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穆特·科茨（Helmuth Cords）上尉是一名东线老兵，曾因作战勇敢而获得“铁十字”勋章，但他现在的身份是一名被关押在柏林监牢中的囚犯，很可能活不到亲眼见证战争结局的那一天了。科茨上尉是一群精英分子中的一员，是反希特勒密谋集团7 000名德国人当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这群人因为与1944年7月20日企图刺杀希特勒的事件有牵连，在8个月前被逮捕。希特勒凶残无度地进行了报复：几乎有5 000名涉嫌参与者被处决，不论有罪或无辜，皆难以幸免；一个个家庭遭受牵连而毁灭，甚至就连密谋者的远亲也被逮捕，而且往往被即刻处决。希特勒曾怒吼道：“叛徒必须像牲畜一样被吊死！”结果密谋集团的主要成员被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剥夺了生命，他们被挂在钩子上的钢琴丝而不是绳子活活绞死。
莱尔特街监狱B监区里，一大群涉嫌密谋者正在其中等待着。他们当中既有保守派，也有共产党；有军官、前政治人物，也有医生、大学教授、作家和神职人员，还包括普通工人和农民。有些人并不知道他们被囚禁的原因，因为他们从没有被正式起诉过；有些人受到了审判，正在等候着审判再次降临；有些人实际上已被证明是无辜的，但仍然被关在牢房里；还有的人已经走完了虚假的审判流程，然后被匆匆宣判，现在正等待着被执行死刑。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B监区到底关押着多少囚犯——有人认为有200个，其他人认为不到100个。无从知道正确数字，因为每天都有犯人被带出去，然后就彻底消失了。这全都源于盖世太保头子、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兼警察中将海因里希·米勒（Heinrich Müller）一时的心血来潮。被监禁的人根本不指望他能大发慈悲。所有人都认为，哪怕盟军已经打到了监狱大门口，米勒仍会继续屠杀这些囚犯。
科茨就是无辜者之一。1944年7月，他是驻本德勒街的预备军司令部的一名下级军官，直属上级正是有着伯爵头衔的预备军参谋长，37岁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上校。但这位只有一条胳膊，左眼蒙着黑眼罩仍相貌堂堂的上校是7月20日密谋的关键人物，他自告奋勇去刺杀希特勒。
在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Rastenburg，今波兰肯琴）代号“狼穴”的元首大本营里，冯·施陶芬贝格利用希特勒举行的冗长的军事会议，把一个装有定时炸弹的公文包放在了希特勒身旁的长地图桌下。冯·施陶芬贝格随后溜出了房间，动身返回柏林。几分钟后炸弹发出了骇人巨响，但不可思议的是希特勒竟在爆炸中幸免于难。几个小时以后，柏林的冯·施陶芬贝格没有受到正式审判，便在本德勒街的预备军司令部院子里被枪决，同时遇难的还有参加密谋的另外3名关键人物[1]。每个与之有关的人，甚至连他的远亲都被逮捕了——包括赫尔穆特·科茨。
科茨的未婚妻尤塔·佐尔格（Jutta Sorge）是德国前总理兼外交大臣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的孙女，她也被捕入狱了，同样被捕的还有她的父母。包括赫尔穆特·科茨在内的所有人，自从被捕之后就一直未经审讯，只是关押着。
赫伯特·科斯奈伊（Herbert Kosney）下士也被关在同一座大楼里，对于7月20日的密谋，他知道的甚至比科茨还要少。不过，科斯奈伊是无意中被牵连的。他是共产党抵抗组织的成员，对暗杀事件的参与仅仅是把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从利希特费尔德（Lichterfelde）送到了万塞（Wannsee）。
尽管赫伯特并不是共产党员，但从1940年开始，他就一直是各种红色地下组织的外围成员，后来他居然还被征入德军，成为一名普通士兵在前线作战。1942年11月，赫伯特回到柏林休假，他的哥哥库尔特——自1931年起就加入了共产党——用激烈的手段阻止他返回前线。库尔特用一支步枪打断了赫伯特的胳膊，将他送去了一家军队医院，解释说自己发现这名受伤的士兵躺在一条沟里。
这个花招见效了，赫伯特从此远离了前线，被安置在驻柏林的一个预备营里，每隔3个月就从阿尔贝特·奥尔贝茨（Albert Olbertz）医生那里获得一份新的医疗证明，这份证明使得他能一直从事“轻闲的勤务”。碰巧的是，奥尔贝茨医生也是一名共产党抵抗小组的成员。
正是奥尔贝茨连累了赫伯特，令其被捕入狱。在试图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几天以后，奥尔贝茨让赫伯特和他一起做一项紧急运送工作，他们乘坐的军用救护车带上了一个赫伯特完全陌生的人——他是盖世太保的高级军官，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兼警察中将、刑事警察总监阿图尔·内贝（Artur Nebe），此时正遭到追捕。过了一段时间，内贝被逮捕了，奥尔贝茨和赫伯特也被抓住了。奥尔贝茨当即自杀，内贝没多久就被绞死，赫伯特也上了死亡黑名单，被民事法庭判了死罪。不过，由于他仍然是个国防军军人，因此必须经过军事法庭的再次审判。赫伯特知道，这仅仅是走个形式而已——在盖世太保头子米勒的眼中，形式不值一提。当赫伯特·科斯奈伊从牢房窗子朝外眺望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惨遭毒手。
就在不远处，另一个人坐在那里，不清楚未来有什么在等着他——他是赫伯特的哥哥库尔特·科斯奈伊。盖世太保反复审讯他，但到目前为止他对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一个字也没说，更没有暴露会牵连到弟弟的任何事情。他为赫伯特担忧，弟弟会遭遇什么呢？他被带到哪里去了呢？其实，兄弟之间只隔着几间牢房，但不论是库尔特还是赫伯特都对此一无所知。
另外一群囚犯尽管没有遭受牢狱之灾，但他们却被留在了柏林。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与无数人一样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快点获得自由，谁把他们放出去都行。这些人是做苦工的奴隶——来自纳粹所占领的几乎每个国家的男女劳工，有从东欧地区抓来的苏联人、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也有从北欧掠来的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甚至还有来自西欧的比利时人、卢森堡人和法国人。
纳粹使用暴力抓来了将近700万人——几乎等于纽约市的人口总数——让他们在德国人的家庭和企业里干活。有些国家的人口几乎已经被榨干：有50万人来自面积不大的荷兰（荷兰的人口总数是1 095.6万人），6 000人来自袖珍国卢森堡（卢森堡的人口总数是29.6万人）。外国劳工在柏林从事着每种可以想象得到的工作：许多纳粹高层人士家里都用苏联女孩充当家仆；从事和战争有关工作的建筑师们，会用年轻的外国制图员做他们的办公室人员；重工业里充斥着这些被抓来的人，干着电工、炼钢工、制模工、技工和无须特殊技能的工作；煤气、自来水和运输公司“雇用了”额外的数千人，但事实上并不发工资。甚至在本德勒街的德国预备军司令部，也有外国劳工的身影，法国人雷蒙德·勒加蒂热（Raymond Legathiére）就受雇在那里全天工作，在窗玻璃被炸弹炸碎后立即换上新的。
柏林的人力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纳粹便公然把《日内瓦公约》抛诸脑后，让战俘像外国劳工那样从事至关重要的与战争有关的工作。由于苏联并不是《日内瓦公约》的签约国，所以德国人认为可以随意使用苏联战俘。目前，战俘和外国劳工别无二致。由于条件日益恶化，战俘们被用来修筑防空掩体，帮助重建遭受轰炸的部队营房，甚至在发电厂里为锅炉铲煤。现在，这两群人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外国劳工的自由要多一些，不过这也得根据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而定。
外国劳工住的“城市”仅仅是由一些木制的营房式建筑构成的，要么在工厂边上，要么干脆就在工厂里面。他们在社区食堂填饱肚子，佩戴着表明自己身份的特别徽章。有部分企业没有按照纳粹当局的规定办事，宽容地允许他们的外国劳工住在厂区以外的柏林城内。许多人甚至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城市里行动，去看电影或者去其他娱乐场所放松，只要他们遵守严格的宵禁令就行[2]。
有些看守或警卫已经感到德国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厄运将降临在德国人的头上，所以对待劳工们的态度有所缓和，许多外国劳工——有时甚至是战俘——发现，他们偶尔能够逃掉一天的劳动。有一名看守负责25个法国人，他们每天乘坐地铁到城里去干活，这名看守是个软心肠，后来干脆就不再费心清点走出车厢的战俘人数。他并不在乎究竟有多少人在路途中“丢失”了，只要一到18点，每个人都能来到波茨坦广场的地铁站集合，然后返回营地就可以了。
但并非所有的外国劳工都如此幸运，成千上万人的活动遭到了严格限制，根本没有自由可言。在城市经营的或者是政府设立的工厂里，情况皆如此。在柏林南部马林费尔德（Marienfeld）的煤气服务公司，那里的法国工人就没有什么优待，与在私人工厂里干活的工人相比，他们的伙食相当糟糕。不过，这些人的情况仍然要比苏联同行好。有个叫安德烈·布尔多（André Bourdeau）的法国人在日记中写道，看守头子费斯勒“从来都不送任何人去集中营”，而且在一个星期天，为了让劳工们补充食物甚至“允许我们到地里拣几个马铃薯”。布尔多为自己不是来自东方的苏联人而感到庆幸。他写道，苏联人住的院子里“拥挤得可怕，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全都挤在一起……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食物根本就不像人吃的”。不过，在一些私人开办的工厂里，苏联劳工的处境稍微好一些，起码在伙食上，他们与西方劳工是差不多的。
奇怪的是，全柏林的西方劳工都注意到，苏联人身上有一种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变化。在位于夏洛滕堡区的舍林制药和化学股份公司里，人们以为随着战争的推进那些苏联人应该高兴和骄傲才是；可与此相反，他们看上去异常沮丧。来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女工，似乎对于城市可能被他们的同胞攻陷而感到特别不安。
两三年以前，当她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些女人穿的是简单朴素的农民服装。渐渐地，她们产生了变化，开始考究自己的服装和举止，许多人开始第一次使用化妆品。苏联姑娘们模仿着身边的法国或者德国女人，从发型到服饰都有了可观的变化。现在，很多人注意到，这些苏联姑娘几乎在一夜之间又回归到农民的装束了。许多劳工认为，她们预见自己会因为太过西方化而遭到苏军的报复与惩罚——即使她们当年是从苏联强征而来的，在德国生活也并非自己的本意。
整个柏林城内的西方劳工士气高涨。位于鲁勒本（Ruhleben）的阿尔克特工厂坦克生产线上有2 500名法国、比利时、波兰和荷兰人，除了德国看守之外，那里的每个人都在为未来做着规划。法国工人尤其兴奋，一到晚上就谈论起将来踏上法国的土地后要享用的法国大餐，他们还唱起了流行歌曲，莫里斯·舍瓦利耶的《我就是我》（Ma Pomme）和《繁荣昌盛》（Prospère）是他们的最爱。
20岁的让·布坦（Jean Bouting）是一位来自巴黎的技工，他为自己的行为加速了德国人的垮台而格外感到快活。几年来，布坦和一些荷兰工人一直在破坏坦克的零部件生产。德国工段长一再威胁说要把破坏分子送到集中营去，但因为人力短缺，他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几乎整座工厂都完全依赖外国劳工维持。让·布坦认为，这种形势很有意思。比如，他所制作的每个滚珠轴承部件都应该在54分钟之内完成，但他却磨起了洋工，想尽一切办法把工期拖到一天，搞出的部件还都是问题产品。在阿尔克特工厂，被强迫劳动的工人们坚信：他们悄悄逃过工段长的耳目而交出的每一个报废零件，都使胜利和柏林的陷落更近了一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被抓住。
[1] 这3人是预备军副总司令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步兵上将、默茨·冯·奎恩海姆上校和维尔纳·冯·黑夫滕中尉。
[2] 还有另外一种劳工——外国志愿工人。数以千计的欧洲人——有些是纳粹的同情者，有些人认为他们是在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战斗，而绝大多数人则是愤世嫉俗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对德国报纸上的广告做出了响应，那些广告提供了帝国内的高报酬工作。这些人获准可以自由地住在雇佣地点附近。——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