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21点还差几分钟,十来艘小艇出现在距离法国海岸不远的海面上。它们静静地沿着海面移动,离岸这么近,水手们都能看见诺曼底的房屋了。这些小艇并未引起注意,完成自己的任务后便遁走了,那是英国的扫雷艇——是有史以来所能集结的最强大舰队的前哨。

此刻,就在后面的英吉利海峡里,有一个排成大方阵的船队正冲破滔天浊浪,直扑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自由世界的威力与愤怒终于摆脱羁束了。它们来了,威风凛凛,一排紧接着一排,足足有十个纵队,占据了20英里的海面,林林总总不下5000艘。这里有新式的快速武装运输船、航速缓慢锈迹斑斑的货船、小型越洋班船、海峡轮船、医疗船、久经风霜的油轮、海岸巡逻艇以及成群结队的拖船。这里还有不计其数的吃水浅的登陆舰——尽是些颠簸得很厉害的舰只,其中一些几乎长达350英尺。许多这类船只和其他重型运输船上都载有用来抢滩登陆的登陆艇——数目超过1500艘。在整个舰队前面的是一行行扫雷艇、海岸巡逻快艇、置放浮标的小艇以及摩托艇,船只上空飘飞着防空气球。在云层底下翱翔的是以中队为单位的战斗机群。而在这支装满了部队、枪炮、坦克、汽车与补给品的怪异船队的外围,则是一支由702艘战舰组成的庞大舰队,[1]至于那些海军的小艇尚不计算在内。

美国海军重巡洋舰“奥古斯塔”号是艾伦·柯克海军少将的旗舰,他率领着美军特混舰队——由21艘舰船组成的护航队,驶往奥马哈与犹他海滩。就在珍珠港事件前四个月,罗斯福总统就曾搭乘这艘女王似的“奥古斯塔”号前往纽芬兰一处安静的港湾,去和温斯顿·丘吉尔进行首次历史性会面。此后这样的会面还进行了多次。旗舰周围的战列舰上战旗飘扬,舰队威风凛凛乘风破浪:战列舰队包括英国皇家海军的“纳尔逊”号、“拉米里斯”号、“厌战”号和美国海军的“得克萨斯”号、“阿肯色”号,以及骄傲的“内华达”号,在珍珠港事件中日本人曾将其炸伤,并认为已将其炸成了一堆废铁。

率领着38艘英国与加拿大护航舰只驶往剑滩、朱诺与金滩的是英国轻巡洋舰“斯奇拉(神话中的六头女海妖)”号,它是曾率队追歼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的海军少将菲利普·路易斯·维安(Philip Louis Vian)爵士的旗舰。紧挨着“斯奇拉”号的是英国最有名的轻巡洋舰之一——“埃阿斯”号,它是追踪并击沉“施佩伯爵”号的三艘巡洋舰之一。在1939年12月的拉普拉塔(Río de la Plata)河口之战中,这三艘船狠狠咬住希特勒引以为豪的“施佩伯爵”号袖珍战列舰,并迫使其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港外自沉。舰队中还有其他著名巡洋舰——美国的“塔斯卡卢萨”号和“昆西”号,英国的“企业”号与“黑王子”号,法国的“乔治·莱格”号——总共有22艘。

护航队的外围则行驶着五花八门的各种船只:风姿优雅的单桅帆船、粗短的护卫舰、如荷兰“松巴岛”号般的细长炮艇、反潜巡逻艇、鱼雷快艇,以及造型优美的驱逐舰。除了众多的美英驱逐舰之外,还有加拿大的“卡佩勒”号、“萨斯喀彻温”号和“雷斯蒂古什”号,挪威的“斯文纳”号,连波兰海军也出了一份力,派来了“闪电”号。

庞大的舰队缓慢而笨拙地横渡英吉利海峡,按照着一个历史上从未试行过的每分钟都掐得很紧的航行时刻表前进。船队从英国各港口驶出,顺着两条护航线路沿海岸南下,然后在怀特岛南面的集结海域集中。各船在那里归类排队,每艘船按照自己事先规定好的位置,加入到前往某个海滩的船队中去。集结海域马上就有了个外号:“皮卡迪利广场”[2]。护航船队从那里出发去法国时沿着5条由浮标标明的航道行驶,快到诺曼底时,5条航道又分裂成10条航道,每两条通向一处海滩——一条是快船道,另一条是慢船道。在前面开道的——仅在充作矛头的扫雷艇、战列舰和巡洋舰之后——是5艘指挥舰,它们是支棱着雷达天线和无线电天线的武装运输船,这些浮动的指挥部将是登陆部队的神经中枢。

到处都是船,对于船上的人来说,这支历史性的大舰队在他们的记忆中仍然是生平所见到的“最让人激动、最令人难忘的”一幕。对于部队来说,终于出发了是件好事,尽管前面会有种种麻烦与危险。士兵们仍然心情紧张,但是某些心理负担解除了,如今每个人只想快点把该做的事接到手,再把它干完。在登陆舰和运输船上,人们抓紧最后的时间写信、玩牌、加入长时间的侃大山。第29步兵师116团1营副营长托马斯·斯潘塞·达拉斯(Thomas Spencer Dallas)少校回忆说:“忙得不可开交的还是随军牧师。”

在一艘挤得水泄不通的登陆舰上,第4步兵师12团的随军牧师刘易斯·富尔默·库恩(Lewis Fulmer Koon)上尉发现自己成了所有教派的神职人员。团里的犹太裔军官——1营B连连长欧文·格雷(Irving Gray)上尉问库恩,肯不肯带领全连人一起向“我们全都信仰的上帝祷告,无论是新教徒、天主教徒还是犹太人,让上帝保佑我们的使命得以完成,而且倘若可能,还让我们能够平安回家”,库恩表示非常乐于效劳。海岸警卫队巡逻艇上的副炮手威廉·斯威尼(William Sweeney)下士记得,暮色苍茫中,武装运输船“塞缪尔·蔡斯”号用灯光打出了这样的信号:“正在进行祈祷。”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次航行最初的几个小时是平平静静度过的。许多人变得爱内省,他们说出了平时不会对别人说的话。数百人事后回忆说,他们认识到自己心里还是感到害怕的,于是就以异乎寻常的坦率对别人讲了一些个人私事。在这个奇特的夜晚,人们变得亲近了,而且会信赖自己过去未曾见过的人。第146战斗工兵营的厄尔斯顿·E.赫恩(Earlston E.Hern)一等兵回忆说:“我们谈了不少家里的事儿,还谈了过去的经历和登陆时的一些经验,以及情况大概会怎么样。”

赫恩所在的那艘登陆舰湿滑的甲板上,他和一个不知名姓的军医聊了一阵。“那位军医家里出了麻烦,他那当模特的老婆要和他离婚。他愁得不行,他说得等他回家以后再说这事。我还记得,我们说话的整个过程中,有个小伙子在近旁轻轻哼唱。那小子还说,他这会儿唱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听,这似乎真的让他觉得高兴。”

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帝国铁砧”号登陆舰上,美军第1步兵师的迈克尔·库尔茨(Michael Kurtz)下士——参加过北非、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战役的老兵——看到换班的人正朝他走来,那是来自威斯康星州的约瑟夫·斯坦伯(Joseph Steinber)二等兵。

“下士,”斯坦伯说,“你真的认为咱们有可能成功吗?”

“见鬼,那还用问,小子,”库尔茨说,“不用为自己是死是活发愁,在这支部队里咱们总是先为马上来临的战斗操心。”

第2游骑兵营外号叫“弯杆儿”的比尔·L.佩蒂(Bill L.Petty)中士同样正在发愁。他和好友比尔·麦克休(Bill McHugh)一等兵一起,坐在从前跑海峡航线的老渡轮“马恩岛”号的甲板上,望着逐渐逼拢过来的暮色。佩蒂瞅着他们周围那些船只长长的影子,聊以解愁,他的心思都系在奥克角的悬崖绝壁上了。他转过脸来对麦克休说:“咱们不用指望从这场战斗中活下来了。”

“你也太悲观了。”麦克休说。

“也许是吧,”佩蒂答道,“反正咱们俩只能有一个活下来,老弟。”

麦克休还是满不在乎,他说:“到了老天爷非要你死的份上,你想要活也活不成啊。”

有些人想试着看书。第1步兵师的艾伦·C.博德特(Alan C.Bodet)下士开始读亨利·贝拉曼的《金石盟》[3](Kings Row),可是他发现思想很难集中,因为他老在为自己那辆吉普车担心:一旦把车子开到三四英尺深的水里去时,它的防水功能会不会失灵呢?在一艘满载的坦克登陆舰上,加拿大第3步兵师的阿瑟·亨利·布恩(Arthur Henry Boon)二等兵试图把一本有着耸人听闻标题的袖珍版图书《一个少女与一百万个男人》看完。英国登陆舰“帝国铁砧”号上,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在读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拉丁文版的《歌集》(Odes),这让第1步兵师16团的随军牧师劳伦斯·E.迪瑞(Lawrence E.Deery)惊诧不已。而迪瑞自己呢(他将在第一轮攻击波中和第16步兵团一起登上奥马哈海滩),他夜里的时间也都花在读西蒙兹的《米开朗基罗传》上了。在另一支护航船队里,由于登陆艇颠簸得太厉害,几乎所有人都晕船了。加拿大第3步兵师的詹姆斯·道格拉斯·吉兰(James Douglas Gilan)上尉取出一本对今天晚上有着特殊意义的书。为了安定自己和另一个军官朋友的神经,他翻到《诗篇》第23篇[4],高声读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并非到处都那么庄严肃穆,轻松的气氛同样存在。在英国运输船“宝贝儿本”号上,一些游骑兵把四分之三英寸粗的绳子从桅杆顶部一直拉到甲板上,接着便满船爬来爬去,让英国海员看得眼睛都发直了。另一条船上,加拿大第3步兵师的官兵们举办了一次文娱晚会,节目有各种朗诵、吉格舞(一种轻快的三拍快步舞)、里尔舞(轻快的苏格兰双人舞)和大合唱。在第8步兵旅王后属加拿大来复枪团,外号“珀迪”的詹姆斯·珀西瓦尔·德·莱西(James Percival de Lacy)中士听着风笛合奏的《特拉利的玫瑰》(Rose of Tralee),情绪激动之下忘记自己身在何方,竟站起身来建议为爱尔兰的埃蒙·德·瓦莱拉[5](Eamon de Valera)干杯,因为他“让我们免于卷入战争”。

许多前几个小时里还在为自己能否活下来而担忧的人,现在却巴不得早点抵达海滩。比起他们对德国人的畏惧,坐船渡海才真是最可怕的事情。晕船症像瘟疫似地传遍所有59个护航船队,晕得最厉害的是在颠簸得最凶的登陆舰上的水兵。每个人都拿到了晕船药,外加一样东西:它在装备清单上以军队典型的精确性写明:“纸袋,呕吐用,一只”。

军队的效率至此也算是高到家了,然而还是不够。“呕吐袋都装满了,钢盔里也满了,防火桶里的沙子给倒了出来,那里也满了出来,”第29步兵师的小威廉·詹姆斯·威德菲尔德(William James Wiedefeld,Jr)技术军士长(相当于二级军士长)回忆道,“你在钢甲板上根本站不住,到处都听到有人在说‘如果要咱们去死,也得让咱们到这些该死的澡盆外面去’。”

在一些登陆舰上,士兵们实在受不了,他们威胁说——也许更多的是吓唬人而不是认真的——要跳海。加拿大第3步兵师的戈登·K.莱恩(Gordon K.Laing)二等兵发现自己揪住一个朋友不放,那人“求我放开他的裤带”。皇家海军突击队员拉塞尔·约翰·威瑟(Russel John Wither)中士记得,他所在的船上“呕吐袋很快就用完了,到后来只剩下一只”,人们都把它传给别人用。

由于晕船,无数人都没能享用到往后几个月里他们再也吃不上的好饭菜。上级做出特殊安排,让所有的船都供应最好的食物,这份特殊的饭菜——部队戏称其为“最后的晚餐”——在各条船上都不一样,而各人的胃口又各不相同。在武装运输船“查尔斯·卡罗尔”号上,第29步兵师116团3营作训参谋卡罗尔·B.史密斯(Carroll B.Smith)上尉得到的是一份牛排,上面铺着几只煎鸡蛋,蛋黄朝上,外加冰激凌和罗甘莓,2个小时后他拼命推开别人往栏杆边上挤去。第112战斗工兵营的小约瑟夫·K.罗森布拉特(Joseph K.Rosenblatt,Jr.)少尉一连吃了7份白汁鸡皇,胃口越吃越好。第5特种工兵旅的基思·布赖恩中士同样如此,他吃完了三明治和咖啡后还觉得没尽兴,他的一个部下到厨房去“搬来”一加仑什锦水果,四个人分着把它吃光了。

在英国船“查尔斯王子”号上,第5游骑兵营的埃弗里·J.桑希尔(Avery J.Thornhill)中士逃过了一切不适,他服了过量的晕船药从头一直睡到尾。

船上的人们尽管经受着种种痛苦与恐惧,但他们记忆中烙印下的某些景象却出奇地清晰。第29步兵师116团3营L连的唐纳德·C.安德森(Donald C.Anderson)少尉记得,天黑前1小时,太阳从云层里露出来,使整个舰队剪影似的轮廓格外分明。为了向第2游骑兵营的汤姆·F.瑞安(Tom F.Ryan)中士表示祝贺,F连的战士将他围拢在中间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当天他刚满22岁。在第1步兵师那位想家的19岁罗伯特·马里恩·艾伦(Robert Marion Allen)一等兵看来,这天晚上倘若“能在密西西比河上划划小船,那是最惬意不过的了”。

在整个舰队的每条船上,黎明时分将创造历史的人们都在让自己尽可能地休息。法国的突击队队长菲利普·基弗少校在登陆舰上往毯子里钻时,脑子里忽然想起1642年埃奇希尔战役时雅各布·阿斯特利(Jacob Astley)爵士所做的祈祷。基弗祷告说:“哦,主啊,你知道我今天有多么的忙碌和紧张。若是我没来得及想起你,求求你可千万别忘了我……”他把毯子往上拉拉,几乎立刻就沉入了梦乡。

刚过22点15分,德军第15集团军反间谍部门的主官迈尔中校冲出办公室,在他手里攥着的也许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所截获的最重要的情报。迈尔现在知道进攻就是48小时之内的事了,掌握了这条信息盟军就可以被赶回到海里去。信息源自英国广播公司对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广播,它是魏尔兰诗歌的第二行:“单调颓丧,深深刺伤我的心。”

迈尔冲进餐厅,第15集团军指挥官汉斯·埃伯哈德·冯·扎尔穆特(HansEberhard Kurt von Salmuth)大将正和他的参谋长鲁道夫·霍夫曼(Rudolf Hofmann)中将以及两个军官在打桥牌。“将军!”迈尔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信息,第二部分——收到了!”

冯·扎尔穆特沉吟片刻,接着便下令第15集团军进入全面战备状态。就在迈尔急匆匆地走出房间时,他的眼睛又回到手里的牌上去了。冯·扎尔穆特记得自己当时是这样说的:“我老了,见得多了,再也不会为这样的事情过于激动了。”

回到办公室后,迈尔便和部下立即用电话通知西线德军总部,接着又报告了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与此同时,还通过电传打字机向其他指挥部做了通报。

第7集团军又一次未接到通知,[6]其原因从未得到过能让人满意的解释。再过四个多小时,盟军舰队就会抵达5个诺曼底海滩外的集结海域;三小时内18000名空降兵将降落在夜色中的田野与灌木篱墙上——也就是说要进入从未得到有关D日警告的德军第7集团军防区。

第82空降师的“荷兰佬”阿瑟·舒尔茨二等兵做好了准备。和机场上的每个人都一样,他穿上了跳伞服,右胳膊上挂着降落伞。他的脸用炭涂黑了,脑袋和今晚的每个伞兵一样,剃成了怪模怪样的易洛魁族印第安人的式样:只留下从脑门直到后脑勺的窄窄的一行头发,别处都剃得精光。他的身边是武器装备。他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准备,几个小时前赢到手的2500美元现在只剩下20美元了。

现在,伞兵们等待卡车把他们载到飞机跟前去。“荷兰佬”的朋友二等兵杰拉尔德·科伦比(Gerald Columbi)从一个玩骰子的赌摊里跑出来。“快,借给我20块钱!”他说。

“干吗?”舒尔茨问道,“没准你会给打死的。”

“我把这个押给你。”科伦比边说边解下他的手表。

“好吧!”“荷兰佬”说道,递给他自己最后的20美元。

科伦比又跑回去掷骰子了,“荷兰佬”瞧了瞧手表,那是只毕业时送给孩子的那种布洛瓦牌金表,背后还刻着科伦比的名字以及父母的祝词。就在此时有人喊道:“好了,咱们走吧。”

“荷兰佬”提起他的装备和其他伞兵一起离开机库,他爬上卡车时见到科伦比就在自己身边。“还你,”他边说边把那只手表递给科伦比,“我用不着2只手表。”

现在“荷兰佬”身上只剩下母亲寄给他的那串念珠了,他后来决定还是把念珠带上。卡车驶过机场,朝等候在那儿的飞机开去。

在英国各地,盟军空降部队都登上了各自的飞机与滑翔机。运载为空降部队标明空降场的探路者的飞机已经飞走了。在纽伯里的第101空降师师部,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将在一小群军官和4名新闻记者的陪同下,来看望准备首批起飞的部队。刚才艾森豪威尔和战士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在这次进攻的各个方面,他最担心的就是空降行动了,他的一些指挥官相信,空降行动也许会造成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伤亡率。

艾森豪威尔已和第101空降师师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少将道了别,后者将率领他的部下投入战斗。泰勒离开时腰杆挺得笔直,有点发僵,他不想让最高统帅知道下午玩壁球时他的右膝上扯伤了一根韧带,艾森豪威尔没准儿会不让他去的。

现在,艾森豪威尔站在那儿看着飞机一架架在跑道上滑行并慢慢升入空中,一架接一架地消失在黑暗里,在机场上空盘旋完成编队。艾森豪威尔双手深深地插在兜里,凝视着夜空,巨大的机群在机场上空发出最后的轰鸣,朝着法国飞去。这时,全国广播公司的雷德·米勒朝最高统帅望去,他看到艾森豪威尔热泪盈眶。

几分钟后,在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舰队上的人们听到了机群的发动机声。声音越来越响,接着头顶上传来一阵阵浪潮似的轰鸣声。整个机群用很长时间才飞了过去,此后发动机的轰鸣开始减弱。在美军驱逐舰“赫恩登”号的舰桥上,巴托·法尔中尉、值班军官们以及美国报业协会的战地记者汤姆·沃尔夫(Tom Wolf)凝视着黑暗的天空,谁都没有说话。当最后一个编队飞过去时,一盏琥珀色的灯透过云雾朝下面的舰队闪烁,它用摩尔斯电码慢慢打出了3个点和1个长划:那是V字,代表“胜利”的意思。

[1] 对反攻舰船的确切数目究竟有多少存在着较大分歧,可是关于D日最精确的军事著作——戈登·哈里森的《横越海峡的攻击》(官方的美国军事史)与海军少将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海军史《对法国与德国的进攻》——都一致认为数字为5000艘左右,这个数字包括船上运载的登陆艇在内。英国皇家海军中校肯尼思·爱德华兹的《海神行动》则提供了约4500艘的较低数字。——原注

[2] 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圆形广场,周边都是戏院和娱乐中心。

[3] 当时流行的一部爱情小说,曾被好莱坞改拍为电影,男主角的扮演者是后来的美国总统里根。

[4] 《圣经·旧约》中的一卷。

[5] 埃蒙·德·瓦莱拉(1882—1975),爱尔兰争取独立斗争的领袖,曾任爱尔兰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宣布爱尔兰中立。

[6] 本书中所有的时间用的都是英国双夏令时,它比德国中部时间晚1个小时。因此,对迈尔来说,他的部下截获信息的时间是21点15分。第15集团军的作战日志记录了发给各指挥部的电传打字的信息确切文本,全文如下:“电报打字第2117/26号急件发送单位:第67、81、82、89军,比利时与北法军事总督,B集团军群,第16高射炮师,海军海峡防卫指挥部,比利时与北法德国空军。6月5日21点15分英国广播公司的信息被释译。据我方所知情况判断,该信息含义为‘攻击可望在6月6日零时起48小时之内进行’。”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第7集团军还是第84军都没有被包括在上述名单里,通知这些单位并非迈尔的任务,其责任应由隆美尔的指挥部担负,因为这两个单位都归B集团军群指挥。然而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为何伦德施泰特的西线德军总部未向从荷兰直到西班牙边境的整个海岸防御前线发出警告。令这个谜团更为复杂的是,战争结束时,德方宣称至少15条与D日有关的信息被截获而且被准确地释译。“魏尔兰信息”据我所知是唯一被记载进德军作战日志的一条。——原注