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声音与柏林人以前听到的任何声音都不像，既非炸弹落下时发出的呼啸声，也不像高射炮射击时发出的砰砰声。在赫尔曼广场的卡尔施塔特百货大厦外面排队的购物者们，困惑地认真倾听着：那是一种从远方某处传来的低沉的哀号声，刹那间又迅速升高，随后就变成了可怕的刺耳尖啸。有那么一瞬间购物者们显得有些迷惑，随后成排的人猛然开始四散奔逃。但是太晚了！炮弹，首批落入市内的炮弹，在广场各处爆炸了。尸体碎块飞溅到用木板封闭的商店正面，男男女女倒在街道上，扭动着身躯发出痛苦的尖叫。此刻是4月21日，星期六，上午11点30分。柏林变成了前线。
几乎每处都落下了炮弹，火舌从城市中央各处的房顶上升腾而出。之前被炸弹炸坏的楼房彻底倒塌了，汽车被炸翻起火。勃兰登堡门也被击中，一块飞檐坠落在街道上。炮弹从菩提树下街的一端犁向另外一端，本已毁坏的王宫再次燃烧起来。帝国国会大厦也遭了殃，支撑着大厦穹顶的大梁顷刻间就垮了，大块的金属如同阵雨般落下。人们在选帝侯大街上狂奔乱跑，扔掉手里的提包与盒子，发疯似的从一个门口狂奔到另外一个门口。在这条大街靠动物园的一端，一所马厩中的马被直接命中，马的嘶鸣声与男女的叫喊声混杂在一起，几乎在爆炸的瞬间，马就从这个地狱中窜了出来，马鬃和马尾上燃起了火焰，在选帝侯大街上撒蹄飞奔。
一阵又一阵密集的炮火系统而有条理地轰击着城市。瑞士《联邦报》记者马克斯·施内策尔（Max Schnetzer）站在勃兰登堡门旁边，注意到在威廉大街的政府区段中央，每隔5秒钟就有一颗炮弹落地，然后就会有半分钟或者一分钟的停顿，接着炮弹又再次倾泻下来。从他站着的地方，这位报界人士能够看见火焰从腓特烈大街车站的方向直冲云霄。“烟雾与阳光交织在一起，”他后来写道，“看上去就仿佛是云彩本身在燃烧。”
炮击在城市的其他地方同样猛烈。在维尔默斯多夫区，伊尔莎·安茨（Ilse Antz）、她的母亲以及妹妹都觉得大楼在颤抖，两个姑娘立即趴倒在地板上，她们的母亲则紧靠着门柱，尖叫着“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在诺伊克尔恩区，多拉·扬森（Dora Janssen）目送着她的丈夫，一名国防军少校沿着车行道走向他的汽车。少校的勤务兵在打开车门时，突然被一颗炮弹“完全撕成了碎片”。当尘埃落定的时候，她看见丈夫仍然站在车旁，他高昂着头颅，但脸庞却因为痛苦而扭曲。扬森太太被吓呆了，好不容易缓过神来，立即向少校跑去，她看到“他的一条裤腿已被鲜血浸透，血流出了他的靴子，滴到了人行道上”。后来，受重伤的丈夫在她面前被担架抬走了，但扬森却觉得有一种奇特的情感正在与她对丈夫的关切进行竞争。她不由自主地想道：“尽管他受伤了，可又站得那么笔直啊。他是一位真正的军人！”
不远处的另一位“军官”，他从来也不相信苏联人能够来到这么近的地方。戈特哈德·卡尔上尉，这位狂热的德国空军会计师，仍然在用行举手礼向希特勒致敬的方式同他的家人打招呼，但他现在变得绝望了。随着苏联人离得越来越近，卡尔讲究的着装依然光彩照人——确实，其光彩是越发显见了。他的妻子格尔达虽然绝对不敢对他明言，但她却认为卡尔穿着盛装制服的模样显得很可笑，他的衬衫袖口上有金色链扣，他把毫无意义的缎带披在身上，在这些日子里他还总戴着图章戒指，他那枚戒指上有用钻石组成的字。
不过，戈特哈德·卡尔充分意识到事态正在急转直下。中午他从位于滕佩尔霍夫的办公室回到家里，一如既往用“希特勒万岁”的方式高举右手打招呼，然后给了妻子一些指示。“既然轰炸已经开始了，”他告诉她，“你就要去地下室，一直待在那里，我要你就坐在地下室门口的对面。”格尔达惊愕地看着他，因为那似乎是最危险的地方。但戈特哈德的回答令人感到寒意彻骨：“据说在别的城市里，苏联人对付地下室就是直接用火焰喷射器烧掉，大部分人都被活活烧死了。我要你直接坐在地下室门口的对面，起码能被第一个杀死，这样不用苦等着死神的降临，也少一些痛苦。”然后，他没有再多说一句话，抓住妻子的手，行了一个纳粹举手礼，转身离开了房间。
格尔达麻木地按照丈夫的嘱咐去做了，她远远地坐在别人的前头，就在地下室的入口处。当轰炸在头顶上猛烈进行的时候，她一直在祈祷。自结婚以来，她第一次没有把戈特哈德包括在她的祈祷辞之中。下午，在丈夫通常回家的时刻，格尔达不顾他的命令冒险上了楼，在颤抖与恐惧中等了一阵，但戈特哈德并没有回来。她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空袭刚刚结束，炮击就开始了。西方盟军对柏林的最后一次空袭——这场战争中的第363次空袭，是在上午9点25分由美军第8航空队实施的。在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美国人和英国人一直在猛烈轰炸“大B”[1]，柏林的这个绰号是美国飞行员起的。柏林人向那些轰炸机愤怒地挥动着拳头，他们为亲友的死亡和家庭的毁灭感到悲伤。然而他们的愤怒，就像那些炸弹本身一样，并非特别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他们永远也不会见到的人。而炮兵的炮击则不同，它就来自站在门外的敌人，他们很快就会面对的敌人。
而且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柏林人已经学会了在敌机轰炸的阴影下生活，他们能抓住轰炸机飞临城市的规律，就如同钟表般精确，并据此预测空袭将在何时降临。很多人已经对空袭习以为常，甚至可以根据一枚炸弹的呼啸声猜出炸弹大概落在了哪里，到最后，不少柏林市民甚至在轰炸来临时都懒得寻找隐蔽处了。但大炮却不一样，炮火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危险，炮弹落地是完全无法预计的，十分突然，巨响之后，锋利的弹片如同死神的镰刀般四下飞舞，往往从弹着点打击到数米之外的地方。
新闻记者汉斯·武勒—瓦尔贝格在穿过波茨坦广场的时候，正赶上苏联的炮击。大量炮弹在广场上爆炸，他的视线内到处都是已经死亡和濒临死亡的人。在他看来，有些人是被爆炸的冲击波震死的，冲击波“把他们的肺都震裂了”。当他躲避爆炸的时候，突然想到柏林人以前是同仇敌忾地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盟军轰炸机，而“现在，市民们根本顾不上那些死者、伤者了，所有的人只想着自保”。
这残忍的炮击毫无模式可言，漫无目的地覆盖射击，并一天天地加强。很快，呼啸声中又增加了迫击炮的炮声，以及“喀秋莎”火箭炮齐射时刺耳的怒吼声。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待在地下室、防空洞、防空塔堡垒以及地铁车站里，他们完全失去了时间感。时间早已被歇斯底里的恐惧、混乱和死亡搞得模糊不清了，那些一直到4月21日之前都记着严谨日记的柏林人，他们的日记日期突然间变得混淆起来了。许多人写道，4月21日或者22日，苏联人已经杀到了市中心，而实际上苏联红军当时还在郊区作战。他们往往因为自知罪孽深重，而愈加惧怕苏联人，至少有一些德国人知道德军在苏联国土上所做的一切恶行，知道第三帝国在集中营里秘密犯下的可怕暴行。因此，随着苏军越来越近，柏林的街头巷尾都弥漫着一种噩梦般的末日恐惧。自从迦太基被夷为平地以来，任何一座城市都还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恐惧。
埃尔夫丽德·瓦塞尔曼（Elfriede Wassermann）和她的丈夫埃里希正在安哈尔特火车站旁的一个巨型地堡里躲避。埃里希曾是一名军人，1943年在苏联前线失去了左腿，只能靠T字形拐杖的支撑蹒跚而行，他迅速辨听出炮击声，然后就急忙拉着妻子进入了地堡。埃尔夫丽德已经把他们的家当塞进了两个手提箱和两个大袋子里，在她自己的衣服上面放了一条埃里希的旧军裤，最上面则是她的皮大衣和毛大衣。由于她的丈夫必须要用两只手拄着拐杖，所以她把一个袋子捆在他的背上，另一个袋子捆在胸前。其中一个袋子里装着食品：一些硬皮面包，几个肉罐头和蔬菜罐头。在一个手提箱里，埃尔夫丽德还放了一大罐子黄油。
等他们到达安哈尔特火车站的时候，火车站的地堡里已经挤满了人，埃尔夫丽德最终在一个楼梯平台上找到了一处落脚的地方。他们的头顶上只有一盏光线微弱的灯，模糊的灯光下，可以看到地板上和每一级台阶上都被前来避难的人挤得满满当当的。地堡内的状况是人们难以想象的，上面的一层满是伤员，不论白天黑夜都充斥着伤者的尖声喊叫。由于缺水，厕所无法使用，因而粪便遍地。那种恶臭最初令人作呕，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埃尔夫丽德和埃里希便不再注意它了，他们木讷地待了几个小时，一句话也不说，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也一无所知。
只有一件事情搅动了他们的思绪，那是孩子们不停的哭叫声。许多父母已经耗尽了食品和牛奶，埃尔夫丽德看到，“有三个小婴儿，确切说是三具冰凉的小尸体，被从楼上抱了下来，他们都是被饿死的”。埃尔夫丽德旁边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她带着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在某一刻，埃尔夫丽德注意到婴儿已经不在年轻母亲的怀里，而是躺在旁边的水泥地上，已经没有了生机。那位母亲似乎在发呆，埃尔夫丽德也在发呆，她记得，“我目睹孩子死去，心中却没有感到一丝不安”。
在波茨坦大街，旅游局大楼正在遭受炮击。在那座有44个房间的地下防空洞里躲着2 000多人，忙得不可开交的玛格丽特·普罗迈斯特（Margarete Promeist）是这里的负责人。除了平民之外，还有两个营的人民冲锋队刚刚转移进来，玛格丽特被告知那是因为“苏联人来得更近了”。玛格丽特忙得几乎精疲力竭，她为刚刚接到的一个电话而心存感激，一位密友主动提出要给她送来一些食品。现在，当她在掩蔽所内四处走动的时候，44名负伤的平民从街上被送了下来，玛格丽特匆匆过来帮助处理伤亡人员。他们当中的一位已经不治而亡——当玛格丽特静静地坐在那位给她送食品的妇女的尸体旁边时，她“嫉妒她的平静而又平和的微笑，起码她已经不必像我们那样再踏上那条耶稣走向受难处的悲哀之路了”。
战斗过程中，当大多数人待在地下的时候，药剂师汉斯·米德（Hans Miede）作为夏洛滕堡区俾斯麦街61号公共掩蔽所的对空警戒哨，仍在他负责的区域巡逻。当炮弹在他的四周爆炸时，他痛苦地看着对面楼标语牌上的大字：黎明前的时光最黑暗。
对鲁道夫·许克尔医生来说，黎明不远了。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这位杰出的病理学家一直令他的妻子安娜玛丽深深担忧，她认为他正变得精神失常。前不久，他曾给妻子展示了一个氰化物胶囊，他还在其中添加了乙酸，增加了致命性。他曾告诉她，如果柏林的形势继续恶化，他们就用毒药结束自己的生命。从那以后，许克尔太太就注意到，“战争带来的紧张，战争的毫无意义，以及我丈夫对希特勒的怒气，已经彻底把他自己打垮了”。可怕的炮击已经持续了数个小时，无数的炮弹正在嘶吼着乱飞或是轰然爆炸。许克尔医生彻底爆发了，他突然站起身来，冲到敞开的窗户前嘶吼道：“必须宰了那个狗娘养的（希特勒）！”
希特勒的手指猛戳着地图。“施泰纳！施泰纳！施泰纳！”他叫道。元首很快就找到答案了。他叫嚷着，费利克斯·施泰纳党卫队副总指挥和他的部队，应该立即从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侧翼出击，从其位于埃伯斯瓦尔德的阵地上发起南进攻势，切断苏联人对柏林的攻势。施泰纳的进攻，将会封闭布塞的第9集团军北翼崩溃时被苏联人冲开的缺口。在希特勒的地图上看来，那将是一个绝妙的行动，朱可夫的攻势现在呈箭形，尾端在奥得河，箭头则直指柏林。在朱可夫的右翼，地图上有面小旗，这面旗帜如同利刃般指向正在突破中的苏联红军部队，小旗上写着“施泰纳集团军级支队”[2]。希特勒再次信心满满起来，施泰纳的进攻将会重建第3装甲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之间的联系——甚至挽救柏林的危局。
在元首的如意算盘中，只“忽略”了一件事：实际上施泰纳手头没有兵力。早些时候，海因里希已经决定，把被苏联人赶到北方的第9集团军部队置于施泰纳的指挥之下。不幸的是，由于前线的大范围混乱以及缺乏时间，根本不可能集结起足够的兵力让施泰纳集团军级支队行动起来。事实上，施泰纳集团军级支队就是个空架子，仅仅徒有其名——但希特勒的地图上却因为其名头而赋予了其代表重兵集团的小旗。这面小旗一直插在那儿，很显然，希特勒想当然地认为它是名副其实的。
现在希特勒给施泰纳打了电话。“我记得，”施泰纳说道，“电话是在上午8点30分到9点之间打来的。希特勒的原话是，‘施泰纳，你是否知道帝国元帅（指戈林）在卡琳庄园有一支私人部队？这支部队要立即解散，并投入战斗。’我试着理解这番话到底想表达什么，但还没反应过来，他又接着开了腔，‘在柏林和波罗的海之间，从斯德丁到汉堡，每一个可用的人，都要投入我下令发起的此次进攻之中。’我申辩道，我所掌握的部队没有作战经验，我又进一步询问确切的进攻发起地点，这时元首没有给我任何答复，而是直接把电话挂断了。到目前为止，我根本不知道这次莫名其妙的进攻要从哪里发起，要在何时发起，更关键的是，我到底用什么发起一次进攻？”
施泰纳给克雷布斯打了电话，解释了他的状况，并且告诉陆军总参谋长他就是个光杆司令。“我记得，随后希特勒插话了，当时我正在向克雷布斯解释我的部队完全没有战斗经验，而且我们缺乏重武器。这时希特勒忽然给我上起了政治课，时间还特别长。他毫无意义的唠叨以这样一句话结尾：‘你将会看到，施泰纳。你也一定会看到，苏联人将在柏林大门前被他们自己的鲜血淹没，入侵者必将遭受最严重的失败。’我提醒他，我认为柏林的形势已经绝望了，但他对我的话完全是充耳不闻。”
之后不久，施泰纳便收到了发动进攻的正式命令。命令的最后一段这样警告道：
明确禁止向西撤退，凡是未能无条件地服从这道命令的军官，都要被立即逮捕并处决。
你，施泰纳，要用你的生命来负起执行这道命令的责任。帝国首都的命运就靠你出色完成此项任务了。
阿道夫·希特勒
在与施泰纳交谈之后，希特勒和空军总参谋长科勒上将通了话。“北方地区每一个可以走路的空军人员，都要交给施泰纳来部署，”希特勒说道，他的嗓门提高了，“凡是把人员截留下来的军官，都将在5个小时之内被处决。必须这样严厉警告他们！”然后他咆哮道，“你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担保，每个人都被派上了战场！每一个！”
科勒惊呆了，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施泰纳集团军级支队。他给陆军总司令部的德特勒夫森打电话，询问道：“施泰纳在哪里？我们的部队又应该派到哪里？”德特勒夫森对此一无所知，但他许诺会尽快搞清楚这件事情。
在这段令人发狂的时期内，有一个人，也就是海因里希，对这个方案毫不知情。当最终得知如此荒谬的消息时，他立即给克雷布斯打了电话。“施泰纳没有足够的力量发动这样的进攻，”海因里希愤怒地吼道，“我拒绝接受这道命令。我坚决主张第9集团军应该后撤，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克雷布斯，我必须警告你，这支唯一仍然在阵地上保卫希特勒和柏林的部队就完了。如果这最后的要求得不到批准的话，那么我就只能请求解除我的职务。”海因里希提出，自己能不能约个时间觐见一下希特勒，讨论一下形势？还没等他说完，克雷布斯立马否掉了这个请求。“那不可能，”他说道，“元首太累了。”
海因里希在他的个人作战日记中将这次交谈记录在案：“我向最高级的军官们疾呼，要记住他们对部队所承担的责任，我的呼吁被这样的话拒绝了——‘那项责任是由元首承担的’。”
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存在即将终结，海因里希知道，它充其量也就只能撑几天了。他的职业生涯看来也要走向终点了，这位将军完全清楚，他在打这场注定失败的战役时表现出来的不屈和顽固，会被克雷布斯看成失败主义的典型。4月21日夜里，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海因里希接到命令，昨天刚刚晋升步兵上将的维斯瓦集团军群参谋长埃伯哈德·金策尔将被撤换，接替他的人是伊福—蒂洛·冯·特罗塔（Ivo-Thilo von Trotha）少将，他是希特勒最狂热的信徒之一。海因里希确信克雷布斯是故意把冯·特罗塔放在这个职位上的，试图以此来制约他的决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其实是个毫无意义的动作。“我了解这个冯·特罗塔，”海因里希告诉艾斯曼上校，“或许他很聪明，但他有着华而不实的乐观主义，粉饰事实，不会脚踏实地而是虚妄浮夸。”将军的评论很是刻薄。海因里希决定，当冯·特罗塔到任后完全孤立他，只与艾斯曼打交道。对希特勒的信徒采用这样的做法是危险的，但海因里希现在已经考虑不了这么多了。
在22日黎明之前，海因里希又接到了另一个通告。柏林卫戍司令雷曼将军打电话告诉他：“我被撤职了。”随着雷曼的解职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犹如闹剧。他的继任者是另一位高级纳粹官员，某个姓克特尔（Kaether）的上校，此人籍籍无名，结果他的全名遗落在了历史之中。[3]克特尔立即被提拔为中将，跳过了少将这一级别[4]，那天的其余时间他都在兴高采烈地给朋友们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喜讯。但到傍晚时分，希特勒决定暂时亲自指挥[5]，克特尔被解除了职务后又成了一名上校。
与此同时，那个未来命运会与这座城市的最后几天结合得最紧密的人，正在让自己陷入严重的麻烦之中。卡尔·魏德林上将彻底失去了与包括他的顶头上司布塞将军在内的所有指挥部的联络。他的第56装甲军遭到卡图科夫将军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多次穿插包围和猛烈打击，这使得他与友军完全失去了联系。一时间，谣言四起，有人说魏德林是故意撤退，而魏德林又无法及时做出解释和驳斥。希特勒和布塞都听说了这些故事，在为了获得最新消息而等了将近一天之后，两人都下达了立即逮捕并处决魏德林的命令。
当硝烟在贝尔瑙的郊区消散之时，谢尔盖·戈尔博夫上尉注意到第一批俘虏从他们的防御工事里灰溜溜地走了出来。这里的战斗血腥残酷，崔可夫的部队花了差不多半天的时间，才在这个位于柏林东北方向22公里处的防区里推进了8公里。现在，镇子里的一些房屋仍在熊熊燃烧，坦克穿过它朝西南方向前进，直扑柏林的潘科区和韦森塞区。戈尔博夫坐在刚刚缴获的摩托车上，打量着那些俘虏，那是一群看起来模样糟透的人——“面如死灰，浑身尘土，疲惫不堪”。戈尔博夫向周围看了看，人造物和大自然杰作间的悬殊差异让他感慨万分。果树开花了，“花儿开遍了田舍之间，它们白得就像冬天的雪球。但坦克战车们却从这幅风景画中隆隆开过，如同黑色的猛兽。这是怎样的对比啊！”
戈尔博夫从军装上衣口袋里取出了一份折叠起来的《红星报》，仔细地从上面撕下一小片纸，在纸片上倒了一些烟草，卷成一支烟。每个人都用《红星报》卷烟，因为它比《真理报》或者《消息报》更薄一些，看起来更易燃。当土制香烟刚点着时，他还没来得及吞云吐雾一番，就看见一名德国少校在马路上摇摇晃晃地朝自己走来。
“别碰我老婆！”那人用波兰语高叫，“别碰我老婆！”戈尔博夫困惑地看着这个两眼发直的军官，眼见这个疯疯癫癫的德国人越来越近，戈尔博夫便下了摩托车迎了过去。鲜血正在从那名少校的手上汩汩淌下。
那个德国人举起布满血迹的双臂，戈尔博夫才注意到他割了自己的手腕。“我就要完蛋了，”那人喘着粗气说道，“我要自我了断，看这里！”他把流血的双手伸向戈尔博夫，“现在！你能别碰我老婆吗？”
戈尔博夫盯着他。“你这个蠢猪，”他说道，“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才不会操心你老婆呢。”他大声召唤卫生员，然后抓住那人的手腕替他止血。当卫生员把少校带走时，戈尔博夫觉得很可能已经为时晚矣。“别碰我老婆！别碰她！”那个德国人不停地嘶吼道。戈尔博夫背靠着摩托车，再次点燃烟卷。他想，戈培尔的宣传工作真是做到家了，他们以为我们是谁，是魔鬼吗？
当布鲁诺·扎日茨基长久期盼的解放者们经过时，他站在街道上泪流满面。作为柏林以东19公里处的诺因哈根—霍珀加滕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此刻他欣喜地看到，戈培尔攻击苏联人的那些恶毒谎言彻底垮台了。在德国老百姓的见证下，苏联红军部队整齐而高效地进入并迅速向西穿过诺因哈根，前往柏林的韦森塞区和利希滕贝格区。这个镇子并没有被战火波及，因为当地的大部分纳粹分子已于4月15日就溜号了。当时布鲁诺就告诉镇长奥托·施奈德：“苏联人一来，我就要打着白旗去迎接这群解放者，继续抵抗是毫无意义的。”镇长同意了。只有一个人进行了战斗：纳粹党社会福利单位的负责人，狂热的赫尔曼·舒斯特在自己家里筑起工事固守，向先头侦察部队开火。那是一场一边倒的战斗，苏联人用手榴弹有效地摧毁了舒斯特和他的房子。布鲁诺和共产党支部的其他成员烧掉了他们的人民冲锋队袖章，打着一面白旗出来迎接苏联人。布鲁诺这辈子还从未那么高兴过，他把所有的情报都告诉了苏联军人，并且告诉他们，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反法西斯者，一直是反法西斯者”。对于布鲁诺来说，朱可夫所部的到来给他带来了几个星期以前就预见到的神奇疗效：他的溃疡消失了，他第一次能够在吃东西的时候不恶心也不痛了。
但这个“特效药”转瞬即逝。布鲁诺在几个星期以后拿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详尽计划，他将这份“小镇未来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的宏图伟业交给了解放者们。但一位苏联军官听完他的念叨以后，只用一个字就枪毙了他的梦想：“不”。从这一天开始——在布鲁诺·扎日茨基怀着骄傲和惊奇注视着他的偶像们到来的3个星期之后——那种始终被他称为“法西斯造成的”溃疡又回来了，而且比以往更严重。
在莱尔特街监狱，被判了死刑的赫伯特·科斯奈伊下士不知道自己还能幸运多久。民政当局向他宣布，他的死刑判决已经下达，不过仍有待于军事法庭的判决。赫伯特是靠借来的时间而活着，4月20日他被告知，军事法庭将在第二天审理他的案子。他知道这样的裁定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把他立即处决。但第二天上午，当他被押送到位于普勒岑塞（Plötzensee）的法院大楼时，那里空无一人：每个人都跑到掩蔽所里去了。
尽管苏联人的突然炮击救了他，但这个缓刑也只是暂时的。科斯奈伊现在被告知，对他的审判将在星期一，也就是23日进行。苏联人是赫伯特的最后救星，如果在23日前他们还没能打到监狱，那自己就彻底完蛋了。
由于炮击，囚犯们被转移到了地下室里。赫伯特注意到，警卫们突然开始变得友善起来。有谣传说一些囚犯已经被放出去了，其余的人也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被允许离开。但赫伯特确信，他将被扣留，不过他希望自己的哥哥库尔特能够出去。
库尔特也注意到了这些谣传，不过他还知道一些赫伯特不知道的事情——而且那些事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的。耶和华见证会[6]的某些成员，那些被宣判有罪的拒服兵役者，他们在监狱里做各种各样的零星粗活——已经被点了名，释放证也发给了他们，这意味着他们即将重获自由了。库尔特注意到，一位耶和华见证会的成员似乎并不急于离开，他坐在地下室的一张桌子旁，细嚼慢咽把马口铁盘子里的最后一丁点食物全部吃光。“你为什么不和别人一起离开这个鬼地方呢？”库尔特疑惑地问道。那人的解释很简单。“我家在莱茵兰那边，在西方盟军战线的后方，”他说道，“现在没法去那里。我只是打算留在原处，待在这里，等战争结束了再做打算。”
库尔特看着那人的释放证，如果那位见证会信徒要浪费这个宝贵的机会，那就把它让给更需要的人吧！当那名囚犯继续吃东西的时候，库尔特一边继续和他搭话，一边靠近了那张黄色的意味着自由的纸。又经过了几分钟的亲切交谈后，库尔特设法把那张纸塞进了自己口袋里，神不知鬼不觉，他马上离开了。
他迅速找到赫伯特，把那张珍贵的释放证给了他。但令他大吃一惊的是，赫伯特拒绝接受。赫伯特说，由于他被判了死罪，盖世太保是不会放过他的；而库尔特只是因为有共产党嫌疑入狱，他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你会有一个更好的机会，”赫伯特告诉他哥哥，“你走吧。”然后他又佯装热情地补充道，“别担心，也许我们今天都能出去，谁先走不是走呢。”
过了一小会儿，库尔特·科斯奈伊肩膀上扛着铺盖，走进底楼的警卫室，排在了那列正在等候办理释放手续的耶和华见证会成员里面。有个名叫巴特的党卫队士官认识库尔特，一下子就看到了他。在这可怕的瞬间，库尔特以为自己铁定完蛋了，但巴特却转过身去当作啥也没发生。桌子后面的人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下一个。”库尔特立马诚惶诚恐地呈上他的释放证。5分钟以后，库尔特·科斯奈伊手里拿着盖着官方大印的释放证，站在了监狱外面的街道上——他自由了。街道上炮火肆掠，“空中弹片横飞”，但库尔特·科斯奈伊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切，他感到“幸福得发狂——好像我喝了二十来杯白兰地似的”。
苏联红军已经进抵措森。雷巴尔科上将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的坦克手们，把德国陆军总司令部完好无损地拿了下来，同时还俘获了少数几个工程师、士兵和技术员。别的人都已经撤离了。
雷巴尔科手下的那些疲倦、满脸污垢的坦克手，面对着庞大的地下空间内的夺目灯光，惊讶地眨着眼睛。当他们在走廊、生活区和办公室里四下走动时，随处可见迅速撤离的迹象。鲍里斯·波列伏依（Boris Polevoi）少校是科涅夫司令部里的政工人员，他看到地板上散布着地图和文件；在一个房间里，桌子上放着一件浴袍，不远处的皮箱子里放着一些家庭照片。
第500型电话交换机是台巨大的电话综合处理设备，被完好无损地缴获了。士兵们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地注视着控制台上闪烁的灯光，现在已经无人来操作了。一块大标牌就靠在电话配电板前，用非常简单的俄语写着警告：“士兵们！不要损坏这座设备，对苏联红军来说很有价值。”波列伏依和其他军官猜测，是那些逃跑的德国工人“立起这些标牌，为的是保命”。
那些在这个指挥中心被俘的人当中包括汉斯·贝尔托，他就是这座复杂的电器系统的主任工程师，现在他正带着苏联人参观500型电话交换机。贝尔托通过苏联女译员解释说，有位接线员一直待到司令部被攻占的前一刻，当钢丝录音机播放他最后的谈话内容时，苏联人就站在这个洁净整齐的大房间里安静地听着。措森在德国人手中的最后几分钟里，电话仍然继续从这个面积迅速缩小的帝国各地打来，这些电话都被录了下来。
“我有一条给奥斯陆的紧急信息。”一个声音用德语说道。
“对不起，”措森的接线员说道，“我们不再转接了，我是这里的最后一个人。”
“天啊，发生什么了……？”
另一个声音：“注意，注意，我有一条紧急信息……”
“我们并不接受任何信息。”
“能与布拉格联系吗？他们在柏林感觉如何？”
“伊万马上就到门口了。我现在关机了。”
措森陷落了。除了这番短暂的检查，科涅夫的部队在那里几乎没有停留。坦克部队的一个触手正伸向波茨坦，另一个触手已经越过了努特运河，抵达了柏林滕佩尔霍夫区南边的利希滕拉德（Lichtenrade）。其他坦克朝泰尔托（Teltow）推进，正在突破泰尔托运河南边的防御。运河彼岸就是采伦多夫区和施泰格利茨区（Steglitz）。
到4月22日傍晚，科涅夫的部队已经突破了柏林南边的防线，第一个冲入了柏林，比朱可夫提前了24小时以上。
在元首地堡里，例行的军事会议在下午3点开始。在第三帝国为期12年的历史中，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惯常流露出来的乐观情绪消失不见了。奥得河前线几乎崩溃了。第9集团军事实上已经惨遭合围，该集团军战斗力最强的第56装甲军失去了联系，音讯全无[7]。施泰纳根本就没有力量发动进攻。柏林被苏联人包围也是指日可待了。几乎每个小时都有打了败仗的指挥官被撤换。帝国已经行将就木，正在进行最后的垂死挣扎。连它的最高统治者，现在似乎也放弃了希望。
希特勒的发言在滔滔不绝歇斯底里的辱骂之中达到了高潮，挨骂的对象是他的将军、他的顾问、他的军队，以及被他引领到灾难中的德国人民。希特勒唾沫横飞地说道，最后结局已经近在眼前，一切都分崩离析了，他再也无法继续打下去了，他决定留在柏林，亲自指挥城防战直到最后的时刻，最后再开枪自杀。克雷布斯上将和德国空军的代表埃克哈特·克里斯蒂安（Eckhardt Christian）少将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蒙了，在他们俩眼中，希特勒似乎完全崩溃了。只有约德尔一个人保持冷静，因为就在两天前，希特勒已经把这一切全都告诉这位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了。
在场的每个人都试图说服陷入疯狂的元首，他们还没有输掉一切。他们说，他必须继续掌控帝国，而且他必须离开柏林，因为已经不可能从首都来控制帝国的事务了。这位曾经让他们的世界保持团结的人，现在粗暴地拒绝了他们。希特勒说，他会待在柏林，其他人愿意上哪里去就请便。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为了证明自己不会食言，希特勒将自己与柏林城共存亡的决定公开。他在众人面前口述了一份声明，要求立即广播出去，其他人则设法说服他在第二天之前是没法发布声明的，结果这份声明就没有立即发布出去。与此同时，地堡里的军官和顾问们都向他们在城外的同僚发出呼吁，再给元首施加一些压力。希姆莱、邓尼茨甚至连戈林都打来电话，像之前那些身处柏林城的高官一样，乞求他改变主意。但希特勒不为所动。
约德尔被人叫走去接听电话。当他离开后凯特尔试图劝阻希特勒，还要求与他私下交流。会议室里的人随后都识趣地离开了。凯特尔轻声告诉希特勒，目前有两个举措仍然可以一试：一是“在柏林被战火吞噬前就提出投降”；二是安排“希特勒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并在那里立即开始停战谈判”。按照凯特尔后来的回忆，希特勒“立即打断了我的话，不让我再说下去，他说道：‘我已下定决心，绝不离开柏林，我将保卫这座城市直到最后。要么我赢得这场保卫帝国首都的伟大战斗，要么我作为帝国的象征而走向死亡。’”
凯特尔认为这个决定完全是疯了。“我坚持我的看法，”他告诉希特勒，“您今晚就应该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已经不想再听了，他把约德尔喊了回来，在与这两位军官随后进行的私下交流中，他“给我们下达了命令，要我们飞赴贝希特斯加登，在那里与希特勒的指定接班人戈林一起接管政权”。
“这么多年了，”凯特尔抗议道，“我从未拒绝执行您的命令，但这道命令我无法执行，您不能抛弃我们的国防军。”希特勒回答说：“我必须待在这。”接着约德尔建议，可以把温克的部队从其在易北河的阵地调往柏林[8]。凯特尔宣称他将立即赶到西线，去见温克将军，“免除他此前的所有任务，命令他率部火速支援柏林，与第9集团军会合”。
希特勒对这项建议表示出了难得的赞同。在凯特尔眼中，这项提议“在如今显然糟透了的局势中给希特勒带来了某种宽慰”。随后不久，凯特尔便动身奔赴温克的指挥部。
某些没有参加此次会议的军官，比如德国空军总参谋长卡尔·科勒上将，他们对元首精神崩溃的消息大为吃惊，以至于拒不相信他们派出的代表对当时的场面所做的汇报。科勒匆匆赶到约德尔新设在波茨坦东北8公里处的克兰普尼茨（Krampnitz）的指挥部，在那里科勒几乎一字不差地证实了他听到的消息。“你知道的是真的。”约德尔对科勒说道。他还告知德国空军总参谋长，希特勒已经放弃了战争，打算在最后时刻自杀。约德尔继续说道：“希特勒说，他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参加战斗，而且他不这么做的原因是害怕落入苏联人的手里，比如说在只伤不死的情况下。我们全都劝他别这样，希特勒歇斯底里地狂喊着他再也无法继续了，接下来要靠帝国元帅掌舵了。还有人指出，戈林根本指挥不动下面的部队。元首回答说：‘你想得太多了，谈什么战斗？不会再打多久了，轮到谈判登场的时候，帝国元帅的表现肯定优于我。’”约德尔补充道：“希特勒说，部队已经丧失斗志了，柏林的反坦克路障已经被我们自己人打开了，整座城市不再处于防御状态了。”
元首地堡现在的情况表明，希特勒说的话句句当真。他花了几个小时来挑选文件和书信，让人拿到院子里统统烧掉；然后他又唤来了戈培尔、戈培尔太太以及他们的孩子们，要他们与他一起待在地堡里，直到最后时刻。戈培尔的助手维尔纳·瑙曼博士之前就已知道，“戈培尔觉得当战败来临时，唯一体面的做法就是在战场上光荣牺牲或是自我了断”，帝国部长的妻子玛格达·戈培尔也持同样的观点。当瑙曼听说戈培尔一家搬进总理府的时候，他就知道“那将是他们的最后归宿”。
戈培尔对“叛国者和卑劣者”的鄙视程度，几乎与希特勒相同。在元首情绪总爆发的前一天，戈培尔将宣传部的人召集到一起，大声骂道：“德国人民失败了！东边的人在夺路而逃，西边的人正打着白旗迎接敌人。德国人民自己选择了他们的命运，我并没有强迫任何人与我共事，但你们为何与我一起工作呢？现在你们的小小的喉咙就要被割开了！不过请记住我的话，当我们踏上离去的路途，大地也将战栗。”
按照希特勒的标准，看来唯有那些现在计划自杀并把自己埋入坟墓里的人，才算是忠诚的德国人。就在那天晚上，成群的党卫军逐屋搜查，寻找他们眼中的逃兵和卖国贼。惩罚是迅速而无情的。刚刚抵达柏林的难民——16岁的埃娃·克诺布劳赫——在附近的亚历山大广场看到了可怕的一幕：路灯柱子上吊着一名年轻的国防军列兵的尸体。死者脖子被绳子拽着，摇摇晃晃的，满是血污的腿上捆着一张惨白的纸板，上面写道：“叛徒。我是抛弃人民的懦夫。”
在这个决定性的一天，海因里希从早到晚都在等待一条他觉得肯定会来的消息，即希特勒已经允许第9集团军撤退。布塞的部队快陷入苏联红军的合围，与两翼友军的联系都已被切断，面临着被歼灭的命运。然而克雷布斯却仍然坚持要其坚守既有阵地，甚至更进一步地提议第9集团军的部分部队应尝试向南打出一条路来，随后与舍尔纳元帅的部队会合。布塞本人的态度也令事情复杂化了。海因里希试图让他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撤退，而布塞却对此严词拒绝，声称除非元首本人下达明确的命令，否则决不后撤，也不敢后撤。
4月22日上午11点，海因里希警告克雷布斯，到傍晚的时候第9集团军就将被敌人分割成数个部分。克雷布斯对此不以为然，反而乐观地预言，舍尔纳元帅将会向北方推进，很快就将与布塞会合并改善当前的局势。海因里希没那么蠢，他告诉克雷布斯：“舍尔纳的进攻光准备都要花上好几天的时间，到那时第9集团军早已不复存在了。”
随着时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流逝，形势正变得越来越令人绝望。海因里希一再敦促克雷布斯采取果断措施。“你把我的部队钉死在了阵地上，”他终于爆发了，“而这时你又告诉我，我必须竭尽全力避免柏林被敌人包围，要为元首的安危负责。但我要从崩溃的前线拯救出部队来保卫元首和首都你们又不同意，我说这一切我办不到，请求把我撤了你们又不允许。你到底要怎么样？”元首大本营不仅在布塞的事情上指手画脚，制造了无尽的麻烦，现在又要求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发起反击，把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赶回到奥得河的另一边去，这完全是一种疯子般的梦呓。所以当海因里希接到这道命令的时候，他只能喘粗气。
中午12点10分，海因里希再次警告克雷布斯：“我确定，这是把第9集团军撤出来的最后机会。”两个小时以后，他再次打电话，但克雷布斯已经去参加元首的会议了。海因里希对德特勒夫森将军说道：“我们必须得下决心了。”下午2点50分，克雷布斯终于给海因里希回了电话：元首同意，第9集团军的部分兵力可以撤退到外环防线的北翼一带，同时放弃法兰克福。海因里希对此嗤之以鼻，这是个对改善局势几乎没有帮助的折中方案。他并没有向克雷布斯指出，那座城市一直由希特勒断定的“绝非格奈森瑙式人物”的比勒尔上校率部稳固地坚守着。比勒尔将会发现，现在已经很难脱离战斗了。无论如何，批准撤退的命令来得太晚了，第9集团军已经被敌人包围了。
两个小时之后，克雷布斯再次打来电话。这一次他告知海因里希，元首在会议上已经决定，要把温克将军麾下的第12集团军从西线抽调出来，掉头向东朝柏林发动一次进攻，以减轻第9集团军的压力。这是一个令人惊愕万分的通知，海因里希干巴巴地评论道：“他们将受到最热烈的欢迎。”然而，让第9集团军完全撤出的命令仍未下达。尽管他们已经陷入了重围之中，但海因里希依旧相信布塞的部队有足够的力量向西转进，现在克雷布斯谈到温克的消息——在此之前海因里希甚至从未听说过他——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海因里希后来说道：“这个消息似乎给岌岌可危的第9集团军带来了希望，他们仍有机会被从包围圈里救出来。”海因里希给布塞打了电话。“克雷布斯刚刚告诉我，温克集团军即将转移，向你的方向机动。”他说道。他指示布塞，把他最得力的师撤出来，向西突破苏军防御，与温克的部队会师。布塞抗议说，这将会让他失去大部分战力。海因里希已经忍无可忍了，他没有继续解释，而是粗暴地吼道，“这是给第9集团军下达的命令，”他用强硬的口吻让对方哑口无言，“撤出一个师，让它打通与温克会合的道路。”争论已经把他累坏了。
在柏林环形防御圈各处，夜空染上了红色的光芒，持续不停的炮击将每个区都炸得坑洼洼。不过，在莱尔特街监狱的地下室里，一种喜气洋洋且令人激动的气氛一直在稳固地发酵。当天下午有21个人被放走了，剩下的囚犯后来还拿回了一些自己的贵重物品。按照警卫们的说法，这个行动是高层授意的，为的是能加快释放的进程。现在，囚犯们时刻期待着重获自由，有些人甚至乐观地认为第二天清晨前他们就可以到家了，甚至连赫伯特·科斯奈伊现在也感到，他已经战胜了刽子手。
一个警卫走进了地下室，他手里拿着一份名单，迅速开始点名。人们用耳朵紧张地捕捉着每个被点到的名字，其中有一名共产党员、一名苏联战俘，还有几个科斯奈伊认出是在1944年密谋行刺希特勒的嫌疑人。警卫一口气报出了一长串名字：“……豪斯霍费尔……施莱歇……蒙青格尔……佐西诺……科斯奈伊……莫尔……”突然，赫伯特·科斯奈伊希望满满地意识到，他的名字被点到了。
一共有16名囚犯被挑了出来。清点人数之后，警卫便把他们带入了办公室。他们一个挨着一个被叫进去，其他人就在门外等着。当轮到科斯奈伊的时候，他看到屋子里有6个党卫队员，全都喝得醉醺醺的。其中一个人核对了他的名字，然后把他被逮捕时取走的东西还给了他，那些东西实在少得可怜：他的军饷簿、一支铅笔和一个打火机。赫伯特为他的个人财产写了收条，又在一张表上签了字，那张表声明他已经被释放了。一个党卫队员告诉他：“好吧，你很快就能和你老婆团聚了。”
回到地下室以后，他们被告知去收拾铺盖。赫伯特·科斯奈伊被自己的好运惊呆了，但他很快回过了神来，迅速将自己那点可怜的行李打包，特别是把结婚四周年时妻子送给他的那套好西装仔细地折叠好。打完自己的包后，他又开始帮助狱友豪斯霍费尔打包。豪斯霍费尔的财物中有一些吃的喝的，包括一瓶酒和一块黑面包，他无法把那块黑面包塞进自己的帆布背包里，所以就做顺水人情送给了科斯奈伊。接下来就是长时间的等待，在差不多过了一个半小时之后，这16个人排成两排，被人带着走上了地下室的台阶，随后又穿过一扇门进入了一间黑乎乎的大厅。突然，门在他们身后砰地关上了，这让他们完全处于黑暗之中。接着有人打开了一个手电筒，赫伯特的眼睛逐渐习惯了昏暗的光线之后，看到手电筒挂在一名戴着钢盔、握着手枪的党卫队军官的皮带上，那是名一级突击队大队长（中校）。“你们要被转移，”他告诉大家，“别想逃跑，那会被就地枪决。把你们的坛坛罐罐装到外面的卡车上，我们要去波茨坦火车站。”
赫伯特的希望破灭了。有那么一会儿他想着要逃进附近的一间小牢房里躲起来，他确信苏联人将在几个小时之内到达这个地方。但就在他考虑是否要躲藏起来的时候，他心灰意冷地意识到党卫队员正端着冲锋枪站在屋内各处，黑洞洞的枪口随时都可以要了自己的小命。
囚犯们被驱赶出去，来到了莱尔特街上，然后朝伤残退役军人街走去。天正下着雨，赫伯特把夹克衫的领子拉了上来，把围在脖子上充作围巾用的毛巾系得更紧了一些。在街道上，这些人被叫住后遭到了搜查，刚刚退还给他们的个人财产又被拿走了。随后队伍再次动身，每个囚犯身旁都有一名携枪的党卫队员。当他们踏上伤残退役军人街时，一名党卫队士官提议抄近路，穿过被炸毁的乌拉普（Ulap）展览馆。他们在瓦砾中穿行，进入了那座巨大建筑物的废墟之中，其混凝土柱子框架犹存。突然，每个囚犯都被身边的党卫队警卫揪住了衣领，一些囚犯被押到了左边，其余的被押到了右边。他们被直接带到建筑物的墙根面前站好，相隔大约2米——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迎接自己的将是什么了。
有些囚犯开始跪地求饶。赫伯特旁边的那个人尖叫了起来：“求求你们！让我活下去！我什么都没干！”这时赫伯特感到一把手枪的冰冷枪管顶着他的后脖颈，就在士官高喊“开枪”的瞬间，赫伯特把头转了过去。党卫队员齐射时发出了震耳的枪声，赫伯特感到突然受到猛击，随后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现在，那名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沿着倒地的人走去，依次对着每个囚犯的脑袋补枪。当他来到赫伯特面前的时候，嘀咕了一句：“这头猪已经够受了。”随后他说道，“快，伙计们。我们必须抓紧，今天晚上我们还有更多的活要干。”
赫伯特永远也不知道他在那里躺了多长时间。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在脖子和面颊上，那里血流如注。在枪声响起的那一刻，他转头的动作让他幸存了下来。现在他发现自己的右臂和右腿已经无法动弹了。但他缓慢地爬着，咬着牙爬出废墟，终于来到了伤残退役军人街上。随后他站起身来，发现自己还能走，他将毛巾在受伤的喉部系得更紧了一些，然后缓慢而痛苦地朝沙里泰医院走去。他数次倒地，其间还被一群希特勒青年团员叫住了一次，起初他们要求验看他的身份证，但后来见他伤势严重，也没有为难这个可怜虫，便把他放走了。
路上，他扔了鞋子，因为“鞋太重了”。他还遇到了猛烈炮击。究竟走了多久，他永远也记不清了——他始终神志恍惚——不过，最终还是走回到离弗兰泽基街有一段距离的家。然后，赫伯特·科斯奈伊，这位莱尔特街监狱大屠杀唯一幸存的见证人，用最后一点力气砰砰地敲着房门。他的妻子黑德维希吓了一跳，但仍战战兢兢地开了门，却没有认出站在那里的人是谁，他满脸是血，上衣前面也浸满了鲜血。她被这一幕吓坏了，颤抖地问道：“你是谁？”就在倒下之前，科斯奈伊勉强说了句：“我是赫伯特”。[9]
4月23日凌晨1点，在第12集团军指挥官瓦尔特·温克上将位于维森堡森林的指挥部里，电话响了。德国国防军中最年轻的兵种上将仍然穿着制服，坐在扶手椅上打盹。他的指挥部代号“旧地狱”，位于马格德堡以东约56公里处，以前是一位猎场看守人的家。
温克拿起电话。第20军军长报告说，威廉·凯特尔元帅刚刚经过他的防线，正在前往集团军指挥部的途中。温克给他的参谋长京特·赖希黑尔姆上校打了个电话。“有客人要来，”他说道，“是凯特尔。”温克一直打心眼里厌恶希特勒的参谋总长，凯特尔是这世上他最不想与之交谈的人。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温克所目睹的悲伤、苦难和惨剧，比他在任何战斗中所见到的还要多。随着德国边界的收缩，他的防区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巨大难民营，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德国人——在道路上，在田野、村庄和森林里，睡在四轮马车里、帐篷里、抛锚的卡车里、火车车厢里，乃至空地上。温克已经把他防区里每栋可住人的建筑——屋舍、教堂，甚至村镇的舞厅——都变成了难民的避难所。他后来回忆道：“我扮演着牧师的角色，每天到处走动，尽一切可能拯救那些难民，特别是孩童和伤患。而且我们也一直想搞清楚，美国人究竟何时会从他们的桥头堡发动进攻，渡过易北河。”
集团军现在每天都为50多万人提供食物。来自帝国各地的火车到了易北河和柏林之间的这块狭窄地带，就再也无法继续行进了，它们装载的货物对第12集团军来说既是一种福利，又是一种负担。每种能够想象到的货物，从飞机零部件到整车的黄油，都能在火车上找到。在几公里之外的东线，冯·曼陀菲尔的装甲部队由于缺乏燃料停止了行进；而另一边的温克手里的汽油几乎多得用不完。他已经向柏林汇报说有这些多余物资可供调遣，但至今也无人认领，甚至都没有人承认曾收到他的报告。
在等候凯特尔抵达期间，温克十分焦虑地认为，如果这位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长官知道他用大量物资救助难民，帮助他们维持生活的话，肯定会表示反对——按照凯特尔那套军人道德规范，这样的行为是不可思议的。温克听见一辆小汽车驶来，一名参谋讽刺道：“现在一起来围观凯特尔扮演英雄吧。”
凯特尔身着陆军元帅的全套服饰，甚至还手持元帅权杖，在助手和副官的伴随下进入了这间不大的房子。“凯特尔和他的手下趾高气扬地迈着步，仿佛他们刚拿下了巴黎，正在胜利进军呢。”那种“傲慢和炫耀”在温克看来是极其可鄙的，“因为每条道路都在讲述悲惨的故事，德国事实上已经一败涂地了”。
凯特尔用元帅权杖触了一下他的帽子，然后正式行了军礼。温克立即看出他的客人拘礼作态下的焦虑与激动。凯特尔的助手取出地图摊开，凯特尔俯下身，轻轻地点着柏林的位置，开门见山地说道：“我们必须拯救元首。”
随后，也许感觉有些唐突，凯特尔转移了话题，要求听取关于第12集团军的形势简报。温克对难民和麾下部队为难民所做的一切只字未提，只是笼统地讲了讲易北河地区的情况。甚至在端上咖啡和三明治的时候，凯特尔也没有放松下来，而温克一点也没让他的客人得到放松。“事实上，”他后来解释说，“我们觉得这群人没什么了不起的。凯特尔又能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的信息呢？告诉我们一切都结束了？”
凯特尔突然站了起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希特勒，”他神情严肃地说道，“已经完全崩溃了，更糟糕的是他似乎丧失了斗志。鉴于当前的形势，你必须让你的部队转向，与布塞的第9集团军一起向柏林全力进攻。”当凯特尔描述形势的时候，温克只是静静地听着。“柏林战役已经开始了，”凯特尔略显激动地说道，“德国和希特勒的命运正处在危急关头。”他郑重地望着温克，“发动进攻救出元首是你的责任。”温克的思绪突然溜了号，很不适宜地想到，这大概是凯特尔这一辈子离前线最近的时刻了吧？很早以前，在与凯特尔打交道过程中温克就总结出了一个“真理”：“如果你向他提出一个反驳的理由，那么等待你的只有两种下场，要么被痛斥两个小时，要么被当场撤职。”所以现在温克学精了，他很自觉地答道：“当然，元帅阁下，我们将执行您的命令。”
凯特尔点了点头。“你将从贝尔齐希—特罗伊恩布里岑（Treuenbrietzen）地区进攻柏林。”他说道，同时指着在第12集团军战线东北大约19公里处的两个小镇。温克知道，这个计划根本无法实施。凯特尔的所谈所想是以充足的部队为基础的——足够的兵员、大量的坦克，整装待发的各个师——而这些部队要么很早前就在敌人的打击下灰飞烟灭了，要么压根就没存在过。受困于兵力的严重不足，再加上装甲部队实力趋近于零，温克根本不可能在坚守易北河防线抵御美国人的同时，又向柏林发动进攻以拯救元首。无论如何，要从东北方向发起攻势并杀入柏林是极其困难的，路上有太多的湖泊和河流，他手头的这点有限兵力只能从北面进入柏林。他向凯特尔提议，第12集团军向柏林的进攻，“应该从湖泊的北边，途经瑙恩（Nauen）和施潘道”。温克补充道，“我想，我可以在大约两天之内发动进攻。”凯特尔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面无表情地说道：“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
温克不想与凯特尔爆发争论，那完全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他当即同意了凯特尔的计划。陆军元帅离开指挥部的时候，转向温克说道：“我祝您的作战取得圆满成功。”
当凯特尔的汽车驶离之后，温克把他的参谋们统统召了过来。“现在，”他指出，“我们实际上要这么做。我们将尽力向柏林靠近，但我们不会放弃易北河畔的阵地，我们的两个侧翼要保留在易北河畔，这样的话一条逃往西边的渠道就能保持畅通。向柏林进攻除了被苏联人包围别无意义，我们将尝试与第9集团军会合，然后把每个能够及时赶到西边的士兵和平民带出去。”
至于希特勒，温克只是淡淡地说了句“他的命运已经不再重要了”。当他在发布进攻命令时，温克忽然想起在夜间冗长的讨论中，凯特尔竟然一次也没有提起柏林的人民。
马格德堡迎来黎明曙光之时，有三个德国人悄悄地渡过易北河，向美军第30步兵师投降。其中一人是54岁[10]的库尔特·迪特马尔（Kurt Dittmar）中将，他是一名德国国防军军官，每天向前线广播最新的公报，在整个帝国以“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喉舌”而出名。和他一起举起双手的是自己16岁的儿子埃伯哈德和维尔纳·普卢斯卡特少校。普卢斯卡特少校是参加过D日战斗的老兵，他率领的马格德堡炮群在阻击辛普森将军的美军第9集团军强渡易北河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迪特马尔被认为是所有德国军事播音员中最合格的一位，他在德军中有大量崇拜者，甚至在盟军监听人员中也收获了为数不少的拥趸。这位“明星”立即被带到了第30步兵师师部接受审讯。他提供的一份情报让情报军官们大吃一惊：他明确表示希特勒还留在柏林。对盟军军官们来说，这是个有启发性的消息，迄今为止，对于元首的具体位置谁也不清楚[11]，大多数谣传都说他待在南边的“国家堡垒”里。但迪特马尔坚持自己的说法，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审讯者，元首不仅在柏林，而且他认为“希特勒要么选择在那里战死，要么会在绝境中自杀”。
“告诉我们‘国家堡垒’的情况。”有人催促他。迪特马尔对此感到大惑不解，他说自己所知的有关“国家堡垒”的唯一事情，是一月份他从一份瑞士报纸上读到的。他同意这样的说法，即在北方有小股部队的抵抗，“包括挪威和丹麦，在南方意大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区也有小股部队的抵抗”。他补充说，“不过，那与其说是有组织的抵抗，不如说是环境逼出来的”。审问他的人逼他说出“国家堡垒”的详细情报，迪特马尔摇了摇头：“‘国家堡垒’吗？那是一个编造出来的浪漫梦想，只是个传说而已。”
这就是事实。第12集团军群指挥官布莱德雷后来感叹道：“‘国家堡垒’仅仅存在于几个狂热的纳粹分子的臆想之中。它竟被神化成了一个如此夸张的方案。更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我们居然就这样天真地相信它的存在。由于一直相信它的存在，这个传说……也就决定了我们战术思维的发展方向。”
卡尔斯霍斯特位于柏林东部利希滕贝格区的南部边缘，德军坦克纵队在卡尔斯霍斯特的街道上隆隆穿行着，扬起了一团团尘埃。埃莉诺·克吕格尔惊诧地观望着这一幕，她的犹太人未婚夫约阿希姆·利普希茨就躲藏在她家的地下室里。这些坦克是从哪里来的？它们要到哪里去？那些坦克不是往城里开，而是向南边的舍讷韦德（Schöneweide）冲去，似乎是在逃离柏林。是不是苏联人就跟在后面？如果真的如此，那就意味着约阿希姆终于获得了自由。不过德国军队为什么要离开这座城市呢？他们是不是已经放弃了这座城市？是不是在撤退？
埃莉诺并不知道，她看到的是魏德林将军吃了败仗、遭到重创的第56装甲军残部，他们正在试图与主力部队恢复联系。在被逼到了城市的郊外之后，魏德林的部下以一种最为迂回的方式，与已被包围的布塞的第9集团军再次恢复了联系：他们一抵达城市边缘，便用公用电话给在柏林的最高统帅部打电话，随即还通过无线电叫通了第9集团军。第56装甲军接到急令，立即开赴首都的南部地区，从那里冲破苏联人的包围圈，再次与第9集团军会合，会合地点是离城大约24公里处的柯尼希斯武斯特豪森（Königs Wusterhausen）和小基尼茨（Klein Kienitz）地区。从那里，他们将参与尝试切断科涅夫部队的战斗。
但在此之前，魏德林还有其他未尽事宜要处理。他现在已经听说，根据对他故意从战场上逃跑而导致他的部队失去指挥的指控，布塞的指挥部和希特勒的大本营都已派出军官要逮捕他。盛怒之下，他命令部下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向前推进，而他则前往城里，要与克雷布斯对质。
几个小时后，魏德林横穿柏林来到总理府，穿过地下室来到所谓的副官地堡。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在那里有办公室，他们态度冷漠地迎接了他。“出了什么事？”魏德林愤怒地质问道，“告诉我，为什么要枪毙我。”从战役开始的那一刻起，他的军部就一直位于前线，怎么能说他逃跑了？有人提到德伯里茨的奥林匹克村。魏德林咆哮道，第56装甲军从来也没有去过德伯里茨的附近，若是到了那里，“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的态度慢慢缓和起来，他们很快便许诺，将“毫不耽搁”地向元首澄清事实。
魏德林随后向两人简要介绍了第56装甲军的态势。告诉他们部队即将向柏林南部发动进攻——接着，“我顺口提了一句，在离开以前我收到了一个报告，说在鲁多（Rudow）附近看到了苏联坦克先遣部队”。鲁多在城市东南的诺伊克尔恩区边缘，克雷布斯立即察觉到了危险。他说，这样的话，第9集团军给第56装甲军下达的命令就得改变，魏德林的部队得待在柏林。随后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一起匆匆去见希特勒。
不久之后，魏德林被告知希特勒想见他。前往元首地堡的路并不近，走了挺长一段路才穿过魏德林后来所称的“地下城”。从克雷布斯的办公室出发，他首先经过一段地下隧道，然后又穿过一间厨房和餐厅，最后走下一段楼梯，才进入元首的个人房间。
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向希特勒介绍了他。“帝国的元首，”魏德林写道，“就坐在一张摆满了地图的桌子后面。我走进去的时候，他的头转了过来，我看见了一张可怕的浮肿的脸，眼神焦虑不安。当他试图站起来的时候，我惊恐地注意到他的手和腿在不断颤抖。他费了很大力气终于直起了身，脸上带着扭曲的微笑与我握手，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我们以前见过面吗？”魏德林说以前见过一次，一年以前元首曾经给他授勋。希特勒解释道：“我确实记得你的名字，但没能记住脸。”当希特勒坐下后，魏德林注意到甚至连坐着的时候，“他的左腿也在不停地抖动，膝盖就像钟摆一样摇摆，只是摆动得更快一些”。
魏德林向希特勒汇报了第56装甲军的态势。接着希特勒批准了克雷布斯的建议，即该军要留在柏林城内。元首随即开始阐述他的柏林防御方案。他提出，应该从西边把温克的集团军抽回来，从东南把布塞的部队调进来，从北边把施泰纳的部队调进来，这样一来，就能在某种程度上把苏联人的进攻矛头截断。魏德林写道：“我越来越惊愕地听着元首的高谈阔论。”魏德林越发清楚一个残酷的事实，“如果没有奇迹，那么最终战败的日子已经快要来到了”。
当晚，在遭受了惨重损失以后，第56装甲军总算与南边的苏联军队脱离了接触，进入了柏林城。一天后，魏德林被任命为柏林的卫戍司令，这令其感到震惊。
斯大林向朱可夫和科涅夫下达了编号为11074的命令，这道命令把柏林在他们俩之间分割了开来：从即日，也就是4月23日起，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之间的分界线将从“吕本起，经托伊皮茨（Teupitz）、米滕瓦尔德（Mittenwalde）、马林多夫（Mariendorf），一直到柏林的安哈尔特火车站”。
尽管科涅夫不能公开抱怨，但他却对此感到十分伤心，因为最大的战利品被划在了朱可夫那边。这条分界线笔直地划过了柏林城区，将科涅夫的部队置于帝国国会大厦以西大约135米处，而苏联人始终认为帝国国会大厦是这座城市的象征性建筑，是战利品中的皇冠，是要插上苏联国旗的地方。
现在这座城市开始死亡了。在大多数地方，水和煤气供应已经被彻底切断。报社开始歇业，最后一份报纸是纳粹官方主办的《人民观察家报》，也在4月26日关闭了。它被戈培尔授意创办的一份有4页篇幅的《装甲熊报》（Der Panzerbär）取代，后者被吹嘘为“大柏林保卫者的战斗报纸”，持续出版了6天。随着街道变得无法通行、汽油短缺、车辆损坏，市内的所有交通也就渐渐地停止了。货物配送服务停止运转，已没有任何类型的货运。制冷工厂也不再运转。4月22日，城内有百年历史的电报公司有史以来首次关门，它收到的最后一封电报来自东京，电文内容是：“祝你们所有人好运。”在同一天，最后一架飞机离开了滕佩尔霍夫机场，载着9名乘客飞往斯德哥尔摩。而柏林的1 400名消防队员接到命令，要他们到西边去。[12]
现在，由于所有的警察不是在军队里就是在人民冲锋队里服役，城市逐渐变得失控了。人们开始劫掠财物，铁路调车场里停滞的货运列车，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被人破门而入了。玛格丽特·普罗迈斯特在猛烈的炮击当中，去铁路调车场跑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来回，带出来一块腊肉。“回想起来，”她事后说道，“我认为这纯粹是在发疯。”埃莱娜·马耶夫斯基（Elena Majewski）和薇拉·翁格纳德（Vera Ungnad）一路跑到位于莫阿比特区（Moabit）的铁路调车场，她们看到人们在抢夺成箱的杏、李子和桃子罐头，还有成麻袋的各种奇怪的豆子，但这两个姑娘不感兴趣，她们不认识绿色的咖啡豆。她们拿了一箱罐头食品，上面贴的标签是“杏”，回到家才发现是苹果酱，而两个姑娘本来一直就讨厌苹果酱。罗伯特·舒尔策的遭遇甚至更为糟糕。他花了5个小时，与一伙暴民试图从一家大型食品商店里搞一些土豆，但轮到他的时候，土豆全都被抢光了。
那些不想把物品白送人的店主，往往不得不白送。希特勒青年团员克劳斯·屈斯特与他的姑姑一起走进一家商店，想要一些吃的。当店主坚持说只剩下一些米面的时候，屈斯特掏出枪威逼他。店主飞快地拿出了各式各样的食物，确切地说是从柜台底下拿出来的。屈斯特把能拿得动的都拿走了，随后和震惊不已的姑姑离开了商店。“你个无法无天的小兔崽子，”当他们出去后他的姑姑叫道，“你就是个美国歹徒！”屈斯特回答道：“噢，闭嘴！现在的问题是事关生死。”
埃尔夫丽德·迈加特听到谣传，说是位于赫尔曼广场的卡尔施塔特百货大厦遭到了洗劫。她匆匆赶到那里，发现里面已经人满为患。“每个人都在推搡着，踢打着，就为了挤进门去，”她后来说道，“没有人排队，没有售货员，看上去也没有人在负责。人们只是在争抢看得见的每样东西，如果最终发现那件东西无用，他们就干脆把它扔在地板上。在食品部，地板上有一层几寸厚的地毯似的烂泥，那是由炼乳、柑橘浆、面条、面粉、蜂蜜组成的烂泥，是由被暴民们打翻或者扔掉的所有东西组成的烂泥。”
看上去店里还有几个管理员，因为不时有人喊道：“出去！出去！商店要被炸掉了！”没有人搭理他，那明显是个花招。妇女们在服装部抢夺外套、连衣裙和鞋子，床上用品、亚麻织品和毯子则被其他人从架子上拽了下来。在糖果部，埃尔夫丽德看见一个男人从一个小男孩手里抢了一盒巧克力，那孩子哭了起来，他喊道：“我要再找一盒。”他果然又找到了一盒。
但在出口处，结局出现了。当人们试图带着他们的赃物出去时，有两个管理员把每个人都挡住，他们允许人们带走食品，但别的都不行。很快，门旁边就堆满了商品，人们吃力地从那堆商品中间穿行而过，推推搡搡，试图强行从那两名管理员身边走过。当埃尔夫丽德拿着她抢来的外套试图通过时，一名商店管理员从她手里一把夺走了外套。“请把它给我，”她乞求道，“我冷。”他耸了耸肩，又从那堆商品中把外套取回来递给她。“滚蛋！”他说道。从始至终，当暴民们互相争抢眼前所有东西的时候，一直有人在不断地叫喊：“出去！出去！商店要被炸掉了！”
目击卡尔施塔特百货大厦遭到洗劫的人中就有莱克沙伊特牧师，他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身处现场。他的一位教区居民生了一个死胎，婴儿的尸体被火化，悲痛万分的母亲想以恰当的仪式安放骨灰瓮，莱克沙伊特同意到场——即使这意味着得冒着持续不断的炮击走上几公里路，才能到达那个妇女想让孩子落葬的诺伊克尔恩区的墓地。他们迈着沉重的脚步走着，那位母亲用购物袋装着那个小小的骨灰瓮。在途经卡尔施塔特百货大厦的时候，他们看见暴民在洗劫商品。他的那位教区居民瞪眼看着，突然说道：“等我一下！”莱克沙伊特吃惊地站在那里，只见“她从我的身边跑开，消失在商场里，连同她一起消失的还有骨灰瓮和购物袋”。过了会儿她回来了，兴高采烈地挥动着一双结实的靴子。她转向莱克沙伊特说道：“我们走吧？”
在回去的路上，莱克沙伊特故意不让她靠近卡尔施塔特百货大厦，而这恰恰做对了。那天下午，这座巨大的百货商厦发生了剧烈震动，炸药把它炸成了碎片。据报道，党卫军在商店地下室里储存了价值2 900万马克的补给品，为了不让这些东西落入苏联人手里，他们炸掉了这座大商场。有若干名妇女和儿童在爆炸中丧生。
面对劫掠者，许多店主干脆放弃了。他们不是让自己的商店被不法之徒砸得粉碎，就是把货架上的商品清理出来，把补给品分发出去，且不收配给票证或者钱。部分原因是店主们听说，如果苏联人发现有人囤积食品，就会把商店烧掉。一个星期以前，在诺伊克尔恩区，电影放映员京特·罗塞茨（Günther Rosetz）曾经想在滕格尔曼的食品杂货店里买一些柑橘酱，但遭到了拒绝。现在罗泽茨看见，滕格尔曼食品杂货店正在销售一桶桶的柑橘酱、燕麦、糖和面粉，全都是10马克1磅。这家商店正在惊恐地把食品倾销掉，只是为了清掉商店里所有的库存。在兴登堡大街拐角处的卡斯帕里酒馆里，亚历山大·克尔姆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凡是来到这里的人都分到了成瓶的酒。希特勒青年团员克劳斯·屈斯特在他家所在的街区里再次冒险，从一个地方搞到了200支免费香烟，又从另外一个地方搞到了2瓶白兰地。街区里的酒馆老板说：“嘿，你还不如把它喝掉，苦日子就要到了。”
即使是这些强抢者，实际上也搞不到肉类。起初有几位肉商把供应品发放给特殊的顾客，不久后那些供应品也发完了。现在，整个柏林的人开始瓜分马肉，那些马匹是被炮弹炸死在街道上的。夏洛特·里希特（Charlotte Richter）和她的妹妹看见人们正在用刀子切割布赖滕巴赫广场上的一匹灰白色的死马，夏洛特看到“那匹马并没有倒向一边，而是蹲坐在地，马头仍然高仰着，睁大着眼睛，有些妇女正用切肉刀剁马腿肉”。
鲁比·博格曼发现，她喜欢用香槟酒刷牙，因为香槟酒能让牙膏产生大量泡沫。在海因里希·舍勒时尚的格鲁班—苏夏饭店里，鲁比和她的丈夫埃伯哈德过着一种颇具异国情调的生活，舍勒信守诺言，当炮击开始的时候，他就邀请博格曼夫妇和他一起住到自己华丽的地下室里。饭店的银器、水晶制品和精美瓷器的备用品都储存在那里，而且舍勒还提供了物质享受。地板上铺着东方地毯，在入口的两侧，睡觉的地方用厚重的灰绿色帷幕隔开，屋里摆放着奢华的厚垫椅子、一张沙发和几张小桌子。每张小桌子上都覆盖着从饭店里取来的米黄色和赭色的亚麻布。自来水停了几天，香槟酒却管够。“清晨、中午和晚上我们都在喝香槟酒，”鲁比记得，“香槟酒就像水一样——就像我们没有的自来水一样——流淌着。”
食品是真正的问题。博格曼夫妇的好友皮娅·范赫芬有时同他们分享地下室里的物质享受，她在来访的时候偶尔能带来一些面包，甚至还有点肉。不过，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是靠金枪鱼肉和土豆维持。鲁比想知道准备这些主食得有多少方式。每当被问起，饭店那位喜怒无常的法国厨师长莫普提就得再说上一遍。既然现在美国人的到来似乎无望，这一小群人就决定享乐一番，因为他们随时都可能死去。
“老爸”森格尔去世了。在经历了4年的轰炸以及最后几天的炮击之后，这位78岁、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拒绝被吓倒。事实上，埃尔娜·森格尔用尽了所有的说服力量，才得以阻止她的丈夫康拉德去参加一战战友的例会。她让“老爸”干活，在花园里挖一个浅洞，把她制作的果酱藏起来。康拉德也认为，把他的旧军刀与果酱藏在一起是个不错的主意，这样苏联人在家里就找不到武器了。
但这活一干完，“老爸”就不顾全家人的苦苦哀求上了街。后来他们在马丁·尼默勒牧师家燃烧着的废墟外的树丛中，发现了他被弹片打得满是窟窿的尸体，而那里距离他们家并不远。当炮弹覆盖整个地区的时候，一家人用手推车把“老爸”送回了家。埃尔娜走在车旁，回忆起他们最后一次聊天时，谈到《圣经》中的哪句引语用在这个时代更为贴切，当时她的观点与康拉德稍微有点不同。“老爸”断言，人只能靠着诗篇第90篇活着，尤其是第4诗节。“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埃尔娜并不同意。“在我个人看来，”她告诉他，“我认为那首诗过于悲观了。我更喜欢第46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棺材无处可得。要是试图去墓地的话，无论如何都太危险了。可是他们又不能把尸体停放在温暖的家中，最后只得把尸体留在门廊里。埃尔娜找到两小片木头，把它们钉在一起充当十字架，随后轻轻地把十字架放在丈夫的两手之间。她低头看着“老爸”，希望能够告诉他，他是对的，因为第90首诗篇接下来的那句话是：“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
伯恩哈德·哈皮希神父低下头，看着他的布道笔记。柔和的烛光照耀着达勒姆宗教会所的小礼拜堂；而在外面，维尔默斯多夫区以东的天空却几乎是血红的，炮击在凌晨3点就把修女们唤醒，几乎12个小时以后仍然在持续。附近某处的玻璃被震碎了，一波巨大的震荡摇撼着大楼。哈皮希神父听见街上传来大声的叫喊，然后又听见捷克斯洛伐克造的高射炮发出低沉的射击声，高射炮就架在马路对面的产科医院和孤儿院里。
坐在他面前的那些修女一动也不动。当他抬头注视她们的时候，他发现根据院长库内贡德斯的命令，嬷嬷们已经把她们日常佩戴的沉重的银质十字架取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小小的不显眼的铁十字架——所谓的死亡十字架——被固定在她们的法衣上。那些银十字架连同所有的戒指和手表都被藏了起来。
哈皮希神父自己也做了一些准备。他在达勒姆区的居所里备好了一个大箱子，里面放进了一些医疗器械、装有药品的药箱，还有邻居们贡献出来的药剂、绷带和白床单。在当牧师以前，哈皮希神父曾获得过医学学位，眼下他重操旧业，既当医生又当牧师。他现在每天都要看护炮击中的伤者，照料事故中的受害者，治疗歇斯底里和休克的病人。他身穿医生白大褂的时间和穿牧师法袍的时间一样多了。
他再次看着眼前的一小群修女、护士和庶务修女，默默祈祷上帝将把正确的话语带给他，然后开始布道。
“在不久的将来，预计苏联红军将占领这座城市，”他说道，“有关苏联人非常坏的谣传已经散布开来。在某种程度上，那些谣传已经被证明是确有其事，但也不应该一概而论。如果你们在场的人当中，有人经历过不快的事情，那就要记住小圣阿格尼丝的故事。在12岁的时候，她被命令崇拜虚假的神。她对耶稣起誓，做了画十字的动作，结果她的衣服被撕扯掉了，她在一群异教徒的面前受到折磨。然而这并没有使她胆怯，而异教徒们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她的事迹为公众所知，有些人讨好她，还有些人甚至向她求婚，但她回答说‘耶稣是她的所爱’，最终被判了死刑。她站着祈祷了一会儿，随后被斩首，天使立刻把她带到天堂去了。”[13]
哈皮希神父停顿了一会儿。“你必须记住，”他说道，“就像圣阿格尼丝一样，如果你的身体被玷污了，那你就不想要它了，你将在天国得到双倍的永恒报偿，将戴上殉难者的冠冕，因而不要有负罪感。”他停了下来，接着又强调说，“你没有罪”。
当他沿着侧廊走回去时，会众们唱起了退场赞美诗。“无论何时，我愿与主同住；若无主佑，恶魔无法驱除”，这是那首古老的赞美诗《求主同住》中的词句。
由于边远的社区被苏联人的进攻隔断了，因而在舍讷贝格区温特费尔德大街的长途电话交换机房里，主控台上的灯光一个接一个熄灭了，然而交换机房里的人仍然像以往那样忙碌着。主管伊丽莎白·米尔布兰德和接线员夏洛特·布尔梅斯特并没有躲到地下掩蔽所里，而是把折叠帆布躺椅、床垫和枕头带进了办公室。这两个女人打算在主交换机房所在的5楼能坚持多长时间，就坚持多长时间。
突然，大楼里的喇叭传出了电台的广播声。设在掩蔽所的医院里，接线员海伦娜·施罗德为她所听到的消息感到欣喜若狂。而在5楼，米尔布兰德和布尔梅斯特正在记录消息，这样一来她们就能用电话通知所有仍与交换机房有联系的地区。“注意！注意！”电台播音员说道，“不必焦虑，温克将军的部队已经与美国人取得了联系，他们正在向柏林发动进攻。鼓起勇气来吧！柏林不会失守！”
苏联红军突破了城市防御圈的外环，冲进了第二道防线。他们在T—34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后面蹲伏着，在街道、马路、林荫道和公共绿地中激战。打头阵的是科涅夫和朱可夫麾下拥有“近卫军”称号的久经战阵的突击部队，与他们在一起的戴坦克帽的军人来自4个坦克集团军，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一列又一列步兵。
一群奇怪的军人，几乎来自苏联的每个加盟共和国，除了生机勃勃的各近卫军团之外，他们在外貌和战斗服装上都有很大不同。他们操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和方言，结果军官往往无法与自己部队里的人进行交流[14]。大军中有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卡累利阿人[15]、乌兹别克人、蒙古人和哥萨克人。有些人穿着深棕色的制服，有些人穿着土黄色或者灰绿色的制服，还有的人穿着深颜色的裤子和高领军上衣，军上衣的颜色从黑色到米黄色不等。他们的帽子也是各种各样——带有可上下移动护耳的皮风帽、毛皮帽子，还有破旧不堪汗渍斑斑的卡其布帽子。他们似乎全都使用自动武器，或骑马，或步行，或骑着摩托车，或坐在马车以及各式各样缴获的车辆上，奔向柏林。
在舍讷贝格的交换机房里，喇叭里传来的声音命令道：“大家注意。摘下你们的党徽，丢掉你们的党内书籍，脱下你们的制服，把它们扔进院子里的那个大沙堆，要不然就送到机房，它们将在那里烧掉。”
目睹了5辆苏联坦克在步兵的簇拥下从街道上隆隆驶过，送奶工里夏德·波甘诺夫斯卡停下送奶车，惊得目瞪口呆。波甘诺夫斯卡把马车调过头来，赶着车回到了达勒姆庄园农场。他直奔地下室，和自己的家人待在一起。
他们等了片刻。掩蔽所的门突然被踢开了，苏联红军士兵走了进来，他们默默地四下打量了一番又离开了。过了一小会儿，有些士兵回来了，命令波甘诺夫斯卡和农场的其他员工到行政楼里去。等候期间，他注意到所有的马都不见了，不过奶牛还在。一名苏联军官说着流利的德语，命令工人们回去工作，让他们喂牛和挤牛奶。波甘诺夫斯卡几乎无法相信，他原以为情况会糟糕得多。
在市郊的各区里，人们接触到首批苏联军队的情况都一样。苏联红军的先头部队，虽历经磨难但在行为举止上无懈可击，完全不是吓坏了的市民们原先预料的那个样子。
下午7点，皮娅·范赫芬坐在位于舍讷贝格区公寓楼的地下室通道里，正在给几个马铃薯削皮。不远处同一幢公寓楼的几个妇女背朝着敞开的地下室大门，聚在一起聊天。突然间皮娅抬起头来，张大了嘴凝视着两个端着冲锋枪的苏联士兵，冲锋枪的枪口正对着她。“我静静地举起了双手，一只手里拿着刀子，另一只手里拿着马铃薯”，这个场面令她永生难忘。另外几个妇女看了看她，转过身来，也举起了手。令皮娅惊讶的是，其中一名士兵用德语问道：“这里有当兵的吗？有人民冲锋队吗？有枪吗？”妇女们摇了摇头。“好德国人！”那名士兵赞许道。他们走了进去，摘下几个女人的手表，然后消失了。
随着夜色越来越深，皮娅看见的苏联人也越来越多。“他们是作战部队，许多人会说德语，”她记得，“但他们似乎只对继续前进、参加战斗感兴趣。”皮娅和公寓楼里的妇女们断定，戈培尔有关苏联红军穷凶极恶的所有言论，只不过是另一番谎言。“如果所有的苏联人都这样的话，”皮娅告诉她的朋友们，“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
玛丽安娜·邦巴赫也有同样的感觉。一天早晨，她刚钻出位于维尔默斯多夫区的地下室，就看见她家后门的外面出现了一间苏联人的野战厨房。在黑林地公园里露营过夜的苏联战斗部队的士兵，正在与这一带的孩子们共同享用食品和糖果。他们的举动给玛丽安娜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们把一些方形的垃圾箱倒立起来充当桌子，每个上面都铺着布垫子，那些布垫子显然是从附近的别墅里拿来的。他们在那块地的中央，坐在直靠背椅子上，吃着摆在垃圾箱上面的东西。除了对孩子们和蔼可亲之外，这些苏联人似乎对平民视而不见。他们只待了几个小时，然后继续前进了。
多拉·扬森以及她丈夫的勤务兵的遗孀既震惊又害怕得要死。在勤务兵被炸死、扬森少校负伤之后，多拉邀请那位遗孀与她住在一起。这两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女人由于悲伤和恐惧而饱受精神摧残。她们待在扬森家的地下室里，这时多拉看见“墙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影子”，影子的手中握着一支枪。在多拉看来，那个幽灵“似乎就像一门大炮，握在一个大猩猩的爪子里，士兵的头似乎大得有些变形”，这令她喘不过气来。苏联人出现在眼前，后面还跟着一个，命令她们从地下室里出去。“现在，”多拉想，“有些事情要发生了。”两个女人被带到户外，苏联人递给她们扫帚，指着散落在人行道上的瓦砾和碎玻璃。两个女人呆住了，她们既惊讶又如释重负。这令苏联人捧腹大笑。
别的人与刚刚到达的一线部队间的遭遇更为折磨人。伊丽莎白·埃伯哈德差一点就被枪毙。作为一名社会福利工作者，她受雇于天主教主教康拉德·冯·普莱辛，几年来一直在帮助犹太人四处躲藏。她在拜访一个朋友时，首次遇见了两个苏联人——一名年轻的金发军官和一名女翻译。两人全副武装走进了房子，女翻译手里还端着冲锋枪。苏联人刚进屋，恰好电话响了。当伊丽莎白的朋友接起电话的时候，那位原先举止得体的军官一把夺过了电话。“你们俩都是叛徒，”翻译告诉她们，“你们与敌人联系。”两个女人被匆匆赶出房子来到花园里，军官让她们背靠墙站着，说是要枪毙她们。伊丽莎白的膝盖在颤抖，她冲着他喊道：“我们一直在等你们！我们一直是反对希特勒的！我丈夫作为政治犯在监狱里待了12年！”
那个苏联女军人做了翻译。军官慢慢放下了枪，他似乎非常尴尬，于是他向伊丽莎白走去，抓起她的右手吻了一下。伊丽莎白同样吻了对方的手，她用尽可能保持的随意口吻礼貌地问道：“你们愿意同我们一起喝一杯吗？”
先期抵达的苏军部队纪律严明秩序井然，几乎令每个人都感到惊异。药剂师汉斯·米德注意到，苏联士兵“似乎在避免朝房子里面开火，除非他们确信德国守军躲在那里”。海伦娜·伯泽一直生活在对苏联人到来的恐惧之中，她在自家的地下室台阶上与一名苏军士兵面对面相遇，对方看上去“年轻英俊，身穿干净整洁的制服”。当她从地下室里走出来的时候，他只是看了看她，然后做出表示善意的手势，给了她一根绑着白手绢的棍子作为投降的标志。在维尔默斯多夫区的同一地区，伊尔莎·安茨一直认为柏林人将会“像饲料一样被丢给苏联人”。当第一个苏联士兵进来的时候，她正在公寓楼的地下室里睡觉。她醒了过来，恐惧地盯着他，但那个黑头发的军人只是冲着她微笑，用蹩脚的德语说道：“为什么要害怕？现在一切都好了，睡觉吧。”
对某个群体的柏林人来说，苏联军队的到来根本就没有带来恐慌。犹太人早就习惯了恐惧。莱奥·施特恩费尔德原先是住在滕佩尔霍夫区的一名商人，被迫替盖世太保收垃圾，在苏联人的推进过程中他一直苦苦等待着。他有一半的犹太血统，整个战争期间都生活在极度痛苦的提心吊胆之中，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和他的家人就会被送到集中营去。在战时的大多数时间里，施特恩费尔德的姓都让他和他的家人在防空掩蔽所里不受欢迎；但是当炮击开始的时候，莱奥注意到邻居的身上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变化。“这幢房子的居民，”他回忆道，“几乎是把我们拽进掩蔽所里的”。
施特恩费尔德看见第一批部队来到的时候，真是喜出望外。他们秩序井然且态度平和，对莱奥来说他们就是解放者。苏联红军的营长询问，他们是否可以用莱奥家里的一间屋子举办一场庆祝会。“我的所有东西您都可以用。”莱奥告诉他。若干天以前，当附近的邮局被炸毁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房子的一半，好在还剩下3间屋子。“您可以使用那间有天花板的屋子。”莱奥向苏联军官保证道。作为回报，他和家人以及一些朋友都被邀请参加庆祝会。苏联人来的时候提着几篮子食品和酒水。“这一刻在我看来，”莱奥说道，“就仿佛整个苏联红军都来参加这场庆祝会似的。”苏联人喝了许多伏特加，然后在手风琴的伴奏下，那位营长开始放声高歌，生活中他可是位歌剧明星。坐在边上的莱奥被迷住了，多年以来，他第一次觉得自由了。
躲藏在克吕格尔夫妇家地下室里的约阿希姆·利普希茨从藏身处走了出来，迎接苏联红军的到来。在几个月的隐匿生活期间他自学了俄语，现在他正用语速缓慢磕磕巴巴的俄语，试图向苏军战士说明自己是谁，并表达他对获得解放的感激之情。令他惊讶的是，那些苏联人都高声大笑起来，嘻嘻哈哈地拍着他的后背说他们也感到高兴，随即又补充说他的俄语说得太可怕了，再次笑得喘不过气来。约阿希姆并不介意，对他和埃莉诺·克吕格尔来说，漫长的等待已经结束了。战役结束的时候，他们将成为首对结婚者。埃莉诺后来说，一旦他们领到结婚证，那将标志着“我们个人对纳粹的胜利。我们赢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伤害我们了”。[16]
随着一个个社区被红军占领，各处的犹太人也从藏身之处走了出来。然而，有些犹太人仍然非常害怕，即便来自纳粹的危险早就成为过去，仍然待在他们的秘密藏身处。20岁的汉斯·罗森塔尔在利希滕贝格区那间长1.8米宽1.5米的小房间里一直待到5月份，总共躲藏了28个月。在一些地区，犹太人因为苏联军队的到达获得了自由；但当苏联人暂时被此起彼伏的猛烈反击赶回去的时候，他们又不得不面临再次转入地下的命运。
住在潘科区的韦尔特林格尔夫妇的经历最为奇特。他们很早就被解放了，那名进入他们藏身的默林家公寓套房里的苏联军官，将永远被西格蒙德·韦尔特林格尔当作“天使长米迦勒的化身”而铭记。当这名军官看见他们的时候，用不怎么流利的德语大声说道：“苏联人不是野蛮人，我们会善待你们的。”他以前曾在柏林留过学。
接下来的气氛又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军官和他的部下搜查了整栋公寓，结果发现了6把左轮手枪。苏联人将公寓楼的居民集中起来，宣布士兵发现了他们藏匿起来的被丢弃的制服。每个人都被命令走出大楼，背靠墙排列成行。西格蒙德迈步向前，说道：“我是犹太人。”那名年轻军官微笑着摇了摇头，做了一个割断喉咙的手势，说道：“不会有犹太人活着了。”西格蒙德一再强调他是犹太人。他看着背靠着墙排列成行的其他人，如果是几个星期以前，倘若知道他下落的话，其中的许多人就会去告发他。然而现在，西格蒙德却用清晰洪亮的声音说道：“这些人都是好人，他们给藏在这栋房子里的我们提供了庇护。我求你们不要伤害他们，这些武器是人民冲锋队丢掉的。”
他的声明拯救了所有居民的命。德国人和苏联人开始互相拥抱。西格蒙德说：“我们陶醉在幸福和欢乐之中。”那名苏联军官立即为西格蒙德和他的妻子带来了食品和酒水，站在那里急切地注视着他们，敦促他们吃。西格蒙德和妻子差点由于吃了这些东西而病倒，因为他们的肠胃已经不适应这么油腻的食物了。“瞬间，”西格蒙德说道，“人们变得对我们非常亲切友好。我们被请进了一个空套间，有人给我们食物和衣服，我们第一次能够站在清新的空气里，走在大街上。”
不过，党卫军发动的一次反击把苏联人从这个地区赶了出去。西格蒙德头一天救出来的那批居民，突然变得再次充满敌意。西格蒙德说：“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第二天苏联人再次夺回了这个地区，他们再次获得了解放，不过却是由另一支苏联军队，而这一次，苏联人不愿意相信西格蒙德是犹太人。楼里所有的男人都被装上一辆卡车，带走询问。当西格蒙德与妻子道别的时候，他不知道所有的剥夺和所有的藏匿，是否会面临一个毫无意义的结局。他们被带到东北郊的某个地区，一个接一个地在地下室里受到讯问。西格蒙德被带进房间，坐到明亮的灯光下，对面的黑暗处有几名军官坐在一张长桌的后面。西格蒙德再次强调他是犹太人，躲藏了两年多的时间。随后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黑暗中传了出来：“向我证明你是犹太人。”“怎样证明？”于是她要他背诵希伯来人的信经。
在寂静的屋子里，西格蒙德看着坐在前方黑暗处模糊不清的脸庞，用右手盖住自己的头，声情并茂地颂念出一段最为古老的祈祷文：《以色列啊，你要听！》（Shema Yisrael）。他用希伯来语缓慢地吟诵道：
以色列啊，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此时那个女人再次说话了。“走吧，”她说道，“你是犹太人，是个好人。”她说自己也是犹太人。第二天，西格蒙德与他的妻子团圆了。“没有任何语言，”他说道，“能够描述我们重逢时的感受。”他们手拉着手走在阳光下，“自由了，就像孩子一样幸福”。
如果说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感觉到任何恐惧的话，她那张安详的圆脸上也不会表现出丝毫。在达勒姆宗教会所的周围，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每次坦克一开火大楼都会晃动，甚至在用沙袋封堵的地下室里也能感觉到那种震荡。不过库内贡德斯却并不理会机枪发出的嗒嗒声以及炮弹的轰鸣声，当枪炮声停止的时候，她正在那间成了小礼拜堂的小餐室里祈祷，有那么一段时间，战斗的喧嚣声似乎消失了，不过库内贡德斯仍然跪着。一名修女走进小礼拜堂，对修女院院长耳语道：“苏联人，他们来了。”
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平静地求主给自己赐福，跪拜，然后迅速跟着那名修女走出了小礼拜堂。苏联军人先是出现在宗教会所后面，接着穿过花园走了过来，他们出现在厨房的窗户外面，冲着里面的嬷嬷和庶务修女咧着嘴笑，用枪指着她们。现在，一名年轻的中尉率领10名士兵正等待着院长嬷嬷的到来。厨娘列娜是乌克兰人，于是她被匆忙找来充当翻译。修女院院长注意到，那名军官“看上去很聪明，而且举止得体”。
他询问达勒姆宗教会所的情况。库内贡德斯解释说，这是一家产科医院、医院和孤儿院，列娜补充说里面只有“修女和婴儿”。中尉似乎明白了，“这里有没有士兵或者武器？”他问道。库内贡德斯说道：“没有，当然没有，这座楼里没有那样的东西。”有些士兵开始索要手表和首饰。中尉对着他们痛骂一顿，那些家伙羞愧地退了下去。
修女院院长嬷嬷告诉年轻的军官，由于有孩子、孕妇和修女，达勒姆宗教会所需要得到某种保护的保证。中尉耸了耸肩，他是个战士，他所感兴趣的只是肃清敌人，继续前进。
就在苏联人离开大楼的时候，有些士兵停下来注视着圣米迦勒的巨大雕像，圣米迦勒是“与一切恶魔进行战斗的上帝的武士”。他们绕着雕像转圈，用手触摸着雕刻出来的长袍的褶子，抬头望着雕像的脸。中尉向院长嬷嬷道别，似乎有什么东西让他忧虑，有那么一会儿，他注视着那些看雕像的人，然后对库内贡德斯说道：“这些都是好人，正派的遵守军纪的军人。但我必须告诉你，那些跟在我们后面的人，那些正从后面赶上来的家伙，都是猪猡。”
苏联人向前推进的浪潮无可阻挡。随着帝国和首都的剩余领土被入侵者分割开来，元首地堡里那些陷入疯狂的人突然发出了一道又一道孤注一掷的命令。前面的命令被相反的命令所取代，然后相反的命令再被取消，新的命令又接踵而至。魏德林的参谋长冯·杜夫芬中校是这样总结的：“杂乱导致混乱，命令相互矛盾，最终一切都走向了无序。”
德国人的指挥系统几近崩溃。随着西方盟军和苏军距离会师越来越近，负责指挥西线战事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与负责东线战事的陆军总司令部令人绝望地纠缠在了一起。陆军总司令部的副总参谋长埃里希·德特勒夫森少将接到了德累斯顿城防指挥官绝望的电话，科涅夫向西进军打算与美国人会师的坦克部队已经接近了该城。德累斯顿城防指挥官被告知，要把他所有兵力放在穿城而过的易北河的东岸。10分钟以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又命令德累斯顿城防指挥官，让他把兵力放在西岸。
这样的状况到处都是。通信系统几乎不存在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眼下设在柏林西北方[17]大约80公里处的莱茵斯贝格（Rheinsberg），它的通信完全依赖于一根固定在一个低空拦阻气球上的天线。而在柏林，希特勒那些无法用电话下达的命令，都要通过动物园防空双塔中那座较小的指挥塔上的通信指挥系统中转，再用无线电发出。在L塔巨大的电信室里，空军中尉格尔达·尼迪克（Gerda Niedieck）坐在电传打字机和译码机的旁边，她注意到此时希特勒的来电大多都是一个主题：对信息表现出疯狂的疑问——通常是有关已经消失的集团军的信息。无线电电传打字机一再打出他的来电：“温克的阵地在什么地方？”“施泰纳在哪里？”“温克在哪里？”有时来电令24岁的格尔达难以忍受，她只能在电传打字机前默默哭泣，一边流泪一边发出希特勒的电文和他的威胁，还有他的命令：这个濒临灭亡的国家要战斗到最后一个德国人。
最后，在经历了6年的战争之后，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他们麾下的军队一度相隔4 800公里远——通力合作，成立了一个统一的指挥部。威廉·凯特尔元帅立即对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组成的联合指挥部的军官们发表了演说。“我们的部队，”他非常有把握地说道，“不仅愿意战斗，而且完全有能力战斗。”他在新指挥部里踱着步子，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和陆军副总参谋长埃里希·德特勒夫森少将，则流露出警惕的目光。4月24日，凯特尔曾在元首命令高级军官离开首都设法从城外为柏林实施解围行动之前，为希特勒描绘过同样光明的蓝图。那是德特勒夫森最后一次进入元首地堡的地下世界，当他抵达的时候发现那里一片混乱：入口处没有警卫，令他吃惊的是有二十来个工人在地堡大门的后面躲避炮火，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在停车场到入口处之间挖一条战壕”，但由于炮击他们又无法工作。当他走下楼梯后，发现接待室里没有警卫，更没有人检查他的公文包，或者“检查他是否携带了武器”。由此他得出了“完全崩溃”的结论。
在希特勒小小的简报室外面的小门厅里，“立着空玻璃杯和半满的酒瓶”。在他看来，“那种保持冷静，进而避免产生慌乱局面的军人原则，已经荡然无存了”。每个人都神经紧张、急躁易怒，女人除外，“那些秘书们，女性人员……埃娃·布劳恩，戈培尔太太及其子女……她们亲切友好，她们的榜样风范令许多男人蒙羞。”
凯特尔向希特勒做了简短的汇报。“他用乐观的话语，”德特勒夫森记得，“汇报了温克的第12集团军的状况，以及柏林解围的前景。”德特勒夫森发现，难以判断“凯特尔的话，他自己能相信多少，也许他的乐观主义只是建立在不给元首带来负担的基础之上”。
但现在，在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联合指挥部的领导人面前，在远离希特勒的时候，凯特尔的论调仍然一成不变。他在地板上一边踱着步子一边说：“我们的失败实际上是因为缺乏勇气，高级和中级指挥官们缺乏意志。”他讲话的风格就像希特勒一样，德特勒夫森认为凯特尔是“得到了师傅真传的弟子”。而从他热情洋溢的有关柏林将如何解围的报告来看，“显然他对部队的困境没有丝毫理解”。凯特尔不停地说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苏联人对柏林迅速合拢的包围圈将被打破，元首会被救出来……”
在巴伐利亚，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荒谬的处境之中，他被党卫队的警卫软禁了。
在4月22日希特勒的那次决定性会议散会之后，戈林的参谋长科勒上将便飞往巴伐利亚去见他。科勒汇报说：“希特勒已经崩溃了”，元首说过“轮到谈判的时候，帝国元帅能够做得比我好”。在听取了汇报后戈林就付诸了行动。他给元首发去了一份措辞非常严谨的电报。“我的元首，”他在电报中说，“鉴于您已经决定留守在柏林要塞里，请问您是否同意我根据您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立即接管帝国的全部领导权，代表您在国内外充分自由地采取行动？如果到今晚10点仍未收到您的答复，我将认为您已经失去了行动自由，并且认为执行您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将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采取行动……”
戈林很快就收到了答复，这个答复毫无疑问受到了他的主要竞争对手、野心勃勃的马丁·鲍曼的影响。希特勒发出的电文指控戈林叛国，并且宣布除非他立即辞职，否则就把他处决。4月25日傍晚，柏林电台郑重报道说：“帝国元帅戈林患心脏病，久治不愈，且有日益严重的趋势。有鉴于此，他本人请求解除其对空军的指挥权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职责……元首已经同意了这个请求。”戈林告诉他的妻子埃米，他认为整件事情是荒谬的，最终无论如何他都是要去谈判的。埃米后来告诉冯·席拉赫男爵夫人，戈林不知道“当他与艾森豪威尔初次会面的时候，应该穿什么制服”。
当柏林在燃烧、帝国濒临灭亡之时，一个希特勒从未怀疑过会叛国的人，却已经在攫取权力方面超过了戈林。
4月25日下午，华盛顿，美国陆军参谋部参谋长助理兼作战处处长约翰·埃德温·赫尔（John Edwin Hull）中将，应召来到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马歇尔告诉他，杜鲁门总统正在从白宫前往五角大楼的路上，他要用装有保密器的电话与温斯顿·丘吉尔通话。通过瑞典红十字会会长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盟国已经收到了德国人要进行谈判的提议。做出这个和平试探的不是别人，正是被希特勒称为“可信赖的海因里希”的那个人——海因里希·希姆莱。
据说驻瑞典的美国大使正通过密码电报将希姆莱的提议发送过来。马歇尔告诉赫尔，把电话室设置好，立即从国务院搞清楚电报的文本是否已经收到。“我给国务院的迪安·艾奇逊打了电话，”赫尔说道，“他告诉我，他对涉及希姆莱提议的电报一无所知。实际上，电报当时还在收发途中，国务院还没人看到电文内容。”
随后杜鲁门总统来了，美国东部时间3点10分，他在五角大楼的电话室里与英国首相通话。“当他拿起电话的时候，”赫尔回忆道，“总统甚至都不知道德国人的提议是什么。”按照赫尔的说法，丘吉尔“一开始就说你认为这份电报怎么样？总统回答说，‘电报还在收发过程中’”。
于是丘吉尔读了一下他从英国驻瑞典大使维克托·马利特爵士那里收到的电文，他告诉杜鲁门，希姆莱希望能与艾森豪威尔会晤并且投降。这位党卫队领袖透露说希特勒病入膏肓，甚至很可能已经死了，无论如何几天之内就会死去。显然希姆莱希望有条件投降，不过仅仅是向西方盟军投降，而不是向苏联人投降。贝纳多特曾经问过希姆莱：“如果西方盟军拒绝你的提议，那又怎么样呢？”希姆莱回答道：“那么我将在东线指挥战斗并且战死。”赫尔正在用另外一部电话听着，接下来他听见丘吉尔说：“好吧，你觉得怎么样？”
这位新总统刚刚接任13天，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们不能接受，否则就是无耻了，因为我们已经同苏联人达成了协议，不得单独议和。”
丘吉尔立即表示同意，正如他后来所说：“我告诉他（杜鲁门），我们确信投降应该是无条件的，而且应该同时向三大国投降。”当丘吉尔和杜鲁门都向斯大林告知希姆莱的提议以及他们的反应时，大元帅向他们两位都表示了感谢，并且做出了相似的承诺作为答复，苏联红军将“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保持对柏林的压力”。
美军第69步兵师273团3营G连3排排长艾伯特·科茨布（Albert Kotzebue）中尉坐在吉普车上，打量着远处的农场，心里觉得那里太安静了。他下了车，走到了由26个人组成的侦察队前头，这样他就能单独靠近那栋房子了。
易北河附近的乡村安静得有些奇怪，村里飘扬着白色的降旗，却没有任何动静，村民们都闭门不出。科茨布曾经和几名镇长交谈过，他们讲的都是同样的故事：苏联人正在前来，他们一定会被杀死，他们的女人一定会遭到强暴。
科茨布小心翼翼地来到房子跟前。门半开着，他站在门侧用步枪把门推开。门发出嘎吱的声音向里面退去，科茨布驻足凝望，发现农场主与妻子以及三个孩子围坐在饭桌前，这是一幅祥和温馨的画面——只是所有人都死了。他们一定是吓坏了，因为他们全都服毒自杀了。
巡逻小队侦察队的其他人赶了过来，中尉又跳进吉普车快速朝易北河驶去。接下来，在抵达河畔之前，艾伯特·科茨布创造了历史。在莱克维茨（Leckwitz）村，他看见一个模样奇怪的人穿着一身从未见过的制服，骑着一匹小马。那个人在马鞍上猛地转过身来看着科茨布，中尉也直勾勾地看着他。为了这一时刻，科茨布和骑马人一边打仗一边跨越了半个世界。看上去科茨布遇见了第一个苏联人[18]。
有个会说俄语的人询问了骑马人。是的，他是苏联人，他说道。“他的部队在哪里？”科茨布问道。那人简要地答道：“在易北河。”在骑着马的苏联人注视下，侦察队再次动身前往易北河。在河边，科茨布和其他几个人找到了一艘小艇，于是他们把手里的步枪当作桨，将小艇划到了对岸。当他们离开小艇迈步上岸的时候，科茨布看到几百米长的河岸被平民尸体覆盖着——男人、女人和孩子。那里有一些倾覆的四轮马车和大车，到处都是行李和衣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明，这些人是怎样又是为何遭到屠杀的。几分钟之后，美国人遇见了第一拨苏联人。科茨布行了军礼，苏联军人回敬了军礼。没有欢腾的相逢场面，没有互拍肩膀或者拥抱，他们只是站在那里彼此相望。此时的时间是1945年4月25日下午1点30分，西方盟军和东方的盟友在小镇施特雷拉（Strehla）会师了。
下午4点40分，在北边大约32公里处的易北河畔托尔高（Torgau），美军第69步兵师273团1营的威廉·D.罗伯逊（William D. Robertson）少尉，偶然碰到了一些苏联人。他带着4名苏联士兵一起回到了指挥部，他们的相遇将作为正式的会师而载入史册。不管怎么说，不论是在1点30分还是在4点40分，希特勒的帝国都已经被霍奇斯中将的美军第1集团军和科涅夫元帅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切成了两半，而且在同一天——似乎谁也说不出准确的时间——柏林被包围了。
德军第9集团军的整个北翼崩溃了，部队完全被包围，正日夜遭到苏联轰炸机群的打击。运送补给的形势非常困难，德国空军试图进行一次空投，但诸事不顺。没有足够的飞机来完成这项任务，飞机也没有足够的燃料，而且空投的物资又落到了错误的地方。尽管如此，第9集团军却仍然在顽强地战斗着，向温克的第12集团军靠拢。
然而，现在海因里希获悉了温克真正的情况：与克雷布斯所说的相反，第12集团军几乎没有战斗力。他愤懑地给克雷布斯打电话，指控他故意提供虚假信息。“那是一支影子部队，”海因里希怒气冲冲地说道，“它完全没有实力向第9集团军推进，与它会合并向北进攻以解柏林之围。等到这两支部队会师的时候，不论是哪支部队都剩下没多少战斗力了，而这一点你很清楚！”
事实上，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是维斯瓦集团军群硕果仅存的一支部队。冯·曼陀菲尔在顽强地坚守着，不过其防线中央却不祥地被打凹了进去。更糟糕的是，朱可夫的坦克部队在其南翼大举猛攻，现在已处于适当位置，随时可以挥师北上包抄冯·曼陀菲尔的集团军。挡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唯一一支部队，就是党卫军将领费利克斯·施泰纳那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集团军级支队。
希特勒的柏林解围计划要求施泰纳从柏林北部向南攻击苏联红军的推进路线，与此同时第9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合兵一处，从柏林南部朝北大举猛攻。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可行的计划，但实际上它没有成功的可能，施泰纳就是障碍之一。“他老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不发动进攻，”海因里希说道，“我渐渐感觉到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这位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指挥官知道，按照希特勒的要求，施泰纳的部队应该进抵施潘道区，不过他并没有足够的兵力完成此项任务，即便如此海因里希仍然希望进攻照常发动。施泰纳起码有足够的实力牵制朱可夫的大举猛攻，如果他能勉力做到这一点，就可以阻止苏联人包围冯·曼陀菲尔的部队，这样一来就能给海因里希争取到所需要的时间，把曼陀菲尔的部队分批撤退到易北河。他现在所能做的，只是努力拯救自己的部下，帝国的完全崩溃显然已不可避免，就在这几天之内了。海因里希保存着一张地图，他在上面从北到南画了5条撤退路线，让部队从奥得河一直撤退到西线。第一条撤退路线叫“沃坦”（Wotan），第二条叫“于克尔”（Uecker），剩下的只是编了号，这些路线间隔24~32公里。冯·曼陀菲尔的部队现在正处于“沃坦”路线上，问题是他能够在那里坚持多久。
25日上午，海因里希去见了冯·曼陀菲尔。他们在集团军指挥部后面的小花园里散步，第3装甲集团军指挥官轻声说道：“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神情严峻，“没有坦克，没有反坦克炮，缺乏经验的部队已经在逃跑了，又怎么能指望我再坚持下去？”
“你还能坚持多久？”
冯·曼陀菲尔摇了摇头。
“也许再坚持一天。”
一架飞机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城市上空来回穿梭，传单穿过烈火硝烟和炮弹爆炸形成的弹幕，从飞机上飘落到地面。在维尔默斯多夫区，夏洛特·里希特捡起一张传单，上面写着：“坚持下去！温克将军和施泰纳将军正赶来为柏林解围。”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施泰纳要做什么。海因里希来到位于纳森海德（Nassenheide）的第25装甲掷弹兵师师部。约德尔正与施泰纳待在一起，他们已经在争论施泰纳的进攻应该怎样进行。现在每个人又再次推演了一遍，随后施泰纳开始谈论其部队的状况。“你们谁看到过他们？”他问道。
约德尔说道：“他们处于一流状态，他们的士气非常高涨。”
施泰纳吃惊地看着约德尔。
海因里希平静地问道：“施泰纳，你为什么不进攻呢？你为什么一再推迟呢？”
“原因非常简单，”施泰纳说道，“我只是兵力不足，我连成功的最小概率都没有。”
“那你有什么呢？”海因里希耐心地问道。
施泰纳解释说，他的总兵力只有六个营，其中包括党卫军警察师的一些人，再加上第5装甲师和第3海军步兵师。“海军的人我可以忽略不计，”施泰纳说道，“我确信他们在军舰上是了不起的，但他们从未接受过步兵战术训练。我几乎没有炮兵，只有几辆坦克和少许高射炮。”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告诉你我有什么，一大群乌合之众，他们永远也不可能从格门多夫（Germendorf）冲到施潘道。”
“好吧，施泰纳，”海因里希冷静地说道，“你得为你的元首发动进攻。”施泰纳对他怒目而视。“他也是你的元首！”他叫嚷道。
当海因里希与约德尔离开的时候，海因里希心里清楚，施泰纳根本就无意发动进攻。
几个小时以后，在位于比肯海恩的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部里，电话铃声响起。海因里希拿起电话，发现是冯·曼陀菲尔打来的，他似乎绝望了。“我必须得到您的允许，从斯德丁和施韦特撤退。我再也顶不住了。如果现在不撤，我们就要被合围了。”
一瞬间，海因里希想起了希特勒在1月份下达给高级将领的命令。他们要“亲自向希特勒负责”，如果事先没有正式向希特勒汇报，以便由希特勒做出决定，就不能撤退或者放弃阵地。现在海因里希说道：“撤退。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我说的是，撤退。听着，曼陀菲尔，同时放弃斯德丁要塞。”
他穿着羊皮大衣，绑着一战时用的裹腿，站在桌子旁认真考虑着他所做的事情。他恰好在军队里服役了40年，他知道现在即使自己不被枪毙，事业也结束了。随后他叫来了艾斯曼上校和他的参谋长。“告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他说道，“我已经命令第3装甲集团军撤退了。”他思考了一番，然后说道：“等他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算想把这道命令撤回，也为时已晚了。”
他看着冯·特罗塔这位最坚定的希特勒的信徒，又看了看他的老朋友艾斯曼，解释了从现在开始他的原则是什么：他绝不会再让部队毫无必要地暴露在敌人面前，他宁可撤退，也绝不毫无必要地把人们送上绝路。“你们有什么意见？”他问他们，艾斯曼立即提议，应该下令“撤退到‘于克尔’路线的后方，待在梅克伦堡湖区里，等待投降”。冯·特罗塔一听到这话便跳了起来。“哪怕想到投降，哪怕使用‘投降’这个词，都是玷污军人荣誉的，”冯·特罗塔气急败坏地说道，“不应该由我们，而应该由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来下命令。”
海因里希平静地说道：“我拒绝再接受这些自杀式的命令，代表我的部队拒绝这些命令是我的责任，我打算这样做。而且，为我的行动向德国人民做出解释也是我的责任。”随后，他又补充说：“还有，特罗塔，尤其是向上帝为我的行动做出解释。”
“晚安，先生们。”
凯特尔用了48小时的时间才得知，海因里希已经命令冯·曼陀菲尔撤退了，他是目睹部队正在撤退的。在驱车穿过第3装甲集团军防区的时候，他吃惊地看到各处的部队都在撤退。于是他勃然大怒，命令海因里希和冯·曼陀菲尔到菲尔斯滕贝格（Fürstenberg）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向他汇报。
当冯·曼陀菲尔的参谋长布克哈特·米勒―希勒布兰德（Burkhart Müler-Hillebrand）少将得知这个安排的时候，大吃一惊之余又非常担心。为什么要在十字路口呢？为什么要在开阔地里呢？他赶忙出去寻找他的参谋们。
在十字路口，当海因里希和冯·曼陀菲尔从小汽车里下来的时候，他们看见凯特尔和随行人员已经在此等候了。希特勒的参谋总长一副克制不住的狂怒模样，他的脸阴沉沉的，元帅权杖反复敲打戴着手套的手掌。冯·曼陀菲尔向他致意。海因里希行了军礼。凯特尔立即叫嚷起来：“你为什么下令撤退？你被告知要待在奥得河畔！希特勒命令你坚守！他命令你不得移动！”他指着海因里希，“可是你！却下令撤退！”
海因里希一言不发。按照冯·曼陀菲尔的说法，等凯特尔发泄完毕之后，“海因里希条理清晰地说明了形势，他的理由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海因里希说道：“我告诉你，凯特尔元帅，我没法用手头的这点部队守住奥得河，我不想牺牲他们的生命。还有，我们将不得不撤退到更远的地方。”
冯·曼陀菲尔立即表态，尽力说明导致撤退的战术态势。“我遗憾地告诉您，”他最后说，“海因里希将军是对的。如果没有增援部队，我将不得不撤退到更远的地方。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要搞清楚，我是否能得到增援部队。”
凯特尔大发雷霆。“没有可用的预备队！”他喊道，“这是元首的命令！”他用元帅权杖敲打着手心，“你要守住你原有的阵地！”他再次敲打着手心，“现在你的集团军要从这儿掉头回去！”
“凯特尔元帅，”海因里希说道，“只要我还在指挥，我就绝不会向冯·曼陀菲尔下这道命令。”
冯·曼陀菲尔说道：“凯特尔元帅，第3装甲集团军听哈索·冯·曼陀菲尔将军的。”
这时凯特尔完全失控了。“他突然发作起来，”冯·曼陀菲尔回忆道，“结果不论是海因里希还是我都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最后他叫喊道：“你们将在历史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冯·曼陀菲尔立即火气很大地回敬道：“曼陀菲尔家族为普鲁士王朝尽忠200年了，他们始终为自己的行为负全责。我，哈索·冯·曼陀菲尔，欣然承担这份责任。”
凯特尔转向海因里希。“你是始作俑者！”他说道，“是你！”
海因里希转过身，指着道路上正在撤退的冯·曼陀菲尔的部队，正色道：“我只能说，凯特尔元帅，如果你想让这些人被派回去挨枪子送命，那么你为什么不动手呢？”
在冯·曼陀菲尔看来，凯特尔“似乎朝着海因里希威胁性地迈了一步”，然后他厉声急促地说道：“海因里希大将，从即刻起你被解除了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官的职务，你要回到指挥部等候你的继任者。”
说完，凯特尔铁青着脸钻进轿车离开了。
这时米勒—希勒布兰德少将和他的参谋们从树林里走了出来，每个人手里都提着冲锋枪。“我们以为会有点小麻烦。”他解释说。
冯·曼陀菲尔仍然认为会有点小麻烦。他提出要保护海因里希的安全“直到最后”，但海因里希婉拒了。他向军官们行了军礼，然后上了自己的车。在经历了40年的军旅生涯之后，就在战争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他被耻辱地解除了职务。海因里希拉起身上的老羊皮大衣领子，对司机说，“返回指挥部。”
到处都有苏联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城区内兵力单薄的守军不断被击退，一个又一个街区被苏军夺取。在一些地方，装备不足的人民冲锋队员望风而逃，希特勒青年团、人民冲锋队、警察部队和消防队为了守卫同一个目标并肩作战，却由不同的指挥官各自指挥，并经常得到相互矛盾的命令。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弄不清楚自己的上级究竟是谁。新任柏林卫戍司令魏德林将军，把他遭到重创的老部下第56装甲军里所剩无几的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分散投入各个防区，充当骨干力量支撑人民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但这一措施最终收效甚微。
采伦多夫区几乎没怎么坚守就很快失守了，希特勒青年团和人民冲锋队试图守住政府办公楼前的防线，但他们失败了，区长挂出白旗投降，然后在绝望中自杀了。韦森塞区在希特勒上台以前是一个共产党占优势的区，现在，这个区里的许多街区不战而降，很多地方匆匆扯下黑色的纳粹字旗换上了红旗。潘科区抵抗了两天，韦丁区则抵抗了三天。一些小包围圈里的德国人顽强地战斗到最后，但在各处已经没有了连贯的防线。
街垒被摧毁，变成了一堆碎片。苏军坦克快速推进，遭遇狙击手的时候他们通常倾向于炸毁狙击手所在的大楼，而不是派士兵进入大楼搜寻狙击手，苏军一点儿也没有浪费时间。有些障碍物，比如有轨电车和装满了石头的四轮马车，则被炮火近距离摧毁。在遭遇到较为顽强的抵抗时，苏军就迂回包抄过去。在维尔默斯多夫区和舍讷贝格区，遇到抵抗的苏军部队从筑有街垒的街道两边的建筑物里用火箭筒开路，破墙前进，迂回到德国守军后方，把他们消灭。
密集的炮火一片一片地把市中心的几个区夷为平地。那些地区一被攻陷，苏联人便把在奥得河和尼斯河畔大显神威的诸多重炮单位和“斯大林管风琴”（即“喀秋莎”火箭炮）尽快运了进来。在滕佩尔霍夫机场和加托机场，大炮密布，炮管林立。在格鲁讷瓦尔德，在泰格尔森林，在公园和各处空地，甚至在公寓住宅的花园里，也是如此。一排排“斯大林管风琴”把大街堵得水泄不通，喷吐出烈焰风暴，用含磷的火箭弹把整个地区变成一片火海。“到处都是烈焰，结果没有夜晚可言，”人民冲锋队员埃德蒙·黑克舍回忆道，“你甚至能在夜里读报，如果你能搞到报纸的话。”威廉·诺尔特博士是一位化学家，被消防部门临时征召参与救火任务[19]。他看到当他的工人们试图扑灭大火的时候，苏联红军的炮兵校射机引导着密集的炮火落到他们的头上。赫尔曼·黑尔里格尔不久前刚刚加入人民冲锋队，炮弹爆炸的冲击波把他掀离地面，抛进了附近的一个弹坑里。令黑尔里格尔惊恐的是，他落在了3名士兵的尸体上。这位58岁的人民冲锋队员原先只是一名旅行社的推销员，他爬出弹坑，全速逃回了家。
随着苏联人越来越深入城市，人民冲锋队开始消失，制服和臂章被丢弃在街上。有些部队是被他们的指挥官故意遣散的。在帝国奥林匹克体育场，有着骑士头衔的人民冲锋队营长卡尔·冯·哈尔特，在一场激烈战斗结束后将幸存者们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可以回家了。毕竟近半数的人什么都做不了。他们用的是德制步枪，可发给他们的却是口径不合的意大利子弹。“让他们回家，是接下来唯一能做的事情，”冯·哈尔特说道，“要么让他们回家，要么让他们向苏联人扔石头。”
城里到处都有士兵在开小差。赫尔姆特·福尔克中士就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理由应该为元首捐躯。福尔克是德国的反间谍机构军事情报局（Abwehr）的会计师，他突然被发给一支步枪，让他去参加守卫格鲁讷瓦尔德的战斗值勤。当他听说他的部队受命前往帝国总理府一带时，福尔克反而动身回到了他位于乌兰德大街的家。家里人看见他真是高兴坏了，但他的制服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危险。福尔克迅速脱下制服，换上平民装束，并把制服藏到了地下室里。他干得很及时，还不到一个小时苏联红军就占领了该地区。
在弗赖桥附近的战地指挥所里，列兵维利·塔姆（Willi Thamm）听到了一些事，这使得他决定继续待在部队直到最后。当时有名中尉进来，向塔姆的上尉汇报情况。中尉一边喝着咖啡和杜松子酒，一边说道：“想想吧！到处都有步兵想要开小差，今天有三个人没有向我请假就离队了。”塔姆的上尉看着他：“你是怎么做的？”中尉喝了一小口咖啡，说道：“我把他们都毙了。”
成群结队的党卫军如同匪帮一样在城里四处游荡，他们自行赋予自己审判权，到处搜寻逃亡的士兵。他们差不多把每个穿制服的人都叫住，检查他们的身份和所属部队，任何被怀疑从连队里逃跑的人，大都被就地枪决，要不就是被吊死在树上或者路灯柱上，以儆效尤。16岁的阿里贝特·舒尔茨（Aribert Schulz）是希特勒青年团员，他向设在施皮特尔市场（Spittelmarkt，又称养老院市场）一家废弃的电影院里的指挥部报告说，他看见一个红头发的瘦高个党卫军士兵端着步枪，押着一个人走到街上。舒尔茨问他出了什么事，对方告诉他那个人是国防军的一名士官，被发现穿着便服。党卫军士兵押着他在莱比锡大街上走着，舒尔茨在后面跟随。突然，那名党卫军士兵用力推了国防军士官一下，当他一个踉跄试图保持平衡的时候，党卫军士兵朝着他的背上开了一枪。
那天晚上，舒尔茨再次看见了那个红头发的党卫军士兵。舒尔茨和所在部队的其他男孩子一起，正在一道街垒边站岗时，看见一辆苏联T—34坦克从库尔大街驶来。坦克炮塔缓慢地转动着，这时它被直射火力命中，发生了爆炸，坦克车组中唯一的幸存者立即被俘虏了。在那个苏联人的口袋里，男孩们发现了一些柏林关键性地标的照片。在指挥部里，苏联红军坦克手受到了审讯，然后他被交给了一个拿步枪的人，此人正是舒尔茨之前见过的那个党卫军士兵。他再次押着囚犯走上大街，但这次他友好地拍着苏联人，打着手势示意他走。苏联人咧着嘴笑了笑，转身离去，随后党卫军士兵同样从背后给了他一枪。年轻的舒尔茨明白了，这名瘦高个的党卫军射手原来是指挥部指定的刽子手。
现在，各个地方的柏林守军都被迫退入了中央地区的废墟之中。为了迟滞苏联红军的推进速度，这座城市总共248座桥梁中的120座被炸掉了，因此魏德林将军指挥下的部队一直缺乏炸药，不得不使用航空炸弹作为炸药的替代品。狂热分子还额外摧毁了一些设施，却不去考虑会导致什么后果。党卫军炸毁了一条从施普雷河河湾与兰德维尔运河下面穿过的6.4公里长的隧道，隧道本身恰好是一条铁路连接线，数千名平民将那里当作藏身的掩蔽所。当河水开始涌入隧道内的时候，人们疯狂地沿着铁路争相跑向高处。隧道被人们堵得水泄不通，四列同样躲避在隧道内满载伤员的列车上，伤员们在高声哀号。刚刚从安哈尔特火车站掩体过来的埃尔夫丽德·瓦塞尔曼和她的丈夫埃里希，正在设法从人群中挤出去，埃尔夫丽德听见了火车里的伤员发出的尖叫声：“让我们出去！让我们出去！我们要被淹死了！”但没有任何人停下来帮助他们。水几乎漫到了埃尔夫丽德的腰，埃里希则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向前走着，他的情况甚至更糟。人们争吵着、喊叫着，彼此推搡践踏，拼命跑到安全的地方。埃尔夫丽德几乎绝望了，但埃里希仍不断地喊道：“一直走！一直走！我们就要到了，我们要成功了。”他们是成功了，但埃尔夫丽德永远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也成功了。
到4月28日，苏联红军已经接近了城市的中心地带，包围圈越收越紧。在夏洛滕堡区、米特区以及腓特烈斯海因区的边缘，殊死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一条狭窄的通道仍然通向施潘道区，魏德林所剩无几的真正有战斗经验的部队正在努力保持通道畅通，以备紧急关头突围之需。伤亡巨大，街道上到处都是尸体。由于炮击人们无法从掩蔽所出来帮助在附近受伤倒地的朋友和亲戚，许多人是在柏林老式的街道水泵旁排队取水时被击中的。士兵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能够自己走到包扎所的伤员是幸运的，那些失去行动能力的伤员，往往就躺在他们受伤倒下的地方，死于失血过多。
人民冲锋队的库尔特·博格几乎失去了一个脚后跟，他又是爬行，又是一瘸一拐地走，就这样前进了几公里，最后再也走不动了。他躺在街道上喊救命，但寥寥无几敢于冒着炮击的危险离开掩蔽所的人，正忙于救他们自己的命。
博格躺在路旁的一条排水沟里，看见一个路德会修女从一个门口跑到另外一个门口。“嬷嬷，嬷嬷，”他喊道，“你能帮帮我吗？”修女停了下来，“你能爬到教堂旁边的礼拜堂吗？”她问道，“从这里过去只要5分钟的时间，我到了那里就会帮你。”他终于爬到了那里。所有的房门都敞开着，他爬进走廊，又进了一间接待室，最后昏倒了。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摊血泊之中，他慢慢转动眼睛，查看那血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朝房间对面望去，那里通向一座花园，敞开着的门边一头荷兰的黑白花奶牛抵着门，身体扭曲着，正在用柔和的眼睛看着他。奶牛的嘴里像泉涌一般流着血。人和动物一言不发，充满同情地彼此凝视着。
随着苏联人把柏林城区的中心地带孤立起来，魏德林的部队也被压缩得越来越厉害。补给品用完了，他绝望地恳请空投补给，结果收到了6吨补给品和16枚反坦克火箭弹。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可怕的战斗中有架飞机突然飞了进来，降落在东西轴心大道上。那条宽阔的大道从西边的哈弗尔河一直通向东边的菩提树下街。那是一架小型的Fi 156“鹳”式侦察机，里面坐着罗伯特·冯·格赖姆（Robert von Greim）空军大将和著名的女飞行员汉娜·赖奇（Hanna Reitsch）。飞机在降落前被防空炮火击中，燃料正从机翼油箱里泄漏出来。驾机飞行的是冯·格赖姆，在飞机触地之前他的脚受了伤。汉娜一把抓住操纵杆和油门杆，完美地着陆了。这两位飞行员是被希特勒召到帝国总理府的，他们抵达后，希特勒立即提升冯·格赖姆为空军元帅，取代“叛国”的戈林，成为现在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德国空军的新总司令。
元首地堡已经遭受过炮击，不过暂时还算安全。另一个安全岛是位于城市中央地带的动物园里的防空双塔。在大约40米高的G塔里面挤满了人，谁也无法精确地统计出有多少人。据德国空军医生瓦尔特·哈格多恩（Walter Hagedorn）医生估计，有多达3万人——加上驻扎其内的军队。每一层都有人或坐或站在楼梯和楼梯平台上，没有移动的空间。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比如19岁的乌尔苏拉·施塔拉，正在尽其所能减轻平民的痛苦。她永远也忘不了那种令人作呕的混合气味，“汗水味、衣服散发出的臭味、婴儿的尿布味，全都与医院里的消毒剂味混合在一起”。在这个掩蔽所里待了几天以后，很多人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有些人自杀了。两个在第一层的楼梯平台上并肩坐着的老太太服毒了，但谁也说不出是什么时候服的毒。由于她们周围挤满了人，因而她们死的时候是笔直坐着的，被人发现时显然已经有几天了。
哈格多恩医生在他的小医院里为伤员做手术，几乎连续不停地做了五天。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掩埋死者。由于炮击，人们不可能出去。“在炮击的间歇期，”他后来回忆说，“我们试图把尸体和被切除的四肢运出去掩埋，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此时此刻，炮弹从四周猛烈轰击着这座掩蔽所坚固的混凝土墙，弹片四溅在窗户的钢制挡板上。哈格多恩已经有了500名死者和1 500名伤员，另外还有数目不详的几乎精神错乱的人。到处都有自杀者，由于过于拥挤，自杀者的人数甚至都无法清点。不过医生记得，在防空塔里仍然有人在说：“我们能够坚持到温克或者美国人到达这里。”
在这座塔的下面，就是动物园辽阔的荒地。动物们也遭到了可怕的屠杀。每当炮弹落地，鸟都朝各个方向飞去，狮子们被射杀了，河马罗莎在池子里被一枚炮弹炸死了。鸟类饲养员施瓦茨感到绝望，那只待在他浴室里的罕见的鹳“阿布·马库博”，不知怎么竟逃脱了。现在，动物园园长卢茨·黑克已经接到了防空塔指挥官的命令，杀死那只狒狒，笼子损坏后那只野兽有逃跑的危险。
黑克端着步枪走到猴笼边，那只如同老朋友一样的狒狒身子缩成一团坐在铁笼边上。黑克举起步枪，把枪口靠近这只动物的头部，狒狒轻轻地把枪口推到一边。黑克在惊讶中再次举起步枪，狒狒再次把枪口推到一边。黑克感到厌烦而且有些动摇了，但他又试了一次。这次狒狒只是沉默地看着他。然后，黑克扣动了扳机。
战斗仍在继续，另一种野蛮的攻击同样在进行，那种攻击是可怕的和私底下的。在纪律严明的前线后方，大群的苏军老兵现在要求得到征服者应得的权利：被征服者的女人。
乌尔苏拉·克斯特与她的父母、6岁的双胞胎女儿英格丽德和吉塞拉，以及7个月大的儿子贝恩德一起躲在采伦多夫区的一间地下室里，当4个苏联士兵用步枪枪托砸开门的时候，她正在睡觉。他们搜查了这个掩蔽所，找到一个空皮箱，把水果罐头、自来水笔、钢笔、铅笔、手表以及乌尔苏拉的钱包装进皮箱里。一个苏联人发现了一瓶法国香水，他打开香水闻了闻，然后把香水倒在他的衣服上。第二个苏联人端着枪把乌尔苏拉的父母和孩子逼到地下室的一间小屋子里，随后那4个人一个接一个侵犯了她。
第二天早晨大约6点的时候，蒙受创伤的乌尔苏拉正在给孩子喂奶，这时又有两名士兵进入了地下室。她怀抱着孩子试图躲闪并夺门而出，但她太虚弱了，根本冲不出去。一个士兵从她怀里把婴儿夺过去，把孩子放在了婴儿车里，第二个士兵看着她，咧着嘴笑了。他们俩都脏兮兮的，衣服上沾满了砂砾，靴子里插着匕首，他们戴着皮帽子，其中一个人甚至连衬衣都没好好扎进裤子里。两人奸污了她。当他们离开以后，乌尔苏拉抓住她能够找到的所有毯子，抱起婴儿，把她的女儿们叫过来，然后跑进街道对面的一个花园式住宅区。在那里，她找到了一个浴缸，那是从一幢房子里扔出来的，要不然就是被炸出来的。乌尔苏拉把浴缸反扣在地，和她的孩子们一起躲了进去。
在赫尔姆斯多夫，18岁的尤利亚妮·博赫尼克在听见苏联人走近的时候，钻进了地下室后面的沙发底下。她的父亲是一位会说俄语的语言学家，她听见父亲对闯入者提出抗议。士兵们询问尤利亚妮在什么地方，她的父亲喊叫着“我要到政委那里告你们”。她的父亲最终被枪威逼着离开地下室，赶到了大街上。尤利亚妮安静地躺着一动也不动，希望那些苏联人会离开。她已经把自己的脸和金发弄黑了，为的是让自己显得老一些，不过她仍然没有心存侥幸，一直待在沙发底下。
在毗连的地下室里有两个老人，突然尤利亚妮听见其中一人用可怕的声音喊道：“她在那里！在那里！在沙发底下。”尤利亚妮从躲藏处被硬拽了出来，她站在那里，吓得浑身颤抖。苏联人彼此交谈了一会儿，接下来除了一个人之外都离开了。“他是个青年军官，”她后来讲述道，“透过他的手电筒的灯光，我所能说的是，他衣着整洁、外表潇洒。”他做出了意义明确的手势。她直往后缩。他朝前靠过来，微笑着“温文尔雅但又坚定有力地”开始脱尤利亚妮的衣服。她挣扎起来。“那对他来说没那么容易，”尤利亚妮记得，“他一只手拿着手电筒，带着一种苏联式的警惕，保持着对周围的观察，防备着可能的突然袭击。”
尽管她全力挣扎，苏联军官还是逐渐扒掉了尤利亚妮的衣服。她试图求饶，可又不会说俄语，最后她哭了起来，跪下来求他别碰自己。那个年轻的苏联人只是看着她。尤利亚妮停止哭泣，控制住自己尝试另一种策略，她开始坚定而又委婉地说话。“我告诉他，这全都错了，”她回忆道，“我说，人们不能这样做。”那个苏联人开始显得恼火。由于她的衣服几乎全都被扒掉，接下来姑娘又崩溃了。“我就是不爱你！”她叫道，“这样做没有道理！我就是不爱你！”突然，苏联人用厌烦的语调说了句“啊哈”，然后匆匆离开了地下室。
第二天上午，尤利亚妮和另外一个姑娘逃进了一家多明我会女修道院。在此后的4个星期里，她们受到了修道院的庇护，就躲藏在那里。尤利亚妮后来得知，她的朋友罗茜·霍夫曼以及罗茜的母亲，原先就曾发誓，如果苏联人来了她们就自杀。结果她们母女都遭到了强奸，最后她们服毒了。[20]
格尔德·布赫瓦尔德（Gerd Buchwald）是一名教师，他目睹了苏联军人在赖尼肯多夫区的野蛮行径。他的公寓套房被苏联红军女兵洗劫一空，看上去“我妻子的衣服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她们，她们拿上所有看得上眼的东西，飘然而去”。他把剩下的衣服烧掉，又把手枪拆开藏在花园里。当晚一群醉醺醺的苏联士兵出现了。“女人！女人！”他们朝布赫瓦尔德喊道。他用友善的微笑迎接他们，“我长了两天的胡子，没梳理过的头发显得很邋遢，由于我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老吧，我的故事奏效了。我挺直身子张开双手，说了句‘女人死了’”。显然他们听明白了：他的妻子死了。布赫瓦尔德坐在沙发上伸了伸懒腰，与此同时他们四下张望，拿了一副男裤的吊带后消失了。在他们离开之后，布赫瓦尔德把门闩上，把沙发移开，帮助妻子埃尔莎从水泥地面上挖出来的一米见方的洞里爬出来。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她每天晚上都待在那里。
格哈德·雅各比博士是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牧师，他也成功地把自己的妻子藏了起来。尽管有许多妇女从他的地下室里被带出去遭到强暴，但他却巧妙地利用了一张毯子，成功地把他的妻子藏了起来。他睡在一把狭窄的长躺椅外侧，他的妻子侧着身子躺在里侧，她的脚放在他的头部位置，被一张沉重的毯子完全覆盖着，别人基本上看不见她。
在维尔默斯多夫区，伊尔莎·安茨、她的妹妹安内莉泽以及母亲，起初给苏联红军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受到打扰。然而，某个黎明之前的深夜中，安内莉泽从她与母亲共用的床上被拽了下来，她尖叫着被拖进楼上的一个套间，随后被一名苏联军官野蛮地强暴了。完事后，那个苏联人抚摸着她的头发，说道：“好德国人。”他要她不要告诉任何人一名苏联军官强奸了她。第二天一个士兵给她带来了一包食品。
不久之后，另一个红军士兵又打起了伊尔莎的主意，他双手各提着一支手枪走了进来。“我从床上坐起来，不知道他要用哪支手枪打死我，是左手的那支还是右手的那支？”她回忆道。由于地下室十分寒冷，伊尔莎穿着好几件毛线衫和滑雪裤，他猛然扑向她，扯开她的毛线衫，接着突然困惑地问道：“你是德国士兵吗？”伊尔莎说：“我并不感到惊讶，我饿得太瘦了，看起来几乎不像女人。”但那个苏联人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她还是被奸污了。苏联士兵离开时说道：“德国人在苏联就是这么做的。”过了一些时候他回来了，令她惊异的是，他在那天晚上的剩余时间里就待在她的床边，保护她免受其他欲火焚身的士兵的侵犯。
自那以后，安茨一家多次遭到野蛮对待。有一次她们被带了出去，背靠墙站着，似乎将被枪决。还有一次，伊尔莎又被强奸了。这一切让她们开始考虑自杀。“要是我们有毒药的话，就拿我来说吧，肯定会自杀的。”伊尔莎回忆说。
在苏联人进行强奸和抢劫的时候，到处都有人自杀。单是在潘科区，在3周之内就记录了215例自杀，其中大多是妇女。约瑟夫·米夏尔克神父和阿尔方斯·马茨克尔神父是夏洛滕堡区圣卡尼修斯天主教堂的耶稣会会士[21]，他们看见一位母亲和两个孩子被人们从哈弗尔河里打捞出来，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妇女被苏联人的暴行逼到了什么程度。那个母亲把两个装满了砖的购物袋捆扎在胳膊上，每条胳膊下面都夹着一个孩子，跳进了河中。
17岁的姑娘汉内洛蕾·冯·克穆达，是米夏尔克神父教区的一位居民，她遭到了一群醉醺醺的苏联军人的轮流强暴，事后他们又对着这个姑娘开了三枪。女孩身负重伤，但并没有当场死亡，人们用唯一可用的交通工具—— 一辆婴儿车将她送到了教区教堂。当时米夏尔克神父并不在那里，等到他回来的时候那姑娘不见了。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他一直在寻找汉内洛蕾，最后在圣希尔德加德医院找到了她。他主持了最后的圣礼，第二天晚上他几乎整夜都坐在她的床边，告诉她不要担忧。汉内洛蕾幸存了下来（一年以后，她和她母亲被一辆卡车撞死了）。
玛格丽特·普罗迈斯特负责管理一个巨大的防空掩蔽所。“两天两夜里，”她回忆说，“一茬又一茬的苏联人涌入我的防空洞，肆意抢劫、强奸。妇女若是拒绝就会被杀死，有些妇女则不管怎样做还是被枪杀了。单是在一个房间里，我就发现了六七具女性的尸体，她们全都躺在被奸污的位置上，头都被打爆了。”玛格丽特本人也被强暴了，尽管她向那个年轻人多次声明“我对你来说太老了”。她还看见三个苏联人抓住一名护士，他们按住了她，而第四个苏联人则侮辱了她。
希特勒青年团员克劳斯·屈斯特现在身着平民服饰，同两个坐在吉普车上的苏联军官谈得热火朝天。其中一名军官会说德语而且非常健谈，这使得屈斯特鼓起勇气，问了一个不够聪明的问题。“苏联士兵是不是真的像报纸上说的那样奸淫掳掠？”屈斯特问道。那名军官豪爽地给了他一包香烟，说道：“我可以用我作为一名军官的名誉向你担保，苏联士兵绝不会把手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那些报纸写的全都是谎言。”
第二天，屈斯特看见三个苏联人在巴比将军街抓着一个妇女，把她拽进一条走廊。一个士兵用冲锋枪示意屈斯特退回去，第二个士兵按住那名尖叫的女人，第三个人强奸了她。随后屈斯特看见那个施暴者从走廊里走了出来，他醉得非常厉害，脸上泪如雨下，嘴里喊着“Ja bolshoi swinja”。屈斯特问其中一个苏联人，那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人大笑起来，用德语说，“那意思是，‘我是头大肥猪’。”
玛格丽塔·普罗布斯特待在克罗依茨贝格区的一处掩蔽所里。在那处掩蔽所里有个名叫默勒的狂热的纳粹分子，他藏匿在一间上了锁的房间里。苏联人得知他在这里，于是试图破门而入。默勒高声喊道：“给我一点时间，我要自杀。”苏联人再次试图破门而入，默勒高声喊道：“等一下！枪卡壳了。”然后就是一声枪响。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掩蔽所出现了大量寻找姑娘的苏联人。玛格丽塔就像许多别的女人一样，试图尽可能地让自己看起来没有吸引力，她把一头金色长发藏在帽子下面，戴上墨镜，脸上用碘酒涂得斑斑点点，面颊上贴着一大块橡皮膏药。她没有被调戏，但很多女人遭到了猥亵。“姑娘们被直接赶到一起，带到上面的公寓房间里，”她回忆说，“我们整夜都能听见她们的尖叫，尖叫声甚至渗入地下室里。”后来有位80岁的老太太告诉玛格丽塔，在一些士兵轮奸她的时候，有两个士兵用黄油塞住她的嘴，让她的尖叫声不那么吵人。
多拉·扬森以及丈夫勤务兵的遗孀，原以为她们已轻易地逃脱了险境，当下的情况却很不妙了。在她们藏身的掩蔽所里，寡妇英格被一名野蛮的士兵粗暴地侵犯了。那名士兵声称在德国军队入侵苏联以后，她的母亲被强行带去了柏林，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多拉得以幸免是因为她说自己有肺结核，随后她发现苏联人确实非常害怕肺结核。但英格又被侵犯了一次，身体受到严重伤害，导致她无法正常行走。多拉跑到街上，找到一个像军官的人，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方冷淡地看着多拉，说道：“德国人在苏联干的事情比这坏得多，这只是士兵们纯粹的报复行为。”
17岁的埃莱娜·马耶夫斯基和19岁的薇拉·翁格纳德，既见识到了苏联人好的一面，也见识到了他们坏的一面。当劫掠和强奸开始在蒂尔加滕地区出现的时候，一名年轻的苏联士兵实际上就睡在她们地下室的门外面，以确保他的同胞们不能进来。在他离开后的当日，七八个苏联士兵进入了姑娘们的房间，要求她们去参加苏联人在隔壁举行的一个聚会。姑娘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无论如何，一开始她们也看不出害怕的真正理由。举行聚会的地方原先是一间卧室，屋子里有大约30名军人，但那里的一切看来似乎都足够无害。床被推到了墙边，为一张长条桌留出了空间，桌子上铺着亚麻桌布，摆放着银质的枝形烛台和玻璃器皿。一名年轻的金发军官正在留声机上播放英国唱片，他朝姑娘们微笑着说道：“尽情吃喝吧。”埃莱娜坐在桌旁，但薇拉突然想离开了，不知为何，她觉得这似乎并不是那么单纯的聚会。
她想离开，一个站在其他人后面的士兵笑嘻嘻地阻止了她，接着一个苏联人对她说：“和30个军人在一起你就死定了，和我在一起你就不会死。”这时，对薇拉来说，这次聚会的目的已没什么可怀疑的了。但她同意和那个士兵单独离开，不仅是因为从一个人手里逃脱要容易一些，同时也因为只应付一个人要确实好过应付30个人。她熟悉这个社区的角角落落，如果能逃走的话，他们永远也找不到她。但那个士兵一点也不给她机会，他抓着她的头发，拽着她朝一个空房间走去。她扭动着、尖叫着，用手乱抓。在路上她挣脱了，并设法把他绊倒在地。为了能跑得快点她还踢掉了高跟鞋，光着脚从满是碎玻璃渣和瓦砾的后院跑了过去，一直跑到普特利茨大街的废墟里。在那里，她拼命在泥地里挖了一个洞，把一个被丢弃的水桶盖在自己头上，决心待在那里一直到死。
埃莱娜仍然待在聚会现场，她感到心神不宁，但同时也感到了饥饿。桌子上有成堆的鱼子酱、大条白面包、巧克力，还有那些苏联人正在生吃的大块牛肉。他们还一口气整杯整杯地喝伏特加，醉得愈加厉害。最后，埃莱娜瞅准机会轻轻地从桌子边站起身来，溜了出去，令她高兴的是没有人跟着她。但在下一个房间里，一个留着翘八字胡须、满脸凶相的士兵一把抓住了她，把她拖进了一间小接待室。他把她扔在地上，扯开了她穿着的连体工装。她昏了过去。过了很长时间，她醒了过来，把那个喝醉后睡着的人从她身上推开，痛苦地爬出了房子。和薇拉一样，埃莱娜也躲了起来，她在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在一个大厨灶的后面找到了避难处。
少年鲁道夫·雷施克，就是那个把希特勒玩偶斩首的孩子，他当场救下了自己的母亲，使她免遭侵犯。当时一个苏联人想把雷施克太太拖走，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与鲁道夫和他的妹妹克丽斯塔的拔河比赛。苏联人越是拉他们母亲的胳膊，鲁道夫和克丽斯塔就越是拽着她的裙子不放，尖声哭喊着：“妈妈！妈妈！”苏联人最后放弃了。
有些妇女纯粹是靠着凶猛的抵抗，迫使苏联士兵放弃了尝试，不得不转到别处寻找目标，从而使自己免遭强暴。约伦塔·科赫被一个苏联人哄骗进了一栋空房子，那个苏联人让她相信里面有个人受了伤。房子里有另外一名士兵，他一把抓住她，想把她扔到床上。她拼命抵抗挣扎，最后那两个人只好把她放了。
她的邻居舒尔茨太太就不这么幸运了。舒尔茨太太被枪威逼着，当着她无助的丈夫和15岁的儿子的面被强暴了。那些苏联人离开后，几乎疯癫的丈夫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然后自杀了。
在达勒姆宗教会所，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听说，一名三个孩子的母亲当着她家人的面被拖走，被强暴了整整一夜。天亮后她被放了出来，当她匆匆回到孩子身边，却发现她的母亲和兄弟勒死了三个孩子后已经上吊自杀了，于是那个精神崩溃的女人也割腕自杀了。
达勒姆宗教会所的修女们现在24小时不停地工作，避难者以及苏联人的兽行令她们不知所措。有一个苏联士兵想奸污会所的乌克兰厨娘列娜，当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出面阻止的时候，火冒三丈的他干脆拔出手枪向她开火，幸运的是喝得酩酊大醉的他射偏了。其他士兵则冲进了产科病房，尽管修女们全力阻拦，他们还是多次强暴了孕妇和刚刚生产的妇女。“她们的尖叫声日夜不停。”一个修女讲述道。院长库内贡德斯说，在这个社区，受害者包括70岁的老太太和10~12岁的小姑娘。她无力抵抗这些攻击，不过她把大楼里的修女和其他妇女召集在一起，重申了哈皮希神父对她们说过的话。“这里依旧还有其他事务，”她继续说道，“这就是我们的神圣的主的帮助。尽管出了这么多事，主还是把圣米迦勒留在了这里，不要害怕。”除此之外，她也无法给予她们其他安慰了。
在维尔默斯多夫区，盟军间谍卡尔·维贝格和他的上司亨宁斯·耶森—施密特，已经成功地向苏联人表明了身份。他们正在维贝格家外面同一个苏联上校谈话时，另一名苏联军官则在地下室里试图强奸维贝格的未婚妻英格。维贝格听见她的尖声大叫，冲了进去。邻居们喊叫着告诉他，那个人把姑娘带进了另外一个房间，还锁上了门。维贝格和苏联上校破门而入，此时英格的衣服被撕破了，那名军官连衣服都已经脱掉了。上校一把抓住那名军官，冲着他嚷道：“是美国人！是美国人！”随后把他押到外面，用手枪无情地敲打他。接着上校让那名军官靠墙站着，打算枪毙他。维贝格冲到两人之间，恳求上校饶那人一命。“你不能就这样对一个人开枪。”他说道。上校最终心软，那名军官被抓起来押走了。
苏联人的行为简直肆无忌惮。在波茨坦附近的巴伯尔斯贝格（Babelsberg）的国际红十字会仓库，英国战俘就在那里工作，醉醺醺的苏军士兵以开枪为乐，毁坏了数千个装有药品、医疗用品和提供给伤病军人的各种营养食品的包裹。“他们闯了进来，”约翰·埃亨下士回忆道，“进入一间地下室，看见大堆的包裹后干脆用冲锋枪扫射那些物资。各种各样的液体从被打碎的包裹里倾泻而出。那场面令人难以置信。”
在仓库的旁边是全球电影股份公司（UFA）[22]的大摄影棚。亚历山大·科拉布是一名身居柏林的外国学生，他看见上百名酩酊大醉的士兵破门进入服装部，而后又出现在街道上，穿着“各种各样用作电影道具的奇装异服，从带有白色轮状硬领的西班牙紧身上衣，到拿破仑时期的军服和帽子，再到撑裙，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他们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在街道上翩翩起舞，还不断朝天射击，而与此同时战斗仍在激烈进行”。
数以千计的苏联军人似乎此前从未进过大城市。他们把电灯泡拧下来仔细包装好，准备带回家，因为他们误以为那些灯泡里面有光，到哪里都能发亮。由于同样的原因，水龙头被从墙上生生拧了下来。对许多人来说，浴室里的喷淋设备是种神秘的事物。他们有时用抽水马桶洗土豆，削土豆皮，却不知道拿浴缸来做什么，结果上万支浴缸干脆被扔出了窗外。由于士兵们不知道浴室是干什么用的，又找不到户外厕所，于是就随地大小便。有些苏联人做出了努力，格尔德·布赫瓦尔德发现，“我妻子的十多个玻璃广口瓶里面全都是尿，玻璃盖子还被牢牢地拧紧了。”
在夏洛滕堡区的舍林制药和化学股份公司，格奥尔格·亨内贝格教授惊恐万状地发现苏联人闯进了他的实验室，还拿着实验用的鸡蛋玩抛接球游戏，而那些鸡蛋都已经感染了斑疹伤寒细菌。大惊失色的亨内贝格最终找到了一名苏联上校，上校命令那些士兵从大楼里出去，然后把大楼上了锁。
在这一切无谓的抢劫和暴行当中，战斗仍然在激烈进行着。处于战斗中心的，是几乎被困难重重的保卫者和受到骚扰的人民所忘却的元首地堡及其居住者。
地堡里的生活已经呈现出一种漫无目的的迷梦般的感觉。“那些还留在那里的人，”希特勒的秘书格特鲁德·容格（Gertrud Junge）后来讲述道，“一再期待着能有某种决定，但什么也没有。地图摊放在桌子上，所有的房门都敞开着，谁也无法再入睡，谁也不知道日期或者时间。希特勒无法忍受单独待在一个地方，他不停地在那些小屋子里走来走去，和仍留在那里的每个人谈话。他提到自己就要死了，末日即将到来了。”
在此期间，戈培尔一家搬进了地堡。戈培尔的孩子们在玩耍，为“希特勒伯伯”唱歌。
看来没有任何人怀疑希特勒打算自杀，他经常谈到自杀。每个人同样还充分意识到，玛格达和约瑟夫·戈培尔在计划结束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6个孩子：黑尔佳、霍尔德、希尔德、海德、黑达以及赫尔穆特的生命。唯一毫不知情的人，是孩子们自己。埃尔温·雅库贝克（Erwin Jakubek）是地堡里的一名侍从，孩子们告诉埃尔温，他们要通过长途飞行离开柏林。最大的孩子黑尔佳说道：“我们要打针，预防晕机。”
戈培尔太太有一颗牙齿发炎，于是从总理府下面的医院地堡里请来了牙医赫尔穆特·孔茨。他拔掉了那颗臼齿。完事后玛格达对医生说道：“孩子们绝不能活着落入苏联人的手中，如果更糟变成了最糟，而我们又出不去，那你必须得帮我。”
埃娃·布劳恩听说孔茨替玛格达拔了牙，于是提出也许他也能够帮助自己解决一些牙齿上的问题。随后，她突然想起了什么，于是对他说道：“哎呀，我都忘了，还有什么必要呢？几个小时以后，一切都将结束了！”
埃娃打算服用毒药。她拿出了一颗氰化物胶囊，说道：“就是这么简单——你只要把它咬破，一切就都结束了。”路德维希·施通普费格尔（Ludwig Stumpfegger）是希特勒的医生之一，他碰巧在场，于是说道：“那么你怎么知道它会奏效？你怎么知道里面有毒药？”这话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于是大家立即拿出一颗胶囊在希特勒的狗布朗迪身上试用。孔茨说，施通普费格尔用一副镊子在狗的嘴里把胶囊夹碎，那只动物立即毙命了。
美国太平洋时区4月27日下午[23]，距柏林大约10 000公里之外的旧金山市，一个坐在打字机面前的人无意中给予了希特勒最后一次打击。他名叫保罗·斯科特·兰金（Paul Scott Rankine），是路透社的一名记者，他正在该市报道联合国组织的成立大会。那天，他从英国资讯服务(BIS)的负责人杰克·威诺库尔（Jack Winocour）那里得知，希姆莱提出要与西方盟军和谈，而威诺库尔又是直接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那里获悉的。兰金把这份报道发了出去，在几分钟之内就在全世界传播开了。
正是这个报道，令希特勒首次了解到希姆莱的变节行为。这个消息是夜间送到他那里的，当时他正在与魏德林、克雷布斯、布格多夫、戈培尔以及戈培尔的助手维尔纳·瑙曼一起开会。按照魏德林的说法，“瑙曼被叫去接电话，没过多久他就回来告诉我们，根据斯德哥尔摩电台的德语广播，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已经开始与英美盟军最高统帅部谈判了。”
希特勒摇晃着站了起来，面如土色。“他盯着戈培尔博士看了半天，”魏德林说，“然后用谁也没法听明白的音量低声咕哝了点什么。”他似乎气得目瞪口呆。“我后来看见了希特勒，”格特鲁德·容格说，“他面色苍白，眼睛凹陷，看上去似乎失去了一切。”他确实是失去了一切。“今天晚上我们肯定得掉眼泪了。”埃娃·布劳恩告诉格特鲁德和希特勒的另外一位秘书。
希姆莱在元首地堡的联络官是汉斯·赫尔曼·费格莱因（Hans Georg Otto Hermann Fegelein）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兼武装党卫军中将，他娶了埃娃·布劳恩的妹妹，成了希特勒的连襟。他立即被怀疑参与了希姆莱的叛国行动。而费格莱因几天以前就从地堡里消失了。经过搜寻后发现他在家里，换了便装正准备离开柏林。他被送回地堡关了起来。现在希特勒得出结论，费格莱因计划离开柏林与希姆莱的叛国有密切联系。按照奥托·京舍二级突击队大队长的说法，“费格莱因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在28日到29日夜间被处决了，他的大姨子拒绝替他求情。”
现在，对希特勒来说，最后的时刻显然临近了。到黎明时分，他已经口授了他的个人遗嘱和政治遗嘱，把政府大权交到了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和约瑟夫·戈培尔的手中。邓尼茨任元首，戈培尔任帝国总理。他还娶了埃娃·布劳恩。“婚礼结束以后，”格特鲁德·容格回忆说，“希特勒和他的新娘坐了一个小时，和他们在一起的是戈培尔夫妇、克雷布斯将军和布格多夫将军、瑙曼博士，以及空军上校尼古劳斯·冯·贝洛。”格特鲁德·容格只和这群人一起待了15分钟，时间足以“向新人表达最美好的祝愿”。她说：“希特勒谈到了民族社会主义的结束，他现在认为，民族社会主义是不能轻易恢复的。他说，‘对我来说，死亡只是意味着从担忧和艰难困苦的生活中解放出来，我被我最好的朋友们欺骗了，我遭受了背叛’。”
在那一天，希特勒还得到了更多的坏消息。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被游击队抓获并处死，脚跟朝上倒挂着暴尸。那天晚上，希特勒向地堡里的每一个人告别。第二天，苏联人的坦克已经近到离这里只有数百米的地方，他断定那个时刻到了。他和自己的两位秘书以及素食者厨师共进了午餐，侍从埃尔温·雅库贝克记得，最后一顿饭吃的是“浇着清淡酱汁的意大利面条”。午餐后希特勒再次告别，他对格特鲁德·容格说道：“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步了，结束了。再见。”埃娃·布劳恩拥抱了这位秘书，说道：“代我向慕尼黑致以良好的祝愿，把我的狐皮大衣拿去做纪念吧，我一直喜欢穿得好的人。”然后他们走进了自己的住处，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奥托·京舍在希特勒准备自杀的时候，守卫在通向其套房的接待室门外。“那是我所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他后来回忆道，“时间大约是15点30分或者15点40分。我尽力不动感情。我知道他不得不自杀，没有别的出路。”
当他等待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令人扫兴的事情，忧心如焚的玛格达·戈培尔突然冲到了他的面前，要求见元首。京舍没能劝阻她，于是敲开了希特勒的房门。“元首正站在书房里，埃娃不在房间里，不过在浴室里有自来水的流动声，因而我认为她是在那里。他因为我的闯入而对我非常恼火，我问他是否想见戈培尔太太。‘我一点也不想再跟她说话了。’他说道。我离开了。”
“5分钟以后，我听见一声枪响。”[24]
“鲍曼首先走了进去，我跟在希特勒的贴身侍从林格后面。希特勒坐在长沙发的一端，脸上全是血。埃娃躺在长沙发的另一端，她脱掉了鞋子，把鞋子整齐地摆放在长沙发的一头。房间里有两支枪，一支是瓦尔特PPK手枪，那是希特勒的；另一支是他始终装在口袋里的小一些的手枪。埃娃穿着一件有着白色领子和白色袖口的蓝色连衣裙，她的眼睛大睁着，房间里有一股浓烈的氰化物的恶臭味。那味道太强烈了，我觉得我的衣服此后几天都带着这种味道——不过这也可能只是我的想象。”
“鲍曼什么也没有说，但我立即走进会议室，戈培尔、布格多夫以及其他一些我现在已经记不清的人坐在那里。我说‘元首死了’。”
过了一小会儿，两具尸体都被毯子包着，放进了地堡入口不远处一个临时挖出来的浅坑里，旁边就是废弃的水泥搅拌机。尸体被浇上汽油点着了。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发现，在尸体被点着之后，“我们仍然被希特勒的存在束缚了”。地堡的进气口吸入了燃烧着的尸体的气味，把它吸进了房间里。“我们无法摆脱它，”肯普卡回忆说，“闻起来就像燃烧着的熏肉的味道。”
夜幕降临的时候，新任总理约瑟夫·戈培尔做出了就任以来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他决定尝试就城市的投降进行谈判——按照他本人的条件谈判。一条无线电信息用苏联红军的频率发了出去，要求会谈。苏联人很快就做出了回应。他们同意接待特使，并且专门指定了一个地方，让德国军官从那里通过他们的防线。
就在午夜之前，汉斯·克雷布斯上将以及魏德林的参谋长特奥多尔·冯·杜夫芬（他刚刚晋升为上校），走过了废墟，在一名翻译和两个士兵的陪同下，到达了苏军阵地。士兵接待了他们，要求验看他们的身份证件，并试图缴下他们的手枪。克雷布斯的俄语说得很流利，他严厉地说道：“一个有勇气的对手应该被允许在谈判的时候带武器。”那些苏联士兵尴尬了，最后允许他们保留随身武器。
他们被一辆小汽车送到滕佩尔霍夫区的一幢公寓楼，带进了一间小餐室。屋中的家具仍然体现出平民住处的痕迹——一条长桌子，一个靠墙的大衣柜，几把椅子，对面墙上挂着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石版画，屋子里还有几部野战电话机。在克雷布斯和冯·杜夫芬看来，那个地方似乎都是高级军官。由于彼此没有互致问候，苏联人也没有自我介绍，因而克雷布斯也就无从知晓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上将，他是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克雷布斯更无从知晓，其他的苏联“军官”是两位战地记者、崔可夫的副官（他也是崔可夫的小舅子）以及两位翻译。[25]实际情况是，崔可夫被德国人突然提出的会谈要求搞得措手不及，没来得及把他的整个参谋班子都召集过来。
克雷布斯首先要求能够与“苏联首席谈判代表”进行私下会晤。崔可夫从他面前的盒子里取出一支长长的苏联香烟，点上后随意地挥动着，指着坐在他周围的人说：“这是我的参谋班子——这是我的军事会议。”
克雷布斯继续提出异议，但最后他还是让步了。“我的使命，”他说道，“是送交一个信息，它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而且属于绝密。我想让你知道，你是第一个得知这一信息的外国人，在4月30日希特勒自杀身亡了。”
对崔可夫来说这确实是新闻，但他眼睛眨都不眨地说道：“这消息我们已经知道了。”
克雷布斯震惊了。“你怎么会知道？”他问道，“希特勒刚刚在几个小时以前自杀身亡。”希特勒在29日娶了埃娃·布劳恩，她也自杀身亡了，他们的尸体被焚烧并掩埋了。他解释说，这发生在元首地堡。崔可夫再次克制住了自己的惊讶。不论是他还是苏联红军司令部里的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他们也从未听说过埃娃·布劳恩。
然后，他们开始进行艰难的谈判。克雷布斯告诉崔可夫，希特勒留下了一份遗嘱，并在遗嘱中任命了继任者。他把一份遗嘱副本递给了眼前的这个苏联人，表示当前的问题是不可能有完全的投降，因为邓尼茨——那位新任元首——不在柏林。克雷布斯提议，第一步，应该是停火或者部分投降，在那以后也许邓尼茨政府就可以直接与苏联人进行谈判。崔可夫在匆匆地给朱可夫打了电话以后，断然拒绝了这个试图分裂盟军的提案（这个决定后来又得到了莫斯科的确认）。
谈判进行了整整一个通宵。到黎明时分克雷布斯从苏联人那里得到的一切只是一个要求：这座城市立即无条件投降，加上地堡里的所有人亲自出来投降。
当克雷布斯留下继续同崔可夫谈判的时候，冯·杜夫芬冒着危险穿过战线返回，其间遭到了党卫军部队的枪击，一个苏联中校又把他拉到了安全的地方。他终于回到元首地堡后，告诉戈培尔苏联人坚持无条件投降，这令戈培尔激动起来。“这我永远，永远也不会同意！”他叫道。
由于双方都不肯让步，谈判破裂了。地堡里一片恐慌。现在，似乎在这个地区苏联人的每门大炮都直接瞄准了帝国总理府。冯·杜夫芬后来推测，这是克雷布斯泄露了地堡的位置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对那些被围困在元首地堡里的人来说，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自杀或者突围。每个人都立即开始制订计划，他们将分成数个小组离开，穿过总理府大楼以及庭园底下复杂的隧道和地堡；从那里，他们将沿着地铁系统到达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他们希望在那里能与一支战斗部队会合，那支部队会把他们送到北方。“一旦我们突破苏联人在施普雷河北边的警戒线，”戈培尔的助手维尔纳·瑙曼后来回忆说，“那么我们肯定能安全地朝任何方向走。”
有些人则做出了另外的选择。
戈培尔一家选择自杀。维尔纳·瑙曼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曾经试图劝阻玛格达·戈培尔，但她不为所动。现在，时候到了。5月1日，大约17点30分[26]，瑙曼正在与戈培尔以及他的妻子谈话，这时玛格达突然“站起身来，走进孩子们的房间。过了一小会儿，她回来了，面色苍白，浑身颤抖”。紧接着，戈培尔开始道别。“他对我说了几句私人的话——没有政治上的或者有关后事的话，只是说再见。”瑙曼后来回忆说。当戈培尔离开地堡的时候，他要求自己的副官京特·施韦格曼，在他死后把他和他家人的尸体烧掉。然后，在瑙曼的注视下，约瑟夫和玛格达·戈培尔缓缓地上了楼梯，进入了花园。戈培尔戴着帽子和手套，玛格达“颤抖得很厉害，几乎无法爬上楼梯”。没有人再看到他们活着。
孩子们也死了，而且是死在一个最不可能是杀手的人手里。“在约瑟夫和玛格达·戈培尔自杀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瑙曼说道，“只有一个人进入了孩子们的房间，而那个人就是玛格达本人。”
那些突围出去的人里面，很多人的遭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有些人被打死了，还有些人在几个小时之内落入了苏联人之手，希特勒的贴身警卫奥托·京舍后来作为战俘被苏联人关押了十年[27]。有些人很快成了伤亡者，比如飞行员汉斯·鲍尔（Hans Baur），他拿着希特勒送给他的腓特烈大帝的肖像画，被炮弹炸掉了一条腿，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苏联人的医院里，画像也不见了。其他人，比如马丁·鲍曼，则神秘地消失了。少数几个人确实是逃脱了，或者几乎和逃脱的结局差不多一样好——落入了英美盟军的手中。
有三个人待在地堡里，自杀了。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布格多夫上将、陆军总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上将，以及地堡警卫部队的弗朗茨·舍德尔（Franz Schedle）一级突击队中队长。
现在，由于别的当权者全都不在了，这座城市、城市保卫者以及城里民众安全的全部责任，就落在了一个人——卡尔·魏德林将军——的身上。眼下柏林成了一个燃烧着的浩劫之城，守军被压迫到了城市最中心的区域，在菩提树下街和威廉大街上有坦克，在整个蒂尔加滕地区和动物园里都有战斗。苏军炮兵从东西轴心大道猛轰城市。部队待在亚历山大广场和弗里德里希大街的地铁车站里，而帝国国会大厦里面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魏德林发现，除了投降别无他法，不过他仍然觉得应该通知他的部下。他召集手下的指挥官们开了个会，说明了形势。“我告知他们，”魏德林说道，“在过去的24小时里发生的事件以及我的计划，最后我让他们每个人选择另外一条出路，但他们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不过，那些想要突围的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去尝试。”
5月2日凌晨接近1点的时候，苏联红军近卫步兵第79师收听到了一个无线电呼叫。“注意，注意，”那个声音说道，“这是第56装甲军。我们请求停火。柏林时间0点50分，我们将派出停战谈判代表到波茨坦桥，识别记号——一面白旗。等待回答。”
苏联人回答道：“明白你的意思。明白你的意思。正在把你的要求上报给参谋长。”
收到这个信息以后，崔可夫将军立即命令停火。5月2日0点50分，魏德林的参谋长冯·杜夫芬上校以及另外两名军官，打着白旗来到了波茨坦桥。他们被带到崔可夫的司令部。不久后魏德林也来了。那天晚些时候，全城各地的高音喇叭播放了魏德林的命令，宣布战事结束了。“战斗每持续一个小时，”魏德林在命令中说，“都在增加柏林的平民和我军伤员的可怕苦难……我命令立即停止战斗。”尽管零星的交火还将持续几天，但柏林之战已经正式结束了。那天下午，冒险到共和国广场的人能够看到红旗在帝国国会大厦上面飘扬。4月30日下午1点45分，当时战斗还在进行，红旗就已经在那里升起了。
尽管苏联人知道元首地堡在帝国总理府的下面，但找到它的位置还是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街上的人被拉了过来给搜索者带路，摄影师格哈德·门策尔（Gerhard Menzel）就是其中被询问的一位。他从未听说过那个地堡，不过他还是和一群士兵一起去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帝国总理府。在迷宫般的地下室和通道里，苏联工兵用探雷器开路，每当一个房间或者走廊被探测完毕，其他士兵就把文件、档案和地图收集起来。苏联人突然送给门策尔一副他们找到的望远镜，并要求他离开。他们已经来到元首地堡了。
他们首先发现的是布格多夫将军和克雷布斯将军的尸体。这两名军官在走廊休息室里，坐在一张满是酒杯和酒瓶的长条桌面前。他们是用手枪自杀的，制服口袋里发现的身份证暴露了他们的身份。
鲍里斯·波列伏依少校是最早进入元首地堡的搜索队中的一员，他们迅速对整个地堡进行了检查。在一间墙上安装着普尔曼式卧铺床[28]的小屋子里，他发现了戈培尔一家。约瑟夫和玛格达的尸体被放在地板上。“两具尸体都被焚烧过了，”波列伏依说道，“只有约瑟夫·戈培尔的脸还能认出来。”要搞清楚他们俩的尸体是怎么到那里去的，苏联人后来还费了不少事。大概在尸体被部分火化之后，有人又把他们的尸体送回地堡里了，但苏联人一直都没有弄清楚到底是谁干的。孩子们也在那里，“看见那些孩子让人感觉糟糕透了，”波列伏依少校说道，“唯一似乎挣扎过的孩子是老大黑尔佳，她的身上有瘀伤。孩子们全都死了，但其他孩子是平和地躺在那里死去的。”
苏联医生立即检查了那些孩子。他们的嘴上有灼伤的痕迹，这使得医生们认为，孩子们先是服用了安眠药水，等睡着后再被氰化物胶囊毒死，毒胶囊是从牙齿之间塞进去的。从黑尔佳的瘀伤来看，医生们猜测在下毒的时候她醒了，于是挣扎起来，因而不得不把她按住。尸体被抬出来，送到总理府的荣誉法庭，拍照备案，并加上标签说明身份。这时波列伏依最后一次在这间死亡之屋里四下看了看，地板上丢着孩子们的牙刷，以及一管压扁了的牙膏。
一支由专家组成的特殊小队几乎立即就发现了希特勒的尸体，他被掩埋在一层薄薄的土下面。鲍里斯·谢苗诺维奇·杰利普霍夫斯基将军是一位苏联历史学家，他确信那就是元首。“尸体被烧焦得很厉害，”他说道，“但头颅却完整无缺，尽管头的后部被子弹打碎了。牙齿脱落了下来，就在头的旁边。”
不过一些疑问开始出现了。在同一个地方又发现了一些尸体，其中一些尸体也被焚烧了。“我们发现了一个穿制服的男性尸体，他的相貌与希特勒相像，”特洛普乔夫斯基说道，“但他的袜子上有缝补过的破洞。我们断定这不可能是希特勒，因为我们认为帝国元首不会穿缝补过破洞的袜子。还有一个人的尸体，他刚死不久，但尸体并没有被烧过。”
当第一具尸体放在第二具尸体旁边的时候，这两个人极为相像的事实就更令人困惑了。于是总理府的警卫和其他德国人被叫来对尸体进行辨认，但他们要么认不出来，要么不愿意辨认。几天以后，瓦西里·丹尼洛维奇·索科洛夫斯基（Vasily Danilovich Sokolovsky）大将命令对每具尸体进行牙科检查。弗里茨·埃希特曼（Fritz Echtmann）和克特·霍伊泽尔曼被找来，他们曾是在希特勒的牙医布拉施克诊所里工作过的牙科技师。埃希特曼被带到埃伯斯瓦尔德附近的菲诺（Finow），差不多位于柏林东北40公里处，他被要求画出希特勒口腔牙齿的素描图，画完以后他的询问者们便带着素描图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过了一小会儿他们回来了。“它们是相符的。”埃希特曼被告知。随后苏联人把希特勒的整个下颚和假牙上的齿桥拿给这位技师看。
克特·霍伊泽尔曼是在5月7日被找来的，她立即对下颚和假牙上的齿桥进行辨认。她和布拉施克几个月前干的活是很容易确认的。苏联人给了克特一包食品，又派人开车把她送回柏林。两天后她又被找去，这次被带到了埃尔克讷。树林中的一块空地里有排敞开的坟墓，里面的尸体清楚可见。“辨认他们。”和她在一起的那个苏联人说道。克特一下子就认出了约瑟夫·戈培尔和他的孩子们的尸体。“女孩子仍然全都穿着法兰绒睡衣，料子上印有小小的红色玫瑰和蓝色的花。”她说。玛格达·戈培尔则不见踪迹。
显然，由于她对希特勒的牙齿做了确认，克特·霍伊泽尔曼在此后的11年里一直待在苏联的监狱里，大部分时间是单独监禁。
希特勒残留的尸体又该怎么处理呢？苏联人声称就在柏林外面火化了，但他们又不说是在什么地方。他们说，他们从来也没有找到埃娃·布劳恩的尸体，尸体一定是被火完全烧光了，任何在正常情况下可用来辨认其身份的部分，都在对政府大楼的猛烈炮击中被毁灭或者炸散了[29]。
4月30日清晨，戈特哈德·海因里希正行走在指挥部的走廊里，准备永远离去的时候，一位年轻的上尉迈步走到他的面前。“将军，”他说道，“您不认识我，我一直在作战部工作。和其他人一样，我也知道您被免职了，奉命去普伦（Plön）报到。”
海因里希没有说话。
“我恳求您，”年轻的上尉说道，“不要急着去那里。”
“你想说什么？”海因里希问道。
“几年前，”上尉说道，“在施瓦本格明德（Schwäbisch Gmünd），星期日做完礼拜后从教堂走出来的人中，我经常走在乐队的后面。当时您还是少校，长官。我后来与您当时的副官非常熟悉。”
海因里希说道：“是的——隆美尔。”
“好吧，长官，”上尉继续说道，“我希望您能原谅我说的话。我不想让与隆美尔元帅相同的命运，再突然降临到您的身上。”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海因里希问道，同时严厉地看着他，“隆美尔是战死的。”
上尉回答说：“不，长官，他不是战死的，他是被迫自杀身亡的。”海因里希盯着他。“你怎么会知道的？”他厉声说道。
“我是隆美尔的副官，”那个军官告诉他，“我叫赫尔穆特·朗。我恳求您，尽可能慢一点开车去普伦。这样的话，等您到那里的时候，战争大概就结束了。”
海因里希犹豫了一下，握住了朗上尉的手。“谢谢你，”他拘谨地说道，“非常感谢你。”
海因里希沿着走廊往前走着，直到出了大楼，他那规模不大的参谋班子已经在那里列队等候了。有人发出一声命令，于是全体向海因里希行军礼致敬。海因里希走到他们的面前。“我要感谢你们所有人。”他说道。将军的副官海因里希·冯·比拉上尉打开车门，海因里希上了车。冯·比拉上车后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普伦。”他说道。海因里希探过身来，拍了拍司机的肩膀。“我们不赶时间，慢慢开。”他说道。
第二天晚上，海因里希到达了位于普伦的兵营。当他走进房间时，一台收音机正在播音，广播突然中断了。在一阵低沉的隆隆鼓声之后，播音员宣布元首去世了，此刻的时间是5月1日晚上10点。
迪克西·迪恩斯准尉坐在他的德国看守查理·贡巴赫的旁边，两人一起听着新闻。那是很长时间以来迪克西听到过的最好的新闻。“……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斗中，元首在去世前战斗到最后一息。”播音员庄严地宣布。他和贡巴赫此时在劳恩堡（Lauenburg）东边的某个地方，躲在一栋房子的地下室里，就在德军战线后方。德籍房主一家人全在这里。妻子听到这个消息后泪流满面，迪恩斯克制住了自己的欣喜。尽管元首可能已经死去，但战争却还没有结束。德军战线就在前方，迪恩斯得穿越那些阵地，那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炮火很猛烈。
所有人都在这个不怎么舒服的地方安顿下来过夜。迪恩斯很快便进入了梦乡。一连几天他一直试着骑自行车穿过该地区，进入英军的防线，现在只需要一点运气，他就可能做到——只要他能够说服遇到的下一批德国兵，让他通过就行。这是迪恩斯睡着前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
几个小时以后，随着一阵摇动，他醒了过来。一支斯登冲锋枪正顶在他的肋骨上，一个声音说道：“嘿，伙计，站起来。”迪恩斯抬起头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名长相凶狠的英军士兵的脸庞，他是英军第6空降师的伞兵。当天夜间，当他们正在睡觉的时候，英军攻占了该地区。大喜过望的迪恩斯跳了起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后，他和贡巴赫被押回连部，接着先是被带到师部，然后又被送到军部。最后，他们见到了第8军军长伊夫林·休·巴克（Evelyn Hugh Barker）中将。
迪恩斯迅速说明了形势。“有12 000名英国皇家空军战俘在朝前线行军，”他急切地说道，“我们的飞机正在朝他们开火！”他让巴克中将看他把那些人留在了什么地方。将军大吃一惊，匆忙拿起电话取消了原定对这个地区进行的另一次空中打击。“现在一切都会好的，”巴克中将说道，显得如释重负，“我们会在接下来的48个小时内占领这个地区，你最好休息一下。”
“不，长官，”迪恩斯说道，“我向奥斯特曼上校承诺过我会回去的。”
巴克吃惊地看着他。“这是不是有点蠢呢？”他问道，“不管怎么说，我们到那里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
但迪恩斯仍然坚持。“那好吧，”将军说道，“我给你一辆挂红十字会旗的车，这也许能让你顺利通过战线。告诉你遇见的那些德国兵，他们现在最好放弃抵抗。”
迪恩斯行了军礼。他路过参谋长办公室的时候四下张望，“我的德国看守查理·贡巴赫在哪里？”他问道。有人告诉他说：“他被送去战俘营了。”迪恩斯怒了。“没有他我就不离开这里，”他咆哮道，“我用了我的名誉做担保的。”查理被迅速送了回来。于是他们乘坐一辆缴获的梅赛德斯汽车动身了，车篷上挂着一面红十字会会旗。
两天以后，迪克西·迪恩斯与他的人一起行军抵达了英军战线。他的那些由苏格兰风笛手领头、骨瘦如柴、疲惫不堪的英国皇家空军官兵高昂着头，迈着整齐的脚步进入英军占领区的时候，人们都站着行注目礼。奥斯特曼上校和他手下的看守们现在被羁押起来，迪恩斯和他的一些难友陪同他们一起来到英国人的战俘营地门口。这两群人相向列队立正，奥斯特曼迈步向前，和迪恩斯互致军礼。“再见，奥斯特曼上校。”迪恩斯说道。“再见，迪恩斯先生，我希望我们能再次相逢。”奥斯特曼说道。然后迪恩斯重复道：“立正！”随后奥斯特曼和他手下的看守们齐步走进了英国人的战俘营大门。当查理·贡巴赫走过去的时候，他还挥手致意。
致命的火力毫不留情地从四面八方射来。布塞四处走动，朝他的手下大声吼叫着：“站起来！继续前进！只剩下几公里了！温克正等着我们！”布塞太疲倦了，不但弄不清现在是几点，甚至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第9集团军一直朝着温克所部的方向攻击前进，仿佛打了几个星期一样。弹药所剩无几，火炮全丢光了，只剩下一些迫击炮，仅存的几挺机枪也基本上打光了子弹。无论布塞往哪里看，映入眼帘的都是处于崩溃之中、无法继续前进的人们。他和军官们倾尽全力，才能让他们继续向前走。而加入行军队列的成千上万的难民，使得本已很麻烦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食品短缺，甚至连他自己的部下也没有足够的食品。
温克可能就在几公里以外的地方，但苏联人的抵抗仍然十分顽强。布塞把剩下的最后一辆坦克召了过来，他一直保留着这辆坦克，等的就是这个时刻。他要沃尔夫·哈格曼（Wolf Hagemann）中将率先冲出去。哈格曼跳进坦克，告诉驾驶员加速。坦克奋力前进，轰鸣着越过了一条壕沟和崎岖不平的地面。突然间哈格曼看见苏联军队在他们面前四散逃走了。他四下张望，寻找可以用来射击的东西。车载机枪没有子弹了，他抓起一支冲锋枪开始朝撤退的苏军士兵连续射击。
随后，他听见了从另一个方向传来的枪炮声——是从苏联人的背后传来的，那是温克的部下！这个会合来得太突然了，结果谁都没能真正记住这事后来是怎么结束的。精疲力竭的人们只是彼此倒在对方的怀里。温克和布塞会合了。
“第9集团军的人太疲惫了，消耗太大了，状态糟糕透顶，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温克后来回忆道。当他站在那里查看队伍的时候，有个人离开队列朝他走来。出现在温克眼前的是一个眼窝深陷、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军人。几乎直到那人走到他眼前，温克才认出来这是特奥多尔·布塞上将。他们无言地握着手，随后温克开口说道：“感谢上帝，你到这儿了。”
5月7日，这两个集团军又回到了易北河畔，有10万多人渡河来到西岸，当了美国人的俘虏。布塞的部队原先有20万人，只有4万人幸存了下来。
德国新闻机构越洋新闻社发出的最后一个消息，是用法语发出的，内容是“Sauve qui peut”——各自逃命吧。柏林人接受了这个提议。坦克、部队、婴儿车、汽车、马车、人员运输车、自行火炮，骑马的人，成千上万步行的人，他们通过那些通向施潘道区的桥梁，蜂拥着离开柏林。这场规模庞大的集体大逃亡一直持续了很多个小时。投降书可能已经签字了，但射击仍然在继续，逃亡者尽全力逃跑。逃亡中的德国人偶尔会遭到炮击，很显然，北边和南边的苏联炮兵尚未接到停火命令。
年轻的布丽吉特·韦伯乘坐由她岳父的司机驾驶的汽车，从柏林出发时她穿着毛皮大衣，脚下放着一篮子祖传的银器。后来汽车被前往施潘道区的人流挤得动弹不得，短短几公里路花了十个半小时。她最终不得不放弃汽车，就像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步行向西跋涉。
16岁的阿里贝特·舒尔茨吃惊地发现，他又再次见到了那名党卫军的官方刽子手。在一个急救掩蔽所里，舒尔茨就躺在那个红头发的家伙旁边。瘦高个的党卫军射手的胃部被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痛苦地尖叫呻吟了16个小时才死去。
当挤满了道路的庞大人流向着那些桥梁移动的时候，炮弹不时地在人群之中落下。希尔德加德·潘策尔与库尔特·阿赫上尉一起逃亡，阿赫帮助她领着两个孩子，9岁的沃尔夫冈和5岁的黑尔佳。她与这双年幼的儿女在人流中挤散了，她再也没有见到他们。据估计，在这场疯狂的集体大逃亡中，总共约有2万人死去或受伤。
最后，炮弹不再落下，难民们把枪炮声留在了身后。他们继续走了一段路以确保这一点，然后都躺倒在地。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哪里倒下，就在哪里睡着了——田野里，沟渠里，空屋子里，废弃的车辆里，道路的路肩部，甚至就在道路上。他们现在安全了，最后一役结束了。
“阿布！阿布！”海因里希·施瓦茨在遭到可怕破坏的动物园里四处走着。他想，现在什么都没有留下，动物园永远也不会再成为原先的样子了。死亡的动物和瓦砾到处都是。他朝池塘走去，一路上叫着“阿布！阿布！”
一阵拍打翅膀的声音传来，在空了的池塘的边上，那只罕见的鹳“阿布·马库博”正单腿站立，看着施瓦茨。他绕过池塘，抱起这只鸟。“一切都结束了，阿布，”施瓦茨说道，“一切都结束了。”他抱着这只鸟离去了。
安茨慢慢地从维尔默斯多夫区的地下室里走了出来，这是自4月24日以来，她第一次来到阳光之下。街道上出奇地安静，“一开始，由于不习惯亮光，我眼前全是黑圈，什么也看不清。接下来我四下张望，阳光明媚，春天来了，树开花了，微风轻柔。即使在这个备受折磨的垂死的城市里，大自然也带回了生命。在此之前没有什么东西曾触动过我，所有的情感都死去了。但当我眺望着远处的公园，看着那儿已经到来的春色，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自从这一切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哭了。”
[1] 柏林（Berlin）的首字母是B，所以“大B”即指柏林。
[2] 集团军级支队（Armeeabteilungen），是德军中高于军级，低于集团军级的一种部队临时特殊编制，一般只存在几个月时间就会整编掉，其间所辖的部队会根据战况需要随时变动。
[3] 现有资料可以确认，此人的名字叫恩斯特·克特尔（Ernst Kaether），曾经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
[4] 此处原文写的是提拔为少将跳过了准将，但英美国家为了和德军军衔对等，将德军中将军衔对应翻译成英美国家的少将军衔，将德军少将军衔对应翻译成准将军衔。然而根据德语直译的话，德国陆军中并无准将军衔，因此校译时保留了德语军衔的直译。
[5] 所谓的希特勒亲自指挥也只是挂名，他让埃里希·巴伦费格（Erich Bärenfänger）少将给他当副手，不到一天就把柏林卫戍司令的职务交给了魏德林。巴伦费格后来只负责指挥A防区等地的战斗，此人并非无名之辈，在营长的职务上曾获得过双剑银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德军中第45位获得者），年仅30岁就成了德国陆军中最年轻的少将，德国投降后他于5月2日自杀身亡。
[6] 耶和华见证会，19世纪70年代初由查尔斯·塔兹·罗素在美国创立的一个基督教教派，认为“世界末日”在即，主张个人与上帝感应交流。这里的拒服兵役者，就是由于宗教信仰，而不积极参与任何有关战争行动的人。
[7] 在海因里希的战争日记里，所有的电话交谈内容都用速写逐字记了下来，其中有一条令人吃惊的内容：“4月21日12点30分，布塞对海因里希说：‘刚刚得到消息，第56装甲军昨晚在没有得到明确命令的情况下，从霍珀加滕移驻奥林匹克村，要求逮捕……’”谁也不知道布塞是从哪里得这份情报的，但这份情报是错误的，奥林匹克村位于柏林西边的德伯里茨，而魏德林则在城市的东郊作战。——原注
[8] 约德尔曾彻底研究了“日食行动”的文件，他确信，温克向东大举猛攻不会受到美国人的阻碍，他相信美国人在易北河就永远停止前进了。——原注
[9] 另外15具尸体在3个星期以后被人发现，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费尔的手里仍然攥着他在狱中写下的几句十四行诗。其中一句是：“当时光被疯狂引导的时候，他们就是被绞死的最好的头颅。”——原注
[10] 此处原文写的是57岁，但迪特马尔出生于1891年，1945年时应该是54岁。
[11] 显然伦敦在收到维贝格提交的报告之后，还没来得及把它传达出去。——原注
[12] 有两项业务没有间断，始终继续着：一是波茨坦气象台做的气象记录，在整个1945年一天都不缺；二是该城17家啤酒厂中的11家——根据政府法令，它们从事的是“必需性”生产——在持续生产啤酒。——原注
[13] 圣阿格尼丝（Saint Agnes，291—304），基督教敬奉的童贞女和殉道者，生活于公元4世纪初的罗马。传说阿格尼丝貌美，约13岁时自称除耶稣外别无所爱，矢志不嫁。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徒时，阿格尼丝以身殉教。
[14] 本书作者记得，1944年在诺曼底，两个穿着德军制服的被俘士兵给美军第1集团军情报部门的审问者带来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当时本书作者也在场，那问题是谁也不听懂他们的语言。这两个人都被送到了英国，在那里人们发现他们是西藏牧民，被强抓壮丁加入了苏联红军，在东线被俘后又再次被强抓壮丁加入了德军。——原注
[15] 卡累利阿（Karelia），苏联自治共和国，与芬兰接壤。
[16] 约阿希姆·利普希茨最终成为西柏林最著名的官员之一。1955年他当上了西柏林政府的内务局长，掌管该城的警察部队。一直到1961年去世以前，他一直是东德共产党政权的死敌。——原注
[17] 原文错写成柏林东北方。
[18] 这个骑马的苏联人名叫艾特卡利亚·阿利别科夫（Aitkalia Alibekov），来自哈萨克斯坦，隶属于苏联红军近卫第5集团军近卫步兵第34军近卫步兵第58师175团。
[19] 瓦尔特·戈尔巴赫少将是消防局局长，按照他的命令，在22日离开的一些消防车又被派回了城里。按照战后报道的说法，戈培尔之所以命令把那些消防车运出柏林，是为了不让它们落入苏联人之手。戈尔巴赫听说由于他撤销了戈培尔的命令，将会被逮捕，于是试图自杀，但自杀失败。他脸上受伤，血流不止，被党卫队带出去处决了。——原注
[20] 她们都活了下来，一名医生抢救及时，保住了她们的命。——原注
[21] 圣卡尼修斯（Peter Canisius , S.J.，1521—1597），荷兰耶稣会天主教牧师。他在德国、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瑞士的新教改革期间对天主教信仰的大力支持而闻名。在新教改革后，德国天主教会的恢复主要归功于他领导的耶稣会的工作。他在天主教会中被尊为圣人，也是教会博士。他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三重教理回答》，对天主教教理进行了明晰的说明。
[22] 全球电影股份公司（Universum Film-Aktiengesellschaft），德国电影制片公司，成立于1917年12月18日。默片时期该公司的影片在艺术上是最突出的，技术上也是最优良的，拥有当时世界上设备最好、最现代化的摄影棚，至今仍为制片中心。
[23] 此处原文写的是4月29日，考虑到旧金山与柏林有9个小时的时差，既然希特勒是在柏林时间4月28日夜间收到这个消息的，再加上转发消息的时间，那么记者发稿的时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4月29日，只可能是27日。
[24] 战争结束之初，关于希特勒自杀时的“门外听到一声枪响”的说法广为流传，这种说法基本上源于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最初的证词。但多年后肯普卡承认，希特勒自杀时他根本不在地堡内，而是在地堡外的地面上准备汽油。当时在门外的奥托·京舍和阿图尔·阿克斯曼日后都表示没有听到枪声，因为从希特勒自杀的房间到走廊之间有两道密封的能够防火防毒的门，自然也能隔音。京舍在70年代接受历史学家采访时明确否认了听到枪声，并说自己战后被苏联关押的十年间受到了多次讯问和诱供，要他承认那一枪是他对着希特勒打的。
[25] 和那两位记者一起被崔可夫召来开会的，有来访的苏联作曲家马特维·伊萨科维奇·布兰特（Matvei Isaakovich Blanter），作为著名歌曲《喀秋莎》的曲作者，他是被斯大林派来的，要求他写出一部纪念柏林战役胜利的交响乐。那两位记者问将军那位作曲家怎么办时，崔可夫说“把他带来吧”。可是当布兰特到来的时候却穿着便装，显然无法冒充苏联军官了。他被匆匆推进毗邻会议室的一个衣橱里，在随后的会议期间他基本上就待在那里。就在客人们要离开的时候，他由于缺氧而昏厥，一跤跌落房内，令德国人大吃一惊。——原注
[26] 玛格达毒死6个孩子的具体时间，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说法。本书原文写的是20点30分，但根据詹姆斯·P.奥唐奈所著的《希特勒暗堡》（The Berlin Bunker）一书的记载，20点30分左右是戈培尔夫妇自杀的时间，18点30分左右阿克斯曼来到地堡与戈培尔夫妇话别，几个人聊天至19点左右，而此时孩子们已经被毒死了。从时间上向前倒推的话，玛格达毒死孩子的时间应该是在17点30分左右，而且奥康奈书中记录戈培尔夫妇走出暗堡去地面自杀的过程中，瑙曼并不在场，目送着夫妻俩朝通向院子的楼梯走去的人，是戈培尔的副官京特·施韦格曼和另外两人。
[27] 原文写的是关押了12年，但奥托·京舍获释是在1955年，他先是回到了东德，1956年下半年去了西德。
[28] 普尔曼式卧铺床，指19世纪美国发明家乔治·M.普尔曼（George M. Pullman）设计的豪华型列车车厢，装有舒适的卧铺或座椅。
[29] 本书作者认为，苏联人对埃娃·布劳恩不感兴趣，因而没有真正下功夫去辨认她的尸体。苏联人对希特勒死亡的第一次确认是在1963年4月17日，由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向本书作者和约翰·埃里克森教授做出的，那已经是事件发生的18年之后了。——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