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辟的必要
和凯撒及拿破仑两人可联想在一起的政府原理向不为英吉利人民所欢迎，即克伦威尔本人也极厌恶以武力来统治国人；关于这层他绝不稍异英史中的其他名将。然国人已因他犯军人当国之嫌而厌恶他。在他的末了几年他正在寻觅一返归法律习惯及国会的坦途。但经数世纪连续不断之发展，并受了遗传下来的联想之影响，法律，习惯及国会在不列颠已和国王的职位成为莫可分离的制度，所以国民而不欲复享旧日的权利则已，如欲恢复，则君主制度亦须同时恢复。
查理二世像
查理二世，被处决的查理一世之子，1651年在苏格兰被立为王。内战后，他度过了9年的流亡生涯，1660年凯旋返回英国，恢复了君主制。
如果奥力味能活下去，他大概会恢复君主制度以恢复立宪政治，且即自立为王。这固将为他毕生最大的难事，然在他身上这只少尚可一试，至于在他软弱的儿子理查身上则绝无一试的可能。在理查秉国之时，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之人能坚握军权之故，军队互攻及将佐倒戈之事有如在罗马帝国最乱时之蜂起，而军治之为军治益为人民所无可容忍。要避免国内之不时发生无政府状态，并防止海外帝国之解体，除了召回斯图亚特的后嗣外实无第二办法。国会及旧日的圆头党如能愈早而愈出自愿地把他召回，则人民于复辟的君主下所能享的自由亦将愈大。
国会之选任国王
民会国会（Convention Parliament）之能自由选举，半须归功于门克将军。他能领导军队中头脑清楚且富于爱国心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他，则军队或仍不会让人民自由选举国会。民会国会中以旧日长老党中的缓和圆头派人为主要分子，但骑士党的色彩亦不弱。它把查理二世自荷兰召回。际此宪法的重要关头，国王并没有召集国会，而国会却来起用国王：此为极值得注意之事。复兴的盎格力干教社固然仍可以君权神圣之说为厚爱的教旨，而法律家也可强说流亡的查理于乃父断头之日起即已为查理二世，但君主制度，经过长期的中断而后由查理凭新选的两院之决议而复活的事实，又何能熟视无睹？而不加承认？
国王权力之缩小
国王的权力和国会的权利重又被视为无可分离。它们尽可长处于敌对的地位，它们有时仍可互相仇视，但它们决不复能成为互不相容的政治制度，有如斯屈拉福德及弑王派人所想要实行者。专制主义及共和主义两者都成过去，两者不但永不能在英吉利发生，且自此而后除了詹姆斯二世尝一度想恢复专制主义外，也绝没有人做过恢复专制或共和主义的尝试。
国王从此“复得享受他应有之权了”。查理二世有什么即“享”什么，到也没有怎样越轨，但“他应有之权”早已不是他祖宗所传授之权。在长国会的第一次会时国王的威权已被剥夺不少，是时所剥夺者到了复辟时并没有恢复。足以激怒通常法法家而助国王以欺凌百姓的特权法院，和它们所采用的罗马法，并不随复辟而重设，20年前废了的星室法院，及高等委任法院，至此仍为违法的机关，仍不能复设。征税除了国会的通过外仍无别法。故复辟虽为劳德及他的白衣教士的胜利，但罕普登和他对于船税的抗议，及斯屈拉福德的两大仇人，“科克·爱德华爵士和他的年报”，所获的胜利也并不消灭。
克拉稜敦及复辟
亥德·爱德华——今为克拉稜敦伯及大法官——为上一代中著名人物的硕果仅存者。他尝随王室流亡在外，忠勤无比。斯图亚特王室之卒得复返英国者他之功为最大，因为他于颠沛之时仍常常督责年轻好乐的查理不要忘了国事，不要和国内的盎格力干教社及立宪王党断绝往来。要是没有他，则幼主殆将受母后及剑客的包围而忘了英国宗教及政治的制度，而复辟也就无望。克拉稜敦诚为复辟建筑的大匠。在初复辟的几个月中，新政局赖有他的稳健及贤明，和国王的随便及敏锐，而得以稳定，而全国亦跟着得到和平；报仇雪忿不致发生，而各党各派亦知尽忠于复辟君主之为有利。
查理二世复辟
于攻击斯屈拉福德时克拉稜敦本尝为福克兰的知己而罕普登的同盟，他今日的理想仍与他在那时的无异。他今欲把政局移至1640年的基础上，一若英史中最多故的20年中之事变概未发生。他的工作并不完全无功。1660年所定夺的国王及众院间的均势，实无异于长国会第一次时的形势。而且经革命的破坏而后，为使国人得一可以复苏将息的机会起见，新恢复的宪法平衡良为再好不过的方案。不过国家正在膨胀，活动力亦正在增加，仅仅的平衡只可作消极的补救于一时，而不能充积极的政体于永久。此层即庇姆及斯屈拉福德也早已鉴及。如立法及行政两机关长为敌对的团体，遇到争端时彼此都不分上下，则国家的行动，尤其是在海外的行动，势将为分权的制度所牵制而麻痹无力。直到了国会于监督财政权之外兼能控制外交政策时，直到了国王的大臣兼得为众院的心腹时，国王的政府始能得全国的信任；在此以前，它总是穷困无力，而遭人民的猜忌。国王及两院间的竞争，无论国会是“骑士”党的，或是“辉格”党的，亦总是无可幸免的。
新时代的人物
克拉稜敦并不乐为国王及众院间的中间人，因为两者都不喜他所立的界限。他的又一悲痛为他之不能复见他少年时所识之人所具的忠义正直之气。在内战，革命及没收产业的不良势力之中，英国政客的品格大见腐化，即有田绅士阶级的全体亦有同样的倾向，纵无政客之甚。除了一二伟大的例外而外，政客及诗人的主义向背可以一年数变，好比冬衣夏衣之更替。此时在国内乘胜驰驱，顾盼自豪的少年王党乡绅亦因缺乏相当的教育之故，不知如何而可以做他们应做之事。有些当年少应入学校之时，不在学校，而尝和外国的下流人民局处于阿诺河（Arno）畔或塞纳河畔的楼顶小房之内；有些则留居英国而尝长成于采地府的下屋之内，采地府早已为革命党人所抢去，和他在一起者只是厮养走卒。为求温饱起见，他们尝不免流落下去，而此种流落则成为他们惟一的教育及训练，故在他们的心念中宗教转不足重轻，而对于掠夺他们财产的清教徒的痛恨转盘旋于胸间而不释。
这样出身的一种上等阶级是不易过健全的生活的。清教徒的得势及衰落，一方使他们恨世愤俗，觉世上一切之事尽为虚伪，一方又使他们深信人生行乐之为真理所在。这两层的引诱他们绝少抵抗之力。嘲笑《休狄布剌斯》（Hudibras）[1]的一代人物本把德行和虚伪之间的区别看得极微。幼年境况无异于上述阶级的查理二世亦过着爱美而忍心的宫廷生活。克拉稜敦不入时的道德观使他既不能和国王，复不能和晚辈的国会议员声气相投。他的严肃正直本可博得犹重德行，犹作家庭祷告，而性质尚未腐化的中等阶级之信任，有如庇特或皮尔（Pitt，Peel）日后之所得，但政治及宗教上的倾向剥夺了他做他们领袖的可能。他太旧派了，他绝不能降尊以博中等阶级的好感；所以领导商业社会及复活的违教徒，而助之作政治活动的大任转而入诸如小巴京汗一班浪荡之徒，及沙甫慈白利一班信心不立之人之手。
赦免及罔议法
克拉稜敦及查理最重要的功绩，厥惟他们之坚决不准有大规模的报复。关于这层，两人都应受无限的赞扬。然而这也是国王实践他在荷兰将归时所立约言的，及使各党各派一致承认王位为国家典制的，惟一方法。因为查理不取报复的政策，故骑士讥《赦免及罔议法》（Act of Indemnity and Oblivion）为“赦免国王的仇人而遗忘（Oblivion）国王的友人”之法。王党本希望可以诛戮仇人而取其财产，然在大体上他们的希望没有能实现，而他们也始终不能为克拉稜敦恕。
土地的解决
12名曾与弑君之事之人为报复欲中的牺牲品；此外汾·亨利爵士（Sir Henry Vane）——在未死的共和时代的政治家中其品格之高贵实可首屈一指——也捐了生命。在英吉利，要求多多杀戮以作报复的叫喊向不能持久，他们的就义即和缓了这种的叫喊。但要求收回土地的叫喊则比较的要大声而持久。土地在那时仍为欲望的主要目标，亦为财力，权力及社会地位的主要根基。为取到旧日圆头党的大部分的服从新政局起见，克拉稜敦想出了一种调和的办法。曾被叛逆政府没收而发卖之教社及王室的土地，及骑士大户的私产，今皆——物归原主，曾经购买这种田地者得不到分文报酬。但骑士因不能担负所谓“恶人”应付的罚金，而自动变卖的田地则仍为购主所有。因此之故，大部分在内战时期致富的人，只消参加新恢复的盎格力干礼拜，便能在英吉利乡绅阶级中取到合法的地位。这班有钱的旧日圆头党成了后一时代辉格党的地方领袖。[2]
骑士国会的反动
处这样一个的调和办法之下，好多的骑士当然无从恢复他们因忠于王室而不得不出卖的田地。他们深觉政府之忘恩负义；他们更痛恨旧日的圆头党，厌恶他们的政治见解而外，又仇视他们的个人。在1661年反动正盛时举出的骑士国会，其政策即为此种仇恨的性情所左右。国会的多数成为一个——即日后称为“托立”者——比王党还要盎格力干，还要偏护乡绅权力的政党：他们所给与国王的赋税极有限，他们时拒绝查理及克拉稜敦的提议，他们改组各种会社，改组时注重他们党的及他们教社的利益，而国王的利益转不甚顾及。他们又赖国王的立法以诛除清教徒之违背国教者，其诛除的残酷不特远过于国王之所愿见，甚且过于那个坚持盎格力干主义的大法官之所愿见。
“克拉稜敦法典”
以攻击异教为目标的所谓“《克拉稜敦法典》”实不是克拉稜敦的作品，更不是查理的作品，而是国会及乡绅的作品。际此新朝开始，国家需要宗教容忍急于一切之时，国会之坚持比前更甚的宗教诛除政策，实为本朝后期层见不断的阴谋，党争及横暴的种子。《克拉稜敦法典》可视为骑士对于圆头的报复。骑士曾经20年许的含辛茹苦，且失了许多土地；他们多年所期望的报复既为《赦免法》所挡住，他们遂转而于法典中求报复。他们之所以订此残酷的法典，由于宗教的固执者少，而由于政治的怨忿及个人的仇恨者多，盖他们所受的冤屈及损失，至今仍有许多未经昭雪或赔偿。
异教徒（Dissenters）今后所受的灾难，其根盖伏于国会之罚“恶人”，及杀劳德和查理一世。“《克拉稜敦法典》”不仅是报复而己，它也是防止圆头党复活的一种警戒政策。1662年的《宗教一致法》恢复了《祈祷书》，且一举而革除两千不能“诚心服从”书中一切的内容之僧侣，革除后亦不与以任何的赔偿。两年后的《潜拜法》（Conventicle Act）复以监禁及流徙来虐待参加异教礼拜之徒。这些法律都为国会的政策，而非出自国王的拟议。劳德的宗教固然得了胜利，但胜利不来自王家的权力，也不来自他所尝尽力恢复之僧侣的权限及威力，而来自乡绅所操纵之国会的措置；国会所规定宗教的权利，他及查理一世固宁愿杀身而不愿承认者。
诛除的恶果
复辟时的宗教解决固不类当时的政治或社会解决，固不基于调和的精神，然而国教教社如能包罗较广，则其结果，是否定能比刻下所采狭窄政策的结果更要有利于宗教，智识及政治的自由，诚是一个疑问。即令“包容”巴克斯忒（Baxter）及缓和清教徒的计划能通过于1661年的萨伏会议（Savoy Conference），而会议能有结果，夸刻会徒，浸礼会徒，以及比较极端的诸派势仍不能站在国教之外；如果站在教社以外者仅有这几个势孤力单的小派，则宗教容忍之取得恐将永无一日。当日的处置使盎格力干及繁杂的清教教社不得不各随各的方向发展，于是容忍亦为不能永远不加承认之事，而足以代表近代英吉利，且和中古的，或推铎尔的，或斯图亚特的教国观念大不相同的，宗教竞争及繁赜的宗教花式遂得应时而起。
固然，我国的清教各派因不能吸受大学的文化及參加政治权力及社会势力之故，损失极大，但它们的丧权即它们的实力所在。因为它们是受屈者，故历200年之久他们为自由最有力的拥护者，而政府最可畏的批评者。在政治上两党制度之所以能十分发达而历久不衰者，良因我们在宗教上亦分成有权及丧权的两大党之故。
但介乎复辟及革命间的30年中，国家因严厉诛除大批抗议异教徒而受的损失极大。乡绅们，无论是辉格或托立，固能全体遵守盎格力干的礼拜仪式，即使两党对于教社的态度仍绝对相反——但在巴克斯忒，班杨及福克斯·乔治时代的许多中下阶级之人则宁甘丧家破产，被幽监禁，而不愿放弃国会所定为违法的宗教仪式。商民阶级因政府惩罚异教徒而发生的损失尤大，诛除对于英吉利工商业的恶影响，政客们到了后来也为之吃惊。然政客们对于教育上的损失仍熟视无睹。《五哩法》（Five Mile Act）禁止任何僧侣或教员走入离城市五哩以内的境界，除非他先作“誓不想作更改教社的或国家的政府之企图”之誓。清教主义本在城市中为最有势力，《五哩法》则剥夺了清教主义的教育机会，因此而发生之文化上的损失，即在日后亦不能完全补充。
25年严厉的——虽则断续不连的——诛除使异教徒之数无从增加。但即在灾难最深的年头，笃信者仍在希望下次总选举之能给他们以救济。因此之故，劳德及斯屈拉福德时大批赴美之举不复发生于此25年之间。清教徒对于众议院从未失了信仰，虽则骑士国会在世一日——它在世有17年之久——他们的厄运亦一日不终。
查理二世的宗教政策
在槐特和尔查理二世的朝中，罗马公教及怀疑主义都比在韦斯敏斯忒乡绅的国会中为有势力，故提倡较大的容忍者不乏其人。国王自己在本心中本即是一个罗马派人；他愿容忍且扶掖公教徒，他也知同时容忍清教徒的必要。而且这位实行快乐主义的国王视惩罚异己为苦事，不像道德君子受着良心的督促，故能以诛除异己为乐事。诛除的诸法经国王的《放任谕告》（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而暂停执行者不止一次。然国会恒宣告国王干涉法律的整个执行为非法，而清教徒之受此种断续的恩典者于良心亦深滋不安，一因恩典来自国王的擅权行为，二因罗马公教徒亦受同样的恩典。至于国会则坚持清教徒及罗马教徒两须受法律全部的制裁，而不稍宽纵。那真是罗马，坎忒布里及日内瓦间，国王，国会及灾难的臣民间的三角式的竞争。此项竞争在1688—1689年的解决内始分永久的胜负，在此以前，它尝经过多种的变化。
辉格党的起源
在复辟后之次10年内信抗议教的异教徒开始在另一方面——比国王的特权较合他们脾胃的一方面——希望有救济的可能。异教徒本把两院中对于骑士及朝廷俱加反对的少数党看作他们的救星。反对党的人数既在随旧议员之出缺及新议员之补选而逐年增加，他们能给异教徒以法定的救济之可能自亦不远。
这个日后以“辉格”得名的少数党，其一班党徒大都和清教有密连的关系，其高级党员则和新时代的宽阔主义（latitudinarianism即广包兼容之意）及合理主义相密连。清教徒及合理派两者互联起来视得势的高教社派为公敌。浸礼会的牧师，因不胜诛除之厄，因厌恶侦探自此潜拜所至彼潜拜所之追踪他，及治安法官之自此监狱至彼监狱之斥责他，故当他一闻辉格领袖在国会中所提倡的容忍是包容一切抗议教徒的计划时，亦乐见他们的成功，而无暇问及锡德尼·阿尔泽农（Algrnon Sidney）之是否仍沐上帝之恩，或沙甫慈白利所谓“全体贤明人的宗教”究何所指。
宽阔主义及怀疑主义
王家学会（Royal Society）及科学上伟大运动虽到了在剑桥屈麟尼替书院研攻的牛顿·爱撒克爵士时而始蔚为智识上的大观，但其发轫之始实深有赖于查理二世及其信怀疑主义的朝臣之多方作育，多方扶植。他们纵无别的长处，他们至少有好奇的美德。科学及宽阔的运动逐渐的养成一种有利于有如辉格哲学家洛克·约翰（John Locke）所阐明的宗教容忍主义。在政治的范围之外，巫蛊的检举和焚杀虽尝雷厉风行于斯图亚特上半期，至是亦稍稍戢敛，因为法官及陪审团亦先后感觉得良心上的疑惑。
低高教社
即在国教本身以内，宽阔主义亦自成一党。他们为数虽不多，而以博学善辩著；且在伦敦比在四乡尤有势力。这就是所谓“低教社”（“Low Church”）派。“低教社”之名在那时并无福音主义（evangicalism）的意义在内，而和我们今日所称“阔大”（“broad”）或“自由”（“liberal”）之观相当。低教社派如斯替令夫利，替罗特孙及柏涅特（Stillingfleet，Tillotson，Burnet），在政治上皆为鼓吹容忍而示惠于信抗议的异教徒者。同样的，当时用以称教社中大多数的僧侣，及附和他们的世俗人之名称，“高教社”也尚无仪式派（ritualist）的意义在内；它不过表示下列数种的情感而已：对异教徒及罗马教徒的强烈反对，王权世袭及神圣不可抵抗之说的笃信，把查理一世看做殉道者而与以无上的尊敬，及——至少在僧侣中——把教社的权力看做至大，且在政治及社会上都应有说话的权力。约翰孙博士（Dr. Johnson）虽生在百年之后，然他固为复辟及法兰西革命间任何时候的“高教社”头脑的最好代表。
清教主义的遗泽
清教的思想及实施——至少是浓厚抗议教的思想及实施，——能够不随清教各派在国家及教社中的失势而衰落，诚堪值得我们的注意。家庭祈祷及诵读《圣经》在绝大多数信教的世俗社会中，无论为国教教徒或为异教教徒，已成为国民的习惯。英吉利人的性格亦已受了清教主义的影响，且此影响历200年而不稍损灭，虽则他们尝拒绝清教徒的强制，并尝把异教徒逐出于典雅社会之外。即清教徒的礼拜日亦历久而活着。詹姆斯一世及劳德尝极力望英吉利人民之能在礼拜日的下午游乐如昔；照常人的想象，这种希望似应极获好运动及好游猎的上等社会之欢迎，但事实则完全相反。即在复辟之后，人人讨厌清教，而监狱中充满了无辜的夸克教徒及浸礼教徒之时，清教观念的礼拜日——严格的休息日，亦即宗教的自省日——仍为英吉利人民所一概奉行。全国国民自动执行的克己寡欲，——每7日中有1日完全不工作，也完全停止任何有组织的娱乐，——其结果究竟为恶为善，则尚有待于无偏的社会历史家的研究，而不能遽为断定。
国库的撙节
岁出的撙节为推翻克伦威尔政治之最得人心的结果之一。国王固因骑士国会的奇吝而处处受制，以致行政缺乏力量，而外交政策不能不受命于法王路易十四，然国库的支绌实为“回复宪法上公平的均势”（克拉稜敦所视为政治上最高发展的均势）的必有结果。除非国会取得监督政策及国用之权，国会决不敢慷慨的输将的。然当众院要求清查王家账簿，藉明荷兰海战供给的真实用途时，克拉稜敦及其他朝臣皆大惊失色，而视众院的行动为对于行政权力一种极不正当的侵害。实则此仅为国会监督国用的初步；要待国会能监督国用而后，国王的政府始能自纳税人获到充分的且不断的供给，而近代国家繁重的需要才能满足。
常备军
受减政的影响最大者为陆军的建置方面，海军却未受影响。模范新军到了复辟时才一举而遣散；长国会如实力较佳，则13年前本早可把它遣散。遣散时的临时支出固大增，然此后的经常费用则大省。新军去后，并无其他继起的大军；除了国王赫赫“近卫军”（“Life Guards”）以外，只有极少数的其他团伍存在，而且此中又多半驻在国外的领地，如丹吉尔之类。[3]“近卫军”由王党充任，任警跸防护，抵御狂徒及第五君主国党（Fifth Monarchy Men）[4]之责，军容颇盛。不列颠陆军最老的团风或团传习（regimental traditions）不始自少数沿传至今之克伦威尔的队伍，如科尔德斯屈麟卫队（Coldstream Guards）等，便始自曾属荷兰军中的几个著名团伍，如东肯特团等。[5]
骑士国会实深深的反映着当时英国四乡绅士的热烈情感，故闻“常备军”之名便却步，痛恶更不遗余力。他们深知有了这种实力，合法的国王和篡位的护国者可同样的愚弄他们。然而他们既为忠实的骑士，他们自然相信惟国王才有委任将校及发布军令之权，他们绝不能为国会争这些权力。不啻甘为叛逆，成为圆头，因为大内战即由统率问题而爆发，他们如为国会张目，岂不甘为叛逆，而蹈圆头党的覆辙？欲维持这些忠君的前提，则合理的结论惟有将陆军限制极小；只有如是才可绝了国王陛下妄用威权的野心，而为臣者亦无不忠的嫌疑。
皮普斯
皮普斯（Samuel Pepys，1633—1703），是英国17世纪的大人物，事业巅峰时官至海军部长、皇家学会会长。作为海军部长，他成倍地扩展了英国海军力量并使英国恢复了海上霸权。
上述的过虑本是极有见地的。国会一不慎而让詹姆斯拥有3万大兵时，革命便立即激起。革命之后，国会始取得军队不能用来侵害国中自由的保障。在威廉三世及女王安的朝中，因上述的保障已经确立，故国人对于常备军的害怕也稍稍衰减。首先不怕者为辉格政治家，因为他们深愿对路易十四的陆战之成功。托立乡绅对于常备军的感情变动较慢；即在纳斯卑百年而后，他如一见正式军队的进行，他仍会立时想及闯入他祖父的大堂，荡毁他祖父的家产，禁止他祖父的宗教，及杀了他祖父的国王的红衣军队，而毛发为之悚然。他所能信赖的惟一武力为各邑训练极坏，而由乡气重重，像他自己一流的乡绅所统率的民军。
海军
海军的维持并不会产生同样的害怕或相似的回忆。复辟时的朝廷及国会两皆接受临死的布来克所传给后世的，共和国海军的传习。查理二世及他的弟弟詹姆斯对于海军都能有亲身的及通达的关心，海军的统率方面亦得拍匹斯（Pepys）一班人物的主持而不减昔日的光荣。骑士国会及托立党对于海军盖皆能特垂青眼者。
荷兰之战
和荷兰的海战不久重又爆发，两大经商群社间始于共和国时的斗争又重演起来。两方将士的优良及规模的宏大今次都不减于畴昔，惟较大的一国又因较富而致胜。结果为《布勒达的和约》（Treaty of Breda），纽约则归于英国。[6]
但当和约正在磋商中时，由得垒忒（De Ruyter）所统率，而由英人领港的荷兰舰队突然驶入泰晤士河及美得威河（Medway），俘获停在察坦姆（Chatham）我国最好的战舰，而付诸一炬。这个重大的耻辱对于和约的内容固未发生多大的变动，但它为紧随伦敦大疫及大火而来的灾难，所以英吉利人民的想象及政治竟因之而大受影响。伦敦人之耳闻泰晤士河上敌舰的炮声此尚为第一次。吊奥力味的尸首而加以辱骂之事虽仅数年前之近事，但大家已在回忆“他所做的惊天大事，所为足以震慑邻国君侯之事”而怅然若有所失。世人说道：“国王除了行乐以外不管它事；他对于救国的关心，尚不及他欲使卡斯尔门贵妇（Lady Castlemaine）和斯图亚特太太（Mrs. Stewart）两人于失和后复归于好的尽力的十之一”。我们此时已可听见我们“受治于槐特和尔的教皇派人”的谣传。世人甚有相信伦敦的大火即为“教皇派”所放者；如大火早起几年，世人殆将以清教徒为罪人。在这样一种丕变的空气之下，反对党及反对政策的突起有如雨后的春笋，而为骑士国会在前几年中所未见者。
然而美得威河耻辱的主要原因即为众议院之不肯慷慨给钱于它所不能监督而且已露不能信任的政府。为撙节起见，政府不得不将军舰空搁起来，而将船员遣散。在实际上，不列颠的船员尽有因多年欠薪之故而私自脱逃，改投荷兰海军者。他们在英所领者为废纸式的国库券，而在荷兰所得者则为实在的洋圆。
克拉稜敦的罢免
大疫，大火，美得威，异教徒的诛除，及“朝中教皇派的跋扈”使国中的空气越发紧张，而祸兆亦可稍稍看见。查理乘有这些表示之时，决然的把“他的领港去了”。把克拉稜敦来做牺牲品诚为极富于引诱力的一个举动，因为在全国的人看起来，他实负着一切错误及一切不幸的责任；他为海员，异教徒，王家的情妇们，国会及全体的野心家所嫉恨，海员因为饷银欠发，异教徒因为不胜诛除之厄，情妇因为他从不尽臣道且从不敷衍，国会因为他不让它越出范围而扩张权限，野心家因为他把他们的前程挡住。他的脑筋诚嫌过于陈旧，他诚不能再对英国有若何伟大的用处。但查理所选任的后继者则更远不如他，他决不会使国王及国家走上危险的路径，但他的后继者则牺牲英国的利益以迁就法国，有几人甚且和主翁联合起来作颠覆抗议国教的阴谋。
伦敦大火
卡巴尔
“卡巴尔”（“Cabal”）[7]中无一人是真正的盎格力干教徒，也几无一人可当爱国者之名而无愧。克利福德（Clifford）是一个热烈的罗马教徒，阿临吞（Arlington）则罗马教徒的气味重于其他的一切；劳得对尔（Lauderdale）和巴京汗为毫无主义的冒险投机家；而沙甫慈白利伯，库拍·安秃尼·阿士力（Anthony Ashley Cooper）则言行极不稳健，他初为辉格党的创立者，终因驱使过火而几陷新党于危亡。得了这些变化无定的臣贰之助，而脱却克拉稜敦的把持以后，查理宛如入了茫茫大海之中，他可以行其所是，而无所顾忌。
法兰西的强盛
欧洲新时代的重要事实为法兰西武力及权势在大陆上的膨胀。西班牙的衰败，及德意之分裂成无数邦国而不能产生一有力的国家，造成了法兰西向外发展的野心。它的统一和它内部的组织，经黎塞留及马扎郎（Mazarin）两大教臣的努力后，已臻于完美之境；继承大业者又为路易十四及臣事路易有年，而又有作有为的一班文臣武将。克伦威尔死后的10年之中，法兰西的危害力越发显著起来。欧洲所有的国家，不论公教的或抗议教的，皆惊骇无所措手足；但在奥伦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能起而督率它们以前，它们内部组织的散漫，它们的自私，及它们的互相猜忌竟使它们无从为共御大敌的结合。奥大利方急于防御土耳其人之来袭维也纳，故不能全神贯注于西欧之事，它对西欧只能作若断若续的顾问。西班牙昔日的威风今已无存，终日处于麻痹状态之下，故它在尼德兰的领地如能得它旧日的仇敌荷兰来代它保护，它已可心满意足。
荷兰
处封建欧洲这些软弱无能，物力精神两被30年之战吸收净尽的大小君主国中，那个小小的商人共和国，那个夹居于大海及沙丘中的荷兰，居然成为抵御法兰西的惟一希望。荷兰虽蕞尔小国，然它因有东方诸殖民地和遍及世界的贸易，故富裕无比。它又能大开门户必容纳各式样的种族及信仰。它为格老秀斯，笛卡尔及斯宾诺柴（Grotius，Descartes，Spinoza），为林布兰及味迷尔（Rem-brandt，Vermeer）的梓邦。举凡哲学，学术，财政，油画，园艺，科学耕种，以及许多足以增进人生生活乐趣的它种工艺及美术，几无一不让荷兰居首位。荷兰的势力在欧洲足和法兰西抗衡，而且它高高的地位又无庸国王，贵族成大僧侣来捧托。它的首席长官即世所尊崇的得维特（De Witt）；他的家中仅有仆役一人，他又可随意在街上走动而不须护卫。
在路易及法兰西耶稣会徒的计划中，这个中产阶级及喀尔文派的共和国之消灭和法兰西呼格诺徒之铲除有同样的重要。法兰西耶稣会徒的目光亦极端的偏向国家主义，极端的“高立干”（“Gallican”），不特和路易极相投契，且影响于路易一朝的理想及政策者亦极大。这反荷兰的政策和态度较为和缓的意大利教皇国的志趣并不一致，法国国王和耶稣会徒后日亦终至和教皇国龃龉极烈。
三国同盟
1668年英国藉了它在低地诸国的使臣，腾普尔威廉爵士（Sir William Temple）灵活的外交，得和荷兰及瑞典缔结了三国同盟以阻法兰西之向莱因东进或侵入西班牙的尼德兰。同盟之成就立即发生效果。路易不得不迁就于《爱斯拉沙伯和约》（Treaty of Aix-la-Chapelle）的条件。如果英吉利能牢守这次政策的精神，它或可使欧洲逃免了数十年的流血。但自腾普尔的条约至1688革命的20年中，因我们屈从法兰西之故，路易的权力骤增；须经过威廉及马尔巴罗（Marlborough）长久的战争后，始能遏止法兰西的淫威。
英吉利的国会及国民在起先甚赞成腾普尔的均势政策及维持欧洲抗议主义的政策。但荷兰和英吉利在商业上本处于角逐的地位，且尝因此而两次发生大得民心的战事，故暗中反对均势之徒不难鼓动人民作反对的表示。照当时的宪法，外交的事务尚完全操于国王。到了查理二世朝的中叶时，国王因深不满于遇事箝制且吝啬有加的骑士国会之故，他偏向罗马公教及专制主义的本性竟发作起来。他岂不是可以丢开国会而受路易的接济以为代，同时岂不更可采用些他向所折服的法兰西公教政制以补救英吉利政制的混乱？查理本人本半是法人，他的家庭也绝无厚爱英吉利一切制度的理由。
多维条约
而且在1670年时英王更和荷兰发生家族上的争执。得威特的寡头政治的共和国不许查理的外甥[8]奥伦治的威廉，承继为半君主式的大总管（Stadtholder），虽则威廉把大总管的职位视为他应得的权力，而荷兰的平民党亦愿他之能恢复这个高位。照查理和路易所订的《多维条约》，英吉利和法兰西应联合起来共攻荷兰及其所属，而把它们瓜分，但留一部分为法兰西的附庸国，而以奥伦治的威廉为其君。这两位大王之不能料到少年王子之会反对这样一个似乎有利于他的办法，犹之他们之不能梦见刚才成年的小子之会有抵御英法两国联合进攻的能力。
沙甫慈白利及卡巴尔中的抗议教徒居然会同意于《多维条约》，诚为他们永不能洗涤的耻辱。然上述者仅为公开的部分，此外尚有一秘密条约，为他们所不知，而为卡巴尔中公教教徒所签订。照这条约，路易愿以法兰西军队及钱财协助查理，庶几他可有力宣布自己为罗马公教徒，而渐渐的把同教英人的地位提高，使他们得于教国中占上风。
上述的两个条约为法兰西公教君主国一举而图克服欧洲及英国的整个计划。但这计划的财政方面主谋者并没有计算准确；英国所需和荷兰作战的费用远过于路易之所能供给，破产的查理因不得不再度受国会的监督。路易固尝希望在英吉利乡绅们发觉被骗以前，他的骑兵已能驰驱于荷兰的低地，而自由取给于海牙及鹿忒丹（Rotterdam）富有的喀尔文教徒。他的希望本可实现；不幸荷兰人民的性情，他们国土的地势，及奥伦治的威廉首次表露于世的性质皆成为它的障碍物。
奥伦治的威廉
这是一幅19世纪的壁画，画中人物为威廉·奥伦治亲王（1533—1584），他领导起义反抗阿尔巴公爵在尼德兰的政权。威廉出生时为天主教教徒，但在他流亡德意志时（1567—1572）皈依新教。他因对宗教持宽容态度而出名。
当浩大的法兰西军队侵入几无守备的荷兰疆土时，平民党惊急愤激之余立把诸得威特残酷的谋毙，推翻了他们的共和国，恢复了大总管之制而以威廉秉国——但此都非为降服路易的预备。不特不想降服，他们反截断了堤坝，尽决有运河可以互通的诸河之水于低下的草地；他们自己的室家财产固然因水淹而倾荡，但法军亦无法进行。他们在索尔贝（Solebay）的海军也能抵住了英法的联合舰队，不但没有吃亏，且得了些胜利。同时威廉藉了他的外交的天才，复于匆忙间造成了他第一次的反路易大联盟。
国会的干涉
这些非始料所及的事件给安居韦斯敏斯忒的英吉利乡绅们以二年静观大局，并推翻卡巴尔及其主上的整个政策的机会。国会占着有利的地位，因为战事早已使查理破产而无钱。在1673年他不得不裁可《鉴证法》（Test Act），以为取得给养的代价。此法的功用在使罗马公教徒无从为国家的官吏，而王嗣约克公詹姆斯为一罗马教徒的惊人事实亦于以暴露。次年国会复令英国退出故事。
骑士国会至此亦了然于战事的真正意义，他们知此次之战不复是英荷之互争海上霸权，而是一种打倒独立的荷兰，以利法兰西及耶稣会徒征服全欧的计划。而且荷兰如失了独立而后，莱因的三角洲势必归法，而英国海权的安全上亦将发生重大的危险。[9]法兰西本来就是海上争霸者之一，而潜力且远大于荷兰，如果它能立足于阿姆斯忒丹，则它不久便可凌驾英国而称霸于海上。所以此次所争者即1588年，1783年及1914年之所争：英吉利决不能容荷兰或比利时为欧洲最大的陆军国所并吞或挟持。
荷兰虽一时得免于难，但战争的主要问题犹未决定。英吉利及欧洲的政治随这个问题而转移者尚有40年之久。1674年而后，路易固不复能望英吉利军队来助他攻服欧洲，但因了“我们宪法的公平均势”之故，他仍得一方贿买国会领袖，一方津贴国王，使两者互争，而他则于中取利。因此之故，直到1688的革命，他仍可使我们守着中立，不去攻他。在此间负有执行这个卑诈政策的主要人物有二，一为他的大使巴利龙（Barillon），又一为查理的法国情妇，朴次茅斯公爵夫人得宽罗冶·路易斯（Louise de Querouaille），即我们的祖先所称为“卡威尔夫人”（“Madam Carwell”）者。
查理之改变政策
英吉利之没有牺牲荷兰而使全欧屈服于法兰西者，其机会诚是稍纵即逝，间不容发。助法攻荷的政策自斯图亚特王朝的朝代计划及宗教倾向方面看起来固可说得过去，但究于英吉利有百害而无一利。国人于窥破它的真实作用后，对于国王，王弟及他们的“教皇派的顾问”便发生剧烈的反感；骑士国会站在盎格力干，立宪及民俗主义的基础上而秉国者因而反得有四年之久。查理亦深因他所引起的风波而惊骇。他绝不愿“再作流落的生涯”，故即日抛弃他的罗马公教的计划，而和盎格力干及托立党的舆论联合一致，以保安全。在他的余年中他能应付裕如以相周旋的即是这样一个的政策。
丹比
查理的变更方向使他有丢开名誉不好的卡巴尔诸大臣，而改事骑士国会领袖，丹比（Danby）伯，奥兹本·托玛斯（Thomas Osborne）的必要。丹比本是约克邑的乡绅出身，他很诚实的信着乡绅阶级的宗教及政治信条。他虽热衷于富贵权力，且有建立大族的野心，但不失为一有主义之人。他和克拉稜敦同为有守之人，而有时且在后者之上。他之依赖国会亦比克拉稜敦为甚，他实为第一个能凭众院的信任而为王室的大臣者。自复辟以迄窝尔坡尔（Walpole）及乔治三世间盛行于英国之贿买议员恶习，在丹比之时亦作有系统的猛进，他常藉贿买来增加在国会中的多数。选举竞争的费用，腐败及经营亦日在增加；国会在政府中的势力增高若干，议席及选票在市场上的价值亦增涨若干。早时代国人的廉洁盖尚没有尝过这样的引诱。
丹比可称为托立党的始创者。以理论言，他固主拥护无抵抗主义，然就行动论，他实替革命及威廉三世开辟了一条途径，而且他的开辟之功又比任何辉格党徒的为大。在他当国的四年内，他同荷兰要好，而同法国作对。他又令詹姆斯之女玛利和奥伦治的威廉结婚。玛利可继詹姆斯而为英吉利及苏格兰的君主，嫁于荷兰人不啻为荷兰人开一入主不列颠之端，故詹姆斯甚为反对；但查理深知国人的情感不可不加尊重，故赞成丹比的计划，而婚礼得成事实。托立大臣盖早已熟知要维持国会君主国及盎格力干教社于不断，则必先有抗议教徒的承继系统，不幸这样重要的一事，他的政党在日后竟会忘却。
在丹比内阁[10]的期间，托立党比反对党的领袖更要仇法而亲奥伦治朝。辉格党人于少年大总管的浓厚君主主义深滋疑惧。丹比拟和法国作战，但他们则不愿见敌党之握得军权。他们中更有受路易的大臣的贿赂者，故他们之反对作战更形坚决。查理和辉格党人本如冰炭之不相役，但关于战事则两者一致，故两者相约而阻止战事的发生。
骑士国会已经有15年之久了。大选举的结果一定会使新众院较利于抗议教的异教，而更不利于朝廷及罗马公教徒，所以查理及丹比各有不愿解散国会的苦衷。如果丹比此时已能有他日后所有的贤明，则他定可看到他的政党及骑士国会的不能代表全国，而弛于诛除诸法的执行。然他并不如此看法；他和查理一致的把解散之事耽搁下去，他又利用可贵的时间来尽力摧残托立主义的政治及宗教敌人。《克拉稜敦法典》重又严厉的执行起来。他的“不抵抗法案”（“Non-resisting Bill”）亦几通过国会。如果这案成为法律，则议员之不能事事不抵抗王室，及不能高呼托立党不抵抗的口号，将一一被摈于国会之外。但12年之后丹比自己转替他的政党立下一个否认那种主义的先例，他自己竟率领约克邑的乡绅而攻起詹姆斯来。
革命以前的10年中不列颠政治的混乱及暴烈由于两种争端的扭做一团，而争竞者之毫无顾忌。国会和国王之战，牵涉到抗议教对公教的问题，托立党和辉格党之争，牵涉到国教对异教的问题，然两者又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其间潮流的交错及争点的常变，益使政局扑朔迷离而不易索解。丹比于1678年的春季仍在做一方利用本有的国会以克制朝廷及罗马公教，一方则于国会未解散前趁早用严法铲除异教及辉格势力的甜梦；他之暂时不欲解散早应解散的国会盖即在预备下次的选举。他的政策既不公允，又多危险，而辉格反对党领袖的沙甫慈白利遂被逼而出于拼命的一途。
“教皇派的阴谋”
在这种的情景之下，奥次·泰塔斯（Titus Oates）的“教皇派的阴谋”（“Popish Plot”）的功用犹如燃引导火线的火柴。他的细致的谎言一时几可瞒过任何人而为任何人所信，末几个月的骑士国会不啻变成一个“辉格”国会。世人之信奥次的虚构者因科尔曼（Coleman）信札的发表而益坚。科尔曼为约克公的私人秘书，他的信札被政府收去发表。其中之一为他致专听法王的忏悔之教士（Confessor）的一封书，书中论及如何可用强力来使大不列颠复信公教之事。
“我们所负担的责任”科尔曼写道：“极大，我们须把三个王国复归正教，而将猖獗多年的异端剪灭。自女王玛利薨后，我们的成功的机会从未有如今日之佳，因为上帝现在给了我们一位能够一往直前奋勇任事的君侯……除了上帝及我的主人约克公而外，我们倚赖最殷的当然是神明陛下（指路易十四）了。”
国人究应采取那样的措置庶可以防止他们的宗教因科尔曼的主人之即位而被推翻呢？辉格党提议剥夺詹姆斯的继立权，托立党则提议限制他的权力。那时本为党争极烈而宗教极乏容忍的时代，如果有人定要实行“排斥”或“限制”的政策，则内战殆又成不可免之事。当1679年之时惟一解救国难的希望为辉格及托立政治家之互忘仇恨而出于调和的一途，好比他们经10年否运的教训而后之所为。[11]
辉格党人的横暴
辉格党为首先攫得机会者，但他们的举措极为可羞。他们不但不知利用时机来做到一种可获全国赞同的处置，他们反而煽动烈焰以图一党的私利。他们杀戮好些无辜的公教徒，他们于奥次的阴谋已逐渐失其可信的价值之后，仍继续利用它来鼓动风波。接连三个辉格国会对付朝廷及对付托立敌党的凶暴；伦敦的暴徒及沙甫慈白利的“干脆好汉”（“brisk boys”）加于缓和派的一种有系统的威吓；国会之坚持完全的排斥，而拒绝考虑任何的妥协，即全国的和平亦置诸不管；辉格党之勾引私生子蒙穆斯（Monmouth）认他为王嗣，而忽视不甘为傀儡的威廉及玛利之权利；——凡此种种现象，以及“1641年的大祸又临头”的观念使一大部分的缓和派，在能说能谋的哈黎法克斯（Halifax）领导之下，趋附托立党及国王的一边。而且托立党及国王虽自1661年以来向为政敌，然今则因恐圆头党复活之故，已能合而共御公敌。
托立党人的横暴
托立党的凶暴不久即继辉格党的凶暴而起，而其为害亦不后人。丹比所创立的党如得丹比的继续率领或可走入较光明的途径，但辉格党居心害他，故他尚在狱中等着弹劾。贤明的中和派（“trimmers”），如哈黎法克斯之流，在国会中固为托立政策的有力宣传者，但党对他们却不负任何服从的义务，且深恶他们的缓和。一班的乡绅及高教社僧侣都成为极端的王党，常拜倒于查理的足下，更五体投地的拜倒于詹姆斯的足下。查理在事实上成为他们极精明的领袖，拜倒尚不足异；但詹姆斯之能为教社所推崇——虽仅短期的——则良可发噱，因为他心心念念在等候着推翻教社的机会。
1681年第三次的辉格国会于牛津解散后，托立的反动更毫无牵制。在辉格党得势时暂时停止的抗议异教徒的诛除今更视前为烈。一部分的辉格领袖，鉴于宪法上已处失败的地位，进而为叛乱的阴谋，旧日圆头党的将士则拟俟查理兄弟自纽马该特（New Market）赛马回来时半途截之于赖府（Rye House）而把他们杀毙。这种毒计发露后，托立党的怒火及权力益一发而不可限制，他们之挥散辉格党人几不费吹灰之力。沙甫慈白利流亡于荷兰而死，罗素，锡德尼及他人则死在断头台上。当时人的不顾真理盖可于雇用伪证人以陷害辉格狱囚的办法中见之，因为这些证人朝中及托立党人亦知为曾陷害过公教徒者。
第二次的斯图亚特专制
在查理末了的四年中，国会从不开会。它曾一度执过宪法的牛耳，但今则暂时销声匿迹而不复为人所注意。而且此后的众院，即一日而重行集会，亦不复为旧选区或自由选民团体的代表。城市的会社，连伦敦在内，都已经过“改组”，改组的目的即在排挤辉格党人。推铎尔诸王中无一对于英国城市的选权曾有这样厉害的干涉，而且国王如无托立党的援助亦决不能这样的致英吉利的地方自由于死地，决不能令各市“放弃它们的特许状”。
我们再也不听见“限制”办法的呼声。托立党因拥护盎格力干教社过热，而反对异教徒过酷之故，竟忘了设立任何对付罗马的防备。他们热诚的欢迎一个极偏于罗马公教的王子来即位，即新王的权力大于女王依利萨伯他们也无丝毫的异议。在极力反对辉格党的不忠之余，他们竟宣布了奴性最重的无抵抗主义，即国王而为尼禄（Nero）般的独夫，他们的主义仍然不受变化。这个极端的主义英史中实未尝有过；即激烈地宣布它为真理的一班狂徒自己恐亦不见得真肯相信。从日后的经过看起来，他们当日的激烈真极狂妄之能事。牛津大学以能抗议无条件的服从国王意志而被闻于时；但詹姆斯简直不知人事，校中当局日后竟因所言而贾祸。
朝廷获了完全的胜利，而又无众议院来麻烦，故它的政策悉为宫中的阴谋所左右，和长国会前的十数年一样。在查理二世的末年，朝中分成两派。哈黎法克斯及缓和派和“法兰西顾问”处于对抗的地位。他们愿英国继续在欧洲维持均势的局面。但嗣王及附从他的幸臣则一致主和法兰西友好。查理既得不到国会的供应，自不能不依法兰西的金钱为生。哈黎法克斯的势力日就不振。路易之向莱因及西班牙尼德兰猛进而取得新的领土，而称雄于欧陆，盖即为这几年中之事。路易在此时所获的优势英国须以20年的苦战才能动摇。
两党制度
党争的暴烈固尝把英国本国及欧洲陷于几乎万劫不复的地位，然查理二世末叶国民精力不正当的横决也不是完全虚费了的。有暴烈的斗争然后有两大党的产生，有两大党之互整内部对峙争雄，然后随后几世纪的国会政府得以统治不列颠及帝国，而在政治上树一新猷。《排斥法案》（Exclusion Bill）的竞争，不特为“辉格”及“托立”两名词之所由起，即政党组织的完备，宣传的有力，及英国特产的所谓“选举工作”（“electioneering”）亦尽起于此时。曾经沧海难为水，一个曾因选举及国会的竞争而度过热闹生活的国家，决不能老在专制政治之下蛰伏的。沙甫慈白利及他的敌党尝引入了伊坦斯味尔（Eatanswill）选举的诸种新奇办法，举凡喧闹，耗费，忿怒及好玩无一或缺。这种样的“选举工作”实是我国特殊的而且有价值的国粹，因为它可鼓动人民对于选举的进行及结果发生重大的兴趣。兴趣为不可少的原素，因人民对于选举不发生兴趣而坐令国会制度衰萎干枯以死者，在今日的大陆上盖犹不止一国。
在《排斥法案》竞争的同一时期中，“效忠于党”的思想亦在领袖及徒众的脑海中发达起来；在詹姆斯，威廉及安的数朝中有几个首要政客除了知有忠于党而外，实不知尚有其他的忠。对党的忠固然附带有极大的坏处，但使国会的政府能成为有力的政府者全是它的功劳。路易十四之终归失败及英苏合并之得以成功，实赖辉格巨头（Junto）及其赞助人间之能互相信任，而《乌得勒支和约》（Peace of Utrecht）之得以在艰难的环境中订成，则实赖托立党内部的团结。
使辉格托立两党得于几乎200年间各自紧紧结合者不见得全由理论或主义，——因为理论，甚或主义，也随在变化着的环境而变化，——而是宗教及社会上永久的分裂。沙甫慈白利所创立的辉格党，即远在1832年的大改良以后，仍为不享特权之异教徒的，为经商及中等阶级的，而受一部分较高华族之领导的政党。反之，托立党，历丹比，庇特及比耳之世，在它中心的中心，仍不失为地主及盎格力干僧侣和他们的徒众的党，虽则它在别的阶级中也常有有力的同盟。要到了19世纪后半，异教徒的丧权处分已经取消，而工业革命已将社会等级混和以后，政党的制度始渐渐的改建在新的社会基础之上，而宗教的异同亦不复成为英吉利政治中主要动力之一。
在1685年时政治哲学家诚不易料到政党制度或国会政府在日后的发展。两政党在它们不驯的幼年时代都尝放火自焚其屋。但它们所得到的惨酷经验，辉格党所立时得到的，而托立党在新朝所得到的，皆足以教它们走向较聪明的路径上去，所以在数年之内它们即有救护不列颠并救护欧洲的能力。
* * *
[1] 译者按，此为Samuel Butler所著的讥刺诗。诗中主人休狄布剌斯为一共和国时的清教徒法官，以力行许多清教式的道德法律为务者。
[2] 见上第470页及486页之注。
[3] 丹吉尔及孟买俱为查理二世之后，葡萄牙公主Catherine of Braganza的妆奁。英国为酬答厚赠起见，助葡萄牙维持新自西班牙得来的独立。至今犹未间断的英葡间亲密的政治及商务关系即始于此时。
[4] 译者按，为一种教派，盖信基督将降生而作千年之治者。名为第五者因照《旧约》所说，过去的君主国数已有四。
[5] 见上第399页之注。
[6] 见上第481页及496页。
[7] 译者按，Cabal本作私党解，但查理二世时的“Cabal”或谓因五人姓氏之第一字母而得名。意译似无音译妥当，故从音译。
[8]
[9] 照《多维条约》，西兰（Zealand）的有几个岛屿固将为英吉利所有，但法兰西的势力既可自布勒斯特（Brest）直达柴德海（Zuyder Zee），则英虽有数岛亦不能永久和法对峙。
[10] 译者拟以内阁译Ministry及Cabinet. Cabinet在此时尚在发轫之期，遽云丹比内阁很容易发生误会，然如将原文的Ministry改作他译亦易滋误会。
[11] Swift在好久以后曾论及托立党的“限制”政策道：“它是最好的政策，因为反对它者比较最少，而国王又可以通过；但就理论而言，排斥自较限制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