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固定不移
从政治上看起来，英吉利的18世纪实起自1689年的革命解决，而全世纪亦可视为那解决的注解或评议。1714年汉诺威王室继位的根据和25年前威廉及玛利入主的根据完全无二，25年前的原则不过今又多加以一层保障而已。
革命解决有它性质上的缺点。它太过于保守；至少从近代眼光看起来，它确是如此。后世之人回顾起来，每会觉得当时的执政者如能乘机将国会议席依人口的多寡而重行分配，则日后的形势或将较佳。克伦威尔的诸国会中，已无朽腐城市的（rotten boroughs）代表；当时的执政者视这种城市为地方绅士的产业，故把它们铲除，而加增各邑的代表以为代。但旧日的选区已随查理二世的复辟而重来；1689年的人们更不敢改弦更张，驯至代表的基础日益腐化，而各种的弊病亦相至沓来。英人和美洲的龃龉或许即为此种大弊之一。革命的长处乃在它之为一种众意佥同的解决，而众意之所以能佥同则全赖已定利益的侵害之极力避免。某部分贵族及绅士之得在某几处城市中操纵众议院的选举，即为此种已定利益之一。所以在当代辉格或托立党人的眼光中，一个《改革法案》（Reform Bill）诚无存在的余地。
而且革命外表上的目的本不在更改，而在保守。詹姆斯二世常违法地侵犯若干种的已定权益及有状或特许会社——教社，大学，城市，国会城市的选权，自由业主的财产，——他又不认国法之能有实效。革命之力排违法的侵犯而拥护以上的利益固为当然之事，但它也因此而转给它们以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即优良合法的改革亦历百四十余年而不能提出。激起革命的种种暴行，能令英人对于已定利益产生一种理想的热忱，因为詹姆斯二世的行动，一时颇使不列颠自由的前程和已定利益有过共存共亡之势。造因的暴行虽不久即成过去，而所生理想的热忱则仍继续未衰。詹姆斯二世在恣睢暴戾时所蹂躏的现行法律，竟成为布拉克斯吞法官及18世纪人士的崇拜物。
革命即是法律家之战胜行政机关；科克及塞尔登辈之所争者，即国王举动之是否合法应由援用通常法的法院来自由判断；法院取到此权后，他们及继他们而起的一班法官的努力亦即告一结束。法律之能克服擅专而且不负责任的权力固为文明的一大胜利，但法家的看法在18世纪中亦不免坐是而过于得势。革命只为抵拒独夫所欲引起的违法变动，但布拉克斯吞，甚至于柏克，则引为一种尽善尽美的固定标准，而稍倾民众方面的改革则皆在不容之列。
半因上述的理由，窝尔坡尔及庇特父子的时代竟成为各式会社生活一致腐化的黄金时代。凡把持宗教的，学术的，慈善的及学校的捐建及资产者俱没有被调查或被改革的危险。教员可以坐享薪俸而不去学校。大学可以出售学位，而无须举行考试或有所训讲。国会城市和都市的寡头团体，要怎样腐败或荒谬便可怎样腐败或荒谬，只消它们资格是老的，那就行了。“凡事之已然者即是合理者——如果能有特许状做护身”似为18世纪的标语。
大人物的辈出
因此之故，英吉利在革命后的一时代中，只可凭它各个伟大的人物，凭它自由活泼的人口之私人的造诣，凭它商人及工业家在世界市场上的公开竞争为判断的标准，而不能凭它半醒半睡的会社制度，如教社，大学，学校，吏员（Civil Service）及城市会社之流来作判断的标准。不列颠18世纪的光荣应于在自由群社中自由作为的个人才能及精力中见之。马尔巴罗，斯尉夫特，蒲特勒（Butler）及柏克立（Berkeley）两主教，卫斯立（Wesley），克莱武，海斯顶斯·窝稜（Warren Hastings），两庇特，库克海校（Captain Cook），约翰孙博士，稜诺尔咨（Reynolds），柏克，斯密司·亚当（Adam Smith），休谟，瓦特·詹姆斯（James Watt），朋兹（Bums），布来克·威廉（WilliamBlake）以及其他等等皆为不世出之名人，即今世亦少能和他们匹敌之人，虽则我们的会社制度已经大大改良，大大的合理化。
18世纪的光荣
处斯图亚特时期历久不断之政治及宗教的风波而后。长时期的安定，即使稍欠流动和进步，究尚不是坏事。而且不列颠经察坦姆淬砺时之突然发作，加拿大的征服及印度帝国的建立，亦可见政治上的停滞不进未不必即是民族的衰亡；不列颠的国家及宪法，在旧局面（ancien régine）的末年时不特是全世界最自由的政府，而且也是最有力的政府。固然，半因我国宪法上的缺点及腐败，半因英美关系上所发生的特殊理由，美洲的殖民地终究失了，但不列颠华族政治在帝国及外交上的成功及失败毕竟都是大规模的，毕竟比同时在波旁法兰西当令的专制政治至少要高明得多。就大体而论，不列颠在18世纪中极为繁荣，而它的文明也根深蒂固而远播各方。
工业革命的降临
最不幸的是这一件事，这个法律不变，制度依旧的时代，于其末数十年内适和经济及社会的大变化开始发动的时期同时。此项变化来势甚猛，而对于将来尤有极大的关系。所谓工业革命本始于我岛，而为便利计，且可自乔治三世的早年起算。历他60年的一朝，机械及资本化工业的新势力，竟盲目的侵入组织散漫无抗拒能力，不知为正当领导，而又不知祸之已至的华族社会。
可由约翰孙博士及柏克·爱德曼来代表的18世纪英吉利社会固十分文明，固异常稳定，但当时人的思想只限于政治及文学方面，而于重要的经济变化却如有目无珠之不能见及。海外的政治变动他们能斤斤讨论，大表不满，然日日在他们之中所起的革命，日日在倾动旧社会基础的经济变动，他们却熟视无睹。因不知其为革命的变动，故他们曾不一为操虑或加以纠正或整理。不但如此，当工业革命使得我们政治及城市的制度，更比以前有改革的必要时，法国雅各宾宣传所引起的反动，反使统治阶级更坚决的在原则上拒绝任何政治的变动；同时他们对于风起潮涌的经济变动既不稍有阻止，亦不加以指导，一若这些尚未足以餍足运命的玩弄者。除了这些之外，20年的拿破仑之战，更使国人不得不忽视国内的危重情形；而战时失常的贸易，物价及雇用情形益把工业革命于它最紧要的关头打入于复杂的状态之中。
伟人时代
在这种漫不经心的情况中，18世纪安静自足的英吉利竟流入于多灾多难的大镬中而不自觉察，而从这大镬中则日后形成出来一完全不同的世界。但各个的英吉利人是极有潜伏的精力的，岛国的地位对于海上主人翁是极有利的，新的工业机械于战事是极有力的，所以即经那个混乱多险的危急之秋后，不列颠仍得为拿破仑之战的主要胜利者，仍得为新欧洲的主人，纵美洲诸殖民地之于不久以前宣告独立也不足为患。而且即在战事澎湃的数年中，它的创造的精神，因得安躲于它的舰队之后之故，仍得如在依利萨伯时的飞腾。纳尔逊及威灵吞，福克斯及庇特，卡斯尔累及坎宁的时代也是威至威司（Wordsworth）及哥尔利治（Coleridge），司科特及摆伦（Byron），雪莱（Shelley）及岐次（Keats），忒涅（Turner）及坎斯塔布尔（Constable），科柏特（Cobbett）及威伯福士（Wilberforce），边沁及奥文（Owen）以及其他伟大人物的时代。那时的人们似乎能把毅力及天才和岛国的空气同时吸入。虽则社会的规制甚不合时宜，而穷苦者的状况甚恶劣，但在处境较优的数阶级中，个人际此工业革命初和旧日的农村生活及传自18世纪而尚存着的旧文化及旧自由发生接触时，固常达到一极高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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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按，aristocracy普通译作贵族政治，但如此则aristocrats将无以别于lords或nobles，故今以华族译aristocr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