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我被派到俄罗斯完成一项秘密任务，于是有了以下这些笔记。
俄罗斯。引起我对俄罗斯兴趣的理由与同时代人的大概差不多，其中最明显的便是俄罗斯小说。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不过主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笔下的情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小说。他们让西欧最伟大的小说也显得矫揉造作。见识过他们创作的新颖，我便偏了心，不再看得起萨克雷、狄更斯和特罗洛普以及他们因循守旧的道德观。就连法国最伟大的作家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相比之下也显得刻板且有些冷漠。这些英国和法国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是我们所熟知的，而我以及我这一代人都厌倦了它。他们描写的社会是一个被整顿、束缚了的社会。这种社会的思想毫无新意，千人一面。在这样的社会里，就连放纵情感也只在允许的限度内。这种小说只适合中产阶级文明，它的读者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坚定不移地记住他们所读到的一切都是虚构的。
荒唐的九十年代刺激了有头脑的人，让他们无法再冷漠下去，使他们焦躁不安、心怀不满，但却没拿出什么东西满足他们。旧的偶像被打碎了，但取而代之的却是纸糊的。九十年代的人大谈文学和艺术，但九十年代的作品却像玩具兔子，拧紧了发条，它们便会往前跳，然后咔哒一声，不再动弹。
现代诗人。我宁愿他们多一点情感，少几分聪明。他们浅吟低唱，却不是因为巨大的忧伤，而是良好教育带来的清醒、愉悦。
特务。他的个头连中等都不到，但长得虎背熊腰。他走起路来健步如飞、悄然无声，姿态很奇特，有点儿像只大猩猩，胳膊垂在身体两侧，离身体有点距离。他给你一种他几乎是一只猿的感觉，随时准备一跃而起，有使不完的劲儿，这让人感到不安。他粗短的脖子上长着方方的大脑袋，脸刮得很干净，小眼睛敏锐狡猾。那张脸扁平得奇怪，就好像五官被一拳打陷进去了似的。他的大鼻子肉乎乎的，很平，嘴巴也很大，一口黄牙倒是挺小。他一头浓密的浅色头发，梳得油光水亮，贴在头上。他从来不大笑，但常常轻笑，笑时眼中闪烁着幽默的光，残忍的幽默。他穿着美式成衣，很得体，乍一看，你可能会认为他是个中产阶级移民，在中东某个繁华的城市做点小生意，小有成就。他英语说得很溜，但不准确。和他在一起呆久了，便不可能不欣赏他的决绝。与他坚毅的性格相对应的是他强壮的体魄。他冷酷、聪明、谨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说到底，他让人感到恐惧。他想象力丰富，满脑子点子，这些点子全都狡诈而大胆。他所从事的工作错综复杂，而他则像个艺术家，视之为赏心乐事。当他向你介绍自己想出的一个计划，或是描述哪次成功的脱险，这时，他蓝色的眼睛发亮，满脸恶毒的快乐，容光焕发。他对人的生命有种英雄式的漠视，因此你会觉得为了某项事业，他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朋友或是儿子。他的勇气不容置疑，他的精神和头脑让他不仅能够面对危险（这不算是难事），也能忍受困苦和无聊。他生活俭朴，而且能够长时间不食不寝。他从不放松自己，也从未想过放松别人，他的精力充沛得惊人。尽管冷酷，但他的脾气很好，他能够杀掉一个人，却不表现出对那个人任何的憎恶。除去对好雪茄的极度喜爱，他的生命中似乎只有一种激情，那就是爱国。他极具组织纪律性，无条件地服从领导，也同样要求他的下属。
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很奇怪，它充满了狂妄自大：他们觉得自己与其他民族不同，并因此沾沾自喜；他们说起本国农民的无知时自鸣得意；他们大肆炫耀自己的神秘和复杂；他们重重复复地说自己用一副面孔看西方，换上另一副面孔看东方；他们为自己的缺点而骄傲（就像一个粗人对你说上帝就是这样造他的），洋洋得意地承认自己的确是愚蠢且无知，做计划时混乱不堪，行动起来优柔寡断。但是别的国家称之为“爱国主义”的那种复杂情感，他们却似乎没有。我曾试着分析这种特别情感在我心中是由什么组成的。对我来说，单单是地图上英国的形状就意义深刻，它让我脑中生出万千意象：多佛的白色悬崖和茶色海水，肯特郡宜人的蜿蜒小道和苏塞克斯郡的丘陵，圣保罗大教堂和伦敦池，诗篇锦句，柯林斯[1]卓越的颂歌，马修·阿诺德的《博学的吉普赛人》，济慈的《夜莺》，莎士比亚的台词选段和一页页的英国历史，德雷克[2]和他的海船，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女王，汤姆·琼斯[3]和约翰逊博士，我的朋友们，维多利亚火车站上的海报；还有隐约感受到的庄严、力量、传承；还有，天知道为什么，还有这样一幅画面：一条三桅船鼓满了风帆驶过英吉利海峡，火红的落日挂在天边——哦，气宇轩昂的航船，你撑起白帆，是要去往何方[4]。这样的感受和千百种其他感受汇集成一种情感，这种情感让人乐于牺牲，这种情感中兼有自豪、渴望和爱，但它是谦逊而不是自负的，并且不排斥一点幽默感。也许这样的情感过于精巧琐细，而俄罗斯实在是太大了，它的过去太缺乏骑士精神和浪漫传奇，它的个性太含糊，它的文学太贫乏，于是想象力无法将整个国家，它全部的历史和文化，都纳入一种情感之中。俄罗斯人会告诉你农民热爱他的村庄，而他的眼界也仅局限于此。读俄罗斯历史，你会惊讶地发现，一代又一代，每个时期俄罗斯人的民族感都是那么淡漠。偶尔他们爱国热情高涨，赶走了入侵者，这样的事件少得可怜，一旦出现则叫人惊讶不已。通常情况下，只要事不关己，他们对同胞的沦陷和苦难是漠不关心的。神圣俄罗斯帝国能长时间地、顺从地套上鞑靼人的枷锁可不是事出偶然。现在轴心国[5]可能会侵吞俄罗斯部分国土，这并没引起俄罗斯人什么愤慨，他们耸耸肩，一句话就打发了：“反正俄罗斯也够大的了。”
但我的工作让我和捷克人有密切接触，他们身上的爱国情操让我惊诧不已。他们全身心沉浸在这种强烈情感中，根本没给任何别的情感留下空间。我觉得这些人让我敬畏而不是欣赏，他们为国家事业牺牲一切，他们不是冷漠人群中的两三个狂热分子，而是成千上万个公民，他们奉献出自己所有的一切，自己的安宁，自己的家园，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生命，以换取国家的独立。他们如同一家百货公司一般井井有条，如同一个普鲁士军团一样纪律严明，我所遇到的大多数爱国者也急于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但坚决要求自己也有利可图。（唉，这在我们国家实在是太常见了。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人们依然忙着找工作，搞阴谋诡计，以权谋私，互相嫉妒，这样的事实，有谁会提到？）但是捷克人完全没有私心。就像母亲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根本不求回报。别人得到冒险刺激的机会时，他们欣然接受单调乏味的工作；别人被委以重任的时候，他们甘愿居于卑微的职位。像所有具有政治头脑的人一样，他们也有不同的党派和纲领，但这些全都服从于共同利益。在俄国成立的伟大的捷克人组织，在整个战争期间，所有的人，从富有的银行家到穷苦的工匠，都捐出了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这难道不是个奇迹么？甚至战俘们（大家都知道那可怜巴巴的几个小铜板对他们自己来说是何等宝贵）也能攒下钱来，捐出的款项总额高达上万卢布。
九十年代只吸引理智，那是潺潺流水，一切从水中流过的东西都得到了净化。但当今文学吸引的是情感，那是一口井，一潭死水渐渐变得肮脏恶臭。九十年代人们的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像所罗门的窗台上绽放的绚丽兰花，但我们当代人却把喜怒哀乐放在污水盆里。也许激情似火、燃起宝石般炫目的火焰的确有点荒唐，但做一罐面包酱也委实是单调乏味。
我读《安娜·卡列尼娜》时还是个孩子，那是本由沃尔特·司各特出版的蓝封皮译本。那时离我自己开始动笔写作还早得很，我对那本书的记忆已经模糊。许多年后我重读了《安娜·卡列尼娜》，这时我是从专业的角度看它的小说艺术，我认为这本小说有力、奇异，但有些生硬、枯燥。后来我读了法文译本的《父与子》，我对俄国的东西实在一无所知，没法欣赏它；那些奇怪的名字、独特的人物的确自有一番情趣，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但它只是一本平常的小说，和同时代的法国小说相似，不管怎么说，就我看来，它没有什么太重大的意义。后来，当我发现自己的的确确对俄国有了兴趣时，我又读了屠格涅夫其他的小说，但它们都没能打动我。这些小说里的理想主义太无病呻吟了，不对我的口味，而且读翻译本也无法领会俄罗斯人所欣赏的写作手法和风格之美，我觉得这些小说写得不成功。直到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读了《罪与罚》的德文译本），我才得以感知一种新的情感，令人迷惘又扣人心弦。这些书里才真的有对我来说意义深刻的东西。我一本接一本贪婪地读着这位俄罗斯最伟大作家的伟大小说。我最后读了契诃夫和高尔基。对高尔基我不以为然，他的创作题材的确奇且偏，但是论才华他似乎很平庸：他写最下层人民的生活，文风不矫揉造作，倒还可一读，但我很快就对彼得格勒的贫民窟没了兴趣。而当他开始深思或是进行哲学探讨时，我就发现他很浅薄。他的才华来自于他的出身，他是作为无产阶级写无产阶级，不像大部分的作家是作为资产阶级写无产阶级。但是，我发现契诃夫作品里的精神我十分喜欢。这才是个真正有个性的作家，他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是一股狂野的力量，令人吃惊，给人灵感，叫人恐惧，又让人不解，契诃夫不是这样，你可以和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我觉得只有从他身上才能了解到俄罗斯的秘密，换了其他人都不行。他的写作题材广博，有直接的生活阅历。有人认为他堪比莫泊桑，但这样说的人肯定两者的作品都没读过。莫泊桑是一个聪明的说书人，但最多只能算效果精彩（当然，这应该是评判作家作品的标准之一），和实际生活没什么关联。读他的名篇时你会觉得有意思，但它们太不自然，经不起仔细推敲。那些人物都是戏剧舞台上的形象，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像木偶而不像活人。他们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生活观，而他们的生活观乏味而庸俗。莫泊桑的本质是一个衣食无忧的推销员，他的眼泪、他的笑声像是从哪家外省旅馆的商务室传来。他是郝麦先生[6]的儿子。但读契科夫，你似乎根本不是在读故事。这些作品中没什么明显的奇思妙想，你也许会觉得这样的故事谁都能写，但实际上没有别人写这样的故事。作家有了一种情感，用文字表达出来，然后你便可体会这种情感，你就成了作家的合作者。用“生活的片段”如此陈腐的说法描述契诃夫的故事太不合适了，因为片段是割裂的一个小块，而读契诃夫的短篇时你绝不会有割裂之感：它是一种透过指缝看到的风景，尽管你只能看到一小部分，但你清楚它是绵延不绝的。
上面我对莫泊桑实在有些不公，他的《泰利埃公馆》就足以驳斥我的不公论断。
现在俄罗斯作家风靡一时，有些作家，仅仅是因为他们用俄语写作，就有些严肃的人来使劲儿夸大他们的优点，于是有的作家万众瞩目，比方说库普林[7]、柯罗连科[8]、索洛古勃[9]，其实他们本不值得人们这样重视。我觉得索洛古勃毫无价值，但是他把肉欲和神秘主义相结合，这肯定会吸引某个阶层的读者。话又说回来，我倒不像有些人那样，要摆出一副鄙视阿尔志跋绥夫[10]的架势。我认为《沙宁》这本书有些价值，它的优点是拥有俄罗斯小说中少见的阳光。我们习惯了俄罗斯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冰冷的毛毛雨中，但《沙宁》中不是这样：天空蔚蓝，夏日宜人的微风拂过白桦，哗哗作响。
每一个刚开始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人都会惊讶于其贫瘠。对于十九世纪前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就连最满腔热情的评论家也只不过对它们的历史价值有些兴趣。俄罗斯文学始于普希金，然后是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然后是契诃夫，没了。研究者会提到不少名字，但他们并不看重这些人，门外汉们只要随便读一读别的作家的作品，就会明白不读这些作家也没多大损失。我试着想象，如果英国文学从拜伦、雪莱（用托马斯·摩尔代替雪莱也可以）和沃尔特·司各特开始，接下来是狄更斯、萨克雷和乔治·艾略特，最后以乔治·梅瑞狄斯收尾，那会怎么样？第一个影响就是人们会把这些作家看得更重。
正因为俄罗斯文学极其贫瘠，俄罗斯人才能对自己的文学琢磨得如此透彻。只要肯读书的俄罗斯人，就都读尽了俄罗斯文学，而且是频繁地读，读得烂熟于心，就如我们读钦定英译本《圣经》一般。因为俄罗斯文学的主要组成是小说，所以，比起其他国家来，小说在俄国知识分子的心中分量更重。
《钦差大臣》在俄罗斯享有盛誉。它本身就构成了俄罗斯古典戏剧的全部。每一个中小学生都读它，就像我们读《哈姆雷特》一样；它一到节假日就会公演，就像《熙德》[11]节假日在法兰西戏剧院公演一样。对俄国人来说，这部微不足道的小戏就如同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家，康格里夫[12]和威彻利[13]，哥尔德斯密斯[14]和《造谣学校》[15]一般举足轻重。剧中的角色都已成为各种性格特征的代名词，现实中的人们可以对号入座，而且已经有上百句各类台词成为了格言成语。但其实它只不过是一部微不足道的闹剧，跟科策布[16]的《德国小市民》大致一样，也许它的创作灵感就来自《德国小市民》。《钦差大臣》这部戏的水平和《屈身求爱》差不多。戏剧情节很普通，对剧中人物的刻画只是滑稽的模仿，而不是角色创作。不管你多发自肺腑地想相信他们的真实性，你也抑制不住自己对这些角色的不以为然。不过果戈理倒是有自知之明，没在剧里设置什么聪明或是体面人，所以没有破坏画面。他的剧中聚齐了一帮恶棍和笨蛋，说起来也达到了某种艺术完整，若是在这帮人中间安插个老实人或是能干人则会打破这种完整。康格里夫在这个问题上也一样睿智，他十分注意不要在自己笔下那群浪荡子中插入一个贤人。果戈理以及他同时代的人看重这一部闹哄哄的小滑稽戏，这倒不怎么奇怪，奇怪的是那些通晓西欧文学的评论家居然也看重它。通常，那些向世界介绍俄罗斯的人自己多半对其他国家不甚了解，就因为某些特征不是英国特色，他们便赞颂为俄国特色，而不知道这些特征是由自然条件造成的，在别的与俄罗斯自然条件相似的地方，也会有这样的特色。想要对哪个异邦有一点了解，你不能只在自己国家和这个国家生活过，起码你还得在别的哪个国家待过。阿诺德·本涅特[17]就一直坚信，早餐不吃面包卷和咖啡是法国人独有的特色。
我没什么非凡的天才，但我有刚烈的性格，它多多少少弥补了我其他的不足。我有理智常识。大多数人什么都看不见，我却能把眼面前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最伟大的作家能看透砖墙，我的目光还没这么犀利。长期以来，人们都说我愤世嫉俗，我只是一直都说实话罢了。我就是我，我可不希望别人把我看成别的样子；而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自己没有必要接受别人的虚饰伪装。
比起研究本国的人来，研究异邦的人没法指望认识太多的异邦人，而且由于语言、文化差异，多少年也没法儿和他们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即使英国人和美国人，虽没太多语言隔阂，也没法真正地互相了解。或许，只有当人们早年的生活以及教育背景相似时，才最能相交相知。塑造一个人的是他生命前二十年中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思。而英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这道鸿沟不仅宽之又宽，还深不见底。单是语言差异就是不可逾越的困难，大大地拉开了两者的距离。就算你语言掌握得很好，也好不到足以让人忘掉你是外国人的地步，他们与你相处永远不可能像他们自己之间那样。外国人想要最大程度地深入了解一个异族，就得靠阅读，而在这方面，读二流作家要比一流作家更有用。伟大的作家会创造，而稍次一点的作家则是临摹。关于俄罗斯人，契诃夫能告诉你的远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要多。然后，通过对比你认识的人和你读到的人，你的脑子中便能形成一个印象，就算这印象同事实仍有差距，不管怎么说，它也相对完整、合理，且贯通畅达。
关于学习一门语言，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学到我能流畅阅读、能应付日常对话的地步就足够了，再学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想要精通一门外语需付出巨大努力，得不偿失。
近些年文人们流行谈上帝，他们绘声绘色地描写万能的主，好平衡句子，或是让段落充满感情。这下萧伯纳和H·G·威尔斯[18]也来凑热闹，虽然只是踩着时间刚刚赶上，他们却加快了脚步，要走在这场运动的前面。如果你不再像以前那么活跃，那做某种思潮的领头人可是够困难的，如果他俩看上去都有些上气不接下气，那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我希望哪个有思想的人能写一篇文章解释一下，为什么英国的文人会重拾宗教信仰，甚至在战前就开始这样。而奇怪的是，他们并没能带动大众，教堂依旧乏人问津，更没能对那些更有才智、极有学问的人产生什么影响。总的来说，法律界、科学界和商界人士都对宗教信仰持怀疑态度，这个思潮纯粹是文学上的。这当然与法国类似的思潮有关，在法国，这场运动植根于政治，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则为它奠定了基础：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无精打采，没有活力，因此自然倾向于信教。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反天主教，于是所有反对它的人都站在了天主教一边，许多人把宗教信仰与爱国主义、法兰西的伟大等同起来。最终，那些不明智的人想要的承诺科学没有兑现，有些问题科学从没装作能给出答案，他们却对此不满，于是许多人就投入了教会的怀抱。
法国每出现一场文学运动，英国就会有人效仿。我国有不少文人以“独创性”著称，他们其实不过是做了孜孜不倦地阅读法国文学评论这件简单事。就像在法国，在英国也有许多人对科学不满。我们的大学依旧虔诚信教。它们不断向年轻人灌输“信仰上帝是高尚传统”这样的思想。不难理解为什么重拾宗教的主要是文人：首先，若是以前，那些心存宗教本能的人会受圣职，但现在做教职人员不是什么受欢迎的职业，于是这些人便把全部或部分时间投入了写作；其次，作家不断地求变，他们这类人善变无常，而捍卫一种垂死的信仰不仅可以给提供他们别致、生动的新主题，而且正合他们热衷浪漫传奇的本意。我们都知道，过去二十年里，我们一直渴望浪漫传奇，这种热情持续升温，我们都在贝斯沃特大街上寻找着鲁里坦尼亚王国[19]。后来大战来了，随之而来的痛苦、恐惧和困惑让许多人选择了宗教。看到别人死去（他们并不怎么在乎这些人），他们便通过信仰全能的、大慈大悲的、无所不知的造物主来给自己以慰藉。我有一次在海上，认为自己身处危境、面临死亡，那时嘴边便不由自主地要冒出祈祷的话，这是儿时信仰的残存碎片，原本早已忘记。我凭着自己的意志，颇下了一番力气才抑制住了它们，得以冷静从容地面对下面可能发生的事情。在那一刻，我差点儿就要信仰上帝了，但幸好我还有敏锐的辨别力，认得出什么是无比荒唐的，这才摆脱了恐惧，没有投降。我试图在《人性的枷锁》[20]里记下我为什么会舍弃了自己幼年时期的虔诚，但这种事难以精确描述，我也一直对最终的定稿不太满意。尽管我的思想方式很具象，不善于做抽象思考，但我挺热爱玄学，而看到哲学家像杂技演员走钢丝一般面对难以理解的东西时，我能从中获得强烈的快乐。我读过许多哲学著作，虽然有些赞成绝对事物存在论这种理论很理智，不知如何否定、驳斥它们，但对于“宗教”一词的通常所指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信任，而我并没有从那些著作中读到任何能够诱使我放弃这种怀疑的东西。有些作家试图将玄学说的绝对事物与基督教的上帝整合在一个概念中，我对这种人没什么耐心。而且就算我曾怀疑过自己的见解，这场大战也早已打消了这点疑虑。
只要是观察俄罗斯人的生活，或是读俄罗斯小说，就一定会注意到强烈的罪恶感占了俄罗斯人生活的多大比重。俄罗斯人不仅会不停地告诉你他是一个罪人，而且他似乎是真心感觉自己有罪，时时受到良心的谴责，饱受痛苦煎熬。这一特点真实而奇怪，我试图找出个中缘由。在教堂里我们自然也会说自己是可怜的罪人，但我们根本不相信自己有罪，我们有头脑，知道自己绝不是什么罪人。我们都有缺点，都做过让自己后悔的事，但我们知道自己的行为还没到要让自己捶胸顿足或是咬牙切齿的地步。我们大多数人都还是挺正派的，机遇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就在其中尽力而为。就算我们相信有末日审判，我们也觉得上帝如此睿智，如此通情达理，我们这些凡人都能轻易宽恕邻居身上的一些小缺点，对我们身上类似的毛病，他老人家也肯定犯不着追究。倒不是我们自满，总的说来，我们这些人够谦逊的了，只是我们专心做手边的事，而不怎么记挂自己的灵魂。俄罗斯人则好像不一样。他们比我们更喜欢自省，有强烈的罪恶感，对忏悔的渴望更迫切。他们被这一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了一小点过失，他们就会悲切哀悔，抽泣恸哭，然而换了我们这些没这么敏感的人，根本不会为了些许小事而良心不安。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视自己为大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透过他看到了一个暴躁、狂热的人，灵魂肯定在撒旦手里。然而冷静一点判断，德米特里不过是犯了些小错。他喜欢玩牌，酒总是喝得太多，喝醉了大吵大闹；他好色，还常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暴躁脾气；他草率、冲动，但他的弱点也就这么多了。凡尔蒙先生，还有被爱情变成“幸福的伪君子”前的乔治·黑尔爵士[21]，这两人根本就不会在乎德米特里的“罪过”，只会觉得好笑。实际上俄罗斯人根本算不上什么大罪人：他们懒惰，意志不坚定；他们话太多；他们没什么自制力，所以虽然表达起自己的感情来总是无比热烈，实际上感情是否如此强烈可说不准；但总的说来他们心肠好，脾气也好；他们不怀恨不记仇，慷慨大方，对别人的缺点很宽容；比起西班牙人和法国佬，他们也没那么沉迷于性事；他们友好；他们虽是火爆脾气，但火发起来快，熄下去也容易。如果他被罪恶感压着，这明显不是因为他没做或是做了什么事（实际上，他们多半是因前者而自责不已），而是由于生理上的癖好。参加过俄国酒会的人都会注意到，他们喝酒都喝得很凄惨。他们一喝醉了就会哭。他们常常喝醉。整个民族都受着宿醉头痛之苦。如果禁饮伏特加，抹去了俄罗斯人的这种怪癖，大概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正是俄罗斯人的这种特征让西欧的感伤主义者们认为很值得深思。
最近流行通过文学培养人们的吃苦精神，对此，我只觉得可怕。我一点都不赞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受苦受难的态度。我目睹过无数人受苦受难，自己也没少受苦难。当我还在学医的时候，我在圣托马斯医院的病房里见过病痛对各类病人的影响。大战中我也有过相同的经历，而且我还见过心灵上的折磨对人的影响。我从没见到过痛苦能加强人的性格修养。“痛苦能使人完美、使人高尚”，这纯属杜撰。痛苦对人的第一个影响是使他变得狭隘。他们变得以自己为中心，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周围环境，在他们眼中都变得无比重要，在外人眼里这不可理解。他们变得暴躁易怒、满腹牢骚，成天在鸡毛蒜皮的事上纠缠。我遭受过贫困的折磨，也曾情场失意、希望破灭、理想幻灭、怀才不遇、缺乏自由，这些折磨都让我痛苦不已，而我知道它们让我变得善妒、无情、暴躁、自私、不公，反之富足、成功，以及快乐则让我趋善向良、变得更好。健康的人发挥自己所有的机能，他自得其乐，也能为别人制造快乐；他精力充沛，能利用并完善自己的禀赋；他的智力不断成熟，让他产生复杂的思想，变得充实；他的想象力让他能够掌控时空；他的感官通过培养和教育，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丽。他一天天成长为一个更完整的人。但苦难会压抑活力，它败坏道德而不是提高修养；它不能育人，而是毁人。苦难有时的确能教人学会忍耐，而忍耐的确陶冶情操。但忍耐不是一种美德，它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仅此而已。忍耐对那些想做大事的人来说是必要的，但在琐事中忍耐，也就同那琐事一样，不那么值得尊敬。如滑铁卢大桥，它本身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连通泰晤士河两岸的一条通道而已，是桥两端伸展开的伦敦城才让它变得重要。你不会钦佩一个有耐性慢慢收集邮票的人，这一品质的运用并不能改变集邮是一项不重要的消遣活动这一事实。
有人说受苦受难会让人顺从，而人们把顺从看做解决人生难题的方法。但顺从就是屈服于厄运的任性。顺从坦然地接受了残暴命运掷来的矢石，受尽折磨，还要说是些好东西。它亲吻惩戒自己的棍棒。顺从是被征服者的德性。勇士是绝不会顺从的，他会同生存环境做不懈地斗争，而且尽管明白自己与敌人并非势均力敌，他仍会义无反顾战斗下去。失败也许在所难免，但如果屈从了，就是双倍的失败。普罗米修斯被缚在岩石上，却依然英勇，坚不可摧；而另一个人，吊在耻辱的十字架上，还恳请圣父宽恕自己的敌人，因为他们的行为并非故意——对于有些人来说，普罗米修斯远比另一个家伙更鼓舞人心。对于英勇的人来说，顺从太接近于淡漠了。它有时会屈从于既不必也不该屈从的东西。它是奴隶们最后的尝试，好把自己的懦弱变成自我陶醉的理由。尽管人生的各种束缚牢不可破，一个人也照样应该斗志昂扬，充满反抗精神：尽管他饥饿寒冷，贫病交加，没有朋友；尽管他知道前面全是上坡路，艰难困苦，而且长夜漫漫没有黎明，也请允许他否认寒冷饥饿、疾病贫困是好事；尽管他已精疲力尽，没有力气再继续这场无望的战斗，也请允许他保守住心中最后一点自由的火花，正是这点火花让他可以说痛苦坏透了。
俄罗斯人比我们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不像我们那样易受传统的奴役。俄罗斯人绝不会仅仅因为别人觉得他应该做某件事就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他们之所以能平静地忍受长达几个世纪的压迫（他们的确是平静地忍受，因为整个民族都长期容忍他们也认为无法容忍的暴政，这实在是不可理喻），是因为尽管政治上受着压迫，个人的生活仍是自由的。俄罗斯人比英国人有更大的人身自由，大得多。没有什么规矩约束他。他喜欢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他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不用顾及社会习俗（艺人会泰然自若地戴圆顶硬礼帽、硬领子，律师则会漫不经心地戴顶墨西哥阔边帽）。他的习惯在他身上显得那么自然，别人就也觉得它们的确自然；尽管他常常喜欢夸夸其谈，但他从不试图掩饰自我，表现出另一个面目来，他不过稍微有一点吹牛而已；他虽不支持某个立场，却也不会对它感到震惊；他什么都能接受，对待其他人思想和行为上的怪癖他也无比宽容。
俄罗斯人很有些受虐狂倾向。扎赫尔·马索赫[22]自己就是个斯拉夫人，他写了一本短篇故事集，在别的方面没什么出彩的，就是让人们开始注意到这种疾病。据他妻子回忆，他本人的状态就同他自己笔下描写的病症一样。简单地说，这就是一个男人在性的问题上渴望受到深爱的女人对自己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例如扎赫尔·马索赫自己就坚持要求妻子和一个情人去旅行，而他自己则装扮成男仆，一边天天低三下四地为这一对服务，一边妒忌不已，饱受折磨。在扎赫尔·马索赫的小说中，女人都被描绘得高大强壮、精力充沛、无耻且残忍。她们使唤男人，对他们百般侮辱。俄国小说里就充斥着这样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主人公都是那种飞扬跋扈的类型，爱她们的男人对温柔、甜美、文雅和妩媚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倒是从自己所受的侮辱中获得不少怪异的快乐。他们想要自己卑微下贱。屠格涅夫笔下的女主人公们都聪明、机警、活跃、积极进取，而男人们却意志薄弱，只会幻想，不会行动。这是俄罗斯小说的一个特征，我想这反映了俄罗斯人一种植根于本性的性格特点。在与俄罗斯人相处时，没人不会注意到俄罗斯女人待男人有多么粗暴。她们似乎能从当众羞辱男人中获得快感。她们好争吵、说起话来蛮不讲理。有些话，英国人再也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说，而俄罗斯男人却能忍受。你会看到哪句嘲讽让他们红了脸，但他们绝没有一点要反击的意思。他们柔弱被动，动不动就会哭。
俄罗斯人珍视自我羞辱，因为这来得容易。他能接受侮辱，因为被侮辱能给他以异常的快感。
俄罗斯小说中人物类型真是少得可怜，叫人吃惊。相同的人物换上不同的名字，反复出现，不仅在同一个作家的笔下是这样，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亦是如此。阿廖沙[23]和斯塔夫罗金[24]便是两个突出的典型，他们似乎萦绕在俄罗斯作家的想象中。我们也可以认为他俩代表了俄罗斯人性格的两个方面，每个俄罗斯人都觉得自己身上或多或少有这两个人的印记。也许正是由于他们身上有两个互不相容的自我共存，才使得俄罗斯人如此之混乱、矛盾。
是幽默使人类得以彰显无穷无尽的性格类别。俄罗斯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有限，可能是因为俄罗斯人特别缺乏幽默感造成的。在俄罗斯小说中，你找不到风趣诙谐、巧舌如簧，读不到揶揄打趣、挖苦讥讽，也享受不到警句妙语的智慧，俏皮话的轻松愉快。俄罗斯小说里的反讽粗劣且浅显。当俄罗斯人笑时，他是嘲笑别人，而不是和别人一起开怀大笑，因此能让他们幽上一默的只有歇斯底里女人的癔病、乡巴佬的奇装异服、醉汉的滑稽行为。你不可能和他一起笑，因为他的笑有些粗鲁，不厚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幽默就不怎么高明，和泡在酒吧里鬼混的家伙的幽默感差不多，做的是类似把水壶拴到狗尾巴上这样的勾当。
我想不出任何一本俄罗斯小说里有哪个人物进过美术馆。
俄罗斯人传递给世界的信息似乎很简单：“爱”中藏着宇宙的秘密。其对立面俄罗斯人认为是“意志”，一种敌对而有害的力量。俄罗斯小说家不知厌倦、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意志会给受其奴役的人带来多大的灾难。他们就像女人对唐璜着迷一样地对它着迷，不过仔细思量，想到它的穷凶极恶，他们便毛骨悚然。然而他们却又怜悯它、追逐它，就像《天堂猎犬》[25]里的基督追逐仓皇逃离的灵魂一样。他们不认为它目标单一，而相信它自我分裂，内部存在对抗，确信意志的深处仍存在一点爱的火星，正是这星星之火燃烧吞噬着意志自己的心脏。若是它投降，哀求着要投入他们敞开的胸怀，他们就会欢欣鼓舞，像天使们一样唱起赞歌；而若是它最终拒绝投入他们张开的怀抱，他们就会像称职的基督徒一样，将它驱逐到黑暗的世界，对它怒目切齿。
但俄罗斯人将“意志”和“爱”这样对立，不过是把一种凭空想象的浪漫幻影置于另一种凭空想象的浪漫幻影面前。它们都只是表象，而我们若以为它们不止如此，那也许只是因为它们给我们以无比真实的感觉。但它们自始至终都只是感觉。爱，只要是积极活跃的，便也带有意志所具备的性质，因而不能作为它的对立面，不能成为解释存在之谜的相反答案。但契合俄罗斯人的性情、吸引俄罗斯人的却是它消极的那一面，它的克己、它的谦卑，俄罗斯人正是从这其中找到了答案，可以解开那些让他们困扰不已的谜团。这明显与理智没什么关系，这是理智对情感的臣服，他们说爱中藏着宇宙的秘密时，就是承认自己放弃了探索宇宙的秘密。俄国人如此专注于人类命运和世界意义的问题，却对探讨形而上学的问题一点都不在行，这真是奇怪。偌大的一个国家，不说一流的，连个二流的哲学家都培养不出。他们似乎根本没有严密思考的能力，想不准也想不深。在思想问题上，他们都有空想症，沉溺于空想，怠惰懒散。为什么俄罗斯人的这一信息会风靡欧洲，探讨一下应该很有趣。爱的至高无上在欧洲被好好地宣传了一番，好评如潮。各类作家被它吸引，而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它都影响了他们的观念。它来得正是时候，世界已经对科学失望了。法国曾是许多西方思想运动的发源地，现在它也自惭形秽，疲惫厌烦。自然主义学派如今枯燥而机械，叔本华和尼采也没了原先的新鲜感。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对玄学问题感兴趣，却既没有那个修养、也没那个耐心去研究玄学著作。神秘主义大行其道，有人告诉他们“爱”能解决他们所有的疑问，他们便开开心心地接受了。他们认为他们知道爱是什么意思，因为“爱”这个词词义丰富，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最美好的经历给它一个定义。以前让他们困惑不已的东西，通过这种熟悉的情感似乎都清晰起来了，一想到这，他们便又生出一种情感，并很乐意把它视作一种解释。他们根本就没意识到这两者根本风马牛不相及，这样的做法无异于指鹿为马。对一些人来说，这一见解同他们一直未放弃过的信仰是一致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曾从理智上抛开了某种信仰，但情感上还没有放弃，现在它便又重树了这种信仰。我们也不应该忘掉，“爱”是花言巧语的家伙们钟爱的主题。
我读了一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作者是X。这书读上去像是哪个牧师的老处女女儿在更年期写的。没有理由不能在写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也保持冷静。读一本小说没必要狂喜、热诚到像领圣餐的修女那样。总对某人赞不绝口不仅会让别人厌烦，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我认为，若是仰慕一个人，就应该理智地评价他，比起像醉汉沉迷于酒一样盲目崇拜他，这是一种更好的恭维。我觉得，如果一个作家能蛊惑自己读者的思想，他就会很乐意让别人去赢取他们的心。在已逝的这些人中，阿鲁埃·德·伏尔泰先生的地位肯定比穆迪甚至桑基先生[26]更显赫。
我希望有人能分析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技巧。我觉得，尽管他的读者并未觉察，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对读者有如此影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独特的写作手法。听人们的口气，似乎大家觉得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小说家，而且有些写作策略他用得极有技巧。有一个策略他最喜欢，也始终在用，那便是让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聚在一起，对某种荒唐到让人费解的行为进行讨论。他技艺娴熟地引导你一步一步弄懂其中的玄妙，就像加博里奥[27]揭露案件真相一样。这些长长的对话引人入胜，令人兴奋，而且他还有一种巧妙的技巧让人益发兴奋：他的人物个个激动不安，状态与说出来的话极不相称；他描写他们激动地直哆嗦，脸色要么发青，要么就是惨白得吓人，惊恐万状，这样一来，最平常的词句有了莫名的深意。目睹了如此极端的反应，没多会儿读者自己便也绷紧了神经，一有什么事发生便会大吃一惊，而若是平常见到这种事儿他们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一个出乎意料的人走进来，宣布一条出人意料的消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小说家太优秀了，安排起巧合来绝不犹豫，而他的人物总会在关键的时刻出现在关键的地方。这样的写作手段是欧仁·苏[28]的写作手段。我这可不是要谴责什么，只要你有才华，所有的写作方法都是好的。拉辛就能在亚历山大诗格[29]的禁锢下尽情展现人类的各种激情，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用通俗闹剧的元素也能创造出不朽的艺术佳作。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位难以模仿的大师，有些活宝作家自己想要成为英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最多不过是成为欧仁·苏的影子。
有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机械地使用这种写作技法，这个时候，他的人物就会很莫名其妙地坐立不安。一个场景虽以晴空霹雳结束，那动静其实也不过是球滚过铁皮折腾出来的。此时，他的人物扭曲变形，像是波伦亚画派[30]笔下毫无生气的人物画，都只是摆出些毫无疑义的姿势罢了。
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塑造相当粗枝大叶。他的人物都是一个类型的。每个人的性格都是多面的，最伟大的作家们至少都暗示了这点，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却永远一成不变，他们就像十七世纪流行的“角色”设置一样：铁血男儿就永远坚定如钢，轻浮女子就永远水性杨花，高尚之人就永远圣洁崇高——他们只是情感、品质或是弱点的化身，很少是个实实在在的人。而整个西欧世界天真地相信他们就是俄罗斯人，然而我所遇见过的俄罗斯人与其他民族的人没有什么差别。铁血男儿也会有他的弱点，轻浮女子也会有一颗善良的心，高尚之人也会有他的不是。读者能从小说家那里得到的最大乐趣，是看一个人既英勇豪迈又卑贱可怜，看人性矛盾无穷，丰富混乱，但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你得不到这种乐趣。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塑造过于连·索雷尔[31]那样纠结复杂的人物。
我们都听说过，哲学上“绝对”这个概念深不可测，它涵盖了所有的痛苦和快乐，包括了所有的变化，蕴含了时间和空间，而人是如此之复杂，做“绝对”的象征正合适。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都像是道德剧中的角色。你觉得他们复杂是因为你没法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但稍稍有些“交情”后，你便发现他们实际上简单得过分，他们的一言一行真的从来都是按标准来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总让我想起艾尔·格列柯[32]。而如果说两个艺术家中，艾尔·格列柯似乎显得更伟大的话，可能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更合适：他们两人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天才，可格列柯生活的时代和环境更有利于他全面发展这种才华。他们都有化无形为有形的本领，两人都激情澎湃，感情总是大起大落。他们都让人觉得他们窥探过灵魂不为人知的角落，他们在不一样的地方走过，那里的人呼吸的不是你我呼吸的空气。两人除了五官都还有其他的感官，凭着它识破了什么天机，非常希望将之公诸于世，但只能以五官感受来描绘表达，因此徒劳无功，两人便都因此无比苦恼，饱受折磨。他们都在努力地回想一个梦，记起这个梦对两人来说都无比重要，可这梦却总徘徊在意识的边缘，叫他们抓不着，让他们无比痛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他巨大的画布上也画满了夸张的人物，他们也摆出奇怪但优美的姿势来表现自己，那些姿势里似乎饱含深意，可你却总是参不透。两人都通过人物姿态表达深意，这是一门艺术，而他俩都是这一艺术的大师。列奥纳多·达·芬奇也对这门艺术有些了解，他声称这是肖像画家最了不得的禀赋。
《复活》这本书能出名全仗了作者的名气。书中的道德说教掩盖了它的艺术性，与其说它是部小说，不如说它是本宣传册。狱中的几场戏、对罪犯流放西伯利亚一路行来的描写，总让人觉得是托尔斯泰特地死记硬背、硬着头皮写的，真是可惜。但托尔斯泰才华横溢，即使在这里也没被埋没。自然风景的描写处理得极出色，既写实又充满诗意，让人赏心悦目，他让我们领略了乡村夜晚的幽香、正午的炎热，还有黎明时分的神秘，俄罗斯文学中能有如此笔力的再无第二人。托尔斯泰的人物塑造能力非凡，也许聂赫留朵夫这个角色的塑造并不完全符合他的本意，但通过聂赫留朵夫这个耽于声色、神秘、无能、多情、糊涂、胆小又固执的人，托尔斯泰塑造了一个典型，大多数俄罗斯人都能从聂赫留朵夫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不过若是纯从写作技巧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中最出彩的莫过于那许多形形色色的次要人物了，有些人只在一页上出现过一次，但托尔斯泰常常只用三四句话就能把他们描绘得性格鲜明、特立独行，任何一个作家读了都会啧啧称奇。莎士比亚戏剧中小人物大多根本没有什么个性：他们只是些名字，有几句台词要念而已，而演员们多半在这种事上直觉很准，他们会告诉你想要把这些木偶演出性格得花多大的力气。可托尔斯泰却赋予每一个人物以独特的生命和性格，于是，只要书评家够能干，哪怕是描写得最粗略的人物，他也能估摸得出这个角色的过去，揣测出他的未来。
我最近一直在读屠格涅夫。我觉得，像他这样才华如此有限，却能获得如此声誉的作家，大概是找不出第二个了。世人多高估俄罗斯文学，有些作家出名正是沾了这一点的光，而屠格涅夫最是如此。他与奥克塔夫·弗耶[33]或是谢尔比列[34]的写作理念和风格一致，他最大的优点也是他们最大的优点：有柔情有涵养，知足常乐。因为他的身材和出身，他在巴黎的文学圈中颇引人注目，若能知道这个圈子里的人到底是怎么看他的，应该会很有意思。他认识福楼拜和莫泊桑、龚古尔兄弟、于斯曼[35]以及玛蒂尔德公主[36]沙龙中的那些常客。他的书读起来让人心安：你绝不会按捺不住好奇心，要立即翻到最后一页看看，你会一页一页地顺着看下去，看到最后一页后也不会后悔看了这本书。读他的书就像行驶在河面上，整个过程平静、平稳，一路既没有惊险也没有激情。有人说他的作品中涉及了某些主题，由于俄罗斯政治凶险，他不敢明讲，便在作品中暗示（不过他是在巴黎写作，和莫斯科离得远，很安全，所以他其实完全可以同大胆的赫尔岑[37]或巴枯宁[38]一样，没必要畏畏缩缩），似乎只要他一说到某个主人公在种地，俄罗斯的读者们就会兴奋不已，认为这暗示了革命运动，当然这和他的书到底有没有价值毫不相干，一本糟糕的书不会因为政治局势问题变成一本好书。这就好比那些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就算创作它们是为了挣钱糊口、养活妻儿，也无法让它们成为艺术品。屠格涅夫的优点主要在于他热爱自然，他们那一代的人描写自然都像列清单，一笔一笔地记下各种声音、气味和景色，而不会提及自然让他们产生了什么样的情感，屠格涅夫也是这样写自然的，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责备他，再说他的描写还是相当优美怡人的。他还写过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的一个贵族家庭的乡村生活，他的描写也很有韵味，读起来很叫人喜欢。而时过境迁，现在再读起来，还添了一分风趣的优雅，增了几成历史价值。他的人物塑造都很程式化，而且人物类型也很少。每一本书中都有一个年轻女孩，每一个都严肃、端庄、充满活力；每一本书中都有一个索然无味的母亲，一个夸夸其谈、懦弱无能的男主人公，次要人物都写得含糊、苍白。在他所有的书中，唯一一个在你合上书本后，还依旧拥有自己的生命的人物，是一个叫乌瓦·伊凡诺维奇·斯塔霍夫的大胖子，他出现在一本叫《前夜》的小说中。他笨重乏味，总是打着响指，说起话来含混得过分。但最能叫屠格涅夫的读者们惊讶不已的，肯定是他的故事居然都那样琐碎。《贵族之家》写的是一个不幸福的已婚男人爱上了一个女孩，后来听说自己的妻子死了，就向女孩求了婚。但他的妻子突然出现，这对情人又分开了。《前夜》写的是一个女孩爱上了一个年轻的保加利亚人。他生了病，他们结了婚，他的病发展成肺结核，然后他死了。这两种情况，如果前一个中的男主人公采取了最基本的措施，先写了封信给他的律师，确认一下他妻子是否的确死了，而后一个中的男主人公去取护照时穿了件厚大衣，故事也就都不会发生了。屠格涅夫和安东尼·特罗洛普[39]，将他们俩做个比较，你会很受启发：除了写作风格之外，每一点上都是那个英国作家占优势。他更通人情世故，变化更多，更幽默，视野更广，塑造的人物更形形色色。特罗洛普笔下普劳迪主教跪在死去的妻子床边，祈求上帝让自己不要为此欣慰感激，这一幕是如此震撼，它将永远印刻在人的记忆中，但屠格涅夫就从未写出过这样的场景。
这上面的判断可真够差劲的。屠格涅夫的确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被激情所吞噬，也不像托尔斯泰那样广博、慈悲，但是他有其他的品质，他有魅力、风度和柔情。他优雅而与众不同（这可都是绝佳的特质），理智，并且对乡村很有感情。即便是读译作，你也能看出他的文笔是多么漂亮。他从不走极端，从不虚伪，从不乏味。他既不是说教者，也不是预言家，他满足于做一个小说家，纯粹而简单。下一代人的定论很可能将他看做三个人中最伟大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墓。墓地外围着整齐的铁栏杆，地上平整地铺着沙砾。一个角落里立着一个巨大圆盒子，前面是一块玻璃盖，里面放着一个巨大的花环，花环是由人造花朵编成的，古板的白玫瑰和铃兰，比真花大得多，上面系着个大蝴蝶结，还拖着一条长长的绸带，上面印着金字。我希望这墓地无人问津，盖满了落叶，就像它周围的那些墓一样。它这样整洁，显得庸俗，真叫人难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半身雕像放置在花岗岩石碑前，那石碑根本没什么形状，上面刻了些毫无意义的徽章，而且它看上去就要垮塌，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那是一张被满腔热情扭曲了的脸。那头颅大得惊人，让人情不自禁地觉得那就是一个世界，大得足够容纳他笔下那数不胜数的人物。他长着一对大招风耳，耳垂很厚实，一看就是感官主义者的耳朵。他的嘴巴也很性感，凶巴巴地板着个脸，却又像是一个噘着嘴的伤心孩子。他的两颊瘦削，太阳穴深陷进去。他留着络腮胡和八字胡，都很长，脏兮兮、乱蓬蓬的；长头发稀疏；额头和脸颊上各有一大颗痣。那张脸上透着一种痛苦，一种可怕的东西，既让你想转身走开，又牢牢地吸引着你。他的相貌比他所有的作品都骇人。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去过地狱的人，在那里看到的不是无止境的煎熬，而是卑鄙和矫饰。
涅瓦大街[40]。邦德大道[41]狭窄而弯曲，就像中世纪城市的街道，它让人时时想起这座贵妇人前来度社交季节的城市，就是在邦德大道，最后一位克利夫兰女公爵掴了她仆人一耳光。和平大街[42]有着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耀眼华贵，它宽阔大气，庄严凛然，却又欢快轻松，似乎科拉·珀尔[43]和奥尔唐斯·施奈德[44]的影子依然对着所收集的宝石笑得那么灿烂。第五大道也很欢快轻松，但它的那种欢快与和平大街不同，它神采奕奕、兴高采烈，它青春气盛，有着年轻人那种缺乏想象力却灿烂辉煌的光彩。尽管每一条街道都有自己的特点，也只可能和自己所在的那个城市契合，但这些伟大的街道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彬彬有礼，欣欣向荣，正合适代表一个站住了脚跟、充满自信的社会。但它们都没有涅瓦大街那样有个性。涅瓦大街昏暗肮脏、邋遢破烂、破败不堪。它很宽也很直。街道两旁的房子低矮、单调、油漆脏兮兮的，失去了光泽，建筑风格也乏善可陈。街道让人感觉乱七八糟的，虽然我们也知道它是照计划建成的，但它却一副没有完工的样子，使你想到美国西部小镇的某条街道，经济景气时匆匆开建，经济渐渐衰落，它也就无人问津，破旧不堪了。商店橱窗里塞满了俗气的商品，像是来自维也纳或柏林郊区某个破产公司的库存。街上人山人海，川流不息，也许涅瓦大街的个性就来自于这摩肩接踵的人群。它不像其他的大街，街上走的主要就是某一阶层的人，涅瓦大街上什么阶层的人都有。若是在街上闲逛，便可观察到各式各样的人：士兵、水手，以及学生、工人和资产阶级，还有农民，他们没完没了地说着话，一群群人热情地围着卖最新一期报刊的小贩。这些人看上去温和敦厚，脾气随和，很有耐心，我觉得他们不会像巴黎的群众那样脾气暴躁，动不动就闹出不快，大动干戈；我也相信他们肯定不会像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那样行为恶劣。他们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群老实人，想要找点乐子，寻点刺激，但他们只把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件当做有趣的谈资。现如今，肉铺和食品店外面总排着长长的队伍，戴着头巾的妇女、小男孩儿、小女孩儿、白胡子老头，还有面色苍白的年轻人，他们都排着队等着领取食物，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等待着，耐心地等待着。
我觉得，这一群群人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容貌各式各样，其他国家的人们面孔多半都差不多，但这些俄国人可不是这样的。相较之下，他们的灵魂深处的强烈情感似乎都明明白白地写在了脸上，这一张张脸不是面具而是索引：沿着涅瓦大街一路走，你可以看见所有伟大的俄罗斯小说中的各种人物，你可以一个一个将他们对号入座。有阔脸厚唇的商人，一把浓密的胡须，放荡、大嗓门、粗俗；有脸色苍白的理想主义者，双颊深陷，肤色蜡黄；还有人群中那些冷漠的女人，一脸木然，毫无表情，像是一架乐器，由着任性的手弹拨，从女性的娇柔中你能窥到残忍。情欲就像某种古老道德问题的化身，在街上游荡，同它一起的还有美德、怒火、恭顺，以及饕餮。俄罗斯人总是说，世界没法儿理解他们，他们也没法儿理解自己。他们以神秘自居，这有点儿虚荣。许多人宣称俄罗斯人的神秘难以解释，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我自问这样的神秘是不是源于他们的简单，而非复杂。他们完全屈从于情感，这很奇怪，相当原始。比方说英国人，他们有扎扎实实的性格“基础”，虽然情感会影响它，但它反过来又会影响情感；但俄国人好像完全处于情感的控制下，每一种情感都能完完全全地支配个体，指使着他向东往西。他们就像风鸣琴[45]，一百阵风就能吹出一百种旋律，这乐器因此就显得难以想象的复杂。
涅瓦大街上，我常能看到一个异乎寻常、使人惊骇的家伙在沉思，在俯瞰人群。它看上去都不像是人，而是一个畸形的小侏儒，他姿势古怪地蹲在一根粗柱子上，柱子的高度让他正好高过行人，下面有一个壮实的农民扶着柱子，收取善人的施舍。侏儒栖在柱子上，像一只怪鸟，他的脑袋上有些什么看上去很像鸟，更加强了这种效果，但奇怪的是那脑袋的形状匀称，这是一颗年轻人的头，长着大大的鹰钩鼻，厚实的嘴唇，眼睛很大，靠得很近，眨都不眨一下，一直盯着人群。他的太阳穴深陷，双颊苍白瘦削。五官这种古怪的美感可不是一般地显眼，因为俄国人通常都是扁平、模糊的。这颗头像是雕塑馆中某个罗马帝国时期人物的头。这个家伙一动不动，看上去凶险邪恶，他注视着人群，专注得像一只猛禽，可却又什么都没看，而那张残忍的厚嘴微微翘起，带着点嘲讽的笑意。这个家伙冷漠孤高中显出一丝可怕，他对这世界既鄙夷又漠然，既恶毒又宽容。人群就好像身处“冷嘲精神”的注视之下。人们在他身边来来往往，将铜板、奖券和纸币投进那农民的盒子里。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走到涅瓦大街尽头，街道变得更加破败寒酸。这里的房子都像城郊的房子一样脏兮兮的，它们让人感觉邋遢又神秘。走着走着就突然没了路，好像大道没铺完似的，这就到了修道院的大门前。走进大门，两边各是一片公墓，再跨过一条小渠，眼前便是这世界上最出人意料的景象。这是一座巨大的方形庭院，草地新鲜翠绿，让人仿佛置身乡村一般。庭院的一边有一座礼拜堂，然后就是大教堂了，周围是修道院低矮的白色建筑。这些建筑极其奇特，装饰虽非常简单，但却给人以华丽的感觉，让你想到十七世纪的荷兰淑女，一身肃穆的黑衣却显得雍容华贵。这些建筑看上去端庄，但却毫不矜持。桦树上，白嘴鸦呱呱地叫着，将我的记忆带回了坎特伯雷城郊，那里的白嘴鸦也呱呱乱叫，这种声音总会引得我伤心。我想到我的童年，我因为腼腆，虽然生活在一大群孩子中，仍然感到孤独，我的童年真是不幸，但那童年又是富足的，因为我心中充满了对未来模糊的幻想。头顶上是一样的灰色。我想家了。我站在东正教会的教堂台阶上，望着修道院里长长的一排建筑，望着一棵棵光秃秃的白桦树，但我看到的是坎特伯雷大教堂长长的中殿，殿上的飞檐，还有中央的塔楼，在我饱含深情的眼中，它比欧洲哪一座塔楼都要宏伟、可爱。
革命成功后，小费就废除了。饭店和旅馆的服务员从此不收小费，而是取账单的一部分作为服务费。他们把小费看作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人们出于习惯仍然会给小费，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拒绝接受。我就有过一次奇怪的经历。我有一次为了什么事大大地麻烦了旅馆里的擦鞋童，于是就想给他五卢布。他拒绝了，尽管我再三要塞给他，他还是不肯要。说来，如果这是哪个饭店里的服务生，接了小费有可能会被同事看见，那这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但是现在是在我房间里，只有我们俩，就算这个擦鞋童（这类人天生喜欢占点小便宜）拿我给的赏钱，也没人会看到啊。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服务生的观点的确是变了。这些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忍受着残酷的压迫，现在终于有了全新的感觉，隐隐约约体会到了人的尊严。他们是受了政客们蛊惑民心的煽动，但因此就诋毁他们实在是很蠢的做法，从自己拒收小费等一系列行为里，他们看到了展开崭新生活的希望。我问那个常接待我的餐馆服务员这种变化对他有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他说，“以前我们收小费时赚的钱更多。”“那你还愿意再回到过去吗？”“不愿意，”他笑道，“就这样挺好。”这样的精神值得赞扬。但不幸的是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人越变越无礼。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面对无情的事实：人骨子里都是粗人，他们憎恶为同类服务，要想要他和蔼友善，就得付钱给他。
萨温科夫[46]。革命前，他是恐怖分子的头领。他策划并执行了对普列韦和塞尔吉乌斯大公[47]的暗杀行动。他被警察追捕，逃亡了两年，使用的一直是一本英国护照。他最终在一家旅馆里被逮住了，被带进餐厅里，逮捕他的士兵就在那里写报告书。士兵们告诉他，若是他想要什么，可以给他。他要了苏打水和香烟。苏打水送了上来，执行此次逮捕行动士兵的长官从自己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丢给他。萨温科夫火冒三丈，他抓起香烟扔到长官的脸上，说道：“您忘了，先生，我和您一样都是绅士。”他是笑着告诉我这话的。这正证实了我的理论是对的：我认为当人的情绪激动时，常常会言行夸张，说的话好似通俗剧里的套路。这就是为什么最好的作家写作时常常不忠实于生活的缘故。
我问他被捕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极度恐惧。“不是，”他说，“毕竟，我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当我当真被捕了时，说来也怪，我倒是感到松了口气。要知道，我原来的生活一直很紧张辛苦。我实在是累坏了。我觉得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现在我终于可以休息了。”
他被判处死刑，行刑前那段时间被关押在塞瓦斯托波尔[48]。我听说他曾用他那雄辩的口才，说动了狱卒参加革命队伍，还帮他逃跑。我问他这是不是真的。他哈哈大笑。事实没这么浪漫。主管监狱哨兵的那个中尉已经参加了革命，被别人劝诱，最终放走了萨温科夫，用的是最简单的方法：中尉大摇大摆地走进牢房，命令把萨温科夫带出来，叫萨温科夫跟着他，然后就快步出了监狱。哨兵们看到长官经过，也没有提出质疑，他们就这样到了大街上。他们奔向港口，上了一条早已准备好的敞篷小船，划船过黑海。他们一路上多次遇到可怕的风暴，不过用了四天他们就抵达了罗马尼亚海岸。萨温科夫从那儿去了法国，一直住在巴黎和里维埃拉[49]，直到革命成功后才得以重返俄国。
我说策划并执行那些暗杀一定需要巨大的勇气。他耸耸肩：“一点也不要，相信我，这和所有的事儿都一样，做着做着就习惯了。”
彼得格勒。傍晚时分，这里会十分美丽。这里的一条条运河有着自己的个性，也许你会想起威尼斯或阿姆斯特丹，但这么想只是因为看得出它们有多么不同。这里的色彩淡雅柔和，它们好似粉彩涂抹，又具有画笔鲜能绘出的轻柔。能找到康坦·德·拉图尔[50]作品中梦幻的蓝色，淡淡的粉色，还有玫瑰花蕊的嫩绿、浅黄。十八世纪法国音乐的明媚忧伤会让一颗敏感的心涌上千般情感，这样的画面也会。这画面安详宁静，质朴纯真，这个背景衬着那些想象力天马行空、感情疯狂的俄国人，真是不太协调，但还是很让人愉快。
我的第一位俄语老师是个敖德萨[51]人，浑身上下都是毛。他是个矮子，差不多都能算是个侏儒。我那时住在卡普里，我的房子建在橄榄树丛中，他每天下午都上我家来给我讲课。他不是个好老师，畏畏缩缩而且心不在焉。他穿着褪了色的黑衣服，戴着顶形状奇异的大帽子。他出汗出得着实厉害。有一天他没来，第二天也没来，第三天还是没来，于是第四天我出门找他。当初得知他很穷，我没认真考虑就预付了他讲课费。我一路找到镇上一条狭窄的白色小巷里，又经人指点爬到一栋房子的顶层。这是顶楼的一间小阁楼，热得像个火炉，里面除了一张轮式矮床、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外是空空如也。我看见我的俄国人坐在椅子上，一丝不挂，酩酊大醉，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大壶酒。我走了进去，他对我说：“我写了一首诗。”然后二话不说，也没意识到自己现在是一丝不挂，光着毛乎乎的身子，就摆出夸张的姿势，背起他的诗来。那诗很长，我一个字也没听懂。
每个民族都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典范，并将自己的敬佩倾慕全都寄托其上，虽然鲜有人真能完全符合这个典型，但将它分析分析还是会很有意义也很有趣的。这个典范会随时代环境变化而变化。它是一个理想，小说家们都努力用血和肉来充实它。他们赋予这个美好想象各种特点，而这些特点正是这个民族此时隐隐约约渴望拥有的。不用多久，有些天真纯朴的人就被这些虚构的人物迷住，把他们当作模范，还真的据此改造自己。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你也能发现自己曾在小说中读到过的一些人物类型。作家们能虚构出一些性格特色，之后人们会把它们当做自己的性格，还真是奇怪。据说，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与其说像他同时代的人，倒不如说更符合他下一代人的特征；而曾有一度，只要在这世上转转，终归会遇到一些处处模仿吉卜林笔下人物的家伙。他们的品味这么差劲，倒也许值得我们注意。如今最叫英国人着迷的人物范式似乎是强壮而沉默的男人。他到底是什么时候闯进英国小说里的，这不好说。《简·爱》中的罗切斯特有可能是第一个例子，此后他就一直备受女作家们青睐。他之所以吸引女作家，吸引所有的女人，有两个原因：她们都渴望被保护，而从他身上她们看到了能够保护自己的力量，而她们又能左右这种力量，这便大大满足了她们天生的统治欲。因为这样的男人是在小说中和戏台上更常见，而不是在生活中，而且要描写一个男人，却总不让他表达自己，这实在是困难，所以虽然沉默是定义他性格的特征之一，却不是他最鲜明的特点，实际上他容易啰嗦。但原则上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话少，用词也不丰富。他和人说话时会用上一堆的术语，而这些人根本就不属于能听懂那些术语的人，作家用这个来体现出他是一个能干、会办事的人。他和一般的人打交道会感到窘迫，言行举止大有改进余地；但奇怪的是，尽管他和自己的同胞相处得很尴尬，和各地的原住民们来往时却从容潇洒，有天赋异禀。他不谙待客之道，在客厅里会茫然无措，但碰上狡猾的东方人却是棋逢对手。他对待他们慈爱而严格，就像一个好父亲对待自己儿子那样。他正直、公正、诚实。他算不上多爱读书，但他阅读研究的都是不错的文学作品：《圣经》、莎士比亚、马可·奥勒留[52]、《威弗利》系列小说[53]。他不健谈，若是说话一定是开门见山。他智商很高，但稍显褊狭，他知道二加二等于四，但永远不会想到在某些复杂情况下也可以等于五。他对艺术没什么耐心，对待哲学很天真。他从来不会对什么是“重要的事情”产生疑问，实际上，他从来看不出一个问题不只有一个侧面，这是成就他力量的一部分原因。他的性格比他的智力更好。他具有所有的男性优点，不仅如此，他还具备女性的温柔。但不能就此认为他完美无缺，作者总是在暗示他的风度礼节并非时时都好，有时候他甚至很乖戾粗暴；这样，若是哪个灰眼睛的英国女孩能获得他忠诚的心，将百炼钢化为绕指柔，那这胜利该有多伟大！他的脾气，虽然总是控制得很好，但也常常让人震惊，当他拼命忍着不发怒时，凹陷的太阳穴上便青筋暴跳。他的品性变化不定。有时他很纯洁，有时则相反，他在生命的某一个时期曾很是放荡不羁。他严厉苛刻，必要的时候还甚至会无情冷酷，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心地善良的。他的相貌与他的性格相符。他有鹰一般的眼睛，头发卷曲灰白（尤其是两鬓处的头发），下巴方方正正，但那张嘴倒不显得坚毅。他是人中豪杰。就是这个强壮沉默的男人，肩负着白人的使命，缔造了我们的伟大国家，建设着我们的帝国，是我们实力的依靠、中流的砥柱。他在地球上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无休止地辛苦劳作；他守卫着帝国的边疆：遥远的印度、帝国最荒凉的地区、非洲内陆的热带森林里都有他的身影。想到他，没有人不会顿觉骄傲，无比激动。只要是可望不可即的地方，就会有他。实际上，这就是他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小说故事献给这个世界的人物里，没有哪个能比阿廖沙·卡拉马佐夫更可爱了，他总能使书中遇见他的人感到愉快，也总能让书外他的读者感到愉快。他让人心情舒畅，就好像是英格兰六月的清晨，空中弥漫着花朵的芳香，鸟儿在歌唱，海上吹过带咸味的海风，海风拂过高地，成了清新的微风。你觉得活着真是太好了。你觉得能有阿廖沙这样叫人愉快的伙伴，活着真是太美好了。他有着这世界上罕见也是最美好的品质：他善良，与生俱来、纯真质朴的善良，这让所有天资聪明的人都显得平凡浅薄。阿廖沙并不怎么聪明，他不大会做事，有时看到这个世界如此混乱，想到只有态度更坚决果断才能解决问题，你也肯定会对他不耐烦。他不是一个行动果断的人，事实上他根本就不像是人，他几乎同神祇一般非人。他的美德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他温顺、耐心、隐忍，他从不评判他人，他也许不能理解他们，但他对他们却有无限的爱。我想，这就是充满他灵魂的强烈情感，这种无私、热忱的爱，在这种爱面前，性爱叫人憎恶，甚至母亲对孩子的爱也蒙着凡尘。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残忍的人，却也仁慈了一次，他把阿廖沙的灵魂塑造得和他的肉体一样美丽。他像天使一样快乐，和天使一般从不知凡世间的痛苦。他走到哪里，哪里便阳光灿烂。他甜甜一笑便抵得过别人的聪明才智。他有一种无比美妙的禀赋：他知道如何安慰一颗焦躁不安的心。对痛苦中的人来说，他的出现，就像是发高烧时，感觉到心上人柔软冰凉的手在抚摸自己滚烫的额头。
民主大会今起在亚历山大剧院召开。大会代表的是工农阶级，因此可以推测这些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代表们都是自己阶级里的典型。粗略看看他们的脸，我的感觉是从整体上看是，这都是些农民的面孔。当然那里也有许多犹太人，目光机警而谨慎，而我猜在这一大群人中（剧场里有将两千人）也不乏恶棍无赖，但总的来说，我的印象是这倒不是一群堕落的人，而是一群笨拙的乡巴佬：他们一脸无知，表情呆滞，浑身上下透着农民的狭隘、顽固和粗俗。尽管有些人带了硬领、穿了夹克衫，还有几个人穿着制服，我还是觉得他们更像是面向黄土、慢吞吞耕作的农夫。他们听着演讲，无动于衷。那些演讲非常之长。计划四点开会，实际上到五点才开始，而且一直持续到近午夜，这么长的时间里一共只有五个人演讲，每个人讲得都差不多长。演讲者们说起来都滔滔不绝，都一样的激越热诚；他们都非常郑重其事，根本就没想说点故事或开几个玩笑来调节气氛，让讲演轻松点。他们甚至不肯讲几条明明白白的事实，好让听众放松放松思想，只知道一个劲地概括、劝诫；每篇演讲实际上都只能算得上是一篇演讲的收尾。曾经有一个法学教授告诉他的学生们：“打官司的时候，如果事实对你有利，把他们‘砸进’陪审团的脑子里；如果法律对你有利，把它‘砸进’法官的脑子里。”一个学生问：“那要是事实和法律都对你不利呢？”“那就拼命砸桌子，”教授回答。这些雄辩家们就一直在拼命砸桌子，但这一点都不震人，伦敦南区激进党候选人争取选区选票时也是这样的。人人都说切尔诺夫[54]是“革命的邪才”，个个谈其色变，都认为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这个人其实既没有气势，也没有个性。他个子很矮，五官粗犷，满头白发。他看起来和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演说家都差不多，演说起来拖沓冗长，还强调这强调那的，让人厌烦。外长采赛特里的演讲倒是清楚明了，都说到了点子上，但他的演讲风格没什么特色，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做的很普通的演讲。这个庞大的帝国居然就由这么些个平庸的人来掌管，真是奇怪。我问自己，到底是什么让他们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他们无论是性格、魄力还是智力都不比别人优秀到哪里去。
真正让与会人员热情高涨的是克伦斯基[55]。这个人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就获得了如此了得的声望和权力，我很好奇，想见见这个人，但见到他后，我又大惑不解了，要说这人缺什么，他明显缺乏气力。我真不懂为什么他的对头们会认为他和拿破仑一样野心勃勃，有所企图。他像圣茹斯特[56]胜过像波拿巴。他坐在原来的皇家包厢正中，当主席叫到他上台讲话时，他沿着剧场的中央过道走上了台。他穿着卡其布衣服，身后跟着两个副官。他比我想象的要胖些，没蓄胡子，剃了个平头，而最引我注意的是他的脸色。我们经常会读到书上说谁吓得脸都绿了，我一直以为这只是小说家的杜撰，但克伦斯基的的确确就是这个样子。他快步走过去，上了台后，绕着理事会的桌子走了一圈，和每位委员依次握了手。他握手也就是抽搐似的抖一下，脸上仍然是紧张得毫无表情。他一副极其绝望、走投无路的样子。很明显，他非常紧张。这一刻对于他来说很是危险，舆论普遍指控他是科尔尼洛夫将军[57]军事叛乱的同谋，召开这次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们也对他充满敌意，大家都知道这次会议也许会决定他的命运，如果激进主义者占了大多数的话，理论上他们就会令他辞职，这样于他们有利。不知道若是那样他打算怎么做，但大家普遍认为他会拒绝，然后将自己的内阁迁到总司令部，把彼得格勒留给布尔什维克们，依靠军队来统治国家。他的开场白便是呼吁大家投他的信任票。他口若悬河地讲了一个小时，没带稿子，时时被打断。他很煽情。在乐池上面有个过道通往台上，他就不时地从这条过道走下台，最后几乎是站到听众中间，似乎是想感染每一个人，面对面地恳请每一个人都支持他。他这番呼吁针对的是人的感情而不是理智。掌声越来越频繁地响起，听众们对打断他演讲的人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忿恨。人们似乎觉得这是一个诚恳且正直的人，就算他犯过什么错误的话，那也是无心之过。他的声音一点儿都不好听，只有一个声调，根本没有抑扬顿挫。他演讲起来不懂使用对比，而且要我说根本没有什么激动人的东西。他唯一的长处似乎就在于他严肃且超然。他讲完了，绕着桌子和代表们飞快地再次握手，掌声雷动，在一片叫好声中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他在自己的包厢里又说了几句，以感谢听众的掌声，然后没过一会儿就离开了剧场。他大获全胜。
芭蕾舞。从舞者转瞬即逝的优美舞姿中，我看到生命的象征。这样的美要通过无止境的努力才能获得，凌空一跃，摆出优雅的姿势，这样的舞姿值得刻成浮雕，万古流芳。可由于重力拼命地将舞者向下拉，因此这样的美在获得的那一刻便消失了，只有一阵美妙的感觉留在记忆里。而生命，若是活出色彩，活得广博，便也像这舞蹈一般，只有到了它美丽的尽头才得以成为艺术品，并且刚刚达到完美便化为了乌有。
萨温科夫坐在小酒馆里喝茶，这时一个农民走上前来问：“我上哪儿能找到上帝？”他醉得可有点厉害。萨温科夫看着他，表情严肃，但两眼带着笑：“在你的心中，我的兄弟。”农民半晌没有作声，那醉得稀里糊涂的脑子慢慢地消化着这答案。“那么，我这日子该怎么过呢？”萨温科夫反问道：“你多大岁数了？”农民看上去有些犹豫，他耸了耸自己宽阔的肩膀：“四十，”口气不太确定。“这个年龄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了，”萨温科夫说，“你健康强壮，去干些你知道如何干的活儿，至于其他的就看你想做什么了。我就知道这么多。”农民定定地站着，目光柔和、友好，直勾勾地盯着萨温科夫，然后他摸了摸自己的胡子，深深地鞠了一躬，慢慢走开了。
萨温科夫。他四五十岁的样子，中等个头，身材修长，有点谢顶，他的五官普通，眼睛小而冷酷，两眼靠得很近，可以想象得出，必要的时候，这双眸子会射出凶光。他衣冠楚楚，穿着立领衣服，打着条颜色素雅的领带，别着领带夹，身披礼服大衣，脚穿漆皮鞋。他看上去像个律师一样富足。他看上去一点都不暴力。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位有教养的男士，虽多少有些平常，但也不乏卓越之处。他安静、缄默、谦虚。直到他开口说话，我才发现他的非凡所在。他说俄语，也说很棒的法语，他的法语地道准确，只是偶尔会弄错词的阴阳性。他说话很慢，似乎是一边思考，一边大声说出来，但很明显，他会用合适的词来表达他的思想，这可是了不得的本事。他的声音柔和、好听，口齿非常清晰。我从未遇到过哪个人说起话来如此有魅力。当话题要求严肃时，他便严肃庄重，当可以幽上一默时，他又风趣幽默。他的话句句在理，不可能不被他感染。他极能说服人，但是他说每句话都深思熟虑，态度之克制也令人肃然起敬，这说明他坚毅决断，也让人理解他何以冷酷无情。我从未遇到过谁能让我如此满怀信赖。
他给我讲了一两则秘闻轶事。
七月十八日一战，俄国军队一败涂地。克伦斯基一直和他一起亲眼目睹了军队的溃逃，然后克伦斯基邀萨温科夫一同乘他的车子出行。萨温科夫当时是陆军部长，以为他要和自己商量如何补救、扭转局面，就上了他的车。他们出发了，但克伦斯基一直一言不发，他坐在那儿，和一个吓坏了的、满心绝望的懦夫没什么两样。他终于张嘴，却冒出句哪个二流诗人的破诗，陈腐至极。萨温科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句无病呻吟的诗和他们国家的悲剧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他得出结论：“这个没受过教育的家伙就这么个德性，居然会用这么拙劣的诗来安慰自己。”相似的一幕在塔尔诺普陷落时又上演了，看见俄国军队潮水一般四下逃散，萨温科夫跑去通报科尔尼洛夫。科尔尼洛夫面无表情，毫不犹豫地立刻下令：“格杀勿论。”听萨温科夫说这个故事的口吻就知道他很高兴发现了一个和自己一样有气魄的人。
另一件秘闻。他和克伦斯基一道从前线回来，抵达圣彼得堡，到车站时，底下的人呈给总理一封电报。克伦斯基扫了一眼，就把它递给萨温科夫，说：“你能不能处理一下？”这是一个女人替儿子求情，她儿子当了逃兵，要被枪决。这事情萨温科夫实在没法管，判决的不是他，他也没有赦免权。克伦斯基自己不想承担这可怕的责任，就把电报给了他。讲完故事，萨温科夫说：“最奇怪的是克伦斯基之后再也没提起过这件事，他一直没敢问我到底是怎么处理那事的。”
他说克伦斯基是个只会说不会做的人，是一个自负的家伙，容不得一点不同意见，便找了一群马屁精围在自己周围。这人唠叨得都有些变态，他和手下的部长们聊天时会长篇大论地大做演讲，和副官们一起坐在车上也会对着他们发表演说。他是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缺乏想象力的人，一个疲倦不堪、神经过敏的人。“如果他有点儿想象力的话，”萨温科夫说，“他就不会带着他那些女人入主冬宫了。”
克伦斯基。他看上去身体很不好。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病秧子，他也常说自己快要死了，好像还带了点炫耀的意思。他的脸很大，脸色是一种奇怪的黄色，而他一紧张时，脸就发青。他的五官不算丑，眼睛大而有神，但给人的整体印象依然是相貌平平。他穿着件怪衣服，是卡其布的，但既不像军装，也不是平民百姓穿的衣服，不好归类，而且脏兮兮的。他快步走进房间里，身后跟着他的副官，他匆匆地和我握了下手，那手握得机械但有力。他看上去似乎非常焦躁不安。他坐了下来，一边不停地讲着话，一边拿起一只烟盒，烦躁地合上又打开，掀开盖子又关上，拿在手里转过来又转过去。他的话说得飞快，一直用的是强调口气。看到他这么紧张，我也跟着紧张起来。他似乎没有幽默感，但却和孩子一样，喜欢开开玩笑，捣捣乱。他的副官中好像有一个年轻人在风月场上混得不错，女人们常常要打电话给他，而电话机就在克伦斯基的办公桌上。克伦斯基的人生乐趣之一就是代替他的副官接电话，装成自己是那位年轻的军官，和电话那头不知名的女子拼命调情。茶端了上来，还有一杯给他的白兰地，当他正张口要喝，屋里的副官拦住了他，酒精对他身体不好。听见他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一通乞悯告怜，试图哄着年轻人让他喝一杯，只喝一杯。他乐呵呵的，动不动就开怀大笑。我想不通，到底是什么特质让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升到了如此显赫的位置。从他的谈话里听不出他有多少文化，好像连普通教育也没有接受过。他毫无人格魅力。我既看不出他思想有多活跃，也没看出他精力有多充沛。但我实在没法相信他的升迁仅仅是事出偶然，而能坐稳这个位子仅仅是因为没人来顶替他。随着谈话的深入（他一刻不停地说着，好像自己累得刹不住话头一样），我似乎感受到了一丝可悲，我觉得自己很为他难过。我突然意识到，也许他的本事在于他能激起别人的怜惜之心，弄得别人想要去保护他，他身上有些极具感染力的东西，让你觉得自己应该去帮助他。他具有查尔斯·弗罗曼[58]的那种非凡品质，即能激起别人为他做事的欲望。不少人都说他非常自负，我倒一点也没看出来，正相反，我发现他质朴，且毫不做作。你不可能会怀疑他的诚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诚心诚意尽全力做事的人，他充满了一种极为纯粹的热情，倒不是非常想为国家服务，而是满怀热情地想为他的同胞们服务。他这样感情用事，在俄国倒算是一种长处。在这儿，浅薄的情感流露就能带来不可思议的巨大收效，但性格谨慎内敛的英国人却会觉得这很难堪。我希望他的声音不要这样动不动就颤抖起来。听到别人如此直露地表达出如此高尚的情怀，真叫人有些尴尬。但这就是英国人与俄国人之间的差异。正因为此，两个国家将永远是陌路人。我最终的印象是这个人疲惫不堪，他似乎被权力重担压垮了。我很能理解他为什么无法果断行事，他怕把事做错甚于想把事做对，于是他什么事也不做，一直等别人逼到头上才去做。而到了那会儿，他最关心的就是如何避免承担可能归咎于他的责任。
高更。克里斯蒂安尼亚[59]美术馆里的一幅静物，画的是各式水果，有芒果、香蕉、柿子，色彩无比奇特，真难用言语描述它们会让人产生多么纷乱的情感。画中有阴沉的暗绿色，像中国玉石雕成的碗一般，虽不透明，却灿然生辉，暗示着生命的神秘悸动；有腐臭的生肉般可怕的紫色，却又洋溢着感官享受的快乐，使人想起黑利阿加巴卢斯[60]统治下的罗马帝国；有红色，像冬青树的果子那样明艳（使人想到英格兰的圣诞节，皑皑白雪，大家其乐融融，孩子们欢声笑语），却又似乎被某种魔法变得柔和下来，最终变得像鸽子胸前淡淡的颜色；有深黄色，似乎带着奇怪的激情，渐变成春天般芬芳的绿色，又似山涧流水一般纯净。谁知道是何等扭曲的想象力创造出了这些水果？它们像是长在赫斯帕里得斯[61]波利尼西亚的花园里。它们看上去异常特别，似乎它们生长在凡世那段混沌的历史时期，彼时万物皆未定型。它们极尽奢华，带着浓郁的热带风情。它们自己似乎也拥有严肃忧郁的情感。这些是被施了魔法的水果，尝上一口，也许就会为你开启一扇大门，通往天晓得什么灵魂之秘，或是通往想象力世界的魔法宫殿。这些水果极其危险，人吃上一口也许会变成野兽，也许会立地成仙。
* * *
[1] 柯林斯（William Collins，1721—1759），英国诗人，擅以新古典时期文艺形式表现浪漫主义的情感，代表作有《黄昏颂》（Ode to Evening）、《诗性颂》（Ode on the Poetical Character）、《波斯牧歌》（Persian Eclogues）等。
[2] 德雷克（Francis Drake，1540？—1596），英国海军上将。伊丽莎白时代最著名的航海家，是第一个航行太平洋、印度洋和南大西洋的英国人。1588年西班牙舰队入侵，他任英国舰队副司令。在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斗中起了关键性作用，成为英国的英雄人物。
[3] 汤姆·琼斯（Tom Jones）是英国作家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
[4] 此句出自英国桂冠诗人布里奇斯（Robert Seymour Bridges，1844—1930）的诗《一名路人》（“A Passer-by”）。
[5] 一战时德国、奥匈帝国及其盟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
[6] 郝麦先生（Monsieur Homais）是法国作家福楼拜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中的人物。郝麦先生是个药剂师，自私自负，喜欢长篇大论，满口医学名词和理论，而实际上他对医学根本一窍不通。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获得荣誉勋位团勋章，而在小说的最后他也的确如愿以偿。
[7] 库普林（1870—1938），俄国作家，作品揭露沙皇军队的腐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代表作长篇小说《决斗》、《火坑》（旧译《亚玛》）等。
[8] 柯罗连科（1853—1921），俄国作家、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有《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和《盲音乐家》等。
[9] 索洛古勃（1863—1927），俄国象征主义诗人，著有诗集《火环》等。
[10] 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俄国作家，颓废文学的代表之一，其长篇小说《沙宁》鼓吹纵欲，宣扬非道德论。1923年逃亡国外。
[11] 《熙德》（Le Cid）是法国剧作家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奠基人，擅长运用戏剧场面揭示人物内心冲突）创作的剧本，是法国第一部古典主义名剧，取材于西班牙史，讲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在爱情和家族荣誉之间挣扎的故事。此剧1636年首次公演便轰动了巴黎。
[12] 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1670—1729），英国王政复辟时期的风俗喜剧作家，擅长使用喜剧对话和讥讽手法，刻画并讽刺当时的英国上流社会，主要剧作有《老光棍》（The Old Bachelor）和《如此世道》（The Way of the World）等。
[13] 威彻利（William Wycherley，1640—1716），英国剧作家，王政复辟时期喜剧作家之一，代表作有《乡下女人》（The Country Wife）、《直爽人》（The Plain Dealer）等，讽刺当时庸俗、自私和虚伪的社会风气。
[14] 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1728—1774），英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主要著作有小说《维克菲尔德的牧师》（The Vicar of Wakefield）、喜剧《屈身求爱》（She Stoops to Conquer）等。
[15] 《造谣学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是英国戏剧家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1—1816，作品多为喜剧，在英国戏剧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代表作。剧本讲的是一帮贵族男女整日以造谣生事为乐，专门破坏别人的名誉和家庭幸福，这个故事揭露了英国上层社会的虚荣、贪婪和虚伪。
[16] 科策布（Friedrich Ferdinand von Kotzebue，1761—1819），德国剧作家，曾流亡国外，在俄国任官职，后由俄皇派往国外，被视为间谍，遭暗杀。写有《恨人与悔恨》、《捕猎》等大量剧本。《德国小市民》（Die deutschen Kleinstädter）这部喜剧充分展现了德国的乡村生活。
[17] 阿诺德·本涅特（Enoch Arnold Bennett，1867—1931），英国小说家、批评家，写过许多以家乡五座工业城镇（即the Five Towns）为背景的小说，主要作品有《五镇的安娜》（Anna of the Five Towns）、《老妇人的故事》（The Old Wives' Tale）、《克莱汉格》（Clayhanger）等。
[18] 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科幻小说《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和《星际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s）等。
[19] 贝斯沃特大街（Bayswater Road）是伦敦西区的一条大街，是伦敦最繁华的街区之一。不少名人，比如《彼得·潘》（Peter Pan）的作者巴里（Sir James Barrie，1860—1937）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Sir 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等，都在这条街上住过。
鲁里坦尼亚王国（Ruritania）是英国作家霍普（Anthony Hope，1863—1933）在小说《曾达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Zenda）中虚构的一个中欧王国的名字，在那里上演着一出出阴谋、一幕幕浪漫。因此在英语中，“鲁里坦尼亚王国”便是“浪漫国”的代名词。
[20] 即Of Human Bondage，1915年出版。
[21] 凡尔蒙子爵（Vicomte de Valmont）是法国作家拉克洛（Pierre Choderlos de Laclos，1741—1803）的书信体小说《危险关系》中的人物，他与梅黛女爵（Marquise de Merteuil）两人以性为武器，不断互相诋毁。
乔治·黑尔爵士（Sir George Hell，“Hell”即“地狱”）是英国作家比尔博姆（Sir Max Beerbohm，1872—1956，英国漫画家和作家）的短篇小说《幸福的伪君子》（The Happy Hypocrite）中的主角。他原是一个喜好声色犬马、流连赌场的花花公子，爱上清纯的女舞蹈演员珍妮·梅尔（Jenny Mere），向她求婚却遭到拒绝。珍妮表示自己只愿嫁看上去像是圣人的人。黑尔爵士便买了一副面具，重新求婚，这次成功了。戴着面具的黑尔爵士不仅看上去像个圣人，还大行善举，生活节俭，同以前的自己判若两人，甚至连结婚证书上的名字也改作了乔治·黑文（George Heaven，“Heaven”即“天堂”）。婚后一个月，一次意外中黑尔爵士的面具被扯破，他原本担心珍妮看到自己的本来面孔会离他而去，但却发现自己的脸已和那面具长得一样，成了圣人脸。
[22] 扎赫尔·马索赫（Sacher Masoch，1836—1895），奥地利作家，代表作是《穿裘皮的维纳斯》。他自己有受虐狂倾向，而笔下的男主角则个个都是受虐狂，作品多为虐恋文学。心理学上便用他的姓引申出 “masochism” “masochist”等词，用来指“性受虐狂；受虐狂”等心理病症和有这种心理疾病的人。
[23] 阿廖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人物，是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阿廖沙是老卡拉马佐夫的小儿子，与他的兄长们不同，他纯洁善良，童心未泯，公正无私，与世无争，富有同情心。他坚信宗教才是这黑暗世界中唯一的光明。他对所有人，包括他那个贪淫好色的父亲，都怀着爱心。人们信任他、喜爱他，向他敞开心扉。
[24] 斯塔夫罗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又译《鬼》）中的人物，是一个没有道德准则，荒淫无耻、专门玩弄女性感情的贵族少爷。
[25] 《天堂猎犬》（The Hound of Heaven）是英国修士、诗人汤普森（Francis Thompson，1859—1907）的长诗。
[26] 穆迪（Dwight Lyman Moody，1837—1899），美国的一位福音传道者；桑基（Ira D. Sankey，1840—1908），一位美国作曲家、福音歌手。两人一起走遍英美两国，穆迪布道，桑基唱歌，呼吁人们皈依基督教。他们共同创作了许多福音歌，并出版了好几本基督教颂歌。
[27] 加博里奥（Emile Gaboriau，1832—1873），法国作家，人们一般认为他是侦探小说的开山之祖。
[28] 欧仁·苏（Joseph Marie Eugéne Sue，1804—1857），法国通俗小说家，倡导长篇连载小说，以描写城市生活阴暗面著称，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巴黎之神秘》（旧译《巴黎的秘密》）、《流浪的犹太人》等。
[29] 亚历山大诗格（Alexandrine）是诗歌的一种韵律格式，要求每行诗含有六音步或十二音节抑扬格，三音步后一停顿。
[30] 波伦亚画派（the Bolognese School）指的是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在意大利北部城市波伦亚兴起的画派。该画派的信条是取前代大师的优势，博采众长，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但在实践中，这个画派却流于模仿主义，作品大多毫无生气、虚有其表。
[31] 于连·索雷尔（Julien Sorel）是法国作家司汤达的著名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
[32] 艾尔·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艾尔·格列柯”并非其本名，只因他出生在希腊，画作上又总用希腊字母签名，他便得了“El Greco”（西班牙语中“希腊人”之意）这个诨名。格列柯的作品多为宗教画、肖像画，受风格主义影响，色彩偏冷，人物造型奇异修长，代表作有《奥尔加斯伯爵下葬》等。
[33] 奥克塔夫·弗耶（Octave Feuillet，1821—1890），法国作家，出版了许多部小说，代表作有《小伯爵夫人》、《卡莫尔先生》等。
[34] 谢尔比列（Charles Victor Cherbuliez，1829—1899），法国小说家，代表作有《挑战》、《罗薇尔小姐》等。
[35] 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1848—1907），法国颓废派作家，代表作有《沉浮》、《逆流》等。
[36] 玛蒂尔德公主（Mathilde Laetitia Wilhelmine Bonaparte，Princesse Française，1820—1904），拿破仑一世的侄女，法国公主。她的沙龙里聚集了当时的文学艺术名流。
[37] 赫尔岑（1812—1870），俄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倡导适应俄罗斯国情的社会主义，即农民民粹主义。1861年制定解放农奴法令时，他抨击该法律背叛了农民。之后，他便把精力完全投入到《往事与随想》的创作上，这本散文集被公认为俄罗斯最伟大的散文作品之一。
[38] 巴枯宁（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和理论家，1864年参加第一国际。他反对马克思主义，从事分裂活动，1872年被开除。
[39] 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英国小说家。以虚构的巴塞特郡系列小说（Chronicles of Barsetshire）著名，包括《养老院长》（The Warden）、《索恩医生》（Dr. Thorne）等，其他重要作品还有政治小说《首相》（The Prime Minister）、《你能原谅她么？》（Can You Forgive Her？）等。
[40] 涅瓦大街是俄罗斯圣彼得堡最著名的大街，全长四公里。一路有图书馆、博物院、音乐厅、饭店等，旁边还有一条运河流过。
[41] 邦德大街（Bond Street）是伦敦主要商业街道。
[42] 和平大街（Rue de la Paix）是巴黎的一条大街，以优雅奢侈著称。
[43] 科拉·珀尔（Cora Pearl，1835—1886），十九世纪巴黎著名的交际花。
[44] 奥尔唐斯·施奈德（Hortense Schneider，1833—1920），法国十九世纪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45] 风鸣琴（Aeolian harp）是一种由风力鸣响的弦乐器，名称源自希腊风神埃俄罗斯（Aeolus）。由一长窄的木质音箱构成，上面纵向张以十或十二根羊肠弦，弦线长度相同，但粗细不一，所有弦线调成同度音。风力使其振动，依次发出更高的和音。
[46] 萨温科夫（1879—1925），二十世纪初俄国的一个政治人物，组织和参与了多起震撼俄国的恐怖行动。1906年被捕，成功越狱，后一直流亡国外。1924年试图重返俄罗斯时再次被捕，后在狱中自杀（一说是被秘密处死）。他著有《一个恐怖分子的回忆录》等作品。
[47] 普列韦（1846—1904），沙俄的内政部长。塞尔吉乌斯大公（1857—1905），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儿子，在其兄亚历山大三世和侄子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对政坛极有影响。
[48] 塞瓦斯托波尔是黑海边一城市，现属乌克兰。
[49] 里维埃拉（the Riviera）是南欧沿地中海一地区，在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是假日游憩胜地。
[50] 康坦·德·拉图尔（Maurice Quentin de Latour，1704—1788），法国洛可可时期的肖像画家，特别擅长运用水粉。
[51] 敖德萨市是前苏联西南部港口城市，现属乌克兰。
[52]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罗马帝国五贤帝时代最后一个皇帝，公元161年至180年在位。其关于斯多葛哲学（stoicism）的《沉思录》（亦译《自省录》）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全面阐述了他的宗教观和道德观。其统治时期常被认为是罗马的黄金时代。
[53] 《威弗利》系列小说（Waverly novels）指的是英国苏格兰小说家司各特的一组历史小说，以十八世纪苏格兰詹姆斯党人起义为题材，歌颂高地人民的英勇，也哀悼苏格兰氏族社会必然衰亡的命运。主人公威弗利既怀着正统思想，又同情起义者，在两个阵营之间徘徊不定。这个人物类型在司各特的历史小说里一再出现，被文学评论家称为“中间道路”主人公。
[54] 切尔诺夫（1873—1952），俄国社会革命党创始人。
[55] 克伦斯基（1881—1970），俄国政治家，曾参加过社会革命党，担任过俄罗斯临时政府总理、海军部部长和俄军总司令，后反对苏维埃政权，逃往美国。他善于夸夸其谈，又野心勃勃，列宁曾讽刺他是“小拿破仑”和“小牛皮家”。
[56] 圣茹斯特（Louis-Antoine-Leon de Saint-Just，1767—1794），法国革命领导人。1794年被捕，与罗伯斯庇尔一起被处以死刑。
[57] 科尔尼洛夫（1870—1918），1917年反革命叛乱首领，原先为沙俄将军。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同年8月被任命为临时政府军队总司令。9月发动军事叛乱，迅速被工人和革命军队粉碎。11月逃至顿河一带，组织反革命的“志愿军”。次年被击毙。
[58] 查尔斯·弗罗曼（Charles Frohman，1860—1915），美国的一名剧院经理，以其成功的订票机制、剧场经营，以及对有前途演员的提拔等举措影响了美国的剧院产业。
[59] 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为挪威首都奥斯陆（Oslo）的旧称。
[60] 黑利阿加巴卢斯（Heliogabalus）即埃拉阿加巴卢斯（Elagabalus，204—222），罗马皇帝，荒淫放荡，臭名昭著，强令罗马人崇拜太阳神；他处决异己，任人唯亲，还大搞同性恋放荡聚会，激怒了罗马社会。他宣布立堂兄弟亚历山大为继承人，后又改变主意，引起了禁卫军哗变。禁卫军将其杀死，拥立亚历山大为帝。
[61] 赫斯帕里得斯（the Hesperides），为天后赫拉看守金苹果园的众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