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柏林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对威胁他们的险境做出了反应：有些人固执地对险境视而不见，他们希望险境会自动消失；有些人是自入虎口；还有些人的反应是愤怒或者恐惧；而另外一些人，基于走投无路身陷绝境的可怕逻辑，准备勇敢地直面命运。
在西南部的采伦多夫区（Zehlendorf），送奶工里夏德·波甘诺夫斯卡（Richard Poganowska）像往常一样，天还没大亮就起床了。在过去的几年里，波甘诺夫斯卡每天都重复做着那些令人感到单调乏味的工作，但现在他却对这样的例行公事心存感激。他在采伦多夫区边缘时尚的达勒姆地区、有着300年历史的达勒姆庄园农场里干活，该农场离庞大的首都市中心只有几公里远。在其他任何一座城市，要是在城市里面开办奶牛场会让人感到奇怪，但在柏林则不然。这座城市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是公园和林地，它们就在湖泊、运河和溪流的旁边。尽管如此，波甘诺夫斯卡却和庄园农场的许多雇员一样，巴不得农场是在别的某个地方——远离城市，远离危险和连续不断的轰炸。
波甘诺夫斯卡、他的妻子莉丝贝特和他们的3个孩子，在路易丝王后街的主楼地下室里再次度过了一夜。由于高射炮的开火声和炸弹的爆炸声，入眠是彻底不可能了，就像任何一个柏林人一样，这名39岁的大个子送奶工近来老是感到疲倦。
他并不知道炸弹在夜间落在了什么地方，不过他却知道庄园农场的大奶牛牛棚附近，一颗炸弹也没有落下过。这群珍贵的奶牛是安全的，仿佛没有什么事情会打扰这200头奶牛。在炸弹的爆炸声和高射炮的轰鸣声中，它们耐心地站着，安宁地进行反刍，而且以某种神奇的方式继续产奶。这一直令波甘诺夫斯卡感到惊奇。
睡眠严重不足的送奶工将牛奶等货物装上那辆古老的棕色送奶马车和拖车，再把两匹马套上马车，那是有着狐狸皮色的莉萨和汉斯，灰色的波美拉尼亚丝毛狗波尔蒂就蹲在送奶工旁边的座位上。一切收拾停当之后，波甘诺夫斯卡驾着马车到各处去送奶。院子的鹅卵石路把车轮磨得咔咔作响，他朝右拐上帕采里林荫大道，向北朝施马根多夫（Schmargendorf）的方向前进。这会儿是清晨6点，等到他送完奶，都已经是晚上9点了。
波甘诺夫斯卡已经昏昏欲睡，但他依然保持着大大咧咧的乐观态度——这样的态度让他俨然成为1 200名客户的士气鼓舞者。波甘诺夫斯卡的送货路线大概沿着采伦多夫区、舍讷贝格区（Schöneberg）、维尔默斯多夫区（Wilmersdorf）这3个大区的边缘地带前进。上述3个区都遭受了猛烈的轰炸，而后两者因为离市中心最近，几乎被完全毁灭。单是在维尔默斯多夫，就有超过3.6万栋住宅被炸毁。在两个区的34万人口中，几乎有一半是无家可归者。在这种绝境下，一张罕见的快乐脸蛋很快就成了极受欢迎的精神图腾。
即使在这个阳光微露的时刻，波甘诺夫斯卡仍然发现人们在每个交叉路口等候他。这些日子里，人们做什么事都得排队——等肉贩，等面包师，甚至在自来水管被炸断时还要等水。波甘诺夫斯卡摇响了一个大牛铃向排成长龙的顾客们宣告他的到来。从1945年年初起，他就开始使用那个铃铛了，因为越来越频繁的昼间轰炸让挨家挨户地送奶成为奢望，只能招呼顾客到路口取货。对他的顾客而言，这个牛铃就像波甘诺夫斯卡本人一样，已然成为某种象征。
这天上午与往常没什么不同，波甘诺夫斯卡照例向他的顾客们打招呼，然后把各人的定量牛奶和乳制品分发下去。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他已经认识差不多10年了。老顾客们知道，偶尔还能指望他多给一点儿。波甘诺夫斯卡一边接着食物配给卡，一边分发货物。一般情况下，他会为洗礼或者婚礼这样的“特殊需要”多提供一些牛奶或者奶油。诚然，这样做是非法的，因而也是冒风险的——不过近来，所有的柏林人都不得不面对风险。
波甘诺夫斯卡的顾客们表现得越来越疲倦、紧张、斤斤计较，没有什么人谈论战争，谁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关于战争的事情，谁都无能为力。更何况，纸上谈兵的将军数量已经够多了，实在犯不着小老百姓为他们操心。波甘诺夫斯卡的到来也不会让人们破天荒地去讨论新闻。他自己每天也埋头于本职工作，花15个小时“例行公事”，从而将这场战争抛于脑后，这样一来，他就像其他成千上万的柏林人一样，几乎对战争产生了免疫力。
不过现在，波甘诺夫斯卡每天也开始留意那些能够帮助他“不泄气”的迹象。比如，道路交通仍然畅通，主干道上并没有出现路障或者反坦克壕，没有火炮或者隐藏起来的战车，没有士兵被部署在关键性的阵地上。没有证据表明当局害怕苏联人的进攻，或者柏林受到了包围的威胁。
还有一个虽然小但却重要的线索。每天上午，波甘诺夫斯卡都要驾车通过弗里德瑙（Friedenau）分区，那里住着一些地位颇为显赫的顾客。每次路过此地的时候，他都会朝一个著名纳粹分子的家中瞅上几眼——那是柏林邮政局的一名重要官员。通过起居室敞开的窗户，他能够看到镶在大镜框里的希特勒肖像画。体态傲慢、显得格外扎眼的“希特勒”仍然伫立在那里。波甘诺夫斯卡知道第三帝国官僚们的作风：如果形势确实危急的话，墙上的这座元首“神龛”铁定早就消失了。
他柔声唤着马儿继续向前进发。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事情，但他却看不到有什么真正的理由能让他过分惊恐。
除了施潘道区（Spandau），这座城市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没能从轰炸中完全幸免，这片从狂轰滥炸（这是所有人都最惧怕的攻击）中幸免于难的区域是柏林的第二大区，坐落于城区的最西部。夜复一夜，这里的居民都以为会遭到从天而降的打击，但令他们感到格外惊异的是，预料中的空袭并没有来临。要知道，施潘道可是柏林庞大的军工制造中心呀！
位于城市核心的那些区有50%~75%都被摧毁了，而在如此惨烈的对比之下，施潘道区仅仅丧失了10%的建筑物！尽管这意味着有1 000多幢房屋不是被毁掉了就是已经不能再住人，但按照饱受空袭之苦而变得愈发坚强的柏林人的标准来看，这不过是被跳蚤咬了一口而已。在市中心区被炸弹蹂躏得焦黑一片的废墟中，有一句刻薄的俏皮话开始流传开来：“渺小的施潘道区人要最后一个进棺材。”（Die Spandauer Zwerge kommen zuletzt in die Sarge.）
安静、如同田园诗般美好的施塔肯（Staaken）分区位于施潘道大区的最西边缘，栖身于此的罗伯特·科尔布（Robert Kolb）和英格博格·科尔布（Ingeborg Kolb）夫妇为自己一家人能住在这么个僻静之处而谢天谢地。这个分区没怎么遭过灾难，哪怕少数落在附近的炸弹，也只是因为没能击中机场而意外掉在这里的，造成的破坏微不足道。他们的两层楼房抹着棕黄色的灰泥，有一个用玻璃封闭的阳台，四周是草坪和花园——这一切都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生活几乎是在正常地继续着，不过罗伯特本人是个例外。54岁的他是一家印刷厂的技术主管，他发现每天到市中心上班越来越艰难了，这意味着全程都要暴露在猛烈的昼间空袭中。这一直让英格博格忧心忡忡。
这天晚上，科尔布夫妇打算像往常一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德语广播——尽管这种行为很早就被禁止了。他们时刻关注着东部和西部盟军的进展——现在，兵临城下的苏联红军距柏林的路程，甚至可以搭乘公共汽车走完。然而，他们所处的乡间氛围又让他们放松了警惕。他们一直认为战争是遥远而虚幻的事情，根本无法想象来自东方的复仇怒火对城市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罗伯特·科尔布确信他们是非常安全的，而英格博格则坚信，自己的丈夫毕竟是一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他的预感不会有问题。罗伯特曾信心十足地对她说：“战争，将会与我们擦肩而过。”
科尔布夫妇一致认为，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把他们卷进去，只需要平静地展望未来就好。春天来临之际，罗伯特纠结于到底要在花园里的哪个地方挂上吊床；而英格博格则家务缠身，她还想种些菠菜、香菜、莴苣和早季马铃薯。对她而言，横亘在面前的最大问题是：到底应该在4月初种早季马铃薯还是应该再等上些日子，等到了5月，春天的气息更浓郁一些的时候再种呢？
在离奥得河40公里的兰茨贝格（Landsberg，今大波兰地区戈茹夫）城郊，苏联红军元帅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司令部就坐落在一栋抹着灰泥的3层楼房之中。朱可夫此刻正坐在司令部里的桌子旁思考着下一步的作战计划，身边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柏林地图，详细地显示了朱可夫为攻占这座城市而拟议的进攻细节。他的桌子上有3部战地电话：一部是日常使用的；另一部能连通他的同事——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元帅，他们二位是北翼和南翼兵力庞大的方面军的司令员；第三部电话能与莫斯科的最高统帅约瑟夫·斯大林直接通话。这位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时年49岁，胸部健壮厚实，他每天晚上11点给斯大林打电话，汇报当天的部队进展情况。现在，朱可夫还不清楚斯大林何时会下达攻克柏林的命令，他希望自己还能有一些准备时间，如果有必要朱可夫认为自己能够立刻拿下柏林，但就准备工作而言，现在仍有一些缺憾。根据他的初步计划，进攻会在4月底打响，要是幸运的话能在10～12个小时之内进抵柏林城下，并粉碎一切抵抗。他预料德国人会与他寸土必争，他们大概会在城市的西部边缘进行最为激烈的战斗，正如他所知道的，那里有德国守军唯一明确的逃生路线。不过他决定，在德军试图突围的时候从两侧打击他们，他预期到5月的第一个星期时，一场规模宏大的屠杀将在施潘道区展开。
在位于维尔默斯多夫区的一栋公寓楼的2楼房间里，卡尔·约翰·维贝格（Carl Johann Wiberg）推开了卧室的法式百叶窗门，迈步走到小阳台上，心里估算着天气状况。两只红褐色的腊肠犬伴随在他身边，它们的名字分别叫“奥托叔叔”和“埃菲婶婶”。作为维贝格的忠诚伙伴，腊肠犬们正满怀希望地抬头看着主人，等待着属于它们的清晨散步。
散步是近段时间维贝格消磨时间的唯一方式。街坊四邻都很欣赏这个49岁的瑞典商人，他们认为维贝格首先是一个“好柏林人”，其次才是瑞典人：在轰炸开始的时刻，他并没有如同很多外国人那样抛弃这座城市，而是留了下来。
除此之外，尽管维贝格从没有对自己的不幸发出抱怨，但他的邻居们都知道这个人几乎失去了一切：他的妻子在1939年就死了；他的几家胶水工厂因为轰炸而歇业；这位在柏林打拼了30年的小商人，除了他的狗和这套住房之外，已经一无所有。不过，在一些邻居看来，他的悲惨遭遇比起许多“真正的德国人”而言，已经好上许多了。
维贝格低头看了看“奥托叔叔”和“埃菲婶婶”，然后自言自语道：“该出去了！”他关上窗户，穿过卧室，进入了小门厅。他穿上了工艺考究的软领长大衣，顺手把那顶精心拉过绒的洪堡毡帽[1]戴在头上,随后打开了身旁光洁的红木桌子的抽屉，拿出一副小山羊皮手套。最后，他站在那里，呆呆地看了会儿放在抽屉里面那幅镶了镜框的石版画。
这幅画色彩艳丽，画的是一位手持长矛的骑士，全身披挂，骑在一匹狂奔的白马上。透过敞开的头盔，骑士凶狠而锐利的目光正凝视着周围的一切。他的前额耷拉着一绺头发，唇上留着一小撮黑色的胡子。一面旗帜正在长矛上猎猎飘扬，旗帜上写着“Der Bannerträger”——“旗手”。
维贝格慢慢地关上了抽屉，把石版画藏了起来。因为在整个德国，对希特勒带有挖苦意味的奚落都是明令禁止的。但维贝格又舍不得丢掉它：这幅讽刺画实在是太有趣了。
他“啪”的一声给狗扣上皮带，仔细锁上前门，然后走下两段台阶，踏上满是瓦砾的街道。在公寓楼附近的街道上，狗在他前面溜达着，引着主人沿街走去，偶尔在弹坑周围小心地迈着脚步。维贝格礼貌地向一些邻居脱帽致敬。他很纳闷，现在结局似乎更近了，可那位威风的“旗手”又在哪里呢？是慕尼黑？是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山中的“鹰巢”？或者，是在——柏林？这样的疑惑实在太平常了。有关希特勒的下落，始终是一个巨大的秘密，不会有外人知道的。
这天上午，维贝格决定到位于内斯托街7号的哈里·罗斯酒吧落脚。这是维贝格最喜欢的酒吧，更是该区尚在营业的为数不多的酒吧之一。它的主顾们可谓鱼龙混杂：纳粹要人，德军军官，还有少数商人。那里总有投缘的闲谈，因而人们能够得到最新的消息——昨天晚上炸弹落在什么地方了，哪些工厂遭到了打击，柏林又是怎样在轰炸之下屹立不倒的。维贝格喜欢在这种快活的气氛中见他的老朋友，这位牵着狗的男人对战争的每个方面都很感兴趣，尤其是轰炸的力度以及德国人民的士气，他还特别想搞清楚希特勒到底在什么地方。在过街的时候，他再次向一位老熟人脱帽致敬。脑子里装满了各种问题的维贝格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会让他的邻居们大吃一惊。因为这个比德国人还德国人的瑞典人，是美国绝密战略情报局（OSS）中的一员，换句话说，他是盟军潜伏在柏林城内的间谍。
在克罗依茨贝格区（Kreuzberg）的一间底层公寓套房里，梅兰希通教会[2]的福音派本堂牧师阿图尔·莱克沙伊特（Arthur Leckscheidt）正陷于悲伤和绝望之中。他原先那座有着双尖塔的哥特式教堂在几周以前被炸弹直接命中，并在几分钟后被燃烧弹化为灰烬，教徒也被战火驱散了。透过房间的窗户，莱克沙伊特能看到教堂的废墟，每次凝视都会让他感到悲伤，而这种悲伤感至今仍没有减退。在空袭最猛烈的时候，莱克沙伊特牧师置自己的安全于不顾，冲进了熊熊燃烧的教堂。宏伟的教堂后部和华丽的风琴尚且完好，莱克沙伊特迅速蹿上狭窄的台阶来到风琴楼，他只想向他钟爱的风琴和教堂告别。莱克沙伊特博士独自演奏着告别曲，轻轻地唱出了声，眼里满含热泪。当炸弹在克罗依茨贝格区各处爆炸的时候，附近的乌尔班医院里心存怀疑的病人以及在毗邻的地下室里躲避的人们，都听见了梅兰希通教堂里的风琴奏出的那首古老圣歌：“发自内心最深处的需要，我向你哭泣。”
而现在，莱克沙伊特更换了一种告别方式。他的桌子上有一封联名信的草稿，他要把这封信寄给那些已离开这座城市，或是正在军中服役的众多教区居民。他写道：“尽管东西两线的战斗令所有人紧张，但德国首都却始终是空袭的中心……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能够想象，死神正获得大丰收，甚至连棺材都变得短缺。一个妇女告诉我，为了安葬她死去的丈夫，她用20磅蜂蜜换了口棺材。”
莱克沙伊特博士也有些愤懑地提道：“在安葬空袭罹难者的时候，经常没有请牧师们到场。送葬的人往往抛开牧师就随便地主持了葬礼……连《圣经》都没有。”
从始至终，他在信中一再提到城市遭到的破坏。“你想象不出柏林现在是什么样子，最美丽的建筑被炸成了废墟……我们经常断煤气、断电、断水，上帝保佑，让我们不至于闹饥荒！要是到黑市买商品，那价格又高得吓人。”在信的末尾，莱克沙伊特语气显得格外心酸和悲伤：“这大概是相当长时间内的最后一封信了，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失去一切联系。我们彼此还能再见吗？这全都仰赖上帝。”
另一位神职人员伯恩哈德·哈皮希（Bernhard Happich）神父，坚定地骑着自行车穿梭在达勒姆杂物遍地的街道上，他决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一个微妙的问题始终令他担心，在夜复一夜的祷告中，他一边祈求着神灵的引导，一边思索着自己应该走的道路。现在，他做出了决定。
人们对所有神职人员的服务都有很大的需求，其中以对哈皮希神父的需求为甚。神父时年55岁，还是一位技术高明的医生，不过他的身份证上盖着一行横着写的鉴定：“耶稣会教士：不适合服兵役”（这是一种纳粹的戳记，就像专供犹太人和其他危险而又不受欢迎的人用的戳记一样）。他从事很多兼职，其中的一个就是担任达勒姆宗教会所的地方管事，这座会所由圣心修女院开办的孤儿院、产科医院和弃婴收养院合并而成。不过，正是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Cunegundes）和她的教徒们给神父带来了问题，也使得他做出了决定。
哈皮希神父对纳粹丝毫不抱幻想，对战争必定会怎样结束也持相同态度，他老早就认定，希特勒和他野蛮的新秩序注定是一场灾难，而现在危机正在迅速来临。陷入困境的柏林成了征服者眼中失去光泽的圣杯，当大军席卷这片土地时，达勒姆宗教会所和那些善良且不谙世事的修女会遭遇到什么事情呢？
哈皮希神父神情严肃，在修女院的外面停下了自行车。大楼只受到表面损伤，修女们坚信这样的幸运是因为她们的祈祷声被上帝听到了。哈皮希神父对此不以为意。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中年男人，认为这一切不过是运气以及对手拙劣的瞄准术带来的结果。
路过门厅时，他抬头望着那座巨大的圣米迦勒[3]塑像。圣米迦勒是“与一切邪恶进行战斗的上帝的骑士”，教堂中的塑像高举着一柄剑，穿着蓝色和金色的衣服。修女们虔诚地期待圣米迦勒的护佑，不过哈皮希神父依然为自己做出了决定感到高兴。和许多人一样，他也从那些东边逃过来的难民那里打探到了不少消息，推进中的苏联人已经让德国东部地区陷入一片恐慌。他确信这些说法有许多是夸大其词，但有一些他认为是真的。哈皮希神父决定必须要告诫那60名正式修女和庶务修女，她们有遭到侵犯的危险！但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字眼去警告她们呢，这一切都让哈皮希神父感到头疼。
[1] Homburg Hut，德国人叫它洪堡毡帽，美国人叫它霍姆堡毡帽，这是一种在整个西方国家流行的首产于德国洪堡（Homburg）的男士软礼帽，帽顶由前向后呈凹形，帽檐微微上翻，使得整体廓型更加流畅，在许多影视作品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2] 菲利普·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1497—1560），德意志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教育家，起草《奥格斯堡信纲》（1530），阐明路德宗的立场。主张废除教士独身制，改弥撒为圣餐。
[3] 圣米迦勒（Saint Michael），基督教《圣经》中的天使长之一，曾率领他的使者与魔鬼撒旦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