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期中的太平繁荣
自依利萨伯而后，打倒某某强大军国成为不列颠历史中循环不息的调儿，但因为有大海在保护，有王家海军去应敌，故我岛从不为外敌所侵入，而且在最近的大战（1914—1918）以前，我们亦从不须牺牲巨数的男子于异国，或中辍国内常时所有的职业及行乐。这种样不间断的安全本为小国或偏僻国家的特权，我国以居冲要的堂堂大国而得享这种原惠实为不列颠伟大的秘密。它使我们得以先别的大国而进步到国会政府的制度，而取到人民的自由，甚且使各式各样生活的意见及习惯得同时存在于我们社会之中。它的第一回的厚赐即为依利萨伯时之文艺复兴的诸种收获。
1588年的伦敦
莎士比亚的同时人已能完全领略大海环护岛国的利益。在和腓力公然作战的15年内，他的久经战阵的军队竟无法越安特卫普而至伦敦，而英吉利所得的安全，反比前此勉强维持和局的30年间所可得者为大。未战之前，西班牙常可在英捣乱，既战而后它倒也无可如何。且战争也不一定须大增赋税，或扰乱经济上的秩序。此15年中的情形颇可和拿破仑战的时期作一比较；后一期在英国固然也是风景画，诗，小说，拳术，行腊，射枪的黄金时代，但因战事之故，经济大起变动，平民大感痛苦，而日后社会上各阶级的失和率以肇源。但际依利萨伯和西班牙作战期内，推铎尔时的社会及经济诸问题反而渐趋和缓。人口愈增业务亦愈增，故国会，枢密院，及治安法官并不难设法救济穷困之人而与之衣食居所。在战事的末年有一个外国旅行家极奇英国之少乞丐，因为是时大陆上极多乞丐，而在早几世的推铎尔乞丐亦尝为紧迫的社会问题。[1]
威尔士
依利萨伯朝太平繁盛的原因之一，为大不列颠疆界之粗定。自爱德华一世以来，苏格兰边境向为祸乱的渊薮，但今则边疆既有永久的和平，而界外又有友好的国家。历中古之世常足以困英人的威尔士问题，推铎尔氏亦能完全解决，一劳永逸。[2]
亨利七世处理威尔士时占了两种便宜。他自己便是一个最有力的边疆贵族，他承继郎卡斯忒及约克两家的所有边疆采地，他共有五十余采地，多于前代任何的英王所有。这是一因。其次，他自己是威尔须人，受过威尔须的教育，且终生笃爱威尔须的诗歌风范而不衰。威尔须人常把他之能于波斯卫司战场上获得英国王位为民族已经取到独立的一证，故他们竞趋于他的朝廷而无所嫌忌，犹之百余年后苏格兰人之竞趋于詹姆斯六世及一世的朝廷，而不再自外。藉了这两层特殊的理由，谨慎小心的推铎尔亨利居然能使流血无政府的威尔士开始有些秩序。他的儿子复完成他未竟之功。
亨利八世的应付
亨利八世虽于苏格兰及爱尔兰两国的处理极不得法，而于威尔士问题的解决则颇有得心应手之妙。他采用恩威兼施的政策，一方以武力取缔纷扰，一方又秉公待遇塞尔特人民。是时长边疆事务院者为利池飞尔德主教李罗兰（Rowland Lee），他为认真办事者，他遇盗贼及杀人罪犯恒绞缢不稍纵容，故边疆的人民，无论贵贱高下，也无论萨克森或塞尔特，俱为王权所震慑而不敢轻于尝试。他的方法固会令今人惊骇，但对于那时无法无天的人民倒是一服良药，而秩序因得稍立。凡善于统治被压迫民族者，常不能信这种人民的有望，他对于他所威服的人民也无多大希望，所以亨利八世之把威尔士划入英吉利，且一视同仁，无有歧视，实雅违他的谏言。此勇敢的处置实为不列颠史中第一次的《合并法》（Act of Union），而且也不是功效不著的一法，亨利将威尔士君土及边疆采地两俱废除，而把全境分成十二郡，郡各有治安法官以料理一切，并须服从国会的法律及枢密院的命令，自此而后威尔士的各邑各城亦得送代表于英吉利的众议院。枢密院的权力在那多乱或争的地方本有绝对的必要，因有威尔士及边地事务院之设，其制与北方事务院相若。[3]
藉了中央政府有力的后盾，治安法官得以治理那数百年来充满部落主义及封建主义，飞扬拔扈，桀骜不驯的山岗地域。亨利八世之选任冶安法官亦能深得土著的同情。他们恒由本地的绅士中擢任而不自英吉利派往，故能为居民天然的领袖。英吉利对于威尔士所采的为见好于当地上等阶级的政策，不像对于爱尔兰所采者为消灭这个级阶的政策。
威尔须人的宗教文化
塞尔特人本极富于爱国的自尊心，不过他们既以统治英国的王室为他们的同国人，他们自不难根据上节所述的办法，而承认两国的合并，且也不难历多危多难之秋而忠于推铎尔王室不稍衰。莎士比亚尝摹写夫虑厄稜上尉（Captain Fluellen）因谈及亨利五世之出身于威尔须族，而得意洋洋之态，[4]我们疑心著者写这段谈话时，也许尝窃闻有些诚笃的威尔须人正在自得地互道英武女王依利萨伯的种源，诗人惯于移花接木之术，故遂假上尉之口以出。塞尔特人民对于推铎尔王室能有这样关切的情感实是一件绝大幸事，不然他们殆难以经过英吉利的宗教改革而仍不携贰。在监理教复兴之后，威尔士固尝变成不列颠信抗议教最浓的部分，但16世纪的形势则截然不同。推铎尔诸王治下的抗议教，当它初到威尔士时，为纯粹的盎格利干教，自大部的威尔须人看起来，《圣经》及《祈祷书》中的文字同弥撒中所用的拉丁文一样的佶屈聱牙。而且起先担负宣讲新教的责者又为政府派来的外国教侣，其中好多的且永居英吉利而不一莅威尔士之土。是时罗马如欲收服在威尔士的塞尔特民族及塞尔特性情，诚一绝好机会；它在爱尔兰正在大做这步工夫。威尔士的情形和爱尔兰初无异致。幸而依利萨伯朝的耶稣会传教士，半因大陆各神学研究所中英吉利及威尔须的信徒正在大闹意见，不能合作之故，卒未能扩张势力于威尔士。
威尔须人因无外界煽动之故，虽极不喜宗教的各种改革，亦不至趋于反动的一途。受过教育的及地主阶级虽渐能改操英语，并取得英人的习惯，但机灵睿敏的山地农民，在智识上竟入于长时期的萎靡状态。在又一方，土语虽为教社及国家所放弃而渐归不振，但尚不致尽忘，不致如爱尔兰民族之尽忘。在威尔须民族中土语尚继续存在，所以到了18、19两世纪时，民族的观念及文化得以随清教，教育，音乐及塞尔特诗而中兴复活。在威尔须人民的历史中，部落固已灭亡，但歌人则仍当令。而且近代塞尔特的文艺复兴也不对英国采仇视的态度，同时在爱尔兰发生的运动对于英国极为不利。此固英吉利的大幸，而有不能不归功于亨利八世的《合并法》之能合并两民族之心者。
爱尔兰旧时的政治
推铎尔政策在爱尔兰所产生的结果完全与上不同。推铎尔之不能了解爱尔兰的情形，其荒谬几等于腓力之不能了解尼德兰的情形，而失败亦几相若。爱尔兰在15世纪时，政权操于几个盎格鲁·爱尔兰大族，特别是启尔对耳的菲次泽剌德（The Fitzgeralds of Kildare）诸家。那时的可说是贵族自主的政治。但这种制度到了亨利七世已在解体，[5]亨利八世缢死启尔对耳伯和他五位叔父于台柏恩（Tyburn）后，它更不能存在，纵一时尚无新制可以代起。色来伯（Earl of Surrey）尝告亨利以征服且移殖爱尔兰的必要，但亨利并不理会。征服及移殖政策要到依利萨伯的末年始认真试行。
爱尔兰的宗教改革
亨利八世除了缢死菲次泽剌德一家而外，尚负造成爱尔兰悲剧的别种责任。他的宗教改革本只宜于英国，但他却令爱尔兰接受同样的改革。在初时，教皇最高无上权的推翻，对于塞尔特人本无何等关系，因为他们向把罗马视为外国势力，只和盎格鲁·爱尔兰贵族有深厚的关系，而和一般人民的关系则浅薄。但同时发生的寺院封闭则有较严重的意义。寺院在推铎尔的英吉利固无特殊的职务可言，但在推铎尔爱尔兰则向为重要的文化中心。好些爱尔兰的寺僧虽则同主教及牧区教士一样的俗气而无用，但也不会更坏；岛中的教育固不振作，但所有的教育，其大部尚依附寺院而生存。民众间的宗教向赖行脚僧的宣传，今则行脚僧亦在禁逐之列。且英人但有破坏而鲜有建设，也鲜有相当的替代物。他们并不树立大学或学校以代替寺院。[6]欧洲文艺复兴及新学的潮流本未波及爱尔兰的塞尔特人，而亨利的英语《圣经》及爱德华的英语《祈祷书》亦为他们所不能阅读。他们之所以并不抵抗宗教改革的各项设施者，乃因旧教的腐败，而非因新教之能得人心。所以外来的耶稣会徒一到后，反抗改革之力骤张，而流落国内的行脚僧——政府可以悬禁而实不能禁绝的的行脚僧——之势又大盛。
依利萨伯英人的设施
大半因耶稣会徒的活动，爱尔兰的形势到了依利萨伯时竟含有极大的危险性。耶稣会徒利用英人之忽于统治，——无论在宗教或在世俗方面——而大肆活动，他们注意到：“爱尔兰有极佳的木料及港湾，如果西班牙人能把它们抢到，则不难握有海权，而我们的主要势力便可在握。”教皇本人也遣发武装的士卒来攻掠爱尔兰，其中600人为英人在斯麦立克（Smerwick）所俘获，且悉遭屠杀。爱尔兰成为依利萨伯领土中的危险地点，她的敌人亦把它当做要害而加以袭击；于是她也不得不厚违本心而为征服的企图。因为她的军力及财力尚不足以胜此大任，她的将佐遂专用残暴的方法以杀戮或饿死土人；如他们自知无占据某地之力，他们辄将当地的人民杀尽。
同时，政府视英人前往殖民的政策为惟一可以永久制服仇英日甚的土著之办法。这不音为大群的“绅士—冒险家（“gentlemen-adventurers”）及城市和采地府中的次子”开了一个门户。有人尝说过，依利萨伯时的鹰鸟飞往西班牙美因，而兀鹰[7]则群集于爱尔兰，实则他们往往是一类的鸟。在爱尔兰的征服者，开发者及榨取者中有吉尔柏特汉符里（Humphrey Gilbert），剌里窝尔忒（Walter Raleigh），复仇的格稜维尔（Grenville），及《仙子女王》（Faery Queen）的高尚著者。[8]他们把爱尔兰及美利坚同样看做可以发私财，尽公务，推广真教，减削教皇及西班牙权力的新地方，两地重要相等，而引人入胜之处也相等。像剌里及斯宾塞（Spenser）等一班闻达超群而又身在该邦之人，尚不能看破爱尔兰的种族及宗教问题，更无怪一班家居的普通英人，历数百年之久而仍不懂这些问题的实在。
所以在依利萨伯最后的30年内，性质本尚流动的爱尔兰历史竟转入一固定的模型内，历300年而愈久愈坚硬不易复变。爱尔兰的土人把罗马旧教和痛恨英人联为一谈。因而对旧教发生一种向所未有的热忱。在又一方面，新来的殖民者则笃信新教，他们把抗议新教和种族的优势混为一谈，他们以为维持新教即所以忠于祖国及上帝。因两方的努力，爱尔兰遂成不列颠各岛中宗教气味最浓厚的部分。
在这种情形之下，爱尔兰的诸部落始互相混合而成为爱尔兰民族。对英的敌忾同仇，及宗教仪式的共信共守终成了极大的势力，而自古为然的部落界限卒获打破。同时，英人自外亦在替他们泯除旧有的界限。自推铎尔朝起本地的上等阶级渐渐消灭，而英吉利地主阶级则渐渐代兴；此项兴替的手续至克伦威尔时代而完成。因此之故，这穷乏的农民国家只有教士，而无领袖，只有仇英之人，而无袒英之人。
新旧教的消长
在威克里夫时代即已发源的抗议运动历依利萨伯的寿世而大体完成。当她践祚之时，大部的人民犹依违于多种的意见之间，而抗议教徒及反教侣的人尚同为反公教派的中坚。当她逝世之时，多数的英人已自视为笃实的抗议教徒，好些人且能以《圣经》及《祈祷书》为根据而过宗教的生活。
耶稣会徒
依利萨伯的对内政策可分做两截。在起先的12年内，虽然《祈祷书》为惟一合法的仪式，罗马公教徒除了须缴付征收并不严格的罚金外，并不受它种的诛除。[9]在那几年内因宗教而被戮者没有一人，官吏对私下崇奉公教之徒，即官居高位者，亦眼开眼闭，一任自然。但自1570年教皇对于女王下隔绝令，且许她臣民毋庸忠事于她而后，形势一变，而空气亦较前为严酷。外来的耶稣会徒潜自往来于各地之间，极不易于觉察。英人的公教主义本来色彩极淡，至是忽为大陆反改革的热忱所迷醉。信公教的乡绅们本在渐渐地习惯于英吉利教的新仪式，至是忽又中止进行。耶稣会徒的使命固是宗教的，但如果他们的宗教使命成功，则政治上势亦必发生极不良的影响，女王势必被废，而新英吉利方在尽心经营的种种事业，无论在国内或在海上，势必同归于尽。教皇正和依利萨伯处交战的地位，且方派兵攻掠爱尔兰，而耶稣会徒反宣讲服从教皇·国王的必要。女王及英民为自卫起见不能不严惩教皇的传教士。传教士为英吉利国家的叛逆，故可杀无赦，但自同教者看起来，则他们是公教教社的殉道者。英国耶稣会徒的领袖中以坎匹温及帕孙兹（Campion，Parsons）为最著名。前者重宗教而不甚干涉政治，然不幸被擒罹难，后者真是一名卖国奸贼，他反而能逃法网，能逃至外国，而速西班牙之入寇。[10]
平均计算起来，依利萨伯朝每年有公教徒4名就戮，玛利朝就戮的抗议教徒则每年有56人之多；前朝的罪状为信异端，今则为大逆不道。杀公教徒诚是一件不幸惨事；中心甚愿忠君爱国，而患得本教教职之心又不能稍戢之英吉利公教徒诚处夹攻的状态之中，既须服从他们心灵上的主上，又须忠事他们世俗上的主上，而教皇及女王两方又都不许同时兼事二者。当时两者间实无调和的可能，被可怖的冲突所牺牲的无辜数不在少。在依利萨伯朝的中叶，英国可说是在戒严状态之中，所以也不得不采用戒严区域应有的纪律。在举世一统的罗马教社没有停止援用宗教查办，圣巴退尔米屠杀，国君的废立及暗杀，等种种方法前，没有一个处它可怕的禁令下的国家敢让它的传教士享受容忍的利益。让他们自由传教，不啻一个徒手匹夫自献于一个全武装的无情战士之前。
抗议教的猛进
处这种情况之下，抗议教的宣传亦迈步而前进。它深得受惊的官吏的扶掖；在英人的心目中，它又和爱国心，和反抗西班牙，和海权及掘类克的美洲冒险事业，和保护女王的安全及防止暗杀的戒备息息相关，而不可分离。改良的文法学校教授学童以古书时，亦每以伊拉斯莫斯及科勒特的精神，《圣经》及《教义问答》更为学童所熟习。这种教育在文学上造成了英吉利新文化运动的一班健将，在宗教上则造成了盎格利干抗议教的一班拥护者。当英国正和罗马作殊死斗时，盎格鲁公教主义绝不能繁茂，而新辈的僧侣及学者尽为诚笃的抗议教徒。
清教徒
清教徒大都列身在盎格利干教社之内，他们利用教社以趋全国于抗议教，更希望不久可随他们的意向而更改盎格利干教社的仪式及政府，依利萨伯在起初甚难找到可合她的脾胃及政策之不太反对公教者去充她的主教，她找到能干的费特季夫特（Whitgift），而任之为坎忒布里大主教后，她始能采坚决反对将教社清教化的政策。在好些的教义问题上，费特季夫特固有类喀尔文派，但他反对将教社政府民主化，他能强硬的拥护王权及主教权，而反对国会，世俗人，及长老僧侣的侵陵。
依利萨伯的不容忍
为同时抵御正谋复辟的罗马主义及方在膨胀的清教主义起见，依利萨伯不得不赖旧有的宗教法院及宗教官吏及新设的高等委任法院[11]的助力。高等委任法院可说是宗教上的星宝法院，为女王藉以控制教社的工具。它虽亦为枢密院的分枝，但它实代表女王，而和全体的枢密员不甚有若何的关系。好些枢密员，像塞西尔等，极不喜它所采类似“罗马教的查办”的审问程序，且以为诛除热诚的抗议教徒不宜过于严厉，太过则危及国家。但女王自持甚坚，她不采枢密员的忠告和众议院的决议，因此，她于民众势力正在要教社走欧洲及苏格兰宗教改革的全路程，或陷于新纠纷及新分派的际会，得保全了它（教社）的盎格利干性质。
在依利萨伯的国教之下，殉道者有公教徒，也有抗议教徒。清教徒争论家，如著“玛普利来得”（“Marprelate”）论文的彭立（Penry），对于主教奋不顾身的大肆攻击。由女王看起来，攻击主教制可以危及她所设立的国家教社间精细的平衡，所以是一种政治罪。即卡特赖特托玛斯（Thomas Cartwright）比较要客气的长老会的宣传亦足以动她之怒而使她震惊。卡特赖特终被禁锢，而彭立，巴罗及格麟武德（Barrow，Greenwood）则被当做内乱犯而被绞。
除了耶稣会徒及清教徒而外，尚有无辜捐躯而又得不到国内外任何大宗派的同情或激赏者。他们固也为信仰而牺牲，然他们危害国家的嫌疑则更比前两者为小。东盎格利亚的有几人因“各种可恨的异端”而被焚，然而他们之所异议者仅为正派三位一体的教义。对于这种人，那时的公教徒，盎格利干教徒，喀尔文派教徒都不会表示一些怜悯。他们之被牺牲，绝不因任何所谓国家的理由，他们是因为不容忍的宗教成见，及留传未尽的中古捕戮异端之风气而送命的。
自由的限制
在推铎尔君主国已经把教社压服以后，君及国会诚握有可惊可恐的万能权力。也许只有这些权力足以助国家避免被西班牙征服的危险，但它们对于向在一路发展的私人自由权也加以极不利的限制。经济及智识上的自由，固因中古制度的灭亡而大有长进，但在宗教及政治方面，则新国家所设的种种束缚其难受正不亚于它所打消的各种樊笼。公教徒及清教徒各本信仰以崇拜上帝之自由固未取得，政治上的反对亦绝不相容；批评政府为不许可之事。斯达布斯·约翰（John Stubbs）本是一个忠君之士，但因著一劝依利萨伯毋嫁法兰西亲王阿伦逊（Alençon）的小册子之故，竟遭割去右手的惨刑。然从行刑台上他犹须挥动血淋淋的残肢而呼“女王万岁！”这就是那个机巧的女人和她脑筋简单的臣民间的关系。她绝无嫁于阿伦逊的用心，但她又决不能让清教乡绅来干预巾帼外交所布排出来疑阵。
是时个人尚无政治自由或宗教自由之可言，但君及国会的分手可使二者同时产生。英吉利非专制国家，君权来自人民的赞助而不基于武力。人民愿女王享有强制的权力，愿她藉大权来保持安宁。但国会的态度深可注意，国会议员虽不否认他们于1559年所给还于女王的宗教管理权，但对于她利用此权以诛除清教徒的行为则常有评论。英吉利国家赖有和私人判断（Private judgment）之权利及自由意想（free speculation）的势力，两者的联盟，始能从中古教社的手中取得管理宗教的权力。饮水思源它又何能永不认它新获权力的所自，何能永不保护两者？清教及公教也许可危及当时的国家，也许可长远妨害政治家的自由，但它们可根据于信仰自由的自然法，而反诘君王及国会的宗教法令之效力，而且这反诘之权到了终会发生实力。中古欧洲教社的威力之大及组织之全举世无比，然尚会挫于私人得有判断权的要求，而英吉利卒得推翻教社的权力，那么关于宗教之事，区区岛国的世俗权力更何能和它（私人得有判断权的要求）一抗？所以再经一世纪的分派，诛除，流血以后，强迫全体英人尽奉国教的尝试终须放弃，而比彭立，帕孙兹，费特季夫特及塞西尔所敢梦想得到的还要大的自由终须演化出来。
莎士比亚及文艺复兴
但在政治宗教的范围以外，知识及诗的自由到了依利萨伯朝的晚年已达到最大限度的发展。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及其探索的精神和希腊罗马思想自由的想见，因不胜西班牙人及耶稣会徒之摧折，已由发祥地移植于英吉利，经英吉利诗人接生于阿登森林（Forest of Arden）[12]中英吉利树木上后，它又滋长生发，而蔚成茂林。想象此时此地真是自由——比我们今日所有的更自由，因为我们所知太多，拘束反增，而且机器时期苛刻的实际主义亦不容它丝毫不受限制。莎士比亚及他的友朋，站在宗教及政治争论的危险地域以外，尚有极大领域可以发挥他们的个性。他们所享心灵上的自由也许是永不可再见的了。
英语圣经的势力
自后世观之，莎士比亚也许是那时代最大的光荣，但他在世的时候，他却不是最大的势力。到了依利萨伯的晚年，《圣经》已成了英人的万书之书，虽则今日犹在沿用的所谓钦定本（Authorized Version）实为詹姆斯一世诸主教所拟订，而在她死后的几年中始行成立。仔细听读《圣经》而视为帝言帝意的人民要数百倍于读锡德尼或斯宾塞，或观演莎士比亚于世界戏院（Globe）的英人。英人家家户户不断的阅读《圣经》者几及300年之久，故它对于民族的性格，想象及智力所生的影响实远过我们历史中任何的文学运动，且远过于自圣奥古斯丁来英后的任何宗教运动。除了《圣经》外，当时尚无多少其他可读之物，故《圣经》中所载的历史及诗可一一大新英人的耳目前。《圣经》帮助社会上全体的阶级养成了读书及静思的习惯，即贩夫走卒之流亦一变而成为英吉利语言的能手。藉了《圣经》，数千年前居于地中海东部人民的思想生活（适于我们语言极臻完美的时期内译成英文）竟可藻饰不列颠人日常的语言思想，犹之新闻纸中的习见事物足以潜入我们今日的语言思想。在英吉利的史中《圣经》可视为希伯来文学的“复兴”，其势力的远播及伟大，且凌驾古文学的复兴。古文学的势力固然籍改良的文法学校之力而得及于有较高教育的阶级，且得为他们智识上的背境，然《圣经》的势力则可旁及于全体的人民。《圣经》及古文学两者激发并光大英人的文化，犹之他的海程激发并光大他们物质生活的观念。
莎士比亚像
16世纪末，英国产生了几十个有成就的剧作家，其中以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最为杰出。莎士比亚的剧作展示了16世纪至17世纪初广阔的社会景观，表现了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主要作品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哈姆莱特》、《李尔王》等等。
音乐及歌
在那个介乎阿马达及内战[13]（Civil War）间的伟大时代中，音乐及歌咏诗（lyrical poetry）为人民温文多兴的又一来源。音乐及歌咏诗是共存共荣的：好些最佳的诗，有如莎士比亚剧本中的歌，本为歌唱而作。当时的欧洲也承认依利萨伯的英吉利为产生优异音乐的国家。德意志人之旅行我邦者很激赏英人的音乐，他们到处能“听见大提琴及六弦琴（Pandoras）[14]所奏的美乐，因为英国的习惯，即在小村中，亦有音乐家，如付以小小酬资，可为汝奏乐”。历推铎尔之世，英国产生很美的教堂音乐，不拘罗马弥撒或盎格利干礼拜均可应用。至于非宗教的音乐，则受文艺复兴的激动而也有一种新的精神，在依利萨伯时亦到达了最高之点。柏德（Byrd）的天才于两种音乐都有增益，而其他的大作曲家在那以情歌（madrigal）见称的大时代中亦盛极一时。推铎尔及斯图亚特音乐的演奏宜于炉火旁而不在演奏厅。在那尚无新闻纸，而书籍则少而笨重的时候，方兴的中等阶级恒视在家勤习唱歌及乐器为优良的消遣，即清教徒亦非例外。有印刷机而后，曲本之流传更广，而依利萨伯自己之精于无足小琴（virginals）亦足为人民的良范。
音乐及歌曲为全人民的创造及遗传，而非少数人之所能自私的。匠工随作随唱；小贩唱于途；而捋乳妇则在篱下欣欣歌唱，在北部者，则或在低声微吟叙述往日边战及劫掠的悲哀长歌。最通行剧本是诗剧，诗剧在当时最博欢迎，因它可激动人民的想象的本能。在此时，诗尚非知识阶级所独有之物，音乐亦不如今日之总视为和外国作家有关。莎士比亚及密尔顿之所以得生存于那世亦绝非偶然之事。处于那个身体时常和自然界接触，而耳目又受过训练，且能领略心灵中最美的快乐的人民中，莎士比亚诗才之能得到最完美的发育，尽可视为全社会的进步之一，犹之处今日之世，一个有才的新闻记者，如能成一大小说家，亦可归功于社会的环境。在后于依利萨伯之死五年而生的密尔顿·约翰的一生中，我们更易看出当时英吉利文化的三大要素——音乐，古文学及《圣经》——相合而蔚成“天赐的英吉利琴声”（“God-gifted organ-voice of England”）的大概。
经济生活
在自依利萨伯时代迄乔治三世时的工业变动的时期中，经济状况之能随社会而变迁，在某几方面看起来，实是一件幸事。英吉利人民犹为乡居人民，犹未和自然界脱离关系，但他们已不至如中古农民那样的无知穷困，他们的境况已略有进步。
伊丽莎白一世出行的盛大场面
工徒制
乡下的市镇村落不特有农业，而且也有工业，[15]故住民的大部分都是有训练的匠工。工徒[16]制为民族新生活的关键所在，犹之农奴制为旧生活的关键所在。大体上历二百余年而不变的依利萨伯《匠工法》（Statute of Artificers）立下了一致的法则，全国的城乡悉须遵守该法所规定的工徒制，而不复各自为政，或各城自定规则。凡欲为工师或工友者务须经过七年工徒的生活。那时本缺乏一种举国通行的学校教育制度，这种缺乏时人虽不能觉得，在工徒制倒可稍微补充那种缺点，而使国内的年轻人得些专门的教育及社会的纪律。幼年人受工师的指挥者有时至24岁始获自由。
工作与工艺
工业即在雇主的家内经营，雇主和受雇的伙友及跟他的学徒在同一场内工作，且往往在同一桌上膳食。这种工业家庭的快乐系于寓者们的性格脾气，而不系于工厂法或工会规例。当时的待遇或非我人今日之所能尽数容忍；那时尚非讲人道主义之时，有组织的人道主义在工业革命以前本是没有听见过的。在旧制之下，工人的栖宿是十分马虎的，也许在椽桷之下，也许在碗柜之中。工师可以随便殴击他们的工徒，而且批打工友之事亦非不常见的。在实际上也许宽厚和易的成数要比严酷凶厉多些，因为彼此间都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而在自己家中发生嫌怨也是极不便利的。工师及友徒间的分别只是等第的不同，而不是阶级的各异；我们在旧戏中还可常听见伦敦工徒之来自乡绅家庭者自诩为高于师父一等的“绅士”。[17]
精于手艺的匠工极乐于作工，且有充分发展其艺术本能的可能性，不像在近代分工制之下，工人的职务往往仅为注视一种机械手续的进行。因此，当时习见的制作品，如船只，重车，房屋，椅以及其他家中或田中应用的家具器物，皆具个性的造诣及个别的美观，而为今代机制物件所不能有。半因足以引人入胜，足以发展人们的天才之故，工作在那时要比今日受人欢迎多了。
但是赞赏过去的人们也常会忘了前机械时代生活的又一方面。除了精巧工作以外，当时尚有大部分须费筋力的工作，此则在近代可以用机械来代劳。锯木，拖犁，开山取矿，搬动重物：于此种种人类尚须牺牲极大的体力。较穷的农作手亦须暴露于风雨之中，而忍受种种苦况。行业中可以危及工人的身体安全者是时甚多。在农庄的工业中父兄常常利用幼童们作工，且工作时间极长。到了18世纪时公众始对于因师父虐待工徒及幼童而致死命的种种事件发生良心上的不安，然而在此以前，幼童徒弟所受的待遇固丝毫不会较优。
儿童
依利萨伯时作工的儿童，固无今日的舒适，但可以不作工的儿童，则可享近代文明所不能容许的田野及林木的自由。校门之外有充满自由及愉快的旷野，在学校以内则除了极少数开通的教学家及家长以外，大都犹视鞭挞为教育中主要部分之一，所以当时儿童之极不愿于入学诚丝毫不足为奇。
日常的生活状况
和中古的采地比起来，依利萨伯时的乡村中所可得的衣食暖气尚不算太少，但以比今时则仍远远不及。歉收即可以使食料有短绌之虞。衣服及身体的洗濯极不注意，而于冬令为尤甚。我们今日所视必需的便利当时更不存在。死亡率即在上等阶级的家庭中亦是极大，穷人众多的儿女中能长大者更少。医学犹在幼稚时代。老年人，病人，负债者，及一切触犯法网之人皆受重大的牺牲，但当时人恒把这种牺牲看做运命可好可坏的人生中不能或免的一部分。当时的生活也许比今代富于美感，但就舒适及有定则而论，则远远不如今日；人口亦仅及今日七分之一。
当时有许多事情为今人所莫可容忍，但在当日则社会能安之如素，这是因为再以前还要不如。依利萨伯朝的著者把窗上用的玻璃（代明角），穷人农屋中所用以引烟外出的烟突，至少一部分平民的睡床已能配制的毛垫（代草垫）都视新奇的物品。
绅士阶级
英吉利的领袖阶级为地主绅士或乡绅。[18]他们已不复是封建的或能战的阶级，所以当1642年内战爆发时，他们须自初步的战术学起。新英吉利“缙绅”（“gentle”）及“素民”（“simple”）两种人间固有重要的而且公认的区别，然如何区分却又极不易说。我们可说“绅士”是一个拿得出家徽（Coat of Arms），而又有佩剑以和自公侯以下的“绅士”挑战决斗之权的地主。但自由农民及商人亦常在藉通婚及购地而上跻于绅士阶级；反之，采地府中的次子幼子则在离绅士阶级而入于贸易，制造，学问，教社，或国外军役的诸途，他们有时仍自以为缙绅中人物，但有时则默默的放弃了这种虚架子。
各式样的绅士
这个特殊的上等阶级，按其穷富贵贱，又可有无数的等别。最高者为大贵族。他可出席贵族院。他的起居生活豪贵异常。他的不兰他基奈的石筑堡寨或推铎尔的砖砌府第，不啻是年轻绅士们训练种种礼貌技能的学校，凡有志入朝服务的贵家子弟几尽在此间度他们的学徒生活。大家的大门之前每日有粗碎的肉食施给穷人。在大堂中，贵人及其贵妇及主要宾客们高坐台上用餐，而数十饥饿的食客及随从的武士则据低下的席位，就银爵或威尼斯玻环而大饮大吃，至于成群的侍役及猎夫则在宽大的厨房中就锡器而狂吞乱饮。绅士阶级的最下层为小乡绅。他勤勤恳恳耕种祖传的几亩田地。他和邻近的自由农民可共同骑至市场而不以为有玷地位，且辄用土语来会话。他的所谓“大堂”恒为极简陋的农屋；在后世被子孙改作仓屋者亦不罕见。他的妇人亦井臼亲劳，操作不停。他的子女常在“大堂”四围的果园内混做一堆而嬉嬉玩闹。他赖妻妇及乡村教师的帮忙以养大并作育这班淘气褴褛的子女。
介乎两极端之间，尚有各式各样推铎尔及斯图亚特时的采地府，它们或为石筑，或用新流行的砖块，或为旧式的板木房屋，一依当地所产材料而定。四乡赖有这些采地府和住在府中的人民及乡村上的工业，而得和新社会思想生活的中心有所接触。莎士比亚的英吉利虽充满了乡气，但尚不至于蛮野，凡伦敦所创行的或发生的，四乡在相当时期内总会跟了上来。
居宅建筑
推铎尔也是家宅建筑的伟大时期。在这时期中投资谋利之事虽较易于前，但尚未如后世之成为习惯，也没有后世之易而且稳。文艺复兴时代和中古时代之富人，普通总把所积聚的钱财用诸于艺术及排场——珠宝，碗碟，美服，而尤其是美丽的建筑，——生活的华丽及荣耀也随而增加。所不同者，中古为教堂及堡寨的建筑时期，普通的居宅不免忽视，而推铎尔则为府第居宅日趋完美的时期。英吉利的景物在此时期渐充满了和中古佃奴所住的棚屋截然不同的三角顶的农屋；今日在英吉利尚到处可见，且令人欣羡的旧庄屋实为近代纺织业，圈围制，及变更改进的产物，而并非中古的遗传物。
绅士的新地位
乡绅或乡下小绅士在推铎尔时得到一种新的重要。这并不仅因为许多的乡绅尝以贱价购得寺院的田产，也因昔年役使他们，且凌驾他们的贵族及僧正已处于不振的地位，而他们则在社会上得了一种新的地位。无论为中央的臣贰或为地方的治安法官，他们实已成了政府的栋梁，众议院的领袖，四乡的真正治理者。斯图亚特圆头及骑士两党的主要领袖亦都为乡绅。
绅士阶级的向学
在推铎尔时他们很能认真的为恪尽新降任务的准备。有些绅士把他们的子弟送至外国旅行，或送至法律馆中习法，以为将来任职国会或本邑法曹的预备。他们也酷爱古文艺复兴中的新学。在中古时只志在充当僧侣的穷书生们才会求学，世俗人的上等阶级则皆蔑视学问；但到了依利萨伯时，则上等阶级不特在文法学校中占极大成分，即在大学中亦复如是。昔为寺僧及行脚僧所住的宿舍，今大多为绅士子弟所占住。因富人侵占为穷人而设的奖学基金而生的怨言此时已可听见，而且也不是无的放矢。富人就学的运动确有它的流弊，但他们为治人者，他们之得享受国家所能给与的最高教育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在中古之世贵族们只消他们的书记来自牛津剑桥便算满足，他们本身的教育则仅是堡寨及演武场中的教育。
国会
国会中只关心政治的或要在全国会议中表示意见的阶级有代表，只他们的意见被采择。然此亦一种正当的限制。
贵族院
贵族得出席于贵族院，无论是劫余的封建男族，或是新封的王室臣僚，如部格来，勒斯忒，及比德福尔德伯罗素（Russell）等。主教为君王所任命，故君王在上院中又多一种的势力。僧正的势力已不复存在。自依利萨伯削平北方诸伯及诺福克公后，[19]大贵族的独立封建权力亦归乌有。在她朝后期，贵族院的尊严虽丝毫无损，而在政治上的势力则薄弱不振，至于极点，几可说空前绝后的薄弱。推铎尔诸君固然非民主派人，但他们至少替中等阶级的政治开了一条路径。在他们所改造的国家中，国王及人民间难容第三种的独立政治势力存在。
众议院
众议院为实力日在雄厚，且得商民及自由农民赞助之地主绅士阶级的根据地。人民不复如从前之把选举视为一种不欢迎的担负，视为君王强令地方机关执行的一种职务，而把它视为参预国政，增加势力一种方法。地方上的绅士竞谋自己或朋友的当选；代表各邑或代表各城倒无关紧要，因为英吉利的城乡间向无敌对的恶感。推铎尔诸君王在康华尔所添设的许多城市不久落在清教派而又反对政府的乡绅手中，因举出批评政府的议员，如依利萨伯时的温特渥司保罗及温特渥斯彼得（Paul and Peter Wentworth），如后数朝的厄力奥特约翰爵士，罕普登，及那派许多其他的党员。[20]
依利萨伯和国会
无论是赞助，或是批评政府，众院已开始采自动进行的态度。在西班牙及教皇两敌未除之时，众院比女王自己还要依利萨伯气些。议员的忠心赤胆有如铁石之不可动，他们老在劝她采用有力的自卫政策——劝她早日结婚。劝她指定嗣君，劝她杀却苏格兰后，劝她对待公教徒以猛而清教徒以宽——总之，除了国会及女王都知为不妥的增税外，事事劝她勇敢的做去。她觉得下院过于热心，过于忙碌。早几朝的推铎尔国王，即不包办国会的选举，仍可稳得全国及其代表的服从。国王及枢密院的政策，即关于宗教者亦往往为他们所乐从。但在依利萨伯时，乡绅阶级中清教主义的增浓稍变国会的形势。在温特渥司彼得等一班国会议员的心胸中，敬爱上帝与畏惧上帝之心渐和敬爱女王及畏惧女王之心争雄夺长。远在斯图亚特首王来把形势弄得更恶劣以前，抗议主义和国会特权已成为不可分离的权势。
但众议院在此时尚不至立于反政府的地位，詹姆斯一世才驱它至于那个地位。此时有几个最能干的枢密员兼为下院议员，且负通过每季重要立法的责任，故立法与行政两机关的关系仍十分密切。这种关系，因依利萨伯的后继者之不加注意，方始断绝。
女王在世一日，无可清除的冲突亦赖人的关系而展缓一日。她虽对于下院的措辞行检有好些不满的地方，但她始终尊重它的种种特权。她深知她的力量不基于“神权”，而基于这些意志亢张，力行自给的乡绅，及和乡绅有直接接触，而她及她的朝臣则不能见到的，散处海内外，孜孜工作的亿万庶民。她深知这层，而斯图亚特诸王则从不追求。而且自始至终她神于驾驭男性之术，即国会的议员亦落彀中而不自觉。临终两年以前，因能大大方方的把深违民心的“专卖”取消之故，她又一举而尽复已在消灭的好感。荣誉的议员们竟致因欢忻而泣下，在这感激欲狂时候他们忽奉召而至槐特和尔（Whitehall）以聆他们慈母兼女主的圣训，以聆我们可视为一朝的成功秘密之至理名言：“朕虽得上帝之助独厚，但朕深以能得你们的爱戴为今朝之荣！”
* * *
[1] 1602年Diary of the Duke of Stettin’s Journey（1892年英吉利历史学会发行）中说（11—12页）；“出入‘于王家交易所’而可不遇乞丐真是一件快事，因为在别国中这些地方就是乞丐出没之所。全英乞丐极少见，每个牧区自行救济区中的乞丐。外来的乞丐则收纳于卑田院中，本国的则按区递解，勿使失所，直至解回出身之区，有家可归，殆止。”上所述者本不值征引，但因足为依利萨伯朝穷民救济法实行很有成绩之佐证，故不嫌赘。参阅上第319—320页。
[2] 关于中古的威尔士，见上第238—242页。
[3] 见上第313—314页。
[4] 译者按，此段见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
[5] 参阅上第236—237页。
[6] 都柏林的屈麟尼替书院至依利萨伯晚年始有。
[7] 译者按，前者为eagles，而后者为vultures。后者为贪食鄙劣之鸟，而前者则西人恒视为有英武之气。
[8] 译者按，即指下文所述的斯宾塞。
[9] 参阅上第399页注(13)。
[10] 帕孙兹尝自问道（假如英国已被征服以后）：“何种的宗教查办应行输入‘英国’，西班牙的呢？则有些人不喜其太严。意大利各部分常用的呢？则更多人不喜其太冷淡。”照他的意思，公教主教应有承认或否认众议院当选人之权。
[11] Court of High Commission从职权言，本可译为特置宗教法院，但此易与常用的所谓宗教法院相混，故直译成高等委托法院。
[12] 译者按，阿登相传为古代满覆英吉利中东两部的大森林。
[13] 译者按，此类名词本书中左旁恒不加杠，但此处如不加杠，易和通常所谓内战内乱相混，故稍有变通。
[14] 译者按，此为古乐器，略如guitar，今不用。
[15] 参阅上第316页。
[16] 今姑以工师工友，工徒译master，journeyman及apprentice.
[17] Carey的“《我们过道中的萨利》”（“Sally in our Alley”）虽为女王安时代的作品，但很可当做依利萨伯朝工徒生活的写真看：
她一来我即离开了工作，
我爱她十二分的诚笃；
我的师父犹如土耳其人
打我击我真正凶酷。
我的师父带我去做礼拜
他常责我偷懒
因为逢到要找经文时候
我常会让他为难。
我的师父及邻人都把我和萨利来开玩笑，
然而幸亏有她
不然我宁愿为摇桨的奴隶。
等我7年满师之后我可迎娶萨利，
那时我们可以完婚，可以同床，
但决不在我们的过道中！
[18] 为从俗计姑以绅士译gentleman，乡绅译squire；译者固亦未能视为惬意。
[19] 见上第349—351页。
[20] 康华尔诸市选举区之设立究竟有何作用，究否用以为增加君王在国会中的势力，学者不一其说。如果用意在增加势力，则结果完全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