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乔治一世，1714—1727；乔治二世，1727—1760。
詹姆斯主义
在乔治一世及二世时，不列颠诸大臣的政策，无论对内对外，俱以维持汉诺威王室的命运为前提。欲做到此层，则辉格党之继续当权又为不可少的条件——至少一般的人确是这样想法的。但辉格党人的得势也有两种限制；第一，只有遵从盎格利干国教仪式的党人得以掌大权；第二，托立乡绅在四乡的势力须绝对的加以尊重，不然他们对于政敌的统治便将发生私人的仇恨。只消辉格党人能一日奉行这两个条件，他们也一日能握着政权。托立党人固不满意于汉诺威王朝，但又不愿尽力参加恢复一位信罗马公教的斯图亚特之工作；所以他们于1715年及1745年的变叛中，和任何一方都不能携手，他们于选举时或于国会的议场上也不能联合一致的以力争他们的地位。
旧日骑士党徒的子孙在英吉利者大都固已成为奉公守法，勤慎齐家的托立党人，充其量他们也只能叹惜地为“远在海外的国王”偶饮祝福。但在苏格兰，则骑士党后裔之变成詹姆斯党徒者甚众，他们一遇机会即预备揭竿以勤王。服从政府及厌弃内战的习惯在英养成较早，而在苏格兰则较迟。1707年的合并至是仍未获到民众的欢心，故希望藉詹姆斯党的复辟以恢复苏格兰的独立者亦颇有其人。在特威特河以南成为国教的且富有特权的主教教社在北不列颠则除用武力外，也别无其他恢复威权的希望。末了，高地诸部落的首领因嫉妒坎柏尔族雄霸全境之故，亦时时刻刻地渴望有依照高地旧日风气以厮杀斗争的机会。因此种种，1715年及1745年的叛乱俱发端于苏格兰。但英人未加援手，故终致失败。
“一五”之变
1715年英人方面的变叛几限于诺森伯兰罗马公教派的乡绅。他们的领袖为少壮的得温特窝忒伯爵（Earl of Derwentwater），但信抗议教的福斯忒（Forster）则充他们隐蔽逆谋的工具。在边地上招抚若干的苏格兰同志而后，他们即长驱昆布兰而直入郎卡邑，他们希望可于此地鼓动大批的罗马公教教徒。但他们的军力过小，他们卒在普勒斯吞的街上被迫降服，他们的运命和70年前，同是自北南下而被克伦威尔于此地击散的骑士军如出一辙，所不同者，上一回的军力要比此次大好几倍而已。“一五之变”在英吉利可说是最后一次的为“奉神游行”[1]，可说是北方诸郡的旧有封建主义及公教主义最末一次的挣扎。乱平而后，他们的财产被没收，而这种反动势力亦卒根本斩除。卫斯立主义及工业革命不久复把介于屈稜特及特威特两河间的区域变成耳目一新的世界。
但在苏格兰则“一五之变”甚是严重。反对坎柏尔族的诸部落，和东岸主教教社的教众联合后，声势颇为浩大；他们所能集合的军队远盛于30年后查理·爱德华亲王（Prince Charles Edward）所能招到的队伍。但在首次变乱时，辉格党人杀敌保王的精力亦比在下次变乱时为大。乔治一世即位时，政府本预备有变乱的发生，故不像1745年时之无备。而且统率在苏格兰的王室军队之坎柏尔·约翰，即当时的亚加尔公爵，就他的将才而论，又远在日后失却普勒斯吞判兹（Prestonpans）的柯普·约翰（John Cope）之上。亚加尔的势力在低地本是无往不大，而在高地的有几部分也是不弱；于此次的危难中他也能充分利用他的势力。福耳斯河以南的长老教徒惟他们的辉格僧侣之马首是瞻；城市的绝大多数亦很能为汉诺威王室出力。但在1745年时则他们的毅力，因30年的太平无事之故，已大不如昔，低地人的战斗性已就衰，而城市的民军则已破碎灭裂。在1715年统领苏格兰詹姆斯党徒的马尔伯爵（Earl of Mar）既不是一政治家，也没有任何将才。于瑟立夫缪耳（Sheriffmuir）之战，马尔8000人的大军竟为亚加尔的3500人所乘；此役虽未能决定两方最后的胜负于当时，然已足阻止叛军的前进而有余，而叛徒的最后失败因亦可以预卜。此外，“老伪王”（“Old Pretender”）詹姆斯，（即詹姆斯二世之子）既来得太迟，又没有唤起人心的能力。他的号召力不如“四五之变”时他儿子查理·爱德华的远甚。
乔治一世
从国家的安全方面着想，詹姆斯党之早日举事实是一件幸事；如果等到汉诺威王朝已为人民所充分厌恶后再举事，则新朝恐不易安度危机。乔治一世固不是最昏恶的人君，但他却是最无足取的人君。他不能说英语，他专以粗恶的外国妇人为情妇，而在德时的家庭悲剧则又历历在目；这样一个人物当然绝难令新百姓对他起景仰之心。因他对于英事不知不问，他的大臣遂握有决定国内大政及教国用人之全权；因此他转成为我们宪法自由的大提倡者。他信任大臣之心极专，他惟一的要求即是大臣须为辉格党人。他经过一小小的痛苦经验而后，即以英之大政付托窝尔坡尔。他之有此亦诚为贤明的一举，因为窝尔坡尔实是当时最稳妥，最有秉国能力的一个辉格党人。在乔治一世及二世之时，国王仍和众议院及辉格寡头共享有选任冢臣之权，故于窝尔坡尔的被任。我们仍不能不漠视国王有知人之明。
帕萨落角之战
詹姆斯党所以连这样一个庸君仍不能推翻之故，乃由出亡的斯图亚特氏之坚拒冒称抗议教徒以迎合民心，有如查理二世之所为。此外，路易十五早年时，法兰西摄政奥尔良（Orleans）的友英政策亦替乔治一世减除了不少的危险。此时的外患不来自法兰西而来自众所不料的西班牙。西班牙本已久成睡狮，但经富有雄才大略的意大利人大教臣阿尔贝洛尼（Cardinal Alberoni）的经营后，忽又有一度短时的振作。这位多才的冒险士重创西班牙的海陆大军。他的野心极大，也许太大，他企图恢复西班牙在意大利及在地中海的权力，而助成斯图亚特王室的复辟。和他同盟以攻击汉诺威者却为一绝无疑义的抗议教徒，即雄武善战的瑞典王查理十二。查理
声名流传于后世，闻者震慑而色畏
可以借来训诫后人，借来当作故事一谈也可以。
他和他的毕生大敌俄罗斯的大彼得无一相同，无一相合，但他们的敌视汉诺威王室却不约而同。英人满以为下次领詹姆斯党入寇者非别人，必为这个好战的瑞人。但不列颠海军歼灭阿尔贝洛尼新创的西班牙海军于西西利的帕萨洛角（Cape Passaro）附近后，查理亦旋于诺威某要塞中逝世；这两件事并合起来保全了乔治一世的王位。并确立了不列颠以直布罗陀及米诺卡为根据地的地中海海上霸权。[2]
南海泡泡
再下一次对于汉诺威朝的危险却起自国内。一个投机狂热叫做“南海泡泡”（“the South Sea Bubble”）者，在那个初有交易所的时期内，竟风靡社会的全部，即政府本身亦被卷入漩涡，而不能自脱。国家的利益和南海公司发生了不应发生的关系，甚至发行债券以充公司的资本。国王的德意志情妇们及威尔士亲王俱和公司的计划有密切的牵连，虽则以今日的眼光观之，那些计划似乎都是骗取孤儿寡妇的圈套。及至黑幕揭穿之后，被骗者及倾家荡产者的哀号痛詈，全国盖无地不可闻见。詹姆斯党在当时似乎有绝好的机会，但他们一刹那间的幸运转成为他们永远的劫难，因为有南海泡泡而后有窝尔坡尔·罗伯爵士的当权，而他一执波涛起伏的国家的政权后，他便不肯放手；政权之在他手中竟历20年之久。当南海事业正风靡一世之时，他尝警告他的同僚及公众，且尝预言其失败。所以当劫难之秋，他之奉召以恢复国家的信用及自信心，实为题中应有的文章。
沃波尔像
沃波尔（Robert Walpole，1676—1745），英国国务活动家（1721—1742掌权）。1708年任陆军大臣。1710年任海军财务总监。1712年被控告有舞弊行为，关进伦敦塔。1715年任财政委员会首席委员兼财政大臣。1721年任财政委员会首席委员兼财政大臣。乔治一世不问政务，沃波尔控制议会和内阁，1734年出任首相。被称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首相。一般认为英国内阁制始于沃波尔任内。
窝尔坡尔的对内政策
在此以前的新世纪仍为剧烈的党争及朝代之争的时期。国内的和平安定固常被视为18世纪的特彩，然而英吉利之所以得有这种的和平安定却由于窝尔坡尔的长期统治。罗伯爵士之所给与不列颠者为休养生息；经三世的斗争而后休养生息固为国家所十分需要者。
除了因国会中辉格党人自身间的互竞——帕尔特尼，卡忒勒特及汤森德（Pulteney，Carteret，Townshend）等之和窝尔坡尔对峙——而发生的派别之争不算外，当时反对政府的真实势力不在国会之中，而为国会以外的詹姆斯主义。内阁的举动常恐激起朝代的反革命而受牵制。因为害怕反革命之发生。故窝尔坡尔对内取“缓和”政策，而对外则取和平政策，否则战事一发生则田税必加重，而乡绅将为叛徒作爪牙。也因害怕詹姆斯党乘机窃发之故，他竟屈服地放弃他的国产税法（Excise Bill）；反对的理由固极不充足，但他自己常明哲地说过，他绝不愿因欲成立此法之故，而预备用武力来治国。他固为极伟大的国会人物，但他对于他在国会中的地位绝不有过分的自得；他不论做什么事或避免做什么事，他总仔细的计算它对公众所可有的影响。不列颠的国家在当时既无得力的警力，又只有极小的兵力，故当时的政治虽是华族政治，实只是深畏暴动的华族政治。
要使政权已失的托立乡绅接受汉诺威王朝实不是难事，所需者只是相当的时间，而际此时间中又别无挑动或恶潮而已。这层窝尔坡尔总算做到。除了政治以外，18世纪的世界，在法律及社会习惯上，亦无不适合于乡绅及盎格利干僧侣的性情需要。汉诺威王室即是这个习惯固定的世界之屏障，而斯图亚特的复辟则不啻是跃入茫茫的大海，结果有难逆料。到了乔治三世即位时，这点已为大众所通晓，故乡绅及僧侣重又成为王室的主要拥护人。在过渡的四五十年间，则英人中所有的阶级及所有的教派皆因窝尔坡尔藉和平及繁盛，及因庇特藉作战及光荣，所给与的教训而渐得有统一的意志及统一的精神。窝尔坡尔及“大平民”俱尝立在众议员的立场上，并藉首相所领袖的内阁制度来统治帝国。[3]
窝尔坡尔的为人
窝尔坡尔本人的统治本非托立乡绅所难受。他是诺福耳克一个旧家子弟，有地也有相当的财富。即在首相之位而信札极多时，据说他仍先拆阅他猎场管理人致他的信。他如不能回家时，他便在利支满公园中带了小猎犬而狩猎。他酒量甚宏，饮亦有恒；每当豪饮时，他辄大讲最粗俗的故事。像这样的人当然不会是一个长老教徒，或城中暴富，或骄世傲人的贵族；他必是一个和易的角色。他虽是一个极忠心的辉格党人，他在政治上虽和辉格贵族，金融界及异教徒为同盟，但就他私人而论，窝尔坡尔实为英吉利乡绅的代表。
他的君后对于他也十分的称心合意。他能和乔治一世对坐共饮，消磨时光，虽则他们语言的媒介只能求助于蓝青的拉丁语。乔治二世之为人固远在乃父之上，然其和窝尔坡尔的来往，则几是一位模范的立宪君主。他虽不忠于淑德昭彰的安斯拍黑·的·喀罗林（Caroline of Anspach），但他之尊重喀罗林竟远在其他一切情妇之上；而且关于国家之事他又能采纳她的意见。她是罗伯爵士最贤明的顾问，同时也是最忠实的朋友。
窝尔坡尔的心情格局对于他和平安靖的工作具有特殊的相宜。他的天才在于他的操纵（management）技术；无论于善义或恶义的操纵他具有出类的技术。他绝不任丝毫的理想或浪漫来诱他入于好战政策的途径。常识及和善为他特著的德行；而不分善恶则为他的短处。他阔面上善意的微笑又好像是含讥的冷笑。他绝不能令枪刺或恐怖为统治的工具，然他对于向有的国会腐败却看不出一些的不是。他的统治仍建筑于腐化议员的旧基础上，他并不谋以民族的良知及自尊心来做替代。当下一世时，老庇特欲藉民众的同情为统治的惟一基础时，失败立即随至；他须和那个腐化大家纽喀斯尔成立谅解后，始获有替英国获胜于七年之战的机会。但窝尔坡尔则不然，他自始即任国会及世界各行其素。他如果嘲笑反对方面之“童儿们”的“爱国心”，且暗自想着大多数“尊荣的议员”个个有一定的定价，他也没有抹杀了一切的是非，因为当时的事实确系如此。欲藉窝尔坡尔以得到道德上的改进是不可能的。
窝尔坡尔的和平政策
他的酷爱和平确是出自真诚。自古以来和平的旗帜本不是仅赖理想家之力而即可维持得了的。窝尔坡尔固然又粗又不关心正义，固然不是一个重视理想之人，但他却有力阻英国卷入波兰继承之战的（War of the Polish Succession）英雄之仁，虽则他的同僚颇欲复念辉格党人对于波旁王室（The Bourbons）的旧怨者。他于1834年告诉喀罗林王后道：“本年度欧陆上被杀之数有5万，但英人则无一牵入者。”马尔巴罗之战既早已消除法兰西雄霸欧洲的危险，不列颠本落得袖手旁观，本可不必轻易加入大陆各国的互斗。我们之拒绝加入给了我们以休养生息的良机，而对于不久即要降临的大竞争我们转有了充分的预备。在当日的战事中，窝尔坡尔以“诚实的经纪人”自居，藉了他的经纪拉牵，各国亦卒获停战而重归于和平。
贞琴兹的耳之战
然罗伯爵士的和平政策，终因民众之要求和西班牙作战海上而告终。那个主战的怒潮在当时，在1739年时，固没有好好的经人领导，也缺乏充分的知识，但却和20年后拥护庇特·威廉上台及压倒印度北美的法兰西势力之潮流同出于平民爱国的热诚。即在1739年之时，民众以海外殖民地为目标的直觉也没有错误。欧洲各国的疆界问题绝不能激动暴徒的情感，心中念念不忘于汉诺威的利益者只是国王一人而已。民众的热烈情感完全因自由贸易的要求而鼓起。英人远自呼金兹及掘类克以来向要求得有和南美自由通商的权利，但西班牙则强加限制，只准英人在《允协》[4]的范围以内通商。贞琴兹（Jenkins）所受的种种虐待，以及西班牙关吏割去他的一耳的惊人传说，竟掀动英人举国若狂的恶感，即窝尔坡尔也不能不违心的勉从民意而拔刀以向，虽则他之执刀似乎是很不自然的。
英吉利每经多年的和平之后而骤遇战事时，辄有手忙脚乱之病，此次亦不能为例外。海陆军的行动俱缺乏适当的指挥，所以坡托·柏罗，卡太其拿（Porto Bello，Carthagena）及古巴虽一一曾被袭击，而其功不著，南美洲贸易的问题亦丝毫没有进步。但西班牙美因之战在英吉利及欧洲俱发生反响，而窝尔坡尔的政府且因之而倒。国王及贵族院虽仍继续对他信任，但众议院1742年反对他的表决使他不能不去。他如果能于三年前即行辞职，而不勉强地支撑他所认为不会有结果，有好处的战事，则于国于身俱当好些。
英法之争
西班牙海战的又一结果为和法在大陆之战。辉格党人于《乌得勒支条约》时早已声言波旁氏兼王庇里尼斯山南北两国的危险，但两家族的“家族盟约”（“family compact”）在此以前尚未结成实际的果实。自有贞琴兹的耳之战（War of Jenkins’ Ear）而后，继窝尔坡尔而起的当国者竟不能再避免和法兰西的冲突。所以奥大利继承之战（War of Austrian Succession）重把欧洲鼎沸后，我们又见英法两国站在对敌的地位，而多年的和平也告终止。30年的休息对于英国却是极有利的；它的自由的典制得以确立巩固，而它的权力及繁盛则得以鹏飞猛进。英法间今已发生新的争端，利益的主要冲突在美洲印度而不在欧陆；应付新的局面更需要新的人物及新的办法。
俄亥俄流域英法殖民者之互争在新世界的霸权，印度英法两公司之互争在加那的克（the Carnatic）及在恒河三角洲的霸权，都为各该地方英法两群社间莫可避免的冲突，而不是欧洲政客纵横捭阖或诪张为幻的结果。然而解决这些争端则仍有待于欧洲的政治大家，而且就英国而言，须为大异于窝尔坡尔的一个伟人。这样一个伟人于窝尔坡尔辞职15年而后始得之于庇特·威廉；怪不得大腓特烈说过，英吉利劳而无功者甚久，到了它觅得妥人后，形势始大变。
“四五”之变
但窝尔坡尔所下的警告却应验了。他以为英吉利之重和法兰西西班牙两国的波旁王室交战必将引起詹姆斯党第二次的攻击新潮；他本人的政策即在极力防阻这种攻击的发生。封特讷（Fontenoy）之战，我们在尼德兰抵敌法兰西步兵，大显勇武虽败犹荣的那年，亦即查理·爱德华亲王在不列颠有惊人举动的一年。当时不列颠的空虚达于极点，军队都已出征，而人民则绝不知如何抵御，如何自卫。他们的自私又无以复加，所以对于斯图亚特及汉诺威两姓都没有取舍之可言。因此种种，亲王竟得率5000执手盾持大刀的高地人自爱丁堡直入德贝，沿途的人民只知相惊失色，而不知抵抗，也不会参加。窝尔坡尔收买操纵的政术，其短处尽可从1745年时不列颠人民之缺乏急公好义的精神中见之，无论自詹姆斯党的或自汉诺威王室的立场看起来。我们如记得12年后庇特·威廉能使激发同一的不列颠人民及其子弟充满了热烈及牺牲的精神，则1745年的麻痹真是可异。
我们知道文明的社会往往不甚热心于它的典章之拥护，所以高地部族如果真能把国会及法律推翻，而把旧朝恢复，则其结果只有是失政无道，而决不会有其他。当时的国会政府既是十分腐化，而又无普及的选权为基础，所以不能经穿裙剑士（指高地人）的蹂躏；诸重要法律取消之日即将为国会政府颠覆之日。由此而复辟的斯图亚特君王必将重行诛除异教徒以取到大权，而异教徒则必仍忠于汉诺威王室而不携贰。到了1745年时人民之服从汉诺威王室者已历整世之久，故矢忠于它不肯变节的政治家，教士，及海陆将士为数亦必不在少；把他们尽置于法，为势所不可能之事。为便利起见，新君或且有擢用爱尔兰及苏格兰冒险人士之必要，然而他们固不适于英吉利的国情。且即以君主而论，查理·爱德华此时虽甚勇武，但他的后年则人格极为卑鄙。他如成事，我们尽可卷入内战的又一个轮回中，而于国内的文明及工业，于海外的贸易及帝国两俱不利。
精密的推测虽不可能，但凶狂的高地部族，如获在伦敦变政，则其结果之悲惨乖谬是无可疑的。幸而不列颠得赶紧自大陆召回若干精兵以救危难。召回的人数虽不多，然为得亭根（Dettingen）及封特讷的百战之士，故进占德贝的叛徒绝不敢再往前进。而且查理·爱德华的徒众自越边界南下后，除了300曼彻斯忒的子弟而外，毫未有任何的扩充。他们实处于进退维谷之境，进则恐不能敌久战之师，退则亦终难幸存。他们终于退回苏格兰，他们之迟早会被歼灭也成为已定之事。他们的妙棋在出人不意先声夺人，但他们一举旗帜而后，他们绝无准备的军马可资声援。
德贝退军后的福耳刻克（Falkirk）之战，和叛旗方举时的普勒斯吞盆兹之战同为高地人的胜利。但不数月而后，他们的势力尽歼亡于喀罗登荒地（CullodenMoor）之战。英人所放之萄葡炮弹及三重红色兵队的排枪实非高地人之所克抵御：在苏格兰的历史中从此亦不复有部落剑士之聚众作战。喀罗登之战昆布兰公爵实为元勋，武功甚大，但他对于高地人民极为残酷，故不免美中不足。当时的英人于愤怒之余，固毫不以残酷为不然，但日后则无人不痛诋昆布兰的行为。也许他的行为不无形容过甚，但即无过甚的形容已极可畏。在此次事变的过程中政府向失之于疏忽，且极不称职，既酿成叛乱，复不能有适当的善后。枢密院长福白斯（Forbes）为惟一能见大识微之人；如果政府能早采他的谏言，则叛乱可以不致发生；如果政府能于变端结束时采纳他的劝告，则附从的高地人民定当得到宽大公平的待遇。
高地部落主义的肃清
“四五”之变及其削平在英吉利所生的结果只是消极的政治的，只促成了詹姆斯主义之进一步的衰亡，但在苏格兰则是积极的，且大大的转变了一切制度的精神。詹姆斯党之乱之所以很是可怕，乃由于首领，贵族及绅士对于部属所享的大权。因此之故，叛乱削平而后，政府把高地及低地所有的世袭法权一体废除。久存于苏格兰之封建主义既不能再延残喘，则中央政府的权力及安全自亦增加。除此而外，封建主义的撤废更有使那个农民社会的民主及平等精神得有发苞怒放的功效；1759年诞生的朋兹（Burns）即属于这个“人即他自己的上帝”的自由社会。
苏格兰亦终赖英吉利军队的助力而解决它的高地问题。这对于苏格兰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欲将文明扩至岛的北部，则当地部落的作战组织及部属对首领的私忠必须先予铲除。国王的文诏必须能在山谷中通行，而离“近代雅典”50哩之内也绝不容有阿富汗寄生。[5]
无可再延的改革总算于此时成立了，但并不出以最允当的方法。低地的法律一举而行诸于高地，高地的执业及习惯一致改用低地的法律，无有丝毫的变通。文明人每因瞧不起原始社会的形式而不耐研究他们的真况，以故他和他们相交时每有隔靴搔痒之病；不列颠人此时之应付高地社会也完全暴露着这种短处，旧日的首领一变而为地主，他们昔时的徒众则降而为期间无定的佃户，故改革的用意虽在铲除前者的威焰，而受苦最大者反为多数的平民。首领们忘了昔日密切的主臣关系，把小农夫逐出于山坡的小农田，而把全谷夷为大片的牧羊地。因之，即在美洲革命以前，高地人之渡海移往者据说已有3万人之多。
苏格兰的昌盛
但高地界线失了政治上的意义而仅成地理上名词而后，苏格兰确获得了和平与治安。道路随即兴建，旅行者亦得安然往来，于是低地高地亦熔成一个不可分的群社。忠于所事的长老派传教士则向高地人民宣传他们的宗教及教育思想，故全国的信仰及意志亦得统一。老庇特最得意也最放异彩的政策之一即为能替苏格兰作战，并替在加拿大及全世界的帝国利益作战之高地军旅的成立。近代的苏格兰——朋兹及斯科特的苏格兰——即从上述的变动及附带而生的经济进步中演化而来。演化而成的苏格兰为一统一自尊的国家；它举整部的历史以为荣，塞尔特的远祖和萨克森的先人同样的值得称颂，而盟约人（Covenanters）的功业及詹姆斯党的事绩也同是过去的光荣；它的圣徒志及名人传则远起窝雷斯及布鲁司，中经诺克斯·约翰，以迄麦克陶那·傅罗剌（Flora Mac Donald），坚苦合理和冒险浪漫的民族心理，笃好自由的热情和善事首领的愚忠，在过去的历史中盖皆已熔冶而成为纯一的民族特性。物质方面的进步，农工商业的发展亦一日千里而迥非德利英失败时的苏格兰之所敢望及。但物质方面的改进仍不足以害及它在精神方面的努力，它的人民仍于智识及神灵之事有独长，所以苏格兰子弟之远往各处以发展并统治不列颠帝国者亦独多。到了18世纪告终时，苏格兰已成为英吉利的良友好邻；在此以前从未这样好过，而在此以后，则从未变过。[6]
拍兰弟兄时的泰平
介乎奥大利继承之战及7年之战间的数年在欧洲为稍息的时期，而在英吉利则有拍兰两弟兄——拍兰·亨利（Henry Pelham）与以贩卖国会城市著名的纽喀斯尔公爵——的秉政。他们以窝尔坡尔的和平政策为衣钵，虽则这政策已不甚宜于当时。在不列颠岛中，这几年可算集18世纪满足安详的大观，因为詹姆斯主义已不足为患，而政治上又无复窝尔坡尔和他的私敌间的剧斗来资点缀。在众议院中，即庇特好动傲世的天性亦受平和的时代精神所抑制，故他暂亦不以他的激昂的演说来搅乱朝臣的安静。不特如此，他甚且甘愿蛰居于军需监的职位而暂不思动。但在印度及北美则各方俱在积极备战，那里作战的预备终亦使酣睡的不列颠惊醒而起。
法人在印度及北美的计谋
在印度及北美两处取攻势者都为法兰西人。蒙古帝国的解体及加那的克印度土王的宣告独立皆足酿成度普雷克斯（Dupleix）大事经营的野心。他细思法兰西印度公司于商业上既万万不及英之公司，则何不赶紧和若干土著国家作军事上的联盟，并召集受命于法国军官的印度士兵，以铲除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玛德拉斯及在别地的贸易场所？在加拿大，法人亦有极完备的军事计划，自圣罗凌士河之口以入诸大湖，经俄亥俄流域，复沿密细细必河，以达墨西哥湾的大河之口，法人都在建筑军用的营寨场所。藉了这个连续不断的设备，他们蓄意将阿帕拉契及阿利甘尼山脉以西以北之地悉纳入法兰西的版图。
印度英法之争
1754—1763年的印度英法之争中，两国各自都有土著盟友。图片描绘的是法国土著盟友攻击英军的场景。
印度英法之争
在印度，英吉利公司的资望物力都在法公司之上，且和土人的关系亦密切得多。在北美，沿岸操英语的殖民有200万之众，为数亦远过于法兰西之加拿大。所以法人如欲成功，则于指挥的统一，领袖的能力，及祖国海陆军的授助三方面必须特加重视。他们必须能于这几方面超过英人，他们才有获胜的可能。自好望角赴印必经的毛里西亚岛（Island of Mauritius）为他们用以攻击印度英人的海军根据地，而布勒通角的路易斯堡（Louisburg）则为他们征服北美的根据地。当战衅初起时，度普雷克斯，藉了他的伟力，在加那的克一带居然所向皆捷，但自克莱武·罗伯（Robert Clive）离了店柜，亲入战地后，则形势骤变。他取了亚科特（Arcot）坚守不放，法人亦于以大挫。自此而后，两方肉搏的苦战竟绵延于全岸，虽则英法两国尚维持着外表上的和平。因为英人的商业较盛，在当地的物力亦较大，故英人卒渐渐的取到胜势。当7年之战发动时。法人在印度的势力盖已处于衰败的地位。
北美英法之争
在北美之形势和在印度者迥异。北美的殖民地，除了马萨诸塞特外，皆不愿作战以自卫，且似乎也不能有共同的政策。英吉利诸居留地间的交通本异常困难，而甲殖民地和乙殖民地间，殖民地议会和殖民地督臣间亦互相猜忌，再加以草莽世界的移民又从未受过封建或王权的训练，故个人主义备极发达；因此种种，英吉利殖民者之一致御敌竟成为千难万难之事。[7]
但法兰西人的殖民者则从不知自由之为何物，不论在教社或在国家之中，或在封建贵族之下，他们只知有服从而不知有它。而且他们的居留地犹如一串念珠，圣罗凌士及密细细比诸河可比一线。祖国又遣派精良的王家军队及能干领袖以统率他们。法人又和红印度部落相善，故可以利用他们来残杀同色的仇敌。1753年法人驱逐在俄亥俄流域经商的英人，并建筑度垦要塞（Fort Duquesne）以防止他们的回来。两年后，纽喀斯尔政府虽遣布剌多克（Braddock）将军赴美以恢复英人在阿利甘尼山以西的权利，但他的远征军竟被法人及红印度人的伏军所乘，而遭覆亡之惨。
即在1756年7年之战已经具体化之后，法兰西的经营，除了克莱武耀武扬威的印度以外，仍在顺利得手。辉格寡头政治之不足以应付这样一个严重的局面，盖已成为无可掩饰之事。它的职责已尽，它的使命已成，它的末日已至。詹姆斯主义已成过去，旧日辉格党的策划自亦完全失了作用。它和新的势力新的潮流相隔绝，虽则在它朝气较盛的时候，它也曾助成它们的发育。它本赖腐化及“操纵”（“management”）而生，但到了今日纽喀斯尔既不能买通法兰西的陆军使退出加拿大，也不得以爱尔兰的主教位置赠与法兰西海将的弟兄，而令之停止攻击。
北美英法之争
（上图）1755年，号称“冷流卫士”的爱德华·布剌多克将军是北美英军总司令。他率军长途跋涉，翻山越岭，直取法国要塞。（下图）法军得到增援，英军中了埋伏而遭溃败，布剌多克受了致命伤。
“大平民”
旧的辉格党固然到了心死的时期，但是旧的托立党则已不复存在，而新的托立党则尚未诞生。不列颠人犹如没有牧羊者的羊群，或者我们可说羊群中已来恶狼，而牧羊人尚在玩耍。庇特·威廉尝说道：“我知道我可以救护我国，也只有我能有救护之力”；他之所言不过道出实情而已，他丝毫没有过甚其辞。得中等及劳工阶级的信任者只有一人，在他们的眼光中只有他是公而忘私的政客；当他做军需监时他尝一反世人中饱的习惯，他所经手的巨款他绝不染指。不列颠政治家中只有他能高瞻远瞩，顾全全帝国的利益，也只有他能懂得美洲殖民者不耐烦的精神，而知如何利用他们以作共同行动的方法。他尝为那个伟大的盎格鲁·印度人的宠孙；他又是伦敦商人及参事们（aldermen）的私人朋友。世人所号为“大平民”（“The Great Commoner”）者固公然地瞧不起当权的辉格华族，但他却又恢复了辉格旧传习中犹足以淬砺民众的部分——对于1688年革命所保障的自由宪法之矜持；对于代表人民的国会之确信，虽则代表的方法极是粗劣；对于人民全体的信赖，无分阶级及宗教；对于海外专制政治的及罗马公教的权势之恐怖；誓不让波旁王室把持大洋及北美的决心；对于英吉利种族的厚望。
此即庇特的信条，而不列颠的人民能竭诚拥护者。众议院亦乐于受他的指挥。他的演说即受纽喀斯尔收买的议员们亦被所慑服，甚且被所感动。他的仪态固太过于造作，但可表现他伟大的力量及热情。他当是一位善于表演之人，而他的声音及姿态尤足以感动观众。
庇特之主持战事
他也许可算英史中最大的演说家及最大的国会及国民领袖。除此而外，他又有过人的组织战事的本领。他是一个伟大的战事大臣。他熟谙世界战略，他知如何而可以使不列颠的海陆大军合作，海陆军的合作本为它最大的势力所在；他精选海陆将帅，他使他们充满了他的精神，他授他们以充分军力而遣之执行相当的任务。以作战的效率而论，他实在林肯之上；就危急时的领袖能力而论则两者颇堪一比，但他们的领袖方法则又大不相同。
1758—1760年间遍及全世的征服绝难视为辉格寡头的功劳，虽则在相当范围之内它们（征服）诚可视为旧日辉格外交政策的最后胜利。但辉格寡头在7年之战的初年时把战事弄得极糟，国家濒于危险，所以国民也不得不起用庇特以救国家于危亡。辉格党的纽喀斯尔虽继续握有腐化国会及任官命吏之权，但政治战争的大权归于庇特。此项办法两党都能同意，故庇特尽可大展骥足。他所恃者为不列颠政治中潜势极大的民众阶级，尤其是在马萨诸塞特发达更甚的平民。他激动他们的自由精神，他复藉了这种精神以救护帝国。
我们不把你们当做奴隶而召唤，却当做自由人，
又有何种人能如海上之人那样自由？
此即当时海军中所习用的歌调。然据实讲起来，拉夫式之招募海军不能说是自由；18世纪政府与人民间的关系本无一不尊重自由，而此独为例外。不过此歌总可表示海军及帝国在大海上，在加拿大，在俄亥俄流域大胜法人的精神。不列颠的胜利即是自由制度在北美的胜利，而专制制度在北美的失败。
庇特像
庇特（William Pitt，1708—1778），英国政治家，两度成为实际上的首相（1756—1761，1766—1768）。他使英国转变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
庇特及腓特烈
庇特的盟友即普鲁士的大腓特烈（Frederic the Great）。聚居北德意志沙瘠区域的200万农民，当是时几尚未脱离农奴的状态，自法逃来的呼格诺徒虽文化较高，然为数只寥寥数万，这两种人民居然能助他们的国王力抗奥大利，俄罗斯及法兰西的联合进攻，且支持到7年之久，诚似一个奇迹。然腓特烈之成功确不仅由于他善战的奇才，而也须归功于他和他苍劲老父之能在平时养育并训练驯良的人民。腓特烈所维护的为科学的，军人的专制政体，而他自己实为这系统的元首；他富于勤劳耐苦的精神，他为他人民严厉的导师，但也为细心的保姆。和他对立者则为侵蚀人民膏血，只知穷奢极乐，毫无兴奋精神的一班君臣——即主持大陆上“旧局面”（ancien régime）的一班角色，且能代表绷巴都夫人（Pompadour）可以出入自如的社会者。同时，庇特则在充分表现不列颠自由在战时所能有的权力。庇特及腓特烈之能合以御敌即是他们成功的秘密。英吉利人民亦极力赞美英普的同盟；同盟本起于一时的需要，但两国之同属抗议主义给了英人以大做文章的机会。他们竟把腓特烈看做力抗奥法公教主义而维护大陆抗议主义的健将。[8]
腓特烈在7年之战中的主要工作为坚守他在奥大利继承战中背信忘义而攫得的西勒西亚（Silesia）。攫取时的鄙劣幸有坚守时的义勇来稍资掩饰，因为腓特烈的力当欧洲三大强国诚不是等闲小事。然而即以腓特烈的雄武，他也不会幸存，如果他得不到庇特的津贴；如果没有不列颠的军队在西线助他御法，并因此得了民登（Minden）之捷。在英吉利方面，它也不能坐视腓特烈的失败，因为他的失败即等于欧洲的一致攻它。庇特的政策为“在德意志征服加拿大”。他果真实现了他的政策。他在昔时虽尝领导民众大声疾呼地反对英国之加入大陆上的及汉诺威的纠纷，他今日不但能使人民热心于海外之战，即连大陆之战亦能使他们欢迎。茶馆酒肆中有无数献给“普鲁士的国王”，及“格兰卑伯爵”（“Marquis of Granby”）的招贴；后者盖即统率我们的骑队而在德意志战场中奋勇杀敌者。
歧布龙之捷
庇特的大陆上军事行动的目的仅在维持现状，保障安全，他的真的目的乃在海外。然海军优势的恢复为成就他计划的先决问题。在1756年英吉利真真有被法人进袭的危险，而英人尝大起恐慌。米诺卡于是年失去，为减轻人民的公愤起见，政府尝不顾庇特数次的抗议，而把失利的海军大将丙·约翰枪毙。但于庇特秉政之后，海军的优势恢复极快，海军于两年内连获胜利，终则有7年之战的屈拉法加，有和克（Hawke）在歧布龙（Quiberon）的大胜。
魁北克的攻克
当时的加拿大实际上只是散处圣罗凌士河的法兰西居留地，所以最易的征服方法在海军掩护陆军而进袭。因为两军能通力合作，故首有大河门户路易斯堡的攻克，继有乌尔弗（Wolfe）之自河岸攀登亚伯拉罕高地（Heights of Abraham），及他的攻陷法兰西王家军队所守的魁北克。此决定加拿大运命的一役实为深可纪念的一役，两军的主将，乌尔弗和他伟大的敌将梦坎（Montcalm）几于同时同刻受了重伤。在俄亥俄流域中则苏格兰高地的团伍及美洲的殖民军亦能为庇特伟大的精神所感动，通力合作地越过阿利甘尼山，把法人赶走，而将度垦要塞正名为庇特之堡（Pittsburg即庇兹堡）。所以在7年之战告终以前，法兰西的权力已无存于北美。未开辟的西方（West）即为“大平民”赠给英语种族的厚礼。
克莱武普拉西之捷
在战事的进程中，许多在西非及西印度丛岛法兰西的属地被我们抢来，同时一个大帝国亦在东方建立。在印度另有一位文武全才的英雄在策划一切。印度离祖国太远，绕道好望角的海程便需6个月至9个月之长，故丹宁街的胜利的组织者尽可计划圣罗凌士河的进兵方法，而不能预筹恒河流域的战略。在实际上，克莱武在普拉西（Plassey）大捷时，庇特的人才内阁尚正在组成时期。有普拉西的胜利而后有克莱武的征服孟加拉（Bengal）及不列颠印度大帝国的创始，然而这些都是克莱武的首功。
1760年的不列颠
当乔治三世继他祖父而主国政时，不列颠的盛名为世界各国所钦敬，其钦敬的程度空前而亦绝后。它的自由制度，我们虽明知远非完美，在当世的欧洲诸国看起来，则已不胜羡慕之至。“反英吉利”的传习也没有发生：爱尔兰人既安静而不为人所注意，美洲的殖民地则犹和祖国一致，且拥戴庇特极诚。法人不特害怕，且钦佩英吉利及其“大平民”之为人，因为他们本为宏达的民族，而且也极不满意于他们自己的专制制度，陷他们于不振的制度。英吉利的种族是时可说适处于黄金时代。它之所以能得此优越的地位，多半由于长时期中的所交的佳运及明慎的行为，但在最近则亦由于一人的努力，故3年之中它得否极泰来，跻于至境。可是又过20年后，我们的运命在两半球俱又一落千丈起来。我们的宪法虽得世人的钦佩，然而它有它的缺点，我们被崇拜的英雄也有他的短处；我们运命之所以又不济事者，这种缺点及短处也不是不足重轻的理由。
* * *
[1] 见上第307页注②。
[2] 不列颠因急于言和之故，尝愿以直布罗陀的割让为和好的条件，但阿尔贝洛尼没有接受。帕萨洛之战而后，追逐敌舰的窝尔吞海军上校（Captain Walton）尝致书报告海将丙·约翰爵士（Admiral Sir George Byng），书的末一句为世人所常常引用，而久被误视为书的全部者。末句如下：“我们已把沿海所有的西班牙船舰捕获击毁，其数目如页边所开。”
[3] 丹宁街（Downing Street）上有名的首相官舍即于是时起源。乔治二世以该宅赠诸窝尔坡尔，但窝尔坡尔只肯以官舍视之，而不肯视为赠给他私人的礼物。至于他对于在内阁制及首相制发展史上的贡献，见上第570页。
[4] 见上第550页。
[5] 译者按，爱丁堡有“北方雅典”或“近代雅典”之称，阿富汗则指高地。除了斯科特及斯蒂芬孙的小说而外，Neil Munro的小说，叫做The New Road者亦述高地社会在“一五”及“四五”年间的诡谋甚详。
[6] 关于苏格兰在此时的教社运动，见上第583—584页。
[7] 关于北美英法殖民地的性质，见上第491—495页。
[8] 福耳特耳的势力虽在增加，但迟至1762年法兰西仍有藉曲解法律以杀抗议教徒卡拉（Calas）之事。是时抗议教徒在法奥的地位和公教徒在爱尔兰的地位颇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