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党的分野
王党军队中固不乏豪霸沉湎之徒，国会党军队中固也不乏矫伪狂信之辈，而纯图私利之人固又充斥于两方，然就大体而论，则骑士有他的忠勇，而圆头党有他的自制力及急公好义的热忱；两者尽堪和法兰西大革命中的逃亡贵族及雅各宾党比较而生色。我们须知英吉利内战不是一个阶级互相仇杀，或贪鄙残忍的破旧社会之崩塌，而是数种政治及宗教理想互争上游的一个奋斗，因为那个在经济上甚繁荣，在社会上甚健全的国家，其各个阶级中当时都有政治及宗教之分。
战事的原因与经济无关，且只间接的是社会的。但大体上贵族及相连带的部分多袒国王，而宗教改革以后始起来的新社会则易和国会表同情。新社会以伦敦为中心，而旧社会的大本营则在离都城极远的西北两部。
战事初起时地主在各邑中都是领袖，不拘何方。贵族的大多数为国王作战；但厄塞克斯伯，曼哲斯忒伯，勃鲁克贵族（Lord Brooke）等一班贵族则为早期圆头军队的统将，而于韦斯敏斯忒也仍有一班自称贵族院的贵族集会不散，以维持庇姆的国会之完整。王党的重要势力来自世系较旧，乡气较重，而和商业社会接触甚微的一班乡绅；与营商世界接触较密的乡绅——有些到了新近才晋为地主阶级，他们之平民出身盖尚为世人所嘲笑——则普通总效忠于国会。在城市中，尤其是沿海或和纺织业有关系的城市中，圆头党占绝对的优势，但大都的大教堂市及有几个贸易市则从骑士党。佃农们自己无抉择，他们惟地主的马首是瞻。农作手或庄佣就实际的影响说起来都是中立的，除非有人强迫他们或买通他们去加入持矛或执枪的步兵。自由农民为两方军队中最优等最高兴的作战人物，尤其是在克伦威尔的东盎格利亚骑队中。
西北两部，除了清教徒的纺织区域及海埠以外，助国王最力。在卫斯莱（Wesley）以前，“塞尔特边”为清教主义足迹所不到之地，故查理最精良的步军由康华尔的义勇兵组成，而他的其他步队中亦甚多是威尔士山中的坚强有力之穷民。东南两部为国会的极稳区域，一因克伦威尔在以剑桥为中心的所谓东部协会（Eastern Association）中大活动，又因伦敦的力量足以左右近畿的诸郡。但全国的城邑中个个都有两党，和中央军主力战无关的地方小战亦在在发生。因为中立的人极多，而观望形势的人更多，故一个有力的领袖往往可以决定全区的向背。在这班中立观望者的势力之下，地方上有成立所谓“郡和约”者，其目的在停止本区境内的战事；但这种脆弱的和平关栏不久即被方张的战氛所一荡无余。
罗马公教徒都助国王，或可说是都助王后，因为她才是他们的真正党魁。在北方诸郡及郎卡邑中他们的势力极盛；在后者中，封建公教主义和纺织区中清教主义间的局部内战极为凶狠。在查理独裁的时期中，从前惩罚公教徒的法律已经停止执行，罚款也可不付，故公教旧贵族及旧绅士得以倾积聚已久之囊以解国王的倒悬。年收的租金达2.4万镑之多的乌斯忒伯于1642年慨然解囊助国王逃出窘急的财政难关。他的剌格兰（Raglan）堡寨及温彻斯忒侯的贝浔府（Basing House）在故事期中为罗马主义及王权主义的坚垒，圆头党历久始把它们攻陷。它们的陷落且值得盛大的庆祝。在随起的战争中罗马公教徒盖注定要比其他部分受更严重，更永久的损失。
战费的来源
归根国王终因缺乏款项而失败。忠于他的各部平均计算起来其富力不及叛他的各部。他的大本营在牛津，牛津虽以学府中心见称，而于富力则不足道，以之当敌人所占的伦敦实有螳臂当车之感。乡气重大的绅士尽可举所有的生命，武力，马匹，及盘碟以供国王的使用挥霍，但他们多不知在圆头军队没有开近而田产尚没有没收以前，将田产变卖。且查理即得到自由的捐助，国会也得到民间的输将。清教乡绅及铺主们也极富于盘碟刀叉[1]之属，所以
杯子，粥碗，及高底酒杯，
都铸为矛及毛瑟。
国王固时令绅士们组织私家队伍以勤王，但国会亦何尝不然，国会方面如罕普登的绿衣队（Green Coats）亦极负盛名者。战事初起时两方俱赖私人的组织及私人的热心，且两方所得于私人的帮忙者亦相若。但圆头党的持久力较大，因为他们能为国王之所不能为，他们可以同伦敦城磋商借款，并可向英吉利的贸易及于最富饶的区域抽收正式赋税，而国王俱不能。为应付内战起见，长国会开始对于货物征收各种消费税，而对于田地产业的赋税的估值法亦大有改良。以和昔日随便估值的“补助金”比较起来，新税对于公私两方俱较方便，在国家可得较大的税收，在私人则可减轻彼此间的不公道。从长国会的租税法令中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近代财政制度的发源。依利萨伯只可薄薄取用而詹姆斯及查理则绝对不能享用的英国财源，国会为自身作战时始大大取用。
大海亦在国王的敌人手中。王家的海军向“庇姆王”倒戈。诸海港则捐赠国会以商舰。英吉利的海外贸易足以增加叛党的富有，而查理则连军火的运入也发生困难。国会所征收的消费税大半亦由西北的骑士来负担，因为直接纳税者虽为圆头党势力下的制造区及海港之人民，但骑士们购用来自东南的货物时须付较高的代价。
如果国会一早即能利用上述财政上的优势以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则战事或可不致延长下去，而庇姆，罕普登及厄塞克斯原先所领导的国会党，或可不必借助于苏格兰的盟约军队或东盎格利亚的分立派（Sectaries）军队，不必发生各种麻烦，而即可获胜。若然，英吉利的历史亦必将另采一大不相同的进程。但事实不如此。骑士党起始时虽十分相形见绌，但进步极速；到了1643年底他们已征服西南部分，而他们在恒伯河以北的地位亦十分坚固。
鲁柏特
国王的诸将能在早时获到种种胜利，因为他们的部下极易变成优良的军人。在那个尚文最甚的社会中，两方起先都缺乏有过训练的军队，他们的民军很难视为受过何种的训练。但善骑的乡绅及扈从他们的猎人圉人，只消得军人的稍一指导，便能成为骑兵。那个年方二十二，但曾在德意志亲历过战事的少年王侄鲁柏特亦为查理致胜之一因。他的意兴高，而他的胆力亦大，当1642年国王正在无法可施之时，他替他组成了一个国会方面尚无力抵抗的一个骑队。
军备及战术
鲁柏特常和诸将争辩，他首批的争辩之一为瑞典式及荷兰式阵列之孰优问题。他坚持王党的骑队应于厄其山（Edgehill）取瑞典三重横队的形式而以钢器直击，他反对漫漫排成荷兰六重纵队的旧形式，逢作战时则停止前进而以手枪射击。瑞典人的比较要凶猛的近代战术不久即为两军所采择，而克伦威尔的铁军用来尤见奇效。
英国内战武器装备
至于步兵则仍用六行或六重纵列的阵形以交战，有时为攻取对方的阵位起见也有减至三重者。矛队居于中间，而毛瑟枪队则站于两翼。枪队已经放枪之后，他们即持枪而向对方密集，力强的官佐兵士则可击下敌人。但两军肉搏相交之时，矛队实为主要队伍。在高下不平而又圈围起来的地方，毛瑟枪队，如得称职的领导，实比矛队有用，而步兵比骑兵有用。但在旷野之地，因枪刺此时尚未制造，故骑兵的侧击足以致毛瑟枪队的死命，且时常足以致全军的死命，如果全军正和对方的步军作正面的攻击，而一时不及改变阵形以受展长的矛队之保护。在有几个战场之上，如同兰兹丹及纽柏立（Lansdowne，Newberry）或如日后诸战中的普勒斯吞（Preston）及乌斯忒，林地或围篱可以助步兵的作战，但当日东北及米德兰大部的地形尽是未圈围的田野或空旷的野草地。在马斯吞荒地（Marston Moor）及在起伏甚缓的纳斯卑（Naseby）一带，则步兵又受骑兵的攻击而毫无遮蔽，既不能如上古时之有茂林可资保护，也不能如今日之有围篱可资躲避。
因此种种理由，战事中举足轻重的胜利都由骑兵获得。凡能统领最佳的骑兵者——如同1642—1643年的鲁柏特及1644—1645年的克伦威尔——便能使他一方为英吉利的主宰[2]——只消他也能如克伦威尔之对于战事的全局有大将的眼光。
王党在1643年不特有平均起来较佳的骑兵，且有最精的步队。和普吞（Hopton）康华尔军（Cornishmen）可惊的精锐在当时盖无能出其右者。因为有了这些优势，故王党得以蹂躏英吉利的西南隅如入无人之境，把当时圆头党微小的，纪律极坏的军队，无论是由私人供给的或是由地方供给的，一一消灭无余。可怜圆头党，除了这些破烂军队而外，当时又无别的军力可一挡王党之焰。[3]
王党的战略
国会党的诸将，因到处乱开，缺乏一定目标，致为敌人所逐部击败。骑士党的干部则有一个可以早日结束战事的大计划；他们拟由约克邑，泰晤士河流域及西南三路同时进逼伦敦。和普吞所率自西南进攻的军队于开向伦敦时，中途尚拟援助肯特被压的王党举事。但不幸王党的军队因地方性太重之故而覆没；康华尔及得文的士卒并非饷给甚优役期甚长的正式兵士，而为不愿久离家室工作的义勇军，普里穆斯之犹为国会所占领更足使他们因归道断绝，桑梓危险而寒心。布里斯托尔固然给他们打下来了，但清教徒纺织业的中心格罗斯忒及汤吞犹未陷落。他们不久即知攻伦敦以前先有取这两城的必要。他们围攻格罗斯忒正紧之时，伦敦的工徒军突又远来把它解围，盖师父们已准工徒们停工两月，而从事救护国会党在西方的势力中心。
在这样的一个战争之中，谁能先有一个长期服役，有正式饷银，有正式纪律的军队，谁获胜利；此为事之所必至而理之所必然的。但国王无此财力；国会虽有此财力，而无此见识。
同时，从约克邑进攻伦敦的军队亦为对方所阻止，半因赫尔海埠的抵抗，赫尔之在北方盖略似普里穆斯之在西南，半亦因东方协会的诸郡为清教主义势力最盛之区，而又有理想上的领袖，因之圆头党政治及军事上的组织亦较坚于别地。
铁军
克伦威尔·奥力味（Oliver Cromwell）是清教徒派的一个乡绅，他自耕其地，和本地市乡的中下阶级常有营业上及政治上的往来，而且关系也极密切。关于疏泄水泽地一事，他为小农夫及渔夫的公共利益之拥护者，所以在长国会开会以前，他早为乡里中人所馨香祝拜，视如知己。他尝参加厄其山之役，尝注意到骑士党精神奋发的骑兵之优于对方的“年老仆役及汲酒之人”，并尝以此告其表兄罕普登。自该役回至东盎格利亚后，他即从事于披胸甲的骑兵之募集，他教他们以军人应有的严格纪律，同时又激发他们的宗教热忱。他本熟知自由农民及小资产阶级，而他又为他们所习知，故新队伍都由这些阶级应募而成。他们“比普通的兵谅解力要大些，他们目的不在赚钱，而在谋公众的利益”。在政治及社会上他们自始即以一种民主气味，而在宗教上则以能不拘泥于清教的形式自显。克伦威尔在此时尝写道：
一个能知为何而战，且爱他之所知的队长，实在不知世事的绅士之上。真正的绅士我固愿尊敬有加，但与其信俗所谓“绅士”，还不如信披黄褐色大衣的队长。任这种穿便服的人充骑兵队长，也许会使一部人不适，但军事既须进行，则总须有人去经营，而便服的人总比没有人好些。
这班东盎格利亚的队伍以“铁军”（“Ironsides”）见称于世；“铁军”之雅号初本赠与他们的领袖个人者，但不久即为全军所公用。他们开英国战事及政治史上的新纪录，而为新军及克伦威尔一切军队的真正起原。他们首次的大功为败北方骑士党之军队于根兹巴洛及温斯卑（Gainsborough，Winceby），而阻止他们继续穿林肯邑而前进。经此而后，在恒伯以北据赫尔海港以维持圆头党势力的非耳法克斯·托玛斯爵士（Sir Thomas Fairfax）复得与本党的主力区域维持接触。
克伦威尔像
克伦威尔（1599—1658），在废除君主制、上议院、主教，并于1653年最后废除下议院后，克伦威尔成为英国共和政体的“护国公”。
国会求盟于苏格兰的代价
但仅仅阻断骑士向伦敦的前进尚不足以副人民之望。国人对于战事已生厌心，希望它能早日了结，即在都城中主和党亦甚有力。他们主张对国王“通融”，实则他们之所谓通融，与降服并无多大分别。在这种困难情形之下，庇姆毅然的和苏格兰人磋商联盟的条件。苏格兰人自英吉利接受他们民族的要求后，早已于1641年8月向特威德河以北撤退。他们今允复把军队开至英国，以助国会攻王党，但他们要求英吉利教社依苏格兰式改革，为联盟的条件。
国会诸领袖不能接受这整个的要求：他们虽雅愿废除主教制及《祈祷书》，且让世俗人加入教社的组织，但他们究为英人，他们仍坚持国家须有权管束教社。除此而外，尚有一个难题存在。苏格兰人及附和他们的英人更要求诛除一切非正宗的清教诸派，即在教官派（即主教派）尚未打倒以前，亦须同时诛除清教主义中的异端。许多人也以为只有这样做法，才可以获得上帝的保佑而取胜。
但清教主义，当它在英吉利勃发最速的时期中，实非拘泥于正宗一派的宗教；它的派别之多殆不可以数计，既各有各的生气及个性，又各有各的教旨及仪式。那时英吉利庶民的宗教大酝酿正是横决有力，而年轻的福克斯·乔治及班杨·约翰（George Fox，John Bunyan）亦为所笼罩之时，故人们盛作
新的长老即是旧的教士变本加厉
之思；欲他们循从正派清教盖诚非易事。韦斯敏斯忒的议员们固可不费思索的把一切胆敢作预言的补锅匠及鞋匠不分皂白的打入同一的牢狱内，不管他们之中有没有于日后会著《朝谒者的进程》（Pilgrim’s Progress）或创朋友会的教派（Society of Friends）之人，[4]然自克伦威尔以下最佳的英军全体所持对于正派宗教而有的态度则不容同样忽视。“尖高的建筑”及“雇来的教士”辄被久战的兵士指摘不留余地。在半数拥护国会权力的团伍及地方委员会中，独立派（Independents）和长老派皆互不相容，前者公然侮辱后者，而后者则要求尽把前者罢斥。独立派所要求的是一个自由而且会众可自治的教社，而不是隶属于任何最高组织而须遵行正宗的意见及仪式之教社。
外敌未除而阋墙之危已见，王党军队的胜利几同保了一层险似的。幸而在1643年的秋季国会和苏格兰人间的条件磋商有了结果。国会加入了苏格兰人和上帝的盟约，并约定“依最改良的教社〔指苏格兰教社〕的先例”并“依上帝的言语”来“作彻底的改革”，所谓“依上帝的言语”云云当然是一种遁辞，但这含糊其辞之约已足满苏格兰人之望于一时，而得到他们的援师。此为庇姆最后的成绩，他旋即死于是年12月。
马斯吞荒地
已死政治家的政策即在次年产生善果于马斯吞荒地的一战。克伦威尔的东盎格利亚军，非耳法克斯的约克邑清教军及亚历山大和勒斯力·大卫（David Leslie）所统的苏格兰军，三军联合而成的2.2万人之大军几把总数达万八千人的北方骑士及鲁柏特之联军歼灭无存。此次为全战事中绝对最大的一役。鲁柏特自己及他前时无敌的精骑皆降于“铁军”。北英亦一举而入圆头党的版图。
但马斯吞荒地的胜利多半为厄塞克斯的失利所消去。厄塞克斯并不努力消灭王党军队，而急于深入王党的领地，前进太急失了目标，致反为敌人所包抄，而全军不得不于康华尔的洛斯特尉席尔（Lostwithiel）地方投降，而康华尔又成为国会的大敌。老派的，社会上地位很高的，在政治上趋向缓和的，在宗教上则守正宗的老派将士，虽于战事初起时深为国会所依赖，经洛斯忒尉席尔一役而后则声威大坠，始终不可恢复，而在国会当局的眼光中，在马斯吞荒地杀敌取胜的分立派教徒及“黄褐大衣的队长”则声价顿高。如胜败为上帝锡福多寡的暗示，则分立派教徒在是年所得的似乎要多些。
战事的运命决定于1644—1645年冬众议院所取很有政治手腕的处置。如何可使圆头党军队改进成为当代最精良的武力，及如何可以解决长老教徒及洗礼教徒关于宗教从一问题的争端本属两事，但两者在事实上却不可分离故国会亦须同时加以处置，议员表同情于分立派教徒者居极少数，视他们为捣乱危险分子而坚决反对则颇多；但在又一方，众院也不愿见英吉利国会屈处苏格兰刻克之下，而英吉利乡绅则受长老及教士的考查。两害相权本不易分出轻重，但他们因急于求胜疆场，故不能不暂和独立派委蛇，虽然有些议员仍怀虞诈之心，他们打算于获胜之后，再剥夺独立派力争的自由，——一种不诚实而又危险四伏的策略。
模范新军
众院只少在目前是助克伦威尔而抑他的长老政敌曼彻斯忒伯的，因为他是较佳的军人。他们藉了所谓《自抑令》（Self-Denying Odi-nance），令举凡兼为两院议员的军官自辞，但从新被任之权则并不随同消灭。经此整个的更动而后，国会可以自由选任相当的将佐而毫无牵制。他们任非耳法克斯为大都督；他除了军事的绝好资格以外，兼占对于长老主义及分派主义两不顾问之妙。他们又以克伦威尔为副，兼指挥他的骑兵；他的铁军盖居模范新军中骑兵的一半。自此而后战事一日不止，洗礼教徒及独立派教徒的地位亦一日无危险。
非耳法克斯及克伦威尔所将统率的“模范新军”是一个正式陆军；兵士皆直接替国会服役，他们的粮食比以前两方所有军队的要有一定，他们的饷银又无前时那样的不规则，所以纪律亦可比较的从严。“圣徒”们之得以早日获胜，由于他们军纪的善良，而军纪之所以善良，则他们的宗教热忱而外，亦由于他们的粮饷的可靠。两院现有的军队实比从前仰给于军粮官军需官的接济，无所获则须劫掠以自养的私人或地方招募的军队高明多多。国会毕竟有财权在手，且最后它也居然知道了如何利用。[5]
王党军队的纷乱
对方王党军队的劫掠生涯则在1645年尤比1642年时为甚，劫掠的频繁适和国王的破产成正比例。纪律向非勇武的骑士所习知的美德。他们将官间的争执，因宗教或政治问题而起者，不及因位次的上下及个人间的互争而起者之多。旧日的武士精神本注重各个武士的独立逞勇而不尚号令的统一；王党军队自始至终即因这种精神而吃了大亏。勇于战阵而常醉常赌的普通骑士极瞧不起叛军营中整齐严肃及老唱圣歌之徒，且自庆不如此寒酸；但他们的短处亦正伏于他们之不守规则。他们的领袖，因缺乏钱财之故，愈是坐视他们饥饿，则他们劫掠四乡以自给之风亦愈盛；所以到了最后，即最忠于国王的西南一带亦愿哥灵（Goring）等一班人速速退去，亦愿箪食壶浆以迎新军之来，而以所出的农产换取新军的钱财。
国王最优秀的贤臣亦熟知此中关系，且曾记下：
王党诸将所统率的士兵（克拉稜敦写道）前尝讥叛党之放荡，乖张及渎神，然他们竟躬自蹈犯，毫无顾忌；反之，叛党的纪律，勤奋及清醒则一日千里，因之他们的勇毅，决断力，尤其是行动及作战时的敏捷，大有增加。所以一方好像在以纷乱为武器，而求保卫王室，而他方好像在以君主国家所有的原则及规律来破坏国王及其政府。
纳西比战役中指挥王党军队的查理一世的旗帜
纳西比战役场景
长国会的责任本在证明集议式的政府可比个人的政府有力。在1645年的夏间，它果真证实了这个题旨。
奈斯卑及西部
非耳法克斯的战略和前此厄塞克斯的不同，他的目标在聚国王的军队于战场上而把它歼灭。在纳斯卑地方他遇到了它，并藉了克伦威尔的骑兵之力，击散了它。经此一役而后，骑士党残军的军心日趋涣散，而全国或则欣欣地，或则心灰地，俱归附于能确立和平的一方。新军中配置周全的炮兵队可为攻城的利器，而步军扑击术的优良则使对方即有险亦难凭依。散处西部的许多有王党军队屯驻的堡寨，采地府及有墙之城因亦于极短时期中一一攻下。纳斯卑一役12月而后，牛津亦立约投降，而大内战差不多告一结束。从地极角（Land’s End）到柏立克（Berwick）遂尽为通行国会号令的世界。
蒙屈罗斯
上述的种种的主力战斗并不因蒙屈罗斯的浪漫行动而受何种的影响。从国王的营中出发到苏格兰时，他本假装了一个圉人，但数星期之后，他已号召了数千高地刀剑手而在低地大获胜利。他是惟一能当克伦威尔的一员大将，但他所将的兵士太不争气，他们虽勇武有余而野性未驯，他们一获胜利后便满载而归故乡，残留的军队遂被勒斯力的骑军在腓力普和（Philiphaugh）所收拾干净。蒙屈罗斯的奇才伟业虽当时曾一度打破了刻克在苏格兰所享的世俗权力，然它们除了至今尚为世人所称道而外，已无丝毫留存。他的事迹在当时尝为低地人所痛恨，但自斯科特·窝尔忒爵士（Sir Walter Scott）著书称颂以来，低地人及高地人已视为民族的共同荣誉。
* * *
[1] 译者按，西人之富贵者其宴会馔食所用的盘碟刀叉（plate，silver）往往价值不赀。
[2] 战场上大炮也有用，但除了1645年兰坡特（Langport）的特殊战仗外，于胜负没有多大关系。但自国王的军队在空地中被击散而后，新军的攻城炮队颇能为轰攻的利器，无论城，市，堡寨及采地府皆一一于短期内攻下，而战事亦即告终。模范新军（New Model）为国会征税后的结果。
[3] 骑士党军队的组织分子和圆头党的同样富于私家的性质，不过在战事初起时前者的将领要比后者较胜而己。一个诚实的王党编戏家尝说：“诚实的乡居绅士恒以私财成一军队，然后觅一低地国的军官代他领去打仗，然后再把他的儿子从学校中召回以当持旗官”。
[4] 译者按，《朝谒者的进程》为班杨所著；朋友会即今俗称夸刻会徒（Quakers），为一种不重仪式，反对战事的教派，创立者即福克斯。
[5] 新军的饷到了1646年开始有严重的积欠，但在1645年间则应当没有如何的欠。自1645年3月至1647年3月非耳法克斯的军队共得1185551镑。见Firth，Cromwell’s Army，pp.183—184，20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