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帝国的长育
上天早就决定，不列颠的居民应带岛民性格，但所谓岛性也可大可小而不一其程度。诺曼征服而后，英吉利人成为属法兰西文明的封建及公教世界之一部分者尝历数世之久。但经中古后半的逐渐转变，更经推铎尔的革命而后，他们又确立了岛国的个性，无论在法律及政府，宗教及文化，或生活的性质及习惯方面，无不有其特殊的地方。如用依利萨伯尝用以自述的字眼，他们盖已成为“纯英吉利人”，而将大陆的入侵势力摈退。但他们自己的实力及自信心有增加后，他们又在海外年甚一年的活动起来，他们因此又失了“岛性。”他们于新发现的地球上到处有足迹，更到处传播在英吉利本国已经成熟的思想及标准。
到了滑铁卢那时期时岛民的生活正在因他们之能四处探获征战，贸易统治，而大增兴趣，而扩充范围。他们不特在日在膨胀的不列颠帝国之内多所活动，即中国及南美等国亦到处有不列颠人的企业；他们且成为欧洲贸易及势力之特有代表。英吉利的生活自依利萨伯以来本已在向外发展，工业革命更增加其速度并给以新的动力。所以在乔治三世之世，若干新的帝国问题亦应时而起，或则涉及爱尔兰，或则涉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或印度，或则涉及白人和非洲黑人间的关系，而少庇特则于全体问题都尝有重要的参加。
苏格兰
有一个往日常使英人感觉不安的缘由则早已消灭。英吉利和苏格兰间的关系已不复是一个严重的帝国问题，而转是一种致祥的内国敦睦。两国的合并经过若干时期的紧张实验后，已随时间及忍耐而臻于圆稳。詹姆斯主义的消亡，1745年后铲除苏格兰封建及部落主义的种种设施，以及“四五”之变处理过后苏格兰财富的增加：凡此种种的结果俱使英人对于苏格兰人的质地有较佳的领会。窝尔忒爵士的小说及于滑铁卢大显身手的穿裙营伍，在英人及全体的文明世界看起来，都好像能代表一种新的事物，而足以增厚岛国的传习及实力者。两国人民之互相推与，自此以后遂永成为不列颠国家的栋梁之一。
朋兹及斯科特的时代实为苏格兰人发展繁荣，可以自骄的一个时代，在大体上说起来，也是他们立国以来最快乐的时代。固然，他们也不乏内部的困难，但他们和同时英人遭遇着的困难同一性质，所以反足以促成全岛两端的同病相怜。随工业革命而起的社会经济问题本已不了，而两国政治制度的陈旧，朽腐城市的充斥，及足以应付新时代的都市和地方政府之缺乏，更使那些问题难上加难。连郡选举都成滑稽表演的苏格兰，其政治的机械比在英吉利更是不合近代的时宜，而反雅各宾的压迫精神更是凶辣，虽则民主的精神也要比在英国来得有力。所以据此时的情势看起来，苏格兰之将比英格兰有更严重的发展正是意中之事。但在随至的时代内政治革新及社外改善在两国有同样的过程，而两国间亦因休戚相关而益趋牢结。
18世纪的爱尔兰
丹宁街虽不复把苏格兰看做一个问题，但爱尔兰问题则经长时期的沉寂以后，正在进到一个新的局面，而又异常的活动起来。它不时足以扰乱不列颠帝国的治安；它要到了我们今世始得一个最后的解决。
在18世纪的初叶中叶，当詹姆斯党的苏格兰正为祸源及危险所伏之地时，爱尔兰的土人转无发动作乱的表示。盖自萨斯飞德之役以来，传袭爱尔兰詹姆斯主义的好乱之徒，皆已投身于法兰西的陆军，故他们尽可借封特讷等的机会以枪杀英人，而曾经克伦威尔及威廉两度征服的爱尔兰本国，则反可忍受不列颠人及抗议教徒的统治，反可忍受取缔公教教徒不公平而又半执行的惩处法，而平安无事。
格剌坦
在18世纪的末年，那个孤野地方的死灰，因得了新时代的滋润而复燃起来。新局面的发动者在始属抗议教及自由主义，而不属于公教及塞尔特民族。它本是厄耳斯忒长老教徒及格剌坦（Grattan）等一班气度宏伟的政治家的运动，而以反对专顾英吉利的贸易利益而牺牲爱尔兰整个的利益，专顾盎格利干国教，而牺牲爱尔兰其他一切的教派之虐制为目的。当其胸襟宏放之时，许多的抗议教徒尽忘了他们祖先对于本地公教徒的恐惧，而素被畏惧的公教徒，则自世纪开始以来亦只知忍辱而没有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情来。
际美洲独立之战时，爱尔兰落在抗议教的义勇军（Volunteers）之手，但公教的舆论亦赞助他们的主张及运动。他们愿以全力来保卫英之势力而抵拒法军的入寇，但他们有他们的条件而英之政府也不能不予接受。他们所要求者，一为废除歧视爱尔兰商业利益的法令，二为爱尔兰国会之正式独立，而不受不列颠的节制。爱尔兰果真为它自己的货物得到了自由的销路，但它在此后20年中的自主政治却名至而实不归。不但公教徒绝对无参加都柏林国会之权，即抗议教徒亦因都柏林堡寨内的寡头善于操纵朽腐城市之故，而不得享受政权。
“九八”的屠杀
但新时代中尚充满着希望。惩处法之最严酷者已取消了。格剌坦所领导的改革亦尚未夭折，他且欲藉逐渐演进的程序而调和种族及宗教间的纷争。公教及抗议教的狂热两在酣睡，而18世纪容忍及宽阔主义的卓绝精神犹弥漫于社会之中。如果不列颠的政治家能依格剌坦的精神而遇之于半途，则其所可成就者或已不可限量。不幸雅各宾主义及反雅各宾主义，新公教主义及新抗议主义（即奥伦治主义）[1]的精神来得过早，以致18世纪的时代精神所造成的极好机会悉被虚掷而无从利用。英吉利的托立党人袭了辉格党向日“打倒教皇教”的口号，而以之充他们的选举口号，同时法兰西革命则使得他们坚拒一切的改革而不加理会。居心自由但言辞不慎的副王，菲次威廉贵族（Lord Fitzwilliam），于已经燃着了庇特所不能实践的希望之后，也被政府自都柏林召回。他去之后，政府也不复作联合爱尔兰的公教教徒以共御法国的尝试。所以当法兰西的军人宣传家以共和政体的自由饵爱尔兰时，他们的襄助也立即为爱尔兰人联合会（United Irishmen）的领袖吞·乌尔弗（Wolfe Tone）及菲次泽剌德·爱德华贵族（Lord Edward Fitzgerald）所接受。这些人们希望能联合爱尔兰的宗教来驱除英吉利的势力。但他们依赖法兰西助力的实际结果则为鼓动公教徒及抗议教徒之互杀，一如在威廉之战之时。厄耳斯忒的苏格兰人及长老教徒所受于英吉利政府的冤屈固大而且深，然他们绝不能联合法人来建立一教士作主的塞尔持共和国。因此多灾多难的不列颠政府转得赖了爱尔兰尽忠的人民之助而削平1798年之变。这班人民今又恢复了他们祖先对于公教徒的恐惧，因而更开始为奥伦治帮会（Orange Lodges）的组织。在那个危急的关头，英吉利政治军事的势利都极软弱，故不得不多多依赖本地忠于政府之人，而他们之残杀爱尔兰工人亦因此绝难加以阻止。“九八”纪念遂成为仇恨的传家之宝，家家户户传颂不辍，爱国志士及激动之人亦世世代代利用之以鼓动民族的义愤。
爱尔兰的合并
处这种情势之下，庇特决定只有把两岛合并于韦斯敏斯忒的国会才可以恢复治安，并重张公道于久远。但他只能恢复了治安，他没有通过公教徒解放的政治权力。公教徒解放本为他计划的一部分，而将以诱致爱尔兰人，使欢迎合并者；因为有了解放的希望，再加上了都柏林国会的纵酒狂饮，《合并法》才获通过。但庇特的主上，他同僚的一大部分，他的政党，及他国人的多数皆深怕罗马公教徒之享有政治权利，无论在英吉利或在爱尔兰。当日的两大势力，反雅各宾主义，及福音主义，又对于这问题有一致的意见，所以罗马公教徒之不能入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的联合国会者尚有28年之久。
公教的塞尔特人因此又被压了下去，而且此次临在他们的头上者，除了全英国的重量外，更加上了北部爱尔兰人方张的奥伦治主义。南北两爱尔兰重又处于对阵的地位，日日以口舌来战他们的波因之战。此外，土地问题也正在开始；在那个人口过剩，番薯充饥，人尽佃农的岛国之政治上占着最重要的地位起来[2]。在这种情形之下，僧侣主义，民族主义及无教育的民主主义之新的大集合，得公教律师奥康尼`达尼尔（Daniel O’Connell）的公共演说之才之助而开始组织起来。
加拿大的繁殖
于乔治二世的末年我们尝见法兰西加拿大之被征服，在乔治三世的长朝内，我们更见法兰西加拿大人之自安于他们在不列颠帝国中的地位。他们之所以能自安乃由于英人能容忍他们的宗教，权利及习惯；英人的政策适和同时期中英人在爱尔兰所采之抗议教徒及英吉利人高于一切的政策相反。在乔治三世时我们也见英吉利及苏格兰移民之沿诸大湖而移殖于上加拿大，移植于纽·布伦兹威克（New Brunswick）及诺伐·斯科细亚的沿海诸殖民地者也有若干。新来人中的一大部分为“合众帝国的忠王派”（“United Empire Loyalists”），换言之，即美洲殖民地人之向日反对独立，而今则因不堪合众国胜利的共和派人之虐待而逃来者。不列颠殖民加拿大时的又一原素，为那种因在祖国不堪经济压迫而逃出之人。这种人在19世纪初年时为数极众，因为此时不列颠人口的增加极速，纵有大批移美之举，而乔治三世的60年中人口仍自约750万增至1400余万。
种族的问题
大批不列颠种族的男妇之至加拿大增加了治理上不少的困难。新来的人立即要求他们在新失的英吉利殖民地中所久已习惯，而在英吉利本国也多少习惯的自治。但法兰西的农民则绝不知自治之为何物。他们的封建田主于不列颠征服后大都已退回法国，但他们仍信任他们的教士。征服后的施治本仍尊重他们完全不同的习惯及理想，但新来人的移殖顿使他们生法律将被变更的戒心。幸而政府于合众帝国的忠王派未到以前已能得前他们的信任，幸而诺司贵族1774年的《魁北克法》（Quebec Act）及督臣卡尔吞·盖爵士（Sir Guy Carleton）贤明自由的治理已令他们知有一种保障的观念。
庇特的解决方法
到了庇特毅然地而且成功地把加拿大划分为上下两省，以解决两族逼处的问题时，加拿大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的解决方法一沿地理上的分界；旧的部分成为下加拿大，法兰西的法律习惯照旧遵用，而沿湖一带的新居留地则属于上加拿大，法制等等一遵不列颠的成法。上下两省各有各的民选议会，议会虽无推举大臣之权，而政府虽也未能完全向它“负责”，但它已有征税及立法之权，而对于督臣及行政机关也有一定的关系，和依利萨伯时国会对于君王的关系相若。庇特这种的办法颇能适合加拿大当时的需要，犹之50年后根据于达剌谟（Durham）的报告而给与加拿大的“责任”政府之能适合后一时代的需要。在这两时期之间，法人初次浸淫于代表会议的玄秘之中，而不列颠人则繁荣无比，在半世纪之间，人口竟自1万增至40万之众。沿圣罗稜士河一带英吉利及苏格兰的移民来者极众，故即在这个须步步开辟才能容人之地，人口也能激增。
澳大利亚
当不列颠加拿大有人垦殖且作初期的发育时，澳大利亚也有同样的进行。初次垦殖的起因及方法在两地固有不同，但殖民运动的普通性质则并无二致。加拿大是以打仗得来的，故法人已先我们而在该地，并替后者尽了些开辟的工作。澳大利亚虽在17世纪即为荷兰人所发现，但向为他们所忽视，故当王家海军的库克海校探视它的沿海，而促起不列颠政客公众的注意时，犹是四顾茫茫，除了寥寥土民以外，尚无人口的大地。第一个的居留地尚是根据于庇特及他的内政大臣，息德尼贵族（Lord Sydney）之命而建立的；但设置居留地的目的尚不在于地底创立一帝国，而仅为开拓若干流徙罪囚之处，因为旧日美洲诸殖民地已因独立而不复能为流徙之场。但罪囚的居留地和监守它们的驻军亦即英澳交通的根据地，有了它们而后，交通得以频繁，而殖民运动竟开始起来。不列颠人之去加拿大者乃因经济的压迫；为了同样的理由，他们也源源向澳大利亚移殖。所以在滑铁卢的时候，世所知为“占住空地者”（“squatters”）的一班资本主义的牧夫农民，已在开始建立一我们今日所知的澳大利亚。
詹姆斯·库克像
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1728—1779），英国海军上校、航海家和探险家，曾探测加拿大的海路和海岸（1759，1763—1767）；领导对太平洋的三次探险（1768—1771，1772—1775，1776—1779），范围包括从南极冰原到白令海峡，从北美洲海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西印度群岛码头
1810年，伦敦的西印度群岛码头。正如停泊的大量船只所示，西印度群岛仍然为英国进口的最大地区。
印度
乔治二世之时法兰西在印度的势力已被克莱武所摧毁，孟加拉则被他所征服，不列颠在印度半岛上得了一个大陆的区域，而东印度公司亦自一武装的经商公司进而为亚洲的一大强国。公司性质的变化到了乔治三世时而大著；在印度的海斯顶斯·窝稜，康华理斯，卫尔兹力，及国内的庇特盖皆为促成此变化的大匠。
法人在印度斯坦建立帝国的计划虽已被克莱武所破坏，但普拉西后的50年内，他们仍不断的与不列颠人以种种的困难，他们既煽动印度诸邦的朝廷，复统带它们的军队，初以抵御海斯顶斯，继则以之抗威尔兹力。但他们这样做法反足以加速不列颠人在半岛上进取的步伐，因为不如此则便不易立足。
海斯顶斯·窝稜
在美洲独立之战的前后数年内，海斯顶斯几有一手擎天的大功。他一方须抵御上述的外侮，而同时又须克制参事院中由他的私仇法兰西斯·腓力（Philip Francis）所领导而对他遇事掣肘的一派，否则他将无法维持他的权力。他虽困苦备尝，他虽不能免于强有力之人于危难紧急时常会做出来的种种错误，然他毕竟保全了不列颠的统治。因为他这种种的错误，再加上了心怀叵测的法兰西斯及富于意像的柏克，福克斯及薛立敦们之多方曲解，多方张大，他竟在韦斯敏斯忒大堂受严重的弹劾。那种种有名的法律手续，虽结果仍宣告了海斯顶斯无罪，然于他实为冤枉。它们惟一的好处即在使不列颠的政治家及公众不能不再注意到印度的种种问题，及他们对于印度所负的责任。
庇特的印度法
在未久以前，庇特于痛斥并打倒了福克斯所提出的一个十分相似而比较彻底的《印度法案》后，尝以他自己的《印度法》来规定东印度公司的权利。自有此法而后，公司的商业专利虽仍一如昔日，但它的行政工作则须受不列颠内阁的实际上的监督。同时驻在加尔各答的总督也可不受参事院的拘束，参事院一降而为顾问谘议的机关，而不复为昔日的行政机关，故海斯顶斯和法兰西斯互哄的种种怪事亦无从再演于参事院的会议桌上。依印度法，总督成为独裁的统治者，在那个只解独裁的国家他可以任所欲为，不过最终他仍受祖国政府的约束，因为在槐特和尔尚设立了管理印度事务衙门，而以有阁员地位的一个大臣为其主席。庇特的印度立法在兵变以前之能适应印度的需要，犹之他的加拿大立法于达剌谟贵族以前之能适应加拿大的需要一样。
康华理斯的文治
庇特更有遴委适当的人物以充总督而行使大权之功。康华理斯贵族完成了海斯顶斯对内的工作；他把孟加拉租税及政府制度大加整饬，而使成为此后不列颠所统治的各行省之模范。在他之下，印度人开始觉得不列颠国旗，而且只不列颠国旗，是安全及保障的一种表示；不列颠权力所到的地方，好战邦族的寇掠固可以挡住，而最凶暴的苛政亦可免除。安全及保障亦卒为不列颠统治能永久维持，能说得过去的基本理由。当我们初获孟加拉时，纵克莱武在尽力抑止国人凶暴贪得的野心，而欺压抢夺之风竟不可遏，然在新制及新精神的势力之下，则旧日的悲剧即欲再演而有所不能。“盎格鲁·印度诸族”的传习亦于此时开始造成；许多这种的族姓属苏格兰人，因为庇特友人丹达斯·亨利（Henry Dundas）于把持界线以北的官缺而外，更派遣好多年少有为的苏格兰人去印度。
卫尔兹力的武功
如果康华理斯曾于内政方面有极大建树，而使不列颠人无愧于他们在印度的统治，则威灵吞的长兄卫尔兹力贵族的武功于向外膨胀方面有同样不灭的价值。他击破了卖索尔（Mysore）回教君主替浦萨喜布及中印度马拉沙大邦联（the great Maratha Confederacy）的权力。邦联在近时尝因法兰西军官的助力而以欧洲的方法来训练其军队，武力之大甲于中印，而它的骑军则时时侵入邻邦，扰乱各邦的治安。卫尔兹力任总督时的政策在扩张不列颠的势力而令之及于如海达拉巴（Hyderabad）等若干印度国家，庶几它可继已亡的蒙古帝国之后而为全半岛的仲裁者，及治安的维持者。这个涵义极广，而在地理上势必不达喜马拉雅山及海边不止的政策，自不为谨慎小心的东印度公司所欢迎，即庇特及他的内阁亦只一半的于意云同。但事实实不能不如此办理，所以卫尔兹力退职后，政府虽尝认真地欲中止他的进取政策，而势仍有所不能。
盆查布（Punjab）及别地迭起不已的经验，证明印度的平安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维持，即单单某一个国家的宗主权之到处承认。这一点也许无人愿起怀疑。但是，如果海达拉巴一类仍受土人统治的保护国为数较多于今日，而不列颠人直接统治的面积较小于今日，则我们今日的地位是否可以少些困难，诚是一个可有辩论余地的问题。但大贺胥（Dalhousie）等一班富于改革热诚之人深以为不列颠直接统治的扩张为得到良好行政，并增加印人幸福的必要方法，故不惜尽量开拓直接治理的面积，不顾日后政治上的影响。而且在幸运的19世纪时，除了兵变那年的祸乱以外，我们所遇者亦只有行政的问题，而政治的则转站在背地而并不成为急迫的问题。
世界先进的不列颠人
在拿破仑之战时，不列颠的商业及殖民事业益为欧洲其余各国所望尘莫及。它于此时犹独享着新的机器时代的种种便利，而在拿破仑的欧陆作战的时候，它的海军又能保护着它的大洋航线，而敌国的舰队则莫能侵入。所以当和平恢复之时，它的精力及它增加极速的人口使它能保持着首创的便利者已有多年。在19世纪的初叶，堪和第二不列颠帝国急速的膨胀比较者，除了合众国的西行运动（the Westward Movement）外，别无它物。然美洲的英语人民之向西发展。他们之越北美中部的诸大平原及诸大河流而步西行，也和不列颠有利无害，因为他们一时不再和它争雄于海上或争全世界的市场。
在这紧要的关头，有色人种未来的命运遂大致落在不列颠的手中。欧洲和中国的接触及和印度较前更密的接触，它皆为代表者，而于非洲的发展它亦为欧洲的先驱。如果白人和“土人”间的关系将长如昔日的昏愦，自私，及不负责任，则文明必不至倾覆不止。那么，英吉利的良知或见识是否能及时激起以一改故态？在印度，我们已见故态之在改变；文武官吏已能不重私利，而惟数百万人民的和平及幸福之是图，故能孜孜于公事，而养成盎格鲁·印度政治的极好传习。在非洲则第一要务即在奴贩之禁止，在此以前，白人黑人间自然只有伤心害理的关系而讲不到别的。
奴隶贸易
奴隶贸易的禁止实为世界史的一大关键。威伯福士及其友人之能激动不列颠人民的良知，而于1807年及1833年先后禁绝不列颠及不列颠帝国中的贩奴事业实是一件大可庆祝的成功。过后欧洲的种族即开始向非洲的内部发展。如果奴制及奴贩于非洲开发之后，于19世纪之中，仍得继续不辍，再济之以工业革命及近代科学的新武器，则热带势将成为白人的一片植奴广场，而欧人自己的家庭亦势将为罗马帝国所由灭亡之奴隶。文明的疾病所堕落。
幸而当威伯福士攻击奴贩之时，这万恶的商业犹仅是不列颠轻船沿非洲海岸诱拐黑人以运往美洲的一种买卖。而黑洲的内地犹未为欧人所涉足。而且英吉利海上的霸权至高无上，故它如能决意禁绝奴隶贸易，则别的国家亦极难加以阻挠。如果威伯福士能使英吉利皈依他的信条，则全世界自亦不难令之服从。
反对贩奴的运动
即舍劝化的结果不论，劝化的方法亦开了一不列颠公众生活的新纪元。反对奴贩运动为近代式的宣传激动之第一次成功者，而它的方法为19世纪英吉利盛行的无数会社协会——政治的，宗教的，慈善的，文化的，——所仿效。在最初时，反对奴贩运动本为朋友会所提倡，继则由慈善家如沙普及克剌喀森（Sharp，Clarkson），由威伯福士，由马可雷·撒加利（Zachary Macaulay）等一班人士所主持。威伯福士本属于时髦社会，他也属于被“劝化”之人，故劝化人之力亦颇大。马可雷为苏格兰人，富于苏格兰人的坚强之性，故有他而英吉利的福音主义亦顿具刚毅奋斗之力。从事于反对奴贩运动者好多是夸克派教徒或是福音派教徒，他们深为那时世俗人富有实行性的宗教热忱所感动，所以他们不难激发国人的天良，尤其是异教徒的天良。如果他们无这种宗教热忱，而仅以人道主义或帝国的前途来劝说国人，则其成功或尚无如此之易。但新时代非宗教的人道主义也是他们的有力同盟者。老将如福克斯，新进如布鲁安（Brougham）皆能仗义执言，为黑奴声援；当政的庇特尽可忘了他初年的反对奴贩的热忱，但反对党的天良则历久而愈有有力的表示。
全国的感化在法兰西革命之前数年即已开始，即于反雅各宾的反动大炽之困难期间内仍能推进无间。在此期间内，主张废止奴隶贸易者固被敌人詈为改革家（Reformers），诋为借口平等派（Levellers）的人道口号而将于布列斯托尔及利物浦[3]的已定利益有所损害；但他们的运动虽经过若干年的衰落，而仍未间断，终且于1807年大告成功，而《禁止奴贩法》亦成立。此次的成功特别的可以壮主其事者之胆，因为它发生于大战方酣之中，而别的运动都遭禁止之时。政治的团体尽多腐败，但不列颠人民的精神仍未丧失自由，仍可为健全的激动所激起；以和当时别国的舆论比较起来，盖仍有生死之别。代表约克邑而坐于中互长凳（crossbench）[4]的威伯福士，今已于英吉利的政治制度中找出一种新的较尊贵的用场。
所以在维也纳诸条约时，卡斯尔累能够，且也愿于劝化欧洲诸国同意以奴贩的取缔为新时代海上公法中的一种规则。经富于戏剧性的变动之后，不列颠的国旗竟和黑人的自由发生特殊的关系起来。
威伯福士及福音主义
到了此时福音主义在托立党的内部也已有了极大的势力。托立首相之一，拍栖发（Perceval）即为福音派教徒。旧式的托立党人很多不喜欢所谓“克拉判派”，[5]因为他们和异教徒亲善，因为他们太注意他们自己及别人的灵魂，而忽视了糕饼麦酒，更因为他们常以人道及良心为重而不肯一味盲从党的指挥。托立党中这种两歧的兴趣，及宗教社会同样地有射狐行乐的教士，及沉着而崇奉福音的教士之并立，虽也足以引起内部的纠纷，却是社会已有生气的一种表现。这种歧异的目标得使政党及教社和外界的潮流稍稍接触，否则在战后数年旧的托立主义及旧的国教之限制已显而易见之时，党及教殆将不适潮流而起剧烈的变动，福音主义及人道主义——常常虽非老是联在一起的——实为新时代中能不顾党的界线而对于不列颠政治有好影响，更能使公众及国会生活得有新的实在之两种势力。
* * *
[1] 译者按，奥伦治派（Orangemen）于1795年创始于厄耳斯忒一带，以维持抗议教为主要目的。他们自以为能尊重威廉三世（即奥伦治·威廉）的精神者，故名。
[2] 在1821年时爱尔兰的爱尔兰人已增至6803000人，在随后的十年内又增加了百万。大不列颠的人口在同样的两个年份仅有约两倍爱尔兰之数。
[3] 见下第712—713页。
[4] 译者按，即下院中中互于政府凳及反对凳的议员坐凳。
[5] 译者按，威伯福士曾卜居于伦敦的克拉判，故他所领导的一派的福音主义称Clapham s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