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机械的适应
国会的华族政治在首先三个乔治之下尝将不列颠的海权发展到纳尔逊撒手时程度；尝失了一个海外帝国，但又立了一个新的；尝圆满了苏格兰对英的关系，但也使爱尔兰永不能和英亲善；更尝使工业得以无阻地在英发轫，但是没有想法来约束它对于社会的影响，也没有能预先见到它的政治上的涵义。辉格及托立两党的华族，于久执政权之余，尝完成了一种新式的政府机械，使整个的机械依内阁及首相以行动，而国会之统治亦居然极有效能起来。因为有了此制，故英吉利的众议院卒成多次和专制君主政治交战中的胜利者，且在庇特及卡斯尔累之世，更能打败拿破仑本人，给欧洲以和平，并替大不列颠争得了百年的安全。
使这个国会的内阁政府的制度适合于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新的社会事实乃为后期汉诺威诸君王时，继庇特及卡斯尔累而当国者的任务。欲完成这个任务，他们发现须先后准中等阶级及劳工阶级参加政治，准它们和旧日统治阶级同执政治的机械。如果不能有此种因应，则国会政府的制度将破灭，而阶级之战将发生。彼得庐及《六种法律》（Six Acts）的时候，这两种危险本似已无可逃免于将来。
但英吉利人政治的天才常能助他们逃出若已绝望的境遇，自1688年以来不列颠盖尚未有过革命之事。他们能逐渐的走向平民政治，既很少会疾趋而进，更绝不会开倒车，所以政治的权利能不须突然的变化而扩充及于全体人民。这个大进行之所以能成功，一因各阶级及各政党在大体上都有正确的政治见地及和易的相处精神，再因维多利亚时代为不列颠内获升平，外无隐忧的时代，而其中叶更有空前的繁荣，最后更因全体得有选权而后，国家亦尝于私人及各教派所经营之缺漏不全的教育制度之外，更立普及教育的大计。
两党制的仍旧
就大体而论，上述逐渐更新的工作仍藉两党制以成就，而无需于新创的机械。英吉利两党制度的独有传习在托立党垄断政权的数十年内本差不多已降为多派的制度，但在1830—1832年的《改革法案》之时辉格党人又得了新的口号及新的党纲以整饬他们的阵容，而两党又各有各的团结，各随时势的变迁而和新的社会势力联盟，新以继旧，旧以启新，五光十色，变幻莫定。
我们所以能将维多利亚时的自由及保守两党一直追溯到查理二世的辉格托立两党而无有间断者，全赖教社和异教间之一直互相敌视。教社一日犹垄断着某几种的特权，则那个为日已久之宗教上的两元制亦势必一日的于政治上的两元制中有反应。此所以历200年之久，本来无甚分别的两党居然能永远保持它们间不同的传习，时代尽可变更，而传习仍是不变。19世纪开始时劳工阶级的运动本和异教有一部分的关连，而在是时犹完全站在国教教社的势力之外。所以政治之有宗教之分使劳工阶级的激烈主义和辉格·自由党携手；他们一方藉了党以争得政治的选举权，一方又利用他们自己的职工会，合作社，及幼稚的社会主义以求经济的及社会的改良。19世纪中叶时英人大多数之犹信宗教而却不奉同一的宗教，实为当时阶级竞争及政党竞争中的安定势力，虽则因此之故，英人又多了一种争论的原因。
会社及团体生活
但国会政府及地方政府之逐渐适应于新时代的民主性质仅为必要的适应工作的一部分。如要解脱新社会于危难，如欲使四千万人民的生活，在七百万人民所尝视为不易生活的岛国中，逐渐的改进，则非创造种种新的组织不能成功。18世纪尝以富于伟大的人物及个人的精力有名，但它的会社生活及团体生活则昏沉而缺乏生气。19世纪一反前世纪的状况，不特旧有的国会，城市，教社，大学，学校及吏员得了新的民主精神的淬砺，而新的团体——无论公立的或私办的——之创设者亦不计其数，任何一方面的生活盖都有团体来相辅而行。19世纪是职工会，合作社，互助社，协会，董事会，委员团及委员会的时期，有一种的慈善或文化的目的，几即有一种组织，即不能说话的兽畜亦不致落空而无保护的团体。就会社及团体生活新花样的创造而论，19世纪尽可和中古比拟，而就自助及个人创造的精神而论，它也不会视18世纪而瞠乎其后。19世纪所产生之大人物的芳名单常为世人所传颂，然它所产生之新组织的一览表必更繁长，而且其重要亦不会稍次。
官民间及中央地方间的合作
政府及人类活动在此时演化出来的新花样诚过于复杂而不能于此书中作简要的申述，但有好些犹为我们现代生活中所习见之事。民族新的机械的特色之一即为一方私人慈善事业及政府监督发生密切的相互关系，而它方地方及中央政府间亦发生同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到了维多利亚女王末年时已可显明地看得出来。国会及地方政府开始能为群社的全体谋利益，而国家愈是能对于私人在教育，医药，卫生以及无数其他人生事业，发生解事的兴趣时，一种国家补助金，强迫执行，及监督的细密制度——藉了度支部发给地方团体的补助费（Grants in Aid），国家对于劳工及生活状态的视察，工业保险及近代教育制度等等而施行的——亦应时而生。私人的或人民自愿的经营，得了国家的协助之后，做成种种在欧洲全由国家经营或没人经营的事业。
员吏制度
中央及地方政府间，私人及国家企业间变化无定而又十分复杂的相互关系之所以能维持在极适宜的基础上者，则大不列颠的员吏之功实不在小。他们有日积月累的知识及经验，又有极好的传习；19世纪中叶后的20年内，公开竞争考试制度采用而后，他们的进身也不复是政治的援引，而是人才的选拔。这个用人制度固十分新奇：然而它的成功却也十分显著。
不列颠应付新时代诸问题的方法甚能显出实行性的创造力，且和本国的传习亦完全一致，而取决于大陆上的诸种运动者则极少。国会的制度本是我们自己的；地方政府亦依不列颠的方式而改革充实；工厂视察，职工会主义，合作运动皆始自不列颠；员吏制度则沿本国的传习，而其考试制度更为特有色彩。
妇女的地位
人类，民治和教育三者进步，而工业方法丕变而后，大批劳动男女之工作于公司及工厂又引起了妇女地位的变更。妇女的教育在昔几完全被人忽视，但经六七十年而后，则已可和男子的颉颃。她在家族中的地位亦为法律所提高，而在实行上及舆论间，则改变者更多。所以到了最后，连选举权之赋与也不复被视为荒谬。
和平的厚赐
以上种种的大更动如无不列颠在19世纪中所享的太平繁荣及安全，则决难不经大难而即能成为事实。除了克里米亚之战（the Crimean War）而外，不列颠常用的政策为不参加大陆各国的互争，所以自滑铁卢而后，它有40年可以恢复实力。均势的状态一时又告成立而后，它又无挺身以御志在征服欧洲的某一强国及其属国的必要。[2]
同样的，我们和合众国间的关系虽日趋重要，而自《根特条约》（Treaty of Ghent）以来从未离开和平的途径；纵有若干不做美的憾事发生，然亦未致于决裂。卡斯尔累及门罗（Monroe）早年之能同意将合众国及加拿大交界间两方永远撤除武备，实为促进美满关系的一大原因；因为两方各不设武备，故界线纵老向四方沿长，争端纵常恒属严重，而用兵之举仍不致发生。又一个和平的基础则树于格拉德斯吞之时，他之肯将亚拉巴玛（Alabama）案交付第三者仲裁，实为避免兵戎相见的善法。我们于瓜分非洲及亚洲的土地时和法德两国发生的冲突，虽在世纪的末年往往呈危险的状况，也常因和平的仲裁或协议来解决；此则多半要归功于萨利斯布里贵族，因为他为主张和平才是不列颠“最大的利益”者。
移殖及帝国
所以和平及维多利亚女王一朝不列颠商工业惊人的繁荣实为解决我岛严重的政治社会新问题之绝好条件。不列颠主要的关心既不是作战，也不是备战，而是它日增月累的对外贸易及它屈拉法尔加和滑铁卢的战胜者所传给它之新的殖民帝国。拿破仑战之后不列颠的人口过剩及当时尚无何种工业保险足资救济的失业，两者俱逼英吉利人及苏格兰人成千成万的向外移殖。在19世纪的上半，这种出移民中很多是农业工人或半农业工人，故乐于领得土地而躬自耕作。快到世纪中叶之时英吉利种族才因英吉利农村生活的衰败及近代都市生活吸力的增加之故，而有变成不愿留居于土地也不愿移植于土地的城居种族之危险。
到了20世纪开始时，各殖民地已成为自治地，实际上即新的民族。它们于享了五十年或不止五十年完全的对内自治权后，开始以独立民族的——加拿大的，澳大利的，南非的——眼光来应付世界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之下，不列颠政治家在19世纪末年帝国主义运动正盛时所抱的希望，即帝国可以团结为一种联邦的希望，竟不能成熟而实现。当帝国于1914年8月与德意志宣战而遇到它又一次的大危机时，它仅恃共同的利害及情爱为团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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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谨按就全书的篇幅而论，19世纪所占的似未能和其重要相称。方成过去之事之不易有准确的透视自是简略的主要原因。同样的，本卷的史值恐亦不及以前五卷。但关于第一个的缺点，阅者可以著者的British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782—1901）补充。
[2] 法罗登的葛累贵族（Lord Grey of Falloden）于他的Twenty-five Years，1892—1916年中论及我们于1886年以后和当时称雄欧洲之德奥意三国同盟的友好关系时尝说道：“在理论上大不列颠向不反对某一集团之称雄于欧洲，如果那个集团能有利于和平及安定。他的第一着的计划通常总为与这个集团以赞助。只有那称雄的强国变成侵略者，而它以为它自己的利益也发生危险时，它才会为自卫的天性——即不是熟虑的政策的话——所激动，而加入争斗，以恢复均势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