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地大门口，海因里希的车迅速通过了检查。大门内红黑相间的护栏抬了起来，在哨兵手忙脚乱的敬礼之中，车驶入了措森的指挥部——这几乎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确实是另一个世界——一个经过缜密伪装、深深隐藏、井然有序的军队的世界，只为少数人所知，它们的代号是“迈巴赫Ⅰ号”和“迈巴赫Ⅱ号”。
他们开车经过的建筑群是“迈巴赫Ⅰ号”——古德里安大将所领导的陆军总司令部，他就是从这里指挥着在东线奋战的各个集团军。往前再走上1 000多米，是另外一片完全独立的营区：“迈巴赫Ⅱ号”，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尽管排名第二，但“迈巴赫Ⅱ号”的权威要更高，因为那可是最高统帅希特勒的司令部。
与古德里安将军直接在陆军总司令部进行指挥不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最高层——统帅部长官威廉·凯特尔元帅，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在任何情况下都伴随在希特勒身边，无论元首身处何地。还留在措森的只剩下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作战机构，通过这个机构，凯特尔和约德尔遥控指挥着西线的各个集团军。此外这个机构还是一个交流情报的中心，把希特勒的指示传达给整个德国武装部队。
如此一来，“迈巴赫Ⅱ号”就成了一个全封闭的禁地，在它与“迈巴赫Ⅰ号”之间甚至筑起了高耸的铁丝网，还安排了巡逻的哨兵，彻底隔断了两者的联系，甚至连古德里安手下的军官们都没有几个人能获准进入“迈巴赫Ⅱ号”。希特勒曾在1941年宣告，在执行他命令的时候，谁也不许了解超出其职责范围以外的事务。在古德里安的总参谋部里，人们调侃说“如果敌人攻占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我们仍会继续工作，因为对于那里发生的事情我们一无所知”。
在森林颇具保护性的浓密枝叶下方，海因里希的车行驶在建筑群之间纵横交错的狭窄土路上。透过林木，可以看到一排排参差不齐的低矮的混凝土建筑。它们之间的间隔不小，这是为了从林木中获得最大程度的庇护，为此它们都被漆上了死气沉沉的绿色、棕色和黑色的伪装色。车辆都停在道路之外——在覆盖着伪装网的兵营式房屋旁边。到处都是严阵以待的哨兵，而在营地周围的战略要地上，卫兵干脆就驻守在小型的低矮地堡之中。
这些都属于拥挤的地下设施的一部分，它们在整个营地之下向四周延伸。“迈巴赫Ⅰ号”和“迈巴赫Ⅱ号”的地下设施比地面建筑还要多，每栋房子的地下都有3层，彼此间还用通道相互连接。在这些地下设施之中，最大的是“500型电话交换机”——那是德国最大的电话、电传和军用无线电通信交换机构，它自成体系，完全独立，还拥有着自己的空调系统（包括一个可防毒气的特殊过滤系统）和给水排水设备，以及厨房和生活区。它差不多就在地表21米之下——相当于一栋修建在地下的7层楼房。
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唯一的共用设施就是这台巨型的电话交换机，它既是将远方征战的陆军战区、海空军司令部与上述两大指挥机构以及柏林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还是帝国政府及各政府部门之间的主要电话交换系统。它建成于1939年，其设计宗旨是要服务于一个国土广袤的帝国。在主中继线或者长途电话室里，几十名话务员坐在灯光闪烁的交换机面板前工作，面板上的每个插孔上方都有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城市的名字——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哥本哈根、奥斯陆等。不过，有些交换机面板插孔上的灯光消失了——插孔上面的卡片写着诸如雅典、华沙、布达佩斯、罗马和巴黎这样的名字。
门类齐全的伪装措施并没有让措森的建筑群免于空袭，当海因里希的车在古德里安的指挥部外面慢慢停下时，他能够清楚地看到轰炸留下的证据。此地坑坑洼洼遍布弹坑，大树被连根拔起，有些建筑物遭到的毁坏十分严重。不过，坚固的房屋把轰炸的损毁效果降到了最低——一些房子堪称固若金汤，光是墙壁就厚达1米。[1]
还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主楼内部也在轰炸中遭了殃。海因里希和冯·比拉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古德里安的副手：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步兵上将。克雷布斯就在空袭中负了伤，头上还裹着白色包头巾似的密实绷带，右眼戴着单片眼镜的他此时正坐在靠近古德里安办公室的一张桌子后面。海因里希对面前的这位上将颇有微词，把他看成是一个颠倒黑白的小人。尽管克雷布斯在参谋长的位置上展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但他对眼前的真相完全视而不见，还替希特勒在人们面前低估严峻的战局。
海因里希瞄了一眼克雷布斯，很突兀地开口问道：“你怎么了？”
克雷布斯耸了耸肩，有些无奈地回答道：“噢，没事……没什么大碍。”
克雷布斯始终很冷静。战前，他作为德国大使馆的武官被派驻到了莫斯科，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1941年，在《苏日中立条约》签署以后，斯大林给了克雷布斯一个热情的拥抱，并告诉他“我们永远都是朋友”。这会儿，在与海因里希随意聊天的时候，克雷布斯提到他仍在坚持学习俄语。“每天早晨，”他说道，“我把一本词典放在镜子下面的架子上，趁着刮脸的时间再学上几个词。”海因里希点了点头。克雷布斯可能会发现，他的俄语很快就要派上用场了。
此时，古德里安的副官贝恩德·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Bernd Freytag von Loringhoven）少校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与他在一起的是格哈德·博尔特（Gerhard Boldt）上尉，他也是古德里安个人参谋班子的一员。两人对海因里希和冯·比拉表示了正式欢迎，然后陪着他们前往古德里安的办公室。在冯·比拉看来，每个人都似乎衣着整洁，高筒靴锃光瓦亮，田野灰色的制服剪裁精细、熨烫精心，领口上佩戴着表明参谋身份的红领章。海因里希和冯·洛林霍芬一起走在前面，和平时一样，他的着装看起来不合时宜——特别是从后面看过去时，那件软毛领子的羊皮大衣让冯·比拉直皱眉。
冯·洛林霍芬消失在古德里安的办公室里，几分钟后又出现了，他打开门请海因里希进去。“海因里希大将阁下。”海因里希进门的时候冯·洛林霍芬喊道，随后关上门，与博尔特及冯·比拉一起待在接待室。
古德里安坐在一张堆满文件的大桌子后面，海因里希刚刚进门，他就站起身热情欢迎，还给来客搬来一把椅子。古德里安花了几分钟时间聊了聊海因里希的行程。海因里希注意到，古德里安显得急躁不安，宽肩膀、中等身材的陆军总参谋长灰发稀疏胡须凌乱，看上去比56岁的实际年龄要老得多。有些人可能并不知道，古德里安还是个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的病人，上述疾病的症状并没有因为他屡受挫折而减轻。古德里安是希特勒庞大装甲部队的缔造者，在1940年时，他更是靠着凌厉的装甲兵战术，仅用39天就将法国征服——在苏联战役时他也几乎取得了如此成就。但近来，这位战功赫赫的名将却发现自己已对战局无能为力了，即便身居总参谋长的高位，可他的话在希特勒面前并没有什么分量。海因里希听闻，就算是在仗打得最顺利的时候，古德里安也是一个脾气火爆的军官。而面对建议屡屡被驳回的现状，这位总参谋长的怒火怕是要更上一层楼了。
闲谈过程中，海因里希四下打量了一番。办公室的陈设很简朴：一张大的地图桌，几把直背椅子，两部电话机，桌上有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棕黄色的墙上除了常见的镶在镜框里的希特勒肖像画之外别无他物，这幅画就挂在地图桌上方。堂堂的陆军总参谋长甚至连把安乐椅都没有。
尽管古德里安和海因里希并不是至交，但他们也算老相识了，两位军官尊重彼此的职业素养和能力，关系密切到足以自由随意地聊天。一谈到正题，海因里希便坦率地发言了：“将军，我一直都在匈牙利的偏远战场，对于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它的建制怎样？奥得河的形势又如何？”
古德里安也没有任何隐瞒：“我应该坦率地告诉你，海因里希，希特勒本来不想让你指挥这支部队，他心中另有他人。”
海因里希一言不发。
古德里安继续说道：“我要对此负责。我告诉希特勒，你就是指挥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最合适人选。起初他根本不想考虑你，最后我说服他同意了。”
古德里安讲话的时候是一副公事公办、就事论事的样子，不过当他就这个话题越讲越起劲的时候，他的声音变了，甚至在20年之后，海因里希还能记得他在激烈述说时的细节。
“希姆莱，”古德里安急促地说道，“就是最大的问题，你要摆脱他，取代他——希姆莱！”
他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绕着桌子走着，接着又开始在房间里踱步。海因里希刚刚才得知，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前任指挥官是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消息让他惊呆了，一开始他根本不敢相信如此荒唐的任命。他清楚希姆莱是希特勒核心内阁的成员——在德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人物，但他根本没听说过希姆莱有任何指挥部队作战的经历——更不用说指挥集团军群级别的战斗了。
古德里安愤懑地说着：在1月份，波兰前线在苏联红军锐不可当的进攻前开始崩溃时，他强烈敦促组建维斯瓦集团军群。当时的构想是，把维斯瓦集团军群当作一个北方的集团军群，守住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主要防线，大致是从东普鲁士到更南方的一个地方，与另一个集团军群相连。这条战线如果能守住的话，那么它就可以挡住雪崩般涌来的苏联红军，使他们不能直接穿过下波美拉尼亚和上西里西亚，否则他们将大举猛攻，然后进入勃兰登堡州，最后到达——柏林，进入德国的心脏。
古德里安曾提议，这个至关重要的集团军群应该由陆军元帅马克西米利安·冯·魏克斯男爵统率。“当时，他恰恰是应付这个局势的合适人选，”古德里安说道，“但结果又如何呢？希特勒说，冯·魏克斯太老了。约德尔也出席了会议，我期望他能站在我这一边，但他说了一通有关冯·魏克斯笃信宗教的话，这事就这么黄了。”
“那么，”古德里安咆哮了起来，“我们得到了谁呢？希特勒任命了希姆莱！在那么多人当中——任命了希姆莱！”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对这个毫无军事常识的人的“骇人而又荒诞无稽的任命”，他“争论过，甚至也乞求过”，但希特勒却固执己见。不出所料，在希姆莱的拙劣指挥下，前线几乎崩溃，苏联红军完全按照古德里安所预计的那样推进着。苏联人一渡过维斯瓦河，就分出一部分兵力挥师北上，在但泽（Danzig，今波兰格但斯克）抵达了波罗的海，单是在东普鲁士就切断并包围了20～25个师；其余的苏联红军穿过波美拉尼亚和上西里西亚，抵达了奥得河和尼斯河。尽管东线各地的德军防线在重压面前都被击溃了，但希姆莱负责的防区却是其中垮得最快的。因为他的失败，通向德国全境主干线的大门已然洞开，苏联人还因此加快了与西方盟军会师的步伐。而最为重要的是，对手已经将柏林置于了险境之中。
古德里安告诉海因里希，就在48小时以前，他驱车前往比肯海恩（Birkenhain）的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部，大致在柏林北边80公里的地方，试图说服希姆莱放弃指挥权。到了那里后，他被告知希姆莱病了，并最终在30多公里外的吕兴（Lychen）附近找到了党卫队全国领袖，“他蜷缩在湖边的疗养院里，只不过有点感冒头痛”。
古德里安很快就意识到希姆莱的“病”可以加以利用。他向党卫队的老大表示了同情，并暗示也许他的工作过于劳累了，他所担任的职务数目足以“耗尽任何一个人的全部精力”。除了担任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官外，野心勃勃的希姆莱还兼任内政部长、德国警察总监、党卫队全国领袖以及预备军总司令。古德里安暗示他，为什么不放弃这些职务中的一个——例如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官呢？
希姆莱领会了其中的含义。他告诉古德里安，这话说得太对了，他身上的众多职务确实给他带来了巨大压力。“不过，”希姆莱问道，“我该如何向元首提出放弃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指挥权呢？”古德里安立即告诉希姆莱，倘若授权于他的话，他愿意提出这个建议。希姆莱立即表示赞同。古德里安补充说，那天晚上，“希特勒解除了工作过于劳累、负担过重的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军队指挥权，但发了一大通牢骚，而且明显是不情不愿的”。
古德里安停了下来，不过只停了一小会儿。他的怒火经常不受抑制地爆发而出，打断他本就言辞激烈的对灾难性战局的阐述。现在他的脾气又上来了，在歇斯底里的狂怒之中，大将几乎要说不出话来。他嘶吼道：“我们所处的混乱局面是万分荒谬的，用如此方式打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难以置信！”
古德里安回忆道，在此前的几个月里，他曾试图让希特勒明白“东线才蕴含着真正的威胁”，“有必要采取严厉措施”。他敦促从波罗的海各国进行一系列的战略撤退——尤其是从拉脱维亚的库尔兰（Courland）半岛[2]撤退——还要从巴尔干各国撤退，甚至还提议放弃挪威和意大利。总而言之，每条战线都需要缩短，由此腾出来的每一个师都可以迅速派往东线。根据情报，苏联人比西方盟军的师多1倍——但在东线作战的德军师数量上却少于西线的部队，除此以外，最精锐的德军师竟然摆在了艾森豪威尔的面前。但希特勒拒绝进行防御，他不愿意相信摆在他面前的事实和数字。
接下来，古德里安宣称“希特勒可能犯了他最大的错误”。1944年12月16日，他向西方盟军发动了孤注一掷的大规模进攻，战场位于比利时境内阿登高原绵延起伏的森林和卢森堡北部，德军将从这里席卷而过。希特勒夸下海口，吹嘘这个攻势将会把盟军拦腰切断，从而改变战争的整个进程。在盟军战线的中部，他投入了3个齐装满员的集团军——总共有20个师，其中有12个是装甲师。他们的目标是：突破美军防线，抵达马斯河，然后挥师北上，攻占安特卫普这个极其重要的物资储存港口。战役之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缺乏准备的美军在德军的凌厉攻势下被击溃，蒙受了重大损失。然而德军后继乏力，这场攻势很快便宣告终结；盟军则迅速恢复了元气，只用了5个星期，便把希特勒遭到重创的各个集团军赶回到了德国边境后面。
“在进攻显然已鼓衰力尽之时，”古德里安说道，“我恳求希特勒，把我们的部队从阿登高原撤出，调回东线，我们估计苏军随时都有可能发动猛攻。没有用——他拒不相信我们对苏军力量的判断。”
1月9日，古德里安告诉希特勒，预计苏联人会动用庞大的兵力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一线发动全面进攻，估计会投入225个步兵师和22个坦克军。对形势的评估是古德里安的东线外军处处长赖因哈德·格伦（Reinhard Gehlen）少将做出的，他指出红军在各方面都占据了非常大的优势：步兵兵力为11比1，坦克为7比1，炮兵和空军至少是20比1。希特勒“砰砰”地捶打着桌子，怒斥评估报告的作者。“是谁准备的这份垃圾？”他咆哮道，“不管他是谁，都应该把他关进精神病院里去！”
3天以后苏联人发动了进攻，格伦的话被证明是正确的。
“前线实际上是崩溃了，”古德里安告诉海因里希，“失败的首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大部分装甲部队被牵制在了西线。最后，希特勒终于同意把一部分装甲部队转调过来，但他又不让我用坦克去进攻柏林东边的红军先头部队。他把那些装甲部队派到哪里去了？去了匈牙利，他们在那里被投入毫无用处的进攻中，试图重新攻占那里的油田。”
“嗨，甚至到现在，”他怒气冲冲地说道，“有18个师还待在库尔兰——被牵制在那里无所事事。这里需要他们——而不是波罗的海各国！如果我们要幸存下去，所有的兵力都应该放在奥得河前线。”
古德里安顿了顿，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随后他又补充道：“苏联人正盯着我们的咽喉，他们停止进攻是为了重整部队以发动更大的攻势。我们估计，你有3～4周时间——直到洪水下落——进行准备。到了那时，苏联人就会试图在西岸建立新的桥头堡，并扩大他们已有的桥头堡。必须把他们击退，不管别的地方发生什么事情，都必须在奥得河畔把苏联人挡住。我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于此。”
[1] 事实上，就在7天前的3月15日，在苏联人的要求下，美国人对措森进行了狂轰滥炸。苏联红军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胡佳科夫（Sergei Aleksandrovich Khudiakov）空军元帅，给驻莫斯科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拉塞尔·迪恩少将写了封信，这封信现在分别存档于华盛顿和莫斯科，这里是首次披露。这封信是一份令人吃惊的文件，因为它能让人洞悉苏联人在德国的情报工作做到了何等程度。“亲爱的迪恩将军：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德军总参谋部位于柏林南部38公里的地区，在一个筑有特殊堡垒的地下掩蔽处，德国人称之为‘要塞’。它位于……措森东南偏南5.5～6公里，第96号帝国公路以东1～1.5公里……这条公路与柏林通往德累斯顿的铁路平行。这块区域全被地下防御工事所占据……占地面积约有5～6平方公里，整个地区被纵深几层的铁丝网环绕，由1个团的党卫军部队严密把守着。根据同一情报来源，地下防御工事的建设始于1936年，在1938年和1939年，德国人对这些地下防御工事进行了抗轰炸和炮击测试。亲爱的将军，我请您不要拒绝我的要求，应尽可能快地给盟军空军发出指示，用重型轰炸机群对‘要塞’进行猛烈轰炸。我确信轰炸的结果是……如果德军的总参谋部还在那里的话，就会遭受重创，它的日常工作就会停止……而且它（或许）还不得不转移到别处。这样一来，德国人就会失去一个组织严密的通信中心和指挥机构。随信附上地图一张，上面有德军总参谋部（陆军司令部）的精确位置。”——原注
[2] 16世纪到18世纪期间，库尔兰地区曾经存在一个由波罗的海日耳曼人建立的小国库尔兰公国。18世纪后，库尔兰先是一度被瑞典占领，后又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库尔兰省），现在的库尔兰是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从地形上来说该地区是一个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