是国民文化昌盛时期的伟大先驱学者。

这个时代的儒学十分兴盛，除朱子学外，还有阳明学、古学等其他学派也分别兴起。著名的阳明学者是近江人中江藤树和他的弟子熊泽蕃山。藤树年轻时曾仕于大洲侯，后来辞官返回故乡近江讲学，教育村民。他的学问是由朱子学而发展为阳明学。最后集其大成，树立了日本阳明学，或可称之为藤树学的一种独特的学说。蕃山辅佐备前侯，他力劝主君弃恶扬善，政绩卓著。后来他辞官住在京都等地，致力于讲学和著书，他的学说以阳明学的心法为基础，涉及政治、经济、国文等等。以实用之才著称，为此触犯了以朱子学为正学的幕府忌讳，被幽禁并死于下总古河。

古学者中知名的有山鹿素行、伊藤仁斋和其子东涯、荻生徂徕。素行曾一度服侍赤穗侯，后到江户讲授经史和汉文化、兵学等各种学问，弟子逐渐增多。他晚年不满足于朱子学，坚信应该不经后儒而直归孔子，因而著《圣教要录》，反对朱子学，为此受到幕府的镇压，与蕃山一样，成为思想统治的牺牲品。他在民族自觉性上，也走在他人前头，反对用当时的通用语“中华”称呼“支那”，认为日本是中朝，著《中朝事实》一书论述日本的国体和历史。伊藤仁斋（伊藤仁斋（1627—1705），江户前期的儒学者，堀河学派的创始人。出身于堺市商人家庭（有的说是京都人的，如本书正文）。他为了解孔孟所教的真义，曾大力研究《论语》、《孟子》，认为朱熹等宋儒所述，不是以代表儒学，反对理气二元论主张，力说理气一元论。在京都设立堀河塾，传播其主张，入门者有3000人之多，著有《论语古义》、《孟子字义》、《论孟古义》、《童子问》等。死后其门人谥为古学先生。——译者）是京都人，他终生不做官，是一个在贫苦环境中钻研学问的民间学者，他纠正宋儒的错误，认为宇宙和人生处在不断的运动中，除仁义外，无所谓人道，也不可能有学问。他把《论语》尊为至高无上、宇宙第一的书，次则把《孟子》尊为通向那里的桥梁。他的五个儿子都继承了家学，长子东涯尤为杰出。与东涯同时在江户提倡古学而与之对立的是荻生徂徕（荻生徂徕（1666—1728），江户中期的儒学者。名双松，字茂卿，本姓物部氏，所以也称物徂徕。曾担任柳泽吉保的儒臣，以后辞官到江户开办学塾，颇有声誉，太宰春台、服部南郭等均出其门下。其自注、倡行的古文辞学一派，称为蘐园派。（蘐园是他后年的别号）。所著除注释四书五经的以外，尚有《政谈》、《太平策》、《蘐园随笔》、《辨道》等有关政论及其对古文辞学的主张等书籍。晚年曾担任将军德川吉宗的顾问。——译者）。他也反对宋儒的学说，提倡古文辞学，认为应该直接倾听先王的教悔，为此应首先学习古文辞。他因尊重古文辞而重视诗作，他的文章从元禄到享保几十年间，曾风靡一代。他的门下有不少多方面的人才，其中以太宰春台的学问，服部南郭的诗文尤为著名。

儒学的盛况大体如此，但学问的独立，是如何能在这种条件下提倡起来的？不禁令人吃惊。特别是出色地完成了从中国的学问中独立出来，使人感到，近世的儒学完全是日本的儒学，到了这时，儒学才开始渗入到日本人的血肉之中。近世的封建制，就是在这个渗透着儒学思想的基础上维持下来的，尽管商品经济侵蚀了自然经济，商人阶级对武士阶级的优越感来得如何凶猛，封建制能在漫长的260年中持续下来，完全是由于这种思想基础巩固的缘故。

由于儒学者的民族自觉性和宋儒史学的影响，日本的史学也慢慢地从儒学中发展了起来，这是一个值得注目的事实。助长了这一倾向的，是幕府作为文治政策的基础而推行的官办修史事业。幕府的修史事业：编纂有集武家系谱大成的《宽永诸家系图传》（372卷，宽永二十年成书）；从神武天皇到后阳成天皇止的编年体史书《本朝通鉴》（310卷，宽文十年成书）；叙述从松平氏开始到家康一代事迹的《武德大成记》（30卷，贞享三年成书）等等，都是以林家人为中心编纂的。各地诸侯中，则有水户的德川光囫开设史局（水户藩德川光国开设的史局，指彰考馆。一译者），集合史臣，编纂从神武天皇到后小松天皇的传纪体史书《大日本史》；纪传部分于宝永六年（1709）完成，享保五年（1720）呈献幕府。不过，志和表部分，则到明治三十九年（1906）才完成。《大日本史》（《大日本史》是明历三年（1657）水户藩德川光国设局修撰，到明治三十九年（1906）才完成的，用汉文撰述的纪传体史书，内计本纪73卷、列传170卷、志126卷、表28卷。不仅在体例上仿照中国的史书，即思想上也受中国影响很深，如将神功皇后列入后妃传，大友皇子则入本纪，并以吉野朝廷（南朗）作为正统等，都是明显地中国正统思想的表现。《大日本史》在江户时代对日本学术思想界的影响很大，下面所说“以此为中心，而在水户藩中形成的日本式朱子学，到幕末，就成了尊王思想与实践的中心势力”的提法，并不过分。——译者）的修撰，是一桩历时250年的大事业（397卷）。编纂时，曾花了很大的精力收集和辨别史料；对史实的考证和叙述，也力求严谨无误。至于对历史的解释，则是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朱子的《通鉴纲目》中名分思想为据的日本式解释，因此形成一种通过尊王斥霸之道，对幕府存在的正当性表示怀疑的根源。所谓水户学，就是在编修《大日本史》的过程中，以此为中心，而在水户藩中形成的日本式朱子学，到幕末，就成了尊王思想与实践的中心势力。

学者的个人著作中有许多颇有特色，比如山鹿素行的《武家事纪》叙述了武家时代史；松下见林的《异称日本传》则集中了中国和朝鲜文献史料中有关日本的部分。而新井白石的著作，更位于诸著作的顶峰。他在古代史方面，根据神即人这个合理解释，写成了《古史通》、《古史通或问》，收集大名的系谱和事迹写成《藩翰谱》，评述武家政治的起源变迁，写成《读史余论》。其清新的解释和流畅的文章都远远超脱了时流。只是对于现实世界中武家政治的历史性解释和批判，并不十分尖锐，跟他对古代史研究的高水平相比，学术价值显得逊色。尽管如此，日本史学从此摆脱了中国史学的束缚，开始发展起来，作为日本近代历史学的鼻祖，新井白石占有很高位置，当之无愧。

随着国史的研究，国文学（日本文学）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曙光。中世以来的古典研究，这时代仍然继承着它的传统。京都玉津岛的神官北村季吟，元禄初年在幕府工作时，掌管有关和歌事务，把古典的注释加以汇集，打下了这门学问发展的基础。儒学自由研究的风气，也传到这个领域，在古典研究上，不拘泥于师传的自由学风首先始于下河边长流和僧契冲，此外还有江户的户田茂睡。自由研究的优秀成果有，契冲继承长流的遗业，受德川光国之命写成的《万叶集》注释书——《万叶代匠记》。儒学者出于民族兴趣而进行的日本古典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除水户藩作为修史材料而进行的古典研究以外，贝原益轩著《日本释名》，认为日语的语源解释上应该是有规律的。新井白石著《东雅》、《东音谱》等书，在日本语的音韵，语言与文学的区别等问题上，提出了前人未有的见解。在这些古典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兴起了探索我国固有古道的“国学”，到下一个时代，就迎来了它的巨大发展。

此外，各种科学也相继兴起。我国的历法自贞观三年（861）使用唐宣明历以来，一直没有改变，因此实际误差很大。贞享元年（1684）涩川春海（保井算哲）献出自制的历法，采用后纠正了误差。春海在幕府中司掌天文，钻研天文历数之学。在数学方面，有关孝和探究和算之学，发现了不逊于欧洲的高等数学法则。在博物学方面，贝原益轩著《大和本草》等多种著作，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稻生若水著《庶物类纂》（362卷），显示了实物研究的成果。在地理学方面，各地进行了地志的编纂和地图的制作，幕府以各大名献上的本国地图为基础，绘制了日本全图，从而大大推动了地理学的发展。有关世界地理的书籍有西川如见的《华夷通考》、新井白石的《采览异言》、《西洋纪闻》等，介绍了西方地理学的成果。

文艺的大众化

文艺的大众化在中世末期十分显著，到了这个时代，由于市民阶级经济实力的增长，出现了真正产生于市民中间并讴歌其生活的独自的文学，如俳谐、小说、净琉璃等。与此相对的和歌、连歌、能乐等具有古代传统的文艺仍主要同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但因墨守成规，没有新的发展。因而文艺的主流，完全被那些市民的新兴文艺所占据。

俳谐是这个时代初期由松永贞德加以推广的。他把连歌称为歌道的入门，而把俳谐称为连歌的初步，并依据连歌的式目制定了俳谐的式目。这样一来，似乎失去了文艺的自由性，但由于句中采用了民谣和俚谚，含有发展庶民文学的因素，因而实际上普及到各个阶层，具有先驱者的意义。在此之后，大阪的西山宗因创作的俳谐否定了这些规则，恢复了自由形式，在广大的庶民社会中寻找素材，力求风格的新颖别致，这可以说是正在兴起的大阪市民阶层对文艺所提出的最早的自我主张。松永贞德一派称为贞门，而西山宗因的俳谐，则被称为谈林。谈林虽曾风行一时，但后来出现异风异体，变得低级庸俗了。这时又出现了松尾芭蕉，扬弃了二者的格调，把俳谐发展成为独具境地的崇高艺术。松尾芭蕉一生周游各地，深入大自然中，发现了自然与人生融为一体的闲寂诗趣。其门人遍及全国，数以千计。与芭蕉同时的有摄津伊丹的上岛鬼贯。他领悟到无诚则无俳谐，摆脱了以往游戏式的俳谐观，在提高俳谐的艺术水平上，他和芭蕉一样做出了贡献。这种独立的短诗艺术，舍弃了一切修饰和装潢，用尽可能简朴的形式去表现火热的诗情，附合了在繁忙的现实生活中追求情趣，体会了市民生活要求闲寂的一个方面。

小说，从宽永时起陆续出版了以市民为对象的新作，但多数是以教化市民为目的的，如承袭过去那种伽草纸的故事随笔，改编外国文学作品，名胜异闻的介绍等等，艺术价值都不高。天和二年（1682），大阪人井原西鹤出版发行了小说《好色一代男》，以后便陆续出版、发行了大量的统称为好色的小说、武家小说和町人小说的读物。给处于低水平的小说界，抛下了一枚巨型炸弹。井原本是谈林派俳谐师，不久，就转向写小说。他观察和剖析市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肯定他们的享乐与营利行为，并亲自投身其中，用充满俳谐风格的紧凑文章描写了这一切。至此市民才有了提倡自己的世界观、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的有力支柱。他写的书备受欢迎，他的创作活动接连不断，这恰恰表示出蓬勃向上的市民阶级的力量。不过，他的小说，只是把许多短篇故事收集在一个题目下，缺乏构成通篇的整体性，其写实也流于夸张和暴露，带有勉强追求滑稽性的缺点。西鹤的小说叫作浮世草子（风俗故事），继他之后，出现了不少模仿者，但始终没有人能赶上他。只是其中多少发挥特色的是京都的江岛屋其碛，他的著作因出版书店的名字而被称为“八文字屋本”。八文字屋本的内容，涉及许多方面，其中描写诸侯家庭内讧和报仇等事件的章回小说，成了后来一些传奇小说的源流。

《阿国歌舞伎草纸》（最古歌舞伎绘）17世纪初

净琉璃始于室町时代末期，盲人带着拍节说唱净琉璃故事，后来加上三弦和木偶，也演唱其他故事，流行于四条川原一带，是作为民众艺术而出现的。庆长年间先在京都演唱，到元和、宽永时，其中一个支派来到江户，受到社会的欢迎，将军还观看了。江户的净琉璃自此出现了金平节，半太夫节（江户节）、河东节等流派。京都、大阪的净琉璃在贞享初年，由竹本义太夫在大阪创设了竹本座，以近松门左卫门为剧作家，开创了独特的义太夫节。后来，表演家与剧作家相映生辉，迎来了净琉璃的全盛时期。作为一个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与芭蕉、西鹤一样，是同时创建了近世文学黄金时代的人物之一，如果把西鹤比作清少纳言，那么近松就是紫式部。起初他也写歌舞伎剧本，但后来成为专门创作净琉璃的作家，为义大夫和其后继者写下了百余篇的净琉璃。其作品有以历史为题材的和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两种。以历史为题材的占了绝大多数，深受观众的欢迎。他不赞成西鹤那种过火的写实，认为艺术要处于虚实之间，他从这一立场吐发，力求描写人性美。届然说，压在人情上面的情义世界是冷酷的，然而人情却总是温暖的、美好的。正是这种温暖和美好，使读者和观众常常忘记了现实社会的苦恼，到达了一种引起共鸣的、令人玩味的艺术境界。

后来在大阪与竹本座相对，出现了丰竹座，两者间在互相竞争中继续演出，丰竹座的剧作家有纪海音，竹本座继近松之后有竹田出云，两人都写出了大量作品，把净琉璃的传统留传给后世。

歌舞伎《镜狮子》剧照

和净琉璃并称为民众娱乐双壁的歌舞伎，虽然很难称之为文艺，但也应该在这里提一下。一般认为歌舞伎始于出云的一个叫阿国的巫女，阿国的歌舞伎是一种朴素的念佛舞蹈，在钟、笛、鼓等乐器的伴奏下边唱边跳念佛舞。最初流行于京都，后来传到江户。当时都是在野外搭起舞台表演，“共居”这个词，如实地反映了它初期的情况，后来为迎合世人的趣味，出现了由艺妓表演的女子歌舞伎和由美少年表演的年轻人歌舞伎等等。因为有伤风化，曾一度遭到幕府禁止。但由于时代的需要，取得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上演由章回小说改编的连续剧目。元禄时，江户的市川团十郎的武打戏，京都的坂田藤十郎的爱情戏深受观众的欢迎。歌舞伎的剧本作者，一般都由表演者兼任。但近松门左卫门为坂田藤十郎写的剧本，在当时特别出色。一般来讲，歌舞伎是以表演者为主，所以很难随心所欲地编写剧本。净琉璃则是用木偶来表演，就无须有这种担心，所以在剧本创作的水平上，歌舞伎远远落后于净琉璃。

美术

美术方面表现出来的重要特点也是从宗教中摆脱出来和与新兴市民阶级相结合，跟学问、文艺相同。在美术界的各个领域中，成绩最辉煌的是绘画。绘画方面，狩野派受到幕府保护，以正统派自居。狩野永德之孙探幽（守信）是幕府的画师，他继承了祖先的风格，并进一步加以发展，使汉画完全日本化，开创了独特的画风。他的障壁画、屏风画、卷画等作品，有许多一直留存到今天，从中可以看到他那适合武士阶级口味的画风。后来狩野派画师仍同幕府保持着很深的关系，他们中间，有幕府御用画师四家和民间画师十二家之分，但其画技自探幽以后，并没有多大发展。土佐派具有古老的传统，由于土佐光起的出现，土佐家得以复兴，成为天皇宫中的画师。而同是土佐派的住吉如庆、具庆父子则出仕幕府，为幕府作画。

以上各派，是继承和复兴前代风格的。而开创了这个时代全新领域的，则是装饰画与浮世画。装饰画是这个时代初期，本阿弥光悦和俵屋宗达等人创作的，后来尾形光琳继承了二人的画风，并加以发展，用浓艳的色彩和崭新的意境描绘花卉人物。这种画风被称为光琳派，是以丰富的生活为基础的高雅精神的象征。浮世绘中的“浮世”两字和“浮世草子”中的浮世一样，是指当代现实社会生活，这是元禄时的流行用语。开始时，并不一定是指一种画派，只是泛称狩野派、土佐派画家描写当时民众生活的作品。后来日本画的创作逐渐摆脱汉画独立出来，以不受官府保护的市民画师的骄傲来迎合民众的嗜好，在题材的选择和技巧的运用上形成了一种独自的领域，一般就用“浮世绘”称之。画派初期的代表作者，可以举出岩佐又兵卫，但真正对浮世绘的创立做出贡献的是江户人菱川师宣。他主要以艺妓、歌舞伎为题材，巧妙地迎合了民众的嗜好，后来又以版画的形武发行，在向人民的普及上采用了划时代的方法。从此以后，浮世绘与版画便成为不可分开的东西，浮世绘师身兼版画家，他们为日本版画这种特殊的民众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浮世绘戏剧狂言舞台

《男女相戏图》菱川师宣绘

在建筑方面，虽然营造了寺院、城郭等大规模的建筑，但在风格和手法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唯一的新例是由于黄檗宗的传入，寺院建筑方面采取了明朝风格的伽蓝式样。在神社建筑方面，则出现用石室把本殿与拜殿连接起来的所谓“权限造”。庙堂建筑，则综合了佛寺、神社与陵墓的格式，有了很大的发展。有代表性的庙是建在上野和芝的历代将军庙，但最宏大的庙堂建筑，则是日光的东照宫。日光东照宫的门廊和殿舍建筑在起伏不平、变化多端的地势之上，各建筑物的风格也迥然不同，装饰极为精美，金碧辉煌，灿烂夺目。不过，这些从艺术上说，缺乏高雅的格调和雄伟的气魄，只是凭将军的财富与权力而驱使的资材与技术的堆砌而已。

雕刻几乎看不到独立的艺术，仅仅是作为建筑的装饰和工艺品而发展起来。工艺在各方面都有显著的发展，漆工有本阿弥光悦和尾形光琳的优秀的描金画，陶工有京都的野野村仁清和尾形乾山的优秀作品，金工由于刀剑装饰的需要而名工辈出，染织有京都西阵织的精巧纺织品和采用了绘画的染品友禅染等等。

第四节 封建社会的动摇

时代的趋势

近世封建社会的内部矛盾，经过幕府政治的礼教文化主义而暴露出来。由于消费生活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幕府、大名，还是直参、陪臣，所有武士，都陷于经济穷困；昔日的武力、权力，也都显然有名无实了。在农村，由于横征暴敛的加剧和商品经济的侵蚀，贫富悬殊，农民阶层的两极分化与日俱增，致使贫困农民饿死，逃离与反抗不断发生。作为幕府维持封建制度手段的文教政策，宣扬名分思想和历史知识，结果却使人们对建立幕府的思想基础产生了疑问。加上世界各国均已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竞向东方寻求市场，不可能让日本独自去做锁国的梦。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实施礼教文化政治的最高峰时期起，这种征兆日趋明显，后来便越来越快地发展起来。可是，封建统治体制对此并没有根本的改革，仍竭尽全力维持着祖宗遗传下来的自然经济和身份秩序的外壳。从18世纪初，第八代将军吉宗的享保时代起，到19世纪中叶嘉永六年（1853）的美国使节佩里来日止，在这130多年里，幕府政治所走的道路是，镇压否定封建制度、动摇社会的势力，维护自己的统治体制。进一步，退两步，逐渐走向衰落的过程。我们把这个时代看作是封建社会动摇的时期；如果从统治机构的角度来看，则可以说是幕政的复古、弥缝，或者可以说是变革、停滞。

佩里画像

在日本人1854年的一幅画中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被描绘成一个神秘人物，或者说是个妖魔，正在怒目斜视。他被委以重任，去打开与日本的外交和通商渠道。佩里在1853年7月8日耀武扬威地抵达日本江户（后改为东京），他乘坐的轮船吓坏了日本平民，他们以为野蛮的入侵者拥有“喷火怪兽”。但当佩里第二年再度返回日本完成使命时，给日本人带去了令他们高兴的礼物，其中之一就是带有小轨道的蒸汽火车模型。一位官员甚至坚持要骑到这个微小的火车头上去，“沿着环型的路，他宽大的长袍随风飘扬”。日本和西方技术的浪漫史由此开始了。

幕府政治的变迁

这个时代的幕府政治，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一张一弛的交替出现。最初的紧张是吉宗的复古和武力控制的享保之治，其次是松平定信的紧缩政策和崇尚文治的宽政改革，其三是水野忠邦的节约和严厉的天保改革。在每次紧张之后，都规律性地出现弛缓的时期。继享保之治后的是田沼意次执政的安永、天明的松弛年代，继宽政改革后是家齐晚年的文政、天保的成熟时代。虽然改革一次比一次酷烈，但收效反而越来越小，弛缓却逐次加重，终于进入了武家政治宣告结束的下一个时代。

享保元年（1716），吉宗从纪州家来到幕府，就任将军一职，他在任长达29年。他执政时期的政治，一言以蔽之，就是否定前代的礼教文化政治，恢复幕府创业时代的专制武治政治。变奢侈的习俗为节约，变软弱的士风为刚强。这种愿望对武家政治来说，的确是很健康的。特别是吉宗以身作则，率先示范，在这一点上，他不愧为中兴的名君。不过，社会在发展，已不再是仅靠朴素刚健的精神所能束缚的了。由此而产生的不满，日见加增，这些不满，增长了对幕府及武士阶级的蔑视，施政的效果也很不理想[24]。

施策的第一条措施，是整顿风纪，对武士来说就是奖励武艺，通过鹰猎和研究武家掌故等活动，使生长于太平盛世的武士身心均得到磨炼。为教化一般人民，出版并向民间普遍宣传清康熙帝颁发教化人民的诏谕（即《六谕衍义》及其日文注解《六谕衍义大意》），严禁当时民间流行的赌博、有奖彩票、杂俳游戏等妨碍正业的陋习。为厉行节俭，他下了最大功夫，首先亲自在节衣缩食方面做出榜样，在住的方面，也因陋就简，神事和佛事仪式，也尽量简单；对大名、旗本以及市民的衣、食、住等方面，都详细地规定了节约的条文。但是这个节约令不但招来了武士和庶民的嘲弄，而且适得其反，把奢侈从表面的华美变成了内里的奢华。

实行的第二条措施是整顿财政。为了解决幕府及武士们的财政困难，他采取了多种政策。为解幕府燃眉之急，他命令大名贡米，大名每10000石年禄要上缴米100石，但驻在江户的年限可相应地缩短为半年。这一制度从享保七年（1722）实行到享保十五年（1730），后来废除了。但它已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威信，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针对武士的穷困，他下令今后一概不受理有关金银债务的诉讼，企图保护债务者的利益；这么一来却招致了金融梗塞，增加了对幕府的不信任，其结果同镰仓幕府的德政令如出一辙。调整米价和改革币制也是用心良苦的。从享保初年起连年丰收，米价暴跌，这就苦了靠米生活的武士和农民。幕府因而采取种种办法，力图提高米价，它听从了米价下跌是因为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金银数量短缺这一意见，便在元文元年（1736）铸造、发行了比元禄金银质量还次的文字金银和大量的铜钱、铁钱。这样一来，米价固然上升了，但其他各种物价却也一起上涨，一直延续到后来的田沼时代。他还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开垦新田，振兴产业，发展生产。着手开垦上总的东金，下总的佐仓和小金原，就是在这个时代。普及甘薯的栽培，尝试了朝鲜人参以及其他草药的栽培，制糖以及恢复古代染色术等等，也是在这个时代。由于这些措施，各地的特产品顿时大兴，后世许多各地的特产都是在这个时代开始出现的[25]。

实行的第三条措施是幕府法制的整备。吉宗爱好刑律之学，企图树立完善的幕府司法制度。他命老中以下官员调查历来的法令和判例，编纂了一部最早的成文法典《公事方御定书》（103条，御定书100条），宽保二年（1741）颁发给三奉行责令实行。这是幕府在司法裁判方面的依据，一直到幕末仍没有失效。另外，他还命令评定所（评定所，江户时代的评定所，是作为寺社、町和勘定三奉行合议专司裁判诉讼和审议立法的最高机构，同时也掌管处理涉及三个奉行管辖的重要事件。——译者）收集和编纂幕府成立以来所发布的“触书”（布告），完成了由庆长二十年（1615）到宽保三年（1743）的部分。所谓触书，是指幕府发布的单行法令中需要家喻户晓的部分。这是第一次编纂，到幕末为止，一共编纂了四次，这项业绩可以同律令制度下格式（格，为了弥补律令条文的不足，日本政府用诏、敕或太政官符发布的命令，以作部分的补充、修改的条例，称为“格”。式，则是律令的施行细则。《弘仁格式》、《贞观格式》和《延喜格式》就是当时把这些补充、修正的条文收集而编成的。——译者）的编纂相比。[26]他还试图改正刑法中因袭战国时代的旧法而显得不合理的部分，如减轻战国割据时代遗留下来的法律中的流放刑律，缩小连坐的范围，限制刑讯逼供等等。这些措施同他全面复古的方针是相矛盾的，但改正刑法，是150年来文化进步的必然趋势。同时，也说明吉宗并不是单纯复古的顽固保守主义者。

另一件能够说明吉宗是开明君主的事例，就是建立目安箱（意见箱）制度。即在评定所（最高法院）设置一箱，让民间就政治的得失，官吏的好恶、诉讼的拖延等问题广泛上书提出意见。这是古来君主设置意见箱，公开听取人民的意见、呼声，尊重民意的一种做法。他充分运用了这一制度，浪人山下幸内对幕政提出批评，他对之表示深刻反省[27]。还接受了其他上书的意见，如整顿消防制度，建立防火空地和消防员。建立养生所，以收容贫苦的鳏寡孤独者等等。这些都不是凡庸的君主所能做到的。制度的改善中有一项不可忽视的就是对全国的人口进行普查。实际上，由于并未包括武士、幕府及藩内工作人员和15岁以下儿童，所以很难叫作全国人口。但是根据这次普查的结果，得知在享保七年（1722），农民、商人、僧尼和神职人员等的总数是26065425人。

吉宗逝世后，其子家重，家重之子家治相继就任将军，但他们都凡庸无能，未能继承父祖的遗业。特别是家治，宠信近侍田沼意次，明和九年（安永元年，1772）田沼升任老中后，逐渐擅权，直到天明六年（1786）家治死，意次失势为止，出现了所谓田沼时代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这时代的特点是，纲纪紊乱、民心堕落，与享保时代恰恰相反。田沼意次企图利用商业资本，在其支持下加强幕府的地位。这意味着改变幕府初期以来的祖法。纲纪的紊乱，具体表现为贿赂、请托、请客之风盛行。意次本人贪餍受贿、上行下效，一时成了风气。社会风习也日趋奢侈、淫糜，烟花柳巷繁荣，风俗明显败坏。这期间意次还施行了一些独特的财政政策，为了弥补金银产量的不足，在长崎贸易中，输出了定额以外的铜，以输入金银。为此调查了各地的铜矿，企图提高铜产量，最后实行了专卖。此外还在对外贸易中输出海参、鲍鱼和鱼翅等干海产品以代替铜，增加贸易额。后来这些海产物竟成了用以计算贸易价款的主要东西了。对批发商、经纪人等商人征收御用金、营业税、营业牌照税等赋税，作为其代价，则允许设立商工业公会，承认其特权。还要求江户，大阪的富商出资开垦，试图在下总印旛沼，手贺沼等处排水造田。规模最大的是开拓北海道，制定了大规模移民垦殖的具体计划，但还没等实行，他便失势，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他的财政政策是雄心勃勃的，与以往完全不同。幕府的财政也确实有很大好转，但由于武士中的败类和社会上的道德败坏，习俗颓废，再加上接二连三的自然灾害的严重打击，他的政治终于被诬蔑为极大的恶政，他本人也下了台[28]。

经过田沼时代的弛缓之后，又出现了第二个紧张时代，这是以松平定信为中心的宽政时代。松平定信是田安宗武（吉宗的次子）的儿子，后来当了奥州白河松平定邦的养子。家治死后，一桥家的家齐以15岁的少年就任将军，因此他就被推举为首席老中，辅佐将军，负责改革前代的弊政。他的政治，基本上属于武家理想主义，以家康的祖法和吉宗的改革为楷模。他就职伊始，就向平素信仰的欢喜天（欢喜天，佛教守护神之一，其形象是象头人身，有单身像和双身像两种，据传这佛像是代表和合、喜欢的。——译者）祈祷。祈祷文中诉述由于米价等物价昂贵，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要求粮足钱丰，幕府恩威能遍及域内，为此不仅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就连牺牲妻儿生命，亦在所不惜。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具有深重道义和责任心的理想主义政治家。然而可悲的是，幕府政治慢性化的弊病已积重难返，只凭这种高尚的精神早已不能根治了。

松平定信雕像

近代日本实行了三次改革，第一次于1716年，以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为首进行的“享保改革”。第一次改革，于1787年以松平定信为首进行的“宽政改革”。第三次即1842—1843年以水野忠邦为首进行的“天保改革”。

他首先下令整顿官吏纲纪，从幕府到大名、武士、市民均应厉行节约，严格管理出版物，紧缩财政开支，停止前代征收的营业税和输入金银。为了储粮备荒，幕府增加江户、大阪等城的库藏量，命令大名年收每万石要出五十石库藏米。命令江户的一般街巷也要节省开支，把剩余的七成作为储蓄，用作贮藏米粮及救济贫民或低息贷款的资金[29]。宽政元年（1789）发布弃捐令，旨在救济旗本，令禄米抵押贷款人全部放弃六年以前的贷款，五年以内的贷款则在低减利息后分年偿还。这种想用牺牲商人的利益来维护武士阶级的做法是吉宗政治的直接沿袭，因此应该说是倒行逆施的暴举。

他特别注意奖励文治武备，由此也产生了无视时代发展的反动政策，如异学之禁便是。当时林家已衰落，官学权威亦坠地，民间的徂徕学派和折中学派互争门户，无所适从。因此，定信采纳儒官柴野粟山的建议，把朱子学定为正学，其他均视为异学。令林家在门人中禁止异学，努力讲习正学。这固然没有禁止民间的异学，但至少是对它的压制，想用政治力量来控制蓬勃兴起的学术研究，露骨地显示出文教政策上的保守性。

水野忠邦墨迹

提到水野忠邦不能不提到“天保改革”，天保改革，日本江户幕府的幕政和藩政改革。实行于天保年间（1830—1843），故名。1832—1837，天灾频仍，导致农业歉收和全国性大饥馑，农民起义频繁发生。为维护封建统治，幕府在首席老中水野忠邦主持下实行改革。

改革始于1841年，其要点是：一巩固幕藩领主制经济基础，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强迫外流的农民返乡，严格限定农民外出做工期限，严禁农民从事副业生产。二抑制物价上涨，实行公定价格，禁止奢侈，矫正风俗，严格限制城乡人民生活，并且解散株仲间（同业公会），以废除其对商品的垄断权，实行自由交易，增加江户商品进货量。三实行富国强兵策，加强对江户湾等战略要地的警备，以巩固海防。幕府的对内改革措施实质在于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护和加强封建领主所有制，因此未能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反而导致经济混乱，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1843年9月水野忠邦下台，改革失败。

松平定信执政六年多后，在宽政五年（1793）辞去老中职务。后来虽曾一时仍继续执行他的遗策，但不久就陷于瓦解，进入了一个比以往更甚的弛缓时代。将军家齐在职长达51年之久，纳妾40人，内廷繁昌，子女55人，而官吏间的贪赃收贿、风俗的奢侈、贪婪的盛行，均比以往更甚。幕府的财政疲惫已极，自文政元年（1818）到天保八年（1837），20年间，改铸金银货币竟超过10次，仅凭由此得到的收入，勉强维持财政开支。天灾仍不断发生，天保三年（1832）起，全国连年饥馑，以致农民、市民间不断发生暴动。天保八年（1837），大阪町奉行手下的警察官大盐平八郎满怀改革社会的激情发动了变乱，由于事前泄露风声，变乱没有扩大。但因为他是一个卓越的阳明学家，又是在全国重镇大阪，直接以打倒富豪为目标相号召，所以对社会的震动很大。紧接着在同一年发生了越后柏崎的国学家生田万袭击诸侯宅邸，摄津能势的山田大助要求免除一切赋税和偿还贷款等事件。虽然其规模比不上以往的农民起义，但从愤世嫉俗之士真正为天下人民而奋起这一点来看，可见幕府政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

在内政方面焦头烂额之际，幕府在对外关系上也已不能再像往昔那样苟且偷安了。定信执政时，俄国的使节已在叩北边的大门，到了文化年间，俄国与英国的军舰来到日本。可是，幕府却愚蠢透顶地发布了驱逐异国船只的异国船驱逐令。

在内外交困之际，水野忠邦怀着改革幕政、恢复幕府威信的热忱就任老中。家齐把将军的职位让给儿子家庆以后，仍自称大御所，掌握着裁决政治的大权，因此忠邦的满腹经纶不得施展。直到天保十二年（1841）家齐死后，忠邦才得以实行改革，因当时年号是天保，所以叫作天保改革。他的政治仿效享保、宽政的精神，由于要对日益加重的时弊采取对症疗法，所以他的做法是极为严峻苛刻的。但因为他不是门阀出身，只不过是一名老中，所以没有几年，就被罢免，以致改革没有成功。这次改革仍是以奖励文治武备，匡正风俗，厉行节约等教化措施为主。在经济措施方面，则有为了降低物价、废除批发商的营业税；解散商工业公会；使无业游民归农，限制农民移居江户，以防城市游民增加；为清理旗本和家人的债务，由幕府贷给低利资金；向大阪富豪征收御用金，以弥补幕府财政不足；还计划开垦新田，大力采掘金银矿等等。他下令整理大名领地，首先把江户，大阪周围十里（里，这里所称的里，是指日本长度单位的里，每里合公制3.927公里。——译者）以内作为幕府直辖地，凡在这范围内拥有领地的大名和旗本，都要将土地上缴，并行转封。这一条引起了强烈反对，反对者纷纷向将军上诉，以致撤回了这一命令，他也因此辞职，改革也以虎头蛇尾告终。

农民的贫困

前面已谈到，在江户幕府统治下，农民为了要养活武士阶级，被迫牺牲自身生活的一切利益，专门从事农业生产。这种做法使农民的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贫困。农民是封建社会的基础，农民的贫困和动摇，直接摇撼了封建体制，使它走上崩溃的道路，因而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江户时代的农民，基本上分为自耕农与贫雇农两个阶层。自耕农在检地簿（检地簿，为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增加地租收入，对土地进行丈量调查，称为检地；记录检地结果，用作纳赋根据的账册称为“检地簿”。——译者）上登记姓名，拥有自己的房屋田产，有权选举村里的官吏。自耕农也称为高持（高持，指村落中的富裕农民。凡在村内有土地、住房，并负担赋税的，称为“高持”。——译者）、地主，与村吏相对应的称呼还有平百姓、小前等等；贫雇农原则上在检地簿上没有登记，没有土地，是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村吏是作为自治体的村政机关的官吏，其中主要是名主（庄屋）、组头、百姓代，称为地方三役。名主是一村之长，其管辖的事务极为广泛，如摊派和催收年贡，经营水利、修建土木工程等地方事务，处理改变宗教信仰，（改变宗教信仰，这里指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的改宗。——译者）登记及改变户籍，改组五人连坐成员等户籍事务，调解、仲裁诉讼、签署证书等诉讼事务，取缔村内风纪，传达幕府地方官署发下来的布告等等。所有村中的工作，无一不经其手。名主是由村中拥有大量土地的大高持中选任，关西方面则是世袭职，关东一般只限一代，经全体村民选举或推荐后，由幕府地方官任命，也有的地方是由固定的两三家轮流担任。名主享有从村中取得作为报酬的粮米，或减少缴纳年贡数额的特权，但表面上是没有报酬的。组头是名主的副手，由村民中能写会算的人担任，经全体村民选举或协商产生，一般是三至五人。百姓代是名主和组头的监察官，作为全体村民的代表，负责监察村政，也是从大高持中选举产生。因为村吏都是从农民中选举出来的，从这一点来看，具有很强的自治色彩。不过君临其上的统治势力却更加强大有力，所以村吏并不一定经常代表一般村民的利益，相反，他们往往作为统治者的走狗去压迫村民。而且因为领主优待他们，准许他们称姓带刀，（称姓带刀，明治以前，日本的一般人民是没有姓的，更不能佩刀，只有士族上才能称姓带刀。所以这里说“准许他们称姓带刀”是指把他们提到一般人民之上。——译者）赐予他们有家徽（家徽，日本的士族，都有“家徽”；所穿的礼服，也有一定格式的纹记。一般人民没有，也不许有家徽，不准穿有家徽的礼服。只有士族以上，才准穿印有家徽的礼服。——译者）的礼服等，所以他们也就越发以统治者自居，有的甚至向村民征收额外的年贡，中饱私囊。这正是所以形容农民的贫困时所说的“煮豆燃豆萁”，因此农民起义中往往有的将矛头指向村吏，或是牵涉到他们头上。

还应该注意的是，在村吏向统治者接近的同时，农民内部也在不断地进行着两极分化。自耕农与雇农阶层从近世初期起就已经存在了。由于限制分割土地（分割土地量不得小于一町），一家中除长子外，次子、三子均不能成为自耕农；加上商品经济的侵蚀，富裕农民靠放高利贷和贩卖农村必需品而不断积累财富、兼并土地，因而使贫雇农和仆役的人数越来越多。近世初期，作为真正的自耕农而载入检地簿的农民中，到这时已有一部分上升为富裕的不从事耕作的地主，另一部分则沦落为少地或无地的贫雇农。地主、自耕农、佃农，仆役，这种明显的阶级分化，在各个村落中都可以明显看到。于是地主与佃农间的对立也就日益加深，在反抗村吏的农民起义中，占有很大比重的是反抗村吏们与地主相勾结，在经济方面的控制，这一点是不应忽视的。阶级分化的其他影响是，随着农村工业的兴起，富裕地主开始成为家庭工业中的承包人，他们给农家提供原料，贷给资本，并指导生产，或者就在自己家中设置作坊，让仆役和佃农为他从事工业生产。近世末期这种作坊工业已在各地农村兴起，它动摇了所谓农村局限于自然经济封建体制的信条。

税法对幕府领地和大名领地来说多少有所不同。幕府领地有四种税，即地租、杂税、附加税和赋役。地租是对经过检地，确定了收获量的田地所课的正税，分水田租与旱田租两种。水田租起初是四公六民（四公六民、五公五民，江户时代的税率，所谓四公、五公是指土地年收获量的40%或50%作为地租缴公，其余的60%或50%则留充农民的生活费用及再生产成本。——译者），享保以后，提高为五公五民；水田在检地时确定了面积，根据单位面积产量而分土地的等级，确定标准收获量，比如上田每段（段，当时日本的地积单位，据大化二年的革新诏书：“凡田长三十步，宽十二步为段。”——译者）收获稻谷3石（3石，日本的容量单位，主要用于米谷的计量上，每一石合公制1.804公石。——译者），折合米（糙米）1石5斗（石盛十五），按五公五民计算，需交地租7斗5升。再根据计算实际收获量的毛见法（检查每年收成情况.）或定免法（根据几年中的平均税率而定的税额）加以修改，以确定每年的租额。旱田的租率较低，并且多以货币缴纳。另外还有种种附加税，如作为幕府地方机构费用的口米，为补充运送年贡过程中出现的损耗而交的欠米，为补足升量的不足而交的添加米等等。把这些都计算在内时，租率就要高得多。杂税是对山野河海的收益以及营业等等而课的税，附加税是对总产量所课的地租附加税，有驿站用、杂役用、库存米用三种。赋役是在搞土木工程以及迎送朝鲜使节等时，根据各诸侯国的收获量所摊派的人夫役。此外，通衢两旁的村落，还要负责提供驿站用的人马，这个负担是很沉重的。不但税租极为繁重，而且征收的方法也十分残酷，对欠租者，均施以酷刑，使农民们只得卖妻鬻子完税。随着幕府财政困难的加剧，这种苛敛诛求也越来越甚，甚至发展到责令要农民预缴或早缴几年后的地租，致使农民生活贫困，达于极点。他们为要求减轻这种过重的负担进行请愿，有时得不到满足就掀起暴动。所谓农民起义，就是他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无可奈何而使出的最后一招。

苦于沉重的贡租剥削和官吏诛求的农民，一旦灾荒歉收，就更陷于贫困不堪的境地。庆长以后明治以前灾荒次数达130次之多；其中大饥馑有21次，最严重的是享保、天明、天保的3次大饥馑。享保十七年（1732）的大饥馑，大名领地的饥民数达到197万，在将军领地和旗本领地有67万，饿死者有1.7万人；天明二年（1782）、三年（1783）的饥馑，给奥羽地方造成毁灭性打击，会津藩有一个村子总共80多户人家，竟有22户人去室空，130余人饿死。幕府和诸侯并非不想救济，但无法防止这种灾害，以致贫苦的农民在灾荒面前只好饿死。

农民面对这样的贫苦，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对策，消极的办法是溺婴和离村，积极的办法就是农民起义。溺婴是由于无力负担子女的养育费用，而不得不杀死亲生儿女，或者在生育以前实行堕胎。开始，只在奥羽、九州、关东一带较为多见，后来则几乎遍及全国，成了惯习。幕府初期虽也有过，但到享保以后，随着贫困的加剧，越发盛行起来。农村基本上只养育两三个孩子，而且都从劳动力的立场加以考虑，因而溺婴中，大半是女孩。因此，享保以前人口虽有所增长，以后则出现了停滞乃至减少的倾向。幕府和大名以教化政策告诉农民这样做是罪恶，并采取给予养育费等手段，企图断绝这种现象，但收效甚微。离村，有的是贫苦农民全家逃荒；有的则是家中次子，三子因无法忍受村里的贫困生活，而到其他地方去寻求新的生活手段；还有的是子女被卖到城市而离去。离村的人，大多是到江户和大阪等城市，给武家或商家当仆役，或成为小商人、工匠、临时工等城市贫民。除城市以外，也有的移到其他藩内，或是到新开垦土地上去当劳动力。这样还吸收不了的人，则流为游民或投入博徒、盗贼群中，或沦为乞丐到处流浪。当然农民的离村，也有的是因为劳动力过剩所致，不过，离村必然会发生必要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以致造成田园荒芜。统治者为了防止发生这种可虑的情况，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天保改革中的检查户口，就是一项最彻底的措施。

二重桥和伏见矢仓

农民起义是农民积极的反抗运动，它直接威胁到封建统治体制。农民起义一般分为串连、强诉和暴动三个阶段，起初是合法的请愿，不行时就集聚成群，拿起竹枪，树起草帘旗（草帘旗，日本农民起义时，习掼用稻草编成的草帘，草席作为旗帜。——译者），拥向幕府的地方办事机关和大名府所在地等处，要求接受农民提出的要求。起义遍及全国各地，为数甚多，在元禄以前还很少，到享保、天明时逐渐增多，天保时达列顶点。由此也可以看出，武家对人民剥削的苛刻和商品经济的侵蚀所造成的生活贫困是促使掀起起义的重要原因。他们把起义作为反对领主的横征暴敛和富豪的剥削囤积，求得生存的最后手段。反正是活不下去，但愿死在官吏手里。抱着这种信念，揭竿而起的农民，力量确实是很强大的。失败后，其首谋者照例要处以极刑，但要求却大都被接受。起义的不断发生，反映了农民们的绝望心情。农民起义在武家的强大武力面前，当然是弱小的，而且也没有统一的思想指导，不会有直接颠覆封建体制的力量。但不言而喻的是，以起义迭起的农村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已处于危险状态之中，基于这种认识而产生的心理上的不安，对统治者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威胁。

对外关系

由于禁止除荷兰和中国以外的外国商船入境，日本了解海外情况只能靠进入长崎港的荷兰船向长崎奉行提供的所谓荷兰式说书，即荷兰传闻录，然而世界形势的变化，却像一股看不见的潮流，不会不波及日本。首先是一向执东方贸易牛耳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逐渐衰落下去，代之而起的是荷兰，到了18世纪，荷兰又被英国和法国的国力压倒，东方贸易也失去了过去的活力。英国从17世纪起就开始经营印度，法国也紧接着侵入印度，两国在那里互相争霸。由于宝历七年（1757）普拉西的一战，英国确立了其在印度的地位，建立了称霸东方的基础。另一方面，美利坚合众国于天明三年（1783）签订巴黎条约，从英国殖民地下独立出来，并得到了英国的承认。不久，美国船也来到中国进行贸易，并在太平洋从事捕鲸业，它给进入东方的各国带来了新的变化。然而最初来叩日本闭锁的大门，要求通商的，却是北方的俄国。

俄国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即彼得一世的时代，国家面貌一新，确立了专制的官僚政治，企图依靠重商主义来增加国富。在经营西伯利亚方面，则南下同中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元禄二年，1689），向东又进入堪察加半岛（元禄十年，1697），不久更越过白令海峡到达阿拉斯加，以猎捕北太平洋的毛皮动物，获得巨利。无论是捕兽还是在同中国贸易方面，他们都痛感有和日本结成友好关系的必要。因此到18世纪以后，俄国船只就不断出没于我北边沿海。明和八年（1717），幕府第一次从荷兰商馆那里得知俄国人侵略虾夷地（虾夷地，指日本列岛北端，古代由虾夷人住居的地区，称为虾夷地。——译者）的计划后，大吃一惊。后来，天明三年（1783），仙台藩的医士工藤平助著《赤虾夷传闻考》，就这件事直接向幕府提出建议。他陈述了俄国南下的野心，主张国防为当务之急，并陈述了与俄国进行贸易，侦察其国情的办法。他的建议为田沼意次所接受，制定了开发虾夷地的计划。工藤平助之后，另一个仙台人林子平于天明六年（1786）出版了《三国通览图说》，叙述了虾夷、朝鲜、琉球的状况，建议应尽力经营虾夷地。宽政三年（1791），出版了《海国兵谈》，提出应注意海防。老中松平定信以危言惑众问罪，没收了他的木版和印本。这和田沼对工藤平助的待遇大相径庭，这不能不说是田沼的积极重商主义与定信的保守封建主义的差异。

这样愚蠢蛮横地压制国内言论的定信，在仅仅五个月之后发生的事实面前陷入了困境。俄国军舰确实来到了虾夷地。宽政四年（1792），俄国皇帝叶卡特琳娜二世（EkaterinaⅡ）的使节拉赫曼（Adam Laxman）搭乘军舰，以送回我国的漂流民大黑屋幸太夫等人为名，携带国书和方物，来到虾夷的根室，要求通商。幕府让他到松前，并派出监察官负责接待，告之以锁国的国法，退回了国书和方物，只接收了漂流民，还告诉他今后如要交涉请到长崎，给了他进入长崎港的信牌和食物、燃料和水，使其离去。幸太夫是伊势白子的船夫，天明二年（1782）漂流到堪察加，为俄国人所救，从伊尔库茨克送到彼得堡，受到叶卡特琳娜二世接见的优越待遇，他的《俄国见闻记》就是留存至今的《北槎闻略》。定信鉴于俄国使节的来日，下令加强虾夷地警备，同时命令沿海诸侯加强国防，并亲自巡视了伊豆、相模海岸，以图加强江户湾的防御。幕府后来一直没有放松对虾夷地区的调查研究，宽政十年（1798）派遣大型调查团，一直调查到国后、择捉等岛，接着又令伊能忠敬着手测量虾夷的沿海地方，并设箱馆奉行一职，掌管虾夷地区的开拓和虾夷人的同化工作。文化元年（1804），俄国根据前些年的协约，派俄美公司总经理蓝索诺夫（N.P.Rezanov）作为使节来日本，到长崎要求开始谈判。幕府则坚持以祖法为借口，拒绝其通商要求，遣其回国。蓝索夫因幕府不讲信用，决心以武力相威胁。从文化三年（1806）到四年（1807），俄国人在北部边境大肆劫掠。对此，幕府也加强战备，把松前氏转封到奥州，并把整个虾夷地划为幕府的直辖地，还命令间宫林藏调查库页岛。林藏克服了重重困难，查清库页是一个岛，他渡过间宫海峡到达大陆，为世界地理学做出了重大贡献。文化八年（1811），我国在国后岛拘捕了正在测量千岛列岛的俄国军舰舰长郭洛宁（V.M.Golownin），把他监禁在松前。这时恰逢我国商人高田屋嘉兵卫被对方逮捕，他竭力疏通两国关系，我国才得知前些年俄国在我国北方的劫掠暴行，与政府无关；这样，对俄国的感情也就缓和下来，释放了郭洛宁[30]。此时，俄国也正遭受拿破仑的入侵，国内多事，所以就放弃了对日本的觊觎。直到嘉永六年（1853），有40多年没有来碰日本。

北方的俄国之患刚刚平静，西边却又发生了英国开始入侵的事。英国，当时正在同拿破仑作战，它的东洋舰队袭击了法国和法属荷兰的殖民地，企图垄断东方贸易。文化五年（1808），英国军舰费顿号挂起荷兰国旗，瞒过我守备兵，驶入长崎港。长崎奉行想要迎战，但措手不及，见到它出港后，便引咎自杀。文化十年（1813）又有英国船入港，声称荷兰已并入法国，爪哇已被英国占领，要求移管在出岛的荷兰商馆，但商馆馆长兹甫（Aendrik Doeff）拒绝了这一要求，使我国的出岛，继续成为当时在世界上唯一还飘扬着荷兰国旗的地方。另一方面，英国船只经常出没于我国沿海从事捕鲸业，并且在浦贺，常陆的大滨以及萨摩的宝岛等地停泊，与当地居民发生纠纷。因此幕府想禁止外国船只停泊，切实地执行锁国大法。在文政八年（1825），发布了异国船只驱逐令。驱逐令中规定，不问什么情况，只要是异国的船只，一靠近就一概加以驱逐。天保八年（1837），美国船玛礼逊号来送回我国漂流民，并要求通商，但遭到炮击，只好离去；想在萨摩交还漂流民也没有成功，最后只好一无所获地回到澳门。对于幕府这种无谋的做法，民间有识之士纷纷起来谴责，其中有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西洋通，他们著书痛斥炮击外国船只的愚蠢做法。这时英国想同中国通商遭到拒绝之后，于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打败了中国；天保十三年（1842）签订了《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等五口并割让香港。这就是闭关自守的锁国主义，屈服于近代国家武力的悲剧。这件事立刻传到日本，使朝野上下大为震惊。于是幕府才在天保十三年（1842）废除了文政的异国船舶驱逐令，改为缓和令，即对异国船只，供给燃料和饮用水使其返航，如不听从再行炮击。然而非常明显的是，事态早已不是这种不彻底的缓和令所能解决的了。西方各国，经过产业革命已经到达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对东方的入侵，无论是强度还是广度上，都不是往昔的葡萄牙、西班牙所能比拟，有着巨大的差别，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其锋芒首先指向中国，并完全使它屈服了（这里所谓的“并完全使它屈服”，是从著者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的立场出发说的，实际上，在鸦片战争中屈服的，向帝国主义者投降的只是昏聩无能的清朝统治者，而不是中国人民。因此，从人民的立场说，不存在“并完全使它屈服了”的事实。——译者）。日本不可能永远墨守锁国的祖法，迟早必须进行一场划时代的革新，这场实际上关系到幕府命运的革新事件，就在下一个时代中发生了。

学问

这一时期的学问，在承袭前代繁荣之后，更进一步发展了民族的独立性，并且可以见到其向各地区、各阶层的普及，特别是新领域的繁荣尤为显著。首先是儒学，享保时代，各学派的巨匠大都去世，享保以后的二三十年间，是徂徕学派的全盛时代。但不久就开始了对它的批判，产生了不偏一派不倚一流，博采众说，参酌折中，以阐明孔门真义的折中学派。这一学派兴起后，就成了一支有力的学派。对此，朱子学派凭借官学的权威，借宽政禁止异学的法宝，努力加强自己的地位，加上这学派中学者辈出，出现了学运复活的征兆。阳明学的实践精神在时局多难之际吸引了不少的学者。折中学则致力于考证学的发展，互以致密的学说相标榜。就在各派并立，百家争鸣之中，迎来了幕府的衰亡。

树立折中学派的创始人是片山兼山（天明三年卒）和井上金峨（天明四年卒）。兼山初习徂徕学，后来对其产生疑问，于是脱离了徂徕学另立门户。他指出即使汉儒也没有领会孔子的真意，宋学沉溺于道、佛之中，仁斋、徂徕虽知宋学之非，但却没有领悟孔子的真义，树立了以古书来解古书，旁引博征的严谨学风。金蛾在训诂方面，是取舍汉唐的注疏；在义理方面，则是折中宋明诸家之说；诗推中唐和晚唐，文崇韩、柳、欧、苏，反对古文辞。其门下有龟田鹏斋、山本北山、吉田篁墩；北山与其弟子太田锦城以及篁墩受清朝考据学影响，发展为考据学派，严谨地校勘经书，以阐明字句的古义。狩谷棭斋和松崎慊堂从学统上来看，虽不属这一学派，但其研究方法也属于考据学，而且是十分杰出的。总之，考据学风给了许多真挚的学者以深刻的影响。另外，以担任米泽藩主上杉鹰山之师而闻名的细井平洲，也是属于折中学派的。幕末有名的尊王派诗人粱川星岩和宽政三奇人之一的蒲生君平都是北山的门徒。

以朱子学者闻名的有：为松平定信起用的幕府儒官紫野栗山、冈田寒泉和尾藤二洲和定信隐退后起用的古贺精里。这些学者在制止异学，复兴正学方面，是做出了贡献的。官学祖师林家，这时已经衰微，但养子述斋却使林家中兴，他把圣堂学舍改称学问所，成为对幕臣子弟讲学的地方，林家的私学成了幕府的官学。述斋在职达49年之久，重整了官学，培养了很多人才，他多次亲自担任幕府编修事业的总负责人，还参与改革接待朝鲜使节礼仪等幕政的咨询工作。述斋门下有佐藤一斋和松崎慊堂。一斋在天保改革时担任儒官，一斋的门人安积艮斋和慊堂的门人盐谷宕阴，安井息轩也都是儒官，但他们并不一定都是纯粹的朱子学者；一斋信阳明学，慊堂和息轩倾向于考据，宕阴倾向于折中。这些事实，说明幕府的正学万能主义本身已经出现了破绽。在地方，大阪的中井竹山在幕府官许的讲习所怀德堂中讲授朱子学，应松平定信的要求，著《草茅危言》，论述治世方策。其弟履轩也曾就学于怀德堂，但他并不拘于宋儒之说，而折中众说，因此他不住在怀德堂，而辗转各地，终身不仕，大阪的筱崎小竹和广岛的赖春水等人，都是正统的朱子学者。

阳明学因佐藤一斋的活动而再次兴盛，其弟子达3000余人。佐久间象山是其中之一，象山的门人有吉田松阴，松阴的松下村塾，人才辈出，成为幕末期人物的集聚地。与一斋同时的大阪人大盐中斋（平八郎），是由自学而成为阳明学的奇才。

此外，儒学者中还有不少人，他们并不拘泥于既成学派，开创独自学风。丰后的三浦梅园以《易》为基础，解释哲学，旁及伦理、经济、天文、历数等各门学问。另一个丰后人帆足万里擅长于经学、文章，也学习兰学（兰学，江户中期以后，以荷兰语研究西方学术一种学问。——译者），精通数学和医学，对西方科学造诣很深。广濑淡窗也在丰后日田开设私塾咸宜园，讲述经学、老庄，执教五十年，其门人达4600余人，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教育家。大阪的怀德堂还培养了富永仲基和山片蟠桃等平民学者，他们不受既成学问的束缚，自由地发表对宗教、历史、经济各方面的独到见解。另外，奥州八户的民间医生安藤昌益，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对封建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其著作中描述了人人耕织的自然社会的理想。

儒学之所以出现这种盛况，是幕府文教政策的结果，也是因为儒学在普通教育中作为基础科目而据有巍然不动的巩固地位的缘故。即使是反对儒学，标新立异的人，其基础知识也毫无例外地是儒学。儒学已经渗透到近世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中，其威力是巨大的。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幕府和各藩开设的学校以及学者创办的私垫等，都曾为儒学的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幕府除江户的昌平黉之外，还在甲府开设了徽典馆，在佐渡开设了修教馆，以作为幕臣子弟学习的地方。各藩也起而仿效，分别设立各自的藩校。藩校中也有的在过去就已经设立，但大多数都是这个时代宝历以后开设的。儒者的私塾也大量兴起，其中有伊藤仁斋的古义堂（堀川塾）、三宅石菴和中井瓷庵（竹山之父）等人的怀德堂、广濑淡窗的咸宜园等，都是培养了众多人才的伟大的教育设施。藩校以教育藩士子弟为主，有的也允许平民入学。私塾当然是向所有阶层的人们开放的教学场所。这样，不仅是武士阶级，一般人民的教育也得到了提高，儒学，当然也渗透到了他们的精神中。

心学，这种独特的学问形式，是儒学在教育人民这一点上发展到最高程度而产生的。它最早出现于京都，石田梅岩钻研神、儒、佛学，悟出了一种人生观和修养法，元文二年（1737），他在市中开设讲座，广泛地传布给人民大众，其门人手岛堵庵继承并发展了他的事业。堵庵的门人中泽道二又到江户开办学馆，于是心学就在人民大众间，特别是市民中间广泛流行了起来。所谓心学就是了解本心之学，以朱子学为基础，吸收神道和佛教教义的学说，用通俗的文章和巧妙的语言，讲解普通人的朴素处世法和修养法。这种教化运动用通俗的形式，把儒教的封建伦理灌输到市民阶层中，麻痹市民的实力不断增长的意识，而满足于封建体制的束缚。心学在这方面可以说起了很大作用。

和儒学虽无关系，但作为平民们初等教育设施的私学馆（寺子屋），在这时期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寺子屋起源于中世纪，在享保以前，开设的还不算多，到宝历以后，就逐渐有所增加。文化、文政以后，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仅在文化到庆应年间设立的，就有上万所了。教授科目以习字、诵读为主，兼学算术。教科书，初期使用的是古文书，后来改用叫作“往来物”的实用读本。其中有《江户往来》、《商卖往来》、《诸职往来》、《名物往来》、《田舍往来》、《百姓往来》等各种。这些教科书，都是根据地区和职业的不同而编写的，使学生不但能从中学得相应的知识和文例，而且也能知道一些幕府的法规、条文等的法令，成为幕府教化政策的一部分。

吉田松阴所写的汉字

吉田松阴自称“二十一回猛士”。他自释其义“我生于杉家，‘杉’字，表示二十一（“木”为十和八，“彡”为三，合计为二十一），养父吉田家的‘吉田’也表示二十一（“吉”字的“士”为十和一，是十一，“田”字中包含着十，合计为二十一），而把“吉”字的“口”和“田”字的“口”重合起来便成为“回”。另外，他当时的名字叫寅次郎，“寅属虎，虎之德是猛”，因此自称“二十一回猛士”，以此激励自己。

对儒学来说，国学和兰学是这个时代新开拓的学术研究领域。国学渊源于前代对日本古典进行自由研究的学风，契冲之后的荷田春满在古典研究之外，又钻研国史（日本史）和神道学，主张在儒道之外，存在着日本的古道。他有志创办国学校，但在没有完成其夙愿之前，就死去了（元文元年，1736）。国学的名称，来自这个国学校，也有说是从“国家之学”、“皇国之学”等词而来。国学的基本特点，在他那里已经形成了。春满之后，名古屋的神官吉见幸和又深入研究了国史（日本史）与神道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神道即皇道的所谓古道说。春满的门人贺茂真渊则在研究了以《万叶集》为中心的古语和古文之后，认识到我国的古道是超越儒家那样人为之道的天地自然之道。真渊除研究古语、古文外，并在实际上运用这些古语古文来吟咏万叶风格的和歌，这同徂徕的研究古文辞学，并从古文辞的研究达到创作诗文是完全一样的。真渊的门下也分为以歌文为主的文人，和以文献学、古道说为主的学者。被誉为集国学之大成的本居宣长，就是后者的代表。宣长经过35年的钻研，完成了其主要著作《古事记传》，在文献学的研究方面，建树了无与伦比的最高水平。他还从研究《源氏物语》出发，提出了前人未曾提出的文学理论——“物哀说”（物哀说，物即客观对象，哀即主观感情，两者一致而产生的和谐的、情趣的境界，是优美、纤细、沉静、静观理念。——译者），在国史和国文方面都留下了不少贵重业绩。不过，他的古道说与排斥儒佛，同他文献学研究上的高度合理性和客观性，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其中充满了非合理的主观判断，使人无法对之给予高度的评价。他的国学抨击儒教，说它自作聪明，肯定人类纯朴的自然感情。这同在武士的封建教育压迫下，人民渴求自由的精神是相一致的，因而它在富裕农民和商人之间得到了广泛的传布。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由于人民的软弱无能，古道说尽管被归结为尊王，却没有发展到否定幕府的程度，没有超越赞颂幕府、讴歌现实的界限。

本居宣长的弟子多达500人，其中杰出的有，他死后的门人平田笃胤和伴信友。笃胤以其渊博的学识和绝伦的精力演绎老师的古道说，他甚至运用了老庄思想，阴阳思想和西方思想，并掺加了明显的宗教性，树立了广博的世界观和热情的国体观。这也许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从文化、文政到天保这一段时间，正是内外多事之秋，要求国学也要具有强有力的实践性和吸引力有关。他的学问在精确性上不如宣长，但在实践方面，却取得了巨大成功。从他的门下中涌现出了许多幕末尊王的志士，并成了明治初年振兴神道运动的思想基础。

伴信友在许多方面与笃胤正相反，他闭门埋头于国史和国文的考据，在文献学研究方面推动了国学的发展。因此，热情而乐于实践的国学者，都追随笃胤，极力鼓吹神道说，从事教化运动，而冷静的国学者则模仿信友，潜心于文献考据，在巩固近代国史学繁荣的基础方面，做出了贡献。

除以上面提到的之外，各地都涌现出不少伟大的国学者，如从正面对宣长的《古事记传》进行驳斥的橘守部，完成了《日本书纪》注释工作的伊势的谷川士清（《日本书纪通证》）和名古屋的河村秀根（《书纪集解》），精于制度之学的伊势贞丈和大塚嘉树，撰有《万叶集古义》这部巨著的土佐的鹿持雅澄，在国语音韵方面颇有造诣的富士谷成章和石塚龙麿等等，不遑——枚举。其中更有与众不同的盲人墙保巳一，他在幕府保护下开设了和学讲谈所，出版了我国最早的用预订发行方式刊行的丛书《群书类从》（530卷666册，文献1273种）（原文正编作1270部，续编作1800部，误。——译者），还编辑了续编（1150卷1185册，文献2103种）。他主持了许多书籍的编修工作，如紧接《六国史》之后的编年史《史料》，有关武家掌故的史料集《武家名目抄》等等。

在前代的儒学者中间发展起来的国史研究，到了这个时代，虽多数转为国学者的研究对象。但以儒学为中心进行研究的学风依然强烈存在，特别是通史性的概说，全都如此。参与了当时仍然继续进行的《大日本史》编修工作的水户藩史官，就是这种学风的突出代表。他们所养成的学风，就是所谓日本朱子学的水户学。在完成《大日本史》纪、传部分以后，水户学曾一度呈现出松懈状态，但从安永、天明时起，又呈现出复兴的征兆，到了藤田幽谷，会泽正志斋和幽谷之子东湖时，重新修订了纪、传部分，献给朝廷（文化七年，1810）。接着又编修了志、表，为修史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由于受到时局影响，在《大日本史》中，明显地吸收了正名思想和国体观念，树立了神儒一致，忠孝不二和尊王佐幕的理论体系。这种思想，到了第九代藩主齐昭时，被付诸实践，成为向幕府建议改革藩政，不久又成为蓬勃兴起的尊王攘夷运动的基本理论。儒学者的国史研究除此之外，还有赖山阳的《日本外史》、《日本政记》等，属于武家政治史概说和日本史论集，这些，都鼓舞了尊王思想。另一方面，幕府官撰的修史事业，如《宽政重修诸谱》（宽永诸家系图传的再编）、《德川实纪》（德川历代将军实录）、《朝野旧闻裒稿》（从德川氏兴起到家康一代的史料集）、《后鉴》（足利历代将军实录）等等，都是支持乃至赞颂幕府政治的。

新学术领域之一的国学，是把学术思想拉回古代，试图以古讽今，批评现实；而兰学则与此相反，是想从西方的先进文化中寻求根据，以此来为现实社会服务。前者否定封建制支柱的儒教，普及日本古代文化知识，开辟幕府政治走向崩溃的道路；后者则将西方的知识灌输给闭关自守的日本，培养开国思想，为近代日本的诞生做出了巨大贡献。锁国以后，西方学术只能通过长崎的荷兰通事（翻译）零星地介绍到日本。前面提到的西川如见的《华夷通商考》，就是通过长崎的荷兰人吸取西方学术的成果。新井白石的《采览异言》和《西洋纪闻》，就是在逮捕、审讯罗马派到日本的传教士西多蒂（J.B.Sidoti）过程中所得到的西方情况而写成的。这些书籍对促进兰学研究的开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和汉诸学蓬勃兴起的时代，人们的求知欲望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阶段：只要有一两个先觉新钻研西方学问，就能使人们追随他们。将军吉宗重视实学、奖励科学的政策更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发展。本来，在锁国的同时，对所有汉译洋书都禁止进口。到吉宗时，允许和基督教无关的汉译洋书进口。他看到荷兰进献的天文学书籍后，决定加以译解，命令青木昆阳，野吕元丈二人学习荷兰语。昆阳的门人，丰前中津藩的医生前野良泽学会了700多个荷兰语词条后，就同若狭小浜藩的医生杉田玄白和中川淳庵一起翻译荷兰的解剖书，经过四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以《解体新书》为名出版了（安永八年，1779），这是日本首次出版荷兰书的译著，在兰学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玄白的门人大玄泽编写学习荷兰语的入门书《兰学阶梯》，为兰学的昌盛开辟了道路。玄泽的门人稻村三伯计划编纂辞书，与两三个同人合作，以法兰索瓦·海耳玛（Francois Halma）的荷法辞典为蓝本编写出版了荷日辞典，称为《海耳玛和解》，为促进兰学的昌盛做出了贡献。这一时期已不断有外国船只来日，再加上对荷兰书刊中科学知识的需求不断增加，以至兰学者辈出，许多大名都聘有自己的兰学者，幕府也设立了称为“蕃书和解御用”的译书局，开始了兰学的翻译工作。这个译书局以法国人诺爱尔肖美尔（Noël Chomel）的《百科全书》荷兰译本为蓝本，把它译成日文《厚生新编》。

松下村塾

田松阴开设松下村塾，开讲《武教全书》及世界局势，吸引大批有志青年，高杉晋作、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井上馨等均出自其门下。

在普及荷兰语学习的基础上，西方的自然科学大量涌入日本，给科学的各个领域带来了划时代的发展。正如前章所述，在此以前，天文、地理、数学和博物学等已有相当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兰学就代表科学，在科学的各个领域有效地采用兰学，这本身就意味着吸取西方科学的成果，学习西方科学的方法，已经具有十分成熟的基础，下面分别就各方面的情况略加叙述。[31]

医学方面，和儒学中古文辞学的流行相呼应，古派医生十分活跃。他们反对空洞的理论，注重实践经验。山胁东洋等人解剖尸体后，写下了《脏志》一书（宝历四年，1754），此外前野良泽等人带着荷兰的解剖书到小塚原去看死刑犯人的解剖，这些都为兰学在医学领域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此后医生成了推动兰学的中心力量，除良泽、玄白、淳庵之外，相继出现了桂川甫周、宇田川玄随、绪方洪庵等名医。甫周参加了《解体新书》的译述工作，以擅长兰方外科而闻名；玄随译述了荷兰的内科书《内科选要》，创立了兰方内科；洪庵在大阪开设兰学塾，培养了许多人才。另外，文政六年（1823），来到长崎的德国人西博尔特（Sibold）在长崎郊区设立学校，讲授医学和本草学，并从事医疗工作。这是日本人实地学习医学的一个机会，跟他学习的人们担任了幕府的医官。安政五年（1858），还在兰医们的建议下开设了种痘馆，使西洋医学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天文学是仅次于医学的兰学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吉宗对天文学很感兴趣，在城内安装浑天仪和望远镜以备观测，并在神田建立天文台。因此，随着荷兰文书籍的解读已有可能，西方的天文学知识也逐渐普及。当时，由于贞享历的使用为时已久，随着年代的推移，越来越与实际不符。为了加以修改，西方天文学便成了有力的依据。精通兰学的高桥作左卫门（至时），十一屋五郎兵卫二人担任幕府的天文官，宽政改历就是由他们主持进行的。另外，长崎通事（翻译）本木荣之进介绍了地动说，从根本上推翻了儒教和佛教所固守的宇宙观。[32]

地理学也取得了很大发展。安永、天明时，长久保赤水绘制了远比以前进步的日本地图和世界地图，第二代的高桥作左卫门（景保）奉幕府的命令，编绘了万国全图，作为官版出版。其门人伊能忠敬钻研测量术，受幕府命测量了全国海岸，绘制了精密的实测图和日本舆地实测全图，文政四年（1821），献给了幕府。下总古河藩的家老鹰见泉石也精通兰学，从事地理研究，搜集内外地图，绘制了虾夷地方的地图。

物理学方面，在田沼时代，平贺源内制造了电动医疗器，但那似乎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制造的。后来大阪的桥本宗吉，根据荷兰书籍才开始了正式的电学研究，成为日本电学的鼻祖。另外青地林宗的《气海观澜》和宇田川榕庵的《舍密开宗》是当时的两大名著，是日本首次在物理学和化学方面进行的系统的介绍和说明。

植物学方面，过去的本草学，在宽政、享和时，曾有小野兰山的研究集其大成。其门人饭沼欲斋又结合西方植物学知识，编纂了《草木图说》作为日本的植物图鉴，这是一本直到明治大正年间还受到学术界珍视的名著。

最后谈一下当时认为最有实用价值的军事学。长崎的町年寄高岛秋帆学习荷兰式的炮术，建造洋式船只，用作水陆操练。伊豆韮山的地方官江川坦庵继承了他的事业，建造西式反射炉，铸造大炮，佐久间象山师事坦庵，在江户讲授兵学和炮术，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安政二年（1855），幕府在长崎开设海军讲习所，使用荷兰赠送的军舰，并由荷兰的海军军官担任教官。次年又在江户开办讲武所，向幕臣传授西方炮术，并向荷兰派遣留学生等等。这都说明兰学在军事学上也占了领导地位。

从学习荷兰语开始的兰学，后来由于外交情况的实际需要，又增加了学习其他外国语，所以已不再仅仅是兰学了。由于俄国、英国等国舰船的来日，幕府命令长崎的翻译，要兼修俄语和英语，漂流到美国的中滨万次郎也应召担任这方面的工作。不久又加上法语。由于学习了俄、英、法等外国语，兰学自然而然地发展为范围更加广泛的洋学。安政初年，古贺谨一郎向幕府提出了开设洋学所，大规模吸收和移植西洋学术的意见。根据这一建议设立了“蕃书调查所”，以后改名为“洋书调查所”、“开成所”等等，就是今天东京大学的前身。

文艺

文艺的兴盛期，应该说是前代的元禄时代，但那时已出现烂熟和颓废的迹象。随着文化的逐渐普及，读者也不断增加。城市生活的闲暇，要求发展娱乐性的文艺，而城市生活的奢侈和颓废，也招致了文艺的颓废。但是文艺在内容方面的分化和地区性、阶层性的普及方面，出现了远远超过前代的盛况。曾在京都和大阪盛开的文艺之花，如今也移到江户，成为大江户之花而盛开着。和歌、俳谐、狂歌、川柳、小说、净琉璃等各种文艺形式百花齐放，争妍斗艳。作者的身份也多种多样，有幕臣、藩士、浪人、商人等等，而且还有许多人能以文艺为生，由此可知，其背后拥有广大的读者。

正如汉诗文是作为儒学者的业余爱好而发展起来的一样，和歌是随着国学的发展而盛行起来。贺茂真渊提倡万叶格调的和歌，使和歌得以复兴。其门人加藤千荫（幕府的警察官），村田春海（鳁鱼干批发商）提倡吟咏古今和新古今风格的和歌，被尊为一代宗匠。京都的小泽芦庵（原尾张犬山藩士）主张和歌应排除学者的拟古歌，以通俗易懂的言语歌咏自然情趣。香川景树（德大寺家臣）认为歌的生命在于谐和协调，提倡古今集风格的和歌，革新了京都的歌坛。此外越后的僧人良宽，越前的橘曙览，筑前的大隈言道等都根据万叶精神歌咏自由的生活感情，说明地方歌人大有人在。

俳谐在松尾芭蕉以后就日趋衰落，到天明时，由于京都出现与谢芜村又开始复兴，出现了优美紧凑的天明格调。到文化、文政时期，俳坛再度消沉。但信浓农民小林一茶吟咏爱与诚的俳句，却给这一时期的俳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

城市生活的太平与余暇，增进了人们喜爱滑稽谐谑的风气，表现在和歌和俳谐上，就产生了狂歌和川柳。狂歌多是以粗俗简练的笑话模拟古歌，讥讽世事。毕竟只是一种不入流的游戏，却能投合世人的爱好。四方赤良（大田蜀山人，幕臣）、唐衣桔洲（田安的家臣）等许多武士都因长于此道而名声大噪。川柳得名于江户浅草的名主柄井川柳。本来俳谐是在七七的题下，附以五七五的句式，称为前句附。川柳把这个附句单独分离出来，在《俳风柳樽》的称下出版，受到世人好评，于是就把这种句子称为川柳。川柳是用身边近事为题，咐铁刺人的表现，揭露人情世故的机密，讽喻世上的矛盾，倾吐在封建制压迫下受尽苦难的人民的不平，成为深受人民欢迎，广为流行的游戏形式。

还有小说。这个时代虽然仍流行着八文字屋本的元禄时代的小说《浮世草子》，但已没有过去那样的盛况。小说的重心已转向江户的“草双纸”和“读本”。“草双纸”本来是指妇女儿童喜欢的画册，旁边附以文字。封面则因时代而异，所以有红本、蓝本、黄表纸本等的名称。自从安永四年（1775）恋川春町写了《金金先生荣华梦》的故事以后，黄表纸本成了一般人爱读的小说。黄表纸本的特点是充满了轻松的诙谐和滑稽谐谑的语言，可以说是散文化的狂歌和川柳。它取材于故事和历史，有时也取材于时事。它讽刺田沼政治，讽刺宽政改革，因此受到幕府的镇压。宽政以后，其内容转为具有教育意义，形式上也变作长篇的合卷本了。

诙谐本是安永、天明时与黄表纸本同时流行的一种写实小说。起首是一种附在妓馆向导图上的戏文，其内容往往是描写烟花柳巷的实情。田沼时代风纪颓废，烟花柳巷的生意相当兴隆，旗本与妓女情死，家老在妓院办公，诙谐本的盛行正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因此宽政改革时，这种书刊遭到禁止，首屈一指的诙谐本作者山东京传反对这种做法而受到戴50天手铐的惩罚。到了文化、文政时代，诙谐本分成了以滑稽讽刺为主的滑稽本和描写色情生活的人情本。知名的滑稽本作者有十返舍一九和式亭三马等人，人情本作者中，知名的有为永春水。

读本是针对画册而言的，内容是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加上虚构描写的小说，大阪上田秋成写的《雨夜物语》和江户建部绫足写的《西山物语》，被称为读本的鼻祖。到宽政改革时，由于受整顿风俗的影响，读本登上了文化、文政时代小说界的王座。代表性的作者，有从写诙谐本转变的山东京传和他的对手曲亭马琴。在这以前，小说以人情为主，注重写实，因而是以商人世界的伦理为基调的，读本则正与此相反，是从正面宣扬劝善惩恶主义，比较写实更注重构想，比较道义更重视人情，它描写的是武家精神而不是市民生活。所以出现这种针锋相对的两种小说，不仅仅是由于宽政改革，恐怕也因为人心对于那种轻佻卑陋的写实小说感到厌倦，追求健全的理想小说所致。现实生活中的武士的道义与才能越濒临危机，读本中所描写的武士，就越成为理想的偶像，受到广大士民的景仰。

宝历前后，净琉璃的盛行在大阪达到顶峰，可是到了明和以后，就一蹶不振了。在这期间，虽在竹本座的近松半二的努力，但也仅仅是挽回了颓势，而无法阻止它的衰落。不久，竹本和丰竹二座也终于衰败了。和这种情况相反的是，江户却在这时前后，出现了义太夫节净琉璃的新作，净琉璃的中心从大阪移到了江户。富有才华的平贺源内用福内鬼外的名字创作了许多新作。

歌舞伎在江户的盛况，超过京都和大阪。市川团十郎（一代至九代）、尾上菊五郎（一代至五代）、岩井半四郎（一代至八代）等名优辈出，深受人们的欢迎。剧作家有并木五瓶、樱田治助、鹤屋南北等。剧场也是从这时开始因防火而改用瓦顶，也允许有二楼。舞台装置方面，也出现了旋转道具、渐现装置和三层楼梯等花样。

美术

美术方面，除了在绘画上见到有所创新外，其他在建筑、雕刻等方面，却没有什么发展。以往推动建筑和雕刻发展的强大动力——佛教已完全衰落，失去了往昔的力量。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家，也由于财政困难而无力顾及，技术上也没有来自外国的刺激，所以工人只能是墨守成规而已。

绘画的新风，完全是受到中国的影响而产生的，那就是文人画与写生画。所谓文人画，在中国是指和职业画院相对而言的文人学者的画，这种画不讲求技巧和色彩而是描绘精神和气韵。明清时代十分盛行，传到我国，起初只是作为汉学家的业余爱好，及明和、安永时，才有池大雅和与谢芜村出来创立一种流派。接着在江户出现了渡边华山，在九州出现了田能村竹田等名家。文人画是与中国的风物、精神密切联系着的，对于受到儒学熏陶的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这种绘画是非常合适的。写生画不需要画帖，始终贯彻写生的真义，在画风上模仿享保年间来到长崎的清人沈南（沈南（生没年不详），清画家，名铨，字衡，浙江吴兴人，作写生式化鸟画，当时属于旧派，1731年来日，逗留二年，有门徒熊代熊斐、宋紫石等，对日本花鸟画，有很大影响，代表作有《老圃秋客图》等。——译者）。这一派著名的有京都的丹山应举，他所画的山水花鸟，无不表现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后来写生派在京都盛行，松村英春吸取了芜村和应举的画风，开创了四条派。

此外还涌现出不少博采各派、复兴旧派的画家。谷文晁除仍袭狩野、土佐等文人画的规矩外，还吸取了西洋画的透视法，自成一家。酒井抱一则模仿光琳描绘鲜艳的花卉，田中讷言成为复兴土佐派的魁首。冈田为恭、菊池容斋继承他的画风，专事描绘历史与掌故的画。

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浮世绘”越来越兴盛，享保时京都的西川祐信，江户的宫川长春专工美人画。版画技术这时也有了很大发展，明和初年已出现了多种色彩的锦绘。铃木春信是最早的锦绘画家，擅长美人画。到了天明，宽政时期，胜川春草、鸟居清长、喜多川歌麻吕、鸟文斋荣之、东洲斋写乐等名家辈出，迎来了锦绘的黄金时代。此后画家们分成了各种流派，虽然版画技术的发展日见精巧，而画风却出现了停滞迹象。其间有葛饰北斋，以旺盛的创作力描绘森罗万象，有安藤广重的风景画，描绘纯朴的自然与社会，他们作为“浮世绘”画师，都曾充分发挥了才能。

这个时代的绘画受西洋画法的影响，无论从文晁还是从应举身上，都可以看到这一点，特别是“浮世绘”，有不少成功的作品是吸收了西洋画法，尤其是在构图方面，采用了西洋风格的透视法。运用透视法的画叫作“浮绘”，浮绘的创始人据说是歌川丰春。此外，西洋画本身也被吸收过来，司马江汉及其弟子亚欧堂田善，最早开始画油画和铜版画，给绘画界灌输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安藤广重的画作

这幅水稻田画的作者为安藤广重（1797—1859），他以擅长描绘通俗风景画而著名。日本的木版画在19世纪末对欧洲的绘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随着生活的提高和情趣的幽雅，工艺仍不失隆盛。由于时代风尚喜好风流雅致，所以工艺一味追求技巧细腻和构思新颖的小技，根本看不到格调高迈气吞山河的作品。一般都是致力于雕刻坠子、药盒描金等的技术和设计衣料花纹等，以此竞相夸耀而已。

书法，在江户初期出现了复古的风气。号称宽永三笔的松花堂昭乘、本阿弥光悦、近卫信尹（三藐院）三位名家，各自开创了三种风格。但一般广为流行的是建部传内根据青莲和院流而开创的御家流，多用于书写公私文书。此外有许多汉学家模仿明代的书风，研究中国书法。真正研究中国书法并开创了新流派的书法家有北岛雪山、细井广泽、卷菱湖、市川米庵和贯名海屋等人，其书法称为唐式。与此相反，国学者和歌人则采用前代的书法。另外还有的书法家超出唐式、和式的框子，开创了独特的书法，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如良宽和池大雅等人便是。总之，这个时代中国的法帖已传入日本，日本的古帖也收集整齐，研习书法的资料十分丰富，向学者、文人要求题字，进行观赏的风气十分盛行，所以各式人的各种书法竞相流行，在多样性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

《四条河原傍晚乘凉》鸟居清长绘

《青楼十二时》喜多川歌麿绘

佩里像

嘉永六年（1853），美国特使马修.佩里（1794—1858）奉命去日本要求开国。美国要日本开国的目的有二。其一是为了打开前往中国的太平洋航路，需要日本做中继补给站。美国计划将产业革命期间大量生产的棉制品输往人口众多的中国。若能打开太平洋航路，美国就能胜过必须绕道非洲才能到中国的竞争对手英国。第二个目的是为了保护在北太平洋上频繁往来的捕鲸船，当时鲸鱼肉的脂肪部分可用作灯油，供工厂夜间加班照明之用。

第五节 武家政治的结束

幕末时代

在长达25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德川幕府内部存在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虽曾多次采取补救措施，终无效果，根本不能挽救其哀落的趋势。以恭永八年（1853年）美国特使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前来要求开国为开端，日本的对外关系日益紧张，从而使幕府的统治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封建社会也完全陷入了混乱，终于迫使德川庆喜“奉还大政”，幕府也就此寿终正寝了。嘉永六年（1853）至应三年（1867）15年间发生的政局演变和社会混乱，正是250多年来一直统治着国家，并且已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幕府势力垂死挣扎的表现。从另一角度来说，这又是向来完全置身于政治领域之外的朝廷进入政界、夺回政权的过程。有人只从表面上观察这后一过程，因而产生了认为幕末的历史，是最充分发挥了日本历史的神髓和国民精神精华时期的历史观。不过，坦率说来，幕末的历史，不过是令人作呕的阴谋诡计的累积，是以牙还牙地复仇的反复，而最后又用武力来解决一切的，充分暴露了卑鄙无耻的人性的历史。当然，他们在表面上所标榜的，都很冠冕堂皇；但那不过是外表上的乔装打扮，实际上只是用来维护自己和自己所属集团的利益，打倒敌对的势力和集团的手段而已。身负重任的政府当局明知办不到却扬言“攘夷”；尊王的武士们则发布并非天皇本意的诏书，投身于“尊王攘夷”运动。他们的表面和内心经常是大相径庭的。虽然这类事情是任何时代都能见到的，但在幕府末期的15年间，却表现得尤为集中而露骨。这就是我们所以不能将它称为光明、美好时代的原因。

锁国政策的结束

嘉永六年（1853）六月，幕府被突然驶入浦贺海面的四艘美国军舰吓得魂飞魄散。实际上，幕府早就应该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早在弘化元年（1844），荷兰国王就在给将军的亲笔信中，说明了世界形势的发展趋势，并忠告说：自从蒸汽轮船发明以后，距离的远近，已无多大区别；日本要想不重蹈清朝鸦片战争的覆辙，最明智的办法就是尽早开国。可是幕府却固执地认为，祖法不容更改，并且拒绝了荷兰后来的忠告。继而，弘化三年（1846），美国提督比德尔（James Biddle）又奉总统的命令，率军舰来到浦贺交涉通商事宜，遭到了幕府的拒绝，不得不悻悻归国。此后，嘉永元年（1848），美国同墨西哥开战，占领了加利福尼亚，把领土扩展到太平洋沿岸，随后又在那里发现了金矿，大事开发这一地区。这样，无论是为了扩大同中国的贸易，还是为了发展捕鲸业，美国都迫切需要日本开国，以作为其储煤站和避难所。嘉永五年（1852），美国总统密勒·菲尔莫（Millard Fillmore）任命佩里为东印度舰队司令，派他去日本进行交涉。此事很快就被荷兰知道了，当年，荷兰设在出岛的商馆馆长将美国将派军舰前来一事，秘密通知了幕府，同时再次劝其开国；但是，幕府当局还是拒不听从。

尽管已出现了这么多征兆，幕府却并没有采取任何特别措施，因此，四艘黑船进入浦贺港以后，就吓得手足无措，只好要求美舰改航到外轮停泊地长崎，以图稍避燃眉之急，求得片刻苟安。幕府官员之软弱无能，由此可见。但是，佩里却拒绝前往长崎，坚决要求日本就地接受国书，幕府被迫做出让步，在久里滨接受了国书。国书中，美国要求同日本建交通商，救护遇难的捕鲸船，提供煤炭、粮食和救援。在贸易方面，国书中提出可先试行五至十年，如认为无利可图，即可停止。还写了一些诸如日本国土肥沃、物产丰富、人民聪明等类的客套话，态度是很友好的。国书递交后，佩里声称明春将再度来航，听取答复；然后便测量江户湾，退到琉球。当时的首席老中是阿部正弘，他虽是一位开明的青年政治家，也认识到开国是大势所趋无法抗拒，但却没有由幕府来独断专行的勇气；于是，他便向担任幕府咨询之任的水户的德川齐昭、萨摩的岛津齐彬以及其他藩侯和官吏们广泛说明了情况，并让他们就应取的对策发表意见。这种做法，固然因为开国是一件关系到更改祖法的重大事件，但也说明幕府的态度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任何国家大事都独断专行，无视诸侯意见的做法有了重大的变更，说明幕府政治已走上了穷途末路。在幕府对朝廷的态度上，也见到同样的变化。在此之前，由于尊王思想的兴起，朝廷已逐渐走上社会舞台。弘化三年（1846），曾为保护同家免受外围的侵犯，向幕府下达了加强海防的敕谕，显示了它对政治的发言权。佩里来航事件发生后，幕府立即上奏朝廷。这件事说明，在幕府与朝廷的关系上，幕府的独裁政治已呈现了动摇的迹象。

在浦贺登陆的美国佩里舰队

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统领东印度舰队即著名的黑船，率先于1853年撞开了日本关闭的大门，1854年佩里再度率舰船登陆浦贺港，再次表明美方态度，并成功地达到目的，迫使日本答应开国。

佩里准将到达浦贺港

佩里率领四艘巨大、漆黑的军舰（黑船）出现在江户湾（东京湾）入口附近的浦贺（神奈川县）海面上。军舰装载着将近100门随时可以发射的大炮。佩里带着要求日本开国和通商的美国总统国书。幕府接受了国书。这在日本近代史上也称为“黑船事件”。

佩里来日的翌月（七月），幕府又接到俄国军舰驶入长崎港并提出开国要求的消息，吓得魂飞魄散。俄国通过北部边境，很早就了解了日本的情况，它不希望其他国家在日本建立比它优越的地位，所以在听到佩里来日的消息后，赶忙派遣海军中将普提雅廷（Eurlrimius Poutiatin）率领四艘军舰驶向日本。普提雅廷遵照日本的国法来到长崎，提出了通过谈判划定北部边界和开港贸易的要求。当时，俄国本国的形势也很紧张，正是英、法两国即将爆发克里米亚战争的前夕。因此，普提雅廷在提出要求后，一度前往上海，十二月又来日听取了答复。答复的中心内容是，迅速开国是不可能的，不过，日本如果同意与其他国家通商时，当然也会让俄国得到同样待遇。于是，普提雅廷便暂时离开了长崎。

在普提雅廷来日的消息刺激下，佩里舰队就在普提雅廷离开长崎的一星期之后，再次出现在江户湾，要求幕府就他上一年提出的问题做出答复（嘉永七年、安政元年、1854）。幕府在斟酌了诸藩侯们的意见之后，认为既不能用战争来拒绝，又无法接受其开国的要求，因而想用一种稳妥的办法把它们赶走。但在出现在眼前的九艘军舰的威力下，幕府很快就屈服了，在横滨接待了美舰，并于同年三月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神奈川条约）。条约的内容是：开放下田、箱馆等二个港口，作为美国船只补充木柴、淡水、粮食和煤炭的基地；美国船只遇难时，日本应保护其船员和船上所载的货物；允准在下田派驻领事等等。锁国的大门一旦被美国打开，其他国家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当年八月，英国舰队开进长崎港，与幕府签订了日英和亲条约。十月，普提雅廷来到下田，与幕府签订了日俄和亲条约，同时还就北部国境问题达成了协议，规定得抚岛以北归俄国，择捉岛以南归日本，库页岛则作为两国人民杂居地区未划分界。翌年十二月，幕府又与荷兰签订了和亲条约，废除了向来给予荷兰人的特殊待遇。

不论事情本身是否正确，由于是在外国的压力强迫下，并非心甘情愿地废弃了祖法的，所以素来好胜的朝野各界人士都十分愤慨。为了打开这种困难局面，幕府竭力来改革行政和加强国防。铸造大炮，建造和购买军舰，在长崎设立海军学校，在江户设立讲武所，大肆建设西洋式的陆海军。还在沿海各地修筑了炮台。为了学习西洋知识，以应燃眉之急，还设立了专门教授西洋文化的学校——蕃书调所。

在继签订和亲条约之后的缔结通商条约阶段，美国又一次掌握了主导权。美国在安政二年（1856），派哈里斯（Townsend Harris1804—1878）为总领事驻在下田。他不顾幕府的反对，跑到江户，以列国外交使节的礼貌（拒绝像以前的荷兰商馆馆长那样行平身低头礼）拜会了将军，递交了总统的国书，并力陈从速开始通商的必要。碰巧1856年（安政三年）清朝也因亚罗号事件（Arrora）而陷入了被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困境，这就使哈里斯提出的强硬要求得到了有力的支持。于是，幕府便同意了开始通商的要求，任命全权代表进行谈判，安政五年（1858）一月，商定了修好通商条约的十四项条款和七则贸易章程。其内容是：除过去开放的下田、箱馆二个港口以外，再开放神奈川、长崎、新潟、兵库等四个港口和江户、大阪二市（神奈川开港后，关闭下田港）；允许美国人在内地居住；保证信仰自由；美国享有治外法权并有派驻公使、领事的权利，还规定了贸易手续等。幕府预先将条约谈判情况通知各位诸侯，并征求了意见，大多数诸侯都没有表示反对，只是强调条约要在经过朝廷批准以后再签订。诸侯们在重视朝廷的决策权方面，采取的一致立场，公开表明了他们对幕府统治能力的不信任。

不容忽视的是，诸侯们虽然强调条约必须经过天皇批准，看起来很像是在重视尊王的大义，实际上却都在内心里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反对幕府政策，并企图贯彻自己主张的人们认为，条约不可能得到天皇批准，以此来使幕府当局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而支持幕府的人们，则想通过获得天皇批准来炫耀幕府政策的正确性，以压制反对派。以水户藩的德川齐昭为首的自主开国派的诸侯和尊王的志士属于前者，他们云集京都，在朝廷中酝酿，制造反对条约的空气。因而幕府为尽快使条约得到天皇批准而派到京都去的老中堀田正睦空等了许多日子，并没能取得天皇的批准，最后不得不离开京都。

井伊直弼像

井伊直弼（1815—1860），德川时代幕臣。1859年（安政六年）指使幕府血腥镇压尊攘派志士，造成“安政大狱”。

天皇批准条约问题，还与幕府内部另一个钩心斗角的纠纷紧密相关。当时，将军德川家定身体孱弱、膝下无嗣，因而由谁继承便成为人们议论的主要问题。在这方面，有互相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齐昭之子一桥庆喜英明有为，拥立他继嗣（一桥派）；另一派则拥立纪伊藩主德川庆福，理由是他与将军血统最近（南纪派）。以齐昭为首，越前的松平庆永、萨摩的岛津齐彬等势力较大的藩侯支持前者，而幕府的内眷、老中堀田正睦和有势力的谱代诸侯井伊直弼等则站在后者一边。幕府按照将军的意见，内定为后者，但一桥派却将此事上告到京都朝廷，并拼命活动以求拥立庆喜的计划获得成功。朝廷的公卿们虽不全都反对开国通商，却都觉得赞成拥立一个贤明的将军是理所当然的事。把缔结条约和拥立纪伊庆福作为当时主要政策的幕府，由于京都朝廷不赞成拥立庆福，便连签约也被牵连到不予批准，使幕府面临困境。堀田正睦曾打算通过在继嗣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求在缔约问题上得到妥协，但幕府当局的态度，却变得更加强硬，他们任命井伊直弼为大老，以同齐昭公然对抗，两派间的抗争日趋激烈。

这时，清朝已被英法联军打败，签订了天津条约，满足了英法提出的开港和赔款等项要求。消息传来，哈里斯立即抓住机会，向幕府说明了英法联军乘胜进攻日本的危机，已迫在眉睫，力陈从速签订条约有利。幕府虽曾对此多方考虑，但结果还是被迫在条约上签了字（安政五年六月）。接着，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相继缔结了同样的条约[33]（即五国条约或安政草约）。

尊王攘夷论的崛起

外国的威胁，虽因缔结条约而有所缓和，但国内的纷争，却更加严重起来。于是，大老井伊直弼决定以强硬的手段来镇压反对派，以恢复幕府的威信。他首先公布了拥立纪伊德川庆福的决定，接着又让将军在病床上做出决定，处罚指责井伊违反敕令而签约的水户藩齐昭、尾张藩庆胜和松平藩庆永等人。翌日，将军家定病死，庆福以13岁的稚龄继承将军的大位，改名为家茂。另一方面，朝廷对幕府不待天皇批准就签订条约一事，名分上当然怀有极大的愤慨；加上，各藩的武士、浪人也纷纷在皇族、公卿之间进行游说、煽动掀起反对幕府的浪潮。在这个浪潮推动下，终于发生了朝廷向幕府和水户藩下达了排斥井伊大老和暗示将军职位应由一桥庆喜继承的密诏那样超出常规的事情。于是，幕府连忙派老中间部诠胜到京都去奏明被迫签约的具体情况，并下令镇压武士、浪人。诠胜到京都后，立即逮捕了尊王武士，并对朝廷的幕后力量施加压力，取得了同意家茂继将军位的宣诏后，又进宫奏明，幕府原本不想同意开国通商，只因靠目前的军备根本打不赢，才作为权宜之计同意通商，一俟军事力量准备妥当，就恢复锁国，希望天皇谅解，批准条约。天皇对此虽表理解，但仍然没有批准条约，只表示了可暂缓攘夷的暧昧态度。这样，朝廷与幕府之间紧张的对峙，才有所缓和。在此期间，诠胜更大规模地逮捕尊王志士，并将其范围扩大到了皇族、公卿的家臣和各藩武士，将他们统统押送到了江户。然后从安政大年（1859）春到当年冬天，先后对被视为一桥派的公卿、诸侯分别给予辞官、削发为僧、软禁等处分，并对先前被押送到江户的许多武士、浪人给以斩首、流放等严酷的处罚，历史上称此为安政大狱。

井伊直弼的独断专行，不能不激起尊王武士们的暴力反击。水户藩士中的激进分子与部分萨摩藩士，共同策划暗杀井伊直弼的计划，万延元年（1860）三月三日早晨，他们埋伏在樱田门外，乘井伊进城时将其暗杀，这就是有名的“樱田门之变”。井伊虽是幕末不可多得的杰出人物，但他推行的维持幕府威信的政策，毕竟是违反时代潮流的举动，凭他个人的魄力和智能不仅未能匡扶摇摇欲坠的德川大厦，反而加速了它的崩溃[34]。

井伊直弼死后，久世广周、安藤信正当上了老中。他们缓和了上届老中的苛政，对朝廷推行了“公（朝廷）武（幕府）合体”的政策，即策划将皇妹和宫内亲王（亲子内亲王）下嫁给将军家茂。天皇认为幕府确是想通过公武合体来使人们同心协力地充实军备，以便在七八年乃至十年时间里用外交谈判或武力恢复锁国旧制，因而同意了幕府的请求，文久元年（1861），将和宫嫁给了将军。正在朝廷与幕府表现出这种协调期间，志士和浪人们的尊王攘夷论却有了很大的发展。所谓尊王攘夷论，实际上是他们在得知幕府那种软弱无能的情况以后，想要兴兵讨伐幕府而施放的烟幕。这些下级武士和浪人们想从讨幕中，找出推翻诸如身份制等级森严、生活困难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恶政的道路。

导致尊王攘夷论激化的另一个现实原因，是因开始与外国进行贸易而造成的物价暴涨。本来，过去闭关自守的封锁性封建经济，突然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浪潮的冲击，当然会在经济方面引起剧烈的混乱。当时的主要出口产品是生丝、茶叶、油、铜和海产品等，由于这些物资被大量收购输出，国内的供求关系便发生了混乱，价格飞涨。再者，由于我国黄金、白银之间的比价与外国截然不同（当时日本金银之间的比价是1∶5，而在欧洲的比价，是1∶15；因此就发生了外国商人用白银来换走黄金，造成黄金外流。——译者），外国商人便乘机拿白银来抢购我国的黄金，致使黄金大量外流。为防止这类情况，幕府便发行了减低含量的金币（万延元年）和银币（安政六年），这也成了物价暴涨的一个原因。此外，新兴的地方商人直接与产地的生产者挂钩，直接将商品运到外国人居住区进行交易，从而打乱了物资的供应系统，以致发生像西阵和桐生的纺织业，买不到原料生丝；江户的批发商，由于流通商品的急遽减少，而陷于萧条。对此，幕府赶忙采取应急措施，发布了“五品江户回送令”（万延元年闰三月），规定各地必须把杂粮、液体油、蜡、服料和生丝等五种生活必需品转运到江户，在满足了江户需要之后才能转做其他交易。但这种措施并未收到预期效果。[35]即使不是这样，幕府的财政也十分拮据；加上又增加了加强国防、对外赔款和派遣外交使节等项开支；这些开支就不得不靠向农民课征重赋和扣发、欠发对各藩家臣们的俸禄来弥补。这种情形在各藩内部也同样存在。于是，下级武士、贫雇农和商人的生活越来越贫困。他们把这个原因归之于对外贸易，因而就抱怨幕府，憎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甚至采取了袭击外国人等具体的攘夷行动。

尊王攘夷志士们最初袭击外国人，是从安政六年（1859）在横滨杀死俄国军官和水兵开始的。万延元年（1860），他们杀死了美国公使馆的秘书；文久元年（1861），袭击了东禅寺英国公使馆，恐怖事件接连不断。每次发生这类事件，幕府都要去向外国人谢罪并付赔款。利用这些事件，以使幕府陷于窘境，正是志士们引以为快的。在这种情况下，幕府感到很难按照条约规定的日期开放江户、大阪、兵库和新潟等城市和港口，便直接向欧洲各国派出使节，与这些国家谈判，暂缓实施条约的规定。文久元年（1861），正使竹内保德（下野守）乘船从横滨出发，相继访问了法、英，荷、俄等国，以撤销对贸易品种类和人数的限制等许多交换条件，终于使各国同意了延期五年开放上述两市两港。这是幕府派出的第一批遣欧使节，使节在各地普遍受到了欢迎。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批使节一行中，有福地源一郎、福泽谕吉、箕作秋坪等，后来在建设近代日本过程中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才。其实他们是幕府派出的第二次遣外使节，第一批使节则是万延元年（1860）为进行日美条约换文而派到美国的新见正兴和村垣范正等人一行。村垣范正在他所写的记载这次旅行经过的《遣美使日记》中，毫不掩饰地记载了对在一个刚毅的封建武士面前初次展现出来的近代国家的威容所发出的素朴的惊叹和批评，读来颇有兴味。当时，幕府的军舰咸临丸作为使节们的护卫舰，首次横渡太平洋，当时的舰长就是胜安芳[36]，这显示了幕府的新式海军的成长。

吉田松阴像

1853年，佩里舰队叩关，吉田松阴（1830—1859）连夜从江户赶到浦贺，目睹了美国舰队的强大实力和幕府的无能，使吉田松阴产生了超越幕府和藩意识的国家民族观念，提出了“天下乃天朝之天下，即天下之天下，而非幕府私有”，提出了尊王排幕的思想。

面对下级武士和浪人们日益高涨的尊攘（尊王攘夷，下同）倒幕活动，幕府、各藩诸侯和上级武士们却想通过公武合体来重振幕府旧日的威信，打开困难的局面。但是，诸侯和上级藩士却又各自站在本身的立场上，力图加强本藩的发言权，因此彼此间很难采取一致行动，反复出现了微妙的势力盛衰变化。最初以公武合体说在朝廷和幕府之间进行斡旋的是长州藩。长州藩将长井雅乐提出的开国政策作为本藩的主张，得到了朝廷的赞成；藩主毛利庆亲还亲自前往江户，进行公武合体的斡旋工作。但这时恰巧发生了坂下门之变，老中安藤信正负伤（文久二年正月），尊王攘夷志士的斗志更加昂扬；他们认为公武合体是姑息养奸之举，因而长州藩的主张也发生动摇，最后以失败而告终。长州藩失败以后，萨摩藩主岛津久光取而代之，来到了京都。文久二年四月，岛津久光率领千余兵马进入京都，向朝廷上奏了公武合体、改造幕府的意见，并想依靠敕命强制幕府实行。然而，志士们却并不了解岛津久光的真意，企图拥立久光进行讨幕，并策划用非常手段让天皇向久光下达讨幕的敕令，但这一计划却在久光的镇压下失败了，这就是所谓的寺田屋事件。从此以后，志士们便对萨摩藩失去了信心，改为投靠长州藩，从而酿成了萨长两藩互相倾轧的诱因。为了传达有关幕政改革的敕令，岛津久光请求天皇派遣敕使东下，他本人也随同敕使大原重德到了江户。幕府对久光抬出朝廷来干涉幕政，感到不满，但又怕他来兴师责问违敕之罪，因此同意了久光提出的任命德川庆喜为将军监护、德川庆永为政治总裁的改组方案。如果将嘉永六年幕府向各藩征求对美国使节来日对策的意见，视为幕府统治能力减弱的第一阶段的话，那么，在整整十年之后，以一个旁系诸侯竟能凭借朝廷的权威来左右幕府重臣的任命，可以说幕府已面临令人绝望的第二阶段了。

面对萨摩藩咄咄逼人的攻势，长州藩焦虑得坐卧不安。于是，他放弃了藩论即开国政策，改为提倡毁约攘夷说，在公卿之间进行了活动。此举立即得到了志士们的响应，长州藩势力因而席卷京都。三条实美、姉小路公知等公卿中的少壮派也对此表示赞同。于是朝廷向长州藩下达了责令其斡旋国事的敕令。但是，朝廷担心萨、长二藩的倾乳，便把在藩内对尊王攘夷问题有了统一意见的土佐藩主山内丰范召到京都，也向他下达了斡旋国事的敕令，以便调和萨长二藩之间的矛盾。在长州、土佐二藩的实力支持下，尊王攘夷派进入了全盛时代。岛津久光从江户回到京都，才发现形势已经大变，感到自己所持的主张已很难实现，于是便愤愤返回自己的领地。于是尊王攘夷派越发得势，遂于文久二年十月，派敕使到幕府去督促实行攘夷，并传达了设置亲兵的旨意。对此，幕府虽然明知攘夷办不到，却为暂避锋芒，答应在经过大家商议之后，由将军于明年春天进京做出答复；至于亲兵一事，则回答说将军能负一切责任，因而没有必要设置。

生麦町事件

江户幕府末期杀伤外国人的一次事件。文久二年（1862）八月，进行幕政改革的岛津久光从江户回藩，途经横滨附近的生麦町村时，萨摩藩士以四名英国人骑马行走搅乱队列为由，砍死其中一人，砍伤二人。英国要求幕府、萨摩藩惩处凶犯和支付赔偿费。幕府支付了赔偿费10万英镑。但当时正是攘夷运动兴盛之际，肇事者萨摩藩拒绝英国的要求。英国为了报复，翌年派舰队炮击鹿儿岛（萨英战争）。以此为转机，萨摩藩转而采取开国方针，与英国接近。

这样，朝廷已处于政权的中心地位，晋京的诸侯已达七十余藩，使京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朝廷里设置了国事总管，广泛录用了皇族、公卿等各种人才，还设置了国事参政、参政寄人等职位，完善了政治机构。幕府则新设了京都守护职，让会津藩的松平容保充当此任，其职位在“所司代”之上，授以保护朝廷和镇压反幕派的重任。文久三年（1863）三月，将军家茂遵照早已发出的敕令进京。将军的进京入朝，是自宽永年间德川家光以后二百年来未曾有过的盛事；但是，今非昔比，二者之间的势力对比，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37]。将军如果意识到这一点，一定会感慨无量吧！不过，在京都等待着他的严峻现实，使他无暇沉浸在这种感伤之中。早在将军进京之前，先行进京的庆喜已在敕使的逼迫下，不得不答应实行攘夷的日期，出于无奈定在文久三年（1863）四月中旬。将军进京后，庆喜以将军代理人的身份谒见天皇，奏请一切庶政，还像以往那样委任给将军处理，意思是抑制朝廷对国事的参与，确认幕府的一元化统治。对此，天皇的敕旨则是：可以像原来那样委任给征夷大将军，但必须建立攘夷之功；国事则根据情况，责令由各藩直接处理，幕府必须切实体会到这一点。这样一来，幕府弄巧成拙，只承担了最棘手的攘夷责任，而在国事方面却被忽视了其存在。这个结果，对幕府来说真有难言之隐。这一切当然都是在尊王攘夷派的安排下进行的。接着，他们又策划让天皇三月行幸贺茂神社，四月行幸石清水八幡，请天皇亲自去祈祷攘夷的成功。们还企图将石清水行幸搞成天皇亲征攘夷的举动，因此，将军在行幸贺茂时曾陪同前往，到行幸石清水时，就称病不去，改由庆喜代表陪同前往，才算平安了事。没有多少日子，就到了幕府答应的攘夷日期，于是幕府又上奏请求将其推迟到五月十日，以求苟且偷安因循推脱。到第二次日期即将来临时，幕府向各藩发出了在对方发动攻击时，应加以还击的通告。实际上，不仅它自己不打算积极攘夷，也不想让各藩实行攘夷。

然而，攘夷的带头人长州藩却不甘心于只采取那种不痛不痒的态度，到了预定的日期五月十日，它立即封锁了下关海峡，炮轰美国商船；隔一天，又对法国、荷兰的军舰进行了炮击。对于长州藩采取的这一果断的攘夷行动，尊王攘夷派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朝廷方面对此也传出欣慰的旨意。但是，幕府却对此感到惊愕和气愤，派出使者到长州藩去追究违反幕府命令的责任。然而，长州藩却斩了来使，夺去来使的坐舰，公开表示了向幕府挑战的态度。另一方面，有关外国，对此当然也不会表示沉默。美、法两国的军舰相继来到下关，进行报复。他们炮轰了长州炮台，击沉了该藩的二艘军舰，严重破坏了另一艘军舰，还让海军陆战队登陆破坏炮台，烧毁民房。长州藩的军事力量因此受到了很大损失而削弱了，但他们吸取了这个教训，进一步重整军备，修筑炮台，再次封锁了下关海峡，切断了交通。

当年七月，萨摩藩继长州藩之后也与英国交战。这两个实力相当的强藩，在实行攘夷方面也互不示弱，彼此抗衡。战事是因上一年八月，藩主岛津久光由江户西行时，藩士在今神奈川县生麦町杀伤了英国人而引起的。事后，幕府答应了英国公使提出的要求，偿付了赔款，但萨摩藩却不同意，拒不交出杀人凶手，于是英国舰队便开进鹿儿岛湾，同萨摩藩开战。英军出动了七艘军舰，萨摩藩则据守十座炮台与其对峙，战斗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结果萨摩藩城池被烧毁，炮台全都遭到严重破坏；但英军也受到很大损失，退出了鹿儿岛湾。

在西南地区两个强藩相继抗击外敌的消息鼓舞下，尊王攘夷志士们的斗志更加昂扬。他们制定了攘夷亲征即兴兵讨幕的计划。其内容是：八月份天皇行幸大和，参拜神武天皇陵和春日神社，召开有关天皇亲征的军事会议，然后到伊势神宫行幸。所谓亲征军事会议实即讨幕的军事会议，行幸伊势神宫也不外是进行东征。然而，这些完全是以长州藩为盟主的尊王攘夷派的意图，并非天皇的本意。天皇则希望实现自主外交和充实军备，但却主张采用公武合体和国内统一团结的方法。他虽同意为祈祷攘夷而行幸大和，却并未同意亲征。另一方面，因长州藩的称雄而被逐出政局之外的萨摩藩，仍在主张公武合体；它觉得对日益高涨的攘夷讨幕热潮，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于是，萨摩藩便与朝廷中公武合体派的中川宫朝彦亲王取得联系，亲王在探询了天皇的本意之后，与二条齐敬、近卫忠熙等公卿联合采取行动。八月十八日凌晨，他们派萨摩、会津两藩的士兵守卫宫门，命令在京诸侯入宫参觐，当场宣布了延期行幸大和、禁止三条实美等尊王攘夷派公卿入朝、免除长州藩派出的宫门警卫等敕令。于是，政局一瞬间又发生了逆转，朝廷从尊王攘夷派转到了公武合体派的手中。但这既然是天皇的本意，也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尊王攘夷派这二年来却在尊王攘夷的美名掩护下，进行着从他们各自立场出发的讨幕活动。他们口称是尊王，实际上干的，却是无视天皇意旨的反尊王行为。

政变发生后，长州藩士们虽也采取了一系列善后措施，但均未生效，于是便偕同三条实美等七名公卿回到了领地。在此前后，志士们还在大和的五条、但马的生野以及稍后在常陆的筑波山举兵讨幕，但均遭到失败，没能成了大事。

穷途末路的幕府

公武合体派的胜利，使朝廷与幕府间出现了和解。上一次，将军在1863年3月进京时，一无所得而回去了。这次在文久四年（元治元年，1864）正月，又蒙召见进京谒见天皇，得到了“朝幕合作，依靠强大诸侯的襄赞重建朝纲”的表示信任的敕语。四月，幕府又接到了把全部民政委托给幕府的敕令。从而在与朝廷的关系上恢复了原来的面貌，公武合体政策似乎有了光明的前途。

然而，在与诸侯的关系上，却不容乐观。幕府对诸侯们的猜疑、妒视，特别是对萨摩藩占优势的反感，再加上幕府官吏们的因循姑息，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公武合体政策的开展。政变发生以后，朝廷曾任命德川庆喜、岛津久光、松平庆永、松平容保、山内丰信（土佐前藩主）、伊达宗城（宇和岛藩主）等六人为参与，公然参与了朝政和幕府议事，这就是幕府所不喜欢的，加上参与之间意见也不一致，以致不久便相继辞职，德川庆喜也辞去了将军助理的职务。

对长州藩来说，公武合体派的分裂是个天赐良机。在此之前，长州藩曾多次上书朝廷，请求赦免七卿和藩主等人，但未获准，于是便决心动用武力，革新朝政，再次将其变成尊王攘夷派的政权。从文治元年（1864）六月开始，长州藩的兵马陆续东进，全军集结于京都郊外，在兵威的支持下，长州藩再次上书，要求将军队开进京都，朝廷内部也有人与之呼应，危机迫近。这时德川庆喜正担任京城守卫总督之职，奉敕令坚决拒绝了长州派公卿们的计划，击退了试图进京向宫门开进的长州兵。战斗是在各个宫门进行的，其中以会津藩守卫的蛤门的战斗最为激烈，枪弹多次射进皇宫内部。除会津、桑名和萨摩等藩以外，越前、彦根等藩的士兵也英勇地击退了长州兵，使长州藩大败而归。此事发生于元治元年（1864）七月十九日，历史上称为蛤门之变或禁门之变。

蛤门之变发生后，长州藩的顺逆已昭然若揭。当然，这顺逆并不是因为打了败仗而决定的，而是由于长州藩想重演上年八月十八开政变之故伎，企图用武力将朝廷再次置于尊王攘夷派的控制之下，这就违背了天皇的旨意，显然站到了叛逆的立场上。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州藩的企图不论其成败如何，都是不能容许的，就是从形式而论，向皇宫开枪，理所当然地要被打上“朝敌”这一鲜明的烙印。就在这个月中，朝廷免去了毛利庆亲父子的官职，并根据幕府的请求下达了征讨长州藩的敕令。幕府任命尾张藩庆胜为征长总督，命令各藩出兵，决定了战斗部署，从海陆两路向周防、长州两藩进军讨伐。同时，取消了庆亲父子使用幕府授予的“松平”称号和停用将军偏讳的权利，庆亲由此改名为敬亲。

正当长州藩在国内被视为朝敌而陷入幕府举兵征讨的困境时，在国外又遭到了各国联军进攻的厄运。以前，长州藩为实行攘夷，炮击了通过下关的外国船只，然后又不顾各国向幕府提出的严重抗议，封锁了下关海峡。因此，英、法、美、荷等四国的公使在经过协议之后，组成了四国联合舰队，直接向长州藩提出要求，准备在长州藩一旦拒绝时，就用武力迫使屈服，于是就开始了进攻。在四国联合舰队的17艘战舰的威力面前，长州藩轻而易举地被打败，所有炮台均被破坏或占领（元治元年（1864）八月）。长州藩被迫求和，答应了开放海峡、供应燃料饮水粮食、决不新建或修理炮台、偿付四国没有烧毁下关市街的赔款和赔偿战费等条件。这完全是重蹈中国的覆辙，屈服于欧美武力之下。幸运的是，当时英、法等本国并不赞成使用武力，只是英国公使被本国政府召回，因而问题没有进一步向其他方面扩大，除了将高达300万美元的巨额赔款转嫁给幕府以外，并未发生什么大事件。

德川庆喜像

庆应二年（1866）十二月德川庆喜就任德川十五代将军，也是幕府最后一位将军。庆喜十四日上奏要求奉还大政，朝廷接受了这份奏文，幕府就此宣告消亡。

对长州藩的讨伐，幕府原定十一月开始总攻，但总督尾张庆胜却想应尽量稳妥从事，而此时长州藩内部恭顺派也逐渐占了上风，他们命令蛤门之变的负责人三位家老等主谋者自杀，要求赦免藩主父子，于是庆胜利用这个机会，命令藩主父子提出谢罪书，拆除山口城和引渡三条实美等公卿。在这些命令付诸实施之后，便向各藩下令班师回京复命。

德川庆喜像

土佐的“大政奉还”建议实际上设想德川家一旦归还了政权，就可以凭借以往的功劳和作为大诸侯的实力，在新的公议政体中占据优越地位。德川庆喜具有洞察时局的睿智，所以同意了这个建议书。

但是，幕府官吏们却对上述措施深为不满，他们企图利用幕府所面临的各种形势都在好转的机会，给长州藩以一大打击。在长州藩内部，后来激进派势力迅速壮大，他们对藩主的恭顺表示不满，想从外国购进轮船和枪炮，决心全藩同心协力，和幕府决一死战。于是幕府决定再次讨伐长州藩，庆应元年（1865）五月，将军督帅亲征。进京请求天皇批准讨伐长州，但未获批准。将军退到大阪，在那里商讨善后大计时，突然发生了紧迫的外交问题。原来，随着各国对日本现状认识的加深，他们都逐渐认识到了日本政情的特殊性，发觉朝廷与幕府之间的对立，常使外交问题发生困难，而幕府所签条约的天皇批准文件又不见下达，从而使幕府进退维谷，十分为难。于是，他们便想设法使条约得到天皇的批准。这一年的九月，英国新任公使巴夏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根据本国政府的训令，在同法、美、荷等三国公使商量以后，向幕府提出了以减少和缓付下关赔款为条件，提前实现兵库、大阪（原定是1868年，现在改为1866年）两地开港开市，天皇批准条约，和改订进口海关税率等要求。四国公使率领九艘军舰驶到兵库湾，向正在大阪的将军，提出了上述要求，并威吓说，如果到期还不做答复，就立即进京同朝廷直接谈判。对此，幕府再度陷入困境。当时随将军来到大阪的老中们曾决定暗地答应开放兵库港，这却使朝廷态度更加强硬，后经过德川庆喜的劝阻和游说，朝廷的态度才逐渐缓和下来，庆应元年（1865）十月五日，多年悬案的条约，终于得到了天皇批准，但并没允许开放兵库港。各国公使们强烈要求降低税率，作为同意兵库不开港的代价，结果终于将迄今平均为20%的进口税，降到平均5%。英、法、美、荷四国在这次谈判中获得了极大成功，但这完全是靠九艘军舰在兵库海面上耀武扬成而取得的。这些国家正是通过上一年同长州藩，和这次同朝廷、幕府的对峙，才将恐惧和崇信近代军事力量的种子，深深地播到了日本人民心中。此外，削减关税，当然使关税收入急剧减少，极大地阻碍了国内产业的发展。一直到明治时代，仍作为修改条约问题继续留下了后患。

四国公使联合起来，在兵库湾谈判中，取得了成功，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真正的协调，却是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掌握着日本贸易主导权的英国，在同它抗衡的法国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抗争。而且，这两个对立的国家，还分别与日本国内互相对立的势力结合起来，造成了日益复杂的态势。早在文久三年（1863），当幕府提出封锁横滨港，并为商讨在下关炮战中，被击伤的法国军舰进行赔偿而派出池田长发（筑后藩主）等为遣法使节的时候，法国就向幕府表示好意，想积极扶持正在困境中挣扎的幕府，企图在我国占有比其他各国更为有利的地位。元治元年（1864）出任驻日公使的洛舒（Léon Roches）也按上述方针同幕府要人进行接触，向幕府提供了建设横须贺钢铁厂、招聘步、骑、炮兵三兵种教官、在横滨设立法语学校和委托建造二艘军舰等项援助。四国公使向兵库进发时，他也与其他公使不同，准备在幕府和英国之间进行调停。在幕府内部，也有人认为应该积极地利用法国的援助来重振幕府的权威。但对这种意见，幕府官吏毕竟明智，认为根本不能付诸实施。

对此，英国也和萨、长二藩携起手来。自从鹿儿岛炮战以来，英国与萨摩藩的关系日益密切，新任公使巴夏礼更是积极推行了这一方针。他亲自访问了鹿儿岛，并让海军提督访问了长州，同岛津、毛利两氏进行了联欢，并让萨长二藩从英国购买了武器和军舰。在英国看来，幕府将来很难同这些有力的诸侯对抗而存在下去，因而试图通过与萨、长两藩合作以使英国将来在日本占据有利的地位。在四国公使参加的兵库湾谈判中，英国公使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后来在日本的一些国内问题上，也常以英法两国公使的对立关系为背景，并为他们所利用。

小松带刀像

小松带刀（1835—1870），出生于鹿儿岛，幕末志士。庆应二年（1866）积极参与萨长联合条约的缔结。

外交上的紧迫状态告一段落以后，幕府又重新开始对长州藩进行搁置已久的征讨。由于事前就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所以幕府在十一月份便向各藩下达了出兵的命令。幕府虽然已决定了对毛利氏的处分，但长州藩决心却很坚定。幕府曾暗中指望长州藩会不战而降，但根本办不到；长州藩之所以能树立如此坚强的决心，原因之一是同向来和长州藩不和、反目的萨摩藩联合起来，建立了相互合作的关系。从文久年间（1861—1863）以来，长州藩一直主张攘夷讨幕，而萨摩藩则主张公武合体、开国亲睦，彼此争雄敌视，想树立自己的优势；但萨英战争发生后，萨摩藩内激进派的势力日益壮大，岛津久光也在“参与”问题发生后，加深了与幕府间的矛盾，藩的方针逐渐转向反幕方面。就在第一次征讨长州藩的战役中，也是因萨摩藩的西乡吉之助从中斡旋，使尾张庆胜采取了宽大措施；因此，在第二次讨伐长州藩问题上，萨摩藩认为幕府的态度是错误的，进而打算帮助长州藩。土佐藩的坂本龙马（坂本龙马（1835—1867），幕末志士，出身于高知城下的酿酒家庭，曾从千叶周作学剑。文久元年（1861）参加武市瑞山的尊攘同盟，次年脱藩，入胜海舟门下；庆应二年（1866）为萨长同盟而尽力，并在长崎、下关等地经营军火、纠集反幕势力；三年与后藤象二郎成立协定，在土佐藩下成立海援队。他主张天皇下面设立列藩会议，决策国事。在奔波活动中，与中冈慎太郎在京都为幕吏所袭杀。——译者）、中冈慎太郎见到这种情况，便策划萨长联合，奔波于萨摩藩的西乡吉之助、大久保市藏、小松带刀等人和长州藩的木户孝允、高杉晋作（高杉晋作（1839—1867），勤皇志士，名春风，号东行，原为长州藩士，曾师事吉田松阴。文久二年（1862）随幕吏到上海，回国后就从事尊皇攘夷活动，和其同学久坂玄瑞等烧袭东京品川御殿山的英国公使馆；文久三年长州藩在下关炮击洋船时，他组织奇兵队以充实藩的武力。第二次征长之役时，他又率领奇兵队与幕府军队作战，在倒幕前病逝于下关。——译者）等人之间进行游说。经取得他们同意后，庆应二年（1866）正月，在京都由小松、西乡和木户签订了两藩以讨幕为目的进行合作的盟约。在这种情况下，萨摩藩当然不会听从幕府命令向长州藩出兵。不仅如此，尾张、越前等有实力的大藩也没有服从。这时幕府已处于骑虎难下之势，不得不于六月重开战端。但幕府军队士气不振，败局已露端倪；恰好这时将军家茂因病死于大阪城（庆应二年七月），幕府就乘此机会，取得了服丧撤兵的敕令才算保住了面子。继家茂之后上台的是德川庆喜，他审时度势，虽继承了德川的家业，却不想继任将军职位。但由于皇族、公卿和诸侯们的推举，天皇下达了任命他为将军的敕令，庆应二年十二月他就任德川十五代将军，也是德川幕府最后的一位将军。20天后，孝明天皇逝世，从弘化三年（1846）即位以来，在位21年，正处于幕府末期多灾多难时候，在有关国策的众说纷纭中，孝明天皇始终坚持了扶植幕府、保持国内一致和实行公武合体等根本方针。他死后，改由仅16岁的、年轻的明治天皇即位，就意味着宣告了公武合体论的结束。更何况萨长两大强藩已建立起以讨幕为目的的合作关系。此时此刻，幕府的命运，不能不说已成了风前残烛、奄奄一息了。

久坂玄瑞像

久坂玄瑞（1840—1864），幕末长州藩士。生于藩医之家。名通武，通称义助，号玄瑞，是吉田松阴出类拔萃的高足，与高杉晋作齐名；其妻是松阴之妹。

面临着这些危机，庆喜对幕政进行了种种改革，其中最突出的是让原来不掌管具体工作的老中分别担任了陆军、海军、会计、国内事务、外国事务等五个局的专职总裁，并继续执行原来的合议制度，建立了俨然像欧洲各国那样的内阁制。他还努力拔擢人才，采取了任命旗本担任若年寄等打破陈规旧套的果断措施。这些措施使倒幕派的人们也不得不加重视，感到幕府仍是不可轻视的劲敌。对庆喜来说，当时迫在眉睫，必须迅速处理的重要问题是让朝廷批准开放兵库港和惩处长州藩。因为兵库必须和江户、大阪、新潟一起于庆应三年（1867）十二月以前开放，而在此以前朝廷又做出了不许开放兵库港的决定，使庆喜必须重新奏请天皇批准。他在奏折中写道，开放兵库港乃条约中规定的内容之一，而与世界各国交往则是天经地义的必然趋势，日本必须顺应时代潮流而行动。朝廷经过历时二昼夜的商议，终于做出了批准的决定。尽管当时倒幕派的势力在逐渐增强，但开放兵库港这一多年悬案还是得到了朝廷的批准，这说明局势已暗中承认了开国。过去的攘夷论这时已完全转变成倒幕论，并且还在向开国亲睦论方向转变。至于惩处长州问题，幕府虽已撤兵，但对毛利氏的处分还保留着。为了顾全幕府的体面，便想以让毛利氏谢罪的方式来解决。但萨摩藩却以没有必要为理由，表示反对，幕府也就不得不改用其他方法。正当这时，形势又急转直下，发生了“大政奉还”这一重大事件。

大政奉还

随着孝明天皇的逝世，朝廷中公武合体派的势力一落千丈。当时在朝廷中，作为讨幕运动强大推动力量的是久我家的旁系、下层公卿岩仓具视（岩仓具视（1825—1883），明治时代的政治家，旧贵族，京都人，号对岳。安政明年（1857）反对批准条约，主张公武合体。文久三年（1863）被命蛰居，退离京都。明治政府成立后，先后担任参与、外务卿、右大臣等职，并率员赴欧美视察。作为文治派领袖，反对征韩论，为明治初期专制政府的中枢人物。——译者）。他起初赞同公武合体论，并曾为和宫下嫁出过力；在尊王攘夷派的全盛时代，他遭到了罢官、出家、赶出京城外“蛰居”的处分。在此期间，他审时度势，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开始树立讨幕和王政复古的信念，让志同道合的公卿将自己的意见上奏天皇，会见各藩的志士，商议讨幕大计。孝明天皇逝世之后，他被大赦回到京都，同讨幕派建立密切联系，并成了讨幕的领导者。他同明治天皇的外戚中山忠能、正亲町三条实美、中御门经之等几位公卿共同策划王政复古，准备主要依靠萨摩藩的力量，以促使讨幕的成功。在此期间，萨、长二藩的讨幕计划也有了进展，艺州藩也加入了讨幕行列。十月，萨、长、艺三藩将士开始出发东进。在朝廷里，萨摩藩士与岩仓等人商议之后，奏请天皇发布讨幕密诏。十月十四日，密诏下达列萨、长二藩。然而，就在这同一天，却发生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举动，即德川庆喜接受了土佐藩的建议，上奏奉还大政。这一举动，结果竟间不容发地巧妙地躲开了密诏的执行。对此，讨幕派感到焦虑不安，打算不管事态如何发展，死乞白赖执行密诏，但那已是十二月九日王政复古令发出以后的事了。

大政奉还图

德川庆喜面对反幕不利局势，以退为攻，率先“奉还大政”，以消除讨幕口实，想凭借巨大领地和兵力，继续凌驾于诸侯之上。但讨幕派并没有被迷惑，他们在筹备武力讨幕的同时，积极准备发动“王政复古”。

土佐藩之所以提出大政奉还的建议，有着深远的原因。土佐前藩主山内丰信（容堂）是始终坚持公武合体论的，藩内舆论也一直表示支持。山内家是在关原战役后论功行赏中，从一个6万石的挂川藩晋封为20万石的土佐藩的，受将军的眷顾很深，因而在对将军家的关系上，与萨、长二藩不同。当然，土佐藩中也有主张讨幕的，像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等还为萨长两藩的合作进行过重要的斡旋。但是，土佐藩的公武合体论，却把逐渐高涨起来的讨幕论吸收进去，加以发展，最后演变成为独特的大政奉还、公议政体的主张。所谓公议政体论，是当时十分流行的、政治要依靠公众舆论进行这一主张的具体化，它是基于佩里来航时，曾向诸侯征求意见，以后又常常向诸侯咨询，朝廷也曾召集诸侯征求意见这种事实而产生的。有关西洋各国议会制度知识的传播，又为公议政体的方法提供了具体内容和理论根据。庆应元年（1863）在荷兰留学，研究政治、经济学说的开成所教授西周回到日本，向幕府提出了设立议事院的建议。坂本龙马就以自己设计的王政复古、公议政体的方案，征求了同藩的后藤象二郎的意见，并以此作为藩的方针，于十月三日以山内丰信的名义向幕府提出了建议书。在这建议中说：“现在，正是根据光明正大之道理，一举改变数百年间延续下来的国体；以至诚对待世界各国，建立王政复古伟业的绝好机会。”并提出数条政纲说：“应将议决天下大事的全权归于朝廷；一切政务均由京都议政所决定；议政所分上、下二所，议事官应从公卿、陪臣乃至庶民中选举正直善良的志士仁人担任”等。看来这些的确是革新的意见，是想以和平的方法来实现讨幕派的目的。但这也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实质上是想借此来保留德川家的地位。德川家一旦奉还了政权，就可以凭借以往的功劳和作为大诸侯的实力，在新的公议政体中占据优越地位，即实际上还能保持和原来一样不变的地位。山内丰信的建议是一种把将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策略。

庆喜在继任之初，就表示有辞职的打算。由于他具有洞察时局的睿智，所以就同意了这个建议书的宗旨，于十四日上奏要求奉还大政。第二天十五日，朝廷接纳了这份奏文，幕府就此宣告消亡。从敕令家康担任将军开始，已延续了265年。如果由源赖朝建立幕府时算起，则延续了676年之久的武家政治就此宣告结束。

幕府虽然消灭了，但取而代之的公议政体，却未能按原定计划取得进展。仍是纸上空谈。在即将实行倒幕的千钧一发的时刻，被幕府先发制人地破坏了既定计划的讨幕派们怒不可遏，他们又制定了类似于文久三年（1863）八月十八日政变那样的计划，于十二月八日夜至九日，一举改变了朝廷的既定计划，企图彻底消灭德川势力。十二月八日夜，朝廷赦免了毛利敬亲父子和三条实美（三条实美（1837—1891），幕末、明治初期政治家，旧公卿贵族。幕末，以尊王攘夷派身份，指导公卿中的少壮派，曾和长州藩共谋攘夷亲征；失败后托身长州，后又到大宰府和岩仓具视联合计划倒幕。王政复古时才返回京都，是明治维新的中坚分子。新政府成立后，经议定、副总裁、辅相、右大臣等职，于明治四年（1871）担任太政大臣，总理全局，主持明治初期政务。——译者），并让他们官复原职；九日，朝廷发出了王政复古的号令，宣布废除了摄政、关白和幕府，一切政务均由总裁、议定和参与负责执行。同时任命炽仁亲王（有栖川宫）为总裁；任命晃亲王（山阶宫）、嘉彰亲王（仁和寺宫）、中山忠能、正亲町三条实美、中御门经之、德川庆胜、松平庆永、浅野茂勋、山内丰信、岛津茂久为议定；任命大原重德、岩仓具视以及尾、越、艺、土、萨等五藩的藩士各三人为参与（藩士的任命是三天后的十二日进行的）。然后，又禁止摄政二条齐敬等佐幕派上朝，免去了会、桑二藩的宫门警卫人员，命令他们返回领地、家乡。当天夜里，在小御所按新职制召开会议，就怎具体实施王政复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对讨幕派所采取的非常手段感到十分愤慨的山内丰信，谴责他们的复古事业有欠公明，指责排除庆喜是和朝廷的仁慈精神相违背的，松平庆永也对此表示赞同；岩仓具视对此进行了反驳，并列举了幕府的失政，指出如让庆喜还像过去那样领有土地和人民是不适当的，并论述应该让他辞官、纳地，萨、艺二藩主也表示支持岩仓的意见。大势所趋，山内丰信只好撤回了自己的意见；于是，朝廷便做出决定，命令庆喜辞官、纳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小御所会议”。

伏见、鸟羽战争中的春日舰

以长州和萨摩为代表的尊王攘夷运动如火如荼，幕府将军“大政奉还”的实质是凭借其雄厚的领土实力和战功在政府中占据重要地位，1868年伏见、鸟羽之战胜利，日本真正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地位，开始了改变日本命运的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对讨幕派采取的这些非常措施，幕府官吏和会、桑二藩的藩士们当然不能不感到愤慨。他们认为萨摩藩挟幼帝以行私，因此决心以武力扫清君侧，声讨讨幕派的声浪在大阪城、二条城里汹涌澎湃地高涨起来。当时，各藩的向背尚未确定，土州藩的公议政体论又恢复了势力。在此期间，庆喜却极力劝阻部下将士，控制感情，因而局势将爆发而未爆发，只是到处都笼罩着严重不安的气氛。讨幕派为了激发他们，制造征讨幕府的机会，便在萨摩藩士的指挥下，采取了在江户市场上进行抢掠，并纵火焚烧江户城等行动，终于使老中下达了烧毁江户的萨摩藩邸的命令。大阪的旧幕府军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再也不听庆喜的劝阻，高举讨伐萨摩藩的旗帜，企图从鸟羽、伏见两路进入京都。但萨、长二藩的军队已在鸟羽、伏见做好了防御防备，朝廷趁此机会任命了征讨大将军，授予了锦旗、节刀，明确了萨、长为官军、旧幕府为叛军的名分。庆应四年（1868）正月四日，战争以旧幕府军的大败而告终，庆喜也离开大阪，由海路逃到江户。

官军东征

在鸟羽、伏见之战取得胜利之后，讨幕派势力得到了显著的增强。许多一直采取观望态度的藩侯，也都归顺了朝廷，使王政复古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二月，天皇发布了亲征诏书，以炽仁亲王为东征大总督，率领萨、长等二十多个藩的兵力向江户进发。逃到江户的庆喜，对事与愿违和朝廷敌对一事，感到懊悔，便躲到东叡山大慈院，采取了谨慎恭顺的态度，平息了部下的愤慨情绪。随着东征军的日益接近，主战论日益激烈，法国公使洛舒也劝庆喜抵抗，并保证提供资金、武器和军舰。但是，庆喜却坚决采取恭顺态度，不肯答应。极力避免因只顾眼前的体面，凭一时的意气，而贻误国家百年大计。三月五日，东征大总督进入骏府（静冈）城，准备于同月十五日进攻江户城。这时，曾帮助庆喜镇抚部下的幕府陆军总裁胜安芳（胜安芳（1833—1899），名麟太郎，号海舟，曾学习炮术及航海测量学。万延元年（1860）以咸临丸舰长身份，随幕府使节赴美，回国后致力于海军建设。明治政府成立后，曾任海军卿参议，枢密院顾问等职，著有《吹尘录》、《开国起原》等。——译者）与东征军参谋西乡吉之助进行交涉，提出以交出江户城和军舰、枪炮，并提出庆喜悔罪、恭顺的事实，请求宽大处理庆喜及其部下。对此，朝廷于四月四日决定保存德川家名，免除庆喜死罪，软禁在水户，后来又于五月二十四日让田安龟之助（德川家达）继承了德川家业，封于骏河府中，俸禄为七十万石。江户能够免遭战火，固然直接由于西乡和胜安芳的努力，但根本上还是由于庆喜的力量，因为他坚决选择了恭顺的道路，更重要的是，朝廷方面对于强行激怒德川氏的无理行为，进行了反省之后消了气了。萨、长二藩曾希图能对德川家严加处罚，但岩仓具视担心那样做，会使人们更加认为新政府是萨、长二藩的傀儡。在这一点上，英国也持有同样见解，并就严厉处罚德川家可能产生的危险，对新政府提出了忠告。岩仓从这一观点出发，为了新政府的长远利益，采取了从宽处理德川家和防止战火扩大的措施。这也可以说是过去那种强行激怒德川幕府的做法走得太远，把它纠正过来而又放回原来位置的必然结果。

对德川氏做出处分决定以后，东征的目的已经达到。但是，旧幕府官吏中对庆喜那种恭顺态度，感到不快的大有人在。奥羽各藩中，有人主张与萨、长二藩决战到底，因此官军还必须在各地作战。海军总裁復本武扬（榎本武扬（1836—1908），安政二年（1855）入长崎海军传习所，庆应二年（1866）留学荷兰，学习兵制、法律，次年回国担任海军奉行。幕府倒台后，他于明治元年（1868）率军舰开阳号等六艘，以北海道五陵郭为据点，与新政府对抗；次年，失败后下狱，五年（1872）又为明治政府起用为北海道开拓使，海军中将。七年（1874）为驻俄全权公使，办理千岛、桦太交换事宜，以后曾任外务卿、递信大臣等职。——译者）率军舰逃出品川，步兵奉行大鸟圭介（大鸟圭介（1833—1911），名纯彰，号如枫，播磨人。曾任幕府的步兵头、步兵奉行。大政奉还后与榎本武扬一同起兵反抗新政府，失败后投狱，后又为明治政府起用，担任驻清国全权公使等职，明治二十七年（1894）转任枢密院顾问官。——译者）与部下一起来到下野，旧幕府官吏聚集在上野宽永寺，成立了彰义队，以与萨、长二潘进行对抗。彰义队很快就平定了，但在奥羽、北越地区各藩却建立了拥戴会津藩的大同盟，形势十分严峻，不容忽视。不过，官军的西式装备远比东北各藩先进；所以，同盟逐渐瓦解，会津的若松城也于明治元年（1868）九月陷落，东北地区这才平定。榎本武扬收容了一批残兵败将逃往箱馆，企图以五棱郭为根据，开拓虾夷地区，但遭到了官军进攻，终于明治二年（1869）五月向官军投降。于是国内才完全平定。对于进行反抗的藩主和旧幕府官吏，新政府也采取了像对待德川家那样宽大处理，接受其投降，并免其死罪，显示了新政府一视同仁的精神。

以上是幕府衰亡的过程。由于出现了许多复杂的事件，要想简单地断定幕府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很困难的。若从幕府由于本身矛盾的激化导致其灭亡，则可以说是亡幕府者幕府也。[38]但这只是在历史深处，探讨其大体方向而认识到的一种力量，而使这个方向具体化，变为现实的原因，则还应在充分呈现在表面的外力中去寻找。

在这个意义上，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外国的压力。明显地暴露出幕府衰败现象的，无疑是外轮的来航；在以后的衰亡过程中，外国的压力也常常从各种角度起到作用，加快了幕府衰亡的速度。到了最后阶段，外国力量又分成两股，英国帮助萨、长二藩，加入消灭幕府的行列，法国则相反，站在扶植幕府的立场上，这些已在上面谈过。但是，英国鉴于它在中国的经验，担心深入干预日本内政，会使日本国内的混乱激化，有损它能得到大量利益的对日贸易的繁荣。从而得出了结论；要尊重日本现政府所代表的统治力量和秩序，谨慎从事；日本的改革，要自上而下地进行，不能从外部或下部来施加压力。因此，在幕府灭亡的决定时期，英国虽仍站在反幕立场上，但却没有亲自成为灭亡幕府的主要力量，只不过是在精神上对萨、长二藩加以支持，只具有次要的意义而已。[39]

其次是萨、长二藩的力量。萨、长二藩与幕府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但直到二藩携手合作之后，才制定了正式的讨幕计划。这个计划的进展，又成为土州藩主建议大政奉还的动机。倒幕力量在萨、长二藩取得如此发展的原因何在呢？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封建制已进入衰败期，幕府和各藩都苦于经济上的贫困。幕府尽管多次进行了改革，却均遭到失败，使颓势有增无已；而萨、长二藩却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强制性的改革，得到了成功，重建了财政，积累了资金，实现了富国强兵的事实。第二个原因是，在这些藩里，随着时局的发展，藩政的领导权已逐渐转移到了下级武士手中。藩主和上级武士一般都是保守派，主张公武合体；而下级武士们，则因门阀固定化而无升迁的希望，更由于俸禄微薄、物价飞涨，痛切地尝到了生活困苦的辛酸苦辣，因而迫切希望改变现状。当时流行的尊王论，正是将这种打破现状的愿望，加以正当化的光明正大的理论。当以尊王为口号的下级武士们的运动在藩内占据了重要地位，排斥家老、执政，而操纵了藩政的时候，就产生了推翻幕府的强大力量。尊王论，的确是把全国志士们集结到讨幕旗帜之下的力量，而各藩分别回顾了德川氏与本藩藩主的特殊历史关系，分别由各自的立场上支持讨幕论的根据，则也是确凿的事实。例如长州藩的讨幕论，就是为报关原战役后它被削去六个封国的旧怨。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讨幕论才能成为全藩一致的意见。

从抽象的观念来看，朝廷是灭亡幕府的最高力量。但事实上，公卿的现实力量，应该和朝廷力量分开考虑。公家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并感到了与幕府关系不合理，是在经过了宝历年间的竹内式部（宝历八年即1758年放逐）事件和明和年间的山县大弍（明和四年即1767年被判死刑）事件之后，到宽政年间的尊号事件（宽政五年即1793年处分了中山、正亲町两位公卿）时，这种感觉得到了增强，随着佩里来航，时局日益紧迫，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时，朝廷中也和各藩的情况一样，上层公卿多是稳健派，主张公武合体。被带到长州藩的七卿之一的三条实美，虽是尊王攘夷派公卿中门第最高的贵族，但他那时还是个27岁的青年。在消灭幕府的决定性关键时刻，推动萨、长二藩、指导朝廷的首要人物岩仓具视，是属于公卿中最下层的新家[40]。更重要的是，孝明天皇一直坚持公武合体论，始终企图扶植幕府。因此，至少在孝明天皇在位期间，朝廷未能成为讨灭幕府的现实力量，即使在大政奉还之后，也只是在发生了十二月九日的政变之后，才将讨幕派的主张定为朝廷的方针。

被统治阶层的商人、农民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呢？从农民队伍中分化出来的富农中间，确有一些人崇尚国学、立志尊王，有的成为志士，进入政界，或向志士们提供了资金。在富商中，也有向志士提供援助的。不过也仅此而已，他们的努力还没成熟到可以独立从事政治活动的程度。巨商的力量，在王政复古时期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当时，新政府没有财源，因而连派军东征都很困难，一直到有了三井组的捐款，才使东征军得以成行。

由于幕末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因而造成的租税、重课、政务荒废、物价暴涨，使农民起义和城市居民的捣毁暴动有了明显的增加。特别是庆应二年（1866），农民起义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得极为频繁，它与大阪、江户等城市的捣毁暴动互相呼应，最激烈地显示了人民大众对政局不稳的不满和抗议。但是，这些起义、暴动基本上是孤立的、分散的，并不是指向一定政治目的而受到指导的。他们只是模模糊糊期望革新政治和改善生活，这从人民反抗的热潮中可以看得出来。即庆应三年（1867）秋天，关西爆发了骚动事件，后来不久便波及全国各地，当时人们发现神符突然落入居民家中，于是进行庆祝，他们走上街头，一面连连高唱“这不很好吗！”一面连舞带跳。有人认为，这是讨幕派鼓动人心的一种策略，人民竟能为这样简单的暗示就起而讴歌新时代的来临，说明他们的政治意识还处于低级阶段。[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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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野高广的《战国大名》一书（1960年，熇书房出版）从家臣团、兵力、民政等各个方面对战国大名进行了综合论述。

[2] 幸田成友的《日欧通交史》（1942年，岩波书店出版），根据基本史料简明地叙述了从葡萄牙人发现日本起，到锁国后荷兰商馆移到长崎止的100年间，日本与欧洲各国交往的情况，是这时及后来同欧洲关系的主要参考书。

[3] 随着丈量土地（检地）的进行，信长对量米谷的容器——升也做了统一的规定。在中世纪，由于土地支配关系复杂，升的大小也极为复杂多样，各庄园使用的升容积不同，有以4合为1升的，也有以13合为1升的。信长制定了京升，着手整理历来混乱的并制。当然，对长期的混乱进行彻底的整理，是江户时代宽文八九年制定新京升以后的事，但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信长作为统一先驱者的形象。宝月圭吾的《中世量制史的研究》（1961年，吉川弘文馆出版），对中世纪升制的实际情况及其变迁做了详细而饶有兴趣的叙述，可参阅。

[4] 这几位使节的详细姓名是，正使是伊东满所和千千石弥解留二人，副使是中浦寿理安和原丸知野二人。满所的日本名字叫祐益，是日向都于郡城主伊东义祐之孙，大友宗麒的亲戚。弥解留的日本名字叫清左卫门，是有马晴信的叔父千千石某之子，大村纯忠的表弟。满所15岁，弥解留14岁。副使也分别是13岁和15岁。所以选择这样的少年作为使者，是因为年纪大的人健康情况恐怕不能适应在异国的气候和风土中做长期旅行；另外少年正是韶华正茂，能够把异国的见闻牢牢地记在心里，可为教会和基督教长期提供有利的证言。一行由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在葡萄牙的里斯本上陆，经葡萄牙、西班牙再到海上，在意大利的利窝那陆，经过弗洛仑斯，于天正十三年（1585）三月到达罗马，全部旅程整整用了三年零一个月。教皇把他们当作国王派来的使节，举行了正式的接见仪式。在梵蒂冈教皇厅，他们跪在84岁的教皇面前吻他的脚，教皇扶起他们并两次拥抱了他们，吻他们的额。教皇由于高和爱抚而热泪盈眶，使者们也因为受到意外的隆重接待而泪流不止。十几天以后，教皇逝世，新教皇西斯特五世继位。新教皇也立即接见了他们，表示了和前教皇一样的好意。日本使节还同其他各国使节一起参加了新教皇的加冕典扎。几天以后，教皇前往参诣拉特兰寺院。今从梵蒂冈图书馆西斯特大厅的壁画上，还能够清楚地看到当时队伍的情景，其中有身穿前教皇所赠西装的日本使节骑在马上的形象。他们在回国之前，被列为罗马贵族，授予市民权。滨田青陵的《天正遣欧使节记》（1931年，岩波书店出版），对天正遣欧使节做了有趣的叙述。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大日本史料》第11编别卷天正遣欧使节有关史料2册（1959年、1961年版）中，集录了有关的史料。

[5] 高柳光寿《本能寺之变·山崎之战》和《贱岳之战》（都是1958年春秋社出版的《战国战记丛书》本），根据确切的史料，对秀吉为树立霸权而进行的战争以及前后的政局做了饶有兴趣的叙述。在同一丛书中，高柳还写有《三方原之战》（1958年，春秋社出版）、《长筱之战》（1960年，春秋社出版）。

[6] 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的《丰太閤真迹集》（1938年版）中，收集有秀吉的亲笔书信，复制成照相版并附有解说。

[7] 秀吉进行的丈量土地称为太閤检地。宫川满《太閤检地论》Ⅰ、Ⅱ（1957—1959年，御茶之水书房出版）对此进行了研究。

[8] 关于文禄、庆长战役的著作，最有学术价值的是池内宏的《文禄庆长之役》正篇第一（1914年，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调查报告第三），以及他的《文禄庆长之役》别篇第一（1936年，东洋文库论丛第25）。

[9] 冈田章雄《南蛮宗俗考》（1942年，地人书馆出版）。

[10] 耶稣会版是1591年到1611年的20年间出版的，其发行地是加津佐、天草、长崎、京都等。幸田成友在《日欧通交史》（1942年，岩波书店出版）一书中，曾对27种耶稣会版书籍作了详细说明。

[11] 中村孝也的《德川家康文书研究》全4册（1958—1961年，日本学术振兴会出版），收集了用德川家康名义书写的所有公私文件，按照年代顺序，附以必要的解释和参考资料。以文献资料为中心，观察了家康的历史面目。不但是有关家康的基本史料集录，就是作为编纂古文献的一种类型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12] 最近出版的藤野保《幕藩体制史研究》（1961年，吉川弘文馆出版一书，其副标题是《权力构造的确立与展开》，是从幕府统辖大名的角度出发，对其统治体制进行了综合叙述的一部巨著。

[13] 岩生成一《朱印船贸易史研究》（1958年，弘文堂出版）一书，引用国内外大量史料，对朱印船贸易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多方面考察和研究。

[14] 参照岩生成一《南洋日本町的研究》（1941年，南亚研究所出版）。

[15] 和辻哲郎《锁国》（1950年，筑摩书房出版），副标题为《日本的悲剧》，认为今天日本人民的缺点在于缺乏科学精神，其根源在于锁国，是一部对导致锁国的各种情况进行了有机的、综合的考察的力作。

[16] 家康为繁荣文化所做的贡献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他的业绩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使用活字印刷出版书籍，以及收集古书制作副本。我国的活字印刷，一说是由葡萄牙传教士传来的，这点在前面述及有关耶稣会版的盛况时已谈过。现在要说的是，在侵朝战争结束后，凯旋的将士把朝鲜的活字印刷工具传入了日本。好学的后阳成天皇立即想在日本也使用起来，所以命令侍臣在实际中开始了运用，文禄二年（1592），出版了《古文孝经》；庆长二年（1597），出版了《锦绣段》、《劝学文》；庆长四年（1599），出版了《日本书纪神代卷》、《古文孝经》、《四书》、《职原抄》等等。这不仅在印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也揭开了近世文化复兴的序幕，后世称之为庆长敕版。家康也起而仿效，庆长四年（1599），出版了《孔子家语》、《三略》、《六韬》；庆长五年（1600）出版了《贞观政要》；庆长十年（1605），出版了《吾妻镜》、《周易》；庆长十一年（1606），出版了《七书》。由于这些书是在伏见的圆光寺印制的，所以一般称之为伏见版。另外，庆长二十年（1615），还出版了《大藏一览》；元和二年（1616），出版了《群书治要》等。《群书治要》在家康生前没有完成，到他死后一个多月后才刚刚完成；因为这两部书是在骏府刊行的，因此称之为骏河版。伏见版使用的是木活字，而骏河版则是铜活字。可知他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到了老年，都曾为书籍的出版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受他的影响，寺院和一般民间也都掀起了出版热，元和、宽永年间，出现了活字印刷的盛况。

因为古书的收集和誊写，是直接作为制定公家和武家的法律资料的，因此从庆长十九年（1614）起，就让上皇家、公家、御用寺院等提供所藏书籍。至于誊录、书写工作则是在南禅寺的金地院选择五山僧侣中的善书者进行的。这样一来出现了许多从未公之于世的公家档、记录类书籍，其副本得以流传后世，为进行学术研究打下基础起到很多作用。家康在知道自己病重之后，还曾指示林罗山处理手头文库内的藏书，把汉籍分给尾张、纪伊、水户三家，日本的古记录和稀世珍本，则收藏在江户的官库中。分给三家的汉籍叫作骏河御让本，有许多还留存至今。江户城红叶山文库中的许多贵重档案和珍本古籍，大部分也都留存了下来。红叶山文库的书籍，明治以后一部分转到宫内省，一部分转到内阁，这就是现在学者研究时利用的《书陵部本》和《内阁文库本》。记载家康和其以后德川家历代将军尊重学问事迹的书篇，有掌管幕府书籍的官员近藤正斋编著的《右文故事》、《好事故事》（近藤正斋全集第二、三集，1906年，国书发行会出版）等。

[17] 武家诸法度于元和年间制定，后来因屡经修改，到天和三年（1683）七月，才由将军纲吉发布新法度，删减了条款，把元和以来从未改的第一条“文武可专攻弓马之道”改为“文武官员应厉行忠孝，正肃礼仪”表明了尊重礼教文化的儒教思想。此后家宣将军命白石进行修改，宝永七年（1710）四月，发布了新法度，条款增删为十七条，与宪法十七条及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条款数目取得一致。由于是白石起草的，文体采用了优美的日文。第一条规定：“应修文武之道，明人伦，正风俗。”礼教文治主的思想，由此更加明确。

[18] 栗田元次的《新井白石的文治政治》（1952年，石崎书店出版）是专门论述白石礼教文化政治的好书。除政治外，对白石的思想、学问进行综合考察的著作一向很多，古川哲史的《新井白石》（1953年，弘文堂出版）；宫崎道生的《新井白石研究》（1958年，吉川弘文馆出版），是最近出版的同类书中最出类拔萃的。宫崎所著的后面，还附有“有关白石的文献总目”详列了有关白石的著述、传记、研究文献、参考资料等等。

[19] 东京、大阪等城市的历史，有各市当局编纂的《东京市史稿》（从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起连续发行）、《大阪市史》8册（1911—1915年出版），《名古屋市史》，12册（1915—1934年出版）等等。但较好的小册子有幸田成友的《江户与大阪》（1934年，富山房出版）；野村兼太郎的《江户》（1958年，至文堂出版）；宫本又次的《大阪》（1957年，至文堂出版）等等。概观全国城市的有小野均的《近世城下町的研究》（1928年，至文堂出版）、半田武的《日本的封建城市》（1953年，岩波书店出版）、原田伴彦的《日本封建城市研究》（1958年，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等等。

[20] 儿玉幸多《近世驿站制度研究》（1957年，吉川弘文馆出版），以中山道追分宿的历史为例，研究和考察了近世的驿站制度，书中叙述了宿（驿站）助乡间的争端，驿站财政的困难、驿站与稼马及其他宿所间争夺货客的斗争等等许多具体的实例。

[21] 关于货币，江户时代出版的著作有，近藤正斋的《金银图录》、《钱录》（《近藤正斋全集》第三）；草间直方的《三货图汇》（《日本经济大典》三九、四十）；穗井田忠友的《中外钱史》（《日本经济大典》四一）等，后来曾出版过许多著作。最近则有小叶田淳的《日本的货币》（1958年，至文堂出版），博采众说，叙述简明。

[22] 儿玉洋一《近世盐田的建立》（1961年，日本学术振兴会出版），以濑户内海为中心，对有关盐田的史料，进行了实地与文献两方面的详细调查，是一部详尽叙述近世盐田的建立过程及其经济、技术等情况的巨著。

[23] 《校注两替年代记》（1932年，岩波书店出版）、《新稿两替年代记关键》（1933年，岩波书店出版），是两部有关兑换业的史料及研究的珍贵著作。《两替年代记》是江户年代金银兑换商竹原兑换店店主久兵卫于弘化二年（1845）编写，由三井文库收藏的。校注本是由三井高维加以标注的，《关键》是由三井氏新编写的资料篇与考证篇两部分组成。

[24] 吉宗是纪州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贞的第四子，光贞之妾所生。起初任越前丹生郡鲭江一个三万石的领主，后因兄弟相继死去，宝永二年（1705）继任纪州藩主；他就任后，整顿了陷于困境的藩财政，有名君之称。正德六年（1716），八岁的将军家继死后无嗣，他作为三家的一员，按顺序继任将军的职位，可算是不寻常的发迹。当时他正值33岁的壮年。有关吉宗的简单传记有辻达也的《德川吉宗》（1958年，吉川弘文馆出版）。

[25] 大石慎三郎的《享保改革的经济政策》第一部“享保改革的农村政策”（1961年，御茶水书房山版），认为享保改革的核心不是商业政策，而是农村政策，从这一观点出发考察和叙述了享保时的农村政策。

[26] 《御触书集成》是卷帙浩繁的巨著，传世的只有抄本。昭和九年到十六年（1934—1940）经高柳真三、石井良助二人校订后出版，昭和三十三年（1958）再版（岩波书店出版）。四次编纂情况如下。本来书名一律称为“御触书”，经高柳、石井二人整理后，按时期分别定名为：一《御触书宽保集成》（庆长二十年——宽保三年（1615—1743）、129年间），吉宗延享元年（1744）完成；二《御触书宝历集成》（延享元年——宝历十年（1744—1760），17年间），家治宝历十年（1760）编纂；三《御触书天明集成》（宝历十一年——天明七年（1761—1787），27年间），家齐天明七年（1787）编纂；四《御触书天保集成》（天明七年——天保九年（1787—1838），50年间），家庆天保十二年（1841）完成。

这些是江户时代法制史的基本史料，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财政以及风俗、习惯、庆典等社会一切方面，因此也是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宝贵资料。

[27] 山下幸内上书（《日本经济丛书》五，《日本经济大典》十一）。幸内是住在江户青山一带的浪人，是谦信派的军事学家，曾试图对吉宗的施政进行彻底批评。起诉箱设于享保六年（1721），每月三次（二日、十一日、二十一日）放在评定所，听任人民投书，然后锁好搬到将军面前，当场开封。

[28] 关于田沼时代的社会情况，辻善之助的《田沼时代》（大正四年日本学术普及会出版）一书有详细的介绍，认为它具有近代日本先驱者的意义。最近外国也有人发表了关于他的专著。（J.W.豪：《近代日本的先驱者田沼意次》，剑桥1955年版，J.W.Hall：Tanuma Okitsugu，Toreruner of Modem Japan，Cambridge，1955）

[29] 江户的这种七分钱作为公积的做法，后来一直继续了很久，到明治初年已积累了140余万日元，由东京府继承过来，责成涩泽荣一妥加使用。这笔钱，后来被用作养育院等公共事业费，追溯其根源，才知出自松平定信决定的政策，于是着手编写定信的传记。已完成的有《乐翁公传》（1937年，岩波书店出版），在定信传记中，是最可靠的。此外《宇下人言》（1942年，岩波文库）可以说是定信的自传，它以轻淡的笔法，叙述定信从出生到辞去老中一职这半生的经历和信念。

[30] 郭洛宁在日本被监禁达26个月以上的详细记录，今天还留传着。这本书在俄国出版后很快被翻译成各种文字，日本也多次加以翻译出版。井上满译《日本幽囚记》（1943—1946年，岩波文库，上、中、下3册）较为通俗。这个记录是叙述当时日俄间外交谈判和虾夷地区状况的宝贵资料，同时也显示了外国人对日本人的真实而坦率的看法，颇值得注目。

[31] 板泽武雄的《日兰文化交涉史研究》（1959年，吉川弘文馆出版）收录了有关兰学的各种基本论文。

[32] 海老泽有道的《南蛮学统研究》（1958年，创文社出版）是一部以江户时代天文学、历学的发展为中心，同时涉及航海、测量、数学、地理学等的著作，力图阐明列近代科学成立为止的文化史流派，并述及锁国后对基督教的理解和作为否定锁国的思想根据的基督教邪说论的后退等等。

[33] 这些条约的正文及与外国的来往信件等幕末的外交文书，均收载于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的《大日本古文》中的幕末外交关系文书（明治四十三年起开始出版）中。这套史料用编年体形式出版了明治政府从德川幕府接收来，后又从外务省转移到东京大学的幕末外交关系文书，从嘉永六年佩里来航开始。此外，关于美国总领事哈里斯的传记，坂田精一根据国内外文献所撰写的《哈里斯》？（1961年，吉川弘文馆出版），可以参阅。

[34] 由于井伊直弼不待朝廷的敕许就签订条约而受到尊王主义史家的鄙视。井伊家一直拒绝公开家藏的史料，战后，随着时势的变化，井伊家才将这些史料提供给学术界。井伊家文书作为史料，被编入《大日本维新史料》类幕部分，于1959年开始出版。

[35] 山口和雄著《幕末贸易史》（1943年，中央公论社出版）、石井孝著《幕末贸易史的研究》（1944年，日本评论社出版）均用详细数字，论述了幕末贸易的实际情况。

[36] 幕府派出的外交使节都留下了详细的日记，现在看来都是颇有兴味的史料。大塚武松编的3卷本《遣外使节日记幕辑》（1928—1932年，日本史籍协会出版），辑录了村垣范正的遣美使日记等万延年间的日记和文久年间的遣欧使节日记等等，《涩泽荣一访法日记》（1928年，日本史籍协会出版）则是涩泽（1867）随同德川昭武一行访欧时留下来的。此外，因为1960年正是万延元年（1860）后的100周年，所以举行了有关万延年间遣美使节的各种纪念活动，广泛地收集出版了使节们当时的日记。这就是7卷本的《万延元年遣美使节史料》（风间书房出版）。

[37] 宽永年间，将军家光曾二次进京。一次是在宽永三年（1626），另一次是在宽永十一年（1634），都是在幕府威望的巅峰时期，表面上看，幕府是在谋求朝廷和幕府间的和睦，实际上却是在炫耀幕府权威，向朝廷施加压力。

[38] 福地源一郎写的《幕府衰亡论》中称（1892年，民友社出版），这是他根据自己作为一个幕府官吏的反省而记述的幕府衰亡的历史，行文流畅，至今仍是感人肺腑的名著。他认为是封建制度导致了幕府的灭亡。

[39] 大塚武松著《幕末外交史之研究》（1952年，宝文馆出版）；石井孝著《明治维新的国际环境》（1957年，吉川弘文馆出版），都是从外国压力的角度研究幕末维新过程的书籍。

[40] 清华和新家都是公家家格的名称。一般认为，公家的家格是从古代末期到中世纪自然产生的。据《诸有职书》记载，江户时代固定下来的家格有摄家（可晋升至太政大臣者）；清华（兼任近卫大将，可升至太政大臣者）；大臣家（不经大将，但可升至太政大臣者）；羽林家（可经近卫司升至大纳言者）；名家（可经办官职事升至大纳言者）；新家（诸家中的庶流，可任大、中纳言、参议、非参议等，前途不定）等。

[41] 有关幕末史的研究著作非常多，不胜枚举。战前出版的比较正统的概论性著作有井野边茂雄著的《幕末史概说》（1930年，中文馆出版）；维新史料编纂事务局编的《维新史》6卷本（1939—1942年，明治书院出版）；该局编的《概观维新史》（1940年，明治书院出版）等等。涩泽荣一编《德川庆喜公传》8卷本（1918年，龙门社出版）虽然采用了传记形式，但它作为一般的历史叙述是很出色的。战后出版的有关著作有远山茂树著《明治维新》（1951年，岩波全书）；石井孝著的《学说批判明治维新论》（1961年，吉川弘文馆出版）等，读来十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