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军的空袭打了柏林保卫者们一个措手不及。3月28日，星期三，快到上午11点的时候，首批敌机出现了。一瞬间，全城各地的高射炮群纷纷开火，朝天空发射出炮弹。大炮的轰鸣，加上防空警报迟到的尖啸声，震耳欲聋。这些飞机并不是美军的。美国人的空袭很有规律，通常是在上午9点炸一次，然后到正午时分再炸一次。这次攻击则从东方而来，无论是攻击的时间安排还是轰炸战术都是全新的。是苏联人！几十架苏联战斗机在屋顶高度呼啸来去，朝着街道倾泻着弹雨。
在波茨坦广场，人们四散而逃。在选帝侯大街上，购物的人们冲出大门朝地铁入口处慌慌张张地逃命，还有不少人选择涌向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受到保护的遗址。但仍有一些柏林人不为所动，他们已经在购买每周食品配给的长队中站了几个小时了，不想因为躲避空袭而让之前的努力白费。在维尔默斯多夫区，36岁的护士夏洛特·温克勒下决心一定要为她的两个孩子——6岁的埃克哈特和9个月大的芭芭拉——搞到吃的。在阿道夫·希特勒广场，格特鲁德·克茨勒和英格·吕林这两位多年的老朋友，在一家杂货店前面与别人一起安静地等待着属于自己的那份食物。她俩曾做过极端的决定：一旦苏联人打进柏林就自杀，但现在她们却放弃了这种打算。她们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烘烤一块复活节蛋糕。几天以来，两人都在为买到所需的原料而努力。在克珀尼克区（Köpenick），40岁的胖妇人汉娜·舒尔茨正打算多买点面粉，好做一块裱有大理石花纹的假日蛋糕。汉娜还希望为她的丈夫罗伯特买上一副吊裤带，他仅剩的一副吊裤带烂得不成样子了。
在空袭期间，埃纳·萨恩格尔总是替“老爸”担心，她管自己的丈夫康拉德叫“老爸”。同往常一样，康拉德拒不进入采伦多夫区的防空洞，而是又出门了。他迈着有力的步伐朝自己特别喜爱的老克鲁格（Alte Krug）饭馆走去，这家饭馆位于路易丝王后街上。迄今为止，还没有哪次空袭能阻止这位78岁的老兵每周三与一战时的老战友碰面，今天同样如此。
有个柏林人实际上很享受空袭的每一分钟，年轻的鲁道夫·雷施克（Rudolf Reschke）戴着一顶老式钢盔，在位于达勒姆的家门口和路中央之间跑来跑去，故意逗弄那些低空飞行的敌人飞机，他甚至还敢朝着飞行员挥手致意。不过今天，其中的一名飞行员发现了他的滑稽动作，便一头朝他俯冲过来。当鲁道夫奔跑的时候，身后的人行道已经被一片弹雨所覆盖。对鲁道夫而言，这样的惊险场面并不可怕，反而是游戏令人激动的一个部分。对于14岁的他来说，这场战争是他生命中经历的头等大事。
机群对城市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几个飞行中队的弹药打完了，只能依依不舍地脱离编队向东返航，但其他中队的飞机又蜂拥而来，迅速补上了缺额，继续对地面目标进行猛烈的打击。苏联人的空中突袭给柏林的生活添加了新维度的恐怖，平民伤亡惨重。许多运气不佳的倒霉蛋没有被敌机的子弹打死，反而倒在了城市保卫者们的火力之下。苏联飞机飞得太低了，高射炮不得不以近乎平射的方式开火，造成大量炙热的弹片在城市里到处乱飞。炮弹碎片主要来自市内的3组巨型防空塔[1]，它们分别位于洪堡海因（Humboldthain）、腓特烈斯海因（Friedrichshain）和柏林动物园。这些巨大的防弹堡垒是在英国皇家空军对柏林首次空袭之后，于1941年至1942年间建造的。每座防空塔的规模都很庞大，最大的那组防空塔就建在动物园里的鸟类保护区附近，显得不伦不类。每组防空塔都由两座建筑构成：小的叫L塔（Leitturm），指挥塔，是通信指挥中心，上面装备有雷达；在它旁边正喷发着烈焰的就是G塔（Geschützturm），炮塔。
G塔体积巨大，占地面积几乎等于一个城市街区，有40米高，相当于13层的大楼。它的钢筋混凝土墙厚度超过2.5米，四周是深深的窗口，遮挡着7～10厘米厚的活动钢板。屋顶上的四座双联装（8门）128毫米Flak 40高射炮正在连续开火，四个角楼上布置的多门20毫米四联装高射炮也在以很高的射速朝天空发射炮弹。
防空塔内部的噪声之大几乎令人无法忍受。除了高炮群开火的炮声之外，还有多架扬弹机作业的机械声响，通过它们，底层军火库里的炮弹才能被源源不断地送到每个炮位上去。就设计用途而言，G塔不仅仅是座炮台，同时还是一个有5层楼那么高的巨型仓库、医院和防空掩体。顶层的炮位下方住着一支100人的警卫部队，再往下是一个拥有95个床位的空军医院，里面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不但有X光室，还有两个设备完整的手术室，配备有6名医生、20名护士和大约30名护理员。再往下就是第三层，内里是一间宝藏库，贮藏室里存放着柏林顶尖博物馆里的一流展品，比如著名的帕加马[2]浮雕，那是公元前180年前后由阿塔罗斯王国的国王欧迈尼斯二世下令建造的巨大祭坛的组成部分。还有埃及、希腊和罗马的各种各样的古董，包括雕像、浮雕、器皿和花瓶，其中“普里阿摩斯[3]的黄金宝藏”是由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于1872年在古城特洛伊遗址里发掘出来的，包括金银手镯、项链、耳环、护身符、装饰品和珠宝，这是一批数量庞大的收藏品。此外，藏品中还有堪称稀世之珍的哥白林双面挂毯[4]，包括德国19世纪画家威廉·莱布尔所画的精美肖像在内的众多绘画，大量带有威廉皇帝头像的硬币。塔楼的下面两层，是面积巨大的防空掩蔽所，里面有大型厨房、食品贮藏室，还有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andsender）的应急住处。
G塔配套设备齐全，有自己的水电供应，在空袭期间能够轻松地为1.5万人提供膳宿。这栋综合建筑的给养和弹药储备非常充足，警卫部队甚至自信地认为，哪怕柏林的其他地方都沦陷了，只要有继续打下去的必要，这座动物园内的防空塔就能坚持抵抗一年之久。
如同开始时那样突然，空袭猛然间就结束了。G塔顶部的高射炮陆陆续续停止了射击。在柏林各处，黑色的烟雾正从燃烧弹造成的大火中袅袅升起。苏联人的首次空袭只持续了20分钟就退潮了。柏林的大街小巷上再次挤满了人。在市场和商店外面，那些为躲避空袭而从所排的购物长队中跑掉的人，现在正脾气火爆地想回到原位，但那些坚持排队的人可不打算把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才得到的靠前位置让出来。
在动物园里面，G塔顶部的高炮一停火，63岁的海因里希·施瓦茨就匆匆跑到了外面。他焦虑地朝鸟类保护区奔去，随身提着一小桶马肉。“阿布，阿布。”他喊道。不一会儿，池塘边传来了奇怪的噼里啪啦的声音，一只长相怪诞的大鸟迈着高跷似的瘦长腿，步态优雅地从水里走了出来，朝呼唤它的主人走去。这是一只来自尼罗河畔的鹳，品种很罕见，长着灰蓝的羽毛，脑袋前顶着一个“如同底朝上的荷兰木屐”般的大嘴。施瓦茨如释重负，这只名叫阿布·马库博（Abu Markub）的鹳，在猛烈的空袭后仍安然无恙。
即使没有空袭，对施瓦茨来说，每天与这只鸟相处也越来越成了一种磨难。他把马肉递了过去。“我只能给你这个了，”他说道，“我能做什么呢？我知道你最爱吃鱼，但我搞不到。你想不想要呢？”
那只鸟闭上了眼睛。施瓦茨悲伤地摇了摇头。阿布·马库博每天都做出同样的拒绝。如果这只鹳一直这么固执的话，那么只能被活活饿死，但施瓦茨却没有任何办法。最后一盒金枪鱼罐头早就吃完了，而鲜鱼在柏林更是成了稀罕物，至少柏林动物园里找不到。
在仍然饲养着的鸟当中，阿布·马库博是鸟类饲养班班长施瓦茨的真正宠物。他的其他宠儿早就不在了。“阿拉”（Arra），施瓦茨曾经教会那只75岁的鹦鹉喊“爸爸”，出于安全考虑，两年前就被送到萨尔州去了；那群“脚步声很重的”德国鸵鸟，全都在空袭过程中由于冲击波或剧烈震动而死去了。只有阿布还在，而它正在慢慢地饿死。施瓦茨的担忧成了绝望。“它越来越瘦了，”他告诉妻子安娜，“它的关节开始浮肿了。可是当我每次去喂它的时候，它哀怨地盯着我，好像在说‘毫无疑问你犯了一个错误，这不是我吃的’。”
在1939年的时候，柏林动物园里栖息着14 000只兽类、鸟类、爬行类动物和鱼，而现在各个物种加起来只剩下了1 600只。在这场持续了6年的战争中，100多枚高爆炸弹命中了那些逶迤延伸的动物家园，包括水族馆、昆虫饲养室、大象馆和爬行动物馆等，都在空袭中受损严重，哪怕是供游人和工作人员使用的饭馆、电影院、舞厅和行政楼也没能幸免。最严重的损失发生在1943年11月，在铺天盖地的空袭中，有大量动物被炸弹夺去了生命，活下来的幸运儿们大部分在后来的日子被疏散到了德国其他的动物园。不过，在柏林动物园还是留下了1 600多只鸟兽，它们不仅要继续逃避致命的空袭，还要和饥饿做斗争——在实施食物配给制度后的柏林城里，已经很难帮这群动物搞到吃的了。它们对食物的需求量大得骇人，而且种类繁多：大量的马肉、鱼肉是最为急需的，但面条、大米、碾碎的谷物、罐头水果、柠檬酱甚至连蚂蚁幼虫在内的36种其他食物也必不可少。但现在动物园里只有大量的干草、稻草、苜蓿和生菜，其他的东西根本搞不到。哪怕饲养员们费尽心思搞出了各种代用食品，但每只鸟、每头动物每天能吃到的东西却连定量的一半都不到，这从它们的模样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动物园里原先有9头大象，现在只剩下了1头。暹罗大象的皮肤耷拉着，露出巨大的灰色褶子，现在它的脾气非常暴躁，饲养员们都害怕进入它的笼子。大河马罗莎的境况很可怜，它的皮肤又干又燥还起了硬皮，不过大家的宠儿，两岁的小河马克瑙施克却仍然显得年幼活泼。蓬戈，这位一向性情温和的体重240公斤的大猩猩，现在掉了20多公斤肉，它在笼子里有时能呆坐在原地几个小时，闷闷不乐地怒视着每个人，仿佛要吃人一般。5头狮子（其中2头是幼狮），还有熊、斑马、麋羚、猴子以及罕见的野马，全都露出了营养不良的疲态。
对动物园里的动物来说，它们的生存还面临除了空袭、饥饿以外的第三个威胁。饲养员瓦尔特·文特（Walter Wendt）不时报告说，他的一些珍稀动物不知所踪了。只有一种可能，有些柏林人偷窃并杀掉了那些动物，来补充自身短缺的口粮。
动物园园长卢茨·黑克（Lutz Heck）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甚至连他的狩猎伙伴、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的友谊，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友谊都无法缓解这样的局面。倘若持续围城，鸟和动物无疑将会被饿死，更糟糕的是，那些危险的动物——狮子、熊、狐狸、鬣狗、藏猫，以及动物园的珍品狒狒，那是黑克亲自从德属喀麦隆带回来的珍稀物种——可能在战斗期间逃跑。黑克不知道，他应该在什么时候杀死那只狒狒，以及他爱得如此之深的5头狮子。
那2只9个月大的幼狮苏丹和布茜是饲养员古斯塔夫·里德尔（Gustav Riedel）用奶瓶养大的，他打定了主意，不管有什么命令，他都要设法保住这两只小狮子的性命。里德尔在感情上并不孤立，几乎每个饲养员都有让自己的宠物幸存下来的计划。卡塔琳娜·海因罗特博士是时年74岁的水族馆馆长的妻子，水族馆已经毁于轰炸，她就在自家的公寓里照料小猴子皮娅。饲养员罗伯特·埃伯哈德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保护好交给他照料的珍稀野马和斑马。瓦尔特·文特最挂念的是那10头欧洲野牛，它们是美洲野牛的近亲，是他的骄傲和欢乐，他把3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它们的科学繁殖上。这些野牛是独一无二的，价值超过100万帝国马克，大致相当于25万美元。
至于鸟类饲养员海因里希·施瓦茨，他再也无法忍受阿布·马库博经历的痛苦了。他站在池塘边再次呼唤那只大鸟，当鸟到来后，施瓦茨弯下身轻轻地把它抱进怀里。从现在开始，这只鸟将在施瓦茨家的浴室里等待着未知的命运——活着，或者死去。
在具有巴洛克风格的红色和金色相间的贝多芬大厅里，指挥棒的刺耳敲击声让大家突然安静了下来。指挥罗伯特·黑格尔（Robert Heger）举起了右臂，摆好姿势站在那里。大厅外，在这座被摧毁的城市的某个地方，消防车尖啸的笛音渐渐地消失了。黑格尔保持这个姿势又待了一会儿，随后指挥棒落下。在咚咚响起的低沉鼓声的引导下，规模庞大的柏林爱乐乐团轻柔地演奏起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
当木管乐器开始与打击乐器进行轻声对话时，小提琴独奏者格哈德·特施纳（Gerhard Taschner）注视着指挥，等待着对方的手势。这座位于克滕讷大街未遭破坏的音乐厅里挤满了观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听这位23岁的才华横溢的小提琴家演奏。当小提琴的清澈乐音突然响起，又逐渐消失，然后再次骤然升扬的时候，他们听得入了神。这是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出席这场下午音乐会的目击者们回忆说，有些柏林人完全被特施纳的演奏征服了，竟轻声啜泣起来。
在整个战争期间，拥有105名成员的爱乐乐团给柏林人提供了难得的极受欢迎的放松机会，令人们从恐惧和绝望中解脱出来。这个乐团隶属于戈培尔的宣传部，其成员免服兵役，因为纳粹高官们认为爱乐乐团有助于提高士气。柏林人对此完全同意。对于音乐爱好者来说，爱乐乐团就像是一种镇静剂，能够让他们从战争的恐怖中解脱出来，哪怕只是暂时的。
有一个人始终都被乐团营造的艺术气氛感染。他就是希特勒的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现在他正坐在前排中央自己常坐的座位上。施佩尔是纳粹统治集团中最有文化的成员，几乎不会错过演出，音乐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能帮助他摆脱焦虑，而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音乐的帮助。
帝国部长施佩尔正面临着自己职业生涯中的最大问题。在整个战争期间，尽管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挫折都出现了，但他却仍能令帝国的工业产能持续释放。不过，在很久以前，他掌握的统计数据就清晰地预测出了未来：第三帝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它存在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在盟军越来越深入德国国土之时，正视现实的施佩尔是唯一一个敢对希特勒说出真相的内阁部长。
“战争失败了。”他在1945年3月15日给元首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
“如果战争失败了，”希特勒怒气冲冲地反驳，“那么这个民族也将灭亡。”
3月19日，希特勒发布了一道骇人听闻的命令，要把德国彻底毁灭。一切都要被炸毁或者烧掉——发电厂、自来水厂和煤气厂，堤坝和水闸，港口和航道，大工业中心和电力网，所有的船舶和桥梁，所有的火车，所有的通信设施，所有的车辆和各种商店，甚至还有乡间公路。
施佩尔不愿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他向希特勒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施佩尔称他有特殊的个人理由来扭转这项政策。如果真的把德国的工商业和所有建筑都连根除掉的话，自己的多年心血将毁于一旦，那些宽阔的高速公路、宏伟的大楼、横跨大河两岸的桥梁，都是他最为得意的作品，他无法接受这一切的幻灭。更何况，施佩尔还亲手锻造了希特勒总体战的可怕工具，他对此负有别人无法担负的责任。而让施佩尔更为忧心忡忡的，则是毁灭政策给整个民族带来的灾难。他直言不讳地告诫希特勒，无论这个政权是存还是亡，“我们都要竭尽全力，为自己民族未来的生存保留住最后一点基础，哪怕是通过最原始的方式也好……我们没有任何权利采用破坏的手段对人民的生存施加毁灭性的影响……”
希特勒并没有被说动。“再也没有必要为德国人民的基本生存需要什么而操心了，”他回答道，“恰好相反，最好是连这些生存的基础都破坏掉，而且由我们自己亲手毁灭这一切。这个民族已经证明是弱者……”希特勒用这些话把德国人民一笔勾销了，他对施佩尔解释说，“那些在这场斗争结束之后幸存下来的人都是劣等人，因为优秀者早已经战死了。”
施佩尔觉得毛骨悚然，那些曾经为他们的领袖浴血奋战的人，这会儿在元首看来显然一钱不值。几年来，施佩尔一直对纳粹种种行径中更为野蛮的一面视而不见，他相信自己理智的所作所为有别于这一切。现在，他终于意识到了几个月来他一直拒绝面对的事情，尽管为时已晚，正如他对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所说的，“希特勒彻底疯了……必须阻止他”。
在3月19日到23日之间，一连串“焦土政策”的命令，从希特勒的大本营飞快地传到了全德国的地方长官和军事指挥官的手中。命令威胁道，将直接处决那些拖延执行“焦土政策”的人。施佩尔明白不能再耽搁下去了，立即采取了行动。他在一小群高级军官友人的帮助下，力图阻止希特勒的计划。他明白，这样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但他想不了那么多了。他给工厂主挂上了加急电话，亲自飞往军队驻地，不厌其烦地拜访各地的官员。不过，施佩尔的工作仿佛已经初见成效，因为就算是最死硬的纳粹分子，也一致认为希特勒的计划将导致德国彻底灭亡。
不过，奔走在严肃紧张的游说活动中的帝国部长怎么还会有如此雅兴，出席爱乐乐团的交响乐会呢？倘若不是因为一个事实，他这样做的确有点不合时宜。但那个残酷的事实就是，在施佩尔为之斗争要保留的德国资源的名单上，爱乐乐团是头号力保目标。由于小提琴家格哈德·特施纳极受施佩尔的喜爱，几个星期以前，乐团经理格哈特·冯·韦斯特曼（Gerhart von Westermann）博士就让特施纳去寻求这位帝国部长的帮助，保持爱乐乐团的完整。根据法律，这些音乐家是免服兵役的，但随着柏林之战迫在眉睫，冯·韦斯特曼担心整个乐团随时有可能被征入人民冲锋队。尽管乐团事务应该由约瑟夫·戈培尔的宣传部管理，但冯·韦斯特曼知道从他那里得不到任何帮助。他对小提琴家说：“你得帮助我们，戈培尔已经忘了我们……去找施佩尔，求他帮忙……我们都要给你下跪了。”
特施纳极不情愿，只要谈到逃避或者逃跑，会被认为是叛国，有可能带来耻辱或者入狱的后果。但最后他还是同意了。
在与施佩尔会面的时候，特施纳说起话来显得吞吞吐吐。“部长先生，”他说道，“我想和您谈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我希望您不会误解……但现今有些事情是难说出口的……”施佩尔目光敏锐地看着他，很快就让他不再拘束。特施纳受到了鼓励，便把乐团的困境吐露了出来。帝国部长专心致志地听着，然后告诉特施纳，冯·韦斯特曼不必忧心忡忡，因为他已经想到了一个万全的计划，不仅能让音乐家们逃脱人民冲锋队的魔爪，在最后时刻还会把整个乐团的105号人全部秘密疏散出城。
施佩尔现在已经完成了计划的第一部分。坐在贝多芬大厅舞台上的那105个人，身上穿的不是平常演出穿的燕尾服，而是黑色西装，但在台下的所有观众中，只有施佩尔知道个中原因。那些燕尾服连同乐团的名贵钢琴、竖琴、著名的瓦格纳大号以及乐谱，已经在3个星期前用一队卡车悄悄运出了城。这批珍贵货物大部分被秘密藏在库尔姆巴赫（Kulmbach）附近的普拉森堡（Plassenburg）里。这个地方位于柏林西南约386公里处，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就在美军推进的必经之路上。
施佩尔计划的第二部分——把人救出来——要复杂一些。尽管空袭强度很大，入侵的敌军近在咫尺，但宣传部从未打算减少爱乐乐团的演出场次。音乐会的安排是每周演出3~4次，在空袭的间隔当中一直要持续到4月底，那时演出季将正式结束。在那个时限之前疏散音乐家们是无法办到的，毫无疑问戈培尔将会指控音乐家们擅离职守。施佩尔决心把乐团疏散到西方，他绝对不能让这些人落到苏联人的手里。但他的方案完全取决于西方盟军的挺进速度，他指望英美盟军能够先于苏联红军到达柏林。
施佩尔并不打算等到西方盟军入城再实施自己的计划。只要他们近到离柏林只有一夜车程的距离，他就会下达疏散的命令。计划的核心在于在恰当的时候隐秘地发出离开信号。音乐家们必须在黄昏后全部撤离，这就意味着逃跑行动必须在音乐会一结束时就开始。为了避免惹出不必要的事端，行动的命令只能拖到最后一刻才发出。施佩尔苦思冥想出一个通知音乐家们的绝妙方法：在最后一分钟，乐队指挥将宣布更换节目，让乐团的音乐家们演奏施佩尔挑选的一个特定曲目，这就是撤离的暗号。等到演出一散场，爱乐乐团的成员们将立即登上一队在贝多芬大厅外的夜色中恭候多时的公共汽车。
施佩尔要求用作暗号的乐谱由冯·韦斯特曼保管着。当乐谱由施佩尔的文化事务专家送来的时候，冯·韦斯特曼无法压抑住自己的惊讶。他询问施佩尔的助手：“你肯定熟悉最后几幕的音乐，那些旋律描绘的画面是众神的陨落、瓦尔哈拉的覆灭和世界末日。你确信这就是部长命令演奏的吗？”
完全没错，施佩尔要求柏林爱乐乐团在最后一场音乐会上演出的终章，正是瓦格纳《诸神的黄昏》（Die Götterdämmerung）[5]中的插曲。
冯·韦斯特曼并不知道，这首看上去有些不合时宜的插曲也许正是反映施佩尔内心世界的一条隐晦线索。此时，他正在实施着自己最雄心勃勃，也是最后的一个工程——刺杀希特勒。这位帝国部长坚信，要拯救自己的祖国，只有这唯一一种方法。一连几个星期，力求完美的阿尔贝特·施佩尔一直都在寻找着行刺的合适机会。
苏联的大军正在东线各地集结，但他们仍没有做好对柏林发动最后一击的准备，预想中的战役仍遥遥无期。苏联红军的指挥官们对行动的屡屡延误感到万分恼火。奥得河是一道令人畏惧的障碍，今年春季冰雪融化得又格外晚，奥得河仍有部分河面覆盖着冰层。河对岸就是德军的防御工事——地堡、雷区、反坦克壕和掩体内的炮兵阵地，现在德军每天都变得更强大，这个事实令苏联红军将领们担忧不已。
最急于发动进攻的人，当属45岁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上将，他是近卫第8集团军的司令员。他曾经领导第62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残垣断壁中浴血奋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项功勋让他在苏联名声大振。崔可夫认为，柏林战役之所以迟迟都没有打响，很大程度是西方盟军拖了后腿。1944年12月，德军在阿登高原发动了突然进攻，此后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求斯大林尽快让苏联红军在东线发起大规模强攻，以缓解西线的压力。斯大林同意了，于是苏军在波兰的攻势提前发动。崔可夫后来说，他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苏军拉得过长、铺得过广的交通线已经不堪重负，我们在2月份就可以发起针对柏林的突击”。但苏军杀出波兰后，推进的速度太快，结果当各个集团军抵达奥得河畔时已成强弩之末。前线部队发现自己已经把补给品和交通系统彻底抛在后面了。正如崔可夫所言，苏军的攻势停顿下来，是因为“我们需要足够的弹药、燃料和浮舟来强渡横在柏林前方的奥得河、各条水道和运河”。由于需要重新编组部队和进行准备，德国人得到了几乎两个月的时间来组织他们的防御。崔可夫对这一切感到十分煎熬。每多耽误一天，敌人的防御兵力就会增强一分，他手下征战了半个欧洲的近卫军官兵们就会在战役开始后遭受更大的伤亡。
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卡图科夫上将是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司令员。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和崔可夫一样，期盼着这次进攻早日发起。但另一方面，他也对战役的延迟发动心存感激。他的坦克兵们太累了，需要休息，手下的维修人员也急需一个整备装甲车辆的机会。在抵达奥得河之后，卡图科夫告诉自己的副司令员格特曼（Andrei Lavrentievich Getman）中将[6]：“这些坦克理论上的行驶距离，按直线算大概是570公里。”但他随后话锋一转，“不过，安德烈·拉夫连季耶维奇，实际距离比地图上的要远得多。很多坦克的里程表显示出来的读数竟然是2 000多公里！我们的士兵身上可没有里程表，所以谁也不知道人被磨损成什么样子了。”
格特曼十分同意卡图科夫的说法。他毫不怀疑德军会被粉碎，柏林将被攻占，不过他也对有休整的机会感到高兴。“将军同志，”他对卡图科夫说，“战争有一条基本理论，那就是赢得胜利不是靠攻城略地，而是靠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拿破仑是一位了不起的领袖，但在1812年冬天，连他也忘记了这一点，结果在莫斯科遭遇了惨败。”
在整个前线，其他集团军司令部里的情况也完全相同。尽管每个人对进攻延误都感到不耐烦，但同时也在充分利用这个喘息的时机整军备战。没有人对眼前这场危机重重的战役抱有任何幻想。朱可夫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科涅夫元帅，都已经收到了令人胆寒的敌情报告。情报部门估计，当面的防线里部署有100多万德军，还有多达300万的平民可能帮助军队为保卫柏林而战。如果这些报告是真实的话，那么苏联红军就可能在人数上以1：3处于劣势。
进攻将在什么时候发动？到目前为止，元帅们都还不知道。按照已经制订好的计划，朱可夫指挥的庞大方面军将直接攻击柏林城，但也有可能发生变化。西线的英美盟军正在等候着艾森豪威尔下达“出发”的命令；同样，苏军指挥官也在盼着自己的最高统帅下达同样的作战号令。最令这些元帅们担心的是英美盟军从莱茵河出发后向前推进的速度，现在他们每天都更靠近易北河，也更靠近柏林。如果莫斯科再不下达总攻令，英国人和美国人就可能先于苏联红军进入该城。可到目前为止，约瑟夫·斯大林还没有下达“出发”的命令。他仿佛是在独自等待。
[1] 原文写的是6座防空塔，虽然德国的防空塔共有三种类型，但一般来说每组防空塔都会分一大一小的两座塔——炮塔（G塔）和指挥塔（L塔），由于耗资巨大和其他原因，柏林计划中的6组防空塔只建成了3组。
[2] 帕加马（Pergamon）是密细亚（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一座古希腊殖民城邦，距爱琴海约26公里，城市本身坐落在巴克尔河北岸，现在是土耳其贝尔加马的一处历史遗迹。
[3] 普里阿摩斯（Priam），特洛伊的末代国王，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攻破时在城中心的宙斯祭坛上战死。
[4] 哥白林双面挂毯，由法国哥白林挂毯厂制造，多鲜艳图景。
[5] 威廉·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年5月22日－1883年2月13日），德国作曲家。《诸神的黄昏》是他的一部歌剧，歌剧名的意思就是“世界末日”。
[6] 此处原文有误，将格特曼的职务写成了军长，其实早在1944年8月他就成了卡图科夫的副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