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宁街10号寂静的书房里，温斯顿·丘吉尔正弓着身子坐在那把他钟爱的皮椅上接听电话。他的参谋长、有着爵士头衔的黑斯廷斯·莱昂内尔·伊斯梅（Hastings Lionel Ismay）上将正在电话里读蒙哥马利发给盟军最高统帅的电报，陆军元帅关于“将尽最大的速度和魄力”的许诺令人感到欣喜。但更大的喜讯则是，蒙哥马利已经决定向柏林进军！“蒙哥马利，”首相告诉伊斯梅，“正在取得引人注目的进展。”
在英美双方的军队领导人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激烈争论后，盟军下一步的战略已经逐渐明朗了起来。艾森豪威尔将军早在1944年秋天就提出了计划纲要，这个纲要最终于1945年1月在马耳他召开的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会议上被批准。该计划要求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跨过下莱茵河并在鲁尔区以北发动主攻。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信中称这条路线为“通往柏林的捷径”。而在南面，美军渡过莱茵河后的下一个目标则是直扑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地区。这个方向上的攻势是辅助性的，意在将蒙哥马利当面的德军兵力吸引开，减轻主攻的压力。不过，一旦蒙哥马利的进攻遭遇挫折，美军就将接过主攻的重任，从自己的进攻轴线上发起更为凶狠的突击。不过在丘吉尔看来，这种预案恐怕派不上用场了，这次“伟大的十字军东征”即将结束。对首相而言，最令他满意的就是在这么多盟军将领中，将得到攻占德国首都这一莫大荣誉的人正是阿拉曼战役的英雄蒙哥马利。第21集团军群已经为进攻特别增加了兵力，在部队、空中支援、给养和装备方面享有优先权。蒙哥马利麾下大约有35个师和附属部队，其中包括美军第9集团军，总共约有100万官兵。
4天以前，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一起去了德国，亲眼见证了盟国大军横渡莱茵河的恢宏战斗。当这场历史性的进攻拉开帷幕时，丘吉尔对艾森豪威尔说：“我亲爱的将军，德国被打败了。我们逮住了他，他完了。”
的确，在大多数地区，德军的抵抗轻微得令人吃惊。在美军第9集团军的攻击区域，有两个师——大约34 000名官兵——与英军并肩渡河，只有31人伤亡。现在，蒙哥马利已经有20多个师和1 500辆坦克渡过了河，正在朝易北河大举猛攻。通往柏林——丘吉尔称之为“英美盟军首要而且真正的目标”——的道路似乎已经畅通无阻。
柏林在政治上也敞开了大门，三巨头从来没有为到底应该由谁攻占柏林而伤脑筋。柏林是一个公开的目标，先到先得！他们对占领问题进行过大量讨论，讨论的结果最终被清晰地标注在“日食行动”的地图上。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则先知先觉地意识到一个关键点：占领和瓜分德国的决定，将会对柏林城的归属以及未来政治格局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他认为：一场以柏林为目标的速度竞赛即将开始。
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1943年，早在当年的11月19日，柏林问题就首次摆在了罗斯福面前。当时，他正搭乘着“依阿华号”战列舰前往中东，去参加即将召开的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这是第五和第六次盟国领导人的战时峰会。在欧内斯特·约瑟夫·金（Ernest Joseph King）海军上将的套房里，总统正端坐在会议桌的主座上，助手和顾问们则坐在他的两侧，其中就有美军参谋长联合会的成员。
1943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决胜之年。在苏联前线，德国人遭受了他们最大也最惨烈的失败：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被包围后彻底断绝与外界的联系达23天[1]，被迫投降，此役德军有30多万人阵亡、负伤或者被俘；在太平洋战场，有100多万美军在战斗，日本人被迫在每条战线上撤退；在西线，隆美尔从北非溃败而归，意大利在遭受到盟军自非洲经由西西里的进攻之后已经投降，而德国人仍毫不动摇地坚守在该国北部地区。现在，英美盟军正在为致命的一击（coup de grace）——“霸王行动”，也就是对欧洲的全面进攻——做着准备。
在“依阿华号”战列舰上，罗斯福显得非常恼火。他面前的文件和地图是“兰金行动C方案”计划的要点，所谓“兰金行动C方案”，就是围绕即将进行的全面反攻而做的诸多研究之一。“兰金行动C方案”考虑的是敌人突然崩溃或者投降时应采取的步骤，一旦出现上述情况，该计划建议应该由三大国分别占领德国和柏林的一块区域。令总统苦恼的是，美国的那块占领区恰恰是由英国的规划者们挑选出来的。
“兰金行动C方案”是在特殊而又令人沮丧的情况下制订出来的，受其内容影响最大的将是身处欧洲的盟军最高统帅，但此时这名将领还未任命。为最高统帅提前制订计划是一件困难的任务，也就是说，既要为渡过海峡实施大反攻的“霸王行动”做准备，也要为德国万一崩溃而制订计划，亦即“兰金行动”。这个任务交给了英军中将弗雷德里克·埃奇沃思·摩根（Frederick Edgworth Morgan）爵士[2]，他的代号“COSSAC”非常有名，意思是“盟军最高统帅候任参谋长”。这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使。当他被任命这个职务时，英帝国军队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告诉摩根：“嗯，没有法子。当然，它不会起作用的，不过你必须想法子让它起作用！”
在准备“兰金行动C方案”的时候，摩根不得不考虑各种各样无法预料的事情。倘若敌人突然投降，搞得盟军一时无法应付，那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种尴尬的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真的发生了，当时没有任何人料到，德国居然在1918年11月就突然投降了。谁的部队将要去什么地方？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军队将会占领德国的哪些地方呢？柏林又是谁的猎物？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如果盟军不想被对手突如其来的崩盘搞得措手不及的话，就必须把上述问题以一种清晰明确的方式全部解决掉。
不过，到那时为止，有关战争的结束还没有制订出什么特定计划来。尽管英美双方的各类政府机构已经讨论了停战后会出现的问题，但双方只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必须彻底占领德国。而在总体政策的制定上，基本没有任何进展。
相形之下，苏联人在出台政策方面却没有什么困难。约瑟夫·斯大林始终认为占领德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该如何做好这件事情。早在1941年12月，他就将苏联的战后要求直截了当地告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毫不讳言地指出他想要占领和吞并的领土。那是一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目录。斯大林想要的战利品包括：承认苏联对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主权要求；苏联1939年进攻芬兰时占领的芬兰国土；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省；1939年通过与纳粹达成协议后苏联所侵占的波兰东部地区；东普鲁士的大部分地区。当他平静地阐述上述条件的时候，在离克里姆林宫不过25公里的莫斯科郊外，漫天炮火中的苏德两军还在进行着殊死战斗。
尽管英国人认为斯大林在1941年提出的要求至少可以说是不成熟的[3]，但到了1943年，他们也在准备自己的计划了。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建议，德国应该被完全占领，由三个盟国来划分各自的占领区。一个被称为“停战和战后委员会”的内阁机构，在副首相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的领导下随即建立起来，艾德礼是工党领袖。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粗略的建议，同样主张三方分割，由英国占领工商业发达的西北地区，还提议柏林应该由三大强国共同占领。美国实际上成了唯一一个没有对战败的德国制订出占领计划的盟国，美国官方认为战后安排应该再等上一段时间，到即将获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再说，因为美国人觉得占领政策主要是一个军事问题。
在盟军夺回战场主动权后，反攻的步伐正在日益加快。而随着胜利之日的临近，制订一个对德国的详细占领计划来协调各大国间的利益就变得十分有必要了。1943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外交会议上，各方就确立共同的盟国战后政策问题走出了试探性的第一步。盟国接受了这种观点，即在对德国的控制和占领上负有共同的责任，同时还建立了一个三方机构，即欧洲顾问委员会（EAC），以便“对战事结束后的欧洲问题进行研究，并向三国政府提出建议”。
但与此同时，摩根又提出了他自己的计划——占领德国的一份粗略蓝图——“预备”，他后来解释说“仅仅是在进行了大量的预测工作之后”。一开始，在没有政策指引的情况下摩根提出了一个计划，呼吁进行有限度的占领，但他最后提交的“兰金行动C方案”却反映出比艾德礼的委员会更为完善的策划。摩根拿着一张地图坐下来，把德国精确地分成了三份，“用蓝色铅笔沿着现存的州界轻轻地勾勒出来”。显然，由于苏联人是从东边冲过来的，就必须占领东部区域。在修订过的“兰金行动C方案”中，建议英美盟军和苏联红军之间的分界线，是从波罗的海之滨的吕贝克到德国中部的爱森纳赫，然后再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而至于苏占区的范围将达到什么程度，这并不是摩根应该去关心和考虑的，因为那“自然应该是苏联人的事，苏联人并没有包括进我们的‘盟军最高统帅候任参谋长’的班子里”。但柏林确实令他伤脑筋，因为柏林将会在苏占区之内。“我们是否要继续把那个地方当作一个首都，是否还要一个首都？”对此他很纳闷。“这个行动的国际性表明，应该有一个平等的三方势力来占领柏林或者任何其他的首都，占领军中美国、英国和苏联各占三分之一。”
英美两国占领区的位置也不值得伤脑筋，因为它们之间的南北关系早已被两军基地和补给站的位置决定了。这是个难以改变的事实，尽管有些可笑。从第一支美军部队到达联合王国的时候起，美国人就在北爱尔兰地区安营扎寨，随后又把驻地拓展到了英格兰南部和西南部，英军的防区则是在北部和东南部。如此一来，双方的集结地、给养和通信都被彻底分开了。在面对欧洲大陆的方向上，美国人始终是在右边，英国人始终是在左边。按照摩根对“霸王行动”的预知，这样安排就是为了越过英吉利海峡攻上诺曼底海滩。而且可能在穿过欧洲攻入德国心脏部位的过程中，英军会进入德国北部，解放荷兰、丹麦和挪威，右翼的美军则按照他们的前进路线，经过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最终进入德国南部各州。
“我并不认为，”摩根后来说道，“当时有谁能够意识到，这样安排部队会产生全面和最终的影响。这个决定大有可能是英国陆军部的某个小军官做出的，但一切后果都来源于此。”
在“依阿华号”战列舰上的美国总统却完全意识到了南北位置关系的要害所在。这会让美国远离富饶的沿海地区，丧失对出海口的控制。罗斯福对“兰金行动C方案”十分不满。15点，一次交流会议在船舱内正式开始了。罗斯福开门见山提到了“兰金行动C方案”存在的巨大问题，看来总统心里这股火已经憋了很久了。当参谋长们请总统对摩根的修订计划做出指示时，罗斯福斥责了他的军事顾问。在对计划所附的备忘录书写的评语中，罗斯福认为他们“做出了某些假定”，尤其是，美国应该接受英国的建议占领德国南部。“我不喜欢这个安排”，总统表明了他的态度。他想要德国西北部，想要进入不来梅港和汉堡港的权利，还想要进入挪威和丹麦港口的权利。而且罗斯福在某些事情方面非常执着，那就是美国占领区的范围。“我们应该一直到柏林，”他说道，“美国应该拥有柏林，”接着他又补充说，“苏联人可以占有柏林以东的领土。”
罗斯福还对“兰金行动C方案”的另外一个方面感到不悦。美国既然在南边，就应该拥有一个包括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责任范围。他对法国感到担忧，尤其对自由法国军队领导人夏尔·戴高乐将军不放心，他认为戴高乐在“政治上让人头痛”。罗斯福对他的顾问说，当盟军进入法国时，戴高乐就会跟在“部队后面一公里的地方”，准备接管政府。罗斯福尤其害怕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法国会爆发内战，他说自己不想介入“法国的重建”，总统宣称“法国，那是英国的职责”。
罗斯福还认为，英国对卢森堡、比利时乃至德国南部地区也负有责任。而总统梦寐以求的美国占领区则将横贯德国北部（柏林自然也囊括在内），一直延伸到奥得河畔的斯德丁。随后他再次斟酌字眼，强调自己对原建议中的占领区安排十分不满。“英国人计划让美国拥有南部占领区，”罗斯福说道，“而我不喜欢。”
总统的提议令他的军事顾问们大为震惊。因为在3个月前的魁北克会议上，无论是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还是美军自己的参谋长联合会，都已经在原则上批准了这项计划。当时，罗斯福总统对分别占领德国兴致很高，这让计划以更快的速度被制订出来，他认为盟军部队应该“准备与苏联人同时抵达柏林”。
参谋长联合会本来以为，“兰金行动C方案”所涉及的问题全都定下来了，他们之所以把这个计划带到“依阿华号”战列舰上，只是因为其不仅涉及军事政策，还事关政治和经济问题。现在总统挑战的不仅是占领计划，而且还有“霸王行动”的基础本身。如果改变计划中的占领区以迎合总统愿望的话，那么在反攻之前部队就必须换防，这就会延误甚至可能因此危及跨越英吉利海峡的攻势，而这次进攻又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军事行动之一。在他的军事顾问们看来，罗斯福压根就没有意识到推翻“兰金行动C方案”，让英美部队进行换防所涉及的规模惊人的后勤物流运作。如果总统明白全面换防所带来的惊人代价还执意如此，那么这只能说明夺得德国西北部地区，特别是柏林，带来的利益是更为巨大的。但军人们认为，如此代价在军事上难以承受。
马歇尔将军开始婉转地详细介绍起形势来，他同意“重新探讨这个问题”，但坚持称“兰金行动C方案”中的那些建议主要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将军分析道：“整个问题其实是由英格兰港口的布置而决定的。从后勤物流的角度而言，我们也必须把美国军队放在右边。”
美军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支持马歇尔的看法。他说进攻计划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要在部队部署上接受任何改变都是不现实的。
这个问题大到没边了，因而马歇尔认为在部队换防之前，恰恰需要一个全新的方案——一个灵活的方案，足以应用在“任何发展阶段上”，才能得到总统想在德国得到的东西。
罗斯福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如果希特勒的帝国全面崩溃的话，美国就应该派出尽可能多的人进入德国。他提出可以派一些人到“苏格兰的周边”，从而可以从北部进入德国。正是在这一点上，他表示盟军肯定应该快速赶往柏林；如果这样的话，美军的各个师就得“尽可能到达柏林”。哈里·霍普金斯是罗斯福的密友和顾问，当时正在“依阿华号”上，他也有同样的紧迫感，认为美国得准备“在（德国）崩溃后的两个小时之内，把一个空降师空投进柏林”。
总统的军事顾问们一再试图让他了解，对“兰金行动C方案”做改变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但罗斯福不为所动。最后，他把放在桌子上的《国家地理杂志》里面的一幅德国地图拉到面前，开始画了起来。他先是画了一条线穿过德国西部边境，到杜塞尔多夫后沿着莱茵河朝南直到美因茨，从美因茨他用粗线条沿着北纬50°把德国分成两半，大致是从西边的美因茨到东边的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上的阿施（Asch，今捷克阿斯），然后他的铅笔向东北方向移动，直到奥得河畔的斯德丁。美国人将会得到这条线上方的区域，下方的区域属于英国人。不过按照罗斯福勾勒的轮廓来看，美占区的东部边界和英占区将会形成一个大致的楔形，那个楔形的顶点在莱比锡，从莱比锡朝东北到斯德丁，朝东南到阿施。总统并没有明说，不过这个浅浅的三角区显然应该是苏占区，它所包含的面积还不到“兰金行动C方案”中建议分配给苏联的一半。柏林也没有包含在总统留给苏联的地盘之内，而是位于苏占区和美占区的边界线上。马歇尔的理解是，总统意在让柏林被美军、英军和苏联红军共同占领。
这张地图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总统脑子里的计划。他告诉自己的参谋长们，如果苏联占据了“兰金行动”文件中由“盟军最高统帅候任参谋长”建议的区域的话，那么“英国人就会在我们的每一个举动中削弱我们的力量”。罗斯福说，“英国的政治考虑是这些建议的后盾”，这是非常明显的。
这番讨论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便结束了，但罗斯福却在参谋长们的脑海里留下了明确的期待。按照罗斯福的设想，美国的占领行动意味着要在欧洲驻扎25万军人，“至少1年，也可能2年”。他的战后计划与美国对待战争本身的态度类似，全力以赴，但却用最少量的时间，尽可能少地介入欧洲事务。他预见到，盟军能够迅速而又成功地插入敌人腹地——“乘坐火车侵入德国，战斗很少或者没有战斗”——这将会把美军带进西北部地区，再从那里进入柏林。最重要的是美国总统决心要拥有柏林。[4]
美国的首个对德计划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只有一个问题，罗斯福经常被人诟病抢了国务卿的角色，这次除了将自己的看法告诉他的参谋长们外，并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接下来他们几乎用了4个月的时间来研究这份计划。
在“依阿华号”会议结束以后，马歇尔将军把罗斯福的那张地图——美国政府考虑对德占领的一个有形的证据——交给了美国战争部作战局局长托马斯·特洛伊·汉迪（Thomas Troy Handy）少将。汉迪将军返回华盛顿以后，那张地图被归于作战局的绝密档案之中。据汉迪后来的回忆称，自己从来没有接到过指示，要把地图送交给国务院的任何人。
罗斯福的计划就这样被自己的军事顾问束之高阁了。这只是在“依阿华号”会议之后的日子里，美国官员们在判断上出现的一系列奇怪而又代价昂贵的疏忽之一。这些疏忽将会对德国和柏林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11月29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首次见面。在这次会议中，三巨头任命了各自的代表，那些代表将在伦敦至关重要的欧洲顾问委员会里占有一个席位。这个机构受命起草德国的投降条件，界定各国拥有的占领区，并为盟国治理战败后的德国制订计划。欧洲顾问委员会中的英国代表是安东尼·艾登的密友，副外交大臣威廉·斯特朗（William Strang）爵士。苏联人选择了一个难缠的讨价还价者，他的固执已是人所共知——费奥多尔·塔拉索维奇·古谢夫（Fedor Tarasovich Gusev）。古谢夫当时正是苏联驻联合王国的大使。罗斯福任命的则是他派驻大英帝国的特使，那位富有献身精神的既腼腆又常常不善辞令的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John Gilbert Winant）。关于他的新工作，谁也没有对怀南特讲过三言两语，更没有人告诉他总统在德国的目标。
这位特使曾有机会去了解自己到底应该在欧洲顾问委员会中支持何种性质的政策，但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他自己并没有抓住。开罗会议（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出席）从11月22日开到26日；德黑兰会议（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出席）从11月28日持续到12月1日；德黑兰会议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2月4日再次在开罗会晤。那天晚上，在与丘吉尔、艾登，以及总统的参谋长威廉·丹尼尔·莱希（William Daniel Leahy）海军上将一同进餐的冗长晚宴上，罗斯福再次表达了对“兰金行动C方案”中的相关提议的反对。总统告诉英国人——显然他并没有透露地图的内容，也没有透露他做了什么程度的修改——他认为美国应该拥有德国西北部地区。丘吉尔和艾登对此表示了强烈反对，但最终这个计划还是被送交到了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进行研究。他们还相应地建议“盟军最高统帅候任参谋长”，也就是摩根将军，应该考虑对“兰金行动C方案”进行修改的可能性。
怀南特尽管是前往开罗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却并没有受邀参加那次晚宴，也从未被告知晚宴上讨论的问题。当罗斯福动身回国时，怀南特正在赶往伦敦，去参加欧洲顾问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他对美国总统和政府真正的目标其实只有一些朦胧的意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离伦敦美国大使馆只有几公里远的圣詹姆斯广场旁的诺福克旅舍里，有一个人却对罗斯福总统的所思所想一清二楚。弗雷德里克·摩根中将接到了令他大吃一惊的新命令：将自己手下已经超负荷工作的参谋班子立即投入到对“兰金行动C方案”的重新检讨中，将设想中的英占区与美占区对调。摩根很快就得出了结论：如此庞大的换防和兵力调动是不可能做到的——起码也得等到德国战败之后。他就这样向上级做了汇报，根据他日后的记载，“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尽管美国军方的首脑们声明不想介入政治，但事实上，他们却要对美国的战后欧洲政策做出决定。在他们眼中，对德国占领区的划分和占领完全就是一个军事问题，应该由战争部民事局来处理。这就让国务院与战争部之间在德国问题上出现了巨大的意见分歧。其后果就仿佛在进行一场拔河比赛，美国在比赛过程中想在该问题上达成一致政策的希望，都不可挽回地丧失了。
首先，所有人都清楚，必须采取某种措施对在伦敦与欧洲顾问委员会进行谈判的大使怀南特做出指示。为了协调美国内部互相冲突的观点，1943年12月初，来自国务院、战争部和海军部的代表在华盛顿成立了一个被称为工作保障委员会的特别小组，但这个小组内部也吵成了一锅粥。军方官员们再次声称，德国的投降和随后对德国的占领“纯粹就是一个军事层面上的事务”，在合适的时候由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来决定就好了。战争部那群来自民事局的官员闹得更大，他们一开始甚至拒绝在这个工作保障委员会里任职。无尽的甚至有些可笑的分歧让委员会推迟了两个星期才完成组建，而怀南特也收不到任何指示，只能在伦敦干坐着。
最后，战争部的军人同意加入，委员会终于开始运作了起来，但这样的工作也没取得什么成果。委员会每个小组的建议只有在得到其部门领导的明确批准后，才能电告伦敦的怀南特。更糟糕的是，每个部门领导都能够否决建议，战争部的头头们十分热衷于行使这项特权。委员会的代理主席是国务院的菲利普·爱德华·莫斯利（Philip Edward Mosely）教授，他后来又成了怀南特大使的政治顾问。莫斯利日后评论说，民事局的官员们“得到了严格指示，对任何事情都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只能把讨论的情况汇报给他们的上级。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按照严格的指令行事，而且还能行使否决权，这样的谈判体系与具有更不妥协心态的苏联谈判者的做法相类似”。
整个1943年12月，这样的争论始终持续着。在军方看来，占领的地盘（大小）或多或少取决于签署投降书时部队的最后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军方代表认为怀南特在欧洲顾问委员会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对解决占领区的问题没有太大帮助。
军方人士非常固执，他们甚至“枪毙”了国务院提出的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该计划虽然与英国的方案类似——它也把德国分成三个面积相等的部分——但还增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成分：在苏占区的腹地划出一条走廊，将柏林与西方占领区连通起来。这条走廊的倡议人正是莫斯利教授，他完全预料到苏联人会反对，所以他极力劝说将这一条囊括进去。他后来解释说，“我认为，这个计划如果在谈判的一开始就坚定地提出来，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当苏联人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议时，就有可能把它考虑进去”。他主张必须制定该条款，以便“从西方能够自由而又直接地经过苏占区进入柏林”。
在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开始之前，国务院的计划被提交给了战争部民事局研究，结果被搁置起来。最后，莫斯利拜访了民事局，找到了处理此事的上校。他问那位军官是否收到了那份计划，上校打开桌子最底下的一个抽屉说：“就在那里”。然后，他坐在椅子上朝后仰着，一边把两只脚都伸到那个抽屉里一边说，“它肯定还要待在那里”。这份计划从来也没有发给怀南特过。
1943年12月15日，欧洲顾问委员会在伦敦举行了第一次非正式会议。而在怀南特大使看来，会议可能只处理了议事程序的规则。他仍然没有得到正式的指示，只是从英国人那里非正式地获悉，有个计划令罗斯福不高兴，但他却并不知道那就是摩根的“兰金行动C方案”，人们对他说那个计划是艾德礼计划。他还被非正式地告知（是战争部部长助理约翰·杰伊·麦克洛伊告诉他的），总统想要德国西北地区。怀南特估计英国人并不想调换占领区。[5]他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
1944年1月14日，新任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将抵达伦敦赴任。此前制订军事计划的所有机构都是由摩根将军掌握的，现在正式移交给了他，但有一个计划时至今日他都无法施加影响。在艾森豪威尔到达后的第二天，欧洲顾问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摩根的“兰金行动C方案”由威廉·斯特朗爵士提交给了美国大使怀南特和苏联特使费奥多尔·古谢夫。由于华盛顿的僵局，美国就此丧失了主动权，而且永远也不会再获得主动权了。斯特朗爵士后来写道，他比他的同事们有一种优势，“就在于他们不得不给一个既遥远，有时还无动于衷且不明所以的政府发电报来获得指示，而我却被充分授权，通常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为自己定下行动方针。我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政府已经预先有序地制订战后计划了”。
2月18日，在欧洲顾问委员会的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在一个无疑是苏联外交决策的纪录中，那位城府很深的古谢夫没有做任何争论，就严肃地接受了英国人有关占领区的提议。
英国人的提议给了苏联人几乎40%的德国领土、36%的人口和33%的生产资源。柏林虽然在盟国之间被分割开了，却深深地位于提议中的苏占区内部，距离西边的英美分界线有177公里。“这个提议中的划分似乎是最公正的，”斯特朗后来回忆说，“即使这样的计划可能对苏联人过分慷慨了，但这与我们军事当局的愿望也是一致的。他们担心战后人力短缺，因而不想要超过需求的更大的占领区。”
美国军方还担心，苏联以种种借口不加入对日本的战争，这将大大增加美军在太平洋上的伤亡。英国人则认为，如果再不做出决定，苏联人很可能以战争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为借口漫天要价，要求得到一半的德国领土。
现在，一个无情的事实摆在了美国面前：英国和苏联已经达成一致。尽管仍然还要由三巨头来批准英国的计划，但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它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了。怀南特除了告知他的政府之外，已无能为力。
苏联人对英国方案接受得如此迅速，让华盛顿和总统感到措手不及。罗斯福匆匆给国务院写了张条子，问“英国人和苏联人草案中的占领区是什么样的？我们提出的区域又是什么样的？我必须知道这一点，以便让它与我在几个月前做出的决定相符合”。国务院的官员们完全摸不着头脑，原因明摆着，他们并不知道罗斯福在德黑兰和开罗对占领区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
在参谋长联合会和国务院之间忙乱地打了一阵子电话以后，总统才知道详情。2月21日，罗斯福详细查看了苏联和英国的计划，感到极其不快。“我不同意英国人关于边界线的提议。”他在给国务院的一份正式备忘录上直言不讳。他并没有提到苏占区，而是再次强烈反对分配给美国的占领区，他甚至更强硬地重复了他在“依阿华号”战列舰上对他的军事顾问们所说的话。总统的备忘录让国务院恍然大悟。
“我们的主要目的，”他写道，“并不是要参与南欧的内部问题，说得准确一些，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参与根除德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和起源。关于我国军队调动的困难性，各种各样的观点都被提出来了……从法国前线转移到德国北部前线——所谓的‘跳背游戏’。这些异议皆似是而非，因为在德国投降的那一天，不论英军和美军在什么地方，他们要去什么地方都很容易——北边、东边或者南边……如果把一切都考虑进去的话，别忘了他们的补给品是从5 600多公里以外或者更远的地方海运来的，那么美国就应该使用德国北部的港口，汉堡港和不来梅港，还有……荷兰的港口……因而，我认为美国的方针就应该是占领德国北部……”
“如果还需要什么进一步证明与英国人的这种分歧……我只能补充说，美国的政治考虑使得我的决定毋庸置疑。”随后，为了确保国务卿完全明白他的意图，罗斯福又补充了一句，“如果对上述内容还有疑惑的话，你可以直接找我谈。”他在这句话下画了着重线。
他通过一种幽默的语气向丘吉尔解释了自己的立场。“千万不要让我把任何美国军队留在法国，”他在给英国首相的信里写道，“我不能这么做！我以前曾谴责过你对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的‘为父之道’。你确实应该养育和磨炼你自己的孩子们，让他们成为你未来的保障。而现在，至少应该替他们付学费！”
美军的参谋长们显然也获悉了总统的意见，战争部民事局的军官几乎马上就转变了他们在工作保障委员会里面的立场。伦敦的欧洲顾问委员会开完会后数日，一名上校迈着大步走进了莫斯利教授在国务院的办公室，然后在他的面前展开了一张地图。“这就是总统真正想要的结果。”他说道。莫斯利看着地图一头雾水，他并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出来的，他以前从未见过，国务院里也没人见过。这张地图，就是罗斯福总统在“依阿华号”战列舰上标注的那一张。
但没过多久，这张神秘出现的罗斯福地图又神秘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莫斯利本来以为，它会被带到华盛顿的工作保障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然而却并非如此。“在这张地图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一无所知。”多年以后莫斯利说，“在下一轮会议上，民事局的官员们带来了一张全新的地图，他们解释说，图上的一些内容根据总统的指示略有改动。到底是谁接受了这些指示，我永远也没能弄明白。”
这个新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与总统在“依阿华号”战列舰上画过的地图相类似，但又有许多区别。美国占领区仍然在西北部，英国在南部，但它们之间沿着北纬50°走势的分界线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就戛然而止了。除此之外，美国占领区的东部边界在莱比锡以北直接向东折了过去，包含了更多的领土。而最重要的改变则是，柏林从美国占领区的版图中消失了。在罗斯福的最初设想中，美占区的东部边界通过德国首都，但现在，那条线转向了西边，围着柏林市形成了一个摇摆不定的半圆形。罗斯福本来是对他的参谋长们坚持“我们应该直冲柏林”，“柏林是属于美国的”，怎么现在又改主意了？民事局的军官们并没有对地图上的改变做出任何解释，但他们要求这个新的提议立即发往伦敦，让怀南特要求欧洲顾问委员会接受！
在国务院眼中，这份新提议是很荒唐的：英国和苏联的占领区都比原定计划更小，在两国已经就原先更有利的地盘划分达成一致后，是不可能接受如此不利的修改的。民事局的军官们只是把这份提议唐突地扔给了怀南特，但并没有交给他配套的备忘录，也拒绝准备相关的背景文件——他们认为那是国务院该干的事情，不属于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可让怀南特伤透了脑筋，他根本无法在欧洲顾问委员会面前解释清楚新计划的合理性。这位大使发狂一般向国内拍发电报，要求得到更详细的指示，但一无所获。最终，怀南特把这份计划束之高阁，压根就没有提交出去。
美国兜售自己如意算盘的最后努力宣告终结，但罗斯福仍然拒不接受英国的划分方案。到了1944年3月底，事情出现了转机。乔治·弗罗斯特·凯南当时是怀南特大使的政治顾问，他飞到华盛顿，专程向总统汇报了有关欧洲顾问委员会的问题。凯南称，各国在占领区划分问题上形成的僵局已经在委员会中造成了不利的影响。罗斯福仔细审度了当时的形势，还再次询问了英国人的提议。他最终告诉凯南，“把一切都考虑进去的话，它大概是一个公平的决定”。随后，总统认可了苏联占领区和总体计划，但有一个附加条件。他坚持美国必须拥有西北部区域。按照凯南后来对莫斯利的说法，在会面结束的时候，凯南询问总统他本人的计划发生了什么事情，罗斯福笑了起来。“噢，”他说道，“那只是一个想法。”
时间进入1944年后，盟军在各条战线上发起了宏大的进攻。英美军队已经登上了欧洲大陆，把德军赶出了法国，并朝德国本土挺进。但在凯歌高奏之际，各方在幕后的政治斗争也愈发激烈了起来。罗斯福仍坚持自己对德国西北部地区的要求，丘吉尔也从他的立场出发，固执地拒不改变主意。
在4月份，怀南特将美国政府的立场口头告知了欧洲顾问委员会，但他并没有立即把总统的愿望以书面形式摆在代表们的面前。在一个他认为关键的问题得到指示之前，这位大使不打算这么做。在英国人的计划中，仍然没有让西方盟国进入柏林的条款。
英国人估计西方国家进入柏林并不存在问题。他们乐观地认为，当战争终结之时，某种形式的德国当局就会签字投降，并在盟军最高统帅的控制下掌管国家。没有一个地区会与其他任何地区隔绝起来，按照斯特朗的看法，“德国人将会在某些地区之间自由地迁徙，从西方地区向首都迁徙……派驻德国的盟军士兵和民政工作人员，在有正当目的的情况下，也都能自由往来”。而且，每次这个话题在欧洲顾问委员会一被提及，苏联的古谢夫就爽快地向斯特朗和怀南特保证，他看不到会有什么困难。古谢夫一再表示，毕竟单是柏林有美军和英军，就自动带来了进出的权利，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一种君子协定。
然而，怀南特却认为这项条款应该最终确定下来，他认为在三巨头正式接受英国的方案以前，必须先把莫斯利提出的那些“走廊”包括进去。他打算在把总统有关占领区的观点正式摆在欧洲顾问委员会面前的同时，提交这样一个提议，他想要在通过苏占区进入柏林的特定铁路、公路和空中航线方面得到保证。5月份，大使飞到华盛顿面见总统，并向战争部概述了他的“走廊”条款。民事局断然拒绝了怀南特的计划。[6]民事局的军官们向他保证，柏林进入权的问题“不管怎么说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问题”，在德国被占领后将由当地的驻军指挥官通过军事渠道来处理。怀南特受挫之后返回了伦敦，6月1日，他正式同意了英国的计划和提议中的苏占区，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美国应该拥有西北部地区。在这份文件中，没有一项条款规定了进入柏林的权利。[7]起码，盟国已经试探性地为这个城市的未来做出了决定：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它几乎就是苏占区中央的一个被盟军共同占领的孤岛。
这场权力斗争现在迅速走向结局。1944年7月末，古谢夫由于急于把苏联在欧洲顾问委员会中获得的收益正式定下来，于是便有意把事情导向一个转折点。他泰然自若地说道，除非英美之间的分歧得到解决，从而令三巨头能够签署协定，否则苏联就没什么理由继续坐看欧洲顾问委员会的讨论。如果他退出顾问委员会，就会使几个月的工作化为乌有，这个含蓄的威胁取得了预期效果。
在大西洋两岸，焦虑不安的外交官和军事顾问敦促他们的领导人做出让步，但丘吉尔和罗斯福都不为所动。罗斯福似乎不拿苏联的威胁当回事。怀南特被告知，既然美国已经同意了苏占区，所以总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有必要同苏联人继续讨论”。
但罗斯福现在却正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在政治口角继续进行的同时，英美盟军的各大集团军正在朝德国蜂拥而去。8月中旬，艾森豪威尔将军给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发报，提醒他们可能要“面临比预期更快地占领德国的局面”。摩根在其“兰金行动C方案”中曾预见到存在着一个部队的部署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又回来折磨决策者们了：位于左翼的英军正在朝德国北部挺进，位于右翼的美军朝德国南部进军。如今艾森豪威尔在占领区的问题上寻求政治上的指导，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美国军人。“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纯军事的基础上着手处理这个问题”，而这就意味着将保持“我们各集团军的当前部署状况……”。艾森豪威尔又补充说，“考虑到我们可能面临的形势，以及缺乏涉及占领区问题的基本决策，除非我们接到相反的指示，否则我们就必须假定这个解决办法是可以接受的……”
长期以来一直不可避免的决定性时刻现在来到了。美国战争部和国务院此时的状况完全一致，都面临两难的境地，谁也不打算与总统重新审议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这个问题预定要在罗斯福与丘吉尔的新会晤中讨论，而会晤定于秋天举行，任何最终的决定都要等到那时再说。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却不能延误。美军的参谋长们已经为美国的占领计划做好了准备，要么是西北部地区，要么是南部地区，8月18日他们通知艾森豪威尔说“完全同意”他的解决办法。这样一来，尽管罗斯福尚未宣告他的决定，认为美国将占领德国南部地区的设想却被允许继续存在下去了。
1944年9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再次在魁北克会晤。罗斯福的身体状况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位一向精力充沛的总统现在显得十分虚弱，面色苍白。过去，他的个人魅力和不拘小节的诙谐能很好地掩盖住身体上的残疾（罗斯福因为脊髓灰质炎的后遗症再也无法站起来了），但现在，这一切却都在他因为剧痛带来的犹豫上暴露无遗。自从1933年当选总统以来——比别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在位时间都长，甚至当下还在寻求第四次连任——竞选活动、处理国内和国际事务、战时的沉重压力，都在摧残着他的健康。他的医生、家人和朋友们都在恳求他，不要再次参加总统竞选了。对于魁北克的英国代表团来说，罗斯福似乎在迅速地垮下去。丘吉尔的参谋长黑斯廷斯·伊斯梅上将看到他的样子大为震惊。“两年以前，”他说道，“总统一直是健康和富有活力的写照，但现在他消瘦了太多，似乎整个人都缩了进去。上衣从他宽大的肩膀上面垂了下来，衣领显得大了好几个尺寸。我们察觉到，留给他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面对疲惫、失意，以及顾问们和丘吉尔施加的压力，总统终于妥协了，接受了德国南部的占领区。英国人做了让步，其中的一个举动就是同意让美国控制大港湾以及不来梅州的军队集结地和不来梅港。[8]
三巨头的最后一次战时会议于1945年2月在雅尔塔举行，那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胜利就在眼前，但显而易见的是，政治的考量已经压倒了军事上的需要，维系盟国领导人团结的纽带被大大削弱了。苏联人每深入中欧一公里，他们的贪婪和傲慢也就增加了一分。丘吉尔一直都是共产主义的死敌，他尤其关注类似波兰这类国家的命运。此时此刻，苏联红军已经把这个国家收入囊中，并建立了对它的统治。
罗斯福面容憔悴，比在魁北克时还要衰弱得多，不过他仍然认为自己在扮演着伟大的仲裁者的角色。在他看来，成就战后和平的唯一途径就是和斯大林合作。他曾经用这样的话语阐述了自己与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相处之道：“我认为，如果我把能给他的东西全都给他，并且不谈条件，那么位高权重的斯大林也就不会试图霸占任何东西，并将和我一起致力于（建立）一个民主而又和平的世界。”
总统相信美国能够“与苏联和睦相处”，而且他能够“驾驭斯大林”，因为有一次他解释说：“在开诚布公的基础上……乔大叔（指斯大林）……是平易近人的”。尽管总统对苏联的战后意图越来越担心，但他基本上仍然坚定地抱有乐观态度。
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三巨头做出了战争时期最后的数个重大决定，其中一个就是给予法国在对德占领方面全面的伙伴关系。法国在德国和柏林的占领区都是从英国和美国的区域中划出来的，斯大林则希望撇开法国，更拒绝向法国划出苏占区的任何一部分。1945年2月11日，三巨头正式就各自的占领区划分达成了协议。
就这样，在经历了16个月的混乱和争吵之后，美国和英国也终于结束了分歧。这个占领计划是以原先的“兰金行动C方案”为基础的，现在军方称其为“日食行动”。但这个殚精竭虑的计划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遗漏：文件里根本就没有提及英美进入柏林的权利条款。
仅仅过了6个星期，斯大林就将雅尔塔协定的条款抛之脑后了。在会议结束后还不到三个星期，罗马尼亚政府就被苏联占领军赶下了台，在给国王米哈伊一世[9]的最后通牒中，苏联红军毫不客气地命令他任命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彼特鲁·格罗查（Petru Groza）[10]为首相。波兰也丢掉了。原先许诺的自由选举压根就没有进行。斯大林似乎对雅尔塔协定的核心内容反悔了。协议中声明，盟国将帮助“从纳粹德国以及……前轴心国的附庸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各个民族……去建立他们自己选择的民主制度”。但斯大林却要确保雅尔塔协定中每一个有利于他的条款——比如对德国和柏林的分割——都得一丝不苟地实施。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曾经提醒罗斯福，斯大林对领土的野心是无穷无尽的。但现在这位苏联领导人如此明目张胆地失信，还是令他感到震惊。3月24日，星期六下午，在白宫顶层的一个小房间里，罗斯福刚刚和安娜·罗森堡（Anna Rosenberg）太太一起吃完午餐。罗森堡太太是他的个人代表，负责研究退伍军人问题。此时哈里曼发来了一封有关波兰局势的电报。总统读了电文后怒不可遏，拼命捶打着轮椅扶手。“当他‘砰砰’猛击椅子的时候，”罗森堡太太后来回忆说，“嘴里反复念叨，埃夫里尔是对的！我们不能和斯大林打交道！他违背了自己在雅尔塔许下的每个诺言！”[11]
在伦敦，丘吉尔也对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感到忐忑不安。他告诉自己的秘书，他担心全世界可能会认为“罗斯福先生和我签署了的计划书完全就是在欺骗民众”。从雅尔塔返回时,他曾信心满满地告诉英国人民：“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希望与西方民主国家在光荣的友谊与平等之中共同生活。我觉得……他们言出必行。”
但在3月24日，在这同一个星期六，忧心忡忡的首相却对他的助手说：“只要我还对苏联的最终意图心存怀疑，我是不会同意去瓜分德国的。”
在苏联咄咄逼人的行动面前，丘吉尔清醒地意识到，西方盟国和苏联讨价还价的最大筹码就是让自己的军队进一步深入德国境内，在“尽可能以东的地方与苏联人会师”。当蒙哥马利元帅发来电文，宣称他有决心突向易北河甚至杀进柏林城时，许多人都对此欢呼雀跃。在丘吉尔的眼中，柏林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目标，对它的进攻应该迅速展开。但上述这一切只不过是蒙哥马利的一厢情愿罢了，尽管他发出了斗志昂扬的电报，但西线各地的指挥官们却无人收到针对柏林的总攻令。因为那道命令只能来自一个人——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
[1] 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被包围远不止23天，此处原文应该指的是“指环行动”，即苏联红军发起歼灭被围德军的最后总攻，时间是1943年1月10日～2月2日，正好是23天。
[2] 按照1943年时的最初构想，实际上“兰金行动”分为三个部分：“A方案”应对的是这样一种形势，德国人可能变得实力不济，反攻也许只需要一个“微型的霸王行动”；“B方案”的设想是德国人从被占领国家的某些地区实施战略撤退，同时他们的主要兵力仍然驻留在欧洲海岸线上，以击退盟军的反攻；“C方案”所应对的，是在反攻开始之前、反攻期间或者反攻之后，德国突然崩溃。“A方案”和“B方案”很早就被放弃了，摩根回忆说，它们只在短期内被考虑过。——原注
[3] 丘吉尔获悉斯大林的要求时，他正搭乘英国皇家海军的“约克公爵号”战列舰横渡大西洋去和罗斯福会晤。当时美国刚刚参战，此时此刻向强大的新盟友提出这样的问题，丘吉尔有些疑虑。他打电报给艾登：“想必你不会对斯大林不恭敬，我们有责任不让美国为难，不能和他们达成秘密且特殊的协议。若是带着这些建议去见罗斯福总统，就会招致断然拒绝，可能带来长久的麻烦……即使非正式地把它们提出来……在我看来也是不妥当的。”艾登与斯大林的交谈已经告知了美国国务院，不过却没有证据说明，当时曾有人费心告诉美国总统。但到1943年3月的时候，罗斯福已经被充分告知了，艾登与他讨论了这件事情。按照艾登的说法，总统预见不会同苏联产生大的麻烦。“罗斯福理所当然要考虑的那个大问题，”艾登说道，“就是现在和战后是否有可能与苏联合作。”——原注
[4] “依阿华号”战列舰上的事件描述，来自乔治·C.马歇尔将军手写的会议记录。正式的备忘录里面并没有直接引语，只有一些笔记可以用作参照依据。我是在通过各种情况表明那些内容显然是总统或者他人所说的前提下，用直接引语来表述总统或者他人的话。——原注
[5] “长期以来英国人就在经济上与德国西北部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麦克洛伊在12月12日给马歇尔将军的信中说，“怀南特告诉我，这个计划是在与他们的政治界和经济界的人士商讨后提出来的。我不知道，面对英国人的强烈反对，总统想在什么程度上坚持对这些地区的占领……总的看来，我赞成占领北部地区，但我认为并不值得为此而吵得这么厉害。”国务院显然对此未置可否。麦克洛伊亲笔补充说，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来电话说：“在北部和南部地区之间，我没有偏爱”。——原注
[6] 在罗斯福和怀南特会面的时候，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总统对过境柏林的问题的立场是什么，现在不得而知。战争部对怀南特的“走廊”计划究竟是反对还是接受，同样不明了。据报道，战争部民事局局长约翰·H.希尔德林少将曾对怀南特说，“应该规定进入柏林的权利”。这里的说法涉及三位最重要的美国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观点：菲利普·莫斯利教授（见其《克里姆林宫与世界政治》一书）、赫伯特·费斯（见其《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一书）以及国务院历史办公室主任威廉·M.富兰克林（见其《占领区边界与进入柏林的权利》一文，载于《世界政治》1963年10月号）。“怀南特，”富兰克林写道，“显然没有对这些交谈做备忘录……然而，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华盛顿的任何人都没有给予怀南特指示，也没有支持他与苏联人进行交涉。”——原注
[7] 出于一些总是令人费解的原因，从华盛顿返回之后，怀南特在进入柏林的权利上的立场改变了。资深外交官罗伯特·墨菲回忆说，在他于1944年9月加入盟军最高统帅部之后，他立即和怀南特在伦敦共进午餐，讨论了过境柏林的问题，墨菲敦促怀南特重新审议这个问题。他在回忆录《战士当中的外交官》中写道：“怀南特表明，我们自由进入柏林的权利，包含在我们待在那里的权利当中了。俄国人……无论如何都会有怀疑我们的倾向，如果我们在技术上坚持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强化他们的不信任。”按照墨菲的说法，怀南特不愿意把这个问题强加在欧洲顾问委员会的身上。——原注
[8] 在这次会议上，还出现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时美国总统和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推出了一个严厉而又含意深远的经济计划，要求把德国变成一个没有工业的农业国。起初丘吉尔赞同这个方案，但由于其顾问们的压力，后来又改主意了。几个月以后，罗斯福放弃了这个有争议的摩根索计划。——原注
[9] 米哈伊一世（Michael Ⅰ），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之子。1927年（6岁）登王位，1930年其父卡罗尔返国，将他降为王储。1940年9月卡罗尔退位，他复登大宝。1947年12月30日被迫退位，流亡国外，在日内瓦给一家美国经纪行当经理。
[10] 此处原文有误，彼特鲁·格罗查当时是罗马尼亚农民阵线（Ploughmen's Front）主席，而非实力并不强大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总书记。
[11] 这件事情来源于罗森堡太太的一次私人会谈，罗斯福太太也在场。这两个女人后来交换了意见，在总统到底说的是什么上达成了一致。——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