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上午9点30分。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的活动工作室里整整踱了一夜的步子，等待着各种报告的到来。他曾经试着用往常的方式读一读西部小说，放松一下，但没有什么效果。随后第一批情报就开始送达，这些情报虽然零散，但都是好消息。他的空军和海军指挥官们对进攻的形势极为满意，部队在5个海滩都已全部登陆，“霸王”行动进展顺利。尽管登陆部队尚未站稳脚跟，可是现在他已经完全没有发表那份公报的必要了，那是他在24小时之前悄悄地随手写下的。考虑到万一部队的登陆企图被挫败，他写道：“我们在瑟堡至勒阿弗尔地区的登陆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立足点，我已经撤出所有军队。我在此时此地发动进攻的决定是以所有的最佳情报为基础的。陆军、空军和海军以英勇献身的精神，尽其所能执行了任务。如果有任何责任和过失归咎于这次行动，它们也只属于我一个人。”
当他确定所属部队已在各登陆滩头上岸之后，艾森豪威尔下令发布了一份内容完全不同的公报。上午9点33分，他的新闻副官欧内斯特·杜普伊（Ernest Dupuy）上校向全世界发出了这条新闻。他说：
“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盟军海军在强大的空中力量支援下，今晨运送盟军陆军部队在法国北部沿海开始了登陆行动。”
这是自由世界一直期待的时刻。当这一刻降临时，人们的反应是宽慰、振奋和焦虑的奇怪混合。伦敦的《泰晤士报》在D日的一篇社论中说：“紧张的形势终于被打破了。”
大多数英国人是在工作时间听到这个消息的。在一些生产军用品的工厂里，新闻简报是在扩音器里播出的，男女工人们站在车床旁边唱起了《天佑吾王》。乡村教堂敞开大门。所有的陌生人都在上下班乘车时互相交谈。城市街道上，市民们走到美国士兵面前和他们握手。街角处聚集着小小的人群，他们仰望着空中，那是英国人从未见过的最为密集的空中交通景象。
内奥米·科尔斯·昂纳海军上尉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就明白了她的丈夫——X23号小型潜艇的艇长——在什么地方。后来，她接到海军总部一位作战军官打来的电话：“乔治很好，可是你绝对猜不出他去干什么了。”
内奥米后来听说了一切，但此刻最关键的是丈夫安然无恙。
18岁的罗纳德·诺思伍德二等水兵在担任舰队旗舰的“斯奇拉”号轻型巡洋舰上服役。他的母亲激动得跑到街对面，对她的邻居斯珀吉翁（Spurgeon）太太说“我的罗恩肯定在那里”。斯珀吉翁太太也不示弱，她有“一个亲戚在‘厌战’号上”，她敢肯定他也在那里（这类谈话在整个英国进行着，只有细微的差别）。
南兰开夏郡团第1营约翰·盖尔二等兵随第一轮攻击波在剑滩登陆。当他的妻子格雷丝·盖尔听到这个消息时，她正在给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洗澡。她竭力忍住泪水，可是做不到——她肯定她的丈夫在法国。“上帝啊，带他回来吧。”她悄声说道，然后告诉女儿伊夫琳（Evelyn）去关上收音机，“我们可不能让你爸爸担心失望。”
在多赛特郡布里德波特（Bridport）城的西敏斯特银行，却给人一种身处教堂的感觉，奥黛丽·达克沃思（Audrey Duckworth）一直在紧张地工作，直到当天晚些时候才听说反攻的消息。晚点知道也没有什么关系，她的丈夫——美军第1步兵师16团的埃德蒙·W.达克沃思（Edmund W.Duckworth）中尉，已经在奥马哈海滩登陆时阵亡。他们结婚仅仅五天。
在前往朴次茅斯的艾森豪威尔的总部途中，弗雷德里克·摩根中将听到英国广播公司提醒听众，等候一项重要公告。摩根让司机把车停下来一会儿，他把收音机的音量拧大，随后这位反攻计划的最初设计者听到了反攻的消息。
对于美国的大部分地区来说，这个消息是半夜时传到的。在东海岸地区，时间是凌晨3点33分，而西海岸则是午夜0点33分。那一刻多数人还在梦乡中。最先听到D日消息的是成千上万名上夜班的工人，这些男男女女辛勤劳动，用于反攻的大部分大炮、坦克、船只和飞机都是他们生产出来的。在这些生机勃勃富有生气的军工厂里，为了严肃庄重地冥想，各处的工作都已暂时停止。在布鲁克林的造船厂里，数百名男女在弧光灯的刺目光线下，跪在已经建造了一半的自由轮甲板上，开始背诵主祷文。
在全国各地沉睡的城镇与乡村，灯光骤然亮起，收音机被拧开，寂静的街道突然充满了声音。人们唤醒邻人，告诉他们这条新闻。给亲友打电话的人太多，结果电话交换台总是占线。在堪萨斯州的科菲维尔（Coffeyville），男男女女穿着睡衣在门廊处跪下祈祷；一辆行驶在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火车上，人们要求一名牧师举行一次即席礼拜式；在佐治亚州的玛丽埃塔（Marietta），人们在凌晨4点蜂拥进教堂；在费城，“自由大钟”被敲响；在第29步兵师的故乡，也就是历史悠久的弗吉尼亚州，同独立战争时期一样，各地教堂的钟声响了一整夜；在弗吉尼亚州的小城贝德福德（Bedford，人口仅3800人），D日的消息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儿子、兄弟、爱人或夫婿在第29步兵师中服役。贝德福德人当时还不知道，他们的这些亲人都已经登上了奥马哈海滩。第116步兵团的46名贝德福德人当中，只有23人后来返回了故乡。
韦弗·恩赛因·洛伊丝·霍夫曼（Wave Ensign Lois Hoffman）是“科里”号驱逐舰舰长的妻子，她听到D日消息时，正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Norfolk）海军基地值班。她不时地通过作战室的朋友了解丈夫所在的驱逐舰的情况，这些消息对她来说并无个人的意义。她一直以为，她的丈夫正在为北大西洋上的一个弹药运输船队护航。
在旧金山的福特·米利退伍军人医院里，护士露西尔·M.舒尔茨太太正在值夜班。她听到了第一次广播，她想待在收音机旁，希望听到第82空降师的消息，她觉得这个师会参加反攻。可是她又害怕收音机会使她一位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病人过于兴奋，这名病人很想听实况报道，他说：“我真希望我在前线。”
“你已经参加过战斗了。”舒尔茨太太边说边关掉了收音机。她坐在黑暗中悄悄哭泣着，为她那正在空降兵部队服役的21岁的儿子阿瑟念着《玫瑰经》[1]。阿瑟在第82空降师505伞兵团1营C连，人们叫他“荷兰佬”舒尔茨。
在位于长岛的家中，西奥多·罗斯福夫人躺在床上时醒时睡。凌晨3点左右，她醒过来后再也无法入睡。她下意识地拧开收音机，正好听到D日官方消息正式宣布。她知道自己丈夫的个性，他一定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然而她不知道的是，她可能是全美国唯一的女性：不仅丈夫在犹他海滩上，而且还有一个儿子在奥马哈海滩上——25岁的昆廷·罗斯福（Quentin Roosevelt）上尉在第1步兵师服役。她从床上坐起来，闭着眼睛念起家中熟悉而古老的祷词：“噢，上帝，请在今日支持我们……直到夕阳西斜，夜幕降临。”
在奥地利克雷姆斯（Krems）附近的17B战俘营里，听到消息的人高兴得几乎不能自制。在美国陆军航空队中服役的军人们，是从自制的小型矿石收音机中收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的。为了不被德国人搜到，这些晶体管有的被装在牙刷柄里，有的被伪装成铅笔的形状。詹姆斯·兰（James Lang）上士一年前在德国上空被击落，他听到这个消息时紧张得简直都不敢相信。战俘营的“新闻监听委员会”尽力警告在押的4000名战俘不要过于乐观，他们警告说“不要产生希望，我们需要时间加以证实或否定”。可是每个营房里面，都已经有人在悄悄勾勒诺曼底沿岸的地图，他们试图估计出盟军胜利进军的情况。
此时，战俘们对反攻的了解程度已经超过了德国人。到现在为止，街上的人们尚未听到一点官方的消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柏林广播电台早已先于艾森豪威尔的新闻公告三个小时，宣布了盟军登陆的消息。从6点30分起，德国人就一直向心怀疑云的外部世界不停地播放各种新闻，这些短波广播是无法被德国大众收听到的。不过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其他渠道听说了登陆的消息，尽管收听外国广播是被禁止的，并且会受到严厉的监禁惩罚，仍有一些德国人收听瑞士、瑞典或西班牙的广播。消息迅速传播开去，许多听到这一消息的人抱怀疑态度；但是有些人，尤其是丈夫在诺曼底的妇女，听到消息后十分关注，其中就有维尔纳·普卢斯卡特太太。
她本打算下午和另一位军官妻子绍尔太太出去看电影，当她听说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的谣传后，几乎歇斯底里了。她立即给绍尔太太打电话，后者也已经听说进攻的消息，她们取消了看电影的约会。“我非知道维尔纳的情况不可，”她说，“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绍尔太太的言行相当无礼，颇具普鲁士人的严酷性格。她怒气冲冲地说：“你不应当这样做！你要相信元首，要像一个优秀军官的妻子那样行事。”
普卢斯卡特太太反唇相讥：“我决不会再和你说话了！”随后重重地搁下了电话。
在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周围的人仿佛是在等待盟军的正式新闻公告，然后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直到上午10点左右（德国时间上午9点），希特勒的海军副官卡尔―耶斯科·冯·普特卡默海军少将才给约德尔的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最新情况。他被告知，有“确切迹象表明，一次重大的登陆已经开始”。普特卡默根据他所收到的全部情报，带领参谋人员迅速绘出一幅地图。然后元首的首席副官鲁道夫·施蒙特中将叫醒了元首。希特勒从卧室中走出来时，身上还穿着睡袍。他冷静地听取了副官们的报告，然后派人去叫最高统帅部长官威廉·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当两人到达时，希特勒已经换好衣服在等待他们，而且十分激动。
根据普特卡默的回忆，随后召开的会议“极为焦虑不安”。情报不够充足，但是在已知情报的基础上，希特勒坚信这不是主攻行动，并且再三重复这一观点。会议仅仅持续了几分钟便突然结束了，约德尔后来回忆说，当时希特勒突然冲着他和凯特尔大发雷霆：“那么，这究竟是不是反攻呢？”他一说完便转身离开了房间。
冯·伦德施泰特急需动用最高统帅部的预备队装甲师一事，甚至连提都未能提起。
10点15分，赫林根的埃尔温·隆美尔家中响起了电话铃声。电话是他的参谋长汉斯·施派德尔中将打来的，目的是首次就盟军登陆做完整的情况汇报[2]。隆美尔倾听着，深感震惊，心绪不宁。
这不是一次“迪耶普式的突然袭击”。凭着多年来一直伴随着他的谨慎的本能，隆美尔明白这就是他一直等待的那一天——那个被他称做“最长的一天”。他耐心地等着施派德尔做完汇报，然后嗓音中不带一丝感情，平静地说道：“我太蠢了，我太蠢了。”
他转身离开电话，隆美尔夫人发现“这通电话交谈使他变了样儿……气氛十分紧张”。随后的45分钟里，隆美尔两次打电话给他的副官赫尔穆特·朗上尉，上尉此时正在位于斯特拉斯堡附近的家中。这两个电话里他告诉朗关于返回拉罗什吉永的时间居然不一样，这让朗非常担心，这种犹豫不定绝非陆军元帅的性格。朗回忆说：“他在电话里显得情绪十分压抑，这也不像他。”
出发时间终于确定，“我们将于13点整离开弗罗伊登施塔特（Freudenstadt）”，隆美尔是这样吩咐副官的。朗挂上电话时想的是，隆美尔拖延离开的时间是为了面见希特勒；他不知道的是在贝希特斯加登，除了希特勒的首席副官施蒙特中将外，根本无人知道隆美尔当时在德国。
[1] 《玫瑰经》是天主教的一种祈祷文。
[2] 施派德尔中将告诉我，他是在“6点左右通过私人线路给隆美尔”打的电话，他在他写的《1944年的反攻》一书中也作过同样的说明。但是施派德尔将军把时间搞混了，例如，他的书说元帅是于6月5日离开拉罗什吉永的，并非像赫尔穆特·朗上尉及汉斯—格奥尔格·冯·滕佩尔霍夫上校所说的6月4日，以及B集团军群作战日志所记录的那样。在D日的作战日志上只记有一次打给隆美尔的电话：10点15分，记录写着：“施派德尔打电话向隆美尔元帅汇报形势，B集团军群指挥官今天即将返回指挥部。”——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