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写作材料，主要来自参与者本人——盟军的官兵、与盟军作战的德军部队，以及在战役中幸免于难的柏林人，总共有2 000多人为本书提供了材料。从1962年开始，在为期3年的时间里，大约有700个人提供了书面材料，或者接受了采访。他们给了我各种各样的收藏品，从日记到地图，从个人的叙述到珍藏的剪贴簿，不一而足。这些人的名字出现在本书“战后幸存者名单”一节中[1]。
亲历者们提供的材料，又被安置在根据美国、英国、苏联和德国的资料所勾勒出来的军事框架之内。我获得了部队的战后报告、战争日记、师史、情报总结和审讯报告，还对那个时期关键的军事人物和政府人物进行了采访，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把自己的档案、文件和笔记交付于我。仅搜集到的资料累计填满了十个文件柜，所包含的信息五花八门，比如战役开始前柏林的大型储气罐中的燃料数量，甚至包括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戴的手表里面有一块罗盘。
许多人在这个项目上提供了帮助。要是没有《读者文摘》的莉拉和德威特·华莱士（DeWitt Wallace）的话，这个项目根本就不可能开始，华莱士夫妇把他们机构的巨大研究资源提供给我使用，并报销了我的许多费用。我谨对我的朋友霍巴特·刘易斯（Hobart Lewis）表达敬意，刘易斯是《读者文摘》的总裁兼执行主编，他的不懈努力使本书面世成为可能。我还想对《读者文摘》驻美国和欧洲的编辑部的朋友们表示感谢，他们搜集了研究资料，采访了数十位参与者。如果只是单单挑选出某些人来，那是不公平的，因而我想以各个编辑部中人物的姓氏字母先后为序，报出他们的名字。柏林编辑部：约翰·弗林特（John Flint）、黑尔佳德·克拉默（Helgard Kramer）、苏珊娜·林登（Suzanne Linden）、露特·韦尔曼（Ruth Wellman）。伦敦编辑部：希瑟·查普曼（Heather Chapman）、琼·艾萨克斯（Joan Isaacs）。纽约编辑部：格特鲁德·阿伦德尔（Gertrude Arundel）、尼娜·乔治斯—皮科（Nina Georges-Picot）。巴黎编辑部：于尔叙拉·纳卡什（Ursula Naccache）、约翰·D.帕尼察（John D. Panitza，欧洲首席记者）。斯图加特编辑部：阿尔诺·亚历克西（Arno Alexi）。华盛顿编辑部：布鲁斯·李（Bruce Lee）、朱莉娅·摩根（Julia Morgan）。
我因为获准在历史档案馆里进行研究而必须感谢美国国防部。我尤其想对军事历史中心办公室主任哈尔·C.帕蒂森（Hal C. Pattison）准将及其同事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玛格达·鲍尔（Magda Bauer）、德特马·芬克（Detma Fincke）、查尔斯·冯·吕蒂肖（Charles von Luttichau）、伊斯雷尔·威斯（Israel Wice）、汉娜·蔡德里克（Hannah Zeidlik），以及厄尔·齐姆克（Earl Ziemke）博士——他们都把时间和帮助给予了我和我的同事。我还感谢“二战录音部”的主任谢罗德·伊斯特（Sherrod East），他允许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对录音进行日复一日的研究。录音部里的其他人也同样友善：资料组的主任威尔伯·J.奈伊（Wilbur J. Nigh），以及他的同事洛伊丝·奥尔德里奇（Lois Aldridge）、莫顿·阿珀森（Morton Apperson）、约瑟夫·埃弗里（Joseph Avery）、理查德·鲍尔（Richard Bauer）、诺拉·欣肖（Nora Hinshaw）、托马斯·霍曼（Thomas Hohmann）、希尔德雷德·利文斯顿（Hildred Livingston）、V.卡罗琳·穆尔（V. Caroline Moore）、弗朗西斯·鲁布赖特（Frances Rubright），以及黑兹尔·沃德（Hazel Ward）。与这个小组一起紧密合作的是朱丽叶斯·怀尔德斯托瑟（Julius Wildstosser）博士，她完成了艰苦的工作，替我和我在《读者文摘》的同事们检查了几米长的微缩胶卷，并翻译了几千份德国文件。
我尤其感谢前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阿拉曼子爵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元帅；奥马尔·N.布莱德雷上将；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上将；威廉·H.辛普森上将；詹姆斯·M.加文中将；黑斯廷斯·伊斯梅勋爵；中将布赖恩·霍罗克斯爵士；斯特朗勋爵；大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大使福伊·D.科勒；大使戴维·布鲁斯；大使查尔斯·波伦；艾德礼伯爵；安娜·罗森堡·霍夫曼太太；少将弗朗西斯·德甘冈爵士；迈尔斯·登普西爵士；伊夫林·巴克中将；刘易斯·莱恩少将；罗纳德·弗雷德里克·贝尔彻姆少将和菲利普·E.莫斯利教授。这些人以及许多其他美英官员和外交家，都帮助我理解那个时期的军事和政治上的背景，并且阐明了英美盟军无法继续向柏林挺进的原因。
感谢苏联政府，承蒙他们允许，我从他们国防部的档案中看到了此前尚未披露出来的文件、命令、审讯报告以及其他文件。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一向无法取得一致观点，而且我的方法也并非总是那么富于外交手腕。然而我却发现，对苏联军方持直言不讳而又坦诚的态度，也得到了他们同样直言不讳而又坦诚的回报。例如，有关在柏林发生的性侵问题，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的某些官员对我指出，若是提出这个问题，那就是不讲外交策略。约翰·F.肯尼迪总统不同意那种看法。在我动身前往苏联之前，他对我讲话的大意是，苏联人大概一点也不在意，因为他们从本质上讲是做交易的老手。他觉得我应该直言不讳，“把话摆在桌面上”。我这样做了，而苏联当局也直言不讳地做出了回应。然而，还是有一些令人尴尬的时刻。尽管我受到了赫鲁晓夫政府的邀请，前往进行我的研究，但莫斯科机场的边防警察却试图截下苏联国防部送给我的文件。那些苏联红军军官，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和崔可夫诸位元帅，他们是亲切和蔼的榜样，慷慨地为我提供了他们的时间和资料，我采访的其他苏联军方人士同样如此。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这样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在那次旅行中的同事——曼彻斯特大学的约翰·埃里克森教授，他在语言学上的能力以及在苏联事务上的专业知识被证明是非常宝贵的。
在德国，波恩市政府新闻与信息部的格拉夫·施魏因茨博士为我大开方便之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阿道夫·霍伊辛格上将写了几十封介绍信。特奥多尔·冯·杜夫芬上校是柏林最后一任卫戍司令卡尔·魏德林上将的参谋长，他花了几天时间和我一起重温了这最后一场战役。瓦尔特·温克上将、特奥多尔·布塞上将、马丁·加赖斯上将、埃里希·德特勒夫森少将、赫尔穆特·雷曼中将、哈索·冯·曼陀菲尔上将、马克斯—约瑟夫·彭泽尔中将、弗里德里希·西克斯特（Friedrich Sixt）中将、费利克斯·施泰纳党卫军上将、布克哈特·米勒—希勒布兰德中将、古斯塔夫·克鲁肯贝格（Gustav Krukenberg）党卫军少将、汉斯·雷菲尔上校、汉斯·奥斯卡·韦勒曼上校以及路易丝·约德尔太太。他们全都以每一种可能的方式，帮助我把柏林战役以及柏林最后的日子重新勾画出来。
还有许多人，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提供了帮助。位于慕尼黑的苏联研究所副顾问莱昂·J.巴拉特（Leon J. Barat）；柏林广播电台的总编罗尔夫·门策尔（Rolf Menzel）；德国军队档案馆的迈尔·韦尔克（Meyer Welcker）中校；柏林《晚报》（Der Abend）的主编弗兰克·E.W.德雷克斯勒（Frank E.W. Drexler）；位于柏林的美军占领区电台（RIAS）负责人罗伯特·洛克纳（Robert Lochner）；《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的雷蒙·卡蒂埃（Raymond Cartier）；慕尼黑现代历史图书馆的尤尔根·罗韦尔（Jurgen Rohwer）博士；柏林市档案馆的阿尔布雷希特·兰珀（Albrecht Lampe）博士；德国老兵组织WAST的卡尔·勒德尔（Karl Röder）、卡尔·约翰·维贝格；战俘营前战俘全国联谊会的马塞尔·西莫诺（Marcel Simonneau）；西格贝特·莫恩出版社的迪特尔·施特劳斯（Dieter Strauss）博士。我谨向他们以及诸多其他朋友，致以我最诚挚的感谢。
最后，因为本书故事中的德国一面，我要把我的感谢留给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大将。在为期3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进行了无数次的采访和交谈。他再次在战役的每个阶段投入作战了！他让我使用他的个人笔记、文件和战争日记。尽管他疾病缠身，却总是慷慨地把时间给予我。要是没有他的话，我认为这本书就不可能写出来。我当作家有二十来年了，很少遇见具有这样的尊严和荣誉的人，也很少遇见在细节记忆上这样精确的人。
该如何感谢那些在写作过程中支持我的人呢？我亲爱的妻子做了校对，编了索引，进行了编辑和重写，与此同时，又在漫长的研究和写作的岁月中照料着我们的家庭。我的好朋友和最严厉的批评家杰里·科恩（Jerry Korn），他尖锐的编辑铅笔在稿纸上是如此才华横溢地移动着（不过在本页书稿上他不会有这个机会了）。我非常宝贵的秘书“霍蒂”·范特雷斯卡（‘Horty’Vantresca）和芭芭拉·索耶（Barbara Sawyer），她们不停地打字，把文稿归档，接电话，并且支持了我们所有人。苏珊与查利·克利夫斯（Charlie Cleaves），我什么时候需要他们，他们就什么时候出现。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彼得·施韦德（Peter Schwed）和迈克尔·科达（Michael Korda），他们与海伦·巴罗（Helen Barrow，产品经理）、弗兰克·梅茨（Frank Metz，美术总监）、伊芙·梅茨（Eve Metz，版面设计），以及索菲·索金（Sophie Sorkin，编辑部主任），他们全都容忍了我那些难以达到的要求。拉斐尔·帕拉西奥斯（Raphael Palacios），他一丝不苟绘制的地图，以及他的幽默感超出了任何作者所能怀有的希望。泛美航空公司的戴夫·帕森斯（Dave Parsons），他在欧洲各地运送着成箱的研究资料且一件未少。我的朋友比利·科林斯（Billy Collins）和罗伯特·拉丰（Robert Laffont）——他们是我在英国和法国的出版商——为了这本书等待得太久，几乎就要“密切注视瑞恩”了。我的律师保罗·吉特林（Paul Gitlin），他的帮助、指导以及冷静是非同寻常的。我的代理玛丽·舍贝克（Marie Schebeko，在法国）和伊莱恩·格林（Elaine Greene，在英国），她们通过工作、勇气、支持和信念帮助我。所有这些帮助过我的人，我向他们表示诚挚深切的谢意。
[1] 英文原著附有“战后幸存者名单”，列举了亲历柏林战役又为本书提供了材料的所有人的名单。首先是盟军的名单，然后是和盟军较量的德国军人的名单，最后是在1945年3月到4月住在柏林及其周边的平民。中文版翻译时略去，有需要者可以向出版方索取。——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