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武家政权的建立
源赖朝雕像
源赖朝是源氏家族的领袖。1192年，他任命自己为世袭的终生军事首领，这意味着他成为日本的专制“君主”，也标志着幕府时代的开始。
武家政治的意义
保元之乱是古代国家内部矛盾和腐朽事实的总爆发，显示了旧体制的瓦解变为不折不扣的现实，同时也展示了参与动乱的武家实力的优越性。当时的人们说，保元之乱后成了武家的天下，今天的历史学家肯定了这一点，即保元之乱后开始了武家时代和中世。但这并不是说，武家政治已经成熟到在保元之乱后，就能一举取代公家政治，而公家政治的传统势力，仍然存在，而且还不脆弱。最早以拥有左右政界的实力而出现的武家人物是平氏，然而平氏一心向往公家政治的传统，是一个介乎公家和武家之间的暧昧的存在。因此在其一旦失势时，便不能不受到两者的夹击而结束其短暂的生命。成功地剿灭平氏的武家，是源氏的嫡系源赖朝。赖朝不模仿平氏，而明确认识到自己作为武家的地位，扎扎实实地为发展武家势力而迈进，最后终于取代了自行解体的公家政治，建立了足以号令天下的、健全的武家政治。这种武家政治的出现在日本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正如过去北畠亲房坦率说出的那样，假如没有赖朝和泰时，“日本国人民将会如何呢”。武家政治是在公家体制瓦解后，建立社会新秩序，给失望的精神以新的活力，重振国家、复兴文化的伟大动力。武家政治的历史，后来一直持续了长达七百余年之久，其一半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武家政治一开始就有这样伟大功绩的缘故。它曾经被看作违背天皇亲政本义的变态政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天皇之所以能够避开政治的焦点，永远保持太古以来的宗教权威和血统的纯洁性，不能不认为是武家政治的结果。武家政治统治的时代，称为武家时代，如果由社会的基本结构来说，也可以称为封建时代，但是在长达七百年之久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文化形态，都产生了种种变化。现在一般都把这一时代，大体上分成中世与近世两部分，每部分又分成二三个小时代。下面首先叙述一下武家政权建立的时代，即由源赖朝开始的镰仓幕府150年间的历史情况。
讨伐平氏
武家政治的创始人源赖朝，是清和源氏的嫡系为义之孙、义朝之子。为义在保元之乱时加入上皇一方，失败后被义朝杀害。义朝策动平治之乱失败，在逃往东国途中被家臣所杀，赖朝被平家捕获，留了他一命，被流放到伊豆（蛭小岛，今韮山）。正在源氏嫡系这样连遭厄运的时候，平氏的势力直线上升，正如一百年前源平势力逆转了一样。各方面都对平氏专政擅权产生了不满，以后白河法皇为中心，企图打倒平氏，但计划未遂，反而加强了平氏专制（治承元年，1177）。源氏一族的源赖政企图拥立法皇之子以仁王打倒平氏，也没有成功（治承四年，1180）。但是，这时以仁王发出的讨伐平氏的檄文，传到了分散在各地的源氏耳里，成为源氏一族企图趁机挽回厄运的有力动机。在伊豆流放地度过了20年岁月的赖朝，这时也毅然站了出来，他首先打败了伊豆韮山的山木判官兼隆。可是，继之在石桥山一战中，却败于大庭景亲等，勉强逃到安房。东国许多豪族知道他举兵后，就纷纷响应，前来助战，因此在一个多月后，便占领了相模的镰仓，作为根据地，以图再举。平氏派维盛为将，领兵追讨赖朝。在富士川对垒时，维盛慑于源氏威名，不战自逃。赖朝接受麾下诸将的进言，没有去追败敌，退守关东，打下了源氏兴盛的基础（以上发生在治承四年，1180）。
讨伐平氏
这幅14世纪的插图描绘了坛浦的海战，在这场战争中，源氏于1185年击败了敌对的平氏家族。
此举不仅是决定赖朝自身，也是决定整个武家政治命运的重大事件。他不模仿同族的义仲，并力排平氏的贵族化，而能保持武家的独自立场，其最初的转机实在于此。义仲是为义之孙，义贤之子，赖朝的堂兄弟。他奉以仁王的令旨举兵，但不与赖朝合作，独自计划从信浓去北陆道，在越中蛎并山打败平军，以破竹之势进逼京都。平氏携天皇、神器跑到西部地区，于是义仲拥戴逃到叡山的法皇进入无主的京都（寿永二年，1183）。义仲是在信浓山中长大的，毫无教养，因此入都以后的所作所为，无一不受到京都人嗤笑，其部下也毫无纪律，这样，法皇很快就对义仲失去信任。当初利用义仲讨伐平氏的法皇，现在又盼望赖朝入京讨伐义仲了。源氏嫡系的源赖朝，很早就在京都享有威望，法皇对赖朝抱很大希望；赖朝匡救时局的意见，过去也曾上奏法皇。赖朝奉到法皇之命，却并没有亲自晋京，只是让其弟笵赖、义经代为晋京，负责讨伐义仲。笵赖、义经打败义仲军后，进入京都，义仲在近江粟津身亡。接着两人受命西下，追讨平氏，在福原打败平氏，给以重大打击。此后义经暂时守护京都，取得法皇的信任，升官晋爵。但这与赖朝控制家人的根本政策，是完全对立的。赖朝认为控制家人是保持武家势力的根本条件，他举兵以来，所以留在镰仓，日夜处心积虑的正是这一点。因此，其家人不待赖朝的推举，就擅自接受朝廷的官爵，等于脱离了赖朝的控制，直接仰赖朝廷的庇护，破坏了武家势力的团结。因此赖朝对义经的态度，感到愤慨，撤除了他追讨平氏的任务，而将其交给笵赖一个人，但没有成功，不得不再次起用义经。义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屋岛袭击平氏，并乘胜追击，终于在壇浦全歼平氏（寿永四年，1185）。
讨伐平氏
在12世纪后半叶中，源氏骑兵在本州南岸水较浅的富士门海峡中攻击平氏的船队。这两派之争在1185年的关门之战中达到顶峰，源氏大获全胜。在下一世纪里，有关故事成了日本的传奇作品。口头传说的一部分后来被用尚可辨认的现代日文写下来，这些记述形成了700米长卷《平家物语》的基础，本图即取自该画。
武家政治的开始
赖朝虽因追讨平氏而起兵，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意开创武家政治以取代公家政治的。根据赖朝于养和元年（1181）递给法皇的奏本，他的本意只是要除掉法皇的敌人平氏。如果法皇认为没有剿灭平氏的必要，那么就可以像过去那样，源平两氏同时并肩效忠朝廷。由源氏负责关东，平氏分担西部的治安责任。他严守武家的职责在于维持治安的界限，对公家政治，不要说否定，就连置喙的念头也未曾有过。他在寿永三年提出的意见书里也说，朝务应由朝廷任命国司负责，他作为武人要置身政治之外，加强对麾下武士团的统帅，以负责保卫国家。然而处在如此颓废的公家政治之下，离政治最远的，实际上反而是最富有政治性的行为。他把公家政治交给公家，自己一心培植武士，专心致力于确保其势力范围。这恰恰就成了不受旧体制污染的健康的武家政治成长的基础。
确保武家本身的范围，这一基本方针虽然不变；但周围情势的发展，却使赖朝对公家政治不能总是无动于衷。这是因为法皇特别庇护曾与其不和的义经，想以此来抑制赖朝的势力，甚至下令要讨伐赖朝。因此赖朝在采取实力，坚决追讨义经的同时，采纳大江广元的建议，请求朝廷授权在各地设守护以追捕叛逆。不问是公领，还是庄园，各地一律设置地头，每段地征收五升的兵粮米，文治元年（1185），朝廷同意了这一请求。这说明赖朝已把引为本职的国家警备权切实掌握在手里，同时也掌握了全国土地的管理权和征税权。这虽没有破坏原来的公家政治机构，但武家统治体制的强大力量已深深渗入到这一机构中。对于武家政治在形式上起于何时，学者们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我想其实质性的开端却应是这时。[1]而且这一重大事件，并非由于赖朝的专断，而是经过奏请，并得到敕许的。这说明赖朝的武家政治对公家政治是肯定的。赖朝还在这一年奏请罢免与义经有牵连的朝臣，让与他合作的九条兼实担任内览（内览，阅览上奏天皇的奏折、代行政务的官职，类似摄关。——译者），确定十名议奏公卿等等，试图把朝廷的阵容改造得有利于其政策的实现。兼实于翌年成为摄政氏长者，位列朝臣首班，赖朝与其建立密切联系，致力于理想政治的实现。这时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建立新政治体制的地位和实力，在给兼实的信中说，现草创天下，乃上天所赐，由此反映出他立志草创天下的雄伟气概。
源赖朝像
义经作为稀世名将，征讨平氏，为其兄赖朝建立霸权迈出了第一步，可是后来悲惨的命运，又为赖朝开创武家政治做出了重大贡献。义经逃亡西部，给赖朝设置守护地头制造了借口；他投奔奥州藤原氏，义经给赖朝征讨奥州、消灭藤原氏、彻底臣服奥羽两国提供了机会。赖朝在全国平定以后，才于建久元年（1190）进京谒见法皇和天皇，受命担任权大纳言、右近卫大将。不久，他以保持武家本分和担任朝官相矛盾为由而辞去二职。但他又肯定公家政治，尊重朝命，因此希望担任朝廷的最高武官近卫大将。可是，不久他之所以辞去这个职务，满足于仅有前右大将家之名，是因为他具有健全的武家精神，不留恋虚有其名的官位。大将或将军的居所，中国名称叫作幕府。如果仅从赖朝的政治机构称为幕府这一称呼的含义来看，认为他愿担任右大将一职，还是恰当的。但是赖朝除此之外，还想得到征夷大将军的称号，这一愿望在后白河法皇在世时没能实现。建久三年（1192）法皇驾崩，公武完全统一了步调以后，赖朝才当上征夷大将军。前右大将家从此成为征夷大将军家，称武家政治的首脑为将军，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武家政治机构
武家政治机构，在各方面都是与律令政治机构相对立的。律令政治从一开始就制定了完整的法典，试图以此去约束社会。武家政治却是按照自然成长的社会实际情况，制定法律和树立制度的。因此，前者虽形式完整，但并无实效；后者虽然形式不备，却确有实效。其次，前者是对全国实行一元化控制的统一政治，而后者却是同公家政治并列的二元政治，其统治对象不是无所不包的。从这一点来看，也可知前者政治机构复杂而广泛，而后者却是简单朴实的。
武家政治的中央执行机关叫作幕府。幕府这个名称虽然作为武家政治的集中表现，后来不断出现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但其本义则正如上面说过的，是大将或将军司令部的意思，与政治完全无关，而且这个词开始使用是在赖朝当上了右大将和征夷大将军以后，可以说这反映出赖朝的政厅，最初并不具有政治意义，只不过是武人的司令部而已。镰仓幕府的机关，向来为人注目的、最重要的有政所、问注所、侍所等三所。但这既不是同时设立的，也不是出于幕府政治的目的而设的。最早开设的是侍所，是治承四年（1180），赖朝以镰仓为根据地营建新第时所设，其目的是作为家人值勤侍卫的场所。侍所本是贵族的一种家政机构，是处理有关侍卫，即伺候者执行任务的场所，权门势家皆设此所，所以他不过是按例设置的。但是他把控制家人（家人，世代效忠于将军的家臣。——译者）看作自己势力的根基，所以侍所就成了肩负这一任务的重要机关。侍所设置之后，他在当年就任命心腹之臣和田义盛担任侍所别当，这件事也说明了这一点。别当下面是所司，当时由梶原景时担任。别当和所司，在平时统率家人，掌握其进退；战时则在阵前指挥军士。追讨平氏时，义盛、景时分别参加西下的军旅，指挥麾下军士。在侍所以后设立的是公文所（寿永三年，1184），由大江广元担任别当，中原亲能等数人担任寄人。公文所在赖朝位列公卿后，就改称政所了。[2]政所也同侍所一样，是模仿贵族的家政机构，公卿都设政所处理一般家政。赖朝的政所开始时也仅处理源氏家族的一般家政而已，后来随着他政治地位的提高，政所便成为处理广泛政治问题的机关。别当后来改称为执权。北条时政担任这一职务后，就成北条氏世袭的职务。随着将军日趋软弱无力，北条氏执权政治便强有力地表现出来，这一点下面还将谈到。问注所也设于寿永三年，以三善康信为执事，是处理众人申诉的机关。这种事务，本来贵族的政所也处理过，但赖朝特意将其从政所分出，另设一特殊的机关，这一方面说明诉讼繁多这一客观形势，同时也表现出他在主观上重视司法裁判，想以其迅速公平的处理，赢得人心。
武士
武士娴于弓刀，它是对主人忠心耿耿的打仗机器。他们穿着一套精心设计的有效的铠甲来保护自己。在宽腿马裤、宽大袖子的轻丝袍之外，他们穿着金属薄片做的一件套战袍，用绳子串起来，通过皮带子吊在身上。为活动方便，右臂没有保护，腰下的铠甲分成四片宽松的战裙。武士头上醒目地戴着向外张开的头盔，意在威吓敌人，也可避开刀砍。这种铠甲结构紧凑，易于修补，重约11公斤，相当轻便。
从上列三机关的设立说明，所谓的幕府，是由赖朝的私人家政机构发展而来的，它起源于贵族的家务制度，在这一点上，可以明确看出武家想要模仿贵族的心理。另外，还可找到一件事作为旁证，那就是赖朝为处理公文所及问注所的事务，聘请出生于京都学者之家、经验丰富的大江广元、三善康信、中原亲能等人，委以重任。他们都在京都担任下级官吏，才华无法施展；当然愿意到新兴势力所在的镰仓，大展宏图。可见在人的因素方面，武家也有仰赖于公家的地方。上述大体上是早期的幕府中央机关，到了执权政治时代，泰时设11名“评定众”作为执权的顾问，委以协商处理重要决策和重要司法裁判，于是政所与问注所成了专门处理事务的机构。到时赖当政时，还设置数名“引付众”，专门负责诉讼事务。
地方机关，设置在特殊地区的有京都守护、镇西奉行、奥州奉行。至于全国，则普遍设置守护和地头。京都守护是代表幕府驻京都的派出机关，负责朝廷与幕府间的交涉、维持京都的治安和掌管家人的诉讼等等。最早是由义经以赖朝代表的身份，担任此职，后来由北条时政代之，不久又由赖朝的妹婿一条能保担任。承久之变以后，幕府痛感京都守护一职的重要性，又另设南北六波罗一职，由泰时、时房担任，以负责警备京都、监视朝廷。三河以西各地的行政和司法，亦归其负责。只有大事，须听幕府指令，而小事则可以独断，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机关。其首脑称六波罗探题，由北条一族担任。[3]
护手盘
这只镀银护手盘取传统“米糕”式，装饰着正规用刀。护手盘上面盘绕的飞鸟图案可能表明了精神向往，突出了该刀作为宗教祭品的用途。
镇西奉行负责掌管九州的军事、警察及有关家人的事务，幕府给在九州人们的命令，由奉行负责下达。由于九州离关东较远，而且又是过去和平氏有深切关系的地方，所以需要这样一个统治机构。文治二年任命天野远景为首任镇西奉行。
奥州奉行是赖朝征服奥州后，为统率当地家人而设的职位，最初由葛西清重担任。
守护是每国一人，各国都设置的地方机关。与地头一起，都是维护幕府政治基础的重要职位。其正式设置，一般说是在文治元年（1185），实际上也具有武家政治机构的一般特点，有自发的成长和发展的性质。守护之名，在当时实际上并不使用，权限也与后来不同，当时设置的机构，具有不成熟阶段的特点。初期的守护可能仅负责追捕叛逆者，并在军事上指挥所管地区的家人而已，到后来才规定其法定任务是统率地区内家人（具体如督促禁卫）和担任地区内治安、警备工作（具体如追捕叛逆、杀人犯、夜袭者、强盗、山盗、海盗等）。赖朝从一开始就把所有武家应自觉地视为本分的工作都包括在守护的任务中，将其视作培植武家势力、推动武家政治的地方执行机关。其地位类似律令制下的国司，只是不像国司那样掌握全部地方行政，仅限于统辖家人和地区的警备等部分任务而已，这正好反映了与无所不包的律令政治相比，武家政治仅仅是局部的，尤其征税事务则是委托给其他机关，即地头来担任的。
因为守护是这样重要的机关，所以担任守护的都是源氏有势力的家人。特别在赖朝时代，担任守护的都是创业以来的功臣家人。到了执权政治时，即变成北条氏独裁政治的时代，守护的职务，也为北条氏所觊觎，重要地方的守护，几为北条氏一门所独占。
刀
这只装饰华贵的刀通过两个编结而成的链子悬在腰间，是某镰仓军阀专门用来献给伊豆半岛的三岛神社的。这种刀有许多从未在战斗中使用过，而是置于庙中用来敬神或是用作赢得某重要战役后对神的答谢，或是如愿以偿后的还愿之物。
地头本是庄园领主在现地所设的一种庄官，由当地有势力的名主担任。他们负责管理庄园，并以庄园收益的一部分收归己有，作为报酬。担任地头的，都是当地有势力的人。赖朝利用这一旧有的机构，在所有庄园、公领都设置地头，派自己家人去担任，并于文治元年（1185）得到敕许。于是地头由过去私人的、局部的职员变为经过勅许的、公家的普遍设置的机构。特别是通过其家人身份关系，实质上和幕府保持着强有力的联系，一般公认在地方上代表幕府的权力，或具有构成幕府基层组织的意义。幕府存在的基础，实质上就在于这种家人——地头的财力、武力和忠诚。从这一点来看，地头在幕府政治机构中的意义，不仅仅是事务性的地方机关，可以说是构成政治机构本身的根本要素。地头的具体职务是管理土地、征收租税和军粮，维持管内治安等等，其收入各地区不尽相同。地头的设置，曾遭到庄园主方面的反对，要在全国普遍设置，遇到了重重阻碍。但基本趋势，无疑是地头势力逐渐渗透到各地，特别是承久之乱以后，幕府势力有了划时代的增强，没收了与动乱有牵连者领地三千余处，分赏给了有功的社寺和将士，因此大量补充了新地头。新补地头的收入是每11町庄田、公田中，有1町免税田，以及每段加征5升米，山傍水边土地上的收入，与领家平分，因此其收入是相当多的。
六原之战
这幅屏风画的局部描绘了12世纪晚期内战期间的六原之战，图中一个士兵拽着敌人的头正要用短刀割断其喉管。这种短刀刃朝上，佩于士兵的饰带或腰带上，机动作战或近距相搏时必不可少。这种武器在13世纪晚期被大量生产。
总之，幕府通过守护行使对全国的警备权，通过地头行使对全国的征税权。这些机构与其说是源氏的家务机构，莫如说实质上就是国家的中央机构。幕府的统治机构，实质上是建筑在守护、地头作为家人统属于将军的关系上的。根据这一点，今天普遍把幕府政治叫作封建政治，把当时的社会叫作封建社会。封建这个词，在中国本来用于与郡县对立的国家统治形式。在周代，国王把所有的土地都分给诸侯，诸侯则作为国王的屏藩，再把它分给自己的臣下。这种以层层统治的累积，作为统治国家的基本组织，“封建”是指这样一种政治形式。但是，今天使用的封建一词，其概念更多地吸收了欧洲Feudal system这一名词的含义，把重点放在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人与土地的结合关系等社会结构的特点上。在这种情况下，幕府政治的封建性当然是集中在将军与家人的主从关系这一点上。这种主从关系，从律令社会起，就已经存在了，随着律令约束力的衰退，人们依赖私人庇荫照顾的情况加增，和权门势家结成主从关系，处于隶属地位的家人不断产生。作为武家而崛起的平氏和源氏，其周围也集聚了许多这种家人，而武家的家人，在当地是拥有土地的名主阶层，他们为了使其所有地受到保护，以服从主人的命令作为回报，和武家结成了必须完成所授任务那样牢固的主从关系。响应赖朝举兵、竭尽忠诚的家人们，不外是想在报答父祖以来历代恩义的同时，还想依靠赖朝的力量，以谋求自己领地的安全。这样的主从关系，随着幕府势力的增大而巩固起来。将军保护家人们从祖先传下来的领地，对有功者更给以特别的恩赐地，这种恩赐地不许买卖，而且也并不意味完全领有，只是代表一定的收益权。担任地头的职务，是其主要途径。家人为了报答将军的恩惠，要忠实地履行军事勤务，完纳财政负担。例如守卫京都、守卫镰仓（由东国家人担任）和警备任务（由九州、中国家人担任）等的军事勤务、经常和临时征收的贡税义务，特别是有事时要服军役等，这些都是主从双方的关系，抽象来看，好像是一种契约关系，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建立在相互信任和道义上的温暖的人与人的关系，完全超越了契约观念。这是一种立足于与同族观念，血缘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深厚的人性关系，从时间上看是一种祖先以来代代相继的牢固关系。正是这种牢固的主从关系，构成了幕府存在的实际基础，它使武家政治与形骸化的律令政治相比，成了充满活力的救世主，因而使社会更强大和柔和，使文化更广博和深邃。
金刚力士
这个正怒目而视要作恶之人的金刚力士，或“霹雳好汉”，最初是在庙门口镇守庙宇的。作为官定国教，1185年军人掌权时佛教已在日本广为传播了。下一世纪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教派为王孙以至农夫提供简单的觉悟之路，其信徒的地位惊人地提高了。
关于政治机构需要补充的是，在幕府的财政来源方面，有关东分国和关东御料制度。关东分国是赖朝在文治初年下赐的九个知行国，即伊豆、相模、上总、信浓、越后、骏河、武藏、下总、丰后，他推荐家人到这些地区担任国司，执掌国务。所谓知行国，是律令的国司制度私权化以后产生的一种变态，从院政时代起开始盛行。知行国的国主任命家人为国司，负责国内公领的行政、司法和征税等事务，大部分租税收归己有。所谓关东御料，主要是指赖朝在没收平家的土地以后所获得的庄园的权利，其中有部分赐给了地头和家人，剩下的成为将军直辖领，这些直辖领的年贡、税收就成了幕府的收入。
武家政权的建立
正如前述，赖朝所开创的武家政治是严守武家特点的政治，它并不否定公家政治。承认朝廷在地方上所设的国司掌管地方行政，保全院、宫等各贵族的庄园权利。尤其是对朝廷的命令极为尊重，一言一行都表现出尊崇朝廷的诚意。这可能是由于传统的国民感情，特别是担任朝廷守护的源氏一族历代相传的信念。但是从建立新政权的角度来看，则是极不彻底的，会让旧势力感到新政权并不足惧，一有机会就会产生要推翻它的想法。除这一根本原因外，幕府由于内讧及其他原因而削弱时，旧势力的反抗就会更大。承久之乱就是这种公家反抗武家的典型表现。这件事结果成了确立幕府政权的重要里程碑。
武士的庄园
作为掌管着日本大片地产的封建主的军事侍从，武士发誓要保卫其主人的领土。作为对这种服务的回报，他们常会得到赏赐的地产，住在宽敞的房子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高级武士住在战时与和平时均装备良好的安全的围栏里面。如图中马厩、仓房和仆人与低级武士的住所环高级武士的私宅成群而立，私宅以芦苇苫顶，游廊探出房外。房屋墙采用昂贵的白雪松木，糊着透明的纸屏。院子里的一块地可种植枫树和蔬菜。人们在户外或敞蓬的小房子里做饭就餐。水要从附近的泉眼取，泉眼旁可能建有一个神龛。
平时，武士成员在房屋前面的围栏里面练习射箭和剑术等武艺，农工在周围的地里劳作。不过，这种宁静的院子还是个防守堡垒，一直有人守卫，并有壕沟、结实的栅栏和种着树的陡直的土坝防守。遭攻击时屋顶上要涂泥巴以防火箭，弓箭手急速赶往唯一的大门上的瞭望台上。
赖朝在世时，由于朝廷内部势力关系的变化，朝廷与幕府之间的关系，虽并不经常是十分融洽的，但到正治元年（1199）53岁的赖朝死去后，因无人继承，幕府内部纠纷加剧，致使朝廷对幕府采取了攻势。所谓幕府内部的纠纷，主要是由于外戚北条氏企图取代将军，掌握幕府实权。在这个阴谋之前，第二代将军赖家被幽禁在修善寺，并遭杀害；第三代实朝在朝廷做官，升进右大臣，但在拜贺八幡宫之日死于非命。源氏将军，传至三代而亡。幕府的创业功臣畠山重忠、和田一族等也相继灭亡。这意味着北条氏势力的增大。但从外部看来，则是幕府有了明显的削弱，尤其是到京都去寻求继任将军。结果是迎立了一个赖朝的远房亲戚，只有两岁的幼儿、九条道家之子赖经（当时幼名三寅）为将军，就更使人怀疑幕府政权是否稳固。当时朝廷是后鸟羽上皇执行院政，上皇一心要打倒武家政治，确保院政实权。在皇宫严密设防，除了由北面武士护卫外，并置西面武士来加保护。他平时酷爱刀剑，还亲自动手锻造。承久三年（1221）一个以上皇为中心的倒幕计划付诸实行，这是这种内外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上皇和朝臣的估计完全错了，幕府虽然表面上削弱了，但支持这个基础的武家政治机构却纹丝没动。镰仓家人团对将军仍然忠贞不贰，在赖朝继室政子的激励下，众将奋起，以20万大军，从东海、东山、北陆三路像潮水一般直逼京师。在精兵面前，京都的守备一触即溃。朝廷的讨幕令旨下达仅一个月，京都便完全被幕府军队所占领。动乱平息后，主谋的公卿和为首的武士都被处斩；有牵连者，则没收其领地；对皇室采取了空前的处理办法，即将后鸟羽上皇流放到隐歧，顺德上皇流放到佐渡（土御门上皇自动迁去土佐）。让后鸟羽上皇之兄行助亲王（守贞亲王后高仓院）并非上皇却主持院政；废黜今上天皇（仲恭天皇），改立亲王之子茂仁王（后崛河天皇）为天皇。这些处理方式的严厉，是赖朝等人连做梦也没想到的。可以说是完全改变了幕府初期对朝廷的态度。换言之，这说明幕府已从过去尊重公家政治、固守自己领域的武家政治转为公然反抗公家政治，大有干预其政的势头。这是武家政治特点的巨大变化。与此同时，对乱后处理中没收的三千处领地，也重新指派了地头，从而使支持幕府的地头阶层的势力范围也扩大了。另外在京都设置两六波罗，作为监视京都、统治西部的强大派出机构。在公家势力的大本营里，深深渗入了幕府政治的威力，武家政权的实力得到了全面的、划时代的加强。以承久之乱为转机，武家政权无论在特点方面，还是在实力方面，都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承久以后到元寇入侵为止，大约六十年间，是幕府政治的全盛时期。从形式上来说，幕府政治是北条氏的执权政治，从内容上来说，则是充分发挥了公正、廉洁、爱士安民的善政。代表这种政治的执权，是历史上有名的泰时和时赖。泰时律己甚严，一心想着人民的休养生息，为了维持治安和诉讼公正，他断然采取了无所畏惧的坚决手段，兼收了公武两家政治的长处。泰时的著名政绩，如上所述是设立“评定众”，作为执权的顾问，使幕府政治形式成为合议政治；制定“御成败式目”51条作为武家法制的基础。“御成败式目”因为是在贞永元年（1232）发布的，所以也叫“贞永式目”，对后来的武家法制，影响很深。公家政治和武家政治的不同，最典型地表现在律令与式目的差异上，作为法典来说，式目终究不能与律令并列。尤其是制定式目的目的在于为给裁判公正提供依据；实施的范围，也仅限于幕府势力圈内，不包括公领和庄园的领家，因此与完整的法律体系律令相比，它仅仅是限于部分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内容贫乏的法典而已。然而应该肯定，其中所包含的法律内容，却是赖朝以来的惯例，和以武家社会的道理为准绳而产生的现实的法律，对社会具有很高的约束力。具体规定主要有；守护地头的职权、家人的身份财产，特别是领地问题；比起公家法制来，不同的是加重了刑罚、提高了女子地位以及加强亲权等等。对诽谤罪，重则流放，轻则监禁；对打人罪，武士没收领地，无领地的处以流放，“郎从”（郎从，无领地的从者。——译者）以下，则处以监禁，与律令法相比，处罚要重得多。其次是女子可同男子一样继承领地成为家人。无子时可使养子继承领地；父死后，母可代父行使亲权。此外，妻妾即使离婚，只要不犯重罪，其夫不得收回其领地。这些与主张男尊女卑的律令相比，明显地扩张了女权。亲权在律令法中，虽然也很高，但式目规定，父母即使已把领地让与子女，并取得了幕府的承认以后，仍有权取消决定，并将其交给其他子女；在接受让与的子女死亡时，父母当然更有权自由处理其领地。这些都是根据没有受到律令法影响的民间固有习惯而来，随着武士社会地位的提高，这些也都作为武家法律而固定了下来。[4]
继泰时之后的时赖，也很注重民政。他在幕府设“引付众”，以期迅速明快地解决诉讼案件。据传说，他在出家后仍微服巡访各地，关心民间疾苦。这虽只是传说，但也反映了他的仁政。
蒙古来袭
时赖死时，其子时宗还很幼小，所以由同族老臣担任执权。文永五年（1268），幕府接到蒙古第一次通牒时，时宗已经18岁，担任执权了。他对此显示了敢于奋起迎敌的气概。他不辜负众望，几乎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击退蒙古军上，保国保民，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武家政治的力量。无论是泰时和时赖的民政，还是赖朝所开创的事业，都因此举而显得有始有终。但自此以后，幕府便迅速踏上了衰亡的道路。
忽必烈试图侵入日本的画卷
本图取自一幅描绘1274年中国的蒙古皇帝忽必烈的军队试图侵入日本的画卷。画中日本将领竹崎来永的坐马血流如注，他倒在一阵箭雨中。日本兵既要面对人多势众的敌人，又要与先进的武器斗争：炮弹在来永头上爆炸，这是已知的关于火药被用于大炮的最早描绘。这些优势在面对顽强抵抗和毁灭性台风——日本语发音kamikaze即神风——时，却帮不了忽必烈什么忙。来永活了下来，请人画了这一画卷，据传这位骄傲的将军在画作完后，自己加上了刺穿其头盔的红箭。
镰仓幕府初期，12世纪末的远东，朝鲜半岛是由高丽，满洲（这里，著者仍按日本资产阶级学者的习惯，把中国东北部称作“满洲”而和中国并列；下面的中国北部是指山海关内中国北部。——译者）和中国北部是由金，中国中南部是由南宋分别统治着。这时，蒙古已在北方兴起，其酋长铁木真统一了蒙古高原的全部游牧民，建立了蒙古国，即大汗位，接受了成吉思汗的称号（1206）。从此以后，蒙古就一再侵略四方。灭金之后，把中国北部并入自己版图，更向东降服了高丽，向南平定了云南、西藏和安南，向西由中亚侵入欧洲，席卷俄国、波兰、匈牙利，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到第五代忽必烈（世祖）时，国势最盛，迁都北京，定国号为元，灭亡南宋，统一中国，并派兵到暹罗、柬埔寨、缅甸等国。对于东方仅剩的一国日本，也想将其置于统治之下，文永五年（1268），派遣使节，携带国书到日本要求建立国交。但在建交的后面，却表示要以武力相威胁。幕府拒绝了来使，并做好充分准备，以应付不久即将发生的最坏事态。元朝后来又派来使节，先后共通牒五次，但每次都被我拒绝，始终保持了毅然决然的态度。文永十一年（1274），当蒙古与高丽联军3万人，乘战船900艘来犯日本时，幕府便暴露了不了解敌情的井底蛙之见。元军攻陷对马、壹岐诸岛，进入博多湾，开始登陆，他们以威震欧亚的密集战法和新兵器大炮，压迫仅靠骑兵弓矢作战的日军。日军因形势不利，退守大宰府水域，恰逢当夜刮起暴风，使敌舰损失惨重，残余敌军暂时撤回朝鲜。文永之役就这样结束了，它给了幕府重大教训，使幕府懂得以往的计划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把事情估计得过于简单了，于是重整兵马，巩固团结，在博多沿岸构筑石垒，以使擅长陆战之敌无法登陆。修筑石垒的工役由九州家人平均分摊，前后费时五年。另外努力加强水军，以便迎击敌军于海上；进而转入反攻，准备进击敌军。“异国征伐令”激奋了人心，多数家人都纷纷向镇西奉行报告自己能动员的兵员和武器数量。但对幕府来说，这只是鼓舞士气的一种方法，主要力量始终用于海岸的防御上。这时元朝正图再举，在高丽设立征日本行省，统辖远征日本事务，弘安四年（1281），又计划出动东路军4万人，分乘900艘船从高丽出发；江南军10万人，分乘3500艘船从宁波出发，两军准备在壹岐会合后进袭博多。元军为长期远征起见，还准备了农具，计划登陆后实行屯田。但实际上两军并没有取得联系，东路军首先来袭，在日军抵御下，无法登陆，日军更凭奇袭，烧毁敌舰，捕获敌将，经常处于有利态势，因而使一度占据博多湾内志贺岛的敌军，退到壹岐准备与这时已到达平户岛的江南军相会合，在鹰岛集结，进攻大宰府。可是，这时又正值台风季节，闰七月一日夜（新历八月十六日）台风袭击了玄海滩，敌船几乎全部覆没，部分残敌盘踞鹰岛，也为日军所击溃，可惜元朝的雄心壮志，至此烟消云散。这是弘安之役。[5]
忽必烈汗的军队
在一轴13世纪晚期的日本画中，忽必烈的士兵被描绘成穿着豪华的中国式长袍，手持中国式乐器的人。然而，这些士兵还是骑在蒙古马上。
在空前的国难当头之际，幕府虽制订了殊死的防御计划。但那时神佛的力量，还强烈地支配着人们的心理，因而很自然地祈求神佛保佑。时宗也用血写下经文，祈祷打败敌国。自古以来就注重祈祷的朝廷，更是倾注全力，祈求神佛保佑，龟山上皇在伊势神宫祈祷，愿以身殉国难。因此，当人们知道两次来犯，都因暴风而被击退时，便把它归之于神佛的灵验，不能不切实感到神佛保卫国土的力量。它还意味着朝野上下已从古代末期以来的悲观末世思想中解脱出来，由此激发了热烈的国家思想、旺盛的肯定现世思想以及积极果敢的向外扩张精神等。后来历史的特点，很大部分是由那时规定下来的。
幕府的衰颓
元朝在弘安之役失败后，还曾想发动第三次远征，但由于国内形势，无法实现，终于没有再来侵犯。尽管这样，幕府还不能放松沿海防御，因而发生财政支绌，家人苦于负担等事。对两次战役的行赏问题，也使幕府陷入困境。由于这些战役并没有获得寸土，因而没有可供赏赐的财源，即使靠丈量土地查出的黑田，也根本不够赏予全体有功者的财源，反而会招致原土地所有者的怨恨。四面八方都发出有关领地的诉苦，还有家人的贫困，这时已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家人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领地收益上的，随着时代的推移，家人中间受到贵族文化的影响，生活水平提高，致使收入变得不足。特别是这个时代的法律规定，领地原则上是分割继承，因此造成领地日趋零散，比起增大的支出来，收入相应地减少了，因此，家人中典卖领地的日见增多。这样，维护幕府基础的家人阶层的动摇，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幕府为救济家人，永仁五年（1297），下令禁止今后典卖领地，对以往业经卖出和典出的领地，除经幕府承认、入家人之手已过二十年者外，其余的一律无偿归还原主；有关金钱借贷的诉讼，一概不予受理。这就是所谓永仁德政令，家人虽因而能无偿收同了丧失的领地，勾销了所负债务；但非家人及一般平民，却蒙受了巨大损失，幕府无形中自身践踏了政治公正的信条。家人虽因此一时得到救济，但由此引起的金融梗塞，不久便使家人陷入困境，民心发生动摇，幕府威信因而下降。除了这些外部形势外，北条氏内部也出现了衰败的征兆。时宗在弘安战役结束后，仅三年就死去了，后来就没有出现过强有力的执权，实权落到部下权臣手里，直到高时时期。
社会经济情况
镰仓时代的社会阶级，可以分成公家、武家、平民和贱民四种。公家是上代统治阶级宫廷贵族的后身，由于武家政治时代仍保留着公家政治的形式，所以他们仍担任高官，拥有庄园领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上层阶级的地位与实力。只是没有过去那样的专制权力，凡事都要受武家的牵制，领地也遭受地头等侵占，虽经常感到有一种没落阶级的恐惧，但整个来说，其实力仍未丧失。掀起承久之乱和建武中兴，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武家的远祖，有皇族和贵族，也有平民，但都定居在地方上，从土地的领主或所有者的经济基础发展起来的，随着势力逐渐增大，到了这个时代便上升到统治阶级的地位。武家政治的坚实，从社会组织来说，是由于新兴武家阶级的天真纯洁。武家内部也有身份之差，“侍”与“郎从”之间，就有很大的区别，侍是指战时骑马披挂上阵的武士，郎从多是跟随侍徒步出阵的从者。平时侍是农村的名主，在村内构屋居住；郎从则寄居其宅内，研习武艺，并为主人服杂役。再者根据与幕府的关系，侍又分为“家人”与“非家人”。家人是源氏的累代家臣及赖朝创业以来新加入家人行列的人，是幕府的直属武士，在侍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与权利。家人的权利义务，已在前面讲述封建制度时谈到，这里不再重复。在地方农村，这些家人就是地头，在村内重要的地方建房以居，房屋周围挖沟筑垒，威风十足。“堀内”等的地名，就说明是这些家人住居的遗址。平民是指一般的农民、百姓，这个时代对他们有一个特有的称谓叫作“凡民”。他们多数是从事生产的农民，但其中也有拥有土地的名主和佃耕名主土地的佃农、农奴等阶层。此外，各村还有铁匠、木匠、竹柳工匠及瓦匠等手工业者，其他如运输年贡米及其他物资者，从事买卖的商人等，也都属于平民阶层。除京城、镰仓等政治城市以外，大津、坂本、兵库、小滨、敦贺、博多等港口，当有大量商人。还有是贱民，包括奴婢、下人、杂人等，但并不像律令制的贱民那样，有严格的身份规定。农村的名主可能使用这些下人耕种其土地，这样就产生了相当牢固的主从关系，不过，所谓奴隶那种物质的特点，却不十分显著，奴隶的来源多是靠买卖，拘捕而来。此外还有由于从事当时人们厌恶的职业而遭到鄙视的，例如从事屠宰、制革、游艺、巫祝、看守陵墓和从事殡葬等有关的人，他们并不一定是奴隶，只是要比一般人低一等，所以也包括在贱民之列。
13世纪时的日本
在从镰仓施政的一个军事政权或曰幕府的霸权统治下，日本进入13世纪时已是一个强国了。幕府将军们名义上从天皇那里获得权力，天皇住在镰仓以西480公里处的古城京都的宫中，事实上只礼节性地行使职权。日本民族集中在本州、九州和四国这三大岛上，在幕府时期国力昌盛，商人与亚洲大陆贸易获利，国内局面安定。1333年镰仓幕府垮台，日本国再度陷入内战中。
正如幕府在政治上依靠地方家人的支持一样，这个时代的经济主要靠地方农村名主们的活动。在律令时代，他们上面有管制统辖的官吏势力。到了这个时代，上面的官吏势力没有了，地头虽然专横，但说起来是和他们属于同一阶层的。一般并不妨碍名主的自由经济活动，即使有些妨碍，也有越过它来进行活动的广阔天地。农业生产的进步是他们活动的最基本的成果。增加耕地的根本条件，如用水的管理和保证，都和名主有很大关系。此外畜力的利用、一年双收的普及等等，都显示了这个时代农业的进步，是依靠名主阶层农民的不懈努力而实现的。名主还通过兼营商业开辟了广泛活动。负责年贡米的贮藏、保管、运输和买卖的商人，叫作“仓本”或“问”，最初是由庄园内富裕名主担任的。当时各地都设有定期的市集，买卖各种商品，所依靠的也是名主所贮藏的剩余产品和他们的消费欲望。宋钱的广泛流通，也说明这些商业交易的活跃。日本在村上天皇时铸造乾元钱以后，就再也没有铸造过钱币，因而出现了使用钱币的衰颓期，但后来随着和宋朝贸易的开展，宋钱流入日本，钱币又开始在社会上流通了。由于钱币的流通和商业的发展，有的人积累了巨额财富，于是就有了经营酒店或放高利贷的人。他们拿贫困家人的土地做抵押，或是买下他们的领地。就在这些活动中间，产生了摇撼幕府基础的力量。这个时代出现的重要经济现象还有，商工业者组成的同业间的行会“座”；庄园领主为了征收关税而在交通要路上设置“关所”；为方便远距离商品交易而设的汇兑；平民间互相在经济上通融资金的信用组织“赖母子”；运输专业者的“马借”等等，这些到下一个时代都有了更大的发展。
文化
这个时代的文化，是直接反映政治形势的，可以分为公家文化与武家文化两个互相对立的内容。公家文化是以前代以来的形式的、情趣的、贵族文化的惰性而出现的，特别是丧失了现实的力量，显然是眷恋过去、逃避现实的，看不到对于文化创造的积极作用。武家文化虽然粗野，但有意志力、实践性，以极大的积极性形成了新文化，而且从内容上看，主要是古代精神的复活。古代那种朴素、纯真的精神，即使在上层知识阶层接受隋唐文化的决定性影响时，在地方农村中，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而保存了下来。随着武家的兴起，由武家把它再次推到历史的前台。对立的两种文化，并不总是对立的。公家文化也吸收了武家文化的长处，改变了自己的面貌；武家文化也受到公家文化的巨大影响，修整形式，丰富了内容。这种公家化的武家文化和武家化的公家文化，互相影响、交错，向下一个时代发展下去。另一方面，也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有了许多宋文化的特点。与隋唐形式的、训诂的文化相比，宋文化是唯心的、道德的以及平民化的。它以禅宗和宋学的形式，影响着成长中的武家文化和变化中的公家文化，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赏花
这幅14世纪的日本画表现的是一位学者坐在露台上观赏樱花树和桃树。樱花树是众多开花树木中最为日本人钟爱的一种。许多热情饱满的人们在春夜里一直守候在树下，等候亲眼目睹黎明时绽放的第一朵樱花。
这位日本武士在和服的外面穿着一件散布着松针图案的无袖外套，腰间插着的两把刀是武士随身携带的武器。
一个男人外面穿着浆洗过的白色长袍，里面穿着宽松的裤子，长袍上挺直的褶皱与裤子柔和的轮廓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右手拿着的木扇是高贵的象征。
上流社会的日本人通常穿几层衣服。这个人在蓝袍外衣里面又穿了贴身长袍，衣服层次形成了强烈对比的色块。
正式的日本封建主的帽子是用硬纸做的，纸上附一层黑纱，然后再刷一层漆，戴时，在颏下用纸绳将帽子固定住。
这位日本贵妇在一件素朴的和服外穿了一件飘垂的罩衣，用一段绣着金线的红带子束腰。制作和修饰这件衣服需要染、绣等工艺，通常不使用昂贵的进口绵段。这位妇女的头发飘散在肩背上，恰好与衣服的格调相配。
“来迎”
上图，表现了阿弥陀佛的侍女奏乐欢送一位信徒去净土——西方极乐世界。从5世纪起中国就开始崇拜阿弥陀佛，1000年左右传入日本，在12世纪吸引了大批追随者。整幅图被称为“来迎”（汉语意为“接引”，指佛来迎接临终者进入佛国净土），描绘了仁慈的救世主降临人间欢迎刚死的人进入极乐世界。
佛教
镰仓时代的精神文化，由于佛教新宗派的兴起所代表的佛教界的革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净土宗、真宗、时宗、禅宗、日莲宗等可以举出的新宗派，都是这个时代出现的宗祖所创立的，不过，其思想的、历史的特点并不完全一致。有的是前代以来的净土往生思想得到了正统的继承和纯化（净土宗、真宗、时宗）；有的是忠实地照搬和模仿大陆的新宗派（禅宗）；有的是改变旧佛教时代性的面貌（日莲宗）。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思想特点，就是这些新宗派都是适应这一时代共同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的。这不是别的，正是旧佛教过于脱离宗教本质的世俗化，以及古代末期社会的大变动、公家统治的没落、武家阶级的兴起，和随之而来的连年战乱、饥馑和天灾，总之，是对人生的无常和现世苦恼的悲惨体验。看到佛所预言的末世就在眼前，而负责护持正法的僧侣和寺院，其现实情况又如此，身为僧侣的善感青年和求道的信者，怎么能无动于衷而加漠视呢？由于他们的性格不同，境遇不同，提倡的宗派当然也不相同，但都提倡专修一行，以向广大人民开放救济之道，否定象征旧佛教的造寺造塔等功德，撇开一切功名利禄，专心致志地投身于信与行中，由此传播不论贫富贵贱善恶男女都是平等的福音。从这一点看，可以说是真正的人民宗教的兴起，是可以和欧洲宗教改革相媲美的、佛教界划时代的革新。
地狱
在一个手持棍棒的恶鬼的追逐下，一个罪人逃入烟熏火烤的地狱。这是一幅12世纪晚期日本艺术家的想象画。佛教的地狱各种各样，如压碎人的地狱，惨嚎的地狱，每一个地狱是专为一种罪恶而设的。在这里，受苦者先被灌醉，失去知觉后开始受惩罚。这种惩罚并不是永久的，在历经一系列磨难后他们会悔悟，并体验到启蒙的欢乐。
最早创立新宗派的是法然（源空）。法然起初就学于叡山，后从唐僧善异教导，发展前代以来的净土信仰，创立了专修称名念佛的净土宗。他的主要著作是建久九年（1198）为九条兼实著的《选择本愿念佛集》。由于其教旨适合人心，其德操在当时也是卓绝的，因而深得各阶层的尊信。但也为此而遭到旧佛教的迫害，因谗言而被流放到土佐，但此举反而使他有机会把佛法弘扬到地方。
法然的弟子亲鸾，以忠实地祖述师说为己任，虽因坐法然流放罪的株连，被流放到越后国，却从此巡游东国，为教化北陆和关东的平民阶层做出了很大努力。在此期间，他自己超越了乃师法然，到达了独自的、更高的信仰境界，被尊为真宗的开山鼻祖。其代表思想是所谓“恶人正机”思想，认为只要人类能对罪恶的本质有深刻反省，并坚定地相信如来有绝对普救的信念，那么既不需要出家持戒，也用不着诵读经文。对在家、在俗、肉食、娶妻等一切世俗行为都持肯定态度，只凭对弥陀的专一信仰，来贯彻其宗教生活。他的主要著作是《教行信证》6卷。
时宗也是出自净土宗的一遍（智真）所创立的宗派。他巡游全国，向广大民众弘布念佛，因此取得“游行上人”名称。其教义中，因有尊重神祇一点，所以和人民信仰相一致，普及面很广。
禅宗是由宋传入而兴起的一种新宗派。坐禅是佛教修行的一种形式，自古以来各宗都采用，但禅宗却把这种修行形式作为佛教主体。它始于中国南北朝的菩提达摩，后来代代相承，叡山学僧荣酉于平安末期和镰仓初期，曾两次渡宋（第一次在仁安三年，1168；第二次在文治三年，1187），归来传播临济派禅，以平户和博多为中心宣讲其教义。他著有《兴禅护国论》，强调禅是佛法的最高境界。他因受天台宗的压迫，曾去关东接受幕府皈依，但不久就回京，在京都建立建仁寺。提倡禅宗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通过坐禅得道等，这些很适合武士克己的生活方式，因而取得了武士的信仰。如果说旧佛教是公家佛教，那么它就是武家佛教。虽说是武家佛教，但它得到幕府及上层武家的皈依，这说明它本身经不起成为第二个贵族佛教的诱惑。禅宗在京城和镰仓，陆续建起巨大的伽蓝，僧侣也被授予很高的地位。从新宗教的本质来说，它与禅宗的另一派曹洞宗相比是不纯的。继荣西之后，振兴这一派的著名人物有，兴建东福寺的圆尔弁圆（圣一国师）、兴建南禅寺的无关普门（大明国师）等等。由于宋遭到蒙古的侵略，避难来到日本的中国僧侣，也传播了临济禅。在这些僧侣中，兰溪道隆曾应时赖的招请，来到镰仓，建长五年（1253）兴建建长寺。建长寺在伽蓝的规模或寺内的纲纪等方面，均依宋制，是日本最早的纯粹禅寺。他被宇多天皇谥为大觉禅师，是最早的禅师称号。时宗还从宋邀来无学祖元（佛光禅师），兴建圆觉寺，并任第一任住持。时宗向他学习参禅，磨炼肝胆，蒙古入侵时，曾得其鼓励不少。
曹洞宗是道元入宋后传来的，他愤世嫉俗，一度应时赖的邀请去镰仓，但不久便辞归越前永平寺，严格训练、培养弟子。专心坐禅，以领悟如来本旨，这种专修一行的精神与法然、亲鸾的专修念佛相比，虽然有自力与外力的区别，但它是彻底的出家主义、反世俗主义、否定现实的精神，因而创造出肯定现世、绝对无杂的纯粹宗教境界，在这一点上可与亲鸾的境界相比。道元的主要著作是《正法眼藏》。
日莲宗是日莲所创。他起初学习天台宗，慨叹其衰微，认为释迦的真精神在于法华经，因此排斥其他宗派，著《立正安国论》。提出如不早立法华正法，将受外国侵略的论点，并以此向幕府进言。恰巧遇上蒙古来牒，认为正中其预言，自此他的布教越发积极，结果被流放到佐渡，不久获赦回到镰仓，在甲斐的身延山兴建了法华道场久远寺。他提倡的日莲宗（又称法华宗）是根据天台教理，以《法华经》为正依，吸收了古代佛教的护国思想、真言宗的事相、净土宗的专修念经等等，内容十分复杂。可以说是旧佛教在新时代中变化的典型表现。
旧佛教内部虽然没有发展到像日莲宗那样开创新宗派，但革新的趋势却很明显。华严宗的高弁（明惠）在洛西的栂尾主持高山寺，斥名利、行佛道；法相宗的贞庆（解脱）也持戒极严，在山城的笠置寺闭门修行；律宗的俊芿渡宋，带回两千多卷经文，回国后重振京都的泉涌寺。律宗西大寺睿尊（兴正）门下的忍性，则毕生从事救贫、行医等社会事业。忍性一生中架桥189座，修路71条，掘井33口，建浴室病室等5所，施衣33000件。他在镰仓建立医院，20年中治疗患者达46800人。奈良时代佛教所具有的那种旺盛的社会精神，随着旧佛教的振兴而复苏，并做出了如此伟大的事迹。
学问与文学
具有古代传统的公家学问成了世家的私有物，只承袭了上代的糟粕，看不到有什么新的发展。通过赞美古代的回顾情趣而研究朝仪，出现了《世俗浅深秘抄》（后鸟羽天皇著）、《禁秘抄》（顺德天皇著）那样有关典章制度的著述，但没有发展到成为一门学问的程度。同样的回顾思想，也涉及古典方面，出现了卜部怀贤集注释《日本书纪》之大成的《释日本纪》、首次为《古事记》加注的《古事记裹书》（卜部兼文著），另外僧仙觉为《万叶集》校订加注，源光行、亲行为《源氏物语》校勘作注。但这个时代的学问中具有特色的，首先是宋学的传入。宋学是儒学由汉唐的训诂学，进而受到佛教和道教影响，发展成为带有明显的思辨哲学特点的、探究人的本性、注重道义、主张知行合一的学说，最早由俊芿传入日本，后来又随禅僧传播。由于宋学的精神有和禅宗特点一致之处，加上在中国盛行禅儒一致，因此禅僧在宋学方面，都造诣很深。在清原、菅原等儒者们还墨守旧法时，进步的人们中间已开始研究宋学了。后醍醐天皇跟僧玄惠钻研宋学，其革新思想的由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第二个特色是，这个时代开始出现了具有特色的史论史籍，具体的例子是九条兼实之弟、天台座主慈圆著的《愚管抄》。《愚管抄》把日本历史的演变，看作是道理的显现，从这一立场出发进行了叙述和评论，其中虽不免有佛教的末世思想和贵族阶级社会立场的局限，但作为最早用哲学思想概述历史发展的著作，在日本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以理解为和佛教创立新宗派一样，是体验和反省了古代末期大动乱之后，给予杰出人物思想影响的一种表现。
以上都是公家的学问。武家的学问，并且也是一种普及到地方的学问中，有一个不应忘记的事实。幕府从三代实朝时起，对公家学问怀着热烈的憧憬开始学习以后，武家也兴起了好学之风，设立了号称关东学问渊丛的金泽文库。金泽文库开始是北条泰时之侄实时在其别墅所在地武藏金泽（现横滨市金泽町）设立的文库，收藏其家藏图书，以供族内研究之用，其孙显时，曾孙贞显继续经营文库，为保存和普及图书做出了很大贡献。实时还曾就教于从京都来到镰仓的学者清原散隆，至今还留存着当时他用过的《群书治要》、《古文孝经》等书，说明他钻研学问的情况。[6]
《平治物语》火烧三条殿
《平家物语绘卷》平清盛上阵
文学作品中，也明显地分成两种，一种是因袭前代的公家风格，一种是充满新兴武家精神的和歌，故事集等属于前者，战争小说则属于后者。这个时代初期杰出的歌人辈出，其中有名的有后鸟羽天皇、藤原定家、藤原家隆、藤原良经、源实朝等。定家是集歌学之大成的人，他曾和家隆一起奉后鸟羽上皇敕命编撰了《新古今和歌集》（元久二年，1205）。敕撰歌集在此之前有《古今》、《后撰》、《拾遗》三代集，后来又有《后拾遗》（应德三年撰）、《金叶》（大治二年撰）、《词花》（仁平时撰）、《千载》（文治三年撰），加上这时编撰的《新古今集》，统称八代集。《新古今集》可以说给古代末期歌坛的混乱做了一个总结，其流利的歌词和巧妙的构思，可以看作是继承和发展了《古今集》歌风的正统。定家是当时的和歌大师，后人尊为歌圣。当时，据说在歌道上非难定家的人，甚至要受到惩罚，他一家成了歌道的世家。但是从定家之子为家的三子起，分成二条、京极、冷泉三家，二条和京极两家互争歌道的霸权，都从父祖那里寻求典故，墨守成规。整个镰仓时代的歌风都流于低调。
《明惠上人像》
故事集有《古事谈》、《宇治拾遗物语》、《古今著闻集》、《十训抄》等。这些大都取材于前代的公家生活，或是怀念、眷恋失去的往昔荣华，或是想从今日无情的现实中汲取教训，因此文字中表现出没落的公家那种苟安一时的特点十分浓厚。《宝物集》、《沙石集》等是佛教故事集。随着京城与镰仓之间交往频繁，出现了《海道记》（源光行著）、《东关纪行》（源亲行著）、《十六夜日记》（阿佛尼著）等纪行的文字。随笔则有鸭长明的《方丈记》，详细记述了安元的大火、治承的大风、福原迁都、养和的饥馑、元历的地震等接二连三的天灾地变，人事更替，述说了人世无常的思想，是古代国家末期的挽歌。历史故事有《水镜》、《今镜》，都是受《大镜》体裁的启发，对其前后时代加以补充的作品。《水镜》以神武天皇到仁明天皇为对象，《今镜》则以后一条天皇到高仓天皇为对象。
以上大体上是具有公家文学遗风的作品，而表现新兴武家精神的文学战争小说中，则有《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平家物语》、《源平盛衰记》等等。这些都是以源平以来的武家兴亡、大小多次战斗场面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男女哀愁离别等等为题材，从武家特有的刚毅人生观、佛徒的无常厌世观以及因果报应观的立场出发，用夹杂有汉语和佛语的简洁明快的假名文字来叙述、评说的作品，开辟了与公家文学完全不同的崭新的艺术境界。这些离奇的题材与朗朗上口的文体，雅俗共赏，万人皆宜。尤其是《平家物语》，竟出现了用琵琶在市井到处弹唱的琵琶师。文学真正成了各阶层人民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战争小说作为国民文学的意义是很大的。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当然称得起是武家文学，但其受到公家文学很大影响，是不应忽视的。这种文学在叙说杀伐战斗的同时，还描绘了充满人类爱与自然美的、美妙的梦幻世界，这固然是由于作品的主人公本身所具有的武家特点，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公家文学那种唯美情趣的传统对武家文学的影响。就是说，武家文化与公家文化，抽象说来是对立的，但具体说来，武家文化是在不断受到公家文化影响中成长起来的。
圆觉寺舍利殿 镰仓时代
美术
造型美术也与一般文化的倾向相同。尤其在这个领域，与前代不同的新时代风尚占了上风，为美术史开辟了一个新篇章。其特点是素朴雄劲，克服了前代的纤细优美，或者说是以个性型代替了前代的类型性，以写实手法取代了前代的象征手法。
建筑方面，出现了变化多端的各种样式。第一，因袭前代风格的叫作和式，其中也含有体现时代风格的素朴雄伟的特色，但基本上却带有前代以来的优美格调，其遗迹有石山寺多宝塔、兴福寺北圆堂、京都莲华王院本堂（三十三间堂）等等。第二是天竺风格，这是在重建治承战火烧毁的东大寺时，俊乘坊重源从宋招来工人试建的，直接模仿宋代寺院建筑的样式。其特点表现在插肘木和七组斗拱上，这是适合大型建筑的样式，但是以看惯了具有整齐美的和式斗拱眼光看来，不能不说这是大陆式呆板的奇异样式，后来没有广泛流行并不奇怪。东大寺南大门是其具有代表性的遗迹。第三是和式新派。它是纯粹的天竺式绝迹后，在和武建筑中采用其局部技艺而产生的，如东大寺法华堂的礼堂、唐招提寺鼓楼等等。第四是唐式，这是禅宗伽蓝采用的样式，也是从宋朝传入的样式。伽蓝布局是三门、佛殿、法堂、方丈都位于一条直线上，钟楼、经藏配在左右两边，整齐对称。细节手法有：柱与础石之间加础盘，柱顶呈曲面形，窗户上部做成曲线形，总之比过去有更多的曲线，还不施彩色。其遗迹有圆觉寺舍利殿。第五，还出现了和式新派又加上唐式的折中式。其遗迹有稍晚时修建的河内观心寺本堂。[7]
住宅建筑上兴起了武家样式。它以贵族的寝殿样式为基础，又加上了些新东西。寝殿样式是将许多建筑物并排建造，而武家样式则是将一栋主房分成数室，设有大门、外厅等；以木板葺屋顶，四周围以板墙，还建有楼门、顶门、贯木门等等，朴实而实用。
美术中发展最突出的是雕刻，简直可与奈良时代的雕刻盛况相媲美。名手有定朝后裔的康庆、其子运庆、孙湛庆和康庆弟子快庆等。手法雄浑、着重写实，充分表现出对象的个性。东大寺南大门的金刚力士像是运庆、快庆合作的，表现得刚劲有力，无与伦比。东大寺的僧形八幡像是快庆所作，成功地糅合了新旧两种风格。雕像中的优秀作品，有东大寺的重源像、兴福寺的世亲、无着像、镰仓明月院的上杉重房像、镰仓建长寺的北条时赖像等等，都成功地表现了人物的个性。此外著名的镰仓大佛——高德院的阿弥陀像，与当时大量的木刻像不同，是罕见的铜铸像，技法也很优秀。作者是上总国的佛像工，地方上有这样优秀的技工，说明这个时代文化传播之广。
绘画方面，有了佛画，连环画卷、肖像画等多方面的发展。佛画大多因袭前代风格，但图样丰富、线条有力。从中期起受宋元画影响很大，吸收了罗汉像等新的画题，画卷继前代之后仍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盛时代。题材也很丰富，陆续出现了以战争小说、社寺缘起、高僧传记为题材的大部头的画卷。其题材范围从地区上说遍及全国，从社会上说包容了上下各阶层生活。平民以强有力的姿态登上艺术舞台，享受其利益。如果说战争小说是国民文学，那么画卷则可以称为国民美术。保存到今天的一些优秀作品有，战争画卷《平治会战绘卷》（3卷，相传为庆恩所画）、《蒙古袭来绘词》（3卷）、《后三年会战绘词》（3卷）；描写社寺起源的《北野天神缘起》（8卷，传信实画）、《春日权现验记》（20卷，高阶隆兼作）、《石山寺缘起》（5卷，隆兼·隆光作）；高僧传记《一遍上人绘传》（12卷，圆伊作）、《法然上人绘传》（48卷，2部）、《鉴真和尚东征绘传》（5卷）；故事文学《紫式部日记绘卷》（4卷）、《西行物语绘》（2卷）、《绘师草纸》（1卷，相传信实作：），等等。肖像画名手有藤原隆信、信实父子，充分发挥了个性的描写技巧。相传出自隆信手笔的京都神护寺的源赖朝像和平重盛像都是大幅名作，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时代巨人的风采。信实的作品有《二十六歌仙图》、《后鸟羽天皇宸影》等。
书法方面，在继承藤原行成流派的世尊寺流派盛行的同时，也兴起了一股新的书风，即与禅僧回国同时，在书法上传入的雄劲的宋风。大觉寺系统的后宇多天皇、后醍醐天皇在这方面都很擅长。持明院系统的伏见天皇、后伏见天皇则长于前代风格的假名书法。皇统分成两系，竟在书法上也奇怪地分成新旧两派。伏见天皇的皇子尊圆亲王集这两派书风之大成，开创了独特的优美丰润的书风，成为后世书法的主流，叫作“青莲院流”，后来也叫“御家流”。
《一遍圣绘》
《法然上人绘传》
在工艺方面，适应武士需要的甲胄、刀剑等武具制造，有了显著的进步。这一时代初期由京城迁到镰仓的明珍，子孙代代从事这个行业，是制作甲胄的名工，制造刀剑的名手，京都有粟田口吉光，镰仓有冈崎正宗，备前有长船长光等。其他，金工、漆器等也很可观，但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陶器。当时加藤景正跟随道元渡宋，学习制陶法，回国后在尾张建窑，主要烧制茶壶。后来子孙代代继承其业，发展成所谓濑户烧。
《三十六歌仙图》
图中所示为一幅被称为“三十六歌仙”的卷轴的片断，图中是平安时期丰富了其文化艺术宝库的许多女诗人之一小大君的画像。画像右侧是她的一首诗歌，用草体假名书写，其笔法为许多妇女所掌握，被称为“假名草书”；在画像的最右侧，一则小型传记，用的是中国文字所写。
瀨户烧
这只陶罐造于1306年，用来盛放一名禅宗和尚的骨灰，它与许多这样的器具产于日本东部的濑户。该城的手艺人运用中国工艺，把本地区的细白泥制成上光粗陶器，这种陶器因耐用和与众不同的“秋叶”绿釉而出名。在新富起来的武士阶层的需求刺激下，濑户成了日本重要的陶器产地。
第二节 公武势力的对抗
时代的趋势
镰仓武家统治体制那种不彻底的公武二元主义，在承久之乱后已在很大程度上趋于一元化，但公家势力并没有被彻底消灭。公家继续通过朝廷的宫位和庄园领主身份，仍保持其政治地位和经济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武家势力能以强大实力压制公家时，问题不会发生；一旦武家实力衰退，公家出现有作为的人物，这种势力平衡会立即破裂，公家就会试图恢复过去那种由他们一手统治的局面。正中，元弘之变，乃至建武中兴，这一系列政治事件虽是公家势力胜利的历史，但公家却没有足够的准备和实力，长期保持这种成功。在武家势力的反抗面前，公家中兴的局面顷刻瓦解，从此开始了使公家几乎无所作为的武家政治第二阶段。公武对抗的过程，在日本历史上处于所谓建武中兴和南北朝时期，它不仅仅是皇室历史上的重大变异，而且也是武家政治发展到划时代阶段的过渡期，是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古代中世庄园制发展到近代一元领国制的开端，应该划为另一时代。
公家的情况
公家方面策划政治中兴的中心人物是后醍醐天皇，不过在他发动这个计划之前，朝廷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历史情况。即皇统分歧，掀起争夺皇位的不快局面。所谓皇统分歧，是指后嵯峨天皇的两个皇子后深草天皇和龟山天皇两派，前者称为持明院系统，后者称为大觉寺系统。这两派继承皇位之争加上院政干预，使问题益加复杂化，再加上幕府的干涉，问题便纠缠不清，造成镰仓时代后半期公家混乱的历史。针对这种情况，幕府采取了所谓两统迭立方针，承认两统交替即位。但后来大觉寺系统又一分为二派，事情就更加复杂化起来，各派的候补太子要排队，按顺序继位，候补期已定到很久很久以后。后醍醐天皇是大觉寺系统后宇多天皇的第二皇子，他身处这一迭立的漩涡中，备感其不合理，尤其是痛感院政的习惯与幕府干涉的失当。天皇与僧玄惠一齐研钻新传入的宋学，热衷于大义名分说，其《建武年中行事》、《日中行事》等著述表明他对日本历史有很深的造诣，这正是他行动的思想根据。加上后宇多法皇也具有革新思想，因此在后醍醐天皇即位三年后，就亲自废除了长期沿袭下来的院政，恢复天皇的新政。院政废除后，天皇认为不合理的对象，就集中在幕府一点了。当时，幕府也因执权高时的恶政，已呈现出衰亡的迹象。至此，天皇继承承久的遗愿，消灭幕府的企图日趋成熟。
幕府的灭亡
经过长期经营的镰仓幕府，即使出现有衰微的征兆，但也仍不是公家力量所能轻易消灭的。幕府的灭亡实际上是在经过十年的岁月、再次失败和天皇被流放之后，依靠武家的协助才得以实现的。天皇最初的计划派近臣日野资朝、日野俊基到各地方募集勤王武士，正中元年（1324）先以齐集京师的武力，打击六波罗。但计划泄露，武士被杀，资朝被流放到佐渡（正中之变）。天皇并不因此罢休，又让法胜寺的圆观、醍醐寺的文观动员全国各社寺，再从各地广募勤王之军，特别是叡山，因第一皇子尊云法亲王（护良亲王）、第三皇子尊澄法亲王（宗良亲王）曾相继以天台座主的身份统率众门徒，天皇也亲自巡幸日吉社及延历寺、春日神社、东大寺、兴福寺，以争取众徒的支持。然而，这些计划在元弘元年（1331）又被幕府得知，六波罗的兵马迫近皇居，天皇离开京都逃到山城的笠置寺。河内武士楠木正成据赤坂城举义兵反抗，就是这时候的事。在幕府西上大军面前，笠置寺的防卫过于薄弱，致使天皇被幕府军捕获。本来，在此以前，幕府就请皇太子量仁亲王（光严院）即位，不承认在位的后醍醐天皇，至此幕府援引承久之例，把天皇迁到隐岐，所有参与谋划的皇子、朝臣也于元弘二年（1332）一律流放。至此天皇的讨幕计划完全失败（元弘之变）。
后醍醐天皇像
天皇来到隐岐后，仍然全无让位之意，认为不过是暂时的迁移。因此他不承认光严院的在位，始终没有放弃作为当今天皇消灭幕府的想法。与此同时，早就参与天皇谋划的第一皇子护良亲王（尊云法亲王），在笠置寺被占后，躲过追踪，潜入熊野、高野、吉野一带，广向各地颁发令旨，招募勤王之兵。楠木正成逃出赤坂城后，在河内金刚山筑千早城自守，吸引了由镰仓西上的大军，而且寸步不让，大长了官军的志气。由此，各地勤王之师如肥后的菊池武时，伊予的土居通增、得能通纲、播磨的赤松则村等也都闻风而动。天皇见此形势，遂于元弘三年（1333）逃出隐岐，被伯耆武士名和长年迎到船上山。天皇就亲笔写了敕旨给出云大社，祈祷王道再兴，四海升平。敕语的笔调悠扬从容，含有无限神韵，表达了王者威严的不可侵犯与克服时艰的坚强决心。幕府闻知伯耆官军东上，便以足利高氏为将迎敌。但高氏从船上山接受敕语后，却在丹波的篠村八幡社前响应了官军，同由伯耆东上的官军先锋千种忠显、在播磨起兵的赤松则村会师，反而逼向京都。六波罗的幕府军抵挡不住，欲出近江奔赴关东，遭到官军的夹击，全体自尽。另一方面，在关东，上野的新田义贞受护良亲王令旨举兵，与幕府军交战逼近镰仓，攻陷了镰仓。高时及同族诸将大都自杀，幕府就此灭亡。九州以菊池武时为首，也兴起勤王之师，消灭了九州探题。在官军东西呼应的胜利中，天皇从船上山启程返回京都，以巡狩还幸之仪进入皇居（元弘三年六月）。天皇向往的公家一手统治的政治从此开始。
出云大社
建武中兴
后醍醐天皇回到京都后，翌年改元建武，由此为实现远大理想而开始的公家一统政治，被称为建武中兴。然而中兴政治的实际效果，并不像其理想那样远大，仅仅经过两年便瓦解了。这是理想脱离现实的结果，也是社会实力被武家控制，而公家软弱无力的结果。中兴政治的最高方针，首先是不承认院政，不承认摄政关白，严格地遵守由天皇来亲政。这是仿效平安时代醍醐天皇的延喜之政，和天皇的自称后醍醐的想法是一致的。中央政治机关新设记录所、杂讼决断所、恩赏处、武者所等等。记录所最初是后三条天皇作为整理庄园的中央机关而设置的，在镰仓时代曾是公家政治强有力的中枢机关。现在，天皇扩大了记录所的权限，令其掌管重要的行政司法事宜。杂讼决断所是专门裁决领地诉讼等的机关，由朝臣及武士管辖。恩赏处是处理有关中兴事业恩赏的单位，武者所职掌军事警察。关于地方制度，仍承认过去的国司与守护并立，但本着文武一统的精神，不论公家、武家均可担任国司和守护。东北、关东由于远离京都，派皇子义良亲王前去奥羽，而以北畠显家任陆奥太守加以辅佐；派皇子成良亲王前去镰仓，令足利直义任相模太守加以辅佐。这样，起用皇子担任要职，由护良亲王任征夷大将军，是新政划时代的方针。由此可见，天皇用意很深，可能是想到了过去天武天皇靠诸皇子协助处理壬申之乱及乱后新政的先例。天皇又广招人才，不论其出身是皇族或臣属，也不分公家、武家，都按才能分别安置到重要岗位上。这正是天皇的远大理想，却也是脱离实际的一个原因。
在设置上列机关的同时，实际进行的主要政治事业有，开始营造宫殿，计划铸造久已中断的钱币，对功臣实行论功行赏。因行赏不公平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和对营造宫殿的抱怨等等，开始给中兴政治造成了具体的裂痕。
中兴政治难以成功的因素，早就蕴藏在其成立过程中、在其社会基本结构中。这种困难，绝不是靠天皇的公家一统理想所能轻易消除的。朝臣们认为公家一统政治，当然会导致重温昔日的荣华，因此对武家的荣达感到不快，事事与其离心离德。武家则相反，认为实现中兴，完全是自己出生入死战斗的结果，对于恩赏不多，公家继续保持原有特权，抱有很大不满。特别是武家参加勤王之师，与其说是理解天皇的公家中兴理想而予以协助，莫如说是由于幕府的弊政，使他们不满于现实情况，希望消灭这恶政的根源，为领地的安全和同族的发展，取得更有利的条件，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居住在皇室领地，自古受到皇室恩遇的小土豪如楠木正成等，对皇室是坚决忠诚的。但身为大庄园的地头，武力财力可与守护相比的足利、新田、赤松诸氏，最关心的则是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其中足利氏是与源氏嫡系有联系的关东名家，想借此机会，重振被北条氏篡夺的源氏幕府。这些有势力的武家，对无力的公家那种目空一切的政治，不会有好感，甚至连普通武士，当然也对仅仅更换了统治阶级上层的公家一统政治，感到失望。另外财源有限，而受赏赐者过多，赏赐无法充分满足，再加上不善于审理此类诉讼事务的人们，致使有关工作迟迟不得进展。社会的中坚分子——武家阶层要求打破现状，寄渺茫的希望于新的政治，很快就对目前这种新的政治感到失望，要寻找其他什么出路。足利高氏依靠这种武家阶层的力量，走上了建立霸权的道路。
中兴政治的瓦解
促使建武中兴瓦解的人物是足利高氏。足利氏的祖先是源义家第三子义国，因住在下野国足利庄，所以称足利氏。是关东名家，与北条氏代代联姻，其一族发展在各地的，称斯波、涩川、一色等各氏。高氏早就抱有取代北条氏掌握武家霸权的野心，得到后醍醐天皇的敕语后，认为时机已到，在丹波国倒戈，攻陷六波罗后，亲自在京都设奉行所管理民政，给武士发放参与证书，积极采取了为日后奠基的政治措施。他被授予最高的中兴赏赐，叙从三位，任参议、武藏太守，并将天皇名字中的一字赐他，改名尊氏。这样的厚赏，成了自古以来人们的疑问所在，为天皇不明，没有看穿尊氏的野心而惋惜。其实，天皇可能早已知道尊氏的野心，为怀柔他而给予特别的待遇，或者因为尊氏作为武家已强大到对他不能不这样做了。
尊氏的背叛中兴政治，首先是以对抗护良亲王，其次是以对抗新田义贞表现出来。天皇本着公武一致的精神任命护良亲王为征夷大将军，致使觊觎这一职位的尊氏感到不快。亲王是对讨幕立下特殊功勋的人，威望自然很高。亲王也并非没有看破尊氏的野心，两派的对抗逐渐表面化，结果尊氏取得了胜利，亲王被幽禁在镰仓。这时正值北条氏余党在各地掀起叛乱，高时之子时行在信浓起兵，势力很大，终于攻陷了镰仓。直义杀了护良亲王，逃到三河，向京都报告事变。尊氏感到时机已到，请求就任征夷大将军讨伐时行，但没有得到允许。他便不待敕许，东下讨伐时行，收复了镰仓（中先代之乱）。尊氏因护良亲王已死，便占据了镰仓，接着把矛头对准了新田义贞一人。义贞与他同族，也是关东名家，在当地势力很大，深得朝廷信任，担任越后太守兼任上野、播磨介，俨然是一方的武家首领。尊氏为了建立自己的霸权，当然认为是他的障碍，并想用讨伐这一朝廷要人的名义打开瓦解公家政治的缺口，这是一个十分巧妙的计策。他以直义的名义，向各地发出了讨伐义贞的檄文，并请朝廷同意。朝廷决心讨伐尊氏，并命义贞奉尊良亲王东下，但义贞在竹下一战失利，败退下来。尊氏西上追敌，天皇巡幸叡山，京都遂归其手。但官军不久得到来京的奥州北畠显家军的援助，声势重振，收复了京都，尊氏远逃九州。九州的少弍、大友、岛津诸豪族都追随尊氏；菊池武时之子武敏则从属官军，但与尊氏交战失败，这样，九州就全成了尊氏天下。在控制整个九州后，尊氏立即进行东上准备，率大军由水陆两路进发。建武二年（1335）八月，他去镰仓追讨时行，同年十二月，在竹下打败官军，建武三年（延元元年）正月十一日，进逼京都，正月晦日，攻陷京都。中兴政治以惊人的速度一步步走向瓦解，令人惊异，同时，他占领京都的时间也短得令人吃惊。这年四月，他再举东上，其速度之快也实在令人惊讶。转变期的社会，每时每刻都带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向前发展。尊氏是个能深刻地洞察这个道理，机敏地抓住时机，而推动形势发展的人。即使是战略的撤退，他也能在一败涂地之后，仅用三个月时间就重整大批生力军，其原因不外是由于地方武士归心于他，全力加以支持的缘故。因为地方武士们对中兴政治没有好感，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尊氏的再兴武家政治，此外，别无他法。尊氏之所以能再举东上，推翻了公家的中兴政治，建立了第二个幕府，其力量不能不说是从这里得到的。
在尊氏卷土重来的势头面前，官军的力量十分脆弱。这年五月，楠木正成所献的计策，没有得到采纳，他在凑川（现神户市）作战而死。天皇再次巡幸叡山，两军虽仍以京都为中心继续交战，但官军这时失去千种忠显、名和长年等，势力大衰。另一方面，尊氏已于去年西下时，就奉光严院的令旨，设法避免了被指为朝敌的可能，这次进京时即根据光严院的旨意，计划由光严院的弟弟丰仁亲王（光明院）践祚，为把神器让给亲王，请求后醍醐天皇和睦还京。天皇暂且听从其请，但并无意向武家屈服。为奠定重振官军的基础，他把皇太子恒良亲王及尊良亲王托给新田义贞，前去北国；把宗良亲王托给北皇亲房，前去伊势；把怀良亲王托给五条赖元等人，前去西部。从这样把各皇子分别安排到枢要地方一事看来，也可了解天皇的不屈的斗志。尊氏把还京的天皇幽禁在花山院，迫令把神器交给丰仁亲王。天皇交出伪器，敷衍过去，不久寻机逃出花山院，迁到吉野，在此建行宫处理朝政（延元元年十二月）。同时在京都有尊氏拥立的持明院系统的光明院，形成二主并存的局面。当时因吉野朝廷与京都相对，称为南方，京都则称为北方。另外也有称为南朝、北朝的。从此以后，直到后龟山天皇元中九年（1392）南北合一为止的57年间，被称为吉野时代或南北朝时期。[8]
吉野朝廷
吉野朝廷的57年历史是一篇哀史。它好比日渐衰弱的病人，意识越发清楚，精神毫不衰退，但肉体却逐渐失去恢复的希望。首先是官军在各地作战时，陆续失去有力的武将。前去北国的新田义贞，曾以越前金崎城为根据和足利军主力作战。城陷后，尊良亲王与义贞之子义显自杀，恒良亲王被捕（延元二年三月）；义贞虽暂时逃到杣山城，翌年在越前藤岛战死。陆奥的北畠显家于延元二年八月西上，一路打败敌军，逼近京都，但却在和泉石津一战战败身死（延元三年五月，时年21岁）。天皇并没有为这些悲惨的命运屈服，力图再举，令北畠亲房和其子显信（显家之弟）和结城宗广等人奉义良、宗良二亲王进兵东国，但其船队从伊势大凑出发后，因遇到暴风而漂流四散，义良亲王与显信、宗广回到伊势，宗良亲王漂流到远江，进入井伊谷城，亲房到达常陆，进入小田城（延元三年九月延元四年（1339），后醍醐天皇因一点小病，竟结束了其坎坷曲折的一生。皇太子义良亲王继位，但年仅12岁，吉野朝廷的颓势是显而易见的。后来实际领导朝廷的，只有北畠亲房一人，他在常陆，还力求保住东部的势力，但其根据地小田城也被攻陷，后来转移的关、大宝二城，也先后陷落，遂回到吉野，一心策划收复京都。楠木正成之子正行在四条啜作战中阵亡，这是对当时畿内官军攻势的总清算，官军因此受到沉重打击，以致天皇只好暂时离开吉野，迁到大和的贺名生（正平三年，1348）。
官军虽陷于如此不利的境地，但其生命还在延续。其间天皇经历了后村上、长庆、后龟山三代，[9]足利氏也经过了尊氏、义诠、义满三代。足利氏之所以未能灭亡衰微的南朝，是有种种原因的。吉野地方是天险的要害，易守难攻。又通过伊势、纪州，可与当地水军联系，特别是确保熊野的水军，在加强东西官军间的联系和完成补给任务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对吉野势力维护实际基础做出很多贡献。足利氏则苦于内讧，由于尊氏、直义兄弟之争，尊氏、直冬父子之争，加上执事高师直等人之争，政略上互相归降吉野，以致一时出现了南朝收复京都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削弱了足利氏加于吉野的压力。此外，足利氏本身还有弱点。吉野的君臣奉着后醍瑚天皇遗敕，坚定地怀着正统君主的信念，坚持只要北朝不取消，足利氏不归顺就绝不进行和谈。和这种崇高的信念相比，拥立光明院，以求免受“朝敌”诽谤的尊氏及其一族，早已不再具有用武力粉碎对方的蛮勇。他们虽是武家出身，但身受公家文化很大影响，认识到在正统君主的权威面前，武力决非最终解决办法，他们希望通过正当手段建立拥戴正统君主的武家统治体制。南方的楠木正义（正行之弟）、北方的细川赖之等从中进行活动，试图实现双方的和平，他们代表了两派武士中有理智的思想。到第三代义满时，足利氏的势力逐渐巩固，武家统治体制，日见完备。官军方面，先前来到九州的怀良亲王，在菊池氏拥立下，打败当地的敌军，一时大有席卷整个九州之势。但从建德时起（1370—1371），就日见衰微，始终保持优势的这个地方官军势力也日见衰落。到元中九年（1392），后龟山天皇终于接受了义满的建议，回到京都，把神器传给北朝的后小松天皇，消除了皇统的分歧。后龟山天皇虽然为和平做出了许多让步，但对南方一直主张的正统君主位置，却坚决不肯让步，采取让位给后小松天皇的仪式，把神器传给了他，南朝57年的苦斗，在贯彻其主张方面，在发挥其精神力量，克服一切物质困难，坚持一个信念方面，应该说并不是徒劳的。[10]
文学
南朝君臣的苦难事迹，对当事者自不待言，凡接触到的人也都深受感动，因而凝成无数悲壮的文学作品。像《神皇正统记》、《增镜》、《太平记》、《新叶和歌集》、《李花集》等，都是其中较著名的。《神皇正统记》是北畠亲房在常陆小田城时，为教育新帝后村上天皇修养君德而写下的日本历史概说，通过具体史实叙述了皇位继承的神圣和天皇政治的本义，倾吐了对正统的胜利和实现真理的坚定信念。这部书成了吉野朝君臣行动的典范，另一方面，作为中世出现的唯心历史书，和《愚管抄》以摄关为主体的、宗教的完全相反，而是以皇室为中心的、道德的史籍。这一点具有深刻意义。《增镜》则是记叙从后鸟羽天皇到后醍醐天皇元弘三年为止的和文体历史故事，它是继三镜之后的一部公家文学作品，虽然立论温和，但也透露出拥护公家的坚定立场，具有明显的吉野朝文学特点。《太平记》是仿效《平家物语》等的战争小说作品，以有力的、杂以假名的文体叙述了后醍醐和后村上两朝的公武对抗及时世转变，读起来朗朗上口。其中记载的勤王事迹，后来被编成《太平记》那样的口头文学，在民间广为流传，为提高国民士气做出了贡献。《新叶和歌集》（20卷，弘和元年撰）是宗良亲王编撰的吉野朝君臣的歌集。一般的和歌吟咏风花雪月，脱离严肃的人生现实，而这里收集的和歌则表示勤王爱国的忠诚，慷慨悲壮的志愿，充满着强烈的现实感。《李花集》是宗良亲王个人的歌集，多数格调很高。
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除以上站在吉野朝立场的以外，也有站在北朝立场上的，其代表性的是兼好法师的《徒然草》。《徒然草》与《枕草子》同是优秀的随笔，但像《枕草子》那样的纯粹的情趣美是看不到的，而有一种庞杂的思想和态度混和之感，特别是欲超脱现世而不能，暴露出动摇不定的旁观者态度，反映了处在困难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苦恼。
室町幕府
室町幕府是指以足利将军为首的武家政治机构，其成立时间因观点不同而有各种说法。从形式上看来也可以说是在南北两朝合一后，幕府的存在受到正统天皇承认之时（元中九年，1392）；也有的认为应从永和四年（1378），义满在京都室町营建新邸时起算的。实际上，要比这些早得多，应从延元三年（1338），尊氏受命任征夷大将军时起，或以延元元年（1338）请求光明院接受神器后，向镰仓幕府遗老二阶堂是圆等咨询新的武家政治纲领开始。向是圆等人咨询的结果，回答则是“建武式目”十七条。第一个问题是仍像原来那样把幕府设在镰仓呢？还是迁到其他地方去？由此可知设立幕府，是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其次的问题是政治上的具体做法，像任命各地守护的方法、如何对待平民、寺社诉讼的办法等等，完全是涉及执行武家政治的核心问题。如果不拘泥于幕府这个形式上的名词，而从足利氏武家统治这一实质意义出发，则其开始时间，至迟要拟定在这时候。另外，这时已把高师直补为执事，太田时连补为问注所执事，掌握政局的人也确定了。本来就是讲究实际的武家政治，同镰仓幕府一样，是随时改进和完善其形式的，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具有完整的形式。特别是在吉野，还有全面对抗的对手公家，在地方上还有不服自己威令的官军；在京都还有公家的势力。至于从真正意义上来说，那么室町幕府体制真正的确立，不能不等到第三代义满时。尽管如此，室町幕府的建立与吉野朝廷的成立，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的。幕府初期始终与吉野进行对抗。这一事实，对幕府的性格具有很大意义，因为幕府政治必须与吉野朝的历史一并加以考虑。
幕府不能无视吉野朝的存在，其结果决定了幕府的驻地要在京都。以源家镰仓将军的后继自任的尊氏，本想把幕府设在镰仓。向是圆等人的咨询中，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而他们的答复，却是模棱两可，最后所以确定在京都，无疑是因为作为现实问题，在和吉野为敌的情况下，不能空出京都。正是这一件事致使室町幕府不同于镰仓幕府的决定性条件。镰仓幕府能够保持武家政治的纯粹性，而室町幕府则不得不推行公武混淆的折中政治。
室町幕府时期的坛子
在日本中部发现了几个像这样的坛子，这要追溯到15世纪的室町幕府。大部分坛子是用来装日本清酒的，但也有一些是墓地的骨灰瓮。
幕府为了对抗官军，必须动员各地的守护和武将，依靠他们的武力，这样，就使那些守护和武将的势力得到了增强，使他们对幕府的发言权也增大了。幕府对他们的战功，不能不加赏赐，但又没有新的财源。于是尊氏想出一个方案，观应三年（1352）首先决定把近江、美浓、尾张三国中领主的领地分出一半，作为兵粮用地，只把当年的一次收获量分给武士。接着又把这个方法扩大到附近各地，起初是以一年为限，但不久就成为永久性的了。除宫中用地、寺社领和摄关家的世袭领地以外，所有的各地领地，都要分成两份，一份永远分给武士，称为“半济法”，这是公家的经济基础受到武家威胁的划时代的事件，是促使中世社会基础的庄园制崩溃的重要开端。不用说，半济法对守护、武将势力的增长起到了很大作用。作为赏赐办法之一，幕府还开始让守护承包征收国衙（地方官衙）领地的贡租，即所谓守护请制度，从此在国衙领地中，也渗入了守护的势力。让守护负责征收段钱、栋别钱等租税，也对守护势力的增长起到一定作用。这样，室町幕府从成立时起就要借助守护和武将的力量，而且经常采取扩大其势力的政策，因此守护、武将的势力竟强大到是以左右幕府。镰仓的守护由源氏的忠实家人组成，其权限也仅限于其领地内的警备和统率家人。室町的守护却不一定是足利的家人，其权限涉及国内的行政、司法、征税、军事各个方面，上则排斥本所、领家的权限，下则把地头、庄官作为自己的家臣，发展到能一元化统治的强人势力。幕府位于这种非同小可的大势力均衡之上，其基础显然是很脆弱的。在公家领导和同辈武家协力下推翻了镰仓幕府，这一成果不是靠智谋和策略所能独吞的。首先是吉野公家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使幕府感到头痛，成为幕府树立基础时期的重要障碍。后来，在成长起来的守护的跋扈势力面前，幕府本身的存亡便濒临危殆了。
室町幕府的官制，大体上因袭镰仓幕府，只在局部做了一些调整，在参与事务方面也起用了镰仓幕府时的町野、太田、摄津、二阶堂诸氏。官职的一般倾向是普遍的世袭制和由子孙代理官职的一般化。幕府的最高官职是将军，比起镰仓将军，自北条氏担任执权后，就徒拥虚名来，室町将军是握有实权，裁决大事的。辅佐将军的最高机关是执事，后来普遍称为管领。执事虽没有镰仓的执权那样的权力，但也是幕府的要职，只由足利氏同族的斯波、细川、畠山三氏担任，称为三管领。事务性机关有政所、问注所和侍所。政所掌管幕府的财政、将军的家务和一般民事诉讼等，其长官称执事，最初由二阶堂氏担任，以后便成为伊势氏的世袭职务。问注所负责幕府文书记录的保管、裁决有关文书的伪造、散失等，其长官称执事，是町野、太田二氏的世袭职务。侍所掌管京都内外的警备、武士的升降、刑事裁判，其长官称所司。所司是仅次于管领的要职，由山名、赤松、一色、京极四氏担任，称为“四职”。此外还设有“评定众”和“引付众”，但评定众会议早就流于形式，没有实权，引付众负责审理有关领地诉讼。另外还设各种奉行，负责各种专门事务。
地方官制，首先是在镰仓设关东管领。因为幕府设在京都，关东管领成为重要的地方机关，它肩负着镇护武家政治发祥地的重要任务，管辖关东八国之外，还加上伊豆、甲斐共十国的政务。其组织形式好比一个小幕府，相当于镰仓幕府的六波罗府。管领由尊氏次子基氏担任，后来就成为其子孙世袭职务。辅佐管领重要职务的称执事，由上杉氏世袭。后来，关东管领也仿效将军的称为“公方”，而称“关东公方”，执事则称为关东管领。九州因为是以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为中心的官军长期把持的地方，所以幕府格外重视，特设九州探题，以统率九州豪族和处理外交事务。最早由今川贞世（了俊）担任，后来成了澁川氏的世袭职务。在东北设奥州探题、羽州探题，先由斯波氏担任，后来由其分支大崎氏、最上氏世袭。此外各地普遍设有守护，上面已经谈到，守护既蕴藏着建立幕府的力量，后来也孕育着颠覆幕府的力量。官职普遍世袭化的倾向，在守护当中也很明显，它对守护成长为封建领主起了很大作用。有的守护身兼数国，但也有一国二分，而只担任半个分国守护的。斯波氏兼任越前、尾张、远江三国的守护，山名氏一家任十一国的守护，大内义弘任六个国的守护，类似的例子还有。守护兼具律令制的国司和镰仓的守护两者的权限，甚至带有封建领主的特点，它已成长为一股巨大的势力，在中世社会发展为近世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皇统系图
第三节 中世社会的终结
时代趋势
室町幕府的统治体制，从一开始就很脆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倾向越来越严重。幕府受各国守护势力的牵制，而守护最终又受到守护代或被官的牵制。统治着中世武家社会的牢固封建制，由于其最重要的因素——主从关系的削弱，而濒于崩溃。另一方面，庄园制从古代末期到中世纪一直是土地制度的基本支柱，到这时也趋于衰亡。管理庄园土地的武家势力，逐渐侵吞领主的收益，握有实权的守护，企图实现国内的一元化统治，排挤寄生在庄园的本所和领家。靠庄园收益维持生活的贵族阶层，直接面临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地方农民，由于庄园复杂的领有关系而陷于孤立、闭锁的境地，随着领有关系的削弱，他们按地域团结起来，更进而与其他地域结成广泛的联系。富裕农民阶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积累了巨额财富，提高了社会地位。下层的人民凭互相联系，团结一致采取了反抗统治势力暴虐行为的手段。由于强大的、自下而起的人民力量，社会完全呈现一种转变时期的样子。对于这种社会大变动，室町幕府拿不出任何办法，只能像随波逐流的浮萍那样，听天由命。从这种意义上说，根据室町幕府在形式上的成立和灭亡，以划分室町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是毫无意义的。这里把应仁之乱（1467—1477）作为宣告中世社会终结的社会变动的集中表现，把北条早云征服伊豆（延德三年，1491）而开始的战国，看作是近世的胎动期。由这种观点出发来简单谈一下15世纪以前的社会情况。
连续内乱
各国守护相继叛乱，和同族各将领间互相抗衡，暴露了室町幕府统治力的脆弱。明德二年（1391）守护中号称最强大的山名氏谋反，被足利义满镇压、诛灭，这时候正值南北朝合一的前一年（明德之乱）。那以后仅仅过了八年，身兼六国守护的国防大内义弘又掀起叛乱，足利义满不得不亲自出马镇压（应永六年，应永之乱）。关东管领一开始就与将军不和，到其子孙辈，二者更加疏远。到第六代将军义教当政时，由于将军继承人问题，二者间的矛盾终于爆发，永享十一年（1439）关东管领持氏灭亡（永享之乱）。义教遭到性格严厉的报应，在播磨守护赤松满祐在私邸举行的宴会上突然遭受弑杀（嘉吉元年1441，嘉吉之乱）。义教死后继位将军年幼、幕府权威更加削弱，再加上第八代将军义政长大后，听信夫人、僧侣、宠臣的话，以致政治失去公正，自己骄奢淫逸，不顾天下疾苦。应仁之乱的爆发，就是在这个将军当政时，是在他八岁继位以后第二十五个年头的时候。动乱的表面原因是将军的继嗣问题与斯波、畠山二氏的继承问题纠缠在一起。细川、山名两雄抗衡，加以支持，但实际背景却很复杂。政治上幕府统治体制的脆弱，换言之，守护大名的强盛和将军政治上的无力，贿赂公行，政治道德丧失殆尽等等；社会上主从关系的削弱，所谓下克上潮流的风行，由各子平分继承变为长子单独继承，从而引起长子继承人与庶子地位的悬殊；以及幕府重要职位的世袭化，引起继承人对“家督”这一地位的争夺等等，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言以蔽之，应仁之乱是室町幕府及中世封建社会矛盾、腐败的集中表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宣告了中世社会的终结，打开了产生近世社会的大门。它所起的作用，恰好类似保元之乱后，划分了古代与中世纪、同族间的流血争斗、道义的扫地和权威的没落等等一样。
在这些具体事实上，二者有类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保元之乱，仅仅是数日间的战乱，而应仁之乱却是达十一年之久的长期战争。前者的战场，仅限于京都一地，而后者不仅在京城内外，而且涉及于东部、西部，几乎遍及全国。前者意味着公家阶级的政治没落和武家阶级的登上政治舞台，而后者却不论公家、武家，意味着上层阶级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没落、下层阶级的抬头。其破坏作用远比前者广泛而深刻。前者在动乱结束后，还允许出现平家时代这个以旧政治体制为基调的时代，后者早已不允许旧体制有组织的出现，而是破坏再加破坏。各国间的不断战乱，其目标是产生一个新的战国时代。另外，保元之乱由于缺乏道义性，以至自古以来就被视作历史上的一个污点，但与应仁之乱相比，可以称为无知的素朴感情，却还有些可取之处。应仁之乱之缺乏道义性，是完全出于利害打算，是那些明明具有一定智能和理性的人们，为了名利，竟不顾节操与道义的行动，令人作呕。
动乱的直接原因是将军的继嗣问题。义政无子，其弟义寻本已出家为僧侣，竟强令其还俗，改名义视，作为继嗣，却没想到亲子义尚诞生。其母日野富子想让义政废弃和义视的约定，改立义尚为继嗣，为此向山名宗全（持丰）求援。山名氏虽在明德之乱时，遭受义满的讨伐走投无路，但不久就东山再起，尤其是持丰因讨伐弑杀义教的赤松有功，扩大了领地，势力已恢复到昔日全盛期的水平。管领细川胜元的势力也很盛，因不愿看到山名氏势力的扩张，就想扶植赤松的遗族来与之对抗，因此胜元和宗全事事都不和而反目。这种关系被有同样情况的其他各氏所利用，也被别人所利用，皇山持国的亲子义就依附宗全，而养子政长却依附胜元，斯波义廉依附宗全，斯波义敏却依附胜元。由于义视监护过胜元，所以富子就要求宗全援助义尚。两派的对立，因畠山一家的武力对抗而拉开了战幕，不久，双方均集结了大批力量。细川方面（东军）号称161500余人，山名方面（西军）号称116000余人。胜元以幕府为后盾，拥立义政、义视，又奉迎天皇、上皇以正名分，而宗全则以脱离了东军的义视为主将，并采取苦肉计，拥立大觉寺院的皇胤。
西军不仅以京都内外为中心进行战斗，还企图扰乱后方，因此战祸波及各地。在这期间宗全和胜元虽已死亡，但战乱并没有停止，从应仁元年（1467）到文明九年（1477），11年间各地战斗不断，以致各地田园荒芜，百姓穷困，尤其是主战场的京都，所遭损失更为巨大。除了武士的掠夺和严重破坏以外，战火引起的大灾，损失也极惊人。宫廷以及素称花御所的幕府、公家邸宅二百余处，大名邸宅六七千所，天龙寺、相国寺等大寺院以及所有寺院、一切街道均被烧毁，一眼看去，京都已化为一片焦土，寺社、公家的珍宝、记录也大部分化为乌有。近卫、一条等藏书家虽在事先已把书籍疏散到郊外，但一条家等在疏散地又遭到战火。不仅是书籍，甚至连贵族们也因为生命危险和经济穷困而离开京城，到地方去投亲靠友。关白一条兼良逃到奈良，其子前关白教房跑到土佐，其孙权大纳言政房在兵库落入武士之手，结束了短暂的生命。前关白近卫房嗣之子政家逃到宇治，前内大臣九条政忠、前关白鹰司房平等逃往奈良，前权大纳言町资广逃往伯耆，前权中纳言小仓实右逃往加贺。因庄园的没落而失去经济基础的贵族，因应仁之乱使他们连住居和生命都受到威胁，已完全从统治阶级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幕府也由于动乱的结果，几乎失去存在的意义。足利义政对政治丧失信心，一味沉湎于个人寻欢作乐，不顾民力的疲惫，重建室町御所，营造东山别墅。夫人日野富子对政治的干预，变本加厉，收贿、放债、倒卖米谷、私设关所等，凡是有利可图的，无所不干。继义政之后担任将军的义尚为恢复幕府的威严，想把近江佐佐木高赖的领地定为非法占据之罪，他亲自出兵近江，在钩里相持近两年，可是因部将不予协助，致义尚阵亡。义尚的努力不但没有恢复幕府的威严，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武将们也因多年的战乱，疲惫不堪，各自只好回国休养生息。在这种情况下，主人的权力，越来越转到家臣手中，是当然的。下克上的趋势愈演愈烈，武士也对最下级步卒的跋扈感到无能为力。最下级步卒的存在这时成了大问题，他们之中，很多是被纠集从军的凶暴土民，以其能轻装疾行而受重用。应仁之乱后，一条兼良应义尚的请求，在谈论政道枢要的《樵谈治要》中规定了“要长期停用步卒”一条，力言京城内外社寺、公家的毁灭，完全是这些人干的，应把他们称为超恶党、白日强盗。这反映出步卒这一新身份的存在竟如何为贵族所厌恶和反对。步卒在战时极尽劫掠、放火之能事，然后用武器和马具进行赌博，甚至连寺社、商人的仓库都成了他们的赌注。武将在战时要依靠他们取得胜利，为讨他们的欢心，甚至公然允许劫掠。步卒在武家社会的崛起，反映了下层阶级在一般社会的抬头。从南北朝时起，各地都有农民和城市居民因不堪横征暴敛而掀起暴动，正长元年（1428）爆发了大规模起义，应仁之乱无疑加深了造成起义原因的社会矛盾，造成了有利于起义的客观环境，因此，农民起义的势头，愈演愈烈。
公武关系
室町幕府虽然是继承镰仓幕府的政治，但在和公家的关系上，却有本质的不同。镰仓幕府在武家政治以外，承认公家政治，明确地区分二者的权限与构成人员，而室町幕府却没有这种区分，混淆公家和武家政治，将军位居朝廷高官之列，公家的部分人员，也参与幕政的枢要。这除了由于幕府位于京都这一外部原因之外，在公家与武家两方面都有深刻的内在因素。公家方面的原因是，公家失去了前代的魄力与实力。在幕府初期，继承了前代公家魄力，所谓强硬派的吉野朝廷，对幕府来说俨然是一个敌国。对此，幕府也不得不像镰仓幕府那样区分政治领域。然而到吉野势力逐渐衰落，南北朝合一以后，强硬派在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剩下的软弱派公家，从一开始就要靠足利氏拥立扶持，无力与武家对抗。当然更不敢想象能设立与武家对抗的公家政治领域。他们的领地成了武士蹂躏之所，经济窘迫，只能依靠幕府力量，才能勉强维持，这种悲惨的境遇也加重了他们的软弱性。就是说，公家分成了两部分，强硬派消灭以后，公家已完全丧失了统治地位。
武家方面的原因是，镰仓以来，由于武家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公家文化的渗透，在足利将军身上早已看不到武家那种简朴的生活态度。建武中兴时奉行的公武一统的政治方针，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这种倾向。足利将军已不再满足于作武家的栋梁，还要成为拥有公家名誉与权威的统治者。当他们越是不能强制推行武家统治时，就越想借公家的权威来弥补这种缺陷。他们可以说是公家化的武家，而且他们只吸收了公家的缺点，成了类似中世初期被武家打倒的公家，以致最后也不免被各地兴起的朴素的武家所打倒的命运。
从将军所得到的官位来看，尊氏和义诠是正二位权大纳言，义满从准三宫、左大臣直当到太政大臣，义持由内大臣而成为院执事，义教任右大臣，义政任左大臣，三人死后都被追认为太政大臣。义满在生活上也模仿公家的奢侈豪华，除建造室町的花御所外，又接受了西园寺氏让出的北山邸营造别墅，里面园林流水，亭台楼阁，极尽豪华之能事。他在这里接待了后小松天皇的行幸，与天皇共享了20天的欢乐。对待关白及其他朝臣也像对待家人一样颐指气使，其中也有像摄政二条良基、关白一条经嗣那样靠献谄义满以保住自己官位的朝臣。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义满在给明朝的国书中，自称日本国王，出巡的行列也模仿上皇行幸的气派，他死后，朝廷甚至提出追谥他为太上天皇的尊号。公家的软弱无力，可以说已达到极点。武家政治模仿公家政治形式的结果，变得只拘泥于仪式和惯例，注重例行的典式。历代将军都要像公家那样举行加冠礼、更衣式、受群臣拜贺、节日宴会等各种仪式，在仪式上公卿贵族充作使役扈从。描写将军们加冠礼及受群臣拜贺、节日宴会程序的书籍中的记载，也同公家一样。这时代把伊势、小笠原等流派的礼法定为武家礼法，决非偶然。公武混合的结果，也产生了参与幕政的朝臣。义政当政初期，大纳言乌丸资任插手幕政，滥施赏罚，义政夫人富子之兄日野胜光更为专横，他破格担任内大臣，朝廷方面也极倚重，尤其是他擅专幕政，压制将军，故而被称为“压大臣”。这种公武混淆的政治失去了武家政治的纯粹性，使武家政治也陷于公家政治的软弱无力和流于形式，结果自然难免减损幕府政治的威信。但另一方面应该承认，公家武家两种文化的交流为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前面已经讲过，在上一个时代，武家文化的繁荣发展，与公家文化互相影响，形成了公家化的武家文化和武家化的公家文化。室町幕府正是最大限度地接近公家化武家文化的象征，由于两种文化能在这一时代得到彻底的交流，因而可以说为后来创造新型的国民文化打下了基础。
平民的抬头
这个时代历史上出现的重大现象是平民势力的明显增长，其基础则是由于庄园制的衰退，平民结成了地缘团体村落。当然无论是在班田制下，还是在庄园制下，都曾存在过村落。但在班田制下，存在过以五十户为一乡，作为行政统治对象的、强制性的、人为的地域团体。在庄园制下，由于领有对象的名田分散、交错，所以不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地域性的团结。五十户乡制很快就崩溃了，这些乡有的成为庄园内的名田，有的虽还留在国衙领内，但性质变了，转变成为自然村落。庄园制也由于普遍设置地头而走向村落结合。作为其下部构造，地缘性村落的结合，又进一步沿着从庄园驱逐本所和领家的权利、守护领地单一化的方向，有了显著的发展。各庄园中的地域性团体，乡与村的名字，从这时起频繁出现。但这种乡与村，并不只是旧名称的复活或地名的标识，而是标志出现了具有深刻社会构造意义的地缘团体。具体来说，村落的出现，是与自上而下的占有和支配关系相对立的，是依靠居民团结的自治体。具有新意义的乡，从中世纪初期起，就在社寺周围的直辖领中产生了。如奈良兴福寺的七乡、东大寺的七乡、山城上贺茂神社的六乡、石清水八幡的四乡等等。这些乡中，除农民外还住有商人和工人，很富有，文化也进步，与领主社寺的关系很亲密。以社寺为中心，依靠共同的利害关系团结在一起，自治制自然很发达。社寺的乡，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村落，而培育其进步性的是社寺的精神权威与贵族文化，社寺在提高平民生活方面应该说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继社寺乡之后，这种乡在一般的庄园、公领地中也开始出现，到这时代，几已遍及全国。例如兴福寺领越前国河口庄，是由兵库、本庄、新庄、王见、关、大口、荒居、沟江、新、细吕宜十个乡组成；近卫家领近江国信乐庄由信乐、江田、神山、长野、朝宫、柞原等乡组成。这些乡通过全体乡民自治谋求共同利益，为了自卫也曾进行武装对抗。这当然不是领主设置的，而是由于土豪势力的抬头和平民觉悟的提高而自然产生的。它既独立于庄园领主，也独立于守护势力，有时也出现与它们一方相对抗，与他方相接近的现象，但一般都是依附守护势力，成为守护领国的下部结构。以上说的是乡，村也有同样的倾向。村本来是比乡的历史还悠久的自然村落，庄园制下与庄园同样由错综的土地组成，不是统一的。后来，由于设置地头，促进了统一村落体的形成。不久，针对这种武士领的村，在庄园里面，名主百姓的自治村落发展了起来。有的几个合起来形成为乡，但很多仍称为村。小管名称如何，同样都是全体居民的自治体，特别是许多村的结合都采取了祭祀团体的形式，说明也和社寺周围的乡，以社寺为中心而结合的一样，村也是以村落内的神社为中心结合的。祭祀等敬神的事情，必须靠全体村民的意志来进行，其集会、决议的方法也适用于有关村落共同利害的其他重要事项。这个时代，对村落外面的领主、守护、高利贷等势力必须加强自卫，因此，自治体制便强化起来。“惣”这个当时流行的词，就是用来强调、表现这种自治体制的言语。“惣”是指代表全村意志的机关，在几个村合起来组成庄的情况下，有时把具有代表性的村称为“惣庄”。总之这个词是强调代表全体意志由村落想出来的。其自治活动包括村民集会、评议重要事项、制定限制村民的规则、另外以村的名义占有财产、与其他村订立契约以保证用水等等，如果为了自卫需要进行武力对抗时，则团结起来，操起武器进行抗争。战国大名的分国，都是由这种自治乡村组织起来的，可以说是从南北朝到室町的转折期中，社会下层结构发展起来的结果。
乡村制的成立是平民的抬头用和平的、基本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现象，而频繁爆发的起义，则是破坏的、表面的现象。起义是在成立村落自治体，或由此发现出来的平民政治意识提高的基础上，对领主、幕府的横征暴敛，高利贷、富商的剥削等社会现象而发生的强大、广泛的平民运动。室町幕府从一开始，财源就不充足，因此一般说来，捐税很重。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用货币缴纳租税有了显著的发展。从上代起，除年贡、租庸调以外，已有对田地按段征收的段钱、对每栋房屋征收的栋别钱等，到这个时代，征收的频度大大增加。此外，在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征收关税也很盛行。幕府还向富商的代表“土仓”和“酒屋”，征收重税，作为重要财源。“土仓”即当铺，是当时有代表性的金融机关，“酒屋”则是酿造和贩卖酒的，但也有以其财富放高利贷的。他们虽被幕府课以重税，但另一方面从培养财源的意义上讲，也受到幕府的保护。他们通过勾结幕府，财富愈益增多，这些赋税最后还是转嫁到债务者的贫民身上。酒屋、土仓多的城市及其周围的贫民，对他们特别怀有反感，这毫不奇怪。当时农村分化为自耕农、佃农阶层的耕作农民与自耕或出租土地的中小地主。下层农民的自耕农与佃农，耕种的土地很少，可是缴纳的贡税，却要达收获量的一半以上，艰苦地生活在苛刻的贡税之下。中小地主的生活多少比他们富裕一些，代表村落的力量也蕴藏在这些地主中间。在领主的苛敛诛求之下，他们与农民有着同样的利害关系，所以在维护村落自治一点上，他们和农民采取了一致的行动。遇到荒年或加征年贡时，他们就团结起来，请求减免年贡，甚至试图要求更换代官。在其请求得不到允许时，就以集体逃散，离开耕地来向领主施加压力；万一领主压迫加剧，他们就起来开展武装斗争，进行积极反抗，这就是所谓“土一揆”。土一揆是土民起义的简称，土民是指与镰仓时代的百姓一样的平民阶级。土一挨根据其要求的内容也称为“德政一揆”（德政一揆，德政原来的意思是仁政，但在日本镰仓、室町时代，是指废除借贷关系的契约，即免除一切债务。要求废弃债务的起义，称为德政一揆。——译者），也有带有宗教特点的“一向一揆”（一向一揆，15世纪后半期至16世纪末，由真宗（一向宗）领导的起义，其目的是反对领主、守护的压迫。有名的一向一揆有加贺一向一揆、三河一向一揆等。——译者）等特殊形态。大规模的起义，上面提到过，是正长元年（1428）发生在近畿地区的起义。开始是近江运输业者（“马借”）大举闯进京都，袭击酒屋、土仓、寺院，夺取典当物，撕毁借据，继而附近各地都起来响应，平民蜂起大肆掠夺。这是一件惊人的事情，当时的日记（《大乘院日记目录》）记载说：“亡国之基，莫过于此。乃日本开国以来首见之土民暴动。”这次起义的主体是城市附近的贫民，其攻击对象也是高利贷资本家，当时还发生了有组织的农民反抗领主的起义。永享元年（1429）播磨发生的土一揆，禁止武士留在地方上，而且击败了守护赤松满佑的军队及所有武士；永享四年（1432）大和发生的起义，要求免除所有寺院领地的年贡。文明十七年（1485）畠山政长与畠山义就的军队在山城对峙，互相设立新的关卡，切断交通，占领寺社本所领地，因此全体平民召开会议，决定今后不许双方兵马进入山城国，归还寺社本所领地，撤销新立关卡等等，并强迫两军实行，两军难以抵抗，只好撤退，山城国完全回到平民手中。他们再次召开大会，通过选举确定每月的执事，负责征税及其他管理工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七年，这次的起义称为山城国起义，是有组织起义的一个好例子。有组织的起义，是由半武士化的有势力名主阶级所领导的，他们确实与下层农民有着共同利害关系的一面，但也有站在农民的敌人——代官、被官一边，剥削下层农民的一面。因此，起义的结果并不一定维护了下层农民的利益，往往被名主阶层所利用，结果成为名主阶层获得名利的手段。土一揆从明应末期起（明应九年，1500）突然减少，后来只剩下一向一楑，这固然是因为大名领国逐渐形成，在强大的武力面前，反抗无济于事，但主要还在于领导过起义的名主、武士，升任为大名的被官，脱离了农民队伍。
一向一楑的主要力量是平民，在这一点上也可以叫土一楑，但领导者是主张就地普济平民的一向宗僧徒，其目的主要是抗议对信仰的迫害。他们用一种叫“讲”的组织形式来团结人民，促进宗门的普及。一向宗教义的绝对信念提高了平民的斗志，因此其控制和攻击力等要比一般土一楑强大得多。它始于文明年间，终于天正年间，波及的地域几乎遍达全国。其中长享二年（1488）的加贺一揆最为强大，人数达20万，消灭了守护富查氏，长时期控制、统治了加贺国，使其成为本愿寺的大名领国。
产业的发展
农民在重税与不断的战乱等恶劣条件下，靠着不懈的努力，使农业取得了踏实的发展，耕地面积增加，耕作方法也有了进步。农产品中最重要的水稻，因成熟的迟早分成早、中、晚等品种，并已普遍地采用浸种法，即在播种前先行浸种催芽。二茬的小麦种植也很普及，其他如粟、稗、黍、豆等也有大量种植。城市周围栽培商品蔬菜，后来便成了当地的名产。衣着原料的桑、苧麻、大麻和油料作物如芝麻、菜子以及染料用的靛蓝等也已普遍栽植。茶树虽很早就知道了，但并没有普及，到这时代随着吃茶风习的流行，设立了许多茶园，山城是茶叶主要产地，宇治、栂尾的茶叶，已闻名全国。
林业主要在丹波、伊贺、南大和、土佐、安艺等地发展起来，以木曾为中心的桧材是很珍贵的。京都和镰仓等地都有木材市场，十分热闹。
渔业自古以来就是很盛行的一种民众的生业，随着商业的发展，水产品也有了商品价值，得到了发展。这个时期的渔业主要在沿海、内河一带，以纲、钓为主。西海的渔民，也有到对马和南朝鲜去捕鱼的，北海道方面的渔场已逐渐得到开发。制盐则以濑户内海为中心，有了发展，采用的方法也由古代烧制藻盐发展到开辟盐田，进行大量生产了。
矿业也有了发展，铁、铜、金、银产量日见增加。陆奥自古就是金的产地，这时仍十分繁荣。铜产自备前、备中、美作等地。砂铁矿则以备后为中心。战国的诸侯都热衷于开采，因此各地矿产品，均有所增加。
由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为了满足农民生活的需要，一部分农村人口成了专门的手工业者。他们起初只是根据领主的订货，制造物品，后来也制造一般农民需要的耕作用具、生活用品等。过去隶属于公家和社寺的手工业者，也摆脱了主家的人身束缚，按工作领取报酬，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他们起初没有原料，只是按需求者的要求做来料加工，但不久就自己拥有原料，按一定价格出卖制成品，由揽手工活儿变成自主经营，最后发展到不等订货，而供应市场的市场生产了。上面各种形态，实际上是混合进行的，生产与销售，并没有明显的分工。这些手工业者，还按各自的行业组成同业工会性质的“座”，以图垄断市场、维护特权，尤其是在商业方面特别明显，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
现在就手工业的某些种类谈一下。建筑业等是因营造和修缮社寺的盛行而有了显著的发展。特别在南都，属于东大、兴福两寺的木工、瓦工、萁工和油漆工等分别组成了几个“座”，进行垄断。这些工人的实际工作情况，可以从社寺缘起的画卷中有关营建工事的图画中，见到一斑。现在使用的工具，大部分当时就已在使用。
锻冶、铸造需要特殊技术，由于农民需要增多，很早就有了分工。铸造业中心是河内的丹南、大和的下田、京都的三条和相模的镰仓，在和泉、河内已出现了铸造业的同业组织。锻冶分以制造武器为主和以制造农具为主的两种，前者由于领主的特殊需要，进步极快，加之，日明贸易中向明出口大量刀剑，只见于文献的，从应永到天文年间，就达10万把以上。刀剑的主要产地有备前、山城、大和、备中、美浓等。
纺织业由于专业人员的努力制出了精巧的产品。僧玄惠在《庭训往来》中所列举的纺织品种类与产地，有加贺的绢、丹后的锦缎、美浓的丝织物、尾张的八丈绢、信浓的棉布和常陆的绸子，各地出产的纺织品在中央市场也很受欢迎。博多、堺、山口等地因为有明朝的纺织工人到来，能够生产出金线织锦、锦缎和绉绸等高级纺织品。京都也以承袭织部司的大舍人织手座为中心生产锦绫等高级织物，为后世的“西阵织”打下了基础。这时虽还从朝鲜、中国输入棉布，广泛使用，但日本也已栽培棉花，16世纪以后已生产棉织品。
造纸业也由于纸张需求的增长，在各地发展起来。赞岐是从古就以“陆奥纸”闻名的檀纸的主要产地，不久移到备中。此外如播磨的杉原纸、越前的鸟子纸、美浓的美浓纸、奈良的奈良纸等，这时也都大量进入市场。
酿酒业，自古以来就盛行自家酿造，但到中世纪以后，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专业生产已有明显的发展。镰仓时代仁治年间（1240），京都的酒屋就已多得不计其数，建长四年（1252）幕府禁止卖酒，并调查了镰仓民家的酒壶，其数量竟有37274个之多。[11]室町幕府以酒屋为其重要财源，所以资助其发展，奠定了酿造业在全国突飞猛进的基础。应永末年（1425—1426）京都的酿酒店竟达342家之多[12]，其中五条坊门西洞院一个叫柳屋的酒铺酿造的酒，以优质高产见闻，柳酒成了京都美酒的代名词。地方名酒有河内天野山金刚寺、大和菩提山寺等寺院酿造的酒，都在京都销售，博得嗜酒者的好评。
商业的发展
手工业制品大量上市，与农产品交易频繁，农村的集市也由临时变为定期。前代已有每月三次，每次由二天到十天的集市，到这一时代，各地都出现了每月六次，每到第五日就开的六斋市。[13]市场上设有特定的销售坐席叫作“市座”，拥有一定商品的专卖权。应永十四年（1407）奈良的南市有鱼、绢、便服、靛蓝、礼帽、草席、大豆等不下30种商品的市座。市场监督权属于当地的庄园领主或大名，市场商人向他们缴税，得到他们保护商业的垄断。但是，垄断阻碍商业的发展，不能使地方得到真正的发展。有些战国诸侯注意到这一点，便开设免除市场税、撤销市座、允许其他商人自由出入的所谓“乐市”、“乐座”，这实际上表现了近代精神，应该看作是明显的近代标志。室町幕府时的市场，原则上经营各种商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流通范围的扩大，由生产者间的交易变成专门商人间的交易，出现了经营单一化商品的特殊市场。如淀的鱼市、京都米场的米市、京都五条室町的马市、美浓大矢田的纸市等等。
定期市场次数增加，到达极限的就是常设的小卖店。京都在古代末期已有小卖店，到这一时代，京都、镰仓、奈良等城市店铺营业都很兴隆。供给零售小卖店商品的批发商也随之发达起来。批发商最初是隶属于庄园领主的庄官，负责年贡米的运输、保管和销售，随着运输物品的增加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其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不仅隶属于一个庄园，也应其他庄园的要求接受运输和保管业务，最后发展为专门的运输业者和经纪人，负责人夫、商人的投宿，买卖的斡旋等等。在室町时代，淀川沿岸的淀、鸟羽、桂等；琵琶湖沿岸的坂本、大津、八幡等；濑户内海沿岸的堺、尼崎、兵库等；日本海沿岸的三国、小滨、敦贺等和太平洋沿岸的大凑、桑名、品川等许多港口以及像京都、奈良那样的大城市，都开设有批发商。于是从地方生产者向地方商人，从地方商人向城市批发商，从批发商向零售小卖店铺，形成了商品供应网，出现了经济生活的飞跃发展。
工商业者同业组织的行会“座”，是促进经济活动的组织，一般都知道是中世纪特有的一种经济现象。其实，座的产生可远溯到中世以前，只是到镰仓时代有了很大发展，到这时已十分普遍。关于座的起源有种种说法，有的人说是服伺神社的氏子组织——“宫座”，也有的人说起源于市场的市座。成熟的座以官府、贵族、社寺为靠山，受其特别保护，拥有收购及销售商品的垄断权、关卡的自由通行权，是工商业者处在割据的庄园制下和乱世中的自卫团体。组成座的人叫“座众”、“座人”，官府、贵族的座，多由官府的杂役和宫廷的服务人员组成，社寺的座多由隶属社寺的农民和杂役组成。最大的座是以石清水八幡为靠山的大山崎离宫八蟠的油座，这个座的产生，是由于杂役向石清水八幡宫内殿供给灯油，因而取得从京畿到美浓、尾张、西部广大地区内对油的原料菜子及其制品的购销垄断权。此外，在文献中，还能见到像京都祇园社的棉座、材木座、吴服座、京都北野社的酒曲座、四府（左右近卫，左右兵卫）的驾舆丁（轿夫）座、宫廷事务机关的铸造师座、三条西家的青苧座等许多的“座”。座众在受到特别保护的同时，要对保护人提供种种贡献，这对因庄园收益日益减少的领主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财源。座是在封锁的庄园制度下，克服交通、买卖不自由的必要手段，而它自身的封锁性，正是中世纪本身的象征。商品生产、流通发展一到一定程度，就会阻碍自由通商，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战国以后，虽有些作为诸侯的座而保留了下来，但其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大部分的座在近代初期已面临解散的命运，这和市场一样。
石清水八幡宫
商业的发展和货币流通量的增加，不用说是有重要关系的。前面说过，到了室町幕府时，用货币缴纳租税已有了显著发展。在买卖土地的契约中所载付款的方法，在镰仓时代初是米多于钱，而到了这个时代则是90%用钱支付，这是一般买卖中使用货币的例子，也可以看出货币流通量的增加。但是在国内，政府几乎无力铸造钱币，并且又有可以通过贸易而输入明钱的简便办法，所以整个中世纪，除建武以外，国家都没有铸造钱币。输入的明钱主要是洪武钱（明太祖洪武元年铸造）、永乐钱（明成祖永乐六年铸造）、宣德钱（明宣宗宣德八年铸造）。后来不但有私铸的劣钱流入，而且在国内也出现私铸，所以市场上混进了不少劣钱。为了辨别剔除劣钱，在交易时要实行选钱。幕府曾多次发出选钱令，公布选钱的标准，以使货币顺利流通。室町幕府时在测定领地时，也不再用町段来表示，而开始实行“贯高法”，就是用应交年贡的货币额来表示。因为钱币中是以永乐钱作为标准价的，所以代替贯高也出现了“永高”的说法。
城市在中世纪初以前，主要是京都、镰仓等政治性城市，随着中世纪快要结束，大名的居住地城下町，水陆交通要冲的港湾城市，社寺所在地门前町、寺内町等多种类型的城市有了显著的发展。京都同往昔一样，仍是帝都，也是幕府所在地，自然是当时国内第一大城市。它既是政治城市，也是庄园领主、工商业者的座和批发商集中的经济城市，而且还是新旧各种社寺鳞次栉比的宗教城市。奈良虽已不是政治城市，但因拥有庞大庄园的社寺门前町，仍保持着它的繁荣。仅次于京都的政治、经济城市镰仓，也很繁荣，门前町宇治山田也发展起来。港湾城市最初不过是装运、中转、保管各地庄园年贡品的场所，后来逐渐脱离庄园领主而独立，作为独自的商业活动场所，区域日益扩大。在濑户内海沿岸以及太平洋岸、日本海岸，在琵琶湖、淀川等湖岸、河岸，都出现了繁荣的港湾城市。其中，和泉的堺尤为繁盛。堺从上一代起就是四国、中国地区的武将出入畿内的门户，后来归于大内氏领下。据说应永六年（1399）大内义弘之乱时，遭兵祸的民家竟有一万余所。后来成为细川氏的领地，恢复了繁荣，并很快发展成商港，尤其是对明贸易的根据地。城内富商云集，其财富经常成为影响武将军事活动的实力，他们还雇佣武士中的浪人从事自卫。市政完全靠自治来决定，在战国动乱的时期，竟能维持了独自的文化。兵库、博多等也是作为内外交通要地而繁荣起来的港湾城市。
城下町是随着大名领国的形成而出现的新兴城市。最初是地方土豪在南北朝动乱时，在山城或山城附近建设住宅，作为战略根据地，并在其附近开设市场，以求集中物资。但当他们发展成为支配广大领地的大名后，由于豢养众多家臣的需要，也为了便于统治，感到有必要在平地营建居城，让大量工商业者居住城下，这样便出现了城下町。到战国群雄割据时，城下町在各地都有了显著发展，大内氏的周防山口、今川氏的骏河府中等是早已十分繁荣的城下町。
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交通量也大有增加。镰仓幕府制定了京城与镰仓之间的驿路法，可是室町幕府对此并不重视。即使没有官营设备，随着经济的自然发展，也出现了道路和旅舍，在城市附近也出现了专门的运输业组织“马借”和“车借”。其中大津、坂本的马借，因位于从东国、北陆渡过琵琶湖通往京都的运输线上，所以数量很多。在海上的沿岸运输船也很活跃，船的容积不断扩大，竟出现了千石船。商人往来频繁，到伊势、熊野参拜，去西国三十三所观音、四国八十八所灵场等巡礼的宗教、娱乐性的平民旅行也很盛行。从在近江石山寺收藏的这个时代的巡礼签上记载的东国各地的人名看来，可知人们旅行的范围相当广泛。
尽管交通量增加了，但妨碍交通发展的障碍仍然很多。其中滥设关卡、征收关钱，使旅行者大为头痛。庄园主和各地领主在港口和道路、河川的要地、城市入口设置不少关卡，向通行者征收关钱，作为自己的收益。最著名的是淀川沿岸的关卡、京都七口（从地方进入京都的七个入口）等关卡。义政夫人日野富子为饱私囊，借口修理内宅，在京都七口设置关卡征收关钱。从参拜神宫大道桑名到日永（今四日市）只有四日里半的道路上，就设有六十余所关卡。这个时期的座把自由通过关卡作为其特权之一，也是因为无法忍受这种疯狂的关卡地狱。滥设关卡，反映了追求利益贪得无厌和无秩序无纪律的现象，充分代表了这一时代精神。
对外关系
时代性质也充分反映在对外关系上，社会紊乱和滥用武力，形成了威胁中国和朝鲜的倭寇。财政的困窘和无止境的贪欲，造成卑鄙的勘合贸易（勘合贸易，是日本史学界对明代中日贸易的说法，其实，应称为“朝贡贸易”，当时中日之间的贸易，完全是在朝贡形式下进行的，而且这种贸易是不等价的，中国方面以数倍于日本“进贡”的商品作为“回赐”。为了限制这种不等价贸易的次数，中国政府对来贡国家，发给“勘合”以资识别，并规定来贡期限和船数，商品数。实际上，勘合贸易是不存在的。——译者），肥了商人的腰包，这些在对外关系史上都不是什么荣誉的事，唯有这里所表现出的旺盛的积极进取精神，才是符合以经济发展和平民势力抬头为内容的这一时代转折期的，它与藤原、院政时代那种退缩外交，江户时代的锁国主义是截然不同的。文永、弘安之役后，元朝仍然奖励对外贸易，所以日元贸易照常进行。这个时期为了取得营造寺院的费用，日本派出了对外贸易船，如北条氏的建长寺船（正中二年，1325）、足利氏的天龙寺船（历应四年，1341）等等。天龙寺船每艘竟获利5000贯。但从南北朝正平到弘和、元中的40余年间（14世纪后半期），是倭寇最猖獗的时期。所谓倭寇（倭寇，其原意是指劫掠朝鲜、中国沿海地区的日本籍海盗。但在中日关系史上，由于时期的不同，（倭寇的）组成分子也不同，性质也多少有些区别。从而分成前期和后期两种。前期是指13、14世纪时在朝鲜及中国北部沿海地区（也有极少数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劫掠的）从事侵骚、劫掠的日本海盗，其组成人员可以说全部是日本人。著者说：“这种情况，最早出现于镰仓幕府时”是对的，因最早的倭寇是1226年（日嘉禄二年，宋宝庆二年）肥前松浦党侵骚劫掠朝鲜沿海。但下面说：“元寇侵日后，其报复活动更为猖獗。”却不是事实。后期倭寇是指15、16世纪时侵犯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盗，那时候所谓“倭寇”的组成人员已和前期不同，不单纯是日本人，而包括有不少，或者说绝大部分是中国沿海不堪明朝政府苛政压迫的中国人，其中还有很多从事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当时明政府，除准许用朝贡方式进行贸易外，禁止其他一切方式的海外贸易），因此其性质和前期单纯的掠劫是有所不同的，但对中国、朝鲜沿海地区的危害，包括大量生命、财产的被劫掠，社会秩序安宁的被破坏以致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滞则是一样的。——译者）是日本西部的边民为进行走私贸易前往中国和朝鲜，如果对方不允许贸易或是不能获利时，便凭实力进行劫掠，因而对方称为倭寇。这种情况最早出现于镰仓幕府时。元寇侵日后，其报复活动更为猖獗，南北朝的战乱更助长了其猖獗之势。正平二十三年（1368）明灭元，次年明太祖洪武帝就派遣使者来日宣告即位，促日进贡，并要求禁止倭寇。当时统治九州的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接待了来使。亲王怀有浓厚的吉野朝传统的大义名分思想，认为明朝的国书视日本为属邦，以开战相威胁，实属无礼，从而断然拒绝了对方的要求。但足利义满不肯放弃对明贸易之利。室町幕府领地不多，从成立时起，就苦于财政的支绌，认为靠贸易之利弥补财政是个好办法。应永八年（1401）义满根据九州商人肥富的献策，派他为使节，与僧祖阿一起使明，送还其漂流民，呈上国书与方物，要求通交。明希望借此禁抑倭寇，所以在次年日使回国时，派遣答使同行，所携国书上罗列极其华丽的辞藻，以讨义满的欢心。明朝国书上，称义满为“日本国王源道义”，以其通聘为“笃于君臣之道”，如禁绝倭寇，则日本作为“忠义之邦”将永世传名。足利义满为了金钱利益，竟不顾独立国的体面和历史的成就，高兴地答应了下来。应永十年（1403）明成祖永乐帝代替太祖即位时，他派出贺使，自称“日本国王臣源”，奉明朝正朔，接收对方送给的日本国王印，并着其官服。这正是从1世纪到3世纪时奉汉魏正朔的九州倭人诸国和5世纪接受南朝诸国册封的仁德天皇等五帝以来完全没有过的、对中图的属国外交的重演。对国内来说，是无视天皇存在的不逊行为。总之，由于这样的利益交换，日明之间开始了正式贸易。义满因此得到了不少利益。究竟得到多少利益，试就下面一个例子就可看出：应永十四年（1407），足利义满送还被倭寇俘获的明朝人民时，明成祖赐给义满及其夫人的铜钱，竟达两万贯之多。
继义满之后的义持，认为其父对中国的态度是屈辱的，拒绝对明贸易。因此倭寇又开始猖獗，明朝大感头痛。幕府也不肯放弃弥补财政的对明贸易，所以到义教时又恢复起来。这次恢复的贸易是以十年一贡、船三艘、人三百为条件，凭勘合符以区别公私。在当时勘合贸易是东方普遍实行的控制贸易的方法，日本是用日字号和本字号两种勘合各从中央分开，一半叫勘合符，一半叫勘合底本，本字号勘合符与日字号勘合底本放在幕府，日字号勘合符与本字号底本则留在中国，日本贸易船（这里，著者用“日本贸易船”字样，实际应作“日本朝贡船”。当时明朝除朝贡以外，不接待任何外国人，而日本去的，都是持有“臣日本国王”国书的正式朝贡船；尽管其实质是在朝贡的名义下进行贸易（不等价贸易），但其正式称谓，不应是贸易船。——译者）持本字号勘合符驶往中国，先要与其底本核对，以验证是否是正当贸易。根据这一协定（著者在这里用“协定”，其他日本学者有用“条约”的，实际上是中国对他们限制的规定，既不是协定，更不是条约。——译者），永享六年（1434）派出了第一艘贸易船，由此到天文十六年（1547）为止，共派出了11次。根据协定，每次可派船三艘，可是，从一开始就似乎没有遵守，永享六年已经派出六艘，宝德三年（1451）竟达小艘。幕府自己经营的船只极少，永享的六艘船中有山名氏，醍蝴寺共同出资的船和大乘院的船等等，宝德的十艘船都是天龙寺等社寺，大友、大内等大名的船，并不是幕府经营的。这时对明贸易的实权，已转到高利贷和贸易商之手，幕府只是在名义上被利用罢了。大名的船实际上背后有商人的支持，大内氏受到博多商人的支持，细川氏则受到城商人的支持，派出船只，应仁之乱时，两氏的抗争也影响到贸易上，互相争夺对明贸易的霸权。大内氏当时握有濑户内海的海上控制权，因此，细川氏的船只好从堺城出发经土佐、萨摩的海路前往中国。文明十五年（1483），幕府决定派幕府船、宫廷船和大内船各一艘，但细川氏说服堺城的商人，以每条船向幕府缴纳4000贯铜钱为条件，让幕府改变与大内氏的先前约定，派自己的船从堺城出发了。幕府因此受到大内氏严重抗议，约定把勘合贸易的全权委托给大内氏。两氏之争，最后发展到中国境内，双方的船在宁波争吵起来，甚至袭击了当地官衙（大永三年，1513）。不过，总的说来基本上还是大内氏掌握了勘合贸易的霸权，直到它灭亡为止（天文二十年灭亡，1551）。
日明贸易的主要输出品是刀剑、铜、硫黄、扇、铠、矛、屏风、漆器等。输入品除铜钱外，主要是生丝。这些都是利润最大的商品，此外还有棉线、棉布、丝绸、铁器、书画，药品等。输入品大多数是奢侈品，当时称为唐物，与前代一样受到珍视。
和朝鲜的关系大体上和对明关系类似。朝鲜所受倭寇的祸害，甚于明朝。在讨伐倭寇中立下功绩的李成桂，终于灭了高丽，建立起李氏朝鲜（元中九年，1392）。李成桂即李朝太祖，在即位那年，就派遣使节来到日本请求修好，并请求镇压倭寇。将军义满接受了这些要求，命九州诸将查禁贼船，放还俘虏。九州、中国地方诸将也假名修好，谋求通商，派船驶往朝鲜。但倭寇的活动仍然不止，于是应永二十六年（1419）朝鲜派兵船二百余艘袭击对马岛，以期捣毁倭寇老巢。对马守护宗贞盛努力防守，将其击退（应永之外寇）。京都闻报后，公武双方都十分惊讶，后来才弄清，朝鲜对日本并无敌意，幕府遂没有追究，继续通好。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幕府的外交政策缺乏常识。朝鲜对日本贸易船之多，感到头痛，决定需有宗氏（宗氏，指对马岛守护宗氏。——译者）的证明，并由宗氏加以管理。嘉吉三年（1443）与宗氏商定，宗氏每年可派船50艘，必要时还可派特送船（癸亥条约）。贸易港限于乃而浦（熊川）、富山浦（釜山）、盐浦（蔚山）三浦；在京城及三浦设倭馆，供日侨居住。因而使居住在三浦的日本侨民逐渐增多，甚至超过两千人。当地官员与侨民经常发生冲突，永正七年（1510）发生一起大规模冲突，三浦的日本侨民全部撤回到对马（三浦之乱）。此后宗氏的岁遣船减少，三浦的侨居也废止了，日鲜贸易基本上趋于衰退。
从朝鲜输入的商品较重要的是棉制品。棉花原产于印度、波斯、印度支那，从南西两方传入中国，宋末元初时在江苏开始栽培，李氏朝鲜时，朝鲜也开始广泛种植。因此棉纱、棉布等棉制品大量从朝鲜输入日本，使衣着的原料起了根本性变化。输出品除铜、银、硫黄等日本产品之外，还有南海特产，如苏木、丹木等涂料，丁香等香料，胡椒等药材。这些南海特产都是以博多为转口基地，从琉球方面流入朝鲜的，这反映了当时在远东的商品流动情况。琉球在14世纪下半叶分为北山、中山、南山三部分，15世纪初期由中山王尚巴志统一，建立了尚氏的琉球王国。其都城那霸是海上交通要冲，各国船只停靠，贸易十分繁荣。南方特产经琉球运到九州博多，再转卖到朝鲜和明朝，从事这一转口贸易的是琉球、中国、朝鲜、日本等国贸易商。[14]
佛教
纵观这一时期的佛教，虽然镰仓时代兴起的新宗派，已发展成为成熟的教团，但在思想上却没有什么值得注目的发展。相反，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些新佛教与其开山祖师们提倡的宗教改革精神背道而驰，染上了争权夺势的世俗习气，很快便同旧佛教一样陷入了贵族主义、形式主义和名利主义的深渊，演成了脱离拯救人类精神宗旨的东西。
寺院领有的庄园虽然一蹶不振，但南都北岭（南部指奈良，也指位于奈良的兴福寺，北岭指位于比叡山的延历寺。——译者）的旧教习惯势力，仍具有传统的强大力量。位于大和的兴福寺，其势力并不亚于各诸侯。延历寺保持了佛教界的最高地位，不断迫害新宗派。醍醐三宝院的院主贤俊深得足利尊氏的信任，参与帷幄决策。继任的院主满济在足利义满和足利义持执政时，也参与机密，宛如幕后宰相一般。
从镰仓时代开始，临济宗就受到了幕府的特别保护，具有第二贵族佛教的性质。进入这一时代以后，其贵族化程度越发严重。足利尊氏最信奉梦窗国师疎石，无论佛法或世俗都听从其说教。他还许愿，要像圣武天皇在各地修建国分寺那样实现一国一寺一塔，遂在各国修建安国寺和利生塔。并自任开山祖师，在京都修建了天龙寺，用来为后醍醐天皇祈祷冥福。足利义满也重视临济宗。在京都修建了相国寺，以疎石为开山祖师，并营建了极豪华的七重塔。他还模仿宋朝的官寺制定了五山制（至德三年，元中三年，1386）。即以南禅寺位于五山之上，而以天龙、相国、建仁、东福、万寿五寺为京都五山，以建长、圆觉、寿福、净智、净妙五寺为镰仓五山。[15]并以相国寺主持为僧禄司，总管五山以下各禅寺的事务。疎石的弟子义堂周信、绝海中津、春屋妙葩等人都得到了足利义满的皈依，并作为其政治顾问进行活动。当时的外交活动，多由五山禅僧参与。他们作为正使、副使出使中国，相国寺成了掌管外交事务的场所。由此可见，当时的寺院、僧侣已远远脱离了宗教的宗旨。除了五山以外，京都的临济宗大寺院还有大德、妙心二寺。大德寺以后醍醐天皇皈依过的宗峰妙超为开山祖师，妙心寺则是其弟子关山惠玄开辟的寺院。应仁之乱以后，五山日渐衰败，而这二寺则成了临济宗的中心。应仁文明年间，慨叹禅僧的腐败俗化而以奇特行为来训诫禅徒的一休宗纯，就是大德寺的住持。
曹洞宗恪守其开山祖师道元的精神，从不接近权贵。但是，它也具有这一时代的佛教共有的特点，即在广泛地普及传布到地方武士和平民的同时，也因而吸收了祈祷性仪式和本地垂迹说等庞杂因素，丧失了其开山祖师思想上的纯粹性。
净土宗自法然以后，分成许多支派，这时势力较大的是镇西、西山二派。本来，净土宗主张专修念佛的易行道，可是也不完全排斥其他形式的修行，具有妥协的性质，因此才得到了宫廷、贵族的皈依。在这一时代里，镇西派的了誉圣冏在神道方面颇有造诣，建立了掺杂神道学说的宗义，并专门将其向东部地区的平民传布，大大扩展了净土宗的势力范围。不仅是净土宗，当时整个社会中念佛之风都很兴盛，其他各宗也都兼修念佛。近江坂本西教寺的真盛和尚，原出自天台宗，后来深入钻研显教密教学说，主张念佛，集宫廷、贵族之崇奉于一身（明应四年圆寂，1495），是当时佛僧中不可多见的圣僧之一。
自亲鸾之后，一向宗以京都东山大谷的本愿寺和东部地区传教中心的下野高田专修寺为据点，维持了宗派的存在。应仁年间，该宗出现了专修寺派的真惠和本愿寺派的莲如二大高僧，从而给一向宗带来了划时代的发展。真惠将本寺移到伊势的一身田，向京畿地区传教。在北方，他们与本愿寺派发生冲突，产生了兄弟阋墙的悲剧。莲如积极地调和宗教教义与现实生活，通过通俗易懂的文章和在集会上的讲道，广泛地向平民阶层传播教义。在本愿寺因受到叡山的反感而破败之后，他离开京都巡游畿内、北部和东部各地，教化民众，在各地建立道场。当时，日本正处于应仁、文明的乱世，越前的吉崎坊、山科的本愿寺和大阪的石山坊等就是其主要道场所在。上面提到过，皈依于莲如的北陆本愿寺门徒们以同专修寺派的倾轧为转机，发动起义，竟至发展到消灭加贺守护的程度。莲如的伟大政治力量和炽热的斗争精神，无疑是从背地支持这次起义的巨大支柱。莲如圆寂（明应八年，1499）以后，到证如时代，山科的本愿寺被比叡山的教徒和日莲宗的起义群众所烧毁，证如又将本愿寺移至大阪的石山坊，并率领各地的门徒严加防范，树立了俨然与诸侯相似的势力，加贺一带完全成了由他统治的领国。本愿寺的住持已不仅是现世的领主，也是支配来世的法主。
与一向宗一样，日莲宗也是这时期在平民阶层中，拥有广泛影响的一派。它是个彻底实行排他性教义的宗教。与莲如同时代的日亲是个不惜生命的豪僧，周游天下，化度众生。他慨叹世上不断发生的争斗、疫病和饥馑，仿日莲先例，写出《立正治国论》，想呈献给将军义教，因触犯忌讳而被下狱。据说，他曾被七次头戴烧得通红的铁锅，但仍不肯改变自己的信念，因而有“锅冠日亲”之称。他是末世法华经的大师，是生于乱世的英雄之一。应仁之乱以后，日莲一宗的势力大盛，公卿们皈依者，也有所增加。但是，这种世俗势力的增大，很快就成了衰败的开端。早就对日莲宗的隆盛心怀不满的叡山教徒们，从宗论开始，向其展开了全面的进攻。天文五年（1536），天文法华之乱时，日莲宗在京都的21处道场，都相继被破坏，它在京都的势力也从此衰败了。[16]
学术与文学
前面谈到镰仓时代学术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下几点：公家喜好回顾过去，研究自古以来的典章制度、研究古典；儒学方面则新传入的宋学有了发展；学术在地方的普及速度加快等等。这一时期学术界的显著特点，就是上述倾向又分别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根据学术对象的领域，针对汉学，可将典章制度的研究，古典的研究称为“和学”。但是，当时的人们是否将其作为一门针对汉学的学问，加以钻研，是个疑问。莫如说，只是公家阶级想通过回忆过去的繁荣盛况，来表现忘却目前正在逐渐失去政治社会势力的悲哀的迫切感情；也是他们想要保持一种不是凭靠新兴的武力、财力所能达到的世界——传统仪式、制度、文学等领域的自豪感的表现；进一步说，也不过是他们企图用以获得生活资料这个最现实的要求而采取的一种学术形式活动。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建成一门学问，后来也没有发展成为学术性体系。真正的日本学，即和学，还是进到近世的德川幕府统治之后才建立起来的。
对典章制度的研究，出现了许多书刊。在前一时期，后醍醐天皇编撰的《建武年中行事》和《日中行事》二书，已超越了单纯回顾的范围，而是为维持天皇的公家一统统治提供思想根据，具有深远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北畠亲房编撰的《职原抄》也是同样。进入室町幕府时期后，这类书籍出版许多，如一条兼良编的《令抄》、《公事根源》、《代始和抄》、《桃花蕊叶》和洞院实熙编的《名目抄》、二条良基编的《百寮训要抄》、三条西实隆编的《三内口诀》等，但它们几乎都不具有什么现实意义，只是一些趣味性的回忆和传播秘闻性的文字，内容的水平也不高。
在古典方面，首推对《日本书纪》的研究。当时，到处都有对《日本书纪》的抄录、校勘和讲解。例如对神代卷，就有忌部正通著的《神代口诀》、一条兼良著的《日本书纪纂疏》、吉田兼俱著的《日本书纪抄》、清原宣贤著的《日本书纪神代抄》等注释性书籍。这些书籍既是注释书，并且还是宣传当时流行的混淆儒佛界限的“神道说”的书籍。对《古今和歌集》、《伊势物语》和《源氏物语》等文学作品的研究，也极盛行。《古今和歌集》的注释书籍，有北畠亲房的《古今和歌集注》和一条兼良的《古今集童蒙抄》等。由此还产生了秘事口传的观念，甚至流行了“古今传授”这种愚蠢透顶的神秘活动。关于《伊势物语》，也有一条兼良著的《伊势物语愚见抄》、宗祇著的《伊势物语宗祇抄》等许多注释书。公卿、文人之间、讲解和抄写《伊势物语》的活动极为频繁。事实上，对三条西实隆等人来说，抄写这些书籍的润笔谢礼却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对于《源氏物语》，则出现了四辻善成的《河海抄》、一条兼良的《花鸟余情》等学术价值较高的注释书。三条西实隆在此书的讲解、抄录、校勘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功绩。他的源氏学，后来由其子孙继承下来，代代都写出注释书，使人感觉到他树立了一个堪称三条西学派的流派。
《古今和歌集》假名序卷子本
在对古典的研究当中，《日本书纪·神代卷》研究与《旧事本纪》、《古事记》的研究相结合，促进了“神道说”的形成。早在镰仓时代，伊势外宫的神官度会氏就参照儒教、佛教、道教、阴阳思想等提出了独特的神道说（伊势神道或度会神道），其精神则直到进入本时期以后，才基本上得到纯化，并由吉田兼俱首倡了吉田神道（或称唯一神道）。这一学说主张，神道是万法的根源。神道是主干、儒教是枝叶，而佛教则是花实，即所谓的根叶花实论。在长期脱离了神佛调和论、本地垂迹说等的支配，并反过来提倡神本佛迹、神道根源这个意义上，它因体现了日本思想的主体性，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另一方面，在其对神道的看法和仪式上，还显然留有一向宗和日莲宗的影响，说明他们还是用思想史界常用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一套老手法，来实现神道宗教化和结成教团的发展过程，这一点是饶有兴味的。
镰仓时代起传来的宋学，即朱子学，与禅僧一起逐渐传播开来，到这一时期已成了儒学的主流。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学，完全是由禅僧维持的，而公卿、博士们只是靠禅僧的提示，拾人牙慧而已。儒学史上做出较大贡献的禅僧是南北朝时期的虎关师炼。他编写了日本第一部韵书《聚分韵略》，还写了具有独自体系和识见的日本佛教史《元亨释书》，并留下了《济北集》20卷等文集。此外，曾渡海入元研究儒学、精通儒佛理论的中岩圆月，曾任足利义满的老师为其讲解儒书的义堂周信，主张儒佛一致并为《四书集注》标点的岐阳方秀等也都是著名的儒僧，五山派儒学的泰斗。
五山儒学下面又分出若干学派。其一是公卿学派，由一条兼良、三条西实隆和壬生雅久等人传承。其二是萨南学派，它是以岐阳方秀的法孙桂庵玄树先被肥后的菊池氏聘去、后又被萨摩的岛津氏聘去讲学开始的，是在萨摩兴起的学派。文明十三年（1431），他在萨摩出版的《大学章句》，是日本最早出版的朱子新注，为萨南学术界增加光彩。其三是海南学派，它兴起于土佐。土佐原是由五山僧侣和一条家等培育了发展学术的基础的，但自南村梅轩于天文年间来到土佐讲授朱子学以来，学术有了蓬勃发展，到近世初期出现了很多有名学者。其四是博士家的折中学派。博士家重视传统，墨守旧注，但也不能对新思想漠不关心，因而也采用一些新注，创制了新旧折中的学问。其核心人物是清原业忠和清原宣贤，均是复兴博士家儒学的人物。
五山僧侣不仅统治着儒学界，而且还控制着汉文学界。他们在阅读经书的同时，还喜读唐诗宋词，自己也喜好作诗文，因而形成了一个在日本汉文学史上特殊的领域，即通称为五山文学。儒僧中有中岩圆月、义堂周信以及雪村友梅、绝海中津、惟肖得严等人，都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的理想是写出和元、明人无异的、摆脱日本味道的汉诗文，也是由禅僧们在生活上、精神上具有的异国性格所支持的。禅宗本来就是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另传的，因而埋头于这种文字技巧是远远离开了禅宗本义的。禅僧不仅干预政治而俗化了，而且因埋头于诗文而从宗教界人士变成了文人。更由于他们完全醉心于中国式的教养，因而暴露了他们对日本历史、文化方面的无知。足利义满对日本历史的无知，实际上不外是辅佐他的五山僧侣们的无知的表现。[17]
随着各地守护诸侯的强大、公卿文人流落到地方上和平民在物力上的提高，大力促进了学问向地方的普及。前面曾谈到儒学在肥后、萨摩、土佐等地的发展情况，大内氏统辖的山口，更是个学术中心。大内氏因占有对明贸易之利，以富强称雄，历代领主均崇尚学问，因此，公卿、僧侣多来到其领内，宣讲儒学，传播古典文学。大内政弘曾从三条西实隆学习和歌，跟宗祇学习连歌，并将一条兼良的《伊势物语愚见抄》传到山口。大内义兴、大内义隆等也跟公卿、禅僧们学习古典、儒学和佛学。大内义隆时代，是山口地区文运最盛时期。此外，他们还出版了《聚分韵略》（明应二年，1493），复刻了《正平版论语》（明应八年，1499）。
足利学校的复兴，是东部地区学术普及的一个代表性事例。足利学校的起源不详，但大体是在中世纪初期。永享年间，关东执事上杉宪实复兴了足利学校，请圆觉寺高僧快元为“庠主”（庠主，学痒的主讲。——译者），制定学规，捐赠领地和图书，使足利学校得以重整面目。上杉宪实的子孙们也代代加以保护，因而全国好学的僧俗都集中到这里，即使在战乱期间，仍是书声不绝，成了关东文化的中心。
在这一时期，普及学术手段的印刷术，也有了不容忽视的进步。日本的印刷术虽然起步很早，但后来并没有很大的发展，只是用木版印刷些佛经等“摺经”，到镰仓时代，虽已开始印刷佛书，但其形式仍属摺经系统，字体仍是写经体，与中国的版本样式，完全不同。然而，到镰仓末叶，五山僧巳印刷出版了直接受中国版式影响的“五山版”。五山版除佛书外，还有诗文集，是日本印刷史上取得划时代发展的重要标志。除了京都的五山版以外，地方上也办起了印刷事业。前面曾谈到岛津和大内氏统治地区印刷术的发展情况。在财力雄厚的堺市，也出现了发展文化的热潮。正平年间，当地一位名叫道祐的平民，开板印刷了著名的正平版论语。大永八年（1528），富商阿佐井野宗瑞出版了《医书大全》。印刷，是普及文化的有力手段，但过去只在大寺院里印刷佛经，现在却能凭地方武士、商人等的力量，印刷儒书、医书之类了，这不能不说是显然表明了这一时期的文化在阶层、地区上的普及和文化内容的多样化。
抄录学者讲义的笔记叫作抄本。这类书籍的出现也是学术普及的一种现象。起初，只在五山僧徒间传抄佛典的讲义，不久就扩展到儒书，公卿、博士家也波及了。这类书多数是杂有假名，用通俗口语体写出，在使初学者容易接近佛典、汉籍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这种抄本种类很多，如桃源瑞仙的《史记抄》，万里周九的《天下白》（苏东坡诗抄），清原宣贤的《毛诗抄》、《尚书抄》等等。
从镰仓时代开始，平民教育机关就以寺院僧侣为中心在各地建立起来。到这时期越发普及了。学科是读书和习字，教科书是《伊吕波歌》、《童子教》、《实语教》、《贞永式目》和各种“往来”。所谓“往来”，是以日用书信的形式，把日常百科用语编撰而成的文集。从古代末期的《明衡往来》开始，后来有了不少这类文集，到这时期就更多了起来，玄惠的《庭训往来》、据传是虎关师炼所作的《异制庭训往来》、一条兼良的《尺素往来》等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国文学方面，对社会形势的反映也很敏锐。传统的公家文学，以吉野文学为最后的精华，此后便陷入了无可挽回的颓势。而扎根在平民中，虽然粗野而且不成熟，却有无限发展前途的新型文学，却日见兴盛。被称为公家文学核心的和歌，已逐渐衰落，没有一点生气。勅撰集虽仍勉强继续出版，但到永享十一年（1439）编出《新续古今集》后，也终于停止了。物语小说已经绝迹，为新兴的《御迦草纸》（短篇小说）所代替。此外，还出版了许多游记、随笔之类的作品，但格调高的，一篇也没有。继镰仓时代兴起的战争文学作品系统的《曾我物语》和《义经记》是比较出色的，但要和前一时代出版的《平家物语》、《盛衰记》、《太平记》等相比，无论是题材，还是文章的风格，都要逊色得多。不过，后进文艺作品的“曾我物”、“判官物”等，都是来源于这两本书，这充分显示了这一时期文学，在构成近代文艺母体方面所具有的意义。
新兴的平民文学有御迦草纸、连歌、谣曲、狂言等等。御迦草纸是这一时期出现的短篇小说的统称，这名称的来源似乎是那些专门服侍君主、供其闲聊解闷的“御迦”们使用的绣像小说。这种文学比前一时代的物语文学规模小，题材也只限于一个人的事，文字通俗易懂，一言以蔽之，是一种低级的读物。不过，它并不只模仿前代文学的形骸，而是企图在充分理解当时一般人民教养程度的基础上，向他们提供适当的文学作品，因此具有以平民为对象并在平民中兴起的新兴文学的明显性质。它作为近代的“假名草纸”、“浮世草纸”的始祖，具有重要的意义。御迦草纸，如按题材来分，可分为公家、武家、僧侣、平民和异类等；如按主题来划分，则可分为童话、寓言、传记小说、恋爱小说、鬼怪故事等多种。即使同样是以公家或武家为题材的作品，也是从平民的角度来观察、描写的；而以平民为题材的作品，则按其特殊技能描写其他飞黄腾达的各种情节，逼真地体现出平民文学的性格。
其次，连歌是韵文中新兴文学的代表。连歌本身虽是自古就有的，但那只是和歌的余枝，并未被看成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到镰仓时代，已有人开始创作长篇的连歌。正平十一年（1356），摄政二条良基编纂了连歌集《菟玖波集》，第二年就被列为敕撰作品，确立了连歌的地位。应安五年（1372），二条良基还制定了创作连歌的格式——应安新式，对确定连歌的内容方面做出贡献。后来，应永年间，又出现了朝山梵灯庵和今川了俊等连歌名家，稍后又出现了宗祇等人，连歌的发展于是达到了顶峰。连歌向来都将各句之间在语法上、思想上的紧密联系作为第一要素；而宗祇则认为，各句之间不一定要有语法上的联系，只是要重视二句之间对立而产生的联想协调配合而构成的诗境。长享二年（1488），他与肖柏、宗长共同创作的《水无濑三吟百韵》就是标志着这类连歌的发展，已达到划时代境地。此外，他还汇集了前人名句，著有《竹林抄》（10卷），还编撰了连歌集《新撰菟玖波集》（20卷），并被列为敕撰作品（明应四年，1455）。在宗衹门下出现了肖柏、宗长等高足，使连歌的盛况经久不衰。连歌本来是针对贵族式和歌而产生的民众文艺，但随着后来的发展，也逐渐扩展到宫廷、贵族之间，这样就规定了作法格式，丧失了平民文学的自由性。不过，连歌的题材、思想始终取之于无所束缚的自然，连歌爱好者中，有广大的武家，也有平民阶层，宗祇等许多名家都是下级武士或平民出身，所以仍然具有显著的平民文学的特点。
谣曲和狂言是新兴文学在戏曲方面的代表。谣曲是当时非常发达的乐剧——“能乐”的剧本，“狂言”也是随着能乐发展起来的戏剧，因而先从能乐谈起。能乐是集从古以来各种歌舞杂艺之大成的戏剧，构成的要素很多，不过其主流是“猿乐能”和“田乐能”两种。猿乐古代叫“散乐”，是一种用曲艺、幻术和滑稽的动作使人发笑的杂艺。起初只在宫廷演出，后来才扩展到民间。中世纪时组成附属于神社或佛寺的剧团，名为“座”，专供祭祀时演出。例如，在大和有附属于春日神社的四个座；在近江，有附属于日吉神社的三个座。至于田乐，上面说过，早在院政时代就很流行，进入中世纪以后，田乐又作为神社的祭祀剧种得到了发展；到镰仓幕府末期，一般平民观赏田乐能的活动盛行起来。北条高时因爱好田乐而毁灭全家一事，甚至已成为尖酸刻薄的京中油滑少年们茶余饭后的话柄，可见田乐流行之广。到了室町幕府时代，足利尊氏等人也喜爱田乐，庇护田乐法师。贞和五年（1349），当为募集布施而在四条河原演出能乐时，狂热的观众挤塌了看台，造成多人死伤，可见田乐流行程度之一班。在这种时代里，演出大和猿乐的春日神社的四个座之一的结崎座中出现了天才的演员观阿弥、世阿弥父子二人。他们完成了猿乐能的演技，确立了猿乐能在艺术界里的优越地位。他们二人之所以能使猿乐能得到这样巨大的发展，原因之一是受足利义满的知遇，得到其特别的庇护。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艺术上不断钻研，始终以观众的心愿作为自己的心愿，以演技能随处满足所有阶层的观众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充分发挥了大和猿乐的模仿动作功夫；吸收了田乐能的风格，另外还加进了“曲舞”和“小歌”等的演技，才终于做到集古来艺术之大成，适应新时代的精神。他们的成功，是和其主观努力分不开的。
谣曲是能乐的剧本，作者不详，但据说多半是观阿弥和世阿弥父子所作。从当时到现在，谣曲一直在保持原样演奏着。到目前为止，其曲目约为235部，如果加上已经淘汰的，则可达一千几百部。题材大体上取自《日本书纪》、《古事记》、《万叶集》等古典文学作品和《曾我狂言》、《义经记》等当代文艺作品以及街谈巷议之类。演出时登场的是主角（仕手）和配角（胁），先由“胁”扮成旅行者，到名胜古迹去游览，“仕手”就以一个本地人身份出场，用回答“胁”提问的方式讲述往昔的勇将、佳人的故事，然后告诉说自己就是他们的亡灵而退场。在剧情的后半部分，再让“仕手”以往昔的勇将或佳人的姿态出现在“胁”的梦中，讲述自己在世时战斗的苦恼或对爱情的忠贞，这种刻画正符合了武士们那些已经失去勇武，在文化上又刚启蒙的脆弱情感，和试图通过回忆往日的荣耀以忘却眼前衰微的公家的微妙心理。就其文体说来，主要部分都是反复使用七音五音的“七五调”韵文，但也有些散文，散文中则是“也体（“也体”日文称为“ナリ体”，指散文每句的结语，都用“ナリ的文体。“候文体”指散文的结语，都用“候”的文体。——译者）文体”和“候文体”混用。这种根据需要自由改变文体的做法，是适应时代精神的复杂性而产生的，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格。
由观阿弥、世阿弥完成的猿乐能受到了足利义满等历代将军的喜爱，使大和猿乐成了专为幕府演出的艺术，长期繁荣不衰。起初，公家看不起能乐，但很快就进入了宫廷，连天皇也在宫中观看能乐了。神社和佛寺本是产生能乐的摇篮，所以僧侣们对其尤为喜爱。平民们也很喜欢观赏。能乐就是这样在各阶层的支持下得以发展成为中世纪的伟大艺术的。在能乐界，当时共有观世、宝生、金春、金刚等四个剧团，它们分别继承了大和猿乐的结崎（观世）、外山（宝生）、圆满井（竹田金春）和坂井（金刚）四个剧团的传统。足利将军特别喜爱观世，而到丰臣秀吉时，金春进入了全盛时代。世阿弥既是演员和剧作家，同时也是评论家。他写的《花传书》等16部艺术评论集具有很高的价值。世阿弥的女婿——金春禅竹也是一个出色的能乐演员，也写了不少能乐方面的书籍。
狂言是随能乐而发展起来的舞台艺术。在猿乐能不断吸收各种艺术而成长起来的过程中，典雅的道义性作品与滑稽的讽刺性作品分道扬镳，前者成为能乐，后者则成为狂言，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剧种。这两种艺术分立之后，仍然经常同台演出。因此，在狂言所表现的题材当中，没有一个像能乐那样出身于豪门的才子佳人，全是些市井的男女，即使偶尔有大名出现，也是些软弱无能的屡遭败绩的可怜人物。其内容有：被仆从愚弄的大名（大名物）、长期祈祷而不见应验的山中修行僧人（“山伏物”）以及受妻子管束的丈夫（“女房物”）等形象，揭露世俗权威的空虚无力；或描写骗子手在一度欺骗了乡下人之后很快就被识破的故事（“素破物”），侍奉主人而只顾偷懒饮酒的愚人（“冠者物”）等。这些作品都是当时社会的缩影，说出了人们想说的心里话。这样的戏剧能公然在众目睽睽的舞台上演出，说明平民阶级的力量已有了惊人的壮大，平民艺术有了极大的发展。
此外，平民文学中还有“幸若舞”和“小歌”。幸若舞据说是桃井幸若丸（文明二年78岁时去世）在叡山修行时创作的，在大鼓伴奏下，边讲述“草纸”式的故事，边跳舞，这些都是吸收了佛寺中的佛歌、“平曲”和“宴曲”等曲调而形成的，歌词的内容都是与“御迦草纸”大体相同的传记性通俗小说。
“能乐”面具
“能乐”剧
小歌是与在大歌场教唱的大歌相对的名称，古来的“杂艺”和“今样”等即属此类。到这时代，又发展为民谣性的。永正十五年（1518）编成的《闲吟集》中收集了这一时代的小歌，共有各个系统的小歌311篇。其中有不少已被狂言吸收去的“狂言小歌”。这些歌曲的内容雅俗不等，大体上是从贵族性的典雅作品发展成为大众性的通俗作品。
美术
在建筑方面，寺院建筑中有前代各派，和式、唐式、新和式和折中式等多种，但总的趋势是各种样式逐渐向混合统一的方向发展。唐式的有美浓永保寺的开山堂（文和元年建，1352）和东福寺三门；和式的有兴福寺的东金堂（应永十八年建造，1411）、五重塔（应永三十三年建造，1426）；新和式的有金峰山寺本堂（康正元年建造，1455），折中式的有播磨鹤林寺本堂（应永年间建造），等等。
在住宅建筑方面，初期仍是“寝殿样式”占主流，略加一些“武家样式”。但不久就产生了叫作“书院样式”的新样式。书院样式是与今天的住宅建筑有着直接联系的样式，它能在这一时代出现，充分说明那时已是现代生活文化的直接起点，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所谓书院，本来是指伸出檐下走廊、前面立有亮拉窗、用来读书的小屋。随着住宅建筑的变迁，这种小屋便成为一种装饰性的形式，因而将其称为“附书院”，建有附书院的房屋就称为书院，也将设有这种附书院的整个建筑物称为书院。发达的书院样式结构复杂，里面用隔扇隔成许多房间，房内铺着草席，四周围有宽敞走廊，主房设有书院、地板和搁板。足利义政的小川御所和东山殿就是这种典型建筑。具有这一时代特色而至今还很著名的建筑有鹿苑寺的金阁和慈照寺的银阁。金阁是足利义满在其北山别邸中建造的、唐式佛殿和寝殿样式折中的三层楼阁式建筑，是禅宗生活化，使佛寺样式混入住宅中的产物（应永四年竣工，1397）。它是一所建筑在缓坡上的桧皮葺顶的房屋，树立在美丽的树林清泉之间，看起来优美潇洒，令人不禁想起藤原时代贵族的寝殿，但它呈现出一股刚劲的风格，可能是受到禅宗和武家精神的感化所致。金阁这一名称是因其三层上贴有金箔而来，由此可以看出足利义满的拜金主义和当时社会上的营利思想。银阁是足利义政的别墅——东山殿中的一所建筑，其设计大体与金阁相同，只是比金阁少一层，是二层的。银阁也曾想和金阁的贴金箔那样贴上银箔，但没有办到。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幕府政权在这一百年间衰落的情况。
这一时期的雕刻，在技术上没有什么进步，也未留下有名的作品。其原因之一是，佛教新宗派不重视佛像，而旧佛教已走向衰落，因而雕塑佛像的师匠们也鼓不起艺术热情来。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佛师的家系已固定下来，刺激他们吸收外来的知识，开拓新生面的机缘也消失了。
绘画方面，大和绘仍然继承前代遗风，创作了许多“绘卷物”（画卷），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作品的风格已普遍走向衰落。《融通念佛缘起绘卷》（应永二十四年作）、《慕归绘》等是这个时代初期的名画。其次，肖像画还继续保持着兴盛局面，大和绘风格的肖像画杰作有山城神护寺的足利义持像（应永二十一年作）。此外，在禅宗寺院里，由于僧侣们具有重视先师肖像的要求，因而制作了不少以禅僧为对象的肖像画。这种肖像画被称为“顶相”，画法以宋朝的顶相画为范，是从镰仓时代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般认为，这种顶相画，到建造大德寺的大灯国师像时（建武元年作），已完成了日本自己独特的风格。
金阁寺
水墨画的发达是这个时代特有的现象。水墨画基本上只用墨一种颜色，它的特色是用简单雄劲的笔法勾画出对象的精神。原来是在宋元时代发达起来，随同禅宗一起传到日本来的両风。到应永年间，相国寺的如拙才将其从禅宗中独立出来，树立了水墨山水画这样一个独自的艺术领域。在掌握宋元画画法的名家中，在此以前有东福寺的明兆，但他专画礼拜画等佛画，没有涉足山水画。由这一点而论，如拙的《瓢鲇图》（京都退藏院藏），是最早的水墨山水画作品，很值得注目。在作画技巧上，如拙的弟子周文超过了如拙，周文的弟子雪舟，在水墨画领域中，确立了古今独步的地位。雪舟的作品笔力雄浑、气势豪迈，可以说从他开始脱离了模仿宋元，而创立了真正日本式的山水画。毛利家的传世品《山水长卷》就是他的杰作。到了这个时代末期，在以后300年的画坛上，占统治地位的狩野派鼻祖狩野无信（永禄二年去世，1559）继承水墨画空前繁荣的传统，并吸取了大和绘土佐派的特长，将二者合而为一，树立一大系统，以雄健的笔法和华丽的色彩创作出了豪放壮丽的画面，题材也扩展到人物、山水、花鸟方面。
银阁寺
工艺美术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家常使用的器具，也开始重视其技巧，因而使漆器、泥金画等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刀剑装具的柄饰、小刀柄、饰笄等处雕金的技巧，已达到相当可观的水平。后藤祐乘凭这种技术在幕府工作，后来代代世袭其业。能乐中使用的面具、茶道中用的茶釜、茶碗等的制作技术，也很发达。
庭园的建造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这一时代庭园的特点是：禅的精神表现到庭园中，使人体会到闲寂幽玄的趣味。在京都的天龙寺、西芳寺、龙安寺等庭园中，都可以见到这种意境。
《冬景山水图》（部分） 雪舟
茶道、花道、香道等虽不是美术，但也是在这个时代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些技艺是以将军足利义政征东山山庄里的风趣生活为中心而繁荣起来的，因而称为东山时代的文化而脍炙人口。“一碗苦茗品人生，四迭半茶室观天地，一枝英姿窥百花。”茶道和花道的这种闲静淡泊、幽玄雅致的境界，是在以将军足利义政为代表的上层统治阶级不事生产、逃避现实的情绪中孕育出来的。他们欲求天下升平而不可得，于是便自暴自弃，不问政治，专享风流。因此，茶道、花道和同时期在平民中间取得阔步进展的健康的平民文化是根本无缘的。不过，随着平民势力的不断成长壮大，慢慢也体会到茶道和花道的境地，并将其中某些成分吸收到自己的文化中，因此，到了江户时代，茶道和花道便成了广大平民的教养内容，一直持续到今天。不过，其性质具有上述那种历史特点。
《泼墨山水图》 雪舟
茶叶碗
这是一个陶瓷茶叶碗，带有鱼鳞和波浪图案的瓷釉，集中体现了后来大名风格的宏伟富丽。当茶师用勺将热水从壶中盛出倒入客人即将饮用的茶叶碗时，仪式达到了高潮。
叉子
最正式的仪式需要两份茶；第一份很“稠”或者说未搅开释；第二份很“稀”，搅至泡沬状。搅茶叶的小刷子是由一根竹子制成的，从一端将它小心地分叉，在叉的底部用丝线束住。
茶勺
这个优雅简洁的竹制茶叶勺误传出自小堀远洲之手，他是17世纪的一名茶师，发展了奢侈的大名礼仪。传统上，茶勺由茶师本人刻制。
茶叶罐
这种风格的茶叶罐，外形像枣子，使用深漆制成，是千利休的最爱之物。这件17世纪的样品装饰着金色的羽毛，体积更大更华丽。
茶壶
当日本接受了中国人饮茶的习惯时，他们不仅输入了饮料，也引进了仪式。自8世纪以来，中国人认为喝一杯茶象征着内心世界的协调。佛教禅宗强调严厉简朴，放弃对尘世的依恋。在禅宗的影响下，这一实践被精炼成一个以茶道的极致之趣而闻名的仪式。
在一个装饰很少的简单的庭园小屋内，主人迎来他的客人，把壶中的水烧开，将茶叶放在碗中冲搅，然后以谦逊的态度端给客人，这一风格在16世纪茶师千利休时达到顶峰。
但是，在17世纪茶师们复兴了更加卖弄虚饰的大名礼仪，模仿日本武士贵族来命名，要求更大的空间、带有华丽装饰的器皿，并为每个大贵族准备独立的座位。在其后的年代里，这种风格经茶道学校舍确立并编纂成书。在其影响下，该种仪式成为日本新兴中产阶级的消遣娱乐活动。
这个铸铁制成的水壶是茶道中一项重要器皿，带有早期拘谨风格，蚀刻有松树、竹子和李子树，它是一种力量的象征。
* * *
[1] 武家政治开始的时间，换言之，即镰仓幕府成立的时间。关于镰仓幕府成立时期，有各种说法，有的说是建久三年（1192）七月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时；有的说是元历元年（1184）十月开设公文所、问注所，整备政治机构时，有的说是寿永二年（1183）授予赖朝东国行政权时等。形式上如何姑且不论，实质上是在文治元年（1185）设置守护地头时，这一旧说我认为是不可动摇的。
[2] 公文所改称政所的时间，历来认为是在赖朝就任右近卫大将的翌年，即建久二年，然而即使在《吾妻镜》中载有“建久二年正月十五日阅览政所文书”，但并没有记载改称公文所一事。石井良助博士认为，改称的时间应该看作赖朝官至从二位的文治元年（“镰仓幕府政所设置的年代”收于《大化改新与镰仓幕府的成立》中，1958年，创文社出版）。
[3] 探题作为武家的职名始于此时，据说这一名称来源于佛家的探题。佛家论议经典时，提出问题，判定答辩是非的重要角色叫作探题，由博学的僧人担任。由于武家裁决政务也类似佛家探题判断是非，所以借用了这一称呼。
[4] 对于“御成败武目”的研究，著名的有三浦周行“贞永式目”（《续法制史研究》），植木直一郎《御成败式目研究》（1930年，岩波书店出版），根据不下二十例左右的古抄本、版本、注释书对式目本文进行校正并出版的有，佐藤进一、池内义资编《中世法制史料集》第一卷镰仓幕府法（1955年，岩波书店出版）。此书除式目以外，还广泛收集了后来的追加法，是了解镰仓幕府法律根源的必读书。
[5] 这个时代著名的画卷作品《蒙古袭来绘词》，以画卷的形式记叙了肥后御们家人竹崎季长参加文永、弘安之役时建立的功勋，作为元寇的史料也是第一流的。研究书籍有，池内宏《元寇再研究》（1931年，东洋文库出版）；相田二郎《蒙古袭来研究》（1957年，吉川弘文馆出版）；龙肃《蒙古袭来》（1959年，至文堂出版）等等。
[6] 有人认为金泽文库的学术意义并不大，关靖博士用了多年时间，对称名寺古书进行调查整理，弄清了对中世文化做出贡献的金泽氏一族的好学事迹、金泽文库的藏书等等。（《金泽文库研究》，1951年，讲谈社出版）
[7] 天竺式、唐式都是古代名称，同样称呼由宋传来的样式今天看来不够妥当。因此有人称前者为大佛式、后者为禅宗式，称和样新派即和式与天竺式的折中为第一次折中式，和式与唐式的折中为第二次折中式，第一次第二次折中的进一步折中称为第三次折中式，等等。
[8] 同时有两个天皇的特殊现象，在寿永、元历年间（1183—1185）也曾出现过，如平氏在西海拥立安德天帝，而同时后白河法皇在京都拥立后鸟羽天皇。不过，像南北朝那样延续那么长时间，却是空前绝后的。在南朝与北朝，除了天皇分别继位外，公卿、贵族、武将也都分开的，年号也都另定，所以根据所使用的年号，就能知道其人和土地的归属，了解两朝的势力范围。
[9] 长庆天皇即位的事实一直不清楚。江户时代就有塙保己人等人主张其即位，但一直到大正年间，才根据八代国治博士的研究，而确认其即位的事实。政府也设立了皇家历代史实考查临时委员会，集中学者，进行调查，1926年，终于决定把它列入皇统。但有关天皇即位、让位的时间等情况，因无史料，还不详。《大日本史料》参考了《鸭脚本皇代记》、《嘉喜门院集》，把正平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后村上天皇驾崩之日，作为长庆天皇即位之日。
[10] 关于南北朝谁是正统的问题，因受中国正统论的影响，在近世初期以后，成了众议纷纭的对象。南北合一后，因皇统归于北朝系，尽管南朝君臣抱着正统的信念，但客观上却认为北朝是正统。江户幕府初期，林家编撰的《本朝通鉴》也只把正统计到后醍醐天皇为止；从后村上天皇以后，则把北朝视作正统。与此相反，德川光国则坚持南朝正统论。他所主持编撰的《大日本史》，就以此作为书中最大的特征，这是人所共知的。南朝正统论与宣扬楠木、新田等忠臣事迹相结合，成为尊王思想的有力根据，在思想上、政治上有极大的影响。对此，三上、田中、喜田等明治时期的史学家认为，在区别正闰之余，而把北朝的天皇不视为天皇，是违背历史真实的，只有承认两朝并立才是适当的。喜田博士因把这种想法应用于国定教科书中，引起了物议。政府乃于1911年奉敕布告，决定南朝为正统。并把国定教科书的南北朝改为吉野朝。但在史观有了变化的今天，教科书也自由地使用南北朝。同是后嵯峨天皇皇子的持明院、大觉寺两统天皇，因时势不同而处于对立的命运，即使在理论上可以分正闰，但作为历史事实应承认两者同为天皇。最近出版的书籍中，村田正志《南北朝论》（1959年，至文堂出版），简明地叙述了南北朝史实和正闰论。
[11] 此数引自《吾妻镜》建长四年九月三十日条。
[12] 此数见于北野神社文书所载的《洛中洛外酒屋名簿》。小野晃嗣《中世纪酿酒业的发展》（载《日本产业发展史之研究》、1941年，至文堂出版），是以这本名簿为中心，对室町时代酿酒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的论文。此外，在《日本产业发展史之研究》一书中，还收有笔者在写作本章时曾参考过的《中世纪的造纸业和纸商业》和《日本棉织业的产生过程》等论文。
[13] 所谓“六斋”，是指佛说中应该持戒、禁忌的六个日子，即每月的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养老杂令》中规定：每月的六个斋日，公私均不得杀生，因此，死刑的奏决在此日也不能进行。不过，书中此处所说的“六斋市”只是借用了六斋的名，实际与佛教无关，而是指每月举办六次的集市。具体日期是每五天一次，即一日、六日，或二日、七日。关于商业发展的情况，可参阅丰田武《增订中世纪日本商业史之研究》（1952年，岩波书店出版）和《日本商人史》中世篇（1949年，东京堂出版）等。
[14] 研究日明关系的书籍有秋山谦藏《日支交涉史研究》（1939年，岩波书店出版）和小叶田淳《中世纪日支交通贸易史研究》（1941年，刀江书院出版）等。最近出版的以这时期日鲜关系为主题的有田中健夫《中世纪海外交涉史研究》（昭和1959年，东大出版会出版），该书中还附有以倭寇为中心的详细研究《中世海贼史研究的动向》。
[15] 五山的规定，曾有过几次变动。镰仓时代虽已有五山之称，但五山究竟指哪所寺院，并不明确。建武中兴时，按南禅、东福、建仁、建长、圆觉的顺序规定了五山，这是从公家的立场修改过去以武家为中心的制度而来的。到了室町时代，又改为以武家为中心，采用了将各阶段的五山分给位于京都和镰仓的十座寺院的方式。后来，足利义满又于至德三年创建相国寺，为将其列入五山之中，便将南禅寺封为五山之上，然后就像正文中所说的那样，在京都和镰仓分别规定了五山。
[16] 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中世编3、4、5册，以丰富的史料详细记述了这一时代的佛教情况，是这个领域中不可多得的好书。
[17] 玉村竹二最近发表的《五山文学》（1955年，至文堂出版）一书，通俗易懂地记叙了五山文学的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