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装甲师编成五路纵队，迅速向易北河和柏林推进，在经过灯火通明的德军指挥部时，也未放慢步伐。他们呼啸而过的城镇里，上了岁数的人民冲锋队员手里握着步枪，无助地站在街道上，一个个被惊得呆若木鸡。他们在行进中超越了同向行进的德军摩托化纵队。枪声响起，但双方都没有停下脚步，搭乘坦克的美国大兵向骑摩托车的德国兵胡乱射击。当敌军试图掘壕固守的时候，一些美军指挥官像使用骑兵一样使用他们的装甲部队。詹姆斯·霍林斯沃思少校就曾在这种情形下把34辆坦克一字排开，下达了一个在现代战争中已经很少能听到的命令：“冲啊，骏马！”炮火轰鸣，霍林斯沃思的坦克全速扑向了敌人的阵地，德国人毫无悬念地溃散了。坦克四处冲破敌人的阵地，越过敌控区。到4月11日星期三傍晚，在这空前的装甲突击中，这些谢尔曼坦克不到24小时就前进了92公里——按公路里程算有117公里。晚上8点过后不久，保罗·迪斯尼上校给师部发去了一份言简意赅的电文：“我军已到易北河。”
一小队装甲车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进抵马格德堡城郊。当天下午，惠勒·梅里亚姆中校的装甲侦察车队以每小时88公里的时速闯入了易北河西岸附近的城郊地带。车队在那里停了下来，并非是由于德军的防御工事，而是被往来的平民和购物者挡住了。为了清空街道，美军的这支分队用机枪朝半空中猛烈开火，试图用枪声吓走这些拦在路上的老百姓，结果却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女人们被当场吓晕了过去；购物者不是被吓得挤作一团，就是猛地趴在地上；附近的德国士兵仓皇四窜，疯狂射击。梅里亚姆的分队缺乏控制这个地区的实力，最终设法摆脱了混乱局面，赶到了原本的目标——机场。当他们驱车沿着机场边缘行驶时，跑道上还有飞机在起降，美军向视线内的一切东西倾泻火力，包括一个正准备起飞的战斗机中队。随后守军开始回击。侦察车队遭到重火力压制，在损失了一辆装甲车后脱离战斗。但他们的出现警醒了马格德堡的守军。现在，当美军部队接二连三地抵达这座易北河畔的城市周围时，遭遇的抵抗日益顽强。梅里亚姆的侦察队在撤回以后，汇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城市北边高速公路桥仍未受到破坏。这座能让第2装甲师直趋柏林的大桥立即成为该师的主要目标。但从美军遭遇的火力来看，显然这座桥不是可以在行进中夺取的——马格德堡守军决意一战。与此同时，在北边和南边还有别的桥梁，如果能在敌人炸毁它们之前抢占到任何一座，第2装甲师就可以继续前进了。
在南边11公里处的舍讷贝克（Schönebeck），有另一座横跨易北河的桥，那是第67装甲团2营营长霍林斯沃思少校的目标。在星期三的整个下午，霍林斯沃思的坦克穿城越镇一路畅通无阻地飞奔，直到抵达了一个叫奥斯特维克（Osterwieck）的地方。在那里，有一个团的人民冲锋队迫使美军停了下来。霍林斯沃思感到困惑，许多上了岁数的德国人准备投降，有些人甚至从散兵坑里举起扎着手绢的步枪，然而战斗的激烈程度却没有减弱。一名在战斗之初被俘的德国兵解释说，镇子里的11名党卫军正在强迫人民冲锋队作战。霍林斯沃思勃然大怒，旋即采取行动。
他叫来自己的吉普车，除了司机之外，还另外带上了一名中士和一名无线电话务员。少校围着这个地区打转，最后沿着一条牛走的路进入了镇子。他的装扮独特，两把柯尔特手枪用皮带扣在胯骨两侧，颇有西部牛仔风格；另外还携带了一支汤普森冲锋枪。霍林斯沃思是个神枪手，曾击毙150多个德国人。他抓住一个路过的平民，强令他说出那些党卫军的驻扎点，被吓坏的路人立即指着附近一幢被高高的栅栏环绕的大房子与谷仓。看到栅栏上的门后，霍林斯沃思和部下从车上跳下，一段助跑后用肩膀猛撞，把门从铰链中拽开。当他们闯进院子时，一个党卫军士兵端着冲锋枪朝他们冲来，霍林斯沃思用手里的汤普森冲锋枪把那人打成了筛子。另外三个美国人开始朝窗户里扔手榴弹。少校敏锐地发现还有一个党卫军士兵在谷仓干草棚敞开的门口，便抢先拔出自己的0.45英寸口径手枪打倒了他。在房子里面，他们发现了6个被手榴弹炸死的党卫军士兵，其余的3个党卫军士兵投降了。霍林斯沃思又匆匆赶回他的纵队，耽搁了宝贵的45分钟。
3个小时以后，霍林斯沃思的坦克到达了可以俯瞰舍讷贝克和巴特萨尔茨埃尔门（Bad Salzelmen）镇的高地。远处在暮光中波光粼粼的就是易北河，这段河面差不多有150米宽。霍林斯沃思从望远镜中看到那座公路桥仍然完好，德军装甲车辆正通过这座桥撤向东岸。霍林斯沃思开始为在敌军装甲车环绕下、如何抢在桥被炸毁之前夺下它而伤脑筋。
当他在观察情况时，一个计划成形了。他叫来手下的两个连长，詹姆斯·W.斯塔尔（James W. Starr）上尉和杰克·A.奈特（Jack A. Knight）上尉，简单明了地说明了自己的主意。“敌人是在这条从北到南进入巴特萨尔茨埃尔门的公路上运动，”他说道，“接着在十字路口向东转入舍讷贝克，然后过桥。我们的唯一希望，就是冲进巴特萨尔茨埃尔门，夺取这个十字路口。当我们到达路口时，斯塔尔的连将脱离大部队并把路堵住，阻挡从南边来的德国人。我将混入折向东边进入舍讷贝克的德军后卫部队之中，跟着他们过河。奈特，你从后面跟上来。我们得夺下那座桥，上帝保佑，我们一定可以夺下它。”
霍林斯沃思知道，只有在他们的行动足够迅速的情况下，这个计划才能成功。天色已晚，如果走运的话，德国坦克不会发现当他们过桥的时候身后跟着其他人。
几分钟后，霍林斯沃思的坦克纵队便上路了。他们关紧舱盖，冲进了巴特萨尔茨埃尔门，在德国人意识到发生什么事情之前，斯塔尔的坦克已经从南边把公路给堵住了，切断了德军装甲纵队。德军纵队中的先导坦克已经转了弯，朝桥头驶去，他们显然听到了身后的炮声，于是开始加速。这时霍林斯沃思的坦克部队填补了德军纵队中的空白，以同样的速度紧随其后。
不过，他们很快就被发现了。布置在附近铁路调车场里的平板车上的火炮，朝美军纵队的后卫部队开起火来。当霍林斯沃思手下的谢尔曼坦克进入舍讷贝克的时候，一辆德军“豹”式坦克把炮塔转了过来，对着先头的美军坦克瞄准。霍林斯沃思的炮手库利上士抢先开火，炮弹命中了“豹”式坦克，那辆坦克蓦地转向一边，撞到一堵墙上猛烈地燃烧起来。道路上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让霍林斯沃思自己的坦克通过，但他的坦克慢慢挪动，总算挤了过去。后面的纵队依葫芦画瓢，一辆接一辆跟了过来。美军坦克朝着每辆德军车辆的尾部开火，撞开燃烧着的德国装甲车辆，穿过镇子前进。霍林斯沃思记得，等到他们到达镇中心时，“每个人都在朝着别人开火，那是最该死的混乱局面。德国人从窗户上探出身子来，不是用‘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朝我们射击，就是被打死后吊在那里晃悠着”。
霍林斯沃思的坦克并没有被击中，他现在离桥只有三四个街区了，但这最后一段路却是最糟糕的。当剩下的坦克奋力前进时，四面八方都是敌军火力。尽管已是晚上11点，但燃烧的楼房还是让四周亮如白昼。
前面就是大桥了，美军坦克纵队朝前冲去。霍林斯沃思之前在高地上没能看见，桥头入口处有几堵迷宫般的石墙从道路两侧不规则地伸出，迫使车辆减速后得左扭右拐，才能到达桥梁中跨。霍林斯沃思跳下坦克，试图通过坦克后部的联络电话引导坦克前进和射击。此时一颗反坦克炮弹在霍林斯沃思前方15米处爆炸了，鹅卵石碎片四溅，少校突然发现自己满脸是血。
他一只手握着柯尔特手枪，另一只手握着坦克联络电话，坚持向大桥跑去。他的坦克与一辆吉普车撞在了一起，霍林斯沃思召来步兵带领他们绕过路障向桥头前进。一路上与沿途的德国守军交火，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膝，但他继续带领步兵向前推进。最后，蹒跚的霍林斯沃思因满脸鲜血几乎半瞎而停了下来。德军射来的弹雨让霍林斯沃思不得不下令后撤——哪怕他一度离桥不到12米。当他的指挥官迪斯尼上校赶到现场时，发现少校“已经伤得走不动了，血流了一地，我命令他回到后方去”。霍林斯沃思只差几分钟没能攻下大桥。他认为如果自己夺桥成功的话，手下的部队就能在11个小时之内到达柏林。
4月12日拂晓，当步兵和工兵再次试图夺取舍讷贝克大桥时，德军在他们面前把桥炸飞了。
在第9集团军前线的上空，杜安·弗朗西斯中尉驾驶着无武装的“梅小姐号”“幼畜”J3型观察机，做了个大回环。在弗朗西斯身后是炮兵空中观察员威廉·S.马丁中尉，两人从强渡莱茵河战役起就一路为第5装甲师保驾护航，承担了前线侦察的重任。在空中锁定德军据点的位置后，他们会马上用无线电将相关情况通报给赶来的美军坦克纵队。不过，他们也不甘心对战斗袖手旁观。弗朗西斯和马丁曾不止一次低空掠过敌军的头顶，然后拔出他们的0.45英寸口径的柯尔特手枪向敌军队列射击。
在东方，云开雾散，飞行员能够看见远处隐隐约约有高大的烟囱。“柏林！”弗朗西斯喊道，同时用手指着前方，“那是施潘道区的工厂。”在第5装甲师不断推进的时候，弗朗西斯每天都从天空中仔细寻找着不同的城市路标。这名年轻的飞行员希望，当“梅小姐”引导坦克纵队进入柏林时，自己能够立即认出主要的公路和建筑物，并把这一切在第一时间告诉地面上迅猛推进的坦克手们。他希望在“那些小子”接近柏林时，自己能给他们提供全程观光游的待遇。
弗朗西斯正准备返航飞回先遣部队附近的一块牧场时，发现了一个骑挎斗摩托的人从第5装甲师的坦克纵队旁边的一条道路上窜了出来。当他前推操纵杆以便俯冲察看这辆摩托车时，稍微朝右边瞥了一眼，一下子惊呆了。一架德军的Fi 156“鹳”式炮兵观测机在树丛上方不过几百英尺高的地方嗡嗡地飞行着，几乎难以分辨出来。当“梅小姐”靠近时，那架飞机机身和两翼上“十”字标志的白边在“鹳”的灰黑色机身上显得格外醒目。就像弗朗西斯驾驶的“幼畜”一样，那架飞机也是帆布蒙皮的上单翼飞机，但比“梅小姐”要大；据弗朗西斯所知，它的航速比“梅小姐”快48公里。不过，美国飞机此时却在高度上占有优势，在弗朗西斯喊着“让咱们逮住它”时，他听见马丁也在同样敦促他。
马丁用无线电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架德国飞机，并且平静地宣布“我们就要接战了”。在地面上，第5装甲师的坦克手们被马丁的呼叫惊到了，纷纷探头望向天空，围观这场即将发生的狗斗。
当弗朗西斯向下俯冲的时候，马丁一把推开了飞机的侧门，两人在“幼畜”围绕着德国飞机盘旋时用他们的0.45英寸手枪猛烈开火射击。弗朗西斯希望这能迫使德国飞机飞到正在等候的坦克纵队上空，那么地面上的机枪手们就能用猛烈的射击轻而易举地把它揍下来。但敌机飞行员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猛击弄糊涂了，并没有按照美国人的预想方向飞行，“鹳”猛烈侧滑开始盘旋。弗朗西斯和马丁就在它的上方，如同西部驿站马车上的凶悍警卫一样，从他们的飞机里探出身子飞快地扣动扳机，把自动手枪里的子弹一股脑全都打了出去。令弗朗西斯惊讶的是，哪怕是在自己和马丁重新装弹时，德国人也没有还手，“鹳”的飞行员也没有趁机拉开距离，而是继续盘旋。后来，弗朗西斯只能猜测，德国飞行员仍然在努力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这两个美国人降到离敌机不到4米的高度上，子弹一发接着一发射向德国飞机的风挡玻璃。两架飞机靠得很近，弗朗西斯甚至清晰地观察到了德国人的表情，“他们死死地盯着我们，眼珠瞪得像鸡蛋一样大”。突然之间，德国飞机失速进入尾旋。马丁一直用无线电快速讲解着战斗，此时立即喊道：“我们打中它了！哈哈，他跑不掉啦！”他的吐字由于过分激动而含糊不清，结果坐在半履车里的第71自行火炮营营长伊斯雷尔·B.沃什伯恩（Israel B. Washburn）中校以为，马丁喊的是“我们被它打着了”！
“鹳”无助地盘旋着下降，它的右翼一下子就撞上了地面，随即咔嚓一声折断了，飞机横滚着栽在了一块草地的中央。弗朗西斯在旁边的空地上把“梅小姐”降落下来，然后迅速朝那架被击落的敌机跑去。德国飞行员和炮兵观察员已经从飞机里爬了出来，但炮兵观察员脚上挨了一枪，跌倒在地上。飞行员手脚倒是很灵活，一头钻到了甜菜堆的后面，但在马丁鸣枪示警之后，他又从甜菜后面爬了出来，双手高高举起。马丁拿着枪看住飞行员，弗朗西斯检查观察员的伤势，当他脱掉德国人的靴子时，一颗0.45英寸口径的子弹头掉了下来。他给只受了点皮肉伤的伤员包扎时，那个德国人不住地用德语说：“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
当天晚些时候，弗朗西斯和马丁愉快地在他们的战利品旁边摆着姿势。他们进行的也许是二战期间欧洲战区的最后一次狗斗，而且在这场战争中，毫无疑问他们是唯一用手枪击落德国飞机的空勤人员。对弗朗西斯来说，“那真的是十分欢快的一天”，恐怕只有从空中引导第5装甲师进入柏林才会比这天的经历更让人感到热血沸腾了。弗朗西斯坚信，只需再等上一两天，冲向德国首都命令就会下达了。[1]
罗伯特·E.尼科迪默斯（Robert E. Nicodemus）中尉率领第5装甲师的一个坦克排于中午时分接近了唐格明德，那里的气氛静得令人害怕。这个坦克排的目标是这座景色如画的小城里的桥梁，它大约在马格德堡东北64公里处。现在舍讷贝克的桥已经被炸毁了，至少对第9集团军来说，唐格明德的桥梁就成了本次战争中横亘在自己面前的最重要的桥。
尼科迪默斯的坦克在唐格明德城内的主干道上行驶着，进入了城中广场，这儿就像城里的其他街道一样空荡荡的。当坦克在广场上停下的时候，城里的防空警报拉响了。尼科迪默斯后来说道：“一切都瞬间变了样，激烈的战斗随即爆发了。”
德国人用类似“巴祖卡”的反坦克火箭筒，从几分钟前似乎还空无一人的窗户、门口和屋顶对着美军开火。美国人立刻用更猛烈的火力还击。查尔斯·豪斯霍尔德中士一度站在坦克的炮塔上，用汤普森冲锋枪猛烈扫射，但他的坦克被敌人打中了，他不得不跳车。伦纳德·海梅克中士的坦克就在豪斯霍尔德的坦克后面，也在激战中被命中起火。海梅克跳车逃生，但他的车组成员却被敌军火力压制在已经熊熊燃烧起来的坦克里。海梅克蜷曲着身子，用汤普森冲锋枪慢慢打了一圈短点射，掩护他的人逃出生天。
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一个美国兵突然跳上了尼科迪默斯的坦克，在一片嘈杂声中高声喊叫着，自报身份是逃脱的战俘。他说城内大约有500名战俘，分别被关在两个院子里。尼科迪默斯发现自己处于两难境地，他本来想请求炮兵支援，却又无法用大炮抹平一个满是美国战俘的小城。他决定尝试突入最近的那所院子，让战俘脱离火线。
在那名战俘的带领下，尼科迪默斯穿过大楼、后院，跃过篱笆来到了河边的一所院子。院子里的美国战俘一看到这位军官，便猛地扑向德国看守。这场小规模战斗很快就结束了，看守被缴了枪，尼科迪默斯带领着战俘们走了出来。当这群人走近最后一条被敌人占据的街道并看见街道那头涂着白色五角星的美军坦克时，一个美国兵转向尼科迪默斯，兴奋地述说着自己的喜悦之情：“今天我是自由人了，他们再也没法杀死我了。”他毫无顾忌地走到了街道中央，这时一个德国狙击手一枪打爆了他的脑袋。
当尼科迪默斯解救战俘的时候，激烈的逐屋争夺战已经蔓延到了整座城市。最后，部队几乎就要看见那座朝思暮想的大桥了。就在这时，德国守军派出代表与美军先遣部队见了面，宣称他们想投降。但谈判正在进行时，猛烈的爆炸声响起了，随后，巨大的尘土云翻涌而上，横飞的瓦砾如同冰雹般倾泻在城里。德国工兵就在美军准备达成目标的前一刻把桥给炸飞了！“胜利之师”是离德国首都最近的美军部队，但现在，那屈指可数的85公里车程却因为刚才的一声巨响成了永远无法逾越的障碍。通往柏林的大门就在他们面前关上了。
焦虑开始在整个第9集团军内部蔓延。直到4月12日下午3点左右，从各方面来看都有理由充满信心。第5装甲师在仅仅13天的时间里，就向前推进了惊人的320公里；第2装甲师推进了同样的距离，只多用了一天时间。总之，自从离开莱茵河以来，辛普森的集团军已经全速前进了363公里，第9集团军的各个师正在全线向易北河冲锋。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夺得任何桥梁，也没能在河东岸建立起任何桥头堡。许多人本来希望能够重演著名的夺取莱茵河雷马根大桥的一幕，在3月初，夺取雷马根大桥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英美盟军的战略。但如今却没有这么走运。现在第2装甲师师部下定决心，必须强渡过河。部队将对易北河的东岸发动两栖作战，以便夺取一个桥头堡，然后在河上架设浮桥。
第2装甲师B战斗群指挥官悉尼·雷·海因兹（Sidney Rae Hinds）准将，在他的指挥部里制订了计划。作战行动将在马格德堡南部、舍讷贝克以北展开，从一个叫韦斯特许森（Westerhüsen）的小镇发动。从最乐观的角度来看，该计划也是场豪赌。在架桥完成以前，敌人的炮火随时有可能把浮桥炸掉。如果更加倒霉一些，这片区域或许根本就架不了浮桥。但海因兹必须快速行动起来。因为自己等待的时间越长，对面敌人的防御力量就会越集中；每多耽误一个小时，先于苏联人冲入柏林的机会就减少一分。总而言之，这个险值得冒，也必须冒！
4月12日晚上8点，两个装甲步兵营乘坐被称为“DUKW”的水陆两用运输车，趁着夜色，悄悄地摸到了易北河东岸，整个渡河过程中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午夜时这两个营成功渡河，拂晓，第三个营也与他们会合了。东岸的美军部队迅速部署，围绕架桥地点构筑了牢固的半圆形防御阵地。怀特少将兴高采烈地给第9集团军指挥官辛普森中将打了电话：“我们到河对岸了！”
德国人几乎与辛普森同时获悉了渡河的消息。马格德堡的守军中有名军官是参加过诺曼底战役的老兵，他立即向第12集团军指挥官温克上将做了汇报。
马格德堡的那名军官是炮兵专家，他很早前就明白不可轻视敌人。1944年6月6日那天清晨，他从炮兵前进观察所向外张望，看到了盟军庞大的登陆舰队。然后，他就像现在一样，立即向他的上级做了汇报。“这是入侵，”他当时说道，“海上足有上万条船。”他那如同呓语般的消息并未被采信，反而被追问：“这些船朝哪儿开？”他的回答简单直白：“就朝我这儿。”
维尔纳·普卢斯卡特（Werner Pluskat）少校，当初曾经在奥马哈海滩的中心区域指挥过德军的炮火，现在又准备在易北河上奋力抵抗。他的部下沿河部署，在马格德堡南北方向展开，他们将尽可能久地阻挡美国人。不过普卢斯卡特有足够的见识，因而对战争的结局没有丝毫幻想。
然而，温克上将所依赖的那些年轻的军校生却毫无悲观想法。他们精力充沛，正斗志昂扬地期待着即将到来的激烈战斗。现在波茨坦师、沙恩霍斯特师和冯·胡滕师的机动部队正扑向美军阵地，准备把易北河东岸的美军桥头堡拔除。
在易北河西岸，美军工兵正疯狂赶工。匆匆架设的探照灯直射天空，让光线从云层上反射回来。就在这种人造的月光中，第一批浮舟缚牢后被推进了河中，这些漂浮的构件一个又一个地在指定位置上被拴紧。
第67装甲团团长保罗·迪斯尼上校站在一旁，十分焦急地注视着架桥行动。突然间炮弹呼啸而来，在浮舟四周爆炸，激起冲天水柱。这场炮击模式和平时都不一样：炮弹不是齐射落地，而是一发接一发地从四面八方飞来，显然是从数个相距甚远的炮兵阵地发射的。迪斯尼确信它们受到了隐藏在附近的炮兵观察员的指挥引导，于是当即命令部下去搜索那些能俯瞰河面的破败建筑物。然而搜索一无所获，精确而致命的炮火仍在继续。
被击伤的浮舟沉入了水中。击中河面的炮弹碎片四溅，一再迫使架桥者隐蔽。伤员被拽到河岸上的安全地带，而替代者立即补上了他们的空位。整夜未停的炮击彻底摧毁了美军工兵不屈不挠的努力，海因兹准将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变成了现实。他满脸阴霾，随即命令一支步兵部队向南寻找其他渡河地点。
第二天上午，浮桥的其余部分也被德军炮火彻底摧毁了。当最后的炮弹尖啸着飞来时，那座被重创的扭曲浮桥彻底撑不住了，翻沉到了河里。桥的一端距离河东岸只有70米远！海因兹面色呆滞，满脸倦容，命令放弃这个渡口。当人们带伤集合时，一个消息传来：东岸的步兵已经在下游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架桥地点。
到4月13日，星期五下午，“DUKW”水陆两用汽车将一根重型钢缆牵引过河，送到最新的渡口。这根钢缆是种临时措施，安在合适的位置，就能在河面上拖曳搭载着车辆、坦克和大炮的趸船来回运输。尽管这个方法效率极慢，但在架桥材料调来前别无他法。
海因兹目前最关注的是河东岸那三个营的命运。这些部队背水而战，被部署在埃尔本瑙（Elbenau）和格吕讷瓦尔德（Grünewalde）两村间的半圆形地域里。这个小型滩头阵地没有装甲部队和伴随炮兵，只能得到西岸的几个炮兵连掩护，如果三个营遭到猛攻的话，形势就可能变得十分危险。现在，海因兹准将命令迪斯尼上校搭乘一部水陆两用车来到易北河对岸，统一指挥这三个营的步兵。
迪斯尼首先找到的是由约翰·W.芬尼尔（John W. Finnell）中校指挥的第41装甲步兵团1营，营部设在一小片树林里面。芬尼尔忧心忡忡，他当面的德军兵力正在增强。“如果我们不能让坦克尽快渡河，”他说道，“那就会有大麻烦了。”
在用无线电向海因兹简单汇报了情况之后，迪斯尼便出发去寻找下一个营。当他从河边向前移动时，炮弹开始在四周不断落下。迪斯尼卧倒在一条沟渠里，但炮弹的炸点变得更近了，他只好爬向另一条沟渠。这一次他走了背运，躲过了两次如雨般飞溅的弹片后，第三次飞来的弹片将他的左上臂多处击穿，一块较大的弹片把他右大腿的上部撕掉了。迪斯尼身负重伤倒在了血泊之中，几乎失去了知觉。
就这样，霍林斯沃思和迪斯尼，这两位在率领美军冲向柏林的过程中表现最突出的人，在36小时内先后负伤退出行动。
4月12日下午1点15分，就在美军第5装甲师的先头坦克开进唐格明德的时候，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在沃姆斯普林斯市他的书桌旁去世了。
一名画家正在为他画肖像。总统突然把颤抖的左手放在头边，说自己头疼，只过了一小会儿他就去世了。他的书桌上放着一份《亚特兰大宪法报》，报纸的头条新闻是：“第9集团军——离柏林只剩下92公里”。
24小时之后，总统逝世的消息在前线部队中慢慢传开了。第84步兵师的奥尔斯·拉斐特·彼得斯（Alcee Lafayette Peters）少校是从一个德国人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在瓦伦霍尔茨（Wahrenholz）附近的一个铁路平交道口，一位上了岁数的平交道看守员前来向他表示同情，因为“这个消息太可怕了”。彼得斯既感到震惊又难以置信，但还没容他仔细思索这个消息可能带来的影响，他的队伍就已经再次开拔，朝易北河畔挺进了。接下来的战斗才是他要考虑的头等大事。第333步兵团1营营长诺曼·卡恩斯中校在穿过不伦瑞克北边一座被空袭炸毁的油田时，得知了总统的死讯，他感到遗憾，不过他的心思同样也放在接下来的任务上。“那不过是一个危机而已。”他后来说道，“我的下一个目标是维廷根（Wittingen），我正忙着考虑如何拿下那个地方。罗斯福，他无论是死是活都不可能来帮我打仗。”随军牧师本·罗斯给他的妻子安妮写信说：“我们都感到悲伤……但我们已目睹了太多的死亡，大多数人都清楚，甚至连罗斯福也并非必不可少……我对我们听说并谈论这个消息时的平静感到吃惊。”
约瑟夫·戈培尔一听到这个消息，便不能自已地给穴居在地堡里的希特勒打电话。“我的元首，我向您表示祝贺！罗斯福！这个恶棍他死了！”他欢欣鼓舞，“星相预示过，我们将在4月的后半月迎来伟大的转折，现在一切都应验了！今天是星期五，4月13日。这就是转折点！”
早些时候，戈培尔曾经把两个占星术的预言告诉帝国财政部部长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其中的一个预言涉及的是1933年1月30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天；另一个预言的日期是1918年11月9日，说的则是魏玛共和国的未来。克罗西克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一切都应验了。两个星相都预言，战争将在1939年开始，一直到1941年以前都是连续的胜利，随后则是一系列的转折——在1945年最开始的几个月里，尤其是在4月的前半个月，我们将遇上最严重的挫败。不过，在4月的后半个月局势将会彻底逆转，德国将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然后是僵局，这样的局势将延续到8月，并在同一个月里获得和平。在以后的3年里，德国将会进入一个较为困难的时期，但从1948年开始，它将重新崛起。”
戈培尔还一直在读托马斯·卡莱尔[2]的《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历史》，书中的内容进一步鼓舞了他坚持下去的斗志。卡莱尔著作中的一个章节是在叙述七年战争[3]，当时普鲁士以一己之力独自对抗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组成的强大军事联盟。在这场战争的第六年，普鲁士已经陷入了绝境。腓特烈告诉他的臣子们，如果到2月15日他的处境还没有改变的话，他就自我了断。然而，在1762年1月5日，俄国女皇伊丽莎白死了，俄国宣布退出战争。“属于勃兰登堡家族的奇迹，”卡莱尔感慨道，“就这样发生了。”这场战争的整个形势彻底逆转了。现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六个年头，罗斯福死了，仿佛历史即将重演一般。
这位宣传部部长兴奋得手舞足蹈起来。在宣传部里，他给每个人都上了香槟酒。
“渡河！渡河！动起来！”绰号“大号铅弹”的第83步兵师329团团长埃德温·布莱基·克拉比尔（Edwin Blake Crabill）上校在河岸上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把士兵推进冲锋舟，并且在各处用他的皮靴给动作慢的人来上一脚。
“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朝着另外一船人大声吼道，“你们已经踏上了通向柏林的快车道！”当其他士兵开始乘坐水陆两用车渡河时，克拉比尔就告诫他们：“别等命令！别在原地干等着别人来通知下一步的行动！你们要不择手段地往前冲！如果你们现在就采取果断行动，那就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地收获成功！”
克拉比尔没有说错。巴尔比镇位于马格德堡东南24公里处，就在第83步兵师的主要竞争对手——第2装甲师的南面，该师正想方设法利用他们的钢缆渡河。而在巴尔比，第83步兵师的官兵正在成群结队地克服水障碍，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他们进入小镇时发现桥已经被彻底炸断了，克拉比尔并没有等着第83步兵师师长下命令，而是决定立即渡河。冲锋舟被匆匆送来。几个小时之内，整整一个营就被运到了河对岸，而现在另一个营已经在渡河途中了。与此同时，驳船正把大炮运送过去，工兵则在架设一座双车道浮桥，争取在天黑前完工。甚至连克拉比尔自己都被他的命令所激起的疯狂场面感染。他从一群人冲到另一群人那里，大声嘶吼着，敦促他们加快速度；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对其他军官炫耀说：“这回本宁堡的人肯定会大吃一惊！”
一群德国观众沉默地注视着眼前热火朝天的渡河场面，他们就站在镇公所钟楼下面的一个阳台上。几个小时以来，当第329步兵团2营营长格兰维尔·阿塔韦·夏普（Granville Attaway Sharpe）中校，指挥部队肃清镇子里的微弱抵抗时，他就发觉这些人一直在那观看，不由得恼火起来。“我的人正在挨枪子儿，而那些德国人却兴致高昂地注视着战斗和渡河行动。”他回忆道。现在夏普已经忍无可忍了。他跑向一辆坦克，对炮手命令：“向着大钟开一炮，比如说瞄着5点钟的位置。”坦克手欣然从命，干净利落地击中钟面上的数字5。阳台上的围观者在巨响中被驱散了。
无论如何，这场演出结束了。第83步兵师过了河，第一座牢固的桥头堡已经在易北河东岸建立起来了。
到13日傍晚，工兵们已经完成了任务。他们最后还在桥的入口处立起了一块牌子，牌子上龙飞凤舞地写着：杜鲁门桥，柏林的门户，第83步兵师立。这短短几个字，既向刚刚就职的新总统表示了祝福和敬意，也展现了这支部队意图冲向德国首都的高昂士气，还顺带为自己打了个广告。
消息迅速被通报给辛普森将军，又传到了布莱德雷将军那里。布莱德雷立即给艾森豪威尔打了电话。一夜之间，第83步兵师的桥头堡成了吸引所有目光的焦点。盟军最高统帅仔细地听取了相关战斗的汇报，在结束的时候他向布莱德雷提出了一个问题。后来布莱德雷又把这次谈话重演了一遍。按照他的说法，艾森豪威尔问道：“布莱德雷，从易北河突破并攻占柏林，你认为我们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布莱德雷考虑同一个问题有好几天了。像艾森豪威尔一样，他现在也没有把柏林看作一个重要的军事目标，当然如果是唾手可得的话，他还是支持夺取该城的。不过，就像他的长官一样，布莱德雷内心感到十分不安。如果越过易北河继续往前突向柏林的话，盟军部队将过分深入未来的苏联占领区，由此带来的麻烦难以预料。就算手下部队和从东边赶来的苏军相安无事，但可能以巨大伤亡拿下的地区又要重新交还给苏联人，他觉得那未免太不值得。布莱德雷并不认为在前往柏林的路上会有大的伤亡，但强攻柏林很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现在他回答最高统帅说：“我估计我们将会遭受10万人的伤亡。”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又补充说，“仅仅为了声望而攻击这个目标所需的代价太过高昂。就算我们不顾伤亡拿下了柏林，最终还是要撤走，将这座城市让苏联接管。”[4]
交谈就此结束。盟军最高统帅并没有透露他的打算，但布莱德雷已经清楚无误地表明了他自己的意见：美军士兵的生命比这虚无缥缈的声望和拿不到手的土地要珍贵太多。
在第19军军部，麦克莱恩少将站在地图前研究着形势。在他眼中，易北河东岸的敌军防线就像面包的硬皮，仅此而已。一旦他手下各师渡过河并突破防线，他们进入柏林的康庄大道就畅通无阻了。麦克莱恩的作训处长乔治·比德韦尔·斯隆上校认为，对于他们渡过莱茵河后一路所遭遇到的那种抵抗——通常是来自小块地域的拼死抵抗，美军虽应予以打击，但完全可以让部队快速绕开他们。他相信在进攻再次发起的两天后，美军装甲部队的前锋就可以进入柏林。
麦克莱恩迅速做出若干决定。“痞子马戏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短短几小时内就渡河建立了桥头堡，并在易北河上架起了一座浮桥，改变了整个易北河战场的形势。第83步兵师的官兵不仅在易北河东岸建立了稳固的滩头阵地，还进一步向前推进。麦克莱恩坚信，第83步兵师的桥头堡是稳固的。第2装甲师微不足道的钢缆渡河行动是否能幸免于炮击，他并不敢打包票，不过第2装甲师已经有三个营到了河对岸，而且他们建立了防御，已经安排第2装甲师的部分兵力从第83步兵师的“杜鲁门桥”过河。因而麦克莱恩认为，没必要让现在正进入阵地的第30步兵师进攻马格德堡，拿下那座高速公路桥。照部队现在的运动速度，第83步兵师的桥头堡能够迅速扩大，与第2装甲师钢缆渡口对面那三个被隔绝的营连成一片。一旦桥头堡拥有了纵深，就可以让部队继续推进。麦克莱恩决定，彻底绕过马格德堡。正如第83步兵师所期盼的那样，“杜鲁门桥”将成为通往柏林的胜利门户。
4月14日，星期六，拂晓。在第2装甲师的钢缆渡口，海因兹准将等着把三条浮舟捆扎在一起。它们将组成一条平甲板渡船，在架桥期间，钢缆将拉着它来往于河中。炮弹仍不停地落在桥头堡的两岸，河东岸的部队已然卷入激烈战斗。他们可以抵挡对面的步兵一段时间的反扑，但海因兹担心德军装甲部队会随后投入战斗，东岸的美军仍然没有获得伴随火炮或者装甲部队支援。
首个被运上浮舟渡船的是一台推土机。河东岸亟待修整，路面也要填平，然后坦克和重装备才能爬上河岸。在海因兹焦急的目光注视下，一辆水陆两用车牵引平甲板渡船，帮助钢缆更快地移动，从而让渡船加快速度。钢缆已经坏掉两根，被河水冲得没了影，海因兹手里只剩下最后一根钢缆了。而他最后的超大型趸船已经被拿去造渡船了。
这个缓慢复杂的行动拉开了序幕。在大家的注视下，渡船慢慢地驶到易北河中央。接下来，当它一步步靠近东岸，离胜利渡河越来越近的时候，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一枚炮弹尖啸着砸了下来，以仅仅百万分之一的概率打断了钢缆。当钢缆、渡船和推土机被卷入河里时，海因兹惊得整个人都僵直了。他痛苦地哀叹：“这下完蛋了！”
这次令人目瞪口呆的命中似乎是彻底失败的开始信号，现在又有消息传来，东岸的部队已经和德军装甲部队遭遇。
在易北河东岸，透过一缕缕晨霾和硝烟，第41装甲步兵团3营营长阿瑟·J.安德森（Arthur J. Anderson）中校正注视着德军的装甲车辆凶猛的进攻：手下步兵的防线在这些钢铁猛兽的轮番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视线里的七八辆装甲车中包括两辆坦克。安德森看到那群装甲车辆在他的反坦克火箭筒射程之外，正有条不紊地朝美军的散兵坑轰击，甚至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营部最右翼的一个连的防御被彻底击溃了。丧失斗志的士兵们从散兵坑里爬了出来，如同惊弓之鸟朝树林里的安全地区狂奔。现在德国人正扑向安德森的另外两个连，轰击一个又一个散兵坑。安德森如同一头狂怒的公牛，不停地用无线电召唤易北河西岸的炮兵连进行火力支援。但敌军的推进太快了，当第2装甲师的支援炮火呼啸而来时，安德森明白已经太迟了。
桥头堡的更远处，I连连长比尔·帕金斯（Bill Parkins）中尉突然听见连里的机枪咆哮了起来，随后是德军MP40冲锋枪猛烈的还击声。一个排传令兵气喘吁吁地狂奔而来，向他报告称，三辆德军坦克和步兵正向防线开来，“沿路的抵抗都被荡平了”。帕金斯命令部队待在阵地里继续射击，然后冲出连部想亲自查明战况。他后来报告说：“我看见大约100米外有三辆‘豹’式坦克从东边轰鸣着开了过来，每辆坦克后面都伴随着一个排的德国步兵。他们把抓获的俘虏顶在进攻队列的最前方充当肉盾，试图让正在猛烈开火的美军投鼠忌器，而自己则穿过俘虏向前射击。”帕金斯的一些士兵用“巴祖卡”火箭筒抗击涂着铁十字、几十吨重的装甲猛兽，但射程太远了，那些击中坦克的火箭弹被无情地弹开了。他的士兵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帕金斯命令余部赶快后撤，以免全军覆没。
德军车辆很快从桥头堡的北、东、南三面涌了出来。威尔弗雷德·克雷默（Wilfred Kramer）上士负责指挥一个步兵排，他发现200米开外的地方有辆德军坦克，敌人的步兵正在它的四周呈扇形散开，伴随坦克前进。克雷默命令他的手下耐心等待，当德国人距离他们只有30多米的时候，他大喊着开火。“我们做得不错，坚持住了，”他后来解释说，“不过那辆该死的坦克立即进行了猛烈还击，第一发炮弹落在离我们的机枪大约10米远的地方。然后德国佬直接冲到我们的防线上，他能够清楚地看见我们每个散兵坑的位置，就在如此近的距离内直接射击。”克雷默坚守到勇气耗尽，然后他也命令部下撤退以暂避锋芒。
格吕讷瓦尔德周围的战斗非常激烈。防御此地的是临时配属第2装甲师指挥的第30步兵师119团3营，营长卡尔顿·E.斯图尔特（Carlton E. Stewart）中校接到了手下的一个连呼叫炮火支援的电话，电话那头怒吼着“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别担心，我们都藏在地下室里，狠狠地揍那群德国人！”每个人都想呼叫空中支援，以便摧毁德军坦克，但在从黎明到中午的整个战斗过程中，只有几架飞机露面。在向易北河全速推进的过程中，战斗机的简易机场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新机场也来不及修建，结果飞机不得不在机翼下挂载额外的副油箱，才能保持与地面进军同步，但这就意味着它们难以携带轰炸地面目标的炸弹。
中午时分，海因兹彻底绝望了，他准备下令东岸的所有步兵都撤回到易北河西岸。最初以为伤亡会很大，但接连几天都有士兵三三两两地回来。东岸的伤亡人数最终统计为304人，有一个营损失了7名军官，还有146名士兵阵亡、负伤或者失踪。这场战斗终结了第2装甲师在易北河上架桥或者建立桥头堡的最后希望，现在第2装甲师师长怀特少将除了使用第83步兵师在巴尔比的桥之外别无选择。德国人以闪电般的速度成功阻止了第2装甲师的强劲攻势。
拔除美军桥头堡的进攻是如此突然，而且战斗又是如此惨烈，以至于美军指挥官们根本不知道是哪支德军部队攻击了他们。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完整的单位。正如温克将军所预见的那样，这群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军校生和军官候补生立了大功。他们拥有狂热的战斗热情，又渴望获得荣誉，于是便把他们自己和手里有限的装备发挥到了极致，从而赢得了温克所需要的宝贵时间。在把美军第2装甲师赶回去的过程中，这些机动突击部队做出的贡献之大，是过去30个月的战斗中任何一支德军部队都无法比拟的。倘若第2装甲师能够在易北河上夺取一座桥或者一个桥头堡，那么它就可能不等命令下达直接冲向柏林了。
最高统帅进攻德国的方案取得了耀眼的成功，英美盟军的推进速度甚至让他自己也惊讶不已。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正在北线稳步前进：加拿大第1集团军封闭了阿纳姆，开始清理荷兰东北部这个大型包围圈里的残敌。英军第2集团军横渡莱纳河，攻占了策勒（Celle）镇，直抵不来梅的郊外。在德国中部，鲁尔区包围圈遭到极大压缩。而最重要的是，辛普森的第9集团军与美军第1和第3集团军一起，几乎把德国切成了两半。第1集团军正向莱比锡进军，巴顿的第3集团军正在接近捷克斯洛伐克边界。
这样的高速推进导致盟军补给线被拉伸到了极限。莱茵河上只有一座铁路桥仍能通行，布莱德雷部队的陆上补给实质上完全依赖于卡车车队运输。作战部队仍然补给充足，但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们却由于总体形势而烦恼不安。为了供应那些分布地域广大的集团军，部队运输机司令部的几百架飞机奉命昼夜不停地运送补给物资。仅在4月5日当天，C—47运输机组成的空中车队就向前线运送了超过3 500吨的弹药和补给，以及近75万加仑燃油。
此外，随着盟军越来越深入德国，他们还得为成千上万名不断增加的非战斗人员提供所需物资：要喂养数十万德军战俘，还必须给来自众多国家的强征劳工以及盟军战俘提供住处、食品和医疗服务。医院、救护车队和医药用品现在送了上来，大量医疗资源不得不转用于这些意料之外的需求。
近来，第三帝国隐藏的最大恐怖开始残忍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在这个星期高歌猛进的疯狂进军中，前线官兵们解放了多座希特勒的集中营。当他们看到成千上万状况凄惨的囚犯和几百万的死尸时，任何正常人的心理防线都彻底崩溃了，这种震撼随之带来了对残暴敌人的刻骨仇恨。
当几十座集中营和监狱落入他们手中的时候，哪怕是久经沙场，已经对死亡和杀戮司空见惯的老兵，都无法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20年后，人们在回忆集中营内部场景时仍然感到既厌恶又愤怒：那些如同活骷髅一般的人跌跌撞撞地朝解放者们蹒跚走来，除了求生的坚定意志，纳粹政权已经把他们剥夺得一无所有；集中营内部和周边地区遍布大量的坟墓、地沟和窖井；成排的焚尸炉里全是烧焦了的人的骨头，这是大屠杀的可怕铁证。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一位看守解释说，囚犯们之所以被处死，并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错或是反抗了纳粹政权，而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部队发现了毒气室，它们布置得就像淋浴室，只不过从喷嘴里喷出来的并不是水，而是致命的毒气。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指挥官的家里，士兵们发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艺术品”——一些用人皮制作的灯罩；指挥官的妻子伊尔莎·科赫有一些用囚犯的皮肤制作的书皮和手套；有两个干缩的头颅被制成了标本，摆在小木架子上。一些仓库里面全是鞋子、衣服、假肢、假牙和眼镜，它们被冷静而又有条理地分门别类，编上号码。假牙上的黄金被弄了下来，上缴给了帝国的财政部。
有多少人被灭绝了呢？震惊中的官兵对此难以估计，但从前线各处送来的报告清晰地表明数字巨大。至于谁是受害者，那就太显而易见了。按照第三帝国的定义，他们是“非雅利安人”，是“玷污文化的劣等人”，是来自十来个国家、拥有十来种信仰的人，但主要是犹太人。在他们当中有波兰人、法国人、捷克斯洛伐克人、荷兰人、挪威人、苏联人、德国人，在这有史以来最残忍、最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中，他们被以各种各样惨绝人寰的方式处死。有些人在实验室里被当成小白鼠使用；无数的人被枪毙、毒死、吊死或者用毒气成群毒杀；其他人则纯粹是被活活饿死。
4月12日，美军第3集团军占领了位于奥尔德鲁夫（Ohrdruf）的集中营。乔治·巴顿将军是美军中最坚韧的军官之一，他从集中营的死囚区里走过，离开时满脸泪水，甚至不由自主地想要呕吐。附近一个村子里的德国人声称对集中营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第二天，巴顿命令让他们亲眼看看，并用枪强迫那些退缩不前的人前来。次日上午，那个村的村长和妻子上吊自杀了。
英军前进路线上的发现同样可怕。有人提醒英军第2集团军医务部长休·格林·休斯准将，在一个叫贝尔森的地方有座集中营，他一直担心那个集中营里有可能暴发传染病。到达那里以后，休斯发现斑疹伤寒和伤寒病在他的担忧中根本不值一提。“没有照片和文字叙述能清楚地表达出我所看到的修罗场一般的恐怖景象，”多年以后他回忆道，“集中营里仍然还有56 000多人幸存。他们住在45个棚屋里，在只够容纳100人食宿的地方，却住着600多人，甚至上千人！棚屋里挤满了形容枯槁、身患疾病的囚犯。他们饥肠辘辘，患有胃肠炎、斑疹伤寒、伤寒病、肺结核。到处都有人死去，有的人就死在活人睡觉的地方。在院子里，在没有填埋的万人坑里，在壕沟里，在排水沟里，在围绕着集中营的铁丝网以及棚屋边，有大约超过10 000具尸体。我做医生30年了，从未见过这样可怕的情形。”
为了拯救那些还活着的人，整个前线的部队不得不尽快给予他们医疗帮助。在某些情况下，军事需要不得不退居次席。“我认为，”休斯后来说道，“谁也没有意识到我们将会面对什么，没有意识到在医疗服务上将要提出的要求。”集中营急需医生、护士、病床和成千吨的药品以及医疗设备。单是休斯准将就要求配备一所拥有14 000个床位的医院——即使他知道，不管采取什么措施，在形势得到控制之前，每天起码将有500名囚犯死去。
艾森豪威尔将军亲自视察了哥达（Gotha）市附近的一座集中营。他面色灰白，牙关紧闭，把集中营的角角落落都走了一圈。“一直到那个时刻以前，”他后来回忆道，“我都只是笼统地了解它，或者是通过第二手的消息来源了解它……在任何其他时候，我都没有体验过同样的震惊感。”
集中营对官兵产生的心理影响是无法评估的。在位于第9集团军战区马格德堡附近的一个村镇里，第30步兵师的军医朱利叶斯·罗克（Julius Rock）少校前来检查该师拦截下来的一列货运列车。发现货车车厢里装的都是集中营的囚犯后，罗克吓坏了，立即让车厢里的人下车。在当地镇长的强烈抗议声中，罗克把那些囚犯安顿到了当地德国人家中，不过这是在他的营长采取行动之后。营长给那位怨声载道的镇长下达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命令。“如果你拒绝的话，”他简单地说道，“我就从你这儿来抓人质，把他们全毙了。”
一种要获胜并且迅速获胜的冷酷决心，正在取代那些亲眼见过集中营悲剧的人身上的一切情感，盟军最高统帅也不例外。在从哥达市返回盟军最高统帅部之后，他给华盛顿和伦敦发去电报，敦促立即派新闻界人士和议员前来，让他们亲自感受一下这些恐怖的集中营，从而使得证据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摆在美国和英国公众面前，让冷嘲热讽的怀疑无立锥之地”。
不过，在艾森豪威尔集中力量赢得最后的胜利以前，他首先得巩固自己分布广泛的部队的战果。14日夜间，艾森豪威尔从位于兰斯的办公室给华盛顿发去了电报，讲述了他未来的作战计划。
艾森豪威尔说，成功地完成了在德国中部的挺进之后，他面临着两项任务：“进一步分割敌人的剩余兵力，并攻占敌人当作最后抵抗堡垒的地区。”艾森豪威尔认为，德国人能赖以做困兽犹斗的地方，将是挪威和巴伐利亚的“国家堡垒”。在北边，他计划投入蒙哥马利的部队，渡过易北河直取汉堡，然后向吕贝克和基尔推进；在战区南部，他计划派德弗斯上将的第6集团军群朝萨尔茨堡地区进军。“如果战事拖到了冬天，”艾森豪威尔陈述道，“在‘国家堡垒’中展开的军事行动将会变得极其困难……甚至在我们与苏联人会师以后，‘国家堡垒’中的敌人仍可能继续抵抗下去……我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抢在德国人将人力物力转移到当地并彻底巩固其防御以前拿下这片区域。”
至于德国首都，艾森豪威尔则认为，“突击柏林最为可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柏林的陷落都将极大地打击敌人的士气，并提高我方军民的斗志”。不过，盟军最高统帅补充道，那项作战行动“就时间而言，必然只有较低的优先权，除非我们可以通过异常迅速的行动扫清侧翼的威胁”。
简而言之，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就是：1. 在易北河的中部流域控制一条牢固的战线；2. 向吕贝克和丹麦展开接下来的军事行动；3. 开始实施有力的突击，与苏联军队在多瑙河流域会师，并摧毁德国人的“国家堡垒”。“因为向柏林的推进要视上述三项计划的实施结果而定，”艾森豪威尔解释说，“所以我没有把向柏林突击列入我的日程之内。”
在易北河，14日整晚，“痞子马戏团”和第2装甲师都在位于巴尔比的第83步兵师的桥上过河。尽管在第一座桥的旁边又架起了一座新桥，但渡河行动还是不够快。而怀特少将的装甲纵队计划一旦在岸边完成集结，就开始向柏林推进。第83步兵师中谣传克拉比尔上校已经提出，要把一辆刚刚没收的大型红色公共汽车借给第2装甲师，那辆车一口气能装下50名士兵，是从巴尔比弄来的。第83步兵师确实有理由耀武扬威，它派出的侦察巡逻队已经到了采尔布斯特（Zerbst）的北边，离柏林不到77公里了。
4月15日，星期天一大早，第9集团军指挥官辛普森将军就接到了布莱德雷的电话。后者要求辛普森立即动身飞往位于威斯巴登（Wiesbaden）的第12集团军群指挥部。“我有要事相告，”布莱德雷解释道，“但在电话里我不方便说。”
布莱德雷在机场等候他的集团军指挥官。“我们握了手，”辛普森回忆道，“他开门见山地把新消息告诉了我。布拉德说道：‘你得在易北河畔停手，不能再向柏林推进一步。很抱歉，辛普，不过情况就是如此残酷。’”
“谁告诉你的消息？可靠吗？”辛普森有些不敢相信听到的一切，慌忙询问道。
“从艾森豪威尔那里。”布莱德雷说道。
辛普森目瞪口呆，结果“从那以后，布拉德说的话我根本没听进去几句。我只知道我的心都碎了，我茫然地走到电话机旁，迟迟拿不起话筒。我将如何对手下的参谋们，我能征善战的军长们解释这一切？我如何能对我的战士们开口讲出这样的话？”
回到自己的指挥部后，辛普森木讷地向他的军长们照本宣科一番，传达了这个让所有人都垂头丧气的停止令。他随后立即赶往易北河。海因兹准将在第2装甲师师部里与辛普森不期而遇，他觉得集团军的老大看上去忧心忡忡。“我想，”海因兹回忆道，“也许老家伙不太欣赏我们渡河的方式。他问我，我的部队情况如何。”海因兹乐观地回答道：“我想现在我们一切顺利，将军。我们曾经有过两次出色的撤退，既不躁动也不恐慌，我们在巴尔比的渡河情况现在进展得十分顺利。”
“好的，”辛普森说道，“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留一些人在东岸，但他们不能再往前走了。”他看着海因兹。“悉德，”他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们的征途就到此为止了，停手吧。”海因兹根本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他的第一反应是无法服从这项毫无道理可言的命令。“不，长官，”他立即说道，“这项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终点在柏林，我的部队一定要冲进城去！”辛普森竭力压制着自己的情绪，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短暂不安的沉默。最终，辛普森没精打采地说道：“柏林不属于我们了，对我们来说战争就在这里结束了。”
在巴尔莱本和马格德堡之间，第30步兵师的部队仍然在朝易北河进军，但消息很快传开了，人们聚在一起，挥着手愤怒而激动地谈论着。第120团2营D连的亚历山大·科罗列维奇一等兵并没有加入讨论，他不知道究竟是悲伤还是高兴，就这样坐下来，哭了。
海因里希识别出了各种不祥之兆。在前线的某个地段，苏联人进行了一次简短的炮火准备；在另外一个地段，他们则发起了一次小规模进攻。这些是佯攻，或是火力侦察。苏联炮兵在利用试射为火炮进行校准。海因里希很清楚这些小动作都是敌人大规模进攻的前奏，和苏联人打了那么久的交道了，他早就摸透了对手的套路。现在他主要在犹豫，到底应该在何时命令自己的部下后撤到第二道防线。
当他正在思索这些问题的时候，帝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来了。这天海因里希不想会客，尤其是像施佩尔这样焦虑和显得烦恼的人。海因里希在办公室单独会见了施佩尔。施佩尔解释说他来访是想得到将军的支持，请海因里希务必不要执行希特勒的“焦土命令”，去摧毁德国的工厂、电站、桥梁等设施。施佩尔问道：“为什么失败了就要摧毁德国的一切呢？德国人民必须活下去。”
海因里希听他说完后告诉施佩尔，他同意希特勒的命令是“恶毒的”，他将在自己的权限之内尽力帮忙。“不过，”海因里希提醒说，“眼下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打好这一仗。”
施佩尔突然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手枪。“阻止希特勒的唯一办法，”他突兀地说道，“只能靠这样东西了。”
海因里希看着枪，眉毛抬了起来。
“嗯，”他冷冰冰地说道，“我必须告诉你，我不是会参与谋杀行为的那种人。”
施佩尔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似乎没有听见海因里希的话。“让希特勒明白必须放弃了，显然是不可能的，”他说道，“在1944年10月，今年的1月和3月，我已经试过三次了。最后一次希特勒对我的回答是这样：‘如果一个士兵对我说这样的话，我早就把他当成一个胆小鬼毙掉了。’然后他又说，‘在这个形势严重危急的时刻，领导人决不能胆怯。如果他们要是临阵脱逃或是三心二意的话，同样是死路一条。’不可能说服希特勒明白这一切。他不承认已经输了个精光。是的，不可能。”
施佩尔把手枪放回口袋里，平静地说：“无论如何，杀死他是不可能的。”他并没有告诉海因里希，几个月以来他一直想要暗杀希特勒和他的小朝廷。他甚至想到了一个计划，把毒气投进元首地堡的通风系统，但后来这项计划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在进气口的周围已经建立了一个3.7米高的烟囱式围栏。现在施佩尔说道：“我曾经一度认为，只要杀掉希特勒能拯救德国人民，那么我会义无反顾地迈出这一步，但当我真的要实施刺杀行动时，我却发现自己下不了手。”他看着海因里希。“希特勒一直给予我绝对的信任，”然后他又补充说，“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上不得台面的行为。”
海因里希并不喜欢谈话的论调，他还为施佩尔的态度和前后矛盾担心，一旦有人把刚才这番话捅出去，那么指挥部里的每个人都会被当作叛徒处决。海因里希机敏地把交谈扯回从“焦土政策”中把德国保护下来的宏大命题。“我所能做的一切，”这位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官重申，“就是尽可能好地尽到我作为一个军人的责任，其他的就交给上帝吧。我向你保证，我不会让柏林成为第二个被炸成焦土的斯大林格勒。”
当初在斯大林格勒爆发的战斗是逐街逐屋的争夺战，海因里希并不想让战火烧进城市。他无意让自己的部队在苏联人的压迫下退守柏林，在那里打一场类似的毁灭性巷战。至于希特勒要破坏重要设施的命令，已被海因里希在他的集团军群控制区内私下取消了。他告诉施佩尔，他马上就要见柏林卫戍司令雷曼将军。海因里希说，他邀请雷曼就是要讨论这些事情，并亲自说明为什么不可能把柏林卫戍部队转隶到维斯瓦集团军群。
几分钟以后雷曼很快就到了，陪同他进来的是海因里希的首席参谋艾斯曼上校。施佩尔则旁听了整个军事会议。
艾斯曼后来在笔记中提道，海因里希告诉雷曼：“不要指望维斯瓦集团军群提供支援。”雷曼的样子看上去如同没有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溺水者。“那么，”他垂头丧气地感叹，“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保卫柏林。”海因里希表达出这样的希望，即他的部队可以绕过柏林。“当然，”他补充说，“可能会有命令要求我派部队进入柏林，不过你不应该依赖它。”
雷曼告诉海因里希，他已经接到了希特勒的命令，要他炸毁桥梁和城里的一些建筑。海因里希愤怒地回答道：“破坏桥梁或者柏林城内的任何东西，只会使城市陷入彻底瘫痪，更加不利于作战。如果真的有命令让我指挥柏林的城防作战，我将绝对禁止这样的破坏。”
施佩尔这时也表明了自己同样的立场，他乞求雷曼不要执行这些命令。他说，这样的话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就会陷入断水断电的绝境。根据艾斯曼的回忆，施佩尔的原话是：“如果你炸毁这些供应线路的话，城市将至少瘫痪一年，它将导致数百万人染病和陷入饥饿。防止这个灾难发生是你的职责！你不能执行这项可怕的命令！”
艾斯曼记得，空气中充满了不安。“雷曼心中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艾斯曼说，“最后他用嘶哑的嗓音回答说，他已经以一种光荣的方式尽到了他作为一名军官的责任，他的儿子在前线阵亡了，他失去了家庭和财产，他除了属于军人的荣誉已经一无所有。他让我们想想那位没有炸掉雷马根桥的军官的遭遇：就像一名罪犯那样被无情处决了。雷曼认为如果不执行下达给他的命令的话，自己也会丢掉性命的。”
海因里希和施佩尔都试图劝阻他，但没能让他改变主意。最后雷曼离开了，不久后施佩尔也开车走了。海因里希独自一人，专注思索着自己脑海中最重要的事：确定苏联人发动进攻的精确时间。
最新的一批敌情通报被送到了指挥部，它们似乎指出苏联人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陆军总司令部东线外军处处长赖因哈德·格伦少将，甚至把审讯战俘的最新口供也写进了情报里。一份报告说的是，苏军步兵第49师的一名被俘士兵“确定主攻将在5~10天内开始”，俘虏供述“苏联士兵议论纷纷，都认为苏联不会让美国和英国宣扬征服了柏林”。第二份报告也类似，甚至包括了更多对局势的猜测。那天早些时候在屈斯特林被俘的一名苏军第79军的俘虏供称，进攻的主要目的就是“抢在美军之前赶到柏林”。按照这名士兵的说法：“上级已估计到可能将与美国人产生摩擦，他们将用大炮‘误’炸美国人，让他们领教一下苏联炮兵的强大威力。”
同一天，即4月15日星期日，埃夫里尔·哈里曼大使在莫斯科拜会了斯大林，讨论在远东作战的情况。会晤之前，美国军事代表团的迪恩少将曾让哈里曼注意收听德国的电台广播。德国人的报道言之凿凿，确信苏联人将随时进攻柏林。与斯大林的会谈结束时，哈里曼“漫不经心”地提到了这个敏感话题，他问道，苏联红军是不是真的要恢复对柏林的攻势？按照那天晚上迪恩少将给华盛顿发的电报里的说法，斯大林回答：“确实在准备一场攻势，但不知道能否成功，而且正如已经告诉艾森豪威尔的那样，这一攻击指向德累斯顿而不是柏林。”
在那天下午剩余的全部时间里，海因里希都在仔细研读情报，通过电话与他的参谋们和军官们交谈。晚上8点过后，他做出了一个判断。当时他已经分析了来自战场上的所有报告，评估了老对手行动的每个微妙之处。他倒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低着头全神贯注，又猛地停下脚步。在一位正专心注视着他的副官看来，“就好像他突然闻到了特殊的味道”。他转向参谋们，“我的结论是，”他轻声说道，“进攻将在明天凌晨时分发动。”他召来自己的参谋长，给第9集团军指挥官布塞上将下达了一个只有一行字的命令：“后撤，占据第二道防线上的阵地。”此时是晚上8点45分，在正好7个小时15分钟以后的4月16日，星期一，这位“狠毒的小矮个”将带领手下的军队，投入第三帝国最后一场战役中去。
[1] 弗朗西斯非同寻常的战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却从来也没有得到美国国防部的承认。他被推荐荣获优异飞行十字勋章，却从未得到过。奇怪的是，马丁虽然并不是飞行员，却由于在这场战斗中的表现获得了航空奖章（Air Medal）。——原注
[2] 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
[3] 七年战争指的是1756至1763年间法、俄、奥等国与英、普之间的战争。
[4] 不论他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这个估计的时间，还是他得出这个数字的方式，布莱德雷的估计都造成了大量混乱。这件事首先是由布莱德雷本人在他的回忆录《一个士兵的故事》中披露出来的，书里并没有说明具体日期。这样一来，就像布莱德雷对本书作者所说，他对由此而产生的摇摆不定负有部分责任。一种已经披露见报的说法是，早在1945年1月，布莱德雷就在盟军最高统帅部对艾森豪威尔说，攻占柏林的伤亡数字将达到10万。布莱德雷本人说：“我们夺取了易北河的桥头堡后，我立即在电话里把这个估计数字告诉给艾森豪威尔。当然我并不认为在从那里挺进柏林的过程中将伤亡10万人，但我却确信，德国人将会为保卫他们的首都而死战。我认为，正是在柏林，我们将蒙受最大的损失。”——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