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诚恳地判断文学作品的优劣实在是太困难了。评判一部作品,几乎不可能一点不受评论家或是大众意见的影响。对于公认的伟大作品来说,它之所以伟大,一部分是舆论意见赋予的,这使其评价工作更加困难。想要以首位读者的眼光去读一首诗,就好比想撇开笼罩景致的气氛专看美景。

亨利·詹姆斯的许多作品都是法国人(他非常欣赏法国人)耸耸肩不屑一顾的“littérature(法语:文学)”。他不参与生活,他只是透过窗户观察生活,还常常满足于只听朋友告诉他当他们透过窗户向外看时看到了什么。然而除非你身处其中,你又怎么能了解生活呢?除非你是这悲喜剧中的一个角色,有些东西你是不会注意的。总之,亨利·詹姆斯的意义既不在于他的艺术才能,也不在于他的严肃性,而在于他的个性,而这奇怪、迷人还略显荒唐。

有没有人认为,通过阅读一本背景设在汽车制造厂、人物都是汽车制造商的小说,就可以获得关于汽车的有用知识,你又是否认为人的灵魂没有汽车发动机复杂呢?

爱伦·坡以为只要动脑筋就可以获得新颖感和原创性,他错了。想要新颖,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地改变自己;而想要原创,唯一的方法是不断提高、扩大并深化自己的个性。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虔诚的祈祷。我倒以为,向一个善良、万能的主讨要生活必需品是对他的侮辱。我们客气地对待自己的邻居,不是给他恩赐,是他该得的。

真实的不仅仅比虚构的更奇异,而且更引人入胜。知道了某件事的确是发生过的,会使人觉得更感人肺腑、动人心弦,若是承认某件事是虚构的,就没有这样的魅力了。正是为了能拨动人的这根心弦,有些作者会使出浑身解数,想让你觉得他就是在陈述事实。

有些书既出色又无聊,我马上就能想到的有梭罗的《瓦尔登湖》、爱默生的《散文集》、乔治·艾略特的《亚当·贝德》。这些书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时期,这是偶然吗?

作家应该修养卓然,见多识广,但若是他把这些都写进作品中,大概就犯错了。如果你把自己关于进化论、贝多芬奏鸣曲或是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观点全写进一本小说里,那只能说明你幼稚。

害羞:懦怯和自负的混合物。

他幼年时鲜有人关爱,结果等长大了有人爱他时他觉得害臊。有人告诉他他的鼻子长得好看,他的眼神透着神秘,他觉得尴尬,不知所措。当别人赞扬他时,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向他表示喜爱之情则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傻子。

三十年之后。一张满是皱纹、憔悴蜡黄的脸。一个烦人的话篓子。一个劲儿地往外冒傻话,只会讲她的孩子她的房子。浅薄,浅薄。时不时洋洋得意地瞧他一眼,仿佛在说她可记得他当时追求她时是多么如痴如狂。他想到自己当时那傻样儿就觉得惭愧不已,他曾在她住的街上走来走去,期望能遇见她;也曾心神不宁、坐立不安,等着邮递员来敲门:他也许会送来一封她的信;为了能坐在她身旁,他硬撑着看完沉闷的音乐喜剧,还要做出很享受、很欢喜的样子,这样她才会喜欢他。为了她,他曾假装自己也追星,也对最愚蠢无聊的小道消息感兴趣,而且最糟糕的是,就因为她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他不仅假装自己感兴趣,他是真正地对它们感兴趣。不管她说出来的话多蠢,他都听得如痴如醉。为了她,他曾低声下气地求人帮忙,若是为他自己,这样的事儿他是绝对没脸做的。

懊悔。他曾疯狂地爱过一个女子,并嫉妒另一个也爱着她的男人。他原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并以此为荣。但由于妒火中烧,他使了一个下三滥的手段,把情敌挤出了局。他娶到了那个女子。但是渐渐地,他满脑子都是自己曾经做过的卑鄙可耻的事儿,让他困扰不已,痛苦不堪。结果他痛恨起这个女人来,当初就是为了她他才那么做的。

两个男子坐在沃信[1]一家旅馆的长沙发上,谈论着各大报争相报道的一桩谋杀案。一个男的坐在他们附近,听了他们的谈话,问自己可否参加讨论。他坐下来,点了酒。他说了自己关于他们刚才谈论的谋杀案的看法。“你们必须挖出作案动机,”他说。“一旦找到了动机,揪出凶手就只是个时间问题。”然后,就好像自己在说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一样,他突然说道:“我不介意告诉你们,我就杀过人。”他告诉他们自己杀人就是为了好玩,向他们描述了那种刺激。既然他根本没有作案动机,也就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被发现。“那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他说。他喝完酒,起身,向他们点点头,推门而出,身后两人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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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沃信(Worthing)是英格兰东南部一自治城市,位于伦敦西南偏南的英吉利海峡,为海滨旅游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