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爱德华六世，1547—1553；玛利一世，1553—1558。
亨利死后十余年中的形势
亨利七世的谨慎小心和亨利八世的强毅有为，建立了新英吉利的基础。经两王的努力，治安已经恢复，贵族及他们家人的跋扈已经克制，政府的权力已经及于英之四隅，甚而及于威尔士，[1]王家的海军已经成立，国家的独立，无论在宗教上或在政治上，已经确立，国家及教社间关系之改革亦已经完成。但以上种种，虽已成功，而尚无保障。当亨利八世临终时，国家负债甚巨，劣币充斥，而一时以武力抑止的宗教斗争，亦有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危险在暗伏着。除非治国能有省俭而又有力之法，除非新国教的形式能为大众所接受，则纷乱及内战仍将不可获免，无政府状态及反改革，仍可成为事实，而推铎尔的工作仍将归于乌有。这些困难问题，赖有那个睿慧的而又近乎不信上帝的，女王依利萨伯来替我们一一解决。但在她父王死后，她自己继位以前之十余年内，则政权落在一班蠢人，及投机家，外国人及狂信徒的手中；他们七手八脚几把推铎尔君主国的基业断送以尽，且他们确曾使英吉利降过为三等国，使它因宗教的斗争而裂痕大著，无论在陆地或在海上，都使他变成西班牙的附庸。
虽然，这不荣誉的时期也不是一点成绩都没有的。宗教的诸派及诸问题，卒因纷争而渐归于显明。经多年的纷扰，世人才知亨利不彻底的办法之不可以持久。亨利所支起的帐幕究不足以供久居之用；如不重和罗马联合，则须向抗议教的那个方向前进才是办法。在同时期内，一般民众心中更以对抗教皇和对抗西班牙两事联合起来，他们以为抗教皇必须抗西班牙，而防西班牙即为拒绝教皇。爱德华时《祷告书》的成功，及玛利时抗议教徒的珣义，亦足以提高英吉利宗教改革之知识及道德上的水平，而使依利萨伯得于1559年一举而永决宗教的问题。依利萨伯的伟举，在爱德华及玛利两朝思想正极纷乱之时，实为人类所做不通之事。
爱德华六世
爱德华六世为亨利八世和西摩·健（Jane Seymour）所生，即位时年才9岁。他有痼疾，但有神童之誉，敏而笃实。他比乃父较多良心，但宅心则并不稍为仁慈，他的严峻初不亚于亨利。他未满16岁即死，令我们难以悬拟他长成后的政绩，但就我们所能见到者而论，如果他不即夭亡，他或许竟会因操之太急，而使改革之前功尽弃，犹之他的异母姊玛利因太偏于公教之故，反使公教不容于英国。爱德华在世之时有两人先后执政：一为舅父西摩，即世所习知之护政大臣索美塞特，他为一个理想者；后继者为都德里·约翰（John Dudley），初封为窝立克伯（Earl of Warwick），继为诺森伯兰公，他为人毫无主义，而私欲极大。
克篮麦
爱德华朝的宗教生活中，有两大人物足以振聋起聩，而使这朝免于一事无成之讥。这两人为大主教克篮麦及拉替麦休。克篮麦有编辑《祷告书》之功。《祷告书》的大部系根据于他的译文，他把后期的拉丁文译成推铎尔时的英文，能贯通新旧两时代的精神，于大部民众的性情及情感亦深能适合。人民赖有这部《祷告书》，故能共趋于同一的宗教方向，而不致分裂仇视。盎格利[2]教社之所以能不仅为钦定的，及反僧侣的，革命的残留物，而并能有它自己的一种格局，盖亦深得力于此《祷告书》。《祷告书》之最后胜利固须待至依利萨伯朝而始显，但在爱德华朝的纷歧意见中，究已取到相当的地位及势力。克篮麦之为人，在朝中及会议席上固似懦怯嗫嚅，但他在书房中下笔时，则又似一个若有所感之人，洋洋洒洒而不知所畏。
拉替麦
他的朋友拉替麦完全是另一派人。他在亨利朝时本做过主教，后因信仰抗议教而解职，在新朝时他没有复职，他继续为宗教改革之独立拥护者，他的行动完全自由，他甚而敢于谘议会中“痛责他们之贪”。他常于圣保罗交道（St. Paul’s Cross）中向市民讲道，于王家花园中向朝臣宣教；他的爽利的，不加藻饰的讲演蔚为一种风气，英吉利讲经台上的演说术，盖即以此为准则。英人于此后百年之中渐渐依附抗议教，拉替麦所倡导的讲经术与《圣经》及《祷告书》实可并列为三大功臣。
教产及教育
同时他又以至诚斥责钦定的宗教改革所犯的罪恶。亨利朝劫掠宗教会社及祈唱堂的政策，到了新朝时仍有继续；表面上固在藉此以禁止“迷信”及为死人祈祷而收钱之恶习，但实则远远超过必要的限度，而专以充实朝臣的私囊为目的。附属于封禁的会社的学校，其始悉被关闭，其重开为“爱德华王的文法学校”者，亦非已闭学校的全体。英吉利的教社日后固以能有功学问名于世，然自朱厄尔及呼克尔（Jewel，Hooker）以迄卫斯考特及和尔特（Westcott，Hort）的一班教士及学者胥为日后的人物，而在此时则劫掠祈唱堂的田产者，只知增加赃品，不知其他。自拉替麦及其同时之人看起来，教育为宗教的一部，没有教育则抗议教决难生根，故对于教育之忽视，竟不胜其愤慨。
学校是再没有人维持的了（拉替麦呼号的说）。学者们既无人维持，讲经之风亦日益不振。世人以田产财富授诸子弟，但对于这最重要的义务却不甚顾问。长此以往，我英的教士将卑陋无知，国家将日趋野蛮，而无学问之可言。以我观之，此诚非防止罗马主教入侵我国，而执有无上主权之道。所以我恳求你们务须捐拾田产以供学者之需，使穷人之子而聪慧者得有为教士之可能。你们对于朝神，为死者念经，做弥撒，取得救宥，对于死后涤罪等事，往往慷慨输将，你们务须对学者的捐助有同样的慷慨才行啊！
幸而许多中等阶级中人能认识了上述新的虔敬观念，而致力于学校之设立，及学者之资助，故朝臣所劫夺的田地，经多年而后能复用诸于公共事业，既不虞“罗马主教”的侵略，复不至为“蛮野”的燎原。但英吉利此时既不民主，复和学问无感情，故捐资兴学的良好机会终究还是放过了。
索美塞特
护政大臣索美塞特极力主张没收会社及祈唱堂的产业，他把克篮麦的抗议则置若罔闻。他的主张多半乃为自私，他所获甚多，他在泰晤士河岸所筑的“索美塞特宅”（“Somerset House”）实非臣民财力之所能及。他的目的在包办政权，然而他如果能想到他并无成年的及有力的君主为后盾时，则他当自知包办太甚之非为得计。然他虽傲而又恭顺，虽自私而又富服务于公的精神；他比当时的一班政客实较诚实可靠，尊重人道，且能表同情于民主精神。他相信容忍主义，于教社中如是，于国家亦如是。他鼓励国会取消亨利晚年的诸种苛法，《叛逆法》及《六信条法》。在他的领导之下，国会更俯顺僧侣的请愿而认他们的结婚为合法；此外并印发初版的克篮麦《祈祷书》。强制通行此《祈祷书》之《宗教一致法》（Act of Uniformity），亦为推铎尔国会所通过的一致法中之最缓和者。
索美塞特对于宗教异同的讨论采放任宽大的态度，他不因公教徒或抗议教徒之有何种意见而加以诛戮。但宽大的结果并不十分满意。政府的高压力一旦取消，宗教的党派即崛然而起，互相争杀；“热心的福音家”（“hot gospellers”）和所谓已经“铲除”的寺僧及行脚僧竞相领导教众以互致死命。教堂中及街道上时起互哄之事，或则因销毁与保存影像而争，或则因念弥撒与诵《祈祷书》而闹，或则因举行公教行列与抗议教讲经而起：凡此种种皆有引起内战之可能。
宗教骚动
牛津邑中当时发生严重的纷乱，将为首的教士们绞死后始戢。北方比较的尚算安靖，大概那里的公教徒，经12年前因“奉神游行”而获之重创后尚未重复旧观，故不敢妄动。但各处虽有骚动，而真正可称宗教变叛者，则只见之极西南的一带。康华尔的人民是时仍操他们的塞尔特土语，耶教做礼拜时所用之语，无论为公教的拉丁语，或为抗议教的英语，土人都不能懂；就二者之中，则他们总以习闻之拉丁语为优于他们所称为“圣诞戏”（“Christmas play”）之英语。得文的农民亦随教士而蜂起，刺里·窝尔式爵士（Sir Walter Raleigh）的封翁亦被劫去，终赖海员们把他救出；厄克塞忒的市民因崇信抗议教之故，被围竟至六星期之久。英国后代在大海上与公教国争雄时得力于得文人者最多，然在此时则农民与市民海员们的旨趣各异，到了依利萨伯朝时，该邑的乡绅及新起的僧侣始能循循善诱地令农民和市民海员们同信新教。
刻特的变叛
当索美塞特护政时，别地方的骚动固多，然都为农业的，而非宗教的。亨利曾广铸劣币，故物价大涨而且无定，民生因而凋敝，地面亦随而不靖。最严重的骚动要推诺福克的变乱。宗教改革在此地本甚合舆情，但农民对于为牧羊用的圈围则大不满意。武装的平民在刻特（Kett）的领导之下竟据有诺立支，且于城外毛斯呼德·希司（Mousehold Heath日后为英吉利胜景之一）地方下起寨来。即在这个地方他们杀戮了，并吞噬了2万头羊，获罪于他们的羊！他们的精神倒是平民的，和1381年柏尔·约翰（John Ball）的徒众或和路德时代暴动的德意志农民，其性质颇似类似。他们的要求之一，即为解放所有尚未解放的佃奴；这个期望到了依利萨伯时始能实现，她始下令强迫王家领地上所有的佃奴以重价自赎。
索美塞特之倒
农民的暴动如无他种势力的援助必归失败，1549的事变也不能为例外，所以不久即被组织较善的诸阶级所荡平。它的主要结果为“强有力政府”的得势，及索美塞特的推倒。索美塞特本为主张宽大主义的有力者，且常表同情于众庶的呻吟。他深受了拉替麦及号称“共益国人”（“Commonwealth’s Men”）的一班社会改革派的影响。他尝竭力劝导国会通过真可以约束圈围的法律，以解除农民的痛苦；但议员们既由一种限制极严的选权[3]选举出来，自不能不偏袒企业方面而不顾农民方面的利益。枢密院中索美塞特的同僚亦然。他们（议员及枢密员）不难以刻特的暴动及其他的不靖，悉归罪于护政大臣的错误。且他虽得伦敦街上民众的好感，而伦敦城中的巨户则对他感情极坏。在两方互争政权之时，区区农民的帮助实不足为有力的后盾。他虽力竭声嘶的鼓动人民起来助他剪除“巨户”（“the great”），但他卒被枢密院中新旧两教的联合势力所推翻。
抗议教的猛进
公教派本希望从政局的变动中得些利益，所以他们也参加推翻护政大臣的运动，但他们终归失望了。继起的都德里，即此时封为窝立克伯，日后晋封为诺森伯兰公者，自身虽无诚挚的宗教意见，但却和抗议教徒站在一起，因此宗教改革益较前锐意进行而少所顾忌。索美塞特于国于教都尝采容忍政策，于社会问题则和民众表同情；但上等社会俱视这种政策为失败。国会中主张刚强政策者既甚有力，都德里遂稍复亨利八世的严刻，不同者亨利未必定在赞助抗议教，而都德里的严刻，则在拥护一种较彻底的抗议主义。除了一个叫做波邱（Joan Bocher）者因否认基督是人，还有一个荷兰人因否认基督是神而被处死外，固然没有一人因信仰关系而被杀，然公教徒的领袖因信公教之故而被监禁，且没收财产者已不乏其人。
《祈祷书》于1549年重又颁行新版，并有许多合乎抗议主义的订正；此版与现行（1925）之版盖无大异。当是时德意志的诸君王已信奉路德教，故该教初起时蓬勃气已荡焉无存，抗议教的烈焰只于斯屈拉斯堡（Strasburg）及瑞士尚红红的燃着。这两地本为英吉利的新教信徒的逃亡薮，今则逃亡者一一回国工作。而亚尔卑斯高山所照临的各国中的自由空气，亦渐渐在英吉利发生影响。瑞士本为民主政治的策源地，所以想向瑞人传教者，亦不能不充分尊重民治精神；沮利希（Zürich）的次文格黎（Zwingli）及日内瓦的喀尔文（Calvin）因亦都为平民主义者，虽则此时后者的势力尚不即传播于我国。德意志的抗议教，因受君王的保护，故恒带官气及王气；瑞士的抗议教则无论传至荷兰，苏格兰或英吉利，常能在平民中鼓动一种极活泼的宗教兴趣。英吉利的宗教改革，亦藉此得取到一种极有用的精神。但英之改革虽随时随地得到外界潮流的感动，而从不会整个雷同人家，故它只能在英国本国得到民族的皈依，而不能为别民族所喜欢。
都德里
都德里在1551年晋封为诺森伯兰公，然他的显达不特非国人所欢迎，而且也是不应得的。当时朝臣的贪污，可谓已达极点，他们据全国为己有，而国王则丝毫不能加以限制。诺森伯兰之所以能跋扈，乃由于他之能得垂死幼君的信任；爱德华总信他是一个诚恳的抗议教徒。但除了国王以外，其余的人，无论信仰如何，都知道他是一个虚伪小人，他的抗议信仰，正如他的政府所发行的劣币一样的靠不住。伦敦及东盎格利亚的抗议教徒之讨厌他，初不弱于西北两部的公教徒之憎恶他。他固能征能战，长于政治阴谋，但他决不能藉此以自免。他的人缘太坏，他无政治家的气度知识；不但如此，他连小小的死党也是没有。所以当危急之际，诺森伯兰竟为全国人所唾弃而无一帮忙者。
葛累·健贵妇
当爱德华六世薨逝之时，他潜谋以葛累·健贵妇（Lady Jane Grey）为嗣君，而不令亨利八世的两女，玛利及依利萨伯继位。葛累·健贵妇于王室为远亲，本无继位的权，但她为他的子媳，故他怂恿临死的爱德华署名于立她为君的遗诏。爱德华为抗议教徒，故诺森伯兰得以玛利的公教反动危词耸听，而遂阴谋。但枢密院则闻阴谋而震骇，绝不愿加以援手。诺森伯兰的计划固曾经过细密的预备，且执行时亦有相当的漂亮，但伦敦及全英俱拒绝从命，即诺森伯兰自己也不得不脱帽而强向玛利女王欢呼。
但这仍不能救活他的性命。他之附从抗议教本非出于诚意，今他又当众取消向日之教。他的种种计谋，本无一不成画饼，故今日之伪作忏悔亦不能独异。他虽欲保全生命，但仍不免领受伦敦塔中大斧的滋味。当他跪在断头台上之时，他竟临危变教，及乎就刑之时已届而赦状终不颁来，则失望之态现于辞色：此种情景如和葛累·健贵妇视死如归，临终不变仪色之安闲态度相比，诚令人不能不生敬此而鄙彼的情感。葛累·健为一谦恭的二八少妇，徒以诺森伯兰野心太大之故，罹入罪网，竟于六月之后亦上断头之台；然而她的就刑所引起的民众感情，适和她翁舅的死所引起者截然相反，于此亦可见民意之未可厚诬。但这个学问不让于任何推铎尔君王，德行且优于一切推铎尔君王，而又熟谙希腊语言文学的淑女贤妇，如果能有君临英国的机会，是否能如依利萨伯的称职，则又良一疑问。
玛丽一世像
玛丽一世（玛丽·都铎），1553—1558年任英国女王，为阿拉贡的凯瑟琳和亨利八世的女儿，西班牙腓力二世之妻。她力图恢复天主教，从而引发了一场可怕的迫害新教徒的运动。
玛利的性格
奸人愈是想害她，愈是横行无忌，无恶不作，则她愈得人民的同情，所以玛利初即位时，很得国人热烈的拥护。然她不久即失了他们的爱戴，和詹姆斯二世消耗初当朝时的好感如出一辙。且两者之所以失人心也都因笃信旧教太过，致起人民反感。单就品格说起来，则玛利在詹姆斯之上。她逢危险之时能充分表现她的推铎尔的勇敢；她对人也没有怀怨图报的小气。假设她于宗教采怀疑的或缓和的态度，她在后世或会留下仁慈的玛利之誉。不幸她的教育是极狭的；她为亚拉刚的喀衰邻之女，父既不以她为女，而母则为不幸的妇人；她生长于仇恨的环境之中，终鲜和外界往来，复常替乃母抱不平；同时她对于母氏的宗教及祖国，又发生太厚的感情，事事惟西班牙的马首是瞻。她对于她所君临的国家，不觉得有任何可以傲人之处，她只顾到英吉利人的灵魂，但关于这一点，她又觉得让意大利人及西班牙人来照料为好些。她的目光几限于王家教堂之中，从这教堂之中她所能见到的真正英吉利，自不能广于她的弟弟在病床所能见到的。姊弟二人都为教义之学及宗教狂热所包裹，所以他们都不能领会推铎尔政策的荦荦大纲，也有能见到英吉利耕地牧地的广袤，市廛及采地府的营营众生，及满布海上往来不已的艨艟船只；至于这些散处异地的英人之思想及需要，则他们的直觉更不足以语此。然而远大的目光及机灵的直觉为推铎尔政治成功的秘诀，而为依利萨伯所从不因外界的纷扰而失却者；无论她如何信任近臣，如何专心神学，或外国使臣如何谄她，她总保持着这目光及这直觉，即国内外君侯向她献媚求婚之时，她仍能不忘英吉利及英人的利益需要。
玛利的失策
当玛利即位而初受伦敦众庶[4]的欢呼之日，公教的前途一时光明无比。当日世人总把抗议教和横暴捣乱看做不可分离之事。会社及祈唱堂产业之被劫，爱德华朝纷乱之继起，尤其是诺森伯兰的一意弧行，图谋篡国，及临终变节，皆足以使游移未定的舆论视新教为戾气之所钟，为可耻的制度。玛利如果恢复乃父旧朝的宗教和解，恢复拉丁语的弥撒，而不声张的每年焚烧一二十的抗议教徒，则万事俱可顺利进行。如果她能适可而止，则依利萨伯朝初年异端蜂起的情景复何自发生？然而玛利则见不到此，首先则坚持和西班牙的腓力结婚，和西班牙联婚则英吉利成为联在西班牙巨舰上的一小艇；自为英人所不愿，继又力主恢复在亨利时连伽地纳及波涅也赞成取消的教皇在英的权力。自此而后，公教之前途转趋黑暗，而国人亦不能恕玛利之罪；玛利侮辱英民族的自尊心之所为，盖为乃父乃妹所决不敢做者。她又于四年之内焚抗议教徒至300人之多，此举益令英人视旧教为一种外国的，卖国的，残暴的，好乱的宗教。这种感想发生甚易，而矫正却极不易。
世人常习闻“推铎尔的专制”一辞，实则英吉利人从不盲从他们君主之所为，有如聋哑，有如法人对于路易十四所为。亨利八世的政策和一般的舆论，尤其是在国会中有代表的舆论，是一致的。在爱德华朝时，国会因不能赞成索美塞特的农业政策之故，常采独立的——虽则未必深合民意的——行动。索美塞特要两院通过平民主义的农业立法，而国会则拒绝听命，到了此刻则舆论又否认爱德华的遗诏及枢密院的命令，而拒绝以都德里氏替代推铎尔氏为英国之主。今后舆论更将怎样？玛利降服于罗马及西班牙的政策，是显和民意及国会的意旨异趣的。
崴阿特的变叛
在宪法上国会是无权可以干预女王的婚姻问题，因之众院陈请玛利毋嫁西王的公文不能发生效力。崴阿特（Wyatt）在肯特所领导的叛乱，可为国民反对西班牙王的具体表示，但崴阿特虽获民众的同情而不能得他们的赞许，因为人民尚把叛乱看做妖巫们常犯的一种罪孽。而且伦敦及南部人民向视反王的武装暴动为畏事，其憎恶之态远甚于西北两方的人民，西北不驯之气盖较大于南方。玛利承诺森伯兰阴谋夺位之后，又深得民众的同情，这同情心此时亦未完全消灭。所以当崴阿特的徒众穿过夫利特街（Fleet Street）而进入卢德盖特（Ludgate）时，倾向抗议教的伦敦竟拒绝和他携手；他终因众寡不敌而被擒，而被刑。
崴阿特立意欲废玛利而立依利萨伯为女王。但此年轻的公主，在少女时代已身受峻刻的经验，已深知世事的变幻，故谨慎小心，不欲轻动。她于崴阿特的变叛本毫无所知，当局亦不能找出任何证据来罗织她于罪。她的姊姊也不是一个恶妇人，全国更站在她一方面，故她虽幽禁于伦敦塔中历数星期之久西班牙的大使勒那德（Renard）虽力求杀她，但她终获释放，固然有些人一辈子不能轻恕这次的宽容。[5]公教的大僧官且兼为政治家的伽地纳本为反对和西班牙联婚者，但他主张摈斥依利萨伯于继承系统之外，因他从公主跪地做弥撒时尝看出她的诚信别有所在。幸而关于继承问题国会有全权处理，别人不得干涉，国会既拥护她的继承权，别人也莫如之何。西班牙的大使及公教的主教尽管图谋不利于依利萨伯，而人民及国会则尽力助她。何人在助她，她也当然默加注意。
玛利之亲西班牙
腓力做了妆资极富的英后后，英吉利不啻为西班牙大王国的附庸。[6]玛利活一天爱一天，则与西班牙有任何不利的外交政策即一天不能想到；和美洲的贸易不能发生——腓力绝对禁止英人经营海外贸易，——建立一殖民国的梦想，也当然在不可能之列。两王室联婚的条件于英国极为不利，威尼斯的使臣甚且说玛利的惟一政策，即在使西班牙能为她的王国的主人。所以只有女王之死或革命才能拔英吉利于樊笼之中，而使之有飞扬海外的可能。
罗马权力的复活
第二步手续即为和罗马重行联合起来。爱德华朝的经历诏告伽地纳及波涅主教们，公教的教义，决不能在国王享有最高权力的制度之下幸存，且玛利为她母亲的女儿，所以也向为一个热烈的教皇派人。在女王及枢密院的压力之下，新国会卒至屈服，但不是无条件的屈服，而所有的条件则又使笃信宗教的女王引为大憾。国会的办法实是一种最不荣誉的和解。罗马虽恢复宗教法权及关于信仰的事权，但因世俗人革命而发生的物质利益，则仍留在世俗人手中。绅士们已经攫得的寺田契据以及教社一切产业的什一税仍留归绅士，而于教皇的权力问题则女王得从心所欲，重颁的关于惩治异端的法律，又重赋宗教法院及枢密院以任意活烧抗议教徒之权。所以鞋匠们及教士中尽多哀号就义之士，而世俗人中的上等人物，终玛利一朝鲜有因信仰问题而被杀者。得益于“大劫掠”的世俗人为苟全他们的性命及田产计，不惜俯首下心的遵从弥撒的仪式而不置一辞。然即他们也能逐渐觉得，在彻底改革的新制度之下，性命及田产都会获得较大的安全；“上帝保佑依利萨伯公主”遂成为许多乡绅的祷词，他们从未来的依利萨伯朝中生出了一种新的期望。威尼斯的使臣报告本国说：“除了极少数的笃信极坚的公教徒（他们的年龄无一在35岁以下）以外，全体虽都为悔过改教的表示，而无一人真能信公教。”因为在青年后生中旧教热忱从没复活以资赞助之故，玛利以国力恢复旧教的尝试亦终归失败。
斯密司火场的火焚[7]
玛利的国会同意于惩治异端法律的复活以后，英人的生命不啻跳出国会的保障以外，而投入宗教法院及玛利所委派的枢密院的罗网之中。国会同意于这种法律时，本没有料到玛利将有若何惊人骇世的异动，议员们以为她不过将恢复亨利朝时年杀数人的旧习。此旧习固尝得国人的赞许者。即在爱德华的一朝，无论政治如何不良，火焚之事亦几绝无仅有。所以不到四年间焚杀300男妇之事益令世人惊心吊胆。诛戮异己之吏，因为狂热过度之故，竟至大大的误解舆论的趋向。玛利本人及她的宗教顾问坡尔（Pole）及波涅，实负此自杀政策之责，伽地纳死于政策将届实现之顷，然其所负之责亦不甚轻。多智多谋的西班牙人尝诤谏玛利万勿轻易焚人；焚人太多在女王固大拂舆情，而西班牙在英的地位亦将难保；然而玛利竟置忠告于不理。西班牙人在尼德兰本亦在大举焚烧异端之徒，其速度且十倍于玛利之所为，但西班牙的军队此时尚无在英者，所以他们不能不嘱玛利提防民反。但关于此层即她的丈夫之言玛利亦置诸不闻，她先得听上帝的命令。
人民反抗的情感
主张这自杀政策的大僧官皆为老辈的英人，他们绝不彻悟英人对于公教的热忱早已衰退，而政府偏袒公教，充其极亦只应采取一个缓和政策。他们也不知道潜伏在平民中抗议教的热忱极大；这种热忱愈经诛戮则愈坚，爆发起来竟能成一极有力的政治势力，且能解决国家及教社在日后所取的形式。玛利及其顾问官毕生在朝中所知的改革派向为自利的，游移的，最多也不过是真实的伊拉斯莫斯派。他们以为如真为伊拉斯莫斯派人，也定能遵守君主的宗教而不表反抗。所以公教徒所遭民众的反抗，在他们诚有事出意外之感，愈是事出意外，愈是不易收拾，而公教在英之一蹶不振，卒亦坐因于此。
英吉利人民的人道主义，这时亦在渐渐发达起来，这层玛利和他的信臣也没有能见到。在中古之世残忍的处死，及不断的呼号，本不足以动人民的哀怜；到了玛利之世，这种哀怜之心，虽尚未充分发达，但至少已在萌芽。人道主义实为宗教容忍之所由生，因为不忍见诛戮之惨，才知有容忍之可贵。而且这方在萌芽的人道观念，更在英人心目中造成一种情感，——一种反对因其人的宗教意见而可致之于死的情感——这种情感影响于所有后代政府的行动亦极大。
殉道者
到了第一流的宣传家如福克思·约翰（John Foxe）等的手中，殉道者死难的回忆成为鼓动英人痛恨罗马教社的一种资料，在内战及宗教斗争频繁的下几世纪中，更为影响英人的舆论原动力之一。在下200年内可读之书本不多，而人民对于宗教的兴味，却又深长浓厚而普遍，故福克思的《殉道记》（Book of Martyrs）常和《圣经》并列于牧区教堂之中，在采地府及农屋中亦常为人所诵读，无分盎格利教徒及清教徒。
被焚的死难者大都为伦敦及近畿诸郡的平民。但拉替麦亦不屈不挠，慷慨就义，借他自己的坚定明晰的意见之光辉，来做一班人游移含混的意见之明灯。当时本为步骤错乱，意见抵触，和解杂陈的时期，他的一往直前的过程，易为新时代英人所彻悟，亦足为他们的典型。克篮麦为三思而后行之人，他的所留下的先例，其性质虽异而重要则同。他诚实相信国王应有决定英国的宗教之权，关于这层他是一个信仰甚坚的伊拉斯莫斯派人。但同时他也已成了一个笃信抗议教者。究竟他应服从玛利呢，还应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呢？这诚是一种进退维谷之难。易地以处，如果罗马公教教徒遇教皇变为异端之徒时，则其困难将亦类是。在这种两难的情形之下，克篮麦首则犹豫不决，继因畏死而悔过改教，诚不足异。但到了临死之时，被焚之顷，他终究看得清清楚楚，复回复其对于新教的信仰，且不畏苦痛，而以曾签悔过书的右手伸入火中，待其自焚，则诚足令人肃然起敬。他的从容就义诚可与拉替麦的慷慨捐躯先后辉映。究竟那时人的神经系较强于今时之人故能不畏痛呢？抑学者的灵魂能战胜肉体故不觉痛呢？我们可以不问。我们所知者，这种伟大不可及的姿态卒救了英吉利教的教社而使它得以复活。
加莱之失
加莱之被法人夺取又加增了国人之憎恶玛利。英之战法本完全为取好于西班牙，理由既不正当，而作战又极恶劣，玛利于是更为国人所厌恶。加莱的失陷英人视为莫大的国耻，但实际上却是一件福事，我岛的将来本不在大陆，故失却在大陆的一个立脚地，正足以促进我民向海外的努力。
玛利之死
玛利临终之时诚一不幸妇人：既无儿女，又为百姓所恨，更被她的丈夫所忽视（他对于依利萨伯则天眷日降），而依利萨伯会破坏她的宗教工作之可能则历历如绘。玛利虽为推铎尔诸主中的最刚愎者，然也为最诚实者，死于这种情形之下诚可悯惜。但她之政治真糟不可言。数世纪以来英国从未糟到如此地步；不但纪纲荡然，无领袖，无武备，无精神，无统一性，平时战时俱受侮辱，且无论在那一方面讲，它实是西班牙的一附庸。国人失望之余，但望依利萨伯那个少妇能挽狂澜于垂死，而重奠英吉利的国基。亨利三儿，其二俱已失败，这第三者再不应也令人们绝望。依利萨伯居然能尽副人民之所希望，而重置英国于盘石之安，而且她之所为，简直为全欧元老政客及著名将士所不能及，则诚为历史上的一种奇遇，可赞叹而不可期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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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亨利之解决威尔士问题，见后第401—403页。
[2] 译者按，Anglican Church译为盎格利教社，可和旧日罗马在英吉利的教社有所区别。通俗所用安立甘三字无可取。
[3] 关于1430年限止选权的法律，见上第288页。
[4] 译者按，原文作“prentices”今易众庶，较为醒目，且未失原意。
[5] 有人叫做John Story者，玛利时本为专事诛戮异教者，在依利萨伯朝的首届国会中，此人“适出席于国会，对于恢复《祈祷书》的法案力加反对，且发言极激烈。他说：‘在玛利女王时，我尝屡次告诉主教们，说他们太忙于树枝的斩除，若由我为之，则应先斩除树根。如果他们听我的话，则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麻烦将无从发生。’他的用意当然是指伤害我们所爱戴的依利萨伯女王。他在这种地方说这种话，而又是这样的激烈，听者盖皆为发指”。见State Trials，一卷第115页。
[6] 腓力于1556年继查理五世为西班牙王。
[7] 译者按，Smithfield为焚烧新教徒的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