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乔治一世，1714—1727；乔治二世，1727—1760；乔治三世，1760—1820。
辉格寡头政治
奥伦治的威廉之来英常巩固了辉格党的，而紊乱了托立党的党义，但辉格党人并没有因此而占着多少物质上的便宜。历威廉及安两朝，两党继续共执政权，难分上下；国王及选民初则偏袒此方，继则偏袒彼方，各随当日形势而转移；党争亦继续有力，有时且甚猛烈，但其结果，就大体而论，总算是有利于国家的。直到了乔治一世、二世之时，国中的情形始可于相当的保留及限制之下，目为“辉格寡头政治”。且即在此时，如因托立党的半数未常严重地蒙詹姆斯党之嫌，则这寡头政治也还不能存在。
半因这个理由，半因乔治一世之昧于英吉利的言语及习惯，汉诺威王朝的起首二王竟把威廉三世及安所决不会放弃的某几种王权，完全委弃于辉格党的领袖。内阁的组织，国会的解散，国王在教国中的委任权，在事实上，悉自国王移于辉格魁首之手。所以我们尽可以说，1714年而后我们有了一个寡头政治。然自又一方面看起来，我们宪法中民众的势力实又得了一层的进步，因为大权在握的内阁须有众议院的信任为根据，而世袭君主所享的权力则视前更小。
乔治三世，在他初即位后的20年内尝将委任官吏之权努力收回。他的举动固和成立革命解决者的用意并无不合，但他于恢复权力而后即用以作腐化众议院的工具，他之腐化作用且比窝尔坡尔及辉格寡头之所为更为到家。幸而辉格寡头及乔治三世都没有敢如斯图亚特诸王之离开国会而自动；他们从不敢否认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时须得众院多数的同意。在18世纪时，他们所能做者只有藉官位的赏给以腐化议员，因为那时的朽腐城市正在日甚一日地不能代表国人。
在首二乔治之下，众议院的权力颇有增加，但它和人民的关系则反疏远起来。托立党的长期蛰伏及一切重大政治争议的静止，使公众对于国会的作为，除了位置及贿赂的分配外，不发生多大的兴趣。目的在保障汉诺威王室的安全而防止詹姆斯党活跃的《七年法》，延长了每届国会的法定寿命；但政治的任期越长，则国中政治的兴趣越薄弱，而议员越易受政府任官及给薪的利欲所诱惑。
内阁制的演成
在乔治三世时公众对于政治的兴趣又极盛起来，但平民控制国会之权则仍没有增加。中等阶级藉了1832年的《改革法》，始获恢复并增进他们前时控制众议院的大权，而且他们也发现近代国会及内阁制的效力，且远宏于斯图亚特时任何制度。18世纪的国会华族，盖已锻炼了并磨快了平民政治未来的武器。如果当时的贵族及乡绅们能早想到下院日后之会变成一个严格的平民机关，他们是否仍肯让它积聚如许大权则诚是一个疑问。但他们当时仅把它看做一个绅士的团体（其中一大部分且为贵族的私人或亲戚），看做“伦敦最优之社”，看做“罗马的元老院”，而国家最重大的利益尽可以交付他们而不虞有任何的不妥。
在这种情势之下，华族的18世纪对于英吉利政治传习的发展，却作了一种伟大的贡献。华族们发明了立法机关得以控制行政机关而又不致减少后者效率的一种机械。这个机械就是内阁制及首相的职位。所谓内阁制度在英国即为一群于国会中都有席位，于大政方针须一致，于彼此的行动及整个的政府须负全责，而又须恃众议院的好意以立足的大臣。然首相及内阁之制都为革命解决中所未尝想及，而都从国家平时及战时的需要中逐渐演进而成者。威廉三世首创近似一党包办的内阁以努力领导全国和路易交战，但他仍自居于首相及外相的地位。在安之世，马尔巴罗充战时行政的首领，一切军事外交悉归掌握，但领导国会的职务他仍一任他的同僚处理。演成内阁共同负责及首相为内阁及下院的首领两大原则之大功，要归诸自1721年至1742年继续执政的辉格大臣窝尔坡尔·罗伯爵士。他之不类先于他而执政的辉格及托立首领，他之不为爵位所动，他之拒绝离开下院而迁至上院，也是很值得留神之事，因为先他而执政之平民皆尝早日受封为贵族。他最终固然也同意为奥福德伯（Earl of Orford），但当他成为贵族时，他盖已预备不复当权；当国的野心一日未衰，他也一日未受封爵。
乔治一世像
乔治一世（George Ⅰ，1660—1727）汉诺威选侯（1698—1727），大不列颠汉诺威王朝第一代国王（1714—1727）。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他奋勇与法军作战，屡立战功。外交上机敏善断，内政上组织了以辉格党占统治地位的内阁。
乔治二世像
乔治二世（George Ⅱ，1683—1760），大不列颠三国王和汉诺威选侯（1727—1760），在位时政治上有很强的判断力，但缺乏自信，严重依赖大臣们，特别是沃波尔。
乔治三世像
乔治三世（George Ⅲ，1738—1820），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国王（1760—1820），汉诺威选侯（1760—1814）和国王（1814—1820）。在位时正值英国在“七年战争”中成为殖民帝国，但丧失了北美殖民地；接着通过与革命的法国和拿破仑的法国的斗争而跃居欧洲首屈一指的强国。
窝尔坡尔之引起上述宪法习惯的变动，其用心固多半在增加他自己的权力，但他也替国家立了大功。他因欲把持政权，而把所有不能赞成他政策的，或不服从他领导的同僚逐出于内阁之外；于此他却树立了此后不列颠无论在战时平时所可藉以施政的机械。有了内阁制度后，行政机关纵须受制于一个五六百人的辩论团体之意志，然它能负起一切的责任，能有一致的政策，更能有伟大的效率。内阁制度实为英人废除立法行政两机关间互不相容的良法，两机关之互不相容在好多的国家本为无法解决的问题，但英人则居然把它解决了；而且他们的解决办法，并不如威廉三世时人们所想到之驱大臣于众院之外的方法，而为大臣应为众院中人，应领导众院，有如窝尔坡尔·罗伯爵士所为的办法。内阁为行政及立法机关的关节，而且也是极密的关节。它是近代英吉利政制中的主要部分。[1]
不成文宪法的便利
革命解决之没有给英吉利以一个簇新的，谨严的，不可变的成文宪法也是一件幸事。离英独立的北美各邦于组成联邦国家之际，固然少不了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成文宪法，但英国则并不有需于它，有它而后且会感觉到种种的不方便。如果英国于詹姆斯二世被废之际即得了一个刚性的宪法，则威廉及玛利加冕后卅年内即陆续移于国会大臣行使的诸种权力，国王必将永远的享着而毫不放弃。而在1689年的情势之中所拟成的一个刚性宪法，大概也不会让国王的诸大臣在众议院中有议席的。
英国当然有它的习惯及法律，但成文宪法——有别于普通的习惯及法律之整个部分的成文宪法——则和英人的政治天才实不相能。克伦威尔因不能觅得一国民可一致同意的协议，故有种种极不自然的举动，而其最不自然的举动之一，即为他之公布一护国者及国会两者权力有如泾渭之分明而永不能改动的成文宪法。然而这种策略实和英吉利人进步的真实方法相反。伦敦的厚雾罩没了韦斯敏斯忒立法行政机关间的精确关系，而使世人不易窥测，也因而使宪法得以随时代的需用而改易，而不为世人所察觉。
贵族院与众议院
我们所谓首二乔治时的辉格寡头政治，盖指（如果是可以指得出一定的人物来的话）为数约有70，或则互相联合，或则互相竞持，以维系下院不断的赞助而把持国家用人行政大权的诸巨户。它们的族长大都在贵族院中有议席，但它们的子弟则大都出现于众议院。贵族们半因从不会认真的反对下院的政治理想，半因他们握有巨数的朽腐城市可以操纵选举，故不难保存着下院的信任。更因此之故，大贵族们无须他们所属的一院，尊严有加而权力较小的一院，作提高权位的要求；他们在下院已有非正式而有力的代表，他们尽可坐视下院之权力日增而不加反对。
要到了19世纪，到了1832年《改革法》时及以后，贵族们才觉得有替他们自己的议院坚持有直接的权力之必要。到了此时，他们才对于下院久享为国家立法之自由权发生争执。但到了19世纪时，此种抵抗，虽不能谓为完全无功，究已出之太迟。当众议院尚为一华族会议之时，英人对它的统治早已司空见惯，所以于它进一步而更能代表全国国民而后，他们亦不能忍令它的权力有所减削。
人权的保障
自1714年至1760年国家用人行政之权虽操于辉格巨阀之手，但他们绝不和“威尼斯寡头”的擅作威福相近似，的士累利（Disraeli）之比他们于威尼斯共和国的巨头实和事实不符。当时在英吉利实为严格的法治时代，为1689年战胜国王的法律之全盛时代。在布拉克斯吞时，英吉利的法律能严密的限制统治人的权力。公民所可得的保障既多而又有力，政府绝不能奈何他。他所享的个人自由盖为全欧人士所目瞪口呆者，因为从欧洲人的眼光看起来，英吉利的政治应会和威尼斯共和国的专制及查考政府一般的缺乏自由。如果在1714年至1760年的升平期间，英国仍不免有暴虐，那只是乡绅在乡里中的社会暴虐。而决非国会及内阁的政治暴虐。
地方官吏及中央
历推铎尔及斯图亚特之世无俸给的治安法官，半藉他们的地主地位及在本乡的资望，半因他们为中央政府所任命的法官，常执英吉利村郡的行政及司法职务。莎士比亚曾把福尔斯塔夫的朋友，格罗斯忒邑的治安法官沙罗，写成一位乡气重重的人物[2]，阿狄生《文报捃华》中的主人得·卡味力·罗求（Sir Roger de Coverley）爵士为此类人物的又一个。政府的施政当时不赖于有给的官僚，而有赖于中央和地方绅士间的一种政治谅解；有这谅解，则绅士虽不受政府的俸给而仍可为之尽力。
这即推铎尔及斯图亚特诸王所用以统治全国的机械。它正和别的英吉利事物一样，它需要圆通的手腕及互谅的能力，没有则中央及地方的机关便无从合作。詹姆斯二世却把这个机械破坏。他欲绅士阶级折节以服从朝中的佥壬；他强他们依顺槐特和尔的罗马公教政策。但当时那有可以赞助中央权力以强制地方意志的组织存在？欲乡下绅士自己损害自己的权利是绝不可能的事，同时中央在四方也无有官僚可供指挥。从某一方面看起来，1688年的革命即是各地方之反叛中央政府，换一句话说，即是乡绅们之反叛枢密院。地方绅士之斗胜国王为子孙所不易忘之事，故此后的百余年中，他们无论在社会经济方面，或在政治宗教方面，均不受中央任何有效的管束。中央的权力亦以能和乡下绅士和合一致为得策，枢密院因亦不敢复有管束乡绅以利公众的应有野心；依利萨伯及早期斯图亚特时中央管束地方之举，如同关于恤贫等等之事，此时不再有所闻见。
四乡的乡绅政治
革命的教训之关于这一部分者为英人所历久不能忘却，所以当辉格寡头得了国王向有的权力之后，他们仍让各地方的乡绅，无分托立或辉格，继续执行四乡的司法行政之权，而不稍加以干预。《琼斯·托姆》[3]中的卫斯忒因乡绅（Squire Western）为一极端的托立党人，但他所执治安法官的委状却来自他所不断诅咒的辉格贵族或“汉诺威耗子”（“Hanoverian rats”）。治安法官由大法官推选，而由国王任命，但他们并不受国王的俸给。他们的财富及在地方上的威势，乃来自政府所不得侵犯的田产。因此辉格寡头在中央的政治权力，一到地方上便受乡绅寡头的有力牵制，而乡绅又大都为托立党人。地主绅士——无论辉格托立——的社会权力丝毫不受限制，所以乡下的地主的寡头政治才是真正的寡头政治，他们不但不受中央权力的限制，且骎骎然有限制中央的权力。我们在英吉利向无民主的乡区制；民选的郡议会于1888年时才由萨利斯布里贵族的政府设立起来。在那年以前，英吉利的四乡向由华族的治安法官统治，而非中央所能时常问鼎。
因此英吉利的农村是华族的，换一句话说，18世纪英吉利的大部是华族的。这种情况直到工业革命时始有变动。工业革命使农村为主的社会一变而为工业或都市为主的社会。在后者之中华族固占不到自然的便宜，于是英吉利的大部亦自华族的而变为平民的。
有两件事足以使不列颠的政府和大陆上旧局面时的政府截然为二——一为国会的监督；二为言论刊行及人身的自由。这种好处不列颠人知之甚稔，且颇以之自得。他们瞧不起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及德意志人，他们视他们为受僧侣，国王及贵族的桎梏的人民，和自由生存的英人不同。自由本为不列颠人所新得之物，而在当时的欧洲极为稀罕；所以我们的祖先把它视为他们所享最大的福泽之一。
阶级的融和
然而政治及社会的权力，在那个随随便便的世纪中究太集中于一个阶级，于地主阶级。这个缺点于将至的工业革命时期中，更加倍的增长了社会的祸患。但在首二乔治之世，在经济的大变动发生以前，工人无论在乡下或在城市，都似乎没有因他之缺乏社会及政治权力而有所反抗或怀恨。当时被称为“诚实的自由农民”或“高兴的工徒”（“jolly prentice”）之不列颠工人，颇以选举时举杯敬祝“好出身者”之寿，而饮一个酩酊大醉为乐事。他固没有选权，然他们仍可于选举场所为己方呼喝以壮声威，或向敌方大叫倒彩；候补者之人——也许是一贵族之子——则以手抵胸，腐蛋置发中，而深深的向群众鞠躬请助；他称群众为“绅士们”，他并力言“绅士”们的赞助将为他竞选的主要目的。这种情景每令外人之见者又钦佩而又诧异。华族的精神及平民权利的精神，在那个的时期似乎已得到完美的调和。在别的时期，或在别的地方，贫贱与富贵间，治人者与被治者间的关系尚有远不及此时者。当时的英吉利社会却没有阶级的仇恨、即使最高的和最低的阶级仍相隔如霄壤，它们之间却有无数的等别而并不如大陆上之有严格的阶级界限。不幸这个温良随便的社会却不能遇工业革命而仍不却步。
18世纪的人道及礼仪
18世纪的特殊职务在广播常识及理性于生活及思想之中，在使社会的礼貌彬彬而行为合乎人道。18世纪本以供给奴隶于南美的《允协条约》[4]开始，而却以威伯福士及反对贩奴委员会（Anti-slave Trade Committee）之取得全国响应告终。那个保全三大洲文化的反奴大运动实为卫斯立及福耳特耳，柏卡里亚及豪厄德·约翰（Beccaria，John Howard）时代特殊的宗教及理智主义之产物。
当斯图亚特时期告终之顷，英吉利的上等社会之见于说部中者，其教育及礼仪犹有极大的参差，粗俗的卫斯忒因乡绅及文雅的奥尔卫栖乡绅（Squire Allworthy）[5]及得·卡味力·罗求爵士盖皆17、18两世纪间的人物。但至18世纪末年，奥斯腾·强（Jane Austin）开始著述时，绅士们的礼仪语言已有一定的标准而无参差不齐之概。
当巴斯的美男子那虚（Beau Nash）[6]当朝时，全国的乡绅往往举家就教于他，以学习文雅社会的礼节；绅士膝盖悬刀之武风因亦及早废除。大半因不复挂刀之故，戕杀之事为数大减，因餐后口角而起，但次晨即深自懊悔的致命伤亦远无昔时的常见。但手枪决斗之风，则在19世纪中等社会及福音主义的势力完成人道及常识的工作以前，仍盛行于世而不少衰。同时，比较卑微的社会因拳击的嗜好增加之故，也鄙视行刺杀戮的暴行，而架设拳场，让两方依一定规则以角力的风气则转而大盛。这种风气有养成国民尊重“公平竞争”（“fair play”）之功，也有逐渐减除我们在斯摩勒特及菲尔丁（Smollett，Fielding）的小说中及当时人的传记中所常见的野蛮的混斗厮杀之功。
亚当·斯密像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经济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创建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在价值论上，不仅论证了劳动价值论，而且还确定了这一原理的最早理论体系。它的深刻见解为后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他针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发展规律，提出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文艺科学的提倡
18世纪英吉利上等阶级对于文艺的提倡不特空前，抑且为后世所不易追随。乡间大府如和尔喀姆，阿尔少普及斯陀（Holkham，Althorp，Stowe）等固藏书极富，艺术物品极多，即绅士们较小的家宅亦成为农村社会文艺科学的中心。势力正盛的地主阶级对于文艺科学的关心初不亚对于游猎，农业及政治的注意。所以乡间府第及时髦社会对于文化智慧所建之功，盖远在正际昏睡状态中的大学之上。上等社会在约翰孙博士及加立克（Garrick）领导之下复强公众崇拜莎士比亚，他们盖以莎士比亚为人类中之最伟大者。公众对于大诗人的了解，虽不足，但对于上一等人的服从心则有余，故对文学亦敬意有加。
英语的得势
在18世纪时，始创于斯图亚特时的一种办法——学术界中用英语而不复以拉丁文发表意见的习惯——亦告完成。这个变动有极重大的结果：不列颠的学术自后更和他们大陆上的同行者分离；思想及学问愈成为民族的，众庶的，且愈和文学关联。本特力（Bentley），布拉克斯吞，吉本（Gibbon）及斯密司·亚当俱以本国人民通有的理解力而不以散处全欧之专门学者的理解力，为著述的对象。
洋气的入侵
但在又一方面，则英人又尽力模仿外国的形式。这是18世纪英吉利文化运动的特点，而和依利萨伯时代的运动不同者。华族之居领袖的地位可算是一部分的理由。提倡文艺之人都不时游历欧洲，常和各国都城中及朝廷中社会相接触的“贵人”（“milords”）[7]，他们常携归人像，图书，古玩，法兰西的文哲思想，及意大利的诗乐准则。英国和大陆的关联尤因相互的作用而益密切；外国人之崇拜不列颠的典制及思想盖为法国合理哲学中“百科全书”运动的主要原因。“伟大的奈端”洛克及休谟在巴黎所享之盛名盖丝毫不减色于他们在伦敦或在爱丁堡所享者。[8]
文学
在1688年革命后的百年内，英国对于法兰西的宗教及政治本有极大的厌恶，英法的海陆军在两半球上本都有不断的冲突，而英吉利的平民对于法兰西任何的事物又本有不分皂白的仇视，然而际此百年之内，我人文学上建筑上及屋内装饰上的格调之会大部受法意的影响诚为一可奇的现象。在查理二世之时，我们曾和欧洲其他各国同逮于维尔赛朝廷的文化势力之下；拉和格及布林亨而后，我们依旧受这种势力的支配。我们文学标准暂时的“学会”[9]对于我们有利也有弊，——于英吉利的散文为得，于英吉利的诗则为失：思想及表达的准确有加，而幻想力及天生的雄气则有减。18世纪末年斯科特，哥尔利及威至威司所开始的“浪漫”及“自然”运动，实是反叛外国标准而重采本国的传习及自由的一种运动。但即在18世纪之中本国的英吉利小说，自笛福经斯摩勒特及菲尔丁以迄奥斯腾女士，仍能自由的前进，而不受外国模型的影响。我们的戏曲更从未采用过法人所谓时间地点之“统一性”。
《鲁滨逊漂流记》
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英国小说家。他所写的《鲁滨逊飘流记》发表后，在当时有很大影响。鲁滨逊是18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一个“真正的资产者”典型，反映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
《格列佛游记》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国小说家。著有《格列佛游记》，作品集中反映了18世纪前半叶英国社会的种种矛盾，对英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浪漫主义
我们也不应忘了在这一个上等阶级的诗及文学最不“浪漫”，最合理智，最是学会派的时期中，平民的意向却不仅仍以《圣经》为基础，且举凡神仙鬼怪的故事，富于浪漫魔力——在平民看起来他们日常的乡气生活似即此中的一部分——的记事歌及传说均足以鼓动他们的神思。真的，上等阶级的浪漫主义和平民的有不相容之势；浪漫主义征服19世纪的文学之时，亦即新闻纸及学校课本开始侵入农村社会而排除农舍炉旁传习的浪漫谭话之时。产生布来克·威廉及朋兹及威至威司的19世纪，比欲藉奇伟的意象以逃脱丑陋的真实环境之18世纪也许要真正的浪漫些；这点诚不是毫无辩论争持的余地的。
音乐
我们姑不问18、19两世纪之孰富于真正的浪慢，18世纪的英吉利文化已够于模拟的性质，故卒招致外国音乐之入侵。罕得尔（Handel）及意大利的歌剧几尽把常一度冠绝全欧的我国本土音乐排除。但完全用英吉利的讥讽体裁以取笑得势的外来歌剧之“《丐民的歌剧》”（“Beggars Opera”）又产生了一系的英吉利民众歌剧。这些歌剧及其对话直至19世纪仍有作者，而吉尔柏特及萨力文[10]则可算是殿后的作家。在外国文化极浓时代中，它们诚是了不得的国粹了。
油画
英吉利时髦社会和大陆文化的接触，对于油画之艺是绝对的益多而害少。稜诺尔咨及根兹巴洛的时代，实为我岛绘画技术首次的放苞。绘术的发达和巨室需要佳画为同时发生之事，这也是一件可幸的偶同。英吉利华族们于其权势幸福俱臻全盛时所留下的画像，至今犹高悬于美术馆中，其端庄静穆之气和今代提倡艺术者之画像完全不同笔法。
道德之无进步
18世纪特有的进步大抵限于礼貌及智能方面，而道德及德行方面则甚少进步之可言。富有之人的嗜赌且比今日为甚，狂饮更算不得任何的瑕疵。上等阶级的最优秀分子只注意此生之尽量合理的行乐，而不计及来生的一切；他们极少会谈及来生，即偶有谈及，亦必充满了偏向乐观的怀疑。
《晨间漫步》
英国肖像画和风景画家根斯博罗（Gainsborough，1727—1788）在其肖像画中喜欢探求人物不拘形式的姿势和摆法，创造出生动轻快的风格。代表作有《扮成悲剧女神的萨拉·西顿》、《晨间漫步》等。
宗教的合理性
汉诺威王朝之入据大统，及50年许的辉格政治，并没有丝毫侵犯到盎格利干教社任何公民及政治的特权，不过新任的一批教官使教社有缓和的倾向而已。高教社派在安末年所表露对于詹姆斯党的同情及诛除异教徒的用心，使政府不得不以倾向宽阔主义的僧侣来补主教及其他的教缺，不然治安及新朝又将发生问题。
政府新政策之得以成功乃因宽阔派在智识界上之得势，及新世纪合理及容忍精神之弥漫。在法兰西大革命及福音运动又产生新的问题以前，盎格利干教社的僧侣，无论对于政治或宗教之事，颇能持之以冷静，而不复有前此狂热。哥德斯密司“威克飞尔德的牧师”（Goldsmith’s“Vicar of Wakefield”）所教给会众的各种简易德行，无论教训的方法是以箴言或以力行，几尽是老生常谈，各教派的虔神者都可接受的老生常谈。因其为老生常谈故平时无人肯予它们以注意，除非它们能和某种的宗教热打在一起。暂时，牧区教士除了灌入道德观念于会众外，不问它事，他们绝少顾问教旨，更绝不为情感及派别乏见所劫持。耶教的“合理”性极为时人所再三致意，即《圣经》中所采录的奇迹，亦被视为可以维护历代的哲学及常识之种种历史的证据。自本特力至坡孙（Porson）一时期内，僧侣尝充分参加古典学问，这亦和包容态度有和合一致之妙。蒲特勒主教堪为全世界最大哲学著述之一的《比论》（Analogy），亦从理智的认识方面来替耶教辩护。18世纪的英吉利教社实和当时科学及宽阔的精神沆瀣一气而不相悖。英吉利的调和精神甚宜于当时；反之，在18世纪之初即在英国发轫的“自然神主义”（“Deism”），则因其太过激烈而只能在法兰西昌盛，在此间则被视为不“体面”而不能生根。
18世纪的教社
这样受灵感——或不受灵感——的僧侣，和世俗人的大部，从某几方面看起来，都要比什么时候——无论从前或此后——有密切的接触。由近代的标准评量起来，当时牧区的教士也许太和他们的会众混而为一了。他们常尽司法的义务，他们也富于好公民的精神。牧师之为治安法官者常比同凳的乡绅要顾全人道，要尊重法律，而对于潜行渔猎之人，亦不致如乡绅仇视之甚。在福音运动以前，牧师之入猎场者亦不甚为世人所评议。
在斯图亚特时牧区僧侣中已有一部分人属于上等出身，到了汉诺威时乡绅及牧师益成为同一的社会阶级。什一税的价值增高后，乡绅觉得很值得让幼子执牧师之业。牧师的馆舍亦可藉一二凸窗的增设而俨然成为小号的采地府。18世纪之人本善于寻乐，而上述安插幼子扩充地盘的办法，实为增加上等阶级生活的舒适之大事中的一部。这种布置对于群社也尽有好处：因为，如果盎格利干教社“每个牧区都令有一绅士”的理想是值得实行的话，它实最能促成实现的方法。乡下教士槐特·吉尔柏特（Gilbert White）在塞尔本（Selborne）地方曾一季去一季来地注视他的禽鸟，并教训人们道：
他如能爱恋人们及鸟兽
不分上下，他即是善于祷告。
这样仁慈的僧侣及这样仁慈的乡绅联合起来，才能消灭当斯图亚特时，尤其当清教徒得令时，尝盛极一时的民众迷信，如搜焚蛊惑等的伤心害理之事。
英吉利教社所以尝为18世纪开化工作的参加人。它性质上的两大缺陷，一为它之忽于鼓励任何形式的热诚，又一为它之忽视穷人，尤其是在大城煤矿及工业区中的穷人。英国的经济状况在两百年来本在不断的变化，而在现时则变化更快，故旧日的牧区分划及市府国会的代表同样的坐不能依人口的分配为标准之大弊。此外，当时的英人大都没有受过教育，欲听众了解以蒲特勒的《比论》为根据的辩论，或明白博学宗教的合理观念，不亦太难？
异教各派
始生于克伦威尔时宗教热的空气中，经查理二世时的诛除而犹有存在，且仍依班扬传习的各种异教教派，固依旧关心穷民的利益，但和初时比起来，它们也在变成“体面”而少“热诚”的团体，且中等阶级也要接近些。长老派已多半变成一位教派（Unitarian）。夸克派已不复信仰复活派，已变成“安静”（quiet）派，且在经济方面亦渐成富有者。
卫斯立
现有的宗教团体在社会的广场中所留下极大的空隙，悉被卫斯立·约翰毫不妥协的超度热诚所填满。卫斯立为举世历史上最大的传教士，最大的宗教组织家之一。他和一最大的民众演说家槐特飞尔德·乔治（George Whitefield）同时；这人可说是他的赞助者，也可以说是他的劲敌。
原始的监理教
原始监理教徒（“Methodists”）的热诚，无论在何一方面，无一不和18世纪的精神态度特有的长处短处相背道而驰。因此他们之须离当日的国教而另树旗帜恐是无可或免之事，虽则卫斯立一直到临终之时仍自视为国教教社的信徒。他所宣讲的宗教不以“理智”或圣典主义（Sacramentalism）[11]而以他袭自摩拉维亚派（the Moravians）[12]的教旨为基础。按这教旨皈依起自各人内心中之骤然获得超度的确许，因知超度之必可期，才有皈依；然而一有皈依则顿如得到新生命，而罪孽也不难被所克制下去。这个属于信仰复活派的教旨，出之于卫斯立及槐特飞尔德之口，顿有雄伟的力量。但宣讲者在广场中激昂地，不讲仪式地，向大众布道，以及皈依者之震动，苦恼，及惊喜等种种任性的表情，其应为“体面”阶级——无论僧侣或世俗人——之所憎恶，正不亚于早期救世军行动之被维多利亚女王末年的世人所憎恶。所以主教及僧侣之排斥监理派的行动诚是不足为奇之事。卫斯立派之欲在国教教社以内立一教社，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是绝不可能的。而且《容忍法》仅容忍登记的异教徒，故他们如不以异教徒名义登记，他们且须停止超度灵魂的工作。
监理主义在社会及政治上的影响
因是之故，信仰复活（revival）自取得了永久的制度形式后，只替异教各派增加徒众，而不替国教增加徒众。19世纪的自由党坐是在日后大得便宜，但始终是一忠实托立党人的卫斯立所创立之教义，在其早期时，在社会方面，却为一种保守势力，即在政治方面也有保守的倾向。当雅各宾派及早期激烈派（Radical）大事宣传之时，监理主义且尝为吸引穷民的一种势力。当衣食不足的数百万庶民正想作第一次的反叛时，监理主义尝使他们对于物质以外之事发生重大的兴趣及高尚的理想。它教他们以另一世界的公民自视；此世的选权纵限于富有阶级，但彼世固绝无这类的限制，故他们尽可自得自满，自尊自敬。而且它更给他们以平民的宗教及教育组织，有此而后，政治上的不平亦可以减少几分刺激性。但此仅为早期的现象。劳工阶级的宗教渐渐的终和劳工阶级的政治混而为一，而地方上的宣教士同时也常为激烈派的激动者（agitator）。[13]
要到了18世纪将终时，监理主义的精神始对于国教及上等阶级稍稍有所影响。法兰西的革命使两者对于未来都有些深渊薄冰之感，它们的性情因亦随而有所改变。但福音主义虽于是时在国教僧侣中获得极大的附从，它的实力却在国教的世俗人中，在威伯福士及反对蓄奴的“圣徒”，在沙甫慈白利及新世纪的慈善家，在许多征服并统治印度及帝国的人们。
监理主义的远播
在乔治二世时，卫斯立运动更由它的创造人带去美洲诸殖民地，且在未来的合众国中成为势力极大为数极众的宗教。在威尔士本地产生的福音运动，亦卒赖监理主义之助而得使全民族有信仰之复活。监理主义只在苏格兰没有成功，因为此地的人民早已有了他们自己的民主教社，且教育极发达，而对于本国的神学又有极大的兴趣。
苏格兰的宗教史
但是，远渡大西洋的监理主义虽没有能跨过特威特河，18世纪苏格兰的宗教史却和英吉利的有弟兄般的酷似。在这世纪的中叶因反抗长老主义固执苛刻的竣严而起的宽阔运动，即世所称为缓和主义（Moderatism）者，大获胜利，而爱丁堡大学校长，史家罗伯特生·威廉（Dr. William Robertson）博士则为新运动的主要人物。即属于“自然神”派的哲学家，如休谟·大卫之流，亦只少能为国人所容忍，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斯密司·亚当则更有提高苏格兰在知识界上的地位之功。城乡正在激增的财富亦帮助朋兹·罗伯及斯科特·窝尔忒爵士的社会以快快地得到知识的解放及发育。[14]
但好多农村牧区的平民则从不喜欢近代的讲教，从不喜欢近代讲教之不采旧日的热诚及教条，而代以“冷森森的道德谭”。而且缓和派人之须凭借复活的“保护人制”（“patronage”）——即各个的保护人得以不问会众的意见而任命教士之制——以自雄亦深失人心，因为此制在英国固未尝有过反对，但在苏格兰教社中则向为群众所不值，且从未有过有规则的实施。在19世纪的早年，长老教中一个伟大的福音主义的“复活”运动卒中兴了宗教的热诚，终且使教社因保护人制问题而酿成由察尔麦斯（Chalmers）所领导的“分裂”（“Disruption”）。幸而于此之时，缓和主义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已经扫灭了不容忍的精神，而扩大了全群社的智识眼界。
牛津及剑桥
英吉利大学在18世纪时的消沉，以和教社的比起来，更为严重可耻，而且更是连续无间。牛津在这时期中几从不举行考试，剑桥虽有而亦极少。[15]我们生于今日考试过繁的时代也许会视当时之缺乏考试为幸事，但当时教诲的质量及数量之两不济事已可慨叹，再加以学术著作之稀少，——我们不要忘了当时的群社是十分有闲的士子诚有无法求益之感。
当时全英及威尔士仍仅有两个大学，而且学生之数仅及斯图亚特时的一半。在1750年牛津所收入的初年级生仅百九十人，剑桥则127人而已。好多的学生为贵族或绅士，于学问毫不认真；有的则为志在入教社为僧侣，或在追随牛顿的遗习以研究数学之贫寒学者。学数学者大抵皆在剑桥，且往往为北部人士。
大学要于一个充满了智识上的精力，且特别的致力于考古及科学的世代中大形衰落，诚有些奇异。衰落的理由半缘于异教徒之被摈；半缘于大学及各书院职位——除了少数的例外外——之须由僧侣来充当，虽然当时世俗社会的学风固极炽。还有一个弊端，乃是各学院的不健全精神；它们不具多少学术上的高尚理想，而却富于放弛的寺院主义之一种精神。然而它们就是大学，离了它们外大学根本就是空无所有的。在那个一切会社尽得保障的时期内，调查或改良的可能又是绝不能发生的。辉格诸政府，鉴于詹姆斯二世妄行干涉穆书院的恶果，竟丝毫不敢顾问大学之事，即牛津大学及剑桥某几学院彰明皎著的詹姆斯主义，它们也只有置诸不问。至于改良学风的要求则自然更无发生的可能。
牛津大学一景
牛津大学建立时间不详，可以追溯到1096年。直到1571年通过的一项法案牛津大学的身份而得到证实的确定。大学的格言是拉丁文Dominus illuminatiomea，意思是“上帝是我的光明”（The Lord is my light）。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国王学院礼拜堂始建于1446年，现在仍是不列颠最宏伟的建筑物之一。在剑桥，人们注重的是：“What do you know？”（剑桥注重认知真理）。
普通教育
普通学校及穷人受教育的机会亦同为此种精神所限制。在那时候，慈善调查委员团（Charity Commission）[16]是不会有的，国家的补助金是望不到的，而视察全国的政府督学更属未见。受早日抗议教及文艺复兴的灵感而于依利萨伯时及早期斯图亚特时蓬勃称盛的文法学校，其精神今已无存。乡村中局处农舍的初级小学虽云在教一部分的劳工人户以字母的知识，然掌教者又多为不称职的老年妇人。
当时之缺乏我们今代有统系的教育，固使当时之人得不到我们所可得的种种厚赐，但他们也没有我们所逃不了的流弊。当时上中阶级的教育，都不至于把个人陶熔成一刻板的文章。和克斯赫德（Hawkshead）农人子弟就学的旧式文法学校固不能经近代的视察，但威至威司羞赧柔嫩的天才却得因此而有天然任性的长育[17]；如果诗人的童年时代时时刻刻须做一定的功课，有一定的运动或体育，则他的天才转将无自由发展的机会。华族阶级的“公众学校”则和克斯赫德截然不同；它们固缺乏纪律而多暴躁，但它们也因没有组织而能增长个人的怪僻性及权力。以18世纪的英吉利和我们今日的社会相比起来，各个人天才的发展，似乎适和所得的教育成反比例。但我们也不要忘了当时生活的一般性质也有助长天才的功用在乎其中，而教育之缺少系统并不是惟一的理由。单就教育而论，教育之不振对于大众究是害多而益少；因为受不到教育而致湮没无闻或不获享受知识上的快乐者当何至数千数万！
工徒
家教虽无前代的严厉，但仍极认真；父母及师长仍视鞭杖为不可少之物。中等教育机会的缺乏得工徒制度而有一部分的补救。工徒制徒虽无推铎尔及斯图亚特时之盛行，但仍极普遍，所以巨数的青年在学童年龄后的数年中可以得家庭的纪律，及行艺的训练，虽则他们在今代于出校后转不甚有修养的机会。
但家庭的工业也尚无何种的视察。贪恶的工师常可虐待工徒而不虞有任何的制裁，最多亦不过不齿于邻里而已。赤贫孩童之隶属于品格低下的工师或女工师者，其死亡之惨不亚于赤贫孩童之死于下代最恶劣的工厂中者。工厂制度不特没有首创虐待童工之制，且反有促世人注意之功；童工愈集中，则世人愈注意，愈注意则愈愤慨，而种种苦待亦卒赖以消除。无告的儿童在旧日工徒制下所受的痛苦，可于克剌布（Crabbe）关于格莱姆斯·彼得（Peter Grimes）的故事中，及布郎立格太太（Mrs. Brownrigg）等残杀工徒的可靠记述中窥见一斑[18]。这类的暴行足以充实克剌布悲韵中之所述。
然在又一方面，“快恬的工徒”，亦称“出力的工徒”更比被虐的工徒为普通。他和他的工师如一家人，且希望娶工师的女儿而继承他的事业。有给的工友亦为制造工匠的“家庭”之一分子。在工厂制度没有成立，而阶级没有分化以前，工业的进行大抵即基于这种极合人道的处置。
乡村工业
家庭工业并不集中于城市或所谓工业区域，一大部仍散处于乡村间，且仍和旧日农村生活的传习及可取之处息息不断。乡村不但制造它自己之所需，且全国及国际的市场亦多多有赖于农村英吉利的制造品来供给。除了粗细布的“纺工”及织工外，各式各样极精巧的工艺；好比造钟，皆在乡间的小地方上进行。铁具，木器，以及各种样家伙尽由铁匠，车轮匠，及木匠来制造，而好多的乡村且尚能自造其屋舍。出售百货的“村肆”尚未普遍，因为那已包含着赖城市来供给乡村的需要之意。乡村之必须求于外界者，走贩通常已能尽供给之责。
乡村生活
在我岛史中，乡村之犹为社会的通常单位者，此已是最后的一期。在乔治一世、二世之时，大多数的男妇，连好多不参加任何农事者也在内，尚完全是“村人”。他们对于世上运动，政治，及骇闻的事变不加注意，而且关于这类的事，他们所得于当日的新闻纸者也极少，他们对于城市，工厂及工会的生活也无兴趣，他们只对于他们自己乡村日常的活剧发生专心的关切。处在田野及林木中的乡村，以及它的传习，它的鬼谭，它的居民的邻谊或互哄，它的对于村外神秘世界之尖锐而又乡气重重，愚昧无知的批评，皆足使他们息息不忘。在工业革命将起之时，我们祖先的思想盖尚完全从这小小的乡村社会的理想中发出来者。他们所有的游艺知识亦限于猎地，于村中草场，或于乡绅新置的棒球场中所尝亲自参加的几种。
自由农民
在大体上，早期乔治时代的乡村，总算可代表一个健全的经济及社会局面，所可引以为憾者，即大地主的势力日在增长，故地主之数无从增力口，地权无从趋于均平，乡村的自主亦无从发展而已。即在首二乔治之世，自由农民之有自业田者[19]及小的乡绅之数已在逐渐减少。推铎尔及斯图亚特时期实为自由农民的自业主，及小规模的整块田产之最盛时期。到了安之世，大地主的占取欲及膨胀倾向不仅是看得出来，而且已十分有力。乡绅们对于自业主颇加妒视，因为在政治及社会上，后者常可以拂他们之意而表示其独立性。而且鸟兽的保存及非时不猎在当时为特别讲究的风气，所以乡绅们每见一个没有家徽之人在他自己一块田地上随便射击鹧鸪时，必皱眉而作恶色。后期斯图亚特的诸国会且常很专制地通过不同的狩猎法；凡所入不及百镑的自业主，在此种苛法之下，即在他们自己的田上也不能猎射。[20]
把自业主的田产收买也许是一种更好的收拾他的办法，他自己也不反对这种办法。他自己常想，他在都市社会中的出路也许要比永留在农庄而不走为大些。历18世纪之世，自由农民的家庭一直在向城市移动，有些且成为近代英吉利大企业的始创者。有些则成为大佃农，他们因大规模耕种而得的财富及重要往往足以偿补因出售田地而所失的独立而有余。
下流社会
历长久的时期中，人文主义及理智主义的运动在有教育的阶级中要比在下等社会中显著得多。卫斯立及槐特飞尔德初次躬入虎穴时的下流社会，给及何甲斯（Gay，Hogarth）时[21]其蛮野固不弱于它之富于生活及奇彩。远在工业革命以前，政府及社会的疏忽已在产生极大的弊病，——伦教及其他增长极速的城市中穷民的无告状态；苏格兰界线以南民众之没有教育的机会，价贱而质恶的杜松子酒之代替英人由来习用的麦酒及碑酒而为饮料。[22]
麇集城市中的人民既如是庞杂，然警力却犹是旧时带着咶咶器（rattle）的巡街者。巡警法官菲尔丁的弓街警吏（“Bow Street runners”）固甚称职，但为数太少，亦不济于事[23]即在1780年之时，戈登·乔治贵族（Lord George Gorden）所率领的暴徒亦几乎把伦敦火焚，警士绝无制止之力，到了正式军队到场时，暴徒才被弹压下去。乘骑的强梁则往往在集向世界最大都城的要道上拦劫为生；法律既无可如何他们，而民众且视为英吉利浪漫的勇敢及自由的代表者：
六大强梁将负着我的遗体
身背着晃亮的大刀而胸充着甜蜜的自由；
这就是记事歌诗人心目中高尚葬仪应有的仪式。
罪犯的待遇
自革命以来，审判，无论政治的或刑事的，总算甚是公平，而所谓的科学的证据法亦浙渐的为法律家所彻悟。但监狱则仍由最恶劣的狱卒来承包，而以敲剥狱囚为目的。照卫斯立的观察，监狱犹为“此世地狱”的最恶制度。无辜的债户常比别人受更恶的待遇。凡因犯侵害财产的轻微过失而致被绞者此时正在加增；当众鞭挞男妇之习此时亦尚未废止。但在18世纪的末二三十年中，豪厄德（Howard）及他人所领导的人道主义运动已在发动。人道主义为18世纪的出产品，而它所要扫除或纠正的弊病，则除了杜松子酒以外，都和开化的人类有同样的久长。
促成工业革命的情形
首二乔治时的生活，虽其本身和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生活不同，然其所与相处之各种情形实有非促成工业革命不可之势——如果某几种的机械创造能偶然发明。这类情形之可得而言者有下列好几种：汉诺威英吉利特殊的法律及习惯使个人得有无量的自由，而私家的自动力几绝不受限制；宗教容忍使异教徒的商人得有尽力于生财之完全自由，虽则他们不能参加政治生活；富于贸易秘诀及工业技巧的外国抗议教徒，就他们的经济活动而论，亦为我岛的自由公民；不论国家，城市或行会，对于商业及制造都比较地很是放任；东北自格洛特·的·约翰之宅（John o’Groats）西南迄地极角，一片大地尽是自由贸易的区域，正和到处尽是关卡，贸易毫不流畅的德意志，意大利及法兰西王国相反；统治全国的贵族及乡绅又和法兰西及德意志的贵族不同，他们都和工商巨子有密切的私人关系，且往往无从自别于后者；[24]科学在奈端之国颇能得有企图的商人及他们的华族保护人的青眼，他们多方利用科学，冀获有利于矿业及制造业的发明；资本本在破天荒的积聚起来，而英吉利财阀又早习惯于大规模的商业投资，所以只消新发明的机械能与工业以一种新的鼓励，他们无有不愿踊跃投资于工业者；英吉利货品在欧美及东方已有的市场也很易再加扩充，以容纳本国增产的货品，如果商人肯稍加努力的话。诸如此类的情形皆足以使当时的英吉利成为工业革命的发祥之地。
工业革命初期英格兰中部地区的煤矿
工业革命将临时的煤铁业
历时很久远的冶铁业此时仍须赖色塞克斯林，米德兰及塞汶流域的森林为燃料，然而这些森林产量的锐减固有江河日下之势。机敏之士如能偶一想到森林之会有用完之一日，便不难想到以煤代木的可能。煤在古时本可在地面采集而得，故自不兰他基奈时起向作家庭之用，而在伦敦为尤甚。伦敦人称煤为“海煤”，因为它大都自泰因河由海运到泰晤士河之口者。以大车运笨重之货在当时尚未普遍。如果水运不可能，则煤包大都由马背负，经威尔士的山道以达需要各区。当窝尔坡尔为首相时，约克邑，郎卡邑及科次窝尔山地的纺织品亦须用这种原始的方法起运。当威季吴德·佐赛亚（Josiah Wedgwood）于取得魁北克的那年开始他的陶工生活时，陶土及完成的陶器出入五大镇（Five Towns）时，犹须全赖骡马。
工业革命将临时的交通
一点不虚的，发动工业革命的惟一阻碍即是旧英吉利交通方法的落后。运河之开鉴到了乔治三世时始开始。运河既未通，而道路又极坏；到了冬令时道路往往尽成泞土，驮货之马往往深深陷入，深可及腹，车辆则更难以移动。一部分的大路固已由私家的公司来设卡征捐，国会赋它们以抽收路捐的权利及修缮路面的义务；但在七年之战时，大部分的哩程，仍是无税的公路，只消你能不怕泥泞，你仍可自由通过，即英吉利主要各路的大部分亦是这样。笨重马车之行经旧辙，和滑铁卢之战后轻车之飞驶于经马卡丹所翻修的道上绝不同趣。在1754年，所谓“飞车”（Flying Coach）也者其广告亦不过说：“你也许视为神奇，然此车（如无意外之事）包能于四天半内自曼彻斯忒达到伦敦”。自约克至伦敦当时须经一星期的旅行；当苏格兰有坡耳提阿斯（Porteous）之变及“四五”之变[25]时，爱丁堡和不列颠首都之间尚未有定期的车行，虽则苏格兰政治的发号施令都应来自后者的。
透纳的《雨，蒸汽和速度》（1844）
工业革命将临时的社会
工业革命将届时的社会含着许多可令今人神往的色彩：不离田亩，不辍农耕，不忘农家乐，而又紧附于乡村及乡村传习的农村户口；人民中式样之多及独立性之富；个别的训练及精技好美之犹能为人民经济生活中常有的一部分。但我们如欲能充分领略工业革命对于我岛所建的大功，我们应不忘因木材缺乏而发生的燃料荒，在18世纪时已经在严重地影响及全岛各部的生活，我们应知道自运河及铁路相继的转运煤炭以达各地而后，燃料荒始获救济。燃料荒已经在使我们旧日的冶铁业无法进行，而家庭生活的舒适亦快要降低。一个郎西斯吞（Launceston）的小康工匠因薪桂之故不得不出三便士乞火于邻人以煮一羊腿；至于比他穷些的邻人，以及南英各地大多数的农民俱只能以面包及乳饼充食料，而不复敢作煮菜烧肉的甜梦——住在煤矿区或泥炭区的人民当然是例外。除了燃料问题以外，我们也可说，英吉利的人口。如无乔治三世时工业及农业上的大变动，则万难远过700万之数，而其生活的标准又可不至降落到有似同代爱尔兰人的生活标准。
* * *
[1] 当时英吉利的政治家，实行家的成分本厚于理论家的成分。法兰西哲学家孟德斯鸠未加细察，遽于《法意》中立为不列颠的自由基于行政立法两权分立之说，而世人亦竟贸然信以为真；实则混权尚比分权为近于实事。半由于孟德斯鸠的错误（但布拉克斯吞也有同样的言论），半因本地的理由，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宪法遂以立法行政分立的理论为基础。
[2] 译者按，出《温错的一群快乐妇人》，见上第313页。
[3] 译者按，为Henry Fielding所著的小说Tom Jones.
[4] 见上第550页。
[5] 译者按，出《琼斯·托马》中。
[6] 译者按，Richard Nash曾为巴斯的礼官，为当地的社交领袖，时人称为巴斯之王（King of Bath）。死于1762年。
[7] 译者按，大陆上称英之贵族及绅士为“Milords”.
[8] 可左右大陆上思想的福耳特耳写道：“英吉利民族为世上惟一能抵抗王权而卒得控制王权的民族；它的贵族伟大而不倨傲，又无部属；它的人民则能参加政局而不起混乱。”“在英吉利，人民有共同的思想，而文学比在此间更得世人的尊敬。这是他们政体必有的善果。”见论《英人信牍》（Lettres sur les Anglais）
[9] 译者按，原文“academizing”即呆板化，标准化之意。
[10] 译者按，Gilbert及Sullivan为19世纪英之作曲家。
[11] 译者按，主要的部分即圣餐礼的参加。
[12] 译者按，Moravians，又名联合兄弟派（The United Brethren），发源于Moravia，故名。
[13] 译者按，agitator及agitation有人译为煽动者及编动，但“输”字带不名誉的犯罪的意义，故弃而不用。
[14] 关于此时期内苏格兰的伟大变化可参读极饶生趣的两书——H. G. Graham的Social Life in Scotlandin the 18th Century及Galt的Annals of the Parish。
[15] 斯科特·约翰，即日后的厄尔敦贵族（Lord Eldon），于1770年毕业于牛津。他常说他取到学位的试验仅限于两个极简易问题——“希伯来文脑袋作何字？”及“谁为大学书院（University College）的创立者？”他以“Golgotha”及“阿尔弗勒王”二语作答即能使希伯来文及历史两门的试者满意。剑桥较佳的学生俱以应试颇不易的荣誉教学考试为荣，但此项考试的一部分仍属口试。荣誉古文学考试则尚未创生。
[16] 译者按，此种调查机关至1818年始有。在1818—1850年间，类似的调查极多。
[17] 从他Prelude的卷一卷二中，可见18世纪文法学校的最佳情形。
[18] 彼得听说当时伦敦曾有，—— 而且此时仍有——一班打扫贫民工厂的人们， 正直的或仁慈的情感动不了他们。 他们尽把牧区的孩童质诸需要童工的工师； 他们为了贪图小利， 竟把可怜的孤童变成“汗血的奴隶”。（见《城市》，第22页）。 克莱姆斯，相继的杀毙了好些的工徒。除了克剌布的诗外，更参阅Mrs. George的Lond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第231—233页。
[19] 在推铎尔及斯图亚特时“自由农民”（“Yeoman”）一语除指自业主（“freeholders”译文有时也作自业农民）外，兼指自由的佃农。杨格·亚叟尔（Arthur Young）用以仅指自业主，到了19世纪遂亦专从狭义讲。但好多18世纪的著者，连亚当·斯密司也在内，仍有沿用旧日的广义解释者。
[20] 即忠厚长者的得·卡味力·罗求爵士也不甚把年入仅有百镑的自业主也看得入眼。“他刚巧合了《狩猎法》的规定，因有随便射杀一兔一雉的资格；每间二三星期他辄以枪来博得一餐；因此之故他的生活要比没有那样一块田产之人要便宜得多。”见《文群振华》。
[21] 18世纪上半叶时的诗人及画家。
[22] 杜松子酒（Gin）的酒税到1736年时才成重税，在此以前，则征税极微。不列颠所产的烧酒类在1684年约为50万加仑，到了1735年时则已涨到约550万加仑。在18世纪的初叶，穷民社会因嗜杜松子酒之故，死亡率及罪案大增。酒肆主人常邀请顾客入内饮酒，“一辨士可获畅饮，二辨士则可博大醉。”但在又一方面，人民嗜茶之癖亦在激增，且浸浸可和酒类相抗衡，东印度公司亦正在作大规模的输入。远在1742年时即有人说，“最贫贱的家庭，甚至苏格兰的劳工之辈，亦以茶为早餐之用”，而麦酒反被摒弃。
[23] 译者按，弓街的巡警法院为伦敦最有名的巡警法院，而附属于法院的警吏亦有盛名。咕咕器有如小儿用之鼓，摇动时便作咶咶响。
[24] 布利治窝忒公爵固为有数大贵族，但也是“内河航行之父”及“第一曼彻斯忒商人”。又死于1777年的布拉克特·窝尔忒爵士（Sir Walter Blackett）竟应列为乡绅呢？抑为商人及资本家呢？他为纽喀斯尔及泰因河畔（Tyneside）的最大实业家，但他于诺森伯兰的中心也尝置一极大的农庄，举凡乡居府第，射红松鸡的雅癖，及植树等等的一套绅士派头他也无一不备。1711年托立国会尝通过一个法律，限当选下院议员者于地主阶级。此法并没有被窝尔坡尔时的辉格国会所取消。此法存在一日，则商人无论若何之富，除非也是地主，总不能加入国会。但无论此法的用意何居，其结果仅足使商人也为有地绅士，而并不能真正使他们无从入院。因此，许多18世纪的大田庄，反因商工巨子之投资经营而大有点缀。
[25] 译者按，爱丁堡于1836年因看众谋劫刑场而发生坡耳提阿斯所统率的卫队乱杀看众之祸。“四五”指1745年詹姆斯党在苏格兰的作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