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分遣队出差在外。任务将近完毕，一条林间通道已经开辟出来，我们天天就等司令部下令把我们调回要塞。我们的炮兵营驻扎在一座陡峭的高山的山坡上，负责控制前面的平原。山下是水流湍急的梅奇克山溪。有时候，特别是黄昏时分，在这片风景如画的平原上，在射程以外的地方，那些不怀敌意的山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往往三五成群骑马出来观看俄罗斯兵营。黄昏明朗、静谧而爽快，高加索12月的黄昏一般都是这样的。太阳正往左边陡峭的山岭落下，把玫瑰红的余晖投向遍布山上的帐篷，投向成群走动的士兵和我们的两尊大炮。那两尊大炮，仿佛伸长脖子，笨重地屹立在我们旁边的土炮台上。左边小丘上的步哨，连同他们叉起的枪支、哨兵的身影、一群士兵和将灭未灭的篝火的烟，在明亮的夕阳照耀下，像浮雕似的显得格外清晰。左右两边的山腰，在踩得坚实的黑泥地上，搭着一座座白色的帐篷，帐篷背后黑黝黝地挺立着一株株光秃的法国梧桐，从那边不断地传出伐木声、篝火的噼啪声和树木倒下的巨响。四面八方一缕缕青烟直上浅蓝色的寒冷天空，哥萨克、龙骑兵和炮兵正饮马归来，他们的马打着响鼻，发出嘚嘚的蹄声，从帐篷和小溪旁边走过。天气开始上冻，各种声音听来特别分明；极目望去，远方的原野在纯净稀薄的空气中清晰可见。三五成群的山民在收割过的淡黄色玉米田里安详地骑着马，士兵们对此已无动于衷；树林后面，看得见鞑靼人墓地的石柱和他们的炊烟缭绕的村庄。
我们的帐篷搭在离大炮不远的又高又干燥的地方，从那里望出去，视野特别宽广。帐篷旁边，紧挨着炮台，我们收拾出一块空地，用来玩打棒游戏。勤快的士兵们在这儿为我们安上几只柳条长凳和一张小桌子。有了这些设备，我们的炮兵军官和几个步兵军官每到晚上总爱聚集在我们的大炮旁边，还把这地方叫作俱乐部。
这是一个可爱的黄昏，打棒的好手们聚集在一起，大家就玩起这游戏来。我、德准尉和奥中尉一连输了两场，只好在旁观者（从自己的营帐里看我们玩的军官、士兵和勤务兵）的一片欢笑声中，把赢的一方从空地的一端背到另一端，接连背两次。最滑稽的是那身体肥胖的施上尉，呼噜呼噜地喘着气，和蔼地微笑着，两脚拖在地上，让那又瘦又小的奥中尉背着走。一会儿，天色晚了，勤务兵给我们六个人送来三杯茶，而且没有茶碟子；我们玩够了，就走到柳条桌椅那边去休息。那里站着一个陌生人，罗圈腿，身穿光板皮袄，头戴一顶毛很长的白羊皮帽。我们一走过去，他犹豫不决地几次把帽子脱下又戴上，几次似乎想走到我们跟前来，但又站住了。最后，他大概觉得无法逃避人家的注意吧，就又脱下帽子，在我们身边兜了一圈，走到施上尉跟前。
“啊，古西康基尼！怎么样，老朋友？”施上尉招呼他说，他刚才让人家背着走而现出的笑容还没有消失。
古西康基尼（照施上尉的叫法）当即戴上帽子，做出两手插到皮袄口袋里的姿势，可是皮袄上对着我的那一边并没有口袋，他那只冻得发红的小手就没有地方放，显得很滑稽。我很想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是士官生还是被贬谪的军官），可是我没有注意到，我这个陌生军官打量着他的服装和外表的目光使他很窘。他看上去有三十岁。他那双又小又圆的灰眼睛从皮帽的垂在额上的肮脏白羊毛下望出来，有点儿睡意蒙眬，又有点儿惊惶不安。他那不端正的大鼻子夹在凹陷的双颊中间，越发衬托出他那病态的、异乎寻常的消瘦。嘴上稀稀落落地生着几根淡黄的柔软的胡子，两片嘴唇一直在微微翕动，仿佛想表达一种情绪。但这种情绪并没有充分表达出来，而他脸上表现出来的始终是恐惧和慌张。他那筋脉毕露的瘦长脖子上围着一条绿色羊毛围巾，围巾掖在皮袄里。皮袄不长，很旧，领子和假口袋上饰着狗皮。他下面穿一条烟灰色的方格子长裤和一双靴筒没有染黑的短皮靴。
“不用客气了。”当他怯生生地看了我一眼，伸手脱帽的时候，我对他说。
他现出感激的神情向我鞠了一躬，戴上帽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系有带子的肮脏印花布烟荷包，动手卷烟。
我自己不久以前也是个士官生，是个不像年轻伙伴那样殷勤随和的老士官生，而且没有财产，因此，我很能体会，一个年纪不轻而又很爱面子的人处在这种地位精神上是多么痛苦，我也很同情一切处在这种地位的人。我总是竭力摸清他们的性格、智力水平和倾向，以便判断他们精神上痛苦的程度。这个士官生或者被贬谪的军官，从他那惊惶的目光和故意不断改变的面部表情上看来，人并不太笨，而且极爱面子，因此也很可怜。
施上尉提议大家再玩一场打棒游戏，并且规定输的一方除了背赢的一方之外，还得出钱买几瓶红酒、朗姆酒，加上白糖、桂皮和石竹，以配成热红酒。当年冬天由于天气寒冷，这种酒在我们队伍里十分流行。古西康基尼（施上尉又这样称呼他）也被邀参加游戏，但在开始玩之前，由于被邀请他显然又快乐又害怕，因而把施上尉拉到一旁，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和蔼可亲的上尉用肥胖的大手拍拍他的肚皮，大声回答说：“不要紧，老弟，我敢向您担保。”
游戏完毕，陌生人参加的一方赢了，我们的德准尉得背着他走一趟，可是准尉涨红了脸，走到凳子旁边，送了那陌生人几支纸烟以抵偿规定的处分。输的一方出钱订了热红酒之后，在勤务兵的帐篷里只听得尼基塔在忙碌张罗，他派传令兵去买桂皮和石竹，他的脊背忽而在这里忽而在那里把肮脏的帐篷顶了起来。我们七个人坐在长凳旁边，因为茶杯只有三只，只能轮流喝茶，同时眺望着前面开始披上暮色的原野，嘻嘻哈哈地议论着游戏时的种种情况。穿皮袄的陌生人没有参加谈话，执意不肯喝茶，虽然我几次三番请他喝。他像鞑靼人那样盘腿坐在地上，用烟屑卷着一支又一支的烟卷抽，看样子并非特别爱抽烟，而只是想找些事做做。当我们谈到明天也许要撤退、也许要有战事时，他跪起来，对施上尉一人说，他刚才在副官那里还亲手写过明天出动的命令。他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默不作声，而且尽管看来他有点儿胆怯，我们还是要他把这个我们极其关心的消息再说一遍。他又说了一遍，而且补充说，当命令送来的时候，他正好坐在[1]副官那儿，因为他跟副官住在一起。
“注意啊，老弟，要是您没有撒谎，我可得到连里去，吩咐他们做好明天行动的准备了。”施上尉说。
“没有……干吗要撒谎？这怎么行呢，我说的是实话……”陌生人回答，可是突然住了口，显然感到委屈，不自然地皱起眉头，嘴里喃喃地说着些什么，又动手卷烟。可是他那花布烟荷包里的烟屑不够了，他就问施上尉借一支烟。接着我们又谈了好一阵，无非是那种凡是在部队里待过的人都熟悉的军人的闲谈：用老一套的词句抱怨行军生活的枯燥和漫长，用老一套的方式议论长官，或者反复赞扬这个同事、为那个同事抱屈，或者惊奇地谈到某人赢了多少钱，某人输了多少钱，等等。
“我说啊，我们那位副官输得可惨了，”施上尉说，“他在团部的时候总是赢钱，不论跟谁打牌，总是把人家的钱悉数赢到手，可是现在呢，他已经连输一个多月了。他这次出门很不顺利。我想他已经输掉一千卢布现款了，输掉的东西总也值五百卢布吧：从穆兴手里赢来的那条地毯，尼基丁的手枪，伏隆卓夫送给他的萨达金表，统统给他输掉了。”
“他这是活该，”奥中尉说，“以前他总是让人家吃大亏，简直不能跟他打牌。”
“让人家吃亏，这下子自己可破产了，”施上尉也和气地笑起来，“喏，古西科夫住在他那儿，副官也输给他，差点儿输个精光，真的。对吗，老弟？”他对古西科夫说。
古西科夫也笑了。他的笑显得很可怜，带点儿病态，使他脸上的表情完全起了变化。这样一变化，我觉得我以前遇见过他，认识他，而且他的姓古西科夫也很熟，可是我怎么认识他，在什么地方遇见过他，却一点儿也记不起来。
“是的，”古西科夫说，一再举起手来，仿佛要摸摸小胡子，但没有摸又把手放下来，“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这次出门真不走运，真是时运不济[2]，”他用认真而道地的法语补了一句，我又觉得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他，甚至于看到过他好多次。“我跟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很熟，他总是很信任我，”他继续说，“我跟他还是老朋友呢，我是说他很喜欢我，”他补充说，把副官说成自己的老朋友，他发觉这种说法太狂妄，自己也感到有点儿吃惊。“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打牌一向打得很高明，可这会儿真叫人弄不懂，不知他这是怎么搞的，变得呆头呆脑，好运都跑光了。”他又用法国话补了一句，主要是对我说的。
我们起初都很有礼貌地听着古西科夫说，可是他一说这句法国话，我们都不由自主地转过身去不理他。
“我跟他打过千把次牌了，可实在叫人奇怪，奇怪极了，”奥中尉说，特别强调奇怪两个字，“我从来没有从他手里赢到过一个子儿。可是为什么我跟别人打牌却能赢钱呢？”
“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牌打得很高明，我认识他有好久了。”我说。真的，我认识副官有几年了，还几次看到他打牌，那种牌就军官的收入来说输赢很大。我很欣赏他那稍微有点儿忧郁但总是十分镇定的漂亮模样，欣赏他说话时那种慢吞吞的乌克兰腔，还有他那些漂亮的东西和马匹，他那从容不迫的乌克兰式的洒脱风度，尤其欣赏他那沉着、利落、愉快地打牌的本领。老实说，有好多次，他那双又白又胖、食指上戴着钻石戒指的手，拿起一张又一张的牌把我打败。我瞧着他这双手，心里真恨这只戒指，恨这双白手，恨副官这个人，我对他产生了不好的看法；但冷静考虑之后，我深信他不过是个比别人聪明的赌徒罢了。尤其是听了他对赌博的一般议论（开始赌钱时先下小注，倘若顺手的话，就不该半途而废，但遇到某种情况就该中途停止，赌钱赌现款是最重要的原则，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之后，我更加懂得，他之所以常常赢钱，只因为他比我们大家聪明，比我们大家有魄力。现在呢，这个沉着顽强的赌徒出门在外，可大输特输了，不但把钱输光，而且连东西都输掉。这对一个军官来说真是输得太惨了。
“他跟我打牌总是很走运的，”奥中尉继续说，“我发誓不再跟他打牌了。”
“嗨，您这人真怪，老兄，”施上尉摇摇脑袋向我使了个眼色，对奥中尉说，“您输给他三百卢布，是不是？”
“还不止呢！”奥中尉生气地说。
“如今您变聪明了，可是晚了，老兄！大家早就知道他是我们团里的一个骗子手，”施上尉好容易忍住笑说，对自己想出这个词儿感到很得意。“喏，古西科夫在这儿，他常常替他预备纸牌。因此他们很有点儿交情，老兄！”施上尉说着和蔼地哈哈大笑，笑得整个身体摇摇晃晃，手里一杯热红酒都泼出来了。古西科夫黄瘦的脸上似乎有点儿发红，他几次张开嘴，两手举到胡子旁边，又放下来按住装口袋的地方，身子站起又坐下，终于声音极不自然地对施上尉说：“这可不能开玩笑啊，尼古拉·伊凡内奇！您当着大伙儿的面说这样的话，大伙儿又不了解我，只看到我穿着光板皮袄……因为……”他的声音忽然中断了，那双指甲肮脏、冻得红红的小手又从外套上移到脸上，一会儿摸摸胡子、头发和鼻子，一会儿擦擦眼睛，一会儿又无缘无故地搔搔面颊。
“讲讲有什么关系，老弟，大家都知道的。”施上尉继续说，他对自己的玩笑十分得意，根本没有注意到古西科夫的激动。古西科夫喃喃地说了些什么，右臂肘搁在左腿的膝盖上，姿势极不自然地瞧着施上尉，似乎在轻蔑地微笑着。
“对，”我瞧着他的微笑，断然地想，“我不但见过他，而且在什么地方跟他说过话。”
“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面。”等到施上尉受大家沉默的影响止住笑，我对古西科夫说。古西科夫那张善于变化的脸忽然开朗了，他的眼睛第一次带着衷心的喜悦盯住我。
“当然啰，我一下子就认出您来了，”他又说起法语来，“四八年我在莫斯科常常看到您，是在我姐姐伊凡兴娜家里。”
我向他道歉，因为他穿着这身服装我一下子认不出。他站起来，走到我跟前，用汗滋滋的手犹豫不决地轻轻握握我的手，在我身边坐下。他看到我虽然好像很高兴，但并没有瞧着我，而带着一种令人不快的夸耀神气向军官们扫了一眼。不知是由于我认出他就是几年前在客厅里穿燕尾服的那个人呢，还是由于他一想到往事就觉得自己的身价提高了，他的面貌甚至他的举动都判若两人。如今他的面貌和举动都显得聪明伶俐、冷漠高傲和天真的自负（自以为很聪明）。因此，尽管这位旧相识目前的处境很可怜，他在我心里引起的已经不是同情，而是一定程度的反感了。
我清楚地回想起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四八年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常常到伊凡兴家里去。我跟伊凡兴一起长大，我们是老朋友。他的太太是个和蔼可亲的女主人，是个所谓殷勤好客的女人，可是我一直不喜欢她……在我认识她的那年冬天，她常常带着不太掩饰的骄傲神气谈到她的弟弟。她的弟弟当时刚从学校毕业，似乎是彼得堡上流社会中最有教养最受喜爱的青年之一。在知道古西科夫的父亲十分有钱、地位很高，并且知道他姐姐的癖性之后，我遇到年轻的古西科夫，就不免带点儿成见。有一个晚上，我到伊凡兴家里去，遇见一个个儿不高、模样十分可爱的青年，他穿着黑色燕尾服、白背心，结着领带，但主人却忘记替我跟他介绍。这青年看样子正要去参加舞会，手里拿着帽子站在伊凡兴面前，热烈而有礼貌地跟他争论着我们一个共同熟人的事，他在匈牙利战役中曾表现得十分卓越。他说，这人根本不是个英雄，也不是个“天生的军人”（照他的说法），而只是个聪明和有教养的人罢了。记得我也参加了争论。我不同意古西科夫的意见，并且趋向极端，试图证明智慧和教养总是跟勇敢成反比的。我记得古西科夫快乐而聪明地向我证明，勇敢是智慧和一定程度教养的必然结果。我心里不能不暗暗同意这个论点，因为我自认为是个聪明而有教养的人！我记得在我们谈话结束的时候，伊凡兴娜把她的弟弟介绍给我，当时他脸上露出殷勤的微笑，向我伸出一只小手（手上的细羊皮手套还没有完全戴好），像此刻一样犹豫不决地轻轻握了握我的手。我虽然对古西科夫有成见，当时却不能不给他说句公道话，不能不同意他姐姐的意见：他确实是个聪明可爱的青年，在社会上准会有所作为。他外表异常整洁，穿着讲究，精神焕发，态度谦逊而自信，看上去十分年轻，简直像个孩子。看到他这副样子，你自然会原谅他那种志得意满的神气，也会原谅他故意克制他胜过你的优越感的意图——这种优越感在他那张聪明的脸上，特别是在微笑的时候，经常流露出来。据说，那年冬天他在莫斯科贵夫人中间很受宠爱。我在他姐姐家里看到他，光从他年轻的外表上经常流露出来的得意神气，以及他那有时不太谦虚的讲述中就可以断定这些传闻真实的程度。我跟他大概见过五六次面，我们谈得相当多，说得更确切些，是他讲得很多，我总是光听他讲。他多半说法语，说得很正确，流利，漂亮，并且善于在谈话时婉转地打断别人的话。总的说来，他对我也像对别的一切人那样，相当高傲；我呢，经常受到那些不太熟识的人这样的对待（他们深信应该以高傲的态度对待我），也就觉得他这种态度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会儿，他挨着我坐下，主动跟我握手，我又鲜明地回想起他过去那种自命不凡的神气，同时，他以下级的身份随便问我这个当军官的这些年来在干些什么以及怎么会来到这里，我觉得这种态度也不太得体。虽然我每次都用俄语回答他，他却一直说着法语，而我发现他的法语显然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运用自如了。关于自己的情况他只简单地告诉我，说他在出了那件不幸的蠢事（我不知道这是件什么事，他也没有告诉我）之后被捕三个月，然后被送到高加索N团，如今他在这个团里已经当了三年兵了。
“您准不会相信，我在这种团里吃了军官们多少苦！”他用法语对我说。“幸亏我认识刚才谈到的那位副官，他是个好人，真的，”他恳切地说，“我住在他那儿，对我来说这样毕竟要好过一点儿。是的，老朋友，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可是一去不返了！”他补了一句，突然窘了，脸涨得通红，站了起来，因为发现那个副官正向我们走来。
“遇到您这样的人真高兴，”古西科夫离开我的时候低声说，“我有好多好多话要跟您说。”
我说我也很高兴跟他谈谈，但是，说句实话，古西科夫在我心里引起的只是一种沉重不快的怜悯。
我预感到跟他面面相对有点儿尴尬，但我很想从他身上知道许多事情，特别想知道，为什么他父亲那么有钱，而他却那么穷——这从他的服装和举动上都看得出来。
副官跟我们大家（古西科夫除外）一一问好，在我旁边古西科夫的座位上坐下。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一向是个沉着、从容而有魄力的赌徒，并且是个有钱人，如今呢，比起他在牌桌上的全盛时期来可大不相同了，他仿佛忙着要上哪儿去，眼睛不断地打量着每一个人，而且来了不到五分钟，他这个平时不打牌的人就要奥中尉组织牌局。奥中尉借口有任务推辞了，其实是因为知道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剩下的钱和东西都不多了，他认为拿三百卢布去冒险而赢到手的可能只有一百卢布或者更少，未免太不聪明。
“哦，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中尉说，显然有意不让对方再提出这个要求来，“据说明天要出动了，这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说，“光叫大家做好准备。哦，我们还是打牌吧，我可以拿我那匹卡巴尔达马下注。”
“不，今天……”
“那匹灰马。赌什么都行，您要的话，赌现钱也可以。怎么样？”
“我没什么……我是愿意的，您别以为……”奥中尉说，像是在解答自己的疑问，“明天说不定会有一场袭击或者什么行动的，得好好睡一觉哇。”
副官站起来，两手插在口袋里，在空地上踱来踱去。他脸上现出平时那种冷淡而带几分傲慢的神气，这神气我倒是喜欢的。
“要不要来杯热红酒？”我问他说。
“行！”他说着向我走过来。古西科夫急忙从我手里接过玻璃杯，以便递给副官，眼睛却竭力不去看他。可是古西科夫没留意绷帐篷的绳子，绊了一跤，玻璃杯就从手里落下了。
“嗨，笨蛋！”副官刚伸出手去接玻璃杯，骂了一声，大家哈哈大笑，古西科夫也笑了，同时用一只手抚摩着瘦骨棱棱的膝盖——他的膝盖在摔跤时从来没有摔坏过。
“看，就像狗熊伺候隐士一样，”副官继续说，“他天天就是这样侍候我的，把搭帐篷的桩头一根根都撞断了——他老是绊跤。”
古西科夫不理他，却向我们大家道歉，同时带着隐约的苦笑对我望望，仿佛在说，只有我一人能了解他。他的处境可怜，但是副官，作为他的保护人，却不知怎的似乎很生他的气，总是不让他安宁。
“是啊，真是个灵活的孩子！不论你叫他干什么，都一样。”
“谁没有在这些桩头上绊过跤哇，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古西科夫说，“您自己前天就绊过一跤。”
“我吗，老弟，我又不是士兵，我用不着灵活。”
“他可以拖着腿走路，”施上尉应声说，“可士兵就得跳跳蹦蹦……”
“这话多滑稽。”古西科夫垂下眼睛，简直像耳语似的说。副官对他的同住者显然并不冷淡，他仔细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
“又得派他去打埋伏了。”他对施上尉说，同时向古西科夫挤挤眼。
“那又得掉眼泪了。”施上尉笑着说。古西科夫不再对着我瞧，假装从烟荷包里掏着烟草，其实烟荷包早就空了。
“准备去打埋伏吧，老朋友，”施上尉笑着说，“刚才探子报告说，今天夜里敌人要来劫营，得派几个可靠的弟兄去。”古西科夫迟疑地微笑着，似乎想说些什么，并且几次用恳求的目光瞧瞧施上尉。
“好吧，我以前也去过的，如果派我去，我可以再去。”他喃喃地说。
“会派您去的。”
“好，那我就去。那有什么呢！”
“哼，像上次在阿尔贡那样，从埋伏的地方跑掉，把枪也扔了。”副官说，接着撇下他，开始给我们讲解明天行动的命令。
果然，敌人方面准备夜里向营地开火，明天还会有别的行动。又谈了些跟大家有关的事之后，副官仿佛随便想到似的，建议奥中尉来点儿小输赢。奥中尉居然同意了，于是他们就邀施上尉和准尉到副官帐篷里去，那里有绿色的活动桌子和纸牌。大尉，我们的营长，到帐篷里睡觉去了，另外几个人也各自回营，只剩下我同古西科夫两人。我的估计没有错，我跟他两人面面相对，确实有点儿尴尬。我不由得站起身，在炮台上踱起步来。古西科夫默默地在我旁边走着，慌慌张张地转着身，免得落后或者抢先。
“我不打扰您吧？”他语气温和而悲伤地说。我在黑暗中努力察看他的脸，我觉得他显得沉思而忧郁。
“一点儿也不。”我回答说。但由于他没有打开话头，我不知道对他说些什么好，我们就默默地走了好一阵。
黄昏已经完全被黑夜所接替，在群山的黑色剪影之上不时亮起一片明亮的闪光，小星星在浅蓝色的寒空中闪烁，四面八方冒烟的篝火的火焰在黑暗中发出红光，近处是一座座灰乎乎的帐篷和我们炮台前面黑魆魆的土堤。从最近那堆篝火旁边传来我方勤务兵的低语声；炮台上，我们重炮上的铜件间或闪亮一下；披着外套的哨兵在土堤上缓缓巡行。
“您准不能想象，跟您这样的人谈话，我是多么愉快，”古西科夫对我说，虽然他还没有跟我谈过什么话，“这只有经历过我这种处境的人才能理解。”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我们又沉默起来，虽然，看样子他很想说话，我也很想听听他说些什么。
“您这是为什么……您这样受罪是为了什么啊？”我终于问他，因为想不出别的更适当的话来开头。
“难道您没听说过我跟梅吉宁的那件倒霉事吗？”
“哦，好像有过一场决斗吧；我只听到一些传闻，”我回答他说，“我来到高加索有好久了。”
“不，不是决斗，是一件愚蠢而可怕的事！既然您不知道，那我就把前后经过原原本本给您讲一讲吧。这是我跟您常常在我姐姐家里见面那一年的事，我当时住在彼得堡。我得告诉您，我当时有着所谓上流社会的地位。这地位即使算不上显赫，也是相当不错的。我父亲每年给我一万卢布。在四九年那年，人家答应我在都灵大使馆里弄个差事；我舅舅很有势力，他也很愿意帮我的忙。现在事情都过去了。当时我踏进了彼得堡最有势力的上流社会，我有希望结下一门最好的婚姻。我也像大家一样只在学校里念过书，因此没受过什么特殊的教育。不错，后来我看了很多书，我尤其出色地掌握了上流社会的那套用语，不管怎么说，许多人居然把我看成彼得堡最出色的青年之一。在舆论中使我身价百倍的是我跟德夫人的关系。这件事在彼得堡闹得沸沸扬扬，但我当时太年轻，没有重视这个有利条件。我当时真是年幼无知，我想我还需要什么呢？那个梅吉宁当时在彼得堡很有点儿名气……”古西科夫就这样把他那件不幸的事讲给我听，但我对这事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因此这里就从略了。“我坐了两个月监牢，”他继续说，“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这段时期里，我什么事没有想过啊！不瞒您说，等到这一切结束以后，我跟过去也仿佛一刀两断了，倒觉得轻松愉快起来。我的父亲，您大概听说过吧，他是个性格刚强、说一不二的人，他取消了我的继承权，跟我断绝一切关系。他认为应该这样做，我一点儿也不怪他；他这人是说得出做得到的。再说，我也没有想什么办法使他回心转意。姐姐当时远在国外，在我恢复通信自由之后，只有德夫人一人写信给我，她提出要帮助我，但被我谢绝了。这样，我就没有一点儿零用钱使我的日子可以过得稍微轻松些——我没有书，没有衬衣，没有吃的，什么也没有。在这期间，我想得很多很多，不论看什么事都换一副眼光；譬如说，我不再理会彼得堡上流社会关于我的种种闲话，也一点儿不因此引以为荣，我认为这一切都很可笑。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错，我粗心，我年轻，我毁了自己的前途，因此我只考虑着怎样来补救这个局面。我觉得我有力量这么做。我对您说过，我被捕后被送到高加索来，进了N团。我想，”他越说越兴奋，“在高加索这儿过的是军营生活，我将能接触一些平凡而正直的人，在这儿我会遇到战争，遇到种种危险，而这一切真是再合我的心意也没有了，我将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人家会在炮火中看到我，他们会喜欢我、尊敬我（但不是由于我的名字），然后我将获得十字勋章，升做军士，撤销处分，并且带着有过不幸遭遇的名声回去！可是现实却叫人大大失望！您准不能想象，我的估计是多么错误……您了解我们团里的那些军官吗？”接着他沉默了好一阵，大概希望我对他说我知道这里的军官们如何如何坏，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回答他。使我反感的是，由于我懂得法语，他就认为我一定瞧不起这里的军官。正好相反，我在高加索待久了，对他们的优点有了充分的认识，我尊敬他们超过古西科夫先生出身的那个社会足有一千倍。我想把这意思告诉他，可是他的地位不能不使我有所顾虑。
“N团里的军官要比这儿的军官坏一千倍，”他继续说。“我想这样说总够明白了吧。您准不能想象这是怎么回事！至于士官生和士兵就更不用说了。真是糟透了！开头他们待我很好，这完全是事实，可是后来他们看到我在日常琐事上总是瞧不起他们，他们看到我跟他们截然不同，我比他们高明得多，他们就恨我，开始用各种卑鄙手段来侮辱我。您准不能想象，我吃了多少苦。再有我不得不敷衍那些士官生，主要是由于我手头太拮据，我什么都没有，只有姐姐寄了一些东西给我。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我穷到什么地步：以我这样的性格，像我这样自尊心强的人，居然写信给我父亲，请求他多少给我寄些钱来。我明白，这样的生活要是过上五年，我会变得像那个被贬谪的德罗莫夫一样：德罗莫夫跟士兵们一起喝酒，给军官们个个出借据，要求借三卢布，并且在借据上写上‘德罗莫夫谨具’这样的字眼。一个人必须具有像我这样的性格，才不至于在这可怕的处境中完全堕落。”接着他默默地在我旁边踱了好一阵。“您有烟吗？”他又开口了。“哦，我说到哪儿了？是的，我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倒不是身体受不了，因为我虽然又饥又寒，过着士兵一样的生活，军官们多少还是尊敬我的。我在他们的心目中也还有点儿威信。他们不派我放哨，不叫我上操。要是叫我干那些事，那我就更受不了。可是我在精神上痛苦得要命。主要是从这样的处境中看不到出路。我写信给我舅舅，请求他设法把我调到这儿的团里来，这儿至少有些活动，同时我想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在这儿，他是我父亲的管家的儿子，他总会照顾我的。舅舅替我想了办法，把我调过来了。在那个团里待过之后，我觉得这个团里的人简直像宫廷侍从一样可爱。再有，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在这儿，他知道我是谁，他待我很好。应我舅舅的要求……您知道……可是我发现这些人没有文化和教养，他们不可能尊敬一个人，不可能给他应有的尊敬，如果他不是财富过人、声名显赫的话。我渐渐发觉，他们看到我很穷，对我的态度就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冷淡，最后简直瞧不起我了。真是可怕啊！但这完全是事实。”
“我在这儿参加过战斗，打过仗，人家看见我在炮火底下干过，”他继续说，“这一切几时才会了结啊？我想永远也不会了结的！可是我的精力已在开始衰退。再有，我从前对战争和军营生活也有过幻想，可是现在所看到的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身上穿着光板皮袄，脚上套着士兵的长靴，好久没有洗澡，跑去打埋伏，跟那个因为醉酒闹事而被罚当兵的安东诺夫一起，整夜伏在峡谷里，随时都可能有人从矮树后面开枪，不是把你打死，就是把安东诺夫打死，反正都一样。这实在不是勇敢不勇敢的问题，而是很可能的事。实在可怕极了。”
“我看这次进军之后您会升为军士，到明年就是准尉了。”我说。
“是的，可能，他们答应过我了，可是还得两年，而且也很难保证。至于这两年将是个什么滋味，那就只有天知道了。您想象一下跟这位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一起生活的情形吧：打牌，狂饮，开粗鲁的玩笑。你想说说心里话，人家却不了解你，甚至还要笑你。他们跟你谈话，不是要向你暴露思想，而是要千方百计拿你开玩笑，而这一切又都是那么下流，粗暴，丑恶，你会感到你是个下级，他们老是让你感觉到这一层。就因为这个缘故，您不会了解，跟您这样的人谈心是多么愉快啊。”
我怎么也弄不懂他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因此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才好……
“您吃点儿东西吗？”这当儿，尼基塔在黑暗中悄悄走到我跟前，问我。我发现他对有客人在座很不满意。“只剩下甜馅饺子和一点儿牛肉饼了。”
“大尉吃过了吗？”
“他们早就睡了。”尼基塔老大不高兴地回答。我吩咐他给我们拿点儿吃的东西和烧酒来，他不满意地咕噜着，慢吞吞地走回他的帐篷里去。他在那边又咕噜了一阵，但给我们送来了食物箱。食物箱上点了一支蜡烛，前面围了一张纸挡风，箱子上还放着一只锅子、一罐芥末、一只带柄铁皮酒杯和一瓶苦艾酒。尼基塔把这一切都安排好，又在我们旁边站了一会儿，看我和古西科夫喝酒，现出很不高兴的样子。蜡烛透过纸张发出朦胧的光，在周围一片黑暗中，只看见食物箱上的海豹皮，摆在上面的晚餐，古西科夫的脸和身上的外套，以及他那双从锅子里掏饺子的红红的小手。周围什么都是黑的，只有留神细看，才能分辨出哪是黑魆魆的炮台，哪是胸墙后面哨兵的同样黑魆魆的身子，两边是一堆堆的篝火，上空是淡红色的星星。古西科夫脸上现出忧郁而羞怯的微笑，仿佛在吐露真情之后有点儿不好意思看到我的眼睛。他又喝了一杯烧酒，贪馋地一边吃一边刮着锅子。
“是的，您认识副官，这对您来说毕竟方便些，”我没话找话，这样对他说，“听说他这人很好。”
“是啊，他是个好人，”古西科夫回答，“但他不可能不是这样，就他的教养来说，不可能要求他真正成为一个人。”他的脸仿佛一下子红了，“您今天该注意到他谈到的关于打埋伏的粗鲁笑话吧？”虽然我几次三番竭力想岔开话题，古西科夫还是在我面前辩解，说他并没有从埋伏的地方逃跑，说他不是像副官和施上尉所暗示的那种胆小鬼。
“我对您说过，”他两手在皮袄上擦着，继续说，“那种人对待一个当了士兵而又没有钱的人，是不可能客客气气的。这在他们是办不到的。最近五个月，不知怎的姐姐一直没有寄钱来，我发现他们待我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这件皮袄我是向一个士兵买的，一点儿也不暖和，因为里面的毛全磨掉了（说着他让我看看光秃秃的衣襟），可是这并没引起他的怜悯，或者对我的不幸表示同情，他只是流露出无法掩饰的鄙视神气。尽管我穷到现在这种地步，除了士兵的薄粥之外什么也没有吃，也没有穿的，”他垂下眼睛，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烧酒，继续说，“他准知道我将来会还他，可他从没想到主动借钱给我，却一定要处在我这样地位的人向他开口。您也明白，要我向他开口是什么滋味。而对您呢，譬如说，我就可以直说：您是不会见怪的，亲爱的朋友，我是身无分文了。您知道，”他忽然绝望地注视着我的眼睛，“我坦白对您说吧，我目前的情况很糟，您能不能借我十卢布？下一班邮件来，姐姐该会寄钱来给我，还有我父亲……”
“哦，我很高兴，”我嘴里虽这么说，心里却很苦恼，因为昨天晚上打过牌之后，我自己只剩下五个多卢布，由尼基塔保管着，“好，我这就到帐篷里去拿。”我说着站起来。
“不，等一会吧，不用费心了。”
我不理他，爬进幔布放下的帐篷里——里面放着我的床，大尉就睡在那里。“阿列克谢·伊凡内奇，请借我十卢布，到发饷的时候还您。”我推推大尉，劝他说。
“怎么，又输光了？昨天还说不再赌了呢！”大尉睡眼惺忪地说。
“不，我没赌，我有急用，请您借给我。”
“马卡玖克！”大尉对他的勤务兵嚷道，“把钱匣子拿来。”
“轻一点儿，轻一点儿。”我一边说，一边听着帐篷外面古西科夫匀调的脚步声。
“什么？干吗轻一点儿？”
“是那个被贬谪的军官向我借的。他就在外面！”
“早知这样我也不借了，”大尉说，“我听人家说，这个家伙卑鄙得很！”但大尉还是给了我钱，吩咐勤务兵把钱匣子收起来，把帐幔合拢，接着又说了一声，“早知这样我也不借了，”他把头钻进被窝里。“记住，如今您欠我三十二卢布了！”他又大声对我说。
我走出帐篷，看见古西科夫在长凳旁边来回走着。当他走过蜡烛前面时，他那矮小的身材，罗圈腿和头上那顶白羊毛很长的难看的皮帽亮了一下，接着又在黑暗中隐没了。他装作没有看见我。我把钱交给他。他说了声谢谢，就把钞票揉成一团塞进裤袋里。
“我想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那儿此刻牌准打得很热闹吧。”他接着说。
“是啊，我也这样想。”
“他的打法很古怪，老是孤注一掷，不留余地。运气好的时候，这样打很好，可是运气不好的时候，这样打就可能大输特输。他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这次行军，如果把东西也算在里面，他已经输掉一千五百卢布以上了。他过去却打得很有节制，弄得你们那位军官怀疑起他的为人来了。”
“他并没有这个意思……尼基塔，我们还有契希尔[3]吗？”我说，古西科夫的健谈使我觉得心里轻松了。尼基塔又嘀咕了一阵，但还是给我们拿来了契希尔，接着他又怒气冲冲地瞧着古西科夫，看他如何喝完一杯酒。古西科夫又露出以前那种放肆的态度。我希望他快点儿走，我觉得他之所以还留着，只是因为不好意思拿到钱立刻就走。我不作声。
“您有钱，又没有丝毫必要，怎么轻易就决定到高加索来服役啊？这点我实在不明白。”他对我说。
我竭力向他解释在他觉得很奇怪的行为。
“我能想象，您和这些军官，这些毫无教养的人，是多么格格不入。您跟他们没办法互相了解。老实说，您如果住上十年，除了打牌、喝酒、谈奖赏和战事，您是什么也见不着，什么也听不到的。”
他硬要我同意他的意见，这点我很不高兴。我十分坦率地向他说明，我确实很爱打牌、喝酒和谈战事，而且不指望得到比这里的军官更好的伙伴。可是他不相信我的话。
“哦，您这只是说说罢了，”他继续道，“没有女人，我指的是正派女人，难道不是一大苦事吗？要是现在能让我到哪个公馆客厅里去待一会儿，甚至从门缝里张望一下漂亮的女人，我真不知道愿意出什么代价啊。”
他沉默了一下，又喝了一杯契希尔。
“哦，天哪，天哪！也许有一天我们还能在彼得堡见面，在人家家里，跟人们、跟女人们生活在一起。”他倒出瓶子里剩下的酒，喝干了，又说：“哦，对不起，也许您还要再来点儿，我真糊涂啊。我看来喝得太多，我的脑袋不中用了。从前我住在滨海街[4]，住底层，是一套漂亮的公寓，连家具，不瞒您说，我布置得很雅致，尽管钱花得不多。不错，我父亲给了我瓷器、花草、精美的银器。我每天早晨五点整就出门，我到她那儿去吃饭，常常只有她一个人在家。说真的，她可是个迷人的女人！您不认识她吗？完全不认识吗？”
“不认识。”
“不瞒您说，她具有那种最高度的女性的温柔，还有她那种热烈的爱情！哦，天哪！我当时却不会珍惜这样的幸福。有时候我们俩看完戏回家，就一块儿吃晚饭。跟她在一块儿从来不觉得寂寞，她总是那么快活，总是那么热情。是的，我当时不理解，这可是一种难得的幸福。有许多事情我得责备自己……我常常使她伤心。我真残酷。唉，那些日子是多么美妙哇！您觉得无聊吗？”
“不，一点儿也不。”
“那我就给您讲讲我们度过的那些黄昏吧。走进大门，就是楼梯，这里的每一盆花我都认识，然后是门把手，这一切都是那么亲切，那么可爱，然后是前厅，再就是她的房间……不，这样的日子永远永远不会回来了！她到如今还给我写信，您要是愿意，我可以给您看看她的来信。可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我毁了，我已经配不上她……是的，我彻底毁了！精疲力竭了。我没有精力，没有自尊心，什么都没有。连高尚的品德都没有了……是的，我毁了！永远不会有人了解我的痛苦。一个人也没有。我是个堕落的人！我再也爬不起来，因为我精神上堕落了……落进泥坑里了……”从他的这些话里听得出一种发自内心的蚀骨的绝望，他眼睛不看我，坐着一动不动。
“何必这样灰心丧气呢？”我说。
“因为我卑鄙，这生活把我糟蹋了，我身上的一切全毁了。如今我忍受痛苦，不再感到骄傲而觉得卑贱，我已经丧失了苦难时应有的骨气。我时刻受屈辱，但我一味忍受，还自动招来屈辱。这烂泥玷污了我，我也变得粗野了，我忘记了以前知道的东西，我已经不会说法语，我觉得我卑鄙庸俗。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不能作战，说什么也不能。给我一个团，给我金肩章，给我号手，我也许能成为英雄，可是叫我跟那野蛮的安东诺夫之流在一块儿冲锋，并且想到我跟他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打死他跟打死我也完全一样——这样的想法使我感到痛苦。而想到哪个无赖会打死我，打死我这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正像他可能打死我旁边那个跟动物毫无区别的安东诺夫一样；同时又想到，很可能打死我，而不是打死安东诺夫，因为命运对待一切高贵的人总是这样的。不瞒您说，想到这些事真叫人害怕！我知道他们叫我懦夫，就算我是个懦夫吧。我确实是个懦夫，也不可能不是懦夫。我不但是个懦夫，照他们说来，我还是个穷光蛋，是个被人家瞧不起的人。可不是吗，我现在问您借钱，您就有权利瞧不起我。不，您把钱收回吧，”他把揉成一团的钞票递给我，“我要您尊敬我。”他两手蒙住脸哭起来，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办才好。
“您安静点儿，”我对他说，“您太敏感了，别把什么事都放在心上，别老是疑心这个疑心那个，把事情看得简单些。您自己说您个性很强，那您就该克制感情，您受苦的日子不会很多了。”我对他说，但说得颠三倒四的，因为怜悯和悔恨使我很激动，我后悔不该在心里谴责一个遭遇确实十分不幸的人。
“是的，”他又开口说，“自从我来到这座地狱以后，我要是能听到一句同情和友好的话，像我此刻从您嘴里听到的这种充满人情的话，我也许能平心静气地忍受一切，也许还能像一个士兵那样担负起责任来，可是现实太可怕了……当我清醒地考虑这一切的时候，我希望死。我何必爱惜这种耻辱的生活，爱惜我这丧失人世间一切美好东西的生命呢？可是只要稍微遇到一点儿危险，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贪恋这卑贱的生活，好像爱护什么宝贝似的，我不能，我不能控制我的感情……我也能控制的，”他停了一会儿又说下去，“可是我得费很大的劲，费异乎寻常的劲，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通常我要是跟别人一起干，我是勇敢的——我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我爱面子，我自命不凡，这是我的弱点——但是要有别人在场……让我在您这儿过一夜吧，因为我们那儿通宵打牌。随便哪儿都行，在地上睡也可以。”
趁尼基塔安排床铺的时候，我们站起身，在黑暗中又顺着炮台溜达了一会儿。古西科夫的头脑看来确实不中用，喝了两小杯烧酒和两大杯葡萄酒之后，他就摇摇晃晃了。当我们站起来离开烛光的时候，我发现他竭力不让我看见，把刚才谈话时一直捏在手里的十卢布钞票塞进口袋里。他继续说，他要是有个像我这样关心他的人，他觉得他还能重新振作起来。
我们刚要进帐篷睡觉，忽然有颗炮弹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落在不远的地上。在这沉睡的营地上，在我跟古西科夫谈话的当儿，忽然天知道从哪儿飞来一颗敌人的炮弹，落在我们的帐篷中间，这真是太突兀了，以致我好半天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士兵安德烈夫在炮台上放哨，这时向我走来。
“你看，偷偷爬过来了！刚才那边有火光。”他说。
“得去叫醒大尉。”我说，对古西科夫瞧了一眼。
他身子弯得几乎碰到地面，结结巴巴地想说些什么：“这个……那个……敌人……这个太……可笑了。”他没有说别的话，我也没看到他怎样一下子溜掉了。
大尉的帐篷里点着一支蜡烛，传出来他那睡醒时惯常的咳嗽。他很快从帐篷里出来，要一支点火杆点他那只小烟斗。
“这是怎么搞的，老兄！”他笑嘻嘻地说，“今晚上不让我睡觉吗？一会儿是您跟您那位被贬谪的军官，一会儿又是那个沙米里。我们怎么办呢，要不要还手？命令里没有提到这一点吗？”
“完全没有。看，又来了，”我说，“是两门炮打的。”
果然，在右前方的黑暗中有两点火光，好像一双眼睛。接着就有一颗炮弹从我们头上飞过，随后又飞来一个空的榴弹壳（大概是我们方面的吧），发出一阵尖锐响亮的啸声。士兵们从附近几个帐篷里爬出来，听得见他们在干咳，伸懒腰，说话。
“听，信管孔里叫得像只夜莺呢！”一个炮兵说。
“叫尼基塔来，”大尉露出他那惯常的不怀恶意的嘲笑说，“尼基塔！你别躲起来，快来听听山上夜莺叫吧。”
“行，大人！”尼基塔站在大尉旁边说，“我见到过那些夜莺了，我不怕，可是刚才在这儿喝我们契希尔的客人呀，他一听见炮声，就一溜烟跑了；他身子弯得像头野兽，像一只球似的在我们帐篷旁边滚过！”
“得有个人到炮兵司令那儿去跑一趟，”大尉用长官的严肃口吻对我说，“问问他要不要开炮。开炮没有什么道理，但要开也行。劳驾您跑一趟，问一问。叫他们备马，骑马去快一点儿，骑我的波尔康去也行。”
过了五分钟，马牵来了，我就动身到炮兵司令那儿去。
“注意，口令是‘车杠’，”做事认真的大尉低声对我说，“不然阵地那儿不会放您过去的。”
到炮兵司令那儿只有半里路，一路上两边都是帐篷。一离开我们的篝火，周围就是一片漆黑，我连马耳朵都看不见，只有篝火的火光忽近忽远，在我眼前时隐时现。我松了缰绳，让马自由走了一会儿，才看出一座座白色的四角形帐篷和路上黑乎乎的车辙。半小时中，我问了三次路，在帐篷的木桩上绊了两次跤（每次都挨了帐篷里人的骂），被哨兵拦住了两次，这才来到炮兵司令那里。一路上，我还听见敌人两次向我们的营地开炮，但炮弹没有打到司令部。炮兵司令命令不还炮，再说敌人也停止射击了。我牵着马回去，在步兵的帐篷中间一步步地走着。我经过点着灯的士兵的帐篷时，不止一次放慢脚步，倾听某个爱说话的人在讲故事，或者某个识字的人在朗读（往往全班人都挤在帐篷里听，偶尔有谁打断读书的人，发表一些意见），或者听听士兵们如何议论行军、祖国和长官。
经过第三营的一个帐篷时，我听见古西科夫洪亮的声音。他正谈得兴高采烈。回答他的声音也很愉快，那是军官们的声音，而不是士兵们的声音。显然，这是士官生或者司务长住的帐篷。我站住了。
“我早就认识他了，”古西科夫说，“我住在彼得堡的时候，他常常到我家来，我也常常到他那儿去，他出身本来很好。”
“你这是说谁啊？”一个酒意十足的声音问。
“说公爵，”古西科夫说，“我跟他是亲戚，主要是老朋友。要知道，先生们，有这样一个熟人真不错。他有钱得很。百把卢布在他是无所谓的。我刚刚问他借了点儿钱，等我姐姐寄来再还他。”
“好，那么派谁去吧。”
“行！萨维里奇，老弟！”传来古西科夫的声音，他走到帐篷的入口处，“给您十卢布，您到随军贩子那儿去一下，买两瓶卡汗金葡萄酒来。还要什么呀，先生们？说吧！”接着古西科夫没戴帽子，头发散乱，踉踉跄跄地从帐篷里走出来。他拉开皮袄的下摆，两手插到浅灰色裤子的口袋里，在入口处站住了。虽然他在亮处，我在暗处，我还是吓得直打哆嗦，唯恐被他看见，小心翼翼地悄悄走开了。
“是谁啊？”古西科夫酒意十足的声音对我嚷道。显然，外边的寒冷使他清醒了一点儿，“哪个鬼东西牵着马在这儿溜达啊？”
我没有理他，默默地走到大路上。
一八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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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着重号文字在原著中是斜体，以下不再一一加注。——编者注
[2] 楷体文字在原著中是法语，以下不再一一加注。——编者注
[3] 契希尔——一种高加索葡萄酒。
[4] 滨海街——彼得堡最漂亮的街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