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线到莫斯科的路程长达1 600公里，飞行时间之久令人疲惫不堪。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疲倦地坐在土灰色的军官座车后座上，一路颠簸沿着鹅卵石路进入了广阔的红场。汽车快速驶过拥有诸多白底条纹图案洋葱尖顶的圣瓦西里大教堂，然后向左拐弯，通过西门进入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之内。紧随其后的另一辆军用轿车里则端坐着另一位名将：伊万·科涅夫元帅。巨大的救世主钟楼拱卫着宫殿的大门，钟面上镀金的指针即将指向下午5点。
两辆军车穿过轻风席卷的内院，进入了林立的建筑物之中。那里有绘着壁画的宫殿、金色穹顶的大教堂和外立面为黄色的政府建筑，曾经是俄国沙皇和大公们的议政场所。车子继续朝克里姆林宫的大院中央驶去，在用白色墙砖建于17世纪的伊凡大钟楼附近，汽车开始减速，然后又驶过了一排古代的大炮，最终在一座沙灰色三层大楼外停住了。几分钟以后，两名穿着合身的暗褐色制服的苏联陆军元帅走入了电梯，他们将前往位于二层的斯大林办公室。元帅制服上的金制肩章显得格外沉重，一颗宽达2.5厘米的元帅金星正闪耀地缀在上面。在略显狭小的电梯间里，两名被副官和警卫军官环绕着的元帅亲切地聊着天。外行的观察者也许会以为他们是密友，事实上他们之间的竞争已经趋于白热化。
无论是朱可夫还是科涅夫，都已经达到了他们职业生涯的巅峰。他们都是坚韧务实的完美主义者，在整个军官团体当中，大家都认为在他们手下战斗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令人敬畏的责任。矮壮结实、相貌温和的朱可夫名气要更大一些，他是受到苏联老百姓和士兵崇拜的名将，被看作是全苏联最伟大的一名军人；然而在军官之中，有些人却把他看作是一头洪水猛兽。
朱可夫是名职业军人，其征战生涯的起点是作为一名列兵加入沙皇的帝国龙骑兵部队。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革命，作为一名苏俄骑兵与白军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由于其作战勇猛，表现出色，在内战结束时已经擢升为一名光荣的红军军官。不过，朱可夫真正的崛起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斯大林对苏军将领进行了野蛮的清洗，造成高级军官人才的紧缺，具备杰出指挥能力和想象力的朱可夫趁着这个机会才最终脱颖而出。
老兵都被残酷地清洗掉了，但他不仅幸存了下来，还在“老赤卫队员”们纷纷倒下之际如同火箭般升到了高位。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朱可夫从未卷入“党争”，是一名“比较纯粹的军人”。到1941年时，他已经爬到了军职的顶端，成了苏联红军的总参谋长。
开始奋斗的朱可夫有一个著名的称呼：“士兵中的士兵”。他对战士们也很宽厚，因此在基层部队获得了极高的声望。他认为，打胜仗是头等大事，而战利品则是士兵们赢取胜利后应得的奖赏。但朱可夫对手下的军官们十分严厉，不称职的高级指挥官往往被不留情面地当场解职并受到惩处。朱可夫会让这些倒霉的军官从两种刑罚中选择一种：要么被送到惩戒营，要么被降成一名列兵，去往战况最激烈的前线作战以洗刷自己的罪名。
在1944年的波兰战役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朱可夫在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第65集团军司令员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巴托夫（Pavel Ivanovich Batov）上将的陪同下，到前线地区监督部队的进攻行动。正用双筒望远镜观察战况的朱可夫突然朝巴托夫吼道：“把这个军的军长和步兵第44师师长全部丢进惩戒营！”罗科索夫斯基和巴托夫都为两位将军求情。最终，罗科索夫斯基把那位军长保了下来，但师长在朱可夫的强烈要求下被降职后送上了火线，奉命领导一次自杀式冲锋，战斗打响后没多久他就被敌人打死了。朱可夫随即推荐这位阵亡的军官荣获苏联最高军事荣誉——“苏联英雄”称号（金星勋章）[1]。
战争期间，朱可夫总共3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他的主要竞争者科涅夫获得了2次。两位元帅荣誉满身，不过朱可夫在整个苏联声名远扬，但科涅夫实际上仍默默无闻——而这种默默无闻会令人愤愤不平。
科涅夫的个头较高，脾气粗暴，精力旺盛，蓝色的双眸内闪烁着精明的目光。四十八岁的他比朱可夫还小一岁，就某些方面而言，他的职业生涯与同时期的其他人相当。他也曾经为沙皇作战，后来又加入了革命阵营，继续在苏联军队里服役。不过也有一点不同，而且在像朱可夫那样的人看来，那完全称得上是另一条不同的道路。科涅夫是作为一名政工干部加入苏联红军的，尽管他在1926年就转成了军事指挥员，受训成了一名正规的军官，但在其他军人看来，他的背景永远是有瑕疵的。普通军人的内心里总是厌恶政工人员，因为政工人员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如果没有同级政委会签的话，指挥官就不能下达命令。朱可夫虽然是一名忠诚的党员，但却从不认为政工干部们是真正的职业军人。在战前的岁月里，他与科涅夫曾在相同的战区里指挥过部队，被上级提拔的速度也都差不多，这让朱可夫大受刺激。这其实是斯大林有意为之。他在20世纪30年代把两人一手提拔上来，让他们成为军队年轻将领的骨干；但为了更好地控制两位能人，斯大林一直都在他们之间挑起争端，并精明地利用着朱可夫和科涅夫之间的强烈对立。
科涅夫尽管举止粗鲁，口无遮拦，但人们普遍认为他受教育程度比朱可夫更高，考虑问题也更加周全一些。科涅夫酷爱读书，他在司令部里建立了一个小图书馆，偶尔会成段引用屠格涅夫或是普希金的著作，这样的文学造诣往往令他的幕僚们大吃一惊。他麾下的部队官兵都知道，科涅夫在执行纪律上是不讲情面的；但与朱可夫不同的是，科涅夫更加体恤手下的军官，将怒火全部倾泻到了敌人的头上。在战场上，他有时会采取一些极其残忍的打法。当第涅伯河战役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时，科涅夫的部队将几个德国师包围了，他命令敌人立即投降，但被对面的德国人严词拒绝了，随后，他让挥舞着马刀的哥萨克轻骑兵们发起了冲锋。
“我们让那些哥萨克骑兵随意砍杀，”1944年他对南斯拉夫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团长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2]说道，“他们甚至把那些举手投降的敌人的手都砍掉了。”至少在这一点上，朱可夫和科涅夫的意见完全相同：纳粹的暴行是不可饶恕的，对于德国人，不能有一点慈悲，施加在他们头上的暴行也没必要自责。
现在，当这两位元帅沿着二楼的走廊前往斯大林办公室时，他们都有理由确信，这次要讨论的事情就是攻克柏林。初步的计划是要求朱可夫位于中路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负责攻城，北方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和南方的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实施助攻。但朱可夫却决心凭一己之力拿下柏林城，他不需要外人的协助，尤其不要科涅夫的协助。然而，科涅夫自己也在心里打着小算盘。他认为，朱可夫的部队有可能受阻于地形，特别是位于奥得河西岸防御森严的塞洛高地。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意味着自己出风头的机会来了，他甚至已经想好了一个粗略的行动方案。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斯大林的最终决断。但这一次科涅夫却格外希望能压朱可夫一头，赢得一个等待已久的荣耀。科涅夫认为，如果机会真的降临，他就可以和他的竞争对手来一场目标柏林的宏大赛跑。
沿着铺着红地毯的走廊走了一半距离，护送的军官们便把朱可夫和科涅夫引进了一间会议室。会议室的天花板很高，却并不宽敞，一张长长的擦得锃亮的红木桌子再加上围在旁边的椅子，几乎把屋子都塞满了。两盏装有透明灯泡的沉重吊灯在桌子上方散发着强光，在角落的一隅有一张小桌子和皮椅子，旁边的墙上挂着列宁的大幅肖像画。窗户上挂着窗帘，房间里既没有旗帜也没有徽章，却挂着两幅镶嵌在黑色画框里的彩色石版画，这是俄国最著名的两位军事家的画像：一位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战功卓著的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元帅，另一位则是1812年消灭了拿破仑大军的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元帅。在房间的尽头，一扇双开门通向斯大林的个人办公室。
两位元帅对这里的环境很熟悉。1941年当朱可夫还在担任总参谋长的时候，他就在楼下办公，而且此前斯大林也在这里多次接见过两人。但此次会议却并不是一个小型的私人会晤。在两位元帅进入房间后没过几分钟，又进来了7位在战时的苏联地位仅次于斯大林的重要人物，他们是苏联国防委员会的委员，而这个决策机构对苏联庞大的战争机器有着至高无上的控制权。
没有拘泥于级别高低，苏联领导人便鱼贯进入了房间：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他也是该委员会的副主席；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体格粗壮的他戴着近视眼镜，身为秘密警察头子，他是苏联最为人所惧怕的人之一；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他是个矮胖子，担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负责军备采购管理；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面部瘦削的他长着鹰钩鼻，负责生产与协调工作；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大将[3]，他相貌出众，留着山羊胡子，作为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是驻前线的大本营代表；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他举止古板，留着八字须，负责铁路交通运输工作，也是委员会里唯一的犹太人；还有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他是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也是经济管理方面的专家。军队方面的代表是总参谋长阿列克谢·因诺肯季耶维奇·安东诺夫大将和作战部部长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什捷缅科上将。当苏联的高级领导人就座的时候，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斯大林矮壮敦实的身影出现了。
他身着朴素的深黄色制服，没有佩戴肩章或者军衔标志，裤子上缝着一条不宽的红色边条，裤腿塞进了及膝高的黑色长筒靴里。在其军装上衣的左胸口，佩戴着唯一的一枚装饰品：代表“苏联英雄”身份的金星勋章。斯大林的嘴里咬着他那标志性的烟斗，品牌则是他最喜爱的英国“登喜路”牌。他没有在寒暄上浪费时间。科涅夫后来回忆道：“斯大林开始讲话的时候，我们彼此间甚至还来不及打声招呼。”[4]
斯大林先是问了朱可夫和科涅夫几个有关目前战况的问题，随后就突然切入了正题。他的嗓音不高，带有格鲁吉亚特有的抑扬顿挫的口音，说出的话声音虽轻却效果显著：“那些小小的盟国打算抢在苏联红军前头赶到柏林。”
他顿了顿，然后继续说道，他已经得到了有关英美盟军计划的情报，显然“他们的意图可不像是盟友们应该做的”。他并没有提到前一天晚上艾森豪威尔发来的电报，也没有说出其他的情报来源。他转向什捷缅科上将说道：“读报告。”
什捷缅科站起身来，告诉大家艾森豪威尔的部队计划包围并消灭敌人集结在鲁尔区的兵力，然后向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进军，但这只是他们打算攻占柏林的“中途”。上将说，所有这一切“似乎像是在帮助苏联红军”，但众所周知，在苏联军队赶到柏林之前攻克柏林，是“艾森豪威尔的主要目的”。他拖长着声音说，此外，斯大林的最高统帅部已经得知，“有两个盟军空降师正在迅速做好准备，要在柏林空降”[5]。
按照科涅夫对这次会议的说法，他后来记得，什捷缅科所描述的盟军计划中还包括蒙哥马利，他将在鲁尔区北边“沿着柏林和英军集结地之间的最短路线”大举猛攻。科涅夫回忆道，什捷缅科在报告的结尾说，“根据目前已知的所有数据和情报，这个计划——先于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在英美盟军指挥部里被视作完全可行的，他们为实现这个目标将倾尽全力”[6]。
什捷缅科读完报告之后，斯大林转向他的两位元帅。“那么，”他声音柔和地说道，“谁将攻占柏林？是我们还是盟军？”
科涅夫后来骄傲地回忆，他是第一个回答的人。“我们将攻占柏林，”他斩钉截铁地保证，“而且会在盟军之前占领它。”
斯大林看着他，脸上闪过一丝笑容。“那么，”他再次声音柔和地说道，带着生硬的幽默，“您是那个人吗？”
科涅夫记得，瞬息之间斯大林又恢复了冷酷和务实，尖锐地提出了问题：南边的科涅夫究竟打算如何按时拿下柏林？“难道你的兵力不需要进行大规模重新部署吗?”领袖再次发问。
科涅夫发现自己已经中了圈套，斯大林再次玩起了他的老花招，让手下相互争斗。但即便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仍然直言不讳地给出自己的答案。“斯大林同志，”他说道，“我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我们将及时重新部署，以便攻占柏林。”
这正是朱可夫所等待的时刻。“我可以发言吗？”他带着几分优越感轻声问道，而且并没有等待领袖给出答复就说了起来。“恕我冒昧，”他边向科涅夫点头边说，“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不需要重新部署，他们现在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我们的目标就是柏林。我们离柏林最近，毫无疑问，柏林是属于我们的。”
斯大林默默地看着这两个人，一丝浅笑再次浮现在了他的脸上。“那好吧，”他温和地说道，“你们俩都待在莫斯科，和总参谋部一起准备你们的作战计划。我希望计划能在两天之内拿出来，那时你们就可以带着获得批准的计划直接返回前线了。”
两位元帅都被如此之短的策划时间震惊了，直到现在他们才明白过来，斯大林迫切希望针对柏林的总攻能提前几个星期发起——原定日期是五月初。对科涅夫来说，目前的局面尤其糟糕。此时他已经想明白了，尽管他有一个初步的计划，并相信这个计划能让他先于朱可夫冲进柏林，但书面材料却没有带来。此次会议使他绝望地意识到，有一大堆的后勤问题亟待解决，各种各样的装备和补给物资现在都得以最快的速度运到前线。更麻烦的是，科涅夫的方面军目前兵力不足，经过上西里西亚的战斗以后，他的部队有很多仍然分布在南方，有些部队离柏林很远，他们必须立刻转移，但随之而来的繁重运输压力又是个大问题。
朱可夫在听斯大林讲话的时候，也同样忧心忡忡。尽管他手下的参谋们一直在争分夺秒地为进攻做着准备，但距离能发起一次大规模战役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各集团军已然就位，但前线所需的各类物资仍然有很大缺额。在之前战斗中折损严重的部队也亟待补充大量的兵员，他的一些师，按编制兵力应该有9 000~12 000人，但现在则减员到了3 500人。朱可夫相信，对柏林的攻击行动将面临巨大的困难。他想为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都做好准备。他麾下的情报部门报告称：“敌人已经在柏林城内和郊外地区做了精心的准备，要顽抗到底，每条街道、每个广场、交叉路口、房屋、运河和桥梁，都是其总体防御的构成部分……”现在，如果他要先于西线盟军拿下柏林，一切事情都得加快速度。他要多久才能发动进攻呢？这是斯大林想要得到答案的问题，而且要迅速回答。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再次讲话，他的嗓音中不再有暖意。他对两位元帅强调说：“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们特别关注战役到底能在何时发起。”
这两位指挥官之间的竞争从来就没消停过，甚至已经表面化了，而斯大林则再次利用了这种“二士争功”的微妙局面。他朝周围的人略微点了点头，便转过身离开了房间。
现在，在启动了他的计划之后，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还要面对一项重要的任务：对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做认真详细的答复。斯大林着手修改准备好的草稿。到晚上8点的时候，他的定稿随着电波被发向了西线。“您于3月28日发来的电报已收悉，”斯大林在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文中写道，“您的计划，即把德国军队拦腰斩断，（与）……苏联红军会师，这与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计划是不谋而合的。”斯大林完全同意，两军会师的地点应该是在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因为“苏联军队的主攻方向”将会“朝那个方向”进行。至于苏联红军进攻的日期，斯大林给予了特别注明，“大概是在5月的下半月”。
他的电文最重要的部分在第三段。斯大林在文中灌输了这样一个印象，即他对德国首都也没有兴趣。“柏林，”他声明，“已经失去了先前的重要战略意义。”事实上，斯大林说的是它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因而“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计划向柏林方向只投入第二梯队兵力”。
几乎整个下午，温斯顿·丘吉尔都在与英军的参谋长们商谈。他感到颜面尽失，他的尴尬来自艾森豪威尔的一封电报，那封电报在发送的时候被搞错了。在丘吉尔收到的电报中，有句话是“蒙哥马利将负责巡逻任务……”，于是丘吉尔尖锐地回电说，他认为英王陛下的军队正被“贬谪……到意想不到的限制范围内”。摸不着头脑的艾森豪威尔又回电说：“即使没有被伤害到，我也快郁闷死了……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这样做，我认为我以往的做法……应该会消除这样的念头。”原来艾森豪威尔从来也没有用过“巡逻任务”（on patrol tasks）这样的文字，他说的是“这些任务”（on these tasks），但不知怎么搞的，单词被发错了。丘吉尔因为这个事件而感到屈辱。虽然这是件小事，却是在乱上添乱。
在首相看来，美国人对柏林持续性的无动于衷绝非小事。他以其与生俱来的坚韧，立刻开始同时处理两个问题——盟军的关系和柏林。首相给患病的罗斯福发去了一封长长的电报，这是自从艾森豪威尔的“SCAF 252”电报产生的争议以来，他发给罗斯福总统的第一封电报。在电文中，首相首先详尽表达了他对艾森豪威尔的完全信任，然后“在处理完并肩作战的最忠实朋友和盟友之间的些许误解之后”，丘吉尔便反复强调占领德国首都的急迫性。“能够给德国军队带来最绝望心理打击的……莫过于柏林的陷落，”他争辩说，“它将会是战败的最强信号……如果（苏联）攻占柏林的话，那么在他们的头脑中会不会形成一种不正确的印象，以为他们对我们的共同胜利贡献最大？这岂不是使他们由此而产生一种情绪，未来会给我们增添严重而可怕的困难？因而我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假如柏林唾手可得的话，我们当然要毫不迟疑地抓到手……”
第二天，当丘吉尔收到斯大林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副本时，他的关注进一步加深了。老谋深算的首相认为，电文的内容非常可疑。晚上10点45分，他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了电报。“我愈发感到抢先进入柏林的重要性，因为莫斯科在给你回电的第三段中说，‘柏林，已经失去了先前的重要战略意义’，这种语句反而突显了这座城市的极端重要性。应该从我强调过的政治角度来解读他的这句话。”丘吉尔又热切地补充说，他现在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将来同苏联人握手的地方，应尽可能地偏向东方……”
尽管问题很多，但丘吉尔要赢取柏林的决心并没有发生丝毫动摇，他仍旧保持着乐观。他在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最后说道：“在斯大林开始主攻前，西线可能还会发生许多无法预料的事情。”他抱有极大的希望就是，盟军大举猛攻的势头和万丈豪情，会令部队冲进柏林的日子远远早于斯大林的预定日期。
在斯大林的大本营里，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正在通宵达旦地奋斗着。到4月3日，星期二，在48小时的最后期限之内，他们的计划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再次见到了斯大林。
朱可夫首先进行陈述。他筹备这次进攻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对庞大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预定军事行动了如指掌。他说，他的主攻将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发动，出发地则是位于屈斯特林以西奥得河桥头堡，这个超大型的桥头堡由北向南有44公里长。随后，他将在左右两翼友军的助攻下直扑柏林。
在朱可夫的计划中，后勤问题最为棘手。至少有4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将被投入到主攻方向，还有两个集团军将被用来进行牵制性攻击，包括后方的第二梯队在内，他拥有768 100人的庞大兵力。朱可夫不会对当面德军的防御阵地心存任何侥幸，他希望在屈斯特林桥头堡的每公里正面部署250门大炮，大致是每隔4米就有一门大炮！他计划用令人震惊的约11 000门大炮齐射来拉开进攻的序幕，彻底砸烂德国人的防线——小口径的迫击炮还不计算在内。
现在他谈到了计划中最别出心裁的部分。朱可夫想出了一种非正统的另类策略来迷惑敌人。他的攻势将在夜间发动，进攻开始时会有140多盏大功率防空探照灯直接照射敌军阵地，炫目的强光会让德国人什么都看不见，从而令其士气低落。他预料他的计划能造成大屠杀。
科涅夫的计划同样也是大手笔，而且由于被他的勃勃雄心所驱使，也就显得更为复杂和困难。他后来回忆：“对我们而言，柏林是一个如此令人热切期盼的头号目标，因而每一个人，从士兵到将军，都想亲眼看一下这座城市，都想用武力来征服它。这也是我的热切期盼……我满怀着这种欲望。”
不过，事实上就其最近的地点来看，科涅夫的部队离柏林还有120公里以上的路程。科涅夫指望用速度来帮助他渡过难关。他已经有意地把几个坦克集团军集结在右翼，一旦达成突破，他就可以转而朝西北进军，朝柏林突击，这样做或许能抢在朱可夫前面悄悄地入城。这个主意他思考了几个星期。现在，鉴于朱可夫的陈述，他对是否应该在时机尚未成熟就先泄露计划而犹豫了。于是，此刻他紧扣作战计划的细节讲了起来。按照科涅夫的设想，在低空飞行的歼击机中队喷发出来的浓重烟雾庇护下，地面部队将在拂晓时分渡过尼斯河发动进攻。他计划投入5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兵力达到511 700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也像朱可夫一样，要求部署数量同样多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密集炮兵——前线每公里要有250门大炮——而且他还打算从那些大炮中榨取更多的价值。“与我的友邻不同，”科涅夫回忆道，“我计划用炮火对敌人阵地进行饱和轰击，炮击时间为2小时35分钟。”
不过，科涅夫急需增援部队。朱可夫在奥得河沿线有8个集团军，而科涅夫在尼斯河沿线总共只有5个，要实现他的宏图伟业，还需要增加两个集团军。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斯大林同意把第28和第31集团军调拨给他，因为“在波罗的海各国和东普鲁士的战线已经缩短了”。但斯大林指出，在这两个集团军抵达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战线之前，大量时间可能就已经过去了。鉴于运输力量短缺，科涅夫决定进行一场豪赌。他向斯大林保证，自己可以在增援部队尚未到达之时就开始进攻，然后等部队一到达就把他们投入战斗。
在听取了两人的进攻方案之后，斯大林都表示同意，但攻占柏林的责任还是被交给了朱可夫。占领柏林以后，他还要向易北河一线挺进。科涅夫将在朱可夫发起进攻的同一天也展开自己雄心勃勃的攻势，其作战目标是歼灭柏林南部外围地区的德军，然后挥师西进，与美国人实现会师。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是苏联在此次战役中展开的第三个重兵集团，他们的集结地从奥得河下游一直延伸到北部的沿海地区，这个方面军将不参加对柏林的攻击。罗科索夫斯基有314 000人，他的进攻发起日会稍晚一点，部队将大举穿越德国北部地区，与英国人会合。这3个苏联的方面军总计兵力为1 593 800人。
看起来，科涅夫已经彻底沦为了柏林进攻战役中的配角。但接下来，领袖的动作却让他为之一振。斯大林对着桌上的地图俯下身来，在朱可夫和科涅夫的方面军之间画出了一条分界线。这是一条奇特的边界，它从红军战线的东部开始，越过奥得河，一直到始建于16世纪的施普雷河畔吕本（Lübben），大约在柏林东南105公里处。在那里，斯大林突然停了下来。倘若他继续往前画，从而标出一个科涅夫不得越过的边界的话，那么乌克兰第1方面军就彻底和柏林无缘了；但现在，科涅夫却兴奋地从领袖的动作中看到了机会。尽管“斯大林一个字也没说”，他后来回忆道，“但鼓励战地指挥官展现出主观能动性的意图却心照不宣地呈现了出来”。领袖的无言之举为科涅夫的部队打开了进军柏林的绿灯——只要他能够做到的话。在科涅夫看来，仿佛斯大林已经读懂了他的心思，会议就是以他后来称为“由斯大林做出的……对竞争的秘密召唤”而结束的。
两位元帅的计划立即被转为了正式的命令。第二天上午，这两位相互竞争中的指挥官手握领袖的最终指令，风驰电掣般驱车赶往莫斯科机场，每个人都急于赶回自己的司令部。命令要求他们，进攻真正发起的时间要比斯大林通报给艾森豪威尔的日期提前整整1个月。为了防止泄密，书面命令上并没有标注具体日期，但斯大林已亲自给朱可夫和科涅夫下了指示，对柏林的进攻将在4月16日星期一打响。
就在朱可夫和科涅夫开始紧张地做准备，指挥13个集团军的百万大军挥师柏林之时，阿道夫·希特勒著名的“直觉闪现”又一次出现了。他认为，苏联红军在正对柏林的屈斯特林的集结，只不过是一次规模巨大的佯攻；苏联红军的主攻方向不是柏林，而是南方的布拉格。在希特勒的众多将领中，只有一位拥有同样天赋的“洞察力”，他就是费迪南德·舍尔纳大将，现在担任位于海因里希南翼的中央集团军群指挥官，他也“一眼看穿了苏联人的骗局”。“我的元首，”舍尔纳提醒，“据历史记载，要记住俾斯麦的话——‘谁拥有布拉格，谁就拥有欧洲’。”希特勒表示同意。残忍的舍尔纳是元首的心腹，也是德军将领中最缺乏才气的一位，现在却被火箭般地提拔成了陆军元帅。与此同时，希特勒在4月5日命令海因里希麾下4支经验丰富的装甲部队向南方调动，这些机动单位是海因里希用来遏制红军当面猛攻的本钱所在，现在调走无异于釜底抽薪。这项命令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1] 这段内容作者没有给予出处，也没有做任何说明，看起来与史实有些出入。根据苏方资料记载，当时步兵第44师师长是伊万·安德烈耶维奇·沃罗比约夫少将，他于1944年7月8日阵亡，而他的继任者是阿纳托利·阿尼西莫维奇·米罗年科上校，活到了战后。该师当时隶属于步兵第111军，军长是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少将，而该军隶属于第54集团军。1944年8月，这个师就调入步兵第119军（隶属于第67集团军），从未与第65集团军有任何瓜葛。
[2] 米洛万·吉拉斯（1911年6月4日—1995年4月20日，旧译密洛凡·德热拉斯），生于南斯拉夫王国（今黑山）的农民家庭，早年曾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攻读哲学和法律，后来追随铁托参加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先后担任过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中央书记、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1953年10月，他公开主张把南共联盟变成一个议会民主政党，实行多党制和西方式的民主。1954年1月，南共联盟中央决定将其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解除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之后又把他开除出南共联盟，并逮捕判刑，直到1961年1月才被提前释放。
[3] 此处原文写的是元帅，但布尔加宁晋升元帅军衔是1947年11月的事情了。
[4] 苏联人的引语，就像在全书中所使用的其他苏联材料一样，凡是没有特别注明的，都是1963年4月在对莫斯科做的一次研究旅行过程中获得的。苏联政府允许本书作者，在曼彻斯特大学的约翰·埃里克森教授的帮助下，采访柏林战役的参与者——从元帅到列兵，唯一一位禁止本书作者采访的是朱可夫元帅。其他的元帅，科涅夫、索科洛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以及崔可夫，每个人都贡献出了平均3个小时的私下交谈时间。除此之外，作者还被给予了查阅军事档案的权利，并获准拷贝和摘录卷帙浩繁的苏联文献，包括作战地图、战后报告、专题著作、照片，以及迄今为止只在苏联政府圈子内传阅的军事历史书籍。——原注
[5] 当然，那两个空降师是要准备空投的。——原注
[6] 斯大林与他的元帅们召开的这次关键性会议，在苏联军方上层人所共知，尽管其内容从未在西方发表过。在苏联的军事史书和军事杂志当中，有若干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朱可夫对他的参谋们叙述的与会议相关的内容，由苏联历史学家尼古拉·基里洛维奇·波佩尔中将记载了下来。科涅夫元帅向本书作者说明了会议的背景，并提供了一些迄今为止无人知晓的细节。他于196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回忆录的第一部中，还描述了部分细节，他的说法和朱可夫的说法之间有一些不同。例如，朱可夫并没有提到蒙哥马利将向柏林进攻，科涅夫也没有提到拟议中英美联军空降师在柏林空降。什捷缅科将军宣读的报告的资料来源从未被披露，根据本书作者的判断，它是对艾森豪威尔头天晚上发来的电报的一种明显夸张的军事评价。这个评价的基础，部分是对艾森豪威尔的动机的怀疑，部分是一种编造，其意图是为斯大林本人的目的提供依据。——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