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我进入圣托马斯医院教学部学习。我在那里呆了五年。第一批笔记的日期我都认真记下了，我希望这些日期有助于解释内容的偏颇浅薄。我后来的笔记都没标日期，实际上，我不少笔记都是信手写在纸片上或是信封背面的，现在我只好根据它们的内容来判断写作年代。可能有些地方我推算错了，多算或者少算了一两年，不过我觉得这无关紧要。
鉴于人们做起事很愚蠢，聊起天很友好，如果他们多说话少做事，也许更于世有益。
愚钝乏味者的风趣来自音乐剧歌曲，他们的智慧则来自谚语箴言。
美德总随好运而至，好运却不追美德而来。
牧师箴言：
人们给牧师付酬，为的是让他解惑传道，不是让他自行其道。
只请会回请你的人吃饭、留宿。
“施于人必己所欲。”这是至理名言——适用于“施于人”。
针对禁酒主义者提出的观点，他总是回答：“上帝指示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世上的东西。”而且他身体力行，家中总存够威士忌和利口酒[1]，不过他总是小心地把它们锁在餐具柜里：“不是所有人都能喝烈酒的，”他说，“实际上，让他们受诱惑真是一种罪恶；再说，他们也欣赏不了其真正价值啊。”
这些“箴言”都是我叔叔说的，他是惠特斯特布尔的教区牧师。我当时可把它们当了真，但现在回头再看，我倒觉得他这都是幽我一默，拿我开心，我从没料到他还会有幽默感呢。
读书并不能让人睿智，只是使人博学。
愚人用尊严作大氅遮盖他们的愚蠢。
行为本身无所谓好坏，是好是坏由成规说了算。
老处女都没钱。没嫁出去的富婆则是年龄不详的未婚女性。
天才应该以平庸为墨，将自己的名字写入世界史册。
天才就是才华加空想。
天才忍饥挨饿，人才衣着光鲜。
大部分情况下，今天的天才五十年后至多是个有点才气的人。
邀请朋友一起去看画展或许是你能给他的最严峻的考验。大部分人去画廊，在门口就丢掉了谦恭礼貌，把它们和雨伞、手杖一起留在门外。他们走进画廊，已扔掉了平日的虚饰，将本性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于是你会发现他们刚愎自用、轻率无礼、愚蠢无知、心胸狭窄。他们也不会设法掩饰对你的看法，而且多半那看法都不怎么样。
要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谁能宽容地倾听你的意见，承认你的观点也有道理，那他就是个真朋友。
不过，第一件事儿，你完完全全相信我是友好的么？你是不是对我的友谊坚信不疑，能让我和你谈些涉及个人核心隐私的话题？
当然了，我亲爱的孩子，你有一颗无比真诚的心，再让人不爽的话，你这样的人也有权利说。接着说吧。
布鲁克斯。他个头不高，肩宽腰圆，结实健壮，身材匀称。他的头型漂亮，鼻子挺拔，前额又宽又高，不过他的脸不大，尖下巴，不蓄胡子，刮得光溜溜的。他有一双浅蓝色的眼睛，有一点儿呆滞，大嘴巴，双唇厚而性感。他的卷发日渐稀疏，还留了长发。他举止优雅，气质浪漫。
在剑桥的时候，他和一帮生活奢侈的有钱人厮混在一起。他们都觉得他的才智超群，他的导师和学院院长也都这么认为。他吃吃饭，读读书，学习法律，准备成为律师，最后的结业成绩是二等。到了伦敦后，他便穿起了昂贵的定制服装，养了个情妇，申请并获选进入改革者俱乐部[2]，递申请是他的朋友怂恿的，他们认为他有政治家的潜质。他的朋友都是些喜爱读书的人，通过和他们接触，他好似修了一门英国古典文学课，当然，修得很轻松、很不专业。他欣赏乔治·梅瑞狄斯[3]的作品，对三卷本小说嗤之以鼻。他一本不落地阅读每周发行的六便士小说[4]，还读一些文学月刊和季刊。他常去看戏听歌剧。他晚上若是不去剧院，就会去朋友家里，或是上老式小酒馆去，喝着威士忌，抽着烟，谈论生死、命运、基督教、书籍以及政治，直到深夜。他读了纽曼[5]的著作，大受启发，他在布朗顿礼拜堂[6]找到的天主教教义深深吸引了他。然后他生了一场病，痊愈以后去了德国。在德国，他遇到的人与他原来的伙伴有着截然不同的追求和爱好。他开始学习德语，为此找来德语经典著作阅读。于是，继梅瑞狄斯和纽曼之后，他又崇拜起歌德。后来他去意大利短期度假，立刻爱上了这个国家。他回到德国又待了几个月，然后又回意大利去了。
他读了但丁和薄伽丘，但接触了一些热爱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家的学者后，他发现他们并不看好他这种浅尝辄止的半吊子学习方法。他总是极易受到影响，别人的看法都会在他的身上起作用，于是很快他便同新朋友看法一致，读起希腊语和拉丁语著作来。
他称自己痴爱美。看到波提切利的画、阿尔卑斯山的雪峰、海上的日落、以及所有这些人人都欣赏、时时被赞美的东西，他会赞不绝口，但却看不见身边无处不在的清秀脱俗之美。他不虚伪，如果一个东西他真的喜欢，他便会由衷地、热切地赞美它；但只有向他指出什么东西是美的，他才看得见；他自己发现不了美。他想写作，可他既没精力，又没想象力，还缺乏意志。他动手很勤奋，却懒得动脑。过去两年，他一直在研究莱奥帕尔迪[7]，打算翻译一些他的作品，不过至今只字未动。他长期独身一人，于是相当自负，瞧不起不懂文学艺术的人。他目中无人。每当有人说起这个话题，他就会摆出一副无比睿智的架势，来几句老生常谈，好像这问题他已经解决了，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极端敏感，如果你不同意他对自己的看法，就会伤害他。他从心底渴望被人欣赏。他懦弱、自负，而且非常自私。但是如果不需要他付出什么，他也能友好可亲；而要是你留神拍一下他的马屁，他甚至能善解人意。对于文学，他品味很好，而且是真心喜爱。他一辈子都没有过什么自己的独特见解，但他是个敏感、好眼力的观察者，对于显而易见的事情很有见地。
如果事情做到结尾还能同刚开头一样有趣，杯底残酒还能像第一口那样甘美，那生活该有多么美好。
自己的亲戚，不管你自己是多么厌恶他，不管你自己如何说他的不是，一旦别人来揭他的短、让他出丑、受人嘲笑，你就不会答应，因为亲戚丧失名誉，你也就跟着颜面无光、虚荣受损。
医院。两个十分要好的朋友，他们一块儿吃饭，一块儿工作，一块儿玩乐，形影不离。其中一个回家待了几天，这期间，另一个人在做尸检的时候血液感染，四十八小时后就死了。那人回来了，他们原来约定在尸检室见面。他走进房间，发现他的朋友浑身赤裸躺在工作台上，已经死去。
他告诉我：“这真让我大吃一惊。”
我刚从伦敦回来。走进饭厅，看见我那年迈的姑母坐在桌子旁边，手中做着活计。灯亮着。我走上前去，碰碰她的肩膀。她小声惊呼，然后发现是我，跳了起来，瘦弱的胳膊搂住我的脖子，亲了亲我。
“哦，可爱的宝贝，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然后她叹了一口气，苍老的头靠在我胸前：“威利啊，我好伤心呐，我清楚自己活不长了，挨不过这个冬天。我原本希望你姑父能先去，那样他就不必为我的死而悲伤了。”
泪水涌出我的眼眶，顺着双颊流下。这时我知道自己是在做梦，我的姑母两年前就去世了。她尸骨未寒，我姑父就续了弦。
去年，圣·艾夫斯湾起了一场大风暴，一艘意大利船遇险。船只在下沉，火箭抛绳器的火箭已经发射出去了，但是船员们却好像不知如何使用救生索。陆地近在咫尺，他们完全有可能挽救自己的生命，但却束手无策。埃利斯太太告诉我，她一直站在自己小屋的窗口，眼睁睁地望着船渐渐沉没，她最终无法承受那巨大的痛苦，躲回了厨房，在那里祈祷了一夜。
绝大多数的人都蠢得厉害，说谁谁在常人之上真算不得什么恭维。
大部分人长得真是丑啊！可惜，他们也不知道该待人随和一点，也好补救一下。
她没有结婚。她告诉我说，在她看来，如果一个女人一次只能有一个丈夫，那么婚姻注定是个失败。
当天神们在潘多拉盒里装满邪魔，然后又把“希望”一并放进去时，他们一定窃笑不已。因为他们很清楚，这才是最狠毒的邪魔，正是“希望”引诱着人类，叫他们一直忍受苦难，直到死亡。
今天早上，刺杀卡诺总统[8]的卡斯里尔·桑托被执行了死刑，报纸上充斥着这样的字眼：“桑托死得像个懦夫。”
但这肯定不对。没错，他是颤抖得厉害，几乎没法走上绞刑架；他说遗言的时候，声音微弱，叫人都听不清那句话，但那句话坚持了他的信仰：Vive l'Anarchie（法语：无政府主义万岁）。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也忠于自己的信念。当初他给总统以一击时，就知道自己将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行刑前一刻，他的精神同那时一样坚定，丝毫没有胆怯。颤抖、说不出话来只是出于肉体对死的恐惧，最勇敢的人也避免不了；但是他说出了那样的话，却展示了他非凡的勇气。肉体虽脆弱，精神却不可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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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口酒（liqueur）是一种味甜而芳香的烈酒。
[2] 改革者俱乐部（the Reform Club）1836年在伦敦成立，当时只允许宣誓支持1832年《大改革法案》（the Great Reform Act of 1832）的人加入，早期会员里有国会议员和辉格党人，在他们的共同建设下，俱乐部成了英国自由党的政治活动中心。如今改革者俱乐部与政治已无瓜葛，会员来自社会各阶层，从事各种职业。
[3] 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英国小说家、诗人。主要作品有小说《利己主义者》（The Egoist）和诗集《现代爱情》（Modern Love）等。
[4] 三卷本小说（the three-volume novel）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小说的标准出版形式，将小说分作三卷分批出版，第一卷既可以引起读者对后两卷的兴趣，所得收入又可以支付后两卷的出版费用。维多利亚时期的三卷本小说多情节错综复杂，以举行婚礼和获得财产作为结局。当时一部三卷本小说的价格是十先令六便士，相当于现在一本超过二十英镑的精装书的价格。
十九世纪末开始，三卷本小说受到排斥，一些篇幅短、价格低的简装本小说出现，受到欢迎，其中便包括所谓“六便士小说”（sixpennies），即每本只卖六便士。
[5] 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牛津运动领袖，后改奉天主教，著有《论教会的先知职责》（Lectures on the Prophetical Office of the Church）、《大学宣道集》（University Sermons）等。
[6] 布朗顿礼堂（Brompton Oratory）是伦敦的一座天主教堂，坐落在南肯辛顿（South Kensington）。
[7] 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1798—1837），意大利诗人、哲学家，作品有诗作《西尔维娅》、《回忆》、《乡村的星期六》等，散文集《杂记》等。
[8] 卡诺（Sadi Marie François Carnot，1837—1894），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1887—1894），被一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