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的老百姓几乎每天都会朝着轰炸机群挥舞拳头，时常会为在空袭或者在军队中逝去的家人和亲朋好友感到悲伤。而现在，他们则热诚地谈论着英国人和美国人。市民们并没有把英美军队称为“征服者”，而是称其为“解放者”。在态度上，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逆转，而这种心态随后又产生了奇特的效果。
玛丽亚·科克勒住在夏洛滕堡区，她绝不相信美国人和英国人会让柏林落入苏联人之手，她甚至决心帮助西方盟军。这位45岁、头发灰白的家庭主妇对朋友们说，她“准备全力以赴进行战斗，抵挡‘苏联红军’，直到‘美国人’到来”。
许多柏林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留意崩溃中的西线战事的每个阶段——给人感觉就像是在期盼一支胜利的德军赶来解救柏林一样，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克服自己的恐惧。在空袭间歇期，会计师玛格丽特·施瓦茨（Margarete Schwarz）夜复一夜地和她的邻居们待在一起，一丝不苟地构思着英美盟军穿越德国西部的大规模强攻。对她而言，盟军所占领的每一公里似乎都是自己奔向解放的又一大步。莉泽—洛特·拉文内似乎同样如此，她把大量的时间消磨在一栋位于滕佩尔霍夫区（Tempelhof）的摆满了书籍的公寓里，她狂热地期盼美国人向前推进，并用铅笔仔细地在一张大地图上画着美军的最新进展。拉文内太太是一名半身残疾者——她的臀部围着钢制的矫正架，架子一直延伸到她的右腿。她不愿意考虑美国人的推进速度，也不担忧如果苏军抢先进城的话会发生什么。
成千上万的人深信美军会首先冲入柏林，他们的信念近乎天真——朦朦胧胧、含糊不清。安娜玛丽·许克尔太太是鲁道夫医生的妻子，她开始将旧的纳粹旗帜扯得稀烂，打算在美国大兵到来之时，把这些旗帜的碎片当作绷带来用，为“伟大的战斗”出一份力。夏洛滕堡区的布丽吉特·韦伯是一位20岁的新娘，新婚才3个月，她确信美国人正在前来，甚至吹嘘自己愿意和任何人打赌，美国人铁定会把尼克拉塞（Nikolassee）的富人区作为居住地。布丽吉特之所以如此笃定，是因为她听说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高，喜欢讲究的生活，而且那片富人区几乎没有挨过一颗炸弹。
还有的人虽抱着最好的希望，却也为最坏的处境做着准备。头脑清醒的皮娅·范赫芬（Pia van Hoven），以及她的朋友鲁比·博格曼（Ruby Borgmann）和埃伯哈德·博格曼（Eberhard Borgmann）夫妇，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奇迹才能抵挡住苏联人首先杀入柏林的脚步。因此，他们欣然接受好友海因里希·舍勒（Heinrich Schelle）的邀请，在攻城战役开始的时候，和他以及他的家人待在一起。舍勒性格开朗，有着一张胖乎乎的脸蛋，经营着格鲁班—苏夏饭店，那是柏林最著名的餐馆和酒店之一，就位于博格曼家所在大楼的底层。他把饭店地下室变成了一个华丽的避难所，里面有东方地毯、厚帘子和不少给养，以应对城市被包围的绝境。除了马铃薯和金枪鱼罐头之外，食品数量不多，不过在毗邻的地下室里却有充足的最珍贵、最精美的德国和法国葡萄酒——另外还有轩尼诗干邑白兰地和成箱的香槟。舍勒告诉他的朋友们：“当我们等候上帝才知道的结局时，我们不妨先过一下舒适的生活。”随后他又补充道：“如果停水的话，至少还有香槟可喝。”
比迪·容米塔格是两个少女的母亲，她认为有关美国人和英国人到来的一切议论都“只是些废话”。出生于英国的她嫁给了一个德国人，她对纳粹太了解了，她的丈夫因被怀疑是德国抵抗组织成员而在5个月前被匆匆处决。容米塔格认为，纳粹对西方盟军和对苏联人的态度别无二致，都会拼命抵抗。只要看一下地图就能清楚地知道，英美盟军首先进入柏林的难度更大。不过，即将抵达柏林的苏联红军并没有让比迪过分惊恐，他们并不敢粗暴地对待她，只要她向所见到的第一批苏联人出示她的旧英国护照即可保证安全。这或许是比迪所津津乐道的所谓“英国人的明智方式”。
德国共产党人觉得没有必要用证件来保护自己；与之相反，他们不仅预料到苏联红军会来，甚至还期盼着迎接他们进城。德共党员的生活大都是在为一个梦想而奋斗，而苏联士兵出现的那一刻将会是他们的梦想实现之时。这群人无时无刻不在被盖世太保与刑警追捕和骚扰，但在纳粹的天网之下，竟然有几个坚定的基层党组织幸存了下来，他们和共产党同情者们都热切地等候着来自东方的救星。
尽管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希特勒主义的事业中，但柏林的共产党人太分散了，他们的作用——至少对西方盟军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组织松散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确实存在，但它完全听命于莫斯科，只是作为苏联的谍报网络而工作。
拉杜施（Hildegard Radusch）在1927年至1932年间是柏林市议会的共产党代表，此刻她几乎完全是靠信念支撑而勉强维持着，饥寒交迫的她与几名共产党员一起，躲在柏林东南边缘的普里罗斯村(Prieros)附近。拉杜施和她的女性朋友埃尔泽·“埃迪”·克洛普奇(Else “Eddy” Kloptsch)一起，住在一个装机器用的巨大的木制板条箱里。这个板条箱被固定在一个混凝土墩上，有3米长、2.4米宽。那里没有煤气，没有电，也没有水和盥洗设施，但对于身强力壮的42岁的希尔德加德（她自我描述为“当家的男人”）来说，这却是一个完美的庇护所。
希尔德加德和埃迪从1939年起就住在一起了，她们在普里罗斯村的地下组织存在了差不多10个月。在纳粹的“通缉”黑名单上，希尔德加德赫然在目，但这个机智的女人却一再骗过了盖世太保。像该地区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她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食物，如果去申请食品配给卡，那么身份会立即暴露，随之遭到逮捕。幸运的是，埃迪虽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却并没有被当作共产党员而遭到通缉，因此每周都有食物配给，但少得可怜的定量甚至都不够自己果腹［纳粹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Volkischer Beobachter）曾经刊登了一个成年人每周的食物配给：4.25磅面包，2磅肉和香肠，5盎司黄油，5盎司糖，每3个星期再加上2.25盎司奶酪和3.5盎司人造咖啡］。两个女人偶尔还能小心翼翼地从黑市上买些东西来补充营养，但那里的商品价格实在高得吓人——单是咖啡每磅就要100～200美元。
希尔德加德老是一门心思想着两件事情：一是食物，二是苏联红军带来的解放。不过等待是艰苦的，生存境况也是一个月比一个月更糟糕。她在日记里条理清晰地写下了这些文字。
1945年2月13日，她写道：“苏联人快要到这里了……法西斯走狗还没有抓住我。”
2月18日：“自从7日听到有关朱可夫的部队到达柏林前线的报道以来，没有什么新闻，我们正绝望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快点来吧，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来得越快，战争结束得就越快。”
2月24日：“今天去了柏林，买了装在保温瓶里的咖啡，还有一片干面包。路上有3个男人怀疑地看着我，但我知道，亲爱的埃迪就在我的身旁，这真是给我的莫大安慰。哪里也没能找到吃的东西，埃迪这次出去实际上是为了用她在黑市上买的食物配给卡买香烟——卡上有10支烟卷的定额。可商店里没有香烟，所以她只能买了5支雪茄。埃迪本希望用两双长筒袜和一件丝绸连衣裙交换一些食物，结果一无所获，黑市上的面包也绝迹了。”
2月25日：“抽完了3支雪茄。朱可夫和科涅夫的公报都没有发布。”
2月27日：“在等待中我已经快神经质了。对于一个急于为事业而奋斗的人而言，被禁锢在这里简直是一场灾难。”
3月19日：“中午美餐一顿——佳肴是马铃薯加盐。晚上吃的是用鱼肝油炸的马铃薯饼，味道不算太辣。”
现在，春天来到了，可希尔德加德仍然在等待。她在日记里写道：“为了找到一些可以拿来填饱肚子的东西，我已经快被逼疯了”。没有来自红军前线的报道，她能找到的可写之物，只剩下“春风把冬日的寒气从田间地头吹跑了。雪花莲开花了，阳光普照，空气温暖。但空袭却仍然在进行着……根据爆炸的声音判断，飞机离我们更近了”。后来她又写道，西方盟军是在莱茵河一带，根据她的估计，“20天之后就会冲进柏林了”。她辛酸地记录道，柏林人“宁可迎接那些资本主义分子”，她希望苏联人能迅速到达，朱可夫的宏大进攻能在复活节就打响。
在普里罗斯村正北大约40公里处，也就是柏林东部边缘的诺因哈根（Neuenhagen），另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也在坚持着。它的成员们同样生活在对被捕和死亡的恐惧中，但与他们在普里罗斯的同志们相比，他们更有战斗性，组织得更好，而且也更走运：诺因哈根距离奥得河还不到56公里，因而他们希望，这里将成为最早被红军解放的外围地区之一。
夜复一夜，这个小组的成员就在盖世太保的鼻子底下坚持着工作，为解放日的来临准备一个总体规划。他们知道当地每一个纳粹分子、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官员的姓名及下落，他们知道哪些人会与红军合作，哪些人会选择反抗。有些人的名字被记在了黑名单上，苏联人来到后立即将其逮捕，还有的人要被清算。这个组织严密的小组甚至已经为未来该镇的行政管理制订了详尽计划。
诺因哈根基层组织的所有成员都急切地盼望着苏联人到来。他们坚信自己的建议会被解放者们接受，但心情最急迫者莫过于布鲁诺·扎日茨基（Bruno Zarzycki）。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几乎不能吃饭，但他老是说苏联红军到来的那天他的病就会痊愈，这一点他很确信。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柏林各处的小隔间和壁橱里，甚至在潮湿的地窖和不通风的阁楼内，所有纳粹受害者中最易遭到仇恨和迫害的一些人还在顽强地活着，等待着他们能从藏身处出现的那一天。他们并不在乎谁先到，只要有外国军队能迅速赶到就行。有些是两三个人住在一起，有些是一家人挤在一起，还有的甚至是一小群人聚居在一起。他们的朋友大都以为他们早已遇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们的确是“死”了，一些可怜的人甚至几年都没有见过太阳，更不敢在柏林喧闹的大街小巷中行走。他们病不起，因为生病意味着要请医生，就会立即遭到盘问，身份将暴露无遗。甚至在轰炸最猛烈的时候，他们也待在藏身处，因为若是跑到防空洞里避难，他们立即会被认出来。他们很早就领悟到一条真理：永远不要惊慌失措。为此，这群人保持着一种钢铁般的镇定，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纳粹的铁蹄下幸存至今，完全归功于他们具有把几乎所有情感都压抑下去的能力。他们善于随机应变又顽强不屈，在经历了6年的战争，以及在希特勒帝国的首都经历了近13年的恐惧和骚扰之后，他们当中几乎有3 000人仍然活着。他们的幸存，也证明了这座城市中部分基督徒的勇气。这些基督徒保护了那只被新秩序鄙视的替罪羊——犹太人，而他们中却无人能在这个事实上得到充分认可[1]。
西格蒙德·韦尔特林格尔（Siegmund Weltlinger）和妻子玛格丽特都已经50多岁了，他们藏在潘科区的一套小型底层公寓里。默林夫妇是基督教科学派成员，冒着生命危险接纳了他们。房间里拥挤不堪，默林夫妇、他们的两个女儿以及韦尔特林格尔夫妇一起挤在一套两居室里，但默林夫妇让韦尔特林格尔夫妇分享他们的食物配给和其他一切，从无怨言。在许多个月里，韦尔特林格尔夫妇只有一次冒险外出的经历：牙痛促使他们冒险，而那位拔牙的牙医也接受了玛格丽特的解释，她是“来走亲戚的表姐”。
一直到1943年以前，他们都是幸运的，尽管西格蒙德在1938年就被驱逐出证券交易市场，但此后不久他便应邀接管了柏林犹太人社区局的特殊事务。当时，在海因里希·施塔尔（Heinrich Stahl）的领导下，该局主要负责登记犹太人的财产和权属人。后来，西格蒙德又试图与纳粹谈判，以减轻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的苦难。施塔尔和韦尔特林格尔知道，社区局迟早是要被关闭的——但他们仍然勇敢地坚持着他们的工作。在1943年2月28日，盖世太保关闭了该局，施塔尔消失在了特莱西恩施塔特隔离区[2]，而韦尔特林格尔夫妇被命令搬到赖尼肯多夫区（Reinickendorf）一处由60个家庭组成的“犹太人之家”。韦尔特林格尔夫妇在赖尼肯多夫区的“家”中待到太阳落山后，把衣服上的“大卫之星”标记摘下，然后迅速消失在黑夜里。从那以后，他们就一直与默林一家住在一起。
在两年的时间里，韦尔特林格尔夫妇的外部世界就是一片被大楼框住的天空，外加一棵长在阴暗院子里的树。套间的厨房窗户已然成了他们禁锢生活之中的一本日历。“栗子树披上了银装，这已经是第二回了，”玛格丽特对她的丈夫感叹着，“树叶变黄了两次，但现在它又再次开了花。”她绝望了，他们是不是还要再躲上一年呢？玛格丽特告诉她的丈夫：“也许，我们真的被上帝抛弃了。”
西格蒙德安慰她，他们必须为了很多事情而坚强地活下去，比如，为了他们那一双儿女。西格蒙德安排他们在1938年逃到英格兰，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女儿已经是17岁的大姑娘，儿子也应该变成了15岁的俊朗少年。一定要活着见到他们！为了给妻子鼓劲，西格蒙德打开《圣经》，翻到诗篇第91章，轻缓地念着：“虽有千人扑倒在你左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等待。西格蒙德坚定地对妻子说：“上帝与我们同在。相信我，纳粹就要完蛋了！”
在过去的一年里，有4 000多名犹太人在柏林街头被盖世太保逮捕。他们很多人是因为再也无法忍受被禁锢在黑暗中的生活，宁可铤而走险，也要来到大街上晒晒太阳，看一下奢望中的白天和城市。
20岁的汉斯·罗森塔尔（Hans Rosenthal）仍然躲藏在利希滕贝格区，一心要坚持下去。他在一个不到1.8米长、1.5米宽的小隔间里待了26个月，实际上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工具棚，搭在汉斯母亲的一个老朋友家的后墙边。到目前为止，罗森塔尔的生存环境非常险恶，他的父母早已不在人世，而他本人在16岁的时候就被扔进了劳动营。1943年3月，他逃跑了，在没有身份证件的情况下坐火车到了柏林，寄居在他母亲的朋友家里避难。那个小牢房式的藏身处没有水也没有电，一个老式的便盆是唯一可用的如厕设施。他在晚上空袭的时候倒便盆，因为只有那时他才敢离开藏身处。除了一张窄窄的长沙发之外，隔间里一无所有，不过汉斯却拥有一本《圣经》、一台小收音机，墙上还有一张仔细做了标记的地图。尽管他对西方盟军抱有极大的希望，不过在他看来，似乎苏联人会抢先攻占柏林。这让他忧心忡忡，即使这意味着他将会被放出来。不过，他安慰自己说：“我是犹太人，我既然可以逃出纳粹的魔爪，也同样可以从苏联的劫难中生还。”
在同一个行政区的卡尔斯霍斯特（Karlshorst），躲藏在地下室的约阿希姆·利普希茨（Joachim Lipschitz）生活在奥托·克吕格尔（Otto Krüger）的保护之下。总的看来，克吕格尔家的地下室里是安静的，但有时约阿希姆认为自己听见了远处传来的苏联红军的隆隆炮声，那声音就像不耐烦的观众戴着手套鼓掌一样，柔和低沉。他自己也承认，这只是自己的臆想——苏联人其实还在很遥远的地方。不过，他曾领教过红军的持续炮击，约阿希姆曾在德国国防军中服役，1941年来到东线作战，并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胳膊。但为德国服役的经历并没有让他逃过纳粹的迫害——他是一个犹太人医生和一个非犹太人母亲的儿子，是“半犹太人”。1944年4月，他被纳粹当局挑选出来准备关入集中营，从那时起至今，他就一直处于东躲西藏的状态。
27岁的约阿希姆想知道，当高潮临近之时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每天晚上，克吕格尔的长女埃莉诺（Eleanore）都会来到地下室，和他一起讨论形势。从1942年以来，他们就是一对恋人了，但埃莉诺没有保住这个秘密，结果失去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因为她在和一个“劣等”人交往。现在他们渴望能够结婚。埃莉诺确信纳粹在军事上已经完蛋了，崩溃很快就会到来。约阿希姆却不这么想：德国人将会血战到底，柏林注定会成为一处战场——也许是另一个凡尔登[3]。至于谁将攻占这座城市，他们之间出现了分歧：约阿希姆估计是苏联人，而埃莉诺则认为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不过约阿希姆认为，他们应该为可能出现的任何结果做好准备，因而埃莉诺在学习英语，约阿希姆则在钻研俄语。
在等待柏林陷落的人中，没有人比莱奥·施特恩费尔德（Leo Sternfeld）、他的妻子阿格内斯（Agnes）以及他们23岁的女儿安娜玛丽（Annemarie）更为苦恼了。施特恩费尔德一家并没有躲藏，因为他们家是新教徒，但莱奥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他被纳粹划归为半个犹太人。结果，在整个战争期间，莱奥和他的家人都被恐惧折磨得坐卧不安。盖世太保如同猫耍老鼠一样戏耍他们，尽管他们现在还有人身自由，但随时有可能遭受牢狱之灾。
战火越是临近，危险就越大，莱奥一直努力为妻女打气鼓劲。头天晚上，一颗炸弹把附近的邮局夷为平地，但莱奥居然还能以此来打趣。“你再也不用走那么远去取邮件了，”他告诉妻子，“邮局就躺在台阶上。”
莱奥原本是个商人，现在却在盖世太保的淫威下干起了收垃圾的活。3月的这个清晨，当莱奥离开位于滕佩尔霍夫区的家时，他知道由于自己一再推迟制订计划，现在再做打算已经为时太晚了。他们无法逃离柏林，也没有时间躲藏起来，如果柏林还能坚持几个礼拜，就等于宣告了他们的死刑。已有人向莱奥透了底，盖世太保计划在5月19日逮捕所有拥有犹太血统的人，哪怕只有一滴血也不放过。
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部远在德国西部靠近荷兰边境的瓦尔贝克（Walbeck），集团军医务部长休·卢埃林·格林·休斯（Hugh Llewellyn Glyn Hughes）准将，试图就未来几周内他可能遭遇到的一些医疗卫生问题做出评估——他很担心，当大军抵达柏林时，城内会爆发大范围的斑疹伤寒。
他的助手们曾忧心忡忡地汇报说，已经有一些难民在各处穿越了战线，他们身上携带着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和盟军前线的其他医生一样，休斯准将正在仔细地关注事态发展，要是出现一种严重的传染病，那就可能造成一场灾难。他用力拉扯着自己的胡子，不知道当涓涓细流变成滔滔洪水时，自己应该怎样应付那些难民，况且，还有成千上万被解放的盟军战俘。当他们到达柏林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可能只有上帝才知道。
准将还关心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集中营和劳动营。与之相关的一些消息，是通过中立国传来的，但谁也不知道二者是如何运转的，其中关押了多少人，状况如何。现在看来，英军第2集团军将会是占领集中营的首支军队，他的桌子上有份报告，说汉诺威北部有一个集中营，就位于部队的推进路线上，除此以外几乎没有与之相关的任何信息。休斯准将不知道他们将会发现什么，他希望德国人在医疗问题上也表现出他们通常具有的那种彻底性，把健康卫生状况保持在可控状态。他以前从未听说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贝尔森（Belsen）。
[1] 犹太人幸存者的估计数字来自柏林市政府的统计资料，该资料是由柏林自由大学的沃尔夫冈·舍夫勒（Wolfgang Scheffler）博士统计的。有一些犹太人专家对此提出了异议——其中就有西格蒙德·韦尔特林格尔，他是战后政府的犹太人事务委员会主席，他把幸存者的人数定为只有1 400人。舍夫勒博士说明，除了那些处于秘密状态的人之外，起码还有5 100名犹太人与基督徒结婚，在所谓的合法状态下在该城生活。但那充其量只是一种梦魇般的不确定状态，因为那些犹太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何时会被捕。今天，有6 000名犹太人住在柏林——这只相当于1933年该城160 564名犹太人口的一小部分，希特勒就是在1933年上台的。谁也无法确切知道，在那个数字当中有多少犹太柏林人是离开了该市，移民离开了德国，或者是被驱逐出境，又或是在集中营里被消灭了。——原注
[2] 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cienstadt），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波希米亚地区北部市镇，1941—1945年间纳粹德国用作关押犹太人的隔离区，先后共关押14万人，33 000人死于该地，19 000人从这里转往瑞典或瑞士而生还。约88 000人被运往各死亡灭绝营，其中仅3 000人在战争结束时生还。
[3] 凡尔登（Verdun），法国东北部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德两军曾在此激战，这场战役伤亡之大留下了“绞肉机”的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