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以前我国哪一个国王能飞扬他的旗帜于里海？陛下曾和波斯皇折冲交涉？为商民取得宝贵重大的权利，前于陛下的国王又哪一个能有此伟绩？在本朝以前曾有人于君士坦丁堡大王庄严华丽的庙堂中见过英吉利使臣没有？更有谁能在叙利亚（Syria）的屈黎波里（Tripolis），在阿勒颇（Aleppo），在巴比伦，在巴尔萨拉（Balsara）设立英吉利的领事馆或派遣特派员？而且在今以前谁曾于果阿（Goa）见过英吉利人？在今以前哪种英船曾在伟大的巴拉他河（Plate）中停过？再曾在险阻的麦哲伦（Magellan）海峡中穿过而复穿过？曾周游到智利秘鲁以及新西班牙的其他海岸？而且所到的地方又比任何耶稣教徒为周详？——”《哈克卢特》。[1]
英吉利的机会
历上古及中古之世不列颠总被迫于世界地图的极边。不列颠之外既是空空如也，岛民的精力，无论见诸于私人的冒险，或民族的膨胀，自然只有向欧洲发泄。但苍老的欧洲早已失了可以伸缩左右的质性，已不复能接受英吉利的语言风俗。百年之战惨淡的失败，足为血气方盛的少年英吉利不能向欧膨胀的铁证。到了今日大陆各王国先后成立之后，即英人再欲叩门而入，亦绝不可能；所以英人只有闭户自守，长为岛国之民。缅怀往事，弥增感慨，夫瓦沙（Froissart）所记的盛事及哈利五世（即亨利五世）时的光荣，徒能供高坐采地府中诸公的传说叹惜而已。
但是泰运之交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历推铎尔的数朝，岛民日渐发现不列颠的地位已由极端的西北，进居于海洋的腹地，它且握有近代航线，贸易线及殖民线的中心，而十分辽远的大洋彼岸，则有惊人的财货玉帛，以及其他一切的物华天宝等着英吉利人来开采，来利用。举凡非洲食人部族的金沙江河，多珠多玉的亚洲市廛，人口稀少可是日在开发而一新世人耳目的新大陆，皆足以推翻一切向有的宇宙观念及商业习惯。
新的海洋线
中古和上古一样，海权及大宗贸易俱以地中海为中心。欧洲的对外贸易在近代固由欧洲的船只运往海外或自海外运归欧洲，但在昔时则或由骆驼队背负，而取道亚洲中心的陆路，或由东方船只装运，而往来于波斯湾及红海之间。中国，印度，及丁香群岛（Spice Islands）的贵重货品先由骆驼背负到利凡特的海港，然后由意大利的船只载运至威尼斯及热那亚，再由此而分运于耶教世界的各地。
无论是威尼斯商人，或是前此的罗马人及腓尼基人，都没有遇到过穿越大洋的必要。船只惟一的用处即用以渡过地中海，或绕经西班牙法兰西的沿岸以达于英吉利，法兰德斯，及北德意志的诸港。所谓舰队，无论商用军用，皆为有桨的扁船。这种情形自有史以前以至15世纪的后半叶迄无变更。但美洲及经好望角到印度航线的发现，给意大利诸城以极大的打击，它们贸易及海事上的霸权竟被一扫而无余。自此而后，欧洲改从大海以运回亚非美三洲的货物，于远航的路程上桨行扁船亦顿失其效用。在新的状况之下，商业及海事上的角逐似乎只限于西班牙，法兰西及英吉利三国，因为三者都面向新航路所系的大西洋，而又都在团结成一个近代国家，都有有力的君主为指导，更都具富有侵略性的民族自觉力。[2]
西班牙及它的邻国葡萄牙为首先从事于大规模的拓殖者。它们先别国而发现非美两洲沿岸之地。它们所移于中美南美之民纵不甚多，但已足挡英吉利人之驾而有余，所以轮到英吉利人民想殖民时，他们只能迁就些，只能向较冷的北美一带移殖。他们无金可获，他们所能获者惟劳力所能取得的收获。
英吉利和法兰西的比较
法兰西似乎想步西班牙的后尘，而与之争雄于海上及美洲。但到了哥仑布的时代，它的大欧洲的野心已蓄积太久，发展太甚，它正从事于向莱因河及越阿尔卑斯山攻取的计划，它一时难以自拔。但英吉利则反是。百年之战给了它极深刻的教训，久战的结果只是国力的疲乏及纷乱的频仍。故自此而后，它拒绝再参加大陆的政治，或发生大陆的野心。自推铎尔诸朝而降，英吉利玩弄欧洲政治的目的在维持安全，防止外侵，或发展海外计划，欧洲政治的自身决不能成为一种目的。因为它能善用它的岛国地位，因为它能不管闲事，它转得到显著的便宜。它和西班牙及法兰西角逐于海上及殖民事业时，它亦深得那种疏远关系之力。
法兰西的宗教战争，亦为使它不能尽全力于拓殖新世界的一种原因。当依利萨伯维持英吉利于太平无事的数年，即法兰西正为宗教战争所困的数年。法兰西的呼格诺教徒和英荷的抗议教徒，同为经商及航海的人民。如果呼格诺徒能得胜利，则法兰西或不难为大洋的主人翁。但科利尼大将（Admiral Coligny）及它的徒党俱死于圣巴退尔米之日，而掘类克（Francis Drake）及他所率领的信抗议教的海员则能为英王所录用，能受英人的崇拜，且能使英人全神贯注于海外事业。
法国为陆地国，陆界极长，大地亦极少破碎不全之处，故旧日的封建生活仍可维持不坠，而新兴王国的活动亦大半注重陆上。但英国又反是。英吉利地形狭长而不规则，四围尽是曲折的海岸，大小港湾不计其数，而海员及渔夫亦多。它惟一的邻国为苏格兰，而苏格兰今亦处于和它友好的地位。所以像它这样一个国家，实不能不深受营商及航海势力及意见的影响，何况沿海像得文等诸郡的大户又辄自成为一种商航社会？下列一个旧调甚可表示我们远祖的情感：
我们不希罕你们的战士，
他们只是轻侮国家。
我们要敬重你们的海员，
他们却能维持国家。
英吉利于战胜阿马达之后，所以不能立时充分膨胀者，良非因海军之力不足，而因陆军组织之未完备，军界传习（tradition）之未养成。因为不完备，未养成，故海军所打来的机会还未能充分利用。
英国没有一个地方离海远过于70哩，所以人民的大部皆能和大海有些接触，至少也和航海的人发生接触。尤其有利于英国的，是伦敦的地位，伦敦本身即靠海，而巴黎则在内地，马德里斯之离海岸则更远而又远，伦敦属于抗议教，巴黎则十分的拥护公教。伦敦的富庶又甲全国，能为全英的巨擘，但呼格诺徒的海口剌·罗舍尔（La Rochelle）则绝不能和法国内地的十余大城相比拟。因以上及其他种种理由，16世纪的法兰西竟无由认真地和别国争海上的霸权。它海力的最好一部分在宗教及政治上常和英吉利人及荷兰人联合在一起，而专和经过加的斯（Cadiz）及尼德兰间的西班牙船只捣乱。
英吉利和西班牙的比较
如果法兰西比英吉利为封建，则西班牙比法兰西为尤甚。固然，西班牙于并吞葡萄牙之后，几同英吉利一样的被海所围绕，且它更有已有一种海军传习的海军。不幸这海军是由奴隶摇桨的扁船所组成，而它的传习也不过是地中海的传习。用萨拉米斯及亚克兴（Salamis，Actium）[3]的战术来战胜土耳其人于勒颁多（Lepanto）的海军，如和两旁可放列炮的掘类克舰队碰撞起来，便会失了作用。西班牙的海军不能航行于大西洋中，即在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及英吉利海峡中，它也不能十分中式。西班牙虽也有航行大海的商船，或则上下于美洲的太平洋沿岸，或则经过大西洋以往来于加的斯及西班牙美因之间。它们载者为移民，而带回者则为金银；但它们都不是战船，所以经不起英吉利海盗的骚扰。实际上，西班牙直到了将要正式作战以前的几年，始行制造可以敌英的战舰。阿马达实不是它最后的舰队，而是最早的舰队。至于人口，英吉利人民的总数虽较小于西班牙或法兰西，但航海的数世纪来向善帆行于北方海浪上的人民，则向多于西班牙或法兰西。而且自亨利八世以来，他们更有构造及武装俱照近代原理的王家海军。因为有了新式海军之故，即商船及海盗于航海及作战之技术上亦在一日千里的猛进。腓力之和玛利结婚，殆有依赖英吉利的海军以自固的意思，因为他的海军且赶不上西班牙的。[4]
西班牙的海战术
但西班牙人即认真建造海行的战舰时，亦不能完全超脱素向弥漫于他们社会生活中的封建及陆军思想，而地中海的海军传习亦多方牵制他们的革新。勒颁多的新胜利更足以使他们狃于积习。无论所乘者为桨行扁船帆行深船（galleon），西班牙人在海上的习惯是直航挺进以迎敌船，然后或以力冲撞，或径登敌船。换言之，西班牙人恰如前此的希腊人，罗马人及威尼斯人，他们把海战直视为陆战；虽水陆战因原质不同之故而不能尽同，但其作战的原则则一。他们的战舰中满载兵士。兵士轻视船员至于极点，动辄发号施令，一若船员仍为昔日扁船上摇桨的奴隶。有一熟知当时情况之人说道：“航海者自别人看起来不过是奴隶而已，他们的职务在胼手胝足，苦苦工作。”他们不能在舱中休息或睡觉。无怪他们的人数既不多，而质地也不甚佳。
英吉利的海战术
英吉利人为首先能改良海战的战术，而超脱旧日的传习者。他们所发明的，为自船身两旁发出来的炮火。掘类克的炮虽少于纳尔逊（Nelson）三层甲板的战舰所载，但论大小则几相等。在新式战船上，海员的重要更过于兵士，因为欲炮火的成功，第一须将船只处于相当的地位，庶可以轰击敌船，第二须将两船的摇摆测算准确，须可以瞄准而炮无虚发，前者固有赖于海员，而后者更非赖他们的特有才力不能成功。自掘类克法兰西斯爵士看起来，战舰是一个可以移动自如的炮台；但自西马迭亚·铎尼亚公爵（Duke of Medina Sidonia）看起来，则它只是刀枪手的擂台。固然，在英吉利的海军史中，船面杀敌的壮举，自掘类克及和金兹（Hawkins）他们自己起至纳尔逊在圣文森特（St. Vincent）之战及“奋勇挥刀的布洛克（Broke）[5]”止，亦代有所闻，但英吉利之所以能成海上主人翁者，初不由于船面上之勇士，而由于可畏的列炮。
西班牙人因不能一洗封建旧脑筋，及地中海旧战术之故，即在大海之上仍使海员受制于兵士。当此之时，掘类克则能循序的改良船中军士及海员间的关系。在他环航全球的行程中相随的绅士时有抗命之事，他恒严加制止，不使肇变。为防止“绅士及海员间互相憎恶”计，他且立下下述的至理名言：——“我必须令绅士们和航士们在一起拉拉扯扯。”从此而后，“绅士们”逐渐知道他们在英吉利战船上应处的地位，而不敢过于倨傲，经长期的演化而后，他们变成“航士们”自己。到了纳尔逊诞生之时，王家海军所有的军官尽已能兼有绅士及航士的性质，而航行及打仗已成为不可分的职务。
16世纪时英吉利的商人或冒险好功之士驾私有的武装船只，并奉政府之命以搜捕西班牙敌船者大有其人，而掘类克实开其端，成功亦最伟大。此后他又为最伟大的正式海军大将。以此，成立王家海军及私家船只间的谅解之责实舍他莫属，亦惟他才能广收两者合作之效。西班牙人有众多奴隶以摇扁船，并有奋勇的兵士以随船作战，但于航士的供给，则他们绝不能如英吉利人之随处可以取材。英有强毅有为商人及海员阶级足以自豪，而西班牙则无此阶级。
英人西人社会背境的比较
西班牙船只及英吉利船只间人员及战术之不同，骤视之虽仅似专门问题，然实可代表西班牙及新英间社会性质的基本不同。在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而又已脱封建制度的英吉利中，私人的企业，各个的自动，以及各阶级间的和睦平等本日在增加，而在经商及航海的人口中为尤甚。绅士阶级中的最有毅力者和中下等的阶级，能共同从事于海外事业，或作战或经商，而无上下之分。反之，西班牙社会的思想及习尚仍封建如昔，虽然在政治上国王已成了专制君主。船上之所需要者为纪律，而非封建主义或阶级观念。海上所需的权力系统绝不同于陆上所需的。
西班牙人在全盛时代为第一流的军人及殖民者，次等的航海者，无出息的商人，不可教的政客及治理者。他们因为信仰公教太烈之故，竟把国中或足以帮助他们来发展新获得的经商机会的诸种阶级及种族，驱除杀戮净尽。世上决没有一个国家能专恃金银的输入而会永久繁荣的，所以英人即不去拦劫西班牙人的货船，西班牙亦终会衰落。在新时代中法兰德斯本有和英吉利争霸的可能，但西班牙人因过于热心宗教之故，又把法兰德斯诸大城的繁华摧残无存。荷兰的航士本为承继佛来铭商人已失的商业者，但因不能忍受西班牙人的残暴之故，亦变为英吉利的同盟。我们敢说，如果社会及智识上的自由可以战胜不自由社会及智识，则英荷在海商上之战胜西班牙可为一个显例。
英吉利新的商业
依利萨伯朝海战及斯图亚特时殖民的成功，俱有赖于国内商业的发达。腓力的政治及军事势力不可谓不盛。他的帝国不可谓不大，人口不可谓不多，然而卒因本国的商业不盛，不足为海外事业的基础之故，西班牙的海权竟不能敌一小小岛国，也不能当荷兰沙丘泥堆中的几个谋叛城市。西班牙人因不知如何和新发现的地方贸易而败，英人荷人则因知如何互市而胜。
为开拓新兴的纺织业[6]的市场起见，英吉利的商人冒险家自15世纪之初即极力在欧洲寻觅新的市场。当是时经商的特权非可轻易取得，取得辄赖武力；海盗又出没于海上，而世人又不以为可耻，故新市场的开拓，无论在陆地或在海上，流血自是难免。在依利萨伯朝时，这班商人冒险家更远在非亚美三洲寻找新的市场。
哈克卢特（Hakluyt）[7]尝详记每次航海归来之人所述的故事，他盖欲藉此以唤醒并鼓励英吉利人基本认识他们国运之所寄在海而不在陆。从他的书，我们可知除了掘类克的著名行程及侵扰西班牙人的作战行为外，在莫斯科伐，非洲及利凡特一带，同时也有比校和平的贸迁往来。除了和金兹及专事贩买奴隶的一班人外其他英吉利商人似都以发展几内亚（Guinea）的贸易为比校可取。他们待当地的黑人远优于葡萄牙人之待他们，他们并力免一切黑人和白人的冲突，他们盖颇欲以好感为贸易的基础。
“特许公司”
可是平和贸易者及好战贸易者间实不易划一显明的界线，因为葡萄牙人仇视一切来近非洲或印度沿岸的外人。此处的葡人和美洲的西班牙人同样的不能容物，他们都不欢迎外人，——尤其是信奉异端者——他们都不能让外人来到教皇所指给为他们之地。[8]非洲的金岸亦常见专利垄断的葡人及抢做生意的英人在互相交战，到了依利萨伯的末年，连向来安静的印度诸海及马来半岛亦时闻交战的恶声。无论在战时或在平时，凡真欲经商者，总得预备和海盗或和外敌作海战，不然便无商可经。为担负必要的作战费用，及减少难免的危险起见，伦敦城中因有公司的组织，女王赋予这种公司以特许状，给它们以军事及外交的便宜行事之权，因为经商之所在往往既无王家的使臣，复非王家海军势力之所能及。首次代表英国而出现于莫斯科俄帝及亚格剌（Agta）蒙古帝朝中的使臣，即为英吉利商人所充当，但他们也领有正式的全权状。[9]
英人的冒险性
经商为战事的动机，而亦为探险的动机；当世的丰功伟绩之中我们常见三者混在一起。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浪漫的生涯和致富的活动初无雅俗之分，奋不顾身的冒险和贸迁得来的红利也有相连的关系；谋生所必经的干燥事实，和诗歌幻想的有趣生活，两者间不能有区分的界线。钱市的交易及政客的计谋会发生远征队的组织，犹之今人之会组队以探索挨佛勒斯特（Everest）高峰或南极的冰天雪地。虽今人的动机有纯为荣誉者，而昔人的动机总离不了一个利字，然踊跃高兴之态则古今初无二致。英人本天性富于实用的理想主义，半因远征兼可谋利之故，依利萨伯时，那个主义竟得澎湃至于极点。掘类克，锡德尼（Sidney），斯宾塞（Spenser），剌里（Raleigh）及莎士比亚，他们的一生皆尝和以经商为惊天动地的趣事之人们往来。后者视经商为——
富有危险性及冒险的精神，
好比脚未踏实地，
而奔驰于狂风暴雨之中。
自伦敦及得文的人民看起来，大洋外未上地图的世界正如一群仙子所居的岛屿，各有各的珍物奇迹，而且个个在恭候着冒险的武士们来开辟发现，恭候着矢志成功，成则归来讲述胜事，不成则永远不回的武士们来探索问津。
朝向大海的英人代表
图为16世纪英国南部普利茅斯港的海岸地形图，像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1554—1618）、德雷克都是从这里装船出发的。左：沃尔特·雷利，右：德雷克。
莫斯科伐及北美
自那样一世的人看起来，从北极诸海以达葡萄牙人及土耳其人的后背，而寻获印度的市场一直不成问题之事。爱德华六世时英人本已有以为可从北极以至印度者，喀波特·瑟罢斯轻（Sebastian Cabot）在老年时复旧话重提，所以1553年产塞勒·理查（Richard Chancellor）有取道白海以觅所谓西北路线（通印度）之行，结果则所获者非印度，而为在莫斯科统治披毛部落之俄帝之蛮野国家。他回后盛称俄罗斯贸易的可能性；三年而后他复作第二次的航行，但不幸中途覆没。在依利萨伯时代英吉利的莫斯科伐公司，实为西方人民经营俄罗斯内地贸易的首次组织，虽然在下一世纪此项贸易曾一度被夺于荷人。夫洛比瑟（Frobisher）及大卫斯（Davis）尝继起而谋西北线的发现，但结果则到了哈特孙湾（HudsonBay）。斯图亚特时哈特孙湾的兽毛贸易及坎拿大的殖民史因是先后兴起。
利凡特及印度
西班牙和英吉利间的战争，也不足以使依利萨伯朝的商人视地中海为畏途，而裹足不前。利凡特公司照常和威尼斯，和威尼斯的希腊诸岛，和更远的回教各国通商。土耳其的海上敌人为威尼斯人及西班牙人，故土皇于英人之至君士坦丁堡者转表示欢迎。但要至君士坦丁堡须不惮和直布罗陀海峡一带的西班牙扁船及阿尔及利（Algeria）沿岸的“巴巴利（Barbary）海盗”交战。此即英国海权及于地中海的开始。到了斯图亚特时代，商船曾经作战之处，王家海军亦随之而往，于是地中海更有正式的海军。
当阿马达正在攻略的数年中，这班经土耳其贸易的商人中有叫做菲赤剌尔夫（Ralph Fitch）者正在远东旅行。他的起点为阿勒颇（Aleppo），他从印度的陆地以达东方。经八年的旅行而后，他回国详述波斯湾，印度斯坦，及麻剌甲的种种情形。他的报告大壮东印度公司发起人之胆，而敢鼓勇前进。他们于1600年自依利萨伯处得到一个特许状（Charter），而为印度贸易的经营。公司所用之船高深而坚实，装货极多，而又能抵御葡萄牙人，故可绕道好望角而不怕有意外。国人到印度半岛的动机其始实为推销货物，而不在征服。哈克卢特的眼光且见及更远的地方：
我国最富饶的货物为毛布（他书中说），我们当然要为它搜找推销的市场。从我读书和观察所及，我以为最适当的地方为日本的诸岛，中国的北部，及毗邻的鞑靼国。
财政上的困难
上述种种依利萨伯朝商人所开拓的贸易线路及远方市场，卒造成斯图亚特朝的大批贸易，尤其是毛布的输出。女王及其臣工亦熟知商业社会的需要，且能援助他们。她和她的兄姊不同，她很接近伦敦的舆论，故能善用伦敦的势力以成功。她和塞西尔都和王家交易所的创立者格勒善·托玛斯爵士（Sir Thomas Gresham）私交甚驾。她常利用他来筹集内债外债；关于财政问题并采纳他的意见。当时最困难的财政问题为货币的重铸。亨利八世的滥造劣币有增加人民负担的影响，但依利萨伯初即位时居然能销劣币而易以良币，而人民疾苦亦于以减除。
然而依利萨伯的财政困难并不因此而即解决。货币之继续跌价使她处于异常窘迫的地位。历推铎尔数代物价本时在增加，而于亨利滥添劣币之后为尤甚。依利萨伯之改良货币宜足以救一时之急，哪知西班牙·亚美利加的金银矿又适于此时产量大增。金银愈充斥，则物价亦愈增高。物价的增加于商人或无不利，然对于工人及女王则损失极大。国课中许多的项目皆为固定的数目，即在作战的时候亦仅仅有四分之一来自国会所通过的特税，其余则年复一年丝毫不能随物价而有所增益。而且国会通过的所谓“补助金”（“subsidy”）亦并不真能随国富而估税，国富虽已大有增加，而估计之标准往往与之无关。国会在早先殊漠视课税的技术，直到它自己因同查理一世宣战而需要战费时始加以注意。
有一部分的史家，因为热心于帝国主义及抗议教太甚之故，深责依利萨伯之过于俭约。何以她不多多的派遣细作于尼德兰，法兰西及爱尔兰；何以她不早日和腓力决一雌雄，而反多方敷衍；何以于阿马达之后，她不立即收取西班牙的属地，而消灭西班牙的海权：凡此皆史家所视为可异之事而归罪于女王的俭约者。要答复这些问题只消一翻王家的簿记。阿马达的次年，她的总收入尚不到40万镑，其中88362镑为国会所给的赋税。她末了五年中每年平均的收入仍不及50万镑，国会所给的“补助金”，在全数中的比例亦和以前无甚出入。负“俭约”之责者，女王及其大臣而外，国会及纳税者亦莫可躲赖。她所取于人民者本极微末，然而她并不浪用，她竭她的智力以谋他们的安全及福利。因为她拒绝鲁莽地援助国外的抗议教，她才能保持着充分的实力以救护国内的宗教改革；又因为她是一个“小英吉利者”（“Little Englander”）且为穷困时候的经济家，她才能建立大帝国的海上基础，而使后来者得藉以继续增张。[10]
腓力与依利萨伯
英吉利西班牙间的正式战争所以能展缓到阿马达出征时而始发动者，乃因于腓力及依利萨伯两人在性情上都为迟徊审慎，而又笃好和平之人。然而无论两人的性情如何，他们所采取的政策，其所至终逃不了一战。腓力坚持有禁止除任何外人走近新发现的亚非美三洲沿岸之权，因为教皇已把所有新地指给西班牙及葡萄牙两国。他又力主有将他领地上的英吉利商人及船员发交公教查办（inquisition）之权。他虽愿静待依利萨伯之死，待她死后再望英吉利之能复归公教，然而他之不能坐视英吉利之永和罗马断绝关系则又至显之事。在依利萨伯初即位的十余年内，他常在讨论暗杀女王或侵入英国的计划，此后更日以执行者自居，而欲为教皇执行废立（依利萨伯）的命令。因为他的性情缓和而又多迟疑，所以他不即和英宣战，甚且能忍受呼金兹的，掘类克的，及女王自己发号施命的骚扰行动于一时。也许他日在希望静默者威廉所领导的荷兰人的反叛不久即可消灭；荷兰人平服而后，依利萨伯或者也会降服，即不然，亦不难一举而克英。
当时英吉利的实力本年有增加，故女王观战事的展缓为于她有利之事。但她熟知腓力的不愿战，故她的行为有时也不免过于冒险。有一次她竟乘西班牙船驶入英港求庇之时，将船中所预备载往尼德兰，以发给西班牙军队的饷银扣留。三年而后她复纵容“海丐”[11]攻取布理尔（Brill）；对于英吉利海员之帮助叛党者她也置若罔闻，不加禁止。在早年时荷人有力的反抗本不在空地上，而在水面上。他们之死守两柄的有墙城市如哈连姆及来丁（Haarlem，Leyden）等亦为他们成功的一因。
呼金兹及掘类克
依利萨伯对于呼金兹及掘类克等袭击西班牙船只及殖民地的海盗行为更属鼓励有加；藉了这种海盗式的窥击，英吉利的战斗力于那貌犹和平，而私已交战的几年内竟大有增加。西班牙美洲为这种私斗的主要战场。这里的港埠在官场看起来是没有对外贸易的，但在私下则居民未尝不欢迎外国人运货来销，因为西班牙商人极无出息，不能将居民的需要一一满足。除了商货的偷运外，呼金兹更把在非洲所掠得的黑人卖给他们。当时的欧洲尚没有一人能为被牺牲者着想，而斥责贩奴的无道，故历200年之久，英吉利竟可从事于非美两洲间黑奴业而不生内疚。它为精力最富的海国，故业此丧绝人道的营业时，亦一如日后禁止此业时之能先人一着。
掘类克对于贩奴之业不甚发生兴趣，但他也袭击并劫掠美洲沿岸的西班牙船只市镇及满载宝物的商队。在国际公法没有发达以前，在海上或沿海肆行抢劫本为欧洲船员的通习，掘类克的行为亦绝无反常之处。但依利萨伯的臣僚中也有站在道德及谨慎的立场而反对这种行为者；塞西尔[12]反对尤力，虽则他自己也尝于海峡中劫取西班牙的财宝。
从某方面说起来英吉利实是挑衅者。但是如果它不采积极的行动，它的贸易将被限于欧洲一隅，它须放弃海洋及殖民的野心，而且于荷兰的变叛失败之后，臣服于西班牙及罗马的大辱更将无可或免。在那暴力横行，在西班牙属地的英人可被任意监禁，任意处死的凶恶世界；在那公教危人，惩治异端的法院及圣巴退尔米的屠戮齐起，亚尔伐可以在尼德兰行凶霸道，教皇可以废立依利萨伯，而公教的欧洲又准备以武力执行那个命令的狂乱世界，20世纪国际行为的标准又哪有存在的余地？
塞西尔与窝尔星干
当西班牙方张的势力，正如天罗地网般笼罩依利萨伯之时，女王之自存真是间不容发。利用掘类克等的无法行为以打破西班牙的网罗实为窝尔星干·法兰西斯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的主张，而经女王采择者。而且抢掠对于空虚的国库也不无多少帮助，故女王尤为动容。是时窝尔星干在朝中的势力正在增涨，但他的和勒斯忒的势力不同，勒斯忒与塞西尔处于对敌的地位，而他则为塞西尔的协赞者。他赞助塞西尔的政策，同时，他又能见老年政治家之所不能见。他所创立的侦探制度复有大功于女王。腓力及耶稣会徒的暗杀计划之一一失败；良由于这个制度的存在。因为没有这制度静默者威廉卒被暗杀。是时公教反动弥漫大陆之上，而窝尔星干则深为清教徒的抗抵热忱所感动，他对于塞西尔及女王谨慎小心的政策不能长久忍耐，塞西尔为信抗议教的国家主义者，女王为“纯英吉利人”，而他富于进取性质。他所要求者为作为，他不问危险，也不顾费用。如果依利萨伯事事采纳他的意见，她恐非覆没不可。但如果她一事不从他的意见，恐也非失败不成。就大体而言，她颇能调和两人的长处，既不偏于小心，亦不失于冒险。
塞西尔
塞西尔（William Cecil，1520—1598），伊丽莎白一世在位大部分时期的主要顾问，文艺复兴著名的政治家。他办事谨慎，竭力维护国家利益，对这一时代的建筑成就也做出了积极贡献，下图是他所建造的伯利山庄。
北汉普郡的伯利山庄
掘类克的大海程
政府应否参加掘类克环绕世界的航行为造成紧张形势的原因。塞西尔反对远征甚力，但窝尔星干则劝依利萨伯秘密入股于这空前绝后的海盗式的远征。“掘类克！”她惊叹的说，“如此我该报西班牙王多方侮辱朕躬之仇了！”就报仇而论，她实已找到最适当的人物。
自从麦哲伦发现美洲南端的路线后，航行者总视为畏途而不敢前往，过其地者几无其人。沿太平洋岸的西班牙船只皆就地制造，不惯远行，而太平洋大西洋两岸的交通，则由巴拿马地峡的陆道而不由何恩角的海道。所以当掘类克自南而至智利的海岸时，从久把太平洋看做外船不能来的内海之西班牙人看起来，不啻飞将军自天而降，不啻上天故意派下尘世，以惩创无备的西班牙人者。他的舰队能经过险阻的何恩角及麦哲伦海峡者，虽仅有他的坐船金鹿（Golden Hind），而金鹿的船员虽不及百人，然而他远征中的工作最易者莫过于劫掠，富闻天下的南美西岸，并使他的小舟充塞了金银贵货。自此，他复经太平洋，过好望角，而归国。
掘类克的举动不久即由巴拿马传至欧陆，而惊醒全欧，西班牙及英吉利两方都视为非常重要，而驻英的西班牙大使复大声疾呼的加以指摘。英吉利当时的政策几全系于掘类克的成败；如其成，则英人之胆将益壮大而所采政策将益强硬；如果不能满载而安归故国，则塞西尔的畏缩政策可压倒窝尔星干的积极政策，而世界竞争的胜利终或将归于西班牙及罗马。掘类克本人也尝告诉同行者，如果此次的冒险失败，则“国人将再无勇气作第二次的尝试”。所以当金鹿搁浅于无图可稽的摩鹿加海（Molucca Sea）的浅滩上，历24小时而无可如何之时，其危险真有难以形容者。幸而最后它又居然藉风力而得安然入水。一阵微风及热带沙滩和几块英国橡板间的美满关系竟为最大的运命之所寄，则岂不奇之又奇？
德雷克像
德雷克（Francis Drake，约1540—1596），英国海军将领，做过环球航行（1577—1580），在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役（1588）中起过重要作用，伊丽莎白时代著名航海家。
当掘类克于离欧几近三年之后，而驶入普里穆斯港口（Plymouth Sound）之时，他首先问过路渔夫的问题为女王是否仍在人世，仍安然无恙。是的，她的仇敌虽多，而她仍健在；她尚能于次年亲幸得特福德，而即于他的船上封他为爵士。这次爵士的封赠要算英史中最重要的一次，它不啻是向西班牙直接挑战的行动，同时它也是请求英吉利人民努力于海外事业以增实力的一种表示。依利萨伯之为此举，尝不顾忠诚的塞西尔的反对。有此一举，谁还能说她从不能勇敢有为？她的勇敢的果断固是极少而可数得出来的，但她实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之概，所以有一次的果断必新一次的局面。
玛利的就刑
自得特福德的授爵典礼后，形势急转而直下，性情慢腾腾的腓力能走前一步，即战事日促一日。英吉利最后的挑衅行为，苏格兰后玛利的就戮，为人民的公众要求，而非依利萨伯所自动主张。女王本好久不肯顺人民的要求，但于窝尔星干发现玛利与闻倍宾吞（Babington）谋弑的阴谋后，人民要求更烈，而玛利遂无所逃命。玛利的残喘苟延，不啻使英人的热血长在发炎，玛利不死则炎热不退，而病态不除。如果她能比依利萨伯后死，而继立为君，则非宗教改革的全功尽弃，必全国卷入最可怕的内战，——富于民族思想的人民武装起来与依西班牙为声援的合法女王相战。这种可怕的可能十分实在，十分逼近，故人民无暇怜惜这最不幸的妇人。国会，人民，及大臣最后居然取到了依利萨伯的允可以处决玛利。女王因为不愿负杀君之名，故把颁发处刑状的大臣对维孙（Davison）当做替死鬼。此为依利萨伯最不大方之时的形态，犹之掘类克的封爵为她最得意时的行为。
玛利的被戮使西班牙忍无可忍，同时，女王则收了联合英吉利全国以抗外敌的功用。本会执戈以卫玛利（因为她是他们的合法君主）的缓和派公教徒今亦全体站在依利萨伯方面以御西班牙的腓力，因为他于玛利死后俨然以合法的英王自居。而且依利萨伯也没有使缓和的公教徒失望。除了对不到教堂做礼拜的公教徒收些罚款而外，她从未因他们的意见而加以诛害。[13]如果《祈祷书》更要遍于抗议教些，或对于不服国教的教徒（“popish recusants”）压迫更要严酷些，有如国会之所要求，则当西班牙进攻之际，英国的内部或竟会发生问题。但在当日的情形之下，举国颇能一致以抵抗阿马达的威势。清教徒因痛恨西班牙之故，在依利萨伯的教社国家中所受的冤屈即再重大些，仍能为她作殊死战，而无贰志。
阿马达
从地中海半数的航海人民中征集来的无敌舰队（Invincible Armada）的船员中，好些从未有过于大洋中驾驶帆船的经验，所以他们的主要职务为装载军队自西班牙到英吉利，他们在军队之下。对方的舰队则适得其反。在那时候，海军大统帅（Lord High Admiral）固须由大贵族充当，爱芬格姆的·豪厄德贵族（Lord Howard of Effingham），固和诺福克公有亲谊，然他问时也是个抗议教徒，是个头等船员，如同乃父一样，且深知一班著名船员的价值而能加以信任。他有呼金兹及夫洛比瑟的度量，他也认掘类克为举世无双的大航海家而丝毫无嫉妒之心，他也五体投地的崇拜，即在前年又曾以列炮之力而消灭舶加的斯港的扁船队——当世最完整的扁船队，——之掘类克。
就数量而论豪厄德的及西顿尼亚的舰队倒也不相上下。但以航海技术，炮击术，及总炮数而论，则英人——并合王家海军及武装商舰起来——占极大的优势。西班牙人仅辅助舰的吨数及军士的人数大于英人。他们的船上满装军士，长矛手在后而火枪手在前，他们预备英船走近时向前冲杀。但英船竟一反古时的战术而老不走近。英人之所长者非旧时的步兵战，而为新式的炮火战。交战两方的距离，英人因长于驾驶之故，能自由决定，但西班牙人则莫由自主。所以阿马达通过英吉利海峡时，西班牙人已吃了不少的亏。他们到达加莱要道之先已魂胆俱失，经掘类克的一阵炮火后，更不知所措，而在尼德兰静待出发的帕马（Parma）军竟从无登船开英的机会。在格剌维林（Gravelines）复经一度的重创后，他们更狼狈不堪言状。风向的改变，几有使全军覆没于荷兰沙堆的危险。能幸而保全者遂急向险峻的苏格兰及爱尔兰海岸潜遁，狂风固不暇顾及，即缺乏粮食饮料亦只能忍受。不毁于海峡中之炮火者复毁于西北一带的风浪岩礁，于是保全之船更少。已损的高船辄三五成群，搁浅于海滩之上，一若专供塞尔特部落的摧残而来者。极西北的塞尔特人到此时尚不甚开化，他们绝不知有阿马达之败北，更绝不问开化的民族因何而战，他们只知收获漂来之物，而不留余地，而当时欧洲最优良的军队及最骄贵的贵族遂成千整百的为他们所杀戮。总共130只大船中，能安反祖国者几不及半数。
这次的全胜只有海员们也许会尝预料到，大部的英人则惊喜欲狂，深为感动，他们极感上苍待他们之厚，因待他们厚，故风顺而水利，虽则他们尽可把他们的成功归功于他们自己航海技术的精干。他们于感谢上苍之余，竟以“他（指上苍）吹了，它们（指敌船）也散了”为格言。
阿马达的结果
西班牙征服英国的首次认真尝试，也就是末次的认真尝试。阿马达的营造匪易，所费既巨，而所耗的时间精力更巨，西班牙人满以为可以藉此而征服英吉利，而横行天下，哪知结果竟如此相反。此后更如何敢轻为卷土从来的尝试？为第二阿马达的经营？西班牙自后固尝在大西洋中加厚实力，它日后的舰队也要比掘类克初航西班牙美因时的要强壮多多，然战争的结果早已因阿马达的失败而大明；欧洲全体亦视此为历史上一大转机。那个似乎快要称霸于白人全体世界的大国已经把它全副的精神拿了出来，但是已经完全失败了。大教臣阿伦（Cardinal Allen）尝因拥护罗马公教之故，不惜牺牲了爱国的初衷，而主张西班牙来降服英国。但他也是一个知机观变之人，所以他也承认阿马达失事而后，狂澜已无可再挽。当数年而后旅行家莫利逊淮因斯（Fynes Moryson）化装入罗马以瞻览该地的古物时，他见大教臣已大改其前此仇视信抗议教的英国游客之，度，他已不复排除他们，因为“英人于1588年战胜西班牙海军而后，重把英国隶于教皇之下的希望十分薄弱”，故亦不必再逆天而行。
格拉沃利讷战役
1588年格拉沃利讷战役，西班牙“无敌舰队”惨败。西班牙征服英国的首次认真尝试，成为末次的认真尝试。
伊丽莎白一世的半身像
这枚16世纪的金质纪念章上饰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半身像，它是为纪念1588年英国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而铸造的。
阿马达的失败直接保全了荷兰共和国的生存，并帮助了法王亨利四世以自拔于西班牙的势力及政策；间接更救了信抗议教的德意志。当反宗教改革的诸种有组织的，而且兴高采烈的，势力正在齐向德意志进攻之时，德意志诸位路德派的君侯只管诛除喀尔文派的臣民，而并不能同声抵御大敌，如果没有阿马达，反改革的势力或竟会得最后的胜利。
阿马达的恶运昭告全世，统治海洋的权已由地中海民族的手中移到北方人民的掌握。这不仅含有宗教改革得永存于北欧的意义，且也含有北方人民在新的海洋时代中得执世界牛耳的意义。
战事的继续
但西班牙和英吉利间正式交战仍一直继续下去，到1603依利萨伯殁世时始止。她的战费虽至有限，然她视法荷的独立不附腓力为首要的政策，而不容有所吝惜。法荷独立的维持半由于英人直接的助力及间接之控制海上，而半由于法国内部喀尔文派及反西班牙的“政治[14]派”的联盟，因此之故，法荷两国居然得发展了一种当日欧洲所稀有的自由精神及容忍主义；依利萨伯于政治及宗教本富折中的精神，两国国内的新趋向自然亦深投她之所好。
“能战的味勒氏”（“the fighting Veres”）所指挥的投身荷兰军中的英兵亦勇锐异常，且于图恩毫特及纽坡特（Turnhout，Nieuport）的两役亦尝助土著以建战功。在此以前西班牙的步军在空地上尚未打过败仗。在拿骚亲王毛里士（Prince Maurice of Nassau）静默者威廉之子的统率之下，荷兰陆军浸浸然有成全欧科学战术的训练所之势，因此之故，在那个外国军中的英人对于英国近代的陆军传习之养成亦不为无功。[15]
战胜的限制
依利萨伯时的国库本不丰裕，她所勉能养成的军队又大部消磨于成就毫无的爱尔兰战役中，故英国虽能称雄海上，而半因缺乏陆军之故，总不克瓜分西班牙帝国。不仅如此，它甚且不克拔葡萄牙于腓力之手。英人固不缺乏雄伟的经过；复仇近亚速尔群岛的最后一战极富英武的精神，诗人的形容一些没有过火；西班牙海军根据地加的斯之被劫亦极足表现英人的勇敢。然英人并不能有永久的征服，有如马尔巴罗，察坦姆（Malborough，Chatham）及拿破仑的诸战中[16]海陆军合作得来的征服。掘类克所领导的主战派固然救了英国，且还保全了许多别的，但表面上得胜之日，即实际上暗晦之时。他们久主正式作战，等候已久，而所望者更多，但正式作战只能给他们以重大的失望，使他们向所希望者尽成泡影。
要充分维持它新成的海军，英吉利尚须有一相当的财政及军事制度。在依利萨伯的末年它的人口（仅五百万）及财富也没有资格去争夺西班牙领地或植立它自己的殖民帝国，即剌里（Raleigh）之于1587年设垦殖地于维基尼阿（Virginia）亦稍嫌过早。到了斯图亚特时代，积余财富及过剩人口足以使它从事殖民之时，则清教徒及其他移民又专往无西班牙人的北美走去，而不和西班牙人相争夺。然盎格鲁·萨克森的殖民事业，卒赖此北指的方向而得有伟大的将来。如果依利萨伯于战胜之余即能并吞西班牙及葡萄牙的热带殖民地，则英人之移居者势必向这种丧人志气的地带前进，而日后的建树反将极为有限。所以依利萨伯的“小英吉利主义”在此处亦未尝不是福事。然则此次战后的种种缺憾，虽剌里及掘类克辈引为十分不幸，后世的英人实可视为他们历史上最侥幸最神奇的一页，而为日后种种伟大之所伏。
附注 依利萨伯的收入及支出
自1588年圣米伽勒节到1589年圣米伽勒节的一年内女王的经常总收入为294819镑。此数包括罚款及旧时的人口税，此外另有国会所通过的“补助金”88362镑，捐助金（benevolences）4410镑，及俘获金4878镑。女王末五年，也即战事末五年的平均收入如下：
经常赋税 360519镑。
补助金及什一税 125000镑
共485519镑
参阅W，R. Scott.“Joint Stock Companies to 1720”（Cam，Press，1911）
本朝历年的战费，据1603年的官场计算，如下：
Leith（在苏格兰），1559—1560 178820镑
Newhaven（Havre），1562 246380镑
北方的变乱，1569 92932镑
Shane O’ Neill的变乱，1573 230440镑
Desmond的变乱，1579 254961镑
Tyrone的变乱，及其他 1924000镑
尼德兰，1585—1603 1419596镑
补助法兰西王，1591及以后 297480镑
阿马达，Tilbury的屯驻 161185镑
去加的斯及各岛的航行 172260镑
除了上述诸项外，常需的军费，如舰队的维持等，皆来自王家永有的岁入，而不须经过国会的通过，（如补助金等）。本朝四十余年间国会所通过的补助金及十五之一税总数约达350万镑，此即以应付上表所列的临时战费。
* * *
[1] 见前第384页。
[2] 参阅上第331—332页。世人动以为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的发现乃由于蛮野的土耳其人把中古的贸易线阻塞而起，但此语未必可靠。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A. H. Lybyer在1915年《英国历史杂志》（第480页）上的一文。15世纪的土耳人纵无马哥博罗时控制中亚细亚贸易线的鞑靼人那样的宽大放任，他们亦决无所谓“少年土耳其人”妨害今日（1925）贸易之甚。经由埃及一路的贸易亦甚发达，直到好望角路线发现后始衰。走好望角路线的海船容纳粗重的货物，其总容量亦比任何中古路线之所能担负者为大。中古的欧洲因不能以笨重货物（为骆驼所不能胜）换东方的香料等等之故，金银之出超大增，浸浸有缺乏金银的危险。直到美洲的金银矿出产充分的金属以后，欧洲始获多年亟需的救济。同时海洋线及海船亦使西方得和东方以货易货。
[3] 译者按，萨拉米斯为古希腊和波斯间的海战，亚克兴为凯撒死后Octarian克服Antony的海战。
[4] 关于亨利八世的海军，见上第332—333页。
Sir William Monson为依利萨伯时关于海军问题的权威。他说：“从事实说起来，西班牙王要到和我们作战时，始知海战的为物。在此以前，他不知何谓海战，除非在海峡（指达达纳耳）中和土耳其人，在退衰拉斯（Terceras，即亚速尔群岛Azores）和法兰西人的扁船战可称为海战。即此扁船的舰队亦尚自新并吞的葡萄牙王国得来。1591年西班牙人之擒获复仇（the Revenge）实为他们表现他们海军力的首次。”腓力于1580年并吞葡萄牙及其海军及海外领地。自此以后葡萄牙一直为西班牙王的属国。到了1640年始重获独立，且常赖英吉利联盟之助。
[5] 译者按，为有帆巡舰Shannon的舰长，于1813年尝上美舰Chesapeake而俘之。
[6] 见上第314—317页。
[7] 译者按，Richard Hakluyt为英吉利地理学家，著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Traffiques and Discours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8] 见上第331页。
[9] 19世纪下半叶所用以发展非洲内地而成立的“特许公司”（“Chartered Companies”）和依利萨伯朝的莫斯科伐公司，利凡特公司及东印度公司等性质颇相同。
[10] 关于依利萨伯的收入及战费，见第397—398页。
[11] 译者按，“海丐”（Sea Beggars）为当时出没无定的荷兰巡船的船员。他们专和西班牙为难。建立荷兰共和国之功大半属于他们。
[12] 塞西尔威廉自1571年起成为柏立贵族（Lord Burleigh），为明了起见著者仍继续称他为塞西尔。
[13] 关于不服国教的公教教徒（Catholic“Recusants”）的待遇，参阅1908年4月份《美国历史杂志》中R. P. Merriman所著“Some Notes on the Treatment of English Catholics in the Reign of Elizabeth”一文，及W. P. M. Kennedy的“Elizabethan Episcopal Administration”，1924年。1559年所定不到教堂的12先令罚金固常常征取，但1581年所定不到教堂者每月须纳20镑罚金之法则始终没有实行。关于耶稣会徒的诛除，见后第405页。
[14] 译者按，“政治派”（“Politiques”）中的人大都为缓和的公教徒，他们主张停止宗教互杀，而导政治于和平相安的轧道上者。
[15] 从Percy的Reliques中，所载的三个记事歌——“Brave Lord Willoughby，The Winning of Cales”（即加的斯）及“The spanish lady’s Love”——中，我们可稍窥此次战争中的民族精神，及英兵行动的理想。从味勒的“Commentaries”中我们亦可见荷兰军中英兵的精神。东肯特团（The“Buffs”）的团风团员自以为远绍纽坡特及味勒的诸战的遗风。
[16] 见下第四卷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