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者的机会
圆头党不仅在物质及军事方面获了完全的胜利，即在精神方面亦然；敌方的抵抗力因精神上的解体而益无留存。无论何处的中立者都欢迎模范新军的胜利为和平统一的惟一途径。即放弃武装，丢下军队，乘马回乡，亦悲亦慰的骑士党绅士对之亦无何种的恶感，要经12年的军人政治，及财产半被充公，宗教被禁止，国王被断头之后，他和他儿子才深恶圆头党而不共戴天。阿斯特力·雅各爵士（Sir Jacob Astley）于投降时尝告胜利者道：“你们现已得了胜利，你们可以自由去玩，除非你们自己又弄出乱子。”此言当然不是胸怀切齿之仇者所能发出。
解决的机会诚有静待着圆头党来利用之势。但在3年之间这个机会竟完全失去，而此后且须以专制武力来救帝国于垂危，拔英国于纷乱。1660—1662复辟的解决，虽不如1647年所或可获得的解决远甚，然事实上成了保全国家的惟一办法。
查理一世的就刑可视为心服政府无法进行之承认及宣告，而名以推行共和理想，实以防止无政府状态的力服政府之建立。这种局面究竟何自而起的呢？介乎首次内战告终及槐特和尔前的惨剧之间，因四部分人——得胜的国会，被俘的国王，陆军及克伦威尔·奥力味——相互间的关系及不同的政策，故国中发生一长串的阴谋，建议，政变及军事行动；这些并起来使局面大变。
长国会的谬妄
在这要紧的3年中，国会的行动最是不易加以奖辞，甚或加以恕辞。一个在战时尚能知如何采用恰当计划，及如何信托适宜人物的文人议会，到了升平之后转不知如何在政治上利用胜利的地位，固然是很说不通的，然自罗马元老院以迄我们今日的国会，历史上固不乏这种不可解的矛盾现象。激于义勇的人们的议会，处兵凶战危的时候，可以进退有度，但武力的胜利所给与，或似乎给与他们的权力，尽可令他们智昏，令他们为群众心理所蔽塞，而失了判断之力。所以众院在1647年时自以为它的工具模范新军已替它争得最高的权力，无论宗教也好，或全国人民的产业也好，它都可以任意处置。根据了这个谬想，它竟凭一己的成见而支配英吉利一切事物起来，它之不顾英吉利真正的情形，和查理在全盛时代之抹视一切初无二致。
长国会之不能于内战后取得永久和平，其最大原因亦即查理失败，而复辟局面重归乌有的原因。英吉利为宗教分歧的国家，然而长国会中竟没有一党肯承认容忍的需要。而且长国会有它特殊的胆大妄为之处，它胆敢偏护狭窄的，而且在日后的英人宗教生活中势力不及当日别的运动的，正派长老主义，而同时诛除盎格力干教徒及分立派教徒。
王党财产的丧失
同时，长国会又专事剥削旧敌的产业以图解救财政上的困难之计，因为敲剥旧敌的产业是一宗不劳而获的收入。如果曾经交战的两方的田地产业，除了少数合理的例外以外，一体得到安全的保护，则骑士党的乡绅当可不至痛恨清教主义达于极点，而也不至令他们在此后五六十年中的行为全被那种痛恨所宰制。在此以前他们对于劳德及劳德派的僧侣本无何等好感。但他们因须完纳所谓“恶人”（“Malignants”实即败绩的一派人）的罚金之故，不得不将他们产业的大部售给当日的战胜者，甚或售给社会地位远低于他们的趁战获利者。[1]同时他们所习惯的《祈祷书》又为胜利者所禁止。经此而后，他们转和被革的劳德派僧侣——为数约有2000——发生一种新的感情起来，因为两者实为同一的暴政所牺牲。世俗人及僧侣间本因劳德的政策而失和，今则因清教派的诛除而反成患难之交，反复归于好。乡绅及牧区教师间的政治同盟，以及两者对于主教制的及《祈祷书》的敌人素所共同怀着的愤恨，实始于此时所发生的恶感。
内战时的英国
国会及陆军的交恶
驱王党的绅士于誓不两立的地位一若尚未足以满他们的愚欲，故长国会复通过终身监禁浸礼教徒的法律，禁止世俗人当众讲教的法律，及罢免模范新军中所有独立派的军官的法律。他们之愚真有不可及的地方，他们更提议解散陆军，而不问为数已很可观的积欠。然国会中的多数实为伦敦城中的有力一派所劫持，以致有此忘恩负义，背弃曾于战场中援教他们的武士之行为。国会的举动使军官及兵士，为热忱所趋的分立派教徒及志在得丰厚可靠，由赋税作抵的饷银之军人，皆联合一致起来，而作共同的行动。不平使军队团结一致，不平并激成军队为国家的一个重要派别。军中无论上下贵贱，皆渐渐为激烈派的思想所左右，而听命于激烈派的宣传；基于普及选权的共和及民主的理想渐成全军的信仰。这种理想在那个时期固是不可实行的，但就人情而言，我们又安能因军士之不甘屈服于宗教的诛除，不甘积欠之被置不问，而加以责备？何况此主持诛除，此不问积欠的权力，即赖他们伟大的战绩而始成为国中最高的权力者？
但是陆军之威迫国会，不论起先如何成理，结果则总不利于立宪的政治，且总不免进而至于克伦威尔独裁的局面。克伦威尔久尝努力劝军队听命于两院，即在1648年7月他仍在很诚恳地规劝他们：“我们及他们所可以自由来获得的权利要比可以武力来获得的贵重三倍，而且由自由来获得的才是我们及子孙真正之福。你们以武力所得的权利，我视为一钱不值”。英吉利最伟大的执行家所发的这个警告那知竟成为他自己未来之前程的悲痛谶语！
查理之图谋及被弑
国会所挑动的国会和军队间的互哄，复使被俘的国王有举足轻重之势。两方都和他勾结。如果他能以全力帮助一方，他也许可以藉那方之力而解决当时的僵局。但他的美德及他的短处都使他无从为此。他坚持君主政治的原则及和此原则相连的主教派统治教社的主义，他对于他的教社且抱与之偕亡的决心；因此他既不能和国会，又不能和陆军成立圆满的妥协。而且在性格上他向不能订立诚实的协议而遵守它的。他的诈伪的性格令他同时和两派磋商，使两派作鹬蚌之争；他以为如此便可坐收渔人之利。然而玩弄胜利的敌人本非易事，而希冀他们受骗更有如履薄冰的危险。
但他之受刑不特于他自己为牺牲，于他敌人的前途也为绝大的灾星。他的政策本足促成长老派及王党为共御独立派及军队之联盟，他的一死更使那个联盟巩固；12年而后他的计划亦终得假他儿子之手而得最后的胜利。联盟的初期酿起了第二次内战及克伦威尔在普勒斯吞（Preston）的胜利，因此更激成了查理的被刑。然联盟的最后结果则为他儿子的复辟，长老派成为主教派的毛脚爪，受欺而不自觉，国王，国会，及主教制度则一起恢复。因为克伦威尔及陆军曾历12年之久扶植分立各派的势力，故不服国教的清教主义之将来在分立各派而不在长老派的正宗教。
查理一世像
在英国内战的第二阶段，国王的支持者战败，查理一世以叛国罪受审，最后被斩首。
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
英民感情之猝变，之由反王而变为勤王，实始于国王受审及被杀之时，因为他为法律及旧日的制度而死，而他的敌人则固在破坏法律，敝屣旧制。查理就刑时颇极庄严诚恳之能事。故“王家的扮演者”极能博得人民的同情。然除了对于国王个人表示感情而外，英吉利民族的保守天性亦使他们惴惴然发生不安。他们觉得国家在走向从未走过的路途上去。他们并未要求过这种冒险的维新。所谓共和者究是何物？表面上岂不就是宣教校尉的政治？但人民的反感虽日在增加，而凭军队之力，但假迷惘而不自知的“英吉利人民”之名，以攫得政权的人们，尤其是那一人，仍历十余年之久具有统治的勇气及才力；而且在绝端困难的环境中，他们，尤其是他，居然能产生一种不见得辱没国家的局面，而且从几个重要的方面看起来，且很有利于大不列颠及帝国将来之发展的局面。
克伦威尔的性格
在国王，国会及陆军三角式的竞争中，克伦威尔实为胜负所由决定的分子。当他在1647年，只是国会中的一个后排议员，而在名义上尚不是陆军的最高统帅时，他的性格之力已能使他为众人的领袖。
国王，国会及陆军各有各的主见，故始终不能同意于任何的办法。克伦威尔却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尝说，“无人能如自己不知道何往之人走得那样远”；他能供给他们一二十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如果他们能虚衷采择的话。克伦威尔及爱耳吞（Ireton）联名献给查理的《提议诸大纲》（“Heads of Proposals”），其优良盖远在别人所提出的任何办法之上。他们提议宽宏的容忍，《祈祷书》的自由采用，无强制权力的主教，及没收骑士田产的中止。但国王仅视磋商为一种玩弄的策略，初不认真，而国会及陆军则并不以这样的一个宽大（待被征服者）的政策为然。克伦威尔及爱尔吞仅在为他们自己及为常识作说客，而不能代表任何有力党派。他们发觉，他们非和陆军一致，则便无足轻重。克伦威尔于是经过感情上剧变之一。他每逢感情突变时必有祷告及忏悔，他的仇人则恒以作伪视之。
奥立味之谜不可求诸于他常变的意见，而须求诸于他不变的性格。他的缓和及他的疾恶武力，常被他一种天性，他的不拘代价如何定须得一可以解决当时问题的方法而后快的天性，所折损。他固乐见协议的成立，但如协议不可成立（在革命时期协议很难成立），则无论他心中如何不愿，他亦只得以快刀斩断乱麻之法来求一出路，因为一国的政府总是非进行不可的。而且，常识虽为他的擅长，虽为他智力中的主要性质，但他的常识常须在气质兴奋的环境中发挥，故常为所掩而不易见。他气质上的兴奋可以使他非常的坚定，不知所疑亦不知所畏；他尽可有长时期的踌躇，但已定之后，他可以非常的固执。在他看起来，他最终的决定辄像上帝的感引。上帝之意志不已都表示于累次的战胜之中？上帝不在指示他以一种方向——即克伦威尔自己最新的思想所要他走的任何方向？[2]所以他于知道他所有欲和国王妥协的种种尝试纯为枉费时间而后，陆军对于“斯图亚特·查理那个人”的癫狂态度竟入他之心，而中他之意。所以他于知道英国必须由军士来作暂时的统治，否则将流入无政府状态之后，他竟热烈的信仰好多自普勒斯吞凯旋回来的军人所信仰的共和主义，虽则他之信仰与其说是由于内心的信服，还不如说是由于当时事实上需要的逼迫。10年而后，他为扫除军治，并和当日偏向保守的及文治的法治主义之大思潮一致起见，他又在转向立宪君主的一途——虽则此时的君主为他自己。这个泅水圣手常须泅在浪峰之上。如果死神没有突然中断他和环境的大挣扎，多少的波浪他还可以泅过？
克伦威尔像
共和国的领袖
半为当时感情的横决所冲动，半为在内战及革命中一展长才的野心所引诱，脱颖而成为圆头领袖者在当时颇多，克伦威尔并非惟一的干才。汾（Vane），布来克（Blake），爱尔吞，门克（Monk）及秘书兼小册子家密尔吞等的时期实为名臣辈出的时期，足当共和国（“Commonwealth”）之名而无愧。半由军官半由“残余国会”（即国会中的少数，经“勃来得的清除”Pride’s Purge而得在国会中惟我独尊者）中人组成的所谓弑王政府（Regicide Government），非无勇懦夫或盲目狂人之所可比拟。他们在1649年1月末日所处的地位，其困难诚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如果他们而非沉着勇毅高出常人的领袖，则他们自己将立即倾覆，而不列颠帝国将立即解体。依照他们所持的民主理论，自由的选举应是不可少的；然当时的舆论不但剧烈的不赞成他们而且也分裂不堪，故选举是不可能的，且为自存起见及保全国家的生命起见，亦是不许可的。无论从哪方面看去，他们所处的地位没有一方面不是十分黑暗。他们的权力不特不为骑士党及长老党所承认，且激烈的民主派人，如是时很得一部分民众信从的利尔本·约翰，亦居于反对的地位。海军因哗变而失了任何的力量；海权则在鲁柏特亲王所统率的王党私船手中；维基尼阿及巴佩道斯（Barbados）否认篡位者的权力；马萨诸塞特虽不仇视，但自英吉利内乱起后，早已以独立国自居。荷兰，法兰西，西班牙及所有的大陆各国都视弑君者为人类的蟊贼，而英吉利为无物。然而在四年之内，在革命政府尚没有到了最后的一期——奥力味的护国政治（Protectorate）——以前，国务院（Council of State）已能藉了克伦威尔的军力及布来克的阵炮而消除上述的种种危险。
克伦威尔之征服爱尔兰
共和政府再造不列颠帝国的初步工作为爱尔兰的制服。爱尔兰的叛党几全为塞尔特人及公教教徒，故没有任何王党的色彩；在又一方，抗议教徒为自卫起见，无论政治的意见何若，皆日视克伦威尔为他们种族及宗教的保护者，而归附于他。因之，克伦威尔及他的军队得了一个极有力的内应。自掘罗赫达，卫克斯福德及克琅墨尔（Drogheda，Wexford，Clonmel）的陷落攻破了东部主要的抵抗力后，克伦威尔即归英国，而留爱尔吞在爱尔兰将塞尔特人和萨克森人间在西部一带的乱战主持到底。
克伦威尔的土地政策
克伦威尔所有在不列颠诸岛的建设工作中，要推爱尔兰的土地处理为最恶劣，然而于他死后，大部仍依照原状而得流传后世者亦只是这项工作。爱尔兰的土地自推铎尔时即开始由爱尔兰人移至不列颠地主手中，在斯图亚特诸王之下此项移转更有迈进，在克伦威尔的办法之下则移转达于止境。他的政策有三种的目的：第一，以爱尔兰的土地作为偿还曾经作战的兵士的饷项及曾经出资供给作战政府的资本家的投资之用，他们之受酬报犹之凯撒或征服者威廉的兵士之受酬报；第二；使英吉利人在爱尔兰的地位巩固，即军队遣散而后，爱尔兰人仍不能谋反，像1641年的叛乱再无从发生；第三，要永远铲除公教主义。第一第二两目的居然藉了他残酷的土地政策而成功。
善农河（Shannon）以西的爱尔兰仍留给土人来享领，其余部分的土地则尽入于信抗议教的地主手中。克伦威尔常有过尽驱塞尔特的人口于善农以西的思想，但没有实行。大部分的土人仍留居于原有的农田上，不过昔日或自为地主，或为同种之人耕种，今则为新来外国地主的佃农，日夜孜孜，而所获甚微。新地主依爱尔兰的恶习，抽收极高的田租，然而又从不尽他们在英吉利对佃户所常尽之改良农田的义务。
只在厄耳斯忒的佃户尚有多少保护，因为厄尔斯忒的人口大部为不列颠人及抗议教徒；自詹姆斯一世在该处设地垦殖以来，邻岸勤耕耐劳的苏格兰人来者甚多。在别的地方，克伦威尔兵士之留居于爱尔兰而为自由农民者，因为散处各方，不相联络，且和抗议绅士在社交上相距极远之故，不久即失了他们的宗教及族性。有些离开农庄而他适；有些则和土人通婚，结果铁军及萨克森人的气质传入土人的后裔中而塞尔特人及公教徒的反抗更为有力。地主的势力及特权固大，然亦一直孤立而无援助，到了格拉德斯吞（Gladstone）的土地诸法及帕纳尔（Parnell）的土地协会时代地位始大有变动。
在奥力味撒手后久而无变的爱尔兰中，被诛除的僧侣成为人民惟一的领袖，因为本地的绅士阶级已被英吉利人所消灭。克伦威尔的处置使爱尔兰人历数世纪成为全欧最受僧侣领导的民族。
克伦威尔之征服苏格兰
克伦威尔的第二步工作为削平苏格兰而使之臣服共和国。特威德河以北本无所谓分立派或共和党，严格地说起来，连国会党都没有。苏格兰分属两派：一派信狭窄的，以教治国的长老主义，和英吉利的政治的长老主义又绝不相同；又一派可视为骑士派，但并不属于劳德派，而为反对以教治国的贵族及别的分子所组成。长老派及骑士派间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存在着，蒙屈罗斯诸战中所流的血盖至今犹在两方间流着。但两者为拥护查理二世取回英吉利王位起见，成立一空洞的联盟。不幸他们的计划经邓巴（Dunbar）及乌斯忒的两次失败而又归于乌有。这两次的大战可视为克伦威尔的最后胜利，而且也是不列颠岛上他最大的军事胜利：
向邓巴满布军队的山上。
他进行，过了深的塞汶河，则战事告终。[3]
苏格兰的合并
奥力味之统治特威德河以北之地，其惟一权力在英吉利的军队，军队不能永久不走，故他的措置亦不能永久维持不坠。但军治虽不能长久而军力已足以助奥力味实行他的有利于苏格兰的开明政策，而毫不畏缩妥协。苏格兰亦因内部分裂之故，最后仍不得不就范于它向所不肯听命的巨邻。奥力味把不列颠全岛并成一个共和国，苏格兰的议员加入于护国政治时的不列颠国会，而和英吉利议员不分彼此。合并而后苏格兰得首次享受和英吉利自由贸易的及后者海外市场的绝大便利。治安之严格维持，及诉讼之公平处理，亦为它历史上空前的盛况。即在高地奥力味亦派兵驻守，而好斗的各部落竟被慑而不敢妄动。他的政府可谓好政府，不过如在英吉利一样，它也是昂贵的政府，赋税甚重，而人民亦啧有烦言。
苏格兰长老教社的尊严及效率仍得保存不坠，但它不能复如前此之诛除异己，或凌驾国家。“我的确深信”，有一个苏格兰长老教徒论及护国政治时说道：“在那个短时期内真正皈依基督者比自宗教改革以来任何时期为多，虽则为时有三倍之长。”英吉利的军队，就占据式的军队而论，也堪称纪律极好的军队，除了他们有时好作建立浸礼教堂的尝试，或好破坏刻克的纪律以为取笑之资。逢长老教徒做礼拜时他们常会高踞于所谓“忏悔的凳”上，会众的年轻者相顾大乐，而“庄重的过生活者”则虽怒而无可如何。
苏格兰人以查理二世1660年的复辟为他们重获民族独立的一年，实则这时只取消了正式和英吉利的合并及和英吉利的自由贸易，真正的独立要至1688年的革命才得恢复。在1688年以前，苏格兰人内部的分裂使他们的国势非常衰弱，而英吉利诸政府的策略极易相继贯彻。在这种种外人主持的政府中，奥力味的实为最先的一个，而且也是最不能算坏的一个。
奥力味为护国者时，实现了他联合不列颠诸岛成为一国的好梦。苏格兰及爱尔兰在立法及经济上都和英吉利联为一体，它们的议员出席于韦斯敏斯忒的国会，而它们的商人得自由卖买于英吉利的市场。奥力味活着一天，爱尔兰抗议教徒的利益亦一天被视为英吉利的一部分而当心着，培养着。但复辟重把不列颠诸岛裂开，信抗议教的爱尔兰人的经济地位为英吉利的贸易利益所牺牲，而他们的长老宗教则成盎格力干教报复的战场。爱尔兰的种种灾难并非全可诿过于奥力味的设施的。
海军的复兴
弑王政府有恢复英吉利海权及重建英吉利海军的大功。经此而后海军基础是永久的了，继起的政府，无论政治的色彩如何，皆诚笃地努力维持而不让衰落。国务院中的人物已获过两次内战的胜利；他们乃就各阶级中的杰出人材由实事的试验锻炼而选拔出来的，他们能以军人及实在的眼光来应付发生的事变，而且在财政上他们又有斯图亚特诸王所从未获到的充分征收必要赋税之权能。海军三分之一的变叛，及鲁柏特亲王在外国海港中组织叛军以作乱海上而替乃舅复仇的举动，足以危及伦敦及全英在海峡中的贸易，且为大内战中所未经的危险。新政府的人物深知除了想法荡除这敌方的海军外只有灭亡的一途，故不惜以全副的精力及物力来建设海军。他们本大都受过军事的训练，所以他们的陆军风气得以贯注入舰队的纪律及战术中，而英吉利海军的传习益以大备。科柏特·朱理安（Julian Corbett）写道：“他们的设施使英吉利的海军一变而为近代式的组织，而英吉利为世界上大海军国的地位亦于以确立。”但他们如果没有在此适逢其会的时候，得到布来克·罗伯来统率共和国的舰队，他们恐怕也不会成功。
布来克
照近代的海军史家看起来，布来克位仅次于掘类克及纳尔逊。他八年统率海军的成绩，他对于无所不有的仇敌——对于鲁柏特，对于突尼斯的巴巴利海盗，对于荷兰人所能派出的最大的舰队及最大的海将，对于藐视我们由来已久的法兰西人及西班牙人——之无数交绥，无数胜利，使不列颠的海军得到它在依利萨伯时所希望得到的，在斯图亚特时完全失了的，而自布来克以后从未放弃（短时的落后不计外）过的地位。复辟而后，克伦威尔的陆军制度虽因其政治上的联带关系而遭剧烈的废弃，然布来克的海军传习则为骑士及托立党所采择，而成为英国近代史所系的重要史因之一。
布莱克像
布莱克（Robert Blake，1599—1657），海军上将，克伦威尔的英伦三岛共和国海军总司令，英国历史上最有名望的海员之一。
和掘类克或纳耳逊比起来，布来克不能怎样说是由海员出身的。他为布立治窝忒一个富商之子，所以他于帕立特（Parret）湾及布里斯托尔海峡的商航事业颇为熟谙；但他志在成一牛津的学究，而经验则尝把他变成一个成功的清教军人。当大内战中骑士党的势力正十分猖獗于西南部之时，他尝在来谟里吉斯（Lyme Regis）及汤吞（Taunton）先后成立以少敌众，以弱抵强的守卫军。他在那两地的战绩，诚足为清教徒之从军者生色不少。但他并不怎样是一个狂热之徒，他实是一位富于责任心的公仆。国王就刑数日而后，政府即征他为舰队的统帅，且责令为海军恢复海上已失之自由；他固奉命惟谨，同时，在他一方则实有受宠若惊之感。但他之被任初非盲目之举，他关于船只船员的知识纵不甚富，亦已高出于其他军人之上。自是而后他的天才领他走向胜利的海路上去，他无往而不获胜利。
鲁柏特固为不世出的海陆军人，但他不幸而和克伦威尔及布来克同时，陆上有前者做对头，而海上则有后者。布来克把他封锁于爱尔兰诸港，复把他追踪至葡萄牙，把他驱出葡萄牙，最后复追至地中海。骑士党海军的大部卒于地中海中被布来克所歼灭。在内战的进行中，英国居然首次侵入地中海。法兰西，西班牙及意大利的君王虽震惊失色而亦无可如何。奥力味有鉴于此次布来克追逐鲁柏特所获的胜利，故于数年之后又遣他至内海，不但以作我国商人的保护，且为议国政治的外交政策助声威。自是之后不列颠在地中海的海权一直成为世界史中的一重要原动力。[4]
航海法
海军在布来克统率之下的复活，及国家之受治于一班和营商社会，尤其和伦敦有密切接触的人物，两俱足以促成和荷兰人的竞争。在过去的一代内，荷兰的航海者尝趾高气扬的往来于北欧及美洲诸海和非洲及印度诸洋之间而无所顾忌，且尝盗取英国及其美洲殖民地的渔业，而垄断它们的海运。1651年的《航海法》及1652—1654年的英荷之战，盖可视为英人复和荷人认真竞争的开始，虽则英人的最后胜利要到18世纪之初才获到，到了18世纪之初荷人始不复能为海上贸易之王。英荷的竞争不是一下子的动作，而是长期的演化，而演化的发端则即在共和国时期。[5]
以限止外船通航于英吉利海港为目的之《航海法》，在理查二世时已有由国会通过者，但因英船太少，故事实上法律不能执行。就原则而论，1651年的法律实无新奇之处，而其不能严格执行正亦意想中事。但它可以表示英人对荷兰海权的一种反抗精神，而且因为英船已比昔日增多，故政府对于执行至少也有不断的努力。复辟政府把纽约自荷兰夺来之后，荷兰失了在美洲的航海根据地，因此《航海法》中的原则亦渐渐推及于纽英格兰（New England）的诸港。
荷兰之战
共和国和荷兰间的海战因好些的事端而爆发的。战争的原因亦极多，但都可归纳于两航海群社间的互相嫉视及竞争。布来克及凡特纶普（Van Tromp）所统率的舰队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舰队，就船舰的建筑及船员的技术而论，已并不多弱于在尼罗河及屈拉法加（Trafalgar）建功的舰队。两者本属旗鼓相当，势均力敌。荷兰所受的损失比英为多，因为它在陆地上的物力较小，而且它自立国以来依以为生，依以致富的商舰今又首次被人阻住海峡的去路。在初次交绥之时，英吉利较大的持久力盖已于此可见。
和荷兰的战争在伦敦城中较在军队中为得舆情。克伦威尔很望能得全世界抗议教国的合作，故他一作护国者后，首先所做之事之一即为与荷兰讲和，而使两国辑睦。
西班牙之战
但奥力味的亲政亦并不能使英吉利得免于外战，虽则它十分需要和平，和平为它取到财政的稳定及民众最后的好感的惟一机会。他的抗议教和他之赞助散处全世界的英吉利商人及殖民者，都害他和西班牙发生冲突。依利萨伯时的英人本力持他们有和西班牙殖民地通商之权，且不受西班牙人任何的宗教考查；奥力味今又旧事重提，毫不让步。但西班牙的大使则视这种要求宛如要“他主上的两眼”一样无理。西印度群岛中本极多英人的殖民地，但西班牙则仍视为它的属地，故在此一带的西班牙军队和英吉利商人，殖民者及熏烤海贼间的冲突斗争竟无时或息。奥力味举祖国的全力来帮助西印度的英人。他所派出的远征军虽败于喜斯帕诺拉（Hispaniola），却得了乍美喀。在西印度殖民帝国的发展史中，乍美喀的取得诚为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自此而后西印度在不列颠贸易，外交及战事中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外战之劳而无功
克伦威尔的英吉利在欧洲的政治中固有举足轻重之势，且为各国所敬畏，但它的成绩实在有限得很。服德派（the Vaudois）[6]的保护固义侠可风，值得我们的敬意，也值得一首极佳的短诗来赞扬称颂（纵出于政府中人的手笔[7]亦不足以损盛事的毫末），更为一件手腕高明的外交胜利；但于实际上则这件事毫不重要。和西班牙的交战实是大西洋彼岸之争，在欧洲则无论于英吉利或于抗议主义都没多大好处。固然，布来克之毁灭凭德内立夫（Teneriffe）诸炮垒（即日后纳耳逊丧失一臂之处）为保护的西班牙舰队为极光荣之事，而红衣步军之攻陷邻近敦刻克（Dunkirk）的泥滑的沙丘为极勇敢之举，且值得旁观的法兰西联军之倾倒，但不列颠实无需乎这种劳兵伤财的干涉政策。它永久的利益为欧洲的均势，而当时之势早已均衡，无须克伦威尔的费力。西班牙已就衰落，法兰西则尚未盛到可以危害它国的地位。30年之战已告结束，一时亦没有什么可以容考斯道夫·阿多发第二出现的机会。如果奥力味的海陆大军能于1618年或1630年时或1670年以后出没于国外战场之上，则他或会建立殊大的功勋。但1654年的形势则异是，英雄虽有，而时间已过，或尚未到。英雄与时势之巧合诚可造成历史，而巧合之无有，亦可造成一种历史。
财政上的穷迫
荷兰之战所费本已不赀，西班牙之战起后国民的负担益重，而全国的贸易及繁荣亦受重大的打击。奥力味的军国主义及帝国主义不特在政治上早失民心，且也因所费太巨而民心益背。我们今日固年年将财产中的一大部分贡献于稽征员吏，我们且视之为常态生活中应有之事；但在当时则此种输将尚被视为不可忍受的虐政。奥力味之收入似不可谓少；重税而外，他尚可变卖王家及主教的田地，向“恶人”收罚款，并没收爱尔兰半数的土地；但他殁时仍负债累累。所以仅从财政方面着想，护国制度也有变更的必要。必军队可以遣散，然后财政方有办法。但军队决不能遣散，除非基于大众的同意的政府有恢复的可能。奥力味在临终以前的数年内尝致力于一种可能的方法的发现。但他前者曾坐视可能的方法逝去，他不能再得任何的方法；他只能负起了重担东闯西走，而光明之路则终不可获得。
你仗某种方法而取得政权，
你也得以那种方法来维持政权。
此为马味尔·安掘鲁（Andrew Marvell）的识见所及。他在政治上虽不及护国者的另一诗家大臣[8]的重要，但他的见识则并不稍有逊色。
护国政治的末年
在一方奥力味和斯屈拉福德等一班摧残国会者不同，他始终相信国会之制是英国必需的。在又一方，他亦和创立共和者异趣，他始终为立宪君主制的信徒。然而因君主制及国会制之两不能保存而使清教党终归于失败者即是他的责任，此则诚非他之始愿所及。他十分愿见文人的法治政府，然而文人的法治须至他死后才得恢复。他的数运致此呢，还是也因他自己的过失呢？关于此点，最熟谙当时的情形的史家反而最不愿发表肯定的意见。
长国会的残余国会正想永执政权时，他毅然把它解散。此举也许是一件必要的行为。刚解散后的1月，全国颇形欢腾，而记事歌人吟唱着：
勇敢的奥力味来到众院宛如一位神灵，
他的严厉的容颜把议长惊得口呆目瞪；
“你们走开”，他说，“你们在此已够久长，
难道你们将天长地久的留此不散”？
然而红衣军之直入众院议场，及他在卫士室之挖苦议长金笏（mace），究留下了一极不好的印象。如果金笏是玩物而王冠应予践踏，那么除了刀剑外又有何物足道？
他成了护国者之后，他的国会不复能和他一致，虽则这些国会当选举时都有种种因时制宜的限制。究竟他应否再多冒些险而和国会成立一种当时不可或少的协议，确是一切问题的中心，但我们因限于篇幅，未便讨论。如不和国会谋妥协，则另一的办法即是诸将的政府。有枪阶级的政府，不特为国人所不赞成，且和奥力味自己亦臭味不能相投。在他末了的二年内他尝极力和主张法治及宪政者谋妥协，他希望可以不赖军队之力而得以维持政府于不坠。他们要求他恢复君主之制，而自为英王。他逐渐的赞同他们的意见，但他依赖最殷的几个军人领袖仍牢执共和之说，而不肯从同。趋向缓和且崇尚实际的人，尤其是法律家，大都以为克伦威尔应即大位——两年后根据同样的理由而首先赞成召查理二世回国者即为这班人物。当时之人盖视君主制为恢复国会及法治之必需条件。
在这新变化的进行正在开始之时，护国者突以死闻。但他于死前已能清除军队中最激烈最发狂的部分；因此，重实行而不尚理论的门克（Monk）将军得为军队中势力最盛一派的领袖，奥力味死后18月中虽祸变不绝而他仍得握实权而不坠，也因此之故。大众所需要的裁军，复辟，国会及法治的恢复，皆可一一藉王室之名而实现，而无须流血。如果奥力味不死，凡此种种设施是否可假他之名而实现却是一个疑问，但也不见得一定不可。
奥力味对于宗教之功
奥力味对于种种的复辟解决也许会处之泰然，比我们所料想到的更要泰然，因为他是一极爱国者，极投机者，而且在中心又是一热烈的拥护国会者。他最大的失望当在新局面的宗教一方。但即以英吉利的宗教而论，他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迹印。他尝因第一次内战的胜利，而使国会得为决定宗教事务的最高权力；詹姆斯二世固尝作收回此权的尝试，但亦徒然。他更因第二次内战的胜利而使长老派的正宗主义无从成为国教。他多年的统治使苏格兰人得长育成为有力的人物，所以在诸教（指国教以外之教）丛起的未来时期中，英吉利清教主义的形式及精神，实受了苏格兰人的影响而没有受长老教徒的影响。英国宗教思想及宗教形式之繁杂，极有利于思想的自由，且在国教教社之中亦不无良好的影响，而其所以繁杂之原因，纵云由于英吉利的民族性，然克伦威尔时期实为繁杂开始的时期，故克伦威尔之功不能忽视。
护国者兼取教社以内有包容而教社以外有容忍的政策。他虽保存着什一税及各种捐建，但他禁止有诛除之举。长老教徒，独立教徒及浸礼教徒俱可不分彼此享用教社的禄位，在教社以外则式样更要新奇的会众亦可以自由成立而不虞被禁。所以他于宗教方面得使清教各派别相安无事，虽然在政治方面他始终未能收到同样的善果。他甚且私下容忍《祈祷书》；如果政治的环境不使盎格力干主义和放逐的斯图亚特成为不可分离的结合，他或竟会公开的让人家用《祈祷书》。他宗教政策中惟一的致命缺点为他之未能依照《提议诸大纲》而让盎格力干教徒亦得参加教社的生活。至于公教徒则在保护国之下颇获自由，他们所受的干涉，比所受于长老国会或盎格力干国会的干涉为轻；弥撒虽尚不为法律所容忍，但所谓不服国教者（指公教徒）的惩戒诸法（Recusancy Laws）则已正式取消。
夸刻教徒
上述的种种情形实有利于新宗教运动的发展，在这个伟大的宗教时期没有衰落以前，别时的情形都及不上此时的有利。夸刻运动亦在此时突起，大部分的当局者虽不以为然，但奥力味则袒护有加。它在保护国时颇能根深蒂固起来，所以即复辟时期恶狠的诛除亦不能把它消灭。福克斯·乔治的宗教至少可为英人宗教贡献中之最富创造力而最新奇者。他的极精诚的，大反正宗的基督教，在17世纪下半的分立清教派中有极大的随从。在它得势的初期，夸刻主义——基于所谓“自照”（“inner light”）的教义，实即每个男女耶教徒直接得到上帝的灵感之意——就它在平民中所采的精神及方法而论，本属于信仰复活派（revivalists），到了后代，它始成为消极的静止的主义。
教育
长国会及护国者都尽力扶掖教育，学校因得政府直接的补助或教产的捐助而大兴。清教运动对于教育事业的认真，和抢劫教社的推铎尔诸王的不认真适得其反。大半藉了清教徒的势力，学校的捐设在17世纪的上半叶中的进步远过于过去的百年。热心教育的动机多半是宗教的，但把教育和宗教相连，又把宗教和政治相连，却是极不幸的一件事；因为这样一来，大学及学校中总脱不了宗教的纷争，首先有劳德之排斥清教徒教员，继则有清教徒之排斥劳德派教员，终则有复辟诸国会之排斥除了盎格立干教徒以外其他任何派别的教员，两大学本不乏蓬蓬勃勃的气象，但受了宗教不容忍的恶影响后，竟丧失了生气，更因而有18世纪的消沉。大学的生活盖绝不能和政治上或宗教上之牢守正宗相容。
清教主义的流弊
清教徒执政时有排除清教徒以外之人不使与闻参加政治的倾向。此诚为他们秉国时的一大罪过。他们以热心宗教为口号，呼这口号之人便可得势，不问他假伪到怎样地步。他们之擅禁戏剧以及其他以力逼人为善的轻举妄动皆坐同样的错误。所以在复辟时，人民中向不过问宗教的一部分已变成了痛恨清教徒之人，犹之20年前他们之厌恶劳德派的僧侣一样。在当时社会中居最有力地位的乡绅阶级特别是不服清教徒的政治，因为国家旧时的文化典制曾被推翻，而政权曾入于诸将之手。无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父辈在大内战中尝袒助何方，他们都把他们所不愿见的社会及政治变迁归罪于清教宗教；因此之故，20年前厄力奥特及庇姆时的形势完全转变，而《克拉稜敦法典》中诸种反清教的立法不出于国王及朝臣之手而反出于国会及乡绅之手。然而清教各派亦只有在国会制度之下能希望于日后取得容忍，若劳德式及斯屈拉福德式的斯图亚特专制政治继续不断，则清教徒各派终亦无幸。故清教徒在大内战时之所获或毕竟多于所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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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班购进骑士们所变卖（因须完付罚金）的产业者，到了复辟之后，仍保存着他们的新产及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查理二世颇受他自己的及他父亲的徒党之责备，他们责他为忘恩负义。这不是不应有的责备，然未必是公正的责备。但以薪俸或所得，贱价购得教社或王室田地的克伦威尔一派人物（大都是军官）则在复辟时转丧失了新置的田产。除了在爱尔兰外，他们不论在何地都又返至他们原先的低下社会地位。
[2] 著Hudibras以讥刺清教徒的Butler尝有一首可以用于克伦威尔之诗： “根据于这新光，不论他们所说的是什么， 他们总以为只有是而不会有错。 这是精灵的黑暗之灯， 别人不见而只有持者自己可见。”
[3] 苏格兰人及骑士党入侵英吉利时，英人不但没有响应，英之民军且起而驱除他们。于此可见弑君者虽不得人心，而他们的仇敌，尤其是苏格兰人，更不得人心。
[4] 詹姆斯一世于1623年即派过海军到地中海以剿除阿尔及耳的海盗，但无功而返。奥力味能深切的见到地中海的重要，故尝有过派兵占领且据守直布罗陀海峡之议。
[5] 关于荷兰的海上霸权，见上第434页。1651年的《航海法》“禁止亚非美三洲任何国的货物运入共和国的领土，除非运货之船为英人或英吉利殖民地人所有，且船员过半数以上又为有英吉利国籍之人。欧洲的货物只准由英人所有之船，或货物所自出产之国的国人所有之船运英”。
[6] 译者按，服德派为12世纪服德（Valdo）所创，经宗教改革以后成为抗议教的一派，繁殖于法之Provence，在法兰西斯一世时备受诛除。至16世纪中叶又受法政府的虐待，故克伦威尔大发义心。
[7] 译者按，指密尔吞。
[8] 译者按，指密尔吞。
[9] 末句译者加上以显著者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